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十五

译《论衡校释》卷第十五

变动篇

谈论灾异的人，已经怀疑上天是用灾异来谴责告诫人类了。其义理在《谴告篇》中已详细论述。他们又说：“灾异的到来，大概是君主以政治触动上天，上天就变动气运来回应。这就好比用物体击打鼓，用槌敲击钟。‘扣’就是击打。钟，各版本都作‘锺’，下文相同。现在依据王本。鼓好比是天，槌好比是政治，钟鼓的声音好比是上天的回应。君主在下面有所作为，那么天气就随着人而到来。”《汉书·翼奉传》中翼奉上奏章说：“我听说人气在内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就是这种意思。

我说：这又是可疑的。上天能够触动万物，万物怎么能触动上天呢？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万物都隶属于上天，上天是人和万物的主宰。所以说：“王良星策动天马，车骑就充满原野。”并不是车骑充满原野，而是王良星策动天马。天气在上面变化，人和万物就在下面感应。孙氏说：王良，是主管天马的星宿。它策动天马，车骑就充满原野。车骑充满原野，是比喻刀兵战乱。“王良策马，车骑盈野”，大概是占星家的常用语，而王充引用它。所以说：“天气在上面变化，人和万物在下面感应。”《史记·天官书》说：“汉中四星叫天驷，旁边一颗星叫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索隐说：“《春秋合诚图》说：‘王良，主管天马。’”正义说：“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是天子的奉御官。它策动天马，兵骑就满野。客星守之，津桥不通。金火守入，都是兵乱的忧患。”又说：“策星，在王良前面，主管天子的仆从。占星认为它动摇移位在王良前面，或者居于马后，就是策马，策马则兵动。”所以上天将要下雨，商羊鸟就起舞，〔并〕不是商羊鸟使天下雨。推寻上下文义，“使”字上面应当脱落“非”字。这段文字旨在阐明上天能触动万物，万物不能触动上天。现在版本脱落“非”字，就成了商羊鸟使天下雨，完全失去了原意。商羊，是预知雨水的生物，上天将要下雨，它就弯曲一只脚起舞。《说苑·辨物篇》说：“齐国有只一只脚的飞鸟，飞下来，停在殿前，舒展翅膀跳跃。齐侯非常奇怪，派人去请教孔子。孔子说：‘这名叫商羊，赶快告诉百姓疏通沟渠，天将下大雨。’于是照办，天果然下大雨。孔子回来，弟子请问。孔子说：‘以前，小孩两两相牵，弯曲一只脚跳跃说：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也见于《家语·辨政篇》。都说：“商羊，是水灾的祥瑞。”方以智说：“《临海志》有独足鸟，声音像人，将下雨时转鸣，就是商羊。”所以上天将要下雨，蝼蚁迁徙，蚯蚓出土，《东观汉记》说：“蝼蚁封穴口，大雨将至。”琴弦松弛，旧病发作，《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说：“天将阴雨，人的旧病就先发作，这是阴气相应而起。”这是万物被上天触动的证据。所以上天将要刮风，巢居的虫鸟活动；将要下雨，穴居的动物骚动，《汉书·翼奉传》说：“巢居知风，穴处知雨。”师古说：“巢居，是鸟鹊之类；穴处，是狐狸之类。”《易通卦验》说：“鹊，是阳鸟，先于万物而动，先于事物而应，出现在

译未起风的现象。”《春秋汉含孳》说：“穴藏先知雨，阴云未聚，鱼已张口喘息；巢居之鸟先知风，树木未摇，鸟已飞翔。”《韩诗》薛君章句说：“鹳，是水鸟，巢处知风，穴处知雨，天将雨而蚁出壅土，鹳鸟看见，长鸣而喜。”风雨之气感应虫物。所以人在天地之间，就像跳蚤虱子在衣裳里面，蝼蚁在洞穴缝隙之中。跳蚤虱子蝼蚁顺逆纵横，能使衣裳洞穴缝隙之间的气变动吗？跳蚤虱子蝼蚁不能，却唯独认为人能，是不通晓物气的道理。

风到来而树枝摇动，树枝不能招致风。所以夏末蟋蟀鸣叫，寒蝉啼叫，是感应阴气。《御览》卷二十二引旧注说：“蜻蛚，就是蟋蟀。”《月令》说：“季夏之月，蟋蟀居壁。”《尔雅·释虫》说：“蟋蟀，就是蛬。”孙炎说：“蜻蛚，梁国叫蛬。”郭景纯说：“现在叫促织。”《吕氏春秋·季夏纪》高诱注说：“蟋蟀，蜻蛚，《尔雅》叫蛬。阴气感应，所以居宇鸣叫以促织。”许慎《淮南子·说林篇》注说：“寒螀，是蝉属。”《月令》说：“孟秋之月，寒蝉鸣。”郑玄注说：“寒蝉，寒蜩，就是蜺。”《尔雅·释虫》说：“蜺，寒蜩。”郭璞注说：“寒螀。似蝉而小，青赤色。”《吕氏春秋·孟秋纪》高诱注说：“寒蝉，得寒气鼓翼而鸣，时候应验。”按：《方言》、《广雅》认为是“瘖蜩”。（《广雅》作“闇”，字同。）然而古代传记，都说能鸣。郝懿行说：“寒蝉闭响，当在深秋，凉风初至，方始有声，所以《方言》叫瘖。”又按：《淮南·说林篇》高诱注：“寒螀，水鸟。”其义独自不同。雷动而野鸡惊，发蛰而蛇出，孙氏说：疑当作“雷动而雉发，惊蛰而蛇出。”晖按：孙说不对。《御览》卷二十二引作“雷动而雉惊，启蛰而蛇出”。启、发义同，明此文本作“发蛰”。《大戴礼·夏小正》说：“启蛰，言始发蛰也。”是发蛰义犹“启蛰”，不必改作“惊蛰”。《大戴礼·夏小正》说：“雉震呴，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之。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呴，相识以雷。”《说文》也说：“雷始动，雉鸣而句其颈。”《月令》说：“孟春之月，蛰虫始振。”《吕览》高诱注：“蛰伏之虫，乘阳始振动苏生也。”起阳气。朱校元本、程本也脱落“阳”字。钱、黄、王本有“阳”字，《御览》卷二十二引同，现在据以增补。“起”，《御览》引作“感”，大概以意改。盼遂案：“起”当为“趋”之误。下又脱一“阳”字。“趋阳气也”，与上文“感阴气也”为对句。夜到半夜而鹤叫，早晨将亮而鸡鸣，《淮南·说山篇》说：“鸡知将旦，鹤知夜半。”注说：“鹤夜半而鸣。”《春秋说题辞》说：“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注说：“离为日，积阳之象。日将出，预喜于类见而鸣。”《春秋考异邮》说：“鹤知夜半。”宋均注：“鹤，水鸟。夜半，水位。感其气则益鸣。”《说题辞》也说：“鹤知夜半。”这虽然不是灾变，却是天气触动万物，万物应和天气的证据。只可以说寒温感动君主，君主顺应气运而施行赏罚，盼遂案：“起”也是“趋”之

译误。趋，赴也，赴所期也。（《释名》）怎么能说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来回应政治呢！

译六情风家说，风到来时，做盗贼的人感应它而兴起。吴说：《五行大义》说：“翼奉认为风与六情相通。”这里说“六情风家”，大概就是指齐诗学派。翼奉上奏章说：“东方的情，是怒。怒行阴贼，亥卯主管它。贪狼必须等待阴贼然后才行动，阴贼必须等待贪狼然后才施行。”《五行大义》引用服虔对《左传》的解释说：“风产生木，木属于东方。”又说：“怒就是风。”《论衡》中关于风应盗贼的说法，大概就源于此。晖按：六情，就是好、恶、喜、怒、哀、乐。《汉书·翼奉传》记载，翼奉上奏章说：“北方的情，是好，好行贪狼，甲子主管它。东方的情，是怒，怒行阴贼，亥卯主管它。南方的情，是恶，恶行廉贞，寅午主管它。西方的情，是喜，喜行宽大，己酉主管它。上方的情，是乐，乐行奸邪，辰未主管它。（上方，指北与东。）下方的情，是哀，哀行公正，戌丑主管它。”陈启源《毛诗稽古篇》说：“后世风占中有六情的说法，大概就源于此。各自根据日时与方位，占卜风的来向，以观察吉凶。”并不是盗贼之人的精气感动上天，使风到来。风到来，摇动（“怪”当作“摇”。孙校见下。盼遂案：“怪”当是“感”的音误。怪、感同属见母。上文“六情风家言，风至，为盗贼者感应之而起，非盗贼之人精气感天，使风至也。”这里是承接叙述其文。孙人和怀疑是“摇”的误字，不对。）那些不轨之心，而盗贼的操守就发作了。怎么验证呢？盗贼之人，见到财物就夺取，看到敌人就杀害，都在犹豫片刻之间，未必在之前就存有这种念头，而天风已经在贪狼阴贼的日子到来了。义理见上文。用风来占卜贵贱的人，风从王相方位来就贵，从囚死方位来就贱。孙说：《开元占经·风占》说：“凡是吉祥的风，日光清明，风势和缓，从岁月日时的德位上来，或者乘着王相位上来，离地面稍高，不扬起沙尘，人心喜悦，这叫祥风，是人君德政下达的应验。凡是凶灾的风，日光白浊，天气昏寒，风声叫怒，飞沙卷尘，乘着刑杀而来。应当详细考察五音，确定八方，观察它的起止来占卜。”又说：“怒风兴起，都要详细考察五音，与岁月日时的刑德合冲墓杀、五行生克王相囚死相配合，来说明吉凶。仍然用六情来推演，万无一失。”贵贱多少，是因为斗斛的缘故。风到来，卖谷的人抬高或降低价格，盼遂案：“籴”当为“粜”。因为买谷的人无权能抬高或降低价格。《治期篇》：“谷卖在市场上，有时贵有时贱。”知道卖谷的人对谷价能使其贵也能使其贱。天气动摇（“怪”当作“摇”。孙说：此文及下“登树怪其枝”两句，“怪”字都不通，怀疑是“摇”字的误字。俗书“摇”作“□”，《五音类聚》又作“□”，作“□”，都与“怪”字形近。又按：上文“风至怪不轨之心”，“怪”也难通，或许也是“摇”字的误字。摇，动也。摇不轨之心，就是说动不轨之心。）人物。所以谷价高低，有时贵有时贱了。“一”就是“或”的意思。《天官书》说，在正月朝会时，占卜四方之风。风从南方来就干旱，从北方来就水涝，从东方来就瘟疫，从西方来就战争。孙说：《史记·天官书》说：“凡是预测年成好坏，要谨慎预测岁首。岁首有时是冬至日，生气开始萌动。腊明日，人们结束一年，一起饮食，发散阳气，所以叫初岁。正月旦，是王者一年的开始。立春日，是四季的终结和开始。四始，是预测的日子。而汉魏多在腊明日、正月旦决断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战争。西北，戎菽为患，小雨，趋向战争。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年成不好。所以八风各自与其冲对，考核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急，疾胜徐。”王充引用《天官书》，只说四方之风，所以文字多有删节，但不能违背论旨。这里说“从北方来者湛”，《史记》及《汉书·天文志》都作“东方大水”。但水属北方，《论衡》未必错。太史公确实说道，用风来占卜水旱兵疫，人物的吉凶统属于天。“统”就是“本”的意思。

使万物生长的，是春天；使万物死亡的，是冬天，春天使万物生长而冬天使万物死亡。天者盼遂案：此句当是“春生而冬杀者，天也”，才与上文“人物吉凶统于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三句文法一致。如果希望春天死亡冬天生长，万物终究不会生死，为什么呢？万物生长统属于阳，万物死亡系属于阴。所以用口气吹人，人不会寒冷；吁气对人，人不会温暖。让被吹吁的人，经历冬天接触夏天，将有冻伤中暑的祸患了。“旸”读作“炀”。《庄子·徐无鬼》释文：“郭音羊。李说：‘炀，炙也。’”寒温之气，系属于天地，而统属于阴阳，人事国政，怎么能动摇它呢？

