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五

译《论衡校释》卷第五

异虚篇

盼遂按：本篇只论述殷高宗桑榖生于朝廷而预示灭亡这一件事。

殷高宗的时候，高宗，即武丁。有人说是中宗太戊。注解详见《无形篇》。桑树和榖树都生长在朝廷里，“榖”字，《变虚篇》误写为同字。天启本以下版本作“谷”，也是错误的。《无形篇》、《顺鼓篇》、《感类篇》作“榖”，是正确的。《说文解字》木部：“榖，楮树。从木，谷声。”《小雅·鹤鸣》毛传：“榖，恶木。”《正义》引陆机疏说：“幽州人叫它榖桑，荆、扬地区的人叫它榖，中州地区的人叫它楮。殷中宗时，桑榖共生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江南人绩取它的皮来织布，又捣碎它来造纸，叫做榖皮纸，洁白有光泽，内里很好。它的叶子刚长出来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焦竑《笔乘》说：“《史记》：‘桑榖共生。’榖，树名，皮可以造纸。榖从‘木’，音构。谷从‘禾’，音谷。从‘米’，音叨。现在大多混淆。”方以智说：“榖一曰构，它高大皮色斑驳，果实像枫树果实，成熟后变红。”七天就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史记·殷本纪》、《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上》都写作“一暮大拱”。《吕氏春秋·制乐篇》写作“比旦而大拱”。《尚书大传》、《汉书·五行志》、《说苑·敬慎篇》、《书》伪孔传、《孔子家语·五仪解》都与此相同。《韩诗外传》卷三写作“三日”，大概是字的错误。《大传》郑玄注：“两手合抱叫拱。生长七天而看到它的大小满两手。”高宗召见他的宰相并问他，宰相说：“我虽然知道，但不能说。”于是问祖己。祖己说：“桑榖是野草，郑注：‘这是树木，却说草，没听说过。刘氏认为属于草妖。’沈赤然《寄傲轩读书随笔》说：“传言桑谷都生长在朝廷，怀疑桑谷本是两样东西。谷不能说成木。草可以概括木，桑为什么不可以称为草？”按沈说“谷不可言木”，是读五谷的“谷”，而不知道“谷”是“榖”的误字。榖，木名，不是草。却生长在朝廷，意思是朝廷要灭亡吗？”《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刘向的话说：“殷道已经衰败，高宗承接弊政而起，尽凉阴之哀，天下响应。既然获得显赫荣耀，就怠慢政事，国家将危亡，所以桑谷的异象出现。桑通丧。谷通生。杀生的权柄，失去而在下位，接近草妖。另一种说法：野木生长在朝廷而突然长大，小人将暴居大臣之位，危亡国家，象征朝廷将成为空虚的应验。”后一种说法，就是祖己的意思。高宗惊恐害怕，端正自身实行正道，思考先王的政令，彰明养老的道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遗落的人才，桑榖就消失了。三年之后，有六个国家的诸侯通过翻译来朝见，《尚书大传》、《说苑·敬慎篇》都相同。《说苑·君道篇》作“七国”，《家语·五仪解》作“十有六国”，皇甫谧说“七十六国”，说法各不相同。于是享受百年的福分。见《气寿篇》注。此文依据《尚书大传》。

高宗，是贤明的君主，因为感应桑榖生长而询问祖己，实行祖己的话，修明政治改变行为，桑榖的妖异消失，诸侯朝见而国运长久。修善的道义深厚，所以瑞应的福泽优厚。

这是虚妄的言论。

祖己的话，是说朝廷应当灭亡啊！盼遂按：“哉”是“者”的形误。这句话是引起下文的话。朝廷的应当灭亡，就像人应当死亡。人想要死，怪事出现；国家想要亡，期限到了。人死命终，死了不再复活，亡了不再存在。祖己的话关于政治，天启本、程、何、钱、黄本都作“政”。王本、崇文本作“改”，不对。对不灭亡有什么益处？高宗的修行，对消除祸患有什么益处？家人看见凶兆修善，不能得到吉利；高宗看见妖异改变政治，怎么能消除祸患？消除祸患尚且不能，何况能招致六国，延长国运到百年呢？所以人的生死，在于命运的夭折或长寿，不在于行为的善恶；国家的存亡，在于期限的长短，不在于政治的得失。“于”字依据上文例子，应当在“期”字上面。

考察祖己的占卜，桑榖是灭亡的妖异，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即使修孝（教）行，孙曰：“孝”字在意义上没有可取的。高宗修政改行，以消除桑榖，不是孝行。“孝”疑是“教”的坏字。又有什么益处呢？用什么来证明呢？鲁昭公的时候，昭公二十五年。鸲鹆来筑巢，《运斗枢》说：“巢于榆。”（《公羊传疏》。）师己采集文、成两代童谣的话，师己，鲁国大夫。文、成，鲁国先君文公、成公。现在《左传》“成”作“武”，传抄的错误。唐石经、《汉五行志》、《史通》、《文选·幽通赋》注引传，都与此符合。有鸲鹆的话，现在有来巢的验证，就占卜说是凶兆。后来昭公被季氏驱逐，逃到齐国，郈昭伯与季平子因为斗鸡有嫌隙。又季氏的族人中有淫妻进谗言，使季平子与族人互相厌恶，都诬陷季平子。昭公于是讨伐季氏，被击败，出奔齐国，驻扎在干侯。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传。国家果然空虚。都城有空虚的验证，“虚”读作“墟”。《指瑞篇》：“鲁国的都城，且成为丘墟。”盼遂按：“虚验”应当是“应验”，因上文“虚”字而讹误。“虚”字，汉隶作“”，形与“应”近。所以野鸟来筑巢；师己处理它，“处”，意义见《本性篇》。祸意竟如占卜。盼遂按：“意”是“竟”的误字。假如昭公听到师己的话，修行改政为善，若居高宗的操守，终究不能消除，盼遂按：“居”字是“若”字的误字。为什么呢？鸲鹆的谣谚已经预兆，出奔的祸患已经形成。鸲鹆的预兆，已经出现在文、成两代了。根生长，叶子怎么能不茂盛？源头发出，水流怎么能不广阔？《文选》张茂先《励志诗》注引“源”上有“自”字，那么“流”字句绝，不对。这还算近的，不足以用来论述。

译夏朝将要衰亡的时候，两条龙在宫廷中争斗，吐出了唾液后离去。《奇怪》篇注。夏王将唾液装在匣子里收藏起来。夏朝灭亡，匣子传给了殷朝；殷朝灭亡，匣子传给了周朝，传承的就是这个匣子。历代都没有打开它。到了周幽王的时候，应当是周厉王。《奇怪》篇误写相同。打开匣子查看，唾液流到庭院里，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大鳖，跑进后宫，与宫女交合。《郑语》记载：“宫廷里的小宫女，还没成年就遭遇了它，成年后怀孕，在周宣王时生下了孩子。没有丈夫却生育，害怕而抛弃了她。卖弓箕的人收养了她，逃到了褒国。褒国女子进入王宫。”于是生下了褒姒。褒姒回到周朝，周厉王惑乱，应当是周幽王。国家于是灭亡。王先谦案：“幽王”与“厉王”互相颠倒。王充大概因为习惯“幽、厉”连称，于是弄倒了顺序。幽王、厉王距离夏朝，认为有一千多年，“以”、“已”字通用。两条龙争斗的时候，幽王、厉王、褒姒等人还没有出生。周朝灭亡的妖异，已经出现很久了。妖异出现，祸患怎么会不发生？祥瑞显现，福气怎么会不来？如果在两条龙争斗的时候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位君主。”《史记集解》引虞翻说：“龙自称是褒国的两位先君。”这就是褒姒应当出生的验证。龙自称褒国，褒姒就不得不出生，出生了周厉王就不得不昏庸，应当是周幽王。《偶会》篇没有错误。昏庸了国家就不得不灭亡。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亡”字脱漏，语义不足。《变虚》篇：“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句法与此相同。本书重复的字常常脱漏。《韩非子·亡征》篇：“灭亡的征兆，不是说一定灭亡，是说可以灭亡。”王先谦案：应当补上“亡”字，“亡征已见”成句。即使五位圣人十位贤人一起抵御它，最终也不能消除。善与恶本质相同：吉祥的征兆出现，国家必定兴盛；凶恶的征兆显现，朝廷必定灭亡。“祥”同“象”。认为凶恶的怪异可以用善政来消除，这就等于说吉祥的瑞兆可以用恶政来消灭。黄河的源头出自昆仑山，《汉书·张骞传》：“古图书说黄河所出的地方叫昆仑。”《西域传》：“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山，一个出于阗。”徐松说：“其实黄河有三个源头：出自葱岭的，还有南河、北河之分，加上于阗河共三个。”详见《尔雅·释水》郝懿行疏注。它的支流散布在九条河道中。《尔雅·释水》：“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为九河。”假使尧、禹用善政来抵御它，最终也不能让它回流，这是水势自然如此，人力不能禁止。黄河的源头不能禁止，两条龙不能消除，那么桑树和楮树（桑榖）的异常生长也就不能抵御了。

天命应当兴盛的时候，就像春气应当变为夏气一样；它应当灭亡的时候，就像秋气应当变为冬气一样。看到春天微小的嫩芽，吴云：“微叶”应当是“微櫱”，字形相近而误。下文“其犹春叶”，错误相同。就知道夏天会有茎叶；王先谦案：“微叶”怀疑是“微芽”的误写。下“春叶秋实”的“叶”，也是“芽”的误写。看到秋天落下的果实，零，落的意思。就知道冬天会有枯萎的草木。桑树和楮树的异常生长，就像春天的嫩芽和秋天的果实一样，必然性就像验证一样确定。“犹”字怀疑是受上文影响而衍生的。现在详细考察修明政治改变行为，怎么能消除它？王先谦案：“详”怀疑是“设”的误写。

周朝灭亡的征兆，在夏朝时就已经显现，又怎么能知道桑树和楮树的异常生长，不是为纣王灭亡而出的呢？或许是祖己说的，应当是“之言”，传抄时误倒。相信野草的占卜，失去了远近的实情；高宗询问祖己之后，端正自身实行正道，六国诸侯，偶然朝见而至。高宗的天命，自然延长没有终结，那么就认为是从桑树楮树的疑问开始，改变政治修明德行，享受了百年的福气了。

桑树和楮树的异常生长，大概是为纣王而出的。或许有时吉祥而不凶险，所以殷朝没有灭亡，高宗长寿；祖己相信野草的占卜，说这是应当灭亡的征兆。

汉孝武帝的时候，《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冬十月，出行到雍，祭祀五畤。”捕获了白麟，〔一角〕戴着两（肉）（角）而共（五）抵（趾），“戴两角而共抵”，应当是“一角戴肉而五趾”。“两肉”、“共五”、“抵趾”都是字形相近而误。“一”字脱漏，“角”字误夺在“两”字下，文章于是就不通了。《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注：“麟的样子像麃，一角而头顶有肉。”下文说：“野兽而共一角。”就不能说“戴两角”了。“共抵”二字没有意义。《汉书·终军传》：“捕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注：“每一只脚有五个蹄子。”（《前汉纪》卷十二相同。）《史记·封禅书》、褚少孙补《武帝纪》：“捕获一角兽，像麃一样，有关官员说：‘大概是麒麟吧。’”就是这件事。后《讲瑞》篇、《指瑞》篇都说：“一角而五趾。”让谒者终军议论它。终军说：“野兽而共一角，象征天下合而为一。”野兽都是两角，现在这只独有一角，所以说“而共”。《汉书》本传记载终军的回答说：“现在野兽并角，说明同源。”《春秋感精符》说：“麟一角，说明海内共一主。”（《类聚》卷九八。）这是终军说法的依据。麒麟，是野兽；桑树楮树，是野草，都是野外的东西，兽、草有什么区别？终军认为〔野〕兽是吉祥的，吴云：“兽”上脱“野”字。上文说：“麒麟，野兽也。桑榖，野草也。”可以证明。祖己认为野草是凶险的。

译高宗祭祀成汤的宗庙，这与《指瑞》篇的说法相同。其他书籍中并没有“之庙”这两个字。有飞来的野鸡登上鼎耳而鸣叫。“鼎”字下面应当有“耳”字，各版本都脱漏了。《书序》、《大传》、《史记·殷本纪》、《汉书·郊祀志》、《五行志》、《前汉纪》卷二十四、本书《指瑞》篇都有“耳”字，这就是证据。《说文解字》说：“雊，是雄野鸡鸣叫。雷声开始震动，野鸡于是鸣叫，伸长脖子鸣叫。”祖己认为远方的人将要前来，据《大传》（《太平御览》卷九一七引）：“武丁祭祀成汤，有野鸡飞升到鼎耳上鸣叫，武丁询问祖己。祖己说：‘野鸡是野外的鸟，不应当登上鼎。现在登上鼎，是想被任用。远方将有前来朝见的人吗！’武丁思念先王的道义，派遣使者辗转翻译，前来的有六个国家。”《说尚书》家认为野鸡是凶兆，据《汉书·五行志》：“刘向认为野鸡鸣叫，是雄鸟。以赤色为主。在《易经》中，离卦象征野鸡，野鸡属南方，接近赤色的祥瑞。刘歆认为是羽虫的灾异。《易经》有鼎卦，鼎是宗庙的器物，主持器物供奉宗庙的是长子。野鸟从外面来，进入成为宗庙器物的主宰，这是继承者将要更换。另一种说法：鼎有三足，象征三公，而鼎靠耳移动，野鸟占据鼎耳，是小人将占据公卿之位，败坏宗庙的祭祀。野鸟进入宗庙，是败亡的异象。”郑玄说：“鼎象征三公，又靠耳移动。野鸡登上鼎耳鸣叫，象征视力不明。天意好像在说：应当任用三公的谋略来治理政事。”（《高宗肜日》疏引。）这与《汉志》所载的一种说法意义稍有不同。都是说视力不明，是羽虫的灾异。（伪孔传认为是听觉不聪的异象，不足为据。《五行传》说：‘听觉不聪，有介虫的灾异。’《汉志》认为是‘鱼孽’，并不是指野鸡。）又据《汉书·外戚传·许皇后传》：“《尚书》说：‘高宗肜日，粤有够雉。祖己说：‘惟先假王，正厥事。’’这就是告诫椒房和掖庭。”颜师古说：“意思是祖己的话，都是用来警戒后宫的。”杜钦传中，杜钦上疏以及《五行传》中王音等人的说法，意义相同。又据孔光传：“上天聪明，如果没有那件事，变异不会凭空产生，《尚书》说：‘惟先假王，正厥事。’意思是变异的发生，是因为行事有不正之处。”《史记·殷本纪》：“武丁恐惧，祖己说：‘大王不要担忧，先修明政事。’”各种说法意义虽然不同，都认为是凶兆。告诫椒房，是刘向、谷永等人的说法。（许后传及谷永传可见。）孔光、安国后，认为野鸡是凶兆的，或许是因为古文《尚书》的说法，所以与《大传》不同。皮锡瑞说：“根据《论衡》这篇文章，汉代今文家已经不止一种解释，王充不能确定其说。解说《尚书》的人有的说野鸡是吉兆，有的说野鸡

