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十二

译《论衡校释》第十二卷

程材篇

刘盼遂按语：《量知篇》说：“才能穷尽而德行成就，他们与文吏相比，也是经过雕琢的，衡量起来就多了。”

评论的人大多认为儒生比不上那些文吏。《汉书·儿宽传》提到：“文史法律之吏。”人们看到文吏便利快捷，而儒生失意落魄。《文选·蜀都赋》注引蔡邕说：“凝滞的雨叫陆。”《释名·释地》说：“陆，就是漉，水流漉漉地流走。”毕沅说：“陆有流漉的意思。”按：《说文解字》说：“漉，水向下流的样子。”“陆”、“落”是双声字，意思是“沉沦”。《庄子·则阳篇》中的“陆沉”，意思也应当如此。司马彪注说：“陆沉，没有水却沉没。”恐怕这种说法过于迂曲。《淮南子·览冥篇》说：“这就叫做坐驰陆沉，白天昏暗夜晚明亮。”那么它的意思又像司马彪所说的那样。王本、崇文本改为“堕落”，是妄改。刘盼遂按语：“陆落”是双声连绵词，形容失意的样子。有的写作“牢落”、“辽落”、“寥落”，都是一声的转变。于是诋毁儒生认为他们浅薄短见，称赞文吏说他们深刻长远。这是既不了解儒生，也不了解文吏。儒生和文吏都有才能智慧，并不是文吏才能高而儒生智慧低；文吏经历世事，“更”就是“经历”的意思。儒生不习惯，“不”就是“未”的意思。说文吏经历世事，儒生不习惯，是可以的；说文吏深刻长远，儒生浅薄短见，就是错误的。“知”字没有意义。“可也”、“妄矣”相对成义。“知”字大概是受“短”字影响而错误衍生的。

世俗共同贬低儒生，儒生的门徒，也互相轻视。为什么呢？因为都喜好做官学习宦术，用文吏作为准则。儒生有缺失，世俗共同贬低他；文吏有过错，世俗不敢指责。把

译错误归于儒生，把正确归于文吏。儒生的才能并不低于文吏，又不是他们所学习的事业是不应当做的，然而世俗共同贬低他们，是因为郡将不喜欢任用他们。将，指郡将，见前篇注释。郡将不喜欢任用他们，是因为事情多自己不能处理，需要文吏来统领。讨论善谋才能，选择任用积累才能，希望有益于时。文吏处理烦杂事务，自身被职务役使，职务分明功业建立，郡将尊重他们的才能。儒生战战兢兢，不能担当繁重事务；郡将有疑难，他们不能效力。力量对时局没有益处，那么官职就达不到他们身上。郡将用官职来考核才能，才能以官职为验证，所以世俗常常抬高文吏，轻视儒生。儒生的低下，文吏的高尚，根本原因在于无能的郡将。世俗的议论，源于郡将的好恶。

现在的郡将，“今”就是“若”的意思。才能高智慧深，通达各种事务，抓住纲领，事情没有不确定的；他们安置文吏，只是为了凑数满员，足以辅助自己的意志。意志在于修养德行，致力于建立教化，那么文吏就是瓦石，儒生就是珠玉。文吏能破除坚难处理烦杂，但不能守住自身，自身也不能辅助郡将。儒生不熟悉职务，擅长匡正补救；将相倾斜不正，他们进谏危难而不畏惧。世间能建立忠诚正直节操的，成就三次进谏的道义，让郡将检点自身自我告诫，不敢邪曲的，大多是儒生。迎合心意苟且取容求幸，郡将想要放纵过失，低头沉默不言的，大多是文吏。文吏以办事取胜，以忠诚不足；儒生以节操优秀，以职务能力差。两者的长短，各有所宜；世间的将相，各有所取。选取儒生的，一定是遵循道德建立教化的人；选取文吏的，一定是擅长处理事务治理混乱的人。

才能不能自足就需要帮助，需要帮助就等待善人。所以下面说：“设立官员

译的助手，是因为力量不足；选取有能的官吏，是因为才能不及。”这就是它的意思。《曲礼》：“急缮其怒。”注：“缮读曰劲。”设立官员的助手，是因为力量不足；选取有能的官吏，是因为才能不及。太阳照耀幽暗，不需要灯烛；孟贲、夏育面对敌人，不需要辅佐。假使将相的力量，像太阳照耀幽暗，孟贲、夏育那样难以匹敌，那么文吏的才能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生病发作而医生被用，祸患兴起而巫师被使。如果自己能按照药方调和药物，入室求神除祟，那么医生就不卖药而巫师也不进来了。桥梁的设立，是因为脚不能越过沟渠；车马的使用，是因为跑不能追赶远方。脚能越过沟渠，跑能追赶远方，那么桥梁就不设立，车马就不使用了。天地事物，人们所重视尊敬的，都是因为力量薄弱智慧穷尽，需要仰仗它们来供给充足。现在的将相，不责备自己的无能，而轻视儒生的不习；不探究文吏之所以被任用的原因，而尊重他们的才能，称他们为善吏。没有文吏，忧患不能消除；没有文吏，祸患不能解救。因此选举选取常故，官吏选取无害。儒生没有门第资历，所不能胜任繁重事务，所以在选举中被轻视，在朝廷中被闲置。

译聪明敏捷的人，被称为儒生。他们随时变化，学习并知晓官吏的事务，便追随文吏之后，却得不到良善的名声。若坚守古道、遵循志向，依据礼制修明道义，往往不被将相任用，被文吏轻视戏弄。“毗”读作“卑”，音同字通。（《诗经·节南山》：“天子是毗。”《释文》：“‘毗’，王本作‘埤’。”《荀子·宥坐篇》引作“庳”。）卑戏，是说被文吏所贱视。盼遂按：“毗戏”疑为“儿戏”之误。“毗”字的异体为“毘”，所以容易与“儿”互相讹误。不被任用就想要息退，被轻视戏弄就心中不快，任职不勤勉，考察事务不精细，于是被认为无能，“为”读作“谓”。被斥退落下，不被熟悉。有世俗才能而没有高雅气度的人，学习并知晓官吏的事务，混杂在文吏之中。观察将相所趋向的，“知”字无义，疑当作“之”，是声音相近的误写。“之”，往也。意思是观察将相所旨趣趋向的，说的是投合他们的喜好。适应时势所急需的，转变志向、更换事务，昼夜学习，不知羞耻，只期望以精通文法成名罢了。名文，是说以文法闻名。那些志向高远、操守奇妙的人，以降低心意、损害崇高来迎合取进为耻，深深厌恶有才能的儒生。等到浸入文吏的行列，疾，厌恶也。洎入，犹言浸入也。厌恶趋时的儒生混杂在文吏之中。盼遂按：“洎”为“汨”之误。坚守高远的志向，不肯向下学习。也时常有精熟暗记不及的，“亦时或”，疑当作“亦或时”，这是本书常用的语序。心意疏略不严密，遇事不能识别；应对答问出现谬误，拜跪起身不便利，拜起，即拜跪也。详见《是应篇》。下文说：“习对向，滑习跪拜。”与此正反成文。进退失去法度；上奏文书陈述事务，注见下。遭遇多口之士的离间构陷，解过，谓指摘过失。《自纪篇》：“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一说：“解过”疑当作“解逅”。《庄子·胠箧篇》：“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淮南子·俶真篇》：“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后汉书·阎后纪》：“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隗嚣传》：“帝报以手书曰：‘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构之言。’”《窦融传》：“欲设间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解垢、解构、邂逅，都声音相近、意义相通。《庄子》《释文》：“解垢，诡曲之辞。”李贤在《隗嚣传》注曰：“解构，犹间构也。”都得其义。“蒙士解逅”，是说遭遇到多口之士的离间构陷。大概浅薄的人不知“解逅”有“间构”之义，而妄自改动了。援引古代道义；割切将相的欲望，直言直指，触犯忌讳；被封闭蒙蔽、约束捆绑，简绳检署，做事不合法规；文辞卓异诡异，背离事实，曲折不合道义。所以世俗轻视他们，文吏鄙薄他们，将相贱视他们。

因此世俗求学的人，不肯彻底精通经学，深知古今，忽然想要成就一家章句。义理大致具备，就转而学习史书，吴曰：“同超”无义。以文势推测，“同”疑当作“因”，“超”疑当作“趋”，都是字形相近的讹误。论说俗人不肯彻底

译精通经学，因而趋向学习史书，以谋求诸曹掾史的职位。下文说：“趋雠不存志。”义与此同。《盐铁论·利议篇》：“趋迁官吏。”“趋”，张之象本作“超”。此“趋”、“超”字形相近互相讹误的证明。“史书”者，《艺文志》称“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是也。严延年、贡禹、王尊传都有“善史书”的话。孙曰：吴谓“超”为“趋”字之误，是对的。“同趋学史书”句，与上下文义正相一贯，不必改“同”为“因”也。诵读律令，注见下。撰写情奏，盼遂按：“情”疑为“请”之误。请者，笺启之类。《墨子》书中多以“请”代“情”。《庄子·天下篇》：“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请欲”亦“情欲”也。此情、请通假之证。《论衡》则由形近而致误写也。习对向，滑习跪拜，盼遂按：下“习”字盖涉上“习”字而误衍。“滑”犹“习”也。《广雅·释诂》：“滑，美也。”又《释言》：“滑，津也。”“滑跪拜”亦犹“习跪拜”耳。本论《谢短篇》“滑习义理”、“滑习章句”，皆“滑习”连用，是“滑”亦训“习”之证。家成室就，召署辄能。徇今不顾古，趋雠不存志，“雠”即“售”字。“雠”正，“售”俗。竞进不案礼，废经不念学。因此古代经典废弃而不修习，旧学昏暗而不明，儒者在空室中寂寥，文吏在朝堂上喧哗。有才能的人，随世驱驰；有节操的人，守隘屏窜。“屏”，《意林》引作“迸”。下同。驱驰的人日益巧妙，屏窜的人日益拙劣。不是才能迟钝、智慧不及也，“顿”读“钝”。《意林》引无“顿”字。是因为很少见到、缺乏作为，不熟习的缘故。大概脚未曾行走，尧、禹也要问曲折；眼睛未曾看见，孔、墨也要问形象。齐郡世代刺绣，《意林》、《御览》八一五引“部”并作“郡”。当据正。《淮南子·说林训》：“临淄之女，织纨而思行者。”高注：“临淄，齐都。”《考工记》：“五采备谓之绣。”普通女子没有不会的；襄邑风俗织锦，迟钝的妇人没有不巧妙的。“能”下，“巧”下，《意林》、《御览》引并有“者”字。“钝”并作“恒”。《陈留风俗传》：（《御览》一五八。）“襄邑睢、涣之水出文章，故曰黼黻藻锦，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说文》云：“锦，襄邑织文也。”目见之，目为之，《意林》、《御览》引“日见之”并作“目见之”。宋本、朱校元本正作“目”。当据正。手熟也。盼遂按：上“日”字宋本作“目”，是对的。此承上文“目未尝见”而来。假使有才能的人未曾看见，巧女未曾做过，奇异的事情、陌生的手艺，暂且做来突然看见，显露容易做的，还犹犹豫豫、昏乱不清。《广雅·释训》：“愦愦，乱也。”当今论事，不认为儒生不熟习，“为”读“谓”。“希”读“稀”。说不认为儒生未习。而说才能不敏捷；不说未曾做过，而说智慧不通达，失去了实际情况。儒生的才能没有不能敏捷的，学业没有不能通达的，朱校“达”作“通”。下同。只是志向不肯去做。“有”，元本作“肯”，朱校同。孙曰：当从元本作“肯”。盼遂

译按：宋本亦作“肯”。现在世俗看见不熟习，就称为不能；看见不做，就称为不达。

译科用累能，科，是科别的意思。《后汉书·和帝纪》说：“科别行能。”所以文吏排在前面，儒生排在后面，这是从朝廷的角度来称呼的。《通津》本中“廷”字作“庭”。现在依从崇文本。以下同。如果按照儒堂订正的说法，那么儒生就在上面，文吏就在下面了。从农夫的角度谈论种田，农夫胜过别人；从商人的角度谈论经商，商人贤能；现在从朝廷的角度，称他们为文吏。有人把“谓之”归到上句读，把“文吏”归到下句读。这是不对的。朝廷的人，从小就是干练的官吏，把朝廷当作田亩，把刀笔当作耒耜，把文书当作农桑。吴说：《意林》引作“农桑”。以上文“田亩”、“耒耜”等语为例，应当以“农桑”为好。就像家人的子弟，在宅中长大，《意林》引作“狎习”。他们了解其中的曲折，胜过宾客。宾客暂时到来，即使是孔丘、墨翟那样的才能，也不能分辨清楚。儒生好比宾客，文吏好比子弟。用子弟来比较，那么文吏比儒生通晓，儒生对文吏则愚昧。当今世上的将相，知道子弟因为长久（在朝廷）而显得聪慧，文不成义。怀疑应当作“知子弟以久为慧”，与下文“知宾客以暂为固”正反相对成文。上文“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正是此文所依据的意思。大概“久”、“文”二字形状相近而误，又涉及上下诸“文吏”而衍生了“吏”字。盼遂案：“文吏”二字有误，当作“生长”才是对的。上文：“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此语正承接叙述其事。不能知道文吏因为熟悉而显得能干；两个“能”字在词义上重复。以下文“不知儒生以希为拙”为例，上“能”字衍。一说：“不能”应当作“而不”。本书中“能”、“而”通用。知道宾客因为暂时（在朝廷）而显得固执，这是浅陋。不知道儒生因为稀少（在朝廷）而显得笨拙，这是迷惑蒙蔽、愚昧无知，不懂得类推。