译况且天是根本，人是末节。登上树去摇动它的枝条，并不能撼动它的树根。如果砍伐树根，万根枝条都会枯死。人事就像树枝，寒温就像根株。吴说：“能温”应当作“寒温”。这是受上文“不能动其株”的影响而致误。人生于天，禀受天的气息，以天为主宰，就像耳目手足隶属于心一样。孙说：“生”字上面疑似脱漏了“人”字。这是用耳目隶属于心，来比喻人隶属于天。如果脱去“人”字，就无法解释了。《自然篇》说：“人生于天地。”《订鬼篇》说：“天能生成人的形体。”这都是证据。心有所作为，耳目才能视听，手足才能动作。如果说天顺应人，这难道是说心被耳目手足驱使吗？旌旗垂着旒，礼制规定：天子的旗高九仞、十二旒，旒垂至地；诸侯的旗高七仞、九旒，旒齐于车轸；卿大夫的旗高五仞、七旒，旒齐于车毂；士的旗高三仞、五旒，旒齐于人头。旒系挂在旗杆上。旧校说：“杆”应当读作“韬杠”的“杠”。《仪礼·乡射记》说：“旌旗各自用其物。没有物，就用白羽和朱羽混杂。杠长三仞，用鸿雁的脖子包裹上面二寻。”注说：“杠，就是旗杆。”《后汉书·马融传》注说：“橦，就是旗的竿。”“杠”、“杆”声音相近，文字通用。旗杆向东，旒就随之向西。如果说寒温随着刑罚而至，“刑罚”应当作“刑赏”，是传写错误。寒对应“刑”说，温对应“赏”说。《寒温篇》说“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王本误作“刑罚”，正是这个例子。这是把天气当作系在旗杆上的旒了。钩星在房、心二星之间，崇文本作“房星”，错误。《变虚》、《谴告》、《恢国》篇都作“房、心”。这是地震的占卜。齐国的太卜知道这件事，对齐景公说：“臣能动地。”盼遂按：“臣”字上面应当有“曰”字。这是叙事的体例应当如此。齐景公相信了他。见前《变虚篇》。如果说人君能招致寒温，就像齐景公相信太卜能震动大地一样。人既然不能震动大地，也就不能震动上天。“而”同“则”。

寒温，是天气。天至高至大，人至卑至小。筷子不能撞响钟，“篙”应当作“箸”。划船的篙，并非不可以撞钟。但此文意在说明小不能动大，所以下文说：“钟长而篙短。”那么“篙”字在意义上就没有可取的了。《感虚篇》说：“用筋去撞，所用击打的东西太小了。”《干禄字书》说：“箸”俗写作“”。那么此文的“篙”字，大概是“箸”字的形误。又按：“篙”字下面旧校说：“或作筳。”（通津本、郑本误作“筳”，今从钱王本。）《汉书》说：“以蠡测海，以筳撞钟。”《离骚》王注说：“筳，小折竹。”《文选》五臣注说：“筳，竹算。”但筳、篙字形不相近，怀疑不是“筳”误为“篙”，大概是一个版本作“筳”罢了。萤火虫不能烧煮鼎，“而”应当在“不”字下面，“而”读作“能”。校者不明白，胡乱乙转了。“篙不能鸣钟，萤火不能爨鼎”，相对为文。下文“钟长而篙短，鼎大而

译萤小”，也是对承此文。为什么呢？因为钟长而篙短，鼎大而萤小。用七尺之躯的细小形体，去感应皇天的宏大气息，其没有分铢之验，是必然的。

州将将要进入国邑，根据下文“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那么州刺史、郡太守的事，并非指大将军。将指州牧、郡守，本书屡见，乃是当时的常语。（《累害篇》：“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又说：“将吏异好，清浊殊操。”《答佞篇》：“佞人毁人于将前。”《程材篇》：“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又说：“将有烦疑，不能效力。”《超奇篇》：“周长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齐世篇》：“郡将挝杀非辜。”又《后汉书·第五伦传》：“等辈笑之曰：尔说将尚不下，安能动万乘乎？”注：“将谓州将。”又说：“会稽民常以牛祭神，前后郡将莫能禁。”）“大”字大概是后人不明“将”字的意义而妄加的。天气寒冷，将就要发怒；天气温暖，将就要喜悦。发怒喜悦因事而起而发，“起”同“因”。盼遂按：依上句“气寒则将且怒”校之，则“喜”字上面脱漏了“且”字，应补入。又按：“起”也是“趋”的误字。未入疆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发，而寒温之气已经预先到了。发怒喜悦招致寒温，发怒喜悦之后，气才应当到。根据变复家的言论，人君喜悦则温暖，发怒则寒冷。这终究是寒温之气，使人君发怒喜悦。

有人说：“还没有达到至诚。行事达到至诚，就像邹衍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都见《感虚篇》。为什么天气不能动呢？”

至诚，好像心意的好恶。盼遂按：“以”当是“似”的误字。有瓜果之物，在面前，离口一尺，心里想吃它，口气吸它，不能取得；用手拾起，送入口中，然后才能得到。用瓜果的细小，圆滑易转，离口不远，至诚想要它，尚且不能得到，何况天离人高远，其气莽苍没有头尾呢！盛夏的时候，当风而立；隆冬的月份，向日而坐。夏天想要寒冷，冬天想要温暖，至诚极了。想要得更厉害的，甚至当风摇扇，向日燃炉，而天终究不为冬夏改变气候，寒暑有节，不因人而改变。正想要得到它尚且不能招致，何况以刑赏喜怒而不想要求得寒温呢！文不可通。“自”应当作“以”，“意思”应当作“喜怒”，“不”应当作“而”。“以”一作“”，与“自”形近。“喜”隶书作“”，与“意”形近。“思”与“怒”形近。“不”、“而”草书形近。所以一并致误。《寒温篇》说：“喜怒发于胸中，然后行出于外，外成赏罚。赏罚，是喜怒的效果，所以寒温渥盛，凋物伤人。”又说：“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又上文说：“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又说：“怒喜致寒温。”这正是极力辩驳其荒谬，说刑赏喜怒不能招致寒温。

译万人一起叹息，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个人的嘴巴，怎么能降下霜来？邹衍的遭遇，与屈原相比如何？被囚禁的冤屈，与沉江相比如何？邹衍被囚禁，见于《感虚》篇。屈原沉江，见于《书虚》篇。《离骚》、《楚辞》的凄惨悲凉，与一声叹息相比如何？《史记·屈原传》说：“屈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死时，楚国没有降霜，那是楚怀王、楚襄王的时代。在楚厉王、楚武王的时候，卞和献玉，被砍掉双脚，捧着玉哭着出来，眼泪流尽后接着流出血来。《韩非子·和氏》篇说：“楚国人卞和，在楚山中得到玉璞，捧着献给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定。玉匠说：‘是石头。’王认为卞和欺骗他，砍掉了他的左脚。等到厉王去世，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玉璞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匠鉴定，又说：‘是石头。’王又认为卞和欺骗他，砍掉了他的右脚。武王去世，文王即位，卞和于是抱着玉璞，在楚山下哭泣，三天三夜，眼泪流尽后接着流出血来。”卢文弨《韩非子拾补》说：“孙诒谷说：《楚世家》中没有厉王。《后汉书·孔融传》注引作武王、文王、成王，这是对的。怀疑今本有误。”王先慎说：“《御览》引文也作武王、文王、成王。”按：《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叙述此事说：“献给楚武王，砍掉他的右脚，等到文王时，于是剖开玉璞，果然像卞和所说。”《览冥训》注也说武王、文王、成王，与李贤注引《韩非子》相同。《孟子·尽心下》疏引《韩诗》，说献给武王，成王雕琢它。这都不说是“厉王”。然而《新序·杂事五》则说厉王、武王、共王，与今本《韩非子》及《论衡》此文相同。那么说“厉、武”的，是依据刘向的说法吗？《琴操》（《类聚》八三）又说：“献给怀王，怀王死，儿子平王即位，卞和又献给平王。”这种说法荒诞无稽，已在孙星衍《晏子音义》中辨明。邹衍的诚心，与卞和相比如何？被囚禁的冤屈，与砍脚相比如何？仰天叹息，与泣血相比如何？叹息固然不如哭泣，被囚禁固然不如砍脚，估量冤屈之情，料，是估量的意思。邹衍不如卞和，当时楚地没有降霜。李斯、赵高刚刚杀了太子扶苏，并牵连到蒙恬、蒙毅。盼遂案：“蒙骜”当作“蒙毅”。根据《史记》，蒙骜没有与蒙恬同遭祸患。那时他们都吐露痛苦之言，事见《史记》李斯、蒙恬两传。按：蒙骜是蒙恬的祖父。此文应当是“蒙毅”，误写为骜。蒙恬的弟弟蒙毅被胡亥所杀。与叹息声相同，又祸患至死，不仅仅是被囚禁（拘）。“苟徙”二字无义。“苟”是“拘”字的形误。“徙”是受“徒”字影响而衍生的伪字，又脱漏了“见”字。扶苏、蒙恬自杀，邹衍被囚禁，两者相比，所以说：“又祸患至死，不仅仅是被囚禁。”上文说：“被囚禁的冤屈，与沉江相比如何；《离骚》、《楚辞》的凄惨悲凉，与一声叹息相比如何。”又说：“被囚禁的冤屈，与砍脚相比如何；仰天叹息，与泣血相比如何。”其行文结构正相同。盼遂案：唐兰说：“苟是拘的误字。”“苟”或者是“苛”的形讹，汉律有苛人受钱科，解释“苛”字为“止可”。“止可”合为“□”字。《玉篇》：“□，古文诃。”（王筠《说文句读说》）“诃”与“徙”正同类。而他们死的地方，寒气不产生。秦国在长平之下坑杀赵国士兵，四十万人，同时陷落。见《命义》篇注。当时啼哭号叫，不仅仅是叹息。诚心虽然不及邹衍，四十万人的冤屈，估量应当超过一位贤臣的悲痛；落入坑中的啼哭，估量超过被囚禁的呼喊，当时长平之下，没有降下霜来。《甫刑》说：“庶僇旁告无辜于天帝。”《吕刑》说：“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伪孔传：“三苗虐政作威，众被戮者，方方各告无罪于天。”“戮”作“僇”，“方”作“旁”，“上”作“天帝”，都是今文。皮锡瑞说：“‘虐威’二字，怀疑今文《尚书》原本没有。”这是说蚩尤的百姓被冤，以三苗的百姓为蚩尤的，是今文说。详见《非韩》篇注。向旁边控告无罪于上天。以众百姓的呼号，不能招致霜降，邹衍的话，大概虚妄吧。

南方极其炎热，煎沙烂石，父子同在水边洗澡；北方极其寒冷，凝冰裂土，父子同在一个洞穴里居住。《王制》疏说：“南方叫蛮，是因为《风俗通》说：‘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慢，蛮者慢也。’北方叫狄，是因为《风俗通》说：‘父子嫂叔同穴无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燕国在北边，邹衍的时候，周历的五月，是夏历的三月。正岁，是夏历。周历以十一月建子为正，夏历以十三月建寅为正。中原地区，正月二月霜雪时常降下；北边极其寒冷，三月降霜，不算变异。这大概是北边三月尚寒，霜恰好降下，而邹衍恰好呼喊，与霜相遇。

传说：“燕国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复温。”见刘向《别录》。见《寒温》篇注。那么能使气温，也能使气复寒。盼遂案：“则”读为“既”。怎么知道邹衍不让当时的人知道自己的冤屈，以天气表达自己的诚心，偷偷在燕谷狱吹律，齐曰：“谷”字疑涉上“寒谷”衍。让气寒而趁机呼天呢？如果不这样，“即”犹“若”也。霜为什么降下？

译范睢被须贾进谗言陷害，魏齐侮辱他，打折了他的肋骨和胁骨。这件事记载在《史记·范睢传》中。须贾，是魏国的中大夫。魏齐，是魏国的相国，也是魏国的公子之一。僇，是侮辱的意思。《史记》说：“打折了肋骨和牙齿。”张仪在楚国游说，楚国的相国拷打他，被鞭打至流血。《史记》本传说：“楚国相国丢失了玉璧，门客怀疑是张仪偷的，一起抓了他。拷打几百下，他不认罪，才释放了他。”这两个人蒙受冤屈，太史公详细记载了他们的遭遇。邹衍被拘禁，与范睢、张仪的情况类似，况且司马迁何必隐瞒不说呢？查邹衍的列传，附在孟子传后面。没有说因为被拘禁而使霜降。那些伪书中的游谈之言，就像太子丹祈祷使太阳再次中天、天上下粟一样。这在《感虚篇》中有记载。由此说来，邹衍呼喊而降下霜雪，是虚假的！那么杞梁的妻子哭倒城墙，也是荒谬的！这也辩驳在《感虚篇》中。

