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三十

译建武三年，王充出生。他小时候，与同伴们一起玩耍，不喜欢轻慢侮辱别人。同伴们喜欢捕捉麻雀、捕捉蝉，玩猜钱游戏、攀爬树木游戏，王充唯独不肯参与。孙诒让说：“林熙”的“林”字大概应当是“休”字，“熙”与“媐”相通。《说文解字·女部》说：“媐，喜悦快乐。”“戏钱”大概就是“意钱”，《后汉书·梁冀传》李贤注引何承天《纂文》说：“诡亿，一种叫射意，一种叫射数，就是摊钱游戏。”孙诒让又说：孙诒让认为“林”字大概应当是“休”字，这是不对的。“掩雀、捕蝉、戏钱、林熙”，是四种游戏的名称。林熙，就是攀爬树木的游戏。《淮南子·修务训》说：“木熙的人，攀援梧桐、槚梓，抓住弯曲的树枝。”高诱注：“熙，游戏。举，攀援。梧桐、槚梓都是大树。句枉，弯曲的树枝。”又说：“木熙的人并不是有绝顶的强力。”高诱注：“眇，绝顶，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是自己拥有绝顶的强力。”《淮南子》的“木熙”，《论衡》的“林熙”，意义是一样的。如果改成“休”，就失去原意了。诵读奇异的事情，感到惊奇。六岁开始读书，恭敬谨慎，仁爱顺从，礼仪恭敬具备，庄重寂静，有伟人的志向。“巨”字旧本作“臣”，郑本相同，现在依据钱、黄、王、崇文本改正。父亲不曾打他，母亲不曾责备他，《十驾斋养新录》卷七说：王充传记说：“王充少年丧父。”按照这篇文章，并没有说“少年丧父”。邻里不曾指责他。八岁到书馆读书，书馆里的小童有一百多人，都因为过失被责罚，元本作“相摭”，朱校同。有的因为字写得丑而被鞭打。王充读书每天进步，又没有过失。手写书法完成后，辞别老师学习《论语》、《尚书》，每天背诵千字。经典明白德行成就，辞别老师而专门研究，拿起笔写作而众人惊奇。所读的文书，也日益广博有德。才华高而不崇尚随意写作，口才好而不喜欢谈论应对，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整天不说话。他的论说开始似乎与众人不同，仔细听他说完，众人才认为他是对的。用笔写文章，也是这样；处理事务侍奉上级，也是这样。在郡县官位做到掾功曹，《后汉书·百官志》：“郡国及县，各曹都设置掾史。”又说：“功曹主管选拔任命和功劳。”注引《汉书音义》说：“正职叫掾，副职叫属。”在都尉府官位也是掾功曹，《百官志》：“每个属国设置都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汉官解故》说：“都尉，每个郡各一人，辅助太守，说与太守一起接受银印部符的职责，作为一郡的副将。然而都主管军事职务，不干预民事。旧时常在八月都试讲习射箭力量，以防备不测，都穿红色衣服军装，显示威武，抵御灾难的人。”（《书抄》卷六十三。）在太守手下做列掾五官功曹行事，《百官志》：“每个郡设置太守一，俸禄二千石。”“行事”，程本作“从事”，错误。《续汉书·百官志》卷五：“郡守都尉都设置各掾史。”本注说：“有功曹，主管选拔任命和功劳；有五官掾，署理功曹及各曹事务。”“列掾五官”，就是说列为五官掾。“功曹行事”，大概就是署理功曹事务。进入州府做从事。《百官志》：“每个州都有从事史。”《续汉志》：郡国有从事，主管监督文书，察举主官非法行为，都由州自行征辟，所以通称为百石。不喜欢在世上求取名声，不因为利害关系而被驱使。“将”同“从”。意思是不被利害关系动摇。常说别人的长处，很少说别人的短处。专门推荐没有显达的人，解释已经显达的人的过错。对于所不喜欢的人，也不称赞；有过错不解释，也不再次陷害。能宽恕别人的大过错，也悲悯别人的小错误。“夫”，元本作“忘”，朱校同。怀疑应当是“也忘记别人的小错误”，与“能宽恕别人的大过错”句法一致。校者把“忘”改成“夫”，不知道“悲”就是“忘”的讹误衍文。喜欢自我周全，不肯自我彰显，勉励以行为操守为基础，以才华能力为名声为耻。众人聚会坐在座位上，不问不说；被君主将帅召见，不问到不对答。在乡里，仰慕蘧伯玉的节操；在朝廷，贪求史鱼的行为。《论语·卫灵公》：“孔子说：‘直啊，史鱼！国家有道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也像箭一样直。君子啊，蘧伯玉！国家有道就出仕，国家无道就可以卷起抱负隐藏起来。’”集解孔安国说：“史鱼，卫国大夫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史”，杜预注：“史鱼。”杜氏《世族谱》：“卫国杂人史。”大概名，鱼是他的字。见到污蔑伤害，不肯自我辩白；官位不晋升，也不怀恨。贫穷没有一亩地遮身，志向超逸于王公；卑贱没有斗石俸禄，心意如同吃万钟俸禄。《类要》卷二十六乡闾高士类、贫类引“庇身”都作“之赀”，怀疑是对的。又“志佚于王公”与“意若食万锺”两句先后次序颠倒。得到官位不欣喜，失去职位不怨恨。处在安逸快乐中欲望不放纵，处在贫苦中志向不疲倦。广泛阅读古文，喜欢听不同的言论。世俗书籍俗说，大多不安心，隐居独处，考证论述真实虚假。旧本段。

王充为人清廉庄重，交游一定选择朋友，不喜欢随意结交。所交的朋友地位虽然卑微，年龄虽然幼小，行为如果超脱世俗，一定与他交朋友。喜欢杰出朋友雅正门徒，不广泛结交世俗人才。世俗人才因为他的微小过错，飞短流长陷害他，盼遂案：《后汉书·宦者传》：“竞相想要咀嚼，制造飞条。”章怀太子注：“飞条，飞书。”案：大概就像现在的匿名信，明朝末年的没名揭帖。然而始终不自我辩白，也不非议怨恨那些人。有人说：“有良材奇文，没有罪过被陷害，为什么不自我陈述？羊胜之类，磨口膏舌；邹阳自我辩白，入狱后又出来。羊胜谗害邹阳，注《超奇》篇。如果有保全完整的品行，不应该被别人缺损；既然能够勉强自我伸张，不应该被别人屈服。”回答说：不清净不被尘土沾染，不高不被危险看见，不广不被削减，不满不被亏缺。士人憎恨多口，孟子《尽心下》：“士憎兹多口。”被别人陷害，大概也是适宜的。喜欢进所以自我辩白，憎恶退所以自我陈述。我没有好恶，所以沉默无言。羊胜谗害，有人指使；邹阳得免，有人提拔。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偶会》篇说：“公伯寮向季孙谗害子路，孔子称命；鲁人臧仓向平公谗害孟子，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前人见到，所以归结于命，委弃于时，浩然恬淡，没有怨恨。福到来不认为是自己所得，祸到来不认为是自己所为。所以时进心意不认为丰，时退志向不认为亏。不嫌弃亏以求盈，不违背险以趋平；不卖弄智慧以求禄，不辞去爵位以钓名；盼遂案：“吊名”应当是“钓名”的错误。《汉书·公孙弘传》：“装饰欺诈想要钓名。”师古说：“钓，取。意思是像钓鱼。”那么“钓名”正与“干禄”相对。不贪求进以自我辩白，不厌恶退以怨恨人。同安危而齐死生，均吉凶而一败成，遭遇十个羊胜，说没有伤害。行动归结于天，所以不自我辩白。旧本段。

译王充性情恬淡，不贪图富贵。被君主赏识，破格提拔，他不羡慕高官；不被君主赏识，贬谪压抑，他不怨恨低位。被任命为县吏，他不挑剔回避。有人说：“心里难以做到却行为容易，结交好友志同道合，做官不选择地方，污浊的操守损害品行，世人为什么要效仿放纵？”回答说：可以效仿放纵的，没有超过孔子的。孔子做官，没有回避的地方。做管理仓库的小吏，没有忧愁的心情；做管理牲畜的小吏，没有喜悦的神色。做司空、相国，没有喜悦的神色。舜耕种历山，好像终身不免于贫贱；等到接受尧的禅让，好像终于自得。担忧德行不丰厚，不担忧爵位不尊贵；羞耻名声不显扬，不厌恶地位不升迁。垂棘美玉与瓦片同放一个匣子，明月宝珠与碎石同装一个口袋，如果具备两种宝物的本质，不妨碍被世人同等看待。世人能识别善人，即使地位低贱也显达；不能分辨黑白，即使地位尊贵也受辱。处于卑位与尊贵保持同样的操守，地位低贱与高

译贵比较德行，这就够了。

世俗本性贪婪进取忽视退让，收获成功抛弃失败。王充升迁在位的时候，众人像蚂蚁一样依附；废退穷居的时候，旧友背叛离去。怨恨世俗之人寡恩，所以闲居时写作《讥俗》《节义》等十二篇文章。希望世俗之人看书后能自觉，所以文章直白显露，汇集使用世俗语言。有人指责说它浅陋。回答说：用圣人的典籍来展示给小孩，用雅言来解说山野之人，不能让他们理解，没有不抵触的。所以苏秦在赵国精心游说，李兑却不高兴；商鞅用称王的道理游说秦国，秦孝公不采用。如果不能符合心意欲望，即使说尽尧、舜的话，也如同给牛喝酒、给马吃干肉一样。所以宏大华丽深奥的言论，贯通大事却不通达小事。不得已而勉强听，进入胸中的很少。孔子在野外丢失马匹，野人关闭门不给；子贡美妙称赞却惹怒对方，马夫诙谐劝说而野人高兴。用浅显显露的语言，勉强用深奥宏大的文章，如同调和神仙的药来

译治疗鼻塞咳嗽，制作貂狐的皮衣来取柴火蔬菜。况且礼节有所不需要，事情有所不必要。判决知晓罪责，不一定等待皋陶；调和蔬菜，不一定等待易牙；街巷的音乐，不一定使用《韶》《武》；里巷的祭祀，不一定等待太牢。既然有不必要的，又有不适宜的。用牛刀割鸡，用戟采葵，用斧钺裁筷子，用盆盎斟酒，大小失宜，喜欢的人很少。用什么来辩论？用浅显比喻深奥。用什么来智慧？用容易比喻困难。贤圣衡量才质所适宜的，所以文章能做出深浅的区别。

译王充既然厌恶世俗的情态，便撰写了《讥俗》一书；又怜悯人君的政令，只想要治理百姓，却不得其法，不了解其要务，忧愁精神、苦心思索，却看不到所应趋向的方向，所以撰写了《政务》一书。又哀伤伪书和俗文中大多不真实诚恳，所以撰写了《论衡》一书。贤人圣人去世后，大义便分散了，人们蹉跎岁月，趋向各异，各自开创门户。通达的人观览这些书籍，不能订正阐释。先孙说：“钉铨”应当是“订诠”。《薄葬篇》说：“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远远听闻传授，用笔记录、用耳听取，在百年之前。经历的日子越久，就认为这是古代的事情，所说的话似乎接近事实，便深信不疑，深入骨髓，不能自我解脱，所以撰写了《实论》。它的文辞繁盛，它的辩论争锋，浮华虚伪的言语，没有不被考证确定的。孙说：“澄”应当作“证”。《问孔篇》说：“证定是非。”《超奇篇》说：“莫不证定。”这些都是证据。淹没浮华虚妄的文辞，保存敦厚质朴的本质；拨正流失的风气，回归伏羲时代的习俗。旧本段。

王充的文章显露易懂。有人说：“口才辩捷的人，他的言语深刻；笔头敏捷的人，他的文章深沉。考察经艺的文章，贤人圣人的言语，宏大庄重、优雅，难以立刻明白看清。世上阅读它们的人，训解古义尚且觉得低下。大概贤人圣人的才识宏大，所以他们的文辞言语与世俗不通。玉石隐藏在石头中间，珍珠匿藏在鱼腹之中，不是玉工珠师，没有人能采得。宝物因为隐藏封闭而不被看见，真实的言语也应当深沉难测。《讥俗》一书，想要使俗人醒悟，所以显露其旨意，写成分别明晰的文章；《论衡》一书，为什么也这样呢？难道是才识有浅薄的极限，不能写得〔深〕奥？孙说：“覆”字上面疑似脱漏了“深”字。下文说：“故为深覆。”正是申述此文。又说：“深覆典雅，指意难睹。”这些都是证据。晖按：朱校元本“覆”作“复”。下面两个“深覆”都作“深复”。盼遂案：“覆”字上面疑似脱漏了一个“深”字。下文“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这是“深覆”连文的证据，而且又承接上文，明白此文是脱误了。为什么文章的明察，与那些经艺的轨辙不同呢？”回答说：玉石隐藏在石头中间，珍珠匿藏在鱼腹之中，所以写得深奥。等到玉色从石头中心剖开，珠光从鱼腹中显现，它们还隐藏吗？旧本“犹”字在“乎”字下面，属下句读，现在根据文意校正。我的文章还没有汇集在简札之上，盼遂案：“其隐乎犹”，应当是“其犹隐乎”的误倒。藏在胸臆之中，就像玉石隐藏、珍珠匿藏一样。等到写出显露，疑当作“形露”。下文“笔辩以荴露为通”，错误相同。盼遂案：“荴”字不见于字书，疑为“核”字的误写。“核露”者，显著的意思。下文“笔辩以荴露为通”，也与此相同。就像玉石剖开、珍珠显现一样！灿烂如同天文的光辉照耀，顺理如同地理的清晰明了，嫌疑隐微之处，都可以明确辩定。“名”应当作“明”，是声音的误写。《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案书篇》：“两传并纪，不宜明处。”这些都是证据。处，谓辩定之意。而且名称明白，事情自然确定。“名”，疑应当作“明”。《论衡》，就是论辩的公平。口头则务必在于明白言语，笔头则务必在于显露文辞。高士的文辞优雅，言语没有不可明白的，旨意没有不可看清的。观看阅读的人，清楚明白如同盲人睁开眼睛，聆听如同聋人开通耳朵。三年的盲子，突然看见父母，如果不仔细辨认相识，怎么肯喜悦？“卒”读作“猝”。“说”读作“悦”。道路旁边的大树，护城河边的长沟，所在之处明显，没有人不知道。假如树不巨大而隐藏，沟不长远而匿藏，用这些给人看，尧、舜也会迷惑。人脸面色部七十多处，脸颊肌肤明洁，五色分别，隐微的忧喜，都可以察知，占卜推测的人，十次不会失误一次。《潜夫论·相列篇》说：“骨法为主，气色为候，五色之见，王废有时。”《史记·淮阴侯传》蒯通说：“仆尝受相人之术，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长短经·察相篇》注引《相经》说：“五色并以四时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黄、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黄色皆相，青色死，黄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黄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黄与赤二色囚。若得其时，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时，色王相若囚死者凶。”假如面色黝黑丑陋，污垢重重覆盖面部，占卜推测的人，十次会失误九次。文章由言语而来，有的浅显显露分别，有的深奥迂回优雅，谁是辩捷的人？所以口头言语用来表明心志，言语恐怕灭失遗漏，所以写在文字上。文字与言语趋向相同，为什么还应当隐藏封闭旨意？狱讼应当怀疑有罪，判决罪名为当。卿决断疑事，浑沌难懂，与那些分明可知的，谁是良吏？口头论辩以分明为公正，笔头辩论以显露为通达，官吏文书以昭察为良善。深奥典雅，旨意难以看清，只有赋颂罢了。经传的文章，贤人圣人的言语，古今言语不同，四方谈话各异。当时说话时，并非务求难以知晓，使旨〔意〕封闭隐藏。孙说：“指”字下面疑似脱漏了“意”字。上文说：“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说：“指意难睹。”都有“意”字。后人不懂，时代相隔遥远，这叫言语不同，不叫才识宏大。浅显的文章读起来难以明白，叫作不巧，不叫作知明。秦始皇读韩非的书，感叹说：“唯独不能得到此人与我同时。”“犹”疑因“独”字而讹衍。《佚文篇》作“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没有“犹”字。王、崇文本“犹”作“朕”，不对。他的文章可以明白，所以他的事情可以思考。假如深奥宏大优雅，需要老师才能学习，把它扔在地上，有什么可感叹的？笔头著述的人，想要它容易明白而难以做到，不贵难以知晓而容易造作；口头论辩务求解说分明而可听，不务求深奥迂回而难睹。孟子相贤人，以眸子明亮的人；注《本性篇》。考察文章，以意义可以明白。旧本段。

译王充的文章违背世俗常情。有人责难说：“文章贵在顺合众人的心意，不违背人们的意愿，百人读了没有谴责，千人听了没有怪罪。所以《管子》说：‘在室内说话，满室的人都赞同；在厅堂说话，满堂的人都赞同。’这是《定贤》篇中确定的观点。现在你的言论大概不与世俗相同，所以文章刺伤世俗，不合众人之心。”回答说：“论说贵在正确而不追求华丽，行事崇尚真实而不追求迎合。论辩是为了分辨是非，怎么能够不违背常规之心、逆反世俗之耳呢？众人的心意认为不对而不顺从，所以抛弃虚假而确立真实。如果应当顺从众人、迎合人心，那么遵循旧俗、固守雅正，诵读习练罢了，还有什么辩论可言？孔子陪坐在鲁哀公身边，哀公赐给他桃子和黍米，孔子先吃黍米而后吃桃子，可以说是符合进食的次序了。然而左右侍从都掩口而笑，这是因为世俗的观念根深蒂固。现在我的实际情况就像孔子进食的次序一样，世俗之人违背它，就像左右侍从掩口嘲笑一样。雅正的歌曲，在郑国人听来不觉得悲壮；礼制的舞蹈，在赵国人看来不好看。尧、舜的典籍，伍伯不肯观看；孔子、墨子的书籍，季孙、孟孙不肯阅读。保全国家的计策，被里巷之人贬斥；拨乱反正的言论，被世俗之人诋毁。这里有美味，世俗之人不喜欢，易牙却甘心情愿地吃。这里有宝玉，世俗之人抛弃它，卞和却佩戴它。谁对谁错？该相信谁呢？礼与俗相互违背，什么事不是这样呢？鲁文公逆祀，背离的人有三位。大概独自正确的言论，高士不舍弃，俗夫不喜欢；迷惑众人的书籍，贤者欣喜颂扬，愚者逃避躲藏。

王充的文章不能纯粹完美。有人说：“说话没有不当之言，写文章没有不当之文。《孝经》说：‘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吕刑》说：‘敬忌罔或有择言在身。’文章

译必须华丽美好，言语必须辩才巧妙。言语悦耳，事情就让人回味于心；文章悦目，篇章就让人留存在手。所以辩才无不被听从，华丽的文章无不被传抄。现在新书既然在于论说譬喻，说世俗是虚伪的，又不美好，观看时不愉快。大概师旷调音，曲子没有不悲壮的；易牙调和膳食，菜肴没有淡而无味的。那么通达的人著书，文章没有瑕疵污秽。《吕氏春秋》、《淮南子》，悬挂在城门上，观看阅读的人，没有一句诋毁。《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于是让他的门客各自记录所闻，汇集论说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多万字，认为具备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称《吕氏春秋》，布告在咸阳市门，悬挂千金在上面，延请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加一字的人，给予千金。’高诱《吕氏春秋序》说：‘吕不韦于是召集儒士，让他们记录所闻，名为《吕氏春秋》。暴露在咸阳市门，悬挂千金在上面，有能增减一字的人，给予千金。当时的人没有能增减的。高诱认为当时的人不是不能，大概是畏惧相国，害怕他的权势罢了。’《文选·杨德祖答临淄侯笺》注引桓谭《新论》说：‘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之士，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王，聘请天下辩通之士来著篇章。书成后都布告在都市，悬挂千金，以延请展示给众士，而没有能变更的，这是因为其事简约艳丽，体制完备而言辞精微。’现在没有这两本书的美，文章虽然众多丰盛，却多有谴责诋毁。”回答说：“培养实质的人不培育华饰，调整行为的人不修饰言辞。丰茂的草多落花，茂密的林多枯枝。写文章想要显明自己的真实意图，怎么能令文章没有谴责诋毁呢？救火拯救溺水，道义上不允许讲究好看；辩论是非，言语不允许讲究巧妙。进入沼泽跟随乌龟，来不及调整脚步；深渊捕捉蛟龙，来不及安定双

译手。揭露奸邪的言辞简略，指向趋向深远微妙；言语甘甜文章峭拔，务必意思浅薄细小。舀取谷物千钟，糠皮占大半；清点钱币满亿，穿漏决出万。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疵，大简必有大不好，良工必有不巧。那么辩才必然有所屈折，通达的文章仍然有所贬黜。言语如金由富贵人家兴起，文章如粪自贫贱室中产出。《淮南》、《吕氏》的文章不无累害，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出自家富官贵之家。因为贵，所以得以悬挂在市集；因为富，所以有千金作为副赏。观看阅读的人，惶恐畏惧忌惮，即使见到乖谬不合，哪里敢谴责一字呢？《吕氏春秋·制乐篇》高诱注说：‘暴露在咸阳市门，没有敢增益一字的人，明显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罢了。所以扬雄遗憾没赶上那个时代，车载其金而归。’

译王充的书写成之后，有的考合于古法，不像前人的作品。孙诒让说：这里不应该有“或”字，怀疑是“成”字传抄错误而衍生的。刘盼遂按语：“或”字是沿袭下文几个“或”字而增加的。有人说：“这叫做修饰文辞，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迂回曲折，有的屈曲，有的舒展。”“谓之饰文偶辞”，怀疑应当作“饰文调辞”。“谓”是“调”字的讹误和衍文。“之”是“文”字的讹误和衍文，又错误地放在了“饰”字上面。“偶”是“调”字的形近讹误。《超奇》篇说：“雕琢文辞，作为华丽的言辞。”《案书》篇说：“调整文辞修饰言辞，以造成奇伟的观感。”下文说：“调整文辞以务求相似，就会失去真情。”又说：“有的调整文辞以巧饰文章。”这些都是证据。“或直或迂，或屈或舒”，就是描述“修饰文辞”的。说它论述道理，实事琐碎，文辞甜腻酸涩，文字有误。与经典相谐和却不符合验证，孙诒让说：《说文》：“谐，合也。”《广雅·释诂四》：“谐，耦也。”这就是它的含义。与传注相集合却不契合，考察司马迁的文章不恰当，纳入扬雄的文章也不合适。文章不与前人相似，怎么能称为美好，称赞工巧呢？”回答说：修饰容貌以勉强相似，就会失去形体；调整文辞以务求相似，就会失去真情。一百个男人的孩子，父母不同，种类不同而生，不一定相似，各自凭借所禀赋的，自然就是美好的。文章必须与别人相合然后才称为好，这就好比代替工匠砍削木头不伤手，然后才称为工巧。老子说：“代替大工匠砍削木头的人，很少有不自伤其手的。”文人的任务，各自有所遵循，有的调整文辞以巧饰文章，有的辨明真伪以陈述实事。如果必须谋虑相合，文辞相袭，那么五帝做的事就没有差异，三王的事业就没有不同了。美丽的面容各不相同，但都悦目；悲伤的音调声音不同，但都悦耳。酒醴气味不同，喝了都醉；百谷味道不同，吃了都饱。说文章应当与前人相合，这就是说舜的眉毛应当再有八种光彩，禹的眼睛应当再有重瞳。尧眉八采，舜目重瞳。见《骨相》篇。旧本分段。

王充的书文辞繁复。有人说：“文章贵在简约而意旨通达，言语崇尚节省而旨趣明了。“趍”，元本作“趋”，朱校改为“趣”。“趣”一作“趋”，“趍”是俗字。作“趣”是对的。《文选·东京赋》注：“趣，意也。”“指通”、“趣明”是对文。辩士的言语简要而通达，文人的辞藻少而显著。现在所作的新书，超过万言，繁复不节省，朱校元本“不”字上有“而”字。那么读者不能全部读完；篇章不止一个，那么传抄者不能统领把握。遭受急躁之人的名声，以多为不善。言语简约容易说，文辞繁复难得。玉少石多，多的不成为珍宝；《意林》、高似孙《子略》并引作“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多，少的固然成为神物。”《意林》、《御览》六〇二、又九二九、《子略》引文都没有“固”字。回答说：有这样的说法。大概要言无多；刘盼遂按语：“寡”应当是“要”的形误。“要言无多”者，与“华文无寡”为对文。如同何晏称赞管辂说：“可谓要言不烦。”意思相同。而华文无寡。“寡言”

译应当作“实言”。“实言无多，而华文无寡”，正反成义。《佚文》篇：“张霸推精思至于百篇，汉世寡类。”现在讹作“实类”。这里“实”讹为“寡”，那里“寡”讹为“实”，正是这类情况。被世人所用的，百篇也没有害处；不被所用的，一章也没有补益。如果都被使用，那么多的为上，少的为下。累积千金，相比于一百，谁更富有？大概文多胜寡，财富愈贫。“财富”旧作“财寡”，现在根据《意林》、《御览》六〇二引文校正。世间没有一卷，意林、子略引“卷”并作“引”。《类要》二一自叙文类引同今本。我有百篇；别人没有一字，我有万言，谁更贤能？现在不说所说的不对，却说太多；不说世人不喜好善，却说不能统领，这就是我书不能简约的原因。住宅多，土地不能小；户口众，簿籍不能少。现在失实的事情多，华虚的话语众，指明事实确定适宜，辩争的言语，怎么能简约直截？韩非的书，一条没有异议，篇章以十排列，文字以万计算。形体大，衣服不能窄；事情多，文章不能窄。事情多文章丰富，水大鱼多。帝都谷物多，王市肩膀相磨。书虽然文辞繁复，所论述的有百种。按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汉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又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又春秋：“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应劭传曰：“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又前书本传云：“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九篇。”即见存繁露。我的书也才出一百，本传载论衡八十五篇。现在缺招致一篇。这里说“出百”者，佚失实多，其本当在一百篇以外也。说详刘盼遂论衡篇数残佚考。却说太多，刘盼遂按语：论衡今存八十五篇，招致一篇有录无书。今云“吾书出百”，而佚文篇亦云“论衡篇以百数”。“百”，今本讹为“十”，绝不合于情实。纵不计佚篇，论衡亦将九十矣。此其佚篇最少亦应在十五以上矣。今考论衡佚篇见于本书中者，有觉佞篇，（答佞篇“故觉佞之篇曰”云云。）有能圣篇，有实圣篇，（须颂篇云：“能圣、实圣所以兴也。”）有时旱篇，有祸湛篇（须颂篇云：“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案：顺鼓、明雩在论衡第十五卷，而时旱、祸湛俄空焉，亦当是论衡篇名而今佚者。）有盛褒篇。（对作篇云：“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齐世等五篇见存论中，则盛褒为篇名无疑。）马总意林卷三引论衡云：“天门在西北，地户在东南。地最下者，杨、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土最被水害。”又引：“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首阳山，非让国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又引：“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凡上三条，皆不见于本书。又酉阳杂俎卷十石驼溺条云：“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落尽，得仙。出论衡。”北齐书樊逊传云：“刘向之信洪宝，没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比为不相。”又陆佃

译埤雅卷四引论衡：“鹿制于犬，伏于鼠。”考此数处文义，似仍出于上举五篇之外，则论衡佚篇，其多可见。仲任所云“吾书数纔出百”，及云“篇以百数”，盖皆信史，非妄语也。大概说所以出来的原因微小，观读的人不能不谴责呵斥。河水沛沛，相比众多河流，谁更大？虫重厚，称其出丝，谁更多？王本、崇文本改作“孰者为多”，是。旧本分段。

译王充任职次数不偶合，《御览》卷六〇二引作“遇”。然而只是著书来自我记录。有人戏弄他说：“先前孙说：‘亏’应当是‘戏’，‘戏’的隶书有时写作‘□’（见韩造礼器碑）；‘亏’俗体通作‘□’（见干禄字书）。左边都从‘虚’，所以古书中多互相讹误。所推崇的宏大才具，在于做官时能偶合机遇，自身容貌言辞被接纳，事情得以成功建立，所以被视为高尚。现在您涉足世事却落魄，做官屡次被罢黜，才具未在事务上得到锻炼，力量未在职责上完全施展，所以只是幽居深思撰写文章，记录美好的言辞，这对您自身有什么补益呢？众多的人想以此趋向什么呢？”回答说：才具宏大没有超过孔子的。孔子才具不被容纳，被斥逐，《盐铁论·国病篇》说：“孔子被鲁君斥逐。”又《诏圣篇》说：“孔子治理鲁国未能成功，被齐国驱逐。”《庄子》的《山木篇》、《让王篇》、《盗跖篇》都说：“孔子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伐树，在齐国接淅而行，在宋国伐树，见《儒增篇》注。先孙说：“接淅”，元本作“浣淅”，字应当是“▯淅”。《说文解字》水部说：“▯，凌干渍米也。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淅而行。’元本‘浣’即是‘▯’的误字。明刻本作‘接’，乃是浅薄之学依据今本《孟子·万章篇》文字改动的。被围困，被削迹，被围困于匡，见《知实篇》注。在卫国被削迹，见《儒增篇》注。在陈、蔡被困饿，门徒面有菜色。《论语·卫灵公篇》说：“在陈绝粮，随从的人病倒，不能起来。”现在我才具不及孔子，不偶合的困厄，‘偶’，元本作‘遇’，朱校同。未曾与他等同，难道可以轻视吗？‘偏’，元本作‘遍’，朱校同。况且通达的人未必明智，困穷的人未必愚笨。遇合的就得，不遇合的就失。所以命运厚禄善，庸人尊贵显赫；命运薄禄恶，奇才俊士落魄。如果一定要以偶合来称量才具德行，那么那些专城食土的人，才具贤能超过孔、墨。自身尊贵而名声卑贱，那么居处洁净而行为污浊，‘则’

译，怀疑是涉‘贱’字而伪衍。享受千钟的俸禄，没有一长之德，这才可以戏弄。如果德行高尚而名声清白，官职卑微而俸禄微薄，这不是才能的过错，不足以成为累赘。士人愿意与原宪共居茅屋，不羡慕与子贡同乘高车；《庄子·让王篇》说：“原宪居住在鲁国，四堵土墙的房子，用野生草覆盖，蓬门不完整，用桑木做门轴，而瓮牖二室，用粗布堵塞，上漏下湿，端正坐着弹琴。子贡乘坐大马，内穿深青色外穿白色的衣服，轩车进不了巷子，前往拜见原宪。原宪戴着破旧的帽子穿着破旧的鞋子，拄着藜杖应门。子贡说：‘嘻！先生有什么病？’原宪回答说：‘宪听说，没有钱财叫做贫，学习而不能实行叫做病。现在宪贫，不是病。’子贡退避而有愧色。原宪笑着说：‘迎合世俗而行，结党营私交友，学习为了待人，教导为了自己，仁义的邪恶，舆马的装饰，宪不忍心做。’”乐于与伯夷一起旅食，不贪图与盗跖比肩。高士所看重的，不与世俗相同，所以他们的名声不与世间相同。身体与草木一起腐朽，名声与日月一起彰显，行为与孔子相比困穷，文章与杨雄成为双璧，我以此为荣。身体通达而知识困穷，官职大而德行细微，对于他们是荣耀，对于我是累赘。偶合容悦，盼遂案：《孟子·尽心》说：“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赵注说：“为苟容以悦君者也。”说、悦古同字。古也作‘容阅’。自身尊贵身体安逸，百年之后，与万物一起消亡，名声不流传给一个后代，文章不遗留下一张纸，官职虽然倾仓，文德不丰厚，这不是我所赞赏的。臧，善也。德行汪濊而渊懿，知识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说文解字》说：“泷，雨泷泷也。涿，流下滴也。”《方言》说：“泷涿谓之沾渍。”泷涿、泷漉语之转。言溶（潏）□而泉出，‘溶’下旧校说：一有‘窟’字。孙说：‘溶’应当是‘潏’，形近之误。‘潏□’迭韵连语，涌出之貌。正用上林赋‘潏潏淈淈’之文。《文选》陆士衡《文赋》注引正作‘潏’。富

译材羡知，贵行尊志，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才是我所谓的异。旧本段。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有人讥讽他说：“宗祖没有淑懿的基础，文墨没有篇籍的遗存，虽然著述鸿丽的论说，无所禀承阶梯，终究不能高尚。气没有渐变而突然到来叫做变，物没有同类而妄生叫做异，不常有而忽然出现叫做妖，诡于众人而突出叫做怪。您有什么祖？您的祖先不记载。况且未曾涉足墨涂，出自儒门，吐出论说数千万言，应当是妖变，怎么能珍视此文而多贤？”回答说：鸟没有世代的凤凰，兽没有种族的麒麟，人没有祖先的圣贤，物没有常有的嘉珍。才高被屈，遭遇时运如此。士人尊贵所以孤兴，物贵所以独产。文章谁常在盼遂案：章士钊说：“‘孰’疑当为‘族’。声之误也。‘孰’与‘族’迭韵。”章说‘孰’为‘族’误，是对的。至于说本于迭韵，则不对。《广韵》族、孰虽同在入声一屋，然而迭韵相借，古籍罕见。不如说本于双声，‘族’为昨木切，‘孰’为殊六切，同为齿音，故得相假。有以放贤，字有讹误。这就是醴泉有故源，而嘉

