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十三

译有人问：“只通晓一部经书的儒生，可以称得上是有能力的人吗？”回答说：“不是有能力的人。”陈留人庞少都每次向官吏推荐诸生时，常说：“王甲这个人，才能抵得上百人。”太守不认为他有这样的才能，不予理睬。庞少都又说：“我刚才说的还少了。王甲这个人，才能抵得上百万人。”太守生气地说：“亲信官吏胡说八道！”庞少都说：“文吏不通晓一部经书或一篇文章，也不听从老师的一句话；而诸生能解说百万章句，难道不是才智抵得上百万人吗？”太守无言以对。庞少都的话，虽然是实情，但还不够准确。为什么呢？诸生能够传授百万字句，却不能博览古今，恪守师法，虽然辞藻说教很多，终究不能算是博学。殷、周以前的事情，六经中多有记载，这是儒生所能说出的。秦、汉时期的事情，儒生没有见过，能力薄弱不能博览。谢短篇说：“儒生的学业，在于五经，在五经中穷究完备，就可以了。五经之后的秦、汉之事，不能知晓，这是短处。”这与上面的意思相同。况且下文只说：“周、秦以来，儒生不知晓。”那么这里就不应该说殷、周以前儒生不能说，这是明显的。周朝借鉴夏、殷两代，借鉴，是观察的意思。夏、殷，指夏、商两代。汉朝借鉴周、秦，周、秦以来，儒生不知晓，汉朝想要观察阅览，儒生没有能力。如果让儒生广泛观察阅览，那就成为文儒了。文儒，能力多于儒生。按照庞少都的说法，文儒的才能抵得上千万人了。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把实现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也很重大吗？到死才停止，不也很遥远吗？”见《论语·泰伯》篇。由此说来，儒者所怀抱的，唯独责任重大；志向想要达到的，唯独道路遥远；身上承载着重任，直到死为止，不疲倦不衰退，能力唯独很多。曾子承载的是仁德，而儒生承载的是学问，所承载的不同，但轻重相当。一石的重量，一个人能提起，十石以上，两个人也不能举起。世上大多能承担一石重任的人，很少有能举起十石重量的力量。儒生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十石的重量。土地肥力旺盛的，草木茂盛，一亩的收成，相当于中等田地五亩的份额。人们知道产粮多是因为土地肥力旺盛，却不知道产文多是因为才智茂盛，这是失去了事理的真实。

文儒的能力，超过儒生，何况文吏呢？能够举荐贤才、推荐士人，世人称他们为多力。然而能举荐贤才、推荐士人，上书陈述，是口述记录。能上书口述记录的，是文儒。文儒不一定是诸生，贤达之人使用文儒就是正确的。谷子云、唐子高章奏上百次，笔力有余，极力直言不讳，文章不枯竭。不是有才智的人不能做到。孔子，是周代多力的人，作《春秋》，删定五经，秘书中的微言大义，没有不确定的。山大的云多，泰山不到一个早晨就遍雨天下。那么贤者有云雨般的才智，所以他们的文章上万篇以上，可以称得上是多力了。

译世人所称道的有力气的人，常常褒扬乌获。乌获的力气，在《孟子·告子下》、《荀子·富国》、《韩非子·观行》、《战国策·秦策三》范睢游说昭王、《战国策·燕策一》苏代游说燕昭王、司马相如的《谏猎书》中都被称道。《孟子》赵岐注说：“乌获，古代有力气的人。”梁玉绳在《汉书人表考》中说：“《文子·自然篇》中，老子说：‘使用众人的力气，乌获也不足以依赖。’可见古代有乌获这个人，后人仰慕他，便用他的名字作为称号。”按：《史记·秦本纪》称乌获为秦武王的力士，《淮南子·主术训》注沿袭此说。这大概是不真实的。那么，董仲舒、杨子云，就是文章方面的乌获。秦武王与孟说举鼎，力气不够，力气不够，就是力量承受不住。结果筋脉断裂而死。《史记·秦本纪》记载：“武王与孟说举鼎，孟说筋脉断裂。八月，武王去世。诛灭孟说全族。”才学浅薄的人，与董仲舒等人比较胸中的思虑，“等涌”，元本作“较其”，朱校同。怀疑“涌”字应当是“较其”二字。必将承受不住，有筋脉断裂的变故。王莽时期，删减五经的章句，都定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御览》二三六、又三七六、又五四八引“路”并作“略”。夜间审定旧有的解说，死在烛下，精力思虑承受不住，筋脉断裂气息灭绝。《初学记》十四、《御览》三七五、又五八四引“绝脉”并作“脉绝”。颜回，已经曾在路上追赶孔子了，疲惫劳累到了极点，头发变白牙齿脱落。《书虚篇》说：“颜渊头发变白牙齿脱落，是因为用心于学问，勤奋努力不停息，气力耗尽，所以至于死亡。”凭着那接近圣人的资质，《易·系辞传》说：“颜回这个人，大概接近圣人了。”《论语后录》说：“庶几，是说希望接近于知晓事物的微妙。知晓微妙的人只有圣人，颜回是亚圣，只是接近而已。”尚且有仆倒的祸患，孔子力气优越，颜回承受不住。《御览》八九七引《新论》说：“颜渊之所以短命，是因为仰慕孔子而损伤了寿命。如果劣马与良马互相追逐，到傍晚一同并列，良马鸣叫进食如常，劣马垂头，不再进食。这与颜渊和孔子的优劣有什么不同呢？”才力不相等，那么他们的智慧思虑也不相及。吴说：“知思”没有意义。“思”应当是“惠”。“知惠”即“智能”。《量知篇》说：“御史的智慧，是有司的智能。”这就是证据。勉强自己十倍百倍地努力，膈中呕血，失魂狂乱，于是至于气息断绝。书写五行之牍，书写十奏之记，盼遂案：此句当是“奏十言之记”，后“言”讹为“书”，而又误与“奏”倒，遂不通矣。才力低劣的人，笔墨的力气尤其难，何况是连缀句子结成篇章，篇章达到十百篇呢！力气唯独多了！

江河的水，奔涌滑溜，铺满地面长远流淌，没有枯竭的流水，是因为本源盛大。知道江河的流水长远，地下的水源盛大，却不知道万卷书的人胸中的才学茂盛，旧校曰：一有“无”字。这是迷惑的人。所以看见骏马的脚，不与众马的蹄子不同，在平坦的土地上驰骋，千里的踪迹，片刻可见。马的脚和人的手，是同样的实体，称颂骏马的脚，不推荐文人的手，是不懂得类推。能够论述筋力来见比类的人，就能选取有文力的人立于朝廷。各本作“庭”，今从王本、崇文本。

所以有文力的人，因为有力气的将相，才能以力气建立功业。此言文儒因有力之将相荐举乃能为功。作“助”，失其义也。“助”，元本作“因”，当从之。宋本、朱校元本并作“固”。盖“因”之误。有力气没有辅助，以力气为祸患。用什么来验证呢？巨大的物体，强力的人才能举起。沉重的车子，鲁语注：“任，负荷也。”强力的牛才能拉它。这是说车子在上坡，强牛在前面拉，力人在后面推，才能上升越过。如果牛瘦人疲，车子后退，掉进坑谷，有颠覆的失败了。文儒怀抱着先王的道，包含百家的言论，他们难以推引，不仅仅是车子的沉重。推荐他们的人，疲弱无力，于是退避逃窜到岩穴中了。

黄河发源于昆仑，长江起源于岷山，水力盛大众多，滂沛的流水，“之”，钱、黄、王、崇文本作“不”，误。向下浸润越来越盛大，如果没有宽阔的河岸低洼的土地，就不能流通流入东海。如果河岸狭窄地势高仰，沟渠决口泛滥，说文：“泆，水所荡泆也。”散落在丘墟中了。文儒的智慧，类似于这种情况。文章滂沛，不遇到有力气的将相援引荐举，也将被遗弃在衡门之下，怎么能升迁到圣主的朝廷，论述政事的要务呢？火的光亮，不举起来就不明亮。有人在这里，他的智慧像京城，意林引“京”作“源”，疑是。韩诗外传五云：“智如泉源。”御览四三二引作“倾”。他的德行像山，力气重不能自举，称，举也。需要人才能举起，而没有辅助，抱着他盛大高强的力气，逃窜到闾巷的深处，宋、元本“深”作“滞”，朱校同。什么时候才能通达？奡、育，古代多力的人，奡、育注语增篇。身体能负荷千钧，手能折断角拉开钩，让他们自己举起，不能离开地面。智能充满胸中的人，应当在王阙，需要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盼遂案：民国辛未冬，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贝格曼于蒙古额济纳河西岸发现汉代木简，中间附有一笔，笔管及毫通长公尺二寸三分二厘。马叔平先生校定刘歆铜斛尺，每尺当今公尺二寸三分一厘。汉笔约得汉尺一尺之度。则论衡一尺之说，信有征矣。至若杨子云把三寸弱翰，本以取便怀挟，非常制也。然后自己行动，御览四三二、又六０五引“动”并作“通”。不能自己前进，前进之后又不能自己安定，需要人能行动，待人能安定。两“能”字并读作“而”。道义重要智慧广大，地位难以适应。

译小石头依附在山体上，山的力量能够支撑它；处在沙丘之间，小石头轻微，也能自我安顿。至于大石头，沙土覆盖不住，山体支撑不了，处在危险陡峭的地方，就一定会崩塌坠落到坑谷之中。大智慧的沉重，遭遇小才能的将领，没有左右沙土的辅助，即使处在显赫的地位，也将无法支撑，就会有像大石头崩塌坠落的灾难。有时在山中砍柴，轻小的木头，能够捆扎起来。“能”读作“而”。《类聚》卷八十引作“而”。至于十围以上的大木头，拉它不能移动，推它不能挪动，就把它留在山林中，收取捆扎好的小木头回家。由此推论，知道才能宏大的人，就像十围以上的大木头一样，人力无法举荐，就像砍柴的人无法推拉大木头一样。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停留的地方，并不是圣人的才能不显明，而是道义宏大难以施行，人们不能任用他。所以孔子，是山中巨大树木一类的人。旧本段落。