一个县佐史的才能，可以担任郡掾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有丞尉，秩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的秩，这就是少吏。”师古注引《汉官名秩簿》说：“佐史月俸八斛。”《后汉书·百官志》说：“郡设置诸曹掾史。”注引《汉书音义》说：“正名掾，副曰属。”一郡循行的才能，可以胜任州从事。“一郡修行之能”，怀疑应当作“一郡循行之能”。“循”、“修”形状相近而误。“佐史”、“循行”都是官名。如果作“修行”，那么用词就不类了。《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说：“雒阳令员吏七百九十六人，乡有秩、狱史五十六人，佐史、乡佐七十七人，循行二百六十人。”可见“佐史”、“循行”都是县的属员，所以对举成文。《后汉书·百官志》说：“有从事史。”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循行的人，是因为他们巧习无害，无害，即无伤害人，意思是说公平。盼遂案：“无害”是两汉考核官吏等级的名称。《汉书·萧何传》：“何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注引苏林说：“无害犹言无比也。”《史记》索隐引《汉书音义》说：“无害者，如言无比，陈留间语也。”那么“无害”大概是上等考绩的名称。文少德高也。佐史，循行，都是一乡的小吏，不熟悉文法，所以说文少。汉代乡官如三老、孝悌、力田，都是用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的。这也应当如此，所以说德高。五曹自有条品，《后汉书·应劭传》：“五曹诏书。”注：“成帝初置尚书员五人。《汉旧仪》：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三公曹。”按：《后汉书·百官志》：“尚书六人，属少府。”本注说：“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世祖后分为六曹。”又说：“每郡置诸曹掾史。”本注说：“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又说：“县置诸曹掾史。”本注说：“诸曹略如郡员。”可见县曹如郡，郡曹如公府，而无东西曹。按续志，公府曹属太尉，有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这里说“五曹”，不知道其所属。难道是举成帝时的制度，属少府吗？簿书自有故事，故事，即章程。勤力玩弄，成为巧吏，哪里值得称赞呢？贤明的将领，衡量官吏选取人才，《礼记·儒行》：“不程勇。”注“程犹量也。”不追求习论高，意思是不以所习为尚。存志不顾文也。意思是察其忠节公行之志，不以文法簿书为衡量标准。称良吏曰忠，忠之所以为效，不是簿书。事情可以学习而知，礼仪可以习而善，忠节公行不可建立。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贾谊《新书·大政下篇》：“吏者，理也。理之所出。”杨泉《物理论》说：（《书抄》七七。）“吏者，理也。理万物，平百揆。”如果有忠良的业绩，虽然疏拙于事，无损于高。

译评论的人认为儒生不懂簿册文书，就把他们排在较低的等第。法令和判例，是由官吏来裁决的。《盐铁论》说：“春夏万物生长，圣人效法它而制定教令；秋冬万物肃杀收藏，圣人效法它而制定法律。所以令是教化，法是刑罚。”《汉书·宣帝纪》注，文颖说：“天子诏书中增减的内容，如果没有写在律条上的，就称为令。”《礼记·王制》注：“已经发生过的旧事，所以称为比。”《刑法志》颜师古注：“比，是用案例来类比。”《周礼·秋官·大司寇》注：“就像现在的决事比。”疏解释说：“就像现在的律法，如果有断案，都依照旧案来判决。如果没有条文，就选取类似的案例来判决。”王晖按：比，就是现在所说的判例。文吏处理事务，一定要询问法家。朝廷的事务，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了。《史记·周勃世家》索隐：“县官，指天子。之所以称国家为县官，是因为夏官王畿内的县就是国都。君王治理天下，所以叫县官。”按：《汉书·武帝纪》：“县官衣食不足。”《哀帝纪》：“没收充公给县官。”《东平王宇传》：“县官年少。”都是指天子。如果一定要以官吏的职责来衡量高下，那么法令之家应当最为上等。有人说：“确实如此。法令，是汉朝的经典，汉人用‘经’来称呼律。见《谢短篇》。官吏议论裁决，事情由法律确定，确实很明智。”这是说法令家应当高于文吏。回答说：五经也是汉朝所设立的，《儒林传》赞：“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儒生擅长政治，其中的大义都出自五经。董仲舒表彰《春秋》的大义，考察它与律法相合，没有违背的地方。《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春秋》的文辞，多有比喻，这是文辞简约而法度严明。”又说：“《春秋》，是大义的根本。观察它的是非，可以得出正确的法度。”《玉杯》篇：“论述《春秋》的人，综合贯通它，推究寻求它，因此人道融洽而王法确立。”又说：“《春秋》的法度，是人跟随君主，君主跟随上天。”《竹林》篇：“《春秋》的法度，卿大夫不担忧诸侯，政令不在大夫手中。”《玉英》篇：“宣公不传位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也不传给儿子而反过来传给哥哥的儿子，虽然不符合法度，但都有谦让的高尚品德，不可抛弃。抛弃了就是抛弃了善的志向，采纳了就会损害王法。”又说：“《春秋》的法度，大夫不得擅用地，公子没有离开国家的道理，君子不躲避外部的危难。”《精华》篇：“《春秋》的法度，大夫没有擅自决断的事情，出境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情况，那么专断是可以的。”又说：“《春秋》审理案件的人，一定要根据事实并推究动机。”这些都是董仲舒用律法来表彰《春秋》的大义。《盐铁论》说：“《春秋》审理案件，论心定罪，动机善良而违背法律的免除，动机邪恶而符合法律的诛杀。”大义与它相同。《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春秋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所以胶东相董仲舒老病退休，朝廷每次有政议，多次派遣廷尉张汤亲自到陋巷，询问得失，于是作了《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现在他的书失传了，引文见于《白帖》、《御览》、《通典》。详见《困学纪闻》六、程树德《汉律考》七《春秋决狱考》。那么《春秋》，是汉朝的经典，孔子制作，遗留到汉朝。评论的人只尊崇法家，不推崇《春秋》，这是昏暗蒙蔽。《春秋》与五经，大义相互贯穿，钱大昕说：“‘关穿’就是‘贯穿’的意思。”按：钱大昕的说法是对的。《乡射礼》：“不贯穿就不释放。”古文“贯”写作“关”。《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察一而不关于多”，《家语·入官》篇“关”写作“贯”。关、贯字通用。既然是《春秋》，不推崇五经，这是不通达。五经以道为根本，事情不如道重要，道确立事情才能成立，没有道就不能成功。那么儒生所学的是道；文吏所学的是事。假使才能相同，应当以道为重。如果与文吏相比，用水洗去污泥，用火烤熟腥生的食物，水火。道是根本，使用它的是事，事是道的末节。儒生治理根本，文吏治理末节，道本与事末相比，确定尊卑的高下，就可以衡量了。

尧凭借俊德，使百姓和睦。《尧典》：“能够明察俊德之士任用他们。黎，众也。雍，和也。”孔子说：“孝悌的极致，通于神明。”《孝经·感应章》文。张释之说：“秦朝任用刀笔小吏，《汉书·萧何传》注，‘刀是用来削简牍的。古人用简牍，所以官吏都随身带着刀笔。’衰败到二世，‘陵迟’就是‘陵夷’的意思。天下土崩。”语见《史记》本传。张汤、赵禹，是汉朝的惠（慧）吏，惠、慧通。太史公序累，盼遂案：“太史公序累”当即《史记》。王充时，《史记》之名尚未凝固，所以《论衡》于《史记》名称极不一律。“太史公序累”之名，又见《定贤篇》。置于酷部，并见《酷吏传》。《释名·释典艺》说：“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累”、“诔”声同义通。而导致土崩。而，如也。哪里比得上通于神明令人充满胸臆呢？将相如果知道经学的至道，而不尊崇经学的儒生，他们看到经学的儒生，能力不及治事的官吏。

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刺绣的师傅能缝帷裳，纳缕的工人不能织锦；《广雅》：“衲，补也。”章太炎《新方言》六说：“现在淮南、吴、越称破布牵连补缀的为衲头，也称刺绣为纳绣。直隶称粗缝为纳。”儒生能做文吏的事，文吏不能建立儒生的学问。文吏的能力，确实劣等不及；儒生不习，实际上是优秀而不为。孙曰：“儒生”二字当重。禹决江河，不手持镢锸；《韩非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生。”《淮南子·要略》也说：“禹身执虆臿。”（今伪）“垂”，依王念孙校。）与此异义。《淮南子·齐俗训》注：“镢，斫属。”《尔雅·释器》释文引《字林》说：“镢，大锄也。”《淮南子·精神训》注：“臿，青州谓之铧，有刃也。”《释名》说：“锸或曰铧。铧，刳也，刳地为坎也。”按：现在俗称为铧锹。周公筑雒，不手持筑杖。把，持也。笔墨簿书，是镢锸筑杖之类，而想要合志大道的人，想要让儒生。亲自去做，这是让将军去战斗而让大匠去砍削。

译通晓一部经书的义理，处理一个部门的政务，一两个月就能掌握；主管一个部门的官吏，学习一部经书的学业，一年也不能成就。《礼记·冠义》注说：“成就就是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吏事容易了解，而经学难以窥见全貌。儒生诵读经书，穷尽圣人的意旨；“擿”字的意思无法讲通。《说文解字》：“擿，搔抓。另一种说法是：投掷。”“擿”应当是“籀”。“籀”又写作“□”，字形败坏成为“捅”，或者“摘”，（《说文解字·言部》：“读，籀书也。”“籀”，各版本讹误为“诵”。《别通》篇：“经徒能摘。”“摘”也是“籀”的误写。以及类似的例子。）再次讹误为“擿”。《说文解字》：“籀，诵读。”段玉裁注：“抽绎其中的义蕴直到无穷，这就叫做读。”“穷尽圣人的意旨”，正是这个意思。文吏挥动笔杆，考察民事的踪迹。能够知晓大圣人的意旨，通晓小百姓的情况，哪一个更难？凭借成就难事的人才，吴说：《意林》引用《昌言》：“智慧足以成就难以完成的事。”“成就难事”的意思与那里相同。怀抱章句十万以上，“万”，元本作“篇”，朱校同。行动还有余力。广泛学习阅览古今，计算胸中的聪慧，超出十万。文吏所知道的，不过是辨别解释文书簿籍。财富积累千金，与价值百十相比怎么样？京城粮仓像山丘，与堆积像小洲相比怎么样？《说文解字》：“坻，小洲。”水中可以居住的最小者。世人称人才为名器，器大的容纳的东西多。那么儒生所怀抱的，可以说很多了。

蓬草生长在麻丛中，不用扶持自然挺直；白纱进入黑色染料中，不用染制自然变黑。注释《率性》篇。这是说所习染的善恶，改变人的本性。儒生的本性，并非都能善良，他们穿着圣人的教化，日夜诵读，获得了圣人的操守。文吏从小接触笔墨，手上习惯而行事，没有篇章的诵读，不听仁义的话语。长大成为官吏，玩弄文字巧用法律，徇私为自己，勉强奔赴权位利益；考察案件就接受贿赂，考察案件，指考察审理狱讼。面对百姓就搜刮掠夺，处于高位就弄权，侥幸得到上级就出卖将领；一旦在位，戴着华丽的帽子拿着锋利的剑，一年主管职务，田地住宅兼并集中。《御览》八一五引作“并集”。本性并非都恶，所习染的行为，违背圣人的教化。所以习染善行走上儒者的道路，归附教化仰慕道义，志向操守就会激励改变而高尚，明君将会看到，显用儒生。“故习”以下文字有脱误。盼遂案：“将见”是“将相”的误写。《论衡》通常称郡守为将，国相为相。东海相宗叔犀（庠）（犀）广泛招纳隐士，孙说：“犀”应当是“庠”，字的误写。宗叔庠就是宗均。《后汉书》：“宗均（今本误作‘宋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永平元年迁任东海相。”《干禄字书》：“犀俗作屖。”所以“庠”误为“犀”。又按：此文“庠”字不应当重复，怀疑多了一个“庠”字。下文说：“陈留太守陈子瑀开广儒路。”文例正相同。晖说：孙说是正确的。“犀”，朱校元本作“□”，可见“庠”误为“犀”的痕迹。又按：均招纳隐士，本传没有记载。《后汉纪》九记载均说：“现在选举得不到隐士侧陋之人，只得到见长吏罢了。”春秋会飨，设置三科，按等级补任官吏，一府属吏，儒生占十分之九。陈留太守陈子瑀，开广儒者的道路，列曹掾史，都能教授；文书簿籍的官吏，十分中只设置一二。两位将相懂得事务的道理，通晓多少的量，所以世人称赞他们的名声，书记记录他们的行为。“记”，朱校元本作“纪”。怀疑此文应当是“书纪累其行”，与“世称褒其名”句法一致。大概“纪”字误重，今本妄改作“记”。

量知篇

《程材》篇所论述的，论述材能、品行操守，没有说到学问、知识的殊奇。

儒生之所以胜过文吏的原因，是学问日益增多，简练他们的本性，雕琢他们的材能。所以学习的人用来反省情性治理本性，尽善材能成就德行。材能尽善德行成就，他们与文吏相比，也是雕琢过的，也是，语词。程量多多了。穷人和富人，都出钱一百，作为赙礼送给死哀之家。知道的人，知道穷人勉强能凑出一百，认为富人富裕有余；不知道的人，看到钱都是一百，认为财货贫富都一样。文吏儒生，（都）与此类似。孙说：“皆”字怀疑涉及下文“皆”字而衍出。下文说：“文吏、儒生，与此类似，都有材能，都用笔墨。”文例正相同。都做掾吏（史），都主管一个部门，“掾吏”应当是“掾史”，涉及上下诸“文吏”而误。《汉书·翟方进传》：“多次被掾史辱骂。”《后汉书·百官志》：“掾史、属，二十四人。”又说：“郡设置诸曹掾史。县署置诸曹掾史。”《程材》篇说：“一县佐史的材能，胜任郡掾史。”又说：“列曹掾史，都能教授。”都是证据。将要知道的人，知道文吏、儒生笔法相同，而儒生胸中的储藏，尚多奇余；不知道的人，认为都是官吏，深浅多少同一量，失去真实太严重了。地的本性生长草，山的本性生长树木。如果地在种葵y，注释《自纪》篇。山种枣栗，《文选·秋兴赋》注引“树”作“种”。名叫美园茂林，不再与一般土地平庸山相比了。文吏、儒生，与此类似。都有材能，都用笔墨，而儒生奇特拥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不仅仅是葵y枣栗的意思。一般女子的手，纺绩织经，经也是织。盼遂案：“经”是“纴”的形误。《汉书·严助传》：“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作为这四个字连用的证据。如果有奇特才能，织锦绣，“”即“刺”字，注释《语增》篇。名叫卓殊，不再与一般女子同科了。儒生与文吏衡量材能，而儒生奢侈拥有经传之学，如同女工织锦绣的奇特。