译王充在元和三年，书抄、意林、御览卷六百二引文均作“章和二年”，这是错误的。迁徙家室以避祸难，书抄、意林、御览引文均作“徙家避难”，那么“辟”字下面现在脱漏了“难”字。“辟”与“避”字通用。前往扬州部下的丹阳、九江、庐江。《百官志》记载：“扬州部辖郡国六个。”吴郡、豫章、会稽，加上这三个，总共六个。所监察的区域称为部。后来入朝担任治中，《百官志》记载：“每个州都有从事史。其中功曹从事，称为治中从事。”《通志·职官略》第六说：“治中从事史一人，居中处理事务，主管各曹文书事务，这是汉代的制度。”刘盼遂按语：马总《意林》引文作“王充章和二年徙家避难。”《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文作“王充以章和二年徙家避难至扬州丹阳，入朝担任治中。”根据这两本书，那么“避”字下面应该有“难”字，应当补入。只有“元和三年”作“章和二年”则是错误的。下文说：“历年逐渐荒废。章和二年，罢免州职居家。”从元和三年到章和二年共经历三年，所以说“历年”。如果已经经过章和二年，怎么能历经多年又到达章和二年呢？这也是文理所不允许的，所以断定《意林》、《御览》有误。才能小而担任职务大，职责在于纠察弹劾，“割”字，《御览》引文作“劾”。《百官志》记载：“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管督促文书，察举违法之事，都由州自行征辟，俸禄百石。”《光武帝纪》记载：“从事负责监察。完全依照旧制。”《汉书·朱博传》记载：“百姓被官吏冤屈，以及陈述盗贼诉讼之事，各自让所属的部从事处理。”那么从事的职权就可以知道了。笔札方面的思考，历年逐渐荒废。章和二年，罢免州职居家。《御览》引文作“三年”，《文选》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引文作“二年”。章和年间只有二年，作“三”是错误。《文选》潘安仁《怀旧赋》注、又《悼亡诗》注、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注、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引此文“罢州”下面都有“役”字。年龄渐渐七十岁，刘盼遂按语：《御览》引文作章和三年，不对。考证汉章帝章和年间只有二年，没有三年。这是因为《御览》既将元和三年讹误为章和二年，那么就不能将此处的三年改为三年。此时可以悬挂车马（致仕）。《公羊传·桓公五年》何休注：“礼制七十岁悬挂车马致仕。”疏解说：《春秋》说文。称为县舆的原因，《淮南子》说：“太阳到达悲谷，称为晡时；到达渊隅，称为高春；到达连石，称为下春；到达悲泉，于是停止其女，于是休息其马，称为县舆。”旧说认为：“太阳在县舆，是一天的傍晚；人年七十，也是一世的傍晚，于是将政事交给君主，所以叫县舆致仕。也有作县车的。”仕途隔绝，志向穷尽无可奈何。事情有否泰变化，自身有利害关系。头发变白牙齿脱落，岁月流逝，《御览》卷六百二、《类要》卷二六引文“踰”均作“逾”。《吕氏春秋》高诱注：“逾，增加。”《尔雅·释言》：“迈，行走。”同辈朋友更加稀少，很少有所依靠。《类要》引文作“怙赖”。贫穷没有供养，心中不快乐。岁月渐渐流逝，《离骚》王逸注：“冉冉，行走的样子。”五臣注：“渐渐。”庚辛之际，“域”读作“或”。《说文解字》戈部“或”字重文“域”。注解说：“‘或’又从‘土’。”因此“域”就是“或”。惠士奇说：“古文‘域’作‘或’，如同‘记’作‘己’。”《说文解字》：“际，墙壁会合处。”《孟子》赵岐注：“际，连接。”《订鬼篇》说：“病人将死，杀鬼到来，是庚辛之神。”“庚辛或际”，意思是将要死亡。刘盼遂按语：“庚辛”者，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十三年辛丑，当时王君年龄七十四五。因为章和二年，王君年龄渐渐七十。显然这“庚辛”，应当是和帝晚年。虽然害怕最终离去，愚钝的我依然奔波，方以智说：“沛沛”即“迈迈”。“迈”与“迈”相近。迈迈，隽永的样子，离去而不相顾。于是撰写养性之书共十六篇。《意林》、《类要》引文作“六十篇”，错误。孙曰：《御览》卷六百二引文“性”作“生”，与《会稽典录》相符。（见下条。）下面有“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耳”十四字，很像王充自注的话。养气自我坚守，饮食适度则饮酒，刘盼遂按语：“则”应当为“节”，声音相近之误。古“则”与“即”同声通用，“节”从“即”声。闭目塞听，爱惜精神自我保全，适当辅助服药导引，臧琳《经义杂记》卷四说：“以上疑似用十六篇的篇目。”晖按：此文说“养气自守”，《文心雕龙·养气篇》说：“王充著述，制作养气之篇。”似乎足以作为臧说的旁证。希望性命可以延长，片刻不衰老。孙曰：此节是韵语。“适辅服药引导”句有窜改脱漏。《御览》卷七百二十引《会稽典录》说：“王充年龄渐渐七十，于是撰写养生之书，共十六篇。养气自守，闭明塞聪，爱精自辅，服药道引，庶几获得大道。”这大概是节录《论衡》的话，也难以据此校勘。既然晚年无法返回，留下书籍示以后人。只有人的性命，长短有期限，人也是虫类动物，生死在同一时刻。年岁经历只是记录，先孙曰：“记”应当为“讫”，字形相近而误。谁让停留呢？如同进入黄泉，消散为土灰。上自黄帝、唐尧，下至秦、汉以来，以圣道作为标准，以通才作为条理，如同秤杆的平衡，如同镜子的开启，幼小年老生死古今，没有不详细涵盖的。性命不能延长，唉叹悲伤啊！朱校元本“叹”作“嗟”。刘盼遂按语：“上自黄、唐”到“罔不详该”八句，大概是《论衡》的自赞，与此处上下文语气不连贯，怀疑是错简混入者，应当删去，而连接“命以不延”二语，与上面“消为土灰”的话相接。从“惟人性命”起，到此十句，是王充自撰的绝命辞，他病榻缠绵垂死命笔的样子，大概可以想象。贤者自我矜惜其作品，真是性命所系啊。王充绝笔之后二十年，汝南许冲上表进献其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表文说：“许慎因为文字未定，未奏上。现在许慎已病，遗命臣携带进献至宫阙。”段玉裁注说：“古人著书，不自认为是。未死以前，不自认为完成。许书虽然纲举目张，而文字实在繁多，闻疑称疑，不无等待更正。等到病且死，则自认为不能复致力，而命子奏上了。”刘盼遂说：许冲年轻，在太原学习，读《说文》至此，未尝不反袖沾袍。迄今，老泪又为王充陨落了。

译《论衡校释》附编一

《论衡》佚文

伯夷、叔齐是因为庶出的长兄夺取了国家，才饿死在首阳山，并非是将国家让给庶出的长兄，这怎么能称他们为贤人呢？（见）《意林》。周广业说：“这段文字似乎出自《刺孟》篇。但文字不同，意义也不稳妥，怀疑有错误。”按：这段文字出自《定贤》篇。

天门在西北，又见于《御览》卷二、《事类赋》卷一。《道虚》篇也见到这句话。地户在东南。大地最低洼的地方，是扬州和兖州，洪水泛滥时，这两地的土地最受水灾侵害。（见）《意林》、《御览》卷三十六。按：这段文字似乎出自《谈天》篇。

天有日月星辰叫做文，地有山川陵谷叫做理。又见于《御览》卷三十六、《天中记》、《事类赋》卷六。地理向上，天文向下，天地之气相合，万物就生长了，天地就像夫妇一样。（见）《意林》。“天地，夫妇也”这一句，见于《说日》篇，但根据其文义，不能据此补入，暂定为该篇的佚文。

在山林中丢失了猎犬，大声呼喊犬的名字，它就会号叫回应。《御览》卷九百五引作“他的狗就鸣叫号呼回应它的主人”。人与狗不同类却互相感应，（《御览》作“听到呼喊就回应”），是因为狗认识它的主人。（见）《意林》。周广业说：“似乎出自《招致》篇。”

赦令将要下达时，牢房的钥匙会晃动，狱中的人将要放出，所以这种感应使得钥匙晃动。（见）《初学记》卷二十。《意林》引作“将有赦，狱龠动，感应也。”周广业说：“出自《招致》篇。”

蚕吐丝而商弦易断，（《御览》卷八百十四作“绝”），新谷登场而旧谷短缺，按道理孩子出生而父母精气衰退。（见）《意林》。《御览》引作“按道理孩子出生而父亲精气衰退，新丝既已登场，所以身体自然衰败”。按：这段文字似乎出自《乱龙》篇“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这几句话之间。《淮南子·览冥训》也将酒湛、商弦、彗星并列提及。周广业认为是《招致》篇的佚文，怀疑不对。

雷声震动百里，制约万国，所以雷声象征诸侯的政教。（见）《白帖》卷二。

孟尝君叛逃出秦关，鸡还没叫，关隘不开。座下的贱客鼓动手臂模仿鸡叫，群鸡随之和鸣，于是得以出关。牛马因同类而相互感应，而鸡与人也因不同的声音相和，这种应和的验证，不足以证明同类相感。（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一。《乱龙》篇、《定贤》篇文字略同。

杨璇任零陵太守时，桂阳贼起事。杨璇于是制作马车数十辆，在车上用袋子装石灰。等到交战时，顺着风向贼军阵前扬起石灰，趁机鸣鼓攻击贼军，大败他们。（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三。按：这件事见于《后汉书》本传及谢承书，（《书抄》卷一百三十九、《御览》卷四百四十八引。）都是汉灵帝时的事，那么王充来不及见到。《类聚》有误。

日月五星随着天向西移动，只是运行比天慢罢了。好比磨石上行走的蚂蚁，蚂蚁走得慢，磨石转得快，内部虽然运行不同，外部却都一起转动。（见）《御览》卷二、《事类赋》卷一。这段文字怀疑出自《说日》篇。

夏桀无道，两个太阳同时照耀，在东边的太阳将要升起，在西边的太阳将要落下。费昌问冯夷说：“哪个是殷朝的？哪个是夏朝的？”冯夷说：“西边的是夏朝；东边的是殷朝。”于是费昌迁徙家族归附殷朝。（见）《御览》卷四、《事类赋》日部。《博物志》卷七文字略同，当即引用此段。《路史后纪》卷十三注引作“时日并出，东边的火焰升腾，西边的沉没。费昌问，冯夷回答说：‘东边的是商，西边的是夏。’于是迁徙家族到商。”

周公时期，雨水不破土块，风不吹动树枝，每十天下一场雨，雨一定在夜间下，丘陵高低之处庄稼都成熟。（见）《御览》卷十一。《治期》篇文字略同。《盐铁论·水旱》篇也有这段文字。

子路感应雷精而生，崇尚刚强好勇，亲身卷入卫国祸难，结紧帽带而死，孔子听说后打翻了肉酱。每当听到雷声，心中就悲痛，也是这样的。所以后人忌讳，认为这是常态。（见）《御览》卷十三、《事类赋》卷三。按：《四讳》篇有做酱厌恶听到雷声的话。

阳气在下面发动，而阴气在上面感应它。（《御览》卷二十七引《风俗通》注。）

阳燧从太阳取火，方诸从月亮取露。天地之间，精明的历算家也不能计算它的数目吗？然而在手掌之中，从太极之上引类取象，而水火可以立刻得到，是因为阴阳本来相互感应。（见）《御览》卷五十九。《淮南子·览冥训》也见到这段文字。

世人本来就有身体瘦弱而志向坚定，形体矮小而名声崇高的人。对于圣人则不是这样。所以尧眉毛有八种色彩，舜眼睛有两个瞳孔，禹耳朵有三个孔洞，文王有四个乳头。那么世上也有四个乳头的人，这就好比劣马有一根毛像骏马一样。（见）《御览》卷七百三十一。《长短经》卷一察相第六也见到这段文字。《类聚》卷七十五引作陈王曹植的《相论》。

宋国臣子中有个叫公孙吕的，身高七尺，脸长三尺，宽三尺，（明天启本、明抄本、张刻本作“寸”。此处从赵刻本。）名声震动天下。像这样的相貌，大概是远代才寻求到的，不是一代人的特异。假使外形与众不同，道理契合于内心，名声震动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俗话说：“没有忧愁却悲伤，忧愁一定会降临；没有喜庆却欢乐，快乐会返回。”这是心先有触动，而神先有预知，那么神色就先显现了。所以扁鹊见到桓公，知道他将要死亡；申叔见到巫臣，知道他窃取妻子而逃跑。荀子认为，天不知道人事吗？那么周公遭遇风雷之灾，宋景公得到三次福报；天知道人事吗？那么楚昭王有不祈祷的感应，邾文公没有延寿的回报。由此说来，那么天道与占卜，可以知道却值得怀疑，不可没有。

译舂米的人用杵在臼中捣米，杵臼的震动撼动了大地，“动地”二字疑似衍文。临近池塘，河水震荡。见《御览》卷七六二。

杵，是木头做的。水、木、土，三者类别不同却相互感应，首先叩击震动，其气势本应如此。见《御览》卷七六二。天启本、张刻本在“杵”字上有“又曰”二字，与上一条另起一行。现在依从此本。赵刻本将“又曰”作“夫臼”二字，归入上一条合并为一条。

灵芝草一茎三叶，吃了它让人长寿喜庆，大概是仙人所吃的食物。见《御览》卷八七三、《合璧事类》卷十。《验符》篇说：“灵芝草延年益寿，是仙人所吃的食物。”文字大致相同。

儒者说麒麟出现是圣王到来的征兆，这种说法是荒谬的。章帝的时候，麒麟出现了五十一回，章帝难道是圣人吗？见《御览》卷八八九。“儒者”两句，见于《指瑞》篇。“章帝”等语，似乎是佚文。《东观汉记》也说章帝时麒麟出现了五十一回。

雷在二月从地下出来，历时一百八十天，雷出来则万物生长；八月进入地下，历时一百八十天，雷进入则万物收藏。进入地下则消除祸害，出来则兴办利事，这是人君的象喻。见《古今事文类聚》卷四、《合璧事类》卷三。

桓谭《新论》说：“关东的谚语说：‘人听说长安快乐，就出门向西而笑。’”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一。

后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后羿的妻子嫦娥偷了药逃奔到月亮上。《淮南子·览冥训》也有这段文字。寄身于月亮，变成了蟾蜍。见《事类赋》卷一。张衡《灵宪》（见《御览》卷四）也有这段文字。

拘夷国北山有一种石▯溺，水流下来，用金银铜铁瓦木等器具盛它，都会漏掉；用手掌承接，也会透过；只有用瓢盛才不会漏。服食它，让人身上▯，毛发落尽，得道成仙。见《酉阳杂俎》卷十《异物》。

人五岁时，以心为主导。心发出智慧，其他四脏跟随它。肝因此产生喜悦，肺因此产生愤怒，肾因此产生悲哀，脾因此产生快乐。所以圣人加以节制，是担心伤害本性。萧吉说：“《论衡》用四时来论述五脏。”见《五行大义》卷四《论情性》。

三苗灭亡时，五谷发生变异，鬼魂在郊外哭泣。见《路史后纪》卷十二注。

隐居而安静处所，淡泊自守。见《文选》谢灵运《酬从弟惠连诗》注，又见《石门新营所住诗》注。

在坑谷中呼喊，回声立刻响应。见《文选》《头陀寺碑文》注。

武王讨伐纣王，登上船，阳侯波兴起，疾风逆流。武王手持黄钺指挥，风波全部消除。河中央白鱼跳入船中，焚烧它来祭告上天，与八百诸侯共同在此结盟。《尚书》所说的“不谋同辞”就是指这个。所以叫孟津，也叫盟津。《尚书》所说的“东至于孟津”就是指这里。见《水经注·河水注》卷五。《后汉书·明帝纪》注引用作“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同于此盟，故曰盟津”。按：《感虚》篇文字大致相同。

芝英，是紫色的灵芝，它的形状像豆子。见刘赓《稽瑞》。按：《初禀》篇有“紫芝之形状像豆子”的句子。

《论衡校释》附编二

王充年谱

光武建武三年 公元二七年 王充生于上虞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这里。见《后汉书》本传。

王充，是会稽上虞人，字仲任。他的祖先本是魏郡元城的一个姓氏。（？）孙一（？）几代曾经从军有功，被封为会稽阳亭侯。一年间仓促之间国家断绝，于是安家在那里；以农桑为职业。世祖勇猛任气，最终都不考虑别人。年成不好，在道路上伤害杀人，怨恨仇家众多。恰逢世道扰乱，害怕被愤怒的仇家擒获，祖父汛带领全家担载，前往安定的会稽，留在钱唐县，以经商为职业。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蒙，小的叫诵。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祖辈任气，到了蒙、诵更加厉害，所以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后来又与豪强丁伯等人结怨，全家迁徙到上虞。建武三年，王充出生。见《自纪》篇。

按：《汉书·元后传》：“陈完逃奔齐国，齐桓公让他做卿，姓田氏。十一代田和拥有齐国，三代称王。到王建被秦国所灭。项羽起兵，封建孙安为济北王。到汉与，安失去国家，齐人称为王家，因此以王为氏。文、景年间，安孙遂，字伯纪，住在东平陵，生贺，字翁孺。担任武帝绣衣御史，因为奉命出使不称职被免职。被免职后，与东平陵终氏结怨，于是迁徙到魏郡元城。”《王莽传》：“姚、妫、陈、田、王氏，命令天下上报这五个姓氏的名册给秩宗，都作为宗室，世代免除赋税徭役，不参与其他事务。其中元城王氏不允许互相嫁娶，以区别族属理清亲疏。”仲任特意记载“他的祖先本是魏郡元城”，这明显是王翁孺的支庶吗？“他的祖先本是魏郡元城一个姓氏”，“一个姓氏”疑似是“王姓”的讹误。“元城王姓”，以区别于其他族望。

又按：诸子类《幽称》称仲任为“宛委子”，未见依据。大概是因为会稽宛委山而命名，但也太牵强附会了。《书林清话》称明人刊书，喜欢改动旧目录，确实如此。

光武建武四年 公元二八年 王充二岁

光武建武五年 公元二九年 王充三岁

光武建武六年 公元三〇年 王充四岁

光武建武七年 公元三一年 王充五岁

译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王充六岁。

这一年发生大水灾。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王充七岁。

六岁时开始读书，恭敬谨慎、仁爱顺从，礼仪谦敬都具备，庄重沉静，有伟人的志向。父亲从未打他，母亲从未责备他，邻里从未让他受过委屈。见《自纪篇》。

按：《御览》卷三八五引《会稽典录》说：“七岁开始读书。”与《自纪篇》相差一年。

光武帝建武十年（公元34年），王充八岁。

八岁时到书馆读书，书馆里的小童有一百多人，都因为过失而裸露上身受罚，或者因为字写丑而挨鞭打。王充写字一天天进步，又没有过失。见《自纪篇》。

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王充九岁。

写字既已熟练，便辞别老师，学习《论语》和《尚书》，每天背诵一千字。见《自纪篇》。

按：八岁到书馆读书，写字熟练还需要时间。学习《论语》和《尚书》，应当是第二年的事，所以记在这里。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王充十岁。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王充十一岁。

小时候，与同伴游玩嬉戏，不喜欢轻慢侮辱别人。同伴喜欢捉麻雀、捕蝉，在树林里玩钱游戏，王充独自不肯，同伴认为他奇特。见《自纪篇》。

王充幼年丧父，乡里人称他孝顺。见《本传》。谢承的《后汉书》记载相同。

按：王充六岁时，父母还在世，那么他父亲去世，应当在这几年间，所以记在这里。

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王充十二岁。

会稽发生大瘟疫，死亡人数以万计。见《后汉书·光武帝纪》、《钟离意传》。

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王充十三岁。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王充十四岁。

开始发行五铢钱。见《光武帝纪》。

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王充十五岁。

道士刘春，迷惑楚王英。见《雷虚篇》。

按：《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建武十七年，英被封为楚王。

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王充十六岁。

废除州牧，设置刺史。见《光武帝纪》。

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王充十七岁。

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十八岁。

班固十三岁，王充见到他，拍着他的背对班彪说：“这个孩子一定会记载汉朝的历史。”见谢承《后汉书》（《后汉书·班固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书抄》卷六二引）。

王仲任抚摸着班固的背说：“这个孩子一定会天下闻名。”见《抱朴子》（《意林》引，今本脱漏）。

按：班固生于建武八年（公元23年）。班固十三岁，则是建武二十年，当时王仲任十八岁，比班固大五岁，按理不能用“儿”来称呼班固。况且那时王仲任还在乡里，没有与班彪见面，这不足为信。

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王充十九岁。

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王充二十岁。

光禄大夫刘昆，先前担任弘农太守。见《初禀篇》。

按：《后汉书·儒林传·刘昆传》记载，建武二十二年，刘昆担任光禄勋。

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王充二十一岁。

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王充二十二岁。

在县里，职位做到掾和功曹。在都尉府，职位也是掾和功曹。在太守府，担任列掾、五官功曹行事。见《自纪篇》。

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尉律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开始考试。背诵籀书九千字，才能担任史官。”《后汉书·百官志》说：“郡太守、郡丞、县令或县长、县丞、县尉，各自设置诸曹掾史。”所以王仲任担任掾和功曹，应当在十七岁以后，二十一、二岁以前。因为二十三、四岁以后，已经到洛阳，那么他担任功曹，应当在这几年间，所以记在这里。

在郡里担任功曹，因为多次劝谏争辩，意见不合而离职。见《本传》。

按：这两句话，叙述在“后来回到乡里，隐居教授”之后，大概是连同前面的事一起说的，并不是回到乡里后，才担任郡功曹。《论衡》起草于明帝初年，根据《自纪篇》，《讥俗》、《政务》之书作于《论衡》之前，而《讥俗》之书又是因被罢退穷居而作。他被罢退穷居，当即指被罢免功曹一职，所以知道担任功曹，必定是在此时。

被罢退穷居，旧友故交背叛离去，所以闲居时写作《讥俗》、《节义》十二篇。既痛恨世俗人情，所以写作《讥俗》之书，又怜悯君主的政治，所以写作《政务》之书。见《自纪篇》。

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王充二十三岁。

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王充二十四岁。

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王充二十五岁。

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王充二十六岁。

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王充二十七岁。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王充二十八岁。

后来到了京师，在太学受业，以扶风人班彪为师。喜欢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家里贫穷没有书，常到洛阳市肆，阅读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于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见《本传》。谢承《后汉书》记载略同。

王充幼年聪明，到太学求学。见袁山松《后汉书》。

按：《后汉书·班彪传》记载：“光武帝素闻班彪的才华，于是召入见面，举荐为司隶茂才，拜为徐县令，因病免职。后来多次应三公的征召，随即离去。班彪又被司徒玉况辟为府吏。”《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十三年，玉况担任司徒。”那么班叔皮在建武二十三年已在洛阳。但那时，王仲任才二十一、二岁，穷居乡里。《班彪传》又说：“后来被察举为司徒廉，担任望都县长，吏民爱戴他，建武三十年死于任上。”这是班叔皮晚年，已离开洛阳去任职。那么王仲任师从班叔皮，必定是在二十三、四岁以后，二十七、八岁以前。

译又查：《水经·谷水注》记载：汉顺帝阳嘉元年立碑，碑文说：“建武二十七年建造太学。”那么王充进入太学拜师郑玄叔皮，必定就在这几年间。但是《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五年，初次建立太学，皇帝回宫后，驾临太学，赏赐博士弟子各有差别。”这与阳嘉元年碑文所说不同。暂且保留此说，等待考证。

光武帝建武三十一年 公元五五年 王充二十九岁

蝗灾兴起于泰山郡，向西南经过陈留、河南。见《商虫篇》。

查：《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三十一年夏季发生蝗灾。”《古今注》记载：“建武三十一年，各郡国发生大蝗灾。”（《后汉书·五行志》注引）陈留天下谷子，谷子落下遮蔽了地面。见《感虚篇》。

光武帝中元元年 公元五六年 王充三十岁

光武帝皇帝举行封禅大典，天空晴朗没有云彩。见《宣汉篇》。

查：《光武帝纪》记载：“中元元年二月辛卯日，在岱宗举行柴望祭，登泰山封禅。”袁山松《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封禅泰山，云气形成宫阙的形状。”（《初学记》卷五、《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引）《汉光武封禅仪》说：“建武三十二年，封禅泰山，当时天空清朗平和没有云彩。”

光武帝中元二年 公元五七年 王充三十一岁

明帝永平元年 公元五八年 王充三十二岁

观看天子亲临辟雍，作《六儒论》。袁山松《后汉书》。

查《光武帝纪》，中元元年冬季，开始修建明堂辟雍。《明帝纪》，永平元年，冬季十月，皇帝驾临辟雍。《翟酺传》，翟酺上奏说：“光武帝初兴时，建立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学生们横卷读书，成为海内学者聚集之地。明帝时，辟雍刚刚建成，想要毁掉太学。太尉赵熹认为，太学和辟雍，都应该同时保留，所以都流传至今。”据此，那么辟雍兴起于光武帝，建成于明帝，那么这“观看天子亲临辟雍”，应当是明帝时期的事。所以记载在这里。

东海相宗叔庠广泛招纳隐逸之士。见《程材篇》。

查《后汉书》宗均（现在误作“宋均”）传，永平元年，升任东海相。

明帝永平二年 公元五九年 王充三十三岁

后来回到家乡，隐居教授学生。王充喜欢论说，开始时似乎诡异，最终有实在的道理。认为世俗儒者拘泥于文字，大多失去真实，于是闭门潜心思考，断绝庆贺吊唁的礼节，门窗墙壁，都放置刀笔，撰写《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见本传。

王充在住宅内的门户墙柱，都放置笔砚简牍，看到事情就写作，撰写《论衡》八十五篇。谢承《后汉书》。（据汪文台辑本。）

痛恨伪书俗文大多不真实诚恳，所以写作《论衡》一书。见《自纪篇》。

查：《讲瑞篇》说：“这部书草创于永平初年。”《会稽典录》说：“《论衡》创作于永平末年，定稿于建初年间。”大概永平初年，已经起草，时而中断时而写作，到永平末年，才专心致志。又《须颂篇》说：“写《论衡》的人，在古代荒远流放的之地。”与本传说王充回到家乡写作《论衡》相符合。

明帝永平三年 公元六零年 王充三十四岁

京城以及七个郡国，发生大水。见《明帝纪》。

夏季干旱。见《后汉书·钟离意传》。

明帝永平四年 公元六一年 王充三十五岁

近来水旱饥荒，加上有军事行动。司马彪《续汉书》（《太平御览》卷九十二引）记载永平四年诏书。

明帝永平五年 公元六二年 王充三十六岁

班固担任尚书郎。见《别通篇》、《超奇篇》、《案书篇》。

查谢承《后汉书》，（《太平御览》卷四八四引）永平五年，班固被召去校书。范晔《后汉书·班超传》相同。

明帝永平六年 公元六三年 王充三十七岁

出现鼎。见《宣汉篇》。

查《明帝纪》，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现宝鼎，庐江太守献上来。

明帝永平七年 公元六四年 王充三十八岁

明帝永平八年 公元六五年 王充三十九岁

虞延担任司徒公。见《吉验篇》。

查《虞延传》，事情发生在永平八年。

明帝永平九年 公元六六年 王充四十岁

明帝永平十年 公元六七年 王充四十一岁

广陵王刘荆沉迷于巫术，孝明帝三次宽恕，广陵王吞药自杀。见《恢国篇》。

查《明帝纪》，永平十年春季二月，广陵王刘荆有罪自杀，封国被废除。

明帝永平十一年 公元六八年 王充四十二岁

庐江皖侯国境内有湖泊出产黄金。太守派遣官吏收取，派遣门下掾进献。见《验符篇》。

明帝出现麒麟、醴泉、白雉、嘉禾。出产黄金。见《宣汉篇》。

查《明帝纪》，永平十一年，漅湖出产黄金。当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到处出现。

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六九年 王充四十三岁

永昌郡出产黄金。见《验符篇》。

查《明帝纪》，永昌郡，永平十二年设置。《郡国志》注说：“二年。”错误。

杨子山担任上计吏，看到三府编写《哀牢传》，不能完成，回到郡里写作上奏，孝明帝认为他奇特，征召到兰台。见《佚文篇》。

查：《明帝纪》：“永平十二年，益州边境外的夷人哀牢王，相继归附，于是设置永昌郡。”《西南夷传》说：“罢免益州西部所管辖的六个县，合并为永昌郡，设置哀牢、博南两个县。”《郡国志》：“永昌郡哀牢县，永平年间设置，原来是牢王国。”

译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充四十四岁。

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王充四十五岁。

皇帝册立广陵王刘荆之子。见《恢国篇》。

查考《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封已故广陵王刘荆之子刘元寿为广陵侯。

楚王刘英被侠客迷惑，服毒身亡。见《恢国篇》。

查考《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四月，楚王刘英去世。

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王充四十六岁。

蝗虫在泰山郡兴起，流窜迁徙于各郡国，接连吞食五谷，蔓延于兖州、豫州，经过陈留、寿张边界，飞走而不聚集。见谢承所著《后汉书》。（《后汉书·虞延传》注、《书钞》卷三十五引文。）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王充四十七岁。

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王充四十八岁。

永平年间，神雀成群聚集，百官颂扬皇上。见《佚文篇》。

查考：《东观汉记》卷十八《贾逵传》记载：“永平十七年，公卿们因为神雀五彩斑斓，飞翔聚集于京城，举杯向皇上祝寿。皇上召见贾逵，命令兰台提供笔墨纸砚，让他作《神雀颂》。”范晔《后汉书·贾逵传》也说：“永平年间。”

明帝时期，降下甘露、出现神雀、长出紫芝，离开的树木重新复合。见《宣汉篇》。

查考：《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七年正月，甘露降于甘陵。这一年，甘露屡次降下。树枝向内依附，芝草生长在殿前。神雀五色，飞翔聚集于京城。”《东观汉记》记载：“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夜间梦见先帝和太后，醒来悲伤得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去陵墓祭拜，树叶上有甘露，皇上命令百官采集。”（《类聚》卷九十八引文。）

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王充四十九岁。

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王充五十岁。

建初初年，北方州郡连续干旱。见《明雩篇》。

建初初年，无妄之气到来。见《恢国篇》、《须颂篇》。

当年遭遇气候异常，谷物大多歉收。见《宣汉篇》。

查考：《章帝纪》记载：“永平十八年，这一年牛发生瘟疫，京城及三个州大旱。下诏不征收兖州、豫州、徐州的田租和草料。用现有的谷物赈济贫民。”又建初元年丙寅日下诏说：“连年牛疫，开垦的田地减少，谷价颇贵，百姓流亡。”

发生地震。见《恢国篇》。

查考《章帝纪》，此事在建初元年三月。

第五伦担任司空，是国家的股肱之臣。见《恢国篇》。

查考《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第五伦任司空。

隐强侯傅，在街市张贴文书，诽谤圣明的政治，如今皇上施恩，因犯罪剥夺爵位和封地。见《恢国篇》。

查考《后汉纪》卷十一记载：“建初元年三月丙午日，傅因骄横放纵，被免去官职成为平民。”

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王充五十一岁。

建初二年间，美好的德行广泛流传。见《恢国篇》。

建初初年，中原地区收成颇差，颍川、汝南的百姓流散四方。圣明的君主担忧挂怀，诏书屡次下达。《论衡》的作者向郡守上奏记，认为应当禁止奢侈，以预备困乏。言论未被采纳，便退而将奏记草稿题名为《备乏》。酒耗费五谷，滋生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于是向郡守上奏记，禁止百姓饮酒。退而将奏记草稿题名为《禁酒》。见《对作篇》。

查考《章帝纪》，建初二年三月辛丑日下诏说：“连年阴阳不调，饥荒屡次到来。”《后汉纪》卷十一，建初二年夏四月太后下诏说：“如今水旱连年，百姓流离充满道路，甚至有饿死的人。”

皇帝册立楚王刘英之子。见《恢国篇》。

查考《楚王英传》，建初二年，封刘英之子为楚侯。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王充五十二岁。

零陵长出五株芝草。见《恢国篇》、《验符篇》。

查考《章帝纪》，建初三年，零陵进献芝草。

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王充五十三岁。

夏六月，雷击杀死五头羊，都死了。见《雷虚篇》。

甘露降于五个县。见《恢国篇》、《验符篇》。

查考《章帝纪》，建初四年，甘露降于泉陵、洮阳两县。

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王充五十四岁。

芝草再次在泉陵长出六株。黄龙出现，大小共有八条。见《验符篇》、《恢国篇》。

查考《章帝纪》，建初五年，零陵进献芝草。有八条黄龙出现在泉陵。

章帝建初六年（公元81年），王充五十五岁。

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王充五十六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王充五十七岁。

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王充五十八岁。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王充五十九岁。

元和二年，开始使用四分历，当时待诏张盛、京房（志作“景房”）、鲍业等人请求采用四分历，与待诏杨岑等人共同考核岁余。张盛等人推算准确的多，四分历才开始逐渐施行。见于《后汉书·章帝纪》及注引《续汉书》。《后汉书·律历志》说在永平五年。

章帝时期，麒麟五十一只到来。《御览》卷八八九引《论衡》佚文。

查考《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麒麟五十一只到来。

译元和、章和年间，本篇称为《讲瑞篇》。《讲瑞篇》已经写成。

按：《会稽典录》说：“《论衡》开始写作于永平末年，定稿于建初年间。”所以到了元和、章和年间，《讲瑞篇》的草稿已经完成。《论衡》各篇，根据其征引的历史事实，可以推定其写作先后顺序的有：《恢国篇》、《验符篇》提到章帝建初六年的事。（芝草长出六本，黄龙出现。）《齐世篇》说：“当今圣朝，继承光武帝，沿袭孝明帝。”佚文说：“孝明帝文雄会聚，当今皇上即位，下诏寻求散失的典籍。”又说：“杨子山看见三府编写《哀牢传》没有完成，回到郡里编写，孝明帝认为很奇特。”哀牢内属，在永平十二年。既然称“孝明”，又称“今上”、“圣朝”，那么《齐世篇》、佚文也是章帝时写的。《须颂篇》提到章帝建初元二年的灾异。《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治期篇》、《齐世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都是为宣扬汉朝、恢弘国威而作，所以都定为章帝时所撰写。《谴告篇》避明帝讳，称楚庄王为严王；《明雩篇》提到章帝建初元二年的灾异；《遭虎篇》提到楚王英死，按楚王英死于永平十四年，那么《遭虎篇》应当作于明帝永平十四年以后；《商虫篇》提到蝗灾起于太山郡，事在建武三十一年。《自然》、《感类》、《寒温》、《谴告》、《变动》、《明雩》、《顺鼓》、《乱龙》、《遭虎》、《商虫》等篇都属于为汉朝应对灾变之作，那么可以根据《谴告》、《明雩》等篇定为章帝时的作品。《程材篇》提到宗均为东海相，事在永平元年，那么《程材篇》必定作于永平以后；《别通篇》称孝明帝；《超奇篇》提到孟坚为尚书郎，事在永平五年，那么《超奇篇》必定作于明帝永平五年以后；《别通篇》作于明帝之后，章帝时。《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篇，都是校量贤佞知操之作，应当属于同一时期，所以都定为章帝时所作。《实知篇》避明帝讳称庄襄王为严襄王，那么也是章帝时所作。《实知》、《知实》、《定贤》三篇同一旨趣，应当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九虚》、《三增》、《谈天》、《说日》、《问孔》、《刺孟》大概属于同一时期。《雷虚篇》，雷击杀五头羊，事在建初四年，那么这些篇同为建初前后的作品。《正说》、《书解》、《案书》、《对作》又属于一类。《案书篇》提到班固为尚书郎，事在明帝永平五年；《对作篇》记载建初二年奏记郡守的事，那么这些篇作于章帝建初前后。《逢遇》、《初禀》等篇大概应当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吉验篇》提到虞延为司徒，事在永平八年，那么《吉验篇》必定作于明帝永平以后。《初禀篇》篇目见于《恢国篇》，《恢国篇》作于章帝元和中，那么知道《逢遇》诸篇应当作于永平以后，元和以前。只有《论死》、《祭意》等篇为祛迷讥术之作，无法推定。通览全书，可知其先后顺序的规律。如《初禀》、《寒温》、《谴告》等篇属稿在先，那么位于《自然》、《恢国》等篇之前。《初禀篇》篇目见于《恢国篇》，《初禀》第十二，《恢国》第五十八。《寒温篇》篇目见于《自然篇》，《寒温》第四十一，《自然》第五十四。可以证明。）据此，那么《论死》以下等篇，必定完成于《宣汉》、《验符》诸篇之后。总上所考，那么知道《论衡》大半作于章帝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到和帝永元中，还改定旧稿。那么仲任在这本书上致力前后共三十年，也算勤奋了。