译是凶兆，意义虽然不同，但都可以讲通。大概上天示现变异，就怀疑是凶兆；修德消灾，就转为吉兆。《史记》一书，多同今文，武帝、王音、杜钦、刘歆都是今文说。刘歆虽然传授古文《尚书》，但《五行传》所载的都是今文的意义。”议论驳斥不同。且依从祖己的话，野鸡来是吉兆。野鸡伏在野草之中，草覆盖野鸟的形状，如果人住在草庐之中，能说人吉而庐凶吗？人进入都城，不说是凶兆；野草生长在朝廷，为什么不吉？

野鸡是人的同类，如果说含血之物是吉兆，长狄来到，是吉兆，为什么说是凶兆？《公羊传》文公十一年说：“狄是什么？长狄。兄弟三人，一个去了鲁国，一个去了齐国，一个去了晋国。为什么记载？记录异象。”何休注：“鲁国成就周道的封地，齐、晋是霸尊周室的后继者。长狄的举动，没有羽翼的帮助，分别进入三国，都想做君主，比拟周室衰微，礼乐废弛，大人没有辅助，有夷狄的行为。”《五行志》下之上：“刘向认为，这时周室衰微的征兆，三国强大，可以责备。天戒好像在说：‘不行仁义，大为夷狄的行为，将到危亡。这是近下人伐上之痾。’刘歆认为是人变，属黄祥。另一种说法：‘属臝虫之孽。’另一种说法：‘天地之性，人为贵，凡人为变，皆属皇极。下人伐上之痾。’京房《易传》说：‘君主暴乱，疾恶有道，其妖长狄入国。’又说：‘丰其屋，下独苦，长狄生，世主虏。’”如果认为从夷狄来者不吉，介葛卢来朝，是凶兆。僖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朝鲁国。杜预说：“介，是东夷国。葛芦，是介君的名字。”《公羊》、《谷梁》都不说“朝”，认为不能称为朝。这是依据《左传》。如果认为草木是凶兆，朱草、蓂荚出现，据《博物志》：“和气相感，则生朱草。”我在《初禀篇》注中说过。蓂荚见《是应篇》。这是不吉。朱草、蓂荚都是草，适宜生长在野外，却生长在朝廷，这是不吉，为什么说是祥瑞？野外的东西，来到或出现，吉凶异议。朱草、蓂荚，是善草，所以为吉，这是以善恶为吉凶，不以都野为好丑。

周时天下太平，越裳曾献野鸡给周公，据《太平御览》四夷部六引《尚书大传》：“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汉书·贾捐之传》，颜师古注：“《论衡》作‘越尝’。”按：《儒增篇》作“越裳”，《讲瑞》、《宣汉》、《恢国》三篇并作“越常”，此作“越尝”，字并通。《韩诗外传》五、《说苑·辩物篇》、《尚书大传》（《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注、《后汉书》马融传注引）、《孝经援神契》（《类聚》祥瑞部引）并作“越裳”。张晏据“衣裳”之字，谓“越不着衣裳，慕中国化，遣译来着衣裳，故曰越裳”，失之穿凿。《清一统志》说：“安南国，周时为越裳

译氏地。”高宗得到它而吉。“高宗”二字，不应复出。涉上下文而衍。这是依据周公得雉之吉，以证桑榖之祥，无涉高宗。野鸡鸣叫之吉，已辩见上文。又高宗有野鸡鸣叫，不当言“得之”，并其证。野鸡也是野草之物，何以为吉？如果认为野鸡耿介有似于士，吴曰：“所分”二字无义，“所分”当作“耿介”，形近之讹也。《士相见礼》：“冬用雉。”郑注云：“士挚用者，取其雉耿介，交有时，别有伦也。”正义云：“士之义亦然。义取耿介，不犯上也。”《大宗伯》：“士执雉。”郑注云：“取其守介而死。”释文云：“介或作分。”旧籍传写，“介”、“分”多相乱。此文“介”误为“分”，浅人不了，又误改“耿”为“所

译主张灾异说的人认为，上天出现灾异，是用来谴责和告诫君王的，其义理在《谴告篇》中已详细论述。此处“信”字可能是衍文，或者原文有脱漏。君王有过错，异象就会在国家显现；所谓异象，是事发生前就出现的征兆。如果不改正，灾祸就会出现在草木上；所谓灾祸，是随着事情发生而出现的征兆。如果不改正，灾祸就会出现在五谷上；如果不改正，灾祸就会降临到君王自身。《左传》说：“国家将要灭亡，很少有不到五年就成熟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后子说：“国家无道而年成谷物和顺成熟，这是上天在帮助它。很少有不到五年就成熟的。”这就是本文所引用的内容。杜预注解说：“鲜，少的意思。少的尚且要经历五年，多的就不止五年了。”因此将“五稔”解释为五年。这与下文“赵孟视察荫蔽时说：‘早晚都来不及，谁能等到五年。’”的意义正好相承。但本文此处是说五谷成熟，与“年谷和熟”意义相承，然而与赵孟的话不相衔接，不知道王充依据的是什么。《说文解字》禾部引用《春秋传》说：“鲜不五稔”，解释说：“稔，谷物成熟。”意义与此相同。灾祸出现在五谷上，五谷怎么能成熟呢？不成熟，是即将灭亡的征兆。灾祸也有即将灭亡时五谷不成熟的应验。“不”字是受上文“不熟”影响而衍生的。五谷成熟作为即将灭亡的灾祸，是承接上文“国之将亡，鲜不五稔”的意义而言的。如果作“五谷不熟”，则与“不熟，是将亡之征”意义重复，而“亦”字就没有着落了。下文说：“五谷不成熟，有时是灾祸，有时是福气。”是灾祸的，是不成熟作为将亡的征兆；是福气的，是因为即将灭亡时五谷反而成熟，所以不成熟反而是福气。天不成熟，宋本作“夫”，是正确的。有时是灾祸，有时是福气，祸福的实质不可预知，桑树和榖树的言论又怎么能审察清楚呢？

论述灾异的人，写在书籍上的，都说：“天下雨谷物是凶兆。”《说苑·辩物篇》说：“赵简子说：‘翟地下了三天谷雨。大啊，这种妖异足以使国家灭亡了。’”京房说：“燕太子丹在秦国被囚禁，天下雨粟于燕地，后来秦国灭掉了燕国。”《传书》说：“苍颉造字，天下雨谷，鬼在夜里哭泣。”这是《感虚篇》的注释。“谷”那里写作“粟”，意义相同。这才是凶恶的应验。“方”应当作“乃”，字形相近而误。这是解释造字鬼哭的。《感虚篇》说：“这是说文章兴起，而混乱逐渐显现，导致这种妖异变化。”这就是它的意义。和顺的，天用什么方法成就谷物？“何”字是受“用”字影响而讹误衍生的。《说文解字》：“禾，嘉谷也。二月开始生长，八月成熟，得到中和之气，所以称为禾。”这就是它的意义。从天降下而和顺，“而”同“以”。暂且还说是善，和气暂且还说是善。《气寿篇》说：“和气带来治平。”所以说善。何况所成就的谷物，是从雨中降下的呢？指天下雨谷物。极力推论订正它，为什么说是凶兆呢？阴阳和顺则谷物庄稼成熟，否则就遭受灾害。“不”读作“否”。阴阳和顺，是谷物的道理，为什么说是凶兆呢？丝织成帛，缕织成布。赐给人丝缕，尚且认为是厚重，何况赐给人成帛和织布呢？丝缕好比阴阳，帛布好比成熟的谷物。赐给人帛，不说是恶，天赐给人谷物，为什么说是凶兆呢？天下雨谷物的吉凶不可确定，桑树和榖树的言论不可预知。

假使畅草生长在周朝的时候，天下太平，倭人来进献畅草。“使畅草生于”五个字，疑似衍文。“畅”是“鬯”的借字。（详见前《山海经》。）后儒增补，《书证篇》也说：“周朝时天下太平，倭人进贡鬯草。”《恢国篇》也说：“倭人进贡畅。”《超奇篇》又说：“畅草进献于宛。”这个“人”字上面疑似脱漏了“倭”字。《说文解字》鬯部：“远方郁人所进贡。”与王充的说法不同。晖按：根据《感类篇》，知道是周公时事。“宛”、“郁”字通用。《超奇篇》与许慎说法相同。详情见那篇。只有“倭人”未明。《后汉书·东夷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即今天的日本，与郁地不同。畅草也是草野之物，《诗经·江汉》毛传、《周礼·春官·鬯人》郑玄注都说：“鬯，香草也。”《王度记》说：“天子用鬯，诸侯用熏，大夫用兰芝，士用萧，庶民用艾。”《礼纬》说：“秬鬯之草。”《中侯》说：“鬯草生于郊外。”徐干《中论》说：“煮鬯烧熏，以扬其芬。”都将鬯作为草名，与王充说法相合。《周礼·春官·鬯人》郑注、《说文解字》鬯部都将酿秬为酒称为鬯，与王充说法不同。孔颖达《江汉疏》：“说畅草的，大概也是说郁是鬯草，鬯是酒名，书传中香草没有称鬯的，郑玄的说法更优。”这与那桑树和榖树有什么不同？如果认为是夷狄进献的就是吉，假使畅草生长在周家，难道可以说是不善吗？“肯”同“可”。“之”字下面应当有“不”字，传写误脱。推究上下文义自明。畅草可以用来炽酿，《吕氏春秋·仲冬纪》：“湛饎必洁。”注：“饎，炊也。‘饎’读炽火的‘炽’。”“炽”、“饎”音近字通。《方言》七：“火熟曰烂，气熟曰饎。”火熟，现在说烧烤。气熟，现在说蒸。畅草酿成酒，其方法是气熟。芬香畅达的，《大雅·江汉》笺、《周礼·鬯人》注、《说文解字》都说：“芬香条畅。”意义相同。将要祭祀，灌畅降神。将要祭祀，指祼奠的时候。《考工记》下，郑注：“祼之言灌也。祼谓始献酌奠也。”《大雅·文王》毛传：“祼，灌鬯也。”疏：“以鬯酒灌尸，所以说灌鬯。”《说文解字》：“鬯芬芳条畅，以降神也。”《白虎通·考黜篇》说：“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阳达于墙屋，阴入于渊泉，所以灌地降神也。”假使它自然生长在周朝，与嘉禾、朱草、蓂荚之类没有区别。《封禅书》说：“嘉禾者，大禾也。”《史记·周纪》集解引郑玄说：“二苗同为一穗。”朱草、蓂荚，前面已见。那么桑树也喂蚕，蚕吐丝，丝织成帛，帛做成衣服，衣服用来进入宗庙作为朝服，《论语·乡党篇》：“朝服而立于阼阶。”皇侃疏：“朝服者，玄冠缁布，衣素积裳，是乡大夫的祭服也。”与畅草没有区别，为什么说是凶兆？