译贫困的人喜好放纵，而富有的人能坚守节操，这是因为《论语·卫灵公》篇何休注说：“滥，就是过度。过度就是为非作歹。”贫困的人物资不足，而富有的人丰裕奢侈。儒生不做坏事，而文吏喜好作奸犯科，这是因为文吏缺乏道德，而儒生多仁义。贫困的人和富有的人，都作为宾客，接受主人的赏赐，富人不感到惭愧而穷人常常感到羞愧，这是因为富人有能力回报，而穷人无法报答。儒生和文吏，都以长官作为主人。这里所说的“长官”，与《百官表》中所说的“长官”含义不同。儒生接受长官的俸禄，用道义来报答长官；文吏胸中空虚，没有仁义的学问，占据职位享受俸禄，“住”字大概应作“位”。最终没有什么贡献，这就是所谓的“尸位素餐”。“素”是空的意思，空虚无德，吃着别人的俸禄，“餐”，元本作“食”，朱校同。所以说“素餐”。没有道艺的学业，不通晓政治，默默坐在朝廷上，各本作“庭”，今从元本。朱校同。不能陈述政事，与神主牌位没有区别，所以说“尸位”。俞樾说：“素餐尸位”这句话，至今还是常用语，但实际上本于“素餐尸禄”的古语。《文选》潘岳《关中诗》注引用薛君《韩诗章句》说：“什么叫素餐？素是质朴的意思，人只有质朴而没有治理百姓的才能，名叫素餐。尸禄的人，稍微有些知识，好坏都不说，沉默不语，（“不语”二字，据《文选》《求自试表》注引《韩诗》增补。俞樾原引没有。）只想得到俸禄罢了，就像神主牌位一样。”可见古代有“素餐尸禄”的说法。《后汉书·梁冀传》论曰：“永言终制，未解尸官之尤。”注曰：“尸官犹如尸禄。”“尸禄”二字，即本于《韩诗》，但把“禄”改为“官”，“官”也就是“位”了。这里说“素餐尸位”，应当是汉代的常用语。直到东晋《古文尚书》出现，才有“太康尸位”的文字，然而伪《尚书》传注把“尸”解释为“主”，意义又有区别。晖按：“尸位素餐”，见于《汉书·朱云传》、《潜夫论·思贤篇》。那么文吏，就是所谓的“尸位素餐”的人了。居于右侧，吃着美食，居于右侧，就是居于尊位。《程材篇》说：“处在右侧就玩弄权术。”《左传·闵公二年》：“在公之右。”注：“在右表示当权”。看到将要倾覆的邪僻，怎么能上奏记陈述得失呢？“举记”犹如“奏记”的意思。一则不能明辨是非，二则畏惧惩罚不敢直言。

礼说：“情欲巧。”不知道出自哪里。《礼记·表记》：“孔子说：情欲信，辞欲巧。”盼遂案：所引礼文是小戴《表记》篇的文字，应当是“情欲信，辞欲巧”，用来证明本文“陈言举记”的说法。脱去“辞”字，则征引就没有依据了。那些能够直言的人，文丑不喜欢（者），吴曰：“者”字是衍文。有骨头没有肉，脂肪不够，触犯将相的旨意，盼遂案：“相”字疑为衍文。“将指”指长官的意指。此处都是四字句，或许后人习惯于前篇多“将相”连用，因而沾上了“相”字。于是寻找空隙。为土地而战的人，不能建立功名；贪图爵禄的人，不能向上进谏。文吏贪图爵禄，一旦占据职位，就想谋取利益，用来资助费用，“当”字大概应作“富”。侵夺百姓以徇私利，侵渔，是说侵夺百姓，像渔夫捕鱼一样。不为将官伸明大义，孙曰：“贪”字是受上文“贪爵禄”影响而衍生的。这里说文吏只知道贪利，不能帮助将官伸明大义。如果加上“贪”字，就无法解释了。晖按：“官”字也疑是后人妄增。本书有时说“将”，有时说“将相”，没有说“将官”的。即使看见泰山般的恶行，怎么肯宣扬微小的言论呢？事理如此，“事理如此”，在义理上无处适用，疑当作“理事如此”。《程材篇》说：“文吏趋向理事。”又说：“文吏治理事务。”下文说：“文吏考核繁杂的事务。”怎么能自我辩解不是尸位素餐呢？儒生学习大义，用道义侍奉将帅，行不通就停止，有大臣的志向，用经典勉励自己保持公正的操守，敢于直言，但职位又疏远。疏远而接近进谏，礼称之为谄媚，这就是郡县官府常常空旷无人的原因。没有贤人啊。

有人说：“文吏有笔墨的才能，而治理定簿书，考核繁杂的事务，虽然没有道学，但筋力才能都用在朝廷上，这也是报答上级的效验。”回答说：这好像贫困的人欠官府重债，读作“债”。贫困无法偿还，就身为官府劳作，债务才最终了结。官府的劳作，不是房屋就是墙壁。房屋就用斧斤，墙壁就用筑锸。扛着斧斤，拿着筑锸，与那些握着刀拿着笔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治理文书的人是报答上级的效验，那么治理房屋墙壁的人，也是报答上级了。都是为官府劳作，刀笔、斧斤、筑锸是等同的。抱着布交换丝，交易有得失，各得其所愿。儒生抱着道义交换俸禄，文吏没有什么可抱持的，用什么来交易？农业和商业是不同的行业，所积蓄的货物，货物不可相同，计算其精粗，衡量其多少，其产出多余的人，名叫富人。富人在世，乡里人羡慕他。先王的道义，不仅仅是农业和商业的货物，其为长官立功致化，不仅仅是富多出溢的荣耀。况且儒生的事业，难道仅仅是多出溢吗？他们自身简练，智虑光明，明辨是非，尤其奇特。盼遂案：“可”字宜受“奇”字影响而衍。论以“尤奇”与“是非”为对文。

译蒸与众多山中的木材本质相同。《淮南子·主术训》注说：“大的叫薪，小的叫蒸。”砍伐它们作为蒸柴，先孙说：“代”应当是“伐”字。用火熏烤，烟火的热气充满烟囱，先孙说：“烟”应当是“熛”字。晖按：孙的说法是对的。“熛”、“烟”二字，在书籍传抄中多有讹误。《说文解字》说：“熛，是火飞的样子。”又按：“究浃”二字没有意义。“究”应当是“突”，“浃”应当是“窌”。《广雅·释室》说：“灶窗叫做窌。”《玉篇》说：“窌，是灶窌，读音同‘徒忽切’。”《墨子·号令篇》说：“所有的灶必须设置屏风，烟囱高出屋顶四尺。千万不要失火。”可见“突”就是现在的烟囱。烟囱高出屋外，用来排放烟火。这里写作“究”，是因为字形相近而误写。《说文解字》说：“窌，深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灶突。读音如同‘导服’的‘导’。”《淮南子·修务篇》说：“孔子没有黑灶。”注说：“窌指灶不至于黑。”“突”、“窌”，都即是现在的烟囱。从它的顶端来说叫“突”，从它内部深曲通火来说叫“窌”。现在山西平阳、蒲、绛、泽、潞、汾之间，都称灶上弯曲的烟囱为灶窌，或者叫烟窌，都读如“导”。“窌”、“突”是双声字。吴夌《小学说》、毕沅校勘《墨子》，都将“突”、“窌”误作一字，这是不对的。大概“窌”字坏成了“□”，又因下文“光色泽润”而误加了“氵”旁，于是成了“浃”字。“熛热突窌”，是说烟火的热气充满烟囱。下文说：“火灶的功效增加了。”意义正相承接。光泽润泽，烧火于堂屋，《玉篇》说：“概，本作爇。”《说文解字》说：“爇，烧的意思。”其光辉浩大广阔，火灶的功效增加了。刺绣没有完成，锦缎没有织成，普通的丝帛，有什么差别呢？加上五彩的技巧，“加”字上面，白帖八引有“及”字。《御览》八一五引有“及其”二字。“彩”都写作“采”。“巧”都写作“功”。施加针线修饰，白帖、御览引都写作“饰”。《干禄字书》说：“通，即饰字。”文章炫耀，绣有黼黻华虫，山龙日月。注语增篇。学士有文章，（之学）如同丝帛有五彩的技巧。孙说：根据上下文校勘，不应该有“之学”二字，大概是误衍。《文选》陆士衡《文赋》注、刘孝标《广绝交论》注、《初学记》二十七引都没有“之学”二字。刘先生曰：孙的说法是对的。《御览》八百十五引也没有“之学”二字。《秘府略》残卷八百六十四引《初学记》相同。晖按：“巧”，《文选》《广绝交论》注引相同。《文赋》注、《初学记》二七、《御览》八一五引“巧”都写作“功”。本质不能互相超越，学业积累，超越很多了。果实没有内核的叫做郁，字书未见此义。没有刀斧砍削的叫做朴。先孙说：“断”应当是“斲”的误字。《淮南子·精神训》：“契大浑之朴。”注说：“朴犹质也。”文吏不学习，世间的教化没有核心。句子有误。意思是如同果实没有核。郁朴之人，谁能衡量呢？骨头叫切，象牙叫瑳，玉石叫琢，石头叫磨，见《尔雅·释器》。“瑳”作“磋”。郝疏说：“《说文》：‘瑳，玉色鲜白。’大概是治理象牙使其鲜白如玉。‘磋’应当依据《论衡》作‘瑳’。”切瑳琢磨，才成为宝器。人的学问，知识能力成就，如同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一样，即使想不用，贤明的君主会舍弃他们吗？孙武、阖庐，是世上善于用兵的人，知道有人学习他们的兵法，战必胜。不懂得什伯的阵法，不知道击刺的技术的人，强迫他们带兵，军队覆灭师败，是没有他们的兵法。

谷物刚成熟叫粟，《说文解字》说：“粟，嘉谷的果实。”嘉谷，是禾。熟指秋天收成。在臼中舂捣，簸去秕糠，“秕”，宋本作“□”，朱校元本同。“秕”，《说文》作“粊”，说：“恶米也。”“糠”，《说文》从“禾”。在甑中蒸，书钞一四四引作“蒸于釜甑”。用火烹饪，成熟为饭，才甘甜可食。《春秋说题辞》（类聚八十五。）说：“粟五变：生为苗，秀为禾，三变而祭谓之粟，四变曰米，五变而蒸饭可食。”注说：“禀受五行气而成，所以五变才可食。”可食而吃它，味道产生肌肉丰腴。粟未成为米，粟，是禾实连秠者。米，是粟中之人。米未成为饭，气味腥未熟，吃它伤人。人如果不学习，如同谷物未成为粟，米未成为饭。知心乱少，句子有误。如同吃腥谷，气味伤人。学士在学问中简练，在老师那里成熟，对身体有益，如同谷物成为饭，吃它产生肌肉丰腴。铜锡未开采，在众石之间，工匠凿掘，炉橐铸铄，才成为器物。盼遂案：“橐”应当是“排”。“排”，是鼓冶吹炭的器具。《后汉书·杜诗传》：“造作水排，铸为农器。”李贤注：“冶铸为排以炊炭。‘排’当作‘排’，古字通用。”未经过炉橐，程、王、崇文本都写作“铸橐”。宋本、朱校元本同此。名叫积石。孙诒让说：“积是矿朴的名称。《淮南子·览冥训》：‘金积折廉。’”积石与那路边的瓦，山间的砾石，是一样的实体。《说文解字》说：“砾，小石也。”所以谷物未舂蒸叫粟，铜未铸铄叫积石，人未学问叫蒙。《说文解字》说：“蒙，不明也。”蒙者，是竹木之类。竹子生于山，树木长于林，不知道用途。截竹为筒，破以为牒，牒，是小简。《汉书·路温舒传》：“取泽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加上笔墨的痕迹，才成为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经简长二尺四寸。传记长尺。断木为椠，《说文解字》说：“椠，牍牒也。”《释名·释书契》说：“椠，版之长三尺者也。”《西京杂记》说：“杨雄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俗之语，作方言。”析之为板，《五经文字》：“析”作“▯”讹。用力刮削，才成为奏牍。“力”字未妥。以上“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为例，“力”字疑衍。日抄引作：“加刮乃成奏牍。”《说文解字》说：“牍，书版也。”《释名·释书契》说：“牍，睦也，手执之以进见，所以为恭睦也。”《汉书·东方朔传》说：“上三千奏牍。”竹子木头，是粗糙之物，雕琢刻削，才成为器用。何况人含有天地的本性，是最尊贵的呢！

译如果不进入师门，没有经传的教育，凭着质朴的本性，不懂得礼义，把他安排在朝廷上，就像竖立绳索和标杆之类的人一样，这有什么好处呢？《广雅·释宫》说：“叫作笮。”《逸周书·作雒解》：“复藻梲。”孔晁注：“复，是累叠的芝栭。”（今本“”误作“格”。）《鲁灵光殿赋》：“芝栭攒罗以戢。”张载注：“芝栭，是柱上的节，用方形的小木制成，长三尺。”山野草木茂盛，用钩镰砍伐，才成为道路。士人没有进入道门，邪恶没有除去，就像山野草木没有砍伐，不能成为道路一样。染练布帛，叫作采，是吉祥尊贵的服饰。没有经过染练的处理，叫作觳麤，觳麤不吉祥，丧事的人穿它。“縠”，朱校元本作“谷”。吴说：缚之细者为“縠”，与“麤”意思相反，不能连用。况且凶礼不使用縠，“縠”应当是“觳”。觳解释为瘠薄，大概与麤疏同义。字形误作“縠”，差得远了。人没有道学，在朝廷做官，他不能招致吉祥，“致”字疑似错误。就像丧事的人穿麤布，不能招致吉祥一样。

