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二十九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九
案书篇
盼遂案：本篇尾云：「六略之录万三千篇，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且」，元本作「儒」，朱校同。按：此文不当有「且」字，盖「儒」字涉上下文衍，校者则妄改作「且」。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此文有误。日抄引作「自相乖反」。薄葬篇云：「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死〕人之精也，孙曰：「审」下疑脱「死」字。上云：「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与此文正反相应。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有」疑当作「右」，形声相近而误。薄葬篇云：「虽右鬼，其何益哉？」语意正同。此文乃明墨家右鬼薄葬，自违其术，义无取于鬼之有无也。若作「有鬼」，则与「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之义不相属矣。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旧本段。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许慎说文序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隋志：「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是左氏传张苍所献也。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中，逸礼三十有九，书十六篇。」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许慎说文叙：「鲁共王坏孔子宅，得礼记、尚书、春秋（段玉裁谓春秋经。或曰：「春秋」二字衍文，非也。三国志魏志刘劭传注引卫恒四体书势序曰：「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论语、孝经。」是并未言左氏传出于孔壁也。刘贵阳说经残稿曰：壁中古文之数，详于汉艺文志曰：「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是也。其分列诸经，尚书家首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九篇。礼家首列礼古经五十六卷。论语家首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经家首列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记不一种。礼家有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种皆古文。隋书经籍志称刘向考校经籍，得此五种记，共二百十四篇，而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十（今脱此字。
译论衡校释卷第二十九
案书篇
黄侃案：本篇末尾说：“六略的目录共一万三千篇，其中略有不合义理的地方，就加以考证论述。”
儒家的宗师是孔子，墨家的始祖是墨翟。况且儒家的道义可以实行，而墨家的法度议论难以遵从。怎么验证呢？墨家主张薄葬、尊崇鬼神，其道理违背常理，自相矛盾，不符合事实。如果鬼神不是死人的精气，那么尊崇鬼神就未必合理。现在墨家认为鬼神确实是死人的精气，却厚待精气而薄待尸体，这是对神灵厚待而对形体薄待。厚薄不相称，名实不相符，神灵就会发怒降下灾祸，即使有鬼神，最终也会因
）四篇。」可证。然春秋家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此亦当出自孔壁。说文叙云：「鲁共王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总叙处少此种，或文脱耳。说文叙又云：「左丘明春秋传以古文，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盖春秋古文经出壁中，古文传出张苍所献。段氏注说文，谓「班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皆谓苍所献。说文以春秋系孔壁，恐非事实。」此徒见志上列春秋古经十二篇，下列春秋经十一卷，云公羊、谷梁二家后，列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之传，意十一卷之经属公、谷，十二篇之古经则属左氏。不知孔壁之经，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坚之特重古文也。张苍有传无经，即有经，亦以孔壁古文该之可耳。论衡说左氏传出共王壁中，正见经出孔壁，即传亦误归之矣。若记五种，不加「古」字，文省也。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汉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公羊传何序，疏引春秋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四库总目以为「不尽出于公羊高，定为公羊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题高名，盖未审也。」汉志：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先孙曰：汉书艺文志颜注云：「谷梁子名喜。」经典释文序录引桓谭新论云：「谷梁赤。」又引七录及杨士勋疏并云：「谷梁子名淑，字符始。」（孝经正义「淑」作「俶」。）陆春秋纂例引风俗通亦云：「名赤。」并与此异。晖按：「名俶」，亦见元和姓篡一屋引尸子。作「淑」，形误。「名赤」，亦见前汉记二十五。汉书儒林传：「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汉志：左氏传三十卷。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汉志：礼记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隋志说同，故云：「造于孔子之堂。」「礼记」之目，后儒相承指戴圣所传四十九篇。志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戴所传大戴礼，及小戴之礼记而言。（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说。王先谦汉书补注、顾实汉志讲疏从之。）仲任意指小戴，抑包大戴，今不可知。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与范升相难者，亦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见后汉书范传。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序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译死者含恨而作祟。人的情感喜欢厚待厌恶薄待，神灵的心思也是如此。采用墨子的方法，侍奉鬼神祈求福报，福报很少到来而灾祸常常降临。以此类推，墨家的法度，都属此类。因此被废弃而不流传，大概是有原因的。
《春秋左氏传》，大概出自孔子旧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教授学生的堂屋来建造宫殿，得到了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春秋左氏传》出自孔壁，这在《佚文》篇中说法相同，恐怕不符合事实。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北平侯张苍进献《春秋左氏传》。”《隋书·经
」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传遭战国寖藏，（四字，经典释文序录引有。）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公羊隐二年传何注：「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记于竹帛。」公羊大题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母生，乃着竹帛。胡母生题亲师，故曰公羊。谷梁者，亦是题其亲师，故曰谷梁。」是公、谷虽受经于子夏，（从杨士勋、徐彦说。）而其书则晚出也。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新论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书抄九八、御览六一六。）盼遂案：此二语本于桓谭新论。马总意林引新论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此亦蔽也。」仲任正本斯文。又案：子政习左氏传，汉书刘向传所不载，唯言向治谷梁学而已。恐汉书向传出自其子子骏之意，故削去左氏之学。君山之言，或反属实录也。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升）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先孙曰：「范叔」当作「范升」。下并同。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升」与「叔」艹书相似，古书多互误。（后汉书周章传：「字次叔。」李注云：「叔或作升。」）范叔（升）寻因罪罢。元、叔（升）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盼遂案：「讷」疑当为「纳」，涉上「言」字而误。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此论所谓陈元言纳，范叔章诎之事也。言纳者，言见采纳也。范叔（升）章诎，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盼遂案：「返」本为「反」，涉「违」字而误沾「」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章太炎曰：「以左氏春秋同吕氏春秋者，亦本论衡。案书篇云：「左氏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固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
译籍志》说：“《左氏传》，汉初出自张苍家中。”可见《左氏传》是张苍进献的。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在坏墙中得到了古文，有《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汉书·艺文志》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了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共数十篇。”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了《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可见并没有说《左氏传》出自孔壁。刘宝楠《说经残稿》说：孔壁古文经书的数量，详细记载