章帝元和三年 公元八六 王充六十岁

迁徙家室以避祸难，前往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自纪篇》。

进入州府担任从事。《自纪篇》。

刺史董勤征召他为从事。《本传》。

按《自纪篇》“入州为从事”一句，位于“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句下，是贯通前后事情来说的，并非担任从事、担任功曹是同一时期的事。“入州为从事”，就是《本传》所说的“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自纪篇》说“后入为治中”，就是《本传》“转治中”。王充明言“徙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那么“入州为从事”应当在此时。

章帝章和元年 公元八七 王充六十一岁

后来进入州府担任治中，才能小而责任大，职务在于刺探割切，写作的思绪，历年逐渐荒废。《自纪篇》。

转任治中。《本传》。

按：说“历年寝废”，那么“转治中”与“为州从事”应当相隔一年，所以记录在此。

元和章和年间，嘉瑞奇物，同时都应验。凤凰麒麟，接连出现。《讲瑞篇》。

永平以来，直到章和，甘露常降。《讲瑞篇》。

按：《后汉纪》十二：“元和二年二月凤凰聚集于肥。五月丙戌下诏说：‘凤凰、黄龙、鸾鸟接连聚集在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到章和元年，共三年，凤凰三十九次出现在郡国，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三十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苹、朱草、连理，实在日月不绝，记载在史官，不可胜纪。”《古今注》：“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聚集沛国，麒麟出现在陈，一角，端如葱叶，色赤黄，芝生在沛，如人冠。”

译章帝章和二年，公元八八年，王充六十二岁。

罢免州官职务，回到家乡居住。出自《自纪》篇。

自行免职后返回家中。出自《本传》。

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即章帝）特别下诏用公车征召他，王充因病未能前往。出自《本传》。

谢夷吾推荐王充时说：“王充的天赋才华，不是后天学习所能增加的。即使是前代的孟轲、孙卿，近代的扬雄、刘向、司马迁，也不能超过他。”出自谢承《后汉书》。（范晔《后汉书》本传注引。）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王充六十三岁。

继续撰写《讲瑞》篇的草稿。

按：《讲瑞》篇中说：“到了元和、章和年间，孝章（王充）彰显德行。”那么他续写草稿，已在章帝去世之后，所以记载在这里。

和帝永元二年，公元九零年，王充六十四岁。

年纪渐渐接近七十，到了可以悬挂车舆（退休）的时候，于是撰写了《养性》一书，共十六篇。出自《自纪》篇。

年纪渐渐接近七十，意志和体力衰退消耗，于是撰写了《养性》书十六篇，节制嗜好欲望，保养精神以自守。出自《本传》。

按：臧琳《经义杂记》卷四说：《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年纪渐渐接近七十，意志和体力衰退消耗，于是创作了《性书》十六篇，节制嗜好欲望，保养精神以自守。”考察王充所著的《论衡》八十五篇，今本没有缺失，而《性书》却失传了，隋、唐的史志也没有著录。《论衡》末尾有《自纪》说：“章和二年，罢免州官职务回到家乡，年纪渐渐接近七十，撰写了《养性》书十六篇。保养元气以自守，饮食适度则饮酒，闭目塞听，爱惜精气以自保，适当辅助服药和导引术，（以上疑似十六篇的篇目。）希望性命可以延长，期望不至于衰老。既然晚年没有回头之路，就留下书籍给后人看。人的性命，长短有定数，人也是虫类生物，生死都在同一时刻。年岁只是记录，谁能使之停留？终究要进入黄泉，化为土灰。上自黄帝、唐尧，下至秦、汉以来，以圣道作为权衡，以通达的才识来梳理，像秤一样公平，像镜子一样明亮，无论幼老生死古今，无不详细涵盖。寿命不能延长，唉，可悲啊！”读这段文字，可以想象那本书的大致内容。

年纪渐渐接近七十，于是撰写了《养生》一书，共十六篇。出自《会稽典录》。

从前王充著书，制定了《养气》的篇章，验证自身而后写作，难道是虚妄之语吗？出自《文心雕龙·养气》篇。

年纪七十多岁，于是撰写了《养性》十六篇。出自韩愈《后汉三贤赞》。

按：《会稽典录》作“养生”，“性”、“生”二字通用。《文心雕龙·养气》篇作“养气”，大概《养气》篇是《养性》书中的篇目。“年纪渐渐接近七十”与“七十多岁”意义不同，韩愈的说法有误。

王充年纪到了顺耳（六十岁），道途穷尽希望断绝，害怕声名随之湮灭，所以在《自纪》篇中作了终篇。出自《抱朴子·自序》。

按：六十岁耳顺，说“六十”是举整数而言。王充六十二岁罢免州官回家，年纪渐渐接近七十，撰写《养性》书，而《养性》书的篇目已见于《自纪》篇，那么《自纪》篇不是在六十岁时写的。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九一年，王充六十五岁。

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王充六十六岁。

和帝永元五年，公元九三年，王充六十七岁。

和帝永元六年，公元九四年，王充六十八岁。

和帝永元七年，公元九五年，王充六十九岁。

和帝永元八年，公元九六年，王充七十岁。

永元年间，王充在家中病逝。出自《本传》。

按：永元年号共十六年，文中说“永元中”，所以记载在这里。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推定王充享年八十岁，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表》沿袭此说，并没有考证。

又按：清代唐煦春《上虞县志》卷二十五下记载：“汉郡功曹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据万历志记载。）嘉庆十二年，邑人林鉴修治，（据嘉庆志记载。）咸丰五年，林鼎臣、谢简廷重修并立石碑。”

《论衡校释》附编三

《论衡》旧评

《抱朴子》：《书抄》卷一百、《太平御览》卷五九九。谢尧卿是东南地区的读书人，评价王充认为他是一代的英杰伟才，《太平御览》作“世说王充是一代的英杰伟才”。汉朝兴起以来没有人与王充相比。如果他所写的文章，有时有小瑕疵，就像邓林（大森林）中的枯枝，像沧海中的浮草，不容易贬低他啊。

谢承《后汉书》：范晔《后汉书》本传注。谢夷吾推荐王充说：王充的天赋才华，不是后天学习所能增加的，即使是前代的孟轲、孙卿，近代的扬雄、刘向、司马迁，也不能超过他。

《会稽典录》：《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山阴人朱育说：“王景兴凭借深奥精妙的才华，越级升迁到临郡，他思慕贤才喜爱善人，乐于采录名士俊杰，问功曹虞翻说：‘曾听说士人赞叹美化贵邦旧时多有英俊人才，功曹喜好古雅，难道认识那些人吗？’虞翻回答说：‘有道山阴人赵晔，征士上虞人王充，各自拥有宏大的才华和深厚的德行，学问穷尽道的本源，著书垂范文采，连绵不断上百篇，解释经传中遗留的疑难，解开当世的盘根错节，有的上穷阴阳的奥秘，下据人情的归宿。’”

《抱朴子》：《事文类聚·别集》卷二。王充喜好论说，起初显得诡异，最终却有条理。于是闭门潜心思考，断绝庆贺吊唁的礼节，门窗墙壁各处都放置笔砚，撰写《论衡》八十五篇。蔡邕进入吴地，才得到这本书，秘密玩味作为谈资。后来王朗得到他的书，当时称赞他的才学进步。有人说：“没有见到奇异的人，应当得到了奇异的书。”询问他，果然因为《论衡》的益处。

译袁山松的书：范晔《后汉书》本传注。王充所著的《论衡》，中原地区没有流传的人。蔡邕进入吴地才得到它，常常秘藏玩赏，作为谈资。后来王朗担任会稽太守，又得到了这本书，等到回到许都，当时人们称赞他的才学进步了。有人说：“没有见到奇异的人，应当是得到了奇异的书。”询问他，果然说是因为《论衡》的益处。从此《论衡》就流传开了。

《抱朴子》：《书抄》卷九十八、《太平御览》卷六百二。王充所著的《论衡》，北方都没有得到的人。蔡伯喈常到江东得到它，赞叹它的文章高妙，超越诸子。等到回到中原，各位儒生发觉他的谈论更加深远，怀疑他得到了奇异的书。有人搜索到隐蔽的地方，范晔《后汉书》本传注引作“有人搜索他帐中的隐蔽处”。果然得到《论衡》，拿取几卷带走，伯喈说：“只有我和你共享它，不广泛传播。”

《抱朴子·喻蔽篇》：抱朴子说：“我素来认为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是冠绝同伦的大才。”有同门鲁生诘难我说：“琼瑶因为稀少而珍贵，碛砾因为众多而低贱，所以伏羲的卦不超过十，却包罗天地；老子的言论不满万字，却道德完备。王充著书，兼箱累牍，却时而出世时而入世，有时像儒家有时像墨家，组织辞藻比拟义理，又不尽完美。这就像坡地原野上的蒿草稗子，不如脚步所及之处的黍稷。”抱朴子回答说：“况且创作的人称为圣，阐述的人称为贤，只看到阐述创作的品类，没听说过多少的限制。您所说的，是窜入巢穴的沉暗，不知道八弦之外还有广阔；守着灯烛的微弱光芒，不认识日月星的明亮；游荡在潢洿的浅狭，没发觉南溟的浩瀚；滞留在丘垤的低位，不领悟嵩山、泰山的峻极。两仪之所以称为大，是因为它涵括八荒，遥远没有边界；山海之所以为富，是因为它包容广阔，容纳杂乱。如果像您的高论，贵少贱多，那么苍穹就没有宏大的覆盖，大地就不宝贵厚重的承载了。尺水之中，没有吞舟的大鱼；寸枝之上，没有垂天的翅膀；蚁垤之巅，没有扶桑的树林；潢潦之源，没有襄陵的洪流。巨鳌首冠瀛洲，飞波凌驾方丈，洪桃盘踞度陵，建木耸立于都广，沉鲲横卧天池，云鹏抵达玄象。况且雷霆的惊骇，不能细化它的响声；黄河的激荡，不能局限它的流向；骐骥追风，不能靠近它的足迹；鸿鹄奋翅，不能降低它的飞翔。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王先生学问广博才大，又怎么会像河一样呢？您说：‘玉因为少而贵，石因为多而贱。’玄圃之下，荆山、华山之巅，九员之泽，折方之渊，琳琅堆积成山，夜光宝珠照耀天空，难道不好吗？又引用伏羲氏著作不多。如果周公既演大易，又加上礼乐；孔子作春秋，又加上十篇，超过伏羲，多于老子，都应当贬低吗？话说少了至理就不完备，辞藻少了庶事就不畅达，所以必须篇累卷积，才能纲领并举。羲和升光以开启白天，望舒曜景以照亮夜晚，五材并生而有不同的用途，百药杂秀而有殊异的功效。四时更替而岁功成就，五色聚集而锦绣美丽，八音和谐而萧韶美妙，群言合而道艺辨析。积累猗顿的财富，而用得很少，这和原宪有什么不同呢？怀有无铨的度量，而著述约陋，这和琐碌有什么不同呢？音乐为知音者珍视，书籍为识者传扬，瞽旷调钟，未必求解于同世，格言高文，岂患无人赏识而减少呢？况且江海的秽物不可胜计，但不损害它的深度；五岳的曲木不可訾量，但不亏损它的峻峭。夏后的璜，虽有分毫的瑕疵，晖曜符彩，足以互相弥补；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丽的辞藻，事义高远，足以互相掩盖。所以说四渎的浑浊，不比瓮水的清澈；巨象的瘦弱，不同于羔羊的肥胖。您又讥讽他：‘时而入时而出，有时像儒家有时像墨家。’开口为言，着纸为书，书是用来代言的，言是用来书事的，如果用笔不宜杂载，那么论议应当常守一物。从前诸侯访政，弟子问仁，孔子回答他们，人人辞异。这是因事托规，随时所急。譬如治疾的方子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望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呢？陶朱、白圭的财不一物，是丰富；云梦、孟诸所生万殊，是广阔。所以《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也有兵略、主术；庄周之书，以死生为一，也有畏牺慕龟，请粟救饥。如果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这是治珠翳而剜眼，疗湿痹而刖足，患荑莠而刈谷，憎枯枝而伐树。”

《后汉书》本传：王充喜好论说，开始似乎诡异，最终有理实。认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于是闭门潜思，断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解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刘知几《史通·自叙》说：儒者的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通释说：恐作“转滋”。抵牾，自相欺惑，所以王充《论衡》产生。

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子类·杂家”说：《论衡》三十卷。王先谦说：袁本没有“十”字。东汉王充字仲任撰写。王充喜好论辩解说，起初看似怪异，最终却有实在的道理。因为世俗儒生拘泥于文字，大多失去了真相，于是闭门潜心思考，门窗墙壁各处都放置刀笔，撰写《论衡》八十五篇。解释事物的同类与差异，纠正当时习俗中的疑惑与嫌疑。后来蔡邕得到它，秘藏玩味，作为谈话的助兴资料。汉代的文章，温和厚道且典雅，到了东汉，已经衰微。看这本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与西汉的诸书相比，远远不及，才知道世人的话不假。

高似孙《子略》卷四说：《论衡》，是东汉治中王充所论著的书。书共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书中的言论都是叙述天道证据，铺陈人事道理，分析事物类别，讲述古今事迹，大体像董仲舒的《玉杯》、《繁露》，但它的文字过于详尽，详尽则礼义无法核实，精妙的言辞无法严肃地概括，几乎到了杂乱芜秽的地步。汉代承接秦朝焚书之后，从文、景、武、宣以来，用来推崇激励、表彰宣扬的手段，不是一天的功夫。所以学者们仰慕风气、顺应心意，日益趋向于大雅多闻的习气，凡是所撰写的记录，日益增加，到东汉时达到鼎盛，往往规范如同一种律度，体裁如同一家，这足以在一时显得隽永美好，却不足以作为后世的准则。为什么呢？因为事情缺乏纯粹，言论缺少选择。刘向的《新序》、《说苑》奇特，但也缺乏探索的功夫，缺少论断的严密，其叙事与史书记载相违背的地方不止一处。这两本书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书呢！袁崧《后汉书》说：“王充作《论衡》，中原没有流传的人，蔡邕进入吴地才见到它，作为谈话的助兴资料。”“谈话助兴”这句话，可以概括这本书了。有客人责难王充的书烦琐沉重说：“石头多玉石少，少的为珍贵；龙少鱼多，少的为神奇吗？”王充说：“文章多可以胜过少了。别人没有一引，我有百篇；别人没有一字，我有万言。这是可贵的。”我所说的缺乏精核而缺少严肃概括的，正是指这个吧？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论衡》三十卷。汉上虞王充字仲任撰写。肃宗时人，做官为州从事治中。起初著书八十五篇，解释事物的同类与差异，纠正当时习俗中的疑惑与嫌疑。蔡邕、王朗刚开始流传的时候，认为不见奇异的人，应当见奇异的书。从现在来看，也没见它有什么奇特。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诸子”说：《论衡》大概是蔡中郎所秘藏玩味的，而刘知几《史通》序传篇讥讽他说：“王充自述他的父祖不贤，被乡里所鄙视，却回答说瞽瞍愚顽而舜神圣，鲧恶劣而禹圣明。极度自夸自己，而严重侮辱祖先，这与证明父亲偷羊、学生给母亲起名字有什么不同？是名教的罪人。”葛文康公名胜仲，字鲁卿。也说：“王充讽刺孟子，还可以理解。至于诋毁孔子，把‘系而不食’的话视为鄙陋，把跟随佛肸、公山弗扰的召唤视为污浊；又非议他解下骖马赠给旧馆主人，却吝惜车子给子鲤；又说道不行于中国，难道能行于九夷吗？这些都见于《问孔》篇。像王充这样的人，哪里足以谈论圣人的旨趣呢？”从这两种说法来看，这本书不是小毛病。吕南公说：“王充修饰小辩以惊动世俗，蔡邕想要独自传扬它，多么荒谬啊！”

吕南公《题王充论衡后》说：事文类聚别集二。传说蔡伯喈刚得到这本书时，常常秘藏玩味以助谈话。有人搜查他的帐中，见到它，就抱着带走。蔡邕并且叮咛告诫不要广泛传播。唉！蔡邕不能成为贤儒，难道不应该吗！修饰小辩以惊动世俗，王充的二十多万字本来就不值得多说什么，蔡邕却把想要独自传扬作为超越常人的功劳，多么荒谬啊！良金美玉，是天下共有的宝物，因为它们贵在有用罢了。小民下人，偶然获得寸片，就卧握行怀，恐怕别人不知道，又担心有人来抢夺。而金玉果然不是天下所没有的，真的认为王充的书果然有用吗？谁能抵挡天下人的共同珍视？如果不然，蔡邕的志向思虑，竟然赶不上小民下人吗！

黄氏《日抄》卷五七“诸子三”说：王充曾经师从班彪，博学且有独到见解。既然做官不顺，退隐后作《论衡》二十多万字。蔡邕、王朗曾得到他的书，都秘藏它作为自己的助兴。大概王充也是杰出地以文学著称的人。可惜他的初心发于愤怒，持论过于激烈，失去了道理的平衡，正与自名“论衡”的意思相违背。比如认为穷达都出于命运，通达的人未必贤能，困穷的人未必不贤，可以了。于是推而广之，以至于认为治世不是尧、舜的功劳，败亡不是桀、纣的罪过，也归因于时命，怎么可以呢？义理见于《治期》篇。甚至讥讽孔、孟，义理见于《问孔》篇、《刺孟》篇。而尊崇老子，义理见于《自然》篇。压抑殷周而夸耀大汉，义理见于《宣汉》、《恢国》等篇。说龙没有灵性；说雷没有威严，义理见于《龙虚》、《雷虚》篇。说天地没有生育之恩，而比喻人身生出虮虱，义理见于《物势》、《自然》等篇。想要尽废天地百神的祭祀，即使是人生的父母骨肉，也因为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轻蔑忽视。义理见于《论死》、《订鬼》、《祀义》、《祭意》等篇。凡是都发于一念的怨愤，所以不自知轻重失平如此。至于他随事各主一说，彼此自相矛盾，比如用十五种说法主张土龙必定能致雨，见于《乱龙》篇。后来又说“董仲舒说土龙难以理解”，见于《案书》篇。比如用千余字极力辩驳虎狼吃人不是部吏的过错，见于《遭虎》篇。后来又说“虎狼的到来，是政治失误的应验”，见于《解除》篇。凡是都以不平的念头，想要改变世俗的说法，而世俗说法中通行的，终究不可废除。矫枉过正，也不自觉其平衡决裂到如此地步。只有他辩驳讹误、纠正谬误，对后学见闻有裨益。

译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九《九流绪论》中说道：王充的《论衡》八十四篇，其文辞杂乱冗长，世人普遍轻视，但在东汉、晋、唐之间却特别受到珍视。蔡邕将其秘藏不示于人；葛洪赞叹得赞不绝口；刘知几抨击班固、司马迁不遗余力，却唯独尊崇信奉这本书。这三位都是学识渊博的杰出人物，眼光超越古今，却像嗜好昌歜和羊枣一样，不同时代却心意相通，这是为什么呢？自秦汉以来，圣人之道沉沦，荒诞的言辞日益盛行，庄周、列御寇、邹衍、刘安等人，捏造怪异、兴起妖言，不可胜数。王充生于道德沦丧、世风败坏之时，却独自坚定自信，挺身而出，填补空白，订正错误，诛除伪妄，遏制歪曲荒诞的旨意使其不能流行，使得后世人人都能借此作为论说的依据，不能不说是特立独行的人。所以蔡邕崇尚它的新奇，葛洪推崇它的宏博，刘知几赞赏它的辩才。只是王充偏执固执，自以为是，放言无忌，稍不留心，连至圣大贤都遭到他的呵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他辟邪的功劳，不足以抵赎他妄议圣贤的罪过了。近代讥讽王充太过分，像何氏、沈氏等人的说法，或许不足以完全让人信服，所以我稍微梳理他的功过，以供后来的君子折中评判。

又说：蔡邕把《论衡》当作谈

译资，大概把它视为稗官野史一类；况且这本书刚问世尚未流行，新奇可喜，所以藏在帐中，就像现在的人收藏异书一样，本来就不讨论它的文辞。自从《论衡》在后世不太被称道，究其缘由，大多归咎于蔡邕，我特意为他洗刷这一误解。

又说：汉代王充的《论衡》烦琐冗杂琐碎的样子，溢于纸面，辩论那些不必辩论的，怀疑那些不应当怀疑的。确实啊！他的言辞太费事了。至于精深的见解和超越常人的见识，足以破除战国以来浮夸诡诈、没有根据的习气，这在东西两京之前，是很少见的。当时因为新奇独特而过分称赞它，近代因为冗长平庸而激烈诋毁它，并不是王充的书改变了习性，而是它突然出现在秦汉之间，而人们在伊洛之后才习惯听闻，遭遇不同罢了。而宋人探究事理的功效，本朝大儒的成效，也显著了。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他在自述中说，在县里担任掾功曹，在都尉府职位也是掾功曹，在太守府担任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提到元和三年，搬家被征召到扬州部丹阳、九江、卢江，后来担任治中。章和二年，罢免州官职务，居家。他的书共有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篇《招致》有目

译录没有正文，实际是八十四篇。考察他的自述说：“书虽然文辞重复，所论述的有百种。查考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传写的书篇有一百多篇，我的书才刚出一百篇，却说太多。”那么原书实际有一百多篇，这个版本的目录八十五篇，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王充书的大旨，在《自纪》一篇中详细记载，大概内心哀伤时运的坎坷，外面痛恨世俗的虚伪，所以发愤著书。他的言论多激烈，刺孟、问孔两篇，甚至奋笔疾书，与圣贤相抵触，可以说是悖逆了！又显露才华张扬自己，喜欢为人先，以至于叙述他的祖父顽固凶狠，来标榜自己的长处，狂妄也太厉害了！其他论辩，如日月不圆等说法，虽然被葛洪驳斥，记载在《晋书》中，但大体上订正错误针砭世俗，符合道理的很多，也对风化教化很有裨益，储泳的《祛疑说》、谢应芳的《辩惑篇》也不过如此。至于他的文辞反复诘难，颇伤言辞费事，这正是王充所说的：“住宅多，土地不能小；户口众，簿籍不能少；失实的事多，虚华的话众，指明事实确定适宜，辩争的话，怎么能简约直接”呢，他早就自己说过了。王充所作另有《讥俗书》、《政务书》，晚年又作《养性书》，现在都不传，只有这本书留存。儒者颇嫌它芜杂，但最终不能

译废弃。高似孙《子略》说：“袁山松《后汉书》记载：‘王充作《论衡》，中原没有流传的，蔡邕入吴才见到，把它当作谈资。’谈资的话，可以

译黄式三《儆居集》卷四《读子集》一《读王仲任论衡》：后汉王仲任（名充）、王节信（名符）、仲长公理（名统）三人同传，范晔评论这三位，大多违背了通达事理的原则，喜好申述偏狭一隅的见解，赞语说：“像从竹管里看天那样好偏狭，众人的言论难以统一，补救质朴虽然显得文饰，矫正迟缓必定显得急躁。”那么，王节信的《潜夫论》、仲长公理的《昌言》，都传录了它们的大要，却唯独不收录《论衡》，难道不是因为王仲任的书矫枉过正得尤其厉害吗！读他的书，诘问孔子、讥刺孟子，这是错误的。汉代因为灾异免除三公的职务，想要矫正这种说法，就认为灾变不是政治得失所招致的，这又是错误的。讥讽当时厚葬的风气，于是申述墨子薄葬的主张，并认为人死后没有知觉，不能成为鬼，这更是错误的。万物中灵验的是蓍草和龟甲，它们死后都有知觉，唯独人没有知觉吗？而王仲任详细论述的是天命，他的学说遗留下来误导后人，而不可不辩驳的，尤其在于此。人的命运有三种：有定命，有遭命，有随命。随命，是随着行为而定命，是遏制恶行、弘扬善行的道理。人出生时所禀受的，寿命有长短，遭遇有富贵贫贱，这是定命，就是孟子所说的“正命”。长平之战被坑杀，老少都陷入其中，数以万计的人中，必定有长寿不该死的人；宋、卫、陈、郑四国同日发生火灾，四国的百姓中，必定有福气旺盛不该衰败的人，这叫遭命，遭遇天灾变故，上天断绝了人民的生命。《洪范》说考终命、凶短折，不仅仅是为了警戒那些自取祸患的人，恐怕也是担心皇极不能建立吧！由此可知三命的说法，杂见于各种书籍，而《白虎通》论述得已经详细，大概是可信的。王仲任详细论述命运一定不可改变，于是申述老子天道自然的学说，并认为遏制恶行、弘扬善行，不是天的道理；并且认为国运的长短，不在于政治得失。他难道要把《易经》、《春秋》所记载，《诗经》、《尚书》所承载的天人感应之义，都当作虚妄的话吗？王仲任师从班叔皮，书中极力称赞班孟坚，而班孟坚所撰写的《白虎通》，辩驳很多，在《命义》篇既然引用传记中关于三命的言论，难道应该相信而不相信吗？书名叫做《论衡》，并不是衡量公平的意思。君子的言论，将要等待百世而不迷惑，不崇尚矫饰情感来确立论点。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后汉书·应劭传》说：“应劭撰写《风俗通》，用来辨别物类的名号，识别当时风俗中的疑难疑惑。文章虽然不典雅，后世佩服他学识广博。”又说：“甄别记载奇异的知识，虽然说是小道，也有可观之处。”按：应劭是汉代的俗儒；《风俗通》是小说家类。范蔚宗讥讽它不典雅，又说奇异知识是小道，可以说是知言。王充传说：“撰写《论衡》八十五篇，解释物类的同异，端正当时风俗中的疑难疑惑。”这与《风俗通》的评价大致相同，尤为精妙的见解。大概两书正是同一类，都是搜集琐碎的见闻，像郢书燕说那样。

刘熙载《艺概》：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的文章，都是东京时期杰出的人物。分别考察他们，大致《论衡》奇特创新，略近于《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于董仲舒；《昌言》俊逸奋发，略近于贾谊。范史讥讽这三子喜好申述偏狭一隅的见解，但这不妨碍他们各自成家。

又说：王充《论衡》独自抒发己见，思辨能力超人。虽然有时因激愤而接近偏颇，但这掩盖不了他卓越的造诣。所以不仅蔡邕、刘知幾深深重视他的书，即使韩愈的性有三品的说法，也是承袭借鉴他的《本性》篇。

周广业注《意林》：《论衡》写成后，人们本来有嫌它太繁琐的，葛洪《抱朴子》详细辩驳了这一点。汉末王景兴、虞仲翔等人极力称赞它。而蔡邕把它藏在秘阁作为谈话的助兴资料，有时取几卷带走，急忙告诫不要广泛传播，他珍视到如此地步。宋代儒者却认为它没有奇处，并且诋毁它的义理缺乏精核，文辞缺少概括。这又是葛洪所说的守着灯烛的微光，在浅水坑中遨游的人啊。论这种文体，是用来辨明是非的，所以王仲任自己说《论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痛恨虚妄。”虽然偶尔有过当之处，但像《九虚》、《三增》这类，都是经传中久存的疑难，当时盘根错节的问题，它的文辞不可省略，何况门户栋梁，各自放置笔墨，完成它非常不容易。当时会稽又有吴君高作《越纽录》，周长生作《洞历》，王仲任极为推崇佩服，赵长君作《诗细》，蔡邕认为它长于《论衡》。见《后汉书·赵晔传》。现在的《越绝书》，解说者认为就是《越纽》，而这两本书都散佚不传，可惜啊。

陈鳣《策对》四：王符的《潜夫论》，王充的《论衡》，仲长统的《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位贤人的名目。

臧琳《经义杂记》卷十六：《范书·王充传》：“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师从班彪，喜好博学而不拘守章句。论说开始似乎诡异，最终有理有据。因为俗儒拘守文辞，多失去真实，于是闭门潜心思考，断绝庆吊的礼节，门窗墙壁都放置刀笔，撰写《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物类的同异，端正当时风俗中的疑难疑惑。”《隋书·经籍志》杂家二十九卷，《唐书·经籍志》三十卷，今本相同。读他的书，喜好辩论，喜欢逞弄机锋，蔡邕把它藏在秘阁作为谈话的助兴资料，不虚此言。他的朋友谢夷吾把他比作扬雄、刘向、司马迁，他不是这一类人。《九虚》、《三增》认为祸福感应都不真实，经传的文辞多有增饰，那么德行不必修养，恶行不必警戒，圣贤的话不足凭信，这难道是所谓信而好古的人吗？韩愈批评他是正确的。《问孔》、《刺孟》中有很多得罪名教的话。大概王充资质虽然敏捷，但学力不深，所以依据他的主观臆见，放纵他的私言，而不知道自己错了。他破除往日的妖妄，订正当时风俗的忌讳，颇值得取法。可见世间的陋习，从东汉就已经很深了。如果《明雩》、《顺鼓》、《正说》、《书解》，略得经子的大端，兼存汉儒的旧义，又是不可不读的书。其余或揣摩苏秦、张仪，文辞像小说，又常常认为词华之士，优于章句之儒，见《书解》篇。这都是他的蔽病。学者认为这是汉人著述中有古文故事，可以节取作为考索的辅助，那就颇有益处。如果论它的书的大体，似乎逊于诸子。这本书向来名声重要，大概是因为蔡邕、王符一时珍视秘藏的缘故。见本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范书》记载他撰写《论衡》，造《性书》之外，没有其他表现，只应当列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别为他立大传，难道也是因为《论衡》吗？

译赵坦《宝甓斋札记》：王充《论衡》立论乖谬悖理，不值一提。但他所引用的《尚书》，有时保留着古义的解释。

梁章巨《退庵随笔》卷十七：王充的《论衡》，《四库全书》也将其列入杂家。纪昀（纪文达）老师说，王充生于汉末，愤世嫉俗，写这本书来劝善惩恶，纠正错误，针砭迷惑，主旨并非不正，然而激切而失当，以至于诘问孔子、讥刺孟子，无所畏惧顾忌，反而到了不可作为训诫的地步，优点缺点互掩，应当分别看待。按：古人把《论衡》当作枕中秘宝，名流很看重这本书，只是因为它议论支离破碎，文笔冗长散漫，实在不像汉人的作品，所以我私下怀疑它是伪作。最近阅读杭世骏（杭大宗）的文集，其中有论述王充的一篇，直接指责他自我吹嘘而诋毁祖先是孝道缺失，又引用陈际泰《诫子书》，甚至说像乡村塾师那样刻画亲生父亲，这种弊端实际上是从王充开始的等等。那么他的论述尤为严正，又不在于区区文字之间了。

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上》：断绝神事而公孟子说无鬼，崇尚裁制而公孙龙论坚白，重视验证而王充作《论衡》，阐明齐物而儒、名、法家不说道家的天志。晖按：这说明王充本属于道家。老子说：“真实的话不华美，华美的话不真实。”《文心雕龙·情采》篇：“老子厌恶虚伪，所以说华美的话不真实。”

又《论式》篇：后汉诸子逐渐兴起，到魏初大概有几百种。然而深刻通达道理要旨的，辨析事理不过《论衡》，议论政事不过《昌言》，品评人物不过《人物志》，这三家差不多可以媲美晚周诸子。其余虽然文辞娴雅，全都是腐朽的言论罢了。

又《检论》卷三《学变》：汉、晋之间的学术有五次变化：董仲舒用阴阳五行确定法令，垂范博士，是神人般的大巫。致使学者人人支离破碎地解释义理以逃避责难，苟且获取利禄，而不识长远谋略，所以扬雄用《法言》来改变它。《法言》持论极难，在诸生之间显得严峻。王逸因此作《正部论》，认为《法言》杂乱无章没有主见，然而他自己也没有高论，《正部论》原书已亡，各家援引，还能看出大概。顾炎武说：“颜回的箪瓢，胜过庆封的玉杯。”《艺文类聚》卷七十三、《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九引用。想要说明什么？而比拟违背了伦常类别，大概是愤懑不平的激昂言辞。华丽的言辞堆积而不足以阐明事理，所以王充开始改变方法说：“笔写文章，希望它容易理解而难以仿造，不推崇深奥难懂而容易伪造；口头辩论务必解释分明而可听，不追求深奥迂曲而难以看清。”见于《自纪》篇。写作《论衡》，旨趣在于纠正虚妄，审察是非，怀疑的言论，分析各种端绪，有所揭露，不避讳圣贤，汉朝得到这样一个人，足以振奋耻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能赶上的。然而善于像蜂刺芒针一样摧折陷落，而没有关键要领足以持守，只是内心不够光明锐利，所以言辞辩驳而缺乏后续。

孙人和《论衡举正序》：自从嬴秦焚书坑儒之后，古籍荡然无存。汉代所收集的，十中仅存一二。加上谶纬纷纷兴起，淆乱群经，崇尚恢奇，标榜门户。有的废视而任听，有的改古以从今，最终导致真伪混杂，是非颠倒。王充（仲任）生于两汉之交，匡正谬误传闻，疏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针砭世俗；关于自然的论述，颇识道家本源。虽然偶尔逞强胸臆，言语有回旋曲折，但都是推阐原始，不离根本。至于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明经书，可以考证史实，可以推寻百家。他远大的见识卓识，精深博雅，自汉朝以来，未曾有过。