能砍削柱梁，叫作木匠；能穿凿坑穴，孙说：“”应当是“埳”。本书从“□”的字都误从“舀”。叫作土匠；能雕琢文书，叫作史匠。文吏的学习，是学习处理文书，应当与木匠、土匠同类，怎么能与儒生相比呢？御史处理文书，不失分毫；有司陈列笾豆，不错行列。那些技巧熟练的人，也是先学习的，人不看重他们，“也”字疑似多余。这是低贱的能力，不是尊贵的职位。没有经艺的根本，只有笔墨的末节，大道不足，而小伎过多，虽然说我有许多学问，御史的知识，有司的智慧。惠、慧通。吃黍米梁米的人吃饱，吃糟糠的人也吃饱，餍也是饱。虽然都叫吃，但肥瘦不同。儒生和文吏，学习都称熟练，他们在朝廷上，益处不相等。

郑子皮派尹何处理政事，子产比喻为不能操刀却让他切割。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路派子羔做费邑的长官，孔子说：“害了别人的孩子。”见《论语·先进篇》。都是因为没学习，没见到大道。医生没有方术，说：“我能治病。”问他：“用什么治病？”说：“用心意。”病人一定不信。官吏没有经学，说：“我能治理百姓。”问他：“用什么治理百姓？”说：“凭才能。”这是医生没有方术，凭心意治病，百姓怎么肯信任，而君主任用他呢？“用”字多余。“任使”连用，与“信向”对文。下文“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向之”可证。现在多了一个“用”字，文意很不通顺。手中没有钱，去市场买货，货主问：“钱在哪里？”回答说：“没有钱。”货主一定不给。刘先生曰：“之市”下当有“决货”二字。《御览》两引此文，都作“之市决货”。晖按：“使”即“决”字的讹误。“货”字应当重复，本书重文多脱落。《御览》六〇七引作：“手无钱而之市决货，货主必不与也。”又八三六引作：“手中无钱，而欲往市决货，货主问钱何在。”大概“决”、“使”二字形近而误，又脱了一个“货”字。宋本“使”正作“决”，（朱校元本作“□”，尚可见由“决”伪造成“使”的痕迹。）这是确切的证据。胸中没有学问，就像手中没有钱一样，孙说：《书抄》八十三引“不学”作“无学”，是对的。刘先生曰：孙说是的。《御览》六百七、八百三十六引“不”都作“无”。晖按：《意林》引也作“无”。想要君主任用他，百姓信任他，怎么办？

谢短篇

《淮南子·俶真训》：“二者代谢舛驰。”高注：“谢，叙也。”“谢”、“叙”音同字通。

程材、量知，说儒生、文吏的才能不能互相超越，因为儒生修习大道，文吏通晓簿书，道胜于事，所以说儒生稍优于文吏。这是在职业之外互相比较衡量，他们内部各有短处，没有真正谢罪。“实”，程本作“尝”。儒生能说一经，自认为通晓大道，以此傲视文吏；文吏通晓簿书，自认为文无害，意思见程材篇注。以此戏弄儒生。各自自满而自藏，《诗·齐风·还》毛传：“臧，善也。”“藏”即“臧”字。盼遂案：“藏”是“臧”的误字。“自臧”，自善。古无“藏”字。否定别人肯定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短处，“所”下疑似有“以”字。上文“其内各有所以为短”。不醒悟自己不足。《论衡》训导他们，“训”，旧作“詶”，朱校元本、天启本、程、何、钱、黄本都同。按：《说文》言部：“詶，诅也。”俗用作“酬应”字，于义无取。现在从王本、崇文本改。下“不能训之”同。《尔雅》疏：“训，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将使□（□）然各知所乏。孙志祖《读书脞录》：“□”，一作□，疑爽之讹。”吴说：《屈贾传》有“爽然自失”的话，孙意读与彼同，其说不对。徐广集解：“爽，一本作奭。”疑“奭”当作“□”，从“□”从“大”，音义都与“瞿”同。“瞿然”，古之常语。“瞿然失席”、“瞿然易容”等等，传注家都训为惊视失守貌。《史记》作“爽”者，“□”字形近之讹。此言“□然”，其义亦同。通津本从“心”，程荣本从“人”，传写者随意作之。又按：“各知所之”，“之”当为“乏”。下文云：“二家各短，不能自知。”正与此语相应。

译儒生的短处，不仅仅在于不熟悉文书簿籍；文吏的劣处，也不仅仅在于不通晓大道。反而因为他们闭塞昏暗，不阅览古今之事，不能各自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学业尚未完备。这两家各有短处，却不能自知；世间的评论者，也不能教导他们，这该怎么办呢？

儒生的学业，是五经。他们面向南而坐担任老师，早晚讲授章句，熟习义理，“滑”意为杂乱。如果能在五经方面研究完备，是可以的。但在五经之后，秦、汉时期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这是他们的短处。刘先生认为：“无”字可能是衍文。这篇文章正是说不能知道为短处。如果没有“不能知道”，那又有什么短处呢？知道古代而不知道当今，叫做“陆沉”，见《程材篇》注。那么儒生，就是所谓的“陆沉”之人。在五经之前，直到天地刚开始开辟，帝王最初建立的时候，主要的名号是谁，天地开辟时有天皇、地皇、人皇。这出自《河图》，不足以作为征信。《谈天篇》说：“女娲以前，以齿为人纪的，人皇是最先的。”这是仲任（王充）随意认为如此。儒生又不知道这些。知道当今而不知道古代，叫做“盲瞽”。五经相比于上古，还算是当今。只能够解说经书，不了解上古，那么儒生，就是所谓的“盲瞽”之人。

儒生或许会说：“上古年代久远，那些事情昏暗不明，所以经书不记载，老师也不解说。”

三王（夏、商、周）的事情虽然遥远了，推求考察文义，“近”应当是“远”字的形讹。经书虽然没有记载，但义理所牵连到的，是五经各家所应当共同知道的，儒生所应当详细解说的。吴氏说：“五经”下面可能脱漏了一个“家”字。晖按：吴氏说得对。下文“五经之家所共闻也”，句法相同。夏朝从禹开始治理国家，经过多少年才到殷朝？吴氏说：“向”应当作“飨”，意义与“享”相同。《史记·三代世表》：“从禹到桀共十七世。”《夏本纪》集解徐广说：“从禹到桀十七位君主，十四世。”《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说：“夏后氏继位十七位王，四百三十二年。”（《前汉纪》一记载刘向父子的说法。“三”作“四”，大概是错误。）《世纪帝王数》相同。《竹书纪年》：“从禹到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历时四百七十一年。”数字有差异。《刺孟篇》说：“禹到汤将近一千年。”这种说法没有确证。殷朝从汤开始，经过多少代才到周朝？《史记·三代世表》：“从汤到纣，二十九世。”《竹书纪年》：“汤灭夏直到受，二十九位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认为《竹书》说“三十王”，大概是错误。）《殷本纪》：“商朝三十位王。”《晋语》、《汉书·律历志》、《殷本纪》集解引谯周说、皇甫谧说则是三十一位王。所记载的互相不同。至于年数，《汉律历志》引刘歆说，六百二十九年。皇甫谧说相同。《左传》说：“商朝祭祀六百。”大概是举其整数。《竹书纪年》则从癸亥开始到戊寅结束，四百九十六年。这个数字又少于《汉志》。《通鉴前编》则是六百四十四年，又多于《汉志》，不知道依据什么。至于胡渭《洪范正论》、万氏《纪元汇考》，又在六百四十四之外，再增加一年，不足以作为依据。《刺孟篇》说：“汤到周将近一千年。”说法也不对。周朝从文王开始，经过多少年才到秦朝？《律历志》：“春秋鲁桓公元年，上距取代纣王四百年。春秋结束于哀公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国开始灭周。周朝总共三十六位王，八百六十七年。”《国策》记载吕不韦说、皇甫谧说，都相同。（皇甫谧说：“三十七位王。”《前汉纪》记载刘向父子的说法：“七百六十七年。”“七王”、“七百”都是错误。）《尔雅·释天》：“载，就是岁，夏朝叫岁，商朝叫祀，周朝叫年。”《白虎通·四时篇》说：“五帝说载，三王说年。”桀灭亡了夏朝，而纣抛弃了殷朝，灭亡周朝的是哪位王呢？指的是周赧王。

周朝还算遥远，秦朝则是汉朝所讨伐的。夏朝始于禹，殷朝本于汤，周朝祖先是后稷，秦朝最初成为人王的是谁？《帝王世纪》：秦，嬴姓。从前伯翳为舜管理牲畜很多，所以赐姓嬴氏。孝襄公开始修习霸业，破坏井田制，开辟阡陌，天子任命他为伯。到昭襄王自称西帝，攻打周朝，废黜赧王，夺取九鼎。到庄襄王灭掉东、西周。庄襄王去世，政即位为始皇帝。”秦朝焚烧五经，坑杀儒士，这是五经各家所共同听闻的。秦朝因为什么而焚烧五经？因为什么怨恨而坑杀儒生？“生”应当作“士”。这是承接上文“坑杀儒士”而言，《语增篇》正作“坑儒士”，是其证据。《语增篇》：“焚烧《诗》、《书》起于淳于越的劝谏，坑杀儒士起于诸生制造妖言。”事情见于《史记·始皇纪》。盼遂按：“感”是“憾”的假借字，俗写作“恨”。

秦朝是前代，汉朝则是儒生自家的国家。从高祖到现在经过多少代？历年直到今天多少年？《宣汉篇》：“到现在将近三百年。”“今”指章帝。《论衡》已在永平年间写成，这里说“今朝”，不知道指什么。前汉十二位皇帝，从高祖到平帝。王莽立孺子婴，居摄三年，篡位十五年，更始二年。皇甫谧说：“从高祖元年，到更始二年，总共二百三十年。”《搜神记》六说：“二百一十年。”数字有差别，是不计算王莽以下二十年。最初接受什么天命？又获得什么祥瑞？班彪《王命论》：“刘氏继承尧的福祚，氏族的历史，记载在《春秋》中。唐尧据有火德，汉朝继承它。开始兴起于沛泽，则有神母夜间号哭，以彰显赤帝的符瑞。”得到天下的难易与殷、周相比如何？《恢国篇》：“高祖诛灭秦朝杀死项羽，兼胜两家，力量倍于汤、武。”家人子弟求学经历多少年，别人问他说：“居住宅第多少年？祖先做什么？”不能知道的，是愚笨的子弟。那么儒生不能知道汉朝的事情，是世间愚昧蔽塞的人。温习旧知而了解新知，《中庸》郑玄注：“温，读如燖温的温。”《论语集解》说：“寻绎旧有的知识。”《公卿表》师古注：“温犹厚也。”说法并不对。这样可以成为老师；古今都不知道，称老师怎么可以呢？

译那人说：“二尺四寸”是圣人的言语，朝夕讲习，义理类别所涉及的范围，所以可以致力去求知。《宣汉篇》说：“唐、虞、夏、殷，都记载在二尺四寸的简册上，儒者推究诵读，朝夕讲习。”《左传》杜预序，孔颖达疏引郑玄《论语序》说：“因为《钩命决》说：‘《春秋》用二尺四寸的简册书写，《孝经》用一尺二寸的简册书写。’所以知道六经的简册，都称作长二尺四寸。”《仪礼·聘礼》疏引郑玄《论语序》说：“《易》、《诗》、《书》、《礼》、《乐》、《春秋》，都是二尺四寸。（‘二尺四寸’误作‘尺二寸’，依据清人金鹗、日本人岛田翰的说法改正。）《孝经》谦逊地减半。《论语》八寸的简册，是三分中的一份。又更加谦逊。”《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的法律，古今是一样的。”《朱博传》：“三尺律令，人事都出自其中。”三尺，是周尺八寸，三乘八，就是二十四寸。法律也是经典，所以简册长度相同。汉代的事情没有记载在经典中，称为尺藉短书，《正说篇》：“《论语》独自使用一尺简册的意思，因为它遗留下来的不是经典，传文纪志恐怕遗忘，所以只用八寸简册，不用二尺四寸。”《书解篇》：“诸子用一尺简册。”《说文解字》木部：“檄，一尺二寸的简册。”《光武帝纪》李贤注：“《说文解字》以木简为长一尺二寸，说檄是用来征召的。”这里说尺藉讲述汉代事情，大概也是征召之类。说“尺藉”，或许是约略而言。比如《论语》一尺二寸的简册，而说成一尺。又汉代人有说“尺一”的，《后汉书》、《水经注》都说：“李云上书说：‘孔子说帝王是谛视，现在一尺一寸的诏书拜用，不经过御前省察，这是帝王想要不谛视吗？’”又《后汉书·儒林传》说：“诏书说：‘请求杨生为师。’就是一尺一寸发出升任。”《文选》注引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说：“鹤头书，偃波书，都是诏板所用的，在汉代称为一尺一寸简册。”比起这些小道，它们能知道，并不是儒者所看重的。

儒生不能全都通晓古今，“生”字根据上下文义增加。想要各自分别讲述他们的经典；经典的事情义理类别，难道以不知道为可贵吗？“也”读作“邪”。事情不明白，不认为是短处！