』又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据此诸语，仲任固以左氏为传，且谓胜彼二家。则其与吕氏春秋并论者，特吐言之庇谬耳。」（春秋左传读叙录。）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汉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国语韦昭解序：「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释名释典艺：「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说文、风俗通引国语「称春秋国语」，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故也。汉书律历志引国语「少昊之衰，九黎乱德」等语，称春秋外传。隋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以上诸文，并以国语为外传者。至所以名「外传」者，韦昭谓：「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释名曰：「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毕沅曰：「外传亦有鲁语，则此语为不可通。韦说得之。」案：仲任以国语为补左传之略，则义近韦说。又按：左襄二十六年传正义曰：「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叶少蕴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并见困学纪闻六。）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举八证以明左氏非丘明，叶梦得春秋考以左丘明为战国周、秦之间人。以上诸说，不以国语为左氏外传也。窃以后说为是。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实」，元本作「宝」。旧本段。盼遂案：「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元刊本作「宝」。
译于《汉书·艺文志》：“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想要扩大宫殿，得到了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这是正确的。其中分类列举各经，《尚书》类首先列出《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共五十九篇。《礼》类首先列出《礼古经》五十六卷。《论语》类首先列出《论语古》二十一篇，出自孔子壁中。《孝经》类首先列出《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只有《记》不是一种。《礼》
公孙龙着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汉志名家：「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列子释文：「字子秉。」有坚白论篇。庄子秋水篇：「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淮南齐俗训云：「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又诠言训注：「公孙龙以白马非马，冰不寒，炭不热为论。」新论云：「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为坚白之论，假物取譬，谓白马为非马，非马者，言白所以为色，马所以为形也。色非形，形非色。」（御览四六四。）别录曰：「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过关。」（初学记七。）吕氏春秋高注亦云：「乘白马，禁不得度关，因言马白非白马。」罗振玉刻古籍丛残，有唐写本古类书第一种，白马注：「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马不得过。公孙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先孙曰：「三邹衍」当作「三邹子」。史记孟子荀卿传说齐有三驺子，（驺、邹字通。）衍其一也。晖按：「衍」当作「子」，是也。「三」疑当作「二」。汉志不见邹忌书，史记孟荀传亦只言其以琴干威王耳。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并邹衍所说。又邹奭子十二篇。史记孟荀传曰：「邹衍观阴阳消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别录曰：「邹奭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文具难胜。」（御览四六四。）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注超奇篇。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管子有轻重甲、乙等篇。梁章鉅曰：「轻重甲篇称梁、赵，戊篇称代、赵，皆非其真。」按此文，则以为管仲手着。史记管晏传赞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矣。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是与王义同。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弱」下旧校曰：一作「威」。公赏罚，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疑此文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又脱「不可」二字。若此文有「公赏罚」句，则当在「富民」句上。知者，「公赏罚」乃其治术；「富民丰国，强主弱敌」乃其政治所致之效。先言其效，后言其术，无此文理。其证一。此节乃评司马迁史记之失，以公孙龙、邹衍之虚诞无益于治，不当与商鞅、管仲并言。今本作「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则上文公孙龙云云于义无取矣。其证二。知脱「不可」二字者，下文「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立文相同，可证。
译公孙龙著《坚白论》，剖析言辞，务求驳倒诡辩之语，没有合乎道理的较量，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汉书·艺文志》名家类记载：“《公孙龙子》十四篇，赵国人。”《列子》释文说：“字子秉。”其中有《坚白论》篇。《庄子·秋水》篇说：“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淮南子·齐俗训》说：“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又《诠言训》注说：“公孙龙以白马非马，冰不寒，炭不热为论。”《新论》说：“公孙龙，六国时的辩士。著《坚白论》，假借事物取譬，说白马不是马，所谓非马，是说白是色，马是形。色不是形，形不是色。”（见《太平御览》卷四六四。）《别录》说：“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过关。”（见《初学记》卷七。）《吕氏春秋》高诱注也说：“乘白马，被禁止不得度关，于是说马白非白马。”罗振玉刻《古籍丛残》，有唐写本古类书第一种，白马注说：“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马不得过。公孙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
齐国有三邹衍之书，浩瀚无涯，其文少有验证，多惊人之语。先孙说：“三邹衍”当作“三邹子”。《史记·孟子荀卿传》说齐有三驺子，（驺、邹字通。）衍是其中之一。晖按：“衍”当作“子”，是对的。“三”疑当作“二”。《汉书·艺文志》不见邹忌书，《史记》孟荀传也只说他以琴干威王罢了。《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都是邹衍所说。又有《邹奭子》十二篇。《史记·孟子荀卿传》说：“邹衍观察阴阳消长，作怪迂之变，其语宏大不经。”《别录》说：“邹奭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文具难胜。”（见《太平御览》卷四六四。）
考察大才之人，大多奢侈放纵，没有真实的验证；浮华虚夸，没有审察的实质。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注《超奇篇》。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管子》有《轻重甲》、《轻重乙》等篇。梁章钜说：“《轻重甲》篇称梁、赵，《轻重戊》篇称代、赵，都不是其真作。”按此文，则认为是管仲手著。《史记·管晏列传》赞说：“我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尽啊他的言论。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这与王充之意相同。
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弱”下旧校曰：一作“威”。公赏罚，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疑此文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又脱“不可”二字。若此文有“公赏罚”句，则当在“富民”句上。知者，“公赏罚”乃其治术；“富民丰国，强主弱敌”乃其政治所致之效。先言其效，后言其术，无此文理。其证一。此节乃评司马迁《史记》之失，以公孙龙、邹衍之虚诞无益于治，不当与商鞅、管仲并言。今本作“与邹衍之书不可
日抄引作：「公孙龙、邹衍书虚夸，与管、商书相反，而太史公兼纪。」虽约举此文，但可推证此文原谓管、商书与公孙龙、邹衍书不可并言也。则今本脱「公孙龙」三字，「不可」二字，甚明。太史公纪公孙龙，亦见孟荀传。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盼遂案：史记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与燕王谋破齐。入齐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仪所说与史记苏秦传齐大夫争宠而刺秦者殊远矣。自以仪说为实也。仪知各审，「各」疑「秦」误。盼遂案：章士钊云：「各当为秦之误字。」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史记苏秦传曰：「苏秦详为得罪于燕，亡走齐，为客卿，欲破敝齐而为燕。其后齐大夫多与之争宠者，而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若死，车裂臣以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于秦之死，两传抵牾也。东海张（冯）商亦作列传，孙曰：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此涉上文「张仪」而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冯商续太史公书七篇。又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史通正史篇：「史记所书，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惟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后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
译并言”，则上文公孙龙云云于义无取矣。其证二。知脱“不可”二字者，下文“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立文相同，可证。《日抄》引作：“公孙龙、邹衍书虚夸，与管、商书相反，而太史公兼纪。”虽约举此文，但可推证此文原谓管、商书与公孙龙、邹衍书不可并言也。则今本脱“公孙龙”三字，“不可”二字，甚明。
