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十六

译儒者有人问道：“《易经》说‘云从龙’，指的是真正的龙，难道是指土龙吗？楚国的叶公喜欢龙，墙壁、盘盂上都画着龙。庄子说：‘叶公子高喜欢龙，屋室雕刻龙，全部写成龙的样子。于是天龙降临，把头探进窗户，尾巴拖在厅堂。叶公见到它，吓得魂飞魄散。’（这段话今本《庄子》已佚，见于《困学纪闻》卷十。）也见于《新序·杂事五》和《申子》。《吕氏春秋·分职篇》高诱注说：‘叶公，是楚国叶县大夫沈诸梁，字子高。’如果认为形象相似就等同于真实，那么叶公的国家应该经常下雨了。《易经》又说‘风从虎’，意思是虎啸则谷风至。见《偶会篇》注。风与虎，也是同类同气。假如制作一只土虎，放在山谷中，风能到来吗？土虎不能招致风，土龙怎么能招致雨？两个‘能’字都是衍文。‘而’、‘能’古字通用，本书中‘而’、‘能’互用的情况很多。这里的‘能’字，大概是‘而’字的旁注误入正文。下文错误相同。古代豢养龙，乘车驾龙，见《路史后纪九上》注引有‘故今画之’句。按：不应有这句。又《路史》注说：‘《大戴礼》说：‘春夏乘马，秋冬乘龙。’龙、马八尺的说法，王充的观点是错误的。’按：《公羊传·隐元年》注说：‘天子的马叫龙，身高七尺以上。’王充误将‘云龙’的‘龙’理解为真龙。所以有豢龙氏、御龙氏。见《龙虚篇》注。夏朝宫廷里，两条龙常在，夏朝末年衰败，两条龙低伏。‘低’当作‘坁’，见《龙虚篇》注。真正的龙在地上，尚且没有云雨，何况是伪象呢？礼仪中，画雷樽模仿雷的形状，见《雷虚篇》注。雷樽没听说能招致雷，土龙怎么能招致雨？刘盼遂案：下文的‘而’字疑为衍文。‘能’即‘而’。浅薄的人因上文‘土虎’句而沾带上这个‘而’字。琥珀拾取芥子，刘盼遂案：王筠《菉友臆说》说：‘顿牟难道是虎魄的异名吗？还是另一种东西呢？顿牟这种东西，应当保留存疑。’磁石吸引铁针，‘针’，疑当作‘铁’。‘针’写成‘针’，‘铁’或省写为‘铁’，字形相近而误。《淮南子·道应训》：‘投入金针，则形状显现在外面。’‘针’现在讹作‘铁’，就是这类情况。《吕氏春秋·精通篇》：‘慈石召唤铁，有的牵引它。’（《意林》引误作‘针’。）《淮南子·说山训》：‘慈石能引铁。’又《览冥训》‘慈石之引铁。’《春秋繁露·郊语篇》：‘慈石取铁，颈金取火。’《春秋考异邮》：‘承石取铁，玳瑁吸□。’承石，就是磁石。《汉书·艺文志序》医经家：‘慈石取铁，以物相使。’都是证据。但也有写作‘针’的。《本草经》（《续博物志》卷九）：‘磁石引针，琥珀入芥。’都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不借助其他类别。其他类别虽然相似，却不能拾取，为什么呢？因为气性不同，不能相互感应。刘子骏掌管雩祭，主管土龙之事，桓君山也用琥珀、磁石不能因为是真物就能拾取铁针芥子来诘难他，子骏穷于应对，无言以对。孙诒让说：刘昭《续礼仪志》注引桓谭《新论》说：‘刘歆求雨，制作土龙，吹律，以及各种方术，无不备设。桓谭问：‘求雨为什么要做土龙？’回答说：‘龙出现时，就有风雨兴起，用来送迎它，所以顺着它的形象类别而制作。’’王充所引用的，大概源自桓氏的书，或者是这一节的佚文。子骏，是汉朝的智囊，学识渊博，穷于应对，是因为这件事并非议论错误，而是得不到道理的真实。

回答说：用不是真龙来诘难，是对的；不根据象类来解释，是不对的。东风到来，旧校说：有的版本有‘感’字。酒液溢出。〔按：酒味酸，依《意林》作‘从酸’。东方属木。《御览》没有这个字。味道酸，所以酒液溢出。〕《意林》没有‘也’字。以上十七字，依据《意林》及《御览》卷八四五引补。周广业《意林注》认为是《招致篇》的佚文。孙诒让说：‘按：语以下，与《淮南子·览冥篇》注正同，怀疑《论衡》原本有旧注，而今本脱落了。’晖按：本书多着‘按’字，《御览》引《论衡》其他文章‘按’字以下，都出自正文，不是注语。孙氏认为是旧注，难以确证。《意林》、《御览》都在这段文字‘酒湛溢’下引用，明显是此篇的佚文。周氏将其归入《招致篇》，也不对。怀疑此处下面还有脱文。《意林》及《御览》卷八一四引《论衡》说：‘蚕合丝而商弦易，（《御览》作‘绝’。）新谷登而旧谷缺，（《御览》无此句。）按：子生而父母气衰，（《御览》无‘母’字。）新丝既登，故体者自坏耳。’（《意林》无此二句。）或许就是此处下面的佚文。《淮南子·览冥训》也以‘蚕咡丝而商弦绝’，排在‘酒湛溢’与‘鲸鱼死’之间。《论衡》多本于《淮南子》。《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东风，是木风。酒湛，是清酒。米物下沉，所以叫湛。木味酸，酸风入酒，所以酒酸而湛者沸溢，物类相感。’王念孙说：‘‘湛溢’二字当连读，‘湛’与‘淫’同，‘淫溢’犹‘衍溢’。酒性温，所以东风至而酒为之加长。《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说：‘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故阳益阳而阴益阴。’义与此同。’鲸鱼死，彗星出。《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鲸鱼，是大鱼。大概长数里，死在海边，鱼的身贱。彗星是变异，是人的灾害。类相动。’又《天文训》许慎注：‘鲸，是海中鱼之王。’《说文》作‘鳄’，说‘海大鱼也。字或从‘京’，作‘鲸’。’《御览》引魏武帝《四时食制》说：‘东海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春秋孔演图》说：‘海精，是鲸鱼。’天道自然，不是人事。事与那云龙相从，是同一个实质。”

译太阳，是火；月亮，是水。水火相互感应，通常凭借的是真气。如今方技道术之家，铸造阳燧从太阳中取火，参见《率性篇》。王盼遂按：“飞”字疑为衍文。下句“取水于月”与此对仗，且下文多次提到阳燧取火，都没有“飞”字，可以证明。又用方诸从月亮中取水，参见《顺鼓篇》。这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造成的。“天”字应当作“人”。土龙也不是真的龙，为什么不能感应上天？这是第一点。

阳燧从上天取火，在五月丙午日正午时分，消炼五种石头，铸造成为器具，王盼遂按：这里的五石大概与汉、晋间的五石散不同类。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二琉璃条引用此文说：“就是琉璃。”又说：“魏太武帝时，大月氏国人来到京师，能将石头铸造成五色琉璃，这就是五石的说法。”《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出产琉璃。”颜师古注引《魏略》说：“大秦国出产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那么又似乎在三国时期。王充所说的五石，大概是琉璃的雏形吧？于是就能得到火。现在胡乱取刀剑、偃月钩，磨光后对着太阳，参见《率性篇》。也能感应上天。既然土龙不能与阳燧相比，就应当与刀剑、偃月钩相比。王盼遂按：“既”字疑为“即”字的误写。王充的意思是土龙即使不能与阳燧相比，也应当与刀剑等相比。这是第二点。

齐国的孟尝君，王盼遂按：《史记》田文封孟尝君，不写作“常”，此处有误。夜晚逃出秦国的关隘，关门尚未打开，门客模仿鸡叫，而真正的鸡鸣声随之应和。秦关，即函谷关。见《史记》本传。既然鸡可以用假声感应，那么雨水也可以用假象招致。这是第三点。

李子长治理政事，想要了解囚犯的情况，用梧桐木制作人像，模仿囚犯的形状，挖地为坑，用芦苇做牢笼，把木囚犯放在里面。囚犯罪有应得，木囚犯就不动；囚犯冤屈被侵夺，木囚犯就会动出来。不知道是囚犯的精神附着在木人上呢？还是精神之气使木囚犯动起来？吴氏说：虞喜《志林》记载：“李子长想要了解囚犯的情况，用梧桐木做人像，芦苇做牢笼。罪有应得，木囚犯不动；若有冤屈，木囚犯就会动。”（据陶宗仪《说郛》本。）又按：《太平广记》一百七十一引《论衡》，“李子长”作“李子苌”，“梧桐”作“梧槚”，“象囚之形”作“象囚人形”。“凿地为，以芦为椁”，“”作“陷”，“卢”作“芦”，“椁”作“郭”。“囚罪正，则木囚不动”，作“囚罪正是，木囚不动”。这些都是对的。应当据以改正。“精神”作“天神”，怀疑《广记》有误。晖按：吴氏认为“”应当作“陷”，“卢”应当作“芦”，“椁”应当作“郭”，都是对的。“”，《白帖》四五引作“坎”，《初学记》二十作“床”，《酉阳杂俎》十作“臼”，大概是意引。《御览》六四二作“埳”，（《事类赋》二五引同。）九五六作“陷”。（明抄本从“土”。）那么“”应当作“埳”。本书从“舀”从“□”的字多讹误。“以卢为椁”，《酉阳杂俎》引作“以芦苇为郭”，都足以证实吴氏的说法。又按：“李子长”？“梧桐”，《白帖》、《御览》、《事类赋》二五、《酉阳杂俎》引都与今本同。（《初学记》二十引作“梧树”。）“象囚之形”，《白帖》、《酉阳杂俎》、《御览》六四二引都同。那么《广记》作“人”是错的。“囚罪正”四句，《白帖》作：“罪若正，木囚不动；若有怨，木囚即动。”《初学记》作：“罪正者，不动；冤者，木自动出。”《杂》作：“囚当罪，木囚不动；囚或冤，木囚乃奋起。”《御览》六四二作：“罪正者，木囚不动；囚冤侵夺者，木囚动出。”九五六作“囚罪若正，木囚不动；若有冤，木囚动出。”（《事类赋》引同。）各类书引用，互有出入，足以说明今本不错。吴氏认为应当据《广记》改正，是不对的。又按：“囚之精神”，《御览》九五六、《事类赋》引都作“人之精诚”，《白帖》引作“岂囚之诚者木人也”。所据本也作“精诚”。怀疑应当据以改正。（但《御览》六四二引与今本同。）又“精神之气”，《御览》六四二引也作“天神之气”，与《广记》同。既然精神能感动木囚，为什么唯独不应从土龙？这是第四点。《癸巳存稿》三：“用梧桐做偶人，汉代习俗如此。《说文》：‘偶，桐人也。’《说文》多言汉代制度。高诱说：‘偶，相人也。’‘相人偶’，见《礼》注，高说乃是‘像人’。”

舜凭借圣德，进入大麓的荒野，虎狼不侵犯，虫蛇不伤害。这是《尚书》今文说的观点。参见《正说篇》。禹铸造金鼎，形象地表现百物，以此进入山林，也能避开凶险灾祸。见《左传》宣公三年传。参见《儒增篇》。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事实。辩驳见《儒增篇》。然而上古年代久远，周鼎的神异，不能没有。金属与土，同属五行，如果制作土龙的人有禹那样的德行，那么也将会有云雨的灵验。这是第五点。

译顿牟能吸引芥子，磁石、钩象之石句有误。并非只有顿牟，它们都能吸引芥子。土龙也不是真的龙，应当与磁石、钩象之石同类。这是第六点。

楚国的叶公喜欢龙，墙壁、盂、樽上都画着龙的图像，真龙听说后便降临下来。龙与云雨同气，所以能相互感应，以同类相从。叶公以为画能引来真龙，“以”字应当在“画”字下。盼遂案：“为”借作“伪”。“伪画”与“真龙”对文。上文“楚叶公好龙，墙壁樽盂皆画龙象”，说的就是这“伪画”。下文“土龙何独不能以伪致真”，更是极好的证据。如今土龙为什么不能引来云雨？这是第七点。

神灵向人显示的是形象，而不是实体，所以人在卧梦或醒悟时见到的是事物的形象。将要吉利，吉利的形象就来；将要凶险，凶险的形象就到。神灵之气，属于云雨之类。这是第八点。

神灵通过形象显现实体，土龙为什么唯独不能以虚假引来真实呢？盼遂案：上句“八”字应当在“以伪致真”下。论中以象类说土龙共十五事，这是第八件。如果按现在的文字，神灵、土龙与神荼、郁垒顿时变成两截，却强行贯穿在一起了。上古时期，有神荼、郁垒两个人，是兄弟，生性能够捉拿鬼怪，孙曰：《御览》八百八十三、一千并引作“生而执鬼”。“生”、“性”同。“能”、“而”通。怀疑作“而”的是古本；作“能”的是后人校改的（《风俗通》典祀篇作“性能执鬼”。）他们住在东海度朔山上，站在桃树下，检阅百鬼。鬼没有道理，妄自给人降祸，荼与郁垒用芦索捆绑它们，孙曰：“卢”应当作“芦”。谢短篇作“芦索”，订鬼篇及《风俗通》并作“苇索”，《御览》八百八十三、一千并引“卢索”作“芦索”。抓住它们喂给老虎。所以如今天子，注程材篇。砍桃木做人像，立在门旁；画老虎的形状，贴在门栏上。注谢短篇、订鬼篇。桃木人，不是神荼、郁垒；画的虎，不是吃鬼的老虎，刻画模仿形象，希望以此抵御凶险。如今土龙也不是致雨的龙，只相信桃木人、画的虎，却不明白土龙。这是第九点。

