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六十四

译序一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秘密命人代作】从前君臣圣贤互相告诫，在朝廷上发出“都俞吁咈”的议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这是尧、舜二帝的言语。发布号令、征伐四方、反复叮咛和约束，而文辞文雅、深厚、纯正、典雅，这是三代的文章。尧、舜以及夏、商、周盛世相距遥远，远远超出千年之前，却能在百代之后清楚显现，是因为它们的书籍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典》《谟》《训》《诰》一类文章成为历代珍宝的原因。我们仁考神文圣武明孝皇帝的著作，具有二帝的言语，也具有三代的文章。理应把它刊刻，与六经一样流传不朽，展示给万世作为取法的准则。何况我这个后辈有幸承继帝位，正思考如何继承、发扬并使它更加显著，哪里敢使它失坠？于是下诏命尚书刑部郎中、知制诰邵必和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全部取出宝文阁旧藏，分类编次，编成一百卷。邵必和吕公著劝勉我为它作序说：“这件事不能缺少。”我想到圣考在位四十二年，承继三位圣主的宏大基业，享有百年盛隆，却不敢安逸懈怠；慎重对待祭祀，以侍奉上天、享祀先亲，斋戒庄严、内心精诚，必定以诚信为本。因此亲自到郊外祭天、拜见上帝九次，恭敬地向天地致谢、在明堂举行大享各两次，亲自耕种籍田、在太庙举行祫祭各一次，却不觉得劳苦。至于游玩娱乐、射箭狩猎这些前代贤王明主都不能完全避免的事情，却都不是他所喜爱的。每逢岁时亲临宴会、赐宴臣下，必定询问祖宗的旧制；平常有时很久听不到车马的声音。后苑每年春天赏游一次，也只是旧例。中途废止了二十多年，偶尔在近郊打猎、在便殿设小宴，也仅仅一两次罢了。因此记叙祭祀、享祀以及郊祀时升歌的乐章，收藏在有关官署、进献于郊庙的，已经很多了；但登临游赏的适意、割取鲜肉和献上猎获物的乐趣，前代所夸耀的事情，却从来没有涉及一件。至于万机之余，他安静地凝神，不显露特别喜好，只是亲自阅读宝训，在迩英殿讲论经书，考察钟律的本源，训导将帅学习用兵的谋略，展开图籍来鉴察古代，以铭文刻物来警戒自己。他在清闲宴息之余所做的事情，不过如此。唉！这就是大禹的勤劳节俭。正因为君主一人在上面劳苦，天下才能安享逸乐；君主约束自己，天下才能享受丰足。这就是大禹成为圣人的原因，也是勤俭的功效。我们圣考在位时，恩泽遍及百姓，恩惠施加四方，宽减刑罚，停止战争，容纳谏诤，信任贤能，使百姓安逸于太平安定之中，使风俗达到富足丰庶之境，让天下蒙受恩德、承受恩赐滋养，受到鼓舞却不知道原因，都是由于长期勤劳节俭、逐渐形成的。因此功业成就、事业茂盛，立庙建号，称为宋仁宗。唉！“仁”这个字，是尧舜盛大德行中最美好的称号，本来已经巍峨高大，与天地一样没有极限。愿长久记住圣明的著作，把它刻在玉版上，收藏在金匮中，以光耀后代、流传无穷，希望后人知道我们圣考仁宗之所以成为仁君，是从勤俭开始的。唉！这也正是对我这个后辈的训诫。送方希则序 蒙庄把官服和笏板看作城防栅栏，班伯把名声看作缰绳锁链。轩车华服的显赫荣华，是人们非常想要的东西，他难道会厌恶吗？大概是将要有所作为罢了。因此君子看轻出仕或退处，顺应时势的舒卷；富贵不能诱惑他，所以气概浩然，勇气超过孟贲、夏育；毁谤和赞誉不能使他稍稍改变气量，安然自若，不因喜悦或恼怒而显露情绪。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是通达之人的节操，是见识广大的人吗？希则以茂才身份入仕，三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成功，命运似乎多舛，时运又不任用他；然而他仍然坦然地拂袖离去，遵从自己的内心前行，推究否泰的变化以观察消长，轻视外物的来去，他的深广真是大雅君子，也几乎可以和前代贤人相提并论了。我来到京城以来，寄居在接待宾客的馆舍，衣服染上京城尘土，穿着鞋子走过金门，已经两次见到春天了。正逢天子正要兴办儒学，招徕俊杰贤良，开设贤科，命令各乡荐举；四方的杰出人才带着贡举文书到公车署的，成百上千。