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二十三
或问曰：「天地之间，万物之性，含血之虫，有蝮、蛇、蜂、虿，咸怀毒螫，犯中人身，谓（渭）护（濩）疾痛，当时不救，流遍一身。先孙曰：「谓」当作「渭」，「护」当作「濩」，并声近而误。周礼秋官贾疏引左传服注云：「蜮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疮如疥，遍身中濩濩蜮蜮。」左传庄十八年孔疏引作「濩濩或或」。初学记引春秋说题辞云：「渭之言渭渭也。」注云：「渭渭，流行貌。」（今本初学记引纬文「渭」字不重。今依注增。）「渭濩疾痛」，言渭渭濩濩，亦犹言濩濩或或，皆疾痛流行之状，故云「流遍一身」也。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协懑，颇多杀人。「协懑」，谓脉气协踊满实也。卜筮篇：「身体疾痛，血气协踊。」素问大奇论：「肝满、贤满、肺满皆实即为肿。」注：「满谓脉气满实也。」满、懑通。不知此物，禀何气于天？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元气之中，有毒螫乎？」
曰：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人食协懑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则谓之毒矣。太阳火气，常为毒螫，气热也。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胀），肿而为创。「脤」，崇文本作「脉」，各本并作「脤」。「胎」，宋、元本作「□」，朱校元本同。吴曰：「脤胎」当作「脤胀」。今作「胎」者，「胀」字草书形近之误。「脤」即「□」之异文。说文云：「□，起也。」太玄争次六：「股脚□如。」释文：「□，肉胀起也。」素问：「浊气在上，则生□胀。」王砯注：「□，胀起也。」白虎通情性篇字作「脤张」，音义并同。「胀」误作「胎」，义不可说。盼遂案：章士钊云：「脤为胗之形误。说文肉部：『胗，唇伤也。』」南郡极热之地，盼遂案：南郡，今湖北襄阳之地，未为极热。「南郡」疑为「南部」之误。后汉人恒以州部连言，南部即南方诸州郡也。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祸者，生于江南，含烈气也。吴曰：「延」读为「移」。郊特牲：「以移民也。」郑注：「移之言衍也。」卫世家：「共伯入厘侯羡道自杀。」索隐：「羡音延。」移、羡、延三文以双声相转，而义亦从之。诸子传记说宋景公荧惑徙舍事，皆作延年二十一岁，唯淮南子道应篇作移年二十一岁。移年即延年也。彼以「移」为「延」，此以「延」为「移」，其比正同。晖按：吴说疑非。「祝延」连读。「人」上疑脱一「已」字。（类要二四祝延类云：「巫咸能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祸福。」未着何出，当本此文。以「祝延」连读是，而所据本「已」字已脱矣。）解除篇云：「令巫祝延以解土神。」汉书外戚传傅昭仪传：「宫人左右饮酒酹地，皆祝延之。」五经异义：「鲁郊礼，祝延帝尸。」此并「祝延」连文之证。唯其义未审。汉书师古注：「祝延，祝之使长年也。」然于此文，义有未洽。上文云：「祝树树枯，唾鸟鸟坠。」疑此读作「祝涎」，「涎」亦「口唾」也。淮南俶真训注：「铸读如唾祝之祝。」以「唾祝」连文，可见其义。非洲夏加尼格罗人，巫医治病，或看新生婴儿，就其身上吐四次唾液，以祓不祥。此祝延，或即其义，虽他书无说，疑仲任纪当时巫风之实。如祝树唾鸟，他书亦未见也。（齐民要术十引神仙传，刘纲夫妇树，与此不同。）若谓祝之长年，则与上下文义不类矣。汪文台揖七家后汉书云：「妫皓字符起，吴郡余杭人，皓母炙疮发脓，皓祝而愈之。」或即祝延之术也。又皮锡瑞以「巫咸」连读，谓即君奭「巫咸乂王家」之「巫咸」，亦非。此文谓江南诸巫，皆能此术也。
夫毒，阳气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中，伤也。史记田儋传：「蝮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何者？为害于身也。」火气之验也。四方极皆为维边，淮南天文训注：「四角为维。」唯东南隅有温烈气。温烈气发，常以春夏。春夏阳起。东南隅，阳位也。他物之气，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气有烈也。物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气所燥也。食甘旨之食，无伤于人。食蜜少多，则令人毒。蜜为蜂液，蜂则阳物也。
译有人问道：“天地之间，万物的本性，那些有血肉的虫类，有蝮蛇、蜜蜂、蝎子，都怀着毒刺，侵犯刺中人的身体，导致渭濩（形容疾痛流行）般的疾痛，当时如果不救治，就会流遍全身。先孙说：‘渭’应当作‘渭’，‘护’应当作‘濩’，都是因声音相近而造成的错误。《周礼·秋官》贾公彦疏引用《左传》服虔注说：‘蜮含沙射入人的皮肉中，其疮如疥，遍身中濩濩蜮蜮。’《左传》庄公十八年孔颖达疏引用作‘濩濩或或’。《初学记》引用《春秋说题辞》说：‘渭之言渭渭也。’注解说：‘渭渭，是流行的样子。’（今本《初学记》引用的纬文中‘渭’字不重复。现在依据注解说增加。）‘渭濩疾痛’，是说渭渭濩濩，也就像说濩濩或或，都是疾痛流行的状态，所以说‘流遍全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吃了它们会协懑（脉气满实），大多能杀人。‘协懑’，是说脉气协踊满实。《卜筮篇》：‘身体疾痛，血气协踊。’《素问·大奇论》：‘肝满、肾满、肺满都实就会肿胀。’注解说：‘满是说脉气满实。’‘满’和‘懑’通用。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天禀受了什么气？万物的生长，都禀受元气，元气之中，有毒刺吗？”
回答说：“毒，是太阳的热气，侵入人体就是中毒。人吃了导致协懑的东西，是因为身体不能承受。不能承受，就称之为毒了。太阳的火气，常常成为毒刺，是因为气热。太阳所在的地方，人民急促急迫，急促急迫的人，口舌成为毒。所以楚、越的人，急促敏捷，与人交谈，口中的唾沫射到人身上，就会使人脤胀（肉肿起），肿胀成为疮疡。‘脤’，崇文本作‘脉’，各本都作‘脤’。‘胎’，宋、元本作‘□’，朱彝尊校勘元本相同。吴说：‘脤胎’应当作‘脤胀’。现在作‘胎’，是‘胀’字草书字形相近的错误。‘脤’就是‘□’的异体字。《说文解字》说：‘□，起也。’《太玄·争次六》：‘股脚□如。’《释文》：‘□，肉胀起也。’《素问》：‘浊气在上，就生□胀。’王砯注：‘□，胀起也。’《白虎通·情性篇》字作‘脤张’，音义都相同。‘胀’误作‘胎’，意思说不通。盼遂案：章士钊说：‘脤是胗的形误。《说文解字》肉部：‘胗，唇伤也。’’南郡是极热的地方，盼遂案：南郡，是现在湖北襄阳的地方，并不是极热。‘南郡’怀疑是‘南部’的错误。东汉人常常把州部连称，南部就是南方各州郡。那里的人诅咒树木树木就枯死，唾鸟鸟就坠落。巫咸能够祝延（转移）人的疾病、治愈人的祸患，是因为生长在江南，含着烈气。吴说：‘延’读为‘移’。《郊特牲》：‘以移民也。’郑玄注：‘移之言衍也。’《卫世家》：‘共伯入厘侯羡道自杀。’《索隐》：‘羡音延。’移、羡、延三字因双声相转，意思也随之。诸子传记中讲述宋景公荧惑徙舍的事，都作延年二十一岁，只有《淮南子·道应篇》作移年二十一岁。移年就是延年。那里用‘移’作‘延’，这里用‘延’作‘移’，比例正好相同。晖按：吴的说法怀疑不对。‘祝延’连读。‘人’上面怀疑脱了一个‘已’字。（《类要》二十四祝延类说：‘巫咸能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祸福。’没有注明出处，应当本于此文。以‘祝延’连读是对的，而所依据的本子‘已’字已经脱落了。）《解除篇》说：‘令巫祝延以解土神。’《汉书·外戚传·傅昭仪传》：‘宫人左右饮酒酹地，都祝延之。’《五经异义》：‘鲁郊礼，祝延帝尸。’这都是‘祝延’连文的证据。只是其意义未明。《汉书》颜师古注：‘祝延，祝之使长年也。’然而在此文中，意义有不恰当之处。上文说：‘祝树树枯，唾鸟鸟坠。’怀疑这里读作‘祝涎’，‘涎’也是‘口唾’。《淮南子·俶真训》注：‘铸读如唾祝之祝。’以‘唾祝’连文，可见其义。非洲夏加尼黑人，巫医治病，或者看新生婴儿，就在其身上吐四次唾液，以祓除不祥。这祝延，或许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其他书没有说法，怀疑王充记载当时巫风的实况。像祝树唾鸟，其他书也没有见过。（《齐民要术》十引《神仙传》，刘纲夫妇树，与此不同。）如果说祝之长年，则与上下文义不类。汪文台《揖七家后汉书》说：‘妫皓字符起，吴郡余杭人，皓母炙疮发脓，皓祝而愈之。’或许就是祝延之术。又皮锡瑞以‘巫咸’连读，说就是《君奭》‘巫咸乂王家’的‘巫咸’，也不对。此文是说江南各巫，都能此术。
毒，是阳气，所以它侵入人体，像火烧人。有的人被蝮蛇咬中，割肉放在地上焦沸，中，伤也。《史记·田儋传》：‘蝮螫手就斩手，螫足就斩足。为什么？因为危害身体。’这是火气的验证。四方极处都是维边，《淮南子·天文训》注：‘四角为维。’只有东南隅有温烈气。温烈气发作，常在春夏。春夏阳气升起。东南隅，是阳位。其他物的气，进入人的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气有烈。物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气所燥。吃甘美的食物，不伤人。吃蜜多少，就令人毒。蜜是蜂液，蜂是阳物。
人行无所触犯，体无故痛，痛处若棰杖之迹。人腓，腓谓鬼驱之。注订鬼篇。鬼者，太阳之妖也。微者，疾谓之边，未闻。盼遂案：微，恶疾也。诗巧言篇：「既微且尰。」尔雅释训篇：「骭疡为微。」孙叔然注：「微尰皆水湿之疾也。本字作霉。」说文黑部：「霉，中久雨青黑也。」章氏新方言说：「古之霉，今之杨梅也。」其治用蜜与丹。蜜、丹阳物，以类治之也。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蜜、丹，则知边者阳气所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间，毒气流行，人当其冲，则面肿疾，世人谓之火流所刺也。
人见鬼者，言其色赤，太阳妖气，自如其色也。鬼为烈毒，犯人辄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F物，阳火之类，疑脱「故」字。杜伯弓矢，其色皆赤。见死伪篇。南道名毒曰短狐。说文禾部：「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段注：「北道，盖许时语，立乎南以言北之辞。」按：道，犹言方也，当时常语。史记游侠传：「北道姚氏，南道仇景。」「狐」当作「弧」，以与下文「激而射」之义相应。今书传多作「短狐」，误同。惟汉书五行志、左传释文作「弧」，不误。左传释文曰：「短弧本又作狐。」段玉裁曰：「此因其以气射害人，故谓之『短弧』。作「狐」，非也。其气为矢，则其体为弧。」说文虫部：「蜮，短弧（本作「狐」，从段注改。）也。鳖三足，气害人。」诗小雅何人斯毛传：「蜮，短狐也。」释文：「蜮，状如鳌，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洪范五行传云：「蜮如鳌，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妇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乱之气所生也。」陆机毛诗义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鳌，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见水中，投人景则杀之，故曰射景。南人将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浊然后入。或曰含沙射人，入人皮肌，其创如疥。」（引据小雅何人斯疏、左氏、谷梁庄十八年传疏。）服虔曰：「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状如鳖，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疮如疥，遍身濩濩或或。」（见周礼秋官序官疏。）春秋庄十八年秋「有蜮」，左传杜注：「蜮，短狐也，盖以含沙射人为灾。」公羊何注：「蜮之犹言惑也，其毒害伤人形体，不可见。」谷梁范注。「蜮，短狐也。盖含沙射人。」草木志云：「在水中，射人影即死。」（公羊传疏。）本草谓之「射工」。楚辞大招「魂乎无南，鰅▯短狐，蜮伤躬只。」注：「鰅▯，短狐类也。短狐，鬼蜮也。蜮，短狐也。」洪补注，孙真人云：「江东、江南有虫名短狐溪毒，亦名射工。其虫无目而利耳能听，在山源溪水中，闻人声，便以口中毒射人。
译人行走没有触犯什么，身体却无故疼痛，疼痛的地方像被棍棒抽打的痕迹。人小腿肿胀，小腿肿胀被称为鬼驱赶所致。详见《订鬼篇》。鬼，是太阳的妖气。轻微的，称为“边”病，此前未曾听闻。盼遂按语：微，是恶疾。《诗经·巧言》篇：“既微且尰。”《尔雅·释训》篇：“骭疡为微。”孙叔然注：“微和尰都是水湿引起的疾病。本字作‘霉’。”《说文解字》黑部：“霉，久雨后变青黑。”章氏《新方言》说：“古代的霉，就是现在的杨梅疮。”治疗这种病用蜂蜜和丹阳出产的丹石。蜜和丹都是阳性的物质，这是以同类相治的原理。治疗风病用风药，治疗热病用热药，治疗边病用蜜和丹，由此可知边病是阳气所致，是流毒侵加的结果。天地之间，毒气流行，人处于其冲击之下，就会面部肿胀生病，世人称之为火流刺伤所致。
人看见鬼，说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太阳的妖气，自然呈现这种颜色。鬼是烈性的毒物，侵犯人往往致死，所以杜伯射箭，周宣王立刻暴毙。鬼所形成的物体，属于阳火一类，此处疑脱“故”字。杜伯的弓矢，颜色都是红色的。详见《死伪篇》。南方称毒物为短狐。《说文解字》禾部：“北方称禾主人曰私主人。”段注：“北道，大概是许慎当时的用语，站在南方而言北方的说法。”按：道，犹言方也，是当时的常用语。《史记·游侠传》：“北道姚氏，南道仇景。”“狐”应当作“弧”，以与下文“激而射”的意义相应。现在书传多作“短狐”，是错误的。只有《汉书·五行志》、《左传》释文作“弧”，没有错误。《左传》释文说：“短弧本又作狐。”段玉裁说：“因为它用气射人害人，所以称为‘短弧’。作‘狐’，是不对的。它的气是箭，那么它的身体就是弓。”《说文解字》虫部：“蜮，短弧（本作‘狐’，从段注改。）也。鳖三足，气害人。”《诗经·小雅·何人斯》毛传：“蜮，短狐也。”释文：“蜮，形状像鳌，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为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说射人影。”《洪范五行传》说：“蜮像鳌，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妇女多淫乱，所以那地方多蜮。是淫女惑乱之气所生。”陆机《毛诗义疏》说：“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像鳌，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子映在水中，投向人的影子就杀死他，所以叫射景。南方人将要下水，先投瓦石入水，让水浑浊然后进入。有人说含沙射人，进入人的皮肉，伤口像疥疮。”（引据《小雅·何人斯》疏、《左氏》、《谷梁庄十八年传》疏。）服虔说：“短狐，是南方盛暑所生，形状像鳖，含沙射人，进入皮肉中，疮像疥疮，全身濩濩或或。”（见《周礼·秋官序官》疏。）《春秋》庄公十八年秋“有蜮”，《左传》杜注：“蜮，短狐也，大概是用含沙射人为灾。”《公羊》何注：“蜮的犹言惑也，它的毒害伤人形体，不可见。”《谷梁》范注：“蜮，短狐也。大概含沙射人。”《草木志》说：“在水中，射人影即死。”（《公羊传》疏。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曰：「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生，故圣人名之曰蜮。蜮犹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南方谓之短弧。」抱朴子登涉篇：「吴、楚之野，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如鸣蜩，大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能即发疮，不晓治之者，杀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又射工虫，冬天蛰于山谷间。大雪时索之。此虫所在，其雪不积留，气起如灼蒸，当掘之，不过入地一尺，则得也。阴干末带之，夏天自辟射工也。」博物志：「江南山溪中水射工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着处发疮，不治则杀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余在钦，一夕燕坐，见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黄脊黑，头有黑毛，抱疏篱之杪，张额四顾，耸身如将跃也。适有士子相访，因请问之。答曰：此名十二时，其身色，一日之内，逐时有异。口尝含毒，俟人过，则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谓蜮者与？生曰：然。邝露赤稚，斑衣山子，插青衔弩，裸体兽交，遗精降于草木，岚蒸瘴结，盎然化生。狐长三寸，状如黄熊，口衔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予南海有水弩虫，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与此不同。予游六磨，影落涧水，为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适欲扑杀，有大蟾鼓腹踊跃，搤其喉而食之。未几，痛入骨髓，始殆如蚁卵，乍如蜂房，乍如盘涡，乍如蛇菌，一日一夜，其变百出，其大二寸。闻过三寸则死，毒大如狐，则对时死。遍走群医，命在呼吸。蘧然猛省，蟾能食之，必能制之。偶有八字丹蟾，跳跃草际，取向毒处，一吸，支体立运，毒口出涎，滴石石烂。魂魄渐复，如坐冰壶。其口两月方合。闻鸳鸯鸑鷟皆能食之。脑可止痛。」杜伯之象，执弓而射。阳气因（困）而激，激而射，孙曰：此文「因、激、射」三字平列。「因」当作「困」，形近之误。下云：「火困而气热。」又云：「气困为热也。」并其证。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气热，〔气热〕血（而）毒盛，孙曰：当作「火困而气热，气热而毒盛」。「血」即「而」字之误，又脱去「气热」二字，故文义不明。下文云：「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热极为毒也。」即气热而毒盛之说。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此文作「气勃而毒盛」，可证。刘先生曰：孙说是也。史记儒林传正义引正作「气热而毒盛」。封禅书注引作「气勃而毒盛」，文虽小异，作「而毒盛」则同。