这还只是沿袭旧书，没有经过实验验证。鲁般、墨子刻木为鸢，飞了三天都不落下，注儒增篇。这是他们的巧技。如果制作土龙的人像鲁般、墨子那样，那么也将有木鸢飞而不落之类的事。飞鸢之气，就是云雨之气。气能使木鸢飞，“而”读作“能”。盼遂案：“而”读为“能”。下“能”字疑原本也作“而”，读者误改之。为什么唯独不能从土龙？这是第十点。

云雨之气，对于飞鸢之气，盼遂案：“也”字涉上文“云雨之气也”句衍。或本在“蜚鸢之气”下。还不足以谈论。钓鱼的人用木头做鱼，“以”，《意林》、《御览》九三五引并作“刻”。给它涂上丹漆，迎着水流浮着并敲击它，“近之水流而击之”，文不成词。“近”应当作“迎”，形近而误。“之”字涉上下文衍。“流”应当作“浮”，亦形近而误。原文当作“迎水浮而击之”。《意林》、《御览》并引作“迎水浮之，起水动作”。（《御览》无“起”字。）这是证据。激起水波动作，鱼以为是真鱼，都来聚会。那丹木，不是真鱼，鱼含血而有知觉，尚且为形象而来。云雨的知觉，不能超过鱼，见到土龙的形象，怎么能怀疑它？这是第十一点。

这还只是鱼，知觉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的威严，刻木像郅都的样子，用弓射它，没有一箭射中。见《史记·酷吏传》。不知道郅都的精神在形象里呢？还是匈奴敬畏精神在木人里？吴曰：“亡也”，“也”字衍。“亡”是疑词，为下句首。“亡”在阳部，对转“鱼”，则为“无”，为“莫”，为“模”。重言之曰“无虑”，曰“模虑”。省言之曰“亡”，曰“无”，曰“莫”。《定贤篇》云：“不知寿王不得治东郡之术邪？亡将东郡适当复乱，而寿王之治偶逢其时也？”句例正与此同。《吕氏春秋·审为篇》：“子华子曰：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爱类篇》：“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亡其”犹“亡将”矣。今人多以“抑”字为之。唐人言“遮莫”，今人言“莫不是”，皆其遗语。晖按：“敬鬼”应当作“敬畏”。“鬼”、“畏”形近而误。上文云：“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可证。又按：“木”下脱“人”字。上文云：“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句意正同。又下文云：“如匈奴精在于木人。”即承此为文，并其证。如果郅都的精神在形象里，天龙的神也在于土龙；如果匈奴的精气在于木人，盼遂案：“精”上宜有“之”字，今脱。上文“都之精神”、“天龙之神”，下文“雩祭者之精”，皆有“之”字，可证。那么雩祭者的精气也在于土龙。这是第十二点。

译金日磾，是休屠王的太子，与父亲一起来到汉朝投降。父亲在途中去世，他与母亲一同前来，被任命为骑都尉。母亲去世后，汉武帝在甘泉殿上画了他母亲的像，题署为“休屠王阏氏”。盼遂按：“阏氏”即《史记》、《汉书》中的“阏氏”。“阏”与“焉”、“氏”与“提”，都是音韵的转化。日磾随皇帝登上甘泉殿，拜见画像时起立，对着画像哭泣，泪水沾湿了衣襟，过了很久才离开。此事见于《汉书·金日磾传》。颜师古说：“题署在画上。”钱大昕说：“‘阏氏’即‘阏氏’，古书中‘氏’、‘是’通用。‘提’从‘是’，也与‘氏’相通。”那画像，并不是母亲的真实身体，因为看到形象，泪水就流下来，思念亲人的情感被触动，不一定要面对真实的人才会这样。土龙就像甘泉殿上的画像一样，云雨看到它，为什么不会感动呢？这是第十三个理由。

这还是指夷狄的情况。有若长得像孔子，孔子死后，弟子们思念仰慕他，共同让有若坐在孔子的座位上。《史记·弟子传》说：“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思念仰慕他。有若相貌像孔子。弟子们共同尊立他为老师，像对待夫子在世时那样侍奉他。”翟灏说：“有若像孔子，根据《檀弓》，只是言语像；《史记》却说是相貌像。仅仅因为相貌，阳货也像孔子，子夏等人难道会卑劣到这种地步吗？”按：《史通·暗惑篇》、《困学纪闻》卷七，也都怀疑这件事。考察《孟子·滕文公上》：“孔子去世后，有一天子夏、子张、子游因为有若像圣人，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来侍奉他。”赵岐注：“有若相貌像孔子，这三个人，思念孔子却不能再见到，所以想尊有若为圣人，早晚侍奉他。礼节像侍奉孔子一样，以此来慰藉思念。”可见汉代儒者都认为是有若相貌像孔子。王充的意思相同。这也见于《讲瑞篇》。弟子们知道有若不是孔子，仍然共同坐在他面前尊奉侍奉他。云雨如果像这些弟子一样有认知，即使知道土龙不是真的，仍然会被感动，因为同类相感而到来。这是第十四个理由。

有若，孔子弟子怀疑他的体态相貌，就说他相似。汉武帝宠幸李夫人，夫人死后，思念想见她的形貌。方士用方术招来李夫人，《自然篇》作“王夫人”。《史记·封禅书》：“齐人少翁凭借鬼神方术被召见，皇上有所宠幸的王夫人。夫人死后，少翁用方术，在夜里招来王夫人和灶神的样子。天子从帷帐中望见他们。”褚少孙补写的《武帝纪》相同。集解说：“徐广说：‘王夫人，是齐怀王闳的母亲。’应劭按：桓谭《新论》说：‘武帝有所爱幸的姬妾王夫人，体态美好，性情乖巧。’”考察《书抄》卷一百三十二引《新论》说：“武帝所宠幸的王夫人（《文选》潘岳《悼亡诗》注、《御览》卷六百九十九引都作‘李夫人’，完全失去了旧貌。《封禅书》索隐也说《新论》作‘王夫人’。）死后，武帝痛惜她。方士李少君说能招来她的神魂，于是夜里点燃蜡烛，张挂帷帐，让武帝住在另一顶帐中，远远望见美女像夫人。”《汉书·郊祀志》、《外戚传》、《汉武故事》、王子年《拾遗记》都作“李夫人”。《通鉴》卷十九作“王夫人”。考异说：“《汉书》把这件事放在李夫人传中，古今相承，都认为是李夫人的事。《史记·封禅书》：‘少翁被召见，皇上有所宠幸的王夫人死了。少翁用方术，在夜里招来王夫人的样子。’按：李夫人死的时候，少翁已经死很久了。《汉书》错了。”晖按：王充叙述汉朝的事，多依据《史记》，那么《自然篇》作“王夫人”是对的。这是后人妄改的。夫人走进殿门，武帝望见，知道那不是真的，但仍然被感动，欢喜地靠近她。如果云雨之气像武帝的心，即使知道土龙不是真的，仍然会因爱好感动而到来。这是第十五个理由。

既然效验有十五条，又有四条义理。

立春向东耕作，制作土像人，男女各两个，拿着耒和锄头；或者树立土牛。〔土像人、土牛〕，未必能耕种，所以文义不明。至于《类聚》、《御览》所引以“毕”为“必”，假借“而”为“能”，大概古本《论衡》如此，现在却是浅薄的人妄改的。晖按：《类聚》、《御览》引作“或者树立土牛。（句。）土像人土牛，未完成就耕种了”，应当据以补入“土像人土牛”一句。“未必能耕种”，是承接“制作土像人”、“或者树立土牛”两层意思写的。意思是土人和土牛，都不能耕种。下文“与树立土人、土牛，同一义理”，也以“人”、“牛”并举。“土像人、土牛”，“土像人”即承接“制作土像人”，“土牛”即承接“或者树立土牛”。《类聚》、《御览》所引没有错误。今本脱去了“土像人土牛”四个字。孙氏误以“或者树立土牛土像人”断句，而相信《事类赋》的孤证，是不对的。顺应节气应和时令，示范引导下属。《吕氏春秋·季冬纪》：“出土牛，用来送走寒气。”高诱注：“出土牛，现在郡县在立春节出土牛劝耕于东门外就是这样。”毕沅说：“《续汉书·礼仪志》也在季冬出土牛。这里说‘立春节’，说法又不同。”晖按：《后汉书·礼仪志上》：“立春那天，京师百官，都穿青衣，郡国县道官员，下至斗食令史，都戴青帻，树立青幡，在门外设置土牛耕人，以昭示百姓。”《盐铁论·授时篇》说：“发春之后，悬挂青幡，筑土牛。”可见汉代在立春有出土牛的事，所以高诱、王充这样说。毕氏没有深入考察。《隋书·礼仪志》也有立春出土牛的事，大概是沿袭汉制。现在设置土龙，虽然知道不能招致雨水，也是应当在夏季，以同类感应变化，与树立土人、土牛同一义理。这是第一条义理。

译礼制规定，宗庙里的神主牌位是用木头制作的，长一尺二寸，用来象征先祖。孝子进入宗庙，怀着心事侍奉，虽然知道木主并非亲人，也应当竭尽敬意。《书抄》卷八十七引“礼云”，与此文相同，不知出自何处。孔广陶说：此文“礼”字下脱漏了“云”字，“庙”字上脱漏了“宗”字，下面脱漏了“之中”二字。有所依托而侍奉。《礼记·曲礼下》说：“把它安放在宗庙里，树立神主。”《白虎通·宗庙篇》说：“祭祀之所以有神主，是因为神灵没有依托，孝子用神主来承接自己的心意。神主用木头制作，因为木头有始终，又与人相似。大概刻上题字作为标记，想让后人知道。方形一尺，有人说长一尺二寸。孝子进入宗庙之中，虽然看见木主，也应当竭尽敬意。（依据卢校本。）”《公羊传》文公二年传注说：“神主的形状是正方形，中间穿孔，通达四方，天子的神主长一尺二寸。诸侯的神主长一尺。”疏解说：“《孝经》说‘文’。”土龙与木主同类，虽然知道不是真的，也应当感动，立意在于象征。这是第二点。“示”应当作“亦”。“亦当感动”，与上文“虽然知道木主不是亲人，也应当竭尽敬意”的句式相同。又“立”应当作“示”。下文说：“用礼制来示意，有四种含义。”

涂车、刍灵，圣人知道它们没有实际用处，只是象征生存，不敢不设置。《檀弓下》说：“孔子认为制作明器的人，懂得丧葬的道理。物品齐备但不能使用。涂车、刍灵，自古就有，这是明器的道理。”注解说：“刍灵，是用茅草束扎成的人马。称为灵，是因为属于神灵的类别。”《周礼·夏官·校人》贾公彦疏说：“古代用泥土制作车。刍灵，是指用刍草制作的人马神灵。”设置土龙，知道它不能招来雨水，就像涂车、刍灵一样而有致效。意义不明确。这是第三点。

天子射熊靶，诸侯射麋靶，卿大夫射虎豹靶，士射鹿豕靶，先孙说：此文依据《仪礼》。《乡射记》说：“天子用熊靶，诸侯用麋靶。大夫用布靶，画上虎豹。士用布靶，画上鹿豕。”这与《周礼·司裘》的大射靶不同。吴说：《白虎通·乡射篇》引《含文嘉》说：“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与《乡射记》相同。《论衡》也本于礼纬，不一定与《周礼》相合。示意征服猛物。《仪礼·乡射记》郑玄注说：“熊、麋、虎、豹、鹿、豕，都在正鹄之处正面画它们的头。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养。”这里说“示意征服猛物”，则意义不同。《白虎通·乡射篇》说：“天子为什么要射熊？示意征服猛物，远离巧佞。熊是兽中猛巧的，不仅应当征服猛物，还示意应当征服天下巧佞的臣子。诸侯为什么要射麋？示意远离迷惑人的人，麋就是迷的意思。大夫为什么要射虎豹？示意征服猛物。士为什么要射鹿豕？示意除害。（《说文》矢部说：‘为田除害。’）各自取德行所能征服的。”这与这里的意义相同。把布称为侯，示意射杀无道的诸侯。《周礼·天官·司裘》郑玄注说：“所射的正靶称为侯，是因为天子射中它，就能制服诸侯。诸侯以下射中它，就能成为诸侯。”《仪礼·大射仪》郑玄注说：“侯是指所射的布。尊者射它来威慑不安定的人，侯卑者射它来谋求成为诸侯。”这与本文统称为射诸侯，意义不同。《周礼·司裘》先郑注说：“射箭用来端正自己的志向，使用虎、熊、豹、麋的皮，示意征服猛物、讨伐迷惑者。”疏解说：“虎、熊、豹是猛兽，将要作为侯，侯就是诸侯，这是示意能伏得猛厉的诸侯；麋就是迷，将要作为侯，示意能讨伐迷惑的诸侯。”《白虎通·乡射篇》说：“把布称为侯是什么意思？表明诸侯有不朝见的，就应当射杀他。”《楚辞·大招》王注说：“侯是指所射的布。王者应当制服诸侯，所以把布称为侯而射它。”这些意义都与充的说法相同。在布上画熊、麋的形象，把布称为侯，礼制贵在象征，示意意义并取名。土龙也是熊、麋、布侯这一类的。这是第四点。