我的资历虽浅、出仕虽晚，却也挽着衣裳、摩着脚跟，攘着臂膀和他们交游，交往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很晚才认识您，车盖相交于道路，一笑之间便彼此相乐，形迹忘于外在，心意通于内在，即使濠梁之游也没有这样融洽。不久您奉召到中台接受考试，却被主管官员枉曲对待，夺去席位而被罢免，士大夫议论者都为您感到冤屈。您当时胸襟淡泊冲和，终于使人无法窥测。几天后，您带着行装备好船只，悠然向东而下。因为承蒙您以朋友相待，您索要我的话作为赠言。拓展见识、胸襟广大而能看得长远，穷究祸福相依直到归于命运，这些道理不是可以对见识浅薄、听闻少的人说的。希则是通达之人，可以对他说一说。过去公孙弘常常退回乡里，后来两次被推荐参加射策，终于考取第一。刘更生多次上书，每次听到落选的消息，却最终成为汉代名臣。凭希则的资质、才能、见识和学业，却长期沉沦埋没，难道不是上天将要使他大显达，所以先让他收敛蓄积吗？不然，为什么会如此曲折艰难呢？良工晚成，是因为器物大；后来出发却先到达，是因为骏马良好。将来有一天您光彩如虹霓，洗发于云汉之上，使诸位儒生后辈仰望而来不及，这本来就是希则行囊中所积蓄的东西，哪里需要我详细说呢？酒席进行到一半，座中人都想离去，我拿起笔草草写来，文辞赶不上心意。同年进士景山钦之记下此事，也作诗为您送别；那么送行、赠诗、叙述旧交之情，都已经完备了。这些就不再说了。

译送陈经秀才序 伊水发源于陆浑山，稍稍向南绕过国都，穿过山岭向下流，向东到达黄河；山从这里而来，水从这里流去，东西南北正对着国都城门和两座宫阙。隋炀帝最初在洛阳营建宫殿时，登上邙山向南望，说：“这里难道不是龙门吗？”世人因此称它为龙门，但不是《禹贡》所说的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称作龙门的地方。然而这座山中间断开，岩崖缺裂张开，像被截断，又像被凿削。当年大禹治水，九州披荆斩木，遍行天下；凡是水冲破山岭流出的地方，都是大禹凿开的，难道一定只有龙门才是这样吗？伊水最清而浅，水流在石间潺潺作响；划船随波而行，可以漂流垂钓鲂鱼，只有鳖可以供作膳食。山的两麓浸在水流中，中间没有岩石高峻、崩塌怪异、盘曲险绝的危险，可以登高远望。从长夏以后前往，才十八里路，可以早晨出游、傍晚回来。因此人们到这里游览，都欣然获得山水之乐，却从来没有筋骨劳累，即使多次来游也不厌倦。然而洛阳是西都，到这里来的人多是地位尊贵的达官，不可以轻易出游；偶尔来一次，便有车马仆从跟随，属吏在道路上遮拦喝道，前后有侍从导引扶持，登览还没有尽兴，心意已经疲倦了。因此不能获得在急流中上下、和鱼鸟相伴、纵情徘徊的快乐。然而能够享受这种游览的，只有地位低下而又清闲的人适合。我的属官子聪、参军应之、主县簿，以及秀才陈生出游，都是地位低下而又清闲的人，于是相约来到这里。夜里住在西峰，在松林间踏月漫步，登山到上方，走到路的尽头才返回。第二天登上香山石楼，听八节滩的水声，傍晚在山脚旁泛舟，悠然随流而下，作诗饮酒，到天黑才回来。三天后，陈生告诉我将要向西去；我才认识陈生，正高兴能和他游玩，他却又匆匆要离开，于是写下这次游览的经过，赠给他作为出行的礼物。送杨子聪户曹序 士人在州郡任职，必定要看当地地位的大小、声望的高低，以此判断职位的轻重。河南是大府，参军虽然职位卑下，但因为河南的声望，职位也随之显得高低不同，本来就和其他州郡不同。然而地方大、声望高，居住其中的都是将相、名臣和达官，而且任期又不长，大多一两年便调动，短的甚至半年就换。因而河南吏民之间坐着偶然谈话时，说到某位宰相、某位将军、某位官员，常常直接称呼姓名，并以一两年为单位来数说他们。至于郎官、御史、方镇、州牧太守、使者、贵客从河南出行，进来时不用在边界迎候，离去时不用到郊外饯行；路上遇见不用避让，坐在市上的人也不起身，难道他们一向傲慢吗？大概是因为见惯了。那些公卿大臣和重要官员尚且被他们如此轻视，何况所谓参军呢？不被众人嘲笑并跟随侮弄，已经算幸运了。参军每次到府衙办事，远远看见门便快步走去，属吏与他擦肩而过，不向他行礼，经过时反而径直走到他面前。他手持名刺、拿着笏板，请求通报姓名；即使心里自负才学，想进身自我显达，也做不到。处境郁郁不得志，地位低下而卑贱，反而比其他州郡更加严重，所以做这种官的人从来没有感到快乐。然而其中能够凭自己的才华昂然出头的，实在很少。如果不是才能特别优秀，没有人能够做到。户曹参军杨子聪住在府中，平常穿青衫，骑着破旧的虎皮鞯，出入府门，下属本来就按等级看待他，普遍轻视他。