译）《本草》称为“射工”。《楚辞·大招》“魂乎无南，鰅▯短狐，蜮伤躬只。”注：“鰅▯，短狐类也。短狐，鬼蜮也。蜮，短狐也。”洪补注，孙真人说：“江东、江南有虫名短狐溪毒，亦名射工。这种虫无目而利耳能听，在山源溪水中，闻人声，便以口中毒射人。”《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曰：“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生，故圣人名之曰蜮。蜮犹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南方谓之短弧。”《抱朴子·登涉篇》：“吴、楚之野，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如鸣蜩，大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能即发疮，不晓治之者，杀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又射工虫，冬天蛰于山谷间。大雪时索之。此虫所在，其雪不积留，气起如灼蒸，当掘之，不过入地一尺，则得也。阴干末带之，夏天自辟射工也。”《博物志》：“江南山溪中水射工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着处发疮，不治则杀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余在钦，一夕燕坐，见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黄脊黑，头有黑毛，抱疏篱之杪，张额四顾，耸身如将跃也。适有士子相访，因请问之。答曰：此名十二时，其身色，一日之内，逐时有异。口尝含毒，俟人过，则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谓蜮者与？生曰：然。邝露赤稚，斑衣山子，插青衔弩，裸体兽交，遗精降于草木，岚蒸瘴结，盎然化生。狐长三寸，状如黄熊，口衔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予南海有水弩虫，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与此不同。予游六磨，影落涧水，为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适欲扑杀，有大蟾鼓腹踊跃，搤其喉而食之。未几，痛入骨髓，始殆如蚁卵，乍如蜂房，乍如盘涡，乍如蛇菌，一日一夜，其变百出，其大二寸。闻过三寸则死，毒大如狐，则对时死。遍走群医，命在呼吸。蘧然猛省，蟾能食之，必能制之。偶有八字丹蟾，跳跃草际，取向毒处，一吸，支体立运，毒口出涎，滴石石烂。魂魄渐复，如坐冰壶。其口两月方合。闻鸳鸯鸑鷟皆能食之。脑可止痛。”杜伯的形象，执弓而射。阳气因（困）而激，激而射，孙曰：此文“因、激、射”三字平列。“因”当作“困”，形近之误。下云：“火困而气热。”又云：“气困为热也。”并其证。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气热，〔气热〕血（而）毒盛，孙曰：当作“火困而气热，气热而毒盛”。“血”即“而”字之误，又脱去“气热”二字，故文义不明。下文云：“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热极为毒也。”即气热而毒盛之说。《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此文作“气勃而毒盛”，可证。刘先生曰：孙说是也。《史记·儒林传》正义引正作“气热而毒盛”。《封禅书》注引作“气勃而毒盛
故食走马之肝杀人，封禅书曰：「文成食马肝死耳。」气困为热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热极为毒也。史记儒林传正义引作「盛夏马行，多渴（字误。）死，杀气为毒也。」人疾行汗出，对炉汗出，向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异事而皆汗出，困同热等，火日之变也。
译”，文虽小异，作“而毒盛”则同。故食走马之肝杀人，《封禅书》曰：“文成食马肝死耳。”气困为热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热极为毒也。《史记·儒林传》正义引作“盛夏马行，多渴（字误。）死，杀气为毒也。”人疾行汗出，对炉汗出，向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异事而皆汗出，困同热等，
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虫则为蝮、蛇、蜂、虿，名医别录陶注云：「蝮蛇，黄黑色，黄颔尖口，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不异于蚖，中人不即疗，多死。」蜀图经曰：「蝮形短，黄黑如土色。」类聚引广志云：「蝮蛇与土色相乱，长三四尺。其中人，以牙囓之，截断皮，出血，则身尽痛。九窍血出而死。」尔雅、说文皆以蝮即虺。汉书田儋传应劭注本之。师古曰：「郭璞云：『各自一种蛇。』以今俗名证之，郭说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郝懿行曰：「诗疏引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郭云：『此自一种蛇。』本草陶注分蝮蛇与虺及蚖为三物，并非。蝮虺乃即土虺，北人谓之土脚蛇，江、淮间谓之土骨蛇。』御览引诗义疏曰：「虿，一名杜伯，幽州谓之蝎。」小雅都人士释文引通俗文曰：「长尾为虿，短尾为蝎。」说文作「虿」，云：「毒虫也。」在草则为巴豆、冶葛，「冶」下旧校曰：一作「野」字。续博物志曰：「巴豆，神仙食一枚即死。鼠食三年，重三十斤。」证类木草十四引图经曰：「巴豆，出巴郡川谷，今嘉眉、戎州皆有之。木高一二丈，叶如樱桃而厚大，初生青，后渐黄赤，至十二月，叶渐凋，二月复渐生，至四月旧叶落尽，新叶齐生。即花发成穗，微黄色。五六月结实作房，生青，至八月，熟而黄，类白豆□。渐渐自落，即收之。一房三瓣，一瓣有实一粒，一房共实六粒也。」博物志曰：「野葛食之杀人。家葛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亦不可食。」唐释湛然辅行记引博物志曰：「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钩吻者，野葛也。」沉括补笔谈曰：「钩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疗甚多。注释者多端，或云可入药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杀人。予尝到闽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杀，或误食者，但半叶许入口即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经官司勘鞫极多，灼然如此。予尝令人完取一株，观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菉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如一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酉阳杂俎言花似栀子稍大，谬说也。根皮亦赤，闽人呼为吻莽，亦谓之野葛。岭南人谓之胡蔓，俗谓之断肠草。此草人间最毒之物，不可入药，恐本草所云，别是一物，非此钩吻也。」在鱼则为鲑与□、□，故人食鲑肝而死，为□、□螫有毒。北山经郭璞注：「今名鯸鲐为鲑鱼，音圭。」左思吴都赋刘注：「鯸鲐鱼状如科斗，大者尺余，腹下白，背青黑，有黄文。性有毒，虽小獭及大鱼，不敢餤之。蒸餤之肥美，豫章人珍之。」本草拾遗曰：「□鱼肝及小有大毒，一名鹕夷鱼。以物触之，即嗔，腹如气球，亦名嗔鱼。腹白，背有赤道，如印鱼，目得合，与诸鱼不同。」王引之广雅疏证曰：「『□』即『鲑』之俗体。鹕夷即鯸□之转声。今人谓河豚者是也。河豚善怒，故谓之鲑，又谓之鲄。鲑之言恚，鲄之言诃。释诂云：『恚、诃，怒也。』玉篇：『鲄，户多切，鱼名。』正与『河』字同音。又云：『鯸□，鲄也。食其肝，杀人。』」章炳麟新方言十曰：「今所在皆称河豚，广东香山谓之鲑泡。」□□未闻。鱼与鸟同类，故鸟蜚鱼亦蜚，鸟卵鱼亦卵，大戴礼易本命曰：「鸟鱼皆生于阴而属于阳，故鸟鱼皆卵。鱼游于水，鸟飞于云。」蝮、蛇、蜂、虿皆卵，同性类也。
其在人也为小人，故小人之口，为祸天下。小人皆怀毒气，阳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辄效。先孙曰：「誓」元本作「禁」。日抄引同。晖按：宋本、朱校元本亦并作「禁」。又按：「效」下，日抄引有「口舌为毒也」五字。谚曰：「众口烁金。」国语周语、鬼谷子权篇、史记邹阳传、楚辞九章惜诵并有此文。贾逵曰：「铄，销也。众口所恶，金为之销亡。」风俗通曰：「众口铄金。俗说有美金于此，众人咸共诋訿，言其不纯。卖金者欲其售，取锻以见真，此为众口烁金。」（御览八百十一、事文类聚别集二十一。）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注订鬼篇。言与火直，故云烁金。道口舌之烁，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烁金」，金制于火，火、口同类也。
译天下万物，蕴含太阳之气而生的，都有毒刺。毒刺浓烈的，在虫类中就是蝮蛇、蛇、蜂、虿。《名医别录》陶弘景注说：“蝮蛇，黄黑色，黄颔尖口，毒性最烈。虺蛇形状短而扁，毒性不异于蚖蛇，人被咬后如果不立即治疗，大多会死。”《蜀图经》说：“蝮蛇形状短，黄黑色像土色。”《类聚》引用《广志》说：“蝮蛇与土色混杂难辨，长三四尺。它咬人，用牙咬住，截断皮肤，出血，全身疼痛。九窍流血而死。”《尔雅》、《说文解字》都认为蝮就是虺。《汉书·田儋传》应劭的注本据此。颜师古说：“郭璞说：‘各自是一种蛇。’用现在的俗名来验证，郭璞说得对。虺像土色，到处都有，俗称为土虺。那蝮只出产在南方。”郝懿行说：“《诗经》疏引舍人说：‘蝮一名虺，江淮以南叫蝮，江淮以北叫虺。’郭璞说：‘这自是一种蛇。’《本草》陶注将蝮蛇与虺及蚖分为三种，并不对。蝮虺就是土虺，北方人叫它土脚蛇，江淮之间叫它土骨蛇。”《御览》引用《诗义疏》说：“虿，一名杜伯，幽州叫它蝎。”《小雅·都人士》释文引用《通俗文》说：“长尾的叫虿，短尾的叫蝎。”《说文解字》写作“虿”，说：“毒虫。”在草类中就是巴豆、冶葛，“冶”字下旧校说：一作“野”字。《续博物志》说：“巴豆，神仙吃一枚就死。老鼠吃了三年，重三十斤。”《证类本草》卷十四引用《图经》说：“巴豆，出产在巴郡川谷，现在嘉眉、戎州都有。树高一二丈，叶子像樱桃但厚大，初生时青色，后来渐渐黄赤，到十二月，叶子渐渐凋落，二月又渐渐生长，到四月旧叶落尽，新叶齐生。随即开花成穗，微黄色。五六月结果作房，生时青色，到八月，成熟变黄，像白豆。渐渐自行脱落，就采收。一房三瓣，一瓣有一粒果实，一房共有六粒果实。”《博物志》说：“野葛吃了杀人。家葛种了三年不采收，后来野生也不可食用。”唐代释湛然《辅行记》引用《博物志》说：“太阴之精，名叫钩吻，入口就死。钩吻，就是野葛。”沈括《补笔谈》说：“钩吻，《本草》一名野葛，主治功效很多。注释者说法不一，有的说可入药，有的说有大毒，吃了杀人。我曾到闽中，当地人用野葛毒人，以及自杀，或者误食的，只要半片叶子入口就死。用流水送服，毒性更快，往往举杯已死。经过官府勘验审讯的极多，确实如此。我曾让人完整取来一株，观察它，那草蔓生像葛，藤色赤红，节粗像鹤膝，叶子圆而有尖，像杏叶，而光亮厚实像柿叶。三叶为一枝，像绿豆之类。叶子生在节间，都相对。花黄细，密集如一茴香花，生在节叶之间。《酉阳杂俎》说花像栀子稍大，是谬误之说。根皮也赤红，闽人叫它吻莽，也叫野葛。岭南人叫它胡蔓，俗称为断肠草。这草是人间最毒之物，不可入药，恐怕《本草》所说的，是另一种东西，不是这钩吻。”在鱼类中就是鲑与□、□，所以人吃鲑肝而死，被□、□螫伤有毒。《北山经》郭璞注：“现在叫鯸鲐为鲑鱼，音圭。”左思《吴都赋》刘注：“鯸鲐鱼形状像蝌蚪，大的尺余，腹下白，背青黑，有黄色花纹。性有毒，虽然小獭及大鱼，不敢吃它。蒸熟吃肥美，豫章人珍视它。”《本草拾遗》说：“□鱼肝及小有大毒，一名鹕夷鱼。用物触碰它，就发怒，腹像气球，也叫嗔鱼。腹白，背有赤道，像印鱼，眼睛能闭合，与其他鱼不同。”王引之《广雅疏证》说：“‘□’就是‘鲑’的俗体。鹕夷就是鯸□的转声。现在人叫河豚的是。河豚善怒，所以叫鲑，又叫鲄。鲑的意思恚，鲄的意思诃。《释诂》说：‘恚、诃，怒。’《玉篇》：‘鲄，户多切，鱼名。’正与‘河’字同音。又说：‘鯸□，鲄也。吃它的肝，杀人。’”章炳麟《新方言》卷十说：“现在到处都叫河豚，广东香山叫它鲑泡。”□□未闻。鱼与鸟同类，所以鸟飞鱼也飞，鸟卵鱼也卵，《大戴礼·易本命》说：“鸟鱼都生于阴而属于阳，所以鸟鱼都产卵。鱼游于水，鸟飞于云。”蝮、蛇、蜂、虿都产卵，同性类。
它在人中就是小人，所以小人的口，为祸天下。小人都怀有毒气，阳地的小人，毒尤酷烈，所以南越之人，祝誓辄效。先孙说：“誓”元本作“禁”。日抄引同。晖按：宋本、朱校元本也都作“禁”。又按：“效”下，日抄引有“口舌为毒也”五字。谚语说：“众口烁金。”《国语·周语》、《鬼谷子·权篇》、《史记·邹阳传》、《楚辞·九章·惜诵》都有此文。贾逵说：“铄，销也。众口所恶，金为之销亡。”《风俗通》说：“众口铄金。俗说有美金在此，众人一起诋毁，说它不纯。卖金的人想让它售出，取锻打以见真，这就是众口烁金。”（《御览》八百十一、《事文类聚别集》二十一。）口，是火。五行第二是火，五事第二是言。注订《鬼篇》。言与火直，所以说烁金。说口舌之烁，不说“拔木焰火”，必说“烁金”，金制于火，火、口同类。
药生非一地，太伯辞之吴；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王注：「言吴国得贤君，至古公亶父之时而遇太伯，阴让，避王季，辞之南岳之下，采药，于是遂止而不还。」余注见四讳篇。盼遂案：章士钊云：「辞为采之声误。」今案四讳篇「太伯入吴采药」，是其明证。铸多非一工，世称楚棠溪。棠溪出利剑。盐铁论论勇篇：「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溪之铤。」史记苏秦传：「棠溪、墨阳，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鴈。」集解徐广曰：「汝南吴房有棠溪亭。」春秋大事表七之四：「今河南汝宁府遂平县西吴房故城北有堂溪城。」潜夫论志氏姓：「堂溪，溪谷名也。」温气天下有，寒温篇云：「阳气温。」温气谓阳气也。路畏入南海。因阳气烈也。鸩鸟生于南，人饮鸩死。左庄三十二年传：「使针季酖之。」正义引晋诸公赞云：「鸩鸟食蝮，以羽翮栎酒水中，饮之则杀人。」汉书高五王传，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中山经郭注：「鸩大如鵰，紫绿色，长颈，赤喙，食蝮蛇头。雄名运日，雌名阴谐。」广志曰：（广韵五十二沁引。）「鸩鸟大如鸮，紫绿色，有毒，颈长七八寸，食蝮蛇，以其毛历饮食则杀人。」名医别录曰：「鸩鸟毛有大毒，生南海。」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注物势篇。龙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小雅斯干篇疏引尔雅孙炎注：「江、淮以南谓虺为蝮，广三寸，头如拇指，有牙最毒。」龙有逆鳞。韩非子说难篇云：「龙喉下有逆鳞径尺。」木生火，火为毒，故苍龙之兽含火星。尔雅释天：「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左昭十七年传疏李巡曰：「大辰，苍龙宿之，体最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苍龙宿，心以候四时，故曰辰。」盼遂案：「兽」字当是「宿」误。东方苍龙七宿中有大火星也。尔雅释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郭注云：「龙星明者以为时候，故云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主焉。」故王氏云「苍龙之宿含火星」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东南，巴在西南。巴豆出于巴，注见上文。冶葛生冶，未审其地。
土地有燥湿，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处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与鱼比，故生于草泽。蜂、虿与鸟同，故产于屋、树。江北地燥，故多蜂、虿；江南地湿，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阳，阳物悬垂，故蜂、虿以尾。生下湿比阴，阴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齰。后汉书谢弼传，弼上封事曰：「蛇者，阴气所生。」洪范五行传：「蛇龙，阴类也。」（后汉书杨赐传注。）小雅斯干郑笺：「虺蛇穴居，阴之祥也。」说文：「齰，啮也。」毒或藏于首尾，故螫齰有毒；或藏于体肤，故食之辄懑；懑注见前「凑懑」。或附于唇吻，故舌鼓为祸。毒螫之生，皆同一气，发动虽异，内为一类。故人梦见火，占为口舌；史记天官书：「箕为敖客，曰口舌。」索隐引宋均云：「敖，调弄也。箕以簸扬调弄为象。」是口舌为簸弄是非之义，俗语犹存。潜夫论浮侈篇云：「事口舌而习调欺。」五行志云：「言之不从，时则有口舌之痾，于易兑为口，人则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兑为金为口，言属金，故言不顺，有口舌痾。仲任以言属火，故火见，占为口舌，与汉志异。梦见蝮、蛇，亦口舌。火为口舌之象，口舌见于蝮、蛇，「见」，宋本作「兆」。同类共本，所禀一气也。