用象征类比来说，有十五种验证，盼遂案：“象类”下脱漏一个“说”字。“以象类说”与下句“以礼示义”是对文。用象征类比来非难真实的是错误的，不用象征类比来说明是非的也是错误的，这正是承用其说。用礼制来示意有四种含义。董仲舒见识深远宏大，立事不妄，设置土龙的象征，果然有状貌。龙暂且出水，云雨就来了。古代畜养龙、驾驭龙，常存， “常”字上疑脱漏一个“龙”字。没有云雨。就像旧交互相阔别很久，突然相见，欢欣歌笑，有时甚至悲泣流泪，躺卧不久，则示意各自恍惚了。《易经》说“云从龙”，不是说龙从云。云（雷）樽刻有雷云的图像，“云樽”应当作“雷樽”。《雷虚篇》说：“刻樽为雷的形状。”《儒增篇》说：“雷樽刻画云雷的形状。”《汉书·文三王传》说：“孝王有□尊。”“□”就是“雷”字。应劭注说：“《诗》说：‘酌彼金□。’□画有云雷的图像，用金装饰它。”郑氏说：“上盖，刻有山云雷的图像。”这些都是本文应当作“雷樽”的证据。上文“儒者或问曰：礼画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闻能致雷。这就是承接那篇文章，来解答儒者的疑问。尤其切中证据。盼遂案：“云樽”当是“雷樽”的误写，“云樽”在古代未曾听闻。上文“礼画雷樽象雷之形”，这里应当依据它来改正。龙安肯来？如果是这样，传（儒）（之）者〔之〕何（问）可解，应当作“儒者之问可解”。“儒”或作“□”，与“传”字形相近；“何”与“问”字形相近，所以都导致错误；“者之”二字误倒，所以文不成义。前文儒者用“云从龙”、“雷樽”来诘难，王充一一驳斥，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儒者的疑问就可以解答了”。盼遂案：“传之者何”四字，当是“儒者之问”四字的倒讹。篇首儒者或问曰云云，这里正应和那篇文章。因为“儒”或作“□”，形近于“传”。“问”草书作“□”，容易误为“何”了。那么桓君山的诘难就可以说明了，那么刘子骏不能回答，是劣等，劣等则董仲舒的龙说不能终结。《论衡》终结它，所以说“乱龙”。〔乱〕，终结的意思。“乱”字，依据崇文本增补。《意林》引文正有“乱”字。

译【遭虎篇】

变复家认为，老虎吃人，是功曹官吏作奸犯科所导致的。《后汉书·百官志》记载：“郡县设有功曹史，主管选拔官吏和评定功劳。”他们的意思是，功曹是众官吏的首领，老虎也是各种野兽中的雄长。《书抄》第七十七卷引文中“率”字作“帅”，两字通用。又引文中“禽”字作“兽”。按：本书中“禽”与“兽”二字多互相称呼，详细说法见《物势篇》注，并非文字错误。功曹作奸犯科，在官吏中搜刮掠夺，所以老虎吃人，以此来象征这种情形。汉代名臣奏议中张文上疏说：“野兽咬人，是象征暴政像野兽一样咬人。《京房易传》说：‘小人无义却反而尊贵荣耀，就会发生老虎吃人的灾祸。’”（见《后汉书·蔡邕传》注。）《风俗通义·正失篇》记载：“九江地区老虎很多，太守宋均移文给所属各县说：‘老虎豹子本在山中，如今屡次成为百姓的祸害，过错在于贪婪残暴的官吏（司马彪《续汉书》同此。范晔《后汉书》作‘过错在于残暴的官吏’。）在位任职造成的。’”又光武帝问刘昆，老虎北渡黄河，是由什么政治措施导致的？这都是把老虎为害视为政治所招致的灾祸。《京房易传》说：“君主将要无道，其灾祸就是狼吃人。”《东观汉记》记载诏书说：“政治失去中正，狼灾作为应验，以至于残害吞食幼儿。”（均见《后汉书·五行志》。）说狼应验灾祸，也是这个意思。

老虎吃人，人也有杀死老虎的时候。如果说老虎吃人，是因为功曹从官吏那里受贿，那么难道人吃老虎，是因为官吏从功曹那里受贿吗？盼遂按：“乎”大概是衍字。论辩体例中以“也”为“邪”（疑问语气词）。《感应篇》：“三王乎？周公也？”旧校注说：“一本‘也’字下有‘乎’字。”这也是浅薄之人不明论辩体例而误添了“乎”字。考察世间清廉的士人，百个中不能有一个，担任功曹官职的，都有奸邪之心，私交旧故可以侥幸得利；“以幸”，宋本作“所幸”，朱校元本相同。馈赠贿赂，苞苴，即馈赠之物。《礼记·少仪》注：“苞苴，是说用萑苇编束包裹鱼肉。”馈赠财物贿赂，也必定用东西包裹，所以说“苞苴”。无论大小官吏都有。如果一定说老虎是应验功曹的灾祸，那就是野外的老虎常常害人了。老虎出没有时节，就像龙出现有定期一样。阴性的动物在冬天出现，阳性的虫子在夏天出来。出现是应和节气，节气变动触动同类。参宿、伐宿在冬天出现，《事类赋》第四卷引文中“伐”作“昴”。下文同。心宿、尾宿在夏天出现。参宿、伐宿是虎星，心宿、尾宿是龙象。参宿、伐宿，是西方星宿。心宿、尾宿，是东方星宿。《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心宿为明堂，尾宿为九子。”索隐：“《文耀钩》说：‘东宫苍帝，其精气为龙。’《尔雅》说：‘大辰，指房、心、尾三宿。’李巡说：‘大辰，是苍龙星宿。’”《天官书》又说：“西宫，参宿为白虎，下面有三颗星兑，叫罚。”索隐：“《文耀钩》说：‘西宫白帝，其精气为白虎。’”正义：“觜三星，参三星，外面四星为实沉，形成白虎的形状。‘罚’也作‘伐’。”集解：“孟康说：‘在参宿之间。’”星象出现而物类显现，《御览》二十二、《事类赋》第四卷引作“星出”。节气到来而同类活动，这是天地的本性。在树林沼泽之中活动，遭遇老虎搏杀吞噬的时候，禀性狂妄悖逆，盼遂按：“勃”读为“悖”。勃、悖古音同声通用。《庄子·庚桑楚》“彻志之勃”，释文：“勃本又作悖。”贪婪索取饥饿难耐，碰到自来的人，怎么能不吃？人的力量，瘦弱不能抵挡，“适”读“敌”。技巧便利不如老虎，“知”疑当作“如”，谓人的巧便不如虎，与“不适”立文正同。作“知”，义难通。盼遂按：“知”当为“如”之形误。“不如”与“不适”意同。“适”通作“敌”。舍弟铭恕说：“知读《诗·苌楚》‘乐子之无知’。笺云：‘知，匹也。’《尔雅·释诂》：‘知，匹也。’《诗·芄兰》‘能不我知’与‘能不我甲’为俪文。知亦训匹。此‘不知’与上句‘不适’正为对文。”所以遇到老虎就死。假使孟贲登山，冯妇入林，也没有这种祸害。孟贲，卫国的勇士。有人说他是齐国人。注详见《累害篇》。《说苑》说他“在陆地上行走不躲避狼虎”。《孟子·尽心下》“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善于搏虎。”赵注：“冯是姓，妇是名。”

孔子在鲁国的树林中行走，《檀弓下》说：“经过泰山旁边。”《家语·正论解》说：“去齐国，经过泰山旁边。”《新序·杂事五》说：“向北到山戎氏。”注见《定贤篇》。有个妇人哭，非常悲哀，孔子派子贡去问她：今本《檀弓》作“派子路”。按：《家语》正作“子贡”，今本《檀弓》错了。详细说法见阮元《校勘记》。“为什么哭得这么悲哀？”回答说：“去年老虎吃了我的丈夫，今年吃了我的儿子，所以哭得这么悲哀。”《檀弓》、《家语》都有“公公死于虎”，总共三人。这与《新序》相同。子贡说：《檀弓》、《新序》并作“孔子”。《家语》同此。“像这样，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回答说：“我喜欢那里的政令不苛刻，官吏不残暴。”子贡回来报告孔子。《檀弓》、《新序》无此句。《家语》作“子贡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弟子们记住！苛刻的政令残暴的官吏，比老虎还厉害！”老虎害人，古已有之。政令不苛刻，官吏不残暴，德化足以驱退老虎，然而两年接连吃了两个人，树林中的野兽不应是善良的。如果是廉洁的官吏不应验，奸邪的官吏也不应验了。

译有人说：“老虎应验了功曹的奸邪，所谓‘不苛政’的，并不是功曹。妇人，是廉吏所管辖的部门；‘部’，就是所管辖的意思。凡是州所监察的都叫‘部’。这是依据汉代的制度来说的。即使有善政，怎么能感化老虎呢？”然而鲁国并没有功曹这个官职，功曹这个官职，相当于相国。这是用汉代的官制来类比鲁国的制度。鲁国的相国，大概不是孔子、墨子那样的人，必定是三家。三家，指的是仲孙、叔孙、季孙。担任相国的必定没有贤良的操守。让不贤的人居于权位，他的恶行，必定是不廉洁。如果认为相国是奸邪，导致老虎吃人，那么鲁国郊野的老虎就经常吃人了。

水中的毒气，达不到陵上；陵上的气息，不进入水中，各自因为靠近某种环境，而遭受祸殃。所以捕鱼的人不会死在山上，打猎的人不会淹死在深渊里。喜欢进入山林，穷尽幽深之处，涉足老虎的洞穴并在其中睡觉，老虎扑咬吞食他，这算什么变异呢？鲁国的公牛哀生病后变成了老虎，扑咬吞食了他的哥哥。这在《无形篇》中有注。对于同类变化的现象，不认为是怪异；进入山林草泽，被老虎伤害，却认为是怪异，这是不对的。蝮蛇凶猛，也能害人。《名医别录》陶弘景注说：“蝮蛇黄黑色，下颌黄色，口尖，毒性最烈。”《类聚》引用《广志》说：“蝮蛇与泥土颜色混杂，长三四尺，它咬人，用牙齿刺入，刚划破皮出血，全身就疼痛，九窍流血而死。”在山泽中行走，被蝮蛇咬伤，应验什么官吏呢？“止”应当是“山”字的形讹。“行山泽中”，与下文“行山林中”句式相同。“中”字应当重复，本书中重复的字常常脱落。“中”，伤害的意思。《言毒篇》说：“蝮蛇蜂虿，侵犯伤害人身。”又说：“被蝮蛇所伤。”都是这个意思。刘盼遂案：“于”字上面可能脱落一个“害”字。这是回应上文“蝮蛇凶猛，也能害人”而言。蜂虿害人，毒气害人。《言毒篇》说：“太阳火气，常常成为毒害。”水火害人。人被蜂虿所蜇，被毒气所伤，被火所烧，被水所淹，又是谁造成的呢？如果说禽兽是应验官吏的政令，“诸”是“谓”字的形讹。“如果说禽兽，是应验官吏的政令”，与下文“如果说吃人，是应验政令”文例相同。在山林中行走，麋鹿野猪，牛象熊罴，豺狼蜼蠼，《说文》：“蜼，像母猴，仰鼻长尾。”又说：“玃，母猴也。”《吕览·察传篇》说：“玃像母猴。”《史记·司马相如传》上林赋：“蜼玃飞鸓。”索隐引郭璞说：“玃颜色苍黑，能扑击人，所以叫玃。”“蠼”、“玃”字通用。都再次杀人。如果说吃人就是应验变异，蚤虱闽皆吃人，“□”同“蚤”。“□”同“虱”。“闽”同“▯”。“”同“”。人的身体强大，所以不至于死。在仓促混乱的时代，仓促，指丧乱。粮食缺乏昂贵，“乏”旧本作“之”，现在根据宋本改正。百姓饥饿，互相吞食，这种变异比老虎更严重，变复之家，不认为是苛政。

况且老虎所吃的，不只是人，有血肉的禽类，有形状的兽类，老虎都吃。吃人说应验功曹的奸邪，孙曰“人”字上面脱落“食”字。吃其他禽兽，应验什么官吏呢？老虎，是毛虫；人，是虫。见《大戴礼·易本命》。毛虫饥饿，吃虫，有什么变异呢？四夷之外，大人吃小人，老虎与蛮夷，气性是一样的。平坦的陆地和广大的都市，是老虎不经过的地方；山林草泽，是老虎生长的地方。如果一定认为老虎吃人应验功曹的奸邪，那么平坦陆地和广大都市的县，功曹常常是贤良的；山林草泽的邑，功曹常常被处死。

