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卷第十九
天下太平，瑞应各异，犹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积米谷，或藏布帛，或畜牛马，或长田宅。夫乐米谷不爱布帛，欢牛马不美田宅，则谓米谷愈布帛，牛马胜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朱校元本无此四字。终谓古瑞河图、凤皇不至，郑本作「致」，非。谓之未安，是犹食稻之人，入饭稷之乡，不见稻米，谓稷为非谷也。周礼夏官职方氏：「扬州、荆州其谷宜稻。雍州、冀州其谷宜黍稷。」
实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圣人，何以致之？未见凤皇，何以效实？问世儒不知圣，何以知今无圣人也？世人见凤皇，何以知之？既无以知之，何以知今无凤皇也？讲瑞篇极明此义。委不能知有圣与无，又不能别凤皇是凤与非，则必不能定今与太平未平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后仁。」见论语子路篇。集解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三十年而天下平。盼遂案：「三十年而天下平」七字为释上句之语，仲任喜于文中解经，语尾定有也字。疑此「平」下脱一「也」字。汉兴，至文帝时，二十余年。贾谊创议，以为天下洽和，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见汉书本传。师古曰：「皇，暇也，自以为不当改。」艺文志阴阳家：「五曹官制五篇。」班注：「汉制，似贾谊所条。」本传曰：「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此五曹官制，盖其所条定官名也。礼记大传郑注：「服色，车马也。」疏：「正谓年始，朔谓月初，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夫如贾生之议，文帝时已太平矣。汉兴二十余年，应孔子之言「必世然后仁」也。汉一代（世）之年数已满，太平立矣，贾生知之。「一代」当作「一世」。唐人避「世」作「代」，今本沿之。况至今且三百年，谓未太平，误也。今谓章帝也。且孔子所谓一世，三十年也。汉家三百岁，十帝耀德，未平如何？河图曰：（后汉书曹褒传元和二年诏。）「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李贤注：「九谓光武，十谓明帝，十一谓章帝也。」夫文帝之时，固已平矣，历世持平矣。盼遂案：「持平」当是「治平」。论例皆作「治平」。此亦系唐人避高宗讳而改也。本篇专言汉太平之事，故此云「治平」。作「持平」，则不相应。至平帝时，前汉已灭，光武中兴，复致太平。
问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无瑞，谓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应，前后不同，虽无物瑞，百姓宁集，风气调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
译天下太平，祥瑞的征兆各不相同，这就好比家人富裕，拥有的财物也不相同。有的积蓄米谷，有的收藏布帛，有的畜养牛马，有的拥有田宅。如果喜爱米谷而不喜欢布帛，欢喜牛马而不认为田宅美好，就会说米谷胜过布帛，牛马优于田宅了。如今百姓安宁，符瑞到来，最终却认为古代的河图、凤凰没有到来，就说是天下未安，这就像吃稻米的人，进入以稷为主粮的地方，没见到稻米，就认为稷不是谷物一样。《周礼·夏官·职方氏》说：“扬州、荆州适宜种植稻米。雍州、冀州适宜种植黍稷。”
实际上，天下已经太平了。没有圣人，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没见到凤凰，怎么能验证实情？问世间的儒生不知道圣人，怎么能知道当今没有圣人呢？世人见到凤凰，怎么能知道那是凤凰呢？既然无法知道，怎么能知道当今没有凤凰呢？《讲瑞篇》对此义理阐述得极为明白。既然不能知道有圣人还是没有圣人，又不能辨别凤凰是真凤凰还是假凤凰，就一定不能断定当今是太平还是未太平。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三十年然后仁政才能成就。”见《论语·子路篇》。孔安国集解说：“三十年称为一世，如果有受命的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仁政才能成就。”三十年后天下太平。汉兴，到文帝时，二十多年。贾谊提出建议，认为天下和谐，应当改正历法、服色、制度，确定官名，兴办礼乐。文帝刚即位，谦让而不暇顾及。《汉书》本传记载。颜师古说：“皇，暇也，自以为不应当改变。”《艺文志》阴阳家类有《五曹官制》五篇。班固注说：“汉代的制度，似乎就是贾谊所条陈的。”本传说：“于是草拟了仪法，颜色尚黄，数目用五，确定官名，全部奏报。”这五
注书虚篇。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变，注感类篇。治未平，气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无云，孙曰：后书光武纪：「中元元年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初学记五、御览三九引袁山松后汉书：「光武封泰山，云气成宫阙。」晖按：光武纪只言「登封太山」，「天无云」未着。后汉纪八：「中元元年二月辛卯，上登封于太山，事毕，乃下。是日山上云气成宫阙，百姓皆见之。」又应劭汉官仪引马第伯封禅仪记曰：「建武三十二年，车驾正月二十八日发雒阳宫，二月九日到鲁，遣守谒者郭坚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车驾十九日之山虞，国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云气成宫阙，百官并见之。二十一日夕牲时，白气广一丈，东南极望致浓厚。时天清和无云。」（据后汉书祭祀志注、初学记十三、容斋随笔引。）建武三十二年，即中元元年。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尊楗阁碑，及蜀郡治道记并云：「建武中元二年。」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又后汉书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故汉官仪以中元元年事属之建武也。太平之应也，瑞命篇曰：（祭祀志注。）「岱岳之瑞，以日为应也。」时天清无云，则日应也，故云。治平气应。光武之时，气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气已验，论者犹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凤皇集于太山，后又集于新平。汉书宣纪：「元康元年三月诏曰：『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二年三月，以凤皇、甘露集，赐吏民爵。」与此文异。又「集新平」，未详。四年，神雀集于长乐宫，或集于上林，宣纪元康四年三月诏曰：「乃者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三辅黄图曰：「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三辅旧事、宫殿疏皆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序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九真献麟。宣纪神爵元年韶：「乃元康四年，九真献奇兽，」即此。注详讲瑞篇。神雀二年，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宣纪神爵二年春二月诏曰：「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四年，凤皇下杜陵及上林。宣纪：「冬十月，凤皇十一集杜陵。十二月，凤皇集上林。」五凤三年，帝祭南郊，神光并见，或兴子（于）谷，烛耀斋宫，十有余日（刻）。吴曰：此文应据宣纪改「子」为「于」，改「日」为「刻」。师古曰：烛亦照也。刻者，以漏言时也。明年，祭后土，灵光复至，至如南郊之时。按：云「明年」，则五凤四年也，宣纪无此事。
译曹官制，大概就是他所条陈确定的官名。《礼记·大传》郑玄注说：“服色，指车马。”疏说：“正指年首，朔指月初，周朝以子月为正，殷朝以丑月为正，夏朝以寅月为正，这是改正。周朝以夜半为朔，殷朝以鸡鸣为朔，夏朝以平旦为朔，这是易朔。”如果按照贾谊的建议，文帝时天下已经太平了。汉朝兴起二十多年，符合孔子所说的“必须经过三十年然后仁政才能成就”。汉朝一个世代的年数已满，太平局面已经确立，贾谊知道这一点。况且到现在已经三百年，说未太平，是错误的。现在指的是章帝。况且孔子所说的一世，是三十年。汉朝三百岁，十位皇帝彰显德行，说未太平，怎么讲？《河图》说：“赤德九世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世以兴。”李贤注说：“九指光武帝，十指明帝，十一指章帝。”文帝之时，固然已经太平了，历代都保持太平。本篇专门谈论汉朝太平之事，所以这里说“治平”。写成“持平”，则不相符合。到平帝时，前汉已经灭亡，光武帝中兴，又导致太平。
问：“文帝有祥瑞，可以称为太平，光武帝没有祥瑞，也称太平，怎么解释？”答：帝王的祥瑞征兆，前后不同，即使没有实物祥瑞，百姓安宁聚集，风气调和，这也是祥瑞。怎么证明呢？帝王治理太平，登封泰山，是报告安宁。秦始皇登封泰山，遭遇雷雨变故，是因为治理未平，气未和。光武帝登封，天空晴朗无云，是太平的征兆，《瑞命篇》说：“岱岳的祥瑞，以太阳为应验。”当时天空晴朗无云，就是太阳应验，所以说治理太平，气运应验。光武帝之时，气和人安，实物祥瑞也相继到来。人气已经验证，议论者还怀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凤凰聚集在泰山，后来又聚集在新平
下文云：「其年三月，鸾凤集长乐宫东门树上。」宣纪在五凤三年。据此文则在四年，亦与汉书异。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宣纪未见。秦、汉瓦当文字载有「延寿万岁」瓦当，即此宫物也。或以为万岁殿或延寿观瓦，据此文足证其非。其年三月，鸾凤集长乐宫东门中树上。宣纪在五凤三年。彼文云：「三月辛丑，鸾凤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讲瑞篇亦作「门中」。甘露元年，黄龙至，见于新丰，宣纪云：「夏四月。」醴泉滂流。宣纪甘露二年正月诏：「乃者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是亦述去年事也。彼凤皇虽五六至，注指瑞篇。或时一鸟而数来，或时异鸟而各至，麒麟、神雀、黄龙、鸾鸟、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时，神光灵耀，可谓繁盛累积矣。孝明时虽无凤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盼遂案：「麟」上宜有「麒」字。恢国篇「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有「麒」字。金出鼎见，离木复合。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十七年正月，甘露降于甘陵。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五帝、三王，经传所载瑞应，莫盛孝明。如以瑞应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谓太平矣。
译。四年，神雀聚集在长乐宫，有的聚集在上林。九真进献麒麟。神雀二年，凤凰、甘露降临聚集在京师。四年，凤凰降落在杜陵和上林。五凤三年，皇帝祭祀南郊，神光同时出现，有的兴起于谷中，照耀斋宫，有十多个刻漏的时间。第二年，祭祀后土，灵光再次到来，如同南郊之时。甘露、神雀降临聚集在延寿万岁宫。那年三月，鸾凤聚集在长乐宫东门中的树上。甘露元年，黄龙到来，出现在新丰，醴泉涌流。那些凤凰虽然五六次到来，有时是一只鸟多次来，有时是异鸟各自到来，麒麟、神雀、黄龙、鸾鸟、甘露、醴泉，祭祀后土天地之时，神光灵耀，可以说繁盛累积了。孝明帝时虽然没有凤凰，也出现了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见，离木复合。五帝、三王，经传所载的祥瑞，没有比孝明帝更盛的。如果以祥瑞来验证太平，宣帝、明帝之年，超过五帝、三王。像这样，孝宣帝、孝明帝，可以称为太平了。
能致太平者，圣人也，世儒何以谓世未有圣人？天之禀气，岂为前世者渥，后世者泊哉？周有三圣，文王、武王、周公，并时猥出。汉亦一代也，何以当少于周？周之圣王，何以当多于汉？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今上，章帝。下同。过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核事理之情，定说者之实也。