译卫献公的太子来到灵台，《新序·节士篇》中“卫”字作“晋”。《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于是让他住在灵台。”杜预注解说：“灵台在京兆鄠县，是周朝旧时的台观。”洪亮吉说：“《诗含神雾》说：‘在丰邑建城，建造灵台。’《易·乾凿度》说：‘讨伐崇国，建造灵台。’孔颖达疏解说：‘这说明灵台在丰邑的都城内。’《水经·渭水注》说：‘丰水又向北流经灵台西侧。’《括地志》说：‘雍州长安县有灵台，高二丈，周长四百二十步。’”这时，一条蛇缠绕在左边的车轮上。驾车的人说：“太子应该下车礼拜。我听说国君的儿子，如果蛇缠绕在车轮左侧，就会很快得到国家。”朱骏声校勘认为元本没有“车”字，《新序》作“绕左轮者”。太子于是没有下车（前行），“不下”意思不妥当。“下”应当是“行”字。“不行”与下文“反乎舍”的意思正好相承。《新序》正好作“不行”，可以证明。卢文弨根据这段文字将“行”改为“下”，是不对的。太子返回了住所。驾车的人见到太子，太子说：“我听说作为儿子的人，对君主要尽到和顺之道，《新序》没有“于”字。不实行私人的欲望，恭敬严肃地承受命令，“共”读作“恭”。《新序》正好作“恭”。又“令”作“命”，意思更恰当。不违背君主的安宁。顾广圻案：‘共严’就是‘恭庄’，‘共’是‘恭’的古文，‘严’是避明帝讳‘庄’的代字。现在如果我得到国家，就是君主失去了安宁。看到国家的利益而忘记君主的安宁，不是做儿子的道理；得到国家而礼拜，那也不是君主的意愿。废弃做儿子的道理就是不孝，违背君主的意愿就是不忠，而想要我这样做，恐怕是想让我国陷入危亡吧。”“吾欲”二字顺序颠倒。“殆欲”承接“而欲”的意思。如果作“吾欲”，那么上面与“而欲”，下面与“明矣”，语气不连贯。《新序》正好作“殆欲吾国之危明矣”。应当据此改正。太子拔出剑准备自杀，“投殿”不能说将死。“投殿”应当是“拔剑”，字形相近而误。《新序》正好作“拔剑将死”，是其证据。他的驾车人阻止他，但不能禁止，于是太子伏剑而死。如果蛇缠绕左轮，确实是太子很快得到国家的征兆，太子就不应该死，献公也应该很快去世。现在献公没有死，太子却伏剑自杀，驾车人的占卜，是世俗的虚妄之言。或许蛇是太子将要死亡的妖异，驾车人相信世俗的占卜，所以弄错了吉凶的实情。桑树和楮树生长在朝廷，与蛇缠绕左轮是相似的类别。蛇来实际上是凶兆，驾车人认为是吉兆；桑树楮树生长实际上是吉兆，祖己认为是凶兆。

大禹向南渡过长江，《淮南子·精神训》高诱注：“济，渡也。”《水经·三十五江水注》：“大江右侧得到龙穴水口，北面对虎洲，洲北有龙巢，是地名，大禹向南渡江，黄龙夹着船，所以水地取名。”有一条黄龙背负着船，船中的人吓得脸色大变。大禹于是嘻笑着称道：“我受命于天，竭尽全力来慰劳万民。高诱注：‘劳，忧也。’活着，是寄居；死了，是回归。（死，归也），这怎么足以扰乱我的和谐？刘先生曰：下面‘死归也’三字是衍文。《淮南子·精神篇》、《御览》九百四十六引这段文字，都不重复‘死归也’三字。这是证据。晖按：《吕氏春秋·知分篇》作：‘活着，是本性；死了，是命运，我何必担忧龙呢。’《吴越春秋·无余外传》：‘活着，是本性；死了，是命运，你是什么东西。’文义都与这段

译相同。不重复‘死命也’三字，都足以证明刘先生的说法。高诱说：‘人的寿命大概不超过百年，所以说寄居。死后消亡没化不见，所以说回归。滑，乱也。和，适也。’看待龙就像看待蜥蜴一样。”高诱说：“蝘蜓，蜥蜴也。有人说叫守宫。”龙离去而消除了祸患。各本“亡”下都脱漏了“患”字。《淮南子》作“龙乃弭耳掉尾而逃。”《吕氏春秋》：“龙俛耳低尾而逝。”《吴越春秋》：“龙曳尾舍舟而去。”校勘者大概根据那些文字，读“亡”为“往亡”，而误删了“患”字，不知道这句不是抄录旧文。“龙去而亡”，“去”、“亡”在意义上重复。“亡”音“无”，“亡患”承接上文“舟中之人五色无主”一句而言。下文说：“古今龙来都认为是吉兆，而大禹唯独认为黄龙是凶兆。”与此文义正好贯通。《御览》九四六引正好作“龙去而亡患”，（明钞本也脱漏“患”字。张本“亡”作“无”，赵本、天启本作“亡”。）这是明显的证据。考察古今龙来都认为是吉兆，而大禹唯独认为黄龙是凶兆，是因为看到它背负着船，船中的人害怕。如果用桑树楮树来比喻龙，吉凶虽然相反，但大体相似。野草生长在朝廷，尚且被认为不吉利，大概有像黄龙负舟那样的奇异，所以是吉兆而殷朝没有灭亡。

晋文公将要与楚成王在城濮作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杜预说：“卫地。”彗星出现在楚国上空，楚国掌握着彗星的柄，晋文公以此询问咎犯。咎犯回答说：“用彗星作战，倒转它的一方胜利。”“倒”，宋本作“到”，不对。倒转它的一方胜利，意思是处在彗星末端的一方胜利。《说苑·权谋篇》：“城濮之战，文公对咎犯说：‘彗星出现，他们掌握着柄，我掌握着梢。’咎犯说：‘用来扫则他们有利，用来击则我有利。’”《淮南子·兵略篇》：“武王讨伐纣王，慧星出现，而把柄交给殷人，然而得到了天下。”注：“慧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方。”事情与此类似。文公梦见与成王搏斗，杜预说：“搏，手搏。”成王在上面，啑他的脑。杜预说：“盬，啑也。”询问咎犯，咎犯说：“君主见到上天而成王伏罪，《说苑·权谋篇》作“君见天而荆王伏其罪”，就是这段文字的原本。“得”应当是“见”，抄写者习惯于《左传》的文字而妄改。下文说：“大概有像对着彗星、见到上天的奇异。”这是这段文字原作“见天”的明显证据。《后卜筮篇》：“咎犯说：‘吉，君主得天，楚国伏罪。’”文字与《左氏传》相合，是根据《左传》文字，所以作“得天”。章炳麟《刘子政左氏说》认为仲任“得”“见”都通，不认为这个字是讹误，失之。作战必定大胜。”文公听从了他，大败楚军。假使文公询问庸臣，必定说不能胜利。为什么呢？彗星没有吉兆，《淮南子·冥览训》高诱注：“彗星是变异，对人的害处。”搏斗在上面没有凶险。孙诒让说：应当作“抟在下，凶也”。这是指文公而言，应当说“在下”。“上”字是受上文“在上”影响而误。“无”字是受上句“无吉”影响而衍。下文说：“就像晋国处在彗星末端，搏斗在下面，是不吉利的。”这是证据。晖按，这是指成王而言，意思也可以通。桑树楮树的占卜，占卜为凶，上“占”字应当是“生”。或者衍了一个“占”字。顾广圻案：衍了一个“占”字。就像晋国处在彗星末端、搏斗在下面是不吉利的。然而却是吉兆，大概有像对着彗星、见到上天的奇异，诡，异也。所以高宗长久，殷朝没有灭亡。

译假如晋文公不向咎犯询问，咎犯不能阐明其中的吉利，战争却取得了大胜，世人将会说：“晋文公凭借至贤的德行，击败了无道的楚国，上天虽然显现妖异，卧病时有凶险之梦，最终还是消灭了妖异、消解了凶险而获得了福佑。”因为殷商没有咎犯那样特异的知识，只有祖己相信常规的占卜，所以关于桑树和楮树生长的记载，世代流传不绝，而“转祸为福”的说法，直到今天也不真实。

《感虚篇》

儒者传授的书卷上说：“尧的时候，十个太阳同时出现，万物焦枯。尧向上射落九个太阳，一个太阳照常升起。”《淮南子·本经训》说：“尧的时候，十个太阳同时出现，烧焦了庄稼，杀死了草木，尧于是派羿向上射落九个太阳。”高诱注说：“十个太阳同时出现，羿射落了九个。”《天问》王逸注引用《淮南子》“射十日”下面，有“射中九个太阳，太阳中的九只乌鸦都死了，掉落了它们的羽翼，所以留下一个太阳”的话。《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书抄》卷一百四十九、《艺文类聚》所引用的大致相同。这说明现在的《淮南子》版本有脱漏错误，这段文字是依据其完整版本。“十日并出”，也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归藏·郑母经》、《山海经》郭璞注、《庄子·齐物论》。方以智说：“羿射落九只乌鸦。以‘羿射’为句，一天之内落下了九只乌鸦，并不是‘射日’。这是后人误读。”这也是破除迷惑的言论。《路史后纪》卷十注，也说《归藏》、《楚辞》中“羿弹十日”，不是天上的太阳。然而根据《山海经》说羲和是君子，则仍然被旧说所迷惑。郭沫若解释天干地支说：“《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个女子名叫羲和，正在甘渊沐浴太阳。羲和，是帝俊的妻子，生了十个太阳。’王国维说：‘帝俊就是帝喾。’帝喾是殷人所自出，那么十日传说必定是殷人创造的，并归属于他们的祖先。”又说：“太阳日出夜入，出来不知道从哪里来，进去不知道到哪里去，而每天周而复始，古人苦于无法解释，所以创造了十日的说法来解释它。”

这话是虚妄的。

人射箭，不过百步，箭的力量就耗尽了。太阳的运行，运行在天星的度数上，天离人，以万里来计算。“日之行也”以下，日抄本引作“日之行天，去人以万里数”。“以万里数”，是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王充认为天地相距六万里。《说日篇》说：“天离地，六万余里。”又说：“天离人，六万余里。”（现在误作“万里余也”。校勘见那篇。）《谈天篇》说：“天离地，六万余里。尧向上射它，怎么能射中太阳？假如尧的时候，天地相近，不过百步，那么尧射太阳，箭能射中；超过百步，就不能射中。“得”就是“中”的意思。

假如尧的时候天地相近，尧射中了太阳，还是不能伤害太阳，太阳怎么会离去？为什么呢？太阳，是火。假如地上的火，附着一把火炬，人从旁边射它，即使射中，怎么能熄灭它？地上的火不会因为被射而熄灭，天上的火为什么会被射而离去？

这是想要说尧用精诚之心射它，精诚所至，金石为之开裂。大概诚心没有坚硬的不能穿透，也没有遥远的不能到达。水和火各有其本性，能射火而熄灭它，那么应当能射水而除去它。洪水的时候，泛滥中原，“流”宋本作“沆”，朱校元本、程本作“泛”，应当据以改正。《孟子·滕文公下》：“当尧的时候，水逆行，泛滥于中原。”成为百姓的大害，尧为什么不推展精诚之心射它而除去它？尧能射日，使火不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为害。射水不能退水，那么就知道射日的说法，是虚妄而非真实的。

有人说：“太阳，是气，射虽然射不到，精诚之心能熄灭它。”天也很远，假如它是气，那么与日月相同；假如它是实体，那么与金石相等，以尧的精诚之心，能熄灭太阳、使金石开裂，向上射天，能穿透天吗？齐说：“上射日”应当作“上射天”。这是王充设下的言辞。王充：意思是天与金石日月相等，尧既能熄灭太阳、使金石开裂，假如尧射天，能穿透天吗？后人因为尧射日不射天，改动了它，反而错了。世人称颂桀、纣的恶行，射天而殴地；《史记》褚少孙补《龟策传》说：“纣用皮革做袋子，袋子里装满血，与人悬挂起来射它，与天帝争强。”称颂高宗的德行，政治消除了桑榖之灾。见《异虚篇》。现在尧不能以德行熄灭十个太阳，而一定要射它，这是德行不如高宗，恶行与桀、纣相同，怎么能以精诚获得上天的感应呢？

传书说：“武王讨伐纣王，渡过孟津，阳侯的波涛，见《书虚篇》。逆流冲击，疾风昏暗，人马看不见。于是武王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淮南“执”现在作“秉”，后人依据《牧誓》妄改。《牧誓》孔安国说：“钺是用黄金装饰的斧头。”马融说：“旄，是牛尾。”瞪着眼睛指挥说：“麾”，淮南《泰族篇》相同。《览冥训》作“撝”。《尚书后案》说：“‘麾’字不合文理。《说文》手部说：‘□，旌旗用来指挥的。从手，靡声。’这里秉旄用来指挥，字应当从它。”毕沅说：“‘麾’就是‘摩’的异文。‘摩’就是‘□’的省写。”《离骚》王逸注：“举手叫麾。有人说用手教导叫麾。”毕沅的说法是对的。‘我在，天下谁敢阻止我的意志！’王念孙说：‘‘害’读为‘曷’，曷，停止。意思是说谁敢阻止我的意志。《尔雅》：‘曷、遏，停止。’”于是风停波止。”淮南作“济”。《时则训》注：“济，停止。”《说文》：“霁，雨停止。”“济”、“霁”字通用。这里借“霁”字。文字依据淮南《览冥训》。

译这是虚妄的说法。

周武王渡过孟津时，将士们欢喜快乐，前面歌唱后面舞蹈，天与人共同感应。《大誓》说：“前面的军队击鼓呐喊，军队于是懈怠。前面歌唱后面舞蹈，直达上天和大地。”（依据孙星衍辑录。）人们喜悦而天发怒，《淮南子·天文篇》说：“天的偏气，发怒的就成为风。”《后汉书·郎顗传》说：“风是号令，是天的威严和愤怒。”当时谈论感应的人，有风是天怒的说法，所以依据这个来解释。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前歌后舞，未必是事实；挥动旌旗使风停止，迹象接近虚妄。