太史公纪公孙龙，亦见孟荀传。考察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张仪固知之。盼遂案：《史记·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与燕王谋破齐。入齐，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仪所说与《史记·苏秦传》齐大夫争宠而刺秦者殊远矣。自以仪说为实也。仪知各审，“各”疑“秦”误。盼遂案：章士钊云：“各当为秦之误字。”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
《史记·苏秦传》说：“苏秦假装得罪于燕，逃亡到齐，为客卿，欲破敝齐而为燕。其后齐大夫多与之争宠者，而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若死，车裂臣以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张仪传》说：“仪说楚王曰：‘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于秦之死，两传抵牾也。
东海张（冯）商亦作列传，孙曰：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此涉上文“张仪”而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冯商续太史公书七篇。又《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史通·正史篇》：“《史记》所书，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惟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后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
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
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奇怪篇亦辩其妄。旧本段。
译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
考察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奇怪篇》亦辩其妄。旧本段。
新语，陆贾所造，注超奇篇。盖董仲舒相被服焉，余嘉锡曰：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云：「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褥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注明雩、乱龙篇。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元本作「夏郊不之祀」。案：当作「夏郊不祀」。元本衍「之」字，今本后人妄改。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详死伪篇。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再」疑为「可」误。以政致旱，宜复以政。复，消复也。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顺鼓篇引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沉溺致雨。」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亢阳致旱，今雨至而亢阳不改，明变复说妄。旱祸不除，变复之义，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与寒温、谴告、治期之旨相违。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佑，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旧本段。
董仲舒着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法言君子篇：「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汉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传云：「仲舒所着，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王先谦曰：「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诸书内也。」今按：百二十三篇者，乃上疏条教，非仲任所指。实知篇云：「孔子云：董仲舒乱我书。其后仲舒论思春秋，造着传记。」则知仲任殆指其「说春秋事得失」者。而今传春秋繁露八十二篇，玉杯第二，竹林第三，总名蕃露，与本传不相应，或疑其后人采缀而成。仲任谓其不称子，已见其题曰「繁露」欤？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杨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文选广绝交注引「多」作「以」。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臆」，旧误从「耳」，今据各本正。感虚篇云：「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子云无世俗之论。
译《新语》是陆贾所著，王充在《超奇》篇中对此加以评注。大概董仲舒也被视为儒术的践行者，余嘉锡说：《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颜师古注解说：“被服，是说常居处其中。”《资治通鉴》卷十八胡三省注解说：“被服，是说用儒术来衣被其身。”这与颜师古的注解虽然不同，但意思也不相远。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肯定地采纳了胡注，这未尝不可。但他又说：“《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意思是说不穿奇异的服饰，不苟且行事。”这纯粹是主观臆测，未免画蛇添足。像这里的“董仲舒相被服”，难道能解释为不穿奇异的褥垫吗？（董仲舒与陆贾）都谈论君臣政治的得失，言论值得采纳施行，事迹美好值得观览。王充所论述的，参验于经传，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越增加。陆贾的言论，没有遗漏缺失；而董仲舒所说的通过雩祭来应天，用土龙来致雨，王充在《明雩》、《乱龙》篇中加以评注，颇为难以理解。导致旱灾的是雩祭，而不是夏郊的祭祀，元本作“夏郊不之祀”。考订：应当作“夏郊不祀”。元本多了一个“之”字，今本后人妄改。这难道是晋侯的过错吗？是因为政治失道，阴阳不和。晋国废除了夏郊的祭祀，晋侯卧病，采纳了郑国子产的建议，祭祀夏郊后病就好了。详见《死伪》篇。如果确实雩祭不修，土龙不治，就会与晋国遭遇同样的祸患，这是可以预见的。“再”字疑似“可”字的误写。因为政治导致旱灾，适宜用政治来消除。复，是消复的意思。政治有亏，却去修治雩祭和土龙，这有什么益处呢？《春秋公羊传》的说法，亢旱的时节，足以促使政治恢复。《顺鼓》篇引用《春秋》说：“人君亢阳导致旱灾，沉溺导致降雨。”阴阳相互混淆，旱灾与雨水相互报应，这是天道如此，为什么要修治雩祭、设置土龙呢？雩祭能让神灵喜悦吗？或者雨水到来，亢阳不改，亢阳导致旱灾，现在雨水到来而亢阳不改，说明“变复”的说法是虚妄的。旱灾祸患不除，“变复”的道理，在哪里施行呢？况且寒冷温暖与旱涝相同，都是政治所导致的，罪责在于人。这与关于寒温、谴告、治期的宗旨相违背。只为了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佑，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如果应当回复报应寒温，就适宜做雩祭、土龙之类的事。王充才识宏大，只是对此有两点怀疑。旧本段。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认为超过诸子。《法言·君子》篇说：“诸子，是因为他们的见识不同于孔子。”《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记载：“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本传说：“董仲舒所著，都是阐明经术之意以及上疏条教，共一百二十三篇。而论述《春秋》事得失的，如《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类，又有数十篇。”王先谦说：“这一百二十三篇早已亡佚，不在《繁露》等书中。”现在考订：一百二十三篇，是上疏条教，不是王充所指的。《实知》篇说：“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后来董仲舒论思《春秋》，著写传记。”由此可知王充大概是指他“论述《春秋》事得失”的作品。而今流传的《春秋繁露》八十二篇，《玉杯》第二，《竹林》第三，总名为《繁露》，与本传不相符合，有人怀疑是后人采缀而成。王充说他不自称“子”，已经看出
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北」，元本作「比」。按：作「比」是。「三」当作「二」，以仲舒比方子长、子云也，不当言「北方三家尚矣」。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实知篇力辟此语之妄，而于兹反信为孔子之言，何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以下文例之，「或」下疑有「以」字。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反）孔子。先孙曰：「及」当为「反」，形近而误。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文。引之者，明「乱」当训「终」。集解郑曰：「师挚，鲁太师之名也。始犹首也。周道既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太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者。洋洋乎盈耳哉，听而美也。」晋书司马彪传：「春秋不修，则孔子理之；关雎之乱，则师挚修之。」并读「乱」为「治乱」之「乱」，非谓乐之卒章也。论语骈枝曰：「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凡乐之大节，有歌有笙，有间有合，是为一成。始于升歌，终于合乐。是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周礼大师职：『大祭祀，帅瞽祭歌。』仪礼燕及大射，皆大师升歌。挚为大师，是以云『师挚之始』也。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凡六篇，而谓之『关雎之乱』者，举上以该下，犹言『文王之三』，『鹿鸣之三』云耳。」礼经释例说同。足证仲任训「乱」为「终」之说。乱者，于（终）孔子言也。孙曰：「于」字无义，「于」当作「终」，草书形近而误。下云：「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又云：「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并解释此文。乱龙篇云：「劣则董仲舒之龙说不终也，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并其切证。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班叔」旧作「尽也」。先孙曰：「尽也」当作「班叔」。晖按：孙说是也。朱校元本「尽」正作「班」，可证。超奇篇亦见此文。今据正。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离骚「乱曰」，王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