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是管仲的力量。见《论语·宪问》篇。管仲有力量，桓公能够举荐他，可以说是强壮有力了。吴国不能任用伍子胥，楚国不能任用屈原，都注释在《命义》篇。这两位贤臣力量沉重，两位君主不能举荐他们。举起重物不胜任，丢在地上离开，是可以的。当时有时愤怒，宋本“或”作“惑”，朱校同。用斧头砍劈破坏，这就是伍子胥、屈原所遭受的祸害。深渊中的鱼，互相吞食，估计嘴巴所能容纳的，然后咽下去，嘴巴不能接受，哽咽不能咽下。所以商鞅三次游说秦孝公，后面的说法被采用，前面两次难以采用，后面一次容易施行。注释在《逢遇》篇。观察管仲的明法，考察商鞅的耕战，耕战，是篇名。注释在《超奇》篇。本来就不是软弱低劣的君主所能任用的。

六国时期，贤能的臣子，进入楚国楚国就受重视，离开齐国齐国就轻视，在赵国赵国就完备，背离魏国魏国就受伤。韩国任用申不害，施行他的三符，三符，是《申子》篇名。《淮南子·俶真训》注：“申不害，韩昭侯的相，著三符之命，而崇尚刻削。”又《泰族训》说：“申子的三符。”注：“申不害治理韩国，有三符验之术。”《汉书·艺文志》法家：“申子六篇。”他的书南宋已经亡佚，现在只有三符、大体、君臣三篇存目。军队不侵犯边境，大概十五年。不能任用他，又不考察他的书，军队挫败，国家被秦国兼并。“之”，宋本作“韩”，朱校元本同。无“用”字。“察”上有“能”字。按：此文疑误。《史记·韩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韩。二十二年，申不害死。”计算十五年。《汉书·艺文志》班固注也说：“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是十五年后，申子已死，不当言“不能用之”也。盖“不能用”句上，尚有脱文，非指申子言也。（《韩非子·定法》篇云：“申不害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十七”误作“七十”，今依顾校。与《史记》、《论衡》并不合，不足据。）殷、周之世，乱迹相属，亡祸比肩，岂其心不欲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纳至言也。是故（

译碓）重，一人之迹不能蹈也；“”当作“碓”。“碓”、“堆”字通。“”、“堆”古今字。（《说文》：“□，小阜也。”徐铉曰：“今俗作‘堆’。”河东风陵堆，戴延之谓之“风”。）《说文》：“碓，所以舂也。”段注：“不用手而用足谓之碓。”桓谭《新论》：“宓牺制杵臼，后世加巧，借身践碓。”（《御览》八二九，又七六二。）此云：“一人之迹不能蹈”，其义正合。《说文》：“蹈，践也。”▯（硙）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同“磕”，石声也。义不可通。“▯”为“硙”形误。（《率性》篇“闿导牖进”，今“闿”讹作“阖”。此“硙”讹作“▯”，正其比。）《说文》：“硙，▯也。”“碓”、“硙”义相类，故并举为文。盼遂案：“重”与“大”二字宜互易。贤臣有劲强之优，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鱼相与游也。干将之刃，人不推顿，众瓠不能伤；筱之箭，机不（能）动发，鲁缟不能穿。元本“推”上有“能”字，朱校同。孙曰：据上下文例校之，当有“能”字。晖按：“推”上不当有“能”字。此文以人不推顿喻君不用贤，义无取于“能”也。《荀子·性恶》篇：“繁弱鉅泰，古之良弓，不得排□，则不能自正；干将莫邪，古之良剑，不加砥砺，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韩诗外传》三：“剑虽利，不厉不断。”其立意并与此同。“动”上“能”字，乃为衍文，不得据为句例而过信元本也。《御览》九七九引作“干将之刃未磨，瓜瓠不能伤”。《类要》三四士未遇类引作“干将之刃未磨，故瓜瓠不能伤，篦簬之机不发，鲁缟不能穿”。“未磨”、“不发”，正与“人不推顿”、“机不动发”义相合。又“刃”字，张刻《御览》引作“剑”。“剑”、“箭”对文，疑是。又“众瓠”当从《御览》、《类要》引作“瓜瓠”。（下文“众瓠”字，并当作“瓜瓠”。）众，蒋草也，生水上相连，与“瓠”不类。《淮南子·主术》：“人莫□玉石而□瓜瓠。”亦取瓜瓠为物易破。干将，吴剑名。“顿”读作“钝”。筱，竹箭。“”、“簬”字同。《汉书·韩安国传》注：“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尔雅》曰：“缯之细者曰缟。”盼遂案：“动”上“能”字衍文。上句“干将之刃，人不推顿，众瓠不能伤”，无“能”字。知此亦无“能”字。元本于上句亦误沾“能”字。孙人和乃以元本为是，失之。仲任意谓干将之刃，若不加推顿，则虽众瓠之弱不能伤也。筱之箭机，若不加动发，则虽鲁缟之轻细，亦不能穿也。非无干将、筱之才也，无推顿发动之主，众瓠、鲁缟不穿伤，焉望斩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强弩。《说文》：“弩，弓有臂者。”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绝骨折，不能举也。故力不任强引，则有变恶折脊之祸；知不能用贤，宋本作“贪贤”，朱校同。则有伤德毁名之败。论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达。自达者带绝不抗，“带”疑是“滞”误。自衒者贾贱不雠。

译考察那些供人使用的器物，必须被人使用，其功效才能确立。凿子之所以能钻入木头，盼遂按：“入”字上面，依据下文的体例，应该是脱漏了一个“能”字。是因为用槌子敲击它；槌和叩都是击打的意思。锸子之所以能翻掘土地，锸，就是现在的铧锹。是因为用脚踩踏它。各种有锋刃的器具，之所以能切断、斩杀、切割、削刮，是因为手能握持它们，力量能推动牵引它们。韩信离开楚国投奔汉朝，项羽不能安抚他，高祖却能驾驭他。能够发挥他的长处，能够安定他的地位，那么就能估量他的能力，能辨别他的功劳了。樊哙、郦商有攻城野战的功劳，樊哙、郦商的事迹见《史记》本传。高祖施行封赏，首先轮到萧何，那么就把萧何比作猎人，把樊哙、郦商比作猎犬。见《萧相国世家》。萧何安坐不动，樊哙、郦商奔走作战，封赏没有先给奔走作战的人却先给了安坐不动的人，这是因为萧何以智慧作为力量，而樊哙、郦商以体力作为功劳。萧何之所以能驱使樊哙、郦商，是因为他进入秦朝后收集了文书档案。众将领捡拾金银，只有萧何收集文书，坐着就了解了秦朝的地理形势，见《萧相国世家》。因此能够谋划利害。众将领奔走作战，是萧何驱使他们。所以叔孙通制定礼仪，叔孙通制作仪品，注谢短篇。高祖因此显得尊贵；汉七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都来朝见，施行礼仪，直到朝会结束置酒，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人。见《叔孙通传》。萧何制定法律，注谢短篇。汉朝因此得以安宁。考察礼仪、法律的功效，重于野战；斩首的力量，不及尊崇君主。所以开垦荒地种植谷物，是农夫的力量；勇猛攻战，是士卒的力量；搭建框架砍削加工，是工匠的力量；整理文书确定簿籍，是佐史的力量；论述道理议论政事，是贤儒的力量。人生来没有不有力量的，但所运用的力量，有的尊贵有的卑贱。孔子能举起北门的门栓，却不以力气自显，「能举北门之关」，宋本作「力纠国门之关」。《吕氏春秋·慎大览》：“孔子的力气，能举起国门的门栓，却不肯以力气闻名。”《淮南子·道应训》：“孔子力气能扚（今从「木」，依王念孙校。）国门的门栓。”《列子·说符篇》：“孔子的力气，能招国门的门栓。”（「招」，今误作「拓」，依《文选》吴都赋注引正。）都作「国门」。怀疑宋本是对的。《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力气招城关，然而勇力不闻。”《颜氏家训·诫兵篇》：“孔子力气翘门关，不以力闻。”这里说「北门关」，未详。毕沅说：“这大概是孔子父亲的事迹。《左传》襄公十年传：‘偪阳人开门，诸侯的士人守门。门轴发出，陬人纥抉之，以出门者。’不是孔子。”盼遂按：「章」与「彰」通，今作「彰」。知道筋骨的力量，不如仁义的力量光荣。「力」，朱校元本作「为」。