故火为言，言为小人，小人为妖，由口舌。口舌之征，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征，恶行之验。「僭恒旸（阳）若」。洪范文。「旸」当作「阳」。今文作「阳」，古文作「旸」也。此文言阳气为毒，故引经证之，义无取于「旸」也。不雨曰旸。五行志曰：「言之不从，厥咎僭，厥罚恒阳。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亦谓阳为阳气，与此同。此作「旸」，后人改之也。下同。僭者奢丽，僭差无度，故云「奢丽」。故蝮、蛇多文。文起于阳，众经音义二引三苍曰：「蝮蛇色如，绶文，文间有□。」说文：「□，巳也。四月昜气已出，阴气已臧，万物见，成彰，故『巳』为『它』，象形。」故若致文。若，顺也。晹（阳）若则言〔不〕从，故时有诗妖。「言」下脱「不」字。五行志曰：「言之不从，时则有诗妖。」皮锡瑞引增「不」字，是也。
译药物生长的地方不止一处，太伯辞让王位去了吴地；《楚辞·天问》说：“吴国获得贤君，停留在南岳之下。”王逸注解说：“这是说吴国得到了贤明的君主，到了古公亶父的时代遇到了太伯，太伯暗中让位，避开王季，辞别前往南岳之下，采药，于是就停留在那里不再返回。”我的注释见《四讳》篇。刘盼遂按语说：章士钊说：“‘辞’字是‘采’字的音误。”现在考察《四讳》篇中“太伯入吴采药”，这就是明显的证据。
铸造刀剑的工匠不止一个，世人称颂楚国的棠溪。棠溪出产利剑。《盐铁论·论勇》篇说：“世人说强楚劲郑，有犀兕皮做的铠甲，棠溪产的剑刃。”《史记·苏秦传》说：“棠溪、墨阳的剑，在陆地上能斩断牛马，在水中能截断天鹅大雁。”集解引徐广说：“汝南吴房有棠溪亭。”《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说：“现在河南汝宁府遂平县西吴房故城北有堂溪城。”《潜夫论·志氏姓》说：“堂溪，是溪谷的名字。”
温和之气天下都有，《寒温》篇说：“阳气温和。”温气就是指阳气。路途畏惧进入南海。因为阳气猛烈。鸩鸟生长在南方，人喝了鸩酒就会死。《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传文说：“让针季用鸩酒毒死他。”正义引《晋诸公赞》说：“鸩鸟吃蝮蛇，用它的羽毛搅动酒水中，喝了就会杀人。”《汉书·高五王传》，应劭说：“鸩鸟黑身红眼，吃蝮蛇、野葛。用它的羽毛画在酒中，喝了立刻死亡。”《中山经》郭璞注说：“鸩鸟大得像雕，紫绿色，长脖子，红嘴，吃蝮蛇的头。雄的叫运日，雌的叫阴谐。”《广志》说：（《广韵》卷五十二沁部引用。）“鸩鸟大得像鸮，紫绿色，有毒，脖子长七八寸，吃蝮蛇，用它的毛搅动饮食就会杀人。”《名医别录》说：“鸩鸟的毛有大毒，生长在南海。”
辰位属龙，巳位属蛇，辰、巳的位置在东南。注释见《物势》篇。龙有毒，蛇有螫，所以蝮蛇有锋利的牙齿，《小雅·斯干》篇疏引《尔雅》孙炎注说：“长江、淮河以南称虺为蝮，宽三寸，头像拇指，有牙齿最毒。”龙有逆鳞。《韩非子·说难》篇说：“龙喉下有直径一尺的逆鳞。”
木生火，火为毒，所以苍龙宿含着火星。《尔雅·释天》：“大辰，指房、心、尾三宿。大火称为大辰。”《左传·昭公十七年》传疏李巡说：“大辰，是苍龙宿的星体，最为明亮，所以叫房、心、尾。大火，是苍龙宿的心宿，用来观测四季，所以叫辰。”刘盼遂按语说：“兽”字应当是“宿”的误字。东方苍龙七宿中有大火星。《尔雅·释天》说：“大辰，房、心、尾也。大火称为大辰。”郭璞注说：“龙星明亮时作为季节的候应，所以叫大辰。大火，是心宿，在中间最明亮，所以主宰季节候应。”所以王逸说“苍龙宿含着火星”。
冶葛、巴豆都有毒螫，所以冶在东南，巴在西南。巴豆出产于巴地，注释见上文。冶葛生长在冶地，不清楚具体地点。
土地有干燥和潮湿的区别，所以毒物有多有少；生物生长的地方不同，所以毒性有猛烈和不猛烈之分。蝮蛇与鱼同类，所以生长在草泽之中。蜂、虿与鸟同类，所以产生在房屋、树木之上。江北土地干燥，所以多蜂、虿；江南土地潮湿，所以多蝮蛇。生长在高燥之地类比于阳，阳物悬垂，所以蜂、虿用尾巴螫人。生长在低湿之地类比于阴，阴物柔顺伸展，所以蝮蛇用口咬人。《后汉书·谢弼传》，谢弼上封事说：“蛇，是阴气所生。”《洪范五行传》：“蛇龙，是阴类。”（《后汉书·杨赐传》注。）《小雅·斯干》郑玄笺：“虺蛇穴居，是阴的祥瑞。”《说文》：“齰，咬。”
毒有的藏在首尾，所以螫咬有毒；有的藏在体肤，所以吃了就会胸闷；“懑”的注释见前面“凑懑”。有的附在唇吻，所以舌头鼓动成为祸患。毒螫的产生，都源于同一气，发动虽然不同，内在属于一类。所以人梦见火，占卜为口舌之争；《史记·天官书》：“箕宿为敖客，叫口舌。”索隐引宋均说：“敖，调弄。箕以簸扬调弄为象。”这是口舌为簸弄是非的意思，俗语中还存在。《潜夫论·浮侈》篇说：“从事口舌而习惯调弄欺骗。”《五行志》说：“言语不顺从，当时就有口舌之病，在《易》中兑为口，人则多患口喉咳嗽，所以有口舌病。”兑为金为口，言语属金，所以言语不顺，有口舌病。王充认为言语属火，所以火出现，占卜为口舌，与《汉志》不同。梦见蝮蛇，也是口舌之争。火是口舌之象，口舌见于蝮蛇，“见”，宋本作“兆”。同类共本，所禀受的是同一气。
所以火代表言语，言语代表小人，小人成为妖异，源于口舌。口舌的征兆，源于人感应上天。所以五事中第二条是言语，言语的灾异征兆，是恶行的验证。“僭恒旸（阳）若”。《洪范》文。“旸”应当作“阳”。今文作“阳”，古文作“旸”。这里说阳气为毒，所以引用经文证明，意义不取“旸”。不雨叫旸。《五行志》说：“言语不顺从，其灾祸是僭越，其惩罚是恒阳。说上位者的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混乱，就不能治理海内，过失在于过差，所以其灾祸是僭越。僭，是差错。刑罚妄加，群阴不依附，则阳气胜，所以其惩罚是常阳。”也说阳是阳气，与此相同。这里作“旸”，是后人改的。下文同。僭越指奢丽，僭越差错无度，所以说“奢丽”。所以蝮蛇多花纹。花纹起于阳，《众经音义》卷二引《三苍》说：“蝮蛇颜色如绶带花纹，花纹间有□。”《说文》：“□，巳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显现，成就彰显，所以‘巳’为‘它’，象形。”所以如果顺从。若，顺从。阳气顺从则言语〔不〕顺从，所以时有诗妖。“言”下脱“不”字。《五行志》说：“言语不顺从，当时就有诗妖。”皮锡瑞引增“不”字，是对的。
妖气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恶。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妒）之，吴曰：事见左襄廿一年传。「知」当据改作「妒」。晖按：宋、元本、朱校元本并作「妒」，吴说是也。不使视寝。左传无「视寝」二字。唐石经旁增此二字。阮校谓即依此文所增，不足据。檀弓郑注：「可以御妇人矣，尚不复寝。」即此「寝」字之义，谓不使叔向父御之。盼遂案：「不使视寝」，左传杜注作「不使见叔向父」，较此明晰。叔向谏其（之）。「其」，宋本、朱校元本并作「之」，当据正。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吾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弊族也，「弊」，传作「敝」。杜曰：「衰坏也。」洪亮吉曰：「当作『敝』。」国多大宠，不仁之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有勇力，嬖于栾怀子。栾盈也。及范宣子遂（逐）怀子，「遂」当作「逐」。宋本、王本、崇文本并作「逐」，是。盈母栾祁与人通，盈患之。祁惧，愬于其父范宣子，宣子使城着，遂逐之。杀叔虎，贾逵曰：「叔虎皆栾盈之党，知范氏将害栾氏，故先为之作难，讨范氏，不克而死。」（孔疏引。）盼遂案：依左氏襄公二十一年传，「遂」字为「逐」字之误。祸及叔向。囚叔向。夫深山大泽，龙、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怀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于美色；祸难所发，由于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龙、蛇，东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丽。胆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气猛，故多勇；木刚强，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为祸难者，常发勇力；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为毒，酒难多饮；蜂液为蜜，蜜难益食；勇夫强国，勇夫难近；好女说心，「说」下旧校曰：一作「悦」。好女难畜，辩士快意，辩士难信。故美味腐腹，元本作「肠」，朱校同。好色惑心，勇夫招祸，辩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
辩口之毒，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见阳虎，却行，白汗交流。亦见物势篇。阳虎辩，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中，伤也。下同。人中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国溃乱。诗曰：「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小雅青蝇篇。毛诗作「谗人」。陆贾新语辅政篇、史记滑稽传、汉书戾太子传，并作「谗言」。汉书贾谊传注、叙传注引诗与此同。鲁诗也。李富孙曰：古本当作「言」。罔极，无穷极也。四国，四方之国。四国犹乱，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独畏谗夫之口。宋本独作「狼」。谗夫之口，为毒大矣！
薄葬篇
贤圣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旧作「圣贤」，各本同。今据宋本乙。本书多作「贤圣」，说详答佞篇。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神」字传写误增。「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论死篇数见此语。下文「不能为鬼」，正与此「辄为鬼」正反相承。感虚篇：「雨粟鬼哭，自有所为。」福虚篇：「墨家右鬼。」今「鬼」下并衍「神」字，正其比。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见墨子明鬼篇。儒家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负」，背也。陆贾依儒家而说，故其立语，不肯明处。新语无论薄葬事，盖本陆贾他着。刘子政举薄葬之奏，务欲省用，不能极论。奏见汉书本传。是以世俗内持狐疑之议，外闻杜伯之类，又见病且终者，墓中死人来与相见，故遂信是，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盼遂案：「死」字疑衍。「死棺」不辞，且与下句不复对称。杀人以殉葬，盼遂案：「人」下衍「以」字，故与上句不匀。以快生意。非知其内无益，盼遂案：当是「非不知其内无益」，今本脱一「不」字，则不通矣。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不明死无知，故不知其无益，非徒尚奢侈也。
译妖气产生美好，所以美好的人多邪恶。叔虎的母亲很美，叔向的母亲嫉妒她，吴说：这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知”应当据改作“妒”。晖按：宋本、元本、朱校元本都写作“妒”，吴的说法是对的。不让叔虎的母亲去侍寝。《左传》没有“视寝”二字。唐代石经旁增了这两个字。阮校认为这是依据此文所增，不足为据。《檀弓》郑注说：“可以侍奉妇人了，尚且不让他再睡觉。”这就是这个“寝”字的含义，意思是不让叔虎的父亲去侍奉她。盼遂案：“不使视寝”，《左传》杜预注作“不使见叔向父”，比这里更明晰。叔向劝谏他的母亲说：“深山大泽，确实会生出龙、蛇。她很美，我担心她生出龙、蛇来祸害你。你是衰败的家族，国家里有很多受宠爱的人，不仁的人夹杂其中，不也很危险吗？我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呢？”于是让叔虎的母亲去侍寝，生了叔虎，叔虎很美且有勇力，被栾怀子宠幸。栾怀子就是栾盈。等到范宣子驱逐了栾怀子，栾盈的母亲栾祁与人私通，栾盈对此感到忧虑。栾祁害怕，向她的父亲范宣子告状，范宣子让栾盈去守城着，于是驱逐了他。杀了叔虎，贾逵说：“叔虎都是栾盈的党羽，知道范氏将要害栾氏，所以先为他制造事端，讨伐范氏，没成功而死。”（孔颖达疏引用。）盼遂案：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的记载，“遂”字是“逐”字的误写。祸患波及叔向。囚禁了叔向。深山大泽，是龙、蛇生长的地方，拿它来比喻叔虎的母亲，是说美色的人怀着毒害。生了儿子叔虎，美且有勇力。勇力所生，源于美色；祸难所发，由于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龙、蛇属东方、木，内含火精，所以美色容貌艳丽。胆附于肝，所以生出勇力。火气猛烈，所以多勇；木刚强，所以多力。产生妖怪的，常由好色；造成祸难的，常发于勇力；造成毒害的，都在好色。美酒是毒，酒难以多饮；蜂液是蜜，蜜难以多吃；勇夫强国，勇夫难以亲近；好女悦心，好女难以驾驭；辩士快意，辩士难以信任。所以美味腐坏腹部，好色迷惑心灵，勇夫招致祸患，辩口带来灾殃。这四种，是世间的毒害。
辩口的毒害，为害尤其酷烈。怎么证明呢？孔子见阳虎，倒退着走，冷汗直流。这也见于《物势篇》。阳虎善辩，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致病。中，伤害。下面相同。人中了各种毒，一身就死了；中了口舌之毒，一国就溃乱。《诗经》说：“谗言没有穷尽，交乱四方之国。”这是《小雅·青蝇篇》。《毛诗》作“谗人”。陆贾《新语·辅政篇》、《史记·滑稽列传》、《汉书·戾太子传》，都作“谗言”。《汉书·贾谊传》注、《叙传》注引《诗》与此相同。这是《鲁诗》的说法。李富孙说：古本应当作“言”。罔极，没有穷尽。四国，四方之国。四国尚且混乱，何况一个人呢！所以君子不怕老虎，唯独怕谗夫的口。宋本“独”作“狼”。谗夫的口，毒害太大了！
薄葬篇
贤圣的功业，都以薄葬节省用度为要务。旧本作“圣贤”，各本相同。今据宋本乙正。本书多作“贤圣”，详说见《答佞篇》。然而世俗崇尚厚葬，有奢侈过度的过失，是因为儒家论述不明，墨家议论不对的缘故。墨家的议论尊崇鬼神，认为人死就变成鬼而有知觉，能显形而害人，所以引用杜伯之类作为效验。见《墨子·明鬼篇》。儒家不听从，认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赠送财物、祭祀备物，是表示不背弃死者以观察生者。“负”，背弃。陆贾依从儒家而说，所以他的立论，不肯明确表态。《新语》没有论薄葬的事，大概本于陆贾的其他著作。刘向举出薄葬的奏议，务求节省用度，不能极尽论述。奏议见于《汉书》本传。因此世俗内心持狐疑的议论，外面听到杜伯之类的事，又看到病重将死的人，说墓中死人来与他相见，所以于是相信这是真的，认为死后如生。怜悯死者独自埋葬，灵魂孤独没有伴侣，坟墓封闭隐藏，谷物缺乏，所以制作偶人来侍奉尸柩，多藏食物以吸引精魂。逐渐流传，有的人破家荡产，来充实死者的棺木；杀人来殉葬，来取悦生者的心意。不是不知道内心无益，而是奢侈之心在外互相羡慕。不明白死后无知，所以不知道它无益，不只是崇尚奢侈。
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孔子非之，而亦无以定实然。而陆贾之论，两无所处。处，辩定也。刘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无〔
无〕知之验，墨家有〔有〕知之故（效）。「无」字，「有」字，并涉重文脱。「故」为「效」字形讹。效亦验也。本书常以效验对文。上文云：「墨家以为人死有知，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家以为人死无知。」下文云：「辩士文人有效验，若墨家之以杜伯为据，则死人无知之实可明。」则知此文当作「儒家无无知之验，墨家有有知之效」，明矣。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虽」，朱校元本作「难」，义较长。人犹不信。是以世俗轻愚信祸福者，畏死不惧义，盼遂案：「死」字当为「鬼」之误字。下句「重死不顾生」，此涉之而误。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辩士文人有效验，若墨家之以杜伯为据，则死〔人〕无知之实可明，薄葬省财之教可立也。当作「死人无知」，今脱「人」字。上文云。「儒家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下文云：「不明死人无知之义，而着丘墓必抇之谏。」并其证。
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业难齐同，故二家争论。世无祭祀复生之人，故死生之义未有所定。实者死人闇昧，与人殊途，其实荒忽，难得深知。有知无知之情不可定，为鬼之实不可是。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吴曰：「是故」下疑有脱文。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丧」上疑脱「虽不」二字。墨家薄葬节用，不得言其「丧物索用」。下文「奢礼不绝，则丧物索用」，是儒家之失。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
鲁人将以玙璠敛，左定五年传：「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玙璠敛。」说文：「玙璠，鲁之宝玉。」吕氏春秋安死篇高注：「玙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庙，佩玙璠，故用之。」孔子闻之，径庭丽级而谏。吕氏春秋安死篇：「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容也。主人以玙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家语子贡问曰：「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王肃注：「历级，遽登阶，不聚足。」丽亦历也。见诗鱼丽毛传。夫径庭丽级，非礼也，孔子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贪。玙璠，宝物也，鲁人用敛，奸人（间）之，「」，宋、元本作「间」，朱校同。吴曰：「」当作「间」。间之，犹言司其间隙。左氏传庄十五年：「郑人间之而伐宋。」释文云：「间，间厕之间。」吴语：「以司吾间。」韦注：「间，隙也。」皆其义。欲心生矣。奸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则丘墓抽（抇）矣。先孙曰：「抽」当为「抇」，下同。晖按：广雅：「抇，掘也。」字本作「搰」。说文：「搰，掘也。」吕氏春秋：「孔子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家语云：「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孔子睹微见着，故径庭丽级，以救患直谏。夫不明死人无知之义，而着丘墓必抽（抇）之谏，虽尽比干之执人，「执」读作「挚。」（吕氏春秋遇合篇：「嫫母执乎黄帝。」列女传辩通篇：「衒嫁不售，流弃莫执。」曲礼：「执友称其仁也。」郑注：「执友志同。」皆读「执」为「挚」。）诗郑笺：「挚之言至，谓情意至然。」「尽比干之执」，谓尽比干之情意。论语云：「比干谏而死。」「人」字涉下文衍。人必不听。盼遂案：。章士钊云：「此下疑有脱文，与上文不衔接。」何则？诸侯财多不忧贫，威强不惧抽（抇）。死人之议，狐疑未定；孝子之计，从其重者。如明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论定议立，较着可闻，则玙璠之礼不行，径庭之谏不发矣。今不明其说而强其谏，此盖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