译他的题目叫“繁露”了吗？汉代著书的人很多，司马迁、扬雄，如同黄河、汉水；其余的，如同泾水、渭水。《文选·广绝交论》注引文中“多”字作“以”。然而司马迁少有主观臆断的说法，“臆”字，旧版误从“耳”，现在根据各本改正。《感虚》篇说：“太史公是汉代记录实事的人。”扬雄没有世俗的言论。董仲舒论述道术奇特，与司马迁、扬雄相比也崇尚。元本作“比”。考订：作“比”是对的。“三”应当作“二”，因为是用董仲舒来比方司马迁、扬雄，不应当说“北方三家尚矣”。谶书说：“董仲舒，乱我书。”这大概是孔子的话。《实知》篇极力驳斥此语的虚妄，而在这里反而相信是孔子的话，为什么呢？读者或许认为“乱我书”的意思是，以下文为例，“或”字下疑似有“以”字。烦乱孔子之书；或者认为“乱”是治理的意思，治理孔子之书。同一个“乱”字，治理与混乱，相差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察根本实际，所以解说错误。说烦乱孔子之书，是才高之语；说治理孔子之书，也是知奇之言。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司马迁、扬雄没有这样的话。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两句话不定，辗转不安。考订董仲舒的书，不违背儒家，也不反对孔子。先孙说：“及”应当为“反”，字形相近而误。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不对；孔子之书不混乱，说治理孔子之书的人，也不对。孔子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这是《论语·泰伯》篇的文句。引用它的人，说明“乱”应当训为“终”。《集解》郑玄说：“师挚，是鲁国太师的名字。始犹首也。周道既衰微，郑、卫之音兴起，正乐废而失节，鲁太师挚识得《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者。洋洋乎盈耳哉，听而美也。”《晋书·司马彪传》：“《春秋》不修，则孔子理之；《关雎》之乱，则师挚修之。”都把“乱”读作“治乱”的“乱”，不是说乐曲的卒章。《论语骈枝》说：“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说：‘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说：‘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饬归。’都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大凡乐曲的大节，有歌有笙，有间有合，这是一成。始于升歌，终于合乐。所以升歌称为始，合乐称为乱。《周礼》大师职：‘大祭祀，率领盲人歌唱。’《仪礼》燕及大射，都是大师升歌。挚是大师，所以说‘师挚之始’也。合乐，包括《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苹》，共六篇，而称为‘关雎之乱’，是举上以该下，如同说‘文王之三’、‘鹿鸣之三’一样。”《礼经释例》解说相同。足以证明王充训“乱”为“终”的说法。乱者，是终结孔子之言。孙说：“于”字无义，“于”应当作“终”，草书形近而误。下云：“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又说：“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都解释了此文。《乱龙》篇说：“劣则董仲舒之龙说不终也，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都是确切的证据。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班固续太史公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班叔”旧作“尽也”。先孙说：“尽也”应当作“班叔”。晖按：孙说是也。朱校元本“尽”正作“班”，可证。《超奇》篇也见此文。现在据正。《赋颂》篇下有“乱曰”章，大概也是这类。《离骚》“
」鲁语亦以商颂那篇之卒章为「乱」。韦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按：仲任训「乱」为「终」，与王逸异。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治龙」亦见上文，各本误作「始龙」，今依崇文本改。必将有义，未可怪也。旧本段。
译乱曰”，王逸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鲁语》也以《商颂·那》篇的卒章为“乱”。韦昭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考订：王充训“乱”为“终”，与王逸不同。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他修治雩祭土龙，“治龙”亦见上文，各本误作“始龙”，现在依据崇文本改正。必将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见孟子滕文公上。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论，新论也。超奇篇云：「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或疑「曷」声误。谓何能蹈骥迹也。超奇篇曰：「卓尔蹈孔子之迹。」书解篇：「汲汲忙忙，或暇著作？」或亦「曷」之误。是其比。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韩非子有难一、二、三、四，凡四篇。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者，韩非立义以难之。桓宽之盐铁，汉志儒家：「桓宽盐铁论六十篇。」师古曰：「宽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时，丞相御史与诸贤良论盐铁事，宽撰次之。」君山新论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论，谓着论者。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全」当作「诠」。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宜」当作「肯」。处谓辩证也。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以下句例之，知此文误。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新论曰：（据孙冯翼揖。）「余为新论，述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耶！」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注感类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江南通志云：「越绝书外传记卷末有隐语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为米，覆之以庚。」为「袁康」二字。书为袁康作也。康临淮人，字文术，或曰字文伯。其书有经，子贡作；有内传，吴平作；其外传与记，乃袁康为之。」袁文术名康，未知何据。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注超奇篇。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章」旧作「童」。元本作「易章句」，崇文本已校改作「章」，今据正。文术之咸铭，孙曰：「咸」疑「箴」之坏字。盼遂案：「咸铭」者，「函铭」也。枕函、杖函、剑函皆可谓之咸矣。
译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又是什么样的人？”这话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知道自己与舜在步武追随方面有相同之处。知道德行所仰慕的，默默铭记所追随之人，这是同一实质。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嘉许赞美；但若要质定世事，论说世间的疑难，桓君山没有谁能超过他。所以董仲舒的文章可以企及，而桓君山的论说难以追赶。论，指《新论》。《超奇篇》说：“桓君山作《新论》，论说世间的事，辩明照察是非真假，虚妄的言论，伪饰的辞藻，没有不被证定辨明的。”千里马与众马足迹截然不同，或许能追随千里马的足迹吧？或许“曷”字是误写。意思是怎能追随千里马的足迹呢。《超奇篇》说：“卓然追随孔子的足迹。”《书解篇》说：“汲汲忙忙，或许无暇著作？”或许也是“曷”字的误写。这就是它们的类比。如果有马在这里，脚力能行千里，最终不被称为千里马，是因为与千里马的毛色不同。如果有人在这里，文章偶合董仲舒，论说次等桓君山，最终不同于这两人，是因为姓名不同。所以马效法千里，不必是骐骥；人期望贤智，不必是孔子、墨子。用什么来验证呢？桓君山的论说难以追赶。两把刀互相切割，锋利与钝拙才可知；两种论说互相订正，是非才显现。所以韩非的《四难》，《韩非子》有《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共四篇。古人做事有的不合理，韩非立义来诘难他们。桓宽的《盐铁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桓宽《盐铁论》六十篇。”颜师古说：“桓宽字次公，汝南人。孝昭帝时，丞相御史与诸贤良议论盐铁之事，桓宽撰次而成。”这是与桓君山《新论》同类。世人有的怀疑，说那些话不是真的，论说者证实它，论，指著论的人。所以诘难是困难的。卿决断疑狱，狱案定下嫌隙罪名，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定说卿狱的官吏才能不称职。至于论说，不务求诠解疑难，“全”
周礼秋官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郑玄注：「咸读为函。老臣杖于朝，有司以此函藏之。」此「咸铭」即「函铭」之说也。昔武王有带铭、杖铭，（大戴礼记践祚篇。）后汉李尤有经襓铭、（艺文类聚五十五引。）匮匝铭，（太平御览七百十四引。）与咸铭之意尤近。或谓「咸」为「箴」之坏体，不如此不破字之为愈也。君高之越纽录，孙曰：吴君高事见书虚、超奇诸篇。此云越纽录，即越绝书也。越绝篇叙外传记云：「以『去』为生，（按「生」当作「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与事类，俟告后人。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丞（与承同。）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杨慎云：「此以语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厥旨昭然，欲后人知也。以『口』承『天』，『吴』字。屈原同名，『平』字。与康共着此书者，乃吴平也。」按：杨说最塙，然则君高殆吴平之字矣。长生之洞历，注超奇篇。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政」，各本误「攻」，今从朱校元本、崇文本正。盼遂案：史记留侯世家正义引周树洞历云：「角里先生姓周，名术，字道原。太伯之后。」是周树殆是长生之名矣。又考北堂书钞卷七十三引谢承后汉书云：「周树达于法，善能解烦释疑，八辟从事。」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引谢承后汉书云：「周树为从事，刺史孟观有罪，俾树作章，陈事叙要。得无罪。」谢书云「周树为从事」，与仲任所云「位不至公卿」合，决长生即周树也。善（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孙曰：「善」疑「盖」字之误。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朱曰：杨州府志：「陈子回、颜方，皆广陵人，与王充同时。」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注别通篇。盼遂案：「令」下疑当有「史」字。兰台令为长吏，史则其属员，未可混而一之也。后汉书杨终传：「征诣兰台，拜校书郎。」傅毅传：「建初中，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二人皆未尝为兰台令也。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注效力篇。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好」当在「其」字下。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着书，李斯采以言事；李斯阿二世，以书对，引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又引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
