论衡校释卷第四

译使世俗务实求诚的。”

世人相信虚妄的书，认为记载在竹帛上的，都是贤圣所传，没有不是事实的事，所以相信并认为它是对的，诵读它；看到真实的传记，与虚妄的书相违背，就一并说短书不可信用。短书，见《谢短篇》注。刘盼遂按：这里说短书，是王充认为世俗把真实的传记当作短书。幽冥的实情尚可知晓，深隐的情形尚可确定，显明的文字露出的书籍，是非容易看见，笼统地一起传述，不是事实，用精不专一，对事没有思考。

世间传书诸子的言论，大多想要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来骇世俗之人；写乖异的书，以著殊异之名。

传书说：延陵季子出游，《韩诗外传》十云：“游于齐。”《吴越春秋》云：“去徐而归。”看见路上有遗落的金子。正当夏五月，有披着皮衣砍柴的人。季子呼叫砍柴的人说：“砍柴的人”，《外传》作“牧者”。下同。“取那地上的金子来。”砍柴的人投镰刀于地，怒目拂手而言曰：《字林》说：“瞋，张目。”“您居位之高，视下之卑，仪貌之庄重，语言之粗野吗？孙曰：“壮”当作“庄”。“庄”、“野”对文。《韩诗外传》十作“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是其义。我在夏五月，披着皮衣砍柴，《高士传》“薪”上有“负”字。难道是取金子的人吗？”季子谢之，请问姓字。砍柴的人说：“您是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字？”遂去不顾。见《韩诗外传》、《吴越春秋》。（今本佚，《书抄》一二九、《类聚》八三、《御览》六九四。）

世人认为如此，大概是虚言。

季子以吴国动乱为耻，吴国想要共同拥立他为主，最终不肯接受，离开去延陵，终身不还，《公羊传》襄二十九年传：“谒也、余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余祭也立；余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弒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

译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何注：“延陵，吴下邑。不入吴国，不入吴朝也。”廉让之行，终始若一。许由让天下，见《庄子·让王》篇。不嫌贪封侯；伯夷委国饥死，见《史记》本传。不嫌贪刀钩。吴曰：《左氏传》云：“锥刀之末，尽争之矣。”杜注：“锥刀，喻小事也。”刀钩犹云锥刀矣。刘盼遂曰：“嫌”，“慊”之借字。嫌亦贪也，“嫌贪”骈字。《孟子》：“行有不慊于心。”赵注：“慊，快也。”《齐策》：“齐桓公夜半不嗛。”高注：“嗛，快也。”慊、嗛、嫌，同声通用。下文诸“嫌”字同。晖按：刘训“嫌”为“贪”，以为“嫌贪”骈字，非也。《淮南泛论》篇：“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为此文所袭。此云“贪”，犹《淮南》言“盗”言“利”也。不得以“嫌贪”连读。下文“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句无“贪”字，明非“嫌贪”骈字。“

译季札出使中原各国，途中经过徐国，徐君喜爱他的宝剑，季札没有立即给他。回来时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后离去，此事见于《史记·吴世家》及本书《祭意》篇。这是廉洁谦让的心意，以违背自己先前的意愿为耻。季札不亏待死者，舍弃了宝剑，何必嫌弃呵斥活人从地上拾取金子呢？

季札还没离开吴国吗？那时他是公子；已经离开吴国了吗？那时他是延陵君。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封地在延陵。无论是公子还是君侯，出行都有先后次序，车驾都有随从，不可能空手走在路上，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不认为拾取金子可耻，何必难以命令左右随从？却去麻烦那个披裘砍柴的人呢？

世人称颂柳下惠的品行，说他能在幽暗之处自我修养保持高洁。《荀子·大略》篇说：“柳下惠与守后门的人同穿一件衣服，却没有被人怀疑。”《毛诗·巷伯》传文说：“柳下惠与未及出嫁的女子同处，而国人并不称他有淫乱之行。”贤者操守相同，所以千年之后心意相通。把季札放在昏暗之处，尚且不拾取金子，何况在光天化日之下，前后随从完备，从路上拾取金子，这不符合季札的操守。

或许季札确实看到了遗失的金子，怜悯那个披裘砍柴的人，想用来增加他的财富；《吕氏春秋·贵当》篇注说：“益，就是富。”或许说是拾取那地上的金子，想给砍柴的人，自己并不占有。世俗传言，却说季札拾取了遗失的金子。

传书中有的说：《御览》八九七、《事类赋》二一引“传”字并作“儒”。颜渊与孔子一起登上鲁国的太山，《御览》、《事类赋》引文并作“东山”。《韩诗外传》、《左传·昭公十八年》传疏、《续博物志》叙述此事并作“泰山”，与此文相符。孔子向东南望去，吴国昌门外有系着的白马，《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说：“昌门，是吴国西郭门，夫差所建。”应劭《汉官仪》载马第伯《封禅仪记》说：“太山吴观者，望见会稽。”（见《续汉百官志》注。）这大概也是主观臆测。《事文类聚后集》三八引《家语》说：“颜渊望吴门马，见一匹白练，孔子说：‘是马。’”那么马的光影只是一匹长条罢了。所以后人称马为一匹。盼遂按：“阊”字，应当依据宋本改为“昌”，才与下文一致。引文说颜渊指着那里说：“你看见吴昌门了吗？”“若”读作“尔”。颜渊说：“看见了。”孔子说：“门外有什么？”颜渊说：“有像系着白练的样子。”《御览》八九七引文作：“见一匹白练，前面有生蓝。孔子说：‘唉，这是白马卢刍。’派人去看，果然如此。”《事类赋》二十一引文作：“说‘一匹白练，前面有生蓝。’孔子说：‘白马卢刍也。’”《韩诗外传》也说：“颜渊说：‘看见一匹白练，前面有生蓝。’孔子说：‘白马芦刍也。’”（今本已佚。《御览》八一八引。）正好与《御览》、《事类赋》引文相符。怀疑此处脱漏了“前面有生蓝”等字。但唐李石《续博物志》七说：“颜渊说：‘看见了，有系着白练的样子。’”即引用此文，而与今本相符，难道有一本是这样吗？孔子抚摸他的眼睛而制止他，于是和他一起下山。“正”，《续博物志》作“止”，与“因与俱下”意义正好相生。《韩非子·十过》篇：“师延鼓琴，师旷抚摸制止他。”《史记·乐书》：“师旷抚摸而制止他。”正与此“抚其目而止之”句例相同。今本作“正”，是形近致误，应当据以改正。唐陆广微《吴地记》：“孔子登山，望东吴阊门，叹道：‘吴门有白气如练。’现在设置曳练坊及望馆坊因此得名。”（“望馆”，《姑苏志》作“望舒”。）下山后颜渊头发变白牙齿脱落，于是因病而死。大概是因为精神不能像孔子那样，强行极力远望，精华耗尽，所以早夭。这大概本于《韩诗外传》。（今本已佚。《类聚》九三、《史记·货殖传》索隐、《御览》八一八、曾慥《类说》三八引。）

世俗听到这件事，旧校说：一版本有“人”字。都认为是真的。如果按照实论来推究，大概是虚妄之言。

查考《论语》的文字，没有这句话；考察六经的传文，也没有这话。如果颜渊能看见千里之外，与圣人相同，孔子、诸子，为什么忌讳不说呢？

大概人眼所见的，不过十里；超过这个距离看不见，不是视力明察，是因为远。传文说：“泰山之高巍峨耸立，离开它百里，看不见土块，是因为远。”先孙说：“土块”当作“埵堁”。《淮南子·说山训》说：“泰山的容貌，巍巍然高，离开它千里，看不见埵堁，是因为远的缘故。”高诱注说：“埵堁犹尘翳也。”（今本作“席”，是讹误。晖按：吴丞仕说：“‘席’当作‘墆’。”）这就是王充所本。后《说日》篇说：“泰山之高，参天入云，离开它百里，看不见埵块。”“堁”、“块”意义也相同。（孙奭《孟子音义》引丁公音说：“‘堁’，开元文字音‘块’”则“堁”、“块”古通。）盼遂按。查考鲁国到吴国，有一千多里，即使让离朱远望，《孟子·离娄》篇赵注说：“离娄，古代眼力极好的人，大概认为是黄帝时的人。离娄即离朱，能在百步之外，看见秋毫之末。”离朱，见于《庄子·天地》篇。终究不能看见，何况让颜渊，怎么能审察清楚呢？

译如果才能接近圣人，如《论语·先进篇》所说：“颜回大概差不多了。”何晏解释说：“接近圣人的道理。”《易·系辞传》说：“颜回这个人，大概差不多了。”王弼解释说：“接近并仰慕圣人。”这是从才能方面来说，那么与何晏的说法相合。

“明目异于人”，怀疑应当作“目明”。那么世人适宜称他为亚圣，《论语·先进篇》皇侃疏引刘歆说：“颜回，是亚圣。”《文选》应休琏《与侍郎曹长思书》注引《新论》说：“颜渊有高妙仅次于圣人的才能，闻一知十。”不适宜说离朱。人的眼睛看东西，物体大的容易看清，小的难以审察。假如颜渊处在昌门之外，眺望泰山的形状，终究不能看见，何况从泰山之上，察看清白马的颜色？颜色不能看见，是很明显的。不是颜渊不能看见，孔子也不能看见。用什么来验证呢？耳目的功用，是相同的。眼睛不能看见百里之外，那么耳朵也不能听见百里之外。盼遂按语：上下文都讲眼睛看见的事情，这句话侧重耳朵听见，自相矛盾。应当是“耳朵不能听见百里之外，那么眼睛也不能看见百里之外”，后人错误地颠倒了顺序。陆贾说：“离娄的视力，不能看清帷幔帘子之内；《淮南子·说山训》注：‘帷就是幕。上面叫幕，旁边叫帷。’《国语》韦昭注：‘薄，是帘子。’师旷的听力，字子野。晋平公的乐太师。不能听见百里之外。”现在《新语》没有这段文字，大概是引用其他著作。昌门与泰山，不仅仅是帷幔帘子之内，百里之外的问题。

秦武王与孟说举鼎承受不住，筋脉断裂而死。见《史记·秦本纪》。举鼎用力，力气来自筋脉，筋脉承受不住，断裂受伤而死，道理是适宜的。现在颜渊用眼睛望远，望远眼睛承受不住，适宜失明，头发变白牙齿脱落，不是它导致的。盼遂按语：吴承仕说：‘“致”怀疑应当作“效”，字形相近的错误。’头发变白牙齿脱落，是因为专心于学习，勤奋努力不停息，气力耗尽，所以导致死亡。伯奇被放逐，头发早早变白，《诗经》说：“只有忧愁使人衰老。”这是《小雅·小弁》的文本。毛亨序说：“《小弁》，是为了周幽王。太子的师傅作的。”《孟子·告子篇》，赵岐注：“伯奇是仁人，而父亲虐待他，所以作《小弁》诗。”与这个说法相同，大概是鲁诗的说法，所以与毛诗不同。刘履恂《秋槎札记》说：“王充说伯奇被放逐作《小弁》诗。《说苑》：（自注：根据《文选》陆士衡《君子行李》注引用。）‘王国君，前妻儿子伯奇，后妻儿子伯封，兄弟相爱。后妻想让她的儿子当太子，对国王说：“伯奇喜欢我。”国王上台观看。后妻取蜂，去掉它的毒，放在衣领之中，经过伯奇身边。伯奇去看，袖中杀死蜂。国王看见，责备伯奇。伯奇出去，使者就在袖中有死蜂。使者报告国王，国王看见蜂，追赶他，已经自己投河而死。’按：伯奇因为谗言而死，不是放逐，怎么能作《小弁》诗？这是毛诗序可贵的原因。”晖按语：仲任说“伯奇被放逐”，话不是没有根据。刘氏说“因为谗言而死，不是放逐”，是不对的。《汉书·中山靖王胜传》，胜听到音乐哭泣，回答说：“宗室被排斥，骨肉分离，这就是伯奇流离失所的原因，诗说：‘我心忧伤，痛苦如捣。假寐长叹，只有忧愁使人衰老。心中的忧愁，病如头痛。’”也引用《小弁》的诗。颜师古注说：“伯奇，是周尹吉甫的儿子。侍奉后母非常孝顺，而后母在吉甫面前诬陷他，吉甫想杀他，伯奇于是逃到山林。”《后汉书·黄琼传》，黄琼上疏说：“伯奇非常贤能，最终被流放。”注引《说苑》说：（现在版本缺失。）‘王国儿子前妻儿子伯奇，后妻儿子伯封。后妻想让她的儿子立为太子，劝说国王说：“伯奇喜欢我。”国王不相信。他的母亲说：“现在伯奇在后园，我经过他旁边，国王上台观看，就可以知道。”国王按照她的话做。伯奇进入园中，后妻暗中取十几只蜂，放在单衣中，经过伯奇身边说：“蜂蜇我。”伯奇从衣服中取蜂杀死。国王远远看见，于是驱逐伯奇。’扬雄《琴清英》说：“尹吉甫儿子伯奇非常孝顺，后母诬陷他，自己投江，衣服长满苔藓带着水草，忽然梦见水仙赐给他美药，只想着赡养亲人，高声悲歌，船夫听见并学习它，吉甫听见船夫的声音，怀疑思念伯奇，作《子安》的操。”（《御览》五八八琴部。）蔡邕《琴操》：“《履霜操》者，是尹吉甫的儿子伯奇作的。吉甫娶后妻，生儿子叫伯封，于是诬陷伯奇给吉甫，放逐到野外。伯奇清晨踩着霜，自伤无罪被驱逐，于是弹琴鼓动它。宣王出游，吉甫跟随他，伯奇于是作歌以感动宣王。宣王听见，说：“这是孝子的言辞。”吉甫于是到野外寻找伯奇，而感悟，于是射杀后妻。”我在前面《累害篇》注中见过。这是鲁诗的说法自然与毛诗不同。刘向也研究鲁诗，不能执着于它互相辩难。又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卷一文字考异说《论衡》作“唯忧用”。按现在版本正作“老”，《诗考》三引相同，不知道范氏看见什么版本。伯奇因为忧愁，而颜渊用眼睛，短暂仓促地看，怎么能导致这样？又见后面《实知篇》。