顿牟叛乱，盼遂按：《儒增篇》也写作顿牟。按：顿牟就是中牟的异称。晋人中间、顿互相混淆，语音就是这样。赵襄子率领军队攻打它。军队到达城下，顿牟的城墙崩塌了十多丈，襄子敲击金器而退兵。《淮南子·道应训》、《韩诗外传》卷六、《新序·杂事》卷四都写作“中牟”。按：《儒增篇》说：“并费与顿牟。”可见“顿牟”就是“中牟”。“叛”字，淮南许注说：“中牟自己归顺臣属于齐国。”既然认为杞梁的妻子哭倒城墙，那么襄子的军队中有哭的人吗？秦国将要灭亡时，都门向内崩塌；《汉书·刘向传》中，刘向上书说：“秦始皇末年，到二世时，都门向内崩塌。”师古说：“向内崩塌。”《说苑·辨物篇》说是在二世时。霍光家将要败亡时，宅第的墙自己倒塌，《汉书·霍光传》说：“宅门自己倒塌。”谁在秦宫哭泣、在霍光家流泪呢？然而门崩塌墙倒塌，是秦、霍败亡的征兆。有时杞国将要毁坏，盼遂按：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杞”应当作“莒”。这是抄写者涉及下文杞梁之妻而弄错了。而杞梁的妻子恰好哭在城下，杞梁，是齐国的大夫。（《左传》杜注、《孟子·告子下》赵注。）在攻打莒国时战死，齐侯回来，在郊外遇见杞梁的妻子。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这里说“杞国将要毁坏”，下文说“鲁君在路上吊唁”，都是荒谬的说法。就像燕国恰好寒冷，而邹衍恰好呼喊一样。事情因为同类而时间上相互关联，听到看到的人，或许就认为如此。又（夫）城墙老旧墙壁腐朽，还有崩塌的时候。一个妇女的哭泣，就能崩塌五丈的城墙，这就好比一根手指能摧毁三仞高的柱子了。孙曰：下“城”字是衍文。晖按：“又”是“夫”的形讹。春秋时期，山经常变化。僖公十四年，沙麓山崩塌。（依据《谷梁传》、《左传》的说法。《公羊传》认为是河上的邑。）成公五年，梁山崩塌。山和城，是一类事物。哭泣能崩塌城墙，又能毁坏山吗？女子穿着素缟而哭河，河水流通，如果相信哭泣能使城墙崩塌，那也合乎情理。孙曰：《感虚篇》也说了哭河的事。事见《谷梁传》成公五年传。这里“女”字实在不可理解，难道是涉及上下“哭”字的错误而衍生的吗？按杞梁从军战死，没有回来。意思是没能活着回来。他的妻子去迎接他，鲁君在路上吊唁，妻子不接受吊唁，棺材运回家，鲁君才去吊唁。见《左传》。没有说在城下哭泣。《列女传》说：“枕着丈夫的尸体在城下哭泣。”本来是从军战死，从军战死不在城

译中，妻子对着城哭，不是正确的地方。那么杞梁的妻子哭倒城墙，又是虚假的言论。

由同类事物推及，荆轲刺秦王，吴曰：“荆”下脱一“刺”字。孙曰：崇文本有“刺”字，大概是依据别本校本补。盼遂按：《感虚篇》“荆轲刺秦王。”白虹贯穿太阳；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战的策略，太白星侵犯昴星，都注释在《感虚篇》中。这也是妄言。豫子谋杀赵襄子，埋伏在桥下，襄子到桥时心动；贯高想杀高祖，把人藏在墙里，高祖到柏人时，也心动。《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三：“现在的柏人故城，在直隶顺德府唐山县西二十里。”我在《感虚篇》中注过。这两个人想刺杀两位君主，两位君主心动。实在论述起来，尚且认为不是这两个人的精神所能感应的，“之”读作“者”，“者”、“之”声纽相同。“实论者”，是本书常语，仲任自谓。认为不是这两个人所感应，意义见《感虚篇》。《道虚篇》说：“实论者听到后，才知道不是这样。”《雷龙篇》：“实事者说不是这样。”《感虚篇》：“实论者还说这是虚妄。”《明雩篇》：“实论者说未必是真的。”这里文意正同。何况荆轲想刺秦王，秦王的心不动，而白虹贯穿太阳呢？那么白虹贯穿太阳，是天象自然变化，不是荆轲的精神化为虹而贯穿太阳。钩星在房、心之间，是地将要震动的占卜。地将要震动，钩星应验在房、心。前面已经说过。太白星侵犯昴星，就像钩星在房、心一样。说卫先生长平之议，导致太白星侵犯昴星，可疑！岁星伤害鸟尾，周、楚厌恶它；《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传：“裨灶说：‘今年周王和楚子都将死。岁星放弃它的位次，而客居在明年的位次，以伤害鸟帑，周、楚厌恶它。’”杜曰：“旅，客居也。岁星放弃星纪的位次，客在玄枵。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失次于此，祸冲在南。南为朱鸟，鸟尾曰帑。鹑火鹑尾，是周、楚的分野，所以周王、楚子受其灾祸。”綝然之气出现，盼遂按：章太炎说：“《左传》昭公十七年传，梓慎说：‘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用《论衡》此语证明，则‘不然’是‘林然’的误写，借‘林’为‘綝’。”（见《太炎文录》卷二《俞先生传》。）宋、卫、陈、郑发生火灾。见《左传》昭公十七、十八年传。“綝然”不详。按当时周、楚没有过错，而宋、卫、陈、郑没有恶行。《五行志》说：“董仲舒认为象征王室将要动乱，天下没有人救援，所以灾祸四国，说亡国四方。又宋、卫、陈、郑的君主都荒淫于音乐，不关心国家政事，与周室行为相同。阳气失节，则火灾出现，所以同日发生火灾。刘向认为都依附于楚国，没有尊奉周室的心，所以天灾四国。”都是灾异谴告的说法，所以仲任不赞同。然而岁星先守尾，灾气署（着）垂于天，先孙曰：“署”应当作“着”，形声相近而误。其后周、楚有祸，宋、卫、陈、郑同时都这样。“然”读“燃”。传曰：“宋、卫、陈、郑都发生火灾。”这说明天象变化在先，明显不是人的行动感动上天。盼遂按：“然”疑为“灾”的误字。《治期篇》也说“宋、卫、陈、郑都受灾”。岁星伤害周、楚，天气灾祸四国。怎么知道白虹贯穿太阳，不是导致刺秦王；太白星侵犯昴星，使长平计起呢？“使”上“不”字省略，见上文。盼遂按：“使”上宜有“非”字。上句“何知白虹贯日，不致刺秦王”有“不”字可证。

译招致篇

王盼遂按语：此篇现今缺失，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散佚的。唐代马总《意林》卷三引用《论衡》说：“在山林中丢失了猎犬，大声呼喊犬的名字，那犬就会鸣叫应答它的主人。人与犬类别不同却能相互感应，是因为犬认得它的主人。”又引用：“东风到来，酒液满溢。考察酒味趋向酸味，东方属木，木的味道是酸，所以酒液满溢。”又引用：“将要大赦时，钥匙转动，这是感应现象。”又引用：“蚕结丝时商弦容易断，新谷收获时旧谷缺乏。考察子女出生后父母精气衰退，新丝既已收获，所以旧的丝自然损坏。”以上四条，周广业在《意林》注中认定它们是《招致篇》的佚文。按语：这就像九鼎中的一块肉、桂林中的一枝桂树一样（仅存片段）。

明雩篇

《须颂篇》说：“治理有期限，混乱有时机，能够把混乱转化为治理的人是优秀的，优秀的人拥有这种能力。建初初年，无妄之气到来，这是圣明时代的征兆。皇帝敦厚德行，补救防备灾害，所以顺应鼓声、举行明雩祭祀，为汉朝应对变化。”

变复学派认为，长期下雨称为“湛”，“湛”字见《感虚篇》注。长期晴朗称为旱，“旸”指日出，“久旸”指长期不下雨。旱灾对应亢阳，水灾对应沉溺。《春秋说》说：“君主亢阳导致旱灾，沉溺导致水灾。”（见后文《顺鼓篇》。）《案书篇》说：“《春秋公羊传》说，亢阳的时节，足以恢复政治。”《春秋考异邮》说：“旱的意思是强悍，是由阳气骄横乖戾造成的。”（《太平御览》卷八七九。）《洪范五行传》说法相同。都说道：“秉持亢阳的时节，对下暴虐，所以旱灾相应。”（《合璧事类》卷二十。）《汉书·五行志》：“君主亢阳而暴虐。”颜师古说：“凡是说亢阳的，是干枯之意，指对下没有恩惠。”按：《公羊传》僖公九年：“震之者何？犹曰振振然。”何休注：“亢阳的样子。”《洪范五行传》：“鲁宣公十年秋天大旱，当时宣公兴兵讨伐邾国，夺取绎地。讨伐他国且亢阳，应验的是大旱。”（《太平御览》卷三五。）那么亢阳不仅仅是干枯无恩惠的意思，颜师古的解释不全面。有人质疑说：一年之中，十天下一场雨，五天刮一次风。雨水稍多滞留，是水灾的征兆；阳光稍久，是旱灾的渐变。水灾之时，君主未必沉溺；旱灾之时，未必亢阳。君主施政，前后如一，然而有时水灾有时旱灾，这是时气所致。“一”同“或”。范蠡计然说：《意林》引用《范子》说：“计然，是葵丘濮上的人。姓辛，名文子。他的祖先原是晋国公子。不肯自我显扬，天下无人知晓，所以称他为计然。”《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徐广说：“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名叫研。”索隐认为计倪与研是同一人。周广业说：“计然自是辛文子，而倪是另一个人。”《唐志》农家类：《范子计然》十五卷。注：“范蠡问，计然答。”“太岁在子（于）水，则毁；在金，则穰；在木，则饥；在火，则旱。”孙诒让说：“子”当作“于”，是文字错误。这是说太岁在水则毁坏，在金则丰收，在木则饥荒，在火则旱灾。如果作“在子”，则文意不通。《史记·天官书》：“观察太岁所在，在金则丰收，在水则毁坏，在木则饥荒，在火则旱灾。这是大经。”（《汉书·天文志》“在”字不重复

译。）《越绝书·计倪内经》说：“太阴三年处于金，则丰收；三年处于水，则毁坏；三年处于木，则康；（按“康”与“糠”同。）三年处于火，则旱灾。”《史记·货殖列传》引用计然说：“所以岁在金则丰收，在水则毁坏，在木则饥荒，在火则旱灾。”这些都是证据。既然这样，水旱饥穰，有岁运规律。岁运正值其时，气运当世，变复学派，指着它命名。君主采纳他们的言论，寻求过错自我改正。久晴自会下雨，久雨自会放晴，变复学派，于是称颂他们的功劳。君主认为正确，于是相信他们的方术。试着让君主恬静安居，不寻求自己的过错，天依然会下雨，雨依然会放晴。旸济雨济之时，济，止也。字本作“霁”。《说文》：“霁，雨止也。从雨，齐声。”《洪范》郑玄注：“霁者，如雨之止，云在上也。”霁本指雨止，假借“济”字代替。这里说“旸济”，是引申义，凡是“止”可以说“济”。《庄子·齐物论》：“厉风济，则万窍为虚。”《淮南子·天文训》：“大风济。”则又指风止为“济”。君主无事，变复学派，依然称颂他们的方术。这就是说阴阳之气，以人为主，不统属于天。“说”当作“统”。《变动篇》说：“人物吉凶，统属于天。”又说：“寒温之气，系于天地而统属于阴阳。”人不能以行为感动天，天也不随人的行为而应和。义理详见《变动篇》。

《春秋》鲁国大雩，是旱灾求雨的祭祀。桓公五年秋天，大雩。《公羊传》说：“大雩，是旱祭。”旱灾久不下雨，祈祷祭祀求福，就像人患病，祭祀神灵解除灾祸一样，这就是变复。变复，见《感虚篇》注。

《诗经》说：“月亮靠近毕宿，就要大雨滂沱了。”见《小雅·渐渐之石》。“比”作“俾”，音同。“离”读“丽”。离毕指宿于毕星。余注见《说日篇》。《尚书》说：“月亮跟随星宿，就会风雨。”见《洪范》。注见《感虚篇》。那么风雨跟随月亮所靠近和跟随的星宿。房星四表三道，王盼遂按语：“房”当为“毕”。这是受上篇多言房星影响而误写。毕是西方星宿，房是东方星宿，各不相及，怎能混淆？又本篇都就毕星立论，不应此处独作房星。日月运行，出入三道。出北则水灾，出南则旱灾。有人说出北则旱灾，出南则水灾。《天官书》索隐引用《尚书运期授》说：“所谓房，四表之道。”宋均说：“四星之间，有三道，是日月五星所从出入的。”《春秋佐助期》说：“房为四表，布三公道，所以昴毕为天街。”（《书抄》卷百五十。）《隋书·天文志》说：“房四星，下第一星，是将。次，是次将。次，是次相。上星，是上相。南二星，是君位；北二星，是夫人位。又为四表。中间是天衢大道，是天阙，黄道所经过的地方。南间叫阳环，其南叫太阳。北间叫阴间，其北叫太阴。七曜由天衢，则天下平和。由阳道则主旱丧，由阴道则主水兵。”《汉书·天文志》说：“月亮出房北为雨，出房南为旱。”有人说北旱，南水灾，与汉、隋志不同，未曾听闻。王盼遂按语：这九字不是本文，也不是自注语，或许是后人误沾。本篇屡言南则晴，北则雨，知道王充定从北水南旱之说，不应在此处持两可之说。按月亮是天下占卜，房是九州候。王盼遂按语：“房”也是“毕”的误字。下文孔子、子路以月离于毕