译认为死人有知觉，与活人没有区别，孔子对此表示反对，但也无法确定事实究竟如何。而陆贾的论述，在两方之间无所适从。“处”，是辩定、确定的意思。刘向（刘子政）的奏议，也不能阐明真相。儒家没有死人无知的证据，墨家有死人有知的效验。“无”字、“有”字，都是因重文而脱漏。“故”是“效”字的形讹。效验也就是证据。本书常将“效”与“验”对举。上文说：“墨家认为人死后有知觉，引用杜伯之类的事例作为效验。儒家认为人死后没有知觉。”下文说：“辩士文人如果有证据，像墨家那样以杜伯为据，那么死人无知的实情就可以明白了。”由此可知，此文应当作“儒家没有死人无知的证据，墨家有死人有知的效验”，是很明显的。事情没有比有证据更明白的，议论没有比有证明更确定的。空泛的言论，即使符合道心，人们仍然不信。因此世俗轻率愚昧、相信祸福的人，畏惧死亡却不顾义理，看重死亡却不顾惜生命，耗尽钱财来侍奉鬼神，倾家荡产来办理丧事。如果辩士文人有证据，像墨家那样以杜伯为据，那么死人无知的实情就可以明白，薄葬节省钱财的教化就可以确立了。应当作“死人无知”，现在脱漏了“人”字。上文说：“儒家不赞同，认为死人无知。”下文说：“如果不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而坚持坟墓必然被挖掘的劝谏。”这些都是它的证据。
如今墨家非难儒家，儒家非难墨家，各自有所坚持，所以背离而不相合，事业难以齐同，因此两家争论。世间没有祭祀后复活的人，所以死生的道理没有确定。实际上，死人处于昏暗不明的状态，与活人殊途，其情形荒忽难测，很难深入了解。有知无知的情况无法确定，成为鬼魂的实情无法证实。通达事理的知识分子，虽然博览古今，涉猎百家，条理分明，也不能审察得知。只有圣人贤者的意旨，才能类比事物，从而证实它。
议论如果不留神专注、澄清心意，只是凭借外在的效验来确立是非，相信外在的听闻和看见，不在内心进行甄别订正，这就是用耳目来议论，不用心意来商议。如果用耳目来议论，就会把虚妄的现象当作言论，虚象的效验，就会把实事当作非事。因此是非的判断，不仅依靠耳目，必须打开心意。墨家的议论不用心意去推究事物，如果只相信听闻和看见，那么即使效验明显，仍然会失去真实。失去真实的议论难以教化，虽然符合愚民的心愿，却不合智者的本心，丧失事物而索取功用，对世道没有益处。墨家主张薄葬节用，不能说他们“丧失事物而索取功用”。下文“奢侈的礼制不绝，就会丧失事物而索取功用”，是儒家的过失。这大概是墨家学说不能流传的原因。
鲁国人打算用玙璠宝玉来收敛尸体。《左传》定公五年传：“季平子去世，阳虎打算用玙璠来收敛。”《说文解字》：“玙璠，鲁国的宝玉。”《吕氏春秋·安死篇》高诱注：“玙璠，君主佩戴的玉。昭公在外，平子行使君主的职权，进入宗庙，佩戴玙璠，所以用它。”孔子听说后，径直穿过庭院，登阶而上进行劝谏。《吕氏春秋·安死篇》：“鲁国季孙家有人去世，孔子前往吊唁，进门后向左走，以示从容。主人用玙璠收敛尸体。孔子径直穿过庭院快步走，登阶而上。”《家语》子贡问：“孔子起初担任中都宰，听说此事，登阶而上进行挽救。”王肃注：“历级，是急促登阶，不聚足。”“丽”也是“历”的意思。见《诗经·鱼丽》毛传。径直穿过庭院、登阶而上，是不合礼节的，但孔子是为了挽救祸患。祸患产生的根源，常常是因为有所贪恋。玙璠是宝物，鲁国人用来收敛尸体，奸人伺机而动，贪欲之心就产生了。奸人贪欲产生，就不畏惧罪法。不畏惧罪法，那么坟墓就会被挖掘了。“抽”应当作“抇”，下文相同。晖按：《广雅》：“抇，挖掘。”字本作“搰”。《说文解字》：“搰，挖掘。”《吕氏春秋》：“孔子说：用宝玉收敛尸体，好比暴露骸骨在中原。”《家语》说：“这向百姓展示了奸利的开端，而对死者有害，哪里还用得着它。”孔子见微知著，所以径直穿过庭院、登阶而上，以挽救祸患并直言劝谏。如果不阐明死人无知的道理，而坚持坟墓必然被挖掘的劝谏，即使尽到比干那样挚诚的情意，人也必然不听。为什么呢？诸侯财富多不担忧贫穷，威势强不畏惧坟墓被挖掘。关于死人的议论，疑虑未定；孝子的计策，顺从看重的一方。如果阐明死人无知，厚葬没有益处，议论确定，明显可闻，那么玙璠的礼制就不会实行，径庭的劝谏就不会发出了。现在不阐明这个道理而强行劝谏，这大概是孔子不能确立其教化的原因。
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意不分别者，亦陆贾之语指也。夫言死〔人〕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当作「死人无知」，脱「人」字。下同。「死人无知」，上文数见。意林引此及下文并作「死者无知」。则今本脱「人」字，明矣。故曰：「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此本礼记经解。大戴礼察篇、韩诗外传三并见此文。「亡先」并误作「亡生」。汉书礼乐志同此。师古曰：「先者，先人，谓祖考。」王念孙曰：「丧礼废，则民倍死。祭礼废，则民忘先。」「泊」读「薄」，「倍」读「背」。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人〕无知之实。说苑辩物篇：「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将无知也？』（「将」字依御览五四八引增。）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亲」字依御览增。）异道不相连，事生厚，化自生，虽事死泊，何损于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无所知，倍之何损？明其无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无知，成事已有贼生之费。
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祸消、药有益也。广韵六至：「□」同「冀」。见经典省。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良如扁鹊，巫咸，古神巫。尚书曰：「巫咸乂王家。」扁鹊注别通篇。终不复生（使）。「生」，宋本作「使」，朱校元本同，是也。此据巫咸、扁鹊言。「使」，用也。若谓人死不复生，则与「终无补益」义不相属矣。校者妄改，失之。盼遂案：「生」字与上下文不应，疑当为「求」，草书形近之误。下文「绝卜拒医」，即响应此处「终不复求」之言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尔雅释诂：「流、差，择也。」释言：「流，求也、」「求」、「择」义近。盼遂案：章士钊云：「何差当是何义之误。」倍死恐伤化，绝卜拒医，独不伤义乎？亲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黄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绝异处，不可同也。如当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于宅，与生同也。不明无知，为人倍其亲，独明葬黄泉，不为离其先乎？亲在狱中，罪疑未定，孝子驰走，以救其难。如罪定法立，终无门户，虽曾子、子骞，坐泣而已。何则？计动无益，空为烦也。今死亲之魂，定无所知，与拘亲之罪决不可救何以异？不明无知，恐人倍其先，独明罪定，不为忽其亲乎？圣人立义，有益于化，虽小弗除；无补于政，虽大弗与。今厚死人，何益于恩？倍之弗事，何损于义？孔子又谓，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礼记檀弓上云：「孔子曰：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郑注：「成犹善也。竹不可善，谓边无縢。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俑则偶人，象类生人，檀弓下郑注：「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故鲁用偶人葬，孔子叹。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叹以痛之。檀弓下：「孔子曰：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郑注：「杀人以卫死者曰殉。」即如生当备物，即，则也。当备物，谓为明器，备物如生人而不可用。不示如生，示其神明，非示死者如生。意悉其教，悉，详也。自意立教详悉。用偶人葬，恐后用生殉，用明器，独不为后用善器葬乎？绝用人之源，不防丧物之路，重人不爱用，「用」谓器物。痛人不忧国，传议之所失也。「传」，疑为「儒」形讹。此篇并举儒墨议非。
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则水泄绝。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则水为患害。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盼遂案：「耗之」当是「耗乏」，涉下文「危亡之道」而误。至，危亡之道也。苏秦为燕，使齐国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财物，史苏秦传：「秦说齐愍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苏秦身弗盼遂按：疑「弗」为「先」之误，（茀）以劝勉之。吴曰：「弗」当作「茀」。「茀」即「绋」之异文。左传宣八年：「始用葛茀。」茀所以引棺。苏秦送葬，自执茀以劝勉之。此事不见史记、国策，论衡盖别有所本。财尽民贪（贫），孙曰：「贪」当作「贫」，形近之误。上文云：「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此即证彼文也。晖按：孙说是也。朱校元本正作「贫。」国空兵弱，燕军卒至，无以自卫，国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无知，「之」疑为「人」字形误。「死人无知」，本篇屡见。使民自竭以厚葬亲，与苏秦奸计同一败。
译孔子并非不明白死生的真相，他之所以不加以分别，也是陆贾所说的意思。如果说死人没有知觉，那么臣子就会背叛他们的君父。所以说：“丧祭的礼仪废弛，那么臣子对君父的恩情就会淡薄；臣子对君父的恩情淡薄，就会背叛死者、遗忘祖先；背叛死者、遗忘祖先，那么不孝的罪案就会增多。”这原本出自《礼记·经解》。《大戴礼记·察篇》、《韩诗外传》卷三都记载了这段文字。“亡先”都误作“亡生”。《汉书·礼乐志》与此相同。颜师古说：“先，指先人，即祖考。”王念孙说：“丧礼废弛，百姓就会背叛死者；祭礼废弛，百姓就会遗忘祖先。”“泊”读作“薄”，“倍”读作“背”。圣人害怕开启不孝的源头，所以不明确说出死人没有知觉的真相。《说苑·辨物篇》记载：“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孔子说：‘我想说死人有知觉，恐怕孝顺的子孙妨害生活来送死；想说没有知觉，恐怕不孝的子孙抛弃亲人不埋葬。’”不同的道理不相连贯，侍奉活人丰厚，教化自然产生，即使侍奉死人淡薄，对教化有什么损害呢？如果死人有知觉，背叛他们是不对的；如果死人没有知觉，背叛他们有什么损害呢？明确他们无知，未必会有背叛死者的祸害；不明确他们无知，既成的事实已经造成了损害生命的耗费。
孝子侍奉生病的父母，在父母未死的时候，求占卜、请医生，是希望灾祸消除、药物有益。父母死后，即使像巫咸那样神妙，像扁鹊那样良善，终究也无法使死者复生。为什么呢？知道死人气绝，终究没有补益。治疗死者没有益处，厚葬又有什么区别呢？“倍死”恐怕伤害教化，断绝占卜、拒绝医生，难道不伤害道义吗？父母活着的时候，坐在高堂之上；死后，葬在黄泉之下。黄泉之下，不是人居住的地方，然而埋葬时毫不迟疑，是因为死后与生前隔绝，不能相同。如果应当像活着时一样，担心人们背叛亲人，就应当葬在住宅里，与活着时相同。不明确死人无知，是为了防止人们背叛亲人，却明确葬在黄泉，这不是让亲人分离吗？父母在狱中，罪行嫌疑未定，孝子奔走，以救其难。如果罪行已定、法律已立，终究无法逃脱，即使是曾子、子骞，也只能坐着哭泣罢了。为什么呢？计算行动没有益处，只是白白烦扰罢了。现在死去的亲人灵魂，确定没有知觉，这与被拘禁的亲人罪行已决不可救有什么不同？不明确死人无知，是担心人们背叛祖先，却明确罪行已定，这不是忽视亲人吗？圣人确立道义，对教化有益，即使微小也不废除；对政治无补，即使重大也不采纳。现在厚葬死人，对恩情有什么益处？背叛死者不侍奉，对道义有什么损害？孔子又说，制作明器不成形，是示意有神明。《礼记·檀弓上》说：“孔子说：‘所以竹器不成实用，瓦器不成美味，木器不成雕刻，它们叫做明器，是表示神明的意思。’”郑玄注：“成，善也。竹器不可善，指边缘没有绳索缠绕。说神明，指死者。神明者非人所知，所以器物如此。”俑就是偶人，像活人，郑玄注：“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关，像活人。”所以鲁国用偶人陪葬，孔子叹息。看到用人殉葬的征兆，所以叹息以痛惜它。《檀弓下》：“孔子说：‘悲哀啊，死者使用活人的器物。这不接近用人殉葬吗？孔子认为做刍灵是好的，认为做俑是不仁的，这接近用人殉葬吗？’”郑玄注：“杀人以护卫死者叫殉。”如果像活着时应当备办器物，不显示像活着，而是显示其神明，不是显示死者像活着。意思详尽其教化。自意立教详尽。用偶人陪葬，担心后来用活人殉葬，用明器，难道不担心后来用好的器物陪葬吗？断绝用人殉葬的源头，不防止丧事物品的道路，重视人不爱惜器物，痛惜人不忧虑国家，这是儒者议论的失误。
修补堤防的人，如果全部堵塞漏洞，那么水流就会断绝。漏洞不全部堵塞，水就有泄漏的地方，泄漏那么水就会成为祸害。论说不详尽，那么奢侈的礼仪就不会断绝，不断绝那么丧事物品就会索取财物。索取财物导致物品丧失，百姓贫困耗竭到了极点，这是危亡的道路。苏秦为燕国效力，让齐国的百姓修筑高大的坟墓，多藏财物，苏秦自己并不先以劝勉之。苏秦送葬，亲自拉着引棺的绳索以劝勉之。此事不见于《史记》、《国策》，《论衡》大概另有来源。财物耗尽百姓贫困，国家空虚军队虚弱，燕军突然到来，没有东西自卫，国家破败城池沦亡，君主出逃百姓流散。现在不明确死人的无知，让百姓自我竭尽以厚葬亲人，与苏秦的奸计同样导致败亡。
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人〕情欲厚而恶薄，「情」上脱「人字。案书篇正作「人情欲厚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非与是不明，皆不可行。
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详览。详览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讳篇
说文：「讳，忌也。」楚辞七谏谬谏王注：「所畏为忌，所隐为讳。」按：对文义别，散文则通也。
俗有大讳四：
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孙曰：御览一百八十引风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说西南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礼记曰：『西向北向，西方为上。』尔雅曰：『西南隅谓之隩。』尊长之处也。不西益者，恐动摇之也。审西益有害，增广三面，岂能独吉乎？」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防禁所从来者远矣。传曰：「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以为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而弗听，以问其傅宰质睢淮南人间训作「宰折睢」。注云：「傅名姓。」新序杂事五、家语正论解并云：「问于孔子。」曰：『吾欲西益宅，史以为不祥，何如？』宰质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说。有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规谏，三不祥也。』哀公缪然深惟，慨然自反，「缪」通「穆」。穆然，默然静思貌。遂不〔西〕益宅。孙曰：「益」上脱「西」字。淮南子人间篇有「西」字，是也。又曰：仲任所引，盖出淮南子人间篇。又新序杂事篇云：「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诗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未闻东益之与为命也。』」孔子家语正论解与新序略同。此又以东益宅为不祥，与淮南子、论衡说异。令史与宰质睢止其益宅，徒为烦扰，「令」犹「若」也。下同。则西益宅祥与不祥，未可知也。令史〔与〕质睢以为西益宅审不祥，「与」字脱，今据上下文例增。则史与质睢与今俗人等也。