张九如与章士钊信：“《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的作品，只是嫌其中多琐碎之处。公正校读《论衡》，期望蔚成本国逻辑的宗祖，那么您在这本书上，已下过明辨的工夫，请即指示其中最精到的地方，以便启示学子。”章士钊回信：我家太炎先生，曾盛称这本书，说它“纠正虚妄，审察是非，怀疑的言论，分析各种端绪，有所揭露，不避讳圣贤，汉朝得到这样一个人，足以振奋耻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能赶上的”。见《检论·学变》篇。这话确实啊！有人说王充所做的，有破无立，“他解释物类，喜欢举外形相似来相互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韩性《论衡序》。不知道书以“衡”命名，它的职责就在于权衡事物而止。至于天人之际，政学之微，直接抒发己见而成一系统的。王充另有一本书叫《政务》，可惜没有流传下来。韩生所说的，不能概括王充的全书。这本书看似琐碎，然而持论想要严密契合，重复言语有时不可回避，一看欧文名著，自然领悟这个道理。本国文字追求简练，往往把不能简化的也去掉，自矜义法。曾国藩说古文不适于辨理，就是这些地方。王充文章布局遣词，为何颇中横文灾矱？实在不可理解。章士钊就此书而钩稽的，乃是最重要的一点。清初湖北熊伯龙用读八股文的方法读《论衡》，妄加割截，另编列，号《无何集》，就是不明此窍的缘故。您以琐碎为嫌，章士钊私下担忧。王充书通体一律，难说哪处最精到。若初学者未能尽读，则天、日、龙、虎等义，暂且略去，而注重于《九虚》《三增》也可以。《实知》《知实》两篇，开东方逻辑之宗，尤其不宜忽视！《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以上总评。

译《文心雕龙·论说》篇说：李康的《运命论》，与王充的《论衡》同类，但超过了它。

《文选》中刘孝标的《辩命论》说：关于性命和命运的道理，困顿与通达的定数，夭折与阻碍纷繁复杂，没有人能分辨清楚。王充遮蔽了它的本源，司马迁阐明了其中的疑惑。

《旧唐书·吕才传》记载，吕才在论述禄命时说：我查考《史记》，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说：“那些占卜的人，抬高禄命来取悦人心；歪曲祸福来耗尽人的钱财。”又查考王充的《论衡》说：“看见骨骼形体就知道命禄，看见命禄就知道骨骼形体。”这就是禄命之书流传很久了。因为大多说中了一些，人们就相信它；现在再深入研究，原本并不是真实的记录。只是积累善行会有余庆，不需要借助建禄的吉利；积累恶行会有余殃，难道是因为劫杀的灾难吗？皇天没有私亲，常与善人同在，福祸的感应，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所以夏朝多罪，天命剿灭断绝；宋景公修德，妖星夜间移开。学习的人禄位就在，难道要等待生在建学之时吗？周文王勤政忧虑损减寿命，与月值空亡无关；长平坑杀士卒，没听说共同犯了三刑；南阳的贵士，何必都符合六合？历阳变成湖泊，并非只在河魁之上；蜀郡火灾，难道是因为灾厄之下吗？现在也有同年同禄，但贵贱悬殊；同命同胎，但夭折和长寿不同。以上评论《命禄》、《命义》等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下篇《辨性》上篇说：儒家谈论人性有五种说法：无善无不善，这是告子的观点；性善，这是孟子的观点；性恶，这是荀子的观点；善恶混杂，这是杨子的观点；善恶因人的上中下而异，这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的观点。五家都有道理，但自身不能阐明原因，也不明白他人的原因，务求互相驳斥；调和的人又模棱两可。只有控制名目追究实质，居高临下观察，分析言辞的含义，然后才能两全其解。人有八识，其根本叫做“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无所对应，忽然不能自知，视万物如胡越般遥远，就眩惑于万物。万物各有其分职，这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藏万有”既已分化，就由此产生“末那识”。“末那识”就是“意根”。“意根”常执着“阿赖耶识”为我，二者像束芦一样相依而立，“我爱”、“我慢”由此产生。“意根”的活动，叫做“意识”。外物到来而知识接触，叫做眼、耳、鼻、舌、身识。那六识，或施或受，又回归于“阿赖耶识”。“藏万有”的，叫做“初种”；六识所回归的，叫做“受熏之种”。各种谈论人性的人，有的用“阿赖耶识”来对应，有的用“受熏之种”来对应，有的用“意根”来对应。漆雕等家，也用“受熏之种”作为性。我爱、我慢都在意根，分界均等，但意识运用有偏胜，所以受熏之种有强弱，再次得到后世的仁者和鄙者就不同了。虽然人生来没有只使用爱的，也没有只使用慢的。慢的人不过想完全控制万物，万物都尽了，慢就无处施展，所以虽然慢，还是不想荡灭万物。爱的人不过能就近获取，譬如人掐我的咽喉，我还奋力解脱，所以虽然爱，还是不想让人加害我。有偏胜，就顺着所胜的一方来说，所以说有上中下。去掉尘埃覆盖，就昏暗得看不见泰山；建立万条红帛，包围一尺白绢，那么白的就像红的。事物本来有相互夺取的，但其本质不可夺取。漆雕等人没有觉悟，而偏执其一，以至于认为没有其余，也太过分了。

译以上评论《本性》篇中“性有三品”的观点。

《临安志》：《事文类聚》第十一卷。王充《论衡》认为水是地的血脉，随着气的进退而流动。这并没有穷尽道理。大体上天包裹水，水承载天，而一元之气，在太虚之中升降，地凭借水力来支撑自己，并且与元气一起升降。当气上升而地下沉时，海水溢出向上成为潮；当气下降而地上浮时，海水收缩成为汐。以上评论《书虚》篇中“水者地之血脉”的说法。

朱熹说：《调燮类编》。雷虽然只是气，但一定有形体。据此那么雷斧、雷字的说法，情理上或许存在。如果拘泥于王充《论衡》的说法，就不是敬天的道理了。

黄式三《儆居集》杂著第三篇对王仲任《雷虚》的问答：雷果真是天的愤怒吗？天有雷，是用来宣扬阳气排出滞气的，不能全部说是天的愤怒。《易经》在豫卦中说作乐，而其卦象是雷从地下奋起。天有雷，人有钟鼓，是一样的。然而《礼记》说君子之道，遇到疾风、迅雷、大雨就一定会改变神色，即使是夜晚也一定要起来。《论语》记载圣人的事说：“迅雷狂风，一定要改变神色。”雷的迅疾，难道是战阵中的钟鼓吗？儒者敬重天的愤怒，不敢嬉戏游乐，雷震时恐惧修省，心中对此战战兢兢，而汉代的王仲任专断地发表议论，来阐明雷不是天的愤怒。这种说法，固然不是儒者敢说的，但他的言辞善于诘问辩论，多方面提出难题，如果不能驳倒他，就会对义理产生疑惑，而求得敬天的诚意，就不可得了。仲任的意思是说：雷所击打的人，问他的罪，有时很小；世间有大罪，天为什么不击打他？天不击打他，就是天不愤怒。式三说：天惩罚恶人，不全部用雷，凡是降灾给不善的人，都是天的愤怒，而雷尤其明显罢了。《传》说：“有钟鼓叫代，没有叫侵。”人的愤怒不全部用钟鼓，天的愤怒，为什么独独用雷呢？仲任的辩论又说：人君不空发喜怒，雷的愤怒有时不杀人，不折断毁坏物品，就是天有空怒。空就是妄，妄就失去威严，天为什么这样呢？式三说：天以好生为心，而显示变化，是用来希望人反身省察，最终免除谴责罢了，难道一定要以杀伤为主吗？而且天的愤怒，有人事的感应，也有阴阳的激荡。阴气逼迫阳气而激荡成雷，阴的禁锢厚，阳的激荡更有力。激荡更有力，它发出的声音大而远且急疾，因此有调和之意的人应当思考。仲任的辩论又说：雷是天的愤怒，雨滋润万物，一定是天的喜悦。喜怒不同时，雷起常与雨俱来，怎么知道它是愤怒呢？式三说：雷迅疾雨一定暴烈，雷既震怒，雨也不是甘霖。雨，是阴。雷，是阳。疾风、迅雷、大雨，难道是阴阳相激的极致吗！现在天用日烘烤，用月照耀，凡是用来生物的东西，是天的喜悦。阴气盛，将危害生生之道，天因此而有怒，怒已而雷息，就是天的喜悦。当其震击时就是怒。然而天在秋冬杀物，而雷常在夏天怒，仲任因此更加怀疑。说：以天统来说，一阳始于子，盛于巳，到午未之月阴生，而雷的鸣叫更迅疾，是阳怒而对抗阴；仲秋雷收声，是力不能对抗阴，那么阳退而伏，以保全其本性。如果以人统来说，阳始于寅终于未，雷在卯月震而在卯月遁，它在六阳之未月盛，也是适宜的。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不是用人统而得天吗？仲任为什么不思考呢？仲任认为雷是虚妄，而《福虚》、《祸虚》大说的错误也类似这样，而他的罪过到了慢天的地步。以

译上评论《雷虚》篇。

译《弘明集》卷二十七，樊孝谦回答沙汰释李诏的表文中说：刘向相信《洪宝》一书，死后仍留有责难。王充非议黄帝，这使他得以不朽。以上是对《道虚篇》的评论。

俞樾《湖楼笔谈》卷七说：古人写文章喜欢使用过于极端的言辞，称赞某人早慧，就说颜渊十八岁时天下归仁；说某人晚成，就说曾子七十岁才学习，名闻天下。王充有《语增》一篇，并非没有见识。以上是对《语增篇》的评论。

《史通·惑经篇》说：王充设立论辩，有《问孔》一篇，对《论语》及群经多有指摘，但对于《春秋》杂义，却未曾阐明。

《笔丛·九流绪论》说：《论衡》中的《问孔》篇，其序言之意旨非常明确，认为仲尼是大圣人，他的言语应对迹近于超出常情，当时的门弟子不能穷尽追问，所以王充设立疑点、发起诘难，以等待后人的解答。假使在孔门之中，这固然是一件好学的事，只是言辞间有些过于直率，旨意或许过于苛求，这是王充的过错。刘子玄等人不能详细考察，就跟着效仿他，用来讥讽诋毁圣人，以至于尧、舜、禹、汤都不能幸免，这就像李斯学习荀况一样。

梁玉绳《瞥记》卷五说：《论衡·问孔》篇最为肆无忌惮，王充这个人，必定是傲慢固执、不可亲近的。其他如说孔子畏惧阳虎，倒退着走并流汗，见于《物势篇》。这也如同庄子称孔子拜见盗跖，还可以当作寓言戏谈来对待。王充又说伯夷、叔齐因为庶兄夺取国家而饿死，现在原本已佚，见于《意林》引用。不知依据是什么。以上是对《问孔篇》的评论。

邵博说：《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二。大贤如孟子，难道可以议论吗？后汉王充竟然有《刺孟》篇，近代何涉有《删孟》篇。《刺孟》出自《论衡》，韩愈称赞他闭门深思，《论衡》因此得以修成，那么韩愈对于孟子“醇乎醇”的论述，或许也不完全正确！以上是对《刺孟篇》的评论。

钱塘人《淮南天文训补注》说：王充不相信盖天说。不知道天以北极星为中枢，地以昆仑为中枢，两个中枢相值，都应当在人的西北方。人居住在昆仑东南，看北极星则在正北方，这是因为北极星在天，随着人所看的方向，方位都相同，没有远近的区别，是因为它位置高；昆仑在地，离人有远近，所以方位各异，是因为它位置低。不妨说今天下在极南，自然是在地的东南角。以上是对《谈天篇》中“方今天下，以极言之，不在东南”的评论。

《晋书·天

译文志》说：也见于《隋书·天文志》。浑天说的道理精妙，学者多怀疑。汉代的王仲任依据盖天说的理论，来驳斥浑仪，说：“旧说‘天转动从地下经过’。现在挖地一丈，就有水，天怎么能从水中行走呢？这很不合理。太阳随着天转动，并非进入地下。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不过十里，天地就合拢了。实际上并非合拢，是因为远才这样的。现在看太阳落下，并非进入地下，也是因为远。当太阳在西方落下时，它下面的人，也将认为太阳在中间。四方的人，各自以近的作为升起，远的作为落下。怎么证明呢？现在试着让一个人拿着大火把，半夜在平地上行走，离人十里，火光就灭了。并非灭了，是因为远才这样的。现在太阳向西转动，不再看见，是像火把灭了这类情况。日月不是圆的，远看之所以圆，是因为离人远。太阳，是火的精华；月亮，是水的精华。水火在地上不圆，在天上为什么圆？”所以丹阳葛洪解释他说：“浑天仪注说：‘天像鸡蛋，地像鸡蛋黄，孤独地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的表层里有水，天地各自凭借气而立，载着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再平分，则一半覆盖在地上，一半环绕在地下，所以二十八宿一半显现一半隐藏，天转动像车轮毂运转一样。’讨论天的虽然很多，但精通阴阳的很少。”“少”字据《隋志》补。张平子、陆公纪之徒，都认为推演日月五星的运行，以度量历象昏明的征兆，“以”字据《隋志》补。校验四时八节之气，考察漏刻的分数，观测日影的往来，在事情中寻求形验，没有比浑象更精密的了。张平子既制作了铜浑天仪，在密室中用漏水转动它，让观察的人关上门唱报。那观察的人告诉灵台观天的人说：‘璇玑所加，某星开始显现，某星已经中天，某星现在隐没。’都像符契相合一样。崔子玉为他写碑铭说：‘数术穷尽天地，制作等同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契合。’大概是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有验证的缘故。如果天果然像浑天说那样，那么天的出入，行于水中，是确实无疑的了。所以《黄帝书》说：‘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又《易经》说：‘时乘六龙。’阳爻称龙，龙是居水的生物，用来比喻天。天是阳物，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所以比作龙。圣人仰观俯察，审知如此，所以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明太阳从地中出来。

译又明夷卦，离下坤上，以证明太阳进入地中。需卦乾下坎上，这也是天入水中的形象。天属金，金水相生。天出入水中，应当有什么损害，而说不可呢？所以桓君山说：‘春分日出卯入酉，这是人的卯酉。天的卯酉，常值斗极为天中。现在看它却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却在斗极之南。如果像磨盘向右转，那么北方道远，南方道近，昼夜漏刻的数目，不应该相等。’后来奏事等待回报，坐在西廊庑下，因为寒冷，晒背。过了一会儿，日光离去，不再晒背。君山于是告诉相信盖天说的人说：‘天如果像推磨向右转而太阳向西行，它的光影应当照在此廊下渐渐向东，不应当拔出去。拔出去，是符合浑天法的。浑天是天真实的形状，由此可知了。’那么天出入水中，没有再怀疑的了。又现在看星星从东方出来的，起初只是离地一点点。渐渐向西行，先经过人上，然后向西转动而下，不旁旋。那先在西方的星星，也渐渐下而隐没，没有向北转的。太阳的出入也是这样。如果说天像磨盘向右转，太阳的出入也是这样，《隋志》无此句，是。怀疑是上文衍文。众星日月，应当随天而回，起初在东方，其次经过南方，其次到西方，其次及北方，然后又回到东方，不应当横过去。现在太阳从东方出来，冉冉转上，等到它进入西方，也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清清楚楚如此，王生必定固执地认为不是

译贺道《养浑天记》（见于《艺文类聚》卷二、《事类赋》卷一）：近世有四种学说，一是方天说，兴起于王充；二是轩夜说，起源于姚信；三是穹天说，传闻于虞昺。这些都是主观臆断、虚浮的言论，不值得观看。

卢肇《海湖赋》前序（见于《唐文粹》卷五）：太阳依附于天，天向右旋转，太阳进入海中便随之而入。古人有的认为太阳就像平地上拿着蜡烛，远了就看不见。这多么荒谬啊！太阳落入海中，是必然的道理。从新月之后，月亮落下不完全，白天常常能看见，直到满月；从满月之后，月亮升起不完全，白天常常能看见，直到晦日。白天能看见月亮，它并没有光，一定要等到太阳落入海中，隔着海水来应和它。

卢肇《海潮赋》后序（见于《唐文粹》卷五）：自古以来谈论天体有六种说法：一是浑天说，由张衡所论述；二是盖天说，以《周髀算经》为法则；三是宣夜说，没有固定的法则；四是安天说，由虞喜所作；五是昕天说，由姚信所作；六是穹天说，由虞耸所作。从盖天说以下，大都是猎奇求异的说法。确立浑天说的方法，从张衡开始，他说天包裹着地，旋转没有尽头，它的形状浑圆，所以叫浑天。言论不及浑天说却乖谬荒诞的，共有五家：《庄子·逍遥游》、《玄中记》、王充《论衡》说太阳不进入地下、《山海经》、佛教说四天。都没有证据验证，无法探究追寻。王充只是肆意谈论天体，错误极其深远，桓谭已经驳斥破了他的论点，这里不再多说。

杨炯《浑天赋》（见于《唐文粹》卷四）：有学习宣夜说的人说：天经常安稳而不运动，地极深而不可测量。有推崇周髀算经方法的人说：阳动而阴静，天高远而地游移，天像倾斜的伞盖，地像漂浮的船只。太史公睁大眼睛告诉他们说：说宣夜的人，星辰不可能有固定的宽窄；说盖天的人，漏刻不可能春秋各占一半。周三径一，远近违背了北极星；东井南箕，曲直不同于银河。光明进入地下，王充说太阳不进入地下，所以葛洪有辩辞；观测天象，桓谭由此发起诘难。以上评论《说日》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关于文德的论述，发端于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说：“文德的操守就是文章。”又说：“上书陈述有利国家的建议，奏记推荐官吏士人，一是为了自身，二是为了他人。繁复华丽的辞藻，没有文德的操守，修身完善品行，追求私利，没有主持公道的人。”杨遵彦依据并使用了这一观点，《魏书·文苑传》说：“杨遵彦写《文德论》，认为古今辞人都负才而败行，浇薄险忌。只有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礼，有德行的素质。”而章学诚窃取了这一观点。以上评论《佚文》篇中“文德的操守”。《书解》篇说：“文德，是世人所服膺的。空泛的书文是文，实际的行动是德，表现在衣着上是服。所以说：德行越盛大，文章越繁盛；德行越彰显，文章越光明。大人德行广博，文章炳焕；小人德行炽烈，文章斑驳。官位尊贵，文章繁复；德行高尚，文章积累。”也发挥了“文德”的意义。

又查《论衡》第六卷《原教》篇：那些供奉天神地祇万物神灵的人，都是上古的邪道，是愚昧浅陋下等人才所拥戴树立的。唯独供奉人鬼是不虚妄的。人死后，按照佛教的说法，中阴身不会单独存在，必定投生到各种趣向。庄子乐于此并解说薪火相传。只有儒家的公孟子也说没有鬼，见《墨子·公孟》篇。王充、阮瞻传承这种说法作为典范，只是不知道变化相承的道理。说有鬼就是常见。只说无鬼而不知道中阴流转就是断见。以上评论《死伪》等篇。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论王充》：范晔《后汉书》为王充作传说：“王充幼年丧父，乡里以孝著称。”杭世骏说：所谓孝，是自己有善行不敢认为是善，自己有才能不敢认为是能，说：“这是祖先留下的。这是祖父父亲培植教诲的。”乡人说：“幸运啊！有这样的儿子，可以称为孝了。”而我从王充那里听到的却不同。王充出身小族孤门，世祖勇猛任气，最终都不考虑他人。年成荒歉，他在路上伤害杀人，仇敌众多。祖父王泛，以经商为业，生了儿子王蒙和王诵，任气更加厉害，在钱塘勇猛势凌人，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充写《论衡》，全部书写不避讳，却特意创设或人问答，宣扬自己以丑化他的祖先。他尤其严重的言辞，说：“母黑子红，无害于牺牲；祖浊裔清，不榜奇人。禹是圣人，而鲧是恶人；舜是神人，而叟是顽人。”如果禹比鲧更圣，舜比叟更神，那么禹和舜就不能称为神圣，何况又把鲧当作恶人，把叟当作顽人，挂在嘴边，记在心中，写在简牍上，即使禹也难免于恶，舜也难免于顽，虽然非常神圣，怎么能称为孝？王充只知道用口舌来自我赞誉罢了。唐代刘知几说：“如果用名教来责备他，这就是三千条罪过的人。”话说得真好啊！我取来证实我的话。况且言论树立是为了垂范教化，《论衡》一书虽然奇特，但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过了，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这些人，都是一代作者，阅读他们的书却没有醒悟其中的过失，大概不免于偏私所好。而范晔又是不孝中特别严重的，随声附和，却特意记载他以孝著称。唉！孝子难道是靠揭发亲人来成名吗？

又说：王充的立论，本来不足以作为训诫，而我特别反复辨析不止，难道是为了招致他的过错吗？大概是有绳墨标准在。临川人陈际泰，是小聪明人，却暗昧于大道，写书告诫儿子，却用村学究的手法刻画他的生身父母，禾中无知的人，刊印他的文章来昭示世人，并把这话放在卷首，承学之士，都喜欢谈论并乐于传颂。唉！人的无良，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吗！而它的开端确实是从王充开始的。王充自矜他的论说，开始似乎与众人不同，极尽听取他的最终言论，众人于是赞同他。审视这样的谈论，好比中风病易怒的人，胡言乱语不止，不等到听他的最终言论，就已经没有不非议嘲笑他的了。没想到后世还有转相仿效的人，流传于笔端，那么这种败坏人心、危害世道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王充不仅敢于挑剔祖先的毛病，而且想要诬蔑前代贤哲，颜路讥讽他庸俗固执，孔、墨认为他祖先愚昧，开始用来解脱自己的卑微，后来却把贤圣拉下来，这种弊端，难道仅仅与众人不同而已吗？以上评论《自纪》篇。

译《论衡校释》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刊于《现代学生》第一卷第四、六、八、九期。

胡适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郡上虞县人。他生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他的家世很卑微，他的祖父是做小买卖的，所以人们嘲笑他“祖宗没有美好的根基”。他后来到了京城做太学的学生，跟随班彪学习。他也曾在本县和本郡担任过小官。元和三年（公元86年），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担任治中。章和二年（公元88年），他辞去州官职务回家居住，从此不再做官。《后汉书·本传》说他在“永元年间病死于家中”。大概他去世时在公元100年左右。他著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已失传。是用俗话写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论政治的书，也已失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现在尚存，但缺少《招致》篇。他老年时写了《养性》十六篇。也已失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公元27年至100年——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方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西汉末年最特别的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证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区别于经书。王莽掌权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公元6年），孟通疏通水井，得到一块白石，上面有丹书，文字说：“告知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说王莽是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员奏报，王莽遂亲自到高庙拜受金匮。第二年，王莽遂做了皇帝。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爵，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九百零二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民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第二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图谶符命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又强华奏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遂即帝位。故光武很相信这些说谶的人，甚至用图谶来决定嫌疑。见《后汉书·桓谭传》，又《郑兴传》。光武末年（公元57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公元58至75年）、章帝（76至88年）继续提倡这一类的书，遂使谶纬之书布满天下。汉人造的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都是说“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说是自初起到孔子九位圣人增演出来的。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七经纬是：《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二种，《春秋纬》十三种。详见《后汉书·樊英传》注。这种书的作伪的痕迹，很容易看出。据尹敏（光武时人）说：“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见《后汉书·尹敏传》。其实单看那些纬书的书名——《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也就可以晓得那些书的鄙陋可笑了。又据张衡说：

译《春秋元命苞》中记载了公输班与墨翟的事迹，这属于战国时期，而非春秋时期。

书中又说“另外有益州”。益州的设立，是在汉代。

书中提到三辅地区各陵墓的名称，其年代顺序可以知晓。……到了王莽篡位，汉代遭遇大祸，那八十篇图谶为什么不加以警戒？由此可知图谶成书于哀帝、平帝时期。见《后汉书·张衡传》。

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代的君主和学者都神迷心窍，把这些书奉为神圣经典，用来改换年号、制定历法，决断疑难。查看《律历志》中多次引用图谶的地方可以证明。这种荒谬可笑的迷信禁忌，自然会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帝时已极力抨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为滑稽，他抨击图谶，光武帝不听，他就在谶书的缺文处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帝问他，他说：“我看到前人增删图书，不敢不自量力，私下希望万一能成功。”光武帝也无可奈何。桓谭抨击图谶，光武帝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抓去斩首。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相信灾异之学，桓谭稍好一些。所以不能产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信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所说的谶纬符瑞等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这是公元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个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的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即公元32年，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求修改历法。从永平五年，即公元62年，到元和二年，即公元85年，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得以颁行。公元85年。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进行实地观测的工作。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所以杨岑观测月食的成绩比官方历法好，政府就派杨岑代理弦望月食官。公元62年。后来张盛、景防等人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试考核，一年之中，他们观测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出六项，政府就派他们代替杨岑代理月食官。公元69年。四分历之所以能颁行，全靠它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龄相仿，死于公元101年，享年七十二岁。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到如下结果：

用太初历考察汉元帝时期，即公元前206年，直到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日食共二十三起，其中十七起符合朔日，四起符合晦日，两起符合初二。新历七起符合朔日，十四起符合晦日，两起符合初三。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用太初历考察太初元年，直到更始二年，即公元24年，日食共二十四起，十起符合晦日。用新历，十六起符合朔日，七起符合初二，一起符合晦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用太初历考察建武元年，即公元25年，直到永元元年，即公元89年，共二十三起，五起符合朔日，十八起符合晦日。用新历，十七起符合朔日，三起符合晦日，两起符合初二。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用新历向上考察《春秋》中有记载日食的，共二十四起，失准不符的有二十三起。新历成绩很差。

实测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取度数，要符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向下通用于今，新历不能向上追溯至汉元。”

这种实验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像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那样渺茫无稽。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著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值得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又《恢国篇》记载章帝六年之事，称今上；《宣汉篇》也称章帝为今上；《齐世篇》称章帝为方今圣明。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大概这书初起于永平初年，即公元六十余年，正在四分法初通行的时候。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所以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公元九十年左右，四分历已颁行了。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此后还有后人加入的地方，如《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元133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加入的痕迹。但《论衡》大体是公元六十年至九十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他又是很佩服贾逵的人，又很留心当时天文学上的问题，如《说日篇》可为证。所以不能不受当时天文学方法的影响。依我看来，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所以不懂得当时的科学情形，也不能了解王充的哲学。

译王充哲学的动机，仅仅是对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迷信的反抗。王充哲学的方法，仅仅是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

先说王充著书的动机。他自己说：

《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无邪。”《论衡》几十篇，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痛恨虚妄。”（见《佚文篇》）

他又说：

我既然痛恨世俗的情态，就写了讥讽世俗的书；又怜悯君主施政，只想治理百姓，却不得其法，不了解政务，愁思苦想，看不到方向，所以写了关于政务的书；又哀伤伪书和俗文大多不真实，所以写了《论衡》。（见《自纪篇》）

他又说：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因于众多书籍都失实，虚妄之言胜过真实美好的言论。如果虚妄的言论不被摒弃，那么浮华的文风就不会止息；浮华的文风泛滥，那么真实的事情就不会被采用。所以《论衡》，是用来衡量言论的轻重，确立真伪的标准。……它的根本都起因于人间有错误，所以我竭尽心思来讥讽世俗。世俗的本性，喜欢奇怪的话语，喜爱虚妄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不能让人痛快，而浮华虚妄却能惊动耳目、打动人心。因此，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就夸大事实，编造美好盛大的言辞；使用笔墨的人，就凭空造作，编写虚妄的传说。……甚至有的面南称师，传授奸邪虚伪的学说；有的身居高位，佩戴紫色印绶，却阅读虚妄的书籍。……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如今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显扬于真实之上，诚实被虚伪扰乱。世人不醒悟，是非不能确定，紫色与朱色混杂，瓦片与玉石混杂。从情感上来说，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呢？……君主遭遇弊端，在上改革教化；臣下愚昧迷惑，在下著书立论。如果确实有收获，那么上层的教化就能顺从了。希望唤醒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实分别；虚实分别确定了，然后浮华虚伪的文章就会消亡；浮华虚伪的文章消亡，那么纯粹诚实的教化就会日益滋长。（见《对作篇》）

他又说：

《论衡》针对世俗的书籍订正其真伪，辨别其虚实。……世俗的传说蒙蔽迷惑，伪书泛滥。……把反的说成对的，把虚的说成实的，怎么能不议论呢？世俗的传说既然有过错，世俗的书籍又是虚伪的。至于……《淮南子》说共工与颛顼争夺天子之位，共工不胜，愤怒地撞击不周山，致使天柱折断，地维断裂。尧的时候，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尧射落了九个太阳。鲁阳公作战时天色已晚，他举起戈挥击太阳，太阳就退回了。世间书籍中多像这类记载，浮夸虚妄，掩盖了正确的道理。心中愤懑涌起，笔下纷乱，怎么能不议论呢？（同上）

这几段都可以写出王充著书的动机。他哲学的宗旨，仅仅是要对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进行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毛病才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二百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我们读的古代史，从开天辟地到周朝，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部分是汉代一班骗子假造出来的。王莽、刘歆都是骗子中的国手。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上眼。我们看他“心濆涌，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话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他的书名是“论衡”。他自己解释道：“论衡，就是论的公平。”（见《自纪篇》）又说：“论衡，是用来衡量言论的轻重，确立真伪的标准。”衡即是度量权衡的衡。即是估量，即是评判。《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最重要的如：

《书虚》（第十六）、《道虚》（第二十四）、《语增》（第二十五）、《儒增》（第二十六）、《艺增》（第二十七）、《对作》（第八十四）等篇，都是批评当时的假书的。

《问孔》（第二十八）、《非韩》（第二十九）、《刺孟》（第三十），是批评古书的。

《变虚》（第十六）、《异虚》（第十八）、《感虚》（第十九）、《福虚》（第二十）、《祸虚》（第二十一）、《龙虚》（第二十二）、《雷虚》（第二十三），是批评假书中记载的天人感应的事的。

《寒温》（第四十一）、《谴告》（第四十二）、《变动》（第四十三）、《招致》（第四十四篇，今缺），这四篇，是从根本上批评当时儒教的天人感应论的。

《讲瑞》（第五十）、《指瑞》（第五十一）、《应瑞》（第五十二），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的。

《死伪》（第六十三）、《纪妖》（第六十四）、《订鬼》（第六十五）、《四讳》（第六十八）、《辨日》（第六十九）、《讥日》（第七十）、《卜筮》（第七十一）、《难岁》（第七十三）、《诘术》（第七十四）等篇，是批评当时的许多迷信的。

《论衡》的精神只在“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八个字。所以我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

现在且说王充的批评方法。上文我说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科学的方法适用到天文学以外的问题上去。当时的天文学者最注重效验，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最注重效验。他批评当时的灾异学派说：

译主张灾异感应的人不通过类推来验证，只是凭空宣扬法术来迷惑君主。《明雩》篇。

他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详见下文。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述自然，不知道引用事物来验证自己的言论，所以自然之说未能让人信服。《自然》篇。

他又说：

凡是议论事物，违背事实而不引用效验，那么即使言辞甘美、说理繁复，众人也不会相信。《知实》篇。

他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个字。他自己说：

事情没有比有实效更明白的，言论没有比有证据更确定的。空泛的言论，即使符合道心，人们仍然不相信。……只有圣人贤人的心意，才能通过类比事物，来证实它。《薄葬》篇。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所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个例子：

（例一）儒者说：“太阳早晨出现，是从阴气中出来；傍晚看不见，是进入阴气中。阴气昏暗，所以太阳沉没看不见。”如果按事实来论述，太阳并不是出入于阴气中。用什么来验证呢？

夜晚是阴气，气氛也是昏暗的。有人在夜里举火，火光不会熄灭。……火在夜里举起，光不熄灭，太阳傍晚进入（阴气），却独自看不见，这不是阴气的验证。

观察冬天太阳的出入，早晨从东南出来，傍晚向西南进入。东南、西南并不是阴气所在，古人认为北方才是阴。为什么说是出入于阴气中呢？

况且星星小还能看见，太阳大反而消失，世俗儒者的论调是虚妄的。《说日》篇。

（例二）雷，是太阳的激气。……盛夏时节，太阳当令，阴气承接它。阴阳分争，就相互激荡，激荡就激射。激射成为毒气，击中人，人就死；击中树木，树木折断；击中房屋，房屋毁坏。人在树下或屋间，偶然被击中而死。用什么来验证呢？

试着用一斗水浇灌冶铸的火，气体激荡裂开，声音像雷。有人靠近它，必定灼伤人体。天地作为炉子已经很大了，阳气作为火已经很猛烈了，云雨作为水已经很多了，阴阳分争激射，怎么能不迅疾？击中伤害人身，怎么能不死？……

雷，就是火。用什么来验证呢？这两句，今本倒置，现在根据文意改正。人被雷击死，立即查验他的身体，击中头部则胡须头发烧焦，击中身体则皮肤灼伤，靠近他的尸体，上面闻到火气，这是第一个验证。道术之家认为雷烧石头颜色变红，投入井中，石头焦热井水寒冷，激荡发出大声，像雷的样子，这是第二个验证。人受寒，寒气进入腹部，腹部原本温暖，温暖与寒冷分争，激荡之气发出雷鸣，这是第三个验证。打雷的时候，雷光时常可见，大得像火的照耀，这是第四个验证。雷击的时候，有时焚烧人的室屋及地上的草木，这是第五个验证。

论述雷是火有五个验证，说雷是天怒没有一个效验，那么雷是天怒，就是虚妄的言论。《雷虚》篇。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以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分为两种：（一）是从实地考察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发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过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据。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才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论述如果不留神澄净心意，只是以外在的效验来确立事情的是非，相信外在的闻见，不在内心进行甄别订正，这是用耳目来论断，不用心意来评议。如果用耳目来论断，就会把虚象当作真言；虚象有效验，就会把实事当作非是。所以判断是非不仅仅依靠耳目，必须打开心意。墨家议论不通过心意来推究事物本源，如果只相信闻见，那么即使效验明显，仍然会失实。失实的议论难以教化，虽然符合愚民的心愿，但不符合智者的内心。《薄葬》篇。

译这一段论述立论的方法，最为痛快，最为精彩。王充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事则用心思去考察，用事实去验证。对于虚浮不实的事情，就立刻建立证据来检验。”（《对作篇》）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其立得住脚。对于未经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即使效验明显，仍然算是失实。”有时诠订已经分明，便不必再求证验，也能成立。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使寒凉食物不腐败，故名萐脯。王充驳斥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房自生肉萐，为何不使饭在甑中自蒸，火在灶上自燃呢？……为何不使食物自然不腐败呢？何必生出萐来吹风呢？”（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初一长出一荚，到十五天长出十五荚；十六日落一荚，到月底落完。王充驳斥他道：