请再分别询问儒生，各自依据他们的经典，早晚所讲说的内容。

先问《易》家：“《易》原本从哪里兴起？创作它的是谁？”那人将回答说：“伏羲创作八卦，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易·下系辞》说：‘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大地的适宜，近取之于自身，远取之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推演卦象的说法有四种，《易正义》说：‘王弼认为是伏羲，郑玄认为是神农，孙盛认为是夏禹，司马迁认为是文王。’这里就依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创作彖辞、象辞、系辞。《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年喜爱《易》，编排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三位圣人重叠功业，《易》才完备。”问他：“《易》有三家，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是连山吗？还是归藏、周易？《周礼》：‘大卜掌管三种《易》的方法，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注说：‘名叫连山，好像山从内部生出气。’（汪中《述学》说：‘连山就是烈山，是语词的转音，郑注望文生义。’）归藏，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的。杜子春说：‘连山是伏羲，归藏是黄帝。’”又《易正义》引郑玄《易赞》及《易论》说：“夏代叫连山，殷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帝王世纪》说：“庖羲创作八卦，神农重叠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申扩展，分为两种《易》：夏人因炎帝叫连山，殷人因黄帝叫归藏。文王扩大六十四卦，著上九六爻，称为周易。”（《御览》六百零九。）《金楼子·立言篇》说：“《礼记》说：‘我想回归殷代的道，得到坤干。’现在归藏先坤后干，就知道是殷代，明白了。推论归藏既然是殷代的制度，连山按理就是夏代的书。”《正说篇》说：“列山氏得到河图，夏人沿用它叫连山。归藏氏得到河图，殷人沿用它叫归藏。伏羲氏得到河图，周人沿用它叫周易。”这都是把连山归于夏，归藏归于殷，至于创作它们的是谁，则难以确切定论。赵商问：“连山是伏羲，归藏是黄帝，现在应当采纳这种说法吗？敢问杜子春，凭什么知道？”郑玄回答说：“这几位并非没有明文记载，更改没有依据，所以只著录杜子春的说法而已。近代的老师都认为属于夏、殷、周。”这是郑玄已经不能确定，只是依据近代老师的说法而言罢了。朱亦栋说：“夏代叫连山，殷代叫归藏，这是定论。皇甫谧说：‘夏人因炎帝叫连山，殷人因黄帝叫归藏。’则兼而用之。他大概把连山当作烈山氏，所以把伏羲改为炎帝。然而归藏是什么意思呢？”秦朝焚烧五经，《易》为什么得以逃脱？《艺文志》：“等到秦朝焚书，《易》因为是占卜之事，传承者没有断绝。”汉朝兴起几年后重新设立？《儒林传》：“起初设立《易》杨。到孝宣帝时，重新设立施、孟、梁丘《易》。到孝元帝时，重新设立京氏《易》。”王先谦说：“《儒林传赞》说：‘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易》只有杨何。’”宣帝的时候，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到《易》一篇，名叫什么《易》？宣帝本始年间，得到《易》，《儒林传》、《艺文志》没有记载。《隋志》：“得到《说卦》一篇。”姚范说：“猜想房、宏当时有这种说法。”我注《正说篇》。此时《易》完备了吗？《正说篇》：“得到佚失的《易》一篇，《易》的篇数才开始完备。”

译问尚书家说：“如今早晚所传授的二十九篇，就是《尚书》二十九篇，这是伏生所传授的今文。《汉书·艺文志》记载：‘经二十九卷。’注解说：有大夏侯、小夏侯两家。欧阳氏的《尚书》经有三十二卷。’‘奇有百二篇’，‘奇’字有误，不知道原本应当是什么字。《恢国篇》说：‘孝明帝时有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宣帝时相同，奇有神鼎、黄金的怪异现象。’也是‘奇有’连用的文法。又有百篇。这二十九篇是从哪里开始的？那百二篇又是从哪里造出来的？详细情况都见于《佚文篇》、《正说篇》。秦朝焚烧《诗》《书》的时候，‘诸’字应当是‘诗’字。《正说篇》说：‘有敢藏《诗》《书》和百家言论的，处以刑罚。’现在‘诗’字讹误作‘诸’字，就是这类情况。《语增篇》、《正说篇》都写作‘燔《诗》《书》’，这就是证据。《尚书》的各篇都在哪里呢？《艺文志》说：‘秦朝焚烧书籍禁止学术，只有济南的伏生独自把它藏在墙壁里。’《经典释文序录》说：‘等到秦朝禁止学术，孔子的末代子孙孔鲋把它藏在墙壁里。’附注说：‘《汉纪》尹敏传（大概是《东观汉记》）认为孔鲋把它藏起来了。’《孔丛子》的说法相同。《孔子家语》后序认为是孔腾。这三种说法都是指古文《尚书》。汉朝兴起，开始整理《尚书》的是哪位皇帝？最初接受学习的人是谁？’《史记·儒林传》说：‘孝文帝时，想要寻找能治理《尚书》的人，于是听说伏生能治理，但他年老不能行走，就派晁错前往受业。’王充认为景帝才开始设立《尚书》，见于《正说篇》。这是错误的，不足以作为依据。

问礼家说：“在孔子之前，周朝已经制定了礼制，《艺文志》说：‘帝王质朴或文饰，世代有所增减。到了周朝，为各种事情制定防范和制度，所以说礼经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殷朝的礼，夏朝的礼，大凡三王都根据时势有所增减，孔子说：‘殷朝继承夏朝的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朝继承殷朝的礼，所增减的可以知道。’篇目有多少，文字有增减。不知道现在的礼，是周朝的呢？还是殷朝、夏朝的呢？’他们必定认为汉朝继承周朝，将会说：‘是周礼。’那周礼有六典，又有六转，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因此周官有三百六十个。《周礼·天官·冢宰》郑玄注说：‘周公摄政，而作六典之职，称为周礼。’六典者，就是大宰所说的：‘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礼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考察现在的礼〔经〕没有六典，《正说篇》句中有‘经’字，这是根据补入的。没有三百六十个官职，又没有见到天子，天子的礼制什么时候废除了？难道是秦朝消灭了它吗？礼经，就是《汉志》所说的‘经十七篇’。（‘十七’二字，现在误倒，这里依据刘校。）经十七篇，作为正经，所以列为六艺之一，称为礼经，单说叫礼。宣帝时，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到佚礼一篇，（六）十〔六〕篇中，是哪一篇呢？‘六十’

译应当是‘十六’。下文‘十六篇在哪里’，‘现存的十六篇’，‘现在礼经十六’，都写作‘十六’，这就是证据。姚范说：‘六十’应当是‘十六’。然而士礼是十七篇，而王充屡次说‘十六’，难道是把‘既夕’合并到‘士丧’了吗？晖按：《汉志》‘经十七篇’，与刘歆、郑玄所叙述的古礼经相比数量相符，陆氏《序录》、阮氏《七录》沿袭它。《志》又说高堂生传授十七篇。这里说‘十六’，又说其中一篇得于河内，没有听说过。《困学纪闻》卷五说：‘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郑玄不注，于是没有流传。’原注说：‘《论衡》认为宣帝时，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到佚礼，恐怕不对。’按：《佚文篇》说：‘恭王毁坏孔子住宅来建造宫殿，得到佚礼三百篇。’这就是《汉志》所说的礼古经出于孔氏者。河内得到佚礼，也见于《正说篇》，与孔壁是两件事，《志》没有列举罢了。房玄龄、宏、陆德明也说宣帝本始年间，河内女子得到《泰誓》，那么王充所叙述的，事情足以相信。王氏拘泥于《志》来规劝这个，是不对的。高祖诏令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在哪里？盼遂按：‘十六篇’应当依据《后汉书》作‘十二篇’，大概是涉及下文有十六篇字而误。《曹褒传》：‘章和元年正月，命令小黄门拿着班固所上的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褒依据礼制条正。’《汉书》叔孙通本传所称起定朝仪，汉朝各种仪法、宗庙仪法以及诸经注疏所引用的礼器制度，就是这仪品十二篇。而《汉书·礼乐志》却说：‘现在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与律令一同藏在理官，法家又不再流传。汉朝典章沉没而不显著，百姓臣民没有说话的。’那么仪品很少在世间施行，所以王充说‘在哪里’呢。而又重新制定（仪）礼〔仪〕？黄以周读《汉书·礼乐志》说：‘王充《论衡·谢短篇》说：‘高祖诏令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在哪里？而又重新制定仪礼？现存的十六篇，是秦火之余。’‘仪品十六篇’，应当依据《曹褒传》作‘十二篇’，大概是涉及下文而误。本传所称定朝仪，汉朝各种仪法、宗庙仪法以及注疏所引用的礼器制度，就是这里说的‘仪品十二篇’。说‘在哪里’，王充也没有见到这本书。王充也是章帝时人，东汉之初，这本书不绝如缕可以想象。他说‘重新制定仪礼，现存十六篇’，不知道什么时候亡佚。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仪礼》十七篇，古本《少牢馈食》与《有司彻》连篇，难以相信。叔孙通所揖礼十六篇中，有《尔雅》，必定不是礼经。’晖按：黄读错了。齐召南《前汉书礼乐志考证》、程树德《汉律考》都把‘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句绝，错误相同。这是说礼经十六篇在哪里，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后汉书·曹褒传》论：‘汉朝初年，朝制没有文字，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有挽救崩溃弊端的功效，先王的容典，大概多有缺失。’张揖上《广雅》表说：‘叔孙通撰制礼制，文字不违背古法。’这是仪品本于礼经，所以王充诘问说：当时十六篇在哪里。

译‘礼仪’就是‘仪品’。《司马迁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儒林传》、《礼乐志》、本书《率性篇》，都可以证明。这里写作‘仪礼’，字误倒。有人把‘仪礼’当作礼经，是错误的。根据《曹褒传》，叔孙通所作，只有十二篇，没有说十六。而且这篇文章屡次说‘礼经十六篇’，那么这‘十六篇在哪里’五个字为句，以指礼经，很明显。这句既然说礼经，那么下句又说‘仪礼’，在意义上难以通畅。而且礼经有《仪礼》之名，开始见于《后汉书·郑玄传》，（吴承仕《释文序录讲疏》说开始自《晋书·荀菘传》。）王充来不及称它。程树德说：‘《礼乐志》说：‘现在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与律令同录，藏在理官。’大概与律令同录，所以称为傍章。《应劭传》：‘

译问研究《诗经》的人说：“《诗经》是在哪位帝王时期创作的？”对方将回答说：“周朝衰微时《诗经》才产生，大概是在周康王时期。康王在房事上德行有亏，大臣讽刺他晚起，所以《诗经》才产生。”“也”字是根据宋本补入的。这是《鲁诗》的说法。《路史后纪》卷九注认为齐、鲁、韩三家诗的说法相同。《列女传·仁智篇》魏曲沃负传记载：“周康王的夫人晚出朝，《关雎》预先显现。”《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引用张超《诮青衣赋》说：“周朝逐渐将要衰微，康王晚起，毕公叹息深思古道，有感于《关雎》，德行没有双侣。”这里所说的“大臣”，大概就是毕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法言·至孝篇》、《汉书·杜钦传》、《匡衡传》、《后汉书·明帝纪》、《后纪序》、《杨赐传》、《春秋说题辞》（《明帝纪》注引）、《后汉纪》，都认为《诗经》是讽刺康王而作的。文王、武王的兴盛，遗风留在成王、康王时期，“贵”是“遗”的坏字，这句话也见于《语增》篇，现在据以校正。康王时期并未衰微，《诗经》怎么能产生？周朝不止一位君王，怎么知道就是康王呢？夏、商两朝末期也都衰微，那时《诗经》为什么没有产生？《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咏唱言辞。”现在见于《尚书·舜典》。“咏”字古文写作“永”。马融说：“歌是用来延长诗意的。”郑玄说：“声音有曲折，又依从长言。”《史记》把“永”改为“长”，大概是跟随孔安国的缘故。今文写作“咏”。《汉书·艺文志》引用《尚书》，解释为：“诵读其言辞称为诗，咏唱其声音称为歌。”《汉书·礼乐志》写作“”。《说文解字》：“咏”或写作“”。班固多用今文。王充与他相同。颜师古注：“咏为永长。”这是扰乱家法。此时已经有诗了。截取周朝以来的诗，而说兴起于周朝。《汉书·艺文志》：“孔子纯粹选取周诗，上采殷商，下取鲁地，共三百五篇。”《释文》说：“既然选取周诗，上兼《商颂》。”晖按：《韩诗》认为《商颂》是正考父所作，这也是周诗。所以说截取周朝以来的诗。大概是用《韩诗》的说法。古代采集诗歌，诗歌有文字记载；《汉书·艺文志》：“古代有采诗的官员。”《说文解字》：“古代的人用木铎记录诗歌。”现在《诗经》没有书面文本，怎么知道不是秦朝焚烧五经，《诗经》唯独没有剩余简札呢？先孙说：“礼”疑是“札”的误字。“札”误为“”，转写作“礼”，于是就不通了。（《庄子·人间世》：“名也者，相札也。”《释文》引崔譔云：“札”或作“礼”。与此错误相同。）《汉书·艺文志》：“《诗经》遭遇秦朝而能保全，是因为靠讽诵，不仅仅在竹帛上。”大概是没有剩余简札，靠口授而侥幸保全罢了。

问研究《春秋》的人说：“孔子作《春秋》，是周朝哪位君王时期？《孔子世家》说：‘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于是作《春秋》。’《诸侯年表》说：‘当时是周敬王三十九年。’王充不采纳这种说法。详见下文。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论语·子罕篇》郑玄注：‘鲁哀公十一年，这时道衰乐废，孔子回来校正它。’《春秋》已经作成了。杜预《左传序》：‘《春秋》的创作，《左传》和《谷梁传》没有明文记载。解说者认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修撰《春秋》。’疏：‘解说《左传》的人，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就撰写《春秋》，三年文成，而致得麟。’《公羊传》家则认为：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整理旧经，是在从卫国返回鲁国时，作《春秋》，则在获麟之后。（《公羊哀十四年疏》。）《论语谶》也说从卫国返回鲁国作《春秋》。根据正说、案书，知道王充三家传宗奉《左氏传》。从卫国返回鲁国，是哀公时期。从卫国，是何君呢？《诸侯年表》：‘卫出公九年。’等待孔子以什么礼节，而孔子返回鲁国作《春秋》呢？《左传·哀公十一年》：‘孔文子将要攻打大叔，向仲尼咨询。仲尼说：‘祭祀之事，我曾学过；用兵之事，未曾听说过。’退下，命驾车而行。文子阻止他。将要停留，鲁国人用币召他，于是返回。’《史记·孔子世家》相同。此文似乎说作《春秋》，是因为卫君所等待的礼节。《孔丛子·居卫篇》、《史记·自序》、《公羊篇首注》又说是因为困厄于陈、蔡。孔子记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叫《春秋》吗？制作以为经，才称为《春秋》吗？‘归’字无义，字当作‘号’。‘号’借作‘递’。‘归’一作‘□’，‘递’，‘□’形近故误。（《汉书·王褒传》：‘伯牙操递锺。’臣瓒注：‘楚词云：『奏伯牙之号锺。』汉书多借假，或以『递』为『号』。’两句《文选·圣主得贤臣颂》注引，汉书今佚。）‘号’草书作‘□’，‘归’作‘□’，形亦相似。《正说篇》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即其义。《公羊传·庄公七年》何休注：‘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孔丛子·执节篇》：‘鲁之史记曰春秋，经因以为名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陆德明《释文序录》，都认为《春秋》即鲁史记之名。《史通·六家篇》：‘『汲冢琐记，太丁时事，以为夏、殷春秋。』《国语》曰：『晋羊舌肸习于春秋。』《左传·昭公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杜预说：‘史之所记，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甚是。《正说篇》说：‘夫言春秋，实及言冬夏也。’（今挩‘冬’字。）盖杜说所本。”