译当作“诠”。两传并记，不宜明处，“宜”当作“肯”。处，指辩证。《薄葬篇》：“所以他的立论，不肯明辨。”哪里比得上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语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晓的呢？按孔子作《春秋》，采录毫毛般的善行，贬斥纤介般的恶行。可褒扬的，则用义理来明其善行；以下句为例，可知此文有误。可贬斥的，则明其恶行以讥讽其操守。《新论》的义理，与《春秋》会通一致。《新论》说：（据孙冯翼辑。）“我作《新论》，叙述古今，也想兴起治道，这与《春秋》褒贬有什么不同呢！”
世俗喜好珍视古代而不贵重当今，认为当今的文章不如古书。古今是一样的，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只贵重古代，这是说古人比今人贤能。按东番邹伯奇，注《感类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江南通志》说：“《越绝书》外传记卷末有隐语说：‘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为米，覆之以庚。’”这是“袁康”二字。书是袁康所作。康是临淮人，字文术，有人说字文伯。他的书有经，子贡作；有内传，吴平作；其外传与记，是袁康作的。袁文术名康，不知何据。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注《超奇篇》。地位虽然不到公卿，确实是能知之囊橐，文雅的英雄。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章”旧作“童”。元本作“易章句”，崇文本已校改作“章”，今据正。袁文术的《咸铭》，孙说：“咸”疑“箴”的坏字。盼遂案：“咸铭”者，“函铭”也。枕函、杖函、剑函都可以称为咸了。《周礼·秋官·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郑玄注：“咸读为函。老臣杖于朝，有司以此函藏之。”这“咸铭”即“函铭”之说也。昔武王有带铭、杖铭，（《大戴礼记·践祚篇》。）后汉李尤有经襓铭，（《艺文类聚》五十五引。）匮匝铭，（《太平御览》七百十四引。）与咸铭之意尤近。或谓“咸”为“箴”的坏体，不如此不破字之为愈也。吴君高的《
」见史记本传。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方以智曰：「侯芭字铺子。」惠栋汉书补注说同。并据此文也。俞曰：侯铺即侯芭，「芭」与「铺」一声之转也。世知侯芭，不知侯铺，故表而出之。晖按：汉书扬雄传赞云：「鉅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隋志有杨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又案：侯芭字铺子，疑方、惠说是。非、斯同门，云、铺共朝，「斯」旧作「私」。先孙曰：「私」当作「斯」，音近而误。晖按：先孙说是也，朱校元本正作「斯」，今据正。非、斯俱受业荀卿。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句有衍误。齐世篇：「杨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一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此文「并肩」，意当与同。齐曰：「益」为「异」字之误，「远」、「术」二字衍。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杨子云反离骚之经。汉书扬雄传：「雄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名曰反离骚。」辞载本传。王逸楚辞章句离骚下着「经」字，并云：「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洪兴祖曰：「太史公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孟坚曰：『离犹遭也，明己遭忧作辞也。』颜师古云：『忧动曰骚。』余按：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逸说非是。」晖按：洪说是也。据此文，则充亦谓「离骚经」，非逸一人也。盖当时词人有此语。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文误脱，不可读。
译越纽录》，孙说：吴君高事见《书虚》、《超奇》诸篇。这云越纽录，即《越绝书》也。《越绝篇》叙外传记云：“以‘去’为生，（按‘生’当作‘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与事类，俟告后人。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丞（与承同。）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杨慎说：“此以语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厥旨昭然，欲后人知也。以‘口’承‘天’，‘吴’字。屈原同名，‘平’字。与康共着此书者，乃吴平也。”按：杨说最塙，然则君高殆吴平之字矣。周长生的《洞历》，注《超奇篇》。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政”，各本误“攻”，今从朱校元本、崇文本正。盼遂案：《史记·留侯世家》正义引周树《洞历》云：“角里先生姓周，名术，字道原。太伯之后。”是周树殆是长生之名矣。又考《北堂书钞》卷七十三引谢承《后汉书》云：“周树达于法，善能解烦释疑，八辟从事
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艺文志：「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阮孝绪七录序曰：「刘向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子歆撮其指要，着为七略。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七略而称「六略」者，沉钦韩曰：「其辑略即汇别群书，标列指趣，若志之小序，实止有六略耳。」抱朴子自叙、广弘明集引阮孝绪七录序、续博志并云，别录、汉志「万三千二百（七录误作「三百」。）六十（抱扑子误作「九十」。）九卷。」则此云「万三千」者，举成数。篇即卷也。亦见对作篇。隋志、旧唐书志、文献通考，「一万」并作「三万」，误不足据。盼遂案：汉书艺文志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余尝实考算之，得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篇，则仲任所说万三千篇之数，较相近也。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对作篇
翟灏曰：「论衡以对作篇为序，其后更有自纪一篇，则附传也。」盼遂案：篇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又云：「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此数语本篇主旨。
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对曰：圣人作经，艺（贤）者传记，「艺」，各本同，王本、崇文本作「贤」，是也。正说篇云：「圣人作经，贤者作书。」案书篇云：「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盼遂案：「者」当为「着」之形残。「着传记」与「作经艺」对文。「匡济薄俗」以下，所以言其效也。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注案书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盼遂案：「道」读作「导」，动词。归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盼遂案：「求」字涉「采」字形近而衍。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注正说篇。所以检柙靡薄之俗者，「柙」旧误作「押」，今正。齐世篇云：「检柙守持，备具悉极。」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齐世篇、定贤篇、书解篇并见此义。杨、墨之学不乱传义，盼遂案：「传」当「儒」之误。则孟子之传不造；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史记本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汉志法家：「韩子五十五篇。」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注见彼篇。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注超奇、案书篇。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下「因」字，朱校元本作「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兰台」注别通篇。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颇言灾异政治所失，「所」当作「得」。案书篇云：「新语皆言君臣政治得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主父偃嫉之，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于吏，当谓之下愚。盼遂案：当，判决书也。仲舒当死，天子赦之。史记本传：「仲舒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史谓书未奏，主父偃窃奏之。此文则谓书成已奏，主父偃嫉而诬之，义稍不同。夫仲舒言灾异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论无触忌之言，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语乎？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也盼遂案：「也」字疑当在第一「俗」字下。其第二「俗」字属下句读。文本为「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也。俗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