“起身查看堂下的蓂荚，哪里比得上把历日悬挂在屏风旁，回头就能看见呢？上天生出祥瑞，想要取悦王者，却必须起身察看才知道日期，这是生出烦琐之物来拖累他啊。况且蓂荚是草。王者之堂，是早晚所坐之处。古人虽然质朴，宫室之中，草生了就锄掉，怎能长出蓂荚而让人能整月去计数呢？”（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屈轶，生长在庭院，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斥道：

“上天能特意生出此物来指出佞人，却不使圣王本性自知，或者佞人本来就不出现，必定又要再生一物来指明，为何上天不怕烦呢？……经书说：‘能知人就是明智，只有帝尧觉得难。’人具备五常，音气相通，尚且不能相知；屈轶是草，怎能知道佞人？如果儒者的话是对的，那么太平之时草木就超过贤圣了。”（同上）

王充书中这一类的怀疑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才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糊涂地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然后可以信仰。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信仰才算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在散沙上，当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托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地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人相信虚妄之书，认为记载在竹帛上的，都是圣贤所传，没有不是的事实，所以相信并肯定它，诵读并学习它。看到真实的传记与虚妄之书相违背，就说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的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参见《论衡·正篇》。）……世间流传的书和诸子的言论，大多想要建立奇谈怪论，制造惊人的言论，来惊骇世俗之人；撰写诡谲奇异的书，来标榜特殊的简略之名。”（《书虚篇》）

他又说：

“有才能喜欢谈论的人，夸大事实，说些溢美之语；使用笔墨的人，凭空造作，写成虚妄的传记。听的人以为是真的，喜欢而不舍弃；看的人以为是实事，传诵而不中断。”（《对作篇》）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解说经书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解说五经，大多失去其实。前儒不见本末，凭空产生妄说。后儒相信前师的话，沿袭旧说，滑熟辞语。只要名为一师之学，就趋向为师教授，及时早做官，急切竞争进取。来不及留精力用心，考察事实根本。所以虚说传诵而不中断，实事埋没而不见，五经都失去其实。”（《正说篇》）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译王充不仅攻击当时的经师，就连古代的圣贤，也逃不过他的批评。他著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以引用他对孔子的态度为例：

世间的儒生学者喜欢迷信老师并推崇古人，认为圣贤所说的话都没有错误，专心致志地讲习，却不懂得提出疑难问题。圣贤下笔写文章，用意详审，尚且不能说完全符合事实；何况是仓促间说出的话，怎么能都是正确的呢？……考察圣贤的言论，上下之间多有相互违背之处；他们的文章，前后多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世间的学者却不能察觉。……大凡做学问的方法，难处不在于没有才能，而在于敢于反驳老师，核实道理的真实含义，证明是非。……世间那些解说事理、说服他人的人，并非一定要等到圣人教导告知后才敢说话。如果有不理解的问题，向孔子提出质疑，有什么损害道义呢？如果确实有传承圣业的见识，驳斥孔子的学说，有什么违背情理呢？（以上出自《问孔》）

我们虽然不必完全赞同他的批评，但其中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批驳孟子“王何必曰利”这一节。但这种“反驳老师”、“驳斥圣贤”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主张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处于幼稚阶段，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存在，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于是妄自尊大，认为“人的行为，其美恶的极致，都与天地流通往来并相互感应”，这是董仲舒的话。善政可以招致祥瑞，恶政必然招致灾异。《汉书·天文志》所说的“政治在这里失误，那么变故就在那里显现，就像影子映照形体，回声响应声音一样”，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之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到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学家观测天象，逐渐知道宇宙有无穷之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渺小，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所说：

人在天地之间，就像跳蚤和虱子在衣服里面，蝼蚁在洞穴缝隙之中。跳蚤、虱子、蝼蚁如果逆行或纵横乱动，能使衣服和洞穴缝隙之间的气发生变化吗？……天极其高大，人极其卑小。小石片不能敲响大钟，萤火虫不能烧煮大鼎，为什么呢？因为钟大而石片小，鼎大而萤火虫小。凭借七尺之躯的微小形体，去感应皇天的大气，那没有丝毫效验，是必然的。（以上出自《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了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使人知道天体的运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影响的。王充说：

天上的变故，如日月食。大约每四十二个月，日食一次；每五十六个月，月食一次。（注：湖北局本作“五十六月”。按《说日》篇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故改正。西汉天文家测定五个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为一个月食之限，故知“五十六月”必误也。）日食月食有固定的常数，与政治无关。千百种变故灾难，都呈现同样的状况，未必是君主政教所致。（以上出自《治期》。又《寒温》篇：“水旱的到来，自有期限节律，百种灾难万变，大概都遵循同一规律。”与此意同。）

这种议论，自然是天文学发达时代的产物。古代荀子也说：“天体的运行有常度，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王充的话，竟可算是荀子的天论新获得了科学的根据。

王充说：“日月食有固定的常数，与政治无关。千百种变故灾难，都呈现同样的状况。”王充对于一切灾异，都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举一条最痛快的驳论，不能遍举了。他说：

世间的圣君没有比得上尧、汤的。尧遭遇洪水，汤遭遇大旱。如果说这是政治所致，那么尧、汤就是坏君主了。如果不是政治所致，那就是运气使然。运气有时限，怎么可以请求改变呢？世间的议论者，还说“尧、汤遭遇的水旱，是水旱的时运；那些轻微的小旱小涝，都是政治造成的。”假如确实如此，用什么导致小涝呢？……世间确实称尧、汤遭遇的水旱，是天的运气，不是政治所致。既然天的运气，当时应当自然发生，即使举行求雨祭祀请求，终究也没有补益。而世间又说汤以五项罪过在桑林祈祷时，立刻得到了雨。如果说运气，那么桑林祈祷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如果推崇桑林祈祷，那么运气之说就消解了。世间的说法推崇者，究竟依据什么？治理水旱的方法，究竟应当采用什么？（以上出自《明雩》）

以上所述，大半都是侧重批评破坏这一方面的。王充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性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的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了迷信的儒教，扫除了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我们且看王充哲学的建设方面。

自从淮南王失败后，自然派的哲学被儒教的乌烟瘴气遮住了，竟不能发展。只有道家的一小支派——炼金炼丹的神仙家——居然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拉得拢来，合成汉代儒教的一部分。汉武帝与刘向便是绝好的例子。但道家理论一方面的天道自然观念，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根本上不能兼容，故无人提倡。直到王充起来，他要推翻那天人感应的迷信，要打破那天人同类的天道观念（拟人论），不能不用一种自然的天道观念来代替它。试看他的《谴告》篇说：

译天道，就是自然，是无为的。如果天道会谴责警告人，那就是有为，就不是自然了。黄老学派论述天道，符合实际情况。变复学派，损害了皇天的德行，使自然无为变成了人事，所以难以听从。

看这寥寥几句，可见王充的天道论与他反对迷信有密切关系。又可见他的天道论是从道家哲学中产生的。《物势篇》说：

儒者论说：“天地特意生人。”这话是荒谬的。天地阴阳二气结合，人偶然自然产生，就像夫妇阴阳二气结合，孩子就自然产生一样。夫妇结合，并非当时想要生孩子，而是情欲发动而结合，结合后就生了孩子。夫妇不是特意生孩子，由此可知天地也不是特意生人。那么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鱼在深渊中，虮虱在人身上，因气而生，同类相互繁衍。万物生长在天地之间，都是同一实体。……天地阴阳二气结合，万物偶然自然产生。……怎么验证呢？如果天地特意生万物，应当让它们相亲相爱，不应当让它们互相残害。有人说：“五行之气，天生万物。因为万物含有五行之气，五行之气互相残害。”回答说：“天应当只用一种五行之气生万物，让它们相亲相爱，不应当让五行之气反而使它们互相残害。”有人说：“想让万物为人所用，所以让它们互相残害。残害，就是互相成就。……金不克木，木就不能成材；火不熔金，金就不能成器，所以各种事物互相残害又互相有利，有血肉的动物互相征服、互相咬噬、互相吞食，都是五行之气使它们这样的。”回答说：“天生万物想让人类互相利用，不得不互相残害，那么生虎狼蝮蛇以及蜂虿这类毒虫都残害人，天又想让人类利用它们吗？……凡是万物互相刻削残害，有血肉的动物互相征服，以至于互相吞食，是因为牙齿锋利钝拙，筋力强弱，动作灵巧笨拙，气势勇猛怯懦。就像人在世上，形势不相适应，力量不均衡，自然互相征服。凭借力量互相征服，就凭借刀刃互相残害了。人凭借刀刃互相残害，就像物体凭借角、齿、爪、牙互相触刺一样。力量强，角锋利，气势烈，牙齿长，就能取胜；气息微弱，爪子短，就被诛杀；胆小，距短，就屈服畏惧。人有勇怯，所以战争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物势》。

看这一大段的主旨，只是要推翻当时天人同类的“目的论”。老子、庄子、慎到、《淮南子》一系的哲学，无论怎样不同，却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不承认天有意志、有目的。王充也只是攻击一个“故”字。《淮南子》说的“智故”、“故曲”，现在俗话说的“故意”，就是“故”字的意义。天地是无意志的，是无目的的，所以不会“特意”生人，也不会“特意”生万物。一切事物的生死变化，都是自然的。这是道家哲学的共同观念。王充的自然哲学和古代自然哲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王充受了汉代思想的影响，加上了一个“气”的观念。所以说：“因气而生，同类相互繁衍，万物生长在天地之间，都是同一实体。”所以说：

试着依据道家理论来说。天，是普遍施布气的。……天不特意生五谷丝麻来供人衣食，道理是一样的。天有灾变，也不想要谴责警告人。万物自然生长，人取用它们作为衣食；气自然变化，人畏惧它。……如果天是特意作为，自然在哪里？无为又在哪里？自然。

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解释万物的生长变化，比目的论的天道观令人满意得多。王充说：

草木生长，花叶青翠，都有曲折，像文章一样。说天制造文章，又制造花叶吗？宋国有个人刻木头做成楮叶，三年才完成。孔子说：“如果大地三年才长出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万物就很少了。”如果孔子的话是对的，万物的叶子是自然生长的。自然生长，所以同时生成。如果是天制造的，其迟缓程度应当像宋人刻楮叶一样。看鸟兽的毛羽，毛羽的色彩，难道都是天制造的吗？……春天看万物生长，秋天看它们成熟，是天地制造的吗？还是万物自然如此？如果说天地制造的，制造必定用手，天地哪里能有千千万万只手，同时制造千千万万种事物呢？各种事物在天地之间，就像孩子在母亲腹中一样。母亲怀有孩子的气，十月怀胎而生，鼻、口、耳、目、头发、皮肤、毛孔、血脉、脂肪、骨节、爪牙，是在腹中自然形成的吗？是母亲制造的吗？木偶千万，不被称为人，为什么呢？因为鼻口耳目，不是本性自然形成的。自然。

这一段论述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优劣，说得明白。我们试想一个有意志的上帝，在这个明媚的春光里，忙着制造万物，“已拼腻粉涂双蝶，更着雌黄滴一蜂”，这是杨诚斋的诗。请问这种宇宙观能使我们满意吗？即使有人能承认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即使有人能承认这个“无事忙”是造化者，那么，天地之间万物互相残杀，互相吞吃——大鱼吃小鱼，人又吃大鱼，蚊虫臭虱又咬人——难道这都是这个造化者的意志吗？

译王充的自然论一方面要打破一个“故”字，另一方面要提出一个“偶”字。“故”是目的论，“偶”是因缘论。所以他再三说“人偶自生”，“物偶自生”，“偶”即是无意志的因缘凑合。他说：

长几丈的竹子，粗大得需要多人合抱的树木，工匠裁切使用它们，有的制成器物而被举持使用，有的剩余材料而被废弃。这不是工匠有爱憎之心，而是刀斧施加于它们有偶然性。蒸谷做饭，酿饭成酒。酒酿成时，有甘苦不同的味道；饭煮熟时，有刚柔不同的调和。这不是厨师和酿酒人有意造成差异，而是手指调和时有偶然适宜之处。调和好的饭，放在不同的筐里；甘美的酒，放在不同的容器中。虫子掉进一个容器，酒就被丢弃不喝；老鼠经过一个筐，饭就被抛弃不吃。各类百草，都有补益作用。被医生采摘，就成为良药；有的遗落在枯泽中，被火烧毁。同样是金属，有的做成剑戟，有的做成锋刃。同样是木材，有的做宫殿的梁，有的做桥梁的柱。……这都是幸偶。

凡人的操行有贤有愚，等到遭遇祸福，有幸有不幸。做事有对有错，等到触犯赏罚，有偶合有不偶合。同时遭遇战祸，隐居的人不被击中。同一天遭受霜冻，被遮蔽的人不受伤害。被击中受伤的不一定是恶人，被遮蔽的不一定是善人，被遮蔽是幸运，被击中是不幸。幸运就是偶合。

王充把天地间一切现象和一切变化都看作无意识的因缘偶合，这种幸偶论，一方面是他的自然主义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他的命定论的根据。道家本来信奉命定说。儒家虽然注重人事，但孔子的天道观念也是自然主义，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信奉天道自然无为，所以儒家信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也是信奉命天论的。儒家只有荀子不信命。看他的《天论》和《非相》篇。老、庄一系没有不信命的。庄子说得更详细。墨家信仰一个有意志又能赏善罚恶的天，所以不能不反对有命说。墨子说：

信奉有命论的人说：“上级所赏赐的，命中注定本来就要赏赐，不是因为贤能才赏赐。上级所惩罚的，命中注定本来就要惩罚，不是因为暴虐才惩罚。”……现在如果采用信奉有命论的人的话，那么上级不听取治理，下级不从事劳作。上级不听取治理，政治就混乱；下级不从事劳作，财物就用度不足。《墨子·非命上》。

汉代的儒生要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来限制当时的君权，所以不能不放弃“原始的儒教”的天命论，换上墨教的“天志”论。古代儒教的天命论，是如孟子所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篇》。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篇》。这种命定主义与道家“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正没有一点分别。汉代的新儒教表面上也信奉天命，但他的天命已不是孟子“莫之致而至，殀寿不贰”的命，乃是孟子最反对的那个“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这种“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论，并不是儒家的遗产，乃是墨家的信条。汉代一切春秋派、洪范派、诗派、易派的天人感应论，都含有这个有意志，能赏罚，能用祥瑞灾异来表示喜怒的天帝观念。

王充因为要推翻这“谆谆然命之”的天命，所以极力主张那“莫之致而至”的命。他说命有两种：（一）是禀气厚薄之命，（二）是所当触值的命。《气寿篇》。分说如下：

第一，禀气的命。“禀气浓厚则身体强壮，身体强壮则寿命长，禀气稀薄则身体虚弱，身体虚弱则寿命短”。《气寿》。“人禀受元气于天，各自承受寿夭之命，以此确立长短之形。……用气作为性，性成则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加减”。《无形》。这一种命，王充以为就是“性”。所以他说：“用气作为性，性成则命定。”他又解释子夏“死生有命”一句道：“死生，在天没有形象，以性为主。禀得坚强的性，则气浓厚而身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而性羸弱，羸弱则寿命短，短则夭死。所以说有命，命就是性。”《命义》。这一种命，简单说来，只是人受生的时候，禀气偶然各有不同。人所受的气，即是性，性即是命，这种命是不可加减的。

第二，触值的命。这一种是从外面来的。人禀气也许很强，本可长寿，但有时“遭逢外祸累害”，使他半途夭折。这种外来的累害，属于触值的命。王充说：“不只是人行走，凡物都是如此。有生命的种类，都遭受累害。累害来自外部，不由内部。……万物以春生，人保护它；以秋成，人必定不能保护它。突然牛马践踏根部，刀镰割断茎秆，生长的不能养育，到秋天不能成熟。不能成熟的种类，遭遇害处不能顺利，不得生存。老鼠经过饭中，饭被抛弃不吃。抛弃的饭的味道与未被污染的一样，因为老鼠为害，丢弃而不食用。君子遭受的累害，与那些不能养育的物体，不被食用的饭，是同一实质。都来自外部，所以称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招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开祸。福祸的到来，是幸与不幸。”《累害》。王充这样说法，把祸福看作偶然的遭逢，本是很有道理的。参看上文引的《幸偶篇》。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他解说“富贵在天”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受的，犹如性所禀受的气，得到众星的精华。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到富贵的象则富贵，得到贫贱的象则贫贱，所以说在天。……贵有的秩位有高有低，富有的资财有多有少，都是星位尊卑大小所授予的。”《命义》。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所以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幸偶》、《累害》等篇是不相容的。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福祸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译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我们都可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为了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的观念。所以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的命定论，让人知道生死、富贵、贫贱、兵灾、火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所以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仅人有命，国家也有命。王充的这种主张，也是针对人天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他说：

世人认为古代君主贤明，道德就能施行，施行就能功成治平；君主不贤，道德就会废弃，废弃就会功败治乱。……如果实事求是地论说，命期是自然的，并非道德教化的结果。……贤君能治理应当安定的百姓，却不能教化应当动乱的时代。良医能施行针药，使医术灵验，是因为遇到了未死之人、得了未死之病。如果命数穷尽、病势困重，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无能为力。……所以世道的治平并非贤圣的功劳，衰败动乱并非无道所致。国家应当衰乱，贤圣不能使其兴盛；时运应当治平，恶人不能使其动乱。世道的治乱在于时运而不在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在于气数而不在于教化。贤与不贤的君主，明与不明的政治，都无法增减这些。治平自有其期限。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似乎很怪异，其实只是王充有命论的自然趋势。王充痛恨当时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所以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让人知道“祸变不足以说明恶，福瑞不足以表示善”。这是《治期》篇中的话。他的这种学说，也有很精彩的部分，例如他说：

世道之所以动乱，难道不是因为盗贼众多，战争并起，百姓抛弃礼仪，背叛君主吗？像这样的情形，是由于粮食断绝，百姓无法忍受饥寒。饥寒交迫时能不做坏事的人很少，那么温饱充足时能不做善事的人也很少。……谦让产生于有余，争夺起于不足。粮食充足食物丰富，礼义之心就产生了。礼制丰厚道义重视，平安的基础就建立了。所以饥荒之年的春天，不供养亲戚；丰收之年的秋天，施舍惠及四邻。不供养亲戚，是恶行；施舍惠及四邻，是善义。行善与作恶的行为，不在于人的本性，而在于年成的饥荒与丰收。由此说来，礼义的施行，在于粮食充足。考察粮食的成败自有年岁的规律，年岁的水旱，五谷不成熟，并非政治所致，而是时运气数如此。如果一定说水旱是政治所致，那么不能为政的人莫过于桀、纣，桀、纣之时应当常有水旱。考察桀、纣之时并没有饥荒灾害。灾害到来自有其气数，有时反而发生在圣君的时代。实事求是的人说尧时的洪水，汤

译时的大旱，都是遭遇，并非政治恶劣所致；说历代百王的灾害，唯独是恶政的应验，这是认为尧、汤德行优越，百王低劣。审视一事足以见百事，明白恶政足以招致善政。尧、汤证明百王，至于百王遭遇变故，并非政治所致。……五帝达到太平并非德行所成就，这是很明显的。《治期》。

这是一种很明了的“唯物的历史观”。最有趣的是，近代马克思（Marx）的唯物史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必然趋向说”相关的；王充的唯物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命定论”是在一起的。

这种国命论和班彪一流人的王命论大不相同。班彪生于公元三年，死于四五年。他生于王莽之后，亲眼看见隗嚣、公孙述一班人大家起兵想做皇帝，所以他的王命论只是让人知道天命有归，皇帝是妄想不到的。所以他说：

帝王的福位，必须有光明圣明显赫美好的德行，丰厚功绩利益积累的业绩，然后精诚通达于神明，恩泽加于百姓，所以能为神明所福享，天下所归往。没有见过运世无本，功德不记，而能崛起在此位上的。世俗看见高祖兴起于布衣，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认为恰好遭遇暴乱，得以奋起其剑，游说之士甚至把天下比作逐鹿，侥幸捷足先登而得到它，不知道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得。可悲啊，这就是世上多有乱臣贼子的原因。……那些饥饿流离的奴隶，……也有命。何况天子之尊贵，四海之富有，神明的福位，可以妄自占据吗？所以虽然遭遇困厄时机，窃取权柄，勇如韩信、黥布，强如项梁、项籍，成如王莽，但最终都烹煮分裂，又何况那些尚不及这几个人，却想暗中夺取天位的人呢？……英雄如果真能觉悟，畏惧这样的祸戒，……拒绝逐鹿的瞎说，审察神器有授受，不贪图不可企及的东西，……那么福位就会流传给子孙，天禄就能永远终了。班彪《王命论》。

这种王命论是哄骗那些野心的豪杰的。王充的国命论是规劝那些迷信灾异祥瑞的君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时势，便可懂得他们的学说的用意。懂得他们的用意，便能原谅他们的错谬了。

《论衡校释》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现在通行的明万历程荣刻三十八种汉魏丛书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为蓝本；通津本根源于宋椠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则又基于此书。自从宋椠明成化修本极多伪误，后来诸本都沿袭其谬误。又加上明人妄改增删，所以有脱去一页而强行连接上下的；有不成句的。诸子中粗劣的本子很多，《论衡》就是其中之一。此书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版框高七寸一分五厘，宽五寸。卷首题“论衡卷第几”。“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记刻工姓名王永、王林、王

译政、王存中、王玺、徐颜、徐亮、徐彦、陈俊、陈明、李宪、李文、赵通、高俊、许中、方佑、杨昌、朱章、宋端、张谨、周彦、刘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悦、毛奇、梁济等。卷中凡遇宋讳“完、慎、贞、桓、征、惩、匡、筐、胤、朗、竟、境、恒、让、墙、玄、鲧、弦、泫、殷、弘、煦、构、敬、惊、树、竖”等字，都缺末笔，大概是光宗时刻本。后人遇到宋讳缺画，就加朱圈，大概是王山僧徒所做的。《论衡》一书，以此书为最好。例如累害篇“污为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讹，……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这一页，现在跳在命禄篇中，应当改装。宋椠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荣、何允中诸本都缺失，大概明修本偶然脱了这一页，通津本所依据的，即佚去了这一页，首尾文句不连贯，浅薄的人不得其意，妄改“毛”字为“毫”字，以曲解其义。《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都有，现在根据秘府宋本补录。此书纸刻鲜朗，字字圆润秀丽，脱胎于鲁公，更觉有逸致，宋本存于今日的，应当奉此本为泰山、华山了。狩谷掖斋求古

译〔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论衡》三十卷，宋刻本。我聚书四十多年，所见《论衡》，没有超过这个版本的。大概这确实是宋刻、元修、明代又增补残损版片的本子，所以中间每页的行款字形各不相同。至于文字优于其他版本的地方特别多。其中最显著的，是卷首有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写的两页纸，第一卷比别本多出七页半。这个版本的好处不可枚举，我最近开始校勘程荣本时才得知。程本实际上依据的是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又出自这个版本，所以程荣本略优于通津草堂本。其中最好的，毫无疑问要推这个版本为第一了。全书的评阅圈点出自东涧翁的手迹，“言里世家”，这大概就是这位老人的印记吧？等我和月霄两位兄长去考证。宋廛一翁。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二〕明版《论衡》三十卷，题写“王充”二字，末尾有庆历五年杨文昌的序，称：“先得到俗本七部，大都是二十七卷。又得到史馆本两部，各是三十卷。然后互相质疑纠正错误。又改正涂注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这个版本就是从杨本翻刻的。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收藏印有“嘉靖己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

〔叶德辉郋园读书记〕《论衡》三十卷，题写“王充”二字，明嘉靖乙未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后有“周慈写，陆奎刻”。这是明版中最好的。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面缺了一页，大约四百字。其他明刻本如程荣《汉魏丛书》本、何镗《汉魏丛书》本缺页相同。因为南京国子监补刊元至元本早就缺了这一页，无从校补。元本是绍兴路儒学刊刻的。我从归安陆存斋心源皕宋楼所藏本抄补了它。行字数目与此本恰好相符。孙星衍《祠堂书目》著录，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也详细记载了这个版本的版式行字，但没有提到缺页，只是没有仔细阅览罢了。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仿宋本。正德辛巳南监补刊本。嘉靖乙未吴郡苏献可刊本。钱震泷本。《汉魏》本。坊刊本。抱经楼有校宋本。张金吾说：《论衡》明刊元修本目录后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本”的记载。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通津草堂以下各本都缺。又元至元刊本残卷一卷，其书将两卷合并为一卷，共十五卷，缺第六至第十五卷。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

〔悼厂过录杨校宋本题记〕宜都杨惺吾氏所校《论衡》共五册，每册六卷，系《汉魏丛书》程荣本，卷首有虞熙序，卷末为杨文昌后序，用宋本与通津本互相校勘，校文都用朱墨写在眉端，偶尔也提及坊本及广《汉魏丛书》本作某字的情况。通卷点读，时有订正。卷首有杨氏画像，右角上端有长方阳文朱印，文曰：“星吾七十岁肖像。”左角下端有正方阴文朱印，文曰：“杨守敬印。”每册第一页都在眉端右角钤有阴文“宜都杨氏藏书记”七字章。

通卷没有题跋，只有卷首目录的末尾，题写：“宋椠本每半叶十行，每行或十九字，或二十或二十一字。版心有刻手姓名。缺笔□□□□□□□□□□□□□□戍□。明刊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凡改正，皆系宋本，不悉出也。”等等。现在全部抄录在这个版本上。

杨氏观海堂的书，收归国务院。民国七年十二月新会梁启超致信大总统徐世昌，请求将杨氏的书捐赠给松坡图书馆。徐世昌赠送二百七十六箱给他，其余的还有书目四册，不下数千卷，仍存放在国务院图书室。今年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索回，暂存在景山西街大高殿。因助教胡文玉先生的介绍，前往抄录一遍，共四天才完成。

杨氏所校的宋本，与我三年前在历史博物馆所校的《论衡》残本，行款缺笔，一一相符，更足以证明该馆所藏者确系宋椠。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全书抄录完毕，因此题记。四月十六日，开始写在这里。悼厂自记

〔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七年夏天，从硖石蒋氏借得元至元本校勘一遍。其书将两卷合并为一卷，共十五卷，每卷首标曰：“新刊王充论衡卷之几。”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然而其中讹字很多，怀疑是当时的坊本。蒋氏藏本又多缺页烂字。

蒋氏所藏元本《论衡》，其书将两卷合并为一卷，共十五卷，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与独山莫氏所称元至元本行款相符。后有某氏跋，首尾烂损。又有干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番阳洪适景伯跋，也破缺不完。意思是元本而覆刻干道本的吗？篇中空缺讹脱的字，在每行二十四字的情况下，参差不齐，然而合诸行二十四字大多在同列，难道其所据宋本是每行二十字的吗？（陆心源《群书校补》说：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那么蒋氏藏本为覆至元本无疑。莫氏所言至元本行款大概错了。十月十二日。）瑞安孙氏曾据元本校程荣本，现在看他所谓元本作某字的，虽然十六七与此相符，而讹脱的字，这里尤其多，难道元本本来不止一本，而这是元本中最次的吗？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录完毕，附记在这里，以等待考定。

译〔《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写。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类〕《论衡》三十卷。王充撰写。

〔《唐书·艺文志》杂家类〕王充《论衡》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类〕王充《论衡》三十卷。

〔唐代马总《意林》卷三〕《论衡》二十七卷。注：“王充。”周广业注说：“《隋志》记载为二十九卷，《唐志》记载为三十卷。现存卷数如《唐志》所载，只是缺少《招致》一篇。这里说‘二十七卷’，原因不详。”按：宋代杨文昌说：“俗本为二十七卷。”这与马总所见的版本相符。

〔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类〕《论衡》三十卷。王充撰写。

〔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类〕王充《论衡》。

〔宋代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二〕《唐志》杂家类，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为二十九卷。今本也是三十卷，共八十五篇，从第一篇《逢遇》到第八十五篇《自纪》。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杂家类〕《论衡》三十卷。

〔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子部杂家类〕王充《论衡》。一部七册，有缺；一部十册，残损缺失。

〔明代叶盛《菉竹堂书目》子部杂家类〕王充《论衡》七册。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子部杂家类〕《论衡》三十卷，刊本。汉王充著，宋庆历五年杨文昌作后序，嘉靖乙未年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刊。

〔《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明版子部〕《论衡》，二函，十二册。汉王充著。三十卷。后有宋杨文昌后序。杨文昌的爵位籍贯无考，其序作于庆历五年。序中称：“先得到俗本七部，大多为二十七卷，其中一部是程氏西斋所藏。又得到史馆本，均为三十卷。于是互相质疑谬误，追溯本源，又改正涂注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招募工匠刊印。”等等。今考证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诸家著录的卷目都相符，那么杨文昌校刊的版本是可以依据的。此本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纸质墨色光亮，是明代的制作。大概是取杨文昌定本而重新校刻的。

〔瞿镛《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子部〕《论衡》三十卷，宋刊元、明补本。这是庆历年间杨文昌刊本。等到元至元年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新补刊，所以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的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两行说：“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通津草堂本即由此而来。卷末有“汲古阁毛氏收藏子孙永保”朱印。

〔《皕宋楼丛书》子部杂家类三〕《论衡》，明通津草堂刊本。汉王充撰。载有杨文昌序。

〔孙氏宗祠书目诸子第三杂家类〕《论衡》二十九卷。汉王充撰。一部明通津草堂刊本。一部明程荣本。

〔《稽瑞楼书目》〕《论衡》三十卷。校本十册。

〔《世善堂书目》子部各家传世名书〕《论衡》三十卷。

〔《述古堂藏书目》子部杂家类〕王充《论衡》三十卷六本。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子部杂家类〕《论衡》。三十卷。王充。

〔黄丕烈辑《季沧苇书目》〕王充《论衡》三十卷八本。

〔《天一阁见存书目》子部杂家类〕《论衡》三十卷，缺。汉王充撰。存卷一至二十一。卷二十五至末。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该书共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篇《招致》有目录无正文，实际为八十四篇。考其《自纪》篇说：“书虽然文辞重复，所论述的有一百种。查考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传下来的著作篇目有一百多篇，我的书才刚出一百篇，却说太多。”那么原书实际有一百多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了。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类〕《论衡》三十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见《古史辨》第四册六九一页。）

《论衡》一书，现存八十五篇，其中只有《招致》一卷，有目录无正文。实际上现存八十四篇，从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我曾考证实际情况，认为《论衡》的篇数，应该在一百篇以上，至今遗失的实在很多，最少也应该有十五六篇。现在分三项，说明如下：

一、以仲任（王充字仲任）自己的话为证据。

甲、《自纪》篇说：“查考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传下来的著作篇目有一百多篇。我的书也才刚出一百篇，却说太多。”

乙、《佚文》篇说：“所以通过足迹来观察脚，通过文章来了解情意，《诗经》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论衡》的篇数以百计，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疾虚妄’。”（按：各本“百数”都误作“十数”，今改正。“百数”意为百许、百所，现在山东话称一千左右为“千数”，一百左右为“百数”，这是遗留下来的语汇。此本因为后人误认八十四篇为足本，所以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不通顺。）根据以上两点，足以证明现在的八十五篇，不是完整的书了。

译二、以《论衡》本书的篇名为证据。

甲、《觉佞》篇。卷十一《答佞》篇说：“所以《觉佞》篇说，人生喜好辩论，奸佞之人言辞利诱，君主喜好文辞，奸佞之人辞藻华丽，心意相合，偶而契合君主心意等等。”刘盼遂按语指出，“觉佞”应当是《论衡》的篇名，与《答佞》篇互为姊妹篇，旧本排列相邻，如今已经亡佚了。就像《实知》篇之后有《知实》篇，《能圣》篇之后有《实圣》篇一样。

乙、《能圣》篇。

丙、《实圣》篇。卷二十《须颂》篇说：“汉代有实事，儒者却不称颂；古代有虚美，儒者却诚心认可。相信久远的虚假，忽视近代的真实，这大概是‘三增’、‘九虚’得以形成的原因，也是《能圣》、《实圣》得以兴起的原因。”刘盼遂按语指出：“三增”是指《语增》、《儒增》、《艺增》；“九虚”是指《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这些都是《论衡》的篇名。那么，《能圣》与《实圣》也必定是《论衡》的篇名，不知在何时失传了。

丁、《盛褒》篇。卷二十九《对作》篇说：“况且凡是著述的过错，在于厌恶其言论虚妄而诽谤。‘恶’字各本误作‘意’，今改正。《论衡》补充实事、痛恨虚妄，像《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等篇的言论，没有诽谤之辞，著述如此，可以免于罪责了。”刘盼遂按语指出：《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这五者，都是《论衡》的篇名，用来阐发其“补实事、疾虚妄”的主张，那么《盛褒》也必定是《论衡》的篇名，与《须颂》篇是紧密相连的文章无疑，但在后世亡失了。根据以上四件事，由《论衡》本文中所记载的佚篇为我们所考明的，已有四篇之多；那些本文所载篇名未被我们甄别明确的，或许也是佚去的篇目；而本文中从未提及的，数量应当更多，那么《论衡》篇数超过百篇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

三、以各书所引用的佚文为证据。

马总《意林》卷三引用《论衡》说：“天门在西北，地门在东南，地势最低的是扬州和兖州，洪水泛滥时，这两州遭受水害最严重。”

同上又引用《论衡》说：“伯夷、叔齐因为庶兄夺取国家，饿死在首阳山，并非是将国家让给庶兄，怎么能称为贤人呢？”

同上又引用《论衡》说：“天有日月星辰称为文，地有山川陵谷称为理。”

段成式《酉阳杂俎》加卷“石驼溺”条说：“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水处用金银铜铁瓦木等器具盛水都漏，用手掌盛水也透，只有葫芦瓢不漏。服用石驼溺让人身上的臭毛全部脱落，得道成仙离去。出自《论衡》。”

根据以上四件事，都不见于今本《论衡》，可知《论衡》至今残缺很多。

由上述三项证明，那么《论衡》百篇的说法，大概确实有此迹象，不容轻易改变。

〔容肇祖《论衡中无伪篇考》〕

（见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九十一期。）

王充《论衡》一书的篇数，据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王充传》说：“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相同。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著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王充喜好论说，起初看似诡异，最终却有实理。因为俗儒拘泥文字，多失去真相，于是闭门深思，门窗墙壁，各处放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解释物类的同异，纠正时俗的嫌疑。后来蔡邕得到它，秘藏玩赏作为谈资。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也著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起初著书八十五篇，解释物类的同异，纠正时俗的嫌疑。蔡邕、王朗最初传播时，认为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从现在看来，也未见其奇特。