住了一年，彭城相国公推荐他，集贤学士谢公又推荐他；士人中有文章而贤能的，都与他交往，他的才能终于能够显露出来。如果离开这里到其他州郡去，就不只是昂然出头了，必定还会卓然杰出、独自站立【“遂特”疑为“遂将”】。子聪是南方人，喜爱本乡的风土；如今任期已满，调到吏部，必定会在南方任职。我看南方州郡中有卓然出众、独自显达的人，一定就是杨子聪。送廖倚归衡山序 元气融结而形成山川，山川秀丽的地方要数衡山、湘水一带。山川之气蒸腾成为云霞，生成了杞木、梓木这样的良材。人居住在其中，得到这种精华便成为俊杰。秀才出生在衡山南面，得到山川秀丽精华尤其多。因此他的文章如云霞，他的才干如杞梓。起初他以乡贡进士的身份被举荐给有关官署，没有考中，于是游历于公卿之间。所到之处，无不空出馆舍、设下席位，争相以礼礼待他。如今永兴太原公尤其深知沈正器君。起初太原公镇守秦州时，请您与他一同前往；您于是赶到函关，游览秦地都城，西方的士大夫便得以仰望您的风采。您在秦地任职一年，向东而来，将经过京师回乡。我曾作为上计吏的宾客留在京城，在交通大道上认识您，蒙您屈尊把我当作朋友并给予帮助。您向西去时，我在国都门外为您饯行；等您这次回来，又在洛阳道路上相见，谈论故旧之事几天后您才离去。山川固然能够产生奇异之物，却不能把它永远留住，实在是因为有人要利用它的才能。如今您要离去，我怀疑衡山山谷不能长久留住您。送梅圣俞归河阳序 至宝潜藏在山川深处，却能先于群物而受到世人珍贵，只是因为它具有非凡的本质。因此珍珠潜藏在泥中，美玉潜藏在璞石中，没有和蛤蜊、普通石头混在一起而被丢弃，是因为它们先承受了美好润泽的气息，光彩显著地显露在外。士人固然有潜藏在卑微职位中的，和那些平庸之辈一起上下沉浮，但最终没有混同的；他的文章和才华所发出的光气，也有显著外露的一天。然而寻找珍珠一定要到海边，寻找美玉一定要到蓝田，寻找贤士一定要到交通发达的大城市，依据其地位，凭借其声名，来选择其中的精华。洛阳是天子的西都，离京师不过几站驿路，士大夫和仕宦之人杂然居住，这里不也是珍珠美玉的深海吗？我正凭借这个地方来选择人才，唯独发现了梅圣俞，难道他就是所谓光彩显著、精华突出的人吗？圣俞志向高远而操行清正，气质秀美而神色和悦，在众人中卓然独出。他起初任河南主簿，因为父母亲的关系而避嫌调任河阳佐职，平时喜欢和洛阳士人交游，所以借办理公务来到这里。我曾和他在嵩山、洛水之间徜徉，每次遇到绝壁倒壑、深林古寺，就一定相伴在其中吟咏；开始时欣然因彼此相得而快乐，最后则畅快地感到受到熏陶浸润的益处，所以相处很久也不厌倦。后来公务办完，他说要回去，我既惋惜他的离去，又为他潜藏在小邑、混同于平庸之辈而悲伤。然而所谓能够先于群物而受到世人珍贵，凭借的只是他的非凡本质；既然如此，那光彩显著的才气，难道能够被遮掩吗？

译张应之的字序 《传》说：“名是用来确定意义的。”是这样说吗？名字一定应当能够说明意义。世上的士人君子，有了名字却没有可以说明的意义，即使有所说明，也不能称述或著明它来显现于远方。我的朋友河南主簿张君，名谷，字仲容。“谷”的意义，是低洼而不盈满，受到冲击便能发出回应，深沉而幽远，很像贤人君子的德性。这就是所谓名字本身便可以说明意义的。然而我曾私下认为，“仲容”这个字，不足以表明他的名字所包含的意义。大凡事物凭借极其空虚而发挥作用的，有三种，形体各不相同：有的是外形空虚而能够容纳，如器物的圆方形状就是这样；但能够容纳便有容量，所以常有盈满、溢出、毁坏、倾覆的过失。有的是内部空虚而能向外发声，如钟鼓就是这样；但发声必定要借助外物，所以需要设置簨虡并加以敲击。有的是形体空虚而能够回应外物，如空谷就是这样；但回应必有所等待，所以总是以自然的极静状态接应外物而无穷无尽。士人如果以此作为自己的名，那么君子的道理就可以由此知道了。应当改你的字为“应之”。因为“容”只是说它空虚的状态，不如“应”能够体现“容”所包含的德性。您早年凭孝廉、文艺和品行在乡里接受考察，被荐举给有关官署，后来又参加春官所主持的选拔考试，内心深厚而敦厚，学问优长、道义充实，已经具备应对外物的能力了。然而如今您正任小官主簿，所处理的事务范围近而且小，实在还没有机会使自己的声名得到发挥。我知道，只要保持虚静以等待事物，前来求应的事情就会更加广泛，所发出的回响也会传得更加远，哪里会有尽头呢？我和您同以进士身份登第，又一同在这里做官，平日群居相处、并肩而行，宴饮闲谈时可以用字相互称呼，所以在这件事上不能推辞而默然不说。谨作此序，为您改字。尹源，字子渐，作序。