译研究法律的学者，也属于儒生。有人问：“《九章律》是谁制定的？”《刑法志》记载：“萧何选取秦朝的法律，取其适合当时情况的，制定了九章律。”《唐律疏议》说：“李悝汇集各国的刑典，编造了《法经》六篇，一是盗法，二是贼法，三是囚法，四是捕法，五是杂法，六是具法。商鞅传授并沿袭，将‘法’改为‘律’。汉丞相萧何又在李悝所造的六篇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称为九章律。”根据这些记载，那么萧何的九章律，就是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

如果听说皋陶制定了狱官制度，《尧典》说：“皋陶担任士。”马融注解说：“士是狱官之长。”人们一定会说：“是皋陶制定的。”追问说：“皋陶是唐尧、虞舜时代的人，唐尧、虞舜的刑罚是五刑，《尧典》称尧说：‘流放宽恕五刑。’称舜说：‘五刑有相应的执行。’马融注解说：‘五刑指的是墨、劓、剕、宫、大辟。’考察现在的法律，没有五刑的条文。”崔寔的《政论》说九章律具备五刑。

有人说：“是萧何制定的。”追问说：“萧何是高祖时代的人。孝文帝时期，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被征召到长安。他的女儿缇萦为父亲上书，说肉刑一旦施行，就不能悔改。文帝被她的话感动，于是废除肉刑。见《史记·仓公传》、《文帝纪》。《汉书·刑法志》说：‘文帝十三年废除了三种肉刑。’孟康说：‘黥、劓两种，刖左右脚趾算一种，共三种。’考察现在的九章律是象刑，不是肉刑。程树德《汉律考》卷二说：‘《论衡·谢短篇》说：“现在的九章律是象刑，不是肉刑。”《言毒篇》说（应当是《四讳篇》）：“当今的象刑，象刑中重的，是髡钳之法。”大概意思是文帝废除肉刑之后，改称为象刑吧？考察《荀子·正论篇》说：“治理古时没有肉刑而有象刑，墨刑用黥，劓刑用慅婴，剕刑用艾毕，宫刑用菲对屦，死刑用赭衣而不纯。”《初学记》引用《白虎通》说：“五帝画象，是服饰象征五刑，犯墨刑的蒙头巾，犯劓刑的穿赭色衣服，犯膑刑的用墨覆盖膑处并画之，犯宫刑的穿屝鞋，犯大辟的穿布衣无领。”又见于《尚书大传》及《通典》引用《孝经纬》。汉人解释象刑，大体都是这样。文帝虽然废除肉刑，用笞刑代替，改称为象刑，不符合其本义。王充生活在汉末，他的话必定有所依据。”

晖按：《周礼·秋官·司圜职》说：“掌管收容教化罢民，凡是害人者，不让他戴冠饰而加上明刑，让他做事并收容教化他。”郑玄注说：“不让他戴冠饰，是戴着墨幪，如同古代的象刑。”先郑注说：“不让他戴冠饰而让他做事，如同现在的罚作刑。”疏说：“明刑，是用版牍书写他的罪状与姓名，挂在背上，表示给人看。”《礼记·玉藻》说：“垂緌五寸，是惰游之士。”郑玄注说：“惰游，是罢民。”根据以上诸文，郑玄认为象刑就是明刑，而明刑如同汉代的罚作刑，在背上书写罪名，冠带垂着长緌。按：《四讳篇》说：“象刑中重的，是髡钳之法。如果是完城旦以下的刑罚，施刑时穿彩衣系在身上，冠带与人不同。”由此可知，王充所依据

译来说象刑的，就是完城旦，穿彩衣系在身上。这就是司圜所说的“明刑”。那么王充的说法与郑玄的说法相合。何休注《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古代有肉刑。”疏说：“文帝废除肉刑，所以把肉刑称为古刑。”其意义也与王充相同。文帝在萧何之后，知道当时是肉刑，“知”字无义，疑为“始”的讹误。又误夺在“时”上。《史记·文帝纪》集解李奇说：“约法三章没有肉刑，文帝才有。”萧何所制定的，反而具备肉刑吗？盼遂按：“肉刑”应当是“象刑”的误写。“也”古通“邪”，是问词。而说九章律是萧何制定的吗？

古礼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礼记·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艺文志》、《礼乐志》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孔子家语·弟子行篇》语同。韦昭注《汉志》说：“周礼三百六十官，三百是举成数。”臣瓒说：“礼经三百，指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王应麟说：“朱文公跟随汉书臣瓒注，认为仪礼就是礼经。曲礼都是微文小节，如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所谓威仪三千。”那么“礼仪”、“经礼”、“礼经”三者实际上是一样的。即士礼十七篇，或称仪礼。郑玄等都认为是周礼，与韦昭的说法错误相同。这里说“古礼”，也就是“士礼”，不能用周礼古文经来混淆。一说：“古”应当是“士”，是字的讹误。礼经一称七礼，见《史记·儒林传》及《艺文志》。刑罚也有正刑三百条，科条三千条，出于礼，入于刑，礼所摒弃的，就是刑所采取的，所以它们的数量相同。《后汉书·陈宠传》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所以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所摒弃的，刑所采取的，失礼则入刑，互为表里。”与此意义相同。那里说“二百”，这里说“三百”，《元命包》说（《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疏）：“墨、劓、辟之属各千，膑、辟之属五百，宫、辟之属三百，大辟之属二百，列为五刑，罪次三千。”（《吕刑》文略同。）大概那里依据大辟，而这里依据宫辟来说。

现在礼经十六篇，萧何律有九章，不相符合，为什么？“又”字衍文。“不相应何”，与下句“律言盗律何”句法相同。五经的篇名，都根据事义来区分，皇侃《论语义疏序》说：“命名书籍的方法，必定依据体例来立称，如以孝为体者，则称为孝经，以庄敬为体者，则称为礼记。”至于礼与律，都如同经一样，吴说：“独”应当是“犹”。晖按：吴说是。李悝汇集各国刑典，著《法经》。《汉书·宣帝纪》注，文颖说：“萧何承袭秦法所作为律，现在的律经就是。”又汉律与经简长度相同，都是二尺四寸，是汉人用经来称呼律。《程材篇》说：“法令是汉家的经。”篇名中，礼说经礼，“昏礼”，是《仪礼》篇名，在这里无义。王、崇文本“昏”作“经”，应当据以校正。《礼器》说：“经礼三百。”经礼就是仪礼。意义见前。律说盗律，为什么？《晋书·刑法志》说：“李悝认为王者之政，没有比盗贼更紧急的，所以他的律始于盗贼。”《唐律疏议》说：“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

译法，作为法的篇目。自秦、汉直到后魏，都名贼律、盗律。”所以盗律是九章的篇目。这个意义未曾听闻。盼遂按：昏礼是礼的首章，盗律是律的首章。《唐律疏议》名例一曰：“魏文侯师李悝造《法经》六篇。一盗，二贼，三囚，四捕，五杂，六具。商鞅传授，改法为律。萧何更加户、兴、厩，为九章之律。”

译如果总括性地询问儒生古今的道理，儒生不能知晓；分别用各自所习的经书内容去问他们，他们又不能明白。刘先生指出：“名”应当是“各”。上文有“想要分别陈述各自经书的内容”、“请求再分别询问儒生各自所习的经书”，这就是证据。这就是拘守师承家法、不广泛博览的过错。吴氏说：此文应当作“这就是拘守信奉师承家法”。“信”因为字形相近误作“何”，又误将“信”字的一半移到下面，于是分成了“何言”两个字。《效力篇》说：“诸生能够传授百万字的言论，却不能阅览古今，拘守信奉师承家法，即使言辞论说很多，终究不能称为博学。”文义正与此相同，这是确切的证据。

文吏自认为懂得官府事务，熟悉簿籍文书。问他们说：“既然熟悉知晓这些事务，应当能够探究通达其中的道理，通晓其中的意旨吗？”文吏必定会茫然无知。“罔”读作“惘”。惘然，是无所知的样子。问他们说：“古代分封诸侯，各自拥有国土，现在设置太守、令、长，是什么道理？”《地理志》记载：“秦朝因为周朝制度微弱，最终被诸侯所灭亡，所以不设立任何尺土的分封，将天下分为郡县。汉朝兴起，沿袭秦朝制度，以安抚海内。”《百官公卿表》记载：“郡守是秦朝的官职：掌管治理该郡，秩级二千石，景帝更名为太守。”又说：“县令、县长，都是秦朝的官职，掌管治理该县，万户以上的设令，不足万户的设长。”古代实行井田制，百姓为公家耕种，《诗经·小雅·大田》说：“云气浓郁，雨水缓缓。雨水先润公田，随后惠及私田。”《孟子·滕文公篇》说：“一平方里划为一井，一井九百亩，其中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公事完毕后，然后才敢处理私事。”现在征收田租和刍草，是什么用意？《淮南子·泛论训》记载：“秦朝时，缴纳刍稿。”注解说：“缴纳刍稿的赋税，以供国家使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元年，度支不足，向下调令郡县转运豆粟刍稿。”《文选》任彦升《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引《汉旧仪》：“百姓田租和刍草，用来供给经常费用。”《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中元元年恢复嬴、博、梁父、奉高，不缴纳田租刍稿。”章帝纪记载：“不征收兖、豫、徐三州的田租刍草。”和帝纪记载：“不征收田租、刍草。”一年让百姓轮流服役一个月，有什么依据？先孙说：《汉书·昭帝纪》颜师古注，如淳说：“古代正卒没有固定的人选，都应当轮流担任，一个月轮换一次，这就是卒更。”

律说指出，所谓“卒践更”，就是“居更”，即留在县中服役，满五个月后才换班。后来依据尉律，卒践更改为服役一个月，休息十一个月。这里说“一业使民居更一月”，“业”字大概应是“岁”字的误写。晖按：《汉书·昭帝纪》注所引律说有误。《史记·游侠列传》集解引如淳所引律说曰：“卒更、践更，就是留在县中服役，满五个月后才换班。”《史记·吴王濞列传》注引汉律：“卒更有三种：践更、居更、过更。”居更即卒更。《后汉书·明帝纪》注：“更，是说戍卒轮流替代。”《食货志》：“秦朝采用商鞅的法令，每月征发更卒。汉朝建立，沿袭而未改变。”年二十三“儒”（傅），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这是什么缘故？先孙说：《高帝纪》注，如淳曰：“律法规定，年二十三登记入册，编入畴官。”颜师古说：“傅，是著录的意思。是说登记名籍，供给公家徭役。”这里说“年二十三儒”，“儒”即是“傅”的误字。“儒”的俗体字有

译时写作“□”，（《干禄字书》：“襦”通作“□”，也用“需”作“□”。）与“傅”字形相似。又《汉旧仪》说：“计算民户，年七岁到十四岁，出口钱，每人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用来供养天子，那三钱是武帝增加的口钱，用来补充车马费用。又规定民男女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岁，出赋钱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用来供给车马。”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晖按：《汉旧仪》见于《汉书·高帝纪》、《昭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注，以及现在《四库全书》内的《汉旧仪》。《贡禹传》说：“古时百姓没有赋算，口钱起于武帝征伐四夷，加重百姓赋税，百姓生下孩子三岁，就出口钱，所以百姓极度困苦，以至于生了孩子就杀死，非常悲痛。应当命令百姓七岁换牙才出口钱，年二十才计算赋税。天子下诏讨论，命令百姓生下孩子七岁才出口钱，从此开始。”又说《说文》贝部引汉律曰：“百姓不服徭役，罚款二十三钱。”（“三”讹作“二”，依据段玉裁校改。）段注说：“百姓不服徭役，是指七岁到十四岁。罚款二十三钱，口钱二十，加上武帝所加的三钱。”有“〇”，是什么帝王时期？“腊”有时写作“〇”。《说文》：“腊，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百神。”《风俗通·祀典篇》：“《礼传》说：夏朝叫嘉平，殷朝叫清祀，周朝叫大蜡。汉朝改为腊。腊