今存本《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目录无正文。）怀疑唐、宋以来所传如此。至于《隋志》为二十九卷，而唐代以下称为三十卷，或许是后人为了凑成整数，多分出一卷，并非必定伪造一卷以求增益。

《论衡》中各篇，从内容看，最可疑的是《乱龙》篇。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说道：

王充的《论衡》，是汉代一部奇书，但其中如《乱龙》篇极力为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一事辩护，与全书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明显是后人假造的。此外重复的话极多。伪造的书定不止这一篇。（北京大学丛书本页十二。）

如果《乱龙》是伪篇，那么《乱龙》之前的《明雩》、《顺鼓》两篇，后半部分也为董仲舒求雨的见解辩护，这两篇的后半部分便是后人附增。然而通观《论衡》全书，说到土龙求雨的事不少，而都没有和《乱龙》篇的见解相反的。我觉得王充的思想，是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但对于类感类应的想象，尚未彻底清晰，所以他难免为董仲舒土龙求雨的见解辩护了。现立三证，证明《乱龙》、《明雩》、《顺鼓》等篇绝非后人假造，略举所见如下：

译（一）《乱龙》篇所使用的辩证法，纯粹是王充的辩证法，与全书各篇保持一致。王充对于“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篇），这是他的优点。他又认为：“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篇）所谓“方比物类”，即是类推，这是难免有毛病的。这正是《乱龙》篇所说的“以象类说”。他承认类感类应的道理，认为土龙可以致雨，他的《乱龙》篇说道：

“用非真实的事物来辩驳，这是对的；不依据象类来说理，这是不对的。东风到来，酒液溢出；鲸鱼死亡，彗星出现。这是天道自然，并非人事所致。事情与云龙相随，具有同样的实质。”

在这段话之后，他列举了十五个效验和四个义理，接着说道：

“依据象类有十五个效验，依据礼制示意有四个义理，董仲舒见识深远宏大，行事不妄为。设置土龙的形象，确实是有根据的。”

这样详细列举十五个效验和四个义理，的确是王充的辩证方法。

（二）《论衡》中关于土龙求雨的篇章有好几篇，而都承认土龙求雨，没有明显反对董仲舒的。《明雩》篇列举了当雩（即祭祀求雨）的五种理由；《顺鼓》篇论述久雨击鼓求晴的缘故，都是在为董仲舒的见解辩护。《明雩》、《顺鼓》、《乱龙》三篇相连接，都为董仲舒辩护，如果全是伪作，那就全伪；如果全是真作，那就全真，这三篇见解有姊妹篇相连属的关系，暂且不引为证据。此外还有一些篇章提到土龙致雨。《龙虚》篇说道：

“实际上，雷与龙同类，感应气机而相互招致。所以《易经》说：‘雷从龙，风从虎。’又说：‘虎啸谷风至，龙与景云起。’龙与云相互招引，虎与风相互招致，所以董仲舒的方法，设置土龙来感应气机。”

《感类》篇说道：

“大旱时，春秋时期举行雩祭。董仲舒设置土龙以同类招引气机。如果上天回应雩祭和土龙，必定会有雷雨。为什么呢？夏秋之雨，总是与雷俱来。如果一定要遵循春秋时期董仲舒的方法，难道是要大旱时求怒上天吗？”

他反对雷是天怒的说法，但承认以类招气是可能的。《定贤》篇说道：

“阳燧、刀剑、钩子能从太阳取火。平常人并非贤圣，也能感动天地之气。如果董仲舒相信土龙能致云雨，大概也是有原因的。”

他认为董仲舒相信土龙是有缘故的。当然土龙是不能致雨的，他也知道，但他为董仲舒辩护，在《死伪》篇说道：

“董仲舒求雨，设置土龙来感应气机。土龙并非真实，不能致雨。董仲舒使用它，是为了表达精诚，不在乎事物的真伪。”

《感类》篇说道：

“春秋大雩，董仲舒设置土龙，都是为了同一时刻。一时不下雨，恐惧而举行雩祭，祈求阴气、请求福佑，是担忧挂念百姓。”

这可以看出王充为董仲舒以土龙求雨辩护的理由，原来设置土龙求雨是为了忧念百姓，只要表达精诚，不在乎事物的真伪。《乱龙》篇所说的“以礼示意有四义”，便是这种见解。《乱龙》篇的四义，如下所述：

“立春向东耕作，制作土象人，男女各二人，手持耒耜锄头，或者树立土牛，未必能真正耕作，这是顺应气机、应和时令，表示率领下属。现在设置土龙，虽然知道不能致雨，也应当在夏季以同类应变，与树立土人土牛意义相同，这是第一义。（‘义一’原作‘一义’，依刘盼遂校笺校改。）礼制中宗庙的主牌，用木头制作，长一尺二寸，用来象征先祖。孝子进入宗庙，心中想着侍奉，虽然知道木主不是亲人，也应当尽到敬意，有所侍奉的对象。土龙与木主相同，虽然知道不是真的，表示应当感动，立意于象征，这是第二义。涂车刍灵，圣人知道它们无用，但象征生存，不敢没有。设置土龙知道它不能动雨，表示像涂车刍灵那样有所致意，这是第三义。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表示制服猛兽。把布命名为侯，表示射杀无道的诸侯。画布为熊麋的形象，礼制重视意象，表示义理并取名。土龙也属于熊麋布侯这一类，这是第四义。”

看这四义，即是《死伪》篇所说的“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和《感类》篇所说的“忧念百姓”的表现，明知“土龙非实，不能致雨”，却不愿抹去这精诚之念、忧念百姓之心。看《论衡》《龙虚》、《感类》、《死伪》、《定贤》各篇所说，都与《乱龙》所说的四义相合，可知《乱龙》篇不是伪作。

（三）《顺鼓》、《明雩》是汉代制度，所以王充《论衡》的《顺鼓》、《明雩》篇，是为汉国家辩护。由此看来，自然《乱龙》一篇不是假造的。要明白这话，可先看《论衡》《须颂》篇，这篇说道：

“皇帝执守德行，补救防备灾害，所以《顺鼓》、《明雩》，是为汉朝应对变故。因此灾变到来，有时也在圣世。当时旱灾祸患深重，为汉朝议论灾变。所以《春秋》为汉朝制定法则，《论衡》为汉朝平正解说。”

《顺鼓》、《明雩》的名称，都见于这《须颂》篇。看“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的话，可知王充《论衡》是会有《明雩》、《顺鼓》这两篇的。王充是很歌颂当代国家的人，《论衡》中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所谓瑞符如黄龙、凤凰、麒麟、甘露、嘉穗、瑞芝等东西，王充并不反对它们作为祥瑞之物，并承认它们是汉朝比肩古圣帝明王的效验。又王充《论衡》《案书》篇说道：

译董仲舒说，求雨祭祀可以回应上天，土龙可以招来雨水，这很难理解。

但是这篇又说道：

孔子的最终结论，确定在董仲舒的言论上。他修筑求雨祭坛、制作土龙，必定有其深意，不可奇怪。

他的思想在《案书》一篇之中已经互相冲突，何况《论衡》一书是多年间汇集而成的作品呢？

至于胡先生认为《乱龙》篇没有“《论衡》终结于此，所以说‘乱龙’，‘乱’就是‘终’”这样的话，完全没有道理。这句话的解释也见于《案书》篇。《案书》篇说道：

谶书说：“董仲舒乱我书。”这大概是孔子的话。读的人有的认为“乱我书”是烦乱孔子的书；有的认为“乱”是“理”，是整理孔子的书。……考察董仲舒的书，不违背儒家，但不及孔子。说董仲舒烦乱孔子之书是不对的。孔子的书没有乱，说董仲舒整理孔子之书也是不对的。……孔子生于周朝，开创本源。董仲舒在汉朝，终结末流，穷尽到底。……孔子的最终结论，确定在董仲舒的言论上。他修筑求雨祭坛、制作土龙，必定有其深意，不可奇怪。

《论衡·乱龙》篇列举十五种效验、四种意义，以穷尽董仲舒土龙求雨的意义，这个“乱龙”之名，真是“乱者终也”了。

人们的思想真是奇怪，王充极力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见解，却因为汉家政制要用土龙求雨的原因，或者自己有一点同类相感的迷信，便承认谶书，并且认为董仲舒能穷尽孔子的言论，而自己能穷尽董仲舒的意思，这是很有趣而且无法解释的。

此外，胡适先生在民国十年以前北京大学排印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第七章《王充与评判的精神》，（后来大东书局印行的《现代学生》里改题为“王充的《论衡》”。大东书局印行的《论衡》，将这篇放在卷首。）在附注里说道：

《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元一三三年，王充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后人加入的痕迹。

考察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论衡·别通》篇说道：

将相长吏，不能像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这些人。内心通达明晓，博览古今，所以他们敬重通达的人，如同会见贵宾。

那么明本作“蔡伯偕”，不作“蔡伯喈”，不能认为是蔡邕的字。“邕”通“雝”字，《诗经·大雅》：“雝雝喈喈”，是凤凰鸣叫的声音，所以蔡邕字伯喈。如果蔡伯偕应当是另一个人，不能名叫“邕”。又考察：《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说：“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这右扶风蔡伯偕，自然与陈留蔡伯喈不同。又以下文“郁林太守，东莱太守”为例，则蔡伯偕或许是右扶风太守；然而蔡邕也没有担任过右扶风太守的事。《别通》篇所说的张孟尝、李季公二人，《后汉书》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那么蔡伯偕，是王充所称道的当代通人，绝非后来的蔡伯喈，也不能在《后汉书》中找出他的名字。如此，则说《别通》篇为后人加入，不免太没有根据了。

《论衡》一书，其中不免有冲突矛盾的见解，然而基于王充个人的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我觉得《论衡》中没有伪篇，意思就是基于此，全书各篇有交互提及的地方可以证明。胡先生早年所见，以《乱龙》、《别通》为后人加入《论衡》中的，据胡先生最近的谈话，知道他已改变了这种意见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论衡校释》附编六

《论衡旧序》

宋庆历杨刻本序，通津本、天启本、程本、郑本并载。

王充的族姓行状，在《自纪》篇中叙述得很详细了。范晔《后汉书·列传》说：“王充字仲任，曾在太学受业，师事班彪，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家中贫困没有书，曾游历洛阳市场，阅读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于是博通诸子百家之言。王充喜欢论说，开始似乎诡异，最终有理有据。认为俗儒死守文字，多失去真相，于是闭门深思，断绝庆吊往来，门窗墙壁各放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物类的同异，纠正时俗的嫌疑。”订正百家的增饰虚妄，诘问九流的拘泥荒诞，天人之际，全都融会贯通，性命之理，无不穷尽，分析道理折中调和，此书为多。写成之后，中原地区没有流传的人，蔡邕进入吴会才开始得到它，常常秘密玩赏作为谈资。所以当时人嫌蔡伯喈得到异书。有人搜求他帐中隐蔽之处，果然得到《论衡》几卷拿走了。蔡邕叮嘱他说：“只有我和你共享，不要广泛传播。”后来王郎（天启本作“朗”）来守卫会稽，又得到他的书。等到回到许下，当时人称他才华增进。有人说：“不见异人，应当得到异书。”问他，果然因为《论衡》的益处。由此于是流传开来。流行四方，如今将近千年。编撰《六帖》的人，只是摘录以备使用；作《意林》的人，只抄录而同于诸子。我们家乡好事的人，往往自己守着书箱作为家宝。然而其篇卷脱漏，文字错杂，鲁鱼之误很多，亥豕之讹更加严重，有的首尾颠倒而不连贯，有的句读转换而不记录，因此阅览的人不能通读。我幼年喜欢聚书，对《论衡》尤其多购获，在一纪中，得到俗本七种，大都是二十七卷。其中一种是程氏西斋所藏，大概是今起居舍人彭公乘鲁所校对的。“乘”，天启本作“家”。又得到史馆本两种，各三十卷，是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对的。我曾废寝忘食，讨寻众本。虽然略经修改，尚互有缺疑遗意。据天启本补“疑”字。其誊录的人错误地推移，校勘的人妄加删削，导致条纲紊乱，旨趣违背，倘若遂流传，必差理实。现在研核数本之内，大都以错误少的为主，然后互相质疑谬误，沿造本源，错误的翻译它，散失的聚集它，亡失的追寻它，使断绝的仍然接续，缺失的再次补充。只有古今字有通用，稍加保留。又改正涂注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如同日星附丽于天，顺经度而轨道；河海记载大地，自源头到委末而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是“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传不泯，有益学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后得而共，天启本无“待”字。问之然后言其益也。时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天启本无此十字。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译宋刊元明补修本序

王充的《论衡》，《崇文总目》记载为三十卷。世间流传的版本，有的作二十七卷。史馆的本子与《崇文总目》相同。各个版本抄写，互有同异。宋庆历年间进士杨文昌所校定的版本，号称完善。番阳洪公在会稽蓬莱阁下重新刻印。岁月久远，文字漫灭，无法再阅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用他所藏的善本重新加以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于是这个版本又恢复完整。王充生于会稽，在太学受业，在书肆阅览书籍，于是通晓各家学说，他的学问渊博啊。他闭门谢绝庆贺吊唁，撰写《论衡》六十一篇，当作“八十五”篇。总共二十多万字。他下工夫勤奋啊。书成之后，蔡邕得到它，藏在帐中，作为谈话的助兴资料。王朗得到它，等到来到许下，人们称赞他才华增进。所以当时的人认为它是奇书，于是大行于世，流传至今。大概是因为他学问渊博，下工夫勤奋，他的著述确实有超出众人之上的地方。试着评论一下：天地广大，万物众多，没有固定的形状，却有固定的道理。人们遵循它却不能知晓，知晓了却不能命名。古代圣人穷究神妙，了解变化，记载在简册上，使天下人都知道其中的缘故，从而保全他们的才能，五帝三王六经，成为万世的准则，就是这个原因。先王的恩泽熄灭，各家自成一派，人人自著一书，紫色朱色混杂，瓦片玉石聚集揉合。群经的专门之学，尚且失去真实；诸子的小书，人人有的荒诞，论说纷杂，不知道尊崇谁。王充心中不能忍受，于是写作《论衡》一书，认为“衡”是论说的公平。他写作《九虚》、《三增》，论述死亡，订正鬼神，以消除世俗的疑惑，使看到的人清楚地知道是与非的区别。论说的大旨如此，这不是所谓超出众人之上吗！然而看他的书，他解释物类，喜欢举出形似来相互质正，而其中道理一致的地方，有所不明；他辩驳讹误，有的怀疑有的决断，有的相信所听到的，而任凭所看到的，还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何况天人之际，性命之理，微妙而难以知晓呢？所以他的书，可以称为奇书，但不能作为经常的典籍。看他的书的人，认为他才华增进，但实际上不能自成其才，最终只作为谈话的助兴资料而已。王充的著书，有的对有的错，不能不评论。虽然如此，自汉代以来，执笔的文人，焦心劳思，求得一言之传而不可得，《论衡》一书独自流传至今。譬如三代鼎彝之器，应当被世人所珍视。况且王充的时代，距离三代不远，文贤所传，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很多，怎么能让它不流传呢？现在世上的刻本，会稽的版本最好，克庄公为之校正而补刻，流传给人人，这与藏在帐中、告诫别人不要广泛传播的书，可以说相差甚远了。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

程本序一钱、黄、王、崇文本误合沈序上截为虞序。

我阅览东京永元末年，有名能立言的人，王节信、仲长公理以及王仲任三位君子，都振藻垂声，范史将他们归类品评。而等到几代之后，只有仲任的《论衡》八十余篇，有秘玩作为谈助，回到许下被称赞才华增进，而节信、公理寂寥莫及，这是为什么呢？言论贵在考察古昔，而尤其不希望它空虚不当，要像拿着秤进入宝肆，斟酌高低，避免哗众取宠罢了。《潜夫论》一篇，指责时短，抵触粗略，没有考察古昔。而公理的《昌言》，喜欢漫无边际而淡泊，往往与世俗不合而不相容。那两位世人且轻视他们，怎么能流传？仲任年少时宗奉扶风叔皮，而又饱读洛阳的书籍，对于众流百氏，一一打开门户而洞悉窍要。愤恨俗儒矜夸吊诡奢侈，曲学转相讹误而失真，于是创题铸意，所著从《逢遇》到《自纪》，十余万言，大体旁引博证，解释同异，纠正嫌疑。事情即使丝棼复沓，而前后条理深密，规矩精笃。汉代喜好虚辞异说，中间有《辨虚》九篇，其事，其法严，其旨务求祛除谬悠夸毗以接近理实，而不惮与昔贤聚讼。上裨朝家彝宪，下淑词坛听睹，令人诵之泠然。斥责吊诡而公平，开曲学而宏巨。譬如一个闹市，一个提衡者到，而货直锱铢，率画一无殊喙。因此中郎秘之帐中，丁宁示人勿广；“郎”字以下，钱、黄、王、崇文本脱。而会稽守还许时，有异人异书之疑。邕与朗其综览博识，宁出仲任下？顾简编充栋，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广之，它书不迎刃者鲜矣。然而仲任当其时闭门潜思，绝庆吊，墙牖各置刀笔，数十星霜而就，何▯甚也！倘尽如中郎必俟求者搜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几？兹武林张君购得善本，锓竣，丐序不佞。是书且揭两曜而天行，僻壤流播，自今为谈助与才进者，奚帐中可隐？异人异书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咤为千载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张君剞劂以公□苑，敢一言弁之，告当世博雅诸士，能论衡之精，而始不为伪书伪儒之所溷；且窥仲任之所超节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万历戊子孟冬西吴沈云楫序。盼遂案：文中“邕与期”之“期”盖“朗”之误，谓王朗也。

译序二

王充凭借他的志向，仰慕蘧伯玉，以扬雄为师，凭借扬雄的学问，疏通谄媚的听闻，开导浅薄的社会风气，耳目一新，深远极了。所以他的自序说：“口说务求明白，笔写务求显露。”明白得如同盲人睁开眼，清爽得如同聋人通听力，言语不可被遮蔽。洛阳的市场，难道没有悬挂的黎莫难（比喻珍贵之物），而王充凭借他精神营魄藏于心中、腹中如书袋一般的才学，看到天下缺乏而给予他们，天下人仰头拾取。所以他的自序说：“玉剖珠出。”玉剖开则凤凰璞玉不再隐藏，珠出土则鱼腹中的宝珠不再埋没。言语不可被袭用与蕴藏而在日中当作商品买卖。微妙啊，蔡邕把它藏在帷幕间，白居易把它藏在帖外，马总把它藏在林表，而宋人把它藏在匣中，珠沉玉埋，耳目几乎废弃。政也焚烧竹简，戎也钻探李树，这都差不多罢了。我已经读完王充八十五篇，共计十余万字，于是感叹说：这怎么能隐藏呢？庭院中没有继承人的踪迹，诗、礼等书都名异书；席上没有禽兽凡俗的咨询，进退都登秘府，孔子、伯鱼尚且隐藏，何况其他人呢？况且上等的物品时常生长，神异的物品时常生长，宛委、酉阳的灵族，司马安所穿的袆天真之服，难道在名山之中化作妒妇吝夫吗？所以汉代的帷幕，梁代的树林，唐代的帖子，宋代的匣子，是王充的权衡，衡量后拿出，没有多余的人，他们却以为鎞利于翳，泰至则篇首至此，钱、黄、王、崇文本脱，误将沈序自篇首至“以故中”合子虞序。塞。明月夜光，无因而至前，则匹士按剑；于是共同隐藏王充，而王充确实悬挂。我厌恶那些人的不平，用我的权衡来平定它。至于王充的权衡，它果真是帝王的制度吗？王者的谨慎吗？多次诛杀而不失，等到镒而昏吗？有传于市说：“一提而一流也。”一个市人重听矣。视衡星若垣次，而五权乱，丧一市之明矣。槭易圭，玑易珰，尺为轻，寸为重，而一市人皆眩窭无日矣。所以用王充的权衡，来平定其平，这是帝王的权衡，天君之谓也。新安程氏拿出王充的权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为洛阳，将新衡多于旧衡，业不胜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谓离、旷者，以无足售，而罔象得之。斯养性之经，天君之职，平欤？“新安”以下六十六字，钱、黄、王、崇文本脱。史称王充年渐七十，志力衰耗，造养性书十六篇，不知谁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问之灵族，遗程氏矣。各本无“程氏”二字。时皇明万历庚寅七月七日，前进士虞淳熙题序。

明天启本序一

一代著述之士，才具各异。才大者无小言，非但不屑，纵为之，亦不工也。王充新书二十万言，盖尝论之：汉代，刘向肆其恢诞，董仲舒扬其质茂，扬雄钩其沉深，才宜子。司马迁、班固长于论世，其才史，故去而为记事之书。马融、张衡词赋，包举六合，诗人之遗乎！王充理醇辞辨，成一家言，当在荀子、吕不韦、公孙龙之际，而恶子风之驳。自纪篇笔老事析，使继修东汉，较蔚宗弘瞻，而薄史法之拘。其述养性，以四言协读，亦自风致，足以齐于蔡邕、郦道元，开源魏邺，而厌辞习之浮。古今天地人物百家迂怪之说，洞晓靡漏，汇而为一，莫如论。论曰：“衡，平也。”不倚时尚，不任意气，览之悠然，归于偶然。孔子曰：“四十不惑。”王充庶几焉。王充家本会稽，徙钱唐，仍以上虞老。自古文人西北盛，东西寥寥，言游振藻，乃有王充。履其生长流寓之土者，能不诵其遗书而慨然？故越司李晋陵讱韦刘公志之，而钱唐阎子仪成之。浙上傅岩野倩甫书。

序二

我喜好王充的《论衡》，它也是文章的昌歜，屈原的芰，皙的羊枣与！凡人读书，如游名山，总此胜地，而或爱其峻，则取奇峰峭崿；或爱其幽深，则取邃谷荒；或爱其纡折，则取回溪仄径。况春之艳冶，夏之森蔚，秋之疏秀，冬之峭劲，亦各有会心焉。所以我自从从事笔研来，虽攻者制举义，而于古文词独深耆，虽所喜者古文词，而于《论衡》独深耆。论，论说而穷其旨之谓也。曷言乎衡？衡以持平，平则无偏低昂，重不能增锱铢，轻不可减毫毛。天下事理，于是乎取衷，故题之曰“论衡”。《论衡》成而理不必天地有者，若不可不有；语不必古人道者，若不容不道。宜乎闭门研思，至忘庆吊，即在篱溷，亦着椠铅，而宇宙有形之外，风云变态之中，俱蔑弗搜讨也。蔡邕逸才，子明尊宿，乃一则秘不分人，一则缘之才进。后世六帖采之，意林收之，有以哉！我喜其旷荡似漆园，辨析似仪、秦，综核似史迁，练达似孟坚，博奥似子云，而泽于理要，于是又似仲淹。是以居恒把玩，曾不去手。一编敝，辄易一编，几于韦之三绝。然独得固不敢骄，分人尤不敢吝。政苦世代久沿，爽鸠多误，至有一句之谬，而义殊天壤；一言之错，而理判径庭。讹以传讹，祗增乖舛。遂使作者苦心，漫患灭没；读者亦尔，口噤心惢，展卷复掩，良可悲夫！何幸武林阎子子仪者，散黄金以收书，穷白日而问字。唐、虞已下，元、明已上，牙签万轴，邺架同观。检之果得《论衡》善本，盖宋进士杨文昌所刻也。我所评阅，不无纰漏，因并付子仪氏，托以精加印勘，大肆研综，并觅良工镌之，以广其传。子仪氏乃闭门屏迹，与一二友人翻覆雠校，一如王充著书时。洎成，而枣梨楮墨之费，且不赀矣。顾鱼鲁之谬，既悉阐明；鸡林之求，亦将饱慰。子仪之效忠王充，嘉惠来学，岂小哉？夫以我之癖好而珍之，不翅帐中之藏，更有子仪之同好，而共珍之，不殚目围之竭。岂芰、昌歜、羊枣之外，又有耆痂者与？我因同门友傅野倩得子仪。我与子仪俱称王充知己可也，而野倩其媒也。则王充尤当就九京之下，手加额而酬野倩。晋陵刘光斗晖吉父譔。

译序三

我的朋友阎子仪以博学高雅自期，凡是古文辞章，以及法书名画、鼎彝宝玩，没有不仔细思考考据的。有客人拿着东西给他看，真假立刻就能分辨。像我这样的人，则是向盲人问路了。晋陵刘晖吉先生在越地担任司法官，带着他所珍爱的王充《论衡》前来，并且想要广泛搜集善本，校勘刊印，以公之于天下后世，使人人得以进步，不让王景兴、蔡伯喈独占前人的美名。傅野倩与刘先生是同科考官，又与子仪是密友，说这件事没有人比子仪更合适。子仪在书箱中搜寻，果然找到了宋进士杨文昌刻本；遍访藏书家，都比不上这一本。于是取刘先生所评定的版本，校勘后交付刻印，经过五个月书就刻成了。从此卷中没有错误，篇中没有错误，句中没有错误。唉！王充写这本书，竭尽精力深思，以至于废寝忘食，谢绝庆吊，而子仪校订这本书也是如此。自古以来，刘歆的书，得到沈约的推崇而显重；韩愈的文章，得到欧阳修的传扬而流传。王充的《论衡》，得到王景兴、蔡伯喈的推崇而显重，得到《六帖》、《意林》的引用而流传，现在又得到刘先生的传扬而显重，得到阎子仪的显重而广泛传播。于是使东汉的文心，到了这个时候仍然像日月一样昭昭明亮。王充是慧业文人，想必应该没有死，难道在打开书卷时，不会有一位上虞的伟男子，穿着宽大的衣服，吐气伸眉，与他面对面相见吗？那么凡是写这本书和读这本书的人，对刘先生的感激很多，对阎子仪的感激也很多。虽然如此，刘先生富有不必多说；这只是子仪的一个方面，不足以完全展现子仪的全部。皇明天启六年丙寅七月十六日，钱塘拥书人施庄康夫氏在南郭草堂书写。

序四

宇宙如此广大，而在苍茫之间寻求真理，即使耗尽智慧竭尽全力，也如同夸父追日般徒劳。如果有八尺的衡器来衡量，不仅日月五行累积的黍粒不差，而且大地的轮轴，也可以据此而准确测量。人也有衡器，不拿着衡器来评判古代的人物，就像矮人看戏，心中没有主见，被千古成案所淹没。匣中的苔藓侵入皮肤纹理，怎么能像丰城宝剑那样吐露剑气呢？无论那些猥杂的，就像庄子的诡辩，韩非的深刻，安子的驳杂，不是不奇特宏大华丽，自成一家之言，各自因为其资质所接近的，求之于衡器，很少有恰当的。王充生于汉代的初期，抽思力学，积累多年，著书十余万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事，旁至动植物，幽至鬼神，没有不穷尽细微，挖掘奥秘的。笔势流畅而言辞润泽，如同千叶宝莲，层层开放，而各有妙趣；如同万叠鲸浪，滚滚翻涌，而依次展现奇形。有纵横家的长短之说，而去其诡诈；有晋人的娟秀，而减其虚浮；有唐人的华整，而删其排比；有宋人的名理，而削其腐朽。举业家得到它，尤其可以掀翻疑窟，直登天根，不仅仅作为麈尾之秃而已。晋陵刘先生博览百家，深嗜此书，如同欧阳修之于韩愈，所以词句一出，而鸡林争购，纸价高涨。朋友野倩氏，是他的同门友，请求交付刻印，随珠赵璧，公之于艺林，是千古一快事。蔡中郎如果在世，应当自笑其为钻核之浚冲了。天启丙寅孟秋初一，题于凝香阁，钱塘阎光表书写。

王本跋

王充《论衡》三十卷，共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自周、秦、汉、魏以来，诸子文字之多，没有超过这本书的。其纯驳互见，瑕瑜不掩，前人已详细论述，所以不再赘述。而我在校刊这本书时，则不能没有感慨。汉、魏以来，作者很多，他们的书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不足为怪，唯独奇怪王充推崇刘向、扬雄、桓谭如同文王、武王、周公并出一时，又认为桓谭所著的《新论》优于司马迁、扬雄等人的论说。而《新论》十六篇，竟然没有一篇流传下来。这本书八十五篇，只缺《招致》一篇。不知道《论衡》这本书，真的优于《新论》吗？还是流传它的人，恰好得其人吗？过去蔡伯喈、王景兴得到这本书，曾经想要秘而不传；然而至今千余年，最终与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的书一起流传于世。像桓谭的书，王充不是不想流传它，只是不能得到。由此可知桓谭当时对扬雄的书断定其必流传，也是侥幸而言中了。现在何氏丛书，对于两汉诸子书，收采略备，我也已依次交付刻印。唯独因为《论衡》文繁，资金不继，担心难以完成。恰逢移署南昌县学篆，因此将此事商之于顾东田明府。东田本来博学高雅，也嫌这本书不纯。重惜丛书缺而不完，即出百金资助刻印费用，并以其本，嘱托次公校刊。那么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再次流传，是东田明府的力量，而我能够与之共同完成。这虽然是事会适然，然而与蔡伯喈、王景兴二人的用心相比，则有差别了。汝上王谟识。

论衡集解附录

息县刘盼遂集（编者案：刘氏附录与黄氏附编重复二十七条，现已删去。）

谢承《后汉书》：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少孤，乡里称孝。到京师受业太学，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至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于宅内门户垆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八十五篇。《艺文类聚》五十八又三十五引。《初学记》二十四又二十一引。《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二又四百八十四又六百十二引。

译班固十三岁时，王充见到他，拍着他的背，对班彪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记载汉朝的历史。”这是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注引的内容。

袁山松《后汉书》记载：王充，字仲任，是会稽郡上虞县人。王充小时候聪明，曾到太学求学，观看天子亲临辟雍举行典礼，并撰写了《大儒论》。这是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注引的内容。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字仲任，是会稽郡上虞县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县迁徙到这里。王充少年时丧父，乡里人称颂他孝顺。后来他到京城在太学求学，拜扶风人班彪为师，喜好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家里贫穷没有书，他常到洛阳的市场店铺里，阅读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于是博通各家各派的学说。后来回到家乡，隐居教书。在郡里做官担任功曹，因为多次劝谏争辩与上级意见不合，便辞职离去。王充喜好议论解说，起初看似奇异，最终却有道理和事实依据。他认为世俗的儒生拘守文字，大多失去了真相，于是闭门潜心思考，断绝庆贺吊唁的礼节，门窗墙壁上都放着刀笔，撰写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事物的同异，纠正当时世俗的疑难。刺史董勤征召他担任从事，后转任治中，他自行免职回家。同郡的朋友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别下诏用公车征召他，他因病没有前往。年纪渐渐到了七十岁，意志和精力衰退消耗，于是创作了《养性书》十六篇，节制嗜好欲望，保养精神自我坚守。永元年间，他在家中病逝。

《后汉书·儒林传·赵晔传》记载：赵晔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到会稽，读了《诗细》而叹息，认为它比《论衡》更擅长议论。

《会稽典录》记载：王充年纪渐渐到了七十岁，于是写作养生之书，共十六篇。保养精气自我坚守，闭门塞耳，爱惜精气自我辅助，服药导引，希望能获得大道。这是《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引的内容。

又记载：孙亮在位时，山阴人朱育在郡里担任门下书佐，太守濮阳兴问他：“从前王景兴向虞仲翔询问人才，书佐你认识那些人吗？”朱育回答说：“虞翻对王府君说：‘有道山阴人赵晔，征士上虞人王充，各自拥有宏大的才华和深厚的德行，学问穷尽大道的本源，著书留下文采，篇章连绵上百篇，解释经传中久存的疑难，解开当世的盘根错节，向上穷究阴阳的奥秘，向下依据人情的终极。’”这是《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的内容。

《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八任昉《述异记》引王充《果赋》说：冬天结果的杏，春天成熟的甘果。

吴淑《事类赋·天赋》注引贺道养《浑天记》说：近世有四种学说：一是方天说，兴起于王充；二是轩天说，起源于姚信；三是穹天说，传闻于虞昺。这些都是主观臆断的浮夸言论，不值得观看。盼遂按语：姚信、虞昺都是三国时期吴国人。创立方天说的王充，大概就是仲任，但没有其他证据，暂且存疑。

马总《意林》卷四引《抱朴子》说：王仲任拍着班固的背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名扬天下。”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第十八篇说：至于李康的《运命论》，与《论衡》相似却超过了它；陆机的《辨亡论》，效仿《过秦论》却不及它，但也是美好的作品。

刘知几《史通·序传》第三十二篇说：又如王充在《论衡》的自序中，叙述他的父祖不贤，被州里乡邻所鄙视，而他自己却回答说瞽瞍顽劣而舜神圣，鲧恶劣而禹圣明。既然在自序中谈论家世，本来应当以扬名显亲为主。如果没有那样的人，省略不提也可以。至于过分夸耀自己，却厚颜侮辱祖先，这与证明父亲偷羊、学生直呼母亲名字有什么区别？如果用名教来责备他，实在是犯了三千种罪过的人。

韩愈《韩文公集·后汉三贤赞》（樊汝霖注说：“后汉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同传，韩愈为他们作赞，各自不满百字，但叙事几乎没有遗漏。”）王充是谁？是会稽上虞人。原本来自元城，于是迁徙居住到这里。拜班彪为师，家里贫穷没有书。在店铺里阅读书籍，游逛于市场。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于是通晓各家学说。闭门潜心思考，撰写《论衡》（韩醇注说：“王充所写的《论衡》，起初中原地区没有流传的，蔡邕进入吴地才得到它，常常秘密收藏作为谈资。后来王朗担任会稽太守，也得到了这本书，等到回到许昌，当时人称颂他的才学进步。有人说：‘没有见到奇异的人，大概是得到了奇异的书。’”）来修身。担任州里的治中，自行免职回家。同郡的朋友，姓谢名夷吾，上书推荐他，等待诏令用公车征召。因为生病没有前往，年纪七十多岁时，于是写作《养性书》十六篇。肃宗在位时，最终在永元年间去世。

晏殊《列子有力命王充论衡有命禄极言必定之致览之有感》诗说：大自然播撒万物，繁茂或凋零归于自然。默然定数既有初始，不随智力改变。列御寇引导其流，王充开辟其源。智愚确实由自我决定，通达或困塞应当由天决定。治理世道的皋陶、伊尹，迷失国家的颜回、原宪。我们的道确实一致，他们的途径却有百端。卷起来可以进入细微之处，展开来可以充满八方。进退得其适宜，夸耀荣华不是首要。早晨听闻道理晚上可以死去，我奉行圣师的话。这是《宋文鉴》卷十五的内容。