老虎在野外吃人，应验功曹的奸邪，老虎有时进入城邑，在民间行走，功曹在街巷中游玩吗？实在说来，老虎在野外害人，不应验政令，它行走在城邑，才算是怪异。

老虎，是山林的野兽，不是亲近的东西，《荀子·臣道篇》说：“亲近老虎就危险，灾祸会及于自身。”杨注：“狎，轻侮。”它常常在草野之中，不被驯养，就像人家有老鼠一样，潜伏隐藏很少出来，不是可以常见到的。命运吉祥居住安定，老鼠不扰乱；禄运衰退居住危险，老鼠成为灾祸变异。京房《易传》说：“臣下私受禄位枉法，其妖异是老鼠做窝。诛杀不推究实情，其妖异是老鼠在门中跳舞。”黄鼠狼衔着尾巴在宫门中跳舞，是燕王旦败亡的征兆。都见于《汉书·五行志》。老虎也是这样，城邑县治吉祥安定，长官没有忧患，老虎隐藏不见；长官将要危险，老虎就进入城邑，在民间行走。为什么呢？长官的光明正气已经消散，城邑的地方，与野外一样了。据此推论，老虎所吃的人，也是命运时运的问题。命运终结时运衰退，光明正气离开身体，看着肉就像尸体一样，所以老虎吃它。天道偶然相会，老虎恰好吃人，长官遭遇恶运，所以说这是变异，应验上天了。变复之家用老虎的变异来应验奸吏。仲任意：官吏的恶行与老虎的变异恰好相遇罢了。因为恰好相遇，所以误以为老虎应验官吏的变异。本书常常认为世儒的谬说，是由于不明白两件事偶然相合的现象，《三增》、《九虚》，立文多如此。这也是它的例子。那么知道“应验上天了”这句话，在意义上没有用处。宋残卷、元本“矣”作“吏”，朱校同。怀疑此文应当作“所以说这是变异应验官吏”。“上天矣”三字并为“吏”字的讹误衍文。

译古今凶险的征兆，不仅仅是老虎，野兽都是如此。楚王英的宫楼尚未建成，鹿走上台阶，后汉书本传中没有记载。后来他果然去世。死于永平十四年。鲁昭公将要外出，鸲鹆飞来筑巢，后来季氏驱逐昭公，昭公逃奔齐国，最终死在那里没有回来。参见《偶会篇》、《异虚篇》。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鵩鸟停在房舍，他翻开书占卜，说：“主人将离去。”后来他调任梁王太傅。梁怀王喜好骑马，坠马而死；贾谊为此悲伤，也因病去世。参见《史记》、《汉书》本传。昌邑王时，夷鸪鸟停在宫殿台阶下，昌邑王射杀了它，以此询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回答说：“夷鸪是野鸟，进入宫中，是灭亡的征兆。”后来昌邑王果然被废黜。《五行志》记载了刘向的说法，龚遂的回答没有记载。这可以补充班固的《汉书》。卢奴令田光与公孙弘等人谋反，在将要败露时，狐狸在田光房舍屋顶鸣叫，田光心中厌恶。后来事情败露，被定罪处死。会稽东部都尉礼文伯时，羊伏在厅堂下，后来他调任东莱太守。都尉王子凤时，￠进入府中，后来他调任丹阳太守。吉凶的占卜相同，升迁免职的征兆一致，都象征着空虚消亡，精气消散。所以人将要死亡，野鸟进入住宅；城将要空虚，草虫进入城邑。同类的事情很多，事例比比皆是，略举显著的，用来确定实际的验证。

商（适）虫篇

“商”，《御览》九四四引作“适”，是正确的。篇末说：“天道自然，吉凶偶然相遇，非常之虫恰好产生，贪官遭到任命。人们考察贪官的操守，又看到虫灾的产生，就认为是部吏的行为导致的。”这就是“适虫”的含义。本书常将“遭”、“适”、“偶”、“会”对举，所以以“遭虎”、“适虫”为题。“遭”、“适”意义相同。今本字形讹误作“商”，就没有意义了。

变复之家，即《顺鼓篇》所说的“月令之家”，认为虫子吃庄稼，是部吏造成的。官吏贪婪如狼，侵夺百姓，如同渔夫捕鱼。所以虫子吃庄稼。身黑头赤，就说是武官；头黑身赤，就说是文官。让虫子所象征的那类官吏增加惩罚，那么虫子就会灭绝停止，不再出现了。

译头赤的虫，说是武吏造成的；头黑的虫，说是文吏造成的。有时头赤身白，有时头黑身黄，有时头身皆黄，有时头身皆青，有时头身皆白，像鱼肉里的虫子一样，说白得像这种虫。这符合《应篇》所说的：“鱼肉里的虫子，聚集在地上向北爬行。”但我并未听说过。这对应的是哪类官吏呢？有时是白布豪民、狡猾的官吏，或者被施加刑罚、乞求宽贷的人。“被”就是“加”的意思。盼遂按：“白布”是连绵词，意为凶横恣纵，与“跋扈”、“抪扈”等词，大概是同一声韵的转化。他们的威势胜过官员，索取多于官吏。《后汉书·桓谭传》中，桓谭上疏说：“如今富商大贾，多放贷钱财，中等人家的子弟，为他们做保役，奔走效劳与臣仆一样勤苦，收取的利息与封君的收入相当。”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些虫子的形象像什么样子呢？虫子的消灭，都是因为风雨。我家乡的老农说：夏天西风暴雨能杀死虫子。考察虫子消灭的时候，官吏未必就受到惩罚。旱田中有时有老鼠，老鼠，即田鼠，也就是鼢鼠、鼷鼠。参见《尔雅·释兽》。水田中有时有鱼、虾、蟹之类，都危害庄稼。有时很少出现而暂时为害，有时常有而为灾，种类众多，这对应的是哪类官吏呢？

鲁宣公实行履亩而税，公羊何注说：“亲自踏勘巡视，选择那些谷子长得最好的田亩来征税。”当时有蝝虫产生的，有人说像蝗虫。孙说：《汉书·五行志》说：“宣公十五年冬天，蝝虫产生。刘歆认为，蝝，是蛀虫中有翅膀的，吃谷物造成灾害，是黑色的灾异。董仲舒、刘向认为，蝝，是螟虫刚生出来的。另一种说法是螟虫刚生出来。（近人叶德辉认为下面的“螟”字应当作“蝗”，是对的。《左传》释文说：蝝，董仲舒说是蝗虫的幼虫。）当时百姓苦于沉重的力役，从公田中解脱出来，宣公这时开始实行税亩，在百姓的田亩中选择好的，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扰乱了先王的制度，为了贪图利益，所以应验了这一点而产生了蝝虫，属于蠃虫一类的妖孽。”蝗虫来的时候，遮蔽天空像下雨一样，聚集在地上吃食物，不选择谷物还是草。观察它们的头和身体，形象像哪类官吏？主张灾异可复归正常的人，说蝗虫对应什么？建武三十一年，蝗虫从太山郡兴起，向西南经过陈留、河南，于是进入夷狄地区。所聚集的乡县，数以千百计，《后汉书·光武纪》、《古今注》都只说这一年大蝗，没有记载其状。这可以补充其缺漏。盼遂按：《续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说：“建武三十一年，郡国大蝗。”比《论衡》简略。当时乡县的官吏，并非都实行履亩征税。蝗虫吃谷物和草，连续几天老弱疲极，有的飞走迁徙，有的停止下来枯死，当时乡县的官吏，未必都伏罪。虫子吃谷物，自然有停止的时候，就像蚕吃桑叶，自然有吃饱的时候。出生有日子，死亡有月份，期限到了就变化，不总是虫子。即使君主不惩罚他的官吏，虫子也会自己消亡。虫子，是风气所生，苍颉知道这一点，所以“凡”、“虫”组成“风”字。“虫”应当作“虫”。孔广森《大戴礼·易本命篇补注》引作“虫”，大概因为意义正确。《说文解字》风部说：“风，八风也。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所以虫八天就变化。”《春秋考异邮》说：“风的意思

译是崩。它造字，‘虫’在‘凡’中动就是风。”（《古微书》引。）这里“‘凡’、‘虫’为‘风’”，就是说“风”字从“虫”，“凡”声。“虫”、“虫”字不同，许慎分别归类。《说文解字》虫部说：“细微的东西，有的爬行有的飞，有的有毛有的有甲壳，有的有鳞片，‘虫’是象形。”虫部说：“虫，有足的叫虫，无足的叫豸，从三虫。”后人沿袭用“虫”代替“虫”，或者把“虫”写成“虫”，所以误把“虫”当作“虫”，于是使“凡”下面从“虫”，不成“风”字了。从风中吸取气息，所以八天就变化。《春秋考异邮》说：“二九十八，主风，精气为虫，八天就变化。”（《御览》九四四。）《大戴礼·易本命》说：“二九十八，八主风，风主虫，所以虫八天就变化。”（“日”，今误作“月”。）也见于《淮南子·地形训》。生在春夏的东西，有的吃五谷，有的吃众草。吃五谷，对应官吏收受钱谷；吃其他草，对应收受什么物品？

虫子三百种，人是它们的长官。见于《大戴礼·易本命篇》。由此说来，人也是虫子。人吃虫子所吃的，虫子也吃人所吃的，都是虫子而互相吃食物，为什么要奇怪呢？假如虫子有知觉，也会指责人说：“你吃天所生的，我也吃，说我是变异，不觉得自己是灾害。”凡是含有气息的生物，所甘美嗜好的，口腹没有不同。人甘美五谷，厌恶虫子吃它；自从生在天地之间，就厌恶虫子的出现。假如虫子能说话，以此指责人，也没有理由反驳。虫子在万物之间，智者不奇怪；它吃万物，不说是灾害。

甘甜香浓味美的东西，虫子产生常常多，所以谷物中虫子多的，是粢。《尔雅·释草》：“粢，稷。”程瑶田《九谷考》以稷为高粱。郝懿行《尔雅疏》：“黍为大黄米，稷为谷子，其米为小米，然而稷又包括高粱，高粱叫做木稷，也叫做蜀黍。蜀黍假借黍的名字，高粱假借稷的名字。大概稷米中精的叫粱，粱也是大名，所以高粱与谷子相通了。”稻有时有虫，麦与豆没有虫。如果因为有虫而责备主管的官吏，那么那些产粢的乡部官吏常常伏罪。神农、后稷储藏种子的方法，煮马屎用汁浸泡种子，让禾苗不生虫。孙说：《汉书·艺文志》农家：神农二十篇。班氏自注说：“六国时诸子痛恨当时怠于农业，讲述耕农之事，托名于神农。”颜师古说：刘向《别录》说：“怀疑是李悝及商君所说。”后稷没有书，这里说“有藏种之方”，大概也是农家所依托的。（《吕氏春秋》上农、任地二篇都引用后稷。怀疑战国时农家想伸张自己的学说，托名于后稷。）王充看到农家的书，所以转引它。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引泛胜之说：“检验好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泽取减法，神农又加之。骨汁粪汁种种，切碎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用雪汁三斗煮之，三沸，取汁浸泡附子。比例汁一斗，附子五枚。浸泡五日，去掉附子。捣碎麋鹿羊粪，分等份放入汁中，熟搅和之，等温凉，又溲曝，形状如后稷法，都溲，汁干，才停止。若无骨，煮缲蛹汁和溲。这样，就用区种法。大旱浇之。其收成至亩百石以上，十倍于后稷。这里说的马蚕，都是虫的先兆。及附子令庄稼不蝗虫。”与王充所引相近，大概都源于《周礼》草人粪种之法。如果

译有的用马屎浸泡种子，那乡部官吏，就是鲍焦、陈仲子那样的人。鲍焦非议他的时代，不改变行为以毁掉廉洁，枯死在洛水之上。见于《韩诗外传》一、《新序·节士篇》。陈仲子见于《孟子》，也见于前《刺孟篇》。所以后稷、神农之术用，那么那乡吏据上文，“吏”上疑脱“部”字。何（可）免为奸。吴说：“何”应当作“可”，形近而误。崇文局本改作“可”。为什么呢？虫子无从产生，上面无法察知。