腊，就是猎，是说田猎获取野兽来祭祀祖先。有人说：腊，就是接。新旧交替，所以举行大祭来报答功德。根据应劭的说法，腊祭始于汉代。然而有人认为腊就是蜡，《月令》中有“腊先祖五祀”的记载，《左传》中存有“虞不腊矣”的文字。所以《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二年初次举行腊祭，记录秦国开始实行周历亥月的大蜡之礼，这说明腊祭在周代就已经兴起。但有人以《月令》和《左传》不足以作为证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晋代博士张亮的议论说：“蜡是聚合百物而索取享祭。腊是祭祀宗庙。腊穿黑色衣服，蜡穿黄色衣服，蜡和腊不同，总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又《玉烛宝典》说：“腊是祭祀祖先，蜡是报答百神，同一天举行不同的祭祀。”这样看来，把腊等同于蜡，是不对的。门、户、井、灶，为什么要设立？《说文解字》说：“门由两个户组成，是象形字。半个门叫户。”我在《祭意篇》的注中已有说明。社、稷、先农、灵星，为什么要祭祀？《独断》说：“先农，大概是神农的神，神农制作耒耜，教导百姓耕种。”《后汉书·祭祀志》说：“县邑常在乙未日在乙地祭祀先农。”《汉旧仪》说：“春天开始在籍田向东耕作，祭祀先农黄帝。（《续汉志补注》引作‘炎帝’。）用一头牛、一羊、一猪作为祭品，百官都跟随。”（《书抄》卷九十一引。）我在《祭意篇》的注中已有说明。年终驱赶疫鬼，为什么要驱赶？树立桃梗和象人于门户，是什么意思？在门上悬挂芦索，在门阑上画虎，为什么要效仿？“使”是“梗”字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误，又错误地脱落在“立”字之上。应当作“立桃梗”。《后汉书·礼仪志》说：“百官官府，各自设立桃梗。”又注引《山海经》说：“驱除完毕，于是树立桃梗于门户。”《风俗通》说：“桃梗，梗就是更替。”这些都是证据。孙炎将下文连读，把“何放除”三个字作为一句，这是不对的。画虎与逐疫，都是大傩这一件事。如果依照孙炎的读法，就是把“放”解释为“逐”，那就与“何驱”的意思重复了。而且与“何立”、“何祠”、“何驱”，文句格式不统一。《广雅·释诂》说：“放，就是效仿。”

译即应劭所说的“追效前事”的意思。《吕氏春秋·季冬纪》注说：“前一年的最后一天，击鼓驱赶疫疠之鬼，叫做逐除，也叫傩。”《后汉书·礼仪志》说：“腊祭前一天举行大傩，叫做逐疫。”注说：蔡邕《月令章句》说：“日行北方之宿，北方是大阴之地，恐怕被其压抑，所以命令

主管官员举行盛大的傩仪，是为了扶持阳气、抑制阴气。」卢植在《礼记》注中说：「这是为了驱逐衰败之气而迎接新生之气。」《独断》说：「帝颛顼有三个儿子，出生后死去化为鬼，（《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鬼」字前有「疫」字。）其中一个居住在江水，成为瘟鬼，（「瘟鬼」，《汉旧仪》作「虎」。）一个居住在若水，成为魍魉，一个居住在人的宫室角落，善于惊吓小孩。于是任命方相氏，戴着黄金四目的面具，披着熊皮，身穿黑衣红裙，手持戈盾，常在年终十二月率领百官和孩童在宫中举行傩仪，驱赶疫鬼。使用桃木弓和棘枝箭，敲击土鼓，边鼓边射，用红丸和五谷撒播，以消除疾病灾祸。之后树立桃木人偶和苇索，以及儋牙虎、神荼、郁垒来擒拿鬼怪。儋牙虎、神荼、郁垒这二位神祇，海中有度朔山，山上长着桃树，盘曲三千里，低矮的树枝东北方有鬼门，是万鬼出入的地方。神荼和郁垒守在这扇门，主管检阅统领众鬼。那些作恶害人的鬼，就用苇索捆绑喂给老虎吃。所以十二月年终，常在腊日前夜进行驱除。于是绘制荼垒像，悬挂苇索作为门户，以抵御凶邪。」《风俗通义·祀典篇》说：「《皇帝书》记载，上古之时，有荼和郁垒两兄弟，擅长擒拿鬼怪，在度朔山上桃树下，（「桃」字前今多衍「章」字，依据《书抄》卷一五五引文删去。）检阅众鬼。那些无理妄为、给人带来祸害的鬼，荼和郁垒就用苇索捆绑，抓来喂虎。于是官府常在腊除夕，装饰桃木人偶，悬挂苇草，在门上画虎。这都是效仿前代事迹，希望以此抵御凶邪。桃梗，梗意为更替，岁末更新开始，接受吉祥福祉。《春秋左氏传》说：『鲁襄公朝见楚国，恰逢楚康王去世，楚人让襄公观看丧礼，襄公对此感到忧虑。叔孙穆叔说：祓除殡宫后再行赠礼，只是布帛之事。于是派巫师拿着桃枝和苕帚先祓除殡宫。楚人不禁止，随即又后悔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古时太阳在北陆，将冰藏在深山穷谷，藏冰时，用黑牛和秬黍祭祀司寒之神；取冰时，用桃木弓和棘枝箭，以消除灾难。』（《左传·昭公四年》。）苇茭，《传》说：「萑苇丛生。」《吕氏春秋》说：「商汤刚得到伊尹，在宗庙祓除，用萑苇熏蒸。」《周礼》说：『卿大夫的儿子称为门子。』《论语》说：『谁能出门不经过门户。』所以使用苇草，是希望人的子孙繁衍昌盛，不失其种类，如同萑苇一样。」

茭，是阴阳交替兴起的象征。虎是阳性的动物，百兽之长，能够擒拿搏击、挫败锐气，吞噬鬼魅。孙氏说：桃人、芦苇索、画虎这些事，本书《乱龙篇》《订鬼篇》以及《风俗通·祀典篇》，都说它们是源于神荼、郁垒捉拿鬼怪的故事。而《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春秋内事》说：“夏后氏属金行，最初制作芦苇茭，表示阴阳之气交接。殷人属水德，用螺壳形状来填补闭塞之处，使其像螺壳一样。周人属木德，用桃木做梗，表示阴阳之气相互更替。现在人们元旦用芦苇插在门上，螺壳就是现在的门环。桃梗就是现在的桃符。”《艺文类聚》卷二十九引《玄中记》说：“东南有桃都山，山上有一棵大树，名叫桃都。树枝相距三千里，树上有天鸡，太阳

译刚出来，照到这棵树上，天鸡就鸣叫，天下的鸡都跟着鸣叫。现在人们正月初一在门旁立两个桃人，把雄鸡毛放在索中，大概是遗留下来的形象。”这又是另一种说法。在墙壁上绘画厌火丈夫，有什么依据？《吕氏春秋》高诱注说：“见，效法的意思。”意思是效法什么前事。厌火丈夫，未曾听说过。怀疑就是《周礼》中的“赤犮”。《周礼》秋官下属：“赤犮氏掌管清除墙屋，用蜃炭攻击它，用灰洒毒它。”《说文解字》鬼部：“魃，旱鬼。《周礼》有赤魃氏清除墙屋的鬼物。”魃是旱神，所以这里说“厌火丈夫”。因为是清除墙屋的鬼物，所以在清除墙壁时画它。又怀疑“丈夫”可能是“夫人”的错字。《山海经》：“黄帝的女儿女魃，本是天上的仙女。她居住的地方不下雨。”《神异经》：“魃，一名旱母。”《玉篇》引《文字指归》：“女沷，秃头无发，她居住的地方，天不下雨。”步长六尺，冠高六寸，有什么对应？《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属水德，以六为纪数，符节和冠帽都是六寸。六尺为一步。”集解张晏说：“水属北方黑色，终数为六，所以用六寸为符节，六尺为步。”有尉史、令史，没有承（丞）长史，是什么制度？孙氏说：“承”应当是“丞”。《汉旧仪》说：“更令史叫令史，丞史叫丞史，尉史叫尉史。”那么汉代本来就有丞史。这里怀疑有讹误。没有长史，大概是因为小县的县令为长官，他的史官就不叫长史，仍然叫令史。晖按：《百官表》：“边郡有长史，掌管兵马，秩六百石。”《续百官志》：“郡在边戍的，丞担任长史。”孙校将“承”改为“丞”，

是这样的。然而“丞长史”这三个字并没有错误。《汉旧仪》说：“御史大夫上计丞长史。”这是“丞长史”三个字连用的例子。又《古今注》说：“建武六年三月，下令郡太守、诸侯相生病时，由丞、长史代理职务。十四年废除边郡太守的丞，由长史兼任丞的职务。”又《匈奴传》注中颜师古引用汉律说：“靠近边塞的郡设置尉，每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视边塞。”《百官志》引用《汉仪注》说：“令史俸禄百石。”两个郡互相发文书，说‘敢告卒人’，两个县却不这样说，怎么解释？移，是官署文书互相传递。《后汉书·袁绍传》：“发文书通过驿站传送给州郡。”“敢告卒人”，大概与《左传》虞箴中的“敢告仆夫”，扬雄州箴中的“敢告在阶”、“敢告执御”意义相同。不敢直接对上级说话，只是告诉其仆从御者罢了。朱氏说：大概是汉代公文程序如此。王嘉所说的章奏文书必须有“敢告”字样才能下达，是对的。郡向二府陈述事情，说‘敢言之’；朱氏说：这也是汉代公文程序。《王莽传》说：“加封公为宰衡，位至上公。三公陈述事情，称‘敢言之’。”意思是说三公对王莽说话，就像郡守向二府陈述事情一样。司空说‘上’，是什么情况？二府，指丞相和御史大夫。详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三。我没有听说过。赐给百姓爵位八级，依据什么法令？名叫簪褭、上造，是什么意思？《汉书·百官公卿表》：“爵位一级叫公士，二级叫上造，三级叫簪褭，四级叫不更，五级叫大夫，六级叫官大夫，七级叫公大夫，（《史记·秦本纪》集解中，‘官’、‘公’二字颠倒。）八级叫公乘，九级叫五大夫，十级叫左庶长，十一级叫右庶长，十二级叫左更，十三级叫中更，十四级叫右更，十五级叫少上造，十六级叫大上造，十七级叫驷车庶长，十八级叫大庶长，十九级叫关内侯，二十级叫彻侯。这些都是秦代的制度，用来赏

译赐功劳。”《后汉书·明帝纪》：“爵位超过公乘的，可以转移给儿子，或者同父兄弟及其儿子。”注说：“汉代设置赐爵，从公士以上，不能超过公乘，所以超过的可以转移授予。”现在考察：从公士到公乘，正好是八级。赐给百姓爵位八级，是赐爵给百姓不能超过公乘的意思。又《汉书·高帝纪》，五年诏书说：“百姓各自回到自己的县，恢复原来的爵位。其中七大夫以上，都让他们享有食邑。不是七大夫以下的都免除他们的徭役，以及户赋，不再服役。”又说：“

七大夫、公乘以上都是高爵位。诸侯之子从军队归来的人，（“子”字下的“及”字，依据刘校删去。）拥有高爵位的很多。”因此公乘以下，都赐给平民百姓，所以还承担户籍赋税和劳役。公乘以上，则赐给诸侯之子，才是高爵位。颜师古说：“高爵，是指拥有封国邑地的人。”因此这里说赐给百姓的爵位只有八级罢了。方以智说：“汉朝赐给百姓爵位，怀疑如果百姓都赐爵，那就没有了平民。汉朝诏书说：‘赐给高龄老人丝帛。’又因为宋朝赐给百姓爵位，必定是针对高龄老人，那么汉朝诏书中所称的‘民’，大概是指乡老或里长。就像现在的耆民寿官一样。至于公乘以下，看高祖诏令说‘各级官吏要好好对待高爵位者’，那么公士等人还属于平民。也就是汉朝诏书中所说的‘长久站在官吏面前，官吏却不为他们决断’。只是用来赎罪罢了。”《百官表》颜师古注：“用丝带系马叫褭。簪褭，是说装饰这种马。上造，造，是成的意思，是说有成就禀告给皇上。”《百官志》注：“造，是成的意思。古时候成材的士人，升任司徒，叫造士。簪褭，是驾驭四匹马的人，要褭是古时的名马。驾驭四匹马的人，其形状像簪，所以叫簪褭。”官吏上报功劳叫伐阅，《史记·功臣侯表》：“古时候臣下的功劳有五个等级，明确其等级叫伐，积累时日叫阅。”《说文新序》：“阀阅，是自述功劳。”伐、阀二字通用。名籍墨将，指什么？《汉官解诂》（《初学记》卷十二、《类聚》卷四十九，《御览》卷二百三十）：“凡是居住在宫中的人，都在掖门登记名册，查验其姓名，应当进入的人，由本官长官为他封启传信，审验其印信，然后才接收。有名册的人都有符信，用长二寸的木片，以所属官署的两个字作为铁印分符，应当出入的人，查验名册完毕后，再识别齿符，识别其物色，才引进去。”“墨将”未曾听闻。周振鹤按：唐兰说：“将应当是状，如同行状。现在查《汉书·高祖纪》，诏书说‘到相国府，登记品行、义行、年龄’。苏林注说：‘品行、年龄。’可知汉朝考核官吏有行状的制度。”七十岁赐给王杖，始于何时？先孙说：“王”，何允中本作“玉”，不对。元本、程本都作“王”。《周礼·伊耆氏》：“供给王杖。”郑司农注说：“是说年七十应当凭王命接受手杖的人，现在也称之为王杖。”《续汉书·礼仪志》说：“仲秋之月，县道都按户统计百姓，年满七十的，授予

用玉杖。玉杖长九尺，（晖按：“九”字今本《后汉书》脱漏。孙氏大概是依据《艺文类聚》卷一百、《书钞》卷八十三所引。）顶端用鸠鸟作为装饰。」「玉」也是「王」字的讹误。（晖按：《类聚》、《书钞》所引错误相同。）在杖的末端装饰鸠鸟，不装饰雀鸟，为什么用杖？「爵」通假为「雀」。如果认为鸠鸟是善鸟，不赐鸠鸟而赐鸠杖，（而不赐雀鸟）怎么说得通？「而不赐雀鸟」三个字是受上文影响而衍生的。《续汉书·礼仪志》说：「鸠鸟，是不噎食的鸟，希望老人不噎食，这是为了爱护百姓。」（末句