译而携带雨具，不作房星。又说“月离于毕为雨占，天下共之”，又说“月毕天下占”，与此“为九州候”相同。月亮的南北，不仅限于鲁国。

译孔子出门，派子路带着防雨用具。不久，天果然下起大雨。子路问其中的缘故，孔子说：“昨天傍晚月亮离开了毕宿。”后日，后日，就是往日的意思。月亮再次离开毕宿。孔子出门，子路请求带上防雨用具，孔子不听从。出门果然没有下雨。子路问其中的缘故，孔子说：“往日，月亮离开毕宿的阴面，所以下雨；昨天傍晚，月亮离开毕宿的阳面，所以不下雨。”《史记·弟子传》中《有若传》也叙述了这件事，但没有提到“子路”。《家语·弟子解》又写作“司马期”。像这样，鲁国的降雨自然是因为月亮离开毕宿，难道是因为政治吗？如果确实是因为政治，那么让月亮离开毕宿作为降雨的占卜，天下都共同遵循，鲁国降雨，天下也应该都降雨。六国时期，政治不同，君主所施行的赏罚时机各异，如果必定以降雨来应和政事，那么让月亮离开六七次毕宿，然后才满足。

鲁缪公的时候，年成干旱。缪公问县子：“天旱不下雨，我想暴晒巫师，怎么样？”《檀弓下》郑玄注：“巫师主管沟通神灵，希望上天哀怜而降雨。《春秋》传说巫师说：‘在女子叫巫，在男子叫觋。’”《周礼》：“女巫，干旱时就举行舞雩。”县子不听从他的话。“想迁移集市，怎么样？”回答说：“天子去世，在街巷设市七天；诸侯去世，在街巷设市五天。《檀弓》作‘三日’。为了他们迁移集市，不也可以吗！”郑玄说：“迁移集市，是平民的丧礼。现在迁移集市，是为干旱忧虑悲伤，如同丧事。”正义说：“街巷设市，是因为平民忧虑悲伤，不再寻求财物，如果有急需之物，不得不求，所以在城邑里内设立街巷集市。”考察县子的话，迁移集市就能得到雨水。考察《诗》《书》的文字，月亮离开毕宿就能得到雨水。月亮离开箕宿就刮风，离开毕宿就下雨，不应当泛泛地说“月亮离开星宿就得到雨水”。“离星”应当是“离毕”。这就是根据“月亮离开毕宿”来说的。《说日篇》说：“月亮依附毕宿的时候应当得到雨水。”下文说：“难道会因为迁移集市的原因，而让月亮离开毕宿的阴面吗。”就是承接这个意思写的。这是证据。日月运行，有固定的节度，难道会因为迁移集市的原因，而让月亮离开毕宿的阴面吗？月亮和毕宿是天下通用的占卜，迁移鲁国的集市，怎么能移动月亮呢？“耐”、“能”古字通用。月亮在天空运行，三十天绕行一周。《白虎通·日月篇》：“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月亮赶上太阳为一个月，到第二十九天还差七度；即三十天的话，超过运行七度。”一个月之中，经过一次毕宿，离开阳面就晴朗，离开阴面就下雨。如果只说到“离开阳面就晴朗”，那么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没有着落，这是证据一。下文：“假如迁移集市的感应，能让月亮离开毕宿的阴面，那时候迁移集市能得到雨水吗。”就是根据“离开阴面就下雨”来说的。现在版本缺少这四个字，就使得它的意义没有归属，这是证据二。假如迁移集市的感应，能让月亮离开毕宿的阴面，那时候迁移集市能得到雨水吗。“而”读作“能”，“乎”应当是“也”。盼遂案：“时”疑为“将”的误字。像县子所说的，未必可以采用。

董仲舒求雨，申述《春秋》的大义，设立虚空的祭祀。“虚”读作“墟”，是四通八达的坛台。《汉书》本传：“董仲舒治理国家，根据《春秋》灾异的变化，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闭塞阳气，纵容阴气。止雨则相反。”《春秋繁露》有求雨篇。父亲不在庶子那里吃饭，《曲礼下》说：“庶子不祭祀，祭祀必须告知宗子。”上天不在下地吃饭，诸侯雩礼所祭祀的，不知道是什么神。《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大的音乐，于是命令各县雩祀对百姓有益的百辟卿士，以祈求谷物丰收。”郑玄注：“雩帝，是指在南郊旁边筑坛，雩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百辟卿士，是古代的上公，像句龙、后稷之类。天子雩祭上帝，诸侯以下雩祭上公。”《左传》桓公五年传服虔注（见《后汉书·礼仪注》）说：“大雩，是夏天祭天的名称。一说，大雩，是祭帝而求雨。一说，郊祀天祈求农事，雩祭山川而求雨。”贾逵注（见本疏）说：“说‘大’，是区别于山川的雩祭，大概因为诸侯雩祭山川，鲁国得以雩祭上帝，所以称‘大’。”据此，就知道天子祭天，诸侯祭上公山川。董仲舒说：“诸侯雩祭所祭祀的，如同天神一样。”又说：“大雩所祭祀的，难道祭山吗？”大概是用疑问词设难，不是不明白这个。如同天神，只有王者的天才会歆享，诸侯及现在的长官，天不享祭。神灵不歆享，怎么能得到神灵呢？如果说雨是云雨之气，这篇文章说：如果所祭祀的是“云雨之气”，不是说云雨是“气”。现在版本作“者”，错了。下文“云雨之气，何用歆享”，就是复述这句话，这是证据。云雨之气，何用歆享？触碰石头而出，肤寸聚合，不到一个早晨就遍雨天下，这是泰山。《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传文。注见《说日篇》。泰山雨遍天下，小山雨一国。《说日篇》作“小山雨一国”。那么大雩所祭祀的，难道祭山吗？假如确实如此，也不能得到。孙曰：“而不”应当是“不而”。“不而得也”，即“不能得也”。董仲舒的意思，假如大雩专门祭山，就不能得到雨水。所以下文回答说：“雨没有形兆，深藏在高山，人君雩祭，怎么能得到它。”现在作“而不”的，也是后人不懂古语而妄改的。用什么来验证？水在不同的河流中居住，相差几分几寸，不决口就不流动，不凿开就不汇合。如果让人君在水边祷祭，能让相差几分几寸的水流动而汇合吗？现在存在的水，相差无几，人君请求，终究不能行动，何况雨没有形兆，深藏在高山，人君雩祭，怎么能得到它？

译雨水在天地之间，就像眼泪鼻涕在人的身体里一样。有的人在恩德之人面前饮酒吃饭，请求他流出眼泪，恩德之人终究不会因此落泪。眼泪不能请求而流出，雨水又怎能请求而得到呢？雍门子悲伤哭泣，孟尝君为他流泪；苏秦、张仪在坑中悲切游说，鬼谷先生泪水沾湿衣襟。或许可以凭借雍门子的歌声，发出苏秦、张仪的游说，来感动上天吗？然而上天耳目高远，声音气息无法相通。杞梁的妻子已经悲伤哭泣，上天不下雨，城墙反而崩塌。像这样，究竟应当用什么方法求雨呢？举行雩祭的人家，用什么来感动上天呢？

考察月亮从北方星道升起，离开毕宿的阴影，很少有不降雨的。由此说来，北方星道，是毕星所在的地方。毕星肯因为雩祭的缘故降下雨来吗？孔子出门，让子路带着雨具的时候，鲁国未必举行雩祭。不祭祀，雨水充沛地自然降下；不请求，阳光明朗地自然出现。像这样，上天的晴雨，自有它的时间。一年之中，晴天雨天接连不断。当它下雨时，是谁请求的呢？当它放晴时，是谁阻止的呢？

君主听从请求，来安抚百姓、施予恩惠，必定不是贤明的。上天极其贤明，当时不该下雨，却为了迎合请求而胡乱降下雨来，这就和君主听从请求一类一样了。变复家的人，不推究事理来验证，空设法术，迷惑君主。有时不该下雨，贤明的君主请求却得不到；有时恰好自然要下雨，昏庸的君主请求，正赶上那个时机。这使得贤明的君主承受空白的责难，而昏庸的君主蒙受虚名。

世人称圣人纯粹而贤者驳杂，纯粹则行为操守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则政治没有失误。然而世间的圣明君主，没有比得上尧、汤的。尧遭遇洪水，汤遭遇大旱。如果说这是政治造成的，尧、汤就是昏庸的君主；如果不是政治造成的，那就是运气。运气有时限，怎能请求呢？世间的议论者，仍然说尧、汤的水旱，水旱是时运；那些小旱小涝，都是政治造成的。假如确实如此，用什么导致涝灾呢？如果确实由政治导致，不修明政治所以失去它，却只是请求，怎么能恢复呢？世人确实称尧、汤的水旱，是上天的运气，不是政治造成的。《白虎通·灾变篇》说：“尧遭遇洪水，汤遭遇大旱，也有谴责告诫吗？尧遭遇洪水，汤遭遇大旱，是命运时运如此。”上天的运气，当时自然如此，即使举行雩祭请求，终究没有补益。而世人又说汤在桑林以五项过错祈祷，当时立刻得到雨水。如果说运气，那么桑林祈祷的说法就站不住脚；如果称颂桑林祈祷，那么运气的议论就消失了。世人的说法，究竟应当依据什么？拯救水旱的方法，确实应当用什么？

灾变大体有两类：有政治造成的灾害，有无妄之变。政治造成的灾害，必须请求。请求虽然不能得到，但这是恩惠怜悯、恻隐之心，不得已的意思。慈爱的父亲对于儿子，孝顺的儿子对于父母，知道生病必定求神，病痛必定和药。又知道病必定不能治好，治疗没有益处，然而终究不肯安坐等待死亡，仍然占卜求祟，召请医生和药，这是悲痛殷切，希望有灵验。已经气绝身亡，无可奈何，登上屋顶的危险处，用衣服招魂，这是悲哀怨恨思念，希望他醒悟。雩祭者的用心，就是慈父孝子的用意。无妄之灾，百姓不知道，必定归咎于君主。治理政治的人，安慰百姓的期望，所以也必定举行雩祭。

译问：政治造成的灾祸与无妄之变，如何加以区别？“问”字下应当有“曰”字。

答：德行丰厚、政令得当，灾祸仍然到来，这是无妄之变；德行衰微、政令失误，灾变随之而来，这是政治之灾。所谓政治之灾，旧校注说：有的版本有“也治”二字。那么就要对外举行求雨祭祀，对内改革政令，以弥补其缺失；若是无妄之变，则对内坚守原有政令，对外修习求雨之礼，以安抚民心。所以无妄之气，历经世代时常到来，应当坚持一贯不变，不适宜更改政令。用什么来验证呢？周公为成王陈述确立政令的道理时说：“有时灾物会乘间而至，盼遂案：物指灾物或鬼物。孔安国本《尚书·立政》作‘时则勿有间之。’传文说：‘这样就没有什么能取代它。’不如王说的解释详尽。从每一句话、每一言语开始，我则无有非议，只有成就美德的贤士，才能治理我所接受的民众。”见《尚书·立政》篇。“物”字原作“勿”。王鸣盛说：“根据这个，‘勿’应当作‘物’，指灾物。刘逵《吴都赋》注引《易·无妄》说：‘灾气有九种，阳厄五种，阴厄四种，合为九种。一个元运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各自按数目到来。’王充依据这个，来解说此经，认为是灾物乘间而至，不适宜更改政令，这必定是晚周学者相传的古训，应当遵从。伪传出自魏晋人，擅自更改古训，是不对的。”段玉裁说：“《论衡》作‘物’，这是今文《尚书》。解释为灾物，这是今文《尚书》的说法。作‘勿’的，是古文《尚书》。”侯康说：“王充解说此经，与古文截然不同，大概是以‘物’为‘灾物’。考察《左传》僖公四年：‘必书云物。’注解说：‘云物，指气色灾变。’又《史记·留侯世家》：‘然言有物。’《汉书·东平王宇传》：‘或明鬼神，信物怪。’王充以‘物’为灾怪，意义与此相同。”段玉裁说：“详细考察王充的意思，在‘末’字处断句，‘末’，无也，意思是无非。”晖按：段玉裁的说法是对的。江声遵从王充的说法，却沿袭旧读，把“末”当作“终”，这就错了。又按：“之”读作“至”，意思是灾物乘间而至。彦，指美士。“乂”读作“艾”，《尔雅·释诂》说：“相也”。孙弈《示儿编》卷十三说：“《立政》说：‘以乂我受民。’《论衡·明雩篇》引用它说：‘以友我爱民。’”按：现在版本引用与经文相同，孙志祖说：“大概是明人所改。”周公立政，

这可以说是得道了。知道那些非比寻常的事物，如果不加以赈济就不会到来。段玉裁说：“至”应当作“去”，意思是除去那些非比寻常的灾异。因此告诫成王，从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做起，政事没有差错，不敢随意变更。然而那些非比寻常的变故，是无妄之气偶尔降临造成的。水气偶尔降临于尧时，旱气偶尔降临于汤时。周宣王因为贤明，却遭遇了长期的干旱。参见《艺增篇》。建初元年，“季”应当作“年”。“年”一作“季”，是因为字形相近而致误。《恢国》、《须颂》两篇都说：“建初元年，无妄之气降临。”《对作篇》说：“建初元年，中原地区颇为歉收。”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北州指的是兖州、豫州、徐州这三个州。王先谦说：“孟季”应当是“孟年”，是字形之误。“孟年”就是“元年”的意思。《乱龙篇》中有“季年”的说法，与此正相同例。《后汉书·杨终传》记载：“建初元年，大旱，谷物昂贵。”又《续汉书·五行志》注引《孔丛子》说：“建初元年，大旱，天子为此忧虑。侍御史孔丰请求效法成汤减少田猎、散发积蓄，减损衣食，天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这大概就是王充