《难王充论衡三篇》（现在已失传。）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说：“近世的僧人，大多致力于吟咏。只有国初的赞宁独自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作为佛事。所以他所著的书，驳斥董仲舒《繁露》两篇，诘难王充《论衡》三篇，（中间略去。）被王禹偁所激赏，给他写信说：‘承蒙借给我《通论》，每天几乎读三遍，还不清楚主旨所在。只是看到它洗刷《繁露》的瑕疵，磨去《论衡》的玷污。……使得圣人之道，没有损伤于明夷卦，儒家学派，不至于陷入迷复卦。’”（下面略去。）

译刘章《刺刺孟》（明代时已失传。）明代郎瑛《七修续稿》卷四“辨证”类“书名沿作条”说：“王充有《刺孟》，宋代刘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国语》，刘章作《非非国语》。这都是反过来加以纠正的意思，实际上很难做到。何况王充是文辞胜过义理的人，因为孟子而加以矫正，当时或许还可以。柳子厚以正道义理，来矫正荒淫虚妄的言辞，刘章怎么能胜过他呢？可惜没看到他的书。”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三《论衡跋》：右边是王充《论衡》三十卷。王君，是本乡人。帐中的异书，是汉代儒生争相观看的。辗转抄写久了，错乱谬误越来越多，几乎到了不可读的地步。用几个版本让僚属参校，还是没能完全完善。刻在木板上，藏在蓬莱阁，大概是见到避堂舍盖的意思。干道丁亥年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跋。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十一子杂家：《论衡》三十卷。晁氏说：“后汉王充仲任撰。王充喜欢论说，起初好像诡异，最终有实在的道理。因为俗儒拘守文字，多失去真实，于是闭门潜思，门窗墙壁各放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解释物类同异，纠正时俗嫌疑。后来蔡邕得到它，秘藏玩味，作为谈助。（刘盼遂案：自此以下，宋袁州本《读书志》没有。）世人说汉代文章温厚尔雅，到了东汉已经衰败。看这本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起西汉诸书，远远不及。才知道世人之言不假。”高氏《子略》说：“书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它的言论都叙述天道，铺陈人事，分析物类，讲述古今，大略像董仲舒《玉杯》《繁露》。而它的文辞详细，详细则礼义不能核实而精当，言辞不能严肃而概括，几乎芜杂了。汉代继承灭学之后，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尚激励表彰的，不是一天的力量了。所以学者向风承意，日益趋向大雅多闻的习气，凡是所撰录的，日益而岁有加，到后汉兴盛了。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这足以隽美于一时，而不足以作为来世的准则。为什么呢？事情不纯，言辞少选择。刘向《新序》、《说苑》奇异了，也缺少探索之功，欠缺诠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书相违背的不止一处。两书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书呢？袁崧《后汉书》说：‘王充作《论衡》，中土没有流传的。蔡邕入吴才开始见到，作为谈助。谈助的话，可以概括这本书了。有人难问王充书烦重，说：‘石头多玉石少，少的为珍贵。龙少鱼多，少的为神奇吗？’王充说：‘文章多可以胜过少了。人没有一引，我有百篇，人没有一字，我有万言，为可贵了。’我所说的缺乏精核而少严肃概括的，正是这个意思吧？”陈氏说：“王充，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作此书，北方初没有得到的。王朗曾经拜访蔡伯喈，搜求到隐秘处，果然得到《论衡》，拿取数卷将要离开。伯喈说：‘只有我和你共享，不要广泛传播。’然而从今看来，也不为奇特。”

《玉海》六十二艺文门论类汉《论衡》：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自注：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也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崇文目有《续论衡》二十卷。（自注：“当考。”）刘盼遂案：《续论衡》不知谁作，崇文总目后也不见著录。

明代黄瑜《双槐岁钞》卷六：宋代刘章曾经科举第一，有文名，嫌恶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国语》，于是作《刺刺孟》、《非非国语》。

明代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条》：《论衡》一书，抨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虽然文辞芜杂而俚俗，也称卓然自信了。至于《验符》一篇，历言瑞应奇异，黄金先为酒尊，后为盟盘，动行入渊；黄龙大于马，举头顾望；凤皇芝草，都认为是真实的。前后之言，自相矛盾。这难道足以作为帐中秘吗？刘盼遂案：王充著《验符》等篇，以颂东汉，佛家所谓顺世论也。难道著《三增》、《九虚》之人，而信任此等事吗？

又《汉时四讳条》：汉时有四大讳：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头，是其遗意也。二曰，被刑为徒，不上丘墓。此讳今人无之。但欲使子孙全归，而非所论于无辜受刑也。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踰月乃入。今但赛祀及道流上帝渔人下海，则忌之，余不尔也。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杀父与母。今不讳也。刘盼遂案：《论衡》有四讳篇。

熊伯龙《无何集》叙录自述一：庚子初夏，灯窗读《荀子》，有曰：“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世人不解斯言，遂疑天地如何报佑，善恶如何吉凶，鬼神如何灵，祈禳如何验。精如仙佛，粗若果报诸般，以及山川草木之神，飞走昆虫之怪，历历可指。一有欧阳之徒，不信祥瑞，即从而举已往灵验之事以诘之。士大夫沿习成风，牢不可破，正坐不知无何二字耳。余博览古书，取释疑解惑之说，以《论衡》为最。特摘其尤者，参以他论，附以管见，名曰《无何集》。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且神怪祸福之说而外，亦间录他说，如天地、古今、儒术、杂家、人事宜忌、百物器用之说，有关名教风化，亦备录焉。然俗儒守文失真，时俗嫌疑莫定，凡史书、文集、百家、诸子所传记之文，其虚妄而不可信者，世已信之久矣，谁肯取斯编以正之哉！

译又自述二 我的朋友黄敬渝对我说：“我读书几十年，想寻找奇书却找不到。在金陵的书肆中买到一部《论衡》，反复阅读，如同获得奇珍，只是因为篇幅过于冗长，言辞多有重复，精华与瑕疵参半，未能完全契合我的心意。等到看到先生的抄本，精粹简要，分类编选，增广完备，喜出望外，因此口沫手胝，昼夜不倦。这才相信‘玩味杨子云的文章，比担任千石高官更快乐；携带桓君山的书籍，比积聚猗顿的财富更富有’，并非虚言。王充如果知道，一定会把先生当作千载知音了。可惜所选内容多驳斥神怪祸福之说，没有综合全篇而精选。”于是嘱咐我再为全集作注，刊印问世。我回答说：“我因为神怪祸福之说，是时俗所忌讳的，所以抄录几卷，以阐明其荒谬。然而我才疏识浅，怎能注释全集呢？从前蔡中郎得到《论衡》，再三叮嘱别人不要广泛传播。现在我也将把它藏在帐中，与你一起阅读。”黄生高兴地向道谢说：“这是我的幸运啊！这是我的幸运啊！”

又自述三 钟陵从小就不相信神仙鬼神、祸福报应的说法，有人提起这些，就举出圣经贤传来驳斥。人们用《中庸》所说的预知、《易经》所说的鬼神、《尚书》所说的祸福来问我，钟陵无法回答，但始终怀疑而不能决断。等到读史书，看到欧阳修不相信祥瑞的说法，反复诵读，深合我心，想推演这类说法来扩充其义，但因为习科举业，写时文，没有闲暇顾及这些。曾经写《适逢说》，说古今天下之事都是适逢其会罢了。又曾经写《鬼辨》，说人死之后，如同未生之前。写《神论》，说山神的形状应该像山，水神的形状应该像水。这时还没有读《论衡》。后来过了几年，在京师买到《论衡》，读后高兴地说：“我的话有证据了。”读到《幸偶篇》，说“有幸与不幸，有偶与不偶”，与《适逢说》意思相同。又读到《论死篇》，说“人未生时没有知觉，死后回归无知的本源”，与《鬼辨》意思相同。读到《纪妖篇》，说“大山有神，应该像大山的形状”，与《神论》意思相同。因此欣然自喜，又怅然若失。自喜的是，喜欢自己的言论竟然与古人相合。古人先得我心，确实如此。自失的是，遗憾自己的论述不及古人。古人作文浑厚浩瀚，今人作文浅显露骨，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废弃《适逢》、《鬼辨》等篇，选取《论衡》中驳斥虚妄的内容编为一册，简当精要，并且广泛收集其他说法，以弥补其不足。唉！从前杨子云作《太玄》，还担心覆瓿，我以白屋寒俊，妄图修撰汉儒之书，补前贤之缺，不免被人嘲笑罢了。然而藏之名山，传之百世，后来的君子，一定会有所处置的。

又读论衡说一段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王充说：“《论衡》几十篇，也是一句话，就是‘疾虚妄’。”说思无邪，那么邪念就不入心了；说疾虚妄，那么虚妄的说法就不记载了。王充大概是尊崇孔子的。《问孔》、《刺孟》两篇，是小儒伪作，绝对不是王充的笔迹。怎么说呢？《论衡》尊崇孔子，显而易见。其《齐世篇》，就称引孔子来评判尧、舜；其《实知篇》，就称引孔子来辨别偶人；其《知实篇》，就称引孔子来论述先知；其《卜筮篇》，就称引孔子来论述蓍龟；其《本性篇》，就称引孔子来定性道。其他篇目引用孔子的，数不胜数。他尊崇孔子如此，怎么会有《问孔》呢？孟子，是学习孔子的。怎么会有尊崇孔子而讽刺孟子的呢？由此说来，这两篇是伪作，无疑了。

又二段 我的朋友怀疑伪作的篇目，不只是《问孔》、《刺孟》，还有《吉验》、《骨相》、《宣汉》、《恢国》、《验符》等篇，以及《订鬼》后四段的话，恐怕都属于伪作。我问为什么，朋友说：“因为那些话多虚妄，而且自相矛盾，所以知道。王充的话，前后一致，试略举之。如《偶会篇》说象耕鸟佃的荒谬，《书虚篇》又深入辨析其非；《龙虚篇》说骑龙的谬误，《道虚篇》又痛斥其虚，不是前后一致吗？唯独《吉验》、《骨相》说瑞应，说命运应当如此，又说相士的话果然相符，真是世俗之见。至于《验符篇》的话，又与《吉验篇》相似；《恢国篇》的话，全与《奇怪篇》不合。至于《订鬼篇》后四段的话，与前相反，而且言语涉及虚妄。所以怀疑不是王充所作。”我说：“不是这样。王充不说奇异，而各篇都说瑞应，你知道他的意思所在吗！王充忠君爱国，尊重本朝，把高祖、光武比作文王、武王，并且说文帝、武帝、宣帝、孝明帝远远超过周朝的成王、康王、宣王，使后人知道汉朝德政隆盛，千古未有，其实并不是相信瑞应。”

又三段 朋友说：“王充的意思，你怎么知道？”我说：“通过读《对作篇》知道。《对作篇》说：‘董仲舒作道术之书，言灾异政治所失。主父偃嫉妒他，诬告他的书。董仲舒应当处死，天子赦免了他。’如果不是君主圣明，董仲舒就死了。王充特意著《须颂篇》，又著各篇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么王充极力称赞汉朝德政，征引祥瑞，多溢美之辞，褒扬君德，是明哲保身，君子之道。”

译又四段 友人说：“王充颂扬君主的德行，他自己说：‘并非因为自己生在汉朝，就夸大赞美以求取谄媚的称誉。’看王充这番话，那么颂扬君德就不是夸大了。你说它是夸大，为什么呢？”回答说：“你没读过李陵的书吗？李陵在回复苏武的信中说：‘您说：汉朝对功臣不薄。你是汉朝的臣子，怎么能不这么说呢？’王充与苏武是同一个意思。不了解王充著书的用意，而认为王充相信祥瑞感应，那就错了。”

又五段 友人问：“著书是为了教化后世。既然不相信祥瑞感应，却又说得确凿无疑，聪明的人或许能察觉，愚笨的人不就会蒙蔽了吗？”回答说：“各篇的话，并不难懂。《宣汉》篇说：‘太平以天下安定为效验，百姓以安乐为符瑞。’也不是相信祥瑞感应的话。况且王充谈论祥瑞感应，有深意。《谴告》《变动》两篇，说灾异不是上天的警戒，也不是政治造成的。既然灾异不是上天的警戒，那么祥瑞就不是上天的保佑；灾异不是政治造成的，那么祥瑞也不是政治造成的。不相信黄精能延年益寿，只看钩吻能杀人。读灾异篇可以领悟祥瑞篇，王充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况且《死伪》篇辩驳赵王如意作祟的说法，不相信如意能作祟，难道肯相信盛德能招致祥瑞吗？何况《讲瑞》篇，也说鸲鹆不是恶鸟，凤凰麒麟不是善鸟；《指瑞》篇又说麒麟凤凰有道则来、无道则隐的说法是虚妄的；《是应》篇说萐脯、蓂荚不对，又考证景星、甘露的解释。何况高祖的母亲梦与神遇，《奇怪》篇已经辩驳其谬误；高祖斩蛇，蛇是白帝之子，《纪妖》篇明确说这不是事实。王充尊崇本朝，屡次谈论祥瑞却不相信祥瑞的真实性，已经在其他篇目中显露了他的意图，只有善于阅读的人才能领会他的意思。至于《齐世》篇说符瑞同时到来，《卜筮》篇说天和人共同保佑，不过是与《吉验》等篇谈论祥瑞的话意思相同，不必辩驳了。”

又六段 像《订鬼》后四段的话，这只是小毛病罢了。《书虚》篇说杜伯不是鬼，《死伪》篇又说杜伯不能为鬼，而《言毒》篇又说杜伯是鬼，像这类情况，都是小毛病。篇章有小毛病，删削不收录也可以，何必怀疑呢？

又七段 友人说：“那么王充的话没有过错吗？”回答说：“也有。谈论命运接近星象家，比如他说忠臣被杀，伍子胥、屈原、箕子、比干这类人命运注定自己终结。果真如此，那么昏君就没有过错了。又说韩信、张良辅助汉王，高祖命运注定自己称帝，韩信、张良这类人恰好相遇。相信这话，那么忠臣就没有补天的功劳了。况且说命运注定自己称帝，这又是相信禄命的说法了。又说世道之所以混乱，不是因为盗贼兵革，而是因为粮食匮乏断绝。这话是对的。然而又说：‘贤君偶然处在应当治理的时候，无道的君主偶然生在应当混乱的日子，不是邪恶造成的。’试问王充，什么是应当治理的时候？什么是应当混乱的日子？这又是相信气运的说法了。至于说古人和今人德行没有优劣，话虽然合理，然而他评论尧、舜，却说‘以纣王的不好，不像这样严重，知道尧、舜的德行，不像这样盛大’，这就太过分了。又如相信公牛哀变成老虎，认为生物转变为生物同类，也没有考察清楚。公牛哀生病七天变成老虎，话本于《淮南子》。《淮南子》说：‘当他变成老虎时，不知道自己常常是人。当他还是人时，不知道自己将要变成老虎。’《淮南子》所说的老虎，就像庄周所说的蝴蝶。不知道是虎是人，就像说不知道是庄周还是蝴蝶。这不过是寓言罢了。王充在《无形》篇不相信这种说法，而在《论死》篇中又相信为真，为什么呢？”

又八段 谈论少君之类，也有语病。既然不相信却老延年的说法了，又说“少君二百岁而死”，话也太过分。说少君长寿可以，必定说二百岁，恐怕不一定如此。又如说龙和鱼没有区别，不能升天，是对的。然而又说：‘存亡其形，变体自匿。’龙有形，能自己消失吗？这也是过分的话。至于说用术数能知道一端，既然说“圣人不能先知”，思虑的精微，聪明的极致，没有超过圣人的，圣人尚且不能知道，术数能知道吗？说术数能先知，就像说吉凶有先兆一样。说事情有吉凶是对的；必定说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就过分了。

又九段 又如说凶妖之气，话也太过分。友人说：“《论衡》谈论凶妖，把实有的说成空的。凡是世间说凶有形象，妖有形状，《论衡》都说是气，用来破除世俗的疑惑，为什么过分？”回答说：“所谓气，是害人的气。气能害人，怎么能形成形象？如果说毒气中人就生病，是对的，必定说太阳毒气，有形象像人，这话未免太过分。其他如谈论宋、卫、陈、郑的灾祸，说：‘让子产听从梓慎的话，四国也有灾祸。’这是不相信梓慎的说法了。然而又说：‘气变见于天，梓慎知道。’这是相信天变的说法了。王充的话，不能没有弊病，姑且举出一二，以概括其余。”

又十段 至于每篇之中，有引用俗论来驳斥俗论的。比如荧惑徙舍，《变虚》篇已经辩驳其虚妄，《感虚》篇取来证明襄公麾日的事情，这是借俗论来驳斥俗论。读者必须用心研究，不要把王充当作相信虚妄的人。像这类情况，应该善于阅读。

译又十一段 朋友说：“《问孔》这一篇，断定不是王充所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刺孟》这一篇，与《非韩》篇意思相同，你怎么知道不是王充写的呢？”回答说：“《本性》篇，开篇就称引孟子说人性本善。全篇之中，称引孟子的地方有八处，哪有称引他却又讥刺他的道理呢？况且王充是博学的儒者，大禹到商汤四百四十多年，商汤到周朝六百四十多年，而《刺孟》篇却说‘大禹到商汤将近一千年，商汤到周朝也是这样。’汉代距离古代并不遥远，难道像王充这样博学的人，还不知道夏商周三代的年数吗？这是后世浅薄儒生伪造的作品，来不及修饰，所以才有这种错误。”朋友于是感叹信服。

又读《论衡》的方法 读《论衡》有直读、横读两种方法。什么叫直读法？每论述一件事，就像剥芭蕉、抽丝茧一样，其中的道理层出不穷，试着略举一些例子。比如论述雷罚阴过，先辨明雷不是天的愤怒，其次辨明雷不杀人。并且从天体观察天，知道不是天的愤怒，更用“地哭天笑”来辨明其不然。又用喜来证明怒，并且用空怒来证实怒。于是用春天来类比夏天，用物来类比人，用王者用刑来类比天发雷。然后论述图雷的错误，指出太阳之气，使人知道杀人的原因。又辨明被雷击死的人身上有字迹是虚妄的。篇末又归结到圣人敬天，听到雷声必定改变态度。由浅入深，由粗到精。这就是直读法。（案：这段专门就《雷虚》篇立论，用来举例其余篇章。）什么叫横读法？世间虚妄的说法，不能全部驳斥，凡是读《论衡》的人，触类旁通就可以了。试着就十件事来推演。比如知道白鱼入舟是假的，就知道黄龙负舟不可信。知道负舟是虚妄的，就知道叶公好龙、真龙不降不可信。知道龙降是虚妄的，就知道漦化褒氏不可信。知道漦化是谬误的，龙漦不能化人，人身未必化龙，李氏化龙不可信。知道化龙是荒诞的，就知道吊客化鹤不可信。知道化鹤是荒诞的，就知道橘皮画鹤不可信。知道橘皮画鹤是谬误的，就知道橘中围棋不可信。知道围棋是虚妄的，就知道壶公悬壶不可信。知道悬壶是虚妄的，就知道螺壳美女不可信。知道螺壳美女是假的，就知道树生小儿不可信。知道小儿是假的，就知道人犬化石不可信。知道化石是虚妄的，就知道叱石成羊不可信。知道成羊是虚妄的，就知道牛溲成金不可信。知道成金是谬误的，就知道蓝田种玉不可信。知道种玉是荒诞的，就知道石中有玺不可信。以此类推，没有穷尽。这就是横读法。直推就是就着文章来读，横推则在于人的自我思考。直推、横推，是格物致知的学问。知道了这些，就可以读《论衡》了。

又说一 《论衡》没有不尊崇孔子的，即使是《幸偶》篇，称引舜一次，称引孔子九次；至于其他篇章称引孔子的，数不胜数。他尊崇孔子是很明显的。《问孔》这一篇，断定不是王充所作。有人把《论衡》指为杂家流派，这是对王充看得太浅了。王充是孔子的门徒。

又说二 有人说：“你选取《幸偶》篇作为全书之首，我已经听说了你的说法。你又说《论衡》没有不尊崇孔子的，却指出《问孔》、《刺孟》两篇，认为断定是伪作，希望听听详细理由。”回答说：“开篇作《逢遇》篇，就称引孔、孟。他说：‘有的贤圣之臣，遇到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最终却没有被任用，孔子、孟轲就是这样。’读了这些，王充尊崇孔、孟就可以知道了。《累害》篇内论及乡愿说：‘孔子所谴责的，孟轲所遗憾的。’又说：‘以方正之心迎合世俗的拖累，求益反而受损。这大概是孔子所担忧的，孟轲所惆怅的。’读了这些，王充尊崇孔、孟，更可以知道了。其他如《命禄》篇称引孔子三次，称引孟子两次；《命义》篇称引孟子一次；《率性》篇称引孔门两次，称引孔子两次；《偶会》篇引用孔子论命两次，引用孟子论天两次；《骨相》篇称引孔子九次，历叙骨相的验证，而篇末用‘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一句话来破除它。王充尊崇孔子，更加显而易见。又如《本性》篇称引孔子五次，称引孟子八次；《书虚》篇称引孔子十九次；《感虚》篇称引孔子三次；《福虚》篇称引孔子五次；《祸虚》篇称引孔子四次；《龙虚》篇称引孔子四次；《语增》篇称引孔子十一次，称引孟子两次；《儒增》篇称引孔子四次；《艺增》篇称引孔子七次。又‘黎民孑遗’的解释，‘血流浮杵’的辨析，都主张孟子的说法。王充尊崇孔、孟，更加无疑了。又如《非韩》篇称引孔子两次，《说日》篇称引孔子七次，《答佞》篇称引孔子一次，《程材》篇称引孔子两次，《量知》篇称引孔子一次，《谢短》篇称引孔子六次，《效力》篇称引孔子三次，《别通》篇称引孔子六次，《超奇》篇称引孔子九次，《明雩》篇称引孔子十二次，《顺鼓》篇称引孔子一次，《乱龙》篇称引孔子五次，《遭虎》篇称引孔子三次，《读瑞》篇称引孔子十九次，《指瑞》篇称引孔子十一次，《治期》篇称引孔子两次，《自然》篇称引孔子四次，《感类》篇称引孔子七次，《齐世》篇称引孔子六次，《宣汉》篇称引孔子六次，《恢国》篇称引孔子一次，《验符》篇称引孔子一次，《须颂》篇称引孔子六次，《佚文》篇称引孔子七次，称引孟子一次，《论死》篇称引孔子两次，《纪妖》篇称引孔子四次，《言毒》篇称引孔子一次，《薄葬》篇称引孔子七次，《四讳》篇称引孔子一次，《讥日》篇称引孔子一次，《卜筮》篇称引孔子三次，《辨祟》篇称引孔子四次，《诘术》篇称引孔子一次，《祭意》篇称引孔子两次，《实知》篇称引孔子二十一次，《知实》篇称引孔子五十一次，称引孟子五次，《定贤》篇称引孔子二十七次，称引孟子一次，《正说》篇称引孔子十三次，称引孟子两次，《书解》篇称引孔子五次，《案书》篇称引孔子二十一次，《对作》篇称引孔子三次，称引孟子三次，《自纪》篇称引孔子十一次，称引孟子两次。他说：‘可以效仿的，没有超过孔子的。’认为没有超过，是称孔子为至圣了。想要效仿，是以孔子为师表了。合观《论衡》全书，不但九虚、三增等篇本语本于圣教，八十三篇哪一篇不是尊崇圣言的呢？孔子是万世的老师。王充每篇必定尊崇孔子。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王充也偶尔称引孟子。既然以孔、孟为宗，哪有尊崇他们却又质问、讥刺他们的道理呢？所以我断定《问孔》、《刺孟》两篇是浅薄儒生的伪作，绝对不是王充的笔迹。

译又有人问第二段。有人问：“蔡中郎得到《论衡》，把它藏在帐幕中。考察蔡中郎的文集八卷，曾经没有一句话称颂《论衡》。况且他回答皇帝关于灾异的诏问与《论衡》的观点相反，撰写王子乔碑文与王充不信道教又大相径庭。那么蔡中郎究竟取法于《论衡》的什么呢？还是仅仅喜欢它议论的新奇迭出呢？”回答说：“不是这样。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敬畏上天的震怒，遇到迅雷狂风必定改变神色。如果蔡中郎用《论衡》的观点来回答，那就是欺君之罪，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那是王安石一伙人的做法。他的王子乔碑文说：‘秋季八月，皇帝派遣使者捧着牺牲来祭祀，恭敬畏惧的态度，严肃庄重。’仅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蔡中郎的心意了。上天眷顾这位神灵，而臣子可以指斥为虚妄荒诞吗？从前《九章算术》中，六只燕子和五只麻雀飞落在秤杆上，秤杆恰好平衡。议论像秤杆一样平衡，所以叫《论衡》。蔡中郎的疏议问答以及碑铭，言语大多平正公允，意思极其精微详尽，未必不是得力于《论衡》。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有人问：“蔡中郎因为直言进谏而遭受祸患。当皇帝下诏询问灾变时，公卿士大夫都缄口不言，不肯尽心，只有蔡中郎独自用黑布囊封好奏章呈上。皇帝阅览后叹息。曹节偷看，被蔡邕裁汰黜退的人，都侧目而视想要报复。程璜飞章弹劾，诬陷蔡邕陷害大臣，大不敬，皇帝下诏将他逮捕入狱。假使蔡中郎说灾异不值得相信，那么祸患就可以避免了。为什么蔡中郎既然相信《论衡》，最终却不能免于祸患呢？”回答说：“蔡中郎的苦心，宁愿让人诬陷他犯下陷害大臣的大不敬之罪，也断不肯说灾异不值得相信，从而使他的君主不敬上帝，不思己过，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这是蔡中郎的忠义，哪里可以非议呢？看他回答灾异八件事，首先提到衽席，这是《诗经》的教化。其次提到皇极，其次提到容貌恭敬，其次提到风雨，这是《尚书》的教化。谈论荧惑星则关乎礼制，论述蝗虫则征引《易经》，论述库屋损坏的灾变，则引用《易传》、《洪范》的话。回答听闻灾变而恐惧的诏书，则叙述《春秋》鲁定公的事。这与王充开口不离孔子有什么不同呢？

王清作《熊锺陵无何集序》。《论衡》一书，是阐发孔子大道的。为什么能阐发孔子大道？回答说：不信妖异，不信鬼怪。有人听了嘲笑说：孔子的大道，高深广大，仅仅是不信妖异鬼怪罢了，怎么能足以阐发它的大道呢？回答说：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见，我是从孔子那里听来的。从前楚国有云像赤鸟，夹着太阳飞翔，太史请求举行禳灾仪式，楚昭王不允许。又，昭王有病，占卜说：“是河神作祟。”昭王不祭祀。不举行禳灾仪式，是不信妖异；不祭祀，是不信鬼怪。不信妖异鬼怪，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恐怕难免灾祸；从儒者的角度来说，不过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罢了。然而孔子说：“楚昭王懂得大道了，他不失去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大道是什么？就是不信妖异鬼怪的道理。昭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能长久保有他的国家。那么现在不信妖异鬼怪的人，大概也是接近懂得大道的人吧！我博览群书，看到坚守孔子大道而明确论述的，没有比《论衡》一书更好的了。它的《奇怪篇》深得孔子不语怪的道理，它的《卜筮篇》深得孔子不语神的道理，它的《齐世篇》深得孔子罕言命的道理，它的《变虚篇》深得孔子请祷弗许的道理，它的《感类篇》深得孔子远鬼神的道理，它的《感虚篇》深得孔子焉能事鬼的道理，它的《订鬼篇》深得孔子焉知死的道理。所以阐发孔子大道的，是《论衡》。然而其中纯疵参半，不能一一完全符合大道。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言语尤其明显违背大道，必定不可以不删去。从前韩愈在《读荀》篇中说：“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符合大道的著录，背离大道的黜退。”韩愈想要削去荀子中不符合的部分附在圣人的典籍中，就说：“这也是孔子的志向。”现在学士熊锺陵削去《论衡》中不符合的部分附在圣人的典籍中，这也是韩愈的志向吧！这样之后，《论衡》一书，大概就纯粹而醇正了，即使说它对圣门有大功也可以。这不可以不写序。盼遂案：《无何集》共十四卷，专门摘取《论衡》中解释虚妄、抵斥谬误的言论，分类罗列，并附说以阐明之。卷首为总论，不计入卷数。其余分为天地一、古今二、鬼神三、祸福四、灾祥五、感格六、宜忌七、人事八、儒术九、道教十、杂家十一、百物十二。其余十三卷则是熊伯龙《辟佛随笔》之作，不完全限于王充的书。十四卷是熊伯龙的儿子熊正笏所作，杂取经史子集中名人百家之言，选取符合王充大道的编成，附在《无何集》之后，命名为《勿广余言集》。（这是借用蔡伯喈的话。）这本书推崇为《论衡》的辅佐，确实不虚假。清乾隆五十九年，熊氏六世孙熊心畬刊印。现在依据《湖北先正遗书》本。

卢见曾赠马秋玉诗：“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渔洋《感旧集》小传附注。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论衡》。《论衡》八十五篇，作于汉永平年间，自从蔡伯喈、王景兴、葛稚川等人以来都重视这本书。以我看来，大概可以说是小人而没有忌惮吧。看他的《问孔》篇，挑剔至圣的过失；《自纪》篇，诋毁先人，已经自身陷入不正当，而《宣汉》、《恢国》等作品，阿谀而没有实质，也被公正的人嗤笑。尤其错误荒谬的是，他说国家的存亡，在于气运的长短，不在于政治的得失，世道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衰败混乱不是无道导致的，贤明的君主偶然生在应当太平的时代，无道的君主偶然生在应当混乱的时代，善恶的证明不在祸福。唉！多么悖逆啊？后世误国的臣子，肯定现在而否定古代，动不动就说天变不值得畏惧，《诗》、《书》不值得相信，先王的政治不值得效法，其开端大概就是从王充开启的。小人啊！

译《十驾斋养新录》卷六论王充：《王充传》记载：“王充幼年丧父，乡里称颂他孝顺。”查《论衡·自叙篇》说：“六岁读书，有超常人的志向。父亲不曾打我，母亲不曾责备我。”并没有说幼年丧父。他在回答别人的讥讽时，称鲧恶劣而禹神圣，瞽叟顽固而舜神妙，颜路平庸固执而颜回杰出超群，孔子、墨子的祖先愚笨而孔丘、墨翟圣贤。这大概是把自己置于圣贤的地位，而诋毁自己的亲人，可以说是有文采而无德行，是名教的罪人。如果王充称得上孝顺，那么谁又不孝顺呢？

恽敬《大云山房集·读论衡》：我的朋友张皋文曾经轻视《论衡》，指责它鄙陋冗长。其中《问孔》等篇，更加没有道理。然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地方，他的气度平和，思路通达，意义有时归于反省自身。大概王充资质卑薄，因为卑薄所以迂腐退让，因为迂腐退让所以言语烦琐而意思浅近。他写文章以荀子为途径和规范，但没有荀子的才能和学问，所得到的就只限于此了。然而把他看作商鞅、韩非一类的人，是有很大差别的。资质卑薄容易接近大道，资质高强容易陷入权术，这也是才能出众的人应当知道的。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匡谬》：问答辩难的体裁，必定是驳斥问方而申述答方，所以如果不是义理有极重要的内容，君子不愿意写出被驳斥者的姓名。孟子驳斥杨朱、墨翟，必定引用杨朱、墨翟的学说加以批驳，那么不是针对他们个人，而是针对他们的学说。所以引用杨朱、墨翟的话，只是阐明杨朱、墨翟的学派主张，而不一定专指杨朱、墨翟个人。这是因为他驳斥得很深，想要彻底穷尽他们的分支派系。大概因为彼此不能共存，不这样做不足以阐明先王的大道。那些异端学说看待我们儒家，难道不是这样吗！韩非治理刑名的学说，那么儒家、墨家都在被排斥之列。墨家的言论较少，而儒家则《诗》《书》六艺都被儒家所称述，所以他历数诋毁尧、舜、文王、周公的事迹，必定借助儒家的言论来辩驳，所以那些辩难的篇章，大多标举儒家作为习射的靶子。这在韩非是不得不然的，君子不屑于计较。然而他的文章华丽善辩，意思刻薄深刻，后世的文章之士，大多喜欢阅读。只看重他的文章而不看重他的人，那么也未尝不可以参考吸取。王充的《论衡》就是效法《诸难》的文章而写的。效法他的文章，不是出于他的学说，而是也标举儒家加以诘难。而且他所诘难的，传记错杂，也不全出自儒家。强行坐实儒家的说法作为射箭的靶子，王充与儒家有什么仇怨呢？况且他的《问孔》《刺孟》等篇的辩难，认为儒家的学说不对，他的文章有点像韩非了。韩非贬低儒家，是为了申述刑名之学。王充的意思，又想申述什么呢？看他深深斥责韩非“指鹿为马”的比喻以尊崇儒家，况且他自叙辨别流俗的传闻讹误，想要端正人心风俗，这正是儒家的宗旨。那么王充是以儒家的身份去驳斥儒家吗？韩非的宗旨本来是有目的的，他的文章精妙不在于能斥责儒家。王充拘泥于他的文章，以为不斥责儒家文章就不精妙吗？一般人互相辱骂，大多反用对方的话来辱骂，这是常情。斥责对方的名字来辱骂，那么反骂的人必定会改换名字，这是势所必然。现在王充斥责儒家，是对方斥责反骂，而仍然使用自己的名字。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论王充》：范晔《后汉书》为王充作传说：“王充幼年丧父，乡里以孝顺称颂他。”杭世骏说：“所谓孝顺，是自己有善行不敢认为是善，自己有才能不敢认为是能，说：‘这是我祖先留下的，这是我祖父父亲培植教诲的。’乡人说：‘幸运啊！有这样的儿子，可以称得上孝顺了。’而我从王充那里听到的却不同。王充出身微贱孤门，世代祖辈勇猛任气，最终都不考虑他人。年成荒歉时，在道路上伤害杀人，怨恨仇敌众多。祖父王泛，以经商贩卖为业。生下儿子王蒙和王诵，任气更加厉害。在钱塘，勇猛气势凌人。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充写《论衡》，全部记载毫不忌讳。而且特别创设‘或人’问答，抬高自己以丑化他的祖先。尤其严重的言辞说：‘母黑子红，不妨碍做牺牲。祖先浑浊后代清澈，不标榜奇人。’禹是神圣的而鲧恶劣，舜是神妙的而瞽叟顽固。如果禹比鲧神圣，舜比瞽叟神妙，那么禹和舜就不能称为神圣。何况又把鲧说成恶劣，把瞽叟说成顽固，挂在嘴边，放在心上，写在简牍上，即使禹也难免于恶劣，舜也难免于顽固，即使非常神圣，怎么能称颂父亲？王充只知道用口舌来自我赞誉罢了。唐代刘子玄说：‘用名教来责备他，他是三千条罪过的罪人。’话说得精辟啊！我拿来充实我的话。况且立言是为了垂范教化，《论衡》这本书虽然奇特，但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过了。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等人，都是一代的作者，阅读他们的书却不醒悟其中的过失，大概不免于偏袒私好。而范晔又是不孝中特别严重的，随声附和，而且特别记载他孝顺。唉！孝子难道靠揭发亲人来成名吗？”