儒书说：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是因为巡狩年老，死在路上。《汉书·主父偃传》注：“道死，是说死在路上。”《礼记·檀弓》：“舜葬在苍梧的野外。”《山海经》说：“舜葬在苍梧山的南面。”《淮南子·齐俗训》说：“舜葬在苍梧的市场。”《墨子·节葬篇》：“死在路上，葬在南己的市场。”《吕氏春秋·安死篇》说：“葬在纪市。”《墨子》与《吕览》说法相同。古书关于舜的葬地，多称苍梧。至于死在路上的原因，则众说不一。《墨子》说：因为向西教化七戎。《淮南子·修务训》说：“舜征讨三苗，于是死在苍梧。”《檀弓》郑玄注说：“舜征讨有苗而死，于是留葬在那里。”《御览》八一引《帝王世纪》说法相同，都不说巡狩。《史记·五帝纪》：“舜南巡狩，崩在苍梧的野外。”刘向《列女传》：“舜升道南方，死在苍梧。”《舜典》伪孔传：“升道南方巡狩，死在苍梧的野外”，《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相同。都说舜巡狩死在路上。禹的葬地，诸书都说会稽。死在路上的原因，《墨子·节葬篇》说：“禹向东教化九夷。”（应当作“于越”。）那么与巡狩意义不同。《史记·夏本纪》赞说：“禹在江南会合诸侯，计算功劳而崩。”《吴越春秋》，《无余外传》：“禹五年改定，周行天下，回到大越，登上茅山，以朝见四方群臣。将要年老，命令群臣说：‘葬我在会稽’。于是崩。”《越绝书》外传，《纪地传》文字略同，大概都是仲任所依据的。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区别远近，不区分内外，所以于是止葬。

译说舜、禹巡狩，是真实的；说他们巡狩，是虚构的。

舜和尧，都是帝王，共同拥有五千里的疆域，参见《艺文志》增篇注。同处四海之内；两位帝王的治国之道，相互沿袭没有不同。《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的对策说：“道不变，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继传承。”《尧典》篇中，舜巡狩向东到达岱宗，向南到达霍山，《舜典》说：“五月南巡守，到达南岳。”伪孔安国传解释说：“南岳是衡山。”这里说是霍山，是因为《白虎通·巡狩篇》引用《尚书大传》说：“五岳，指的是岱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说死》、《辨物》篇与此相同。并且依据今文《尚书》的说法。向西到达太华，向北到达恒山。以上内容见于今文《舜典》。引用称为《尧典》，是因为古本《舜典》原本合在《尧典》之中。百篇《尚书》自有《舜典》，后来经过亡佚，伪孔安国传妄自将《尧典》中“慎微五典”以下部分分为《舜典》。《孟子·万章篇》引用《尚书》“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等语，现在见于《舜典》，而称为《舜典》，正与此相合。认为四岳是四方之中，诸侯前来，都聚集在岳下，无论幽深还是远近，没有看不到的。圣人做事，追求适宜恰当。禹王像舜一样，事情没有改变，巡狩所到之处，也如同舜一样。孙氏说：“以”字疑是“亦”字的误写。草书字形相近导致讹误。舜到达苍梧，禹到达会稽，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舜、禹之时，“者”字根据下文例证增补，“实者”，是本书常用语。洪水尚未治理。尧传位给舜，舜接受帝位，与禹分区域，去治理洪水。尧去世之后，舜年老，也将帝位传给禹。舜向南治水，死在苍梧；禹向东治水，死在会稽。《孟子·滕文公上》说：“尧时洪水，尧推举舜负责治理。舜派禹疏通九河，决开汝水、汉水”，《史记·夏本纪》说：“尧寻求治水的人，得到鲧，功效没有成就。又得到舜，舜巡狩，看到鲧治水没有成效，杀了他，又推举禹。”各种书籍记载大致相同。这里说“分区域去治理”，未曾听闻。贤圣把天下当作家业，所以就地安葬。《白虎通·巡守篇》说：“王者巡狩死在路上，归葬何处？太子应当作为丧主，天下人都来奔丧，京师是四方之中。如果这样，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当时崇尚质朴，所以死后就停葬，不再烦扰百姓。”皮锡瑞说：“根据班固及王充这篇文章，那么今文家认为巡狩，与司马迁的意思相同。而王充自己提出说法，认为是治水。然而舜、禹去世时，已经没有了水患，舜、禹分区域治水，这件事在其他书中完全不见记载，是主观臆断的说法。《淮南子·修务训》说：‘南征三苗，死在苍梧，’韦昭《国语》注说：‘野死，指征讨有苗，死在苍梧之野。’《帝王世纪》说：‘有苗氏叛乱，南征，死在鸣条。’那么都认为是在征讨三苗，不仅仅是巡狩。《尧典》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罢免或提升官员，使各种事业都兴盛。分北三苗。陟方乃死。’用经文考察，‘三次考核罢免或提升官员，分北三苗’之后，紧接着就是‘陟方乃死’的文字，那么舜的陟方，必定是为了考核政绩，并分北三苗而去，所以《国语》说：‘勤于民事而死在野外。’今文说认为是巡狩、征讨三苗，是正确的。”

吴君高说：君高参见《案书》篇注。会稽本来是山名，夏禹巡狩，在此山进行会计，因此用此命名郡县，所以叫会稽。《越绝书·外传纪越地传》说：“禹巡狩太越，登上苗山，大会计，封赏有德的人，封赏有功的人，改苗山名为会稽。”这是本文的依据。又《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说：“禹周行天下，回到大越，登上茅山，于是大会计，于是改茅山名为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赞语记载：“有人说禹在江南会合诸侯，计算功劳而死，命名为会稽。会稽，就是会计。”都与君高的说法相同。《史记集解》引用《皇览》说：“会稽山，本名茅山，在县南，距离县七里。”《十道志》说：“会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水经注·渐江水》说：“即古防山，一名茅山，也叫栋山。”在今浙江山阴县南。

说因为山名而命名郡县，是可以的；说禹巡狩，在此山进行会计，是虚构的。《越绝书·吴地传》说：“吴古故从由拳辟塞，度会夷，奏山阴。”俞樾说：“会夷就是会稽的异文。王充极力辩驳夏禹巡狩会计的说法，却不知道古代有会夷之名。”

巡狩本来不到达会稽，怎么能在此山进行会计？应当听从君高的说法，确实“会稽”是“会计”，盼遂案：“宜”是“且”的误字。这是承接上文“不到达会稽”的话，进而一层辩驳诘问。禹到南方，在哪里进行会计！如果禹开始向东，死在会稽，“始”字在意义上没有可取之处。“禹死”与“会计”事情不相干，此文应当作“如禹东治水于会稽”，意思是“如果禹向东在会稽治水而进行会计，那么舜也巡狩苍梧，在哪里进行会计？”所以下文用舜的事来诘问。大概“治”、“始”二字字形相近而讹误，又误夺在“东”字上，又脱漏“水”字。“死”字因上文“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而衍出。舜也巡狩，到达苍梧，在哪里进行会计？百王治理安定就出巡，《白虎通·巡狩篇》说：“巡是循行，狩是牧养，为天下循行牧养百姓。道德太平，担心远近教化不同，幽隐之处有不得其所的人，所以必须亲自去做，这是谨慎恭敬重视百姓的极致。”巡狩就总是进行会计，那么四方的山都进行会计了。

译历代帝王天下太平，便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五经通义》说：“改换姓氏而称王，达到太平盛世，必定要封泰山、禅梁父山，承受天命而称王，治理众生，向天报告太平，报答群神的功德。”泰山之上，封禅遗迹可见的有七十二处，杂乱湮灭的则数不胜数。《史记·司马相如传·封禅文》索隐引胡广说：“纷，杂乱；纶，埋没。”《韩诗外传》说：“可以数出来的，有七十多人；无法数出来的，数以万计。”桓谭《新论》说：“泰山上有刻石共一千八百多处，而能识别知晓的只有七十二处。”如果确实帝王巡狩就必定进行会计（考核政绩），那么像泰山封禅这样的会计之地，四方应该很多。

郡国的名称，就像万物的名称一样，是无法说尽的。难道只为会稽设立名称吗？周朝时旧称吴、越；为吴、越设立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六国设立名称，情形又该是怎样的呢？天下的郡国将近一百个，县邑超过万个，这是根据汉朝的情况而言的。《地理志》记载：“继承秦朝的三十六郡。后来逐渐分拆，到汉平帝时，共有郡国一百零三个，县邑一千三百一十四座。”《续郡国志》说从光武帝到和帝，各有省并设置。乡、亭、聚、里，都有称号名称，圣贤之才也无法说尽。您能解说会稽的名称，却不能辨明确定方位的名称，关于会计的说法，是不能听信的。

巡狩是为了考察校正法度，大禹时代吴地是裸国，剪断头发，在身上刺画花纹，注释见《初禀篇》。考察这些没有用处，会计又该如何进行呢？

传说中说：舜葬在苍梧，大象为他耕地；禹葬在会稽，鸟儿为他除草。“鸟”字，宋本、元本、通津本都误作“乌”。程本、王本、崇文本、《前偶会篇》、《御览》八九〇引此文字都作“鸟”，现在据以校正。田读作“佃”，下文相同。大概是因为圣人的德行所致，上天派鸟兽来报答保佑他们。刘赓《稽瑞》引《墨子》佚文：“舜葬在苍梧，大象为他耕地；禹葬在会稽，鸟儿为他除草。”《吴越春秋·无余外传》：“禹年老，命令葬在会稽，崩逝后，上天赞美禹的德行，慰劳他的功劳，派遣百鸟回来为民除草，大小有差别，进退有行列。”又见《越绝书》。《御览》四一引《郡国志》：“九疑山有九座山峰，第六座叫女英峰，舜葬在这座峰下，第七座叫萧韶峰，峰下就是象耕鸟耘的地方。”（现在《续汉书·郡国志》只说“营道南有九疑山”，注：“舜所葬之处。”）《郡国志》：“会稽山在山阴南，山上有禹的坟墓。”《水经》四十、《渐江水注》：“鸟儿为他除草，春天拔除草根，秋天啄食秽草。”

世人没有不这样认为的。如果考察核实，这大概是虚妄之言。《御览》八九〇引此，下面有“五帝、三王都有功德，为什么唯独在舜、禹身上体现”两句，怀疑是意引下文，并非今本误脱。盼遂案：“考实之”有误，本书多作“而实考之”，或“如实考之”，这里应当是脱漏一字，而又误倒了顺序。