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谓之凶，盼遂案：「三面」上应有「益」字，与下句相呼应。或下句「益」字本在「三面」上，「西面」上无「益」字，后人误解倒置耳。益西面独谓不祥，何哉？西益宅，何伤于地体？何害于宅神？西益不祥，损之能善乎？西益不祥，东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犹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体，神有吉凶，动德致福，犯刑起祸。今言西益宅谓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恶人西益宅者谁也？如地恶之，益东家之西，损西家之东，何伤于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犹人也，人之处宅，欲得广大，何故恶之？而以宅神恶烦扰，「而」犹「如」也。则四面益宅，「面」，旧误「而」，今从宋本、钱、黄、王、崇文本正。皆当不祥。盼遂案：「而」当为「面」之坏字。上文「夫宅之四面皆地也」，正作「四面」。诸工技之家，说吉凶之占，皆有事状。宅家言治宅犯凶神，见□时篇。盼遂案：「言」字疑为「说」之讹脱。「宅」下复应有一「言」字。此句为「宅家说」读，「治宅言犯凶神」，以统下文移「徙言忌岁月，祭祀言触血忌，丧葬言犯刚柔」三言也。讹脱后，遂不可究诘矣。移徙言忌岁月，见难岁篇。祭祀言触血忌，丧葬言犯刚柔，并见讥日篇。皆有鬼神凶恶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祸。至于西益宅何害，而谓之不祥？不祥之祸，何以为败？
实说其义，「不祥」者，义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义注前。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宅），「主」当作「宅」，形误。益主不增助，盼遂案：「西益主」当为「西益宅」之误。「西益宅」则为「益主」，非「益助」矣。二上不百下也，于义不善，故谓不祥。不祥者，不宜也。于义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饮食；宅，人所居处。三者于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与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处，不设尊卑。宅者，长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讳？义详于宅，略于墓与田也。旧本段。
译墨家的议论，自相违背其学说，他们主张薄葬却又尊崇鬼神。尊崇鬼神并引证效验，以杜伯作为验证。杜伯是死人，如果说杜伯是鬼，那么死者确实有知觉。如果死者有知觉却对他们实行薄葬，这是激怒死人。人情希望厚葬而厌恶薄葬，以薄葬承受死者的责难，虽然尊崇鬼神，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认为鬼不是死人，那么相信杜伯就是错误的；如果认为鬼是死人，那么薄葬就是错误的。学说运用乖谬错杂，前后自相矛盾，所以认为它是错误的。错误与正确不明确，都不可实行。
像这样，世俗之人，可以详细阅览。详细阅览像这样，就可以实行薄葬了。
四讳篇
《说文》：“讳，忌也。”《楚辞·七谏·谬谏》王注：“所畏为忌，所隐为讳。”按：对举时意义有别，散文中则通用。
世俗有四大忌讳：
一是忌讳向西扩建住宅。向西扩建住宅被认为是不祥，不祥必定有死亡。孙曰：《御览》一百八十引《风俗通》说：“住宅不向西扩建。俗说西南为上，向上扩建住宅的，妨害家长。推究其不向西扩建的原因，《礼记》说：‘西向北向，西方为上。’《尔雅》说：‘西南隅叫做隩。’这是尊长居住的地方。不向西扩建，是害怕动摇它。如果向西扩建确实有害，那么增广三面，难道就能独自吉利吗？”世人畏惧这个，所以没有人敢向西扩建住宅。
防范禁忌的来源很远。传曰：“鲁哀公想向西扩建住宅，史官争辩认为不祥。哀公变脸发怒，左右多次劝谏而不听，去问他的傅宰质睢（《淮南子·人间训》作‘宰折睢’。注云：‘傅名姓。’《新序·杂事五》、《家语·正论解》都说：‘问于孔子。’）说：‘我想向西扩建住宅，史官认为不祥，怎么样？’宰质睢说：‘天下有三种不祥，向西扩建住宅不在其中。’哀公非常高兴。过了一会儿，又问说：‘什么叫三种不祥？’回答说：‘不行礼义，是一不祥；嗜欲没有止境，是二不祥；不听规劝谏言，是三不祥。’哀公默然深思，感慨自我反省，于是不向西扩建住宅。孙曰：‘益’上脱‘西’字。《淮南子·人间篇》有‘西’字，是对的。又说：王充所引，大概出自《淮南子·人间篇》。又《新序·杂事篇》说：‘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向东扩建住宅不祥，确实有这回事吗？”孔子说：“不祥有五种，而向东扩建不在其中。损害别人而增益自己，是自身的不祥；抛弃老人而选取幼童，是家庭的不祥；舍弃贤人而任用不肖之人，是国家的不祥；老人不教育，幼童不学习，是风俗的不祥；圣人隐居不出，是天下的不祥。所以不祥有五种，而向东扩建不在其中。《诗》说：‘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没听说向东扩建与天命有关。’”《孔子家语·正论解》与《新序》大致相同。这又是把向东扩建住宅视为不祥，与《淮南子》、《论衡》的说法不同。如果史官和宰质睢阻止他扩建住宅，只是徒增烦扰，那么向西扩建住宅是祥还是不祥，就不可知道了。如果史官和宰质睢认为向西扩建住宅确实不祥，那么史官和宰质睢就与现在的俗人一样了。
住宅的四面都是地，三面不称为凶，唯独向西扩建称为不祥，为什么呢？向西扩建住宅，对地体有什么伤害？对宅神有什么危害？向西扩建不祥，减少它就能好吗？向西扩建不祥，向东扩建就能吉利吗？有不祥必定有祥，就像有不吉必定有吉一样。住宅有形体，神有吉凶，行动符合德行招致福分，触犯刑律兴起祸患。现在说向西扩建住宅是不祥，什么增益才是祥呢？况且厌恶人向西扩建住宅的是谁呢？如果是地厌恶它，增益东家的西面，损害西家的东面，对地有什么伤害？如果认为宅神不愿意向西扩建，神也像人一样，人居住住宅，想要宽敞广大，为什么厌恶它？如果认为宅神厌恶烦扰，那么四面扩建住宅，都应当是不祥。各种工匠技艺之家，说吉凶的占卜，都有事状。宅家说治理住宅触犯凶神。移徙说忌讳岁月，祭祀说触犯血忌，丧葬说触犯刚柔，都有鬼神凶恶的禁忌。人不忌讳躲避，就有病死之祸。至于向西扩建住宅有什么害处，却称为不祥？不祥的祸患，凭什么导致败坏？
实在说明它的意义，“不祥”，是义理的禁忌，不是吉凶的忌讳。西方，是长老的地方，尊者的位置。义注前。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是主；卑幼，是助。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向西扩建主宅，增益主不增益助，二上不百下，在义理上不好，所以称为不祥。不祥，是不宜。在义理上不宜，并没有凶险。怎么证明呢？坟墓，是死人藏身的地方；田地，是人饮食的来源；住宅，是人居住的地方。这三者对人，吉凶应当相等。向西扩建住宅不祥，向西扩建坟墓和田地，不说是不祥。坟墓，是死人居住的地方，因而疏忽不慎。田地，不是人居住的地方，不设尊卑。住宅，是长幼共同居住，更加谨慎致意的，怎么能不忌讳？义理在住宅上详细，在坟墓和田地上简略。
二曰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孙曰：御览六百四十二引风俗通云：「徒不上墓。俗说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祀，令人死凶。谨案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启手足，以归全也。遭刑者髡首剔发，身被加笞，新出犴狴，臭秽不洁。凡祭祀者，孝子致斋贵馨香，如亲存时也。见子被刑，心有恻怆，缘生事死，恐神明不歆，家当不上墓耳。」（句有错误。）仲任分为二义。仲远合二义言之耳。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问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讳；受禁行者，亦不要（晓）其忌。「要」字难通。宋本作「晓」，是。连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侧，不敢临葬；甚失至于不行吊伤（丧），见佗人之柩。「甚」疑当作「其」，形近而误。「伤」当作「丧」，声近而误。伤不得言吊。下文云：「其失至于不吊乡党尸，不升他人之丘，惑也。」即据此为说，可证。
夫徒，善（罪）人也，吴曰：「善人」无义。「善」疑当作「罪」，形近之误。被刑谓之徒。丘墓之上，二亲也，死亡谓之先。宅与墓何别？亲与先何异？如以徒被刑，先人责之，则不宜入宅与亲相见；如〔以〕徒不得与死人相见，「以」字依上下句例增。则亲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则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执据何义？
实说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义，义理之讳，非凶恶之忌也。徒用心以为先祖全而生之，子孙亦当全而归之。故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开予足！开予手！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见论语泰伯篇。「启」，避景帝讳作「开」。郑注：「曾子以为受身体于父母，不敢毁伤之，故使弟子开衾而视之也。（以上集解。）父母全而生之，亦当全而归之。」（后汉书崔骃传注。）曾子重慎，临绝效全，喜免毁伤之祸也。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弗敢毁伤。」见孝经。孝者怕入刑辟，吴曰：「怕」假为「迫」。盼遂案：「怕」字用为「惧怕」，始见此书，古皆训为「憺怕」。刻画身体，毁伤发肤，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负刑辱，深自刻责，宋、元本「深」在「责」字下。朱校同。故不升墓祀于先。「升墓」二字涉下文衍。仲任意：古者负刑，毁伤形体，为人子者，深自刻责，故不祀于先，（亲死亡谓之先。见上。）刑余之人，不得入乎宗庙也。下文方言「不得升墓」。若此文作「故不升墓祀于先」，于义为复。其证一。刻画形体，乃古之肉形，（据下文。）升墓乃汉俗，异时殊俗，不得合之而言因被肉形故不升墓也。其证二。下文云「古礼庙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明今俗负刑不升墓者，原于古负刑不入宗庙。
译第二条是说，忌讳被刑之人称为“徒”，不得上坟扫墓。孙诒让说：《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二引《风俗通》说：“被刑之人不得上墓。俗说新遭刑罪而获释者，不可以上墓祭祀，否则会使死者遭凶。谨按《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曾子病重时，让弟子掀开被褥看他的手脚，以表明自己保全了身体。遭受刑罚的人被剃去头发，身体遭受鞭打，刚从监狱出来，臭秽不洁。凡是祭祀，孝子斋戒讲究馨香，如同亲人还在世时一样。看到儿子被刑，心中悲伤，推想生前侍奉亲人，死后祭祀，恐怕神明不享用，所以家中不应上墓。”（此句有错误。）王充将此分为两层意思。王符将两层意思合在一起说罢了。只知道不可，不能知道不可的原因。问那些禁止的人，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忌讳；受禁而行的人，也不明白其中的禁忌。“要”字难以讲通。宋本作“晓”，是对的。大家互相效仿，以至于有人被刑后，父母死了，不去送葬；如果到了墓边，不敢亲临葬礼；甚至其过失达到不去吊唁丧事，看见别人的棺材也不去慰问。“甚”字疑当作“其”，因字形相近而误。“伤”字当作“丧”，因声音相近而误。“伤”字不能与“吊”连用。下文说：“其过失达到不吊唁乡邻的尸体，不登上他人的坟墓，这是迷惑。”就是据此而言，可以证明。
那些被刑的人，是罪犯，被刑称为“徒”。坟墓之上，是双亲，死亡称为“先”。住宅与坟墓有什么区别？双亲与祖先有什么不同？如果因为被刑，祖先责备他，那么就不应进入住宅与双亲相见；如果因为被刑不得与死人相见，那么双亲死在堂上，也不得哭灵柩；如果因为被刑不得登上坟墓，那么被刑之人也不得上山陵。世俗禁止他们，依据的是什么道理？
实际说明其中的意思，被刑之人不上坟墓有两层意思，是义理上的忌讳，不是凶恶的禁忌。被刑之人心里认为，祖先完整地生下他们，子孙也应当完整地归还身体。所以曾子有病，召来门弟子说：“掀开我的脚！掀开我的手！从今以后，我知道免于毁伤了。弟子们！”见《论语·泰伯篇》。“启”字避汉景帝刘启讳，写作“开”。郑玄注：“曾子认为身体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所以让弟子掀开被褥观看。（以上为《集解》。）父母完整地生下我们，我们也应当完整地归还。”（见《后汉书·崔骃传》注。）曾子慎重，临终效法保全身体，高兴免于毁伤之祸
庙祀、墓祭，先后层次甚明。若此有「不升墓」三字，则彼文于义无取矣。其证三。古礼庙祭，今俗墓祀，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闻之也。」（后汉书明帝纪注。）谢承书云：「蔡邕曰：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后汉书礼仪志注。）故不升墓，惭负先人。一义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祭祀之礼，齐戒洁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残之人，不宜与祭供侍先人，卑谦谨敬，退让自贱之意也。缘先祖之意，见子孙被刑，恻怛憯伤，恐其临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义也。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吴曰：「王季辟主」，语不可通。绎史引作「王季避之」，是也。各本并作「辟主」。「辟」、「避」字通，「主」为「之」字形讹，当为马氏校改，非别据善本也。晖按：作「之」非，作「主」不误。若作「太伯还，王季辟之」，则意谓王季避太伯不见也，殊失其义。「辟主」，谓避为宗庙社稷主。下文云：「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又云：「太伯不为主之义也。」并其证。路史国名记丙注引作「避位」，义亦可通。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谷梁昭二十五年传：「何为不为君？曰：有天疾者不入乎宗庙。」古今乐录曰：（路史国名记注。）「泰伯与虞仲俱去，被发文身变形，托为王采药。及闻古公卒，乃还，发丧，哭于门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韩诗外传十「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长，太王贤昌而欲立季为后。太伯去之吴。太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太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令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句误。）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吴越春秋太伯传：「太伯、仲雍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
译。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见《孝经》。孝子害怕陷入刑网，“怕”通“迫”。盼遂案：“怕”字用作“惧怕”，始见于此书，古义都训为“憺怕”。刻画身体，毁伤发肤，是德行浅薄、行为轻浮，不谨慎戒惧所致。愧对刑辱，深深自责，宋、元本“深”字在“责”字之下。朱彝尊校勘同。所以不祭祀祖先。“升墓”二字是受下文影响而衍生的。王充的意思：古人受刑，毁伤形体，作为儿子，深深自责，所以不祭祀祖先，（亲人死亡称为先。见上文。）受过刑罚的人，不得进入宗庙。下文才说“不得升墓”。如果此文作“所以不升墓祭祀祖先”，在意义上就重复了。这是证据一。刻画形体，是古代的肉刑，（依据下文。）升墓是汉代的习俗，时代不同习俗不同，不能合在一起说因为受了肉刑所以不升墓。这是证据二。下文说“古礼在庙祭祀，今俗在墓祭祀，所以不升墓”，明确现在习俗中受刑不升墓，源于古代受刑不入宗庙。庙祀、墓祭，先后层次很清楚。如果此处有“不升墓”三字，那么彼处的文字在意义上就没有用了。这是证据三。古礼在庙祭祀，今俗在墓祭祀，《汉官仪》说：“古人不墓祭，秦始皇在墓侧建寝殿，汉代沿袭不改。各陵寝都在晦日、望日、二十四节气、三伏、社日、腊日以及四季上饭。那些亲近陵寝的宫女，随着鼓漏整理被枕，准备盥洗水，陈列梳妆用具。天子在正月到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的计吏都在车前占卜各郡国的谷价，四方改易，想让先帝魂魄听到。”（见《后汉书·明帝纪》注。）谢承书说：“蔡邕说：古人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见《后汉书·礼仪志》注。）所以不升墓，是惭愧辜负祖先。这是一层意思。坟墓，是鬼神所在，祭祀的地方。祭祀的礼仪，斋戒清洁，重视到了极点。现在已被刑，刑残之人，不宜参与祭祀侍奉祖先，这是卑谦谨慎、退让自贱的意思。推想祖先的心意，看见子孙被刑，悲伤痛心，恐怕他们临祭时，不忍心享用，所以不上墓。这是第二层意思。从前太伯看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道太王心意想立文王，进入吴地采药，断发文身，以顺应吴地习俗。太王去世，太伯回来，王季避让宗庙之主。吴承志说：“王季辟主”，语句不通。《绎史》引作“王季避之”，是对的。各本都作“辟主”。“辟”、“避”字通用，“主
」按：韩婴、赵晔，并不载三让之辞，仲任盖别有所本。论语泰伯篇：「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让。」郑注：（后汉书丁鸿传论注。）「太王疾，泰伯因适吴、越采药，太王殁而不返，季历为丧主，一让也。季历赴之，不来奔丧，二让也。免丧之后，遂断发文身，三让也。」皇疏引范宁曰：（史记吴世家正义引作「江熙」。）「一云：泰伯少弟季历，生子文王昌，昌有圣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传国于季历以及文王，因太王病，托采药于吴、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于此遂有天下，是为三让也。又一云：太王病而托采药出，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死不葬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古今乐录曰：「季历谓泰伯：『长，当立。』伯曰：『吾生不供养，死不含饭，哭不临丧，犹不孝之子也，三者不除，何得为君？』委乃去之。」晋孙盛太伯三让论（御览四百二十四。）曰：「弃周太子之位，一让也。假托逊遁，受不赴丧之讥，潜推大美，二让也。无胤嗣而不养仲雍之子以为己后，是深思远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协从，四海悠悠，无复纤芥疑惑，三让也。」以上诸说，并与仲任不同。朱子或问以再让为固辞，三让为终辞，不指实言之。其说近是。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当，值也。