译六略的目录，共一万三千篇。《汉书·艺文志》说：“大凡书籍，分为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说：“刘向分别编集各类目录，称为《别录》。他的儿子刘歆概括其要点，著成《七略》。其中一篇是其余六篇的总纲，所以命名为《辑略》。其次是《六艺略》，接着是《诸子略》，然后是《诗赋略》，再是《兵书略》，接着是《数术略》，最后是《方技略》。”《七略》却被称为“六略”，沉钦韩说：“那《辑略》就是汇总各类书籍，标列其旨趣，如同志书的小序，实际上只有六略罢了。”《抱朴子·自叙》、《广弘明集》所引阮孝绪《七录序》、《续博志》都记载，《别录》、《汉书·艺文志》为“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录》误作“三百”，《抱朴子》误作“九十”）。那么这里所说的“一万三千”，是取整数。篇就是卷。也见于《对作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文献通考》中，“一万”都写作“三万”，是错误的，不足为据。黄晖案：《汉书·艺文志》说：“大凡书籍，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我曾经实际核算，得到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篇，那么王充所说的一万三千篇之数，是比较接近的。虽然没有全部见到，其旨趣是可以知道的，大致借用那些不合义理的地方，加以考察论述。”
《对作篇》
翟灏说：“《论衡》以《对作篇》作为序言，其后还有《自纪》一篇，那就是附传。”黄晖案：篇中“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又说：“所以有益，虽然写作也无害。”这几句话是本篇的主旨。
有人问：“贤人圣人不会凭空产生，一定有用来施展其心智的地方。上自孔子、墨子一派，下至荀子、孟子一类，教化训诫必定要著作文献流传下来，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创作经典，贤者撰写传记。“艺”，各本相同，王本、崇文本作“贤”，是正确的。《正说篇》说：“圣人创作经典，贤者创作书籍。”考察《书篇》说：“圣人创作其经典，贤者著述其传。”黄晖案：“者”应当是“着”字的形残。“着传记”与“作经艺”是对文。“匡济薄俗”以下，是说明其功效。匡正救济浅薄的习俗，驱使百姓使他们回归诚实。考察六略的书籍，一万三千篇，参见《书篇》。增加善行消除恶习，割除邪僻拓展正道，驱使役使游荡怠慢之人，期望引导向善，黄晖案：“道”读作“导”，动词。归于正道。孔子创作《春秋》，是因为周代百姓风俗弊坏。所以采集毫毛般的善行，黄晖案：“求”字是受“采”字形近而衍生的。贬斥细微的恶行，拨乱反正，人道通达，王道完备，参见《正说篇》。这是用来检束约束靡薄风俗的，“柙”旧误作“押”，现在改正。《齐世篇》说：“检束约束守持，完备详尽。”详尽周密细致。如果堤防决口没有防备，就有水溢的灾害；网罗解开没有系结，就有野兽逃脱的祸患。因此周代王道不弊坏，百姓就不文饰浅薄；百姓不文饰浅薄，《春秋》就不会创作。《齐世篇》、《定贤篇》、《书解篇》都见此义理。杨朱、墨子的学说如果不扰乱儒家的义理，黄晖案：“传”应当是“儒”的误字。那么孟子的传述就不会创作；《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说：‘杨朱、墨子的道学不停止，孔子的道学就不显著，这是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我因此担忧，捍卫先圣的道，抵御杨朱、墨子，放逐淫辞，使邪说者不能兴起。’”韩国如果不小弱，法度不崩坏废弃，那么韩非的书就不会创作；《史记》本传：“韩非看见韩国削弱，多次上书劝谏韩王，韩王不能采用。于是韩非痛恨治国不致力于修明法制，掌握权势来驾驭臣下，富国强兵，反而寻求任用贤人，反而举用浮华淫邪的蛀虫，加在功绩实才之上。观察往事的得失变化，所以创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法家：“《韩子》五十五篇。”高祖如果不能辨别得到天下，马上之计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话就不会进献；《书解篇》说：“高祖已经得到天下，马上之计没有败坏，陆贾创作《新语》。”参见那篇。众事不失去真实，一般议论不崩坏混乱，那么桓谭的议论就不会兴起。参见《超奇》、《案书》篇。所以贤人圣人兴起文辞，做事不凭空而为，依据情况不妄作。创作有益于教化，教化有补于正道，所以汉朝设立兰台的官职，校勘审察书籍，以考证其言论。“兰台”参见《别通篇》。董仲舒创作道术的书籍，颇言灾异政治所得，黄晖案：“所”应当是“得”。《书篇》说：“《新语》都言君臣政治得失。”书成文具，表奏在汉室。主父偃嫉妒他，诬告进奏他的书。天子将仲舒交给官吏，判处为下愚。黄晖案：当，判决书也。仲舒判处死刑，天子赦免了他。《史记》本传：“仲舒被废为中大夫，住在舍中，著述灾异的记载。这时辽东高庙火灾，主父偃嫉妒他，取他的书奏给天子。天子召集诸生，展示他的书，有刺讥。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他老师的书，认为是下愚。于是将董仲舒交给官吏，判处死刑，诏令赦免他。”史书说书未奏，主父偃窃奏。此文则说书成已奏，主父偃嫉妒而诬告，意义稍不同。既然仲舒言灾异之事，汉武帝尚且不怪罪而尊重他，何况所论没有触犯忌讳的言论，核实道实的实事，收集旧实的言语呢？所以贤人在世间，进则尽忠宣扬教化，以彰明朝廷；退则称述议论贬斥邪说，以觉悟失道的习俗。黄晖案：“也”字疑当在第一“俗”字下。其第二“俗”字属下句读。文本为“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也。俗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不知回归，就确立邪道轻视为非；议论者不追救，就迷乱不觉悟。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盼遂案：「华文」下当有「不」字，今脱。上句「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与此句为骈偶也。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说」读「侻」。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盛」下旧校曰：一作「盛溢」。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说」读「悦」。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并注命禄篇。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见滕文公篇。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侧怛发心，恐上之危也。「上」旧误「土」，朱校元本同。今从钱、黄、郑、王本正。事亦见幸偶篇。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效力篇谓颜渊力不任，劣倦罢极，发白齿落，有仆顿之祸。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辞奸」非其义，「奸」疑为「讦」之讹。「奸」或作「奸」，与「讦」形误。说文：「讦，面相斥罪也。」后汉书袁安传：「言辞骄讦。」注：「讦，谓发扬人之恶。」盼遂案：奸与露、直、实同列，则奸非恶词。下文「被棺敛者不省」，「奉送藏者不约」，「为明器者不奸」，又以奸与约、省同用。自纪篇「言奸辞简，指趣妙远」，又以奸与简同用。然则奸殆即简约质实，言无华泽之意矣。又按：「奸」疑「□」之简写。「□」相传与「妍」同字，则此「辞奸而情实」，谓遣辞虽妍妙，而抒情却真实也。黄晖说「奸」为「讦」之讹，失之。其政务言治民之道。政务，本传、隋志并未载，盖久佚矣。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遇）惑，作论于下。「愚惑」无义，当作「遇惑」，与「遭弊」对文。本书屡以「遭」、「遇」、「适」、「偶」相对成义。〔下〕实得，则上教从矣。「下」字据朱校元本补。今本涉重文脱。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而」下旧校曰：一有「后」字。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旧校曰：「纯诚」一作「纯厚」。旧本段。
或曰：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
曰：非作也，旧本「非」在「曰」字上。孙曰：「『非曰作也』，当从元本作『曰非作也』。『曰』乃答词。」今据正。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即今史记。汉时则曰「太史公」，（汉书艺文志。）曰「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前汉纪十四、风俗通卷一、卷六。）曰「太史公书」，（汉书宣元六王传、班彪论略、论衡。）曰「太史记」。（风俗通二。）王先谦曰：「隋志题史记，盖晋后着录，改从今名。」详史记考异、愈愚录。刘子政序、汉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按：「所序」谓其所序累者也。（「序累」二字，屡见本书。）顾实曰：「犹今之丛书。」似非其义。班叔皮传，彪续太史公书，作后传数十篇。见本传。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盼遂案：当是「桓君山」。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正说篇以伏羲非作，文王非演，演作之言，生于俗传。此又因俗传为说。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孙曰：「溢其数多」，疑当作「溢多其数」。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诰而难之；文吏就狱卿之事，盼遂案：「狱卿」当乙为「卿狱」。案书篇：「卿决疑讼，狱定嫌罪。」又云：「卿狱之吏，才不任职。」皆以「卿狱」联文。覆而考之，案书篇：「卿决疑讼，狱定嫌罪。」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
译因此，《论衡》的写作，是因为众多书籍都失去了真实，虚妄的言论胜过真实美好的内容。所以，如果虚妄的言论不被黜退，那么浮华的文辞就不会停止；如果浮华的文辞放纵流行，那么真实的事迹就不会被采用。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衡量言论的轻重，确立真伪的标准，并不是随意调整文辞、修饰言辞，以追求奇特宏伟的观感。它的根本都起因于人间有错误，所以竭尽思虑，以讥讽世俗。世俗的本性，喜欢奇怪的话语，喜爱虚妄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的事迹不能使人痛快，而浮华虚妄却能惊动耳朵、打动人心。因此，有才能的人，喜欢谈论的人，会夸大真实的事迹，编造美好盛大的话语；使用笔墨的人，会凭空创作文章，编造虚妄的传说。听的人认为这是真实的情况，喜欢而不停止；看的人认为这是真实的事迹，传颂而不断绝。不断绝，那么文章就记载在竹帛之上；不停止，那么错误就传入贤者的耳朵。甚至有人南面称师，宣扬奸邪虚伪的学说；掌管城池、佩戴紫色印绶的高官，也阅读虚妄的书籍。明辨是非，内心疾痛忧伤，怎么能不议论呢？孟子为杨朱、墨翟的学说严重夺取儒家的言论而悲伤，引用平正直率的学说，褒扬正确的，抑制错误的，世人认为他喜好辩论。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见《滕文公篇》。如今我也是不得已。虚妄显露于真实之上，诚实被虚伪扰乱，世人不醒悟，是非不能确定，紫色与朱色混杂，瓦片与玉石聚集混杂，从情理来说，这难道是我内心所能忍受的吗！卫国陪乘的人越职呼喊车子，是因为内心悲痛，担心国君的危险。事情也见于《幸偶篇》。那些议论的人怜悯世人、忧虑世俗，与卫国陪乘的人有同样的心意。忧愁精神而幽闭魂魄，扰动胸中的平静之气，损害年寿，对性情没有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效力篇》说颜渊力量不能胜任，疲倦至极，头发变白牙齿脱落，有仆倒顿挫的灾祸。违背黄老之教，不是人所贪求的，不得已，所以写作《论衡》。文辞显露而旨意直率，言辞简约而情感真实。它主要论述治理民众的道理。《政务》一书，本传、《隋书·经籍志》都没有记载，大概早已失传了。《论衡》各篇，确实是世俗间普通人所能看到的，与那些作者没有什么不同。至于《九虚》、《三增》、《论死》、《订鬼》，是世俗长久迷惑的，人们不能察觉的。君主遭遇弊端，在上改变教化；臣子遇到迷惑，在下写作论著。下面确实获得真理，那么上面的教化就顺从了。希望醒悟迷惑的心，使人们知道虚实的区别。虚实的区别确定，那么浮华虚伪的文章就消亡；浮华虚伪的文章消亡，那么纯朴诚实的教化就日益滋长了。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者传述，以贤者的身份进行创作的，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可以说是创作了。