别通篇

富人的住宅，用一丈见方的地方作为内室，内室中所有的，柜匣里堆满的，「柙匮」，元本作「匮柙」，朱校作「柜柙」。「柙」与「匣」同。吴说：「羸」应当是「赢」，字形相近而误。晖按：宋本正作「赢」。是丝织品和棉絮。「绵」，宋本、朱校元本同。程、王、崇文本都作「帛」。盼遂按：「绵」是「帛」的误字。又按：宋本「赢」不误「羸」。程本「帛」不误「绵」。穷人的住宅，也用一丈见方作为内室，内室中空虚，只有四面墙壁矗立，所以名叫贫穷。通达的人好比富人，不通达的人好比穷人。都用七尺之躯作为形体，通达的人胸中怀有百家的言论，不通达的人空腹没有一篇的诵读，穷人的内室，只有四面墙壁矗立。「贫」上疑有「犹」字。盼遂按：依据上两句的文例，这里上面应该有「富人之内，赢缣布丝帛」九字才合适。又按：「所」字疑为衍文。概略比较贫富不相等，那么通达与不通达也不相及了。孙说：「慕」与「料」意义不相属，不应当连用。《超奇篇》说：「退与儒生相料。」又说：「如与俗人相料。」这个「料」字与那里的意义相同。「慕」字疑是受下文「慕富」、「可慕」等「慕」字影响而衍生的。盼遂按：「慕料」二字是古成语，犹言概要，也是粗略的意思，或作「孟浪」。《庄子·齐物论》：「夫子以为孟浪之言。」释文引李说：「孟浪犹较略也，亦作莫络。」《文选》吴都赋刘注：「孟浪犹莫络也，不委细之貌。」慕与孟、莫，料与浪、络，都是一声之转。孙氏举正认为慕字是衍文，大错特错。世人羡慕富有而不荣耀通达，羞耻贫穷而不轻视不贤，不推究事理来类比这种情况。

富人值得羡慕的，是因为货物钱财多就丰裕，所以人们羡慕他。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达的人。《超奇篇》说：「博览古今的人是通达的人。」《元和姓纂》鱼韵说：「《新论》有通达的人如子礼。」《御览》天部引《新论》：「通达的人杨子云。」大概「通达的人」是当时的常语。通达的人积累文章，十箱以上，圣人的言论，贤者的话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盼遂按：《礼记·礼运》说：「父子笃，兄弟慕，夫妇和，家之肥也。」与后世以发财为肥家意义不同。讽刺世俗讥笑风俗的言论，都具备了。使人通达明晓见识广博，它的荣耀，不仅仅是丝织品和棉絮。先孙说：「绵」，上文作「帛」，这里误加了「纟」形。晖按：先孙的说法不对。上文宋、元、通津本正作「绵」，这里正与之相合。萧何进入秦朝，收拾文书，见《萧何世家》。汉朝之所以能控制九州，是文书的力量。用文书驾驭天下，天下的财富，哪里比得上个人的财产？

译人的眼睛看不见青色和黄色叫做盲，耳朵听不到宫商之音叫做聋，鼻子闻不出香臭叫做齆。《御览》卷三六七引作“齆”。注解说：“乌贡切。”《广韵》卷一送韵说：“鼻塞叫做齆。”《众经音义》卷二十引《埤苍》说：“齆，是鼻子的疾病。”又引《通俗文》说：“鼻塞流涕叫做□。”那么《御览》引作“齆”是正确的。“痈”是痈疽的“痈”。《说文解字》：“痈，是肿块。从疒，雍声。”《释名·释疾病》：“痈，是壅塞，气壅塞凝结包裹而溃烂。”俗语说“鼻痈”，字也应该写作“齆”。齆、聋与盲，是不成其为人的表现。人不广泛阅览，就不了解古今，不见事理类别，不知道是非，就像眼盲、耳聋、鼻痈一样。儒生不广泛阅览，尚且处于闭塞昏暗的状态，“博”字依据朱校元本补入。谢短篇说：“如果总问儒生古今的道理，儒生不能知道；分别用各家的经事问他们，又不能明白，这就是固守师法、不广泛阅览的过错。”《效力篇》：“让儒生广泛阅览，就成为文儒。”下文说：“有人认为解说一经就是对的，何必广泛阅览。”都是把“博览”连用。“儒生不博览”，承接上文“人不博览”的意思。今本脱漏了“博”字。何况庸人没有篇章的学业，不知是非，他们的闭塞昏暗，就更严重了。这就是像土木一样的人，耳目虽然具备，却没有听闻和见识。涉足浅水的人看见虾，稍微深一点的人观察鱼鳖，特别深的人观看蛟龙。脚走的路径不同，所以看见的事物也不同。进入道艺的深浅，就像这样。浅的人只看到传记谐文，深的人进入圣人的室堂观看秘书。所以进入道艺越深，所见越大。人出游，一定想要进入都城，因为都城有很多奇观。进入都城一定想要看市场，因为市场有很多奇货。百家的言论，古今的事迹，“行事”就是“故事”。它们的奇异，不仅仅是都城大市场的奇异。在都城游玩的人心里满足，满足，是充足的意思。观看大市场的人心意饱足，何况在道艺之间遨游呢？

大河流旱不枯竭，是因为有很多疏通之处；疏，是通的意思。池塘积水几天不下雨，泥土就显露出来，是因为没有疏通之处。所以大川相互间隔，小川相互连接，向东流入大海，所以海很大。海如果不与百川相通，怎么能得到巨大的名声？人包含百家的言论，就像海怀抱百川的流水一样，不称之为大，就是认为海比百川小。海比百川大，人人都知道，通达的人明白不通达的人，没有人能分辨。润下产生咸味，是水的滋味。《禹贡》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东海水咸，是因为水流广大；西州盐井，是因为源泉深。裴矩《西域记》：“盐水在西州高昌县东

译。”《书抄》卷一四六引“大”作“润”，“西”下有“海”字，“深”下有“润”字。并非如此。有的人没有井而吃盐，有的人挖井得不到泉水，有盐井的便利吗？不与贤圣相通学业，希望有超越世俗的名声，难啊！法令之家，不见事迹，认为没有故事可以比照判决。议罪不审慎；孙说：“议罪不可审”，应作“议罪不审”。“可”字是衍文。大概“不”字草书作“□”，“可”作“□”，形误而衍。下文说：“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文正相对。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

有人认为解说一经就是对的，盼遂案：吴承仕说：“是疑应作足。后文‘其谓一经是者，其宜也’，也应作足。”何必广泛阅览？

孔子的门徒，讲习五经，五经都习，是庶几之才。谓庶几圣道。颜渊说：“用文献丰富我。”见《论语·子罕篇》。才智高的人，能广泛学习。颜渊说的“博”，难道只是一经吗？我不能博通五经，“我”字无义，大概是“哉”字讹衍。又不能博通众事，固守一学，不喜欢广泛观察，没有温故知新的明智，却有守愚不览的昏暗，认为一经就是对的，那是适宜的。开门纳入日光，日光不能照亮幽暗；凿窗启牖，以辅助门户的明亮。一经的解说，就像日光；辅助以传书，就像窗户。百家的言论，让人晓明，不仅仅是窗户的开启，日光的照耀。所以日光照亮室内，道术明亮胸中。开门纳入光，坐在高堂之上，登上楼台，窥视四邻的庭院，各本作“廷”，今从王本、崇文本。这是人所希望的。闭门幽坐，面向冥冥之内，穿圹穴卧，到达黄泉之际，这是人所厌恶的。闭心塞意，不高瞻远瞩的人，是死人之徒啊。

孝武皇帝时，燕王旦在明光宫，想要进入所卧之处，门三扇自动关闭，先孙说：《汉书·燕刺王旦传》说：“殿上户自闭，不可开。”又说：“因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当即此明光宫也。殿上户，不当有三百，此云“户三百尽闭”，疑当作“户三尽自闭”。今本“自”讹“百”，又误着“尽”上，遂不可通。孙说：六帖十引“卧户”作“卧处”，“三百”作“三户”。疑此文当作“欲入所卧处，户三尽自闭”。刘先生说：御览一八四引作“三户尽闭”。今本“三”字误置“户”字下，又衍“百”字耳。晖按：御览一八四、合璧事类别集十五引“卧”下有“处”字，与白帖同。孙补是也。“户三百尽闭”，白帖、合璧事类引与御览同。然“百”、“自”形近，作“自闭”又与汉书合。两孙说疑是，当从之。又按：时武帝已死，昭帝元凤元年事也。仲任云孝武时，误也。让侍者二十人开门，门不开。其后，旦因谋反自杀。汉书本传：“以绶自绞。”门闭，是

译燕王旦死的样子。死者，是凶事，所以以闭塞为占。齐庆封不通，六国大夫会而赋诗，庆封不晓，其后果有楚灵之祸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来聘，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又《昭公四年》：“楚灵王伐吴，执齐庆封，尽灭其族。”不通于学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国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绝于天地。《礼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屋之，不受天阳也。”《公羊传·哀公四年》：“亡国之社，盖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揜、柴之者，绝不得使通天地四方。”《独断》：“古者天子亦取亡国之社，以分诸侯，使为社以自儆戒，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与天地绝也。面北向阴，示灭亡也。”《春秋》薄社，《郊特牲》郑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左氏》、《谷梁》同。《公羊》何注：“先世之亡国，在鲁竟。”周以为城（戒）。朱校元本、程本亦误作“城”。天启、黄、王、钱、崇文本并作“戒”，是也。《初学记》十三、《类聚

译东海之中，可食用的东西，混杂不一，“集”应当是“杂”。“杂”又写作“▯”，字形损坏成了“集”。《语增》篇说：“全部送到守尉那里杂烧掉。”元本写作“▯”，今本误作“集”，就是这类例子。王念孙说：“集、▯二字通用。”盼遂按：“集”，是古“杂”字。《方言》、《广雅》都说：“集，就是杂。”“杂”从“集”得声。因为东海广大。水气精气浓厚旺盛，所以它孕育的生物众多而奇异。所以大人的胸怀不局限于一方面，才识高超广博，所以他对道术无所不包。同门求学的人，学业高深的学生，大家共同尊崇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经书的旨意理解深刻，对老师的言论知晓得多。古今的事情，百家的言论，它们的深奥和繁多，难道仅仅是老师门下学业高深的学生吗？上文说：“百家的言论，古今的事迹，它们的奇异，难道仅仅是都城的大市场吗。”立文与此正相同。这里依据博览经传来讲，作“古今行事”，意义更优长。怀疑后人不懂“行事”的意思，改成了“之事”。