译本篇所叙述的事情。尽管《章帝纪》将此事记载在刚即位尚未改元的时候，说“京师及三州大旱，下诏不征收兖、豫、徐州的田租和草料，用现有的谷物赈济贫民”等等，这与各书所记载的建初元年之事实际上是同一件事。《论衡·恢国篇》也有“建初元年，无妄之气降临”的话，与此文相同，也是确凿的证据。牛死民困，百姓流离失所去从事低贱的工作。圣明的君主在上宽厚明察，百官在下各司其职，这是太平盛世的明显征兆。政事没有细微的过失，旱灾仍然发生，这是气机偶然交错所致。圣明的君主知道这一点，不改变政令和行为，而是转运谷物赈济供养，削减丰裕处的供给以救济匮乏处。这种观察的审慎明察，使得救急的措施得当。鲁文公年间发生大旱，这其实是鲁僖公二十一年的事。这里说“文公”，是错误的。臧文仲说：“修缮城墙，降低饮食标准，节省用度，务必节俭并鼓励分享。”《左传》中“啬”写作“穑”，两字通用。郑玄在《兵礼》注中说：“收敛叫作穑。”臧文仲知道这不是政事的问题，所以只是修缮防备，即修缮城墙作为守备，而不改变政治。变复家的人，见到灾变就归咎于政事，不考察政事是否真的没有过失；见到异象就恐惧迷惑，改变操守和行为。因为不应该改变而改变，只会招致灾祸。“秖”，朱骏声校勘的元本、程本、郑本相同。钱大昭、黄爽、王念孙的版本都从“示”旁。

为什么说必定应当举行雩祭呢？

回答说：《春秋》记载大雩，传注家左丘明、公羊、谷梁都没有讥讽的文字。孙氏说：这一节文字不通顺，况且《春秋》宣公时期没有大雩，怀疑应当改为“曰：春秋大雩，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无讥之文。”“在”是“左”字的讹误，“宣”是受上文“宜”字的影响而衍生的讹字，又脱漏了“丘明”二字，所以文义不通。《书虚》篇说：“如果经书有缺失，传注家左丘明、公羊、谷梁为什么忌讳不说。”也是将“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并列提及，可以证明。应当举行雩祭的道理已经很明白了。曾皙回答孔子谈论他的志向说：“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制成，成年男子五六个，少年六七人，在沂水中沐浴，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回去（馈）。”齐氏说：“归”应当作“馈”。下文“咏而馈，咏歌馈祭也”，就是解释这段文字。后人发现这与今本《论语》不符，于是妄改“馈”为“归”。《祭意》篇的错误与此相同。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观点。”见于《论语·先进》篇。鲁国在沂水之上设立雩祭。郑氏说：“沂水发源于沂山，在鲁城南，雩坛就在上面。”皇氏疏引王弼说：“沂水靠近孔子的住宅，舞雩坛就在上面。”《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传杜预注：“鲁城南自有沂水，大沂水发源于盖县南，流至下邳注入泗水。”《正义》引《释例·土地名》：“襄公十八年，沂水发源于东莞盖县艾山南，流经琅邪、东海，至下邳县注入泗水。这条沂水发源于鲁国鲁县西南，注入泗水。由此可见沂水有两条。”《四书释地》、《春秋地名考》二，都称发源于鲁县尼丘山的，就是《论语》所说的“浴乎沂”的那条。那发源于盖县临乐山的，就是所谓的大沂水，与这条不同。暮就是晚，春指四月。这是依据周历。《集解》包氏说：“暮春，是季春三月。”皇氏疏：“是指建辰夏历的三月。”所以与此不同。按：《月令》郑注：“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雩祭的正期，应当在四月。”《周礼·春官·司巫》贾公彦疏：“如果是四月正雩，不仅有男巫女巫。按《论语》曾皙说：‘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也包含这些人。”

也将暮春定为四月，

译以符合龙星出现的时节。《公羊传》桓公五年疏、《月令》疏，也认为这是鲁国在正月的雩祭，但都忽略了节气。龙星出现是在建巳之月，按夏历是四月，按周历则是六月，将龙星出现对应为周历的四月，这是错误的。“春服既成”，是说四月的衣服已经制成。包咸说：“春服既成，是指穿单层夹衣的时候。”按：这段文字用周历来解释暮春，那么四月在夏历中就是二月，不可能得到和煦温暖而穿单衫。所以包咸的说法在这里讲不通。冠者、童子，是雩祭中的乐人。《公羊传》桓公五年何休注：“让童男童女各八人，跳舞并呼喊求雨。”疏说：“《论语》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这与这里不同，是因为鲁国举行正月的雩祭，所以人数较少，而且不再区分男女。现在这本书记载于经典，不是正月的雩祭。凡是举行雩祭的，都是因为旱情严重而进行，所以人数较多，又兼有男女。因此《司巫》职掌说‘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跳舞求雨’就是这样。《春秋说》说‘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大概是天子举行的雩祭。”《周礼》春官《司巫》职：“司巫掌管众巫的政令，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跳舞求雨。”疏说：“说的是率领女巫。如果是四月的正雩，不只是有男巫女巫，按《论语》曾皙说：‘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也包含这类人。所以《舞师》说：‘教习皇舞，率领他们跳旱灾祭祀的舞。’舞师是指（阮元校勘认为‘谓’当作‘诲’。）能跳舞的野人，显然兼有童子和冠者是可以知道的。”按：上面引用的两件事，都将冠者童子视为乐人，其依据是《论语》的旧说，还是本于王充这篇文章，现在已无法考证。《集解》包咸的说法，认为冠者童子是朋友，（依据皇侃疏。）这是三家《论语》解释的不同。“浴乎沂”，是涉足沂水，象征龙从水中出来。桂馥《札朴》说：“《论衡》认为‘浴乎沂’应当是‘沿乎沂’，古人没有入水沐浴身体的事情。”晖按：《论衡》没有这种说法，《论语笔解》记载韩愈说：“‘浴’应当是‘沿’的误字。周历三月，夏历正月，哪有沐浴的道理呢。”武亿说：“《笔解》认为‘浴’当作‘沿’，也是扩大王肃的意思。”桂氏大概将《笔解》误作《论衡》。凌曙《群书答问》又根据这篇文章认为“浴”应当是“涉”的误字，也不对。“浴”，旧说有三种：将“浴”解释为“涉”，涉水而不沐浴，作为雩祭的威

仪，这是王充（仲任）的解释。这大概是旧有的说法，然而典籍散佚已有间隙，现在难以详细考究。相往水浴，濯洗以逐除邪气，这是包咸的解释。浴指祓除灾祸，这是蔡邕的解释。《月令》说“暮春时节天子开始乘船”，蔡邕的章句说：“乘船在名川中祓除灾祸。《论语》说‘暮春在沂水沐浴’，从上层到下层，古代有这种礼仪，如今三月上巳日在水边祓除灾祸，大概就出于此。”（见于《后汉书·礼仪志》、《宋书·礼仪志》。《论语发微》说：“浴指在沂水祓除濯洗，然后举行雩祭。”这又沟通了王充、蔡邕两家的说法。“风乎舞雩”，风，是歌咏的意思。《后汉书·仲长统传》说：“仲长统想占卜居处在清静空旷之地以乐其志，论述说：‘在舞雩之下歌咏，在高堂之上咏唱归来。’”注引《论语》。按：这里的“风”也读作“讽”，与仲长统的说法相合。《集解》包咸说：“在舞雩之下乘凉。”《两汉刊误补遗》卷十说：“解说的人认为风干身体，当时尚且寒冷，怎么能风干身体呢？王充的说法与仲长统相合，包咸等各家在本字上误释了。”《困学纪闻》卷七说：“把‘风’当作‘讽’

译，那么与‘咏而归’意思一致，应当遵从旧说。”《水经注·泗水》说：“沂水发源于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北对稷门，也叫雩门。门南隔水有雩坛，高三丈，是曾点想要歌咏的地方。”《困学纪闻》说：“根据郦道元的注推究，那么出了鲁门，就是沂水，而舞雩又在沂水之南。”《方舆纪要》说：“舞雩坛在曲阜城东南二里。”“咏而馈”，歌咏并馈祭，今本“馈”作“归”。包咸说：“歌咏先王之道，回到夫子门下。”《释文》说：“郑玄本作‘馈’，馈，是酒食。鲁地读‘馈’为‘归’，现在遵从古本。”按：这里作“馈”，是遵从古论。王充是今文经学家，本书多从《鲁论》，如“子疾病”，（见《感虚篇》）“犹吾大夫高子也”，（见《别通篇》）“虽疏食菜根，瓜（鲁读为‘必’）祭必斋如也”（见《祭意篇》）等就是如此。此文又遵从古本，大概是范晔《后汉书》所说的“不守章句”。臧镛堂说：“《说文解字》：‘馈，饷也，馈，吴人谓祭曰馈。’这是古论‘馈’本作‘馈’。”晖按：郑玄说：“馈，酒食也。”这是读“馈”的本义。王充说：“馈，祭也。”这是读“馈”为“馈”。

“祭”是“馈”字的本义，古本《论语》只作“馈”。例如“归孔子豚”、“齐人归女乐”，郑玄都依从古本作“馈”。《史记·弟子传》中“咏而归”，徐广说：“一作馈。”司马迁采录古本《论语》，所以写作“馈”。臧氏怀疑古本《论语》本作“馈”，这是不对的。王云说“馈”是“祭”，郑玄说“馈”是“酒食”，意义稍有不同罢了。又按：陈鳣、臧镛堂认为“咏馈”是祓禊之礼，这就又错了。认为祓禊的，只见蔡邕《月令章句》。（前面已提及。）王充则明确说是雩祭，原文可以查考。郑玄注《论语》说法相同。《月令》说：“命令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郑玄注：“从鼗鞞到柷敔都演奏，叫盛乐。其他雩祭只用歌舞罢了。”疏说：“女巫说：‘旱暵则无雩。’是用歌舞。正雩则不只是歌舞，还兼用其他乐器。所以《论语》说‘舞雩，咏而归’就是这样。”这也是把“咏馈”当作雩祭。翟灏说：“自从郑玄读‘归’为‘馈’，附和的人认为是馈祭，后来的儒者，于是把雩当作雩祭。”按王充在郑玄之前，翟灏的说法也不对。《论语发微》说：“咏是歌《丝衣》篇。雩是灵星之祭。”歌咏而祭祀。徐养原《论语鲁读考》说：“充此论，乃古文说。”说《论语》的人，认为浴者，是沐浴在沂水中；风，是晾干身体。《集解》包咸的说法如此。《论语发微》说：“‘说论之家’，应当指鲁论，当时今文鲁论最盛行。”周的四月，正是夏历二月。俞樾说：包咸注以暮春为季春三月，自然是建辰之月。《周颂·臣工》篇：“维暮之春。”郑玄笺说：“周的季春，在夏历为孟春。”那么认为是建寅之日，而这里却认为是建卯之月。在夏历为仲春，不能称为暮；在周历为孟夏，也不能说春，虽然是汉人的旧说，也不敢遵从。天气尚寒，怎么能够沐浴而风干身体？这是王充驳斥《论语》的说法。由此说来，涉水而不沐浴，雩祭是确凿无疑的。桂馥《札朴》说：《论衡》说《论语》“风乎舞雩”是举行雩祭，郑玄注《论语》相同。《月令》“大雩帝”，《公羊传》“大雩”，疏都引用《论语》“舞雩”、“冠者”、“童子”。案：大雩在四月，即周历六月，“龙见而雩”就是这样。其他为旱灾而修的雩祭，多在秋冬，没有暮春雩祭的礼仪。贾逵