舜、禹的德行，不能超过尧。尧葬在冀州，有人说葬在崇山。《史记·司马相如传》：“历唐尧于崇山兮。”正义说：“崇山，就是狄山。《海外经》：‘狄山，帝尧葬在其南面。’”《墨子·节葬篇》：“尧葬在蛩山的北面。”《吕氏春秋·安死篇》说：“葬在谷林。”注：“尧葬在成阳，这里

译说谷林，成阳山下有谷林。”《史记·五帝记》集解引《皇览》说：“尧的坟墓在济阴城阳。”刘向说：“尧葬在济阴，坟堆都很小。”《史记》正义引郭缘生《述征记》：“城阳县东有尧冢，也叫尧陵，有石碑。”《括地志》说：“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雷泽县本是汉阳城县。”《地理志》、《郡国志》都说济阴郡成阳有尧冢。《水经注》、《帝王世纪》都赞同这种说法。说这话的人大多认为成阳靠近这里。《路史后纪》十注认为王充的说法非常荒谬。冀州的鸟兽不耕地，盼遂案：“或言葬于崇山”六字，大概是后人旁注，误入正文，因此又在“鸟兽”上添加了“冀州”二字，这八个字都应该删去。而鸟兽唯独为舜、禹耕地，为什么上天的恩惠如此偏颇呢？

有人说：“舜、禹治理水患，不得安宁，所以舜死在苍梧，禹死在会稽。勤劳辛苦有功，所以上天报答他们；远离中原，所以上天痛惜他们。”上天报答舜、禹，让鸟儿除草、大象耕地，对舜、禹有什么好处？上天想要报答舜、禹，应该让苍梧、会稽经常祭祀他们。让鸟兽除草耕地，不能让人祭祀，祭祀施加在舜、禹的墓上，除草施用在百姓家中，上天报答保佑圣人，是多么笨拙啊？况且毫无益处！由此说来，鸟耘象耕，报答保佑舜、禹，并不是事实。

实际情况是，苍梧是多象的地方，日人藤田丰八说：舜死象耕的传说，来自印度，弟象敖，就是兽象的人格化。会稽是众鸟居住的地方。《禹贡》说：“彭蠡已经蓄水，阳鸟居住在那里。”彭蠡故城，在今江西都昌县北。“潴”是今文，扬雄《扬州箴》引书相同，古文作“猪”。郑玄注说：“南方称都为猪。阳鸟，指鸿雁之类，随着阳气南北迁徙。”《吕氏春秋·孟春纪》：“候雁北飞。”高诱注说：“候时的雁，从彭蠡来，北飞过直到北极的沙漠。”《仲秋纪》：“候雁来。”注说：“从北漠中来，经过周洛，到彭蠡。”《季秋纪》注说：“候时的雁，从北方来，南到彭蠡。”《季冬纪》：“雁向北。”注说：“雁在彭蠡之泽，这个月都向北，将来到北漠。”《淮南·时则篇》注大致相同。王充与高诱都习今文，也认为彭蠡是鸿雁常居之地，与郑玄注义相同，大概今古说法没有差异。这是天地的情理，鸟兽的行为。大象自己踩踏泥土，鸟儿自己吃草，先孙说：作“草”是对的，应当据以校正。刘先生曰：《御览》八九〇引字正作“苹”，是宋人所见本本来作“苹”。晖按：天启本、赵刻、张刻、《御览》都作“草”。泥土翻起草尽，先孙说：“蹶”应当为“撅”。“撅”与“掘”相同。《逸周书·周祝篇》说：“豲有爪而不敢用来撅。”《后效力篇》说：“锸之所以能撅地，是因为脚踩它。”晖按：《御览》八九〇引作“K”。“撅”、“蹶”声同字通。就像耕田的样子，土壤细腻容易耕作，《小尔雅·广言》：“靡，细。”易，夷平。人们随之播种，世俗就说是舜、禹的田地。海陵麋田，《地理志》：“海陵属于临淮郡。”《广雅·释兽》：“麋，兽名，像鹿。”《郡国志》广陵郡东阳县注：“县里多麋。”引《博物志》说：“一万只为一群，掘食草根，那地方变成泥，名叫麋畯，百姓跟随这畯种田，不耕而获，收成百倍。”就像象耕的样子，盼遂案：《续汉书·郡国志》徐州广陵郡东阳县注引《博物记》说：“麋一万只为一群，掘食草根，那地方变成泥，名叫麋畯，跟随畯种稻，收成

译百倍。”王充说海陵，两地接壤，同滨高邮湖，所以可以互称。哪里曾有帝王葬在海陵的呢？

译传书记载：《白帖》卷七、《类聚》卷九、《御览》卷六十、《事类赋》卷六、《事文类聚》卷十五、《合璧事类》卷八所引“传”字，均作“儒”。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把他煮在镬中。盼遂案：俞樾说：“查考伍子胥的死，《左传》只说‘赐给他属镂剑让他自杀’，《国语》才开始说‘取申胥的尸体，装在鸱夷皮袋里，投进江中’。然而上文只说吴王从伐齐回来，于是讯问申胥说云云，并没有记载赐剑的事。贾谊《新书·耳痹篇》说‘伍子胥见事情不可为，为何用笼子装着自己投水’，这又认为是他自投于水了。可见伍子胥的死，说法各不相同，而镬煮的说法，只见于此书，怀疑是传闻失实。”本书《命义篇》说：“屈原、伍子胥，楚国放逐他们，吴国烹煮他们的尸体。”《刺孟篇》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烹煮，子路被剁成肉酱。”可见王充对于伍子胥被杀的事，另有听闻，不如俞樾的说法。于是用鸱夷皮袋把他投进江中。《白帖》、《事文类聚》、《合璧事类》所引“乃”字均作“盛”，“橐”字均作“囊”。按：“橐”字的意思也可通。《战国策·秦策》：“伍子胥用皮袋背着东西逃出。”注：“橐，皮袋。”那些把“橐”改为“囊”的人，大概是习闻“无底曰橐”的解释，但在古书中没有证据，详见刘氏《秋槎杂记》。《史记·伍子胥传》集解引应劭说：“取马皮做鸱夷，鸱夷是榼的形状。”正与“皮袋叫橐”的意思相合。伍子胥怨恨愤怒，驱使水成为波涛。《白帖》、《类聚》、《事文类聚》、《合璧事类》所引“驱”字均作“临”。下文同。《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伍子胥死后，被投进江中，伍子胥于是随着水流扬起波浪，依着潮汐来往，激荡崩岸。”以此淹死行人。《后汉书·张禹传》：“张禹拜扬州刺史，应当过江，巡视辖区。当地百姓都认为江中有伍子胥的神灵，难以渡江。张禹将要渡江，官吏坚决请求不要渡，他不听。张禹厉声说：‘伍子胥如果有灵，知道我的志向在于审理冤案，难道会危害国家吗？’于是击桨而过。”谢承《后汉书》（《御览》卷六十）：“吴郡王闳渡钱塘江，遭遇风浪，船快要翻，王闳拔剑砍水骂伍子胥，风停得以渡江。”可见当时有伍子胥淹死人的说法。现在会稽、丹徒的大江，《地理志》：“丹徒属于会稽郡。”“大江”即现在镇江丹徒的扬子江。钱唐的浙江，《汉志》：“钱唐，县名，属于会稽郡。”浙江，水名。《续汉书·郡国志》“山阴县有浙江。”《浙江通志·杭州府山川条》引万历《钱唐县志》说：“钱唐江在县城东南，本名浙江，现在叫钱唐江。它的源头发于黟县，曲折向东流入海。潮水昼夜两次上涨，奔腾冲激，声音震撼地轴，郡中人在八月十八日倾城观潮为乐。”又引《萧山县志》：“浙江在县城西十里，它的源头从南面通徽州黟县来，经过富阳，进入县境，向北转入海宁流入海。”虞喜《志林》（《御览》卷六十五）：“现在钱唐江口，折山正处在江中，潮水投向山下，折向西去。一说江中有反涛，水势折回，所以叫浙江。《史记》说‘江水到会稽、山阴为浙江’，是对的。”《御览》卷六十、《事类赋》卷六所引均作“今会稽钱塘丹徒江。”错误，不足依据。都在那里立了伍子胥的庙。“庙”字，《御览》、《事类赋》所引均作“祠”。《史记》本传：“吴国人怜悯他，在江边立祠。”正义引《吴地记》：“越军在苏州东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临江北岸立坛，杀白马祭伍子胥，杯动酒尽，后人因此在江上立庙。现在旁边有浦，名叫上坛浦。到晋代会稽太守麋豹，把庙移到吴廓东门内道南，现在庙还在。”《舆地记》（《御览》卷七十四）：“夫差杀伍子胥，后悔，与群臣临江作坛，创设祭奠，百姓因此立庙。”汪中《述学·广陵曲江证》：“越的北面，直到现在的石门浙江，不是吴地。吴、越交战共三十二年，内、外传所说的江，都是吴江。吴杀伍子胥，把他的尸体投进江中，也是吴江。吴投伍子胥的尸体，难道会舍弃本国南境五十里的吴江，反而进入邻国三百多里的浙江吗？这篇文章说大江、浙江祭祀伍子胥，是在东汉时期。”大概是为了安慰他的怨恨之心，制止他的猛涛。俞说：伍子胥的死，《左传》只说“赐给他属镂剑让他自杀”，《国语》才开始说“取申胥的尸体，装在鸱夷里，投进江中”。然而上文只说“吴王从齐回来，于是讯问申胥说”云云，并没有记载赐剑的事。贾谊《新书·耳痹篇》：“伍子胥见事情不可为，为何用笼子装着自己投水。”这又认为是他自投于水了。可见伍子胥的死，说法各不相同，而镬煮的说法，只见于此书，怀疑是传闻失实。晖按：赐剑、投江，《史记》本传、《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两者都叙述。本书《偶会篇》说“伍子胥伏剑”，《感虚篇》“伍子胥刎颈”，《逢遇篇》、《累害篇》说“诛死”，大概也是“伏剑”的意思。《命义篇》、《刺孟篇》、《死伪篇》则说“烹死”，与此文相同。其他书都没有见到，不知依据什么。

译说吴王杀伍子胥，把他投入江中，这是事实；说伍子胥因怨恨愤怒而驱使江水形成波涛，这是虚妄的。

屈原心怀怨恨，自投湘江而死。王逸在《离骚章句》中说：“屈原不忍心让清白之身长久居于污浊的世间，于是奔赴汨罗深渊，自沉而死。”《七谏》注说：“汨水在长沙郡罗县，向下注入湘水。”《汉书·地理志》说：“长沙国有罗县。”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说：“罗县北面环绕着汨水，水源出于豫章郡艾县边界，向西流注入湘水，汨水西北距离罗县三十里，名叫屈潭，是屈原自沉的地方。”但湘江并没有形成波涛；申徒狄投河而死，顾炎武考证：此事见于《荀子·不苟篇》、《庄子·外物篇》、《韩诗外传》卷一、《淮南子·说山篇》。黄河也没有形成波涛。申徒是官职，狄是名字。《史记·留侯世家》说：“张良担任韩国的申徒。”徐广说：“申徒就是司徒，‘申’、‘司’二字通用。”《元和姓纂》卷三说：“申徒狄，是夏朝的贤人。商汤想把天下让给他，狄认为商汤以不义之举让自己闻名，于是自投于河。”《通志·氏族略》引《风俗通》与《姓纂》大致相同。《庄子·外物篇》说：“商汤想把天下让给务光，务光对此感到愤怒。纪他听说后，率领弟子逃到窾水，申徒狄因此投河而死。”这都认为是殷商初年的人，志向高洁而自尽。《庄子·盗跖篇》说：“申徒进谏而不被采纳，背着石头自投于河，被鱼鳖吃掉。”《淮南子·说山篇》注说：“殷商末年的人，不忍心看到纣王的暴乱，所以自沉于深渊。”《汉书·邹阳传》颜师古注引服虔说：“殷商末年的耿介之士。”《庄子·大宗师》陆德明释文说：“殷商时的人。”这又认为是殷商末年的人，进谏纣王不被采纳。《韩诗外传》卷一说申徒狄生不逢时，将要自投于河，列举关龙逢、王子比干、伍子胥、泄冶来自比。《新序·节士篇》相同。《史记·邹阳传》索隐引韦昭说：“战国六国时的人。”就是依据《韩诗外传》的说法。所以申徒狄是哪个时代的人，共有三种说法。世人必定会说：“屈原、申徒狄不够勇猛，发怒的力量不如伍子胥。”卫国的子路，被剁成肉酱，顾炎武考证：死于卫侯辄之难。《淮南子·精神训》说：“季路在卫国被剁成肉酱。”高诱注说：“季路在卫国做官，卫君父子争夺国家，季路战死。卫国人把他剁成肉酱，所以叫‘葅’。”《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风俗通》说：“子路崇尚刚毅好勇，死后，卫国人把他剁成肉酱，孔子把肉酱倒掉。”而汉朝烹煮彭越，顾炎武考证：《史记·黥布传》说：“汉朝诛杀梁王彭越，把他剁成肉酱，盛在容器里，遍赐诸侯。”伍子胥的勇猛，不过像子路、彭越，然而这两人不能在鼎镬之中发怒，让烹煮的汤汁和剁肉的汁液溅射旁人。《说文解字》：“渖，汁也。疑当作‘以烹汤葅渖漎旁人’。‘汁’即‘渖’的旁注，混入正文。‘漎’读作‘摐’。《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引《汉书音义》说：‘摐，撞也。’顾炎武考证：吴承仕说：‘“漎”应作“摐”。《广雅》：“摐，撞也。”史、汉二字也作“鏦”。这里从水旁，是受上文汤汁渖等字影响而误，疑是传写之失。伍子胥也是先入鼎镬，顾炎武考证：《白帖》卷七、《事文类聚》卷十五引作“鼎镬”。〔后〕才入江，孙星衍说：“后”字脱落，语意不连贯。《艺文类聚》卷九、《白帖》卷七引都有“后”字，应当据补。晖按：《事文类聚》引也有“后”字。在鼎镬之中时，他的神灵在哪里？难道是害怕鼎镬中的汤，却勇敢于江水吗？顾炎武考证：《白帖》、《事文类聚》引“勇”上都有“而”字。为什么怒气前后不相符呢？