奉礼尹君将要西行时，引用古代仁人送人的道理，向平日交情最深厚的朋友索取赠言。他的朋友渤海欧阳修正在饯行席间，直率地说：“我没有什么才能，虽然不能冒称仁人的名号，但曾经承蒙您以道义相待，彼此切磋最为深入，因此不能不说几句话。不过，您的文章和品行，我既已作为朋友敬慕，恭敬应接尚且来不及，哪里会有什么遗漏、忽略或不足，可以拿来进献给您的话呢？因此姑且请改换您的字，来满足您的请求。”您的名是源，字是子渊。“源”发端于深渊，而且到此为止。在训诂意义上既不相类，也没有表现出您名字的美好意义，实在很不相称。按照礼家所说：“三王祭祀河川时，先祭河源，后祭大海；有的是源头，有的是归宿。大概是说，源头发端以后逐渐流向广大之处，归宿则是水流注入积聚之处。”扬子说：“百川学习大海，最终流到海里。”如今您的学问，都是古代文字和圣贤事业；至于其中尤其深奥宏大的部分，又哪里只是深渊可以比喻的呢？但我也希望您不断渐进，达到深远博大而没有边际的境界。请给您取字为“子渐”。古代男子出生时，按照礼制命名。年龄长大以后，在宗庙中通过筮卜确定宾客，为他加冠；加冠以后才取字，用来表示尊重他的名，以此隆重地承认他已经成人。君子之所以如此厚重、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名和字，实在是因为一个人的贤与不肖、美与丑，必定常常与名字相称相应，贯穿始终。邾娄只是一个小国，国君有一点善行值得称道，《春秋》便褒奖他说“仪甫”。解释的人认为，国不如名，名不如字，把这看作极美的称誉，这是对的。子渐，你要出行了，努力吧。胡寅字序（一本作《字说》）。“寅”是恭敬并且畏惧的用语。《虞书》说“寅宾出日，寅饯纳日”，这是尧命令他的臣子羲和修治职事，而史官加以赞美的话。又说“夙夜惟寅”，这是舜告诫他的臣子伯夷的话。又说“同寅协恭，和衷哉”，这是皋陶告诫禹的话。尧、舜、禹的事迹载在《尚书》中，是万世的法则；而他们君臣之间相互谈论，竟都是这样。由此可知，恭敬谨慎、畏惧戒慎而思考自己的职事，即使圣人也是如此。尉氏胡君名寅，拿这件事来问我，并且将要请我为他取字。我认为，名不过是古人出生时用来区别人的称呼罢了。像太甲、盘庚、仲壬这些名字，也只是用来辨识他们的次序而已。至于左丘明记载鲁国大夫的话，才开始说命名必定有意义；后来的学者又把文王、武王、伯鱼之类附会到这种说法上，更是不对。文王在世时只是商朝的诸侯，恰逢商朝不幸，纣王荒淫暴虐，但文王仍亲身奉事他，难道他出生时就已经怀有灭亡商朝、抬高自己的心思，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昌”，预期他将来杀死君主、建立自己的功业吗？孔子出生时，子适正好有人送来鲤鱼，于是就给儿子取名为鲤。至于史鱼、孔鲋，难道也有人送鱼吗？所以这些名字确实只是用来辨识人的称呼，并不曾有什么意义。不过考察古人取字的情况，似乎又好像有意义，大概只是要解释他的名，说他的字就是这样罢了。胡君说：“我之所以问取什么字，是想知道‘寅’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我考察古书，取用尧、舜、禹经常教诫臣下的话，给他取字“子畏”，并作这篇《字说》。

译送陈子履赴绛州翼城序。我从前经过郑州时，在管城遇见子履。那以后两年，子履从西边的冯翊来到洛阳迎接我，然后离去。第二年他又来，于是和乡贡进士一同从河南被贡举到京师。又过了一年，我正解除洛阳的官职回来，子履已经考中甲科，任校书郎。那年冬天，他得到绛州翼城的任命。第二年春天，他到洛阳拜见父母，然后出发。从我在郑州遇见他到这次出行，一共六年，见了他四次。他最初神气纯厚温和，容貌质朴。第二次见他时，他谈论所学所问，拿出自己的文章，光彩卓异，已经有超出众人的地方了。又一次见他时，他带着自己的才能同群士较量，凭才华胜过了他们。如今他出行，又说：“我将要在绛州试验自己的治理才能，并且努力扩充学问；一定要除去浮华而成就实际，直接取法古人所尊尚的事业，以此抗拒今人的作为。”他修养自己、努力实践的道路，我屡次见到他不断进步；他的进步又将不会停止，志向也更加远大。孔子说“还没有见到他的止境”，孟子说“谁能阻挡他呢”？年轻人心思敏锐、气势旺盛，喜欢刚强；如果确实有志向，没有不能达到的。然而君子临政治事，想要使行动取得成效，就必须周密审慎地思考；思考审慎以后再行动，才不会轻易改变，也不会后悔。求学的人也应当先明白自己的趋向，然后广泛增长见闻；思考必须精密，发言必须平易，等到内心所蓄已经充足，然后才能在外部表现出来。