有甘甜的美酒，却不调和饴糖蜂蜜，不能算是懂得味道。孙曰：“酤”字在意义上没有可取之处。“酤”应当是“酟”，是字形的错误。《文选》张景阳《七命》说：“用秋橙煮，用春梅调和。”吕向注：“酟，调和。”李善注引用刘梁《七举》说：“用肉酱调和，用蜜饴调和。”又引用《广雅》说：“沾，溢。”酟与沾相同。（六臣本“溢”作“益”，与今本《广雅》相同。）今本《广雅》作“沾，益”。王念孙疏证说：“王逸注《招魂》说：‘勺，沾。’‘勺’与‘酌’通。”这是说酟有调和的意思。这里说：虽然有甘甜的美酒，而不调和饴蜜，不能算是懂得味道。如果作“酤”，就失去了它的本意。农夫多种植嘉谷，被称为上等农夫；种植少的，被称为下等农夫。学士的才识，农夫的力气，是一样的。能多种谷，被称为上等农夫；能广博地学问，〔不〕被称为上等儒生，吴曰：应当作“不谓之上儒”，脱漏了“不”字，推究文意自然明白。盼遂按：“问”字下面疑当有“不”字。这是称赞牛能负重，不赞誉马跑得快。赞誉手而毁谤脚，谁能称之为聪明呢？元本作“夫”，朱校同。属下句为文。

县道不通向野外，野路不达向城邑，骑马乘船的人，必定不会由此经过。所以血脉不通，人就会得重病。不通畅的事情，是坏事，所以它的祸变导致不善。因此盗贼宿在秽草之中，邪心产生于无道。无道，就是没有道术。医生能治一种病称为巧，能治百种病称为良。所以良医使用治百病的药方，服，是用。治疗百人的疾病；大才怀藏百家的言论，所以能治理百族的混乱。扁鹊众多的药方，《史记》本传：“勃海郡郑人，姓秦，名越人。”《周礼》天官疾医释文引用《史记》作“姓秦，名少齐，越人”。《法言》重黎篇：“扁鹊，卢人。”李注：“太山卢人。”《淮南》齐俗训注：“扁鹊，卢人，姓秦，名越人。赵简子时人。”哪里比得上巧〔医〕的一种技艺？吴曰：“巧”下面疑夺一“医”字。上文说：“医能治一病谓之巧。”子贡说：“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见《论语》子张篇。大概是用宗庙、百官来比喻孔子的道。孔子的道美好，所以用宗庙来比喻；众多非一，所以用百官来比喻。由此说来，道通达广博的人，是孔子的门徒。

殷、周的疆域，极广五千里，这是今文家的说法。注《艺增》篇。荒服、要服，仅能牧养它们。“勤”读作“仅”。《礼记》射义释文：“音勤，又音觐，少的意思。”《恢国》篇：“周成王的开匮，能到达这里。”（“”今误作“励”。）“”即“仅”的异文。汉朝开拓疆土，牧养万里之外的地方，要、荒之地，穿着宽大的衣服，系着博大的腰带。说荒远之地归向教化。褒、博都是大的意思。《礼记》儒行：“穿着逢掖之衣。”郑注：“逢就是大。大掖之衣，大袂的单衣。”《周礼》司服郑注：“士的衣服袖子都是二尺二寸，而连接幅宽的袖子一尺二寸，大夫以上加宽。”《列子》黄帝篇释文向秀注：“儒服宽大而长。”德行不优的人，不能怀想远方；才识不大的人，不能广博地见识。所以多闻博识，没有顽劣鄙陋的指责；深知道术，没有浅薄昏暗的毁谤。

人喜欢观看图画，图上所画的，是古代的列人。“列”，《御览》七五０引作“死”，下面相同。《须颂》篇说：“图画汉代列士。”《汉书》景十三王传：“他的殿门有成庆的画。”注：“成庆，古代勇士。”怀疑今本作“列人”没有错误。盼遂按：“列人”，是古语。《庄子》至乐篇：“列士为天下见善了。”《汉书》刘向“作《列女传》共八篇”。列人、列士、列女同一语法。看见列人的面容，哪里比得上观察他们的言行？把它放在空白的墙壁上，容貌形体虽然存在，人不被激励劝勉，是因为没有看见言行。古代贤人的遗文，竹帛所记载的鲜明，难道仅仅是墙壁上的画吗？空容器在厨房里，金银涂饰，其中没有东西有益于饥饿，人不顾惜它；美味的菜肴和甜酱，用土釜盛放，进来的人享用它。先孙曰：“乡”应当是“飨”的坏字。古代贤人文辞的美好甘甜，不仅仅是容器中的食物，阅读观看有益，不仅仅是膳食有补益。所以容器空虚没有实物，《意林》引作“器虚无食”。饥饿的人不顾惜；胸中虚无没有怀藏，朝廷不任用他。

译擅长剑术的人，在战斗中必定取胜，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曲成侯和越女的技术。《史记·褚补日者传》说：“齐国的张仲、曲成侯因为擅长击刺、学习使用剑术，而在天下闻名。”《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记载：“越国有位处女，出自南林，越王派遣使者去聘请她，向她请教剑戟的技法，称她为越女，于是命令她教导军士。（原本作‘乃命五板之堕长高习之教军士’，意思无法通晓。）在这个时候，人们都称赞越女的剑术。”（原本作‘当世胜越女之剑’，这里依据《书抄》卷一二二的引文。）汪继培按语：越女擅长剑术的事迹，见于《吴越春秋》卷九，人们都熟悉。曲成侯，是汉将虫达。《汉书·高惠功臣表》记载：“曲成圉侯虫达，跟随高祖起兵于砀，平定三秦，击败项羽，攻打燕、代”，由此可知虫达精通剑术。两方敌人相遇，一方灵巧一方笨拙，必定取胜的，是掌握技术的人。孔子、墨子的学说，贤人圣人的书籍，不仅仅是曲成侯、越女那样的功劳。培养人的操守，增进人的智慧，不仅仅是战斗必胜的策略。所以剑术，有必胜的名声；贤人圣人的书籍，有必定被尊崇的声望。县邑的官吏，召集治下的百姓，将相询问他们关于政治教化的情况，聪慧的官吏，陈述自己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将相因此觉悟，得以改变政策，崇尚文化。（“右”，宋本作“古”，朱骏声校勘相同。按：“右文”二字没有意义，怀疑是涉及下文“圣”字而讹误衍生的。“圣”俗写作“圣”，因而损坏成了“右文”。《答佞篇》中“贤圣之君”，讹误作“后又贤之君”，正是同样的例子。汪继培按语：“右文”，宋本作“古文”，那么应该属下句读。贤人圣人的言行，由竹帛所记载传承，磨练人的内心，聪慧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县邑官吏当面回答的话语。）

大禹和伯益共同治理洪水，大禹主要负责治水，伯益主要负责记录奇异的事物，海外山边，没有遥远不到的地方，伯益根据所听到和看到的，编写了《山海经》。《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大禹于是巡视四渎，与伯益、夔共同谋划。所到的名山大泽，召集那里的神灵并询问他们。山川的脉络纹理，金玉的所在，鸟兽昆虫的种类，以及八方百姓的风俗，不同的国家地域，土地的里程数目，让伯益梳理并记录，所以命名为《山海经》。”刘秀上奏《山海经》时，也说这是大禹、伯益所著。按：这种说法杜佑已经怀疑了。太史公当时，只见到《山经》，（详见《谈天篇》注。）还没有《山海经》这个名称。惜抱轩笔记说：“这本书产生于秦、汉之间。西汉流俗才认为这是大禹、伯益所著。”所说的接近事实。毕沅仍然认为其中三十四篇是大禹的书，那就对古代情况不明瞭了。近代人陆侃如说：“《山经》，是战国时楚国人所作。《海外经》《海内经》，是西汉（淮南以后，刘歆以前）所作。《大荒经》及《海内经》，是东汉、魏、晋（刘歆以后，郭璞以前）所作。”其余各种说法，详见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杂述》。如果不是大禹、伯益不能远行，《山海经》就不会编成。《路史后记十二注》引作：“如果不是大禹远行，《山海经》就不会编成。”怀疑这篇文章不应该有“不能”二字。下文说：“如果让大禹、伯益行走大地不远，就不能编写《山海经》。”语意与此正相同。如果加上“不能”二字，那么文意就难以通顺。那么《山海经》的编成，体现了见识广博。董仲舒看到了重常鸟，孙诒让说：刘歆上奏《山海经》时说：“孝武皇帝时，常有进献奇异鸟的人，吃各种食物都不肯吃。东方朔看到了它，说出了鸟的名字，又说了它应当吃的食物。按照东方朔说的做。问东方朔怎么知道的。就是出自《山海经》。”郭璞《山海经序》说：“东方生知道毕方的名字。”都与王充的说法不同。又按“重常”，《玉篇》、《广韵》都写作“□□”。刘向了解了贰负的尸体，孙诒让说：刘歆上奏《山海经》时说：“孝宣帝时，在上郡击磻石，塌陷得到石室，里面有反绑着盗械的人。当时臣刘秀的父亲刘向任谏议大夫，说这是贰负的臣子。诏问怎么知道的。也用《山海经》回答。它的文字说：‘贰负杀了窫窳，天帝于是把他梏在疏属山。桎梏他的右脚，反绑双手。’皇上大惊。朝中士人因此多对《山海经》感到惊奇。”郭璞《山海经序》说：“刘子政辨别盗械的尸体。”就是这里所说的“晓贰负之尸”。晖按：刘向引用的文字，见于《海内西经》。都见于《山海经》，所以能够确立这两件事的说法。如果大禹、伯益行走大地不远，就不能编写《山海经》；董仲舒、刘向不读《山海经》，就不能判定这两个疑惑。实沉、台骀，子产博学多识，所以能够说出；《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生病，郑伯派公孙侨去晋国问候疾病。叔向问说：“寡君的疾病，占卜的人说：‘实沉、台骀作祟。’史官不知道，敢问这是什么神？”子产说：“实沉，是参星之神；台骀，是汾水之神。”晋侯听了说：“真是博学多识的君子啊。”这里引用“台骀”写作“台台”，《水经注》引用相同。龙出现在绛郊，蔡墨懂得占卜，所以能够驾驭它。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预注：“绛，是晋国都城。蔡墨，是晋国太史。”晓占，是说他能举出《周易》的爻辞。“御”读作“御”，养育的意思。然而《左传》没有说蔡墨驾驭龙。父兄在千里之外，将要死去，留下教诲告诫的书信。子弟中贤能的人，寻求观看阅读，牢记心中不忘记，汪继培按语：“服臆”同“服膺”。臆、膺一声之转，都解释为胸。“服臆不舍”，如同《中庸》所说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楚策》“骥服盐车，迁延负棘而不能上”，《汉书·陈汤传》“策虑愊臆”，后汉冯衍《显志赋》“心愊臆而纷纶”，《文选》张平子、左太冲赋中的“赑□”字，与“服臆”都是字形不同但音义相同的连语。尊重先辈，敬重长辈，是谨慎的表现；“之”字下旧校说：有的版本有“力”字。不贤的人轻慢疏忽，许慎《说文》：“詄，忘记。忽，忘记。”《广雅·释诂》说：“忽、慌、詄，忘记。”“佚”与“詄”相同。没有探究考察的意思。古代圣人先贤，留给后人的文字，其重要性不仅仅是父兄的书信，有的人观看阅读并采纳，有的人丢弃不记录，这两者的优劣高低，路上的行人，都能议论，何况辨别是非的人，不能区别吗？宋本“不”作“实”，朱骏声校勘相同。