回答说：不是创作，也不是传述，而是议论。议论，是传述的次一等。五经的兴起，可以说是创作了。太史公的书，即现在的《史记》。汉代称为“太史公”，称为“太史公记”，称为“太史公书”，称为“太史记”。刘向的序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解说：“《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按：“所序”是指他所编次累集的作品。班彪的传记，班彪续写太史公的书，作后传数十篇。见本传。这可以说是传述了。桓谭的《新论》，邹阳的《检论》，可以说是议论了。现在看《论衡》、《政务》，是桓谭、邹阳那样的议论，不是所谓的创作。创造开端，重新制作，以前从未有过，像仓颉造字，奚仲造车就是这样。《易经》说伏羲创作八卦，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创造了它，所以叫创作。文王画八卦，自己推演为六十四卦，所以叫推演。《正说篇》认为伏羲不是创作，文王不是推演，推演、创作的说法，产生于世俗传闻。这又是根据世俗传闻来说的。说《论衡》的完成，如同六十四卦，这又不对。六十四卦是推演增益，卦象溢出，数目众多。《论衡》是根据世俗的书籍，订正它们的真伪，辩明它们的虚实，不是创造开端重新制作，前面没有根本。儒生根据先师的学说，诘问并驳难它；文吏根据卿狱的事情，复核并考察它。说《论衡》是创作，儒生、文吏能说创作吗？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上」字依朱校元本补。盼遂案：「犹」下疑脱一「上」字。上句「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以「上书奏记」四字为词，此承叠其文也。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盼遂案：二「奏」字盖衍其一。「奏记」句绝。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章帝时，兖、豫、徐三州比年大旱，诏免租刍。详后汉书本纪。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记谓之造作上书」，文不成义。疑当作「论衡谓之造作」。上文「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文例正同。「记」为「论衡」之误，又衍「上书」二字。盼遂案：「上书」二字误重，当删去其一。
晋之乘，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见孟子离娄上。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公羊传隐元年何注：「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疏：「春秋说云：『元者端也。』气泉注：『元为气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窥之不见，听之不闻。』宋氏云：『无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然则有形与无形，皆生乎元气而来，故言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策曰：「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繁露二端、王道、玉英等篇，并释称「元」之义。杨氏之玄，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新论曰：「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唐林、谷永，汉之善章奏者。见效力篇。论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先孙曰：「张」当作「长」。超奇篇云：「阳城子长作乐经。」即此。晖按：新论亦作「张」。「张」、「长」字通。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卓绝」，朱校元本作「逴诡」，疑原作「逴谲」。佚文篇：「才高卓遹。」（元本作「谲」。）定贤篇：「权诈卓谲。」不述而作，材疑圣人，朱校元本「疑」作「拟」。而汉朝不讥。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恐其废失，着之简牍，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文有脱误。朱校元本无「祖」字，空一格。「先」下，「其」下，并空一字。其言伸绳，弹割俗传。朱校元本「俗传」二字作「憎」，属下读。疑非。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贤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论也。盐铁论相刺篇：「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载之后，天下折中焉。」玉乱于石，人不能别；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王」，王本、崇文本作「工」。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注变动篇。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岛。注谈天篇。盼遂案：「州」字疑涉上句之尾「州」字而衍。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注谈天篇。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注感虚篇、说日篇。鲁阳战而日暮，援戈麾日，日为却还。注感虚篇。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若太史公之书，据许由不隐，见史记伯夷传。「据」，疑当作「处」。「处」犹「辩」也。校者未审其义，则改作「据」。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注感虚篇。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译上书奏记，陈述有利国家的建议，都是想要辅助朝政。如今所说的“作书”，还像上书奏记一样，“上”字依据朱校元本补入。黄晖案：“犹”字下面疑似脱漏了一个“上”字。上句“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以“上书奏记”四个字为词，这是承接并重复其文辞。抒发胸中的见解，文章在手中写成，其实是一回事。夫上书称为奏，奏记改变名称称为书。黄晖案：两个“奏”字大概衍余了一个。“奏记”句意完结。建初初年，中原地区收成颇歉，颖川、汝南百姓流离四散。圣明的君主担忧挂怀，诏书多次下达。章帝时，兖、豫、徐三州连年大旱，下诏免除租税和刍藁。详见后汉书本纪。《论衡》中的人，向郡守上奏记，应当禁止奢侈，以储备应对困乏。言论不被采纳，退下后题写奏记草稿，命名为《备乏》。酒耗费五谷，滋生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止，向郡守上奏记，禁止百姓酿酒。退下后题写奏记草稿，命名为《禁酒》。由此说来，夫作书，就是上书奏记的文章。记称为造作，（上书）上书奏记是造作吗？“记谓之造作上书”，文意不通。疑似应当作“论衡谓之造作”。上文“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文例正相同。“记”是“论衡”的误字，又衍余了“上书”二字。黄晖案：“上书”二字误重，应当删去其中一个。
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见于《孟子·离娄上》。人事各不相同。《易》的乾坤，《春秋》的元，《公羊传》隐元年何休注：“将‘一’变为‘元’，元是气。无形时兴起，有形时分化，造起天地，是天地的开始。”疏：“《春秋》说云：‘元是端。’气泉注：‘元是气的开始，像水有泉，泉流的源头，无形时兴起，有形时分化。窥视看不见，听不到。’宋氏说：‘无形时兴起，在天形成象；有形时分化，在地形成形。’既然有形与无形，都生于元气而来，所以说造起天地，是天地的开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说：“谨案《春秋》说‘元’的意思，一是万物所从开始，元是言辞所谓的大。将一称为元，是看重大始而想要正本。”《繁露》二端、王道、玉英等篇，都解释称“元”的意义。扬雄的《玄》，《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新论》说：“扬雄作《玄》书，认为玄是天，是道。说圣贤制法做事，都引天道作为根本统绪，从而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所以伏羲氏称为易，老子称为道，孔子称为元，而扬雄称为玄。”卜气号不均。由此说来，唐林的奏章，谷永的章表，唐林、谷永，是汉代善于写章奏的人。见《效力篇》。《论衡》、《政务》，是同一趋向。汉代极尽笔墨之林，书论的造作，汉代尤其多。阳成子张作《乐经》，先孙说：“张”应当作“长”。《超奇篇》云：“阳城子长作《乐经》。”即此。晖按：《新论》也作“张”。“张”、“长”字通。扬子云造《玄》，二经在台下发出，在宫阙旁诵读，卓绝惊耳，“卓绝”，朱校元本作“逴诡”，疑似原作“逴谲”。《佚文篇》：“才高卓遹。”（元本作“谲”。）《定贤篇》：“权诈卓谲。”不述而作，材疑圣人，朱校元本“疑”作“拟”。而汉朝不讥讽。何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的疑惑，辩明是非的道理，使后进明白然否的区别，恐怕其废失，著于简牍，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文有脱误。朱校元本无“祖”字，空一格。“先”下，“其”下，并空一字。其言伸绳，弹割俗传。朱校元本“俗传”二字作“憎”，属下读。疑似不对。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贤通之人，痛恨不已。孔子说：“诗人痛恨不能沉默，丘痛恨不能伏藏。”所以论述。《盐铁论·相刺篇》：“孔子说：诗人痛恨不能沉默，丘痛恨不能伏藏，所以东西南北七十次游说而不被任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载之后，天下折中焉。”玉乱于石，人不能辨别；或者像楚国的王尹以玉为石，“王”，王本、崇文本作“工”。最终使卞和遭受刖足的刑罚。注《变动篇》。是反为非，虚转为实，怎么能不议论？俗传既然错误，俗书又伪。至于邹衍说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像天下一样的九州。注《谈天篇》。黄晖案：“州”字疑似因上句末尾“州”字而衍余。《淮南书》说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注《谈天篇》。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注《感虚篇》、《说日篇》。鲁阳战而日暮，援戈麾日，日为却还。注《感虚篇》。世间书传，多像这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怎么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像太史公的书，据许由不隐，见《史记·伯夷传》。“据”，疑似应当作“处”。“处”犹“辩”也。校者未审其义，则改作“据”。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注《感虚篇》。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孔子径庭丽级，被棺敛者不省；刘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约；并注薄葬篇。光武皇帝草车茅马，为明器者不奸。