再说投入江中，是哪条江呢？有丹徒大江，有钱塘浙江，注见前文。有吴通陵江。《汉书·地理志》说：“吴县，属会稽郡。”“通陵江”不详。有人怀疑是“广陵江”之误，不敢依从。有人说投入丹徒大江，没有波涛。想说是投入钱塘浙江，浙江、山阴江、山阴江即今钱清江。《清一统志》说：“浙江绍兴府钱清江在山阴县西北四十里。上游即浦阳江。”上虞江顾炎武考证：《嘉泰会稽志》说：“上虞江在县城西二十八里，源出剡县，东北流入，分三道，一出曹娥江，一自龙山下出舜江，又北流至三江口，入海。”都有波涛。三江都有波涛，难道是把囊中之体分开，散置在三江之中吗？人如果怨恨愤怒，仇敌未死，子孙还在，是可以的。现在吴国已灭，夫差绝后，吴地设为会稽郡，设立太守，秦因吴地置会稽郡，汉朝沿袭。伍子胥的神灵，还有什么怨恨痛苦？形成波涛不止，想要寻求什么？吴、越在时，分治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都。现在吴地，余暨以南属越，顾炎武考证：《汉书》说：“吴、余暨都是县名，属会稽郡。”《元和郡县志》说：“余暨本名余概，是吴王弟夫概的封邑。”唐天宝元年改萧山。钱塘以北属吴。钱塘之江，就是浙江。是两国边界。山阴、上虞，在越地界中，伍子胥入吴之江形成波涛，应当只限于吴地界中，顾炎武考证：吴说：“上”当作“止”，形近而讹。为什么进入越地？怨恨吴王，却在越江发怒，违背常理，没有神灵的灵验。

译况且水难以驱赶，而人容易顺从。活着时凭借筋骨力气，死后使用精神魂魄。伍子胥活着的时候，尚且不能顺从活人来保卫自己的身体，以致自己死亡，筋骨力气消亡断绝，精神魂魄飞散，怎么能掀起波涛呢？假使像伍子胥这样的人有几百上千人，乘船渡江，尚且不能越过水面；一个伍子胥的身体，在滚水铜锅之中，骨肉糜烂，成为肉酱，怎么能有害处呢？周宣王杀了他的臣子杜伯，燕简公杀了他的臣子庄子义。后来杜伯射杀宣王，庄子义杀害简公，事情的道理似乎可信，但仍然是虚妄之言。现在伍子胥不能保全身体，做杜伯、庄子义那样的事来报复吴王，却驱使水来回涌动，这难道是报仇的道义，有灵验的证明吗？俗语不实，却成为定论，贤圣都被迷惑了！

大地有百川，就像人有血脉一样。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

译节度。百川也是这样，它们早晚往来，就像人的呼吸，气息出入一样，是天地的本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尚书》说：“江、汉朝宗于海。”唐尧、虞舜之前，海水从海中涌出时，只是荡漾奔流而已；进入三江之中，因为江面狭窄浅小，水激荡沸腾起来，所以腾起成为波涛。广陵曲江有波涛，文人赋诗描写它。大江浩渺，曲江有波涛，终究是因为狭窄的缘故。吴王杀了伍子胥的身体，波涛却在广陵出现，伍子胥的神灵，终究是没有知觉的。溪谷深处，水流安缓；浅处多沙石，激荡扬起成为急流。波涛和急流，是一样的，如果说伍子胥是波涛，那么谁在溪谷中成为急流呢？波涛进入三江，江岸沸腾涌动，中央没有声音。如果一定要说伍子胥是波涛，那么伍子胥的身体，是聚集在江岸吗？波涛的兴起，随着月亮的盛衰，大小满

译亏各不相同。如果伍子胥是波涛，那么伍子胥的愤怒，是以月亮为节律吗？三江有时起风，激起巨大的波浪也淹死人，伍子胥的神灵，又变成了风吗？秦始皇渡湘水遭遇大风，询问湘山祭祀的是谁。左右回答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秦始皇大怒，派刑徒三千人，砍伐湘山的树木并覆盖它。如果说伍子胥的神灵是波涛，就像说二妃的精魂是风一样。

译传书说：《御览》卷六十三引“传”字作“儒”。孔子在泗水边下葬，孙氏说：“之”字应当作“而”，《御览》卷五五六引文正好作“而”，晖按：孙氏的说法是对的。《纪妖篇》、晏殊《类要》卷四引这段文字，也都作“而”。《鲁语上》韦昭注：“泗水在鲁城北。”《皇览·冢墓记》（《御览》卷五六〇引）说：“孔子的坟墓，在鲁城北便门外，距离城南十里。”泗水因此倒流。这是说孔子的德行，能使水倒流，不冲刷他的坟墓。

世人相信这件事。所以儒者谈论，（《御览》卷五五六引“称”字作“讲”）都说孔子死后应当受封，以泗水倒流作为证据。（《御览》引文“泗水”二字在“封”字之下。）如果原本省略了，大概是虚妄的话。

孔子死了，谁比得上他活着的时候？活着能修养品行，顺应天道以应合上天；吴氏说：“慎”读作“顺”，“顺”、“慎”音近字通。《系辞》：“慎斯术也。”《释文》说：“慎本作顺。”《艺增篇》：“赞美周公的德行，能顺应天地。”原校说：“一作顺。”这就是证据。死后，品行修养断绝，上天没有德行来招致保佑。“天佑至德”，应当作“无德致佑”。“无”字一作“”，与“天”字形近而误。“至”、“致”字通。校者不明白字误，所以妄自调换“德佑”二字，于是失去了原意。“无德致佑”与“慎道应天”句式一致。活着能修养品行，所以能顺应天道以应合上天；死后品行修养断绝了，应当没有德行来招致祥瑞保佑。所以下文用“招致祥瑞感应，都凭借生存”来承接。所以五帝三王，招致祥瑞感应，都凭借活着，不凭借死亡。孔子活着的时候，被排斥不容，两次在鲁国被驱逐。在陈国断绝粮食。在卫国被削迹。在齐国忘味。在宋国被伐树。所以感叹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图，我完了！”见《论语·子罕篇》。活着的时候没有保佑，死后反而有报答吗？孔子的死，就是五帝三王的死，五帝三王没有保佑，孔子的死，独有上天报答，这是孔子的灵魂神圣，五帝的精神不能神奇吗。“五帝”下面，疑当有“三王”二字。

泗水没有知觉，为孔子倒流，是天神让它这样；然而孔子活着的时候，天神为什么不让人尊敬他？孙氏说：“不”字上面脱漏“何”字，否则与“然则”语气不相应。《御览》卷六十三引作“孔子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他被尊敬呢。”（晖按：赵本作“天神为什么不让他被尊敬呢”，更可证明孙氏的说法。孙氏大概依据张本。）虽然节引本文，而不脱漏“何”字，可以借作证据。如果泗水倒流，上天想要封孔子的后代，孔子活着的时候，功德应合上天，上天不封他的身体，却想要封他的后代吗？

这大概是水偶然自己倒流。江河的流动，有回旋的地方，百川的流淌，有时改变道路，与倒流没有区别，那么泗水倒流，不算神怪。

传书说：《御览》卷九二六引“传”字作“儒”。魏公子的德行，仁爱惠及下士，兼及鸟兽。正与客人饮酒，有鹯鸟攻击斑鸠，斑鸠逃跑，绕到公子案下。（《御览》引作“斑鸠逃到公子案下”。“逃”较“巡”，在意义上更优。）鹯鸟追击，在公子面前杀死了斑鸠。公子以此为耻，立即让人多设罗网，（《御览》引作“让人设网捕捉鹯鸟”。）疑“罗”字下面当有“捕鹯”二字。捉住几十只鹯鸟，责备它们攻击斑鸠的罪过。攻击斑鸠的鹯鸟，低头不敢仰视，公子于是杀了它。《列士传》：（《类聚》卷六九、又卷九十一、《御览》卷九二六引）“魏公子无忌正在吃饭，有斑鸠飞入案下。公子觉得奇怪，这有什么急事来归附无忌呢？让人在殿下查看，左右顾望，看见一只鹞鸟在屋上飞走。公子放走斑鸠，鹞鸟追逐并杀死了它。公子晚上不吃东西。说：‘斑鸠躲避祸患，归附无忌，最终被鹞鸟所得，我辜负了它，为我捕捉到这鹞鸟的人，无忌没有不爱的。’于是左右宣扬公子的慈爱之声。邻国左右，捕捉到鹞鸟二百多头，献给公子。公子想全部杀了它们，恐怕有冤屈。于是亲自按剑到笼子前说：‘谁获罪于无忌呢？’一只鹞鸟独自低头不敢仰视，于是取来杀了它。全部放走其余的。名声流传，天下归附。”

世人称赞说：“魏公子为斑鸠报仇。”这话是虚妄的。

鹯鸟，是动物，《说文》：“鹯，是鷐风鸟。”《尔雅·释鸟》：“晨风，是鹯。”郭璞注：“鹯属。”《诗·晨风》疏引舍人注：“鹯，是鸷鸟。”陆机《诗虫鱼疏》：“鹯像鹞，青黄色，燕颔，钩喙，迎风摇动翅膀，于是凭借风飞，急疾，攻击斑鸠鸽子燕雀吃它们。”性情心思不同，语言不通。圣人不能使鸟兽做合乎义理的行为，公子是什么人，能使鹯鸟低头自责？鸟中是鹯鸟的数以千万计，先前攻击斑鸠飞走，怎么能再得到？

能低头自责，是圣鸟；明白公子的话，就知道公子的行为了。知道公子的行为，就不在公子面前攻击斑鸠。人尚且不能改过，鸟与人不同，说它能悔改，是世俗的话，失去了物类的实情。

有时公子确实捕捉鹯鸟，鹯鸟被捉，人拿着它的头，折断它的脖子，疼痛低垂，不能仰视，因为公子是惠义之人，就因此褒称，说鹯鸟服罪。大概言语之间，凭空生出虚妄的美好；功名之下，常有不符合事实的添加。

译传书说：齐桓公娶了七个姑姊妹。《管子·小匡》篇：“桓公对管仲说：‘我有不好的品行，不幸喜好女色，姑姊妹中有未出嫁的。’”《荀子·仲尼》篇：“齐桓公在宫内的行为，不嫁的姑姊妹有七人。”《晏子春秋》：“齐景公问晏子说：‘我的先君桓公淫乱女公子，不嫁的有九人。’”“七”作“九”，与《荀子》不同。《汉书·地理志》说：“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公羊传》庄公二十年的传文，何休注：“齐侯淫乱，诸姑姊妹不嫁的有七人。”也是说襄公。这篇文章大概是依据《荀子》。