俗好褒远称古，讲瑞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以文例求之，「瑞」下疑脱「则」字。睹奇于今，终不信然。使尧、舜更生，恐无圣名。猎者获禽，观者乐猎，不见渔者，之心不顾也。「之」疑是「人」字之误，「顾」当作「愿」，并形误也。言观猎者，见其获禽，则好之。不见渔者，则不知其能得鱼，故人心不愿也。下文：「观于齐不虞鲁，游于楚不欢宋。」不虞、不欢、不愿，义并同。又下文：「游齐、楚不愿宋、鲁也。」并其证。盼遂案：「之」字衍文。下文有「观猎不见渔」句，则此文当解为观者所以乐猎而不见渔者，以其心不愿也。是故观于齐不虞鲁，「虞」读「娱」。游于楚不欢宋。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二尺四寸，经简也。注详谢短篇。儒者推读，朝夕讲习，盼遂案：「推」疑为「□」之误。方言十三：「抽，读也。」「抽」与「□」同字，与「推」字形近致误。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封禅文曰：「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集解：「春秋者，正天时，列人事，诸儒既得展事业，因兼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今汉书增一，仍旧六为七也。」为此文所本。今上上（王）至高祖，孙曰：「王」字即「上」字之误而衍。皆为圣帝矣。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后汉书儒林传：「杜抚字叔和。」班固传：「肃宗雅好文章，每行巡守，固辄献上赋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踰唐、虞，入皇域。
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见诗大雅荡篇。且舍唐、虞、夏、殷，近与周家断量功德，实商优劣，周不如汉。何以验之？
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汉则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佑。孝宣、明之瑞，「明」上当有「孝」字。美于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来，可谓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定宁。物瑞已极，人应订隆。盼遂案：「订隆」当是「斯隆」之误。「斯」字草书作「□」，因误作「订」。唐世黎民雍熙，潜夫论本政篇：「稷、、皋陶聚，而致雍熙。」后汉书方术传第五伦令班固为文荐谢夷吾曰：「臣闻尧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今亦天下修仁，岁遭运气，谷颇不登，明雩篇云：「建初孟年，北州连旱。」盖即此。恢国篇、须颂篇并云：「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即所谓运气也。盼遂案：「谷颇不登」者，谷无不登也。汉人「颇」字多用作稍少之义，独仲任常用为鲜少之义。本篇而外，如论死篇：「能使灭灰更为然火，吾乃颇疑死人能复为形。」「颇疑」即「无疑」也。「谷颇不登」，与下句「迥路无绝道之忧，深幽无屯聚之奸」，正同一语法矣。「颇」亦「无」也。迥路无绝道之忧，深幽无屯聚之奸。周家越常献白雉，注异虚篇。方今匈奴、善鄯、哀牢贡献牛马。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注艺增篇。汉氏廓土，收（牧）荒服之外。「收」当作「牧」，形近而误。别通篇云：「汉氏廊土，牧万里之外。」汉书王莽传：「汉家不广二帝三王，廊土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注，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内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汉地南北万三千里。」牛马珍于白雉，近属不若远物。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玉藻郑注：「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古之露首，今冠章甫；章甫，殷冠也。古之跣跗，今履商（高）舄。吴曰：「商」当作「高」，形近之讹也。超奇篇有吴君商，孙诒让据案书篇改「商」为「高」，是也。此文误与彼同。王莽好高冠厚履。杜氏幽求亦有「高冠厚舄」之语。（见）御览六九七引。）「高」、「厚」义同。盼遂案：「商」疑「絇」之误。礼书言絇履者多矣。后汉书明帝纪「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明后汉崇絇舄矣。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埳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不宾，谓不宾服者。淮南原道篇注：「齐于凡民，故曰齐民。」俶真训注同。汉书如淳注：「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非太平而何？
译能够实现天下太平的，是圣人。世间的儒生为什么说当今世上没有圣人呢？上天赋予人的气质，难道对前世的人厚，对后世的人薄吗？周朝有三位圣人，文王、武王、周公，同时大量涌现。汉朝也是一代王朝，为什么应当比周朝少？周朝的圣王，为什么应当比汉朝多？汉朝的高祖、光武帝，就是周朝的文王、武王。文帝、武帝、宣帝、孝明帝、当今皇上（章帝），超过了周朝的成王、康王、宣王。这并不是因为自己生在汉朝，就可以褒扬增饰、歌颂赞叹，来讨好称颂。而是考察事理的真实情况，确定论说者的实情。
世俗喜好褒扬远古、称颂古代，认为祥瑞以上古为美，谈论治理则古代君王为贤。用文例来推求，“瑞”字下面疑似脱漏了“则”字。看到当今的奇异现象，终究不相信是真的。假使尧、舜再生，恐怕也没有圣人的名声。猎人捕获禽兽，观看的人乐于观看狩猎，看不到捕鱼的人，心里就不愿去关注。“之”字疑似是“人”字的误写，“顾”字应当作“愿”，都是字形相近导致的错误。意思是说，观看狩猎的人，看到他们捕获禽兽，就喜欢它。看不到捕鱼的人，就不知道他们能捕到鱼，所以人心不愿去关注。下文：“在齐国观看就不娱乐鲁国，在楚国游玩就不欢喜宋国。”不虞、不欢、不愿，意义都相同。又下文：“在齐国、楚国游玩就不愿去宋国、鲁国。”都是它的证据。盼遂按：“之”字是衍文。下文有“观猎不见渔”一句，那么此文应当解释为：观看的人之所以乐于观看狩猎而看不到捕鱼的人，是因为他们心里不愿。因此在齐国观看就不娱乐鲁国，在楚国游玩就不欢喜宋国。唐、虞、夏、殷，同样记载在二尺四寸的经简上。儒生推究阅读，朝夕讲习，盼遂按：“推”字疑似为“抽”字的误写。《方言》卷十三：“抽，读也。”“抽”与“□”同字，与“推”字形近导致误写。看不到《汉书》，就说汉朝劣于古代。这也是观看狩猎看不到捕鱼，在齐国、楚国游玩不愿去宋国、鲁国的道理。假使汉朝有弘扬文德的人，经传记载汉朝的事迹，那么《尚书》、《春秋》也就产生了。儒生尊崇它，学者学习它，将会沿袭旧的六经成为七经。《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封禅文说：“杂取荐绅先生的略术，让他们获得日月余光绝炎，以展现文采错杂之事，还要兼正天时，排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沿袭旧的六经成为七经，抒发无穷。”集解：“《春秋》，正天时，列人事，诸儒既得展现事业，于是兼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现在《汉书》增加一部，仍然沿袭六经成为七经。”这是本文的本源。当今皇上上至高祖，孙曰：“王”字即“上”字的误写且衍文。都成为圣帝了。观看杜抚、班固等人所上的《汉颂》，《后汉书·儒林传》：“杜抚字叔和。”《班固传》：“肃宗雅好文章，每次出行巡视，班固就献上赋颂。”歌颂功德符瑞，深厚广阔，充沛无量，超越唐、虞，进入皇域。
三代狭隘浅薄，其深度污浊低劣。“殷商的鉴戒不远，就在夏朝之后。”见《诗经·大雅·荡》篇。况且舍弃唐、虞、夏、殷，就近与周家衡量功德，确实比较优劣，周朝不如汉朝。用什么来验证呢？
周朝接受天命的是文王、武王，汉朝则是高祖、光武帝。文王、武王接受天命时的降下怪异，不及高祖、光武帝初起时的保佑。孝宣帝、孝明帝的祥瑞，“明”字上当有“孝”字。美于周朝的成王、康王、宣王。孝宣帝、孝明帝的符瑞，唐、虞以来，可以说是兴盛了。当今皇上即位，奉行成就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安定宁静。物瑞已经极盛，人应斯隆。盼遂按：“订隆”应当是“斯隆”的误写。“斯”字草书作“□”，因误作“订”。唐世黎民雍熙，《潜夫论·本政》篇：“稷、契、皋陶聚集，而达到雍熙。”《后汉书·方术传》第五伦令班固为文推荐谢夷吾说：“臣听说尧登用稷、契，政隆太平，舜任用皋陶，政致雍熙。”现在也是天下修仁，岁遭运气，谷物稍少不丰收，《明雩》篇说：“建初初年，北方连旱。”大概就是这个。《恢国》篇、《须颂》篇都说：“建初初年，无妄气至。”就是所谓的运气。盼遂按：“谷颇不登”者，谷物无不丰收。汉人“颇”字多用作稍少之义，唯独王充常用为鲜少之义。本篇之外，如《论死》篇：“能使灭灰重新燃烧，我才稍疑死人能复为形。”“颇疑”即“无疑”也。“谷颇不登”，与下句“迥路无绝道之忧，深幽无屯聚之奸”，正同一语法。“颇”也是“无”的意思。迥路无绝道之忧，深幽无屯聚之奸。周朝越常献白雉，见《注异虚》篇。现在匈奴、善鄯、哀牢贡献牛马。周朝时仅治理五千里内，见《注艺增》篇。汉朝开拓土地，收牧荒服之外。“收”应当作“牧”，形近而误。《别通》篇说：“汉朝廓土，牧万里之外。”《汉书·王莽传》：“汉朝不广二帝三王，廓土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注，服虔说：“唐、虞及周，要服之内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汉地南北万三千里。”牛马比白雉珍贵，近属不如远物。古代的戎狄，现在成为中国；古代的裸人，现在穿着朝服；《玉藻》郑注：“朝服，冠玄端素裳。”古代的露首，现在戴着章甫；章甫，殷冠。古代的跣跗，现在穿着高舄。吴曰：“商”应当作“高”，形近之讹。《超奇》篇有吴君商，孙诒让据《案书》篇改“商”为“高”，是对的。此文误与彼同。王莽好高冠厚履。杜氏《幽求》也有“高冠厚舄”之语。（见《御览》六九七引。）“高”、“厚”义同。盼遂按：“商”疑“絇”之误。礼书言絇履者多矣。《后汉书·明帝纪》“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明后汉崇絇舄矣。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埳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不宾，谓不宾服者。《淮南·原道》篇注：“齐于凡民，故曰齐民。”《俶真训》注同。《汉书》如淳注：“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不是太平而是什么？
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独谓周多圣人，治致太平？儒者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广雅：「趠，绝也。」卓、趠声义同。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而无续也。
恢国篇
须颂篇曰：「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徒实然，乃在百代之上。」盼遂案：篇首云：「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审矣。」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见论语子罕篇。此言颜渊学于孔子，积累岁月，见道弥深也。宣汉之篇，高汉于周，拟汉过周，论者未极也。「者」犹「之」也。恢而极之，弥见汉奇。夫经熟讲者，要妙乃见；国极论者，恢奇弥出。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审矣。何以验之？
黄帝有涿鹿之战；史记五帝纪：「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与蚩尤战于涿鹿。」刑法志：「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注谓「炎帝火行。」贾子新书制不定篇：「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梁履绳左通补释（僖二十五年。）曰：以涿鹿即阪泉，非也。当以史记为定。蚩尤乃神农时诸侯，（本庄子释文。）与炎帝之后自别。故秦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庄子盗跖篇：「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可证。尧有丹水之师；舜时有苗不服；并注儒增篇。夏启有扈叛逆；书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吕氏春秋先己篇：「夏后伯启（旧本误作夏后相，孙星衍今古文尚书注疏谓即伯禹，非。）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淮南齐俗训：「昔有扈氏为义而亡。」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与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史夏本纪：「有扈不服，启伐之。」诸说并谓启伐之也。墨子明鬼篇引夏书禹誓曰：「大战于甘，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予共行天之罚。』」吕氏春秋召类篇：「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说苑政理篇：「昔禹与有扈氏战。」此则谓禹伐之也。盖旧说有二，此则取前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济九三爻辞。鬼方，或谓在南方，或谓西方，或谓北方，今不能定。沉濂怀小编二曰：「西南北三方荒远之夷，无不可被以鬼方之名，自不必专属一方。」此说甚通。周成王管、蔡悖乱，周公东征。史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前代皆然，汉不闻此。高祖之时，陈狶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史记高纪：十年，赵相国陈豨反代地。十一年，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孝景之时，吴、楚兴兵，怨晁错也。史记景帝纪：「三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发兵西乡。」晁错传：「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诸侯皆諠哗疾错，吴、楚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匈奴时扰，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内附，贡献牛马。此则汉之威盛，莫敢犯也。