译虫子吃别的草，是平常的事，并不奇怪。盼遂案：“平事”应当是“平常”的误写。只有吃了五谷的叶子，才称之为灾祸。桂树中有蛀虫，桑树中有蝎虫，桂树是药材，而桑树供给养蚕。《南方草木状》说：“桂有三种：叶子像柏叶，树皮红色的，叫丹桂；叶子像柿叶的，叫菌桂；叶子像枇杷叶的，叫牡桂。”《说文解字》：“梫，就是桂。桂，是南方的树木，百药之长。”《尔雅·释木》：“梫，木桂。”郭璞注：“现在南方人称桂树中厚皮的为木桂。桂树叶像枇杷叶但更大，开白花，开花后不结子，丛生在岩岭上，枝叶冬夏常青，中间没有杂木。”郭璞赞道：“桂生长在南方边远之地，其气统领百药。”（《类聚》卷八九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桂，是南方的奇木，上等药材，出产于宾州和宜州。凡是树木，叶脉中心都是一条纵纹，唯独桂树有两条纹路，形状像圭，造字的人意思或许出于此。叶子味道辛甘，与树皮没有区别，但更加芳香，美人喜欢咀嚼它。”方以智说：“菌桂又叫筒桂，因为它的皮嫩而卷成筒状。医书所用的肉桂、桂心，都是版桂。《尸子》说‘桂，春华秋英’，正是指这个。俗人把八月开黄花的称为桂。这是古时候所说的木犀。”《汉书·南越王传》：“献上一器桂蠹。”应劭说：“是桂树中的蝎虫。”颜师古说：“这种虫子吃桂树，所以味道辛辣，用蜜浸泡后食用。”《大业拾遗录》说：“桂蠹，紫色，香气浓郁且有味道，吃了它，能去除阴痰之疾。”（《事文类聚后集》卷四九。）方以智说：“桂蠹，是桂树所生的虫子，大如手指，颜色紫青，用蜜浸泡，可以作为珍味。《广东新语》说汉赵佗献给文帝的就是这种虫子。”《尔雅·释虫》：“蝎，桑蠹。”郭璞注：“就是蛣□。”郝懿行疏：“也就是蝤蛴。”它们的作用也很急切，与谷物没有区别。蛀虫和蝎虫不算怪异，唯独说虫子是灾祸，是不通晓物类的实情，对灾变的情况昏暗不明。谷物中的虫子叫蛊，《左传·昭公元年》：“谷物飞起，也变成蛊。”杜预注：“谷物久积则变成飞虫，名叫蛊。”惠栋补注：“《外传》说：‘蛊的邪恶，是由谷物飞虫产生的。’”《史记·秦本纪》正义，顾野王说：“谷物都久积变成飞蛊。”任昉《述异记》：“晋朝末年，荆州久雨，粟米化为蛊虫害民。”蛊像蛾一样。元本作“夫”，朱校同。怀疑是“蚨”字。粟米因湿热而变质生蛊。《说文解字》：“饐，饭因潮湿而坏。”《字林》：“饐，饭因热湿而坏。”葛洪《字苑》：“饐，馊臭。”（《尔雅释文》。）现在的语言也说馊，读如苏。饐本意是食物腐烂发臭，这里将它的意义用于谷粟。下文“温湿饐餲”相同。《尔雅·释器》：“食物因潮湿而坏叫餲。”《论语·乡党篇》孔注：“饐餲，味道变了。”蛊吃粟米，不称之为灾，虫子吃苗叶，却归咎于政治。如果说虫灾的人，是认为粟米轻而苗叶重。

虫子的种类，众多不一。鱼肉腐臭有虫，醋酱不封闭有虫，饭温热潮湿有虫，书卷不舒展有虫，衣服折叠不悬挂有虫。《汉书·扬雄传》注：“襞，折叠衣服。”《尔雅·释虫》：“蟫，白鱼。”郭璞注：“衣服和书中的虫子。”瘑疽疮症瘕有虫。先孙说：这应当作“瘑疽疮症瘕”。《玉篇》疒部说：“瘑、疽，疮。”《说文解字》疒部说：“颈肿。”（《山海经》郭璞注说：“痈属中多有虫。”）瘕，是女子的病。《急就篇》颜师古注说：“瘕是症。”晖按：《史记·仓公传》：“临菑女子薄吾病重，淳于意诊其脉说：蛲瘕。蛲瘕这种病，腹部大，上部皮肤黄而粗糙，抚摸时戚戚然。给她喝芫华一撮，立即排出蛲虫可数升。得蛲虫病是因为寒湿，寒湿气郁结不发，化为虫。”所以瘕的虫是蛲虫。其余我没听说过。有的白有的黑，有的长有的短，大小悬殊，不相似同类，都是风气所生，并且连着死亡。出生不选择日子，如果生日短促，若，是或的意思。看见就消灭。主张灾异感应的人，看见它们很少出现，出现又吃食物，就称之为灾。灾祸出现应当有所罪责，就依据所相似的类别来类比官吏，顺着来说。人腹中有三虫，《三国志·魏志·华佗传》：“漆叶青黏散，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以此为准，说久服去除三虫，利于五脏。”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名录》，三虫是湿热所化的虫子，天门冬、白僵蚕、胡粉、贯众、槟榔，都主要杀灭三虫。低洼潮湿的地方，其虫叫蛭。蛭吃人的脚，《尔雅·释虫》：“蛭蝚，至掌。”郝懿行疏：“《说文解字》：‘蛭蝚，至掌也。’《本草》‘水蛭’。《别录》：‘一名蚑，一名至掌。’那么《释鱼》‘蛭虮’，就是这种东西。然而水族而在《释虫》中，陶弘景注《本草》有‘山蚑’，唐本注有‘草蛭，在深山草木’。蜀本注有‘石蛭’、‘泥蛭’。《论衡》说：‘低洼潮湿的地方，其虫叫蛭，蛭吃人的脚。’这说明蛭类有在草泥山石间的，都能咬人手足，恐怕人不认识，所以《尔雅》疏称‘至掌’。”三虫吃肠。顺从来说的人，将说三虫像什么类别呢？先孙说：“将谓”，元本作“轻与”。以上下文校之，“轻”怀疑是“蛭”的形误。晖按：宋残卷、朱校元本也作“轻与”。凡是天地之间，阴阳所生，蚑蛲之类，孙说：“蛟”应当作“蚑”。《说文解字》：“蚑，徐行。凡生的类，行走都叫蚑。”《淮南子·原道训》：“泽及蚑蛲。”注“蛲，微小的虫子。”▯蠕之属，《说文解字》：“▯，虫的总名，读如昆。”▯是俗字。虫动叫蠕。含气而生，开口而食。食物有甘美与否，《淮南子·览冥篇》注：“甘犹嗜也。”“不”同“否”。同心等欲，强大的吃细弱的，聪明的反而迟钝愚蠢。杨说：“顿”读如“钝”。盼遂案：“庋”应当是“饭”的坏字，与上句“食”字相对为文。《论语》“饭疏食饮水”，宁戚歌“长夜饭牛何时旦”，以“饭”为动词。这里正相同。其他东西小大连相啮噬，不称之为灾，唯独说虫子吃谷物是应验政事，失去道理的真实，不达物气的本性。

译然而昆虫的滋生，必定依赖温暖潮湿的环境。温暖潮湿的气候，常出现在春夏季节。秋冬的气候，寒冷而干燥，昆虫未曾滋生。如果认为昆虫滋生，是乡部官吏的罪过，那就是说乡部官吏在春夏贪婪，在秋冬廉洁，即使是像盗跖那样贪婪的官吏，如果在秋冬被任命，也会蒙受伯夷那样的赞誉了。“举”读作“誉”。春夏并非只有一个时段，而昆虫有时滋生，是因为温暖潮湿到了极点，极点则导致阴阳不和。阴阳不和，是政治的问题，只应当归咎于政治，却指责乡部官吏为奸邪，这不符合事实了。怎么知道昆虫是因温暖潮湿而滋生的呢？从蛊虫可以知道。谷物干燥的，昆虫不滋生；温暖潮湿导致谷物腐烂变质，注见上文。昆虫滋生无法禁止。说不能禁止昆虫滋生。储藏宿麦的种子，在烈日下晒干，「暴」读「曝」。下同。放入干燥的容器中，则昆虫不滋生。如果不晒干，啑喋之虫，汉书司马相如传：「唼喋菁藻。」注：「唼喋，衔食也。」「唼喋」、「闸喋」，声近义通。滋生得像云烟一样多。盼遂案：「闸喋」读为「啑喋」。「啑喋」者，食吸之声也。见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也是琐碎细小的样子，淮南子览冥训「而不□喋苛事也」。作「□喋」同。又案：「虫」当是「蛊」之残。下文「以蛊闸喋，准况众虫」，则此当作「蛊」，明矣。以蛊虫啑喋的情况，崇文本改「蛊」作「虫」，不对。类推其他昆虫，因温暖潮湿而滋生，这就很明白了。

《诗经》说：「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见小雅青蝇。冯登府曰：「鲁诗作『至于藩』。见汉书昌邑王传。」这是依据鲁诗，应当与昌邑王传相同，「止」当作「至」，「无」当作「毋」。这是后人依据毛诗校改的。谗言伤害善人，青蝇污染白色，同样是祸败，诗以此作为起兴。这是鲁诗的说法。郑笺：「蝇这种虫子，污染白色使其变黑，污染黑色使其变白，比喻奸佞之人变乱善恶。」陈乔枞曰：「也用了鲁训的意义。」昌邑王梦见西阶下有堆积的蝇屎，第二天早上召问郎中龚遂。龚遂回答说：「蝇，是谗人的象征。屎堆积在阶下，大王将要听信谗臣的话了。」见汉书昌邑王传。由此说来，蝇这种虫子，应验人君听信谗言，为什么不说蝇是灾祸呢？如果蝇可以作为灾祸，那么蝇每年滋生，世间的人君常听信谗言吗？

考察害虫中，没有比蚊虻更害人的，蚊虻每年滋生。如果用蚊虻应验灾祸，世间常有伤害人的官吏吗？如果一定要以食物被侵害才算是灾祸，人是万物中最珍贵的，蚊虻吸食人血，更应当是灾祸。如果一定要以突然滋生危害万物才算是灾祸，暴，猝然的意思。每年滋生而吸食人血，与适时出现而危害万物，哪种灾祸更严重？人患疥疮，也很常见，疥虫为什么不算灾祸？

况且天将下雨，蚂蚁出来蚋蜚，蚁，蚂蚁也。说文：「□，秦、晋谓之□，楚谓之▯。」□，蚋同。是与气候相应。有时各种虫子的滋生，自然与时令气候相应，为什么就归罪于乡部官吏呢？天道自然，吉凶偶然相遇，非常见的虫子恰好滋生，贪婪的官吏恰好被任命，人们考察贪婪官吏的操守，又见到灾虫的滋生，就认为是乡部官吏所导致的。

讲瑞篇

须颂篇说：「古今圣王不绝，那么他们的符瑞也应当接连出现。符瑞的出现，不同于从前，有时已经存在，世人无法知道，所以有讲瑞。」

儒者的议论，自述见到凤凰麒麟而知道它们。「而」、「能」古通。为什么呢？考察凤凰麒麟的形象。又春秋获麟文曰：「有麇而角。」见公羊哀十四年传。王本、崇文本「麇」并作「獐」，盖据下文改。疑是。后文亦云：「鲁之获麟云：『有獐而角。』」考工记画缋之事，郑注：「齐人谓麇为獐。」公羊传释文：「麇本又作麇，皆九伦反，獐也。」獐、獐字同。獐而角者，则是麒麟了。盼遂案：春秋文作麇，论文作獐者，说文鹿部：「麇，獐也。」麇、麇同字，故作麇者，文言之；獐者，质言之也。其见鸟而象凤凰者，则凤凰了。黄帝、尧、舜、周之盛时，皆致凤凰。朱校元本「之」作「文」。竹书：「黄帝五十七年，秋七月庚申，凤凰至。」白虎通曰：「黄帝之时，凤凰蔽日而至，止于东园，食常竹实，栖常梧桐。」尚书中侯握河纪：「尧即位七十年，凤凰止庭。」雒书灵堆听：「舜受终，凤凰仪，黄龙感。」周语内史过曰：「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韦注：「鸑鷟，凤之别名。」孝宣帝之时，凤凰集于上林，后又于长乐之宫东门树上，高五尺，文章五色。汉书宣帝纪，凤凰二次集上林，一在元康四年；一在神爵四年。本书宣汉篇同。集长乐宫东门树上，宣帝纪在五凤三年，宣汉篇在四年。周获麟，麟似獐而角；即春秋获麟。武帝之麟，亦如獐而角。史记郊祀：「郊雍，获一角兽，若麟然。」注异虚篇。如有大鸟，文章五色；兽状如獐，首戴一角，考以图象，验之古今，则凤麟可得审也。

译凤凰是鸟类中的圣者；麒麟是兽类中的圣者；五帝、三王、皋陶、孔子，是人类中的圣者。这十二位圣者，面相各不相同，详见《骨相篇》。如果看到獐子头上长角就称之为麒麟，看到与凤凰形象相符的就称之为凤凰，这样行吗？圣鸟圣兽的毛色各不相同，就像十二位圣人的骨相也不均衡一样。长角的面相，就像颛顼头顶有“干”骨一样。“午”字应当是“干”字，下文相同，详细解说见《骨相篇》。颛顼头顶有“干”骨。尧、舜一定不是这样。“必未然”，朱校元本作“未必然”，与下文“未必戴角”语气一贯，怀疑是正确的。现在鲁国捕获的麒麟长角，后来所见的麒麟未必长角。如果依据鲁国捕获的麒麟，来推知世间所有的麒麟，就一定无法得知。为什么呢？因为毛羽骨角并不相同。假如不相同，有时虽然相似，未必就是真的。“不同”，应当是“合同”，因上文而误写。这是反过来承接上文。仲任意说：即使有相同的，也不过是体貌相似，实际本性自然有别。下文就是申述这个意思。《奇怪篇》说：“空虚的表象，不一定真实存在。假使有，有时只是熊罴先化为人，才生下两个卿。”《变虚篇》说：“这不是事实。假使真的如此，也不能到达天上。”《是应篇》说：“屈轶草，有时确实存在，但说它能指认奸臣是虚言。假使能指认，有时是草性见人而动，就说它能指认。”《祭意篇》说：“实在的议论认为人死后没有知觉，其精神不能成为鬼。假使有，也与活人饮食不同。”这些立论与本文正相同。虞舜重瞳，王莽也重瞳；晋文公骈胁，张仪也骈胁。《汉书·王莽传》：“王莽露眼赤睛。”其余见《骨相篇》。刘盼遂案：《骨相篇》作“重耳仳，张仪仳”。骈与仳是双声字。如果以骨相体貌毛色来比较，那么王莽像虞舜；而张仪像晋文公。有若在鲁国，最像孔子。孔子死后，弟子们共同坐在有若面前，向他请教道术之事，有若不能回答，见《史记·弟子传》。为什么呢？体貌相似，实际本性不同。现在五色的鸟，一角的兽，有时相似于凤凰麒麟，其实并非真物，而解说者想以骨相体貌毛色来判定凤凰麒麟，这就错了。所以颜渊接近圣人，《论语》说：“回也其庶乎。”却不像孔子；有若平庸，反而像圣人。由此说来，有时真正的凤凰麒麟，骨相不像；平庸的鸟兽，毛色像真的。怎么知道呢？