我的朋友河南富彦国常常和我谈到这些。如今彦国在绛州，子履将要前往，又可以跟着他辨析这些道理。以后再次见到子履，难道只会像前几次见到的那样吗？将会有令人惊异的变化了。送孙屯田序（字延仲）。精良的金玉藏在矿石之中，追师、冶工没有不勤勉地开采、锻炼它们的；我确实是想使它们发挥有利于世的作用。何况有才干的臣子、贤能的士人，并不是世世代代都大量出现，任用官员的人难道能不把得到贤才看作有利可图的事吗？所以如今屯田孙公，起初以尚书郎的身份来辅佐洛阳政务，还不到一年，便又乘坐两匹马传送的驿车向东上任，将要戴上惠文冠，整肃台宪，停留时来不及坐暖席子，出行时来不及备好车驾；大概这是因为受到知遇者的任用，同时也是君命急迫的缘故。御史本是秦代设置的官职，出入殿中，督察监视；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依法绳治。至于查阅奏章、举发弹劾、揭露奸邪、审理案件，以清正风纪，那么朝廷的得失也系于御史之手。然而有过失的人担任御史，甚至窥伺搜求以为明察，刚愎攻讦以为正直，惊扰愚民、激动风俗以求迅速取得名誉；至于国家纲纪和重大政务，反而茫然无所闻知。因此，这一职位的选任，必定要用通晓文章、沉着正直、宏大通达而懂得大体的人，然后才能在朝廷上直言不讳，成为替天子主持正直的臣子。何况白笔、霜简是我家旧有的器物，执掌兰台、身居锦绣之列，做世人称誉的名臣；再以儒雅加以修饰，以文思敏捷来辅助，我知道振兴衰败的纲纪、举用旧日的典章、继承前人的声誉、宣扬美好的名声，都将在您这次出行中实现。洛阳的士人君子因此一同踮足仰望，面向东方等待听到您凛然的余风。何不各自赋诗咏唱《棫朴》，歌颂能任官事的人，也庆贺举荐者得到了贤才呢？踏上长途，举袖作别，又哪里值得仿效儿女那样悲伤呢？张令注《周易》序。《易》这部书无所不备，所以解释它的人也无所不涉及。拘泥的人执着于卦象和数理，把它们当作实际作用；通达的人则流转于变化而没有穷尽。谈论精微奥妙的人，务求深入幽隐；喜欢夸张荒诞的人，则不能不把它说得广大无边。如果不是正道，偏失之后就都会陷入邪僻。至于能够推演天地的道理，阐明人事的始终，又不失其正的，王氏远远超出前人。可惜不幸短命，不能完成他的事业。张子的学问已经勤勉至极，他的说法也很详尽。他所作的自序，尤其多有发明。从前汉代儒生穷毕生之力钻研一部经书，即使孔子也是晚年才学习《易》。如今您年纪正壮，所得已经很多，而学习还不会停止，难道还有什么达不到的吗？庐陵欧阳修作序。《文忠集》卷六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六十五。宋欧阳修撰。外集十五。序二。

译《删正黄庭经》序。无仙子，不知道是什么人。他没有姓名，没有爵位和乡里，世上没有人能够叫出他的姓名。他自号无仙子，是为了警醒世上那些学仙的人。他说：自古以来只有道，没有神仙；后世的人知道有道，却得不到道，不知道没有神仙，却妄自学习仙术，这是我感到悲哀的。道，就是自然之道。人出生后必然死亡，这也是自然的道理。用自然之道来保养自然的生命，不自己伤害自己，不使自己过早夭折，尽享上天赋予的寿命，这是自古圣人和智者共同的做法。禹奔走天下，乘坐四种车辆，治理各条河流，可以说使身体劳苦了，但享年一百岁。颜子安然地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一箪饭、饮一瓢水，对外不受物欲诱惑，对内不被心念扰动，可以说达到了最大的快乐，但寿命不过三十岁。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仁人。使身体劳苦的人反而长寿，安享快乐的人反而短命。这大概是因为寿命有长有短，禀受于天，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只是不要自我伤害，各自尽享天年，这一点是两人相同的。这就是所谓用自然之道保养自然的生命。后世贪恋生命的人讲求养生之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吃草木，服食金石，吸取日月的精华光芒。又有人认为，外在事物不足以依靠，反过来从自身内部求取，于是停止思虑、断绝欲望，炼养精气，勤行吐纳，专心守持内在来养神。这种方法虽然根本上也是出于贪生，但发展到极端，有时还可以保全形体、消除疾病，仍然胜过放纵欲望、任性满足情欲而损害生命的人，这叫作养内之术。