译孔子生病，商瞿占卜，预言正午时分。《绎史·孔子类记》引《庄子》说：“孔子生病，子贡出去占卜。孔子说：‘我坐席不敢先坐，起居如同斋戒，饮食如同祭祀，我占卜已经很久了。’”商瞿占卜的事，未曾听说。《史记·弟子传》说：“商瞿，鲁国人，字子木。”颜师古说：商瞿，是姓。司马贞说：商是姓，瞿是名。王鸣盛说：司马贞说得对，子木是他的字。孔子说：“拿书来，等到正午之前做什么事呢？”《刘子·崇学篇》说：“宣尼（孔子）临近去世，手不离开书卷。”大概是根据这篇文章。圣人好学，将要死也不停止，“且”，是将要的意思。心里想着经书，不因为临近死亡的原因，就抛弃遗忘道艺，他作为百代的圣人，师法祖先修明，“法”，宋本作“汉”，朱校同。大概不是虚名了！黄晖按：“法祖”，宋本作“汉祖”，是对的。“汉祖修”，即汉人所称宣圣为汉制法也。从孔子以下，到汉朝之际，有才能之称的人，不是整天吃饱饭无所用心的人，不谈论五经就读书传。书传文字广大，难以具备。疑当作“知”，与下文“曾又不知”相应为文。卜卦占射凶吉，都是文、武之道。从前有商瞿，能占爻卦；《史记·弟子传》说：“孔子传《易》给瞿。”最后有东方朔、翼少君，黄晖按：少君，是翼奉的字，《汉书》卷七十五有传。能逢占射覆。“达”当作“逢”，校见《道虚篇》。翼奉字少君。道虽然小，也是圣人的术也，“亦”，宋本作“微”，朱校同。属上为文。竟然又不知道。

人生禀受五常之性，《御览》卷六〇七引“禀”作“怀”。喜好道乐于学习，所以能辨别事物。《御览》引“辨”作“别”。按：“辨”读作“别”。说喜好道乐于学习者，就能与万物相异。下文说：“这就是物了。”又说：“与三百种虫有什么差异。”正与此正反为文。现在却不是这样，吃饱喝足，深思熟虑只求睡觉，肚子成为饭坑，肠子成为酒囊，这就是物了。虫三百种，人是首领。《大戴礼记·易本命》：“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是首领。”“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文。贵在于其识知。现在闭塞昏暗，无所好欲，与三百种虫有什么差异？而能称之为首领而贵之吗？上“而”读作“能”。旧本段。

诸夏之人之所以贵于夷狄，是因为他们通晓仁义之文，知晓古今之学。如果只凭（任）胸中之知来谋取衣食，陈世宜说：知不得言“作”，“作”当为“任”，字之误也。“任其胸中之知”，犹言用其胸中之知也。下文说：“任胸中之知，舞权利之诈，以取富寿之乐。”可为切证。经历年月，白首没齿，终无晓知，是夷狄之次也。看那蜘蛛结丝以网飞虫，《文选》张景阳《杂诗》注引“经”作“结”，“罔”作“网”。又江文通《杂体诗》注引作“经”，与今本同。人之用诈，安能过之？刘先生曰：“作”当为“诈”，形近而误也。下文“任胸中之知，舞权利之诈”，即承此而言。若作“用作”，则非其指矣。《御览》九百四十八引正作“用诈”，尤其明证矣。晖按：《文选》张景阳《杂诗》注引作“用计”，盖亦“用诈”之误。任胸中之知，舞权利之诈，以取富寿之乐，无古今之学，是蜘蛛之类也。含血之虫，无饿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饮食也。宋本作“之”，朱校同。

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为吏，亦得高官，将相长吏，长吏，注《感虚篇》。犹吾大夫高子也，《论语·公冶长》篇：“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释文》引郑注：“鲁读‘崔’为‘高’。”惠栋《九经古义》曰：“此用鲁论语之言。”宋翔凤《过庭录》曰：“高、国为齐之世臣，当先讨贼而不能。陈文子有马十乘，下大夫之禄，力不能讨，故之他邦，以求为君讨贼，而无一应者，故曰‘犹吾大夫高子’。”黄晖按：《论语·公冶长》篇：“犹吾大夫崔子也。”《释文》：“崔子，郑注云：鲁读崔为高。今从古。”知仲任所本出鲁论语也。崔子弑齐君，高氏为齐命卿而不讨贼，故陈文子恶之。安能别之？随时积功，以命得官，不晓古今，以位为贤，与文人异术，吴曰：“文之”当作“文人”。《超奇篇》以俗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为差。此言非文人不能识通人也。安得识别通人，待以不次之位乎？句不可通。黄晖按：待以不次之位，是汉人常语。黄晖云“句不可通”，失言。将相长吏不得若右扶风蔡伯偕、王本、崇文本“右”作“有”，非。《地理志》注：“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十驾斋养新录》十二：“此蔡伯偕未详其名，非陈留蔡邕也。”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自”，元本作“目”。览达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见大宾。燕昭为邹衍拥篲，见《史记·孟子荀卿传》。索隐曰：“彗，帚也，谓为之扫地以衣袂拥帚而却行，恐尘埃之及长者，所以为敬也。”彼独受何性哉？东成令董仲绶，知为儒枭，海内称通，故其接人，能别奇伟。“律”疑“伟”字之误。黄晖按：“律”当为“伟”，形近而讹。是以钟离产公，以编户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气；不知之也，金玉无润色。

译从汉武帝直到当今朝廷，下文提到“孝明”，那么“今朝”指的是汉章帝。多次举荐贤良方正，让人参加甲乙科的射策考试。《汉书·儒林传赞》说：“自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额，设置科目进行射策。”《法言·学行篇》说：“发布策问决定科目。”《汉书·儒林传》记载：“平帝时期，王莽执政，每年考核甲科四十人担任郎中，乙科二十人担任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任文学掌故。”又《萧望之传》记载：“萧望之凭借射策甲科成为郎中。”颜师古注释说：“射策，是指将疑难问题写在简策上，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排列放置，不让人知晓内容。想要应试的人，随意抽取并解答，以此判断优劣。‘射’的意思是投射。对策，则是公开询问政事和经义，让每个人回答，通过观察他们的文辞来确定高下。”方以智说：“根据颜师古的注释来看，现在有人认为射策就是对策，这是错误的。我认为，根据难易程度排列放置，让人随意抽取的说法，恐怕未必正确，或许类似于今天的出题考试方法。《摭言》甚至说把题目写在几案上，让士人用箭去射取。这种说法尤其不对。”现在考察：《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射策甲科，因为不符合诏令要求，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史记》褚先生补写的《匡衡传》说：“多次射策没有考中，到第九次，才考中丙科。”《汉书·儿宽传》记载：“儿宽凭借射策成为掌故。”马宫、翟方进、何武、王嘉都凭借射策甲科成为郎中。《儒林传》记载：“房凤凭借射策乙科成为太子掌故。”至于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汪荣宝考证：“丁伯玉”可能是“刘伯玉”的误写。伯玉是刘棻的字，刘歆的儿子。马总《意林》卷三引用桓谭《新论》说：“刘子政、刘子骏、刘伯玉都研习《左传》。”《汉书·杨雄传》记载：“刘棻跟随杨雄学习古文奇字。”由此可见，刘伯玉的学术造诣必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所以王充极力推崇他。程荣本作“丁伯玉”，也是错误的。策问既然考中，文辞解说美好善巧，这是广泛阅读、汲取精华的结果。假使这四种人（指上述四人）只是经学学徒所摘取（此处原文有缺字或讹误，据上下文意译为摘取或选取），《说文解字》说：“摘，摘取果树的果实。另一种说法是指靠近。”这些意义在这里都不适用。“摘”是“籀”字的形近讹误。“籀”通“读”，意思是诵读。《程材篇》说：“儒生诵读经书。”现在版本中的“籀”讹误作“擿”，正是同样的情况。笔徒只能记录疏漏，汪荣宝考证：“记”字，大概是后学者为“疏”字作注，误混入正文中。