儒者自称看见凤凰麒麟就能知道，那么就是自称看见圣人就能知道。皋陶马口，孔子反宇，见《骨相篇》。假使后来有才能卓越而完全不同的人，刘盼遂案：“知而”即“知能”。论中“才能”、“知能”的“能”都写作“能”，不写作“而”，只有动字写作“而”。此文怀疑原本是“知能”，由浅薄的人改错了。下文“圣人贤人亦有知而绝殊，骨无异者”，与此文同误。应当加以省改。马口反宇，还不能说是圣人。“辄”字因上文而衍文。“而”读作“能”。下文说：“圣人贤者，亦有知而绝殊，骨无异者。”“后”，元本作“复”，朱校作“使”。为什么呢？十二位圣人的面相不同，前代圣人的面相，难以用来对照后代圣人。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状，出生在异土，即使再有圣人，怎么知道呢？刘盼遂案：以上文“知之如何”句例来看，此处也应当是“知之如何”。“知之如何”，是说知道的方法是怎样的，所以引出下文。桓君山对杨子云说：“如果后世再有圣人，只知道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大多不能知道他是圣人还是非圣人。”子云说：“确实如此。”此文怀疑出自《新论》，孙冯翼辑本没有。圣人难以知晓，智慧才能之美像桓、杨这样的人，尚且不能知晓，世俗儒者怀有平庸的智慧，持有无异的议论，看见圣人不能知晓，是可以保定的。既然不能知晓圣人，就不能知晓凤凰与麒麟。世人命名凤凰麒麟，凭什么自称能知道呢？“能”下脱“知”字。上文说：“儒者的议论，自说看见凤凰麒麟而知之。”又说：“儒者自谓见凤皇麒驎辄而知之。”都是证据。现在脱去“知”字，则语意不足。上古命名凤凰麒麟，只是听说它们是奇异的鸟兽罢了。“耳”，朱校作“其”，属下读。毛角有奇异之处，又不妄自飞翔苟且游荡，不与鸟兽争食，就称之为凤凰麒麟了。《类聚》引《乐汁图》说：“凤凰鸡头燕喙，蛇颈龙形，麟翼鱼尾，五采。”《说文》：“凤，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韩诗外传》：“凤象，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喙。”《说苑·辨物篇》、京房《易传》（《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说法略同。《山海经·南山经》：“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今本“顺”作“义”，“义”作“礼”。此依王引之校。）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公羊哀十四年传注》：“麟状如￠，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周南·麟之趾》郑笺：“麟角之末有肉。”京房《易传》：（《左哀十四年疏》。）“麟，￠身，牛尾，狼额，马蹄，有五采，腹下黄，高丈二。”《说苑·辨物篇》：“麒麟，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以上诸说，都极力言说凤凰麒麟毛角性识的奇异。然而都是夸饰虚增，不足相信。

译世人对圣人的认知，也是如此。听到关于圣人那些奇特的传闻，说圣人身有奇特的骨骼，智慧广博通达，就称他为圣人了。等到真正了解圣人，并不是突然看见、短暂听闻就立刻称他为圣人的。“辄而”，就是“辄能”的意思。后人不懂古语，妄自乙转。跟随他卧起相处，从他那里接受教诲，然后才了解他。吴说：“文”应当作“之”。下文说：“不从之学。”与此相应。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子贡侍奉孔子，第一年自认为超过孔子，第二年自认为与孔子相同，第三年才知道自己不如孔子。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还不知道孔子是圣人，三年之后，这才知道。不知道依据什么。用子贡了解孔子，三年才确定，世间的儒者没有子贡那样的才能，他们见到圣人，不跟随他学习，凭着仓促间的观察，没有三年的接触，自认为了解圣人，这是错误的。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同时。刘子《心隐》篇说：“与孔子同时。”《淮南子·泛论训》注说：“少正，是官职。卯，是他的名字。鲁国的谄媚之人。”按：《康诰》中有“少正”。《左传》郑国有“少正公孙侨”。那么少正是官职，他的姓氏未曾听说。孔子的门徒，三次盈满三次空虚，只有颜渊没有离开，颜渊独自知道孔子是圣人。那些门徒离开孔子归附少正卯，不仅不能知道孔子的圣明，又不能知道少正卯的奸佞，孙楷第《刘子新论校释》说：“卯”下脱“之佞”二字。下文说：“夫才能知佞若子贡。”“知佞”二字没有意义，当即“之佞”的误写，传抄时误置于下罢了。刘子《心隐》说：“不仅不知道仲尼的圣明，也不知道少正卯的奸佞。”正好有“之佞”二字，这是证据。晖按：孙校增补“之佞”二字是对的，刘子就是依据此文。下文“知佞”二字，说是即此“之佞”的误写，不对。理由见下。门徒们都迷惑了。子贡说：“少正卯，是鲁国闻名的人，夫子执政，为什么首先杀他？”“子”上脱“夫”字。子贡称呼他的老师，不能直接说“子”。《荀子·宥坐篇》、《尹文子·圣人篇》、《说苑·指武篇》、刘子《心隐篇》都有“夫”字，这是证据。“何以先之”，语意不明，应当作“何以先诛之”。《荀子·宥坐篇》：“夫子执政而首先杀他，难道没有过失吗？”《尹文子·圣人篇》：“夫子执政而首先杀，难道没有过失吗？”都有“诛”字。《说苑·指武篇》：“夫子开始执政，为什么首先杀他？”句式正同，尤其切合证据。刘子《心隐篇》与此错误相同。孔子说：“赐退下！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才能之美像子贡，尚且不能知道圣人，“才能知佞”，疑当作“才能之美”。“知”、“之”声音相误。“佞”俗写作“”，“美”字形讹为“妾”，再误为“”。上文“知能之美像桓、杨的，尚且还不能知道”，句式正同，这是证据。世间的儒者见到圣人，自认为能了解他，是荒谬的。

用不能了解圣人的话来说，那么也就知道他们不能了解凤凰和麒麟了。假如凤凰羽毛长而宽，麒麟身体高大，那么见到它们的人以为是大鸟巨兽罢了，怎么区别它们呢？如果一定要用巨大来区别，那么他们了解圣人也应该用巨大。孙说：“必”下脱“以”字。下文说：“必以附从效法凤凰，是用和声多作为妙曲。”句意相同。本书反诘之词，或用“如”，或用“如以”，或用“必以”，或用“如必以”，例子很多。春秋时候，鸟有爰居，《鲁语》：“海鸟爰居，停在鲁国东门之外，三天，臧文仲命令国人祭祀它。”《左传·文公二年》传，仲尼说：“臧文仲祭祀爰居，是不知礼。”《庄子·至乐篇》释文引司马彪说：“爰居一名杂县，举头高八尺。樊光注《尔雅》说：‘形状像凤凰。’”不可以认为是凤凰；长狄来到，不可以认为是圣人。长狄，见《注语增篇》。那么凤凰麒麟与鸟兽同类，世人见到它们，凭什么知道它们呢？如果因为中国没有，从野外来的就知道它们，《公羊传》说：“麟不是中国的野兽。”《说文》说：“天老说：‘凤出于东方君子国。’”那么就是鸲鹆同类了。鸲鹆，不是中国的禽鸟；《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传：“有鹳鹆来筑巢，为什么记载？记录怪异。有什么怪异？不是中国的禽鸟。”《谷梁传》：“来，是来到中国。”注：“鸲鹆不渡济水，不是中国的禽鸟，所以说来。”《礼纬·稽命征》：“孔子对子夏说：鸲鹆到来，不是中国的禽鸟。”《春秋考异邮》：“鸲鹆，飞行在阳，是夷狄的鸟，穴居在阴。”（都见于《御览》九二三。）《汉书·五行志》引刘向说：“鸲鹆，是夷狄穴居的禽鸟，来到中国。”仲任此文，大概暗据诸说。《左氏传》说：“有鸲鹆来筑巢，是史书所没有的。”杜注：“此鸟穴居，不在鲁国界内，所以说来巢。非常态，所以记载。”是不把它当作夷狄的禽鸟。《五经异义》：先郑、后郑从《左氏》说，许慎从二传说。凤凰麒麟，也不是中国的禽兽。都不是中国的东西，儒者为什么认为鸲鹆恶，如刘向、何休认为鸲鹆是臣子驱逐君主的象征。凤凰麒麟善吗？

译有人说：“汉宣帝的时候，凤凰聚集在上林苑，成千上万的群鸟跟随它。孙氏说：‘“从上”没有意义，“上”应当是“之”，这是因“上林”二字而造成的错误。下文说：“如果看见大鸟飞来栖息，群鸟依附它，那就是凤凰。”‘群鸟依附它’与‘群鸟跟随它’，意思是一样的。注释见后文《宣汉篇》。因为它是众鸟的首领，神圣奇异与众不同，所以群鸟依附跟随。《说文解字》说：‘凤凰飞翔时，群鸟跟随它以万数。’如果看见大鸟飞来栖息，群鸟依附它，那就是凤凰。凤凰确定了，那么麒麟也就确定了。‘凤凰确定了，就确定了’，文句不通，应当是‘那么麒麟也就确定了’。意思是说看见有群鸟依附跟随，那就是凤凰，那么麒麟也可以据此确定。下文说：‘凤凰与麒麟同类，凤凰出现，群鸟跟随；麒麟出现，众兽也应当跟随。’依据此说来解释。凤凰与麒麟同类，凤凰出现，群鸟跟随；麒麟出现，众兽也应当跟随。考察《春秋》记载的麒麟，并没有说众兽跟随它。宣帝、武帝都得到了麒麟，宣帝时，九真郡进献麒麟，见后注。武帝得到麒麟，注释见前文。都没有众鸟依附跟随的记载。如果说麒麟被人捕获，跟随者就散去了；凤凰人无法捕获，它自己飞来飞翔，跟随者就可见了。《尚书》说：‘《箫韶》乐曲奏到九成，凤凰来舞。’见《皋陶谟》。（孔本有误，见《益稷谟》。）以凤凰为祥瑞感应，这是今文经学的说法。《齐世篇》说：‘没有嘉瑞的感应，像协和万国、凤凰来舞之类。’又说：‘有虞氏的凤凰，宣帝用五种方法招致了它。’意思都相同。马融的注释把鸟兽比作笋，这是古文经学的说法。《风俗通·声音篇》说：‘它的形状参差不齐，像凤凰的翅膀。’与马融的意思相近。郑玄的注释说：‘《箫韶》，是舜制定的乐曲，乐曲完备演奏，称为成，《箫韶》演奏九备，凤凰才来舞，止息栖息并成双。’（《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疏。）这也采用今文经学的说法。《大传》说：‘凤凰在排列的树木中。’《大传》说：‘舜喜好生养厌恶杀戮，凤凰在他的树上筑巢。’（《玉海》卷一九九。）没有说群鸟跟随。难道宣帝招致的凤凰不同吗？

有人说：“记录历史的人弄错了。唐尧、虞舜时代的君主，凤凰确实有跟随的。上古时代久远，记录遗失；经书的文字，不足以证实。”确实有而记录者弄错，也有确实没有而记录者凭空捏造。如果是这样，儒家书籍的文字，难以用事实来验证。考察通过跟随者来知道是凤凰，并没有得到实情。况且人中有奸诈狡猾而聚集的，鸟中也有狡黠而跟随群体的。在唐尧、虞舜的时候，凤凰是诚实忠厚的；在宣帝的时候，凤凰是狡黠的吗？为什么都有圣人的德行，行为操守却不一致呢？

没有鸟跟随，有时可能是凤凰；群鸟跟随，有时可能不是。君子在世，保持高洁的节操，不广泛结交门徒，“从”字疑当作“徒”。《定贤篇》说：“广泛交往多门徒。”刘盼遂案：章士钊说：“从是徒的误字。”是对的。作“从”则与下文“人不附从”重复。出入行动，人不依附跟随。豪强狡猾的人，凭借侠义之气，使用意气，“使”字疑为“侠”字的形误。《史记·游侠传》：“郭解的父亲以任侠闻名。”又《季布传》：“为了意气而任侠。”“任侠”是当时的常用语。“用气”如同“任气”。《自纪篇》：“祖辈勇敢任气。”“任”也是“用”的意思