风，是气，《洪范》正义引用郑玄的话说：“风，是土气。凡是气没有风就不能运行，就像金木水火没有土就不能安处。所以土气成为风。”陈栎说：“《庄子》说：‘大地吐出的气，它的名字叫风。’这是风为土气的证据。”马其昶说：“《内经》说：‘风从地气产生。’”议论的人认为风是天地的号令。《翼氏风角》说：“风是天的号令，用来谴责告诫君主。”（《后汉书·蔡邕传》注。）《风俗通》、（《书抄》卷一五一引用。）洪兴祖《离骚补注》引用《河图》、《离骚》以及《七谏》王逸注、蔡中郎《陈政事疏》，都有这种说法。武王诛杀纣王是对的吗？天应当安静来保佑他。如果诛杀纣王是不对的呢？那么天的风，就是愤怒。武王不奉行天的命令，寻求自己的过错，瞪着眼睛说：“我在，天下谁敢害我〔意〕！”孙星衍说：这是复述武王的话，“吾”下面大概脱漏了“意”字。加重天的愤怒，“重”同“加”。增加自己的罪恶，风怎么会停止？父母发怒，儿子不改正过错，瞪眼大声说话，父母肯赦免他吗？贳，就是赦免。如果风是天所为，是祸气自然产生，应当写作“气偶自然”。“偶”、“过”字形相似而讹误，字又颠倒。《偶会篇》说：“自然的道理，适逢的数目。”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没有知觉的，不会因为瞪眼挥旗的缘故而停止。风就像雨一样，假使武王瞪眼用旄旗挥动雨而能使它停止吗？“而”读作“能”，古时通用。一说：“雨”字是形讹。武王不能止雨，也就不能止风。

有时武王恰好挥旗，风偶然自己停止，世人褒扬武王的德行，就说武王能止风了。

传书说：《御览》卷四引用“传”作“儒”。“鲁襄（阳）公与韩国作战，盼遂按：本书《对作篇》引用《淮南子》说‘鲁阳战而日暮’，也作‘鲁阳’，知道王充原作‘鲁阳’，这里作‘襄’的，是后人误改。鲁阳当时是郡国名，所以称鲁阳公，或鲁阳子。战斗激烈，天色将晚，《淮南子·览冥篇》注：‘酣，是对战合乐的时候。’公拿起戈挥动它，《御览》引用没有‘公’字，与《淮南子·览冥训》相符。‘麾’，《淮南子》作‘撝’。太阳因此倒退了三舍。”俞樾说：《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鲁阳，楚国的县公。’《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鲁阳。’颜师古说：‘就是《淮南子》所说的‘与韩战，日反三舍’的人。’那么，鲁阳不是鲁国。《国语·楚语》：‘惠王把梁地给鲁阳文子。’韦昭注：‘文子，是平王的孙子，司马子期的儿子，鲁阳公。’《墨子·耕柱篇》：‘子墨子对鲁阳文君说。’鲁阳文君就是鲁阳文子。与韩国作战

译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总之不是鲁国的襄公。孙星衍说：‘鲁襄公’原作‘鲁阳公’。下文相同。与《淮南子》《地理志》注都相符。现在作‘襄’的，是音近之误。《对作篇》也说这件事，正作‘鲁阳公’。《御览》卷四引用也作‘阳’。原文作‘鲁阳’，可以无疑了。俞樾对此感到困惑，大概是没有深入考证。晖按：鲁阳公与韩国交战，就是楚国的鲁阳文子，郦道元已经在《水经·滍水注》中记载，俞氏或许没有查阅。朱亦栋《群书札记》说：‘那地方在鲁山的南面，南阳鲁阳有鲁山。楚国的县尹都僭称公，所以叫鲁阳公。’

这是虚妄的说法。

大凡人们能够以精诚感动天〔者〕，“者”字根据《御览》卷四引用补入。专心一意，委托事务积累精神，精通于天，天为之变动，然而还不能说就是这样。〔鲁〕襄（阳）公志在〔于〕战，“鲁”、“阳”、“于”三字，根据《御览》引用补正。因为天晚挥动一次，怎么能命令太阳倒退？假使圣人挥动太阳，太阳终究不会倒退，〔鲁〕襄（阳）公是什么人？“鲁”、“阳”二字，根据《御览》引用补正。却能让太阳倒退吗？

《洪范》说：“星有好风的，星有好雨的。《史记集解》引用马融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伪孔传相同。日月运行，就有冬有夏。孔传：‘日月运行，冬夏各有常度。’正义说：‘张衡、蔡邕、王蕃等说浑天的人都认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体圆如弹丸，北高南下。北极离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极离南极直径一百二十二度弱，依附天体隆曲。南极离北极一百八十二度强，正当天的中央。南北二极中间的地方，叫做赤道，离南北极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从此渐渐向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离北极六十七度，离南极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从夏至日以后，日渐向南，秋分还行赤道，与春分相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离南极六十七度，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那日行的地方，叫做黄道。又有月行的道，与日道相近，交叉相遇，一半在日道里面，一半在日道外面。当交叉时两道相合，交叉离极远的地方，两道相距六度。这是日月行道的大略。’王充说方天的人，他的日月行道与浑天说有无异同，现在不可考证。月跟随星，就有风雨。’”“有”，《洪范》、本书《说日》、《明雩》篇都作“以”。孔传“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郑玄说：（依据孙星衍辑录。）“风，是土，是木的妃。雨，是水，是金的妃。所以星喜好它们。中央土气为风，东方木气为雨，箕属于东方木，木克土，土为妃，崇尚妻子所喜好的，所以箕星好风。西方金气为阴，克东方木，木为妃，属于西方，崇尚妻子所喜好的，所以毕星好雨。这是土十为木八妻，木八为金九妻，所以月离于箕，风扬沙，月离于毕，滂沱大雨。”星与日月同精，《晋书·天文志》说：“都是阴阳之精。”日月不从星，经文说“月之从星”，这里并说“日月”的，郑玄说：（《洪范疏》）。“不说日的原因，是日之从星，不可见所以。”王充是根据实象说的。星就再变化。这种说法没有听说过。说明日月运行有常度，不能从星的喜好厌恶，怎么能从〔鲁〕襄（阳）公的所欲？

译“鲁”字脱漏，“襄”应当作“阳”。校勘见上文。

译星星在天上，是日月的宿舍。《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说：“舍，就是星次、星宿。”《文选》郭璞《游仙诗》注，引用《淮南子》许慎注说：“二十八宿，一宿为一舍。”这就像地上有邮亭一样。《续百官志》注引用《汉官仪》说：“十里设一亭，由亭长负责亭候。五里设一邮，邮与邮之间相距二里半，负责稽查奸盗。”又引用《风俗通》说：“亭，是停留的意思，大概是行旅住宿聚会之所。”《说文解字》说：“邮，是边境上递送文书的馆舍。”也是长官办公的处所。《汉书·百官表》说：“秩级在四百石到二百石之间的，称为长吏。”颜师古说：“吏，就是治理，主管治理其县内事务。”《光武帝纪》注说：“长吏，指的是县令、县长以及丞、尉。”二十八舍有各自的度数划分。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牵牛）、女（须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西方：奎、娄、胃、昴、毕、觜（觜觜）、参。南方：井（东井）、鬼（舆鬼）、柳、星、张、翼、轸。李石《续博物志》说：“二十八宿，因为它们有二十八颗星对应度数，所以设立为宿。”一舍十度，有的增加有的减少。《淮南子·天文训》说：“星分度数：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又四分之一度。斗二十六度，牵牛八度，须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东壁九度。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六度，觜觜二度，参九度。东井三十三度，舆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翼各十八度，轸十七度。”说太阳退回三舍，就是三十度。太阳，每天运行一度，一挥之间，退回三十天所在的度数吗？如果说舍就是度，三度也就是三天运行的距离，一挥之间，让太阳倒退三天吗？

宋景公推诚说出三句善言，荧惑星移动了三舍，讲究实际的人仍然认为这是虚妄的。论述见《变虚篇》。鲁襄公争斗，厌恶太阳西沉，因此用一戈一挥，没有诚心善言，太阳就为之倒退，恐怕不符合事实吧！“意”字没有意义，应当是“实”，字形相近而误。“殆非其实”，是本书常用的语汇。与上文“犹谓之虚”相对应成文。况且太阳是火，圣人挥手挡火，终究不能使火退却，鲁襄公挥手挡日，怎么能使其倒退呢？

有时战斗时太阳正在卯位，战斗迷乱，说是太阳西沉。挥手，转向左边弯曲的道路，这四个字应当有误。如果太阳真的倒退，世人喜好神怪，于是说它倒退，不说其中的道理。道，就是说的意思。“谓”、“为”字通用。不说所为，意思是不说太阳是因为精诚而倒退的。

传书记载：“荆轲为燕太子谋划刺杀秦王，白虹贯穿太阳。”《史记·邹阳传》集解引用《列士传》说：“荆轲出发后，太子自己观察气色，看见虹贯穿太阳，没有穿透。说：‘我的事情不成啦。’后来听说荆轲死了，事情没有成功，说：‘我知道会这样。’”郎顗说：“凡是太阳旁边的气色白而纯净的叫做虹。”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事，太白星侵蚀昴宿。”苏林说：“白起为秦国攻打赵国，大破长平军队，想要灭掉赵国，派遣卫先生游说赵王增加兵粮，却被应侯所害，事情因此没有成功，他的精诚上达于天，所以太白星为之侵蚀昴宿。昴宿，是赵国的分野，将有战争，所以太白星侵蚀昴宿。食，就是干历的意思。”这里引用的是邹阳狱中上书的文章。这里说精诚感动上天，各版本脱漏了“诚”字，现在根据文意补上。上天为之变动。邹阳认为是这样。

说白虹贯穿太阳，太白星侵蚀昴宿，是事实。说荆轲的谋划，卫先生的计策，感动皇天，所以白虹贯穿太阳，太白星侵蚀昴宿，是虚妄的。《变动篇》也辩驳过这一点。

用筷子撞钟，《干禄字书》：“筯，是箸的俗字。”《御览》七六○引作“箸”。用算筹击鼓，《说文解字》：“筭，长六尺，计算历数用的。”不能发出声音，句子上面，《御览》引有“钟鼓”二字。是因为用来撞击的东西太小了。现在人的形体，不超过七尺，用七尺形体中的精神，想要有所作为，即使积聚锐意，也就像撞钟、用算筹击鼓一样，怎么能感动上天呢？精神并非不诚，是因为用来感动的东西太小了。况且想要加害的对象，是人，人没有动，上天反而动了吗？

问：“人的害气，能互相感动吗？”答：“不能。”豫让想要加害赵襄子，襄子心动；《赵策》一：“豫让改变姓名，装作刑人，进入宫中涂厕，想要刺杀襄子。襄子去厕所，心动，抓住询问涂厕的人，就是豫让。”贯高想要劫持高祖，高祖心也动。《史记·张耳陈余传》：“赵相贯高谋杀高祖。高祖路过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县埋伏。高祖路过，想要住宿，心动，问说：‘县名是什么？’回答说：‘柏人。’‘柏人，就是迫人。’于是离开。”这两个人怀着精诚，所以两位君主震动感应。”振，就是动的意思。豫让以下，是诘难者的言辞。“曰”字省略。见《古书疑义举例》。说：祸变将要到来，自身自然会有怪异，不是恰好敌人所能感动的。“适”读作“敌”。用什么来验证呢？有时在路上遇到狂人，用刀加害自己，狂人未必想着加害自己，然而自己事先已经有妖怪出现了。由此说来，妖怪的到来，是祸变自凶的征兆，不是想要加害自己的人所为。况且凶恶的人，占卜得到恶兆，筮得凶卦，出门看见不吉，占候看见祸气。“危”字意义不通，字应当是“候”。“候”一作“□”，“▯”、“危”字形相近而误。《列子·周穆王篇》注：“候，就是占。”《艺文志》序杂占说：“候善恶的征兆。”祸气显现在脸上，就像白虹、太白星显现在天上一样。变异显现在天上，妖怪出于人间，上下恰好如此，自然相互感应。

译传书中说：“燕太子丹到秦国朝见，不能离去，向秦王请求回国。秦王扣留了他，与他发誓说：‘除非太阳再次从东方升起，天上落下谷子，乌鸦长出白头，马长出角，厨房门上的木雕大象长出肉足，才能让你回去。’（这些异象在《变动篇》、《是应篇》中有记载。《史记·荆轲传》索隐引文中‘厨’作‘厩’，‘象’作‘乌’，这是错误的。）于是太子丹得以回国。”当时，天地保佑太子丹，太阳真的再次从东方升起，天上落下谷子，乌鸦长出白头，马长出角，厨房门上的木雕大象长出肉足。秦王认为太子丹是圣人，于是放他回国。”《燕丹子》说：“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秦王对待他没有礼貌，太子丹心中不快，想要回国，秦王不答应，胡说：‘除非乌鸦长出白头，马长出角，才允许你回去。’太子丹仰天长叹，乌鸦立刻长出白头，马长出角。秦王不得已而打发他走。秦王设置了机关桥，想要陷害太子丹，太子丹走过时，机关没有发动。夜里到达关口，关门没有打开，太子丹为难地鸣叫，所有的鸡都叫了起来，于是得以逃回燕国。”（据平津馆本）张华《博物志》所载大致相同。《风俗通义·正失篇》认为，这是民间小民编造而成的。

这话是虚假的。

燕太子丹是什么人？竟然能感动上天？圣人被拘禁，尚且不能感动上天；太子丹只是贤人，怎么能做到这样？

如果上天能够保佑太子丹，应当使各种祥瑞出现以保全他的身体，那么就能调和秦王的心意，以解除他的危难。被拘禁这一件事容易，生出五种祥瑞却很难。祥瑞有五种。（见上文。）舍弃容易的一件事，去做困难的五件事，为什么上天不怕劳累呢？