说：“提到大雩，是为了区别于山川之雩。”难道山川之雩，就不关乎龙星出现吗？晖按：《公羊

译传》桓公五年传疏、《周礼》司巫疏，都将《论语》中的“风乎舞雩”解释为举行雩祭。姚范认为唐以前的经师有此说法。《春秋左氏传》说：“启蛰时举行郊祭。”又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启蛰、龙见，都在二月。俞樾说：桓公五年《左传》：“启蛰时举行郊祭，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杜预注：“龙星出现，是建巳之月。”《礼记·月令》篇：“仲夏之月，于是命令各县举行雩祀。”郑玄注说：“雩祭的正月，应当在四月，凡是周历秋三月之中如果干旱，也修习雩礼来求雨，因此将正雩定在这个月，这是错误的。”那么正雩在建巳之月，而午、未、申三个月不下雨，也可以举行雩礼，如果是卯月就不是雩祭的时候了。《左传》说“启蛰时举行郊祭”，这里却改为“启蛰时举行雩祭”，不知其说法依据。先孙说：《左传》桓公五年传作“启蛰时举行郊祭”，没有说“雩”。王充不知道依据什么版本。后《祭意》篇也说：“二月之时，龙星开始出现，所以传文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龙星出现时，岁已启蛰而举行雩祭。”（此文有错误。疑当云：“所以又说启蛰时举行雩祭。”今本脱漏了五个字而已。）《论语发微》说：“认为雩祭在正岁二月，是不对的。苍龙在黄昏时出现在东方，是在正岁四月，才开始举行雩祭。所以《左传》‘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杜预注认为是建巳之月。如果是启蛰，则是夏正郊祭天，而不是雩祭。”晖按：杜预注：“启蛰，是夏正建寅之月；龙星出现，是建巳之月。”这是说启蛰在夏正为正月，在周正为三月，龙星出现在夏正为四月，在周正为六月。王充都说二月，是因为太初历以后，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不明白历法的变迁，错误地沿袭当时的习俗，所以把启蛰当作二月。龙星出现在夏正为四月，错误地把四月当作周正，所以依据夏正说是二月。《后汉书·礼仪志》中注引《左传》桓公五年传服虔注：“大雩，是夏祭天的名称。雩，是远的意思，远远地为百谷祈求甘雨。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龙，指角星和亢星，是说四月黄昏，龙星整体出现，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长大，所以举行雩祭来求雨。”春二月举行雩祭，秋八月也举行雩祭。春天祈求谷雨，秋天祈求谷物结实。说“春二月举行雩祭”，是错误地依据了“启蛰时举行雩祭”、“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后汉书·礼仪志》

“从立春开始，到立夏，直至立秋，如果发生干旱，公卿和各级官员便依次举行雩礼来求雨。”刘宝楠在《愈愚录》卷二中说：“雩祭作为正祀是在建巳之月，即《左传》所说的‘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至于《春秋》所记载的秋冬季节举行雩祭，都是因为干旱而祈求降雨，并非正祀。现在有人错误地依据《汉仪》，认为二月和八月有雨雩，这是不对的。”又在卷三中说：“《左传·桓公五年》记载：‘凡是祭祀，惊蛰时举行郊祀，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郊祀和雩祭各自不同，不能把郊祀当作雩祭。况且龙星出现是在建巳之月，而不是在二月。《春秋》所记载的秋季雩祭，都是因为干旱而举行雩祭，不能列为正祀。周历以建子为正月，但仍沿用夏历，不能把暮春当作周历的正月。而且周历的三月，相当于夏历的正月，不能说周历四月、夏历二月。这些都是《论衡》中明显的错误。而将《论语》中曾点所说的话理解为指雩祭，则是确凿无疑的。只是春天干旱使用雩祭，没有证据说明。现在考察《左传》说：（《桓公五年传》）‘秋季举行大雩，是因为不合时宜。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如果过了时

译节就记载。’‘不合时宜’，是说不是在龙星出现的时候。这明确说明这次秋季雩祭是因为干旱而祈求降雨。所以《公羊传》直接认为是因为干旱，并不是讥讽礼仪的失误。（杜预的经注，却说‘错过了龙星出现的时候’，这话不合情理。）雩祭的正祀在四月，如果春、秋、冬三季发生干旱，也使用这种雩礼来施行。《春秋》对于正祀不记载，只有因为干旱而举行雩祭才记载。因此雩祭求到了雨就记载雩祭，雩祭没求到雨就记载旱灾，不记载雩祭。《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季大旱’，杜预注：‘雩祭没有求到雨，所以记载为旱。’那么凡是记载旱灾的，都是因为雩祭没有求到雨。又如《僖公三年》，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僖公二年》，冬季十月不下雨。《文公二年》说：‘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文公十年》、《文公十三年》都说：‘正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公羊传》解释说僖公关心百姓，文公不关心百姓。这虽然还没有使用雩祭，但既然记载了不下雨，那么都可以使用雩祭了。郑玄《月令》注：‘周历的冬季以及春季、夏季即使干旱，礼仪上只有祈祷而没有雩祭。’然而雩祭是为了求雨，必定先进行祈祷。既然进行了祈祷，怎么见得没有举行雩祭呢？秋季干旱可以使用雩祭，难道春季、夏季、冬季干旱，就不可以使用雩祭吗？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左传·襄公五年传》正义引用《释例》说：‘初夏举行雩祭，是因为纯阳之气当令，预防可能有旱灾而祈求它。至于四季的干旱，又使用这种礼仪来求雨，所以也称为雩祭。’杜预认为四季求雨都称为雩祭，那么就没有祈祷和雩祭的区别了。

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中，详尽列举了春、夏、季夏、秋、冬雩祭的方法，这应当是公羊学派世代相传的说法。当今的灵星，是在秋季举行雩祭。这是《祭意篇》的注疏。春季的雩祭已废，秋季的雩祭尚存，所以灵星的祭祀，是每年举行雩祭。孔子说：“我赞同曾点的观点。”赞许曾点的话，是想通过雩祭来调和阴阳，所以赞同他。《集解》引周生烈说：“赞许曾点独自知晓时宜。”皇侃疏：“说我的志向与曾点相同，赞许他能乐于道义、知晓时宜，达到逍遥游咏的极致。”邢昺疏：“我赞同曾点的志向，赞许他独自知晓时宜，而不追求从政。”这些说法都与董仲舒的观点不同。《论语发微》说：“如果按照《鲁论》的说法（按即《集解》中包咸的说法），那么曾点有遗弃世俗的意思，并不比其他三位弟子特别，反而与夫子问话的本意相反。”《论语补疏》也认为邢昺的疏解有误，这是对的。应当以董仲舒的这种说法为正确。又按：这段文字将“与”解释为“许”，邢昺疏的意思相同。皇侃疏说“与曾点相同”，则意思不同。如果雩祭失去了正道，曾点想要这样做，孔子应当非议他，不应当赞同他。樊迟跟随孔子出游，因感于雩祭而发问，讥刺鲁国不能崇尚德行，却只举行雩祭。《论语·颜渊篇》：“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说：‘请问如何崇尚德行、消除邪恶、辨别疑惑。’”皇侃疏：“舞雩的地方，靠近孔子的家。”按：这就是《论语·先进篇》所说的“在舞雩台上吹风”的意思。《通志·礼略第一》注：“卫宏《汉仪》称：‘鲁人修建雩坛，在城的东南。《论语》：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卫宏所说的鲁城东南，旧迹尚存。”《公羊传》桓公五年“秋大雩”，何休注：“不记载地点的，是因为这是常设的地点。”疏曰：“指在鲁城南面的沂水之上。”所以舞雩是鲁国雩祭的常

译设地点，因此樊迟感于此而讥刺鲁国。刘逢禄《论语述何》说：“这一章大概发生在孙齐之年，《春秋》记载：‘上辛日大雩，季辛日又雩。’传曰：‘又雩，不是真正的雩祭，而是聚集众人来驱逐季氏。’樊迟想要探究昭公丧乱的缘由。”宋翔凤《四书纂言》说：“这应当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由后追述前事的话，当时哀公也想除去季氏，所以举出昭公以前的事情来警示他。”现在按这两种说法，都认为举出的是昭公时的事，怀疑这接近事实。樊迟大概是讥刺昭公的。雩祭，古代就有，所以《礼记》说：“雩祭（宗），是祭祀水旱的。”先孙说：这是《祭法》的原文。“雩祭”应当作“雩宗”。（《祭意篇》引用《礼记》没有错误。）郑玄注：“‘宗

“当为‘禜’，是字形的错误。‘禜’的意思是‘营’。雩和禜也都指水旱祭祀的坛场。”《说文解字》示部说：“禜，设置绵蕝来营造，向日月星辰山川禳除风雨雪霜水旱厉疫。”《初学记》卷二引《三礼义宗》说：“雩，是祈求降雨的祭祀。禜，是制止降雨的祭祀。”所以有雩礼，盼遂按：应当是“古有雩礼”，才与下句相应。下文说：“大水时，击鼓并用牲祭社，也是古礼。”“亦”字，就是对应这一句。所以孔子不讥讽，而董仲舒申述它。像这样，雩祭，是祀礼。怀疑不应有“祀”字。宋残卷“祭祀”二字颠倒，朱校相同。雩祭符合礼制，那么大水时击鼓用牲祭社，注见《顺鼓篇》。也是古礼。符合礼制就没有过错，应当是“得雩”一词。

译礼制规定：祭祀社神，是为了报答大地孕育万物的功德。先孙说：“也”字应当是“地”字的坏损误字。晖按：“也”字疑似衍文。《礼记·郊特牲》说：“社神是用来神化大地之道的。大地承载万物，人们从大地获取财物，因此亲近大地，所以教导百姓以美好的方式报答它。”土地广阔遥远，难以遍祭，“辨”通“遍”。因此设立社坛作为祭祀的位置，主要在于用心侍奉。这是今文经学的说法。详见《祭意篇》。至于水旱灾害，是阴阳二气的作用，充满天地四方，难以全部祭祀，所以修筑坛场、设置祭位，恭敬虔诚地祈求，效仿侍奉社神的意义，这是应对灾变的方法。推想侍奉生者，进而侍奉死者；推想侍奉人，进而侍奉鬼神。阴阳精气，倘若像活人一样能饮食，所以共同奉献馨香，进献美味佳肴，诚恳恳切，希望得到回应和享用。推演祭祀社神的道理，这是举行雩祭的第二个原因。

年成气候调和，灾害不产生，尚且还要举行雩祭。盼遂按：“尚犹而”三个字应当有误。此处是重复语，不适合使用。《左传·僖公四年》说：“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意思是十年之后，如果还有莸气未消散。“十年尚”连文，“犹有臭”连文，并不是把“尚犹”当作重复语。明说文中“尚犹”为误字，是不对的。（略本俞氏《癸巳类稿》的说法。）现在祭祀灵星，是古时的礼制。何况年成气候有变化，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君主的恐惧，必定非常深切。虽然有灵星的祭祀，仍然再次举行雩祭，是担心之前的祭祀不够完备，这是肜祭和绎祭的意义。《公羊传·宣公八年》说：“绎是什么？是祭祀的第二天。”何休注：“一定要绎祭，是因为尸祝昨天陪先祖进食，不忍心立刻忘记，所以接着再次祭祀，礼制上没有错误，这是敬慎到了极点。殷代称为肜，周代称为绎。绎，是依据今天谈论昨天，不敢直接斥责尊长，这是文雅的意思。肜，是肜肜不绝，依据昨天谈论今天，直接斥责尊长，这是质朴的意思。”希望弥补灾变的亏损，获得丰收的回报，这是第三个原因。

礼的内心是诚恳，东汉书《章帝纪》：“悃愊无华。”注：“《说文》说：悃愊，至诚也。”乐的意义是欢欣。《乐记》说：“乐者，乐也。”用诚恳的心意通过玉帛来效忠，用欢欣的心情通过钟鼓来验证。《论语·阳货篇》，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集解郑玄注：“玉，是圭璋之类。帛，是束帛之类。”雩祭请祈，是君主的精诚所在。精诚在内心，无法向外表现，所以雩祭时竭尽自己的惶恐畏惧，将精心关纳于雩祭之前，这是玉帛钟鼓的意义，这是第四个原因。

臣子得罪了君主，儿子冒犯了父亲，相比自我改正，应当先谢罪。对旱灾感到惶恐畏惧，如同政治失误所导致，就像臣子得罪、获过之类。默默改正政治，暗中改变操行，不显露于外，天怒不消散，所以必须举行雩祭。这是惶恐畏惧的意义，这是第五个原因。

汉代设立博士官，《汉官仪》说：“博士，是秦代的官职。武帝初设五经博士，后来增加到十四人。”（《后汉书·朱浮传》注。）老师、弟子互相诘难，想要穷尽道理的深处，显明是非的理据。不提出横向的诘难，不能得到纵深的解说；不发下严厉的诘问，听不到甘美的对答。引导米粟低仰簸扬，想要求得精米；先孙说：此文难通，疑当作：“导米低仰，欲求粺也。”《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李贤注说：“导官，主导择米，以供祭祀，谓导择米粟簸扬低仰之，所以去粗粝求精粺也。”（《说文》米部说：“粺，毇也。”《九章算术》粟米篇说：“粝米三十，粺米二十七。”）“米”、“才”，“粺”、“裨”，形声相近而误。磨石磨砺，想要求得锋利。铦，是锋利的意思。推演《春秋》的意义，探求雩祭的说法，实在是孔子的心意，考察董仲舒的意思。孔子已经去世，董仲舒也已死去，世间的论者，谁还能再问？只有像孔子的门徒，董仲舒的党羽，才能解说它。