这话是虚妄的。

那些乱伦骨肉、冒犯亲戚、没有上下秩序的人，是禽兽的本性，就会混乱而不懂伦理。查考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吴说：“正”应当作“匡”，宋人避讳改为“正”。后文作“一匡天下”，这里作“正”，是明本失改罢了。郑玄《论语注》，把“九合”当作实数，依据《谷梁传》：“衣裳之会十一次。”去掉北杏与阳谷为九次会合。（见《宪问》篇皇侃疏。又《释废疾》说：“从柯邑之明年，葵丘以前，去掉贯与阳谷为九次会合。”）皇侃、陆德明、刘炫、邢昺等人的说法都与郑玄大致相同。《困学纪闻》卷六、《考古录》、《论语释故》、《论语后录》都依据《史记》、《谷梁传》、《管子》来证实九合之事。宋翊凤《论语发微》说：“《管子》、《晏子》都把‘一匡’、‘九合’对举，‘九’是数的尽头，‘一’是数的总括，是说诸侯多到极点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次匡正。九合不必陈述其具体数目，一匡不必指明其具体事件。”朱亦栋的说法相同。《论语集注》依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传读“九”为“纠”。查：《晏子春秋·问下》篇、《管子·小匡》篇、《戒》篇、《荀子·王霸》篇、《战国策·齐策》、《韩非子·十过》篇、《奸劫》篇、《吕氏春秋·审分》篇、《大戴礼记·保傅》篇、《韩诗外传》卷六、又卷八、又卷十、《淮南子·泛论》篇、《史记·齐世家》、《蔡泽传》，都把“九合”、“一匡”作为骈句，那么“九”就不是“纠”了。那些说是实数的也错了。九是数的极致，详见汪中《述学·释三九》。宋翊凤的说法是对的。用道德来引导，“道”读作“导”。用威严来率领，《说文》寸部：“将，帅也。”因此诸侯服从，没有敢不遵从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传杜预注：“率，遵也。”这不是内心混乱怀有禽兽本性的人所能做到的。率领诸侯朝见侍奉王室，以君主无势而臣下无礼为耻。对外以礼制不存为耻，对内怎么会犯礼而自毁？内外不相符，那么功业就无法成就而威严就无法树立了。

世人称颂桀、纣的恶行，不说他们淫乱亲戚。实际论者认为桀、纣的恶行轻微于亡秦，亡秦的过错浅薄于王莽，邹伯奇的话，见《恢国》篇。“泊”读作“薄”。没有淫乱的说法。盼遂案：宋本无“过”字，“泊”字作“洎”，是对的。桓公娶姑姊〔妹〕七人，上下文都作“姑姊妹”，这里怀疑脱漏了一个“妹”字。〔这〕恶行超过桀、纣，而过错重于秦、莽也。“是”字据宋本、朱校元本增补。“恶浮”与“过重”是对文，宋本、朱校元本无“浮”字，不对。《春秋》采录毫毛般的美德，贬斥纤芥般的恶行，语见《说苑·至公》篇。桓公的恶行很大，不贬斥为什么呢？鲁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襄公与她通奸。《左传》桓公十八年传服虔注：“旁淫曰通。”《春秋》经说：“庄公二年冬，夫人姜氏在郜会见齐侯。”《左氏》、《谷梁》作“禚”。这里依据《公羊》。郜，是齐地。《春秋》为何责备襄公，《说文》：“訧，罪也。”一作“尤”。而记载他的奸情？《左氏传》说：“记载奸情。”《谷梁》说：“妇人既嫁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不合正道。妇人不称会，称会不合正道。”《公羊》何休注：“记载，是因为妇人无外事，外出则接近淫乱。”为何宽恕桓公，隐而不讥？如果经书失之，如，若也。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为何讳言不说？

查考桓公的过错，多宠幸内人，内嬖如夫人者六人。有五个公子争位，齐国大乱，桓公死后三个月才报丧。宋、元本作“赴”。朱校同。事见《左传》僖公十七年传。世人听说内嬖六人，嫡庶无别，就说他乱伦姑姊妹七人了。

传书说：《御览》卷七四二引“传”作“儒”。齐桓公背着妇人而朝见诸侯。《艺文类聚》卷三五、《御览》卷三七一、黄氏日钞引“而”并作“以”。这话是说桓公的淫乱无礼很严重。《燕策一》：“桓公背着妇人而名声更加尊贵。”鲍彪注：“桓公好内而称霸。就是王充《论衡》所引齐桓公背着妇人上朝者，是也。”朱亦栋《群书札记》说：“《史记·管仲列传》：‘他执政，善于因祸为福，转败为功。桓公实际上恼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问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据此，那么所谓‘背着妇人而名声更加尊贵’者，就是蔡姬之事了。”查：朱说近是。《左传》僖公三年传：“齐侯与蔡姬在园囿乘舟，蔡姬摇晃船。齐侯害怕，脸色变了，禁止她不可。齐侯怒，把她送回。没有断绝关系，蔡人把她嫁了。”四年传：“齐侯率领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军队前进，驻扎在陉。夏，楚子派屈完到军中，军队撤退，驻扎在召陵。齐侯陈列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车观看。屈完与诸侯结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她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止她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因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雠之实。’”“桓公背着妇人而名声更加尊贵”，当即此事。负，恨也。妇人，蔡姬也。后人误读“负”为“荷负”，则产生桓公背着妇人于背以朝诸侯之说了。仲任力辩其妄，而不就此事论之，何也？

译桓公举行盛大朝会的时候，背着妇人，他游玩宴饮的时候，又怎么能比这更过分呢？当时正修习士人的礼仪，崇尚严厉肃敬，背着妇人，怎么能率领诸侯朝见王室呢？葵丘会盟时，桓公骄傲自满，当时背叛他的诸侯有九国。《公羊传》僖公九年记载：“葵丘会盟，桓公震动而自傲，背叛的有九国。震动是什么意思？就是振振然的样子。自傲是什么意思？就是认为没有谁比得上我。”连瞪眼怒视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容忍，旧校注说：有的版本有“所载”二字。《文选·长杨赋》注引晋灼说：“睚眦，是瞪着眼睛的样子，又是猜忌不和的样子。”《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哀公到越国，与太子适郢相亲爱。”杜预注：“得，是相亲爱的意思。”九国都背叛离去，何况背着妇人这种淫乱的行为，他们怎么肯留下来呢？

有人说：“管仲告诉诸侯说：‘我君主的背上长了疽疮，如果没有妇人（的照料），疮伤就不能痊愈。’诸侯相信管仲，所以没有背叛的。”一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孔子那样忠信的人。当时的诸侯，人口上千，必定知道用方术治疗疽疮，不需要妇人，这是管仲为君主隐瞒实情。诸侯如果知道管仲（苟）为君主隐瞒实情而欺骗自己，一定会愤怒而背叛离去，怎么能长久地统领会盟诸侯，成就霸业呢？

有人说：“桓公确实无道，但他任用贤相管仲，所以能称霸天下。”无道的人，与疯子没有区别，听信谗言疏远贤人，反而危害仁义，怎么能任用管仲？能养活人并让他们做事吗？“成事”冒用了下文。刘敞说：“汉代人说言行事、成事，都是指已行、已成的事。王充的书里也有这样的用法。”（见彼校《汉书·翟方进传》）又在《陈汤传》中说：“行事者，说的是已行之事，旧例成法。汉代作文言行事、成事，意思都相同。”王念孙《汉书杂志》说：“行者，往也，行事即往事，也作近事，也作故事。”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王子比干。无道的君主，没有人能任用贤才。如果管仲贤能，桓公就不能任用他；既然任用了管仲，就知道桓公没有乱行。有贤明的君主，所以有贞良的臣子。臣子贤能，是君主英明的验证，怎么能说他是有乱行呢？

驳难说：“卫灵公是无道的君主，当时却知道任用贤臣。《论语·宪问》篇：‘孔子说：“卫灵公无道，已经很久了。”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灭亡？”孔子说：“仲叔圉治理宾客，祝鮀治理宗庙，王孙贾治理军队。既然这样，怎么会灭亡呢？”’管仲作为辅佐，怎么能证明桓公没有乱行呢？”卫灵公无道，任用三位臣子，仅仅得以不灭亡，并不是有功绩德行。桓公尊重精通九九算术的人，韩诗外传三记载：“齐桓公设置庭燎，让想进见的人来。东野有个鄙人用九九算术来进见。桓公因此礼遇他。”又见《说苑·尊贤》篇。《汉书·梅福传》注：“九九算术，像九章、五曹之类。”提拔宁戚于车下，吕氏春秋《举难》篇记载：“宁戚想求见齐桓公，穷困无法自我推荐，于是做商人，驾车，到达齐国。晚上住在郭门外。桓公郊迎宾客，夜里开门，避开任车。宁戚喂牛，在车下，敲击牛角，大声唱歌。桓公听到，说：‘唱歌的人，不是普通人。’命令后车载他。宁戚进见，劝说桓公以天下为己任。”《晏子春秋·问》篇：“桓公听到宁戚唱歌，举荐他做大田。”又见《淮南子·道应》篇、《新序·杂事》篇。责备楚国不贡苞茅，运兵攻打楚国，《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侯伐楚，楚子派人与军队说：‘没想到您进入我的土地，是什么缘故？’管仲说：‘你们贡纳的包茅没有进献，王室祭祀不能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东西，寡人因此征讨。’”杜预注：“包，是包裹束扎的意思。茅，是菁茅。束茅而灌之以酒，叫做缩酒。”《史记·封禅书》：“江、淮之间，一茅三脊。”盼遂案：吴承仕说：“‘运’疑为‘连’。”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是千世一出的君主，却说背着妇人，是虚假的。

解说《尚书》的人说：“周公居摄，佩戴天子的绶带，戴天子的冠冕，背倚扆屏南面而坐朝见诸侯。”皮锡瑞说：“《汉书·翟方进传》，王莽依据《周书》作《大诰》说：‘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摄皇帝位，若曰。’按：王莽《大诰》都用今文《尚书》的说法。《大传》说：‘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怀疑周公。’居位即居摄。司马迁的说法，认为周公作《大诰》，在践阼摄政之后，所以可以称王。郑玄注说：‘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郑玄说居摄之年，与《史记》、《大传》先后都不同，而以王为周公摄王，则与今文义同。仲任此文所引，即王家《尚书》说。”晖按：《汉书·王莽传》上载书《君奭》篇说：“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礼记·明堂位》：“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又见《周书·明堂解》、《荀子·儒效》篇、《淮南子·泛论》篇、《齐俗》篇。户牖之间曰扆，是南面的坐位。《尔雅·释宫》说：“牖户之间谓之扆。”《明堂位》郑注：“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曲礼下》：“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正义：“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文也。”《觐礼》郑注说：“如今绨素屏风。有绣斧文，所以示威。”孙星衍说：“《大戴礼记·盛德篇》说明堂之则，一室而有四户八牖，则是每室皆有二牖夹户，故云设黼扆牖间。谓二牖之间，正当北户以屏风也。诸家说户牖之间，以为一户一牖之间，失之。”背倚扆屏南面而坐，扆在后面。盼遂案：“乡”字衍文，“负扆南面坐”句绝。盖“乡”为“面”之傍注，后阑入正文者也。《周礼·撢人》“使万民和悦而正王面”，郑注：“面，乡也。”《孟子》“东面而征西夷怨”，赵注：“面者，向也。”皆面训乡之证。桓公朝诸侯的时候，有时南面而坐，妇人站在后面。世俗传言，就说背着妇人于背了。这就是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那样的传言啊。