因此，上等智慧的人顺任自然；次一等的人用养内之术来消除疾病；最下等的人妄自设想而贪求长生。世间流传的《黄庭经》，是魏、晋之间道士所作的养生书。它的主旨专在养内，内容多奇异怪诞，所以流传久了容易发生讹误。如今家家所藏版本不同，没有办法考订校正。无仙子非常喜好古书，家中收藏了许多古书文字，把它们当作玩赏的乐趣。他有一本《黄庭经》石刻本，是永和十三年晋人所书，文字很简略；拿它和当世俗传本比较，只有它较为有道理，疑心它得到了真本。于是叹息说：“我想用无仙的道理晓谕世人，阻止人们学仙，只是我的力量还做不到。我看世人执着于奇怪讹误的书，想求长生反而损害生命，难道不可悲吗？何况用我玩赏古书的余力，拯救世人的错误迷惑，有什么舍不得而不做呢？”于是删削订正各家异文，一概以永和石刻本为定本；对于难以理解的话，略作注解，希望防止人们被讹误的说法迷惑，从而损害生命；这样做，对于高雅的君子来说，也算不是毫无益处吧。那么，难道是从这里取得的吗？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前年五月，连下大雨，麦子被打坏，黄河水上涨，京畿东部淹没了低田。后来不再下雨，到八月时，连高田里的豆类和谷物也枯死了。三司上奏说：先前博州发大水，百姓借水灾之事上告，得以免除租税的约有数万人。今年秋天应当征租，担心百姓侥幸借水旱灾害求得虚假的免除，从而损害军粮，所以慎重命令有关官吏严加防范。朝廷于是颁行田令约束州县官吏，官吏无论远近，都望风厌恶百姓申说水旱灾情，一概以农田诏令所规定的期限为限，严重的甚至施以鞭笞，禁止他们申诉。京畿百姓向县里申诉，县里不听；便到开封府申诉，开封府又不听；于是相互聚集站在宣德门外，向宰相申诉。朝廷因此派官吏四处察看各县灾情。察看的人回来，有的说确实有灾，有的说没有灾，但说没有灾的占十之七八。最后一批察看者回来报告说，百姓确实遭了灾，官吏只是害怕约束，苟且求得自身免罪罢了。天子听到后，恻然动心，把京畿百姓的租税全部蠲免。我曾私下感叹说：百姓有幸成为京畿百姓，遇到缓急之事，距离近而容易被知道。雨从天降、河水从地上泛滥，以及烈日的出现，这三种事情都是容易看见的。前两三年旱灾、蝗灾接连发生，朝廷年年随着灾情轻重，蠲免赋税多少；甚至军粮不足时，还在每年买粮，或让人纳粮授爵来补足。这说明居上位者爱护百姓，而仁人的心也容易被触动。用容易知道的近处消息，说明容易看见的事情，报告给容易动恻隐之心的仁人；然而官吏一加阻塞，几乎就不能上达。何况天下四海如此广大，边远地方距离京师万里，事情又难以知道，不像大雨、积水和烈日那样容易看见的情况，不知有多少？如果上面有恻隐之心却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有苦衷想要申诉却不能通达到上面，都是官吏处在中间加以堵塞罢了，怎能不令人感叹！扶风是关隘以西的县，距离京师在千里之外；百姓不幸而发生隐蔽难察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必须由谁来判定生死曲直。县令、主簿、县尉三人，如果百姓的意愿能够不被县里堵塞而上报州里，州里又不堵塞而上报朝廷，县里不堵塞而使民意得到通达，那么就全靠县令、主簿、县尉替他们通达罢了。王君圣纪在这个县任主簿。圣纪好学而有文才，正要在这里辅佐县政，开始试验自己的治理能力，所以我把平素所感叹的这些事告诉他。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庐陵欧阳修作序。送太原秀才序。孔子的门徒中，子思伋记述了《中庸》的事情，列在曲台之学中；凡想戴圆冠、学习规矩步法的人，仓促之间也必定以《中庸》为准。我听说太原秀才已经得到其中的道理，他的品行操守没有改变，正是这样。此时月亮运行到析木之次，地处轸宿的分野，霜风震动长空，万窍怒号；你摇着马鞭跋涉长途，努力进食以自我保重。时在宝元二年十月初七日，干德县令欧阳修作序。