纣为至恶，天下叛之。武王举兵，皆愿就战，语增篇云：「武王有八百诸侯之助。」此文谓助武王战，非谓就纣战，疑此文原作「皆愿助战」。八百诸侯，不期俱至。项羽恶微，号而用兵，而、能古通。盼遂案：论言项羽之恶微小，而羽又号能用兵也。俗读为一句者，误也。与高祖俱起，威力轻重，未有所定，则项羽力劲。折铁难于摧木。高祖诛项羽，折铁；武王伐纣，摧木。然则汉力胜周多矣。凡克敌，一则易，二则难。汤、武伐桀、纣，一敌也；高祖诛秦杀项，兼胜二家，力倍汤、武。武王为殷西伯，臣事于纣。以臣伐周，齐曰：「周」当作「君」，形近又涉上下文「周」字而误。夷、齐耻之，扣马而谏，武王不听，不食周粟，饿死首阳。见史记伯夷传。高祖不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诛恶伐无道，无伯夷之讥，可谓顺于周矣。
丘山易以起高，渊洿易以为深。起于微贱，无所因阶者难；袭爵乘位，尊祖统业者易。尧以唐侯入嗣帝位，注吉验篇。舜以司徒因尧授禅，淮南齐俗训：「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尧典曰：「慎徽五典。」皮锡瑞曰：「郑注云：『五典，五教也，盖试以司徒之职。』是也。」禹以司空缘功代舜，尧典：「伯禹作司空。」尚书刑德放曰：「禹长于地理水泉九州岛，得括地象图，故尧以为司空。」汤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为西伯，袭文王位。三郊孙曰：文选陆佐公石阙铭注引作「文王百里为西伯，武王袭文王」是也。晖按：上文亦有「武王为殷西伯」句。「袭文王位」，程本作「袭承帝位」。宋本同此。「三郊」字误。盼遂案：唐兰云：「三郊二字衍文。」五代之起，皆有因缘，力易为也。高祖从亭长泗上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袁山松后汉书：（御览九十。）「世祖以渺渺之胤，起于白水之滨。」东观汉记云：「光武皇考封南阳之白水乡。」水经沔水注：「白水北有白水陂，其阳有光武故宅，所谓白水乡。」奋威武〔帝〕海内，孙曰：类聚十二引作「帝海内」，有「帝」字，「海内」不属下为句，义较长。晖按：当据补「帝」字。「帝海内」与「取天下」相对为文。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则起高于渊洿，为深于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为优？
译如果论实际的德化，周朝不能超过汉朝；如果论符瑞的显现，汉朝比周朝更兴盛；如果衡量疆域的大小，周朝比汉朝狭窄。汉朝为什么不如周朝呢？难道只是因为周朝多圣人，治理达到了太平吗？儒者对圣人的推崇太过隆重，使得圣人卓越得没有踪迹；《广雅》说：“趠，绝也。”“卓”和“趠”声音和意义相同。对治世的称颂也太过盛大，使得太平断绝而没有延续。
《恢国篇》
《须颂篇》说：“《恢国》这一篇，极力论述汉朝的德行不仅仅是确实如此，而且处在百代之上。”王盼遂按语：篇首说：“极力论述汉朝，处在百代之上，这是确凿的。”
颜渊感叹说：“仰望它更加高远，钻研它更加坚固。”见《论语·子罕篇》。这是说颜渊向孔子学习，积累岁月，对道的认识更加深入。《宣汉》这一篇，抬高汉朝超过周朝，比拟汉朝胜过周朝，论述者还没有穷尽。“者”相当于“之”。极力论述并穷尽它，汉朝的奇妙就愈发显现。经典熟读的人，精妙之处才能显现；国家极力论述的人，恢弘奇妙就愈发突出。极力论述汉朝，处在百代之上，这是确凿的。用什么来验证呢？
黄帝有涿鹿之战；《史记·五帝纪》说：“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作战，与蚩尤在涿鹿作战。”《刑法志》说：“黄帝有涿鹿之战，用来平定火灾。”注解说“炎帝属火行”。贾谊《新书·制不定篇》说：“黄帝推行正道，而炎帝不听从，所以在涿鹿原野作战。”梁履绳《左通补释》（僖公二十五年）说：认为涿鹿就是阪泉，是不对的。应当以《史记》为准。蚩尤是神农时代的诸侯，（根据《庄子》释文。）与炎帝的后代各自不同。所以《秦策》说：“黄帝讨伐涿鹿而擒获蚩尤。”《庄子·盗跖篇》说：“黄帝与蚩尤在涿鹿原野作战。”可以证明。尧有丹水的战事；舜时有苗不服；都见《注儒增篇》。夏启时有有扈氏叛逆；《书序》说：“启与有扈在甘的原野作战。”《吕氏春秋·先己篇》说：“夏后伯启（旧本误作夏后相，孙星衍《今古文尚书注疏》认为就是伯禹，不对。）与有扈在甘泽作战而没有取胜。”《淮南子·齐俗训》说：“从前有扈氏因为正义而灭亡。”注解说：“有扈，是夏启的庶兄。因为尧、舜传位给贤人，禹却传位给儿子，所以讨伐启，启灭亡了他。”《史记·夏本纪》说：“有扈不服从，启讨伐他。”各种说法都认为启讨伐他。《墨子·明鬼篇》引用《夏书·禹誓》说：“在甘地大战，在中军誓师，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我共同执行上天的惩罚。’”《吕氏春秋·召类篇》说：“禹攻打曹、魏、屈骜、有扈来推行他的教化。”《说苑·政理篇》说：“从前禹与有扈氏作战。”这则是说禹讨伐他。大概旧说有二种，这里取前一种说法。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攻克它；《易经·既济》九三爻辞。鬼方，有人说在南方，有人说在西方，有人说在北方，现在不能确定。沉濂《怀小编二》说：“西南北三方荒远的夷人，没有不可以被称作鬼方的，自然不必专属一方。”这个说法很通达。周成王时管叔、蔡叔悖乱，周公东征。《史记》说：“管叔、蔡叔、武庚等，果然率领淮夷反叛，周公于是奉行成王的命令，兴师东伐。”前代都是这样，汉朝没有听说这种事。高祖的时候，陈豨反叛，彭越背叛，治理刚开始安定。《史记·高祖本纪》：十年，赵相国陈豨在代地反叛。十一年，梁王彭越谋反，被废黜迁徙到蜀地，又想反叛。孝景的时候，吴、楚兴兵，怨恨晁错。《史记·景帝纪》：“三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叛，发兵向西。”《晁错传》：“晁错请求列举诸侯的罪过，削减他们的土地，收回他们的支郡。诸侯都喧哗痛恨晁错，吴、楚七国反叛，以诛杀晁错为名。”匈奴时常侵扰，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者的功业不加兵，现在都归附，进贡牛马。这就是汉朝的威力强盛，没有人敢侵犯。
纣王是最邪恶的，天下背叛他。武王起兵，大家都愿意参加战斗，《语增篇》说：“武王有八百诸侯的援助。”这里说援助武王作战，不是说去和纣王作战，怀疑这里原文作“皆愿助战”。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都到了。项羽邪恶微小，号称能用兵，“而”和“能”古通用。王盼遂按语：论说项羽的邪恶微小，而项羽又号称能用兵。俗读为一句的，错了。与高祖一起起事，威力轻重，还没有确定，那么项羽力量强劲。折断铁难于摧折木头。高祖诛杀项羽，是折断铁；武王讨伐纣王，是摧折木头。那么汉朝的力量胜过周朝很多了。凡是战胜敌人，一种情况容易，两种情况困难。汤、武讨伐桀、纣，是一个敌人；高祖诛灭秦朝杀死项羽，同时战胜两家，力量是汤、武的两倍。武王是殷朝的西方诸侯，臣事纣王。以臣伐君，“周”当作“君”，字形相近又涉及上下文“周”字而误。伯夷、叔齐以此为耻，扣马谏阻，武王不听，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见《史记·伯夷传》。高祖不做秦朝的臣子，光武不仕王莽，诛杀邪恶讨伐无道，没有伯夷的讥讽，可以说顺应周朝了。
山丘容易堆高，深渊容易挖深。从微贱中兴起，没有凭借阶梯的难；继承爵位登上高位，尊崇祖先继承事业的易。尧以唐侯的身份入继帝位，见《吉验篇》注。舜以司徒的身份因为尧的授禅，见《淮南子·齐俗训》：“尧治理天下时，舜担任司徒。”《尧典》说：“谨慎地彰显五典。”皮锡瑞说：“郑玄注说：‘五典，五教也，大概试用司徒的职务。’是对的。”禹以司空的身份因为功劳代替舜，见《尧典》：“伯禹担任司空。”《尚书·刑德放》说：“禹擅长地理水泉九州，得到括地象图，所以尧让他担任司空。”汤从七十里开始，文王从百里开始，武王担任西伯，继承文王的位子。三郊孙说：《文选》陆佐公《石阙铭》注引作“文王百里为西伯，武王袭文王”是对的。晖按：上文也有“武王为殷西伯”句。“袭文王位”，程本作“袭承帝位”。宋本同此。“三郊”字误。王盼遂按语：唐兰说：“三郊二字是衍文。”五代的兴起，都有因缘，力量容易施展。高祖从亭长泗上亭长。拿着三尺剑夺取天下，光武从白水袁山松《后汉书》：（《御览》九十。）“世祖以渺渺之胤，起于白水之滨。”《东观汉记》说：“光武皇考封南阳之白水乡。”《水经·沔水注》：“白水北有白水陂，其阳有光武故宅，所谓白水乡。”奋威武〔帝〕海内，孙说：《类聚》十二引作“帝海内”，有“帝”字，“海内”不属下为句，义较长。晖按：当据补“帝”字。“帝海内”与“取天下”相对为文。没有尺土所凭借，一位所乘，直接奉行天命，推演自然。这就是起高于山丘，为深于深渊。比较五代，谁更优秀？
传书或称武王伐纣，太公阴谋，书抄一一四、御览三百十六、又八七０、又九八五引并作「太公阴谋书称：（御览三一六、又九八五无「称」字。）「武王伐纣」，无「传书或称」四字，疑是。此事盖出太公阴谋也。语增篇正谓出阴谋之书。但据意林、御览四九四引，则今本不误，未能諟定。食小儿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殷民见儿身赤，以为天神，及言殷亡，皆谓商灭。兵至牧野，晨举脂烛。通典引卫公兵法守城门篇云：「脂油烛炬，燃灯秉烛，用备非常。」奸谋惑民，权掩不备，惑民，谓食小儿丹。权掩不备，谓掩人不备也。周之所讳也，世谓之虚。汉取天下，无此虚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纣，血流浮杵。注语增篇。以武成言之，食儿以丹，晨举脂烛，殆且然矣。汉伐亡新，光武将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将三万人，战于昆阳，俞曰：二公者，王莽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也。袁宏后汉纪载此事，亦屡言二公，殆由东汉时侈言光武昆阳之战，以为美谈，人所熟习，故于寻、邑止言二公，不举其名也。晖按：王莽传云：「邑与司徒寻过昆阳，昆阳时已降汉，汉兵守之。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围昆阳。」蔡邕光武济阳宫碑：「帝乃龙见白水，渊跃昆、滍，破前隧之众，殄二公之师。」此「二公」并谓寻邑也。盼遂案：「三」当为「百」之坏字。后汉书光武纪：「莽遣王寻、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雷雨晦冥，前后不相见。汉兵出昆阳城，击二公军，一而当十，二公兵散。钱、黄、王、崇文本作「败」。朱校元本同此。东观记：「帝选精兵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奔阵，寻、邑兵大奔北，于是杀寻。而昆阳城中兵亦出，中外并击。会天大雷风，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滍水盛溢，邑大众遂溃，赴水溺死者以数万。」天下以雷雨助汉威敌，孰与举脂烛以人事谲取殷哉？
或云：「武王伐纣，纣赴火死，武王就斩以钺，悬其首于大白之旌。」逸周书克殷解：「武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阵，商师大败，商辛奔内，登于廪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遂揖之。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苟子正论篇、解蔽篇亦见此事，云：「县之赤旆。」杨注：礼记明堂位说旗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则史记云：「悬之太白旗」，非是。齐宣王怜衅钟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见孟子梁惠王篇。赵注：「觳觫，牛当到死地处恐貌。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衅]，因以祭之，曰衅。」广雅释诂曰：「□□，死也。」楚庄王赦郑伯之罪，盼遂案：东汉避明帝讳「庄」之字曰「严」。