王充的立论，本来不足以作为准则，而我特别反复辩驳不止，难道是为了招致他的过错吗？大概是有绳墨规范罢了。临川人陈际泰，是小聪明的人，而对大道昏昧。写书告诫儿子，却用村学究的口吻刻画他的生身父亲。禾中无知的人，刊印他的文章以昭示世人，而把这话放在卷首。求学的人，都喜欢谈论并乐于传颂。唉！人的没有良心，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而它的开端确实是从王充开始的。王充自夸他的论说，开始似乎与众人不同，极尽听取他的结尾，众人于是认为他是对的。审视这样的谈论，就像中风病容易发作的人，胡言乱语不停，不必等到听完，就已经没有人不非议嘲笑他了。没想到后世还有辗转仿效的人，流传于笔端，那么他败坏人心而危害世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王充不仅敢于挑剔祖先的毛病，而且想要诬蔑前代贤哲。讥讽颜路平庸固执，说孔子、墨子的祖先愚笨，开始用来解脱自己的卑微，后来竟然把贤圣拉下来一起贬低。这种弊病，难道仅仅与众人不同而已吗！黄东发先生读《论衡》说：“王充说天地没有生育之恩，而比喻人身上的虮虱，想要完全废除百神的祭祀。即使是人生的父母骨肉，也因为‘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轻蔑忽视。这与路粹列举孔融罪状的说法有什么不同？”

译汪璐《藏书题识》卷二子部王充《论衡》三十卷，明代程荣校勘。卷末墨笔序略曰：（文字已有残缺。）王充字仲任，撰写《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写成之后，中原地区没有人传抄。蔡邕来到吴会地区，才得到这本书，经常秘密把玩，作为谈话的助兴资料，所以当时人说蔡伯喈得到了奇书。有人搜查他帐中的隐蔽处，果然得到《论衡》，抱着几卷拿走了。蔡邕叮嘱他说：“只有我和你共同拥有它，不要广泛传播。”后来王朗来任会稽太守，又得到了这本书。等到他回到许昌，当时人称颂他的才学进步了。有人说：“没见到奇人，应当是得到了奇书。”问他，果然说是因为《论衡》的益处。从此《论衡》开始流传。流传四方，到现在将近一千年。编写《六帖》的人只是摘录以备使用，编写《意林》的人只是抄录并把它与其他诸子著作并列。我们家乡喜欢藏书的人，往往亲手抄写在木牍上，珍视为传家宝。然而它的篇章卷帙有脱漏，文字杂乱不一，鲁鱼亥豕之类的错误很多，有的首尾颠倒而不连贯，有的句读改变而不合规范，因此阅读的人不能通晓它的文意。我从小喜欢收集书籍，对于《论衡》尤其多所购求，在十二年中得到俗本七种，大都是二十七卷，其中一种是程氏西斋所收藏的，大概是现在起居舍人彭秉曾所校对的；又得到史馆本两种，各三十卷，是户部郎中李秉前所校勘的。我曾经废寝忘食，查考众本，虽然大致经过修改，仍有缺失遗漏。我想那些誊抄的人错误地移动了文字，校勘的人妄加删削，导致条理纲目紊乱，主旨趣味违背，如果就这样流传，必定背离事实真理。现在研究核实几种版本，大都是以错误较少的版本为主，然后互相质疑谬误，追溯本源，错误的改正它，散乱的聚集它，亡失的追寻它，使断绝的重新连接，缺失的再次补全。只有古今字通用的，稍微保留。又进行改正涂注，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盼遂案：汪氏大概全抄了杨文昌刻书的序文，但中间有几处不同，所以录下供参考。

赵坦《保甓斋文录》卷上《书论衡后》：王充，是汉代儒者中固执乖戾的人，所以他写的《论衡》八十五篇，大多与圣贤的宗旨相违背。自古圣贤没有不敬畏上天的，敬畏上天所以早晚谨慎警惕以约束自己的身心，吉祥的征兆出现就不敢自夸，灾异的征兆出现就引咎自责。自责则政治修明，政治修明则民心稳固，祈求上天保佑生命的方法，不外乎这些。王充却凭他浅陋的智慧，反而驳斥这种说法。王充《变虚》篇说：“人不能察觉天所做的，天怎么能知道人所行的？”唉！古代端正心志的人，即使在隐蔽细微的地方，尚且不使留下丝毫遗憾，难道说对于明明在上天的，可以懈怠轻慢地对待吗？如果王充的说法实行，那么做人的道理就灭绝了，人将与禽兽没有区别。这是驱使光明正大的百姓都陷入昏暗无知，它的危害岂能说得尽！妖孽的兴起，是由人心产生的，心在下边动，征兆在上天显现。修省而不消除，一定是因为过失多而改正少，积累久而改正暂。王充《异虚》篇说：“见到妖孽就改变政令，怎么能消除祸患？”相信这样的话，就会任由妖孽出现而不警惕反省，我恐怕祸害将接连兴起而无法制止。雨水阳光不合时令，就必定向天祈祷，天虽然高远但精诚可以沟通，而且用来安定百姓。古人对此了解得清楚明白，所以水灾就击鼓责备群阴，旱灾就雩祭祈求苍龙。祈祷而得不到，务必施行抵御灾害的政治措施，道理和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王充《明雩》篇却说：“安然居住，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天自然下雨，自然出太阳。”唉！完全听任天的雨水阳光，必定也会听任人的自我治理或自我混乱，可以吗？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他能自我治理。达到极致，就可以参与天地的化育。像王充的话，为什么把自己置于无知而不自我振作呢？其他《商虫》、《治期》等篇，都违背政治权术，不值得说。至于《死伪》篇完全扫除鬼神的说法，好像圣王制定祭祀制度，都是虚无而没有根据的。鬼神若有若无，圣王不敢轻慢。鬼神是用来敦厚人心而辅助治国之道的，王充怎么能知道？周、秦以后，诸子百家杂出，混淆圣人的大道。背离仁义的没有谁比得上申不害、韩非，到了王充的《论衡》就更严重了。唉！敢于质问孔子、讽刺孟子，那就无所不用其悍戾了。

平步青《安越堂外集》卷四《书论衡后》：明代虞德园《淳熙序论衡》（在万历十一年）末尾说：“史书记载仲任年龄渐近七十，志气精力衰退，撰写《养性》书十六篇，不知道是谁隐藏了它，我非常不平，将向灵族氏询问。”查本书卷三十《自叙》篇说：“章和二年，罢官回家居住。年龄渐近七十，时候可以退休，（查：王充生于建武三年丁亥，到章和二年戊子止，六十二岁。）于是撰写《养性》书，共十六篇。”这就是范晔《后汉书》列传所依据的。章怀太子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年幼聪明。到太学，观看天子临幸辟雍，作《大儒》论。”自序篇又说：“闲居时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希望俗人看书后能自觉。”又说：“王充既然厌恶世俗人情，作《讥俗》书，又怜悯人君的政治，只想治理百姓，不得其宜，不明白其事务，愁苦思考，看不到方向，于是作《政务》书。又痛恨伪书俗文，大多不真实诚恳，所以作《论衡》书。”根据自叙所说，仲任撰写的篇籍，不仅《论衡》、《养性》。《大儒》论或许因为年少作品而被丢弃。《讥俗》、《节义》及《政务》书，现在也不流传。不能与《论衡》一起流传于天地之间。这与王汝麋感叹桓君山《新论》失传是同等的遗憾。德园仅仅不平。不知道是谁隐藏了《养性》书。哪里知道仲任究论当世的得失，《论衡》百余篇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万字。《论衡》得到蔡中郎、景兴先后传播，盛行于世。范蔚宗常见其言论，所以只说“解释物类同异，纠正时俗嫌疑”，略举大意，不记载其篇目。假如《讥俗》、《政务》尚存，也应当像记载《潜夫论》的《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五篇，记载《昌言》的《治乱》、《损益》、《法诫》三篇，足以观察当时的风俗政治。简略撮取其大意，记载在本传中，却唯独没有，大概是因为它们亡佚很久了，不只是《养性》十六篇，起初并不是有人秘玩作为谈资，隐藏在帐中隐蔽处。德园想向灵族氏询问，太固执了！

译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七《论衡》三十卷（明通津草堂刊本。）

关于王充的族姓、生平事迹，在《自纪》篇中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了。范晔《后汉书》列传记载：“王充字仲任，曾经在太学求学，拜班彪为师，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家中贫穷没有书，曾游历洛阳的市场，阅读所售卖的书籍，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于是广泛通晓诸子百家的言论。王充喜好论辩解说，起初看似诡异，最终却有道理和实证。他认为世俗儒生拘守文字多失去真实，于是闭门潜心思考，断绝庆吊礼节，门窗墙壁各处都放置刀笔，撰写《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事物类别的同异，纠正当时世俗的嫌疑。”订正百家学说的虚妄，诘问九流学派的拘泥荒诞，天人之间的关系全都融会贯通，性命之理没有不穷尽的，剖析事理折中公允，这本书最为突出。写成之后，中原地区没有流传的人。蔡邕进入吴会地区才得到它，常常秘密玩味作为谈资，所以当时的人嫌蔡邕得到异书。有人搜寻他帐中的隐蔽处，果然得到《论衡》，抱着几卷拿走了。蔡邕叮嘱他说：“只有我和你共同拥有，不要广泛传播。”后来王朗来担任会稽太守，又得到了这本书。等到回到许昌，当时的人称赞他的才学进步。有人说：“没有见到奇人，应当是得到了奇书。”询问他，果然因为《论衡》的益处，由此才流传开来。流行四方，至今将近千年。编写《六帖》的人只是摘录以备使用，编写《意林》的人只是抄录而把它等同于诸子。我们家乡喜好藏书的人，往往把书柜当作家宝。然而它的篇章卷帙脱漏，文字驳杂，鲁鱼亥豕之类的错误很多，有的首尾颠倒而不连贯，有的句读改变而不能通读。我幼年喜好聚书，对于《论衡》尤其多购买获得，在十二年中得到俗本七种，大都是二十七卷，其中一种是程氏西斋所藏，大概是当今起居舍人彭乘曾经校对的；又得到史馆本两种，各三十卷，是库部郎中李秉以前校对的。我曾经废寝忘食，探讨搜寻各种版本，虽然大致经过修改，仍然互相有缺失遗漏。推测是誊录的人错误地推移，校勘的人妄加删削，导致条理纲目紊乱，旨趣违背，如果就这样流传，必定偏离真理。现在在几种版本中研究核实，大都以错误较少的为主，然后互相质疑谬误，追溯本源，错误的翻译校正，散乱的聚集，亡失的追寻，使断绝的重新连接，缺失的再次补全。只有古今字有通用的，稍微保留。又进行改正涂注，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如同日月星辰附着于天，顺应经度而运行轨道；如同河海记载大地，从源头到归宿而安流。它的文章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作为谈资、增进才学而已！确实是士君子的先觉者。执笔的士人，能不秘密玩味吗？于是招募工匠刊印，希望流传不泯灭，对学者有益。不是夸耀自己的功劳，不敢和王充、蔡邕等人一样，等待搜寻然后得到而共同拥有，询问然后说出它的益处。时值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论衡》三十卷（明刊本卢抱经校藏。）

前面有虞淳熙序，卷六后有卢召弓学士校正，间或用墨笔在卷眉记录孙志祖、梁玉绳的校语。末尾记载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七翁卢文弨细校完毕。次年甲寅重新细校，五月十九日完成。”有抱经堂印、文弨校正两方印章。按：这本书以宋庆历年间杨文昌定本为善本。到元朝年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刊杨本，明通津草堂所刻即出自这个版本。这个程氏丛书又出自通津本。

谭献《复堂日记》

阅读《论衡》，王仲任是文士的见解，穷达左右他的志趣，所说的辨析而不中肯。自己命名书为《戒虚妄》，却师心自用妄作，违背经训的很多。阴阳灾异一概归于虚妄，而笃信命运遭遇，认为贤愚同样被气所局限。困顿之士，有激愤之言，不可作为典要。王充诃责墨家诘问儒家，历数诋毁世论。如果把圣贤和流俗一概衡量，坚持的虽然有根据，所说的不甚成理。终究不及周末九流偏至振奇，可以自持其说。王充在杂家中为第二流，《吕览》、《淮南》不容易企及。文体杂乱而不驳杂，西京的风气未远。唯独他的出入起落，斗乱而不乱，又挥之不断，是独到之处。招致篇缺失，大都是说灾祥，无关人事。福建陈氏有足本未录副，忘记它的大意了。

蒋光煦《东湖丛记》卷六《论衡》

王氏《论衡》通行本，以通津草堂刊本为胜，程荣本不及。唯独《累害》篇“污为江河”下脱四百字。张氏《藏书志》也说“而所阙之文，莫能考见”以为遗憾。偶然从西吴书舫购得元刻十五卷本有之，急忙录下送给读这本书的人，不想成为帐后之秘。盼遂案：四部丛刊本已据宋本补入此四百字，今不再录。

朱学勤《结一庐遗文》卷下明钞本《论衡》跋

王仲任《论衡》三十卷，自宋朝已无善本。庆历五年，杨文昌合校诸本，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始为完书。干道乙亥，洪文惠重锓于会稽。到元朝年间，刘氏又刊刻。正德之初，板存于南雍，现在都不可得见了。世所通行的，通津草堂本为最古，而脱误无从是正。我在京都书肆得到这个本子，尚是明人从宋椠本传录，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其余异同也以钞本为长。然而《招致》的缺失，《仓光》的讹误，则两本俱同。王仲任自谓庶几之才，正俗决疑，每多争辨，虽失之繁冗，而解颐者亦多。至于说孔壁中得《尚书》百篇，礼三百，左氏传三十篇，又说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得九篇本三十篇，这与晋杨方所谓《周官》出自孔壁中者，都疏舛之甚。恐怕学者因为王仲任是汉人，认为他的话可信，所以附辨之，希望考古者不被所惑。同治四年六月甲辰仁和朱学勤跋。

译曹元忠《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中《元修宋刊牍背纸印〈论衡〉残本跋》：宣统二年冬十月，偶然游览厂甸书市，见到《论衡》残本，从第二十六卷到第三十卷，共五卷，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刻有刻工毛奇、梁济、卓佑、许中、陈俊、赵通、潘享、周彦、徐颜、李文等人的姓名，都是宋代刊刻的。字体方正浑厚，间有元代修补之处，刀口极锐，笔画瘦硬挺拔，版心也有杨、昌、良等字标记，用延佑五六年间的公文背面纸印刷，即使是缺失的版页也用这种纸画出版框样式钉入，成书两册，首尾有凤阳朱文“陈氏家藏”白文印。我这才知道这是宋代洪适会稽蓬莱阁本，元代宋文瓒补刻的，于是出高价购回。查阅《爱日精庐藏书志》，关于《论衡》有元至元刊本（小字十五卷本），记载乾道丁亥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题跋说：“右边是王充《论衡》三十卷。辗转抄写久了，错讹越来越多，几乎有不可读的地方。用几个版本让僚属参校，还是没能尽善。刻在木板上，藏在蓬莱阁，大概有避开堂舍之意。”又有元刊明修本（应当就是此本，而有弘治、正德年间的修版），记载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序言说：“番阳洪公在会稽蓬莱阁下重刻，岁月久了，文字模糊，不可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用所藏善本重新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而其版本又完整了。”按：韩性字可善，鄞县人。见贝琼《清江集》韩处士碣铭。根据韩序，知道元代洪本《论衡》，仍在会稽蓬莱阁，所以由绍兴路补刊。而韩性序其事，所署至元为顺帝后至元。其实六年之后已改至正，韩性还说七年仲春，难道绍兴地处海隅偏僻，没来得及知道吗？从至正元年辛巳，上推延佑五年戊午，六年己未，相距二十多年。用当时的公文背面纸印书，因为那纸也是绍兴路总管的物品，背面有县尹何玉的给由，县尹赵好礼的给由，并题延佑六年上半年可证。然而这残宋刊本，还是元修元印。向来藏书家，对于此书常说元代重刻庆历五年杨文昌本，哪里知道元代是补刻，而非重刻。而且元代补刻的是乾道丁亥洪适本，而非重刻庆历乙酉杨文昌本，都可以据此纠正。又近代日本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称其国秘府有宋本《论衡》二十五卷，其行款格式，并刻工姓名，与此完全相同，而缺卷二十六以下。那么他所缺的，就是这五卷，如果能够拼合，岂不快哉！于是请陈侍郎弢庵署检，而自己写在后面，以验证将来。三年辛亥夏四月，元忠，在京邸凌波榭写记。

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四《论衡》三十卷（宋椠本求古楼藏）：卷首题《论衡》卷第一，王充，接着列出篇章目录。每半板十行，每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界长七寸一分，幅五寸，左右双边，版心记刻手名氏。文字遒劲，笔画端正，极有颜真卿笔法，加之镌刻鲜明朗润，纸质细腻，墨光焕发，如同法帖，实在是宋椠中的绝佳者。卷中如完、慎、贞、桓、征、匡、朗、竟、恒、让、玄、殷、弘、照、构、敬、树等字，都缺末笔。累害篇“夫如是市虎之讹”云云一张，诸本都脱落，唯独此本岿然独存，应当补其缺失，尤为珍贵。第二十六卷至终阙逸。

傅增湘《藏园东游别录》《论衡》二十五卷：宋刊本，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中记《论衡》几，下记刊工姓名。刊工可辨认的，有李文、李宪、王政、王永、陈长、陈振、杨昌、赵通、童志、卓佑、潘亨、章宥诸人名。书名标《论衡》卷第几，下空五格题王充。目录低二格，横列两排，下接连正文。有细川润次郎跋，言“此书本狩谷掖斋与本村正辞各藏其半，幸得全璧。”大概是久分而复全，然而尚缺卷二十六至末五卷。

《中大季刊》一卷四号黄侃《汉唐学论》：东汉作者，断然推崇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余。自西汉以来，直到此时，才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实在欢喜。然而窥其渊源所自，大抵推衍杨雄、桓谭，那么也不是独创之解。又善于破敌而无自立之能，陈列众言，加以评骘而已。其对于玄理，终究不可说无功。

孙人和《论衡举正》自序：自从嬴秦焚书坑儒之后，古籍荡然无存。汉代所收，十仅一二，加之谶纬纷作，淆乱群经，崇尚恢奇，标举门户，或者废视而任听，或者改古以从今，最终导致真伪杂糅，是非倒置。仲任生当两汉之交，匡正谬传，畅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砭俗；自然所论，颇识道原。虽然间或逞胸臆，语有回穴，要皆推阐原始，不离于宗。至于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只是世儒鲜通，以其所论，违背常心，逆俗耳，习焉而不察。更因为抄写不慎，铅椠屡讹，纰谬差池，几乎难以卒读。近来俞氏荫甫、孙氏仲容始加考证，而阙陷尚多。我雅好是书，不能释手，每获一义，辄识简端，积累多年，粗有是正。友人吴君检斋、陈君匪石复有同好，颇获新知。于是利用暇日，写成四卷。此外疑难之处，正复不鲜。传不云乎，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甲子元月元日，盐城孙人和。

译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二册（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出版。）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小序：馆藏宋版《论衡》残本，是民国十年清理清内阁档案时获得的。原书仅存第十四卷至第十七卷一册，版框高六寸五分，每半叶宽五寸，为十行，每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间有双行夹注，则三四字不等。书中“树”字缺笔作□，“殷”字缺笔作□，“征”字缺笔作□，“恒”字缺笔作□，而“旭”、“煦”等字皆不避讳，审定为熙宁年以前的刻本。于是取明通津草堂本进行校勘同异，其中脱漏错误补填之处，逊于通津本的地方所在多有。因为它是古本，姑且刊印发布，以等待喜好古学的君子详细考察。

董康《书舶庸谈》卷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日记记日本图书寮藏书：《论衡》二十五卷，宋椠本。书名题写《论衡》卷第几。（卷尾相同。）下方题写王充。（低十字。）目录分两排，与正文相连。上排低二字，下排低十一字。也有作一排的。篇名低四字。版高七寸，宽五寸二分。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鱼尾标写《论衡》几，下方有陈振、陈长、王政、□六、赵通、杨昌、李宪、童志、卓佑、王永、潘亨、李文、章宥等刻工姓名。存有卷一至卷二十五。前有细川润次郎的和文跋文，说前十二卷是狩谷掖斋求古楼的藏书，其余是木村正辞的藏书。然而纸张长短颜色实为一书，大概是失散后又重新合拢了。刘盼遂按语：宋本《论衡》的行款格式，读此可知。当时北京图书馆派人拍照，拟付印，可惜最终没有成功。

唐兰《读〈论衡〉》：十二月初五晚上，校读完毕。王充应当生活在文辞胜过实质的时代，发扬他的独特见解，以核实考证为先，虽然过于相信短浅的言论，言语混杂着愚昧幼稚，但在当时已经难能可贵了。然而他关于高祖不是龙子以及驳斥谶纬书籍的说法，都触犯了世间的忌讳，幸好他放言于岩壑之间，藏于秘书箧中，所以没有像祢衡、嵇康那样遭受祸患。汉朝末年，横议蜂起，议论政事的有仲长子、崔实之流，议论经学的有许君、郑君，议论法度的有诸葛武侯，议论哲理的有本书及应劭。当世道隆盛时，学者时日宽裕，性情品行醇厚笃实，有疑问不质询，纲举目疏。等到世道衰微时，往往救死尚且来不及，而邪说横起，则又不得不采取刻薄苛刻的手段来矫正它。开始还炫耀其新奇，最终则流于偏激放荡。看史书记载蔡邕秘密以此作为谈资，王朗因此称赞他的才能并引荐他，可知学者喜欢荒诞奇异之说，实在是风气使然。应劭、孔融继其后，而孔融更加放荡不羁。至于他与荀侍中讨论吃伴食没有嫌疑，说伴食不是会友，就像鸟兽而能说话罢了。（见《傅子》。）又《孔融传》中记载路粹诬奏孔融有云：“父亲与儿子，应当有什么亲情？论其本意，实在是情欲发作罢了。儿子对于母亲，又是什么？譬如寄物瓶中，出来就分离了。”虽然是忌妒者的言论，衡量孔融生平，推测他应当发出此言。而且情欲之说，本源于本书《物势》篇。孔融与蔡邕友善，路粹乃是蔡邕弟子，固

译当知道其原出何处，却反而借此作为罪状，险恶之人的长技，固然不足论，而谈论哲理的弊端，竟至于此，大概也是王充等人所不及料想的吧！然而从此这种风气渐渐广泛，嵇康、阮籍以下，流变为清谈。儒、释、老、庄，辩议日益增多，议经议礼议律，纷然莫可究诘。到唐代才稍息。中叶以后，韩愈辟佛，啖助解经，又复继起。到宋代分析哲理更加精细，然而异说也越来越多。元代以朱子为宗，才略定。到明代中叶，则王阳明出为异议，杨慎、焦竑伪炫古籍。到清代复崇朱子，才稍定。而康熙、乾隆以后，宋翔凤、庄存与、龚自珍、魏源之类，又腾起异说，以至于今。那么，学者立言，每每缘于当世的风尚，言论的平正或偏颇，也系于世道的盛衰。君子于此，必有以调节它，而选择其所处。

张宗祥《〈论衡〉校订三卷附记》（摘录）：张宗祥校此书，首先得到通津草堂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后得蒋氏五砚斋藏元刻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即莫郘亭所著录者。此书大黑口，脱讹至多，虽每行二十四字，然以缺字案之，则与每行二十字者同列，疑为明初坊间覆元本，非真元本也。（书中所称元本，即指此本。孙仲容先生所据校之元本，亦即此本，故误字皆同。仍元刻之名者，莫氏已名之，故未改。）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知蒋氏之书与至元本行款不同矣。云覆元者，以其亦并两卷为一卷，易三十卷为十五卷也。嗣复得三朝本。行款与通津同。恐即据洪刻之旧元明递修者，惜无序跋可据。最后得孙校本及过校宋本。过校宋本者，即日本涩江氏之本，止于二十五卷以下缺五卷之本也。宋刻本每半页十行，行十九至二十一字不等。此书讹夺，各本不免。《累害》篇缺文，宋、元均有。明刻惟通津本不缺。至十五卷《招致》一篇，则宋、元本亦缺，不知庆历本如何，恨未得见也。岁甲寅，与朱君蓬仙、单君不同在故都同校此书，析疑问难，颇极友朋之乐。未几，蓬仙先亡，今不死亦数年矣。当时皆未卒业，不知二君校本尚在人间否？念之黯然。（刘盼遂按语：朱校元本，曾藏马幼渔裕藻处。马书散后，不知所在。）居沪上时，曾取古书中注语以订此书，累然满牍。然悉引诸书，未敢以己意擅注也。既而依《洛阳伽蓝记》之例，写定一部，付之商务印书馆。值东省沦亡之后，海上亦遭兵燹，书毁于火。第二部写定于癸酉，受书之人，遭罪下狱，竟不复返，此志遂隐。今节录校语，得此三卷，非敢居仲任之功臣，盖欲留十余年来校订之迹也。充之著作，凡分四部，一讥俗之书，二政务之书，三论衡之书，四养性之书，皆见自纪。讥俗之书十二篇，养性之书十六篇。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二篇耳。然诸书皆不传，所传者独论衡之书八十五篇耳，则知古人著述湮没不彰者多矣。充之书，自《史通》后，非之者多矣。然当谶纬盛行之日，独能发其幽思，证彼虚妄，才智过人远矣，安可执儒家之言以绳

译之？此非为乡先哲辨诬，有识者自能知之。

译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子部一论衡三十卷（通津草堂本。）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曾在太学求学，以班彪为师，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家中贫困没有书，曾游历洛阳集市，阅读所售卖的书，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于是广泛通晓诸子百家的言论。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蔡邕进入吴地，才得到此书，常常秘密玩味，作为谈资。后来王朗任会稽太守，又得到此书，等到回到许昌，人们时常称赞他的才学进步。于是说：“没有见到奇异的人，应当得到了奇异的书。”询问他，果然因为《论衡》的益处，由此于是被传扬。见于范晔、袁山松所著的书中。（郭氏《登峰编》收录历代自叙传文钞一百四十篇，《论衡》自纪也在其中，像司马迁、班固等人的作品，固然值得诵读。但金代王若虚《文辨》第四说：“古人有时写自传，大抵姑且寄托兴致罢了。像五柳先生、醉吟先生、六一居士之类是可以的。苏辙著《颍滨

译遗老传》，详细叙述平生出处言行的细节，并且诋毁众人的智慧以显示自己，从头到尾上万几千字，可以说是好名而不知体统了。后来用空相之说破除它，认为不必留存，大概也是自觉其失误吧？”据此可知自传文有时固然不太可信。）此书日本藏有宋刻残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不等，版心记载刻手姓名。说其文字遒劲，笔画端正，极有颜鲁公的笔法。卷中如完、慎、贞、桓、征、匡、朗、竟、恒、让、玄、殷、弘、照、构、敬、树等字都缺末笔。《累害篇》“夫如是市虎之讹”云云一张，其他版本都脱漏，唯独此本保存，应当补其缺漏，尤为可贵。虞山瞿氏则藏宋刊元、明补本，说是庆历年间杨文昌刊刻，等到元至元年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补刻，所以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的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两行说：“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这是明代补刻的证据。至于平江黄氏所藏钱东涧评校本为宋刻元、

译明修补者，荛圃说：“用来校勘程荣本，知道其佳处不少。程本实际上依据通津草堂本，通津本乃从此本出。”大概此本文字胜于其他版本特别多。朱氏结一庐在京都书肆得到明钞本，说“是明人从宋椠本传录，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其余异同也以钞本为长。然而招致的缺漏，仓光的讹误，则两本都相同。朱氏说此书自宋代已无善本，庆历五年，杨氏合校诸本，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才成为完书。干道乙亥，洪文惠才开始在会稽刻印。至元年间又刊刻。正德初年，版存南雍，现在都不可得见了。世间通行的，通津草堂本最古，而脱误则无从校正”云。此本首有目录，卷端体式与宋本同，半板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卷末题曰周慈写。考嘉靖年间，袁褧刻宋本六家文选，也题周慈写，可证此本也是嘉靖刊刻。《累害篇》内一张脱去，大概其所依据的本子，也偶然佚失。文句不连贯，增加一个“毫”字，以连接前后

译。程荣以下诸本，沿袭而不改正，贻误后来，不可阅读。今特将此叶补录书中。朱氏称仲任自谓庶几之才，正俗决疑，每多争辨，虽失之烦冗，而解颐者亦多。至于说孔壁中得《尚书》百篇，《礼》三百，《左氏传》三十篇。又说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得九篇，原本三十

译朱骏声著《论衡简端记》若干卷，见于《石隐山人年谱》朱师辙附识。按：该书未见传本。

刘师培著《论衡校补》四卷，见于《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十七期刘申叔所著书目所列。按：宁武南氏刊印《刘申叔遗书》未收录此书，怀疑原稿仍被某人所扣押，因此未能刊印。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学教授阜克泽将《论衡》译为英文本，见于贺昌群悼念洛佛尔氏的文章中。

《学生国学丛书·论衡》，选取三十篇，摘录要点，加上简要注释。由高苏垣主编，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标点本《论衡》上下两册，由陶乐勤编，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前有曹聚仁小引。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标题：苏联出版关于我国古代哲学家王充的书籍。据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九日讯，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了阿泊洛尼·彼得罗夫的新作《王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者》。彼得罗夫在这本书中指出，王充的学说是古代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这种学说是在同宗教神秘论和迷信的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彼得罗夫是苏联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家，他曾经写过《中国哲学史概要》、《关于中国唯物主义者世界》以及介绍中国古代大哲学家之一王弼的论文。

后记

《佩文韵府》二冬韵，“龙”字下“三龙”条，注引王充《论衡》说：“蔡邕、崔寔号称并凤，又与许受号称三龙。”按：王充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怎能预知蔡邕及崔寔，而作诗咏叹他们？断定这条不是《论衡》的文字。

《艺文类聚》卷九十三马类引《论衡》说：“杨璇任零陵太守时，桂阳贼起。杨璇于是制造马车数十辆，在车上用袋子盛放石灰。等到交战时，从车上扬起石灰对着贼军阵势，随即鸣鼓攻击贼军，大破敌军。”按：《后汉书》卷六十八《杨璇传》记载此事，发生在汉灵帝时期，王充怎能预知灵帝时的事？其为误引，应当与《佩文韵府》相同。

论衡校释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六

实知篇

盼遂案：《论语·为政篇》：“孔子说：‘由，教给你什么是知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知。’”本篇实际上就是发挥这个意思。末尾引用见说用不能解开不可解的结，尤为恰当的比喻。

儒者议论圣人，认为圣人能预知千年前的事，后知万世后的事，有独到的眼力，独到的听力，事情来了就能命名，不学习就自然知道，不询问就自然明白，所以称为圣，〔圣〕则神了。此处疑脱一个“圣”字，因重文而脱漏。如果像蓍草、龟甲那样预知吉凶，蓍草称为神，龟甲称为灵了。贤者才能低下不能达到，智慧低劣不能预料，所以称为贤。名称不同则实质不同，本质相同则称谓相同，以圣人的名义来论，可知圣人卓越超群，与贤者不同。

孔子将死，留下谶书，《众经音义》卷九引《三苍》说：“谶，是秘密的书。出自河图。”薛居正《孔子集语》、《太平御览》卷七〇六引均作“秘书”。按：《书虚篇》说：“谶书说，始皇到沙丘而死。”《案书篇》说：“谶书说，董仲舒乱我书。”那么这里作“谶书”没有错误。说：“不知哪一个男子，自称秦始皇，登上我的堂屋，坐在我的床上，颠倒我的衣裳，到了沙丘而死。”后来，秦王兼并吞并天下，朱校元本“吞”作“并”。号称始皇，巡狩到鲁地，观看孔子故居，乃至沙丘，途中生病而死。又说：“董仲舒乱我书。”乱，是治理的意思，或者说是烦乱。仲任认为是终结。见《案书篇》。《后汉书·钟离意传》注引《意别传》说：“钟离意任鲁相，到任后，拿出私钱一万三千文，交给户曹孔欣修理夫子车。亲自进入庙堂，擦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清除堂下杂草，在土中挖出玉璧七枚，张伯私藏了一枚，把六枚报告给钟离意。钟离意命令立主簿安置在几案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挂的瓮，钟离意召来孔欣，问这是什么瓮。回答说：‘这是夫子的瓮。背面有丹书，人们不敢打开。’钟离意说：‘夫子是圣人，所以留下瓮，想要悬挂示以后贤。’于是打开它，里面得到素书，（《郡国志》注引《汉晋春秋》作‘古文策书’。）文字说：‘后世修我的书，董仲舒。护我的车，拭我的履，开我的笥，会稽钟离意。（《汉晋春秋》说：‘乱我的书，董仲舒，治我的堂，钟离意。’）璧有七枚，张伯藏了一枚。’钟离意立即召问，张伯果然服罪。”《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注，说钟离意在永平年间任鲁相。不知仲任这篇文章，是依据钟离意所得的素书，还是另有依据？后来，江都相董仲舒，论思《春秋》，撰写传记。又说：“亡秦者，胡也。”《易纬·通卦验》说：“孔子表洛书摘亡辟说：‘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皇感河出图，挺白以胡。’”《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挟录图，见其传说：‘亡秦者，胡也。’”《公羊哀十三年传疏》引《春秋说》说：“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正起，胡破术。”后来二世胡亥，竟然灭亡天下。用这三者来论，是圣人后知万世的效验。孔子出生不知其父，如果母亲隐瞒，《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怀疑其父墓处，母亲讳之。”《礼记·檀弓》说：“孔子少孤，不知其墓。”郑注：“孔子的父亲与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注《奇怪篇》、《诘术篇》。不查看图、书，不听取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是圣人前知千岁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