译唐尧、虞舜时代，夔担任大夫，天性通晓音乐，调制的乐声悲壮而美好。《龙城札记》卷二说：古人喜爱悲凉的音调。当时的人说：“像夔这样精通音乐，一个人就足够了。”世俗传言：“夔只有一只脚。”《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古代有个夔只有一只脚，这果真信实吗？’孔子回答说：‘不是的，夔并非只有一只脚。夔这个人性格暴躁、心地不善，人们大多不喜欢他。虽然如此，他之所以能免于被人加害，是因为他诚实可信。人们都说：‘像他这样的人才，有一个就足够了。’夔并非只有一只脚，而是有一个就足够了。’另一种说法是：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夔只有一只脚，是真的吗？’孔子说：‘夔是人，为什么只有一只脚？他并没有其他特异之处，唯独通晓音乐。尧说：‘夔有一个就足够了！’于是让他担任乐正。所以君子说‘夔有一个就足够了’，并非说他只有一只脚。’”《吕氏春秋·察传》篇记载的是后一种说法，《孔丛子》、《风俗通义·正失》篇与之相同。按：《庄子·秋水》篇说：“夔对蚿说：‘我凭一只脚跳跃而行。’”又逸文说：“声氏的牛夜里丢失，遇到夔，停下来问它：‘我有脚，行动却不灵活，你凭一只脚却能跳跃，这是为什么？’夔说：‘凭我这一只脚就能胜过你了。’”《山海经》说：“东海之内，有座流波山，有一种兽，形状像牛，青色无角，只有一只脚却能奔跑，出入水中必定伴随风雨，目光像日月，声音像雷，它的名字叫夔，黄帝用它的皮蒙鼓，声音能传五百里。”那么夔本来确实是有只脚的。夔声音如雷，皮可蒙鼓，所以有夔通晓音乐的说法。由兽而人格化，古史中多有此类例子。春秋时尚存有夔只有一只脚的传说，经孔子解释为“有一个就足够了”，那么夔俨然就是人，千年来无人怀疑了。顾颉刚怀疑禹是虫，我认为禹大概是鳌鳖之类，这与夔的情况可以相互印证。《舜典》所载的朱虎、熊罴、龙，旧说认为是舜的臣子名，我怀疑他们都像禹、夔一样是神兽。查考秩宗官职空缺，帝舜广泛寻求人选，众人推举伯夷，伯夷叩头辞让给夔、龙。如今见于《舜典》。秩宗是卿级官员，相当于汉代的宗正。《舜典》伪孔传：“秩，次序。宗，尊也。主管郊庙祭祀的官员。”《史记·五帝纪》集解引郑玄注：“秩宗，主管次秩尊卑。”《百官表》：“宗正，秦代官职，掌管皇族亲属。王莽将其官职并入秩宗。”《事物纪原》卷五：“宗正，是周代的官职。在《周礼》中实际是小宗伯的职责。”《汉书·高帝纪》：“七年二月，设置宗正官，以厘定九族次序。”《史记·文帝纪》正义：“汉代设置九卿，第一是太常，第七是宗正。”《周礼·春官·宗伯》先郑注，认为相当于汉代的太常。《郑语》韦昭注：“秩宗之官，在周代为宗伯，在汉代为太常，（今伪‘宰’，依《路史·后纪》卷十注引正。）掌管国家祭祀。”这是郑众、韦昭都认为秩宗即汉代的太常，而非宗正。这与充的说法不同。皮锡瑞说：“《汉书·百官表》说：‘王莽改太常为秩宗。’这是遵循古制。王莽大概使用今文《尚书》，因为汉代太常掌管礼仪的缘故。伯夷不与舜同宗，王充以汉代的宗正来对应，似乎有误。”晖按：皮锡瑞的说法是对的。王莽将宗正并入秩宗，又改太常为秩宗，光武帝来不及更改，所以王充这样说吗？断足，（足）不符合情理。秩宗，是国家的礼官，主管祭祀。《谷梁传》说：“患有天疾的人不可进入宗庙。”现在断了脚，所以说不符合情理。吴说：多了一个“足”字。盼遂案：吴承仕说：“多了一个‘足’字。下文‘秩宗之官，不宜一足’，就是对此语的申释。”又引孙蜀卿说：“第二个‘足’字，是‘实’字形近之误，接近正确。”况且只有一只脚的人，怎么行走呢？

夏后孔甲，在东〔阳〕萯山打猎，旧校说：“萯”一作“莫”。先孙说：此事见于《吕氏春秋·音初》篇。那里说：“夏后氏孔甲在东阳萯山打猎。”这里“东”下应当有“阳”字，“萯”、“莫”都是“萯”的误字。（《指瑞》篇作“首山”，也是错的。）晖按：《御览》卷八二、又卷七六二引《吕氏春秋》，注：“萯，音倍。”《水经》卷五、河水注引《吕氏》此文，下解释说：“皇甫谧《帝王世纪》认为即东首阳山也。大概是这座山的别名。”又说：帝尧修筑河、洛祭坛，登上首山，就在这里。”《路史·前纪》卷三注说：“现在东阳有萯山，是孔甲打猎的地方。《世纪》说：‘即东阳首山。’”这说明萯山一名首山，孙说《指瑞》篇作“首山”是错的，其实并不错。《郡国志》，泰山郡南城县有东阳城，注“即孔甲打猎之地。”杜氏《土地名》说：“东阳，或曰泰山南城县西东安城，是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东阳城在山东沂州费县西南七十里，是鲁国的邑。《吕氏春秋·音初》篇：‘孔甲在东阳打猎。’就是这座邑。现在叫关阳镇。”《刘子·命相》篇说：“孔甲在箕山打猎。”天下雨昏暗，进入百姓家，主人正在分娩。高诱说：乳，生产。或说：“后来，”“后”，宋、元本、朱校元本都相同。程本以下误作“后”。《吕氏春秋》及后《指瑞》篇字正作“后”。这个孩子必定尊贵。”高说：之，其也。或说：“不能胜任，这个孩子必定卑贱。”孔甲说：“做我的儿子，谁能让他卑贱？”于是带着他回来。劈柴，斧头砍断了他的脚，最终成为守门人。橑，是薪柴。《吕氏春秋》说：“孩子长大成人，幕布晃动，劈开柴橑，斧头砍断他的脚，于是成为守门人。”《金楼子》说：“砍木头而伤了脚。”《刘子·命相》篇说：“劈柴，斧头砍断他的左脚。”盼遂案：“守”，下应当从《吕氏春秋·音初》篇补“门”字。《周礼·掌戮》：“刖刑的人让他守园囿。”下文“故为守者”，“守者断足”，也相同。孔甲想让这个孩子尊贵，是有余力的；断脚不合适，所以成为守门人。现在夔只有一只脚，没有原因能快步走，坐着调音乐，是可以的；秩宗的官职，不适合只有一只脚，就像守门人断脚，不可尊贵。孔甲不能使这个孩子尊贵，伯夷不能辞让给夔。

译宋国的丁公，是宋国人。在没有凿井的时候，常常需要派人到远处打水，计算下来，每天要占用一个人的劳力。自从凿了井之后，不再需要派人去远处打水，计算下来，每天节省了一个人的劳力，所以说：“宋国丁公凿井得到了一个人。”世俗传言却说：“丁公凿井，从井中得到了一个人。”《吕氏春秋·察传》篇记载：“宋国的丁氏，家里没有井，需要外出打水灌溉，常常有一个人在外忙碌。等到他家凿了井，告诉别人说：‘我凿了井，得到了一个人。’有人听到后传话道：‘丁氏凿井得到了一个人。’全国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传到了宋国国君耳中。宋君派人向丁氏询问。丁氏回答说：‘是得到了一个人的劳力，不是从井中得到了一个人。’”这件事也见于《风俗通义·正失》篇。“寄汲”一词，《吕氏春秋》和《风俗通义》写作“溉汲”。人是由人生下来的，不是从土里生出来的。挖土凿井，没有理由能得到人。由此推论，那些关于“背着妇人”的传言，也属于这一类荒谬的说法。

有人坐着时背着妇人，就传言说妇人在背上；知道妇人在背上并不符合常理，于是便产生了管仲用妇人治疗疽疮的说法。假如桓公让妇人脱下衣服，“胤”，元本作“胸”，朱校同，怀疑是正确的。“彻”，意为脱下。妇人背在背上，“妇”字上面怀疑脱漏了“负”字。女性能产生的阴气可以去除疮毒，用妇人治疗疽疮。“以”字上面怀疑有脱漏的文字。刘盼遂案：这段文字应当是“妇人背在背上，女性能产生的阴气能治愈疮毒，可以说用妇人治疗疽疮”。后面脱漏了“愈”字，“云”字又讹误为“去”，于是变得不通顺。桓公朝见诸侯时，桓公穿着厚重的衣服，妇人穿着单薄的衣裳，《通俗文》说：“重叠穿的衣服叫袭。”女性的阴气与阳气隔绝，背着妇人有什么益处呢？桓公思念贤士，在庭院中点燃火炬，夜里坐着，《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文中“作”字写作“设”。《韩诗外传》卷三、《说苑·尊贤》篇、《汉书·王褒传》叙述这件事，也都写作“设”。《礼记·郊特牲》：“庭院中点燃百支火炬，是从齐桓公开始的。”正义解释说：“在庭院中设置火，用来照亮夜间入朝的大臣，因此将这种火称为庭燎。”《诗经·小雅·庭燎》毛传：“庭燎，是大烛。”《仪礼·燕礼》：“甸人拿着大烛站在庭院中。”郑玄注：“烛，就是燋。甸人掌管供给柴草的人，庭院中的大烛是因为位置宽敞。”贾公彦疏：“古代没有麻烛而使用荆条燋。所以《少仪》说：‘主人拿着烛抱着燋。’郑玄说：‘未点燃的叫燋，放在地上的叫燎，拿着的叫烛，在地上广泛设置的就叫大烛，那种燎也叫大烛。’”以此来思念招致贤士，《太平御览》引文写作“以致贤士”。反而在白天背着妇人去见诸侯吗？“人”字下面朱校元本有“以”字。

传言说：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战国策·韩策二》：“严遂暗中结交聂政，谋划刺杀韩相侠累。在东孟的集会，韩王和相国都在场。聂政刺杀韩傀，同时也刺中了哀侯。”《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篇：“韩傀担任韩哀侯的相国，严遂在君主面前受宠，两人非常互相憎恨。严遂于是派人刺杀韩傀于朝堂。韩傀跑向君主抱住他。于是刺杀韩傀，同时也刺中了哀侯。”《史记·聂政传》索隐引高诱说：“严遂字仲子。”这里说“翁仲”，文字不同。《太平御览》卷四八三引《琴操》，说聂政是为父报仇，因此刺杀韩王，不是受严遂指使。这种说法又不同。

这是虚假的。

聂政那个时代，韩国是列侯。列侯三年，聂政刺杀韩相侠累。“三”，元本作“二”，朱校同，这是错误的。这段文字依据《史记·韩世家》。《聂政传》集解徐广说：“韩列侯三年三月。”索隐引高诱说：“韩傀，就是侠累。”黄丕烈说：“侠侯，是爵号。傀、累，是声音转变。”钱大昕说：“侠累合起来读作傀音。”列侯十三年去世，《史记》说：“十三年。”与聂政杀侠累，相隔十七年，相隔十年，说“十七”，是错误的。刘盼遂案：有错误。而说聂政刺杀韩王，短小的书籍和小传，竟然虚假不可信。俞樾说：《战国策》说“聂政刺杀韩傀，同时也刺中了烈侯。”《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烈侯十三年去世，儿子文侯即位。文侯去世，儿子哀侯即位。哀侯六年，韩严弑杀了他的君主。”可见烈侯没有被弑杀，哀侯确实被弑杀了。根据《刺客传》，又把聂政的事放在哀侯时期。况且聂政的刺杀，是严仲子指使的，难道就是所谓的“韩严弑杀了他的君主”吗？那么《战国策》所载，自然是当时的实情，只是误把哀侯当作烈侯罢了。晖按：剡川本《战国策》正作“哀侯”，俞氏依据鲍刻本的错误。《刺客传》说在哀侯时，是依据《韩策》、《韩非子》。它与《世家》、《年表》不同的原因，《战国策》吴师道补注、《史记》张照考证认为严遂指使聂政刺杀侠累，与韩严弑杀哀侯，是完全两件事，《战国策》合而为一，《史记》分开并兼存。这种说法比较正确。俞氏怀疑是一件事，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是烈侯时的事，而必定认为作哀侯是错误的，都是臆测。