译”是“之”字的形讹，应当是马国翰校改，并非另有善本依据。晖按：作“之”不对，作“主”没有错误。如果作“太伯回来，王季避之”，则意思是王季躲避太伯不见，完全失去了原意。“辟主”，意思是避让宗庙社稷之主。下文说：“我是刑余之人，不可做宗庙社稷之主。”又说：“太伯不做主的意义。”都是证据。《路史·国名记》丙注引作“避位”，意思也可通。太伯再次辞让，王季不听。三次辞让，说：“我到了吴、越，吴、越的习俗，断发文身。我是刑余之人，不可做宗庙社稷之主。”《谷梁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什么不做君主？回答说：有天生疾病的人不进入宗庙。”《古今乐录》说：（《路史·国名记》注。）“泰伯与虞仲一起离开，披发文身改变形貌，假托为王采药。等到听说古公去世，才回来，发丧，在门外哭，表示夷狄之人，不得进入王庭。”王季知道不可，权宜接受。《韩诗外传》卷十：“太王亶甫有儿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有儿子昌。太伯是长子，太王认为昌贤能而想立季历为后。太伯去了吴。太王将死，对季历说：‘我死后，你去让两位兄长，他们如果不来，你守义而安定。’太王去世，季历去吴，告诉伯、仲。伯、仲跟随季历回来。群臣想立伯，季历又辞让，伯对仲说：‘现在群臣想让我让位给季历
葬死人，先祖痛；见刑人，先祖哀。权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尸，权使徒人送葬。权，变非常也。使先祖有知，痛尸哀形，何愧之有？如使无知，丘墓，田野也，何惭之有？惭愧（先）者，盼遂案：「先者」二字不词，疑当为「先祖」之误。上文累见先祖字，此正承以为说。谓身体刑残，与人异也。孙曰：「先」字涉上文「先祖」而衍。上文云：「何愧之有。」又云：「何惭之有。此云俗人所以惭愧者，以其身体形残与人异也。若着「先」字，不可解矣。晖按：「刑残」，崇文本作「形残」，非。古者用（肉）刑，形毁不全，先孙曰：「用」当作「肉」。下云「方今象刑」，正与「肉刑」文相对。公羊襄二十九年传何注：「古者肉刑，墨、劓、膑、宫与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疏云：「何氏所以必言古者肉刑者，正以汉文帝感女子之诉，恕仓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为古者矣。」乃不可耳。方今象刑，注谢短篇。象刑重者，髡钳之法也。说文：「髡，发也。」急救篇颜注：「以铁錔头曰钳，錔足曰，发曰髡。」高祖纪注：「钳，以铁束颈也。」西汉会要曰：「文帝除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春。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者，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弃市。」尚书吕刑疏、周礼秋官司刑疏并谓「汉除肉刑，宫刑犹在」。仲任直以髡钳为重法，何也？若完城旦以下，汉书惠帝纪：「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孟康注：「不加肉刑，髡也。」秋官掌戮郑司农注：「完者，但居作三年不亏体者也。」刑法志云：「诸当完者，完为城旦春。」后汉书郎顗传：「文帝除肉刑，当黥者，城旦春。」汉旧仪云：「男髡钳为城旦，女为春，皆作五岁。」后汉书韩棱传注：「城旦，轻刑之名也。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故曰城旦。」施刑彩衣系躬，冠带与俗人殊，汉书贾山传，秦时「赭衣半道」。师古注：「犯罪者，则衣赭衣。」汉律多袭秦制，故贾山又云：「陛下即位，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又义纵传服虔注引津：「诸囚徒私解脱桎梏钳赭，加罪一等。」何为不可？世俗信而谓之皆凶，其失至于不吊乡党尸，不升佗人之丘，感也。旧本段。
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说文女部：「姅，妇人污也。汉律：见姅变，不得待祠。」广韵二十九换云：「姅，伤孕也。」段玉裁曰：「姅谓月事及免身及伤孕皆是也。见姅变，如今俗忌入产妇房也。」按：产妇不吉，在月内，邻舍禁其往来。虽母家，亦忌之。俗习尚然。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畔，踰月乃入，吴曰：「丘墓」字疑误。论言俗忌乳子，则置之道畔，踰月始归。下文云：「江北乳子，不出房室，江南反之。」故知江南乳子，置之宅外矣。恶之甚也。暂卒见若为不吉，极原其事，何以为恶？「暂」下疑脱「闻」字。祸虚篇云：「始闻暂见，皆以为然。」
夫妇人之乳子也，宋本无「妇」字，「乳」下有「母」字。朱校元本同。子含元气而出。元气，天地之精征也，何凶而恶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与万物之生何以异？讳人之生谓之恶，万物之生又恶之乎？生与胞俱出，说文包部：「胞，儿生裹也。」段注云：「胞谓胎衣。」如以胞为不吉，人之有胞，犹木实之有扶（核）也。先孙曰：「扶」当为「核」，形近而误。下文「扶谷」同。盼遂案：孙说非也。果核在内不在外，与人之有胞为不类。今实稽之，「扶」当为「柎」之误字矣。山海经西山经：「崇吾之山有木焉，员叶而白柎。郭注：「今江东人呼草木子房为柎，音府。一曰柎，花下鄂，音丈夫。」「柎」字音与「扶」同，故讹为「扶」。仲任正用其江东语也。包裹儿身，「裹」，旧误「里」，今据宋本正。朱校元本、钱、黄、王、崇文本不误。因与俱出，若鸟卵之有壳，何妨谓之恶？如恶以为不吉，则诸生物有扶（核）壳者，宜皆恶之。万物广多，难以验事。人生何以异于六畜？皆含血气怀子，子生与人无异，独恶人而不憎畜，岂以人体大，气血盛乎？则夫牛马体大于人。凡可恶之事，无与钧等，独有一物，不见比类，乃可疑也。今六畜与人无异，其乳皆同一状。六畜与人无异，句疑衍。讳人不讳六畜，不晓其故也。世能别人之产与六畜之乳，吾将听其讳；如不能别，则吾谓世俗所讳妄矣。
译埋葬死人，先祖会感到悲痛；看见受刑的人，先祖会感到哀伤。用可以哀怜的活人，去送葬令人痛心的尸体，权宜地让普通人去送葬。权宜，是应对非常情况的变通。如果先祖有知觉，因尸体的惨状而悲痛，因受刑者的形体而哀伤，那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如果先祖没有知觉，坟墓不过是田野罢了，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世俗之人之所以感到惭愧，是因为受刑者的身体残缺，与常人不同。孙氏说：“先”字是受上文“先祖”二字的影响而衍生的。上文说：“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又说：“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这里说世俗之人之所以惭愧，是因为身体形残，与常人不同。如果加上“先”字，就无法解释了。晖按：“刑残”，崇文本作“形残”，这是错误的。古代使用肉刑，形体毁坏不全，孙氏说：“用”应当是“肉”字。下文说“当今是象刑”，正好与“肉刑”在文义上相对。《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传何休注说：“古代使用肉刑，墨刑、劓刑、膑刑、宫刑和大辟共五种。孔子说：三皇时代设立言语教化，百姓不违背；五帝时代画象示警，世道顺应自然；三王时代使用肉刑，逐渐加重，因为世人变得狡诈奸伪增多。”疏解说：“何休之所以必定说古代使用肉刑，正是因为汉文帝感念女子的申诉，宽恕太仓公的罪过，废除了肉刑的制度，所以将肉刑称为古代的制度。”因此说“不可”是不对的。当今实行象刑，注释参见《谢短篇》。象刑中较重的，是髡刑和钳刑。《说文解字》：“髡，剃去头发。”《急救篇》颜师古注：“用铁圈束住头颈叫钳，束住脚叫�，剃去头发叫髡。”《高祖纪》注：“钳，用铁束住颈项。”《西汉会要》说：“文帝废除肉刑，应当受墨刑的，改为髡钳并服城旦舂刑；应当受劓刑的，改为笞打三百；应当斩左脚的，改为笞打五百；应当斩右脚的，以及杀人后先自首的，以及官吏因受贿枉法，看守官府财物而当场盗窃的，已经判决死刑，又犯有笞刑罪过的，弃市处死。”《尚书·吕刑》疏、《周礼·秋官·司刑》疏都称“汉朝废除肉刑，但宫刑仍然存在”。王充只把髡钳当作重法，为什么呢？如果是完城旦以下的刑罚，《汉书·惠帝纪》：“百姓年满七十岁以上，或者不满十岁，有罪应当受刑的，都给予完刑。”孟康注：“不施加肉刑，只剃去头发。”《秋官·掌戮》郑司农注：“完刑，只是服劳役三年，不损伤身体。”《刑法志》说：“各种应当服完刑的，完刑就是城旦舂。”《后汉书·郎顗传》：“文帝废除肉刑，应当受墨刑的，改为城旦舂。”《汉旧仪》说：“男子髡钳服城旦刑，女子服舂刑，都是劳作五年。”《后汉书·韩棱传》注：“城旦，是较轻刑罚的名称。白天侦察敌寇，夜晚修筑长城，所以叫城旦。”受刑者穿着彩色的衣服系在身上，冠带与普通人不同，《汉书·贾山传》，秦朝时“穿赭色衣服的囚犯遍布道路”。颜师古注：“犯罪的人，就穿赭色衣服。”汉朝法律大多沿袭秦朝制度，所以贾山又说：“陛下即位，赦免罪人，可怜他们没有头发，赐给他们头巾；可怜他们穿赭色衣服，在他们背上书写罪行；父子兄弟相见时，赐给他们衣服。”又《义纵传》服虔注引应劭说：“各种囚犯私自解脱桎梏、铁钳、赭衣，加重一等罪。”为什么不可以呢？世俗之人相信这些，认为都是凶兆，其错误以至于不慰问乡里的死者，不登上别人的坟墓，这是被感化了的。旧本分段。
第三篇说忌讳妇女哺乳婴儿，认为是不吉利。《说文解字》女部：“姅，妇女的污秽。汉朝法律：见到姅变，不得参与祭祀。”《广韵》二十九换说：“姅，伤害怀孕。”段玉裁说：“姅是指月经、流产以及伤害怀孕都是。见到姅变，就像现在俗忌进入产妇房间一样。”按：产妇不吉利，在一个月内，邻居禁止往来。即使是娘家，也忌讳。世俗习惯尚且如此。将要举行吉事，进入山林，远行，渡过河流沼泽的人，都不与他们交往。哺乳婴儿的人家，也忌讳厌恶他们，把婴儿放在坟墓路边的庐舍里，过了一个月才接回家，吴氏说：“丘墓”二字可疑。论述说俗忌哺乳婴儿，就放在路边，过了一个月才回来。下文说：“江北哺乳婴儿，不出房门，江南相反。”所以知道江南哺乳婴儿，是放在宅外的。厌恶得很厉害。暂时突然看见就认为不吉利，彻底推究其事，为什么认为是恶呢？“暂”字下面疑似脱落“闻”字。《祸虚篇》说：“开始听到、暂时看见，都认为是真的。”
至于妇女哺乳婴儿，宋本没有“妇”字，“乳”字下面有“母”字。朱校元本相同。婴儿含着元气出生。元气，是天地的精华象征，有什么凶恶而厌恶它呢？人，是万物之一；婴儿，也是万物之一。婴儿出生与万物出生有什么不同？忌讳人的出生称之为恶，万物的出生又厌恶吗？婴儿与胞衣一起出生，《说文解字》包部：“胞，婴儿出生时包裹的东西。”段注说：“胞是指胎衣。”如果认为胞衣不吉利，人有胞衣，就像果实有核一样。孙氏说：“扶”应当是“核”，字形相近而误。下文“扶谷”相同。盼遂案：孙氏的说法不对。果核在内不在外，与人的胞衣不类似。现在仔细考证，“扶”应当是“柎”的误字。《山海经·西山经》：“崇吾之山有一种树，圆叶而白柎。郭璞注：‘现在江东人称呼草木的子房为柎，音府。一说柎，花下的萼片，音丈夫。’”“柎”字音与“扶”相同，所以讹误为“扶”。王充正是使用江东的方言。包裹婴儿身体，“裹”，旧本误作“里”，现在根据宋本改正。朱校元本、钱、黄、王、崇文本不误。因为与婴儿一起出来，就像鸟卵有壳，有什么妨碍称之为恶呢？如果厌恶认为不吉利，那么各种有核有壳的生物，都应当厌恶。万物众多，难以验证事实。人生有什么不同于六畜呢？都含有血气怀孕，婴儿出生与人没有不同，只厌恶人而不憎恨牲畜，难道是因为人体大，气血旺盛吗？那么牛马的身体比人大。凡是可恶的事情，没有与均衡相等的，只有一种事物，不见比类，这才可疑。现在六畜与人没有不同，它们的哺乳都同一种状况。六畜与人没有不同，这句疑似衍文。忌讳人不忌讳六畜，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世人能分辨人的生产与六畜的哺乳，我将听从他们的忌讳；如果不能分辨，那么我认为世俗所忌讳的是虚妄的。
且凡人所恶，莫有腐▯。盼遂案：「有」当为「若」，形近之误也。腐▯之气，败伤人心，故鼻闻▯，口食腐，心损口恶，霍乱呕吐。夫更衣之室，可谓▯矣；鲍鱼之肉，可谓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为忌；肴食腐鱼之肉，不以为讳。意不存以为恶，故不计其可与不也。凡可憎恶者，若溅墨漆，附着人身。今目见鼻闻，一过则已，忽亡辄去，何故恶之？出见负豕于涂，腐澌于沟，澌，死人也。不以为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着己之身也。今妇人乳子，自在其身，斋戒之人，何故忌之？
江北乳子，不出房室，淮南本经训高注：「孕妇，妊身将就草之妇也。」方包曰：「淮南子称妇人产子为就草。北人卧炕，以草藉席，将产则去席就草也。」按此，则北方乳子不出室也。知其无恶也。至于犬乳，置之宅外，此复惑也。江北讳犬不讳人，江南讳人不讳犬，谣俗防恶，吴曰：「防」当作「妨」。妨恶，犹言嫌恶，盖连语也。此涉下文「防禁」而误。各不同也。夫人与犬何以异？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恶或不恶，或讳或不讳，世俗防禁，竟无经也。
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纪为一月。释名释天曰：「晦，月尽之名也。晦，灰也。火死为灰，月光尽，似之也」。犹八日，月中分谓之弦；盼遂案：「日」字下应重一「日」字。「八日」（读），「日月中分谓之弦」，与下文「十五日」（读），日月相望谓之望」，「三十日」（读），「日月合宿谓之晦」文法一律。十五日，日月相望谓之望；释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施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三十日，日月合宿谓之晦。日月交会之后，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又行及日而一会，此其常也。但日月之行有缓急，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会者；亦有过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会者，故有月之大小，三十日，或二十九日。此云「三十」，辞之便也。晦与弦望一实也，非月晦日月光气与月朔异也，何故踰月谓之吉乎？如实凶，踰月未可谓吉；如实吉，虽未踰月，犹为可也。
实说讳忌产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洁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洁清则意精，意精则行清，行清而贞廉之节立矣。旧本段。
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偶）死，则信而谓之真矣。孙曰：原文当作「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偶死，则信而谓之真矣」。今本「不得」下脱「举也」二字，「偶」又以形近误为「祸」，失古本矣。御览二十二引正有「举也」二字，「祸」正作「偶」，当据补正。风俗通正失篇：「今俗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为妨害父母。」西京杂记：「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勿举。其叔曰：以田文推之，非不祥，遂举之。」世说曰：「胡广本姓王，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之瓮中，流于江湖，胡公见瓮中有儿啼，取之，养为己子。」
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杀父与母？人之含气，在腹肠之内，其生，十月而产，共一元气也。正〔月〕与二月何殊？五〔月〕与六月何异？而谓之凶也？世传此言久〔矣〕，孙曰：御览引此文「正」下、「五」下并有「月」字，「久」下有「矣」字，皆是也。此脱，当据补。拘数之人，莫敢犯之；弘识大材，实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后见之。昔齐相田婴贱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婴告其母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婴。婴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至户，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嘿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如受命于户，即高其户，谁能至者？」婴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后使文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闻诸侯。事见史记孟尝君传。文长过户而婴不死。以田文之说言之，以田婴不死效之，世俗所讳，虚妄之言也。夫田婴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婴信忌不实义，文信命不辟讳，雅俗异材，举措殊操，故婴名闇而不明，文声驰而不灭。「驰」，朱校元本同。钱、黄、王、崇文本并作「贤」。
译况且人们所厌恶的，没有比腐烂污秽更甚的了。盼遂按：“有”应当是“若”，这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腐烂污秽的气味，败坏伤害人的心神，所以鼻子闻到污秽，嘴巴吃下腐烂的东西，内心受损、口中厌恶，就会发生霍乱呕吐。那更衣的厕所，可以说是污秽的了；咸鱼那样的肉，可以说是腐烂的了。然而有人却甘愿待在更衣的厕所里，不把它当作忌讳；食用腐烂的鱼，不把它当作避讳。因为心里不认为它是恶的，所以不去计较它可不可以。凡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就像溅上的墨漆，附着在人的身上。现在眼睛看见、鼻子闻到，一过去就罢了，忽然消失随即离去，为什么要厌恶它呢？出门看见猪在泥涂中，死人在沟渠中，澌，指死人。不认为这是凶兆的，是因为污秽耻辱只在那个人身上，不沾着自己的身体。现在妇人哺乳婴儿，污秽只在自己身上，斋戒的人，为什么要忌讳它呢？