商汤被囚禁在夏台，“困”应当作“囚”。《命义篇》正作“囚”。朱校元本作“因”，足以证明今本“困”是“囚”的讹误。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见《累害篇》注）。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见《逢遇篇》注。）三位圣人被围困，上天不能保佑，让拘禁他们的人看到保佑的迹象而知道他们是圣人，释放并尊重厚待他们。有人说：“拘禁三位圣人的人，没有与三位圣人发誓，（吴曰：“三”是“之”字的误写。孙曰：“誓”字上面脱漏了“圣”字。晖按：孙的说法是对的。）三位圣人心里不愿意，所以保佑圣人的祥瑞，没有原因而到来。上天保佑人，就像借给人器物一样，人不请求索取，就不给予。”我说：太子丹希望天上生出祥瑞的时候，“下”字在意义上不妥当，五种祥瑞并非全由天下产生，怀疑是“生”字的形误。上文“生出各种祥瑞以保全他的身体”，“生出五种祥瑞却很难”，都写作“生瑞”，这就是证据。难道有语言吗？只是心愿罢了。然而商汤被关在夏台，文王被拘在羑里时，心里也愿意出去；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心里愿意吃饭。上天为什么不令夏台、羑里的门钥毁坏，让商汤、文王步行出去；盼遂案：“涉”是“步”的讹误。“步出”意思是安步而出，与下文“孔子吃饱”同类。《文选》古诗十九首“步出上东门”，《梁父吟》“步出齐东门”，都是“步出”连用的证据。让谷子下在陈、蔡，让孔子吃饱吗？

太史公说：“世人称颂太子丹让天下雨粟，马长出角，大体上都是虚假的话。”《史记·荆轲传》赞语：“世人谈论荆轲，称颂太子丹让天下雨粟，马长出角，太过分了。”（“轲”字句断。“世人谈论荆轲”，大概指司马相如等人。“其称”，大概即《汉书·艺文志》杂家所载《荆轲论》五篇中所称述的。吴汝纶以“命”字句断。不对。）太史公记载汉朝实事的人，却说“虚假的话”，接近不符合事实。意思是说燕太子丹的五种祥瑞不是事实。

传书中说：“杞梁的妻子对着城墙哭泣，城墙因此崩塌。”齐侯袭击莒国，杞梁战死，（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传）。《左传》只说：“齐侯回国，在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杜预注：“妻子出行迎接灵柩。”《檀弓下》说：“杞梁战死，他的妻子在路上迎接灵柩，哭得很哀伤。”《孟子·告子下》、《韩诗外传》卷六、《说苑·杂言篇》只说他们善于哭泣，并没有对着城墙哭以及城墙崩塌的说法。《列女传·贞顺篇》：“杞梁战死，他的妻子无处归依，枕着丈夫的尸体在城墙下哭泣，十天城墙崩塌。”（《后汉书·刘瑜传》注引作“七天”。）《说苑·善说篇》：“华周、杞梁战死，他们的妻子悲伤，对着城墙哭泣，墙角因此崩塌，城墙因此倾斜。”《立节篇》文字大致相同。王充大概是依据刘向的说法。《孟子·告子下》赵岐注、《后汉书·刘瑜传》也有“城墙崩塌”的话。《湘川记》：（《合璧事类》卷二十八引。）“杞梁战死，他的妻子没有儿子，于是到城墙下寻找丈夫的尸体。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流泪，十天城墙崩塌而死。”说“寻找尸体”，又与刘向的说法不同。孟子赵岐注疏开始说他的妻子名叫“孟姜”。刘开广《列女传》卷十三“杞植的妻子孟姜。杞植结婚三天，就被征调去修长城，长期服役而死。孟姜去哭他，城墙因此崩塌，于是背着骨头回去安葬而死。”同一个母题，辗转附会。现在俗曲《孟姜女》就是歌颂这件事的。陈士元《孟子杂记》说：“杞梁，《左传》作‘杞殖’，《人表》作‘杞植’，《中华古今注》说：‘杞植字梁。’薛氏《人物考》说：‘杞梁一名殖。’”梁玉绳《瞥记》说：“杞梁妻善于哭泣，赵注本《说苑》、《列女传》，说哭夫而城墙因此崩塌。正义着其名为孟姜。依据《列女传》说：‘就夫之尸于城下。’正义说：‘对着城墙哭泣。’那么城墙，是莒国的城墙。（晖按：《水经·沭水注》认为莒城。）《左传》说：‘在郊外相遇。’《檀弓》说：‘在路上迎接灵柩。’《说苑》说：‘听到而哭。’那么城墙是齐国的城墙。所以崔豹《古今注》说：‘都城也。’似乎应当依据齐城解释。于是马缟《中华古今注》认为是长城。贯休诗：‘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乌乌。’《寰宇记》：‘平州卢龙县长城东西长万里，杞梁妻哭，城墙崩塌，得以获得骨头，就是这座城。’时代相隔太远，荒谬得很。（或指齐长城，然而庄公时没有修筑。）”这话是说杞梁从军没有回来，他的妻子痛惜他，对着城墙哭泣，至诚悲痛，精气动荡城墙，所以城墙因此崩塌。《说苑·善说篇》记载孟尝君说：“诚能刑于内，则物应于外。”就是这个意思。

译说杞梁妻向着城墙哭泣，这是事实；说城墙因此崩塌，这是虚妄。“城”字上面脱漏了“言”字。“言某者实也，言某者虚也”，是本书常用的句式。现在依文意补入。《变动篇》也辩驳了这种虚妄之说。

人的哭泣悲伤，没有超过雍门子的。《淮南子·览冥训》注说：“雍门子，名周，善于弹琴，又善于哭泣。雍门，是齐国的西门。他住在附近，因此以门为氏。”《潜夫论·志氏姓篇》说：“齐国的雍门氏，是姜姓。”《古今姓氏书辨证》引用《世本》说：“齐顷公生了儿子夏胜，以所住的门为雍门氏。”雍门子对着孟尝君哭泣，《淮南子·览冥训》、《缪称训》都说：“以哭泣拜见孟尝君。”大概这就是本文所依据的。《说苑·善说篇》、桓谭《新论》、（《文选·豪士赋序》注。）《文选》陆士衡《于承明作与士龙诗》注引用《淮南子·缪称训》都作“以琴拜见”。根据《说苑》和《新论》的记载，并没有哭泣的事，那么作“以琴拜见”才是对的。《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说：“哭就是歌。”大概是想要符合这件事，强行加以解释。根据本文，应当读本来的意思。《汉书·景十三王传》说：“雍门子微吟。”苏林说：“母亲死了，没有钱安葬，拜见孟尝君而微吟。”与“哭对”意思相近，大概另外有依据。孟尝君为之悲伤。高诱说：“歍唈，是失声痛哭。”于邑、歍唈字相通。大概是哭泣得精诚，所以对着他的人都凄怆感伤。“恸”应当作“动”。意思是振动，不是悲恸。下文说“能动孟尝之心”可以证明。雍门子能感动孟尝君的心，不能感动孟尝君的衣服，“衣”字上面的“之”字，承上文省略。衣服不知道哀痛，不与人心相通。“以”同“与”。“关”、“贯”字相通。现在城墙，是土做的，土就像衣服一样，没有心腹内脏，怎么能因为悲伤哭泣而震动崩塌？“恸”应当作“动”。

假如至诚的声音能震动城墙泥土，那么他对着草木哭泣，能折断草折断木头吗？对着水火哭泣，能使水涌出、火熄灭吗？草木水火，与土没有不同，然而杞梁妻不能使城墙崩塌，这就很明显了。

或许是城墙恰好自己崩塌，杞梁妻恰好哭泣，后世喜好虚妄，不推究事实，所以崩塌城墙的名声，至今不消失。

传书记载说：“邹衍无罪，被拘禁在燕国，正当夏天五月，仰天叹息，天降下霜。”《淮南子》说：“邹衍侍奉燕惠王，竭尽忠诚。左右的人诬陷他，惠王拘禁他，他仰天哭泣，五月天降下霜。”（今本已佚。《后汉书·刘瑜传》引用。）这与杞梁妻哭泣而崩塌城墙，没有不同。说是精诚感动。

说他无罪被拘禁，正当夏天仰天叹息，这是事实；说天因此降霜，这是虚妄。这是复述传言，“雨”应当作“霣”。“陨”、“霣”同字，“霣”字残缺，讹误为“雨”。下文“独能雨霜”错误相同。下文说：“一仰天叹息，天降下霜。”《累害篇》说：“夏天不降霜，邹衍的罪过就不能消除。”都作“陨”，这是证据。《变动篇》也辩驳了这种虚妄之说。

万人张开口，一起叹息，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个人，冤屈而叹息一次，怎么能降下霜？

邹衍的冤屈，不过像曾子、伯奇。曾子被怀疑而吟叹，《庄子·外物篇》说：“亲人没有不希望儿子孝顺的，但孝顺未必被爱，所以孝己忧愁而曾参悲伤。”《释文》引用李颐说：“曾参极孝顺，被父亲憎恶，曾经断粮而后苏醒。”《盐铁论》说：“曾子靠着山吟叹，山鸟下来飞翔。”《仓颉篇》说：“吟，是叹息。”（《文选》苏子卿古诗注。）伯奇被驱逐而歌唱。注见《累害篇》、《书虚篇》。被怀疑、被驱逐与被拘禁相同，吟叹、歌唱与叹息等同，孙曰：这是承接上文“曾子被怀疑而吟叹，伯奇被驱逐而歌唱”两句说的。“疑”字下面一定脱漏了“逐”字。被怀疑而吟叹，指曾子；被驱逐而歌唱，指伯奇；被拘禁而叹息，指邹衍，意思正是一贯的。脱去“逐”字，上下文义就不相应了。曾子、伯奇不能招致寒冷，邹衍是什么人，唯独能降霜？“雨”应当作“霣”。校勘见上文。

被驱逐的冤屈，尚且不足以说。申生伏剑自杀，《晋语二》说：“申生在新城的庙里上吊。”韦注说：“雉经，是头撞墙然后悬死。”《左传》僖公四年传说“缢”，意思相同。《公羊传》、《谷梁传》、《史记·晋世家》都没有明文。这里说“伏剑”，不足为据。伍子胥刎颈，注见《逢遇篇》。申生确实孝顺而被赐死，伍子胥确实忠诚而被诛杀。而且临死时，都有声音言辞。《晋语二》说：“申生将死，派猛足对狐突说：‘申生有罪，不听伯氏，以至于死。’”《史记·吴世家》说：“子胥将死，说：‘在我的墓上种梓树，让它可以做器具。挖出我的眼睛，放在吴国东门，以观看越国灭吴。’”声音言辞出口，与仰天叹息没有不同，上天不为这两个儿子感动，唯独为邹衍感动，上面“动”字传写误增。前文“能动孟尝之心，不能感孟尝衣”，后文“能小相动，不能大相感”，都以“感”、“动”对言。难道上天痛恨被拘禁，不悲伤流血吗？为何冤痛相似，而感动不同呢？“伯奇”二字，意思不可通。“伯”是“何”字形讹。“奇”字涉及上文“伯奇”而衍文。下文都以“何某某也”句诘问，可以证明。盼遂案：“伯”是“何”的形误，“奇”是“其”的音误，“也”与“邪”古同用。上文说“申生伏剑，子胥刎颈，确实孝顺而被赐死，确实忠诚而被诛杀。上天不为这两个儿子感动，唯独为邹衍”，所以此处诘问“何其冤痛相似而感动不同邪。”后人因上文屡有曾子、伯奇之名，遂误改“何其”作“伯奇”，不顾其语意之不安也。

译点燃一束火把，烧一锅水，整天也不能烧热；拿着一尺长的冰，放在厨房里，整夜也不能使它变冷。为什么呢？因为微小的感应，不能撼动巨大的事物。如今邹衍的叹息，不过像一束火把、一尺冰那样微小，而皇天巨大，不仅仅是一锅水、一间厨房那样的小类可比拟的。他仰天叹息一次，天就降下霜来，为什么天如此容易感动，霜如此容易降下呢？

悲哀与欢乐相同，喜悦与愤怒等同。邹衍兴起怨恨悲痛，使天下降霜；如果让邹衍蒙受意想不到的赏赐，仰天而笑，难道能使冬天变得炎热吗？变复家说：“君主秋天行赏则气候温暖，夏天行罚则气候寒冷。”寒冷不能持续很久，霜就不会降下；温暖不能连日持续，冰就不会融化。一个人受冤而叹息一次，天就降下霜来，为什么气如此容易变化，时节如此容易转变呢？

寒暖自有其时令，不符合变复家的说法。暂且顺着变复家的说法，变复家认为，喜怒赏罚，招致寒暖。《寒温》、《谴告》、《变动》三篇极力驳斥这种观点，这里姑且借用他们的说法。有时燕王喜欢用刑，寒气应当到来；而邹衍被囚禁叹息，叹息时霜恰好降下。世人看到恰好叹息而霜降，就认为是邹衍的叹息导致的。

传说记载：“师旷演奏《白雪》乐曲，神物降临，风雨突然到来，晋平公因此得了重病，晋国遭受大旱。”《淮南子·览冥训》的文字。高诱说：“神物，就是神化之物，指玄鹤之类飞来，无头鬼一类拿着戈跳舞。癃病，重病。赤地，大旱。”《白雪》，注释见下文。晖按：玄鹤，见于《韩非子》。无头鬼，未曾听闻。《说文》：“癃，疲病。”《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有疲癃之病。”《素问》指小便不通。

有人说：“师旷演奏《清角》乐曲，第一次演奏，有云从西北方升起；这是玄云。第二次演奏，大风到来，大雨随之，撕裂帷幕，打碎俎豆，吹落廊瓦。在座的人四散奔逃，晋平公恐惧，伏在廊室里。‘乎’，纪昀《妖》作‘于’，与《韩非子·十过》、《史记·乐书》相符。《御览》七百六十七引《庄子》佚文也记载此事。晋国大旱，赤地三年，晋平公得了重病。”《韩非子·十过》的文字。《白雪》与《清角》，或许是同一乐曲而名称不同，《淮南子·俶真训》高诱注：“清角，商声。”《文选·南都赋》注引许慎《淮南》注：“清角，弦急，其声清。”它们的灾祸败坏是同一实质。