译。《季布传》集解孟康说：“信守交情叫任。”如淳说：“相互信任叫任，共同是非叫侠。有人说：‘任是用气力；侠，同甹。’”《玉篇》人部：“任侠，用权力侠义助人。”《说文解字》：“甹，侠也，三辅地区称轻财者为甹。”按：“任侠”应当采纳许慎的说法。往来进退，钱、黄、王本多出“进退”二字。士众云集。凤凰是君子，如果一定要以跟随者多来效法凤凰，钱、黄、王、崇文本都脱漏“必以”二字。那就是豪强狡猾的人是君子了。歌曲越美妙，和唱的人越少；品行操守越清高，交往的人越少。鸟兽也是这样。如果一定要以跟随者来效法凤凰，那就是用和唱者多来衡量美妙的乐曲了。龙与凤凰是同类。宣帝的时候，黄龙出现在新丰，《宣汉篇》说：“甘露元年。”群蛇不跟随。神雀、鸾鸟，都是众鸟的首领，《汉书·宣帝纪》：“神雀聚集在雍。”注，晋灼说：“汉注：大如鷃雀，黄喉，白颈，黑背，腹部有斑纹。”《说文解字》：“鸾，赤色神灵的精气。赤色五彩，鸡形，鸣声符合五音，颂声兴起就到来。”《周书·王会解》孔注：“鸾，比凤大，也是归向仁义的。”《类聚》引《决疑注》说：“像凤，多青色的，是鸾。”它们的仁圣虽然不及凤凰，然而跟随它们的群鸟也应当有几十只。信陵君、孟尝君，食客三千，被称为贤君；汉将军卫青和将军霍去病，门下一个食客也没有，也被称为名将。都见《史记》本传。太史公说：“盗跖横行，聚集党徒数千人；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见《史记·伯夷列传》。鸟兽的操守，与人相似。人得到众人拥护，不足以辨别贤能，用鸟跟随来审定凤凰，怎么样？

有人说：“凤凰麒麟，是太平盛世的祥瑞。太平盛世之际，它们才到来。《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传：“麟，是仁兽，有王者就到来，无王者就不到来。”注：“上有圣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才到来。《援神契》说：‘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麒麟臻。’”然而也有未太平就到来的。鸟兽奇异的骨骼毛发，卓越非凡，这是对的，为什么不可知呢？”凤凰麒麟，通常是在太平盛世才到来的吗？“通”字应当是“曷”。“曷”一作“遏”，与“通”字形相近而误。例子见《说日篇》。春秋的时候，麒麟曾经因为〔不〕王孔子而至。“王”字上脱漏“不”字。孔子不王，见《偶会篇》、《问孔篇》、《刺孟篇》、《定贤篇》。孔子应当为王而没有为王，所以麒麟因为不王孔子而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传：“麟，是仁兽，有王者就到来，无王者就不到来。有人报告说：‘有麌而角者。’孔子说：‘是谁来的呢？是谁来的呢？’”何注：“看见时没有圣帝明王，奇怪为谁而来。”即此文所依据的。后《指瑞篇》说：“儒者解释说，认为天用麟任命孔子，孔子是不王的圣人。麟为圣王而来，孔子自认为不王，而当时的王是鲁君，没有感化麟的德行，奇怪它来而不知道做什么，所以说：‘是谁来的呢？是谁来的呢？’知道它不是为治平而来，是为自己的道穷尽而来。”也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脱漏“王”字，那就差得远了。光武皇帝出生在济阳，凤凰来聚集。见《吉验篇》。光武刚出生的时候，是成帝、哀帝之际，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出生。当时未太平，而凤凰到来。如果说这是因为光武有圣德而来，那就是圣王刚出生的祥瑞，不是太平的感应。嘉瑞有时感应太平，有时为刚出生，其实难以知道

译。只以太平盛世来验证，怎么样？

译有人说：“凤凰、麒麟，生来就有其种类，就像龟、龙有种类一样。龟本来生龟，龙本来生龙，形体颜色、大小，与前者没有不同。见到父亲，考察其子孙，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平常的事物有种类，祥瑞的事物没有固定的种类，是偶然产生的。“瑞物”，宋本作“瑞佑”。按：“瑞物”二字也见于下文。所以说这是“德行的感应”，龟、龙就是这样。意思是说平常的龟有种类，但那些神灵的龟就不是这样。人们见到“神”龟、“灵”龙，就能区分它们吗？“而”读作“能”。宋元王的时候，渔夫用网捕到了一只神龟，渔夫不知道它是神龟。《庄子·外物篇》记载：“宋元君半夜梦见一个人披着头发在阿门窥视，说：‘我来自宰路之渊，我是清江派往河伯那里的使者，渔夫余且得到了我。’宋元君醒来，让人占卜，说：‘这是神龟。’宋元君说：‘渔夫中有叫余且的吗？’左右说：‘有。’宋元君说：‘让余且来朝见。’第二天，余且来朝见。宋元君问：‘你捕鱼捕到了什么？’回答说：‘我的网里捕到了一只白龟，它的直径有五尺。’”当今的儒生，就像渔夫一样。因为渔夫不知道神龟，那么也就知道世人不知道灵龙了。“而不”，都应当作“不而”。“不而”就是“不能”的意思。浅陋的人妄自乙正。上文“以不能知圣言之，则亦知其不能知凤皇与麒麟也”，句式正相同。盼遂案：“而”，是古“能”字。此文应当是“不而知神龟”，“不而知灵龙也”。

龙有时像蛇，蛇有时像龙。韩非子说：“马中像鹿的，价值千金。”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注详见《非韩篇》。良马像鹿，神龙有时像蛇。如果确实有种类，形体颜色就不会有差异。王莽时期，有一只大鸟像马，有五种颜色的龙纹，与几十只众鸟，“十”，朱校元本作“千”，下同。怀疑是“千”。聚集在沛国蕲县。《汉书》本传未见记载。宣帝时期，凤凰聚集在地上，身高五尺，注见前文。与说“像马”，身高相同了；盼遂案：宋刻残本，“高五尺”作“高五赤”，这是古本。古书中“尺”字多借用“赤”，如《穆天子传》、《齐民要术》、《说文系传》、《师旷禽经》、杨慎《赤牍清裁》等，都有这样的例子。“赤子”本与“丈夫”为对文，也是假借“赤”为“尺”的例子。盼遂有《赤子解》一文，详细论述此事。羽毛有五种颜色，与说“五色龙纹”，物色相同了；“众鸟几十只”，与说“一起聚集”、“依附跟随”等意思相同。“十”，元本作“千”，“言”作“之”，朱校同。孙曰：“言”字没有意义，应当从元本作“之”，草书字形相近而误。晖按：孙的说法不对。这是用王莽时的大鸟与宣帝时的凤凰相比为文。“众鸟几十只”，即复述上文“与众鸟几十只聚集在沛国蕲县”。“俱集”，是说宣帝时，凤凰聚集在上林，群鸟跟随它以千万计。（也见前文。）两相比较，所以说：“与说‘一起聚集’，依附跟随等意思相同。”上文“与说‘像马’”，“与说‘五色龙纹’”，句式正相同。如果作“众鸟几十只与之一起聚集”，那么“等”字在意义上就没有着落了。如果用宣帝时凤凰的体色、众鸟依附跟随来（案）知凤凰，“安”是“案”的坏字。上文“案附从以知凤凰，未得实也。”盼遂案：“安”，于是也，则也。详见王氏《经传释词》。那么王莽招致的鸟，就是凤凰。如果确实是这样，王莽招致它，这就不是祥瑞了。如果不是凤凰，体色、依附跟随，为什么相同呢？

况且祥瑞的事物都是兴起于和气而产生，产生于平常的种类之中，而有奇异的本性，就成为祥瑞了。所以凤凰的到来，就像赤乌的聚集一样。赤乌，是武王的祥瑞应验，见《初禀篇》。说凤凰有种类，赤乌又有类吗？嘉禾、醴泉、甘露，宋残卷有“出而美甘也，皆泉露之所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种，地下有醴泉之类乎”二十八字，朱校元本同。按：这是涉及下文衍文，不是今本脱漏。嘉禾生长在禾苗中，与禾苗中的穗不同，盼遂案：下“中”字涉及上文“禾中”而衍。称为嘉禾。醴泉、甘露，涌出而甘美，先孙校元本作“美甘”。按：即根据上文衍文如此。都是泉水、露水〔所〕生出，先孙校元本“露”下有“之所”二字。按：也是根据上文衍文如此。推究此文有“之所”二字意义更长，大概此文衍出时，尚未脱误，今据增。不是天上有甘露的种子，地下有醴泉的种类，圣明的治理公平，于是才降下产出。汉儒通说甘露降下，味道甜美。醴泉从地中涌出。《是应篇》说醴泉就是甘露。盼遂案：“而乃”二字互倒，应乙正作“乃而”。“乃而”，就是“乃能”的意思。蓂荚、朱草，蓂荚，详见《是应篇》。朱草，注见《初禀篇》。也生长在地上，宋、元本、宋残卷“在”作“出”，朱校同。聚集在众草中，没有固定的根本，暂时产出，几十天就枯折，所以称为祥瑞。凤凰、麒麟，也是祥瑞，为什么有种类？

译查考周朝太平盛世，越裳氏进献白雉。参见《异虚篇》注。白雉，（生）短（雉）〔生〕而白色耳，先孙曰：“生短”当作“雉生”，谓白雉犹常雉，但生而毛色白耳，非别有种类也。《尔雅·释鸟》：“雗雉□雉。”郭璞注：“今白□也。江东呼白雗亦名白雉。”《抱朴子》说：“白雉有种，南越尤多。”郝疏说：“此则越裳所献，自其土贡，非以为瑞而珍之。”并非有白雉这个物种。鲁国人得到长角的獐，称之为麒麟，这也可能是獐偶尔生出角来，并非有麒麟这个物种。由此说来，凤凰也可能偶尔生于鹄鹊，羽毛奇异，与众不同，就称之为凤凰罢了，怎么能说它与众鸟属于不同物种呢？有若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堆，河海之于积水，都是同类。”见《孟子·公孙丑篇》。那么凤凰、麒麟，都与鸟兽属于同一类，只是体态颜色怪异罢了！怎么能说是不同物种？同类而有奇特之处，奇特之处不世常有，不世常有难以审察，如何识别呢？

尧生了丹朱，舜生了商均。商均、丹朱，是尧、舜这一类人，只是性情怪异罢了。盼遂案：“骨”当为“情”字的烂讹。上文“体色诡耳”，下句“知德殊矣”，与此“情性”为对文。此言尧、舜与丹朱、商均特情性不同，与骨格无与也。鲧生了禹，瞽瞍生了舜。舜、禹，是鲧、瞽瞍这一类人，只是智慧德行不同罢了。试种嘉禾的果实，不能得到嘉禾。常常见到粢梁的粟，茎穗怪异奇特。盼遂案：与下文不接，此处疑有脱误。人见叔梁纥，不知是孔子的父亲；见伯鱼，不知是孔子的儿子。张汤的父亲身高五尺，张汤身高八尺，张汤的孙子身高六尺。也见于《齐世篇》。按：此乃张苍也。《史记》、《汉书》任敖传并同。王充误记。盼遂案：杨树达云：“张汤为张苍之误。史、汉汤传不见此事，惟《史记》、《汉书》任敖传记张苍父长不满五尺，苍长八尺，苍子复长八尺，及孙类长六尺余。则此汤为苍误无疑。盖仲任家贫无书，从市肆借读，又苍、汤音近，故误记苍为汤尔。”汉宣帝时的凤凰身高五尺，所从生的鸟称为凤凰母。有时身高二尺，后所生之鸟有时身高一尺，怎么能说有固定的物种？物种没有常态，所以曾皙生了曾参，气质性情不世常有，颜路生了颜回，古今卓绝。马有千里马，不必是麒麟（骐骥）的幼驹；孙曰：“麒麟”当作“骐骥”。（详前说《日篇》）鸟有仁圣之鸟，不必是凤凰的幼雏。山顶的溪流，不通江湖，然而有鱼，是水精自己化生的。废弃的庭院破败的宫殿，基址上草生长，是地气自己生出的。按溪水中的鱼，殿基上的草，无类而出，瑞应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种类也。

瑞应如同灾变。瑞应顺应善政，灾变顺应恶政，善恶虽然相反，其感应是一样的。灾变没有物种，瑞应也没有类别。阴阳之气，是天地的正气，遭遇善政而和谐，遇到恶政而变异，难道是天地为了善恶之政，重新生成和谐变异之气吗？那么瑞应的出现，大概没有固定物种，因善政而起，因和气而生。也或许时政平和气顺，众物变化，就像春天鹰变为鸠，秋天鸠化为鹰，《月令》：“仲春之月，鹰化为鸠。”注：“鸠，搏谷也。”疏：“《周书·时训》：‘惊蛰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至秋则鸠化为鹰。’故《王制》云：‘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司裘》注‘中秋鸠化为鹰。’《夏小正》云：‘正月鹰化为鸠，五月鸠化为鹰。’”《类聚》卷九一引京房《易占》云：“七月鸠化为鹰。”蛇鼠之类辄变为鱼鳖，蛇变鳖，今俗犹云。虾蟆为鹑，雀为蜄蛤。参见《无形篇》注。物随气变，不可谓无。黄石为老父，授张良书，去复为石也，见《史记·留侯世家》。儒知之。“儒”下疑有“者”字。或时太平气和，獐为麒麟，鹄为凤凰。是（因）故气性，“是”，宋残卷、朱校元本作“因”，是也。谓就其旧有气性，随和气变化。随时变化，岂必有常类哉？褒姒，玄鼋之子，二龙漦也。晋之二卿，熊罴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迹之语，“玄鼋”以下，并见《奇怪篇》。世之人然之，独谓瑞有常类哉？以物无种计之，以人无类议之，以体变化论之，凤凰麒麟生无常类，则形色何为当同？