译传书有的称武王伐纣，太公使用阴谋，《书抄》一一四、《御览》三百十六、又八七０、又九八五引文都作“太公阴谋书称：‘武王伐纣’”，没有“传书或称”四字，怀疑是这样。这件事大概出自《太公阴谋》。《语增》篇正是说出自阴谋之书。但根据《意林》、《御览》四九四引文，则今本不错，未能确定。给小儿吃丹砂，让他身体纯红，长大后，教他说殷朝灭亡。殷民看见小儿身体红色，认为是天神，等到他说殷朝灭亡，都认为是商朝灭亡。军队到达牧野，早晨举起油脂蜡烛。《通典》引《卫公兵法》守城门篇说：“油脂蜡烛，点燃灯烛，用来防备非常之事。”奸诈的计谋迷惑百姓，权宜之计掩盖对方不备，迷惑百姓，是说给小儿吃丹砂。权宜之计掩盖对方不备，是说掩盖对方不防备。这是周朝所忌讳的，世人称之为虚妄。汉朝夺取天下，没有这种虚妄之言。《武成》篇，说周朝伐纣，血流漂杵。注《语增》篇。根据《武成》来说，给小儿吃丹砂，早晨举起油脂蜡烛，大概就是这样了。汉朝讨伐灭亡新朝，光武帝率领五千人，王莽派遣两位三公率领三万人，在昆阳交战，俞曰：两位三公，是王莽的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袁宏《后汉纪》记载此事，也屡次说两位三公，大概是因为东汉时夸耀光武帝昆阳之战，作为美谈，人们熟悉，所以对于王寻、王邑只说两位三公，不举出他们的名字。晖按：《王莽传》说：“王邑与大司徒王寻经过昆阳，昆阳当时已经投降汉朝，汉军守卫它。严尤、陈茂与两位公约会，两位公放纵军队包围昆阳。”蔡邕《光武济阳宫碑》：“皇帝于是龙出现在白水，深渊跃出昆水、滍水，攻破前隧的军队，歼灭两位公的军队。”这“两位公”都是指王寻、王邑。盼遂案：“三”应当是“百”的坏字。《后汉书·光武纪》：“王莽派遣王寻、王邑率领军队百万，其中甲士四十二万。”雷雨昏暗，前后互相看不见。汉军出昆阳城，攻击两位公的军队，一个抵挡十个，两位公的军队溃散。钱、黄、王、崇文本作“败”。朱校元本同此。《东观记》：“皇帝挑选精兵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击阵势，王寻、王邑的军队大败逃跑，于是杀了王寻。而昆阳城中的军队也出来，内外一起攻击。恰逢天打大雷大风，暴雨下得像注水一样，积水成河，滍水盛大溢出，王邑的大众于是溃散，赴水淹死的数以万计。”天下认为雷雨帮助汉朝威震敌人，哪
此宜作楚严王，而后人回改之。见其肉袒而形暴也。郑伯，襄公。事见左宣十二年传。君子恶〔恶〕，不恶其身。吴曰：此文当作：「君子恶恶，不恶其身。」各本误脱一「恶」字。纣尸赴于火中，所见凄怆，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斩以钺，悬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阳，阎乐诛二世，项羽杀子婴，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尸。光武入长安，刘圣公已诛王莽，东观汉记曰：「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汉书王莽传曰：「莽之渐台，商人杜吴杀之。」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先孙曰：死、尸通。不刃，谓不戮尸也。元本作「不忍」，非。夫斩赴火之首，与贳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岂以羑里之恨哉？纣拘文王于羑里。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与秦夺周国、莽酖平帝也？注语增篇。邹伯奇论桀、纣之恶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注感类篇。然则纣恶微而周诛之痛，秦、莽罪重而汉伐之轻，宽狭谁也？
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注吉验篇。好酒贯（贳）饮，钱、王、黄、崇文本作「贳饮」，是。吉验篇亦云「贳酒」。盼遂案：「贯」当为「贳」，形近而误。汉书高帝纪：「高祖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颜注：「贳，赊也。」此论所本。酒舍负雠。「负」读「倍」。吉验篇曰：「酒售数倍。」史高纪集解如淳曰：「雠亦售。」索隐曰：「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按此文，知小司马说非。盼遂案：「负」古音如「倍」，恒与「倍」通用。此「负雠」即史记高祖纪所谓「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及醉留卧，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斩蛇，蛇妪悲哭。与吕后俱之田庐，时自隐匿，光气畅见，吕后辄知。始皇望见东南有天子气。亦见吉验篇。及起，五星聚于东井。史记天官书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又陈余传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之时，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汉书高纪应劭注：「东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占见天文志。」楚望汉军，云气五色。注吉验篇。光武且生，凤皇集于城，嘉禾滋于屋。皇妣之身，读作「□」。夜半无烛，空（宫）中光明。「空」，类要九引作「宫」，是也。吉验篇：「室内自明。」初禀篇：「内中光明。」水经济水注：「光明照室。」宫，济阳宫也。初者，苏伯阿望舂陵气，郁郁葱葱。光武起，过旧庐，见气憧憧上属于天。并注吉验篇。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闻此怪。尧母感于赤龙，注奇怪篇。及起，不闻奇佑。禹母吞慧苡，注奇怪篇。将生（王），得玄圭。类要九引「生」作「王」，是。玉海二百引误同。诸书无禹生得玄圭说。
译里比得上举起油脂蜡烛用人谋诡诈夺取殷朝呢？
有人说：“武王伐纣，纣王赴火而死，武王走近用钺斩首，悬挂他的头在大白旗上。”《逸周书·克殷解》：“武王已经用虎贲戎车奔驰商军阵前，商军大败，商辛跑进内宫，登上廪台之上，屏遮而自焚于火。武王于是手持太白旗，以指挥诸侯，于是作揖。武王先进入，到达纣王所在，于是攻克射他，三发而后下车，用黄钺斩首，折断悬挂在太白旗上。到达两个妃子所在，已经自缢，武王又射她们。”《荀子·正论篇》、《解蔽篇》也记载此事，说：“悬挂在赤旗上。”杨注：《礼记·明堂位》说旗曰：“殷的大白，周的大赤。”那么《史记》说：“悬挂在太白旗”，不对。齐宣王怜悯衅钟的牛，看见它的脸色恐惧。见《孟子·梁惠王篇》。赵注：“觳觫，牛当到死地处恐惧的样子。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缝隙，因以祭之，叫衅。”《广雅·释诂》曰：“□□，死也。”楚庄王赦免郑伯的罪，盼遂案：东汉避明帝讳“庄”字曰“严”。这里应当作楚严王，而后人回改之。看见他肉袒而形体暴露。郑伯，是襄公。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传》。君子厌恶恶行，不厌恶他的身体。吴曰：此文应当作：“君子恶恶，不厌恶他的身体。”各本误脱一“恶”字。纣尸赴于火中，所见凄怆，不仅仅是脸色恐惧，袒露的形体。走近用钺斩首，悬挂他的头，多么残忍啊？高祖进入咸阳，阎乐诛杀二世，项羽杀子婴，高祖从容进入秦国，不戮尸。光武进入长安，刘圣公已经诛杀王莽，《东观汉记》说：“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汉书·王莽传》说：“王莽的渐台，商人杜吴杀了他。”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先孙曰：死、尸通。不刃，说不戮尸。元本作“不忍”，不对。斩杀赴火之首，与赦免被刃者之身，德与虐哪个大呢？难道因为羑里的仇恨吗？纣王拘禁文王于羑里。以人君拘禁人臣，其逆哪里比得上秦夺取周国、王莽毒死平帝呢？注《语增》篇。邹伯奇论桀、纣的恶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注《感类》篇。那么纣恶微而周诛之痛，秦、莽罪重而汉伐之轻，宽狭谁对呢？
高祖母亲怀孕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注《吉验》篇。好酒赊饮，钱、王、黄、崇文本作“赊饮”，是。《吉验》篇也说“赊酒”。盼遂案：“贯”当为“赊”，形近而误。《汉书·高帝纪》：“高祖好
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夏本纪：「帝锡禹玄圭，告成功于天下。」即此云「将王得玄圭」也。伪孔传、史记正义并谓帝尧赐之。按此以为瑞应，则谓天也。尚书旋机铃曰：「禹开龙门，导积石，玄珪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赐佩。」郑注：「禹功既成，天出玄圭赐之，占者以德佩，禹有治水之功，故天佩以玄玉。」魏曹植画赞曰：「天锡玄圭，奄有万邦。」并同此说。皮锡瑞曰：或以为帝锡，盖三家尚书不同。契母咽燕子，注奇怪篇。汤起，白狼衔钩。尚书璇玑铃曰：「汤受金符帝箓，白狼衔钩入殷朝。」（类聚十二。）田俅子曰：「商汤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牵白狼，口衔金钩而入汤庭。」（类聚九九。）帝王世纪曰：「汤时有神牵白狼衔钩入殷朝者，乃东观沉璧于洛，获黄鱼黑玉之瑞，于是始受命称王。」（合璧事类七。）抱朴子对俗篇：「白狼知殷家之兴。」后稷母履大人之迹，注奇怪篇。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鱼、乌。注初禀篇。皆不及汉太平之瑞。
译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赊酒。”颜注：“赊，赊也。”此论所本。酒舍负雠。“负”读“倍”。《吉验》篇曰：“酒售数倍。”《史高纪集解》如淳曰：“雠亦售。”索隐曰：“既赊饮，且售其数倍价。”按此文，知小司马说非。盼遂案：“负”古音如“倍”，恒与“倍”通用。此“负雠”即《史记·高祖纪》所谓“每酤留饮，酒售数倍”也。及醉留卧，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斩蛇，蛇妪悲哭。与吕后俱之田庐，时自隐匿，光气畅见，吕后辄知。始皇望见东南有天子气。亦见《吉验》篇。及起，五星聚于东井。《史记·天官书》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又《陈余传》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之时，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汉书·高纪》应劭注：“东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占见《天文志》。”楚望汉军，云气五色。注《吉验》篇
黄帝、尧、舜，凤皇一至。注讲瑞篇。凡诸众瑞，重至者希。汉文帝黄龙、十五年见成纪。玉棓（桮）。先孙曰：验符篇亦云：「文帝之时玉棓见。」「棓」当作「桮」，即「杯」字也。（山海经海内北经：「蛇巫之山有人操柸。」郭注云：「柸或作棓，字同。」彼以「柸」为「棓」，与此以「棓」为「杯」同。）文帝十六得玉杯，事见汉书文帝纪、郊祀志。晖按：玉海二百引作「玉桮」。武帝黄龙、麒麟、连木。元狩元年，获白麟。连木，即终军传所云「众枝内附」者。宣帝凤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黄龙、神光。并见宣汉篇。平帝白雉、黑雉。元始元年，越裳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宣帝同，奇有神鼎、黄金之怪。并注宣汉篇。一代之瑞，累仍不绝，此则汉德丰茂，故瑞佑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元二」谓建初元年二年。后汉书邓骘传：「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陈忠传：「自帝即位以后，频遭元二之。」杨孟文碑：「中遭元二，西戎虐残。」孔耽碑：「遭元二轗轲，人民相食。」并谓元年二年也。邓骘传注谓「元二即元元」，失之。建初元年二年，兖、豫、徐三州牛疫大旱，诏书数下，免三州租刍。以见谷，赈给贫民。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又以上林池田赋与贫民。并见章帝纪。故曰：「元二之间，嘉德布流。」左暄三余偶笔八曰：「元二乃指运数之灾而言。章怀以为元元固非，容斋以为元年二年，亦恐不然。元二谓一元中，次二之也。」按此文，从容斋说为妥。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章帝纪：「建初三年，零陵献芝草。」余见验符篇。王本改「元二」为「元年」，「三年」为「二年」。崇文本因之，非也。朱校元本、程、何、钱、黄各本并与此本同。四年，甘露降五县。章帝纪：「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注：「二县属零陵郡。」验符篇亦云：「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本），吴曰：「六年」当作「六本」。「芝复生六本」为句。三年生芝五本，五年复生六本，故下云「十一芝累生」也。验符篇云：「建初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五年复生六本，并前凡十一本。」与此篇及后汉书章帝纪并相应。今作「六年」，沿讹之甚者。容斋随笔卷五引论衡亦作「六年」，则宋本已误矣。（王楙野客丛书卷十转引容斋随笔误同。）黄龙见，大小凡八。孙曰：黄龙事，详验符篇。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五年，有八黄龙见于泉陵。」注引伏侯古今注云：「见零陵泉陵湘水中，相与戏，其二大如马，有角。