顺鼓篇说伐鼓是攻击社神，在义理上是逆反的。告社是顺应的，所以称为“顺鼓”。

《春秋》的义理，大水时，在社神处击鼓并用牲祭祀。解说者说：“鼓，是攻击的意思。”有人说：“是胁迫的意思。”胁迫就是攻击了。孙氏说：《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食，击鼓用牲祭祀社神。秋天，大水，击鼓用牲祭祀社神，在门内。《公羊传》说：“日食为什么要击鼓用牲祭祀社神？是求问阴道的缘故。用红丝绳环绕社神。有人说这是胁迫。”（日食击鼓用牲祭祀社神，与大水击鼓用牲祭祀社神意义相同，前面已经阐明其义，后面就略去，这是《公羊传》省文的体例。）何休注：“求，是责求的意思。或曰，是或人的辞语，其意义各异。或曰胁之，与责求同义。朱丝营之，是助阳抑阴。”《春秋繁露·精华篇》说：“大水，是阴气消灭阳气。阴气消灭阳气，是卑贱战胜尊贵。日食也是这样。都是下犯上，以贱伤贵，是逆节。所以鸣鼓攻击它，用红丝绳胁迫它，因为它们不义。”《说苑·辨物篇》说：“阳，是阴的长上。在鸟中，雄为阳，雌为阴；在兽中，牡为阳，牝为阴；在民中，夫为阳，妇为阴；在家中，父为阳，子为阴；在国家，君为阳，臣为阴。所以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这是天道。大水及日蚀，都是阴气太盛，而上减阳精。以贱乘贵，以卑陵尊，大逆不义，所以鸣鼓慑服它，用红丝绳萦绕劫持它。”阴胜，攻击社神以救阳。孙氏说：“阳”当作“阴”，义理见上条。晖按：《礼记·郊特牲》说：“社祭土，而立阴气也。”阴胜所以攻击社神。

译有人诘难说：王充诘难。攻击社神，可以说符合胜负的道理，但未必符合顺应的义理。人君把天当作父亲侍奉，把地当作母亲侍奉。母亲的党类造成祸害，难道可以攻击母亲来拯救吗？因为政令失道，导致阴阳错乱乖戾的，是人君自己。“盭”，是古“戾”字。不自我攻击以恢复正道，反而违背节义去冒犯尊长，天地怎么会成全呢？“济”，读作“霁”，指雨止。假如大水伤害了天，而不是因为地伤害了天，“使”，是“假如”的意思。“不”字难以讲通，怀疑是“夫”字的形误。那么攻击它是可以的。现在大水所伤害的，是万物。万物对于地来说，地位卑下。伤害冒犯至尊的形体，在道理上是违背逆乱的。论述《春秋》的人，竟然不知道诘难这一点。

按：雨出自山，雨出自山，详见《日篇》。流入河流，属于大水一类的，就是山川了。大水造成的灾害，不去攻击山川。社，是土神。土地广阔，难以遍祭，于是设立社，所以说社是土神。五行的性质，水和土不同。因为水为害而攻击土，土能胜水，攻击社神的义理，难道就像当今工匠使用锤子和凿子吗？用锤子敲击凿子，让凿子穿透木头。现在假如攻击土，能让它压制水吗？厌，指厌胜。

况且攻击社神的义理，是认为攻击阴气的同类。甲是盗贼，伤害人民，甲在逃不抓，舍弃甲而去攻击乙的家，能制止甲吗？现在雨，是水。水在，不直接攻击水，却去攻击社。考察天将要下雨，山先出云，云积聚成雨，雨流下成为水。那么山是父母，水是子弟。重罪连坐族属，是连坐父母子弟吗？还是连坐他的朋党徒众？计算山水与社，都属于雨的同类，哪个更亲近？社，是土，五行之气不同，相距甚远。

殷太戊时，桑树和谷子一起生长。有人说这是高宗时的事。盼遂按：“太戊”是“大社”的误写。“或曰”二字又是浅薄的人在“太戊”误写后添加的。《论衡·异虚篇》说“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于朝”，不写作太戊。这是王充所依据的史料与《史记·殷本纪》不同。此篇上文就社立论，所以说“殷大社桑谷俱生，高宗恐惧惊骇”，以此显示《春秋》攻击社神的错误。后人习惯于《史记》，因此改作太戊，这就与攻击社神之事不相应，所以断定这是浅薄之人所改，又误加了“或曰”二字。侧身修行正道，思索先王的政事，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彰明养老的道义，桑树和谷子消亡，享国长久。注见《异虚篇》。这种说法，是论述《春秋》的人所共知的。孙曰：应当作：“此说春秋者所共闻也。”上文说：“论春秋者，曾不知难。”可以证明。晖按：“说春秋”，指解说《春秋》灾异的人。水灾与桑谷之变有什么不同？殷王改正政事，《春秋》攻击社神，道理相互违背，实行起来该听从哪个？

周成王时，天下大雷雨，吹倒禾苗，拔起树木，雨可以说“下”，雷不能说“下”。“下”应当是“大”，字形相近而误。《金縢》正作“天大雷电以风”。《感类篇》也作“大”。《后汉书·周举传》注引《洪范五行传》说：“周公死，成王不图大礼，故天大雷雨

译。”都是证据。又下文说：“大雨久湛，其实一也。”“大雨”即承接此句为文，尤其切证。危害很大。成王打开《金縢》之书，寻求周公的功绩，《金縢》说：“王与大夫都戴上礼帽来打开《金縢》之书，于是得到周公自以为功代武王受命的说法。”拿着书哭泣经过，雨止，风反，禾苗、大树重新挺立。“遏”应当是“过”，字形相近之讹。此文原读“执书以泣过，（句。）雨止，风反，禾、大木复起”。今本“过”误作“遏”，则以“遏雨，止风，反禾”为读，不对。经文只说“反风，禾尽起”，没有“止风反禾”的文字。经作“执书以泣”，此作“泣过”者，《感类篇》云“见周公之功，执书泣过”，又云“成王觉悟，执书泣过”，又云“见公之功，执书泣过”，都是“泣过”连文的证据。经作“天乃雨反风”，此作“雨止风反”者，《感类篇》云“出郊观变，天止雨反风”，《琴操》说《金縢》曰：“天乃反风霁雨”，雨止为霁，与此文言“止雨”义合。盖古文经“雨”字，而今文作“止雨”也。“禾、大木复起”者，经云“禾则尽起，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感类篇》云“天乃反风，偃禾复起，”又云“天止雨反风，禾尽起”，是“起”字以“禾”言，“反”字以“风”言，“止”字以“雨”言，则“遏”当为“过”，属上读，明矣。皮锡瑞曰：“‘遏’与‘止’同义，盖仲任所据今文作止雨也。”其说殊非。大雨久湛，其实一也。成王改过，《春秋》攻击社神，两经二义，实行起来该如何？

《月令》一家，盼遂按：详见《商虫篇》。只有他们称为变复之家，说“虫子吃谷物，是部吏造成的。”知道《月令》家，就是衍生五行变复说的。虫子吃庄稼，选取与虫子同类象形的官吏，鞭打侮辱，以消除这种变异。实论者说这未必真是。辨详《商虫篇》。然而这样做，迎合人意。现在致雨的，是政事，是官吏，不改变政事，不罪官吏，却只攻击社神，能有什么补救？作当“何能复塞”。下文“击鼓攻社，何而救止”，句例同。假如认为应当攻击其同类，众阴之精，是月亮。方诸对着月亮，水自然流下来。《淮南子·天文训》：“月者，阴之宗也。故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注：“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令热，月盛时以向月下，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滴。”许注：“诸，珠也。方，石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升。”钱塘补注：“方诸用金，亦有用石。依高注，方诸为蚌。”月亮离开毕宿，出房北道，很少有不下雨的。注明《雩篇》。月亮中的兽，是兔、蟾蜍。它们的同类在地上，是螺与蚌。吴曰：诸子传记说此义者，通作“螺蚌”，唯此作“”。“”者蚌之异文，东旁转阳，故字亦作“”，而蚌字相承亦有并梗一切。《类篇》、《集韵》：“、，食苗虫。”别是一义，非此所施。晖按：《字汇补》曰：“疑即蚌字。”可引此文为证。月亮在天上有缺损，螺、蚌在地上有残缺，盼遂案：“舀”当是“□”之误。□、陷通用。同类明显了。注说《日篇》。雨久不停，攻击阴的同类，应当捕杀兔

译、蟾蜍，锤破螺、蚌，才得其实际。孙曰：当作：“为得其实。”本书常语。崇文局本作“为得其实”，不误。未知所据何本。蝗虫时常到来，有的飞有的聚集，聚集的地方，谷草枯索。官吏士兵带领百姓，挖沟作坑，鞭打驱赶蝗虫进入沟坑，把蝗虫积聚起来数以千斛计。直接攻击蝗虫的身体，蝗虫尚且不止，何况只攻击阴的同类，雨怎肯停止？

译《尚书大传》说：“旧本‘大’字写作‘太’，这是错误的。现在依据宋代残卷和崇文本改正为‘大’。”“烟氛弥漫，郊社祭祀不修，山川不祭祀，盼遂按：‘祝’应当是‘祀’，因字形相近而讹误。风雨不按时节，霜雪不降下，责任在于天公。臣子多有弑杀君主、杀害宗族之事，五品官职不循训导，责任在于人公。城郭不修缮，沟渠池塘不整治，水泉不降下，水成为百姓的祸害，责任在于地公。”先孙说：这是引用《尚书大传》的话。“不隆”应当是“不降”，二字声类相同，所以伏生传文中“降”字多写作“隆”。王应麟《王会篇补注》引用《大传》：“隆谷玄玉。”郑玄注说：“‘隆’读如‘庞降’的‘降’。”这就是证据。孙说：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六“璅语类”引用《书大传》说：“太师，是天公。太傅，是地公。太保，是人公。烟氛弥漫，郊社不修，山川不祭祀，风雨不按时节，雪霜不降下，责任在于天公。臣子多有弑杀君主、杀害宗族之事，五品不循训导，责任在于人公。城郭不修缮，沟渠池塘不整治，水泉不降下，责任在于地公。”与此略有不同。王者的三公，各自有所主管；诸侯卿大夫，各自有分内职责。大水不责备卿大夫，却击鼓攻击社神，这是什么意思（如）？吴说：“何知”疑当作“何如”。《论衡》常以“何如”、“如何”、“奈何”作为征诘之词，这里也是同样的例子。大概意思是说，大水不责备卿大夫却攻击社神，在义理上是没有可取之处的。

如果不这样，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彰它作为警戒。说孔子作《春秋》，记载“大水时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大概是讥讽鲁国失礼，并不是说应当攻击社神来救灾。公羊高不能证实，公羊传说：“求乎阴之道。”何休注“求，责求。”所以说：“不能证实。”董仲舒不能确定，繁露说：“鸣鼓而攻击它，是因为它不义。”所以说：“不能确定。”所以攻击社神的义理，至今又实行了。孙说：《通典》说：“成帝五年六月，开始命令各官止雨，朱绳于是萦绕社神，（《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五’作‘二’，‘乃’作‘反’，并说：‘后水旱常不和。’按：作‘反’是对的。求雨反萦，止雨顺萦，现在反萦，所以水旱不和。）击鼓攻击它。”《御览》卷五百二十六引《汉旧仪》说：“五仪（疑有误。）元年，儒术奏施行董仲舒请雨之事，开始命令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祷天神五帝。五年，开始命令各官止雨，朱绳萦绕社神，击鼓助之。”可知攻击社神遏止雨水，汉人多次尝试实行，所以王充这样说。假如公羊高还活着，董仲舒未死，将会诘难他说：久雨积水泛滥，是谁造成的？如果是君主造成的，应当改变政令行为，来回复堵塞它；如果是臣子造成的，应当治那个人的罪，来向天谢过。如果不是君臣造成的，而是阴阳之气，偶然的时运，击鼓攻击社神，（而）怎么〔而〕能救止？应当作“何而救止”。“而”、“能”古通用。上文：“而徒攻社，何能复塞。”下文：“攻社，一人击鼓，无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句例都相同。今本是因为不懂古语的人妄自乙改造成的。《春秋说》说：“君主亢阳导致旱灾，沈溺导致水灾。”注明《雩篇》。如果是这样，旱灾就是亢阳的行为，水灾就是沈溺的操守，应当作“旱灾就是亢阳的行为，水灾就是沈溺的操守”，与上文义理才相衔接。《明雩篇》说“旱灾应亢阳，湛水应沈溺”，与此文义相同。为什么要攻击社神？

攻击社神不能解除灾祸，用朱丝萦绕它，也还是不明白。解说的人认为，社，属阴；朱，属阳。水，属阴，用阳色萦绕它，辅助击鼓来救灾。《春秋繁露》止雨篇说：“凡止雨的大体，女子希望她们藏匿，丈夫希望他们和乐。开启阳而关闭阴，闭合水而开启火，用朱丝萦绕社神十圈。”干宝说：“朱丝萦绕社神，社，是太阴。朱，是火色。丝，是维系。”（《后汉礼仪志注》。）大山失火，用瓮水浇灌，先孙说：“壅”应当是“瓮”，形声之误，下同。众人知道不能救火，为什么呢？火势盛大水少，热度不能胜过。现在国家积水，就像大山失火；用那绳子的丝，萦绕社神来救灾，就像用瓮水浇灌大山一样。“犹”，钱、黄、王本都作“若”。以人的心意揣度天心，以人事比拟天治，人相互攻击，气势不相兼胜，兵力不相倍加，不能取胜。盼遂按：“负”读为“倍”，一声之转。与上句“气不相兼”的“兼”字文义相同。古“负”读若“倍”。《穆天子传》“茅萯”，郭注“萯”音“倍”。《汉书》宣帝纪“萯阳宫”，李斐音“萯”为“倍”。都是证据。现在一国水灾，假如真想要攻击阴（阳）来断绝其气，“阳”应当作“阴”。社，属阴。水，属阴。大水阴气胜，攻击它以断绝其气。全部发动国人，拿着刀握着杖来攻击它，像年终驱逐瘟疫一样，注谢短篇。然后才行。楚、汉之际，六国之时，兵革战攻，力量强就胜，弱劣就败。攻击社神，一个人击鼓，没有兵革的威力，怎么能救雨？