译记载这类故事的书籍，都认为是这样；世俗之人所见所闻，也相信确实如此。推究考察实际情况，这大概是虚妄之言。

那清角是什么声音，竟然能招致这样的景象？（“而”字下脱漏“能”字。前文“鲁阳公是什么人，竟能使太阳返回”；“燕太子丹是什么人，竟能感动上天”，与此句句式相同。下文“实际上音乐之声不能招致这种景象”，与此句相互呼应成文。）（回答说：）“清角，是属木的声音，（‘清角，木音也’以下十七字，是王充假设的言辞，用来回答上文‘清角是什么声音’的问题。‘三尺之木’以下，又是驳斥这种说法。‘清角’之上应当有‘曰’字。现在版本脱漏了它，那么文意就不通顺了。现在补上。《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说：‘风，是木的气，它的音是角。’所以招致风而且下雨。（‘而’应当作‘雨’，字形相近而误。上文‘清角的曲子，再演奏一次，大风来到，大雨随之停止’，下文‘演奏清角时，上天偶然风雨交加’，都是它的证据。如果木能生风，这是五行家的说法。风属土，是木的配偶，木克制土，崇尚妻子所喜好，所以木生风。《素问·五常政大论》注说：‘风，是木的化生。’《淮南子·天文篇》注说：‘风，是木风。’雨与风一起来。’三尺长的木头，几根弦的声音，《广雅·释乐》说：‘神农氏的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面有五根弦，叫宫、商、角、征、羽。周文王增加两根弦，叫少宫、少商。’《初学记》引用《琴操》也说：‘长三尺六寸六分，宽六寸，五根弦。’这里说‘三尺’，是举整数而言。高诱在《淮南子·览冥篇》注中说：‘白雪，是太乙五十弦琴瑟乐曲的名字。’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根据《世本》、《封禅书》，认为‘琴’字是误增衍文。现在考察：王充说长三尺，就知道是‘琴’。各种书籍都说瑟长七尺二寸。高诱《淮南子·俶真篇》注说：‘白雪，是太乙五弦的琴。’这与王充的说法相同。《览冥训》注，误增衍了‘十’字、‘瑟’字。说‘太乙’，大概另有版本。后人以为直接依据《史记》，所以妄自增补。感动天地，怎么这么神奇呢？这又是像一哭就使城墙崩塌，说的是杞梁的妻子；一叹息就使霜降下之类，说的是邹衍。

师旷能演奏清角，必定有所师承，不是他天生资质自然产生的。他当初学习的时候，日夜练习，不只是演奏一两次。如果真像记载故事的书籍所说，师旷学习清角时，风雨应当到来。（‘当’疑为‘常’字的错误。）

记载故事的书籍说：“瓠芭弹奏瑟，深渊里的鱼出来听；（‘渊’应当作‘淫’，唐人避讳‘渊’，笔画省略，与‘淫’字形相近，所以相混。《荀子·劝学篇》作‘流鱼’。‘流’是‘沈’字的讹误。《大戴礼记·劝学篇》正作‘沈鱼’。‘沈’就是‘淫

译’，声音相近字相通。（《尚书·微子篇》‘沈湎于酒’，‘沈湎’就是‘淫湎’。详细说法见《经义述闻》。王先谦《荀子集解》说：‘沈鱼，是鱼沉伏。流是沈的借字。’他的说法不对。《文选·七命》注引用《荀子》正作‘鱼’，‘’、‘淫’声音相近字相通。司马相如《上林赋》：‘浸潭促节’，《汉书》作‘浸淫’，就知道《荀子》原本不作‘流’，而‘沈’字也不能像王说那样解释。陶方琦也说：‘流’借为‘沈’。两个字声音不相近，他的说法也不对。）《后汉书·马融传》注引用《韩诗外传》也作‘淫鱼’。现在《外传》卷六作‘潜鱼’，‘淫’、‘潜’声音相近。《文选·别赋》注引用《外传》作‘渊鱼’，与此文错误相同。‘淫’、‘渊’字形讹误。《淮南子·说山篇》高诱注本作‘淫鱼’。许慎注本作‘潜鱼’，《说文解字》鱼部引用传文相同。本书《率性篇》作‘潭鱼’。‘’是本字，《说文解字》鱼部有‘’。沈、淫、潭、’都因声音假借。（段玉裁说淫是大，错了。）这是王充以前的旧籍，没有作‘渊’的，那么此文的错误，就明白了。《淮南子·说山篇》高诱注：‘瓠巴，是楚国人，善于弹奏瑟。’《文选·长笛赋》注引用江遽《文释》说：‘瓠巴，是齐国人。’与高诱说法不同。又《淮南子·齐俗篇》：‘狐梁的歌。’《三国志·蜀志·郄正传》：‘瓠梁托弦以流声。’注引用《淮南子》：‘瓠巴弹奏瑟，而鱼出来听。’又引用《齐俗篇》：‘瓠梁的歌。’《北堂书抄》卷一零六引用《淮南子》注：‘瓠梁，是善于唱歌的人。’这是瓠巴、狐梁是一个人，‘瓠’、‘狐’字相通。又考察：各种书籍都说瓠巴的事，《说文解字》鱼部认为是伯牙，他的说法独自不同。《淮南子·说山篇》高诱注：‘淫鱼喜欢音乐，把头伸出水面来听。淫鱼长头，身体占一半，长一丈多，鼻子纯白，身体纯黑，口在颔下，像鬲狱鱼而身体没有鳞片，出自江中。’《文选·蜀都赋》刘注、《后汉书·马融传》注、陈藏器《本草》，所说它的形状，与高诱大致相同。陈藏器《本草》作‘鲟’，与‘’声音相近字相通。《山海经·东山经》郭璞注、《文选·西京赋》李善注说就是鲔鱼，《说文解字》‘鲔’、‘’两个篆文分列，许慎意思不是这样。《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说就是鳣鱼。臣瓒所描述，正与鱼相似。然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四十四说鲟也是鳣属，形状像鳣。那么、鳣是两种东西。《尔雅·释鱼》郭璞注意义相同。师旷弹琴，各种书籍都作‘伯牙’。六匹马抬头吃草。”《淮南子·说山篇》作“驷马”。高诱注：‘仰秣，抬头吹吐，是说马笑。’《荀子·劝学篇》杨倞注：‘抬头吃草，听它的声音。’《白虎通》

译说：‘天子的马六匹。’《春秋公羊传》的说法。文章出自《大戴礼记》、《荀子》、《韩诗外传》、《淮南子》。有人说：‘师旷演奏清角（征），（‘清角’应当作‘清征’，受上下文‘清角’影响而误。上文已经说演奏清角，云气兴起，风雨到来。这里有玄鹤来，与演奏清角是两件事。《韩非子·十过篇》、《风俗通·声音篇》、本书《纪妖篇》都说师旷为平公演奏清征的曲子，有玄鹤来，是确切的证据。现在据以改正。一演奏，有十六只玄鹤，从南方来，聚集在廊门的高处；《礼记·丧大记》：‘中屋履危。’注：‘危，是屋脊上。’《纪妖篇》‘危’上有‘上’字，《韩非子》作‘垝’，也没有‘

译然而“鱼听”、“仰秣”，“玄鹤延颈”，“百兽率舞”，大概尚且是事实；风雨降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几乎可以说是虚妄之言。

或许在演奏清角之乐时，天恰好刮风下雨，风雨之后，晋国恰好遭遇干旱；平公喜好音乐，欢笑过度，恰好引发癃病。传抄书籍的人，相信这是真的，世人看见，于是认为这是事实。实际上乐声并不能导致这些。用什么来验证呢？风雨突然到来，这是阴阳混乱的表现。如果音乐能扰乱阴阳，那么也能调和阴阳，王者何必修身正行，扩大施行善政？只要演奏调和阴阳的乐曲，和气自然到来，太平自然建立。

传书说：“商汤遭遇七年大旱，在桑林以自身祈祷，吕氏春秋顺民篇高诱注：‘祷，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以六项过失自责，荀子大略篇：‘汤旱而祷曰：“政令不节制吗？使百姓疾苦吗？宫室华丽吗？女宠盛行吗？贿赂通行吗？谗佞之人昌盛吗？”’说苑君道篇文字略同。明雩、感类两篇说自责以五项过失，或许不对，应当以这篇文字为准。荀子、说苑、后汉书钟离意传意上疏、会稽典录（类聚一百）‘郡旱，夏香进谏’、帝王世纪（钟离意传注）都说商汤以六项过失自责。公羊桓五年传何休注：‘君主亲自到南郊，以六件事谢过自责。’其言辞与荀子略同。又谷梁定元年传疏引考异邮说：‘僖公即位时不雨，在山川祈祷，以六项过失自责。’那么雩祭以六件事自责，是相承的旧说。天于是下雨。”尚书大传说：“商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官占卜说：‘应当用人来祈祷。’商汤于是剪发断爪，把自己当作牺牲。在桑林之社祈祷，大雨于是到来，方圆千里都下了雨。”以上大概依据尚书大传、荀子、说苑等书。“或言”以下，大概依据商书及吕氏春秋等书。有的说：“五年。”“汤旱五年”，承上文省略。管子权数篇：‘汤七年旱，禹五年水。’庄子秋水篇：‘汤之时八年七旱。’荀子王霸篇：‘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贾子新书忧民篇：‘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年之旱。’说苑君道篇：‘汤之时，大旱七年。’淮南主术篇：‘汤之时，七年旱。’汉书晁错传：‘汤有七年之旱。’这些都说是‘七年’。墨子七患篇引殷书说：‘汤五年旱。’吕氏春秋顺民篇：‘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这些都是说‘五年’的。墨子得见殷书，其说法为实。竹书：汤十九年至二十四年大旱，即祷桑林。其数目正好是五年。孙星衍说：‘说五年的，是根据不收成的年份而言，七年中，祈祷而得雨的年份。’按：古传自有两说，不必强行沟通。盼遂案：四字为仲任自注。祷辞说：‘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万夫；周语上引作“汤誓”，“及”作“以”。韦注：‘天子自称曰余，余一人有罪，无罪万夫。’又说：‘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今汤誓无此言，则丧亡矣。’韦说非。誓，告于神也。周书世俘篇：‘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汤誓”，即汤于桑林祷辞也。徐时栋说：‘尚书汤誓有二：一为伐桀，是为今文；一为祷旱，错见于古文。梅氏窃取古书，以缀汤诰，而祷旱之誓湮矣。’万夫有罪，在我一人。韦说：‘在我一人，乃我教导之过也。’墨子兼爱下引汤说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尸子绰子篇、论语尧曰篇亦有此文。伪书窃为汤诰，孔氏谓伐桀之辞，（论语孔注，亦出讹托。）非也。江声、魏源仍沿其误。天（无）以一人之不敏，先孙说：此本吕氏春秋顺民篇。“天”当作“无”。“无”或作“”，因误。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吕氏春秋高注：‘谷者，民命也。旱不收，故曰伤民之命。’吕氏盖本于殷书，其文尚见墨子。所载汤说，即诸书所谓祷词。并说：‘汤不惮以身为牺牲。’即祷于桑林事也。孙星衍谓：周语、墨子、论语、吕氏所载，即夏社逸文，是也。书序说：‘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郑康成说：‘当汤伐桀之时，旱致灾，既致其祷祀，（此句书疏引。）明德以荐，而犹旱至七年，故汤迁社，而以周弃代之。’（周礼大宗伯疏。）是夏社篇为因旱祷祀，告天迁社而作，故本书感类篇引书说：‘汤自责，天应以雨。’“书”者，商书也。盖括述其文。疑仲任及见夏社。然此文确本吕氏。于是剪其发，丽其手，先孙说：‘丽’，今本吕览作‘□’。御览引作‘丽’，与此同。（‘丽’即‘枥’之借字，详前庄子。）自以为牲，用祈福于上帝。上帝甚说，‘上帝’，吕氏作‘民乃’。时雨乃至。”

译说商汤在桑林以身祈祷，自责己过，如果说是剪断头发、割破手，“若”就是“及”的意思。把自己当作牺牲，用来向天帝祈福，这是事实。说下雨是因为商汤自责并以身祈祷的缘故，这大概是虚妄之言。《明雩》、《感类》两篇都辩驳了这种虚妄。