译黄帝、尧、舜之时，凤凰只出现了一次。这是《瑞应篇》所记载的。大凡各种祥瑞，重复出现的很少。汉文帝时，黄龙在成纪出现，又在十五年时出现玉杯。先孙说：《验符篇》也说：“文帝之时玉杯出现。”“棓”应当是“桮”，也就是“杯”字。（《山海经·海内北经》：“蛇巫之山有人拿着柸。”郭璞注说：“柸有的写作棓，字相同。”那里把“柸”当作“棓”，与此处把“棓”当作“杯”是一样的。）文帝十六年得到玉杯，这件事见于《汉书·文帝纪》和《郊祀志》。晖按：《玉海》卷二百引作“玉桮”。汉武帝时，出现了黄龙、麒麟、连木。元狩元年，捕获白麟。连木，就是终军传中所说的“众枝向内依附”的那种树。宣帝时，凤凰五次出现，还有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黄龙、神光。这些都见于《宣汉篇》。平帝时，出现了白雉、黑雉。元始元年，越裳氏经过多次翻译，进献白雉一只，黑雉两只。孝明帝时，出现了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宣帝时相同，奇特的是还有神鼎、黄金的怪异现象。这些都注释在《宣汉篇》中。一个朝代的祥瑞，接连不断，这是因为汉朝德行丰茂，所以祥瑞护佑多啊。孝明帝去世，当今皇上继位，建初元年、二年之间，美好的德行遍布流传。“元二”指的是建初元年、二年。《后汉书·邓骘传》：“当时遭遇元二之灾，百姓饥荒，死者相望。”陈忠传：“自从皇帝即位以后，频繁遭遇元二之灾。”杨孟文碑：“中间遭遇元二，西戎残害。”孔耽碑：“遭遇元二坎坷，人民相食。”都指的是元年、二年。邓骘传注说“元二即元元”，这是错误的。建初元年、二年，兖州、豫州、徐州三州发生牛疫和大旱，诏书多次下达，免除三州的租税和刍草。用现有的谷物，赈济贫民。其中特别贫困的人，计算所借贷的并一起给予。又把上林池田的赋税给予贫民。这些都见于《章帝纪》。所以说：“元二之间，嘉德布流。”左暄《三余偶笔》卷八说：“元二是指运数之灾而言。章怀太子认为是元元固然不对，容斋认为是元年二年，恐怕也不对。元二是指一元之中，第二次的意思。”按此文，从容斋的说法较为妥当。三年，零陵生长出五株芝草。《章帝纪》：“建初三年，零陵进献芝草。”其余见于《验符篇》。王本把“元二”改为“元年”，把“三年”改为“二年”。崇文本沿袭它，这是错误的。朱校元本、程、何、钱、黄各本都与这个版本相同。四年，甘露降落在五个县。《章帝纪》：“甘露降落在泉陵、洮阳二县。”注：“二县
六枚，大如驹，无角。」前世龙见不双，芝生无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龙并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县，德惠盛炽，故瑞繁伙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
儒者论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于天。」论衡初秉（禀）以为王者生禀天命。「秉」，宋本作「禀」，朱校同。当据正。前初禀篇也。性命难审，且两论之。酒食之赐，一则为薄，再则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汉独再，此则天命于汉厚也。如审论衡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汉家所禀厚也。绝而复属，死而复生。世有死而复生之人，人必谓之神。汉统绝而复属，光武存亡，可谓优矣。
武王伐纣，庸、蜀之夷，佐战牧野。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马曰：「武王所率，将伐纣也。」左文十六年传：「庸人叛楚。」杜注：「庸，今上庸县。」王鸣盛曰：「晋上庸，今为湖北郧阳府房县，其地在江之北，汉之南。」华阳国志曰：「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代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岷、嶓。」成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畅。注异虚篇。幽、厉衰微，戎、狄攻周，平王东走，以避其难。至汉，四夷朝贡。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贤，辅以周公，越常献一，平帝得三。后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桥桥种良愿等，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孙曰：「羌良桥桥种良愿等」句，文有讹衍。据王莽传校之，「羌良」之「良」，疑涉「良愿」而衍。「桥」盖「豪」字之误，「豪」误为「乔」，又改作「桥」耳。下一「桥」字衍。「种」字疑在「等」字之下。原文疑当作：「羌豪良愿等种。」王莽传云：「平宪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莽奏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又地理志：金城郡临羌注：「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盐池。」晖按：书抄三一引此文「羌」下有「人」字，「桥桥」作「橘橘」，义亦难通。疑当从孙校。地理志金城郡注：「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临羌县，师古注，阚骃曰：「西有卑和羌，即献王莽地为西海郡者。」平帝纪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与此同。莽传在五年。周时戎、狄攻王，至汉内属，献其宝地。西王母国在绝极之外，而汉属之。德孰大？壤孰广？方今哀牢、鄯善、诺（婼）降附归德。吴曰：「诺」当作「婼」。西域传：「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师古曰：音而遮反。盼遂案：西域传：「婼羌。」孟康曰：「婼音儿。」又案：婼羌，后汉时无单称「婼」者，疑此下仍当有「羌」字。
译属于零陵郡。”《验符篇》也说：“降落在五个县。”五年，芝草又生长，六年（本），吴说：“六年”应当是“六本”。“芝草又生长六株”成句。三年生长五株芝草，五年又生长六株，所以下面说“十一株芝草接连生长”。《验符篇》说：“建初三年，零陵生长芝草五株，五年又生长六株，加上前面的共十一株。”与此篇及《后汉书·章帝纪》都相应。现在写成“六年”，是沿袭讹误很严重的。《容斋随笔》卷五引用《论衡》也作“六年”，那么宋本已经错误了。（王楙《野客丛书》卷十转引《容斋随笔》错误相同。）黄龙出现，大小共八条。孙说：黄龙的事，详见《验符篇》。《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五年，有八条黄龙出现在泉陵。”注引伏侯《古今注》说：“出现在零陵泉陵的湘水中，互相嬉戏，其中两条大如马，有角。六条，大如驹，无角。”前世龙出现不两条，芝草生长没有两株，甘露只降一次，而现在八条龙一起出现，十一株芝草接连生长，甘露流遍五个县，德惠盛大炽烈，所以祥瑞繁多。自古帝王，谁能达到这样？
儒者议论说：“王者推行道德，承受天命。”《论衡》最初认为王者生来禀受天命。“秉”，宋本作“禀”，朱校同。应当据正。前面是《初禀篇》。性命难以审察，姑且两方面都论述。酒食的赏赐，一次则显得微薄，两次则显得丰厚。如果按照儒者的说法，五代都只承受一次天命，只有汉朝独自承受两次，这就是天命对汉朝丰厚啊。如果审察《论衡》的说法，生来禀受自然，这也是汉朝所禀受的丰厚啊。断绝又连接，死亡又复活。世间有死而复生的人，人们必定认为他是神。汉朝统绪断绝又连接，光武帝使亡者复存，可以说是优厚了。
武王讨伐纣王，庸、蜀的夷人，在牧野协助作战。《牧誓》说：“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马说：“武王所率领的，将要讨伐纣王。”《左传》文公十六年传：“庸人背叛楚国。”杜注：“庸，现在的上庸县。”王鸣盛说：“晋朝的上庸，现在是湖北郧阳府房县，其地在长江之北，汉水之南。”《华阳国志》说：“蜀世代为侯伯，经历夏、商、周，武王取代纣王，蜀参与其中。其地东接巴，南接越，北与秦分界，西覆盖岷山、嶓冢。”成王之时，越裳进献野鸡，倭人进贡畅草。这是《异虚篇》所注释的。幽王、厉王衰微，戎、狄攻打周朝，平王向东逃跑，以躲避灾难。到了汉朝，四方夷人朝贡。孝平帝元始元年，越裳经过多次翻译，进献白雉一只，黑雉两只。凭借成王的贤能，辅佐以周公，越裳进献一只，平帝得到三只。后来到了
匈奴时扰，遣将攘讨，获虏生口千万数。夏禹入吴国。注问孔篇。太伯采药，断发文身。注初禀、谴告篇。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说文「□，西胡毳布也。」尔雅释言：「牦，罽也。」禹贡疏引舍人注：「牦谓毛罽也。胡人续羊毛作衣。」「□」通「罽」，一作「。」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郁林、日南、辽东、乐浪，郡国志：「巴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七百里。蜀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越嶲郡，雒阳西四千八百里。郁林郡，雒阳南六千四百一十里。日南郡，雒阳南万三千四百里。辽东郡，秦置，雒阳东北三千六百里。乐浪郡，雒阳东北五千里。」地理志：「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开。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开。」应劭注：「故朝鲜国。」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
译四年，金城塞外，羌人豪帅良愿等种，进献他们的鱼盐之地，愿意内属汉朝，于是得到西王母石室，因此设立西海郡。孙说：“羌良桥桥种良愿等”句，文字有讹误衍文。根据《王莽传》校正，“羌良”的“良”，怀疑是涉及“良愿”而衍生的。“桥”大概是“豪”字的错误，“豪”误为“乔”，又改作“桥”罢了。下一个“桥”字是衍文。“种”字怀疑在“等”字之下。原文怀疑应当是：“羌豪良愿等种。”《王莽传》说：“平宪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约一万两千人，愿意做内臣，进献鲜水海、允谷盐池。莽奏请接受良愿等所献的土地为西海郡。”又《地理志》：金城郡临羌注：“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盐池。”晖按：《书抄》卷三一引此文“羌”下有“人”字，“桥桥”作“橘橘”，意义也难通。怀疑应当从孙校。《地理志》金城郡注：“昭帝始元六年设置，莽曰西海。”临羌县，师古注，阚骃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公羊庄三十二年、昭元年传并有此文。将，将为逆弒。「而」犹「则」。广陵王荆迷于巫，楚王英惑于狭（侠）客，孙曰：「狭」当作「侠」。事见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事情列见，孝明三宥，二王吞药。周诛管、蔡，违斯远矣！楚外家许氏与楚王谋议，孝明曰：「许民（氏）有属于王，欲王尊贵，人情也。」孙曰：「许民」当作「许氏」，崇文本改作「氏」，是也。后汉书楚王英传制诏许太后曰：「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圣心原之，不绳于法。隐强侯傅悬书市里，诽谤圣政；今上海思（恩），犯夺爵士。孙曰：后汉书樊阴传：「永平元年诏，以汝南之鲖阳，封兴子庆为鲖阳侯，庆弟博为濦疆侯，博弟员、丹并为郎。」袁宏纪云：「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博坐骄溢，免为庶人。四月丙戌，诏复封兴子员为濦强侯。」又按：「海思」无义，元本「思」作「恩」，是也。海恩，谓封员嗣祀阴氏也。晖按：朱校元本亦作「海恩」。又「犯」作「免」，亦较今本义长。盼遂案：「思」当从元本作「恩」。「犯」疑为「弗」，音近而误。上文「圣心原之，不绳于法」，与此文一例。恶其人者，憎其余。说苑贵德篇：「太公曰：憎其人，恶其余胥。」「」即「胥」字。（累害篇：「取子之诛。」天启本作「子胥」。）王本作「贵」，崇文本作「屋」，并非也。赵氏宝甓斋札记曰：「尚书大传周传牧誓篇云：（晖按：卢揖入武成。）『太公曰：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余。』郑注：『余，里落之壁。』董丰坦曰：杜诗笺引尚书大传：『憎其人者，憎其储胥。』丁小疋云：万花谷前集才德引六韬作『余胥』。说苑作『余胥』。坦案：作『储胥』者近是。长安志图中汉瓦有曰：『储胥未央。』（当云『未央储胥』。此汉未央宫瓦。）盖士人谓瓦为『储胥』。郑注以为里落之壁，『壁』与『甓』古字通，甓为，亦得为瓦。」立二王之子，安楚、广陵，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封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楚王英传：「建初二年，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为列侯。」强弟员嗣祀阴氏。孙曰：当作「隐强弟员」。或即作「傅弟员」。「强」字涉上下「隐强」而误。（又按：「傅」，袁、范书并作「博」，东观记作「传」，殊难正定。今但从本书。）二王，帝族也，位为王侯，与管、蔡同。管、蔡灭嗣，二王立后，恩已褒矣。隐强，异姓也，尊重父祖，复存其祀。立武庚之义，继禄父之恩，尚书大传曰：「武王杀纣，立武庚而继公子禄父。」（据诗邶、墉、卫谱疏引。豳风破斧疏、左定四年传疏引，皆无「立武庚」三字。