译一晴一雨，就像是一昼一夜；遭遇像尧、汤那样的水旱灾害，就像是一冬一夏。如果有人想通过人事祭祀来补救这些变化，那就像是冬天想变成夏天，夜晚想变成白天。用什么来证明呢？长时间下雨不停，试着让君主高枕安卧，雨自然就会停止。如果雨停久了，导致大旱，试着让君主高枕安卧，旱情自然就会下雨。为什么呢？阳气极盛就会转向阴气，阴气极盛就会转向阳气。孙诒让说：“旸”字都应该当作“阳”。本书中“阴”与“阳”，“旸”与“雨”，是相对使用的，完全不混乱。所以知道这两个“旸”字应该当作“阳”。那么天地有积水，怎么知道不像人有水病呢？有旱灾，怎么知道不像人有热病呢？王念孙说：“人”字下面应该有“之”字，才与上句格式一致。瘅疾，就是热病。见《史记·扁鹊仓公传》正义。祈祷求福，终究不能治愈；改变操守和行为，终究不能挽救。让医生用药，希望可以得到治愈；宋残卷作“衰”，朱骏声校勘同。如果寿命已尽、期限已到，医药也无效。尧遭遇洪水，是春秋时期的大水，圣明的君主知道这一点，不向神祈祷，不改变政令，而是派禹去治理，使百川向东流。尧派禹治水，就像患水病的人请医生一样。病水，是说人得了水病。那么尧的洪水，就是天地的水病；禹治水，就是洪水的良医。解说的人为什么轻易改变这个说法呢？

攻击社神的道理，在事理上说不通。雨不停止，祭祀女娲，在礼制上有什么依据？《路史后纪》卷二注说：“董仲舒的办法，攻击社神雨不停止，就祭祀女娲。”伏羲、女娲，都是圣人，舍弃伏羲而祭祀女娲，《春秋》没有记载。董仲舒的建议，原因是什么呢？王念孙说：仲舒的建议上文不明显，大概就是“雨不停止，祭祀女娲”这句话，从下文“仲舒的意思，大概认为女娲是古代的妇人帝王”一段可以明白。这些地方，必须好学深思才能知道。再查阅《路史后纪》卷二女皇氏篇，注说：“董仲舒的办法，攻击社神雨不停止，就祭祀女娲。”庆幸自己看到的没有错误。

《春秋》经文只说“鼓”，哪里说“攻”呢？解说的人看到有“鼓”字，就说“攻”了。鼓不一定就是攻击，解说的人用意不同。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为他聚敛财富并增加赋税。孔子说：“这不是我的门徒，小子们可以鸣鼓攻击他。”“鼓”字下面原本有“而”字，朱骏声校勘同。按：回答佞臣有“而”字，与《论语·先进篇》邢昺疏本相符。皇侃疏本没有“而”字，怀疑古本就是这样。攻，是责备，责备谴责的意思。六国兵器互相攻击，不能拿来质疑这个。“季氏”以下，是另一个意思。解释“攻”为“责备”，与前文说的“攻击”不同，所以说“六国兵器互相攻击，不能拿来质疑这个。”怀疑“季氏”上面，脱漏了“或曰”二字。

这也不对。以卑贱责备尊贵，是悖逆了。或许是根据天来责备他。“或”字下面怀疑有“曰”字。君王把地当作母亲，母亲没有过错，儿子可以依据父亲来责备母亲吗？下级对上级，应该叫谏。如果顺从，就是顺从的意思。这是臣子的礼节；责备谴责，是上级的礼节。违背礼制的意义，实行起来怎么行呢？

礼制用鼓来辅助呼喊，使声音响亮。程、黄、钱、王本“明”作“鸣”。宋本同此。古代君主将要出行，撞钟击鼓，所以警戒下属。如果一定要把击鼓当作攻击这个社神，“此”字是衍文。这就是钟声鼓鸣攻击上级了。大水用鼓，或许有时再次告祭社神。“再”字怀疑有误。阴气太盛，雨水积聚不停，阴盛阳微，不符合道的适宜。口头祝祷不灵验，用鼓来辅助自己，与日食时击鼓并在社神前用牲祭祀，是同一个意思。都是为了告急，彰显阴气盛。事情大而急的用钟鼓，小而缓的用铃□（□）。孙诒让说：“□”不是铃之类，字应该当作“□”。《说文解字》竹部说：“□，吹筩也。”《急就篇》说：“箛□起居课后先。”“□”与“□”字形相近而误。彰显事情告急，辅助口气。天道难知，吴云：“大”应该当作“天”，字形相近而误。《纪妖》、《订鬼》、《讥日》等篇都有“天道难知”的话，应该据以改正。（崇文局本校改作“天”。）大水长期积聚，假使是政治导致的，还是先告急，然后才实行这个政令。盗贼的发生，与此做法相同。盗贼也是政治导致的，比较寻求缺失，还是先发出告急。鼓用牲于社，是发觉的意思。社，是众阴的首领，所以击鼓让社神知道。解说鼓的人认为是“攻”，所以“攻母”、“逆义”的诘难，由此而来。现在说“告”是因为阴盛阳微，攻击尊长的诘难，从哪里来呢？而且告祭适宜用牲，用牲不适宜于攻击。告祭用牲，是礼制；攻击用牲，在礼制上有什么依据？

朱丝像绳子，表示在阳气。阳气实在微弱，所以用物微。孙诒让说：两个“旸”字都应该当作“阳”。上文说：“解说的人认为，社，是阴；朱，是阳。水，是阴，用阳色缠绕它，辅助鼓来救援。”所以知道两个“旸”字应该当作“阳”。投一寸的针，布一丸的艾在血脉的路径上，重病有治愈的可能。朱丝就像一寸的针、一丸的艾一样。

译吴国攻破楚国，楚昭王逃亡，申包胥抄小路步行奔赴秦国，哭泣着请求救援，最终得到援兵，击退吴国而保全了楚国。这件事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说苑·至公篇》、《新序·节士篇》。击鼓的人，不过是讨伐罢了。王盼遂按：“伐”应当是“诚”的误字。下句“使诚，若申包胥”，“诚”字就是承接上文而言。如果确实像申包胥那样，一个人击鼓就能成功。假如说一个人击鼓，在义理上说不通，文中必有错漏。如果能让社神与秦王同样感动，“耐”、“能”古字通用。凭借土克水的威力，阻止云雨。云雨之气如果像吴国一样恐惧，就会消散进入山中，遭受灾害的百姓，得以享受晴朗天气，“晏”，指天空没有云彩。这样楚国就安定了。

遇到迅雷狂风，君子必定改变常态，即使是夜晚也必定起身，穿戴整齐端坐，这是《礼记·玉藻》中的记载。这是畏惧威严的变异。《释名·释言语》说：“威，就是畏惧。”水灾旱灾，就像雷风一样，虽然气运没有差错，“无妄”，参见《寒温篇》注。想要让君主高枕无忧地躺着，旧校注说：“幄”字另一版本作“据”。吴云：另一版本作“据”是对的。“据”原本写作“据”。《左传·僖公五年》：“神必定保佑我。”杜预解释说：“据，安定。”“据”也写作“倨”。《淮南子·览冥篇》：“躺着很安稳。”高诱注说：“倨倨地躺着，没有思虑。”上文说：“试着让君主高枕安卧。”安、据意思相同。写成“幄”的，是“据”的字形讹误，意思说不通。王晖按：“欲”大概应当作“设”。意思是如果君主不鸣鼓告祭社神，就不是爱护百姓的意思。以此等待时机，没有怜悯忧患百姓的心。尧帝不使用牺牲，或许是因为上古时代质朴。仓颉造字，奚仲造车，难道前代没有书、车的时候，不是后世才有的吗？时代相同却做法不同，事情才可责难；时代不同习俗改变，互相指责又怎样呢？

〔世〕俗间的图画描绘女娲的形象，“世”字根据宋本补入。画成妇人的形状，吴云：《北齐书·祖珽传》说：“太姬虽然是妇人，实际上是雄杰，女娲以来没有这样的人。”那么把女娲当作妇人，从汉代到南北朝都有这种说法。王晖按：郑玄注《中侯·敕省图》引用《运斗枢》：“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曲礼》疏。）郑玄注《明堂位》引用《春秋纬》说法相同。没有说女皇。《说文解字》女部：“娲，古代的神圣女子，化育万物的人。”《帝王世纪》说：“女娲蛇身人首，一说叫女希，是女皇。”《风俗通》：“女娲，是伏羲的妹妹。”（《路史后纪二》注。）又她的称号叫“女”。董仲舒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女娲是古代的妇人帝王。男为阳而女为阴，阴气为害，所以祭祀女娲祈求福佑。传说又说：“共工与颛顼争夺天子之位，共工失败，愤怒地撞击不周山，使天柱折断，地维断绝。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斩断鳌足来支撑四极。”注见《谈天篇》。董仲舒祭祀女娲，大概是看到这条传说。本来就有修补苍天、支撑四极的神，天气不和，阳气不能胜过阴气，或许女娲用精神帮助圣王止住大雨呢！

《论衡校释》

《论衡校释》卷第十一

谈天篇

《五经通义》说：（《事类赋》一。）“邹衍夸大天象，称之为谈天。”考察其实都是瀛海神州的事情。本篇也谈论地形，却叫做“谈天”，是因为邹衍的缘故。

儒家书籍说：“共工与颛顼争夺天子之位，共工失败，愤怒地撞击不周山，《淮南子·原道篇》高诱注：“共工，是在伏羲、神农之间以水行称霸的人，不是尧时的共工。不周山，在昆仑西北。”又《天文篇》注：“共工，官名，在伏羲、神农之间称霸，其后代子孙凭借智力和刑罚逞强，所以与颛顼、黄帝的孙子争夺地位。不周山，在西北。”《列子·汤问篇》张湛注大致相同。《文选·辨命论》注引用《淮南子》许慎注说：“不周之山，是西北的山。”《离骚》王逸注：“在昆仑西北。”司马相如《大人赋》张揖注：“在昆仑东南二千三百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说：“王逸、高诱说：‘在昆仑西北。’并不正确。依据此经，是在昆仑东南。考察《西次三经》又往西北三百七十里叫不周之山。并不是指昆仑西北。许慎注‘西北之山’，不专指昆仑是对的。”毕沅说：“汉代人认为昆仑在于阗，那么不周山在其西北。张揖依据此经里程来说，则在东南。”又《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的角落有山却不闭合，名叫不周。”郭璞注：“此山残缺，不周全。”使天柱折断，地维断绝。《淮南子·地形篇》：“天地之间，九州八柱。”（“柱”误作“极”，依据王念孙校改。）《天问》王逸注：“天有八座山作为柱子。”《河图·括地象》说：“昆仑，是天中的柱子。地下有八根柱子，宽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个轴，互相牵制。”（《离骚》《天问》洪兴祖补注及《初学记》引用。）又东方朔《神异经》说：“昆仑有铜柱，高入天空，所谓的天柱。周长三千里，圆得像削出来的一样。”（《类聚》七八引用。）考察：天柱起初只说是用山支撑天。本文意思相同。后来则越说越奇特，并不是事实。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淮南子·览冥篇》高诱注：“女娲，阴帝，辅佐伏羲治理的人。三皇时，天西北不足，所以修补它。”斩断鳌足来支撑四极。《淮南子·地形》注：“四极，四方的尽头。”余注见下。天西北不足，所以日月向那里移动；三光向北转移，所以云气移动。地东南不足，所以百川流向那里。”这是共工撞击不周山造成的。（《淮南子·原道篇》。）《天问》说：“康回（共工）发怒，地为什么向东南倾斜？向东流去不溢出，谁知道其中的缘故？”上文见于《淮南子·原道》、《天文》、《览冥》各篇，以及《列子·汤问篇》。这是久远的文字，世间认为它是对的言论。孙云：“言也”二字疑似涉及下文“殆虚言也”而衍文。本书有时作“世间是之”，有时作“世间信之”，没有这种句式。王晖按：“之言”与“之文”对文，疑似“是”下有“之”字，本书重文屡次脱落。文雅的人，感到奇怪却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如果要非议又没有什么可辩驳的，“若”，或许。《广雅·释诂三》：“夺，□也。”“□”、“易”相通。《辩祟篇》说：“众多细微的言论不能辩驳，俗人愚夫不能改变”。又恐怕它确实如此，不敢正面议论。用天道人事来推论，大概是虚妄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