译上句“经徒能摘”，也是四字句。如果不阅读古今书籍，怎么能在圣王的朝廷上建立美好的功业呢？孝明帝的时候，阅读《苏武传》，大概就是指《汉书·苏武传》。《汉书》成书于汉明帝时期，所以能够读到。看到苏武的官名叫“栘中监”，现在《汉书·苏武传》中“监”字上面有“厩”字。查考《昭帝纪》、《常惠传》都说：“栘中监苏武。”《新序·节士篇》说：“孝武帝时，任命苏武为栘中监。”都没有“厩”字，与此处相符。大概古本《汉书》就是这样。《昭帝纪》注苏林说：“栘音移，是马厩的名字。”应劭说：“栘，是地名。监，是那里的官职，掌管鞍马、鹰犬、射猎的器具。”如淳说：“栘，《尔雅》：唐棣，就是栘。栘园中有马厩。”查考：郭璞注《尔雅》说：“像白杨，江东称为栘。”以此询问百官，百官没有人知道。那《仓颉篇》的章节，是小学（文字学）的书籍，文字完备，《艺文志》六艺略记载：“《苍颉》一篇。”注解说：“上七章由秦丞相李斯所作，《爰历》六章由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由太史令胡毋敬所作。”序言说：“汉朝兴起后，民间书师，合并《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每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合为《苍颉篇》。”至于没有能够回答圣国问题的人，这些都是那些随牒（随文书办事，指循规蹈矩）的人，大多在官府任职。“木”旁“多”字的文字尚且不能知道，“文”字疑似为“之”字的形讹。“‘木’旁‘之’字”，指的是“栘”字。《奇怪篇》说：“于是写成‘女’旁‘臣’，不是‘基迹’的字。”《商虫篇》说：“‘凡’、‘虫’组成‘风’字。”立字的道理相同。想要达到像董仲舒那样知晓重常，像刘子政那样知晓贰负，太难了！

有人说：“通才担任的官职，是兰台令史，《后汉书·班固传》注引《汉官仪》说：‘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管文书弹劾奏章。’职责是校勘书籍、审定文字，《对策》说：‘汉朝设立兰台之官，校审书籍，以考证言论。’比起太史、太祝，宋本作‘祝’。《百官志》说：‘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天时星历，每年年终，奏报新年历法；国家祭祀丧葬婚娶之事，掌管奏报吉日及时节禁忌；国家有祥瑞灾异，掌管记录。’又说：‘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说：国家祭祀，掌管宣读祝文及迎送神灵。’职责在于文书，没有治理百姓的效用，无法施展抱负。因此兰台的史官，班固、贾逵、杨终、傅毅等人，《后汉书·班固传》记载：‘汉明帝下诏召见校书郎，任命为兰台令史

译。’《班超传》、谢承《后汉书》（《御览》四百八十四）都说：‘在永平五年。’周广业说：‘贾逵字景伯，傅毅字武仲，汉章帝时敕命为兰台令史。杨终字子山，汉明帝时上《哀牢传》，征召在兰台。’华谭《汉书》说：‘贾逵字景伯，有丰赡的才华，能通晓古今学问。神雀聚集宫殿，皇上召见，敕命兰台令史。’魏文帝《典论》，班固给弟弟班超的信：‘傅毅因为擅长写文章，担任兰台令史。’名声香美，文章美好，堆积而不被重用，《周礼·地官·遗人》注说：‘少叫委，多叫积。’疏说：‘如果散说，多也叫委。’〔无〕大用于世。”吴云：“大”字上面脱漏一个“无”字。《意林》引文说：‘班固、贾逵、杨终、傅毅等人，名声芳香文章美好，没有大用。’《意林》虽然多有删节，但不能与论旨相反。推寻文势，也应当有“无”字。下文说：‘堆积而不被重用，难道是圣国轻视他们吗？’也是说他们没有大用

译超奇篇

通晓书籍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正闲适，朱校元本作“闭”，程本同此。王本、崇文本作“言”，不对。《御览》四〇四引作“敷畅壅闭”。审定文读，《御览》引作“义”。而以教授他人作为老师的人，是通人。梳理其义旨，增删其文句，而用来上书奏记，或者兴起论辩创立学说，结连篇章的人，是文人、鸿儒。好学勤奋，博闻强记，世间很多；著书立文，论说古今，万人中不能有一个。「耐」、「能」古通用。那么著书立文，是博通所能运用的。进山看见树木，长短没有不知道的；进入原野看见草，大小没有不认识的。然而不能砍伐树木来建造房屋，采摘草来配制药方，朱校元本有“者”字。这是知道草木却不能用。通人阅览广博，不能摘取来论说，这叫做藏书的主人，句有衍误。孔子所说的“诵读《诗经》三百篇，授予他政事却不通达”的人，见《论语·子路篇》。与那草木不能砍伐采摘，是一个道理。「彼」下疑有“见”字。孔子得到史记来作《春秋》，鲁国的史记。等到他确立义理创制新意，褒贬赏罚，不再沿袭史记，是妙思自然从胸中产生。「眇」读“妙”。凡是推崇通人，是推崇他能运用。如果只是诵读，即，若也。读诗讽诵术数，虽然千篇以上，也是鹦鹉学舌之类。阐发传书之意，产出膏腴之辞，不是卓异之才，不能胜任。俶傥，卓异貌。通览的人，世间常有；著文的人，历世稀少。「希」读“稀”。近世刘子政父子、刘向、刘歆也。杨子云、桓君山，杨雄、桓谭也。他们就像文王、武王、周公并出于一个时代；其余直接有的，往往如此，譬如珠玉不可多得，因为珍贵。

所以能说一经的人是儒生，博览古今的人是通人，采撷传书以上书奏记的人是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人是鸿儒。孙曰：何休《公羊序》云：“所以治古学贵文章的人，叫做俗儒。”徐彦疏云：“叫做俗儒的人，即《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今本《繁露》脱此文。疑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的区别，仲任大概依据旧说。所以儒生超过俗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越通人，鸿儒超过文人。《金楼子·立言篇》曰：“大概儒生转为通人，通人转为文人，文人转为鸿儒。”所以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比，文轩相比于敝车，锦绣相比于缊袍也，盼遂案：《墨子·公输篇》：“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轝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轝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论用其语。他们相差，远矣。如与俗人相比，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以比喻。所以丘山以土石为体，其中有铜铁，是山的奇。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而鸿儒，是世间的金玉，奇而又奇。

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在儒门说名，超过俗人远也。「人」，宋、天启、朱校元本同。程本以下作“元”，误。有的不能说一经，教诲后生。有的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有的不能成牍，治一说。有的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有的抽列古今，「抽」与“籀”通。「列」，诔列也。纪着行事，往事也。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孙曰：对作篇作“阳成子张”。此即补史记之阳城衡也。《御览》八十五引桓子新论云：“阳城子姓（姓字衍文。）张名衡，蜀郡人。”《通志略》引《风俗通》：“阳城氏，汉有谏议大夫阳城衡。”即子长也。成城、长张并通。《华阳国志》作“阳城子元”。盼遂案：章士钊云：“《后汉书·班彪传》有阳城衡，即子长也。又桓谭《新论》云：‘阳城子张名衡，蜀人，与吾俱为祭酒。’仲任所说，殆即其人。”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眇）思，先孙曰：“助”当为“眇”，形近而误。上文云：“眇思自出于胸中也。”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

译王公向桓君山询问杨子云的情况。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这样的人。”先孙说：这“王公”就是王莽。“子”字是衍文。这段文字出自桓谭的《新论》。《御览》卷四百三十二引用《新论》说：“杨子云是什么人？回答说：才智通达，能进入圣人的境界，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这样的人。”这就是王充所依据的本源。桓谭曾在王莽手下做官，所以《新论》中多称王莽为“王翁”。（见《意林》。）这里的“王公”，也就是“王翁”的意思。《御览》引用《新论》，没有写明提问的人是谁，这里可以弥补这个缺失。君山辨别才识，可以说是掌握了高下的实情了。采玉的人心里羡慕玉石，“羡”，疑当作“美”。钻龟的人认为龟灵验。“者”字，通津本作“能”，现在从王本。《荀子·王制篇》注说：“钻龟，是指用火烤荆菙灼烧它。”盼遂案：“能”应当是“者”，因为下文有“能”字而误写。上句“采玉者心羡于玉”，“羡”解释为“长”，与这里构成对文。能够辨别众儒的才识，排列他们的高下，“累”，是序累的意思。贤于所排列的人。又作《新论》，《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著书谈论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称《新论》。”按：这部书在南宋时已经散佚，现在有孙冯翼的辑本。论述世间的事情，明辨是非，虚妄的言论，伪饰的辞藻，没有不考证确定的。那些像司马迁、扬雄一样从事论说的人，君山是首屈一指的。自从君山以来，都是深远宏大的才俊，所以有美好的文章。笔能写出文章，心就能谋划议论，文章从胸中流出，心以文章为表现。看到他的文章，奇特雄伟，卓尔不群，可以说掌握了论说的要领。由此说来，文章繁富的人，是人的杰出者。