传言又说：燕太子丹派遣刺客荆轲刺杀秦王，朱校元本无“使”字。没有成功，被诛杀而死。见于《战国策·燕策三》、《史记·荆轲传》。后来高渐丽又凭借击筑见到秦王，《太平御览》卷七四二引文中“丽”字写作“离”，下文相同。与《战国策》、《史记》相符。《汉书·高帝纪》注应劭说：“筑，形状像琴，但大头，安上弦，用竹片敲击，所以叫筑。”《淮南子·泰族》篇注：“筑，有二十一弦。”秦王喜欢它；知道他是燕太子的门客，于是熏瞎他的眼睛，《太平御览》引文中“冒”字写作“胶”。《史记》作“矐”，索隐说：“用马粪熏，让他失明。”让他击筑。高渐丽于是在筑中放置铅块作为配重，当击筑时，秦王膝盖前移，不能自己控制，高渐丽用筑击打秦王的额头。《文选》潘安仁《西征赋》注引文中“颡”字写作“中膑”。《西征赋》也说：“潜铅以脱膑。”秦王受伤生病，《文选》注：《太平御览》引文中“伤”字都写作“疮”。与下文相符。三个月后死去。“病死”，《史记》、《战国策》都没有记载。

译说高渐离用筑击打秦王，这是事实；说击中秦王，使他受伤生病三个月而死，这是虚妄的。

所谓的秦王，就是秦始皇。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刺杀始皇，始皇杀了荆轲，这是明确的。“明”字没有意义，怀疑是“荆”字，又误倒了。二十一年，派遣将军王翦攻打燕国，得到了太子的首级；二十五年，于是讨伐燕国，俘虏了燕王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得到燕王喜，俘虏了代王嘉。”这篇文章有误。后来不知是哪一年，高渐离用筑击打始皇，没有击中，诛杀了高渐离。见于《战国策·燕策三》、《史记·荆轲传》。当是二十七年，“二”应当是“三”。《始皇本纪》正作“三十七年”。《实知篇》没有错误。游历天下，刘盼遂案：“二十”是“三十”的误字。《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始皇出游，亲自巡视天下。七月，死在沙丘平台。”《论衡》正是列举这件事。到会稽，到琅邪，向北到劳山、盛山，《始皇本纪》作“荣成山”。“成”、“盛”古字通用。《郊祀志》“盛山”，《封禅书》、《五帝纪》、《地理志》作“成山”。于钦《齐乘》说：“劳山、成山，是两个山名。古人立言崇尚简略，南有劳山北有盛山，就涵盖了齐国东部边境了。”刘盼遂案：《史记》作“荣成山”，或许王充任意不与史书相同，认为是劳山、成山。“盛”与“成”古字通用。沿着海边，向西到平原津而生病，《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并读曰傍，依傍的意思。”按：《纪妖篇》作“旁海”。到沙丘平台，始皇死。以上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谶书说始皇回来，到沙丘而死；也见于《实知篇》。传书又说生病因筑疮三个月而死在秦国。同一个始皇的身体，世人有的说死在沙丘，有的说死在秦国，关于他的死，有人说一直病着疮。有人说病筑疮死在秦国。传书的话，多失去真实，世俗的人，不能确定。

《变虚篇》刘盼遂案：本篇只论述宋景公三次迁移火星一事。

传书说：宋景公的时候，荧惑守心。刘先生曰：“守”疑当为“在”。《吕氏春秋·制乐篇》、《淮南子·道应篇》、《新序·杂事篇》都作“在心”。下文也说：“荧惑在心，为什么呢？”这里不能单独作“守心”。《吕氏春秋》高诱注：“荧惑，是五星之一，火的精魂。心，是东方星宿，宋国的分野。”景公害怕，召见子韦问他，说：“荧惑在心，为什么呢？”高诱注：“子韦，宋国的太史，能占卜星宿度数的人。”《淮南子》注：“掌管星象的人。”子韦说：“荧惑，是天罚；《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春秋文耀钩》说：“赤帝赤熛怒的神，是荧惑，位居南方，礼制失范就降下惩罚。”刘盼遂案：“天罚”，疑当为“天使”。下文都作“天使”，并且申说荧惑所以为天使的缘故，可以证明。只有《吕览·制乐》、《淮南·道应》都作“罚”不作“使”。然而王充这篇文章自据异本，后人因执着于《吕览》等书修改《论衡》，而没有改尽罢了。心，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应当降临君主。《天官书》也说“火星守房心，王者厌恶它。”火就是荧惑。虽然如此，可以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是让他治理国家的人，如果把死转移给他，不吉祥。”祥，是善的意思。子韦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景公说：“百姓死了，我将给谁做君主呢？句子脱漏“君”字，语意不明。《吕氏春秋》、《淮南》、《新序》都有“君”字，应当据以增补。高诱注：“传书说：‘君主没有民众无法守住城邑。’所以说：‘将给谁做君主呢？’”宁可独自死罢了！”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景公说：“百姓饥饿，必定会死。作为君主却想杀害他的百姓来保全自己，谁还会把我当君主呢？这是我的命注定要尽了，你不要再说了！”子韦退下跑开，面向北再次拜谢，“退走”应当是“还走”。“退”一作“□”，与“还”字形相近而误。《说苑·复思篇》说：“将军还走北面而再次拜谢说。”句法正相同。《吕氏春秋》、《淮南子》、《新序》都作“还走”，是其确证。说：“臣敢祝贺君主。天处在高处而耳朵听得低处，处在高处，而耳朵又听得低处，义理不可通。朱校元本、天启本、程、何、钱、黄各本误同。王本、崇文本作“听卑”，与《吕氏春秋》、《淮南》、《新序》合。下文也说：“天处在高处而听得低处。”应当据以改正。刘盼遂案：吴承仕说：“下文复述子韦的话，作‘处在高处而听得低处’，这里作‘耳’，不对。程荣本作‘听’。”君主有君主的言论三次，天必定三次赏赐君主。今晚，星必定迁移三舍，君主延长寿命二十一年。”元本“延命”字倒。景公说：“怎么知道的？”回答说：“君主有三句善言，所以有三次赏赐，“善”下当有“言”字。景公只有三句善言，并非有三善。《吕氏春秋》正作：“有三善言，必有三赏。”《淮南》说：“君主有君主的言论三次，所以有三次赏赐。”也只说是有三句言论。《意林》引作“宋景公有三善言，获二十一年”，就是节引此文，“善”下有“言”字，足以借证。下文正辩却荧惑宜以行，不以言，若无“言”字，则所论失据了，更是确证。《新序》误与此同。星必定三次迁移，（三）徙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孙曰：当作“徙行七星”。“三”字涉上句“三徙”而衍。一星当一年，七星则七年了。若三徙行七星，则仅得七年，不得二十一年了。《吕氏春秋》、《淮南》、《新序》都作“舍行七星”。（《淮南》“星”误“里”，从王念孙说校改。）高诱注：“星，宿也。”王念孙说：“古称二十八宿为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所以君主寿命延长二十一年。臣请伏在殿下来观察它，《吕氏春秋》、《淮南》、《新序》都作“陛下”。后《谴告篇》同。则此“殿”为“陛”之误，非异文也。星必定不迁移，必犹若也。《史记·天官书》：“兵必起，合斗其直。”《匈奴传》：“必我行也，为汉患者。”诸“必”字义同。臣请死罢了。”这天晚上，火星果然迁移了三舍。《天官书》索隐引韦昭说：“火，荧惑。”此文依据《淮南子》。

译如果按照子韦的说法，那么延审就得到了二十一年的寿命。星星移动了延审，就延长了寿命，延长寿命明显，那么齐景公就是做了善事，上天保佑他。盼遂按：上面“延命”下面，脱漏了一个“明”字。那么世间人如果能做出像齐景公那样的善行，就一定得到齐景公那样的保佑了。这是虚妄的话。为什么呢？如果上天迁怒，是因为荧惑星原本对齐景公自身有厌恶而停留在心宿，那么即使听从子韦的话，也没有益处。如果上天不是为了齐景公，那么即使不听从子韦的话，也没有损害。

齐景公时有彗星出现，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传。派人祭祀以消除灾祸。杜注：“祭祀用来禳除灾祸。”晏子说：“没有益处，只是自取其欺罢了。杜曰：“诬，欺骗。”天道不昏暗，左传、晏子外篇七都写作“”。杜云：“疑是。”陈树华曰：依据《论衡》，那么“闇”与“谄媚”字同韵，或许左传古本作“谄”。晖按：《新序·杂事篇》正作“谄”。不违背它的命令，怎么能禳除它呢？况且上天有彗星，是用来清除污秽的。杜注：“星象相似，所以有清除污秽的象征。”《左传》昭公十七年传，申须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君主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禳除呢？如果德行污秽，禳除有什么益处？左传、晏子都写作“损”。《新序》与此相同。《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郑笺：“翼翼，恭敬谨慎的样子。”昭告侍奉上帝，于是带来许多福分；“怀”读为“遗”。《陈风·匪风》：“怀之好音。”毛传：“怀，归也。”《广雅》说：“归，遗也。”怀、归、遗，古音都相同。“聿怀多福”，是说上帝给予文王许多福分。他的德行不违背，毛传：回，违背。以接受四方国家。”四方都归附他。这是《诗·大雅·大明篇》的文字。君主没有违背的德行，左传、晏子、新序都写作“违德”。回、违古通，邪也。但作“回”与上文“不回”，下文“回乱”相合。李赓芸曰：这必定本于古本左传。四方国家将要到来，何必担忧彗星？《诗经》说：“我没有所借鉴的，夏后及商，因为混乱的缘故，百姓最终流亡。”杜曰：“逸诗也。说追鉴夏、商的灭亡，都是因为混乱的缘故。”盼遂按：现在毛诗没有这段文字，疑出自鲁诗大雅召旻篇，仲任治鲁诗者也。如果德行邪乱，百姓将要流亡，祝史所做的，没有什么能补救的。”景公高兴，于是停止了。齐君想要禳除彗星的凶兆，就像子韦想要转移荧惑的灾祸一样；宋君不听，就像晏子不肯顺从一样，那么齐君就是子韦，晏子就是宋君。同样的变故共同的灾祸，同一件事两个人，上天还认为宋君贤明，使荧惑星移动三舍，延长二十一年寿命，盼遂按：“延”下面应当依据上下文例补“命”字。却不多称赞晏子，旧校曰：“多”一作“为”。使彗星消失并增加他的寿命，为什么上天保佑善人偏驳不齐一呢？

君主有〔善言〕善行，孙曰：“有”下面挩“善言”二字，（或在“善行”二字下。）下面两句即承接此文而言。善行动于心，善言出于意，同由共本，一气不异。宋景公说出三句善言，那么在这三句善言之前，在一句话中，并出现“先”、“前”二字，于义未妥。“先”疑“干”字之误。一说：“出”字形讹。必有善行。盼遂按：“先”疑为“出”之误。“出三善言”，是重复上文。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那么嘉瑞至，福祥来，荧惑之星，没有理由停留在心宿。如果景公有失误的行为，以致产生恶政，恶政发生，那么妖异显现，荧〔惑〕停留在心宿，孙曰：“荧”下面脱“惑”字。□桑榖生长在朝廷。句上疑脱“犹”字。无接续词，则义不相属矣。高宗消除桑榖的变故，靠的是政事而不是言语；见《异虚篇》。景公消除荧惑的异象，也应当靠行为。景公有恶行，所以荧惑停留在心宿。不改变政事修养德行，坐着说出三句善言，怎么能感动上天？上天怎么肯回应？用什么来效验呢？如果景公说出三句恶言，能使荧惑停留在（食）心宿吗？“守”应当作“食”。说见下。三句恶言不能使荧惑停留在（食）心宿，宋本“守”作“食”，朱校元本同。后文说：“如果景公说出三句恶言，荧惑食心宿吗。”与此正合。“食”字对“退徙”为义。荧惑停留在心宿，因为善言而退却，因为恶言，就应当进而食之。“食”读月蚀之蚀，现在涉及诸“守心”而误，就失去了主旨，应当据正。三句善言怎么能使得荧惑退徙三舍？凭借三句善言获得二十一年寿命，如果有百句善言，能得到千岁之寿吗？这不是上天保佑善人的意思，也不是应诚为福的实情。