江北地区哺乳婴儿，不出房门，淮南本经训高注：“孕妇，是怀孕即将临产的女人。”方苞说：“《淮南子》称妇人生产为‘就草’。北方人睡炕，用草垫在席下，将要生产时就撤去席子睡在草上。”据此，那么北方哺乳婴儿不出房门。知道这没有什么可厌恶的。至于狗哺乳，把它放在住宅外面，这又是迷惑人的说法。江北地区忌讳狗不忌讳人，江南地区忌讳人不忌讳狗，民间习俗防范嫌恶，吴说：“防”应当是“妨”。妨恶，犹言嫌恶，大概是连语。这是受到下文“防禁”的影响而写错了。各地习俗各不相同。人与狗有什么差别？房室与住宅外面有什么不同？有的厌恶有的不厌恶，有的忌讳有的不忌讳，世俗的防范禁忌，竟然没有准则。
月亮晦暗的时候，太阳和月亮合宿，记作一个月。《释名·释天》说：“晦，是月亮尽头的名称。晦，就是灰。火熄灭变成灰，月光尽，类似这种情况。”就像八日，月亮半圆叫做弦；盼遂按：“日”字下面应该再重一个“日”字。“八日”（读），“日月中分谓之弦”，与下文“十五日”（读），“日月相望谓之望”，“三十日”（读），“日月合宿谓之晦”文法一致。十五日，太阳和月亮相望叫做望；《释名》：“弦，是月亮半圆的名称。它的形状一边弯曲，一边笔直，像张弓施弦一样。望，是月亮圆满的名称。大月十六日，小月十五日，太阳在东，月亮在西，远远相望。”三十日，太阳和月亮合宿叫做晦。日月交会之后，积累二十九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亮运行一周天，又运行到太阳而再次交会，这是常规。但是日月的运行有快有慢，所以有不到二十九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就交会的；也有超过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才交会的，所以有大小月之分，三十日，或者二十九日。这里说“三十”，是言辞的方便。晦与弦、望是同一个实质，并不是月亮晦暗时月光气息与月亮朔日不同，为什么要过了一个月才叫做吉利呢？如果确实凶险，过了一个月也不能说是吉利；如果确实吉利，即使没过一个月，也是可以的。
实在说来，忌讳禁止生产婴儿、哺乳狗的人，是想让人常常自我清洁，不想让人遭受污辱。自我清洁那么心意就精纯，心意精纯那么行为就清正，行为清正那么贞洁廉洁的节操就确立了。旧本段。
第四种忌讳是正月、五月出生的孩子。认为正月、五月出生的孩子会杀死父亲和母亲，不能抚养。已经抚养了，父母偶然死亡，就相信并认为这是真的了。孙说：原文应当是“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偶死，则信而谓之真矣”。今本“不得”下面脱漏了“举也”二字，“偶”又因字形相近误写为“祸”，失去了古本的原貌。《御览》二十二引正有“举也”二字，“祸”正作“偶”，应当据此补正。《风俗通·正失篇》：“现在世俗多有禁忌，生三个儿子的，五月出生的，认为会妨害父母。”《西京杂记》：“王凤在五月五日出生，他的父亲想不抚养他。他的叔叔说：用田文的情况来推论，这不是不祥，于是抚养了他。”《世说》说：“胡广本姓王，五月五日出生，父母厌恶他。把他放在瓮中，流到江湖，胡公看见瓮中有婴儿啼哭，取出来，养为自己的儿子。”
正月、五月出生的孩子为什么杀死父亲和母亲？人怀胎，在腹肠之内，他的出生，十月生产，共用一种元气。正月与二月有什么不同？五月与六月有什么差异？却称它为凶险？世间流传这种说法很久了，孙说：《御览》引此文“正”下、“五”下都有“月”字，“久”下有“矣”字，都是对的。这里脱漏，应当据此补正。拘泥于数术的人，不敢触犯；见识广博的大才，核实事理，深刻洞察吉凶界限的人，然后才能看清真相。从前齐国相国田婴的妾室生了儿子，取名叫文。田文在五月出生，田婴告诉他的母亲不要抚养他，他的母亲私下抚养并生下了他。等到长大，他的母亲通过兄弟让田婴见到儿子田文。田婴愤怒地说：“我让你去掉这个孩子，你却敢生下他，为什么呢？”田文叩头，于是说：“您不抚养五月出生的孩子的原因，是什么？”田婴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到和门一样高，将对父母不利。”田文说：“人接受天命呢？还是接受门命呢？”田婴沉默不语。田文说：“如果一定接受天命，您担忧什么呢？如果接受门命，那就加高门，谁能达到呢？”田婴认为他的话好，说：“你休息吧！”后来让田文主持家务，接待宾客，宾客日益增多，名声传遍诸侯。事见《史记·孟尝君传》。田文长过门高而田婴没有死。用田文的说法来说，用田婴没有死来验证，世俗所忌讳的，是虚妄的言论。田婴是俗气的父亲，而田文是高雅的儿子。田婴相信忌讳而不信真实的道理，田文相信天命而不避讳，高雅与俗气才能不同，举措操行不同，所以田婴名声昏暗而不显扬，田文声名远播而不磨灭。“驰”，朱校元本同。钱、黄、王、崇文本都写作“贤”。
实说世俗讳之，亦有缘也。夫正月岁始，五月盛阳，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刘先生曰：「盛阳」，御览二十二引作「阳盛」，是也。又案：「子以生」不词，御览引「子」下有「此月」二字，当据增。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传相放效，莫谓不然。有空讳之言，无实凶之效，世俗惑之，误非之甚也。
夫忌讳非一，必托之神怪，若设以死亡，「若」犹「或」也。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讳之语，四方不同，略举通语，令世观览。若夫曲俗微小之讳，众多非一，咸劝人为善，使人重慎，无鬼神之害，凶丑之祸。世讳作豆酱恶闻雷，盼遂案：。唐李匡乂资暇录卷中合酱条云：「人间多取正月晦日合酱，是日偶不暇为之者，则云时已失，大误也。案：昔者王政趋民正月作酱，是月以农事未兴之时，俾民乘此闲隙，备一岁调鼎之用，故绐云雷鸣不作酱，腹中当鸣。所贵令民不于二三月作酱，恐夺农时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为限？亦不须避雷。但问菽趋（案：当是「曲」之讹字。）得法否耳。」据李氏言，则此风至唐犹未衰矣。一人不食，孙曰：论语比考谶（据古微书。）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亲涉卫难，结缨而死。孔子闻而覆醢。每闻雷鸣，乃中心恻怛。故后人忌焉，以为常也。」御览十三引论衡，正与论语谶同。盖论衡本有此文，出于论语谶，而今本脱也。风俗通云：「雷不作酱，俗说令人腹内雷鸣。谨案：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死，卫人醢之。孔子覆醢，每闻雷，心恻怛耳。」（书钞百四十六、御览八百六十五引。）盖亦本旧说也。欲使人急作，不欲积家踰至春也。〔世〕讳厉刀井上，恐刀堕井中也；刘先生曰：「讳」上当有「世」字。上文「世讳作豆酱恶闻雷」，正与此文一例。御览三百四十六引作「世讳厉刀井上」，尤其明证矣。晖按：书抄一二三引亦有「世」字。又「厉」字书抄、意林并作「砺」。下同。或说以为「刑」之字，井与刀也，厉刀井上，井、刀相见，恐被刑也。春秋元命包曰：「□，刀守井也。饮水之人，入井争水，陷于泉，刀守之，割其情也。」按：刑字说文有二：在刀部者，从刀，从幵，云：「刑，劲也。从刀，幵声。」在井部者，从刀，从井，云：「□，罚罪也。从井，从刀。易曰：井者，法也。井亦声。」□训罚罪，而刑训劲，则□罚之□当作「□」，刑戮之刑当作「刑」。复古篇曰：「今经史皆通作刑。」其通作「刑」者，自是后人传写并为一字耳。据此文，则知汉人□罚之「□」不作「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堕击人首也。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文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毋反悬冠，为似死人服；或说恶其反而承尘溜也。毋偃寝，为其象尸也。偃，仰也。论语乡党篇：「寝不尸。」集解包曰：「不偃卧四体，布展手足，如死人也。」毋以箸相受，为其不固也。毋相代扫，为修冢之人，冀人来代己也。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为善。礼曰：「毋抟饭，毋流歠。」见礼记曲礼。疏曰：「共器，若取饭作抟，则易得多，是欲争饱，非谦也。毋流歠者，谓开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则欲多而速，是伤廉也。」礼义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时篇
盼遂案：说文解字言部：「谰，诋谰也。或从间，作□。」是「□时」即「谰时」也。汉书文三王传：「诋谰置辞。」师古注：「抵，距也。」则「□时」即抵距岁时说之罔迷矣。集韵去声二十九换，以「□」与「谏」为同字，则「□时」亦即「谏时」，与下篇「讥日」同一命题。
世俗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世俗」当作「世信」。讥日篇云：「世俗信岁时，而又信日。」卜筮篇云：「世信卜筮。」辩祟篇云：「世俗信祸祟。」解除篇云：「世信祭祀。」句例并同。祀义篇：「世信祭祀。」朱校元本「信」作「俗」，误与此同。是其比。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潜夫论巫列篇：「民间缮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当惮也。旧时京师不防动功。造禁以来，吉祥瑞应，子孙昌炽，不能过前。」连相仿效，皆谓之然。如考实之，虚妄迷也。宋本「迷」作「述」。何以明之？
译确实，世俗忌讳之事，也有其缘由。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五月阳气最盛，孩子若在这月出生，精气炽热强烈，会压制父母，父母承受不住，将遭受祸患。人们互相模仿效法，没有人说这不是这样。只有忌讳的说法，却没有实际凶险的效果，世俗之人被迷惑，错误地认为忌讳非常必要，这真是大错特错。
忌讳的种类繁多，必定假托神怪，或者以死亡来恐吓，然后世人才会相信并畏惧避开。忌讳的说法，各地不同，这里略举通行的说法，让世人观看了解。至于那些琐碎微小、数量众多的忌讳，都劝人向善，使人慎重，并没有鬼神的危害，也没有凶险丑恶的灾祸。
世俗忌讳制作豆酱时听到雷声，盼遂按：唐李匡乂《资暇录》卷中“合酱”条说：“人间多在正月晦日制作豆酱，这天如果偶然没时间做，就说时节已过，这是大错。查考：古代王政督促百姓在正月制作豆酱，因为这时农事尚未兴起，让百姓利用这段空闲，准备一年的调味之用，所以谎称雷鸣时不做酱，腹中会鸣响。目的是不让百姓在二三月做酱，恐怕耽误农时。现在不亲自耕种的人家，何必以正月晦日为限？也不必避忌雷声。只要问豆子发酵得法与否罢了。”根据李氏的话，这种风气到唐代还没有衰败。一人不吃，孙曰：《论语比考谶》说：“子路感应雷精而生。崇尚刚强好勇，亲身卷入卫国战乱，结缨而死。孔子听说后打翻了肉酱。每次听到雷鸣，心中就悲伤。所以后人忌讳，以为常理。”《御览》卷十三引用《论衡》，正与《论语谶》相同。大概《论衡》原本有这段文字，出自《论语谶》，而今本脱落了。《风俗通》说：“雷响时不做酱，俗说让人腹内雷鸣。谨按：子路感应雷精而生，崇尚刚强好勇，死后，卫国人把他剁成肉酱。孔子打翻肉酱，每次听到雷声，心中悲伤罢了。”这也本是旧说。目的是让人赶紧做酱，不希望酱积存在家中直到春天。
世俗忌讳在井边磨刀，担心刀掉进井里；刘先生曰：“讳”上当有“世”字。上文“世讳作豆酱恶闻雷”，正与此文一例。《御览》卷三百四十六引作“世讳厉刀井上”，尤其明显。晖按：《书抄》卷一二三引也有“世”字。又“厉”字《书抄》、《意林》并作“砺”。下同。有人说这是“刑”字，井和刀，磨刀在井上，井、刀相见，恐怕受刑。《春秋元命包》说：“□，刀守着井。喝水的人，入井争水，陷入泉中，刀守着，割断他的情欲。”按：“刑”字在《说文》中有两个：在刀部的，从刀，从幵，说：“刑，劲也。从刀，幵声。”在井部的，从刀，从井，说：“□，罚罪也。从井，从刀。《易》曰：井者，法也。井亦声。”□训罚罪，而刑训劲，那么□罚的□应作“□”，刑戮的刑应作“刑”。《复古篇》说：“现在经史都通用作‘刑’。”那些通用作“刑”的，自然是后人传写合并为一字了。根据这段文字，就知道汉人□罚的“□”不作“刑”。
不要坐在屋檐下，担心瓦片掉落击中人头。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文说：“家累千金，坐不垂堂。”不要反挂帽子，因为像死人的服饰；或者说厌恶它反过来承接屋梁上的水滴。不要仰面躺着睡，因为像尸体。偃，仰也。《论语·乡党篇》：“寝不尸。”集解包曰：“不仰卧四肢，舒展手足，像死人一样。”不要用筷子互相传递，因为不牢固。不要互相代替扫地，因为那是修墓的人，希望别人来代替自己。所有说“毋”的，都是教人慎重，勉励人向善。《礼》说：“毋抟饭，毋流歠。”见《礼记·曲礼》。疏曰：“共用器具，如果取饭捏成团，就容易多拿，是想争着吃饱，不是谦让。毋流歠，是说大口喝汤，汁入口，像水流，是想多而快，是伤害廉洁。”礼义的禁令，未必是吉凶的说法。
□时篇
盼遂按：《说文解字》言部：“谰，诋谰也。或从间，作□。”所以“□时”即“谰时”。《汉书·文三王传》：“诋谰置辞。”师古注：“抵，距也。”那么“□时”即抵距岁时说的罔迷。《集韵》去声二十九换，以“□”与“谏”为同字，那么“□时”也就是“谏时”，与下篇“讥日”同一命题。
世俗起土动工，岁、月有所食，“世俗”当作“世信”。《讥日篇》说：“世俗信岁时，而又信日。”《卜筮篇》说：“世信卜筮。”《辩祟篇》说：“世俗信祸祟。”《解除篇》说：“世信祭祀。”句例都相同。《祀义篇》：“世信祭祀。”朱校元本“信”作“俗”，错误与此相同。是其比。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使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在子、寅地动工，那么酉、巳之家就被食了。被食之家，作起厌胜，用五行之物，悬挂金木水火。假使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置祭祀以消除凶险，或者空亡迁徙以避开灾殃。《潜夫论·巫列篇》：“民间修缮治理，微小的禁忌，本来不是天王所应当忌惮的。旧时京师不防备动工。造禁以来，吉祥瑞应，子孙昌炽，不能超过从前。”接连互相模仿，都认为是这样。如果考察核实，是虚妄迷惑。宋本“迷”作“述”。怎么证明呢？
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无状，加罪行罚，非有二心两意，前后相反也。移徙不避岁、月，岁、月恶其不避己之冲位，怒之也。见难岁篇。今起功之家，亦动地体，无状之过，与移徙等。起功之家，当为岁、〔月〕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岁」下脱「月」字，下文「岁冤无罪」同。上文云：「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此文云：「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既以「巳、酉」并言，则当以「岁、月」连言也。又下文云：「岂岁、月之神怪移徙而不咎起功哉。」「岁、月」即承此文，并其证。岂岁、月之神移徙而〔不〕咎起功哉？「而」下脱「不」字。寻义自明。盼遂案：「咎」上当有一「不」字。「不咎起功」之间，正承上文「起功之家，当为岁所食」而来，脱一「不」字，则不通矣。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过人，犹县官谪罚民也。民犯刑罚多非一，「众多非一」，本书常语，此文疑脱「众」字。小过宥罪，大恶犯辟，未有以无过受罪。无过而受罪，世谓之冤。今巳、酉之家，无过于月、岁，当作「岁、月」。子、家（寅）起宅，盼遂案：「巳、酉」当是「酉、巳」之误倒，「子家」当是「子、寅」之误字。上文「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此处正申明其义。空为见食，此则岁、〔月〕冤无罪也。「家」为「寅」形误。上文云：「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故此云：「巳、酉之家，无过于岁、月，子、寅起宅，空为见食。」若作「子家起宅」则不当言「巳家无过于岁、月，空为见食」也。上以「巳、酉」并言，则下当以「子、寅」并承之。「子、寅起宅」即「子、寅之家起宅」也。「之家」二字，省见上文。下文「待子宅有为」，「宅」亦当作「寅」，误与此同。且夫太岁在子，子宅直符，午宅为破，孙曰：难岁篇云：「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为岁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触其冲，故谓之凶。」潜夫论卜列篇云：「宅有直符之岁。」盖相冲则破，不相冲则不破也。冲破或以死生，或以相对。支干位置，各自相对，故各有冲；各有冲，则各有破也。若太岁在丑，丑宅直符，未触其冲，则未宅为破。太藏在寅，寅宅直符，申触其冲，则申宅为破。太岁在卯，卯宅直符，酉触其冲，则酉宅为破。余类此。不须兴功起事，空居无为，犹被其害。今岁、月所食，待子、宅（寅）有为，巳、酉乃凶。盼遂案：二语当是「子、寅有为，酉、巳乃凶」，盖涉上文子宅而误也。篇首云：「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谓子宅食酉宅，而寅宅食巳宅也。
译天地之神，用心是平等的。百姓行为不端，施加罪行和刑罚，并非神怀有二心两意，前后矛盾。搬迁时不避开岁、月的冲位，岁、月厌恶人们不避开自己的冲位，因而发怒。详见《难岁篇》。如今兴工动土的人家，也扰动地体，犯了行为不端的过错，与搬迁时不避冲位是一样的。兴工动土的人家，应当被岁、月所吞噬，为什么反而让巳、酉方位的人家承受灾祸呢？（注：‘岁’字下脱‘月’字，下文‘岁冤无罪’同理。上文说：‘太岁在子位，岁吞噬酉位；正月建寅位，月吞噬巳位。’此文说：‘为什么反而让巳、酉方位的人家承受灾
此云「子、寅有为，酉、巳乃凶」，正谓此矣。（太岁）岁、月之神，用罚为害，动静殊致，孙曰：「太岁」二字涉下文太岁而衍，岁即太岁也。故下文解岁、月之神云：「岁则太岁也。」则此文不当有「太岁」二字，明矣。非天从岁、月神意之道也。
审论岁、月之神，岁则太岁也，在天边际，立于子位。起室者在中国一州之内，假令杨州在东南，使如邹衍之言，天下为一州，又在东南，详谈天篇。岁食于酉，食西羌之地，东南之地安得凶祸？假令岁在人民之间，西宅为酉地，则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审谁也？如审岁、月，岁、月，天之从神，饮食与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间，百神所食，圣人谓当与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众物，无用人者。物食人者，虎与狼也。岁、月之神，岂虎狼之精哉？仓卒之世，谷食乏匮，人民饥饿，自相啖食。岂其啖食死者，其精为岁、月之神哉？