孔子生病，《论语·述而》篇的《释文》在“子疾”下说：“有一个版本说‘子疾病’，郑玄的本子没有‘病’字。”皇侃疏、邢昺疏的本子与本文相同。沈涛说：“《鲁论》有‘病’字。郑玄遵从古文，所以没有。”陈鳣、阮元都认为“病”字不应该有。子路请求祈祷。郑玄注：祷，是向鬼神谢罪。（《御览》卷五二九。）孔子说：“有这种事吗？”《集解》引周氏说：“是说有这种向鬼神祈祷的事吗？”（邢昺本脱漏了“乎”字。）子路说：“有的；《诔》篇说：‘向上下神祇为你祈祷。’”孔安国说：“诔，是《祷》篇的名称。”《说文解字·言部》引《论语》作“讄”，有的作“□”，说：“祈祷。累积功德以求福。”许慎使用古文，说明古文《论语》作“讄”，有的作“□”。郑玄注《周礼·小宗伯》引作“讄”，在《太祝》注中作“诔”，这说明一定是《鲁论》作“诔”。王充多遵从《鲁论》，所以相合。孔子说：“我的祈祷，已经很久了。”郑玄说：“孔子自知没有过错可以谢罪，（《御览》卷五百二十九。）明白自己向来对鬼神恭敬严肃。”（《后汉书·方术传》注。）圣人修身端正行为，向来祈祷的日子很久，天地鬼神知道他无罪，所以说“祈祷很久了”。《易经》说：“大人与天地合其德行，与日月合其光明，与四时合其次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是《易经·乾卦》文言的辞句。“叙”作“序”，《初禀》篇相同。李富孙《易经异文释》说：“《说文》说：‘叙，次第也。序，东西墙也。’所以‘叙’是本字。经传中也多假借‘序’为‘叙’。”这是说圣人与天地鬼神德行相同。如果必须祈祷才能得到福报，“即”就是“若”的意思。这就不同了。商汤和孔子都是圣人，都向来祈祷的日子很久。孔子不让子路祈祷来治病，商汤怎么能通过祈祷得到雨呢？孔子向来祈祷，身体还是生病；商汤也向来祈祷，年岁还是大旱，那么天地有水旱，就像人有疾病一样。疾病不能靠自责来消除，水旱不能靠祈祷谢罪来去除，这就很明白了。

商汤招致旱灾是因为有过错吗？这是不与天地同德啊。现在如果不是因为过错招致旱灾呢？“今”就是“若”的意思。自责祈祷谢罪，也没有益处。人的身高七尺，形体中有五常，有瘅热之病，“瘅”下旧校说：一作“瘴”。深深地自我克制责备，尚且不能痊愈，何况广大的天，自有水旱的变化，商汤用七尺的形体，形体中的诚心，自责祈祷谢罪，怎么能得到雨呢？人在高台之上，人在高台下磕头，请求台上的东西。台上的人听到他的话，就怜悯而给他；如果不听到他的话，即使至诚微小，《广雅·释训》：“区区，小也。”最终也得不到。天离人，不只是高台那样高，商汤虽然自责，天怎么能听到知道而给他雨呢？

旱灾，是火的变异；水涝，是水的异常。《尔雅》：“久雨叫做淫。”《明雩》篇说：“久雨为水涝。”“淫”、“湛”古音

译同声通用。《考工记·蜃氏》：“用蜃灰浸染。”杜子春说：“淫有的版本作湛。”尧遭遇洪水，可以说是水涝了，尧不自责以身祈祷，必定由舜、禹治理，知道水变必须治理。消除水涝不靠祈祷，消除旱灾也应该如此。由此说来，商汤的祈祷，不能得到雨。

有时旱灾长久，当时应当自然下雨，商汤因为旱灾长久，也恰好自责，世人看到雨落下，随着商汤自责而至，就说商汤通过祈祷得到雨了。

传说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文，高诱注：“仓颉开始观察鸟迹的文字，而创造书契。有了书契，那么欺诈讹误萌生；欺诈讹误萌生，就背离根本追求末节，抛弃耕作之业而追求锥刀之利，天知道他们将挨饿，所以天雨粟。鬼害怕被书文所劾治，所以夜里哭。”《意林》引许慎注：“造文字，那么欺诈讹误产生，所以鬼哭。”与高诱的意思不同。这是说文章兴起而祸乱渐渐显现，《淮南子》说：“智（‘智’字依王念孙校增。）能越多而德行越薄。”意思与此相近。所以这种妖异变化导致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高诱、许慎注意思相同。

说天雨粟，鬼夜哭，是事实。说这是应验仓颉造字，是虚妄。

黄河出图，洛水出书，是圣帝明王的祥瑞应验。《白虎通·封禅》：“德行达到渊泉那么黄河出图，洛水出书。”《易经·系辞上》李鼎祚《集解》载郑玄引《春秋纬》说：“黄河贯通天干，产出天苞；洛水流通坤地，吐出地符。河龙图显现，洛龟书感应。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汉书·五行志》载刘歆说：“伏羲氏继承天命而称王，接受河图，效法而画之，八卦就是。禹治理洪水，赐予洛书，效法而陈列之，洪范就是。”《汉书·叙传》：“河图命令庖牺，洛书赐予禹，八卦成列，九畴于是有序。”李奇注：“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洪范九畴。”《洪范五行传》郑玄注：“当初禹治水，得到神龟背负文字于洛水，以此穷尽天人阴阳之用，至此奉行帝命而陈列之。”这也是以洛书为洪范九畴。王充的说法相同，见后《正说》篇，大概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洪范，两汉今古文说法没有差异。图书文章，与仓颉所作的书（“字”字涉下文而衍。“画”字为“书”字形近而误。“仓颉所作书”，承接上文“传说说，仓颉造字”为文，不当作“字画”二字。《御览》卷六一八引作“图书文章，与书何异”。《路史前纪》卷六注引作“图书文章，与作书何异”。都作“书”字，是明证。）有什么不同？古书多以“文字”连用，没有以“字画”相属的。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说文解字·序》：“依类象形叫做文，形声相益叫做字。”《意林》引王婴《古今通论》：“仓颉造书，形立叫做文，声具叫做字。字，取其孳乳相生。写在竹帛上叫做书。”事业与天地相同，手指与鬼神相合，有什么非议有什么恶行，而招致雨粟、鬼哭的怪事〔哉〕？孙曰：“神哭”当作“鬼哭”。这是受上句“指与鬼神合”影响而误。上文说：“传说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正是说此事。不当作“神哭”。《御览》卷七四七引作“有什么非议有什么恶行，而招致雨粟、鬼哭的怪事哉？”应当据以改正。晖按：孙说是。

译《路史前纪》卷六注引也作“鬼哭”。又《御览》、《路史》注引“怪”下都有“哉”字，今据增。假如天地鬼神厌恶人有书，《路史》注引“有”作“作”。那么它出图书就不对了；天不厌恶人有书，《御览》卷六一八引作“若不厌恶为书”，与上文“有书”《路史》注作“作书”相合。怀疑今本“有”字误。造字有什么非议，而招致这种怪事？

译有时仓颉恰好造字，天上恰好降下粟米，鬼怪偶然在夜间哭泣，而降粟、鬼哭，各自有其缘由。孙氏说：这里不该有“神”字，大概是受上文“鬼神”二字影响而衍生的。世人见应验了造字之事而降下粟米，就认为这是造字带来祸乱败亡的征兆，是感应事物而发生的变动。

“天降谷米”，议论的人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感应〕变化而产生。刘先生说：“变”字上面，《御览》卷八三七引文有“应”字，应当据以增补。

如果拿云雨来讨论，降下谷米的变异，并不值得奇怪。用什么来验证呢？

云气出自山丘，降落分散就成为雨了。刘先生说：“云”字下面的“雨”字大概是衍文。这里说云气出自山丘，等到降落分散，才成为雨罢了。如果写成“云雨”，在文辞上就重复了。《御览》卷二七、卷八三七引文都没有“雨”字，这就是证据。盼遂按语：“云雨”应当是“云气”，下文说“都是由云气从山丘发出”，这就是证据。人们看见它从上面坠落，就说是天降雨水。夏天就降雨水，冬天天气寒冷，雨水凝结就成为雪，都是由云气从山丘发出，并不是从天上降落到地上，这很明白了。至于谷米的降落，也如同云气散布一样——“布之”二字大概倒置了。也是从地面升起，盼遂按语：“云布”是“云雨”的误写。上文说“如果拿云雨来讨论”，这里正是结论，所以也说“云雨”，与上文相应。因为与狂风一起飘动，直达天空，聚集在地面。集，就是停止。人们看见它从天上落下，就说是“天降谷米”。

建武三十一年（中），“中”字在意义上没有作用，是受“年”字影响而伪增的衍文。刘赓《稽瑞》、《类聚》卷八五、《御览》卷八三七、《玉海》卷一九七引文都没有，应当据以删去。陈留地区降下谷米，谷米落下遮蔽了地面。观察谷米的形状，像茨草籽一样黑，《类聚》引文“茨”作“粢”，《御览》引文作“米”，《玉海》引文作“苡”。孙氏说：作“粢”是正确的。有点像稗草的果实。《后汉书·光武帝纪》也说：“形状像稗草的果实。”杜预说：“稗，是像谷米的草。”这或许是夷狄之地，生长出这种谷米，夷狄不吃粮食，《礼记·王制》：“西方叫戎，披发穿皮衣，有不吃粮食的；北方叫狄，穿羽毛衣服住洞穴，有不吃粮食的。”郑玄说：“不吃粮食是因为地气寒冷，五谷稀少。”这里是指本性不知道吃粮食。《诗经·大雅·思文》疏引郑玄说：“粒，就是米。”伪《尚书·益稷》孔传：“吃米叫粒。”这种谷米生长在荒野之中，成熟后垂落堆积在地上，遭遇狂风骤起，吹扬着它一起飞起，风势减弱谷米落下，掉在中国。中国的人看见它，说是“〔天〕降谷米”。孙氏说：“说是降谷米”，应当作“说是天降谷米”，与上文“就说是天降谷米”文义正好相应。《类聚》卷八十五引文“之”作“天”，没有错误。刘先生说：《御览》卷八三七引文作“说是天降谷米”。（张本《御览》没有“之”字。）这里脱漏了“天”字，“之”字没有错误。晖按语：明天启本《御览》引文也作“说是天降谷米”。然而以上文“就说是天降谷米”为例，则应当补上“天”字。用什么来效验呢？野火焚烧山泽，山泽之中，草木都被烧掉，它的叶子变成灰烬，狂风骤起，吹扬着它，直达天空而飞，风势减弱叶子落下，聚集在道路上。所谓“天降谷米”，就是草木叶子被烧飞而聚集这一类现象，而世人认为是降下谷米，撰写传记的人认为〔这是〕怪异。“以变怪”文义不通。“以”字下面应当有“为”字，传抄脱漏了。“以为降下谷米”，“以为怪异”，文例正好相同。盼遂按语：“以”字下面应当有“为”字。上句“世人认为是降下谷米”，与此同一文法。吴承仕说：“此句似乎应当作‘撰写传记的人附会成怪异’，‘傅’受上文影响误作‘传’，又妄自颠倒罢了。”

天主宰施布气，地主宰产生物品，有叶子果实可以啄食的，都是大地所生，不是天所作为的。现在谷米不是气所生，需要土壤才能长成，虽然说是怪异变化，怪异变化也依据类别。意思是说怪异变化者，也必定依据类别来说。谷米不是天气所生，却说天降谷米，失去了类别。大地所生的物品，反而从天上聚集而来，天上所生的物品，可以从大地出来吗？大地有万物，就像天空有众星一样，星星不会重新生于大地，谷米为什么偏偏生于天上呢？

传记又说：“伯益开凿水井，龙登上黑云，神灵栖息在昆仑。”这是《淮南子·本经训》的文句。高诱注：“伯益辅佐舜帝初次开凿水井，凿地寻求水，龙知道将要决开川谷，排干池塘，害怕受害，所以登上云而去，把神灵栖息在昆仑山上。”按：高注把“神”当作“龙神”，王充则认为“百神都是”。从文例来看，龙与神是对文，高说不对。《御览》卷九二九引《淮南子》注：“伯益，（字误作‘夷’。）是夏禹的辅佐。初次开凿水井，泄露地气，以后必定排干池塘捕鱼，所以龙登上黑云，神灵栖息在昆仑。”与王充读法相同，怀疑是许慎的注。说开凿水井有害，所以龙、神发生变异。“龙井”应当作“作井”。这里说龙、神因为开凿水井有害而离去。下文说：“因为开凿水井的缘故，龙登神去。”可以证明。盼遂按语：上文“龙”字受上下文影响而衍。

译说龙登上黑云，这是事实。说神灵栖息在昆仑山，又说因为伯益凿井的缘故，龙才登云、神灵才离去，这是虚妄的。

凿井而饮水，耕田而吃饭，这是同样的事实。伯益凿井，导致发生变动，那么最初从事耕种的人，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动？神农氏弯曲木头做成耒，弯曲，就是使木头弯曲的意思。他教导百姓耕种除草，百姓才开始吃谷物，谷物才开始播种。《易·系辞下》说：“神农氏砍削木头做成耜，揉曲木头做成耒，耒耜除草的好处，用来教导天下。”耕种土地来开辟农田，挖掘地面来开凿水井，井里出水来解救口渴，田里出产谷物来拯救饥饿，这是天地鬼神所希望做到的，龙为什么登上黑云？神灵为什么栖息在昆仑山？

龙登上黑云，古往今来都有，并不是从伯益凿井开始才登云的。正当盛夏时节，雷雨按时而至，龙大多登上云层。云雨与龙相互感应，龙乘着云雨而行，这是同类事物相互招致，并非有什么目的。

尧的时候，天下太平，百姓无事，有年过五十的老人，在路上击壤游戏。观看的人说：“伟大啊，尧的德行！”击壤的老人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有什么功劳？”这件事也见于《帝王世纪》、《逸士传》。尧的时候已经有井了。唐尧、虞舜的时候，有豢龙氏、御龙氏，龙常在朝廷，夏朝末年政治衰败，龙才隐藏起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董父喜欢龙，龙大多归附他。于是他驯养龙，来服侍帝舜，姓氏叫豢龙。所以帝舜的子孙世代都有养龙的人。后来有刘累，向豢龙氏学习驯龙，来服侍孔甲，姓氏叫御龙。一条龙死了，找不到它的尸体。”《国语·晋语八》中，范宣子也说：“我的祖先，在夏朝担任御龙氏。”这是御龙氏在孔甲时代的事。王充记错了。《史记·夏本纪》集解引贾逵说：“豢，就是养。用谷物喂养叫豢。”服虔说：“御也是养。”并不是因为伯益凿井，龙才登上云层。