下面有根株，上面有枝叶；里面有果实果核，外面有果皮外壳。文章辞说，是士人的枝叶、外壳。真诚实在存在于胸中，文章写在竹帛上，内外表里，自然相互符合。心意振奋而笔触放纵，所以文章显现而实质显露。人拥有文章，就像禽鸟拥有羽毛一样。羽毛有五种颜色，都生长在身体上。如果有文章而没有实质，那就是五色禽鸟，羽毛妄自生长。选拔士人用射箭，心平气和身体端正，拿着弓箭稳固，然后射中靶心。这是本于《礼记·射义》。论说的发出，就像弓箭的发射。论说符合道理，就像箭射中靶心。射箭以箭中靶来显示技巧，论说以文章来验证奇特。奇特和技巧都发自内心，其实是一样的。

文章有深远的旨意和宏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术数，自身不能实行，口不能泄露，表达出来以表明自己必定能做到的心意。孔子作《春秋》，以显示王道之意。《文选·答宾戏》注引用《春秋元命包》说：“孔子说：我作《春秋》，始于元年，终于获麟，王道成就。”《淮南子·主术训》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杀君三十六，采善除丑，以成就王道。”《春秋繁露·俞序篇》说：“仲尼作《春秋》，上探正天瑞，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用贤才，以等待后圣。”那么孔子的《春秋》，是素王的事业；《困学纪闻》卷八说：“《家语》中齐太史子余赞叹孔子说：‘天大概让他做素王吧。’素，空也，说没有王位而空有王名。董仲舒对策说：（见《汉书》本传。）‘看见素王的文治。’贾逵《春秋序》说：‘确立素王的法度。’郑玄《六艺论》说：‘自号素王。’卢钦《公羊序》说：‘制定素王的道。’都因为《家语》的话，而失去了其本义。”晖按：《文选·思友人诗》注，引用《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共同撰写仲尼的微言，以充当素王。”《御览》卷六百十引用《钩命决》：“孔子说：我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的赏赐，斧钺的诛罚，与先王寄托权柄。”《淮南子·主术训》：“专行孝（一作教。）以成就素王。”《春秋纬》：“孔子作《春秋》，确立素王的法度。”（贾逵注《左传》“九丘”。）《后定贤篇》也说：“孔子不称王，素王的事业，在于《春秋》。”《公羊》哀公十四年疏引用《孝经说》：“丘以匹夫徒步，以制定正法。”也是这个意思。大概孔子是殷人，又天纵将圣，当时的人认为他应当受命为王，而孔子也以此为任，所以有素王的说法。王应麟说都因为《家语》本姓解为说，失之。诸子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观看《春秋》以见王道之意，阅读诸子以睹相道的旨意。所以说：陈平割肉，丞相的端倪显现；见《史记·陈丞相世家》。孙叔敖决期思水，令尹的征兆显著。先孙说：“期”下当补“思”字。“君”当为“尹”。《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道他可以担任令尹。”晖按：各本“期”下都有“思”字。大概孙氏所见本不同。“君”当作“尹”，孙说是也。朱校元本正作“尹”。“叔孙”当作“孙叔”，传写误倒。《春秋地名考略》：“期思，故蒋国，楚灭之，为邑。今在河南光州固始县西北七十里。”《后汉王景传》：“景为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芍陂即期思陂也。孙叔敖本期思人。（据《荀子·非相篇》、《吕览·贤能篇》。）盼遂案：当是“思”下脱一“水”字，孙氏误笔也。观看阅读传书的文字，治道政务，不仅仅是割肉决水的占卜。脚不强健则足迹不远，锋不锋利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定是大才智鸿懿的俊杰。

译有人说：著书的人，博览多闻，学问熟习，就能推演类比、兴起文章。文章由外在因素而兴起，未必真实的才学与文章相符合。“学文”二字连用不妥。“学”是“与”字的形讹。（《汉书·艺文志》：礼古经。班固注：“与十七篇文相似。”今“与”讹作“学”。）王充认为真实的才学与文章，表里相符合。上文说：“都是鸿大的才学，所以有美好的文章。”又说：“真诚在胸中，文字写在竹帛上，内外表里，自然相符合。”这里说“未必实才与文相副”，就是假设反义来驳斥它。《初学记》卷二十一、《太平御览》卷五八五都引作“与”，这是明显的证据。四库写本因为“与”讹作“学”，就妄改“文”为“问”，更加错误了。并且浅薄地看重华丽的言辞，孙曰：语意不明。《文选》陆机《文赋》注引作：“虚淡意于华叶之言。”怀疑此文有脱误。晖按：《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文与今本相同。没有根柢的深厚，《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核”也是“荄”字。看不到大道的体要，所以立功的人很少。在安危的关键时刻，文人不参与，没有建功的验证，只有笔谈的效果。

回答说：这不是这样。周代著书的人，都是权谋之臣；汉代直言的人士，都是通览的官吏，难道说文章不是由华丽的言辞产生，而是由根柢推演出来的吗？句中有脱误。心思作为谋略，集结成文章，“扎”，朱校元本从“木”，是对的。情感表现在言辞中，意图验证在言语中。商鞅辅佐秦国，致力于霸业，朱校“功”作“力”。写了《耕战》一书；“耕战”，是《商君书》的篇名。案书中说：“商鞅作耕战之术，管仲造轻重之篇。”以“轻重”为例，可知“耕战”是篇名。《史记·商鞅传》赞曰：“我曾经读商君的《开塞》、《耕战》书。”《开塞》是其书第七篇。（采纳焦竑的说法。索隐非。）那么“耕战”是篇名，就很明白了。《汉书·艺文志》：“商君二十九篇。”现在亡佚三篇。《刑约》篇存目，《六法》篇目见于《群书治要》。第二十一篇无目，或许就是这篇。虞卿为赵国，决断计策，推行退让，写作□□□□。春秋的思虑，起于赵城中的议论；先孙曰：“虞卿”二句，有挩文。“春秋之思”四字，疑当重。“起”，元本作“赵”，是对的，应当据正。晖按：宋本、朱校元本“起”并作“赵”。《孔丛子·执节篇》：“虞卿著书，名叫《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也著八篇，为《虞氏春秋》。”《艺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春秋虞氏微传》二篇。”刘向《别录》：“虞卿作抄撮九卷。”（杜预《春秋序》正义。）《耕战》之书，是秦朝朝堂上的计策。陆贾消解吕氏的阴谋，与《新语》同一意旨；陆贾为陈平画策，结交绛侯，以消除吕氏的阴谋。粗略叙述存亡的征兆，共著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见《史记》本传。正义引《七录》云：“《新语》二卷，陆贾撰也。”

译《艺文志》：“陆贾二十三篇。”《十七史商榷》云：“本作十二，作二十三，误。”顾实曰：“志云二十三者，兼其他著作言之。”按：现存《新语》，二卷十二篇。桓谭改变晁错的策略，与《新论》共一思。谭易错策，未详。本传载谭上疏云：“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晁错以智死。”疑即此文所指。看谷永的陈说，唐林的宜言，“宜”，元本作“直”，朱校同。作“直言”疑是对的。《汉书·鲍宣传》：“沛郡唐林子高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刘向的切议，以智为本，“知”读“智”。笔墨的文章，辅助它，使《诗·烈祖》笺：“将犹助也。”难道只是雕文饰辞，苟且为华丽的言辞吗？精诚从内心发出，所以他的文语感动人深。因此鲁仲连飞书，燕将自杀；燕将攻下聊城，固守不去。齐田单攻之，岁余不下。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书泣，计归燕降齐俱不可，乃自杀。见《齐策六》、《史记·鲁仲连传》。《抱朴子》曰：（今本佚，《书抄》一〇三引。）“鲁连射书，以下聊城，是分毫之力，过百万之众。”邹阳上疏，梁孝王开牢。邹阳游梁，羊胜等嫉之，谗于梁孝王。王怒，下之吏，将欲杀之。邹阳乃从狱中上书。孝王遂使人出之。见《史记》本传。书疏文义，奋于肝心，“夺”疑为“奋”字形讹。奋，动也。上文云：“意奋而笔纵，故见而实露。”即此义。不是仅仅博览的人所能造就，熟习的人所能为的。

鸿儒稀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岂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连事”疑当作“无事”。下文云：“事解忧除，州郡无事。”盼遂案：“连事”疑为“从事”之误。古“从”字作“□”。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适”疑当作“曷”，何也。字一作“遏”，与“适”形近而误。《说日篇》：“遏而见其中有物曰乌乎。”“遏”误作“通”，正其比。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记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先孙曰：长生名树，北堂书抄七十三引谢承后汉书有周树传。（范书无。）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谢承《后汉书》周树传云：（据汪文台辑本。）“周树达于法，善能解烦释疑，八辟从事。（书抄七三。）树为从事，刺史孟观有罪，俾树作章，陈事序要，得无罪也。”（御览七十三。）又案：后书儒林传云：“任安字定祖，初任州郡。”或即此任安也。州牧郡守，汉人亦称“将”，故云“二将”。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矣。注别通篇。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言不与长生相类似。

译周长生的才华，不仅仅体现在处理文书簿册上。他撰写了《洞历》十篇，先孙说：《洞历》在隋、唐的史志中没有著录，只有范成大《吴郡志》人物门中的角里先生，引用《史记正义》说：“周树《洞历》记载：‘姓周，名术，字元遂，是太伯的后代。汉高帝时，与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一起出山，辅佐太子，号称四皓。’”（现在宋本《史记》附带的正义，被宋人删削，没有这段文字。）那么这本书在唐代尚且存在。晖按：《通志·艺文略》三记载：《洞历记》九卷，周树撰写。上起黄帝，下至汉朝，细微琐碎之事，无不记载，与太史公的表、纪相似。这是指《史记》的年表与本纪。朱校元本“纪”作“记”，不对。上通下达，所以叫《洞历》。那么长生不仅仅是一介文人，可以说是鸿儒了。