译《传易图》序。孟子说：“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孟子是喜好学习的人，难道唯独会轻视书吗？大概是他自己感伤不能亲眼见到圣人的著作，而传写者失去了它的真实面貌，无法考订校正，所以才这样说。然而难道不只是一般书籍如此吗？我读经书的解释，读到其中引用《易》说“差之若毫厘，谬误便达到千里”的说法；又读今天的《周易》，其中有些地方为什么说“子曰”？至于《系辞》，又说：“圣人设卦并系上辞。”我想考察它的真相却无法得到，于是才知道孟子的感叹，实在是有所激发而发出的。有人说：秦朝焚书时，《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只有它没有被焚毁。后来汉朝兴起，其他书虽然重新出现，大多残缺不全，而《易》经因此独自完整。然而像经书解释中所引用的内容，在今天的《易》中已经亡佚，难道今天的《易》也有亡佚的部分吗？这样也不能算完整的书。过去孔子的门人追记他的话，写成《论语》；开头一定用“子曰”，是为了区别孔子和弟子的话。而且孔子的话涉及的事情不止一件，发生的时间也不止一个；文章连属在一起，难以编排次序，所以每换一件事，必定用“子曰”来起头。至于《文言》，是孔子亲自撰作的，不应当自己称作“子曰”。而且《文言》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文章有前后次序，哪里需要用“子曰”来开头呢？由此可知，今天《周易》中所载的，并不是孔子《文言》的完整篇章。大概汉代传习《易》的老师，选取其中的文字来解释卦体；至于没有选取的地方，文章便断裂而不连贯，所以用“子曰”来起头。先说“何谓”，然后说“子曰”的，是讲学老师自己设置问答的话，取卦体来作答罢了。这也像《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先说“何曷”，然后说出老师所传授的内容，把它作为传文。如今《上经》《下经》中凡是有“子曰”的地方，也都是讲学老师的说法。这样说来，今天的《易》岂不是都出自讲学老师临时的解释了吗？幸好讲学老师引用的内容还能载入篇章，不幸的是，那些没有来得及引用的内容，亡佚的难道不多吗？唉！经过弟子相互传授，又经过经师取舍，不只是保存下来的不完整，其中讹伪错误的损失，难道能够防止吗？“系”，是有所系属的意思。所以说：“把辞系在卦爻上，用来判定吉凶。”因此称为爻。是说这些辞分别系属于某一爻。这样看来，孔子专门把爻辞称为“系辞”，而如今却把孔子赞说《易》的文章称作上下《系辞》，这是多么荒谬啊！卦爻的辞，有人认为是文王作的，有人认为是周公作的。孔子说：“圣人设立卦象，并把辞系在上面。”这是指文王、周公的作品为“系辞”，不必再把自己所作的东西另称为“系辞”。何况那篇文章概括谈论《易》的总体义理，杂论《易》的各卦，其辞并不是有所系属的，不能称为“系辞”。否则，汉代以来的诸儒早已有这个名称，却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失传的。汉代距离周代最近，不应当会失传；然而汉代所谓的“系辞”，难道不是与今天所谓的“系辞”不同吗？《易》中《需卦》的辞说：“在血泊中等待，从洞穴里出来”；《艮卦》的辞说：“止住自己的界限，裂伤胁部”；《睽卦》的辞说：“看见猪背负污泥，车上载着一车鬼。”这些话都险僻怪异、奇特绝伦，不是世间通常的语言；没有训诂考证，学者只是凭自己的臆见，随事作解释，果真能够得到圣人的本意吗？《文言》《系辞》中有可以考察的地方，证据就是这样；其中还有不是世间通常语言、无法考察的地方，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只是一味听从那些凭臆见产生的说法，果真可以全部相信吗？这正是孟子所感叹的“不如没有书”。《易》的传注比其他经书尤其多，但到王弼为止；王弼以后虽有著述者，未必都是亲承传授，不过只是把它传下去罢了。大体说来，《易》到了汉代分为三派：有田何的《易》、焦赣的《易》、费直的《易》。田何的《易》传自孔子，有上下两篇，又有《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自成十篇，并且有章句。凡是有章句的学派，都以田氏为祖。焦赣的《易》没有师承传授，是从隐者那里自得的学问，专门研究阴阳占察之术。凡是学习阴阳占察的人，都以焦氏为祖。费直的《易》也没有师承，也没有章句，只用《彖》《象》《文言》等十篇解释上下经。凡是把《彖》《象》《文言》等篇章参入卦文之中的，都以费氏为祖。田氏、焦氏之学在汉末衰废，只有费氏兴盛起来，辗转传到郑康成；王弼所注有时采用郑康成的说法，如《比卦》六四等例，这说明王弼是依照郑氏本子作注的。