所谓的神灵，是什么神灵？百神都是，百神为什么厌恶人凿井？假如神灵和人一样，那么也应该有饮水的欲望。有饮水的欲望，却厌恶井而离去，这不是事实。

伯益大概并没有凿井，伯益凿井的说法，出自《世本》。王充不采纳。龙不是因为凿井而登云，神灵不栖息在昆仑山，传记中的说法是虚妄的，是凭空捏造的。

传记中说：“梁山崩塌，这件事发生在春秋鲁成公五年。堵塞了黄河，三天水流不通，晋君为此担忧。晋国的伯宗根据推车人的话，让晋景公穿着素缟哭泣，黄河水因此流通。”

这是虚妄的话。

山崩塌堵塞黄河，就像人长了痈肿，血脉不通一样。治疗痈肿的人，难道可以用穿着素服哭泣的声音来治疗吗？

尧的时候，洪水滔天，包围山岳，漫上丘陵，帝尧叹息，广泛寻求贤人。《尧典》说：“帝说：‘咨询四岳，浩浩荡荡的洪水正在割裂大地，漫上山岳，包围丘陵，浩浩荡荡淹没天空。百姓困苦，谁能治理？’”伪孔传说：“怀，就是包围。襄，就是漫上。”皮锡瑞说：“今文《尚书》作‘汤汤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王充大概是依据今文《尚书》。水灾比黄河堵塞更严重，尧的忧虑比晋景公更深，没听说用穿着素缟哭泣的声音能压制战胜它。尧没有像推车人那样的贤人吗？还是洪水变化太大，不能用声音和服饰来消除呢？

译像“穿着素白丧服哭泣”那样，是悔过自责的表现；尧、禹治理洪水，依靠的是人力劳役，而不是自责。梁山，是尧时候的山；所堵塞的黄河，是尧时候的黄河。《水经注》卷四记载：“黄河水向南流经梁山原的东面。在冯翌夏阳县的西北，临近黄河。”孙星衍说：“黄河流经今天的韩城，山就是韩城县北的大梁山。”山崩导致黄河堵塞，天降大雨使河水涌起，这两种灾变，没有什么不同。尧、禹治理洪水依靠人力劳役，辇者治理堵塞的黄河却用自责，灾变相同而治理方法不同，人是一样的而应对方式却不同，“钧”读作“均”，也是相同的意思。这大概不是贤圣之人应对灾变复归正常的实情。关于“变复”的含义，见前面的注释。

大凡灾变复归正常的道理，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是因为事物同类。有寒冷就用温暖来消解它，“复”指消解恢复；有温暖就用寒冷来消解它。所以用龙来招致雨水，注释见《偶会》篇；用形体来驱散暑气，孙星衍说：“以刑逐暑”，意思讲不通。“刑”应当是“形”字。（形、刑在古代通用。）“暑”应当是“景”字。《寒温》篇说：“老虎咆哮而谷风到来，龙兴起而彩云升起，同气同类相互招致，所以说用形体来驱散影子，（元本作“景”。）用龙来招致雨水。”《吕氏春秋·有始》篇、《召类》篇都说：“用龙来招致雨水，用形体来驱散影子。”这就是证据。又按：“刑”或者是“扇”字的讹误。《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说：“所以用龙来招致雨水，用扇子来驱散暑气。”这都是依据五行之气，运用相互感应克制的原理。即感动厌胜。山崩堵塞黄河，穿着素白丧服哭泣，对于变复之道有什么意义呢？道，指变复之道。

这或许是因为黄河堵塞的时候，山刚刚崩塌，泥土堆积，水势还不盛大。三天之后，水势盛大泥土散开，逐渐毁坏溃散了。毁坏溃散的水流，最终向东流去。恰逢伯宗听到了辇者的话，于是穿着素白丧服哭泣，因为哭泣而水流，水流的时候（则）人们就说黄河的灾变是因为哭泣而消解复归正常的。“时”应当是“则”字，字形错误所致。起，因的意思。本书常用语。复，消解恢复。意思是人们看到水流，就说黄河堵塞的灾变因为哭泣而消解恢复了。在“或时”以下，探求传书中虚妄说法的由来，必定以“则谓”云云引出。本书各篇可以参看。其实并非如此。怎么验证呢？假如山总是自己崩塌，穿着素白丧服哭泣也没有益处。如果说是天变回应人事，就应当改变政治。穿着素白丧服哭泣，改变了什么政治，而天变就复归正常了呢？

传书说：“曾子的孝心，与母亲气息相通。曾子在野外砍柴，有客人到来想要离开。曾母说：‘希望留下，参很快就会到。’随即用右手掐自己的左臂。《事文类聚》卷四、《合璧事类》卷二十五引文中‘右左’二字都颠倒了。曾子左臂立刻疼痛，立即奔跑回来，问母亲说：‘手臂为什么疼痛？’母亲说：‘刚才客人来想要离开，我掐手臂来呼唤你。’”不知道出自哪里。《搜神记》说：“曾子跟随仲尼在楚国，心里有感应，辞别回家问母亲。母亲说：‘想你而咬手指。’孔子听说后说：‘曾参的孝心，精诚感应万里。’”这与这件事相近。刘盼遂按语：唐兰说：“类书引用这件事，说是出自《孝子传》。《隋书·经籍志》《孝子传》有好几家，刘向、师觉授等是其中作者。”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也记载了这件事。大概是因为至孝与父母气息相通，身体有疾病，精神就会感应。”

我说：这是虚妄的。

“孝悌的极致，通达于神明”，这是《孝经》的经文。这是说德化达到天地。俗人依据这种说法，说孝悌的极致，精气相互感应。

如果曾母手臂疼痛，曾子手臂也就立刻疼痛，曾母生病，曾子也就立刻生病吗？元本“乎”字在“曾子亦病”下面。朱骏声校勘同。孙星衍说：应当据正。晖按：“亦”下面应当有“辄”字。“亦辄痛”，“亦辄病”，“亦辄死”，语气相同。现在这个文本“亦”下面脱漏了“辄”字，下文“辄”上面又脱漏了“亦”字，可以互相证明。曾母死了，曾子也就立刻死了吗？“辄”上面应当有“亦”字。《御览》卷三六九引用这段文字作“手臂疼痛，曾子手臂也疼痛；母亲死了，曾子也死吗”。两个“辄”字都漏引了，然而可以推证这段文字与上文句法一致，都以“亦辄”二字连用。刘盼遂按语：这段文字原本作“曾母生病，曾子也立刻生病吗？曾母死了，曾子也立刻死吗？”这才与上文“曾母手臂疼痛，曾子手臂也立刻疼痛”相应。考查事实，怀疑是“成事”的误写。本书常用语。曾母先死，《檀弓下》记载：“子张死了，曾子有母亲的丧事，穿着齐衰去哭他。”曾子没有死。这说明精气只能小范围相互感应，不能大范围相互感通。

世人称颂申喜夜里听到他母亲唱歌，心里有感应，打开门问唱歌的人是谁，果然他的母亲。《淮南子·说山训》：“老母亲行走唱歌而有感应，是申喜精诚的极致。”高诱注：“申喜，楚国人。小时候失去了母亲，听到乞丐行走唱歌，声音感动他出来查看，是他的母亲。”刘盼遂按语：这件事见于《吕氏春秋·精通》篇。大概是听到母亲的声音，声音相互感应，心里悲伤意念触动，打开门询问，这大概是实情。现在曾母在家里，曾子在野外，听不到呼喊的声音，母亲稍微掐一下手臂，怎么能感动儿子呢？

怀疑世人是颂扬已成之事，意义没有明白。听说曾子的孝心，天下少有第二个，就凭空产生了母亲掐手臂的说法。

译世人称：南阳卓公担任缑氏县令时，蝗虫不进入他的辖区。卓公，就是卓茂。《后汉书》本传记载：“卓茂字子康，是南阳宛人，后来调任密县县令。平帝时，天下发生大蝗灾，河南郡二十多个县都遭受了灾害，唯独没有进入密县。督邮上报了这件事，太守不相信，亲自外出巡视查看，见到实情后才信服。”传记说他是密县令，这里却说“缑氏令”，因为两地都在河南郡，是传闻有误，应当以密县令为正确。《类聚》卷五十引用司马彪的《续汉书》与范晔的《后汉书》相同。（《书抄》卷七十八引用司马彪的书说：“担任茂陵令，蝗虫不进入茂陵辖区。”这不足以作为依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任命前密县令（现在误作高密）卓茂为太傅。”《水经注》记载：“密县城东门南侧有汉代密县令卓茂的祠庙。”大概是因为卓茂贤明至诚，灾虫才不进入他的县境。

这又是虚妄的说法。

贤明至诚的教化，能感通同类，能互相知心，然后才会仰慕信服。蝗虫，是闽虻一类的昆虫，《类聚》卷九十七“蚊类”引用时“闽”字作“蚊”。下文相同。“闽”字原本写作“▯”，又因声音转变写作“闽”。《汉书·高帝纪》注，应劭说：“‘闽’音同‘文饰’的‘文’。”蝗虫怎么知道、怎么看见，从而能知晓卓公的教化呢？假如贤者居住在深山荒野之中，闽虻能不进入他的房舍吗？闽虻不能避开贤者的房舍，蝗虫怎么能不进入卓公的县境呢？

如果说蝗虫是灾变，闽虻是异类，两者不同。寒冷和温暖，也是灾变，按照谈论寒温者的说法。假如一个郡都寒冷，贤者治理一个县，这个县的边界能独自温暖吗？寒温不能避开贤者的县境，蝗虫怎么能不进入卓公的辖区呢？

像这样，蝗虫恰好不进入辖区，卓公的贤名〔偶然〕在世上传扬，“称”字下旧校注说：有的版本有“偶”字。孙诒让说：怀疑应当作“偶称于世”，与“适不入界”语气相同。本书中“偶”、“适”并列使用的例子很多。旧校注“偶”字在“称”字下面，是文字颠倒错误。世人就说他能驱退蝗虫了。怎么验证呢？蝗虫聚集在野外，并不是能普遍广泛地完全遮蔽地面，往往是积聚多少各有地方。不是积聚多的地方，就是盗跖居住的地方；积聚少的地方，就是伯夷居住的地方。聚集的地方有多的和少的，孙诒让说：“过”应当作“地”。下文说：“聚集的地方有多的和少的，那么它经过的县就有停留和离开了。”正是承接这句话。“过”字是涉及“过县”而误写。不能全部遮蔽覆盖。聚集的地方有多的和少的，那么它经过的县就有停留和离开了。多少不能用来验证善恶，有无怎么能说明贤与不贤呢？大概当时蝗虫自己经过，并不是因为贤人〔的辖区〕而不进入，这是明显的。孙诒让说：应当作“不为贤人不入界”。上文说：“卓公担任缑氏令，蝗虫不进入辖区。”又说：“蝗虫恰好不进入辖区。”都是证据。现在版本“为”误作“谓”，又将“界”字错置于“不入”之上，所以文意不通。黄晖按：“谓”读作“为”，本书有时有这样的例子，现在保留原样。刘盼遂案：“贤人界不入”三个字成词。“贤人界不入”，即不入贤人界，本来就可以通顺，不必改换。

论衡校释

论衡校释卷第一

逢遇篇

操守品行有恒常的贤良，做官任职没有恒常的际遇。贤与不贤，是才能的问题；遇与不遇，是时运的问题。才能高超品行高洁，不能保证一定尊贵；才能浅薄品行污浊，不能保证一定卑贱。有的人才能高超品行高洁，不遇时运，退居在下层；才能浅薄品行污浊，遇时运，位居众人之上。各代各自有选拔士人的标准，士人也各自有进身的途径。进身在于遇时运，退隐在于不遇时运。处于尊贵显赫的地位，未必贤良，这是遇时运；地位卑贱在下层，未必愚笨，这是不遇时运。所以遇与不遇的原因不一：有的时运贤良却辅佐恶君；有的以大才跟随小才；有的都是大才，但道义有清浊之分；有的没有道德，却凭借技艺迎合；有的没有技能，却凭借美色得宠。

伍员、帛喜，旧校注说：宜读作“伯嚭”。黄晖按：《越绝书》字也作“帛喜”。梁玉绳《人表考》说：“《吴越春秋》作‘白喜’，又作‘帛否’，又作‘伯喜’。《文选·广绝交论》注说：‘古字通用。’”吴说：“‘嚭’字从‘喜’，‘否’声。作‘喜’者，是‘嚭’形的残缺。”都侍奉夫差，帛喜受尊重，伍员被诛杀。这是操守不同而侍奉同一君主。《史记·伍子胥传》说：“夫差立为王，任命伯嚭为太宰。伯嚭与伍子胥有嫌隙，于是进谗言。吴王于是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让他自杀。”有的操守相同而君主不同，也有遇与不遇，伊尹、箕子就是这样。伊尹、箕子，才能相当，伊尹做宰相，箕子做奴隶；《论语·微子篇》集解，马融说：“假装发狂做奴隶。”《尚书·泰誓》孔安国传：“把他当作囚奴。”《竹书纪年》：“帝辛五十一年囚禁箕子。”庾信《周齐王宪神道碑》说：“在塞库囚禁箕子。”伊尹遇成汤，箕子遇商纣。用贤才侍奉贤君，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臣子用贤才辅佐他，趋向舍弃偶合，他的际遇本来应当如此；用贤才侍奉恶君，君主不想治理好国家，臣子用忠义行为辅佐他，操守志向违背，不遇本来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