译《春秋》大义，君主与亲人之间，只要没有产生叛逆的念头，便不会定罪；一旦产生叛逆的念头，就必定诛杀。《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的传文中都有这句话。“将”，是指将要产生叛逆弑君的念头。“而”，相当于“则”。广陵王刘荆沉迷于巫术，楚王刘英被侠客所迷惑，孙星衍说：“狭”字应当是“侠”字。这件事记载在《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这两件事的详情都可见到，孝明帝三次宽宥他们，两位王爷最终服毒自尽。周武王诛杀管叔、蔡叔，与孝明帝的做法相差太远了！楚王的外戚许氏与楚王谋划议论，孝明帝说：“许氏属于楚王，想要让楚王尊贵，这是人之常情。”孙星衍说：“许民”应当是“许氏”，崇文本改为“氏”，是正确的。《后汉书·楚王英传》中制诏许太后说：“那些希望楚王富贵的人，是人之常情。”圣明的内心推究其情，不严格用法度来绳束他们。隐强侯刘傅在市井中悬挂文书，诽谤圣明的政治；如今的海恩侯刘员，犯下夺取爵位的罪行。孙星衍说：《后汉书·樊宏阴识传》记载：“永平元年下诏，封汝南郡鲖阳县为兴之子刘庆为鲖阳侯，刘庆的弟弟刘博为濦疆侯，刘博的弟弟刘员、刘丹都担任郎官。”袁宏《后汉纪》说：“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刘博因骄纵过度，被免为庶人。四月丙戌，下诏恢复封兴之子刘员为濦强侯。”又按：“海思”没有意义，元本“思”作“恩”，是正确的。海恩，是指封刘员来继承阴氏的祭祀。晖按：朱校元本也作“海恩”。又“犯”字作“免”，也比现在的本子意义更通顺。盼遂案：“思”应当跟随元本作“恩”。“犯”字怀疑是“弗”字，因音近而误。上文“圣心原之，不绳于法”，与此处情况相同。厌恶那个人，连带厌恶他的残余。《说苑·贵德篇》说：“太公说：‘憎恶那个人，厌恶他的余胥。’”“”就是“胥”字。（《累害篇》说：“取子之诛。”天启本作“子胥”。）王本作“贵”，崇文本作“屋”，都不对。赵氏《宝甓斋札记》说：“《尚书大传·周传·牧誓篇》说：（晖按：卢文弨将其归入《武成》篇。）‘太公说：臣听说，喜爱那个人，连他屋顶上的乌鸦也一并喜爱；不喜爱那个人，连他的余胥也憎恶。’郑玄注：‘余，是里落的墙壁。’董丰坦说：杜诗笺引《尚书大传》：‘憎恶那个人，
乃后人不知武庚、禄父为二人而误删之。）此以武庚、禄父为两人，用大传之说。大传周传洪范篇郑注：「武庚字禄父，纣子也。」郑古文说，故不同。白虎通姓名篇：「禄甫元名武庚。」亦以为一人。皮锡瑞曰：班氏盖用夏侯说，与仲任用欧阳义不同。方斯羸矣。方，比也。何则？并为帝王，举兵相征，贪天下之大，绝成汤之统，非圣君之义，失承天之意也。隐强，臣子也，汉统自在，绝灭阴氏，无损于义，而犹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内则注于骨肉，外则布于他族。唐之晏晏，尧典：「钦明文思安安。」今文作：「钦明文塞晏晏。」后汉书冯衍传显志赋曰：「思唐、虞之晏晏。」崔瑗司隶校尉箴曰：「昔唐、虞晏晏。」冯衍传注考灵耀曰：「放勋钦明文思（段玉裁曰：当作「塞」。）晏晏。」郑注：「道德纯备谓之塞，宽容覆载谓之晏。」说文日部：「晏，天清也。」尔雅释训：「晏晏，温和也。」释名释言语篇：「安，晏也，晏晏然和喜无动惧也。」江声曰：「天地惟清晏和柔，故能覆载万物，故宽容覆载谓之晏，言尧德之大，与天地同。」舜之烝烝，尧典：「父顽，母嚚，象傲克谐。（句。）以孝烝烝，（句。）艾不格奸。」（从王引之读。）王引之曰：「烝烝，言孝德之厚美也。」伪孔以「烝烝艾」句，训「烝」为进，非。说详经义述闻卷三、皮氏今文尚书考证。岂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盼遂案：尚书尧典作「静言」，史记释作「善言」。「靖言」亦「善言」也。王氏广雅疏证一：「竫，善也。」云：「韩诗曰：『东门之栗，有靖家室。』静，善也。史记秦纪云：『赐谥为竫公。』襄公十年左传云：『单靖公为卿士。』竫、靖、静并通。书盘庚『自作弗靖』，亦谓『弗善』也。」今书作「静言庸违」，「违」亦「回」也。共工私之，称荐于尧。尧典：「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静、靖同。汉书王尊传，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曰：「靖言庸违。」皮锡瑞曰：「靖言，巧言也。」「回」、「违」古通。段玉裁曰：「左氏春秋云：『靖谮庸回。』即『靖言庸违』也。回，邪也。」庸，用也。史记五帝纪：「共工善言，其用僻。」善言即巧言。僻，谓其行邪僻。案：此文谓驩兜之行，与尚书适反。皮锡瑞曰：「驩兜、共工互易，乃不可通，盖传写之误。」三苗巧佞之人，注答佞篇。或言有罪之国。书舜典释文马、王云：「三苗，国名也。」左昭元年传：「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国策吴起对魏文侯曰：「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
译憎恶他的储胥。’丁小疋说：万花谷前集才德引《六韬》作‘余胥’。《说苑》作‘余胥’。丰坦认为：作‘储胥’的较为正确。《长安志图》中汉瓦有说：‘储胥未央。’（应当说‘未央储胥’。这是汉未央宫的瓦。）大概士人把瓦称为‘储胥’。郑玄注认为是里落的墙壁，‘壁’与‘甓’古字相通，甓是砖，也可以指瓦。”立两位王爷的儿子，安定楚王、广陵王，据《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封已故广陵王刘荆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楚王英传》：“建初二年，封刘英的儿子刘楚为侯，刘种等五个弟弟都封为列侯。”隐强侯的弟弟刘员继承阴氏的祭祀。孙星衍说：应当作“隐强弟员”。或者就是作“傅弟员”。“强”字是受上下文“隐强”的影响而误写。（又按：“傅”，袁宏、范晔书都作“博”，《东观汉记》作“传”，很难确定。现在只跟随本书。）两位王爷，是帝王的宗族，地位为王侯，与管叔、蔡叔相同。管叔、蔡叔被灭掉后嗣，两位王爷被立后嗣，恩德已经褒扬了。隐强侯，是异姓，尊重他的父祖，又保存了他的祭祀。这是遵循立武庚的意义，继承禄父的恩德，《尚书大传》说：“武王杀了纣王，立武庚并继承公子禄父。”（根据《诗经·邶风、墉风、卫风》谱疏引用。《豳风·破斧》疏、《左传·定公四年》传疏引用，都没有“立武庚”三个字。这是后人不知道武庚、禄父是两个人而错误删去的。）这里把武庚、禄父当作两个人，采用《大传》的说法。《大传·周传·洪范篇》郑玄注：“武庚字禄父，是纣王的儿子。”这是郑玄的古文说，所以不同。《白虎通·姓名篇》：“禄甫原名武庚。”也认为是一个人。皮锡瑞说：班固大概采用夏侯说的观点，与仲任用欧阳义的观点不同。相比之下这就显得薄弱了。方，是比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帝王，举兵互相征伐，贪图天下的大权，断绝成汤的统绪，这不是圣明君主的大义，失去了承受天意的本意。隐强侯，是臣子，汉朝的统绪自在，断绝阴氏，对道义没有损害，却仍然保存他，恩惠真是浩大啊。所以那雨露般的恩泽，对内则灌注于骨肉亲人，对外则布施于其他宗族。唐尧的温和安宁，《尧典》说：“钦明文思安安。”今文作：“钦明文塞晏晏。”《后汉书·冯衍传》《显
」并以为国。鲧不能治水，知力极尽。洪范：「鲧h洪水。」尧典：「九载绩用弗成。」罪皆在身，不加于上，唐、虞放流，死于不毛。尧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楚辞天问王注：「尧长放鲧于羽山，绝在不毛之地。」郑玄曰：（舜典疏。）「舜不刑此四人者，以为尧臣，不忍刑之。」又云：「流四凶者，卿为伯子，大夫为男，降其位耳，犹为国君。」后汉书朱浮传，樊鯈言于帝曰：「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此云「罪皆在身，不加于上」，谓虽不加刑，而放流至死。怨恶谋上，怀挟叛逆，考事失实，误国杀将，罪恶重于四子。谓四凶。孝明加恩，则论徙边，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今上宽惠，还归州里。章帝纪：「建初元年诏，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又：「二年，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令归本郡。」开辟以来，恩莫斯大？
译志赋》说：“思念唐、虞的晏晏。”崔瑗《司隶校尉箴》说：“昔日唐、虞晏晏。”冯衍传注《考灵耀》说：“放勋钦明文思（段玉裁说：应当作‘塞’。）晏晏。”郑玄注：“道德纯备称为塞，宽容覆载称为晏。”《说文解字·日部》：“晏，天清朗。”《尔雅·释训》：“晏晏，温和。”《释名·释言语篇》：“安，就是晏，晏晏然和悦欢喜没有动惧。”江声说：“天地只有清朗和柔，所以能覆载万物，所以宽容覆载称为晏，是说尧的德行广大，与天地相同。”舜的孝德深厚，《尧典》说：“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却能和谐。（句。）以孝德深厚，（句。）使不肖者不能作恶。”（跟随王引之的读法。）王引之说：“烝烝，是说孝德深厚美好。”伪孔安国传以“烝烝艾”为句，训“烝”为进，不对。详见《经义述闻》卷三、皮氏《今文尚书考证》。怎么能超过这个呢？驩兜的行为，善于言辞而行为邪僻，盼遂案：《尚书·尧典》作“静言”，《史记》解释为“善言”。“靖言”也是“善言”的意思。
晏子曰：「钩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注变虚篇。夫地动，天时，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犹归于治，广征贤良，访求过阙。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诏求贤良。」高宗之侧身，见异虚篇。周成之开匮，成王感雷雨之变，开金縢。励（）能逮此。吴曰：「励」当作「」，即「仅」之异文。记射义：「盖有存者。」释文云：「音勤，又音觐，少也。」晖按：吴说是也。朱校元本正作「」。盼遂案：「励」当为「」，字形之误。「」于说文作「廑」，在部，云：「少劣之居也。」
谷登岁平，庸主因缘，以建德政；颠沛危殆，圣哲优者，盼遂案：「者」当为「着」字之误也。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医皆巧，笃剧扁鹊乃良。建初孟年，无妄气至，无妄注寒温篇。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谓剧矣。章帝纪：「永平十八年牛疫，京师及兖、豫、徐三州大旱。建初元年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谷价颇贵，人以流亡。」皇帝敦德，俊乂在官，尚书皋陶谟文。中候曰：「文命盛德，俊乂在官。」孙星衍曰：「俊乂，谓大臣耆老也。」皮锡瑞曰：「俊，贤。艾，治也。」第五司空，股肱国维，第五，第五伦也。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第五伦为司空。」盼遂案：后汉书第五伦传：「肃宗初立，代牟融为司空，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吏人奏记及便宜者，亦并封上。性质，少文采。在位以贞白称，时人方之前朝贡禹。」此其股肱国维之事也。转谷振赡，「振」，救也。「赡」，足也。民不乏饿，赈谷注见前。天下慕德，虽危不乱。民饥于谷，饱于道德，身流在道，心回乡内，「乡」读「向」。以故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迥绝无劫夺之奸。盼遂案：「深幽」当是「迥绝」之傍注，后人因以误入正文，遂致文意复沓，又与上句不对。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验符篇
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民）际有湖。湖，漅湖也。孙曰：「民」字涉下句「皖民」而衍，太平广记四百引无。皖民小男广记引作「儿」。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以上，相与钓于湖涯。挺先钓，爵后往。爵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爵即归取竽纶。去挺四十步所，「四」，广记作「三」。「所」读「许」。见湖涯有酒樽，色正黄，没水中。爵以为铜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举。挺望见，号曰：「何取？」爵曰：「是有铜，不能举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樽顿衍更为盟盘，御览八一一引作「樽更为沉盘」。动行入深渊中，复不见。挺、爵留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枝（枚），孙曰：钱不得言「枝」，「枝」当作「枚」，形近之误。事类赋九、太平广记引并作「枚」。晖按：御览引亦作「枚」，朱说同。即共掇摝，孙曰：事类赋、太平广记引并作「掇摭」，是也。当据正。晖按：御览引正作「掇摝」。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爵父国，故免吏，字君贤，惊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状。君贤曰：「此黄金也！」即驰与爵俱往。到金处，水中尚多。贤自涉水掇取。爵、挺邻伍并闻，俱竞采之，合得十余斤。贤自言于相，皖侯国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程躬奉献，孙曰：太平广记作「裕躬」。具言得金状。孙曰：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即此事也。诏书曰；「如章则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诏书，归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诏书，以为疑隐，言之不实，苟饰美也，即复因却上得黄金实状如前章。事寝。十二年，贤等上书曰：「贤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献，讫今不得直。」吴曰：「今」当作「金」。晖按：「今」字不误。「献」字句绝。献金在去年，故云「讫今不得直」。诏书下庐江，上不畀贤等金直状。郡上「贤等所采金，自官湖水，非贤等私渎，故不与直。」十二年，诏书曰：盼遂案：「十二年」三字与上复，疑为衍文。或「二」字为「三」之误。「视时金价，畀贤等金直。」汉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独纪之。金玉神宝，故出诡异。金物色□，先为酒樽，后为盟盘，动行入渊，岂不怪哉？「金物色」文不成义，「色」下疑脱「黄」字。此复述前事，上文「见湖涯有酒樽，色正黄」。