查考《礼记·瑞命篇》云：大戴礼逸篇名。“雄曰凤，雌曰皇。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朱校元本、程本亦无下“曰”字。今据王本、崇文本增。《御览》引《韩诗外传》云：“凤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白虎通》、（今本佚，据抱经堂本揖。）《广雅·释虫》、《宋书·符瑞志》说并同。“即即”并作“节节”。《说文》鬯部：“□，所以饮器，象雀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然则不限于凤皇鸣也。《困学纪闻》卷八，疑爵即凤皇，未是。盼遂案：以上句“雄鸣曰即即”例之，则“足”上宜补“曰”字。《诗》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冈。凤皇鸣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噰噰喈喈。”见《大雅·卷阿》。毛传：“山东曰朝阳。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凤皇鸣也。”宋残卷作“唪唪□□”，朱校同，盖涉“噰噰喈喈”而误。毛诗“梧桐生矣”、“凤皇鸣矣”二句，与此文次异。陈乔枞曰：“《初学记》引此四语，亦同《论衡》。考《说苑·辨物篇》引此诗“凤皇鸣矣”六句，高诱《吕览·开春论》注引‘凤皇鸣矣，于彼高冈’二句，（晖按：《周语》韦注引同。）仍与毛诗合，疑《论衡》及《初学记》所引，或记忆之误，偶倒其文也。”《瑞命》与《诗》，俱言凤皇之鸣，《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诗》云“雍雍喈喈”，此声异也。使声审〔异〕，则形不同也；使〔声〕审同，诗与礼异。下“审”字，元本作“声”，朱校同。孙曰：“使声审”下，脱“异”字。“使审同”，疑当作“使声审同。”世传凤皇之鸣，故将疑焉。

译查考鲁国捕获麒麟时，记载说“有像獐子却长着角”。说“有獐子”，是指它的颜色像獐子。獐子的颜色是固定的，獐子像麋鹿但呈黄黑色，比鹿小。如果鸟的颜色是固定的，周武王时，火星化作乌鸦，记载说“它的颜色是红色”。详见《初禀篇》注。红色不是乌鸦本来的颜色，所以特别指出“它的颜色是红色”。如果像獐子但颜色不同，也应当说它的颜色是白色或黑色。“若”就是“或”的意思。现在成事颜色相同，成事，指已经发生的事。详见《书虚篇》注。所以说“有獐子”。獐子没有角，这与常态不同，所以说“而角”。像这样，鲁国所得到的麒麟，形状像獐子。汉武帝时，西巡狩猎，得到白色的麒麟，一只角且五只脚趾。详见《异虚篇》注。角有时相同，说“五只脚趾”，是指脚不同。鲁国得到的麒麟，说“有獐子”，不说颜色，是因为獐子没有异常的颜色。汉武帝说“得到白色的麒麟”，颜色白色不像獐子，所以不说“有獐子”，吴曰：当作“故不言有獐”。脱“不”字。直接说“白色的麒麟”，是因为颜色不同。汉宣帝时，九真进贡，献上麒麟，形状像獐子但有两只角。《宣汉篇》说：“元康四年，九真献麒麟。”《指瑞篇》说：“宣帝时，麒麟出现一次。”本篇上文也说：“宣帝得到麒麟。”查《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诏书说：“此前元康四年，九真进献奇兽。”注，苏林说：“是白象。”晋灼说：“《汉注》：马驹的形状，麒麟的颜色，牛的角，仁爱而爱人。”这与《汉注》的描述相似，当时一定有人称之为麒麟。《西都赋》说：“其中有九真的麒麟。”所以王充这样说。苏林说是白象，是不对的。我的朋友崔垂言在《文选释名考》中说：“班固所称的‘麟’，就是宣帝纪所说的‘兽’。《尔雅·释兽》：‘麐，麕身，牛尾，一角。’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说：‘麐，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一角，端有肉。’而这里说‘两角’，它与中原固有的不同，非常明显。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说：‘阿丹国有麒麟，前足高九尺多，后足高六尺多，脖子长，头昂起达一丈六尺，耳旁生两个短肉角，牛尾，鹿身。’法国学者G.Ferrand考证‘麒麟’是东非阿丹湾索马利语‘giri’的音译。‘giri’意为长颈鹿。怀疑九真的麒麟，也是‘giri’音译的简称。长颈鹿形状略似鹿，颈长，头顶到脚趾高一丈多，公母都有两个短角，形如截木，外被皮肤，尖端簇生短毛，头小眼大，耳短唇长，尾细长，全身毛色橙红，黑纹斑驳，腹部淡黄，性情温顺，步行迅速，产于非洲。查《说文》说：‘麟，大麚也。’麕身，牛尾，狼额，马蹄，五彩，腹下黄，高一丈二。正与长颈鹿的形状相符。且《说文》又有‘麐’字以对应一角的麒麟，可知汉代海运已通，九真从海外得到长颈鹿而进献，中国遂传来其名了。”刘盼遂案：‘麐’当为‘鹿’的累增字，下文‘春秋的麒麟像獐子，宣帝的麒麟说像鹿，鹿与獐子，大小相差一倍，形体不同’，正是承接此句而言。汉武帝说一只角，角不同了。春秋的麒麟像獐子，宣帝的麒麟说像鹿，像獐子而有两只角，正像鹿，大概是叙述当时的说法。鹿与獐子，大小相差一倍，獐子比鹿小。形体不同。

那三位君王的时候，三王，指鲁哀公、汉宣帝、汉武帝。麒麟的毛色、角趾、身体高大不相似。以此推度后世，麒麟出现必定与以前不同，这是明显的。那麒麟，是凤凰一类的，麒麟前后体色不同，而想用宣帝时所见到的凤凰，高五尺，花纹五色，来推度前后，认为会再出现凤凰，“当”读作“傥”，下同。认为它与以前相同，是错误的。以后如果再出现凤凰麒麟，必定不与前世见到的相似，而世俗儒生自认为见到就能知道，怎么能这样？“而辄”当作“辄而”，“而”读作“能”。上文“儒生自认为见到凤凰麒麟就能知道”，是其证据。

查考鲁国人得到麒麟，不敢直接命名为麒麟，说“有獐子而角”，是因为当时确实无法知晓。汉武帝“得到麒麟”二字省略，见上文。派谒者终军商议，终军说：“野禽并角，《汉书·终军传》、《异虚篇》都作‘野兽’。这里作‘禽’，不是误文。详见《物势篇》注。表明天下同本。”“明天下同本也”，当作“明同本也”。通津本“天下”二字双行，可知此文原以“明同本也”四字为句，校者妄依误本剜补。宋残卷作“明本同大也”，（朱校元本作“明本高大也”，则又妄改“同”为“高”。）“大”字因“本”字误衍，“同本”二字误倒，尚无“天下”二字，可证今本之误。《汉书·终军传》、《前汉纪》十二都作“明同本也”，是其证据。后《指瑞篇》也作“明同本也”，无“天下”二字，尤其确凿的证据。（《异虚篇》作“象天下合同为一也”，是概括终军的意思，不是引用原话，所以文字与此不同。）不直接命名为麒麟，而说“野禽”，是因为终军也怀疑无法审定。当今世俗儒生的知识，不能超过鲁国人和终军，他们见到凤凰麒麟，必定怀疑它们不是普通的鸟兽，刘盼遂案：“疑”读作《仪礼·士相见礼》“不疑君”的“疑”。郑注：“疑，度之也。”《周礼·司服》：“为大夫士疑衰。”郑注：“疑之言拟也。”《释名·释丧制》廿七：“疑，儗也。儗于吉也。”是古人多以“疑”为比拟。王充也说世俗儒生见到凤凰麒麟，比度它们为非普通的鸟兽。怎么能审定它们是凤凰麒麟呢？

译从体态颜色来说，未必相同；从鸟兽随从众多来说，未必就是祥瑞；“多者”下面脱漏了“言之”二字。“以鸟兽随从多者言之”，上下文句式正相同。从罕见来说，有鸲鹆飞来；宋残卷“来”作“嗛”，朱校同。怀疑“嗛”是“巢”字的讹误。当作“鸲鹆来巢。”宋、元本脱漏“来”字，今本脱漏“巢”字。从相貌奇特来说，圣人有奇异的骨相，贤者也有奇异的骨相。圣贤都奇异，人们无法区别。从贤圣来说，圣鸟圣兽，也与普通鸟兽都有奇怪之处。圣人贤者，也有智慧而绝不相同，骨相没有差异的；圣贤鸟兽，也有仁善廉清，体态没有奇异的。世间或许有富贵而不圣的人，身上有骨相作为富贵的表征，而不是圣贤的验证。那么鸟也有五彩，兽有角，而没有仁圣之德的。宋残卷“无”在“有”字下，朱校同。“兽有角”，当作“兽有一角。”下文说：“凤凰麒麟以仁圣之性，无一角五色表征它们，世人不了解。”可以证明。盼遂案：“角”上应有“一”字。“一角”与“五采”同一文法。像这样，上古所见的凤凰麒麟，怎么知道它们不是普通鸟兽？现在所见的鹊獐之类，怎么知道不是凤凰麒麟呢？

当今圣世，尧、舜那样的君主，传播道化，仁圣之物，为什么不产生？或许是因为有凤凰麒麟，混杂在鹄鹊獐鹿之中，世人不知道。美玉隐藏在石头中，楚王令尹不能识别，所以有抱玉泣血的悲痛。这是指卞和。注见《变动篇》。现在或许凤凰麒麟以仁圣之性，隐藏在普通皮毛羽毛中，没有一角五色表征它们，世人不了解，就像玉在石头中一样，用什么来审察它？这篇论述草稿写于永平初年，《论衡》成书于永平末年。草稿在初年写成，所以稿子已经完成。当时有祥瑞出现，孝明帝宣示恩惠，众多祥瑞同时到来。如永平十一年漅湖出现黄金。十七年，神雀群集，灵芝长在殿前。《宣汉篇》说：“孝明帝时，招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现，离木复合。”到元和、章和年间，孝章帝彰显德行，天下和谐，嘉瑞奇物，同时应验，凤凰麒麟，接连出现多次，《东观汉记》：凤凰出现一百三十九次，麒麟出现五十一次。详见年谱。盛况超过五帝之时。这篇已经写成，所以没有记载。

有人问：“讲论祥瑞说凤凰麒麟难以识别，世间的祥瑞不能辨别。现在孝章帝所招致的凤凰麒麟，不能知道吗？”回答说：《五鸟之记》说：“四方中央都有大鸟，它们出现时，众鸟都跟随，大小毛色类似凤凰。”确实难以识别。《说文》鸟部：“五方神鸟：东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鹔鷞，北方幽昌，中央凤凰。”《后汉书·五行志》引《乐协图征》说：“五凤（当作‘五鸟’，因为中央的，方名凤凰。）都五色，为祥瑞的只有一个，为妖孽的有四个。”注引《协图征》说：“似凤的有四种，都作为妖异。一曰鹔，鸠喙，圆目，身义，戴信，婴礼，膺仁，负智，到来则是旱役的感应。二曰发明，鸟喙，大颈，大翼，大胫，身仁，戴智，婴义，膺信，负礼，到来则是丧事的感应。三曰焦明，长喙，疏翼，圆尾，身义，戴信，婴仁，膺知，负礼，到来则是水灾的感应。四曰幽昌，锐目，小头，大身，细足，胫若鳞叶，身智，戴信，负礼，膺仁，到来则是旱灾的感应。”《隋书·经籍志》梁有《乐五鸟图》一卷，已亡。五鸟，即指五方神鸟。这《五鸟记》，大概是纬书。所以世间的祥瑞不能辨别。怎么辨别呢？根据政治、当时君王的德行。不及唐、虞之时，其凤凰麒麟，不能亲眼见到，“不”疑为“夫”字形讹。“及”字后人妄增。“目不亲见”，谓不能亲见唐、虞之瑞。下文“唐、虞之瑞，必真是者”，与之正反相承。意谓：唐、虞之瑞，虽不能亲眼见到，然据唐、虞之德，其瑞必真。以明别瑞当以政治与王德也。今本误作“时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时”，则与上下义违。上文云：“方今圣世，尧、舜之主。”又云：“孝章耀德，凤皇麒麟连出重见，盛于五帝之时。”下文云：“孝宣比尧、舜，天下太平。”仲任进化论者，不重古非今。其义屡见本书。其证一。依今本，则“唐、虞之时”四字，属上为文，遂使“其凤皇麒麟，目不亲见”句，于义无指矣。其证二。然而唐、虞之瑞，必定是真的，因为尧的德行光明。孝宣帝比尧、舜，天下太平，万里慕化，仁道施行，鸟兽中仁爱的，感动而来，瑞物大小、毛色、足翼必定不同类。以政治的得失，君主的明暗，衡量众多祥瑞，没有不是真的。事情或许难以知道却容易明白，说的就是这个。又用甘露来验证。甘露，是和气所生的。露水无故而甘甜，是应篇谓甘露有二，为瑞应者则味甘。和气独自已经到达了。和气至，甘露降，德洽而众瑞凑。查永平以来，直到章和，甘露常降，永平十七年，树叶有甘露。建初四年，甘露降五县。元和二年，甘露降自京都。所以知道众多祥瑞都是真的，而凤凰麒麟也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