前世有严夫子，《艺文志》说：“庄夫子赋二十四篇。”原注说：“名忌，吴人。”《史记·邹阳传》说：“吴人庄忌夫子。”索隐说：“忌，会稽人，姓庄氏，字夫子。后来避汉明帝讳，改姓为严。”《司马相如传》集解引徐广注也说：“名忌，字夫子。”《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楚辞·哀时命》洪兴祖补注都说：“当时尊尚，号称夫子。”按“夫子”应当是美称，不是表字。后有吴君商（高），先孙说：“商”应当作“高”。君高，是吴平的字。案《书篇》说：“会稽吴君高。”又说：“君高的越纽录。”就是现在的《越绝书》。《书虚篇》叙述君高解说会稽山名，也见于《越绝外传记越地传》。末尾有周长生。白雉进贡于越，周成王时，越曾进献白雉，注见《异虚篇》。《抱朴子》说：“白雉有种，南越尤其多。”《尔雅·释鸟》说：“雗雉，鵫雉。”郭璞注说：“现在的白鵫。江东称为白雗，也叫白雉。”畅草进贡于宛，案：《儒增篇》、《恢国篇》都说“倭人进贡畅”。与此说法不同。《说文》鬯部说：“郁，芳草也，远方郁人所进贡。郁，就是现在的郁林郡。”怀疑“宛”就是“郁”。《礼记·内则》注说：“‘宛’有的版本作‘郁’。”雍州出产玉石，《禹贡》说：“雍州，进贡的只有球琳琅玕。”荆、扬出产金属。《禹贡》说：“扬州，进贡的只有金三品。”《礼器》疏说：“荆、扬二州，进贡金三品。”珍奇之物产自四方遥远之地，幽远辽阔的地方，不能说没有奇特的人才。孔子说：“文王死后，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见《论语·子罕篇》。“兹”，是孔子自指。文王的文化在孔子，孔子的文化在仲舒，即董仲舒。《佚文篇》说：“文生的文化，传承在孔子，孔子为汉朝制定文化，传承在汉朝。”仲舒死后，难道就在长生这类人那里吗？为什么言论如此卓越，文辞如此美丽！唐勒、宋玉，也是楚国的文人，《史记·屈原传》说：“屈原死后，楚国有宋玉、唐勒都喜好辞赋，而以赋闻名。”《汉志》：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竹帛没有记载的，是因为屈原在他们之上。会稽的文才，难道只有周长生吗？之所以最后论列他，“末”，各本相同。王、崇文本作“未”。是因为长生尤其超群出众。九州多山，而华山、泰山为岳；四方多河，而长江、黄河为渎，是因为华山、泰山高而长江、黄河大。长生，是州郡中高大的人物。舍弃同姓的伯贤而赞誉他族的孟，是不恰当的。长生是文辞的伯贤，是文人共同尊崇的，朱校元本无“之”字。单独记录他，是《春秋》在鲁国记载元年的意义。

世俗喜好高古而称颂所闻，前人的作品，像菜果一样甘甜，后人新造的作品，像蜜酪一样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然奇特，评论者还认为他幼稚于前人。上天禀赋元气，人承受元精，难道因为古今而有差别吗？孙说：此文不当有“者”字。怀疑是受上下文诸“者”字影响而衍文。优秀的为高，明智的为上。实事求是的人，看到是与非的区别，看到不对的，就退后置于后；看到对的，就推进置于前，内心明白昭著，不被世俗迷惑。班叔皮续写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浅（浃）备，“浅”，宋本作“浃”。《史通·鉴识篇》自注引此文说：“王充说彪文义浃备，纪事详赡。”今本“浅”是“浃”的形误。《后汉书·班彪传》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后来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但多鄙俗，不足以继承其书。彪于是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盼遂案：“浅”应当是“洽”的声误。阅读的人认为他是甲，而太史公是乙。子男孟坚，担任尚书郎，光武帝将尚书分为六曹，每一尚书领六郎，共三十六郎，秩四百石，主管文书起草。见《后汉书·百官志》。孟坚在永平五年为郎。注释《别通篇》。文辞相比叔皮，不仅仅是五百里之远，而是周、召、鲁、卫那样的大国。周广业说：“大概是比作大国。”如果崇尚高古，那么班氏父子就不值得记载了。“而”同“则”。盼遂案：吴承仕说：“如果以高古为尚，那么班氏父子就不值得记载了。论意也是甲班而以太史公为乙。”

译周代有繁盛的文化，是因为它处于夏、商两代之后。《论语·八佾》说：“周代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制度，文化多么丰盛啊。”汉代处在百代之后，文章辞说，怎么能不繁盛呢？用大的事物来比喻小的事物，通过观察百姓家中的情况，来窥见朝廷的道理。房屋刚建成，桑麻刚种下，居住多年，子孙相继，桃树、李树、梅树、杏树，遮蔽了山丘原野。日抄说：由此可以看出“庵”字的含义，正是取“掩”的意思。孙说：“庵”应当作“奄”。《说文解字》：“奄，覆盖的意思。”根茎众多，那么花叶就繁茂。汉代治理安定已经很久了，土地广阔，人口众多，道义兴起，事务发生，花叶般的言论，怎么能不繁盛呢？花与果实，是一起长成的，没有花而长出果实，万物中很少有这种情况。山秃了，哪里会有茂盛呢？地咸卤了，哪里会有滋长呢？刘盼遂说：“地泻”与“山秃”是对文，大概“泻”是“舄”的音误。“舄”指土地咸卤，不能生长作物。《汉书·沟洫志》：“终古舄卤兮生稻粱。”《文选·海赋》：“襄阳广舄。”晖按：“泻”应当作“舄”。《书解篇》说：“地无草木就称为泻土。”“泻”也是误字。又说：“舄土不长五谷。”宋本也作“舄”，与通津本相同。程、王、崇文本都误作“泻”。可以证明此文及《书解篇》作“泻”的，都是“舄”的误字。《禹贡》：“海滨广斥。”《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斥”都作“舄”。颜师古说：“舄，咸卤之地。”段玉裁说：“作‘斥’的是古文尚书。作‘舄’的是今文尚书。‘舄’古写作‘舄’。”《广韵》三十五马：“泻，悉姐切，泻水的意思。”二十二昔：“舄，思积切，咸土的意思。”音义都不同。刘盼遂说：“地泻”与上文“山秃”相对，大概是借用作“舄”字。“舄”指土地咸卤，不能生长作物。《汉书·沟洫志》：“终古舄卤兮生稻粱。”《文选·海赋》：“襄阳广舄。”都是例子。《书解篇》说：“地无草木就称为泻土。”又说：“泻土不长五谷。”都是假借“泻”为“舄”。文章之士，在汉代滋长繁茂，乃是汉家兴盛昌盛的祥瑞。天空晴朗，众星明亮；《淮南子·缪称训》注：“晏，没有云。”《汉书·郊祀志》，如淳注：“三辅地区称日清无云为晏。”阴雨连绵，日月被遮蔽隐藏。如今文人同时出现，乃是汉朝光明的验证。下文的“明”，宋本作“朗”。

高祖读陆贾的书，赞叹称颂万岁；陆贾著《新语》，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好的，左右呼喊万岁。见《史记》本传。《日知录》说：“万岁，是当时庆幸的通用称呼，但也属于非常之辞。”徐乐、主父偃上疏，被征召拜为郎中，《史记·主父偃传》：主父偃在宫阙下上书，早上奏呈，晚上就被召入见面。这时赵人徐乐也上书谈论世务，皇上于是拜主父偃、徐乐为郎中。如今没有听说。这“方今”大概指章帝。（考证见年谱。）陆贾、徐乐、主父偃都是前汉的事，所以说“未闻”。膳食中没有苦酸的食物，口中所不喜欢的味道，手不会举起它来给人吃。刘盼遂说：吴承仕说：“膳无苦酸”以下几句，怀疑有误。诏书每次下达，文义涉及经传四科，这意思我不明白。应劭《汉官仪》说：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百官志》注引作“世祖诏”）征辟士人分四科：第一科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第二科是经明行修，能担任博士；第三科是明晓法律，足以决断疑案，能按章覆问，才能胜任御史；第四科是刚毅多谋，遇事不迷惑，明智足以照察奸邪，勇敢足以决断，才能胜任三辅长官。（见《后汉书·和帝纪》注。）怀疑就是这里说的“四科”。诏书文采斐然，是喜爱文章的明显验证。上书不实核，著书没有主旨，“万岁”的声音，“征拜”的恩典，从哪里发出呢？修饰面容的人都想显得美好，但转动眼珠的人很少；听到声音的人都想显得悲伤，但惊动耳朵的人很少。“文”应当作“闻”，是声音的误字。应当根据宋本、朱校元本改正。古人喜欢悲音，注见《感虚篇》。陆贾的书没有奏上，徐乐、主父偃的策略没有听到，那些瞎说的人，言论粗俗丑陋，文章不美不润，不指向所谓，文辞淫邪滑腻，不被涛沙的责罚，已经是幸运的了！哪里能蒙受征拜为郎中的宠幸呢？

《论衡校释》卷第十四

状留篇

留，是稽留的意思，是说贤儒稽留难以进用。刘盼遂说：“状”是原起的意思。本篇说：“贤儒迟留，都有状故。状故是什么？学问多道义重，成为自身的拖累。”状留的意义，这几句话完全揭示出来了。

论说贤儒的才能，已经超越常人了。即《超奇篇》所论。世人奇怪他们仕宦不进步，官爵卑微小。因为贤才退在俗吏之后，确实可以奇怪。“不”疑当作“可”。刘盼遂说：当是“信可怪也”。“可”字行书与“不”相近而讹误。像这样，就足以看出贤与不贤的区别，看到高下多少的真实情况了。“而”同“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