译晏子说：“钩星位于房宿和心宿之间，大地将要震动吗？”（见《变虚篇》注）。大地震动，是自然的天时现象，并非政治所致。皇帝因此感到敬畏，尚且归于治理，广泛征召贤良之士，访求过失与缺失。《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发生地震，下诏求取贤良。”高宗端正自身，（见《异虚篇》）。周成王打开金縢之匮，（成王因感应雷雨之变，而打开金縢）。励（吴说：“励”应作“廑”，即“仅”的异体字。《礼记·射义》：“盖有存者。”郑玄注《释文》说：“音勤，又音觐，意为少。”晖按：吴的说法正确。朱校元本正作“廑”。盼遂案：“励”应为“廑”，是字形错误。“廑”在《说文解字》中作“廑”，在部，说：“少劣之居也。”）
谷物丰收，年成太平，平庸的君主也能借此建立德政；局势动荡危险，圣哲贤能之士，（盼遂案：“者”应为“着”字的误写。）才能建立功业教化。因此，轻微的疾病，普通的医生都能治好；严重的疾病，只有扁鹊这样的名医才能治好。建初初年，无妄之气到来，（无妄，见《寒温篇》注）。这一年的瘟疫，比起旱灾不雨、牛只死亡、百姓流离失所，可以说是严重了。《章帝纪》记载：“永平十八年牛只发生瘟疫，京城及兖、豫、徐三州大旱。建初元年下诏说：连年牛只多患瘟疫，耕地减少，谷价昂贵，百姓流亡。”皇帝敦厚德行，贤能之士在位，（见《尚书·皋陶谟》文）。《中候》说：“文命盛德，贤能之士在位。”孙星衍说：“俊乂，指大臣和长老。”皮锡瑞说：“俊，贤能。艾，治理。”第五司空，是国家的股肱之臣，（第五，指第五伦。《章帝纪》记载：“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第五伦任司空。”盼遂案：《后汉书·第五伦传》记载：“肃宗初立，第五伦代替牟融任司空，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官吏上奏及提出建议的，也都封奏上去。他性格质朴，少有文采。在位以贞洁清白著称，当时人将他比作前朝的贡禹。”这就是他作为股肱之臣辅佐国家的事迹。）转运谷物救济赡养，（“振”，救。“赡”，足。）百姓不缺乏粮食，（赈谷，见前注。）天下仰慕德行，虽然危险但不混乱。百姓在谷物上饥饿，在道德上饱足，身体流落在道路上，心却向往朝廷，（“乡”读作“向”。）因此道路上没有盗贼的痕迹，深远幽静、隔绝的地方也没有抢劫掠夺的奸邪。（盼遂案：“深幽”应是“迥绝”的旁注，后人误入正文，导致文意重复，又与上句不对仗。）以危险转为安宁，以困顿转为通达，五帝三王，谁能比得上呢？
验符篇
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边境有湖。湖，是漅湖。孙说：“民”字因下文“皖民”而衍出，《太平广记》四百引无此字。皖地的小男孩（《广记》引作“儿”）名叫陈爵、陈挺，年龄都在十岁以上，一起在湖边钓鱼。陈挺先钓，陈爵后去。陈爵问陈挺说：“钓到了吗？”陈挺说：“钓到了！”陈爵就回去取鱼竿和钓线。离开陈挺约四十步远，（“四”，《广记》作“三”。“所”读作“许”。）看见湖边有酒樽，颜色正黄，沉在水中。陈爵以为是铜，涉水去取，滑重拿不起来。陈挺望见，喊道：“取什么？”陈爵说：“这里有铜，拿不起来。”陈挺去帮助他，涉水还没拿到，酒樽忽然变成盟盘，（《御览》八一一引作“樽更为沉盘”。）移动进入深渊中，又不见了。陈挺、陈爵留步观看，看见像钱一样的东西，正黄，数百上千枚，（孙说：钱不能说“枝”，“枝”应作“枚”，形近之误。《事类赋》九、《太平广记》引并作“枚”。晖按：《御览》引亦作“枚”，朱说同。）就一起拾取，（孙说：《事类赋》、《太平广记》引并作“掇摭”，是正确的。应当据以校正。晖按：《御览》引正作“掇摝”。）各自抓满一手，跑回家给家人看。陈爵的父亲陈国，是免职的官吏，字君贤，惊讶地说：“从哪里得到这些？”陈爵说了情况。君贤说：“这是黄金！”就骑马和陈爵一起去。到黄金处，水中还有很多。君贤亲自涉水拾取。陈爵、陈挺的邻居都听到了，都争着采集，共得十余斤。君贤向皖侯国相报告。国相向太守报告。太守派官吏收取。派门下掾程躬奉献，（孙说：《太平广记》作“裕躬”。）详细说明得金的情况。（孙说：《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献上来。”就是这件事。）诏书说：“如果符合章法就可以。不符合章法，有正法。”程躬拿着诏书，回去给太守看。太守以下官员，思考省察诏书，认为疑惑隐晦，说的话不真实，只是粉饰美化，就又再次上报得黄金的真实情况如前章。事情搁置。十二年，君贤等人上书说：“我们等人在湖水中得到黄金，郡牧献上来，至今没有得到价值。”吴说：“今”应作“金”。晖按：“今”字不误。“献”字句绝。献金在去年，所以说“至今没有得到价值”。诏书下达庐江，上报不给君贤等人黄金价值的情况。郡上报“君贤等人所采黄金，来自官家湖水，不是君贤等人的私渠，所以不给价值。”十二年，（盼遂案：“十二年”三字与上文重复，疑为衍文。或“二”字为“三”之误。）诏书说：“查看当时金价，给君贤等人黄金价值。”汉代祥瑞不止一种，黄金出现很奇怪，所以单独记载。金玉是神宝，所以出现诡异。黄金颜色（“金物色”文不成义，“色”下疑脱“黄”字。），先变成酒樽，后变成盟盘，移动进入深渊，难道不奇怪吗？（这复述前事，上文“看见湖边有酒樽，颜色正黄”。）
夏之方盛，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禹谓之瑞，铸以为鼎。注儒增篇。周之九鼎，远方之金也。谓禹鼎即周鼎，即九牧贡金。儒增篇云：「周鼎之金，远方所贡，禹得铸以为鼎也。」人来贡之，自出于渊者，其实一也，皆起盛德，为圣王瑞。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则黄金见深山。」孙氏瑞应图曰：「王者不藏金玉，则黄金见深山。」（并类聚八三引。）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应。文帝之时，玉棓（桮）见。注恢国篇。金之与玉，瑞之最也。金声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纤靡大如黍粟，「如」，元本作「类」，朱校同。在水涯沙中。后汉书郡国志：「永昌郡博南县南界出金。」华阳国志：「西山高三十里，越得兰沧水，有金沙，洗取融为金。」亦见水经若水注。纤靡如黍粟，正金沙状也。民采得，日重五铢之金，一色正黄。土生金，土色黄。汉，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禹贡：「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疏引郑曰：「三品者，铜三色也。」王肃、伪孔并云：「金、银、铜也。」陈乔枞曰：「郑以金三品为铜色，当是今文家说。三色者，盖青白赤也。」按此文：则谓黄金、白金、赤金，非如郑说铜三色也。汉书食货志曰：「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注，孟康曰：「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尔雅释器亦以银为白金，与仲任说合。孟坚、仲任并习今文，王肃治古文，而其说相同，盖王肃于郑氏，有意求异，故袭今文说，而斥郑义。陈氏以郑氏为今文说，书传无证。黄比见者，黄为瑞也。圯桥老父遗张良书，宋翔凤过庭录十一曰：史记「圯上」本一作「汜上」。「圯」是桥，与从水之「汜」，音同假藉。字虽从「水」，训亦为桥。故汉书张良传「圯上」之「圯」从「土」，「汜下」之「汜」从「水」，音训并同，故两字互见。「汜」非水名。尔雅：「穷渎汜。」说文：「汜，水别后入水也。一曰汜，穷渎也。从水，巳声。」又「圯，南楚谓桥为圯，从土，巳声。」知「圯」是正字，「汜」为假藉。水经注：「沂水于下邳县北西流分为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水，一水径城东屈从县南，亦注泗，谓之小沂水，水上有桥，徐、泗间以为圯。昔张子房遇黄石公于圯上，即此处。」按：桥之高处，谓之圯上；桥之低处，谓之圯下。「圯下」非水中也。圯训桥，而此文言「圯桥」，犹他书言「宫室」也。纪妖篇云：「张良变姓名，亡匿下邳，常从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泗下。」「泗」是水名，不可言「下」，当是「汜」之误。（「圯桥」之圯，从辰巳之「巳」，读颐，亦读祀，与毁圮之「圮」，从人己之「己」，读起者异。
译夏朝正当兴盛之时，远方绘制物产图像，九州长官进贡金属，禹称之为祥瑞，铸造为鼎。这是注释儒者增补的篇章。周朝的九鼎，是用远方进贡的金属铸成的。认为禹鼎就是周鼎，就是九州长官进贡的金属。儒者增补的篇章说：“周鼎的金属，是远方进贡的，禹得到后铸造为鼎。”人们进贡它，自然从深渊中出现的，其实是一回事，都兴起于盛德，作为圣王的祥瑞。《礼斗威仪》说：“君主乘金德而称王，政治公平，黄金就会出现在深山中。”孙氏《瑞应图》说：“王者不藏金玉，黄金就会出现在深山中。”（这两条都见于《类聚》卷八十三引用。）金玉盛行的时代，所以有金玉的感应。汉文帝的时候，玉杯出现。这是注释《恢国篇》的内容。金和玉，是祥瑞中最珍贵的。金声玉色，是人间的奇珍。永昌郡中也有金，细碎的金粒大如黍米，“如”字，元本作“类”，朱校同。在水边沙中。《后汉书·郡国志》：“永昌郡博南县南界出产金。”《华阳国志》：“西山高三十里，越地得到兰沧水，有金沙，清洗提取后熔炼为金。”也见于《水经·若水注》。细碎如黍米，正是金沙的形状。百姓采得，每天重五铢的金子，颜色纯正发黄。土生金，土的颜色是黄色。汉朝，是土德，所以金化出现。金有三种品类，《禹贡》：“扬州的贡品只有三种金。”疏引郑玄说：“三种金，是指铜的三种颜色。”王肃、伪孔安国都说：“金、银、铜。”陈乔枞说：“郑玄以金三品为铜色，应当是今文经家的说法。三种颜色，大概是青、白、赤。”按本文：则是指黄金、白金、赤金，不像郑玄所说的是铜的三种颜色。《汉书·食货志》说：“金有三个等级：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注，孟康说：“白金，是银。赤金，是丹阳铜。”《尔雅·释器》也把银当作白金，与王充的说法相合。班固、王充都习今文经，王肃治古文经，而他们的说法相同，大概王肃对于郑玄，有意求异，所以袭用今文经的说法，而排斥郑玄的义理。陈氏认为郑玄的说法是今文经说，书传中没有证据。黄色比常见的更显著，黄色是祥瑞。圯桥老父留给张良书，宋翔凤《过庭录》卷十一说：《史记》“圯上”原本一作“汜上”。“圯”是桥，与从水旁的“汜”，音同假借。字虽然从“水”，解释也为桥。所以《汉书·张良传》“圯上”的“圯”从土旁，“汜下”的“汜”从水旁，音训都相同，所以两字互见。“汜”不是水名。《尔雅》：“穷渎汜。”《说文》：“汜，水别后入水也。一曰汜，穷渎也。从水，巳声。”又“圯，南楚谓桥为圯，从土，巳声。”知道“圯”是正字，“汜”为假借。
）晖按：「圯」字本书原从「水」，说见纪妖篇。汜桥，汜水上桥也。自然篇曰：「张良游汜（今伪作「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书。」是其义。宋谓「汜桥」犹他书言「宫室」，其说非也。化为黄石。黄石之精，出为符也。纪妖篇云：「高祖将起，张良为辅之祥。」夫石，金之类也，质异色钧，皆土瑞也。
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宁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御览八七三引作「博宁」。司马彪续汉书同。（御览九八五。）又「宅」下有「内」字，无「土中忽」三字。类聚九八引同。司马彪书亦云「宅内」。朱校元本「忽」作「内」。疑此文原作「宅内生芝草五木」。「土中」涉「宅」字讹衍，今本又改「内」为「忽」。玉海一九七引无「忽」字。长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茎叶紫色，程、钱、黄、王本并误作「也」。元本（朱校同。）作「色」。类聚、御览、玉海引同。盖紫芝也。太守沈酆遣门下掾衍盛奉献。皇帝悦怿，赐钱衣食。诏会公卿，郡国上计吏民皆在，上计，计吏也。周礼地官大司徒疏：「汉时考吏谓之计吏，计吏，据其使人也。」以芝告示天下。孙曰：御览九八五引续汉书：「建初五年，（疑「三年」之误，范书亦作「三年」。）零陵女子博宁宅内生紫芝五株，长者尺四寸，（类聚九八引论衡亦作「尺四寸」。）短者七八寸。太守沈丰使功曹赍芝以闻，帝告示天下。」晖按：东观记二一：「沉丰字圣达，为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谢承后书：「吴郡沉丰为零陵太守。」（类聚九八。）沈丰即沉酆。（左宣十五传「酆舒」，古今人表，水经注并作「丰舒」。）天下并闻，吏民欢喜，咸知汉德丰雍，瑞应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阳、始安、冷道五县，谢承书：「吴郡沉丰为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五县，流被山表，膏润草木。」（类聚九八。）后汉书章纪云：「二县。」榆柏梅李，叶皆洽薄（溥），元本「薄」作「溥」，朱校同。当正。威委流漉，威委，流盛貌。文选文赋：「纷葳蕤以馺▯。」注：「葳蕤，盛貌。」威委，葳蕤声义同。玉藻：「缁布冠缋緌。」注：「緌或为蕤。」威夷、威迟、逶迤、遗蛇、葳蕤、威委并声义同。盼遂案：「威委」，盛貌，与「威蕤」同。文选东京赋：「羽盖威蕤」。景福殿赋：「流羽毛之威蕤。」民嗽吮之，甘如饴蜜。五年，芝草复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盼遂案：「宅上」当是「宅土」之误。上文「傅宁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此「宅土」连文之证。「宅上」非芝草所生之地。色状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后书章帝纪：建初五年，零陵献芝草。