译现在佚失，依据《类聚》卷一百所引补入。）《风俗通》说：「俗传高祖与项羽作战，在京索战败，逃入草木丛中，项羽追击他。当时鸠鸟正在他头顶鸣叫，追击的人以为有鸟没有人，于是高祖得以逃脱。等到高祖即位，认为此鸟奇异，所以制作鸠杖，赐给老人。按：少皞氏设五鸠之官，鸠鸟是聚集百姓的意思。《周礼》中罗氏进献鸠鸟用来养老，汉代没有罗氏，所以制作鸠杖来扶持老人。」惠士奇《礼说》：「鹰化为鸠，是不仁的鸟，感应春天的生气，变化而变得仁厚，所以罗氏进献鸠鸟来供养国老，因此把鸠鸟的形状刻在杖上，用来扶持老人，助长生气。」日分为六十刻，这是夏至日的时候。《尚书·尧典》正义引马融说：「古代制度刻漏，昼夜一百刻，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昼夜平分各五十刻。」《月令》疏引郑玄注：「日长五十五刻，日短四十五刻。」高诱注《吕氏春秋》「日长至」说：「昼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日短至与郑玄的说法相同。江声说：「郑玄注《考灵耀》说：『九日增加一刻。』计算从春分到夏至，九十二天，应当增加十刻。春分昼漏五十刻，那么夏至的昼漏就是六十刻了。郑玄注这里说：『日长的漏五十五刻。』是不对的。」《续汉书·律历志》：「冬至昼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夏至昼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梁漏刻经》：（《初学记》卷二十五。）「冬至昼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后，日长，九日加一刻，直到夏至，昼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后，日短，九日减一刻。或许是秦代遗留的法度，汉代施用。」此说与《续汉志》相同。大概是东汉时的历法。王充说「日分六十」，与马融相同，是举出古代制度罢了。漏尽自（百）

先孙说：“自”应当是“百”字的讹误。《周礼·挈壶氏》郑玄注说：“漏壶的箭，昼夜共有百刻。”《说文解字》说：“漏壶用铜器盛水，（《书抄》卷一三〇引作“用竹管盛水”。）刻划节度，昼夜百刻。”段玉裁说：“昼夜百刻，每刻分为六小刻，每六小刻又分为十分，所以昼夜共六千分，每大刻六十分。将其分散于十二时辰，每一时辰八大刻、二小刻，共得五百分。这是古法。”鼓声报时致五，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说：“魏汉以来，称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有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也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都以五为节度。之所以这样，假设正月建寅，斗柄傍晚指向寅位，拂晓则指向午位。从寅到午，共经历五个时辰。冬夏月份，虽然长短参差不齐，但时辰间隔辽阔，多不超过六，少不低于四，所以进退长短都在五的范围内。”为什么？官吏穿黑衣，宫阙红墀，为何谨慎？“单”应当是“墀”字。“墀”坏为“犀”，再讹为“单”。《说文解字》：“墀，涂饰的地面。《礼记》：‘天子赤墀。’”蔡质《汉官典职》说：（《御览》卷一八五。）“用丹漆涂地，所以叫丹墀。”应劭《汉官仪》说：（《初学记》卷十一。）“明光殿省中，都用胡粉涂壁，丹朱漆地。”汉代只有宫阙用丹墀，所以未央宫青琐丹墀，后宫则是玄墀而彤庭。刘向《新序》说：“诸侯的墙垣有黑白涂饰的纹样，没有丹青的色彩。”《汉官典职》说：“曲阳侯王根，僭越制作赤墀青琐。司隶、京兆上奏，王根背着斧钺谢罪。”（《御览》卷一八五。也见于《汉书·元后传》。）这些都是证据。惠士奇《礼说》，读“单”作“襌”，说“汉代的

译卫卒都穿绛襌的衣服”。用“卫卒”解释“宫阙”，或许不对。“宫阙赤墀”，与《韩非子·十过篇》所说的“殷人四壁垩墀”句相同。汉代因赤伏符，所以宫阙赤墀。殷人崇尚白色，所以垩墀。“吏衣黑衣”，是说秦代崇尚黑色。这都是终始五德说的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是水德的开始，衣服崇尚黑色。”服革（鞶）于腰，“服革于腰”，在古代没有说法。“革”应当是“鞶”的讹误。大概“般”讹为“

“服”字，《广雅》卷一：“服，行也。”卷二：“服，任也。”卷五：“慑，服也。”“服”字都误写成了“般”。“服”字写作“□”，与“般”字形相近，所以产生讹误。这里正是纠正这种讹误的例子。校勘者认为这是衍文，胡乱删去了。《易经·讼卦》上九爻辞：“或锡之鞶带。”《礼记·内则》：“男鞶革，女鞶丝。”郑玄注：“鞶，是小囊，放在帨巾中间的。男用皮革，女用丝织品，有装饰的边缘。”（《诗经》毛传，《左传》服虔、贾逵、杜预的说法，许慎《说文解字》，都认为鞶是大带，并非如此。）《宋书·礼志》：“汉代佩戴鞶囊的人，侧挂在腰间，有的称之为傍囊。”可见汉代习俗仍有佩戴鞶囊的。《晋书·舆服志》：“革带，是古代的鞶带。”《隋书·礼仪志》：阮谌认为如果有章印，就佩戴在革带上。”可见革带的名称兴起于魏晋之后。〔着絇于履，何备？〕这六个字错误地被夺落在下文，现在予以纠正。理由见下文。“絇”字旧本作“钩”。先孙说：“钩”应当是“絇”。《仪礼·士冠礼》郑玄注说：“絇的意思是拘束，用来作为行走时的警戒，形状像刀衣的鼻环，在鞋头上。”晖按：“絇”也写作“句”。《汉书·王莽传》写作“句履”。孟康注：“现在斋戒祭祀时鞋履头上的装饰。伸出鞋头二寸。”颜师古说：“它的形状分叉，句音巨俱反。”宋祁说：韦昭说：“句，是鞋头的装饰，形状像刀鼻，音劬，礼书中写作絇，也是对的。”“何备”，旧本误夺在“着”字上面，现在予以纠正。“何”字下面又衍生了“人”字，根据上下文“何慎”、“何象”、“何王”的文例予以删除。佩刀在右边，舞（带）剑在左边，（何人备，）盼遂案：“人”字是衍文，应当根据上下文例删除。着钩于履冠在于首，何象？“着絇于履”，在意义上没有象征，是这句话失去了顺序。原文应当是：“服鞶于腰，着絇于履，何备？佩刀于右，带剑于左，冠在于首，何象？”郑玄说：“絇的意思是拘束，用来作为行走时的警戒。”《白虎通·衣裳篇》说：“男子之所以有鞶带，是表示有金革之事。”佩戴鞶囊，穿着带絇的鞋，所以用“何备”来诘问。备，就是警戒。（《方言》、《广雅》、《曾子问》郑玄注，都说道：“戒，就是备。”）《春秋繁露·服制像篇》说：“剑在左边，是苍龙的象征；刀在右边，是白虎的象征；韨在前面，是朱

雀的意象；冠戴在头上，是玄武的意象，这四样是人的盛装装饰。」所以在佩刀、带剑、戴冠时，用「这是什么意象」来诘问。今本中「何人备，着钩于履」七个字错误地混入此处，于是使得文意不通了。先孙说：「舞」应当是「带」。隶书「带」字有时写作「□」，又变作「□」。（《礼记·杂记》：「率□。」《释文》说：「本又作带。」汉代孟郁修尧庙碑、张寿碑，「带」都写作□。）与「舞」字形相近而致误。官吏居住在城郭之中，出门乘坐车马，坐着处理文书，兴建城郭，是哪位王？《风俗通》说：（《意

译林》引用，今已散佚。）「《世本》：『鲧建造城郭。』城，是盛的意思。郭，是大意思。」《吕氏春秋·君守篇》：「夏代的鲧建造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来保卫君主，造郭来守护百姓。」《博物志》说：「处士东里隗，责备禹扰乱天下，禹退守三座城，强者进攻，弱者防守，势均力敌者交战，城郭大概是禹开始建造的。」《汉书·郊祀志》说黄帝时建有五座城十二座楼，《食货志》记载晁错引用神农的教导，有十仞高的石城。禹、鲧建造城郭，已经不足以考证，更向上追溯至神农、黄帝，应当是方士的臆测之说。制造车舆，是哪位工匠？产马，是在何地？《左传·昭公四年》：「冀州的北土，是马生长的地方。」制作书籍，是哪位人？」（王）「王」字是受上文影响而衍生的。建造城郭，以及马生长的地方，难以知晓，因为年代久远。制造车舆、制作书籍，容易知晓，必定会回答说：「仓颉制作书籍，奚仲制造车舆。」「作书」的注释见《奇怪篇》。《左传·定公元年》：「奚仲居住在薛地，担任夏朝的车正。」杜预注：「担任夏朝掌管车服的大夫。」《吕氏春秋·君守篇》高诱注：「奚仲，是黄帝的后裔，任姓。」关于车的最初制造者有两种说法：《说文》：「车，是夏后时奚仲所造。」《尸子》说：「制造车的人，是奚仲。」《管子》说：「奚仲制造车器，方圆曲直，都符合规矩。」《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君守篇》都说：「奚仲制作车。」这是主张奚仲说的人，王充（仲任）跟随这种说法。《宋书·礼志》：「《世本》说：『奚仲开始制造车。』按：庖牺画八卦而造大舆，服马乘马，以利天下。奚仲乃是夏朝的车正，怎么能说是开始制造呢？《世本》的话不对。」《续汉书·舆服志》的说法相同。《荀子》杨倞注：「奚仲，是夏禹时的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所以称为轩

辕。这里说奚仲，也只是改制罢了。《山海经·内经》说：“奚仲生了吉光，吉光开始用木头制作车子。”这是不主张奚仲造车说的依据。《古史考》说：“黄帝制作了车子，到了少皞时略微加上牛来拉，禹的时候奚仲用马来驾车。”朱骏声说：“车子，少皞时由牛来拉，奚仲开始用马来拉，世人因此认为车子是奚仲制造的。”这是调和两种说法的观点。这些都是主观臆测，事情涉及久远荒渺，应当保留下来而不加论断。有人问：“仓颉受到什么感应而创造文字？奚仲受到什么启发而制造车子？”《感类篇》说：“看到鸟的足迹而知道创造文字，看到飞蓬草滚动而知道制造车子，奚仲受到飞蓬的启发，而仓颉受到鸟迹的启发。”《淮南子·说山训》说：“看到飞蓬草滚动而知道制造车子，看到鸟的足迹而知道著书立说，这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取法的。”但是《孝经援神契》说：“奎星主管文章，仓颉效法洛水神龟的纹路，用朱墨书写，留下文字画画的萌芽。”宋均注解说：“仓颉观察神龟而创造文字。这并不是因为受到鸟迹的启发。”《后汉书·舆服志》说：“古代圣人看到转蓬草滚动才知道制造车轮，车轮滚动可以承载重物，因为观察事物而有所发现，又制作了车厢。从此以后，世人不断加以装饰，到了奚仲时建立了旌旗。”那么受到飞蓬启发的人，并不是奚仲。这也就不知道了。这是文吏应当知道的，然而却不知道，这也是不广泛阅读的缘故。

译儒生不阅览古今典籍，所知道的不过是恪守信奉经文，熟习章句，解释剖析互相交错，明显乖谬差异。文吏不懂官吏之道，所能做的不过是审理案件考核事务，下发文书给属县，面对乡吏应对敏捷，衡量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完备具备，都浅薄粗略不够深入，偏颇驳杂不纯粹，都有缺失遗漏，凭什么互相谈论？

论衡校释卷第十三

效力篇《广雅》说：“效，就是考核。”

《程材》、《量知》两篇，只谈论知识学问，没有谈论才能力量。

人有知识学问，就有力量了。文吏以处理事务为力量，而儒生以学问为力量。

有人问杨子云说：“力量能举起大鼎、举起华旗，知识德行也有这样的吗？”回答说：“有一百人的力量。”见《法言·孝至》篇。李轨注说：“这力量一百人就能抵挡它。”那知识德行有一百人力量的人，与那举起大鼎、举起华旗的人相比，力量相当。《说文》说：“料，就是衡量。”意思是两者力量相当。壮士力量多的，能举鼎举旗；儒生力量多的，能博通达理。所以博通达理，是儒生的力量；举重拔坚，是壮士的力量。《梓材》说：“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梓材》，是《尚书》篇名。这是今文经。古文经说：“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王启监，厥乱为民。”惠栋《九经古义》说：“《梓材》：‘戕败人宥。王启监，厥乱为民。’今文《尚书》说：‘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古‘宥’字有时作‘有’。（古‘有’字都作‘又’。《王制》说：‘王三又，然后制刑。’郑注说：‘又当作宥。’《管子》书又用‘侑’代替‘宥’。）‘开’本是‘启’字，避汉帝讳，所以作‘开’。用‘乱’代替‘率’，用‘为’代替‘化’，（古‘货’字作‘□’，‘讹’字作‘讹’，有的从‘化’，有的从‘为’，字本来相通。）古今文的差异就是这样。”段玉裁说：“‘强’、‘戕’音同，‘有’、‘宥’音同，‘启’、‘开’音同，‘为’、‘化’音同。‘率’古读‘律’，与‘乱’双声，而且古文‘乱’字作‘□’与‘率’相似。而‘败’字则古有今无。‘贤’与‘监’则字形略相似。”孙星衍说：“用‘强’代替‘戕’，‘宥’代替‘有’，是因为《说文》说：‘能，兽坚中。所以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可知强人是强壮人，指贤杰。《中庸》：‘子路问强。’又说：‘发强刚毅，足以有执。’这是强为美德。‘开’者，韦昭注《晋语》说：‘通。’‘率’义同‘帅’。王开贤，厥率化民者，是说强能者有为王所通达之贤，在其督帅化民之事。《汉旧仪》，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都说：‘往悉乃心，和裕开贤。’用此经文。”皮锡瑞说：“郑注《尚书大传》说：‘天于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增其病，将以开贤代之也。’也用今文‘开贤’字。”江声、王鸣盛讥为谬妄，赵坦疑为佚文，都错了。这是说贤人也在礼义上壮强，所以能开贤，其率领教化百姓。教化百姓需要礼义，礼义需要文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孔子语。集解马说：“文者，古之遗文也。”皇疏说：“即五经六籍。”释文郑说：“文，道艺也。”按此义，是文指文章，与郑、马义近。《论语述何》、《四书剩言》都谓文为文字，怀疑不对。能学文，是有力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