岁、月有神，日亦有神，岁食、月食，日何不食？积日为月，白虎通日月篇：「天左旋，日月右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过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乍小。」积月为时，礼记乡饮酒义：「三月则成时。」白虎通四时篇：「岁时何？谓春夏秋冬也。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积时为岁，内经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白虎通四时篇曰：「所以名为岁何？岁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万物毕成，故为一岁也。尚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千五百三十九岁为一统，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汉书律历志：「日法乘闰法，是谓统岁。三统是为元岁。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又云：「统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闰法乘日法，得统法。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参统法，得元法。」周髀算经、干凿度、淮南天文训并以千五百二十岁为一统，（算经云「遂」，干凿度云「终」。）四千五百六十岁为元。（算经云「首」。）仲任用三统历也。增积相倍之数，分余终竟之名耳，谷梁文六年传：「闰月者，附月之余日也。积分而成于月者也。」注：「一岁三百六十日余六日，又有小月六，积五岁得六十日而再闰。积众月之余，分以成此月。」白虎通日月篇曰：「月有闰余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岁十二月，日过十二度，故三年一闰，五年再闰，明阴不足，阳有余也。故谶曰：闰者阳之余。
译祸。’既然将‘巳、酉’并提，就应当将‘岁、月’连说。又下文说：‘难道岁、月之神怪罪搬迁而不怪罪兴工吗？’‘岁、月’即承接此文，并作为证据。难道岁、月之神怪罪搬迁而不怪罪兴工吗？（注：‘而’字下脱‘不’字。根据文义自明。盼遂案：‘咎’字上当有一‘不’字。‘不怪罪兴工’之间，正承接上文‘兴工动土的人家，应当被岁所吞噬’而来，脱去一个‘不’字，则文意不通。）用心立意，多么不公平啊？鬼神惩罚人，就像县官责罚百姓一样。百姓触犯刑罚大多不止一种，（注：‘众多非一’，是本书常用语，此
」安得鬼神之怪，祸福之验乎？如岁月终竟者宜有神，则四时有神，统、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干凿度：「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类聚一。）说文：「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尚书康诰马注：「魄，朏也，谓月三日生始兆朏。」历律志孟康注：「魂，月质也。」霸、魂古通。余注四讳篇。与岁、月终竟何异？岁、月有神，魄与弦、〔望〕复有神也？孙曰：「弦」下疑脱「望」字。上文云：「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与岁月终竟何异？」故此反诘曰：如使岁、月有神，魂与弦、望复有神邪？（「也」读为「邪」。）晖按：孙说是也。难岁篇云：「积分为日，累日为月，连月为时，结时为岁，岁而有神，日、月亦复有神乎？」文例正同。一日之中，分为十二时，盼遂案：王筠菉友肊说云：「一日之中分为十二时，平旦寅日出卯云云也。案：此为十二时之明证。顾亭林之说非也。然充，汉末人。在汉初说此者，惟司马子长也。」平旦寅，日出卯也。俞曰：日知录有古无十二时之说，未及引此文。顾氏之博，犹有所遗。左昭五年传注：「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昳为台，隅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日知录二十：「杜元凯以为十二时，虽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哺时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为十二，始见于此。（南齐书天文志始有子时、丑时、亥时。北齐书南阳王绰传有景时、午时。景时者，丙时也。）考之史记天官书曰：『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素问藏气法时论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王冰注以日昳为土王，下晡为金王。又有曰四季者，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谓丑辰未戌四时。）吴越春秋曰：『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禺中。』则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记孝景纪：『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胥传：『奏酒至鸡鸣时罢。』王莽传：『以鸡鸣为时。』后书隗嚣传：『至昏时，遂溃围。』齐武王传：『至食时，赐陈溃。』耿弇传：『人定时，步果引去。』来歙传：『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窦武传：『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皇甫嵩传：『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
译文疑脱‘众’字。）小过错宽恕，大罪恶处死，没有无罪受罚的。无罪受罚，世人称之为冤屈。如今巳、酉方位的人家，对岁、月并无过错，（注：当作‘岁、月’。）子、寅方位的人家（注：盼遂案：‘巳、酉’当是‘酉、巳’的误倒，‘子家’当是‘子、寅’的误字。上文‘子、寅地兴工，则酉、巳之家被吞噬’，此处正申明其义。）白白地被吞噬，这就是岁、月冤枉无罪之人。（注：‘家’是‘寅’的形误。上文说：‘子、寅地兴工，则酉、巳之家被吞噬。’故此说：‘巳、酉之家，对岁、月无过错，子、寅起宅，白白被吞噬。’若作‘
』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时。淮南子：『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晏食，臻于衡阳，是谓禺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哺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是谓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昏；沦于蒙谷，是谓定昏。』（案：见天文训。此依初学记所引之文。）案：此自晨明至定昏，为十五时，而卜楚丘以为十时，未知今之所谓十二时者，自何人定之也。（素问中有言岁甲子者，有言寅时者，皆后人伪撰入之。）」左宣三余偶笔十四：「子至亥为十二时，见于汉人之书，则不可枚举。尚书大传曰：『夏以十三月为正，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夜半为朔。』三代子、丑、寅迭建，以初昏为斗柄所指为验。今曰周之正，夜半为朔；殷之正，鸡鸣为朔；夏之正，平旦为朔，则是夜半为子，鸡鸣为丑，平旦为寅，自古有此语矣。伏生生于秦、汉之间，而亦云然，则一日分为十二时，不始于汉以后。」十二月建寅、卯，则十二（月）时所加寅、卯也。则，即也。「加」、「建」并犹「在」也。月言建，日言加。下「月」字衍。此言十二月所建辰，即十二时所加辰也。于月则言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于日则言平旦加寅，日出加卯。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独食，岂日加无神，月建独有哉？何故月建独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无神，盼遂案：「加」下疑当有一「时」字，方与下文一致。用时决事，非也；如加时有神，独不食，非也。
译子家起宅’则不应说‘巳家对岁、月无过错，白白被吞噬’。上以‘巳、酉’并提，下当以‘子、寅’承接。‘子、寅起宅’即‘子、寅之家起宅’。‘之家’二字，省略见于上文。下文‘待子宅有为’，‘宅’也当作‘寅’，错误与此相同。）况且太岁在子位，子宅正值符位，午宅为破位，（注：孙曰：《难岁篇》说：‘搬迁的人家，禁止南北迁徙，因为岁在子位，子
神之口腹，与人等也。人饥则食，饱则止，不为起功乃一食也。岁、月之神，起功乃食，一岁之中，兴功者希，岁、月之神饥乎？仓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废，兴功者绝，岁、月之神饿乎？且田与宅俱人所治，兴功用力，劳佚钧等。宅掘土而立木，田凿沟而起堤，堤与木俱立，掘与凿俱为。起宅，岁、月食，治田，独不食，岂起宅时岁、月饥，治田时饱乎？何事钧作同，饮食不等也？
说岁、月食之家，必铨功之小大，功，谓起土兴功。立远近之步数。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内；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祸有近远。蒙恬为秦筑长城，极天下之半，淮南人间训：「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则其为祸宜以万数。案长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兴功至大，周书作雒解曰：「周公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当时岁、月宜多食。圣人知其审食，宜徙所食地，置于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经传之文，贤圣宜有刺讥。今闻筑雒之民，盼遂案：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起北宫及诸官府。」文选班孟坚两都赋序：「臣窃见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即说永平三年事。王充当永平初草创论衡，此处所云今闻者，与两都赋之作，盖同时也。黄晖引康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之语，以释论衡，不知仲任引古语以说当时，所以有「不闻多死」之句也。四方和会，尚书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功成事毕，不闻多死。说岁、月〔食〕之家，殆虚非实也。此脱「食」字。上文正作「说岁、月食之家」。
且岁、月审食，犹人口腹之饥必食也；且为巳、酉地有厌胜之故，畏一金刃，惧一死炭，岂闭口不敢食哉？如实畏惧，宜如其数。五行相胜，物气钧适。如秦山失火，「秦」当作「泰」。沃以一杯之水；河决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胜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当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胜多，小不厌大。使三军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气，「角」，犹「校」也，「竞」也。匹夫必死。金性胜木，然而木胜金负者，木多而金寡也。积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烁之，金必不消。元本作「销」，是。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钧也。五尺童子与孟贲争，童子不胜。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众食人，人众食狼。敌力角气，能以小胜大者希；争强量功，能以寡胜众者鲜。天道人物，不能以小胜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厌除凶咎，却岁之殃，如何也？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四
讥日篇
盼遂案：篇中「人生饮食无日，鬼神何故有日」，此最为扼要语。
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之」，宋、元本作「是」，朱校同。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于义而致于时。「致」，宋本作「验」，是。时日之书，众多非一，略举较着，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夫祸福随盛衰而至，代谢而然。举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验。两「曰」字，崇文本改作「日」，非。「曰」犹「为」也。祸福自至，则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惧。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日禁」，钱、黄、王、崇文本作「日记」，误。惑者所以连年不悟也。
葬历曰：孙曰：葬历盖即卜葬之书，所以趋吉避凶也。唐书吕才传葬篇云：「后代葬说，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谓灾及死生，多为妨禁，以售其术，附妄凭妖。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可知唐以前葬书之多矣。「葬避九空、地□，及日之刚柔，淮南天文训：「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壬癸。」曲礼上疏：「刚，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也。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也。」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
译神灵的口腹之欲，与人是一样的。人饿了就吃，饱了就停，不会因为做事才吃一顿。岁、月之神，却是做事才吃，一年之中，动工的人很少，岁、月之神难道会饿吗？在仓促动荡的时代，人口逃亡，房屋荒废，动工的人绝迹，岁、月之神难道会饿死吗？况且田地与住宅都是人所治理的，兴工用力，劳累与安逸是相等的。建宅是挖土立木，种田是开沟筑堤，堤坝与树木都是建立的，挖掘与开凿都是做的。建宅，岁、月之神就吃；种田，唯独不吃，难道建宅时岁、月之神饿了，种田时它们饱了吗？为什么事情同等劳作，饮食却不一样呢？
那些说岁、月之神吃人的人，必定要衡量工程的大小，所谓“功”，是指起土兴工。还要计算远近的步数。假设起三尺的工程，吃一步之内的人；起十丈的工程，吃一里之外的人。工程有大有小，灾祸有近有近远。蒙恬为秦国修筑长城，占据了天下的一半，《淮南子·人间训》说：“蒙公、杨翁子率领军队修筑长城，西接流沙，北抵辽水，东连朝鲜。”那么他们造成的灾祸应该数以万计。考察长城的建造，秦国的百姓并没有大量死亡。周公营建洛邑，兴工极大，《周书·作雒解》说：“周公将要还政，于是在中原建造大邑成周。内城方圆一千七百二十丈，外郭方圆七十里。南边连接洛水，北边依托郏山，作为天下的交通枢纽。”当时岁、月之神应该多吃人。圣人知道它们确实吃人，应该把被吃的人迁移到吉祥的位置。如果不知道躲避，百姓就会多遭凶险，经传中贤圣应该有讽刺讥评。现在听说营建洛邑的百姓，四方和乐聚会，《尚书·康诰》说：“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邑建造新大邑，四方百姓大大和乐聚会。”工程完成事情结束，没听说大量死亡。那些说岁、月之神吃人的人，大概是虚假不实的话。
况且岁、月之神确实吃人，就像人的口腹饿了必须吃一样；况且因为巳、酉之地有厌胜的缘故，畏惧一把金刃，惧怕一块死炭，难道就闭口不敢吃吗？如果真的畏惧，应该符合它们的数量。五行相克，物气均衡适当。如果泰山失火，用一杯水去浇灭；黄河决口千里，用一捧土去堵塞，能战胜吗？这并不是违背五行的道理，而是大小多少不能相当。天地的本性，人物力量，少不能胜多，小不能厌大。让三军拿着木杖，一个普通人拿着一把刀，施展力量较量气势，普通人必定死亡。金的性质胜木，然而木胜金负的原因，是木多而金少。堆积金子如山，点燃一块炭火去焚烧它，金子必定不会熔化。这并不是违背五行的道理，而是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均衡。五尺的孩童与孟贲争斗，孩童不能取胜。不是孩童怯懦，而是力量少的缘故。狼多就吃人，人多就吃狼。力量相当较量气势，能以小胜大的很少；争强衡量功劳，能以寡胜众的罕见。天道人物，不能以小胜大，少不能服多。用一把金刃，一块炭火，来厌除凶咎，抵御岁神的灾殃，怎么能行呢？
世俗既然相信岁、月，又相信日忌。做事如生病、死亡、灾祸、患难，大的就说触犯岁、月，小的就说没有避开日忌。岁、月的传说既已流行，日忌的书也盛行。世俗的人，全心相信；辩论之士，也不能确定。因此世人做事，不考察内心而符合日忌，不依据道义而迎合时忌。日忌的书，众多不一，略举显著的，明辨其是非，让相信天时的人，将产生怀疑而加倍警惕。祸福随着盛衰而至，更替而然。做事说凶，人畏惧凶险有效验；说吉，人希望吉兆有应验。祸福自然到来，就叙述之前的吉凶，用来互相警戒恐惧。这是日忌之所以累世不疑，迷惑的人之所以连年不醒悟的原因。
葬历说：“避开九空、地□，以及日的刚柔，月的奇偶。”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偶相应，才是吉良。不符合这个历法，反而变成凶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