何「奸」字误。光武营陵地于临平亭南，务从省约，曰：「古者帝王之葬，皆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见东观记、后书本纪。世书俗言不载？信死之语汶浊之也。今着论死及死伪之篇，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明」下疑脱「人」字。论死篇云：「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仓颉之书，世以纪事；注奇怪篇。奚仲之车，世以自载；注谢短篇。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淮南泛论训：「伯余作衣。」高注：「『伯余，黄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黄帝。』」路史后纪五：「黄帝名荼。注：字或作『余』，故世本云：『伯余作衣裳。』淮南子『伯余之初作衣』，许注云：『黄帝。』」桀之瓦屋，以辟风雨。史记褚先生补龟策传曰：「桀为瓦室。」博物志曰：「桀作瓦。」世本曰：「昆吾作陶。」古史考曰：「昆吾作瓦。」（御览一八八。）龟策传集解曰：「盖是昆吾为桀作也。」夫不论其利害，而徒讥其造作，是则仓颉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责也。礼记明堂位疏曰：「世本有作篇，其篇记诸作事。」汉志：「世本十五篇。」史记集解序，索隐引刘向曰：「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记。」皇甫谧谓左丘明作，非也。其书久佚，清人有揖本。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虽无害，何补？文不成义。疑当作「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若其无益，虽述何补」？自纪篇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文例同。盼遂案：二语间有脱文，文义不相承。
古有命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爵」疑「诗」误。艺文志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刘歆与扬雄书曰：「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代语僮谣歌戏。」即此文所指。谢短篇云：「古者采诗。」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殁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亚今。「亚」字误。盼遂案：「亚」字因与「至」形近而致误。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意，发语词也。刘盼遂改作「恶」，非。盼遂案：「意」字疑当为「恶」之讹，形相似也。又或为「忌」之讹，声韵皆近。黄晖说「意」为发语词，似非。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刘盼遂曰：「盛褒，佚篇名。盼遂案：盛褒今无可考。惟盛褒名义与须颂为偶，盖亦姊妹篇之亡佚者。能圣、实圣，姊妹篇之全佚者。（须颂篇说。）答佞、觉佞，同见答佞篇，今觉佞无考，此姊妹篇之偏佚者。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
论衡校释卷第三十
自纪篇
抱朴子自叙篇云：「昔王充年在耳顺，道穷望绝，惧身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元本「姓」上空一字，朱校元本「城」下空二字，无「一」字，则此有脱文。韩愈后汉三贤赞孙注云：「其先魏郡元城人。」当即本此。按王莽传，莽封曾祖翁孺为孺王，于魏郡元城，为元城王氏。然则，仲任与莽同族也？孙盼遂案：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帝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寿。」萧望之传有丞相司直延寿，是李延寿一姓。汉书功臣侯表陈武，文纪作柴武，臣瓒注以为二姓。一人二姓。殆两京时有此风尚欤？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孙一」二字误。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国」，元本作「道」，朱校同。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雠所擒，朱校元本作「害」。祖父泛举家檐载，「檐」，朱校元本从「」。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元本作「业」，朱校同。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元本「末」作「本」，「伯」作「某」，朱校同。先孙曰：「本」疑「卒」之误。盼遂案：孙诒让曰：「案元本『末』作『本』，『伯』作『某』。『本』疑『卒』之误。」孙校非也。末字不误，末者对上在会稽横道杀伤，在钱唐任气滋甚为言，故云末，以言后日之事也。举家徙处上虞。十七史商榷曰：「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充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史通序传篇、惠栋于后汉书本传补注、钱大昕养新录并诋诃之。晖按：王褒集僮约，注云：「汉时官不禁报怨。」（引见御览。）桓谭疏曰：「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怯弱，犹勉而行之。」是世风所尚，非可谓其意在诋毁也。
译《政务》篇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述通晓政事所应当崇尚的事务，想要使百姓全面树立教化，奉行称颂国家的恩德。《论衡》中的《九虚》《三增》篇，是为了让世俗崇尚务实真诚；《论死》《订鬼》篇，是为了让世俗淡薄丧葬。孔子径直跨越庭院台阶，对为死者穿衣入棺的人不加省察；刘向（刘子政）主张薄葬，对奉送安葬的人不加约束；这些都附注在《薄葬》篇中。光武帝用车草扎的车、茅草扎的马作为明器，制作明器的人不敢作弊。此处“奸”字有误。光武帝在临平亭南面营建陵地，务必从简节约，说：“古代帝王的葬礼，都用车草扎的车、茅草扎的马，让后世的人不知道陵墓所在之处。”见《东观记》、《后汉书》本纪。世俗书籍和传言不记载吗？相信死者的言论被浑浊的世俗所混淆。现在撰写《论死》及《死伪》篇，阐明人死后没有知觉，不能变成鬼，“明”字下疑似脱漏“人”字。《论死》篇说：“人死后不变成鬼，没有知觉，不能害人。”希望阅览的人能够明白简约安葬的道理，转而实行节俭。这大概是《论衡》有益的证明。言论如果有益，即使创作又有什么害处？仓颉的文字，世人用来记录事情；见《奇怪》篇注。奚仲的车，世人用来运载自己；见《谢短》篇注。伯余的衣服，用来抵御寒暑；《淮南子·泛论训》：“伯余制作衣服。”高诱注：“‘伯余，黄帝的臣子。’《世本》说：‘伯余制定衣裳。’一说：‘伯余，即黄帝。’”《路史·后纪五》：“黄帝名荼。注：字或作‘余’，所以《世本》说：‘伯余制作衣裳。’《淮南子》‘伯余最初制作衣服’，许慎注说：‘黄帝。’”夏桀的瓦屋，用来抵御风雨。《史记》褚先生补写的《龟策列传》说：“桀建造瓦室。”《博物志》说：“桀制作瓦。”《世本》说：“昆吾制作陶器。”《古史考》说：“昆吾制作瓦。”（《太平御览》卷一八八。）《龟策列传》集解说：“大概是昆吾为桀制作的。”如果不讨论其利害，而只是讥讽他们的创造制作，那么仓颉等人就有过错，《世本》十五家都要受责备了。《礼记·明堂位》疏说：“《世本》有《作》篇，该篇记载各种制作之事。”《汉书·艺文志》：“《世本》十五篇。”《史记》集解序，索隐引用刘向的话说：“古代史官中通晓古事的人所记载。”皇甫谧认为是左丘明所作，这是错误的。该书早已散佚，清代人有辑本。所以，如果有益，即使创作也没有害处。即使没有害处，有什么补益？文意不通顺。疑似应当作“所以，如果有益，即使创作也没有害处；如果无益，即使记述又有什么补益”？《自纪》篇说：“被世人所用的，百篇也没有害处；不被世人所用的，一章也没有补益。”文例相同。刘盼遂按语：这两句话之间有脱文，文义不相承接。
古代有派遣使者采集诗歌，想要观察风俗，了解下层民情。“爵”疑似“诗”字之误。《汉书·艺文志》说：“古代有采诗的官员，王者借此观察风俗，知晓得失，自我考正。”刘歆给扬雄的信说：“三代、周、秦的轩车使者、遒人使者，在每年八月巡行道路，采集代语、童谣、歌戏。”即本文所指。《谢短》篇说：“古代采集诗歌。”诗歌在民间创作，圣王能说“你是百姓，为什么创作”，囚禁他的身体，消灭他的诗歌吗？现在已不是这样，所以诗歌流传至今。“亚”字有误。刘盼遂按语：“亚”字因与“至”字形相近而致误。《论衡》《政务》，它们就像诗歌一样，希望被采集，却说有过错。这大概是《论衡》一书兴起的原因。况且凡是创作作品的过错，大概是认为其言论荒谬且诽谤诋毁。“意”，发语词也。刘盼遂改为“恶”，不对。刘盼遂按语：“意”字疑似当为“恶”的讹误，字形相似。又或是“忌”的讹误，声韵皆近。黄晖说“意”为发语词，似乎不对。《论衡》实事求是，疾恶虚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等篇的言论，刘盼遂说：“《盛褒》，佚篇名。刘盼遂按语：《盛褒》现在无可考证。只有《盛褒》名义与《须颂》为偶，大概是姊妹篇中亡佚的。《能圣》《实圣》，是姊妹篇中全部佚失的。（《须颂》篇说。）《答佞》《觉佞》，同见于《答佞》篇，现在《觉佞》无可考证，这是姊妹篇中部分佚失的。没有诽谤的言辞，创作如此，可以免于罪责了。
《论衡校释》卷第三十
自纪篇
《抱朴子·自叙》篇说：“从前王充年届六十，道穷望绝，惧怕身名一同灭绝，所以在终篇自述。”
王充，是会稽郡上虞县人，字仲任。他的祖先原本姓魏郡元城一姓。“元”原本“姓”上空缺一字，朱校元本“城”下空缺二字，无“一”字，则此处有脱文。韩愈《后汉三贤赞》孙注说：“他的祖先是魏郡元城人。”当即依据此说。按《王莽传》，王莽封曾祖父王翁孺为孺王，在魏郡元城，为元城王氏。那么，仲任与王莽同族吗？孙盼遂按语：《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帝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寿。”《萧望之传》有丞相司直延寿，是李延寿一姓。《汉书·功臣侯表》陈武，文纪作柴武，臣瓒注以为二姓。一人二姓。大概两京时期有此风尚吧？曾祖父几世曾从军有功，“孙一”二字有误。封为会稽阳亭。一年仓促间国家断绝，“国”，元本作“道”，朱校同。于是安家于此，以农桑为业。祖父勇猛任气，最终都不考虑他人。年成凶荒，在道路上伤害杀人，仇怨众多。恰逢世道扰乱，恐怕被仇怨所擒获，朱校元本作“害”。祖父王泛举家担载， “檐”，朱校元本从“”。前往安定会稽，留在钱唐县，以经商贩卖为事。元本作“业”，朱校同。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蒙，小的叫诵，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祖辈任气，到蒙、诵更加厉害，所以蒙、诵在钱唐，勇猛气势凌人。后来又与豪强丁伯等人结怨，元本“末”作“本”，“伯”作“某”，朱校同。先孙说：“本”疑似“卒”之误。刘盼遂按语：孙诒让说：“按元本‘末’作‘本’，‘伯’作‘某’。‘本’疑似‘卒’之误。”孙校不对。“末”字不错，末者对上在会稽横道杀伤，在钱唐任气滋甚而言，所以说末，以言后日之事也。举家迁徙到上虞。《十七史商榷》说：“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按：充《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史通·序传》篇、惠栋于《后汉书》本传补注、钱大昕《养新录》并诋诃之。黄晖按：王褒集《僮约》，注云：“汉时官不禁报怨。”（引见《御览》。）桓谭疏说：“现在人互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仇怨，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所以即使怯弱，犹勉而行之。”是世风所尚，非可谓其意在诋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