译《水经注》：“沂水在下邳县北向西流分为二水：一水在城北向西南流入泗水，一水经过城东曲折从县南，也注入泗水，称为小沂水，水上有桥，徐、泗之间称为圯。从前张子房在圯上遇见黄石公，就是这里。”按：桥的高处，称为圯上；桥的低处，称为圯下。“圯下”不是水中。圯解释为桥，而本文说“圯桥”，就像其他书说“宫室”一样。《纪妖篇》说：“张良改变姓名，逃亡隐藏在下邳，常常步行游览下邳泗水边，有一个老父穿着粗布衣服来到张良那里，直接把鞋子掉进泗水下。”“泗”是水名，不能说“下”，应当是“汜”的误写。（“圯桥”的圯，从辰巳的“巳”，读颐，也读祀，与毁坏倒塌的“圮”，从人己的“己”，读起者不同。）晖按：“圯”字本书原本从“水”，说见《纪妖篇》。汜桥，是汜水上的桥。《自然篇》说：“张良在汜水（现在伪作“泗”水）上游览，遇见黄石公授予太公书。”是这个意思。宋氏说“汜桥”就像其他书说“宫室”，他的说法不对。化为黄石。黄石的精华，出来作为符瑞。《纪妖篇》说：“高祖将要兴起，张良作为辅佐的祥瑞。”石头，是金的同类，质地不同颜色相同，都是土的祥瑞。
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宁家中，土中忽然生出芝草五株，《御览》卷八七三引作“博宁”。司马彪《续汉书》同。（《御览》卷九八五。）又“宅”下有“内”字，没有“土中忽”三个字。《类聚》卷九八引同。司马彪书也说“宅内”。朱校元本“忽”作“内”。怀疑本文原作“宅内生芝草五木”。“土中”因“宅”字讹误衍出，今本又把“内”改为“忽”。《玉海》卷一九七引没有“忽”字。长的有四五寸，短的有七八寸，茎叶紫色，程、钱、黄、王本都误作“也”。元本（朱校同。）作“色”。《类聚》、《御览》、《玉海》引同。大概是紫芝。太守沈酆派遣门下掾衍盛奉献。皇帝喜悦，赐给钱和衣食。诏令召集公卿，郡国上计吏民都在，上计，是计吏。《周礼·地官·大司徒》疏：“汉朝考核官吏称为计吏，计吏，是根据其使人。”把芝草告示天下。孙氏说：《御览》卷九八五引《续汉书》：“建初五年，（怀疑是“三年”的误写，范书也作“三年”。）零陵女子博宁宅内生紫芝五株，长的有四寸，（《类聚》卷九八引《论衡》也作“尺四寸”。）短的有七八寸。太守沈丰派功曹带着芝草上报，皇帝告示天下。”晖按：《东观记》卷二十一：“沉丰字圣达，任零陵太守。到任一年，甘露降下，芝草生长。”谢承《后汉书》：“吴郡沉丰任零陵太守。”（《类聚》卷九八。）
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临水有侠山，其下岩淦（），水深不测。先孙曰：水经深水篇云：「过泉陵县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郦注云：「水上有燕室丘，亦因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测，号曰龙渊。」即此。「淦」，元本作「」，是也。谷梁僖三十三年传：「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岩之下。』」释文云：「『』本或作『崟』。」「」即「崟」之借字。二黄龙见，长出十六丈，身大于马，章帝纪注引伏侯古今注云：「大如马有角。」举头顾望，状如图中画龙。燕室丘民皆观见之。去龙可数十步，又见状如驹马，大小凡六，古今注云：「小六枚，大如驹，无角。」出水遨戏陵上，盖二龙之子也。并二龙为八。出移一时乃入。
译沈丰就是沉酆。（《左传·宣公十五年》“酆舒”，《古今人表》，《水经注》都作“丰舒”。）天下都听到了，官吏百姓欢喜，都知道汉朝德政丰盛，祥瑞应验出现。四年，甘露降在泉陵、零陵、洮阳、始安、冷道五县，谢承书：“吴郡沉丰任零陵太守。到任一年，甘露降在泉陵、洮阳五县，流布山表，滋润草木。”（《类聚》卷九八。）《后汉书·章帝纪》说：“二县。”榆、柏、梅、李，叶子都沾湿普遍（溥），元本“薄”作“溥”，朱校同。应当正确。威委流漉，威委，是流盛的样子。《文选·文赋》：“纷葳蕤以馺▯。”注：“葳蕤，盛貌。”威委，葳蕤声义相同。《玉藻》：“缁布冠缋緌。”注：“緌或为蕤。”威夷、威迟、逶迤、遗蛇、
宣帝时，凤皇下彭城，彭城以闻。宣帝诏侍中宋翁一。翁一曰：「凤皇当下京师，集于天子之郊，乃远下彭城，不可收，与无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为一家，下彭城与京师等耳，何令可与无下等乎？」「令」，元本作「命」，朱校同。盼遂案：「令」字涉下句「令」而衍。本为「何可与无下等乎」，或是「何可令与无下等乎」。令左右通经者，论难翁一。「论」旧作「语」，从朱校元本正。盼遂案：「语」当为「诘」，形近之误。翁一穷，免冠叩头谢。宣帝之时，与今无异。凤皇之集，黄龙之出，钧也。彭城、零陵，远近同也。帝宅长远，四表为界，零陵在内，犹为近矣。
鲁人公孙臣，孝文时言汉土德，其符黄龙当见。其后，黄龙见于成纪。见汉书文帝纪、郊祀志、任敖传。成纪之远，犹零陵也。孝武、孝宣时，黄龙皆出。宣帝时黄龙见新丰。黄龙比出，于兹为四，汉竟土德也。贾谊创议于文帝之朝云：「汉色当尚黄，数以五为名。」「数以五为名」，文不成义，疑当作：「数以五，为官名。」今本脱「官」字。「数以五」，即郊祀志所云「官更印章以五字」也。「为官名」，盖即艺文志贾谊所条定五曹官制也。史记贾生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改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汉书本传略同。又赞曰：「谊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武帝纪：「太初元年，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张晏注：「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宣汉篇：「谊以为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并其证。贾谊，智囊之臣，云色黄数五，土德审矣。汉书郊祀志赞曰：「孝文时，张苍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孝武世，儿宽、司马迁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汉得火焉。」按：仲任然臣、谊之说。
芝生于土，土气和，故芝生土。孙曰：证类本草卷六引论衡云：「芝生于土，土气和，故芝草生。」义较今本为长。晖按：广韵七之芝字注、通鉴二一胡注引与证类本草同。瑞命记曰：「王者慈和，则芝草生。」（通鉴注。）盼遂案：「芝生」下一「土」字衍。「土气和，故芝生」六字，即释上文「芝生于土」句也。土爰稼穑，稼穑作甘，禹贡文。皮锡瑞曰：「论衡引经，『爰』作『曰』。」按：各本作「爰」，皮说误也。白虎通五行篇曰：「土味所以甘，何？
译宣帝在位时，凤凰降落在彭城，彭城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宣帝下诏询问侍中宋翁一。宋翁一说：“凤凰应当降落在京城，聚集在天子京郊，如今却远远降落在彭城，这不可接受，等同于没有降临。”宣帝说：“如今天下统一为一个整体，降落在彭城与降落在京城是一样的，怎么能说等同于没有降临呢？”于是宣帝命令左右通晓经学的人，去辩驳诘问宋翁一。宋翁一理屈词穷，摘下帽子磕头谢罪。宣帝时的情况，与现在没有不同。凤凰的聚集，黄龙的显现，道理是一样的。彭城、零陵，远近是相同的。皇帝统治的疆域长远，以四方极远之地为边界，零陵在疆域之内，还算得上是近处了。
鲁地人公孙臣，在汉文帝时声称汉朝属土德，其符瑞应当是黄龙出现。后来，黄龙在成纪出现。成纪的遥远，与零陵相当。汉武帝、汉宣帝时，黄龙都出现过。宣帝时黄龙在新丰出现。黄龙接连出现，至此已是第四次，汉朝终究是土德。贾谊在文帝朝首创此议，说：“汉朝崇尚的颜色应当是黄色，使用的数字以五为名。”贾谊，是有智谋的大臣，说颜色尚黄、数字用五，土德是确凿无疑的。《汉书·郊祀志》赞语说：“孝文帝时，张苍主张水德，公孙臣、贾谊改主张土德。孝武帝时，儿宽、司马迁仍然遵从公孙臣、贾谊的话，服色和数字，于是顺从了黄德。他们根据五德相承的理论，从所不胜者来推演，秦朝属水德，所以说汉朝据土德而克制它。刘向父子认为汉朝得火德。”按：王充赞同公孙臣、贾谊的说法。
灵芝生长在土里，土气和谐，所以灵芝生长在土里。《瑞命记》说：“君王慈爱和谐，那么灵芝草就会生长。”土适宜种植庄稼，庄稼产出甘美的食物。《白虎通
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故甘露集。龙见，往世不双，唯夏盛时，二龙在庭，奇怪、异虚篇并云「夏衰时」。此云盛时，一殊违实矣。事见郑语、史记周本记。今龙双出，应夏之数，治谐偶也。龙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龙六头，并出遨戏，象乾坤六子，嗣后多也。吴曰：「嗣后」疑当作「后嗣」。易说卦曰：「干，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唐、虞之时，百兽率舞，尧典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讹孔本见舜典。）皋陶谟曰：（伪孔本，见益稷篇。）「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从孙星衍、皮锡瑞说。今文「百兽」上无「夔曰」八字。）今亦八龙遨戏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过一二，今并前后凡十一本，多获寿考之征，生育松、乔之粮也。赤松子。王子乔。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县，应土之数，德布濩也。
皇瑞比见，其出不空，必有象为，随德是应。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见论语雍也篇。中论夭寿篇云：「仁者寿，此行仁之寿也。孔子云，以仁者寿，利养万物，万物亦受利矣，故必寿也。」仲任义同。皇帝圣人（仁），故芝草寿征生。「人」当作「仁」。下同。声之误也。此据「仁者寿」以明「芝草寿征生」，为应圣仁之德。下文据东方为仁，龙属东方，以明圣仁之应。若作「圣人」，则与「仁者寿」、「东方曰仁」义不相属矣。「圣」不能包「仁」。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史记五帝纪：「黄帝名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郊祀志云：「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风俗通皇霸篇：「黄者，光之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与地同功，故先黄以别之也。」白虎通号篇：「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道虚篇读「黄」作「皇」，谓「黄帝者，安民之谥」，说与此异。皇帝宽惠，德侔黄帝，故龙色黄，示德不异。东方曰仁，龙，东方之兽也，皇帝圣人（仁），故仁瑞见。仁（甘）者，养育之味也，「仁」不得言「味」。宋本作「甘」，朱校同，是也。当据正。皇帝仁惠爱黎民，故甘露降。龙，潜藏之物也，易干卦初九爻：「潜龙勿用。」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阳见于外，皇帝圣明，招拔岩穴也。瑞出必由嘉士，佑至必依吉人也。「也」犹「者」也。天道自然，厥应偶合。圣主获瑞，亦出群贤。君明臣良，庶事以康。
译·五行篇》说：“土的味道之所以甘美，为什么呢？中央是中和的位置，所以味道甘美。就像五味以甘为主一样。”所以甘露聚集。龙的出现，过去世世代代不出现双数，只有夏朝兴盛时，两条龙在庭院里，现在龙成双出现，应合夏朝的数字，治理和谐偶合。龙在过去世世代代出现，它们的后代很少出现，现在六条小龙，一起出来游玩嬉戏，象征乾坤六子，后嗣众多。唐尧、虞舜的时候，各种野兽都跟着跳舞。现在也有八条龙游玩嬉戏很久。灵芝草能延年益寿，是仙人所吃的食物，过去世世代代生长出来，不过一两株，现在前后总共十一株，多得长寿的征兆，生育了像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仙粮。甘露的降下，过去世世代代只在一个地方，现在流淌在五个县，应合土德的数字，恩德遍布。
祥瑞接连出现，它们的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必定有象征意义，随着德行而应验。孔子说：“智者快乐，仁者长寿。”皇帝是圣人（仁者），所以灵芝草作为长寿的征兆生长。黄色是土的颜色，位置在中央，所以轩辕德行优越，以黄为号。皇帝宽厚惠爱，德行与黄帝相当，所以龙的颜色是黄色，显示德行没有不同。东方称为仁，龙，是东方的野兽，皇帝是圣人（仁者），所以仁德的祥瑞出现。仁（甘）者，是养育的味道，皇帝仁惠爱护百姓，所以甘露降下。龙，是潜藏的东西，《易经》乾卦初九爻说：“潜龙勿用。”象传说：“潜龙勿用，阳气在下面。”阳气显现在外，皇帝圣明，招引提拔隐居的人才。祥瑞出现必定通过贤士，保佑到来必定依靠吉人。天道自然，其应验偶合。圣明的君主获得祥瑞，也出自群贤。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各种事务因此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