子韦的话：“上天处在高处而听低处的声音，君主有三句君人之言，上天必定三次赏赐君主。”上天，是实体，与地没有不同。所有有实体的，耳朵都附在头部。实体与耳朵不同，没有这样的情况。上天离人，高数万里，《说日篇》：“天离地，六万余里。”如果耳朵附在天，听数万里之外的话语，不能听到。人坐在楼台之上，观察地上的蝼蚁，尚且看不见它的形体，怎么能听到它的声音？为什么呢？蝼蚁的形体细小，不如人的形体大，《御览》九四七引无“细”字。“大”作“夫”，属下为句，非。声音孔气，不能传达。现在上天的崇高，不只是楼台，人体比于天，不像蝼蚁比于人。谓天非若蝼蚁于人也。刘先生曰：此九字衍，或注语误入正文，遂使文义隔断。《御览》九四七引无此九字，尤其明证。说上天听到人的言语，随善恶为吉凶，是错误的。四夷进入诸夏，因为翻译而沟通。《说文》：“译，传四夷之语也。”同形均气，语言不相通晓，即使是五帝三王，不能去掉翻译独自通晓四夷，何况天与人异体，声音与人不同呢？人不理解天所做的事，上天怎么能知道人所做的事？如果天是实体呢？耳朵高，不能听到人的言语；如果天是气呢？气像云烟，怎么能听人的言辞？

译论说灾变家的人说：沈涛说：“灾变家”应当是“变复家”的误写。“说”字应属上句。晖按：这与《异虚》篇中“说灾异之家”的句法相同，沈涛的说法不对。“人在天地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一样。人能够以行动感动天地，就像鱼摆动身体而激起水波一样。鱼动而水荡，□□□气变。”鱼动荡水，不能改变气，“气变”上面疑似脱漏了“人行而”三个字。“鱼动而水荡，人行而气变”是对文。下文说“现在人操持德行改变气，远近应当与鱼相等”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假使真的如此，也不能到达天上。鱼长一尺，在水中活动，振动旁边的水，不过数尺。大的（鱼）不过与人相同，“若”字没有意义，应当是“者”。盼遂案：“若”疑似“者”的误写。“大者”对应上文“鱼长”一尺而言。所振荡的范围，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依然澄澈平静，因为距离远。现在人操持德行改变气，远近应当与鱼相等，气感应而改变，应当与水一样。凭七尺的细小形体，形体中的微弱之气，不过与一鼎的蒸火相同，《说文》：“烝，火气上行。”这里借用“蒸”字。从下地上达而改变皇天，多么高远啊？

况且景公是贤人。贤人的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超过恶人。盼遂案：“圣”下脱漏了“人”字，导致与下文不合。世间的圣人，没有不是尧、舜的；恶人，没有不是桀、纣的。尧、舜的操行多善，没有移动荧惑星的效验；桀、纣的政治多恶，有反过来像景公那样脱祸的验证。“有反”疑似倒置。盼遂案：“有反”二字应当互换。景公说出三句善言，延长了二十一岁寿命，那么尧、舜应当获得千岁寿命，桀、纣应当成为夭折的殇子。现在并非如此，各自随其年寿，尧、舜、桀、纣，都接近百岁。这说明子韦的话是虚妄的，延年的说法是虚假的。

况且子韦的话说：“荧惑星，是天使；《淮南子·天文训》：‘荧惑星常在十月进入太微垣，受制而出行列宿，监察无道的国家。’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祸当临君主。”像这样的话，天使荧惑星加祸于景公，怎么可以转移到将、相或者岁星与国民身上呢？若，犹与也。天上有荧惑星，就像王者有方伯一样。《天官书》索隐引《天官占》说：“荧惑星，是方伯的象征，监察妖孽。”诸侯有应当死罪的，让方伯围守其国。国君向臣子问罪，臣子明确罪在君主，虽然如此，可以转移到臣子与人民身上吗？假设国君采纳他的话，“计”字疑似误写。盼遂案：“计”是“许”的坏字。让他的臣子归罪于国。意思是国君自己承担罪责。盼遂案：“国”下脱漏了“人”字。国人指臣子与人民。下文屡次提到国人是其证据。方伯听到这话，肯听他的话，释放国君的罪，再转移给国人吗？方伯不听，因为这是国君的罪，不是国人的罪。方伯不听，这是国君的罪，盼遂案：“自国君之罪”五字，应当是“非国人之辜”，抄录时受上文影响而误。“非国人之辜”，所以方伯不肯听他的诉讼。果真是“国君的罪”，那么原本就是方伯所职守的，为什么不听呢？上文“方伯听到这话，肯听他的话，释放国君的罪，再转移给国人吗”，就是这件事。荧惑星怎肯转移祸患给国人？像这样，子韦的话是虚妄的。

说：“景公〔不〕听他的话，怎么能〔不〕感动天？”这是设难的话，脱漏了两个“不”字，意义不通。成事：景公不听子韦的话，这里说“听他的话”，完全没有事实依据。这篇文章明确“人不能感动天”的主旨，所以设下为什么不能感动天的难题。如果脱漏“不”字，则意义无所归属。下文“诸侯不听臣子的话”，就是承接“不听他的话”的意义；“方伯不释放罪”，就是承接“不能感动天”的意义。盼遂案：“曰”疑似“况”字的误写。古“况”只作“兄”，与“曰”字形相近。“公”下应当有“不”字，作“况且景公不听他的话”。假如诸侯不听臣子的话，引咎自责。方伯听到他的话，释放他的罪，委托离去吗？方伯不释放诸侯的罪，荧惑星怎肯移动三舍？听与不听，都没有福善，星移的事实，不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恶不殊，人道不是这样，就知道天没有效验了。谈论天道的人，必定在人事上有验证。

宋、卫、陈、郑同时受灾，见于《左传·昭公十八年》。杜注：“天火曰灾。”气变见于天。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说就是此象。梓慎知道，向子产请求，裨灶请求，不是梓慎。此文有误。有办法消除它，解除灾祸。子产不听。天道当然如此，人事不能改变。假如子产听从梓慎，四国能没有灾祸吗？尧遭遇洪水，当时的臣子必定有梓慎、子韦那样的智慧，然而不消除的原因，是尧与子产同心。

考察子韦的话说：“荧惑星，是天使；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祸当临君主。”如果真像这话所说，祸不可消除，星不可退却。如果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家，称之为失误所致，可以用善政贤行改变而恢复。变复，见《感虚》篇注。如果荧惑守心，如果必死，下“若”字，疑似“者”字误。就像亡国的祸安可消除？亡，指国亡。修政改行，怎能退却它？善政贤行，尚且不能退却，说出虚华的三句话，说星退而祸除，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是错误的。

译观察子韦对景公所说的话，关于荧惑星带来灾祸的言论，“景公言”三个字大概是衍文。这并非像寒暑风雨那样的自然现象，而是预示自身死亡、生命终结的征兆。《国语·周语》的注解说：“‘祥’就是‘象’的意思。”国家将要灭亡，自身将要死亡，妖异之气就会显现在天上，容色就会显现在脸上。宋本、元本在下文的“见”字都写作“阳”，朱骏声校勘也相同。脸上既然已经显现出死亡的容色，即使有良好的操行也不能消除，因为死亡的征兆已经显现了。身体上显现的颜色，不能靠言语和行为来消除；天上的妖异，又怎么能靠治理来消除呢？人病重将死，脸色显现在脸上，有人对他说：“这是必死的征兆。虽然如此，可以把灾祸转移到五个邻居家，或者转移到奴仆身上。”“若”就是“或”的意思。对于注定要死的人，正确的说法是不可以的，脸上的容色难道会因为善言而完全消除吗？注定要死的命运，难道会因为善言而延长吗？妖气不可消除，寿命不可延长，那么荧惑星又怎么能退却呢？景公的年寿又怎么能增加呢？由此说来，荧惑星守在心宿，不知道它究竟要做什么，所以景公没有死。

再说“星徙三舍”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星星三次迁移到一舍吗？“一舍”，朱骏声校勘元本作“三舍”。按：上文既然明确说了“星徙三舍”，那么这里就不应该依据不知情的情况问“星三徙于一舍”。怀疑应当从元本作“星三徙于三舍乎”。是一次迁移就历经三舍吗？考察子韦的话说：“君主说了三句像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三次赏赐君主。今晚，星星必定迁移三舍。”如果这样，星星就完全迁移了三舍。景公在一次坐谈中说了三句善言，“坐”就是“因”的意思。星星迁移三舍，如果有十句善言，星星就迁移十舍吗？荧惑星守在心宿，因为善言而退却，如果景公再说三句恶言，荧惑星就吞食心宿吗？因为善言而退却，因为恶言而前进，如果没有善也没有恶，荧惑星就安居不动吗？

或许荧惑星守在心宿是预示旱灾，荧惑星是赤帝的精气，所以这样说。并不是预示君主去世。子韦不知道，以为是死亡的灾祸，相信世俗所谓至诚感动上天的说法。荧惑星所在的地方，“之处”应当是“去处”，“去”字，草书极像“之”字。下文“子韦知星行度适自去”，正是作“去”字。星星，必定偶然正好自行离去，景公自然不死，世人就认为子韦的话准确，景公的诚心感动了上天。

或许子韦知道星星运行的度数正好自行离去，自己用来彰显自己的知识，说明这是君臣推让所导致的结果，看到星星的数目是七，上文说：“迁移经过七星。”意思是每次迁移经过七星。《吕氏春秋》、《淮南子》、《新序》的意义都相同。王充似乎失去了这个主旨。于是说星星迁移七舍（三舍），（又）得到二十一年寿命，“星七舍”，应当作“星徙三舍”。如果作“七舍”，那么七乘七等于四十九，得不到二十一年了。星星的数目是七，星星迁移三舍，三乘七所以得到二十一年。“复”字在意义上没有着落，就是“徙”字误脱。“星徙三舍”，上文屡次出现。因此用星星迁移的舍数来计算年数的多少，这与齐国的太卜没有什么不同。

齐景公问太卜说：“你的道术有什么能力？”太卜回答说：“能震动大地。”晏子去见景公，景公说：“我问太卜说：‘你的道术有什么能力？’他回答说：‘能震动大地。’大地本来可以震动吗？”《晏子外篇》、《淮南子·道应训》都没有“固”字。晏子沉默不回答。《晏子》、《淮南》“嘿”作“默”。晏子出去后见到太卜说：“从前我看见钩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大地将要震动吗？”《淮南子》也作“房心”。王念孙说：应当作“驷心”。《晏子外篇》正作“昔吾见钩星在四心之间”。“四”与“驷”相同。晖按：《谴告篇》、《变动篇》、《恢国篇》，都作“房心”，那么“房”字没有错误。王充所依据的《淮南子》就是这样。《史记·天官书》也说：“钩星出现在房心之间，大地震动。”房、驷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房宿有四颗星所以称为四，犹如心宿有三颗星所以称为三。《晏子》作“四”，《淮南》作“房”，应当各自依据本书。毕沅认为“四”是错误，也失之。高诱注：句星，是客星。房，就是驷。句星守住房心，那么大地就会震动。太卜说：“是的。”晏子出去，太卜跑着去见景公，盼遂案：“公”下当有“曰”字。下文“臣非能动地，地固将自动”两句话，就是太卜对景公说的话。脱落一个“曰”字，那么意思就不连贯。〔曰〕：刘先生曰：应当依据《晏子》、《淮南》增加“曰”字。“臣不能震动大地，大地本来将要自动震动。”那么子韦说星星迁移，就像太卜说大地震动一样。大地本来将要自动震动，太卜说自己能震动它；星星本来将要自动迁移，子韦说君主能迁移它。假如晏子不说钩星在房、心〔间〕，那么太卜的奸诈应对就不会被察觉。“间”依据朱骏声校勘元本补。宋本没有晏子这样的知臣，所以子韦的一句话，就（售）其〔欺〕是（耳）。先孙曰：“遂为其是”，意义不可通。黄氏《日钞》引作“售其欺耳”。怀疑应当作“遂售其欺耳”。今本“售”讹作“为”，“耳”伪作“是”，又脱落“欺”字。

考察子韦书录序奏，盼遂案：“秦”为“奏”的误字。“子韦书录序奏”，大概也是刘向、刘歆校录上报的录略文字吧？《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宋国司星子韦三篇，历来辑录刘氏录略的人失引了此文。也说：“录序奏”是子韦的书名。字讹误，不知道应当作什么。《汉志》阴阳家有宋国司星子韦三篇。“子韦说：‘君主说了三句善言，荧惑星应当有动静。’于是观察它，果然迁移了舍位。”没有说“三”。没有说“迁移三舍”。或许星星应当自行离去，朱骏声校勘元本作“徙”。子韦认为验证了，实际上动离了舍位，世人增加了“三”字。既然凭空增加了三舍的数目，又虚造了二十一年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