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王弼《易》，它的源流出自费氏。孔子时代的古《易经》已经亡佚了。《月石砚屏歌》序。张景山在虢州任职时，奉命修治石桥；一块小石板中有月亮的形状，石色是紫的，月色是白的，月中还有一棵树，枝叶森然；树的纹理乌黑，枝干古老强劲，即使世间擅长绘画的人也画不出来，实在是一件奇物。景山被贬往南方时，把它留下送给我。我想到这块石头是古代未曾有过的奇物，如果只把这件事写下来，又担心别人不相信，于是请善于绘画的工匠来摹画，把它制成图。子美见到它，一定会喜爱并感叹。月亮在西边圆满，略有一处未满，正像十三四日的月亮；树横向生出一枝，向外伸展的全是树的实状。像这样不敢增添或删减，贵在能够取信。

译《七贤画》序。我不幸幼年丧父。先父任绵州军事推官时，我才出生；我出生四年，先父就去世了。我还是儿童时，先母曾对我说：“我嫁到你家时，家里非常贫穷。你父亲做官极其廉洁，对物质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宾客，不顾家中有无，总要准备酒食。在绵州三年，别人都大量购买蜀地物产带回去，你父亲一件东西也不经营，俸禄用来招待宾客也没有剩余。罢官时只有一匹绢，他画了六幅《七贤图》，说：‘这七位君子，是我所喜爱的人。’除此以外，没有带回蜀地的物品。后来先父调任绵州军事判官，死在任上。等到你十多岁时，家里更加贫困。每逢节日摆设酒席祭祀，就把这幅图挂在墙上。我一定指着它对你说：‘这是我们家的旧物。’三十多年以后，图也已经陈旧昏暗。我有幸在朝廷立身，担心它日久更加朽坏损伤，于是取出七贤图，命工匠装裱成轴，使它还可以流传一百多年，作为欧阳氏的旧物，并且让子孙不忘先世的清廉风气，也显示先父所喜爱和崇尚的东西。又由此可以看出，我母亲年轻守寡而抚养儿子，能够成就这个家，没有丢失旧物。大概从先父去世后二十年，我才考中进士，到如今又过了二十三年。”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才为它作赞并写下这篇序。《龙茶录》后序。茶是物品中最精美的，而小团茶又是茶中最精美的。《龙茶录》中所叙述的上品龙茶就是这种茶。大概从君谟开始制造，并且每年进贡；仁宗尤其珍爱它，即使辅佐宰相的大臣也不曾轻易得到赏赐。只有在南郊大礼致斋的晚上，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同赐给一饼。宫人把金剪成龙凤花草的形状，贴在茶饼上。两府八家分割后带回去，不敢碾碎试饮，而是把它收藏起来作为珍宝。偶尔有佳客来，才拿出来传看玩赏。到嘉祐七年，亲自祭祀明堂的斋戒之夜，才开始每人赐一饼。我也有幸参与其中，至今还收藏着。我从任谏官、供奉仗内，到登上两府二十多年，才得到一次赏赐；即使丹成龙驾、封鼎成仙也比不上这种恩遇。每次捧起赏玩，只能感动得清泪纵横罢了。因君谟已经写下记录，便附在后面，希望人们知道小团茶从君谟开始制造，而且贵重到这种程度。（一作：贵重而创制自君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庐陵欧阳修书于还公期书室。传。

译《桑怿传》。桑怿，开封府雍丘人。他的哥哥桑慥，本来考中进士，很有名声。桑怿也参加进士考试，两次没有考中，便离开那里游历汝水、颍水之间，得到龙城几顷废田，退回来努力耕种。遇到荒年，汝水附近各县盗贼很多。桑怿向县令报告，愿意担任耆长，往来乡里察访奸民。于是召集乡里的年轻人，告诫说：“盗窃是不可以做的；我在这里，就不容许你们这样做。”年轻人都答应了。乡里有位老人，儿子死了还没有收殓，盗贼夜里剥走了尸体上的衣服。老人胆怯，又没有别的儿子，不敢向县里告发，只能让尸体赤裸着，无法安葬。桑怿听说后很悲伤，但怀疑一个叫王生的年轻人；夜里进入他家，搜查他的箱子，不让他觉察。第二天遇见王生，问他：“你已经答应我不做盗贼了，如今又盗取乡里老人父子的尸体，这不是你吗？”年轻人脸色变了，桑怿立即把他推倒在地，捆起来审问。王生供出共同作案的人，并指认了另一个少年。桑怿叫壮丁看守王生，又亲自骑马追捕那个少年，送到县里，二人都依法伏罪。他又曾在郏城，遇见县尉正要出去捕盗。县尉招呼桑怿饮酒，桑怿便和他一同到达盗贼藏身之处。县尉胆怯，假装不知道，想要借故离开。桑怿说：“盗贼就在这里，你要到哪里去？”于是下马独自格杀数人，趁势把其余人全部捆了起来。又听说襄城有十多个盗贼，他独自提着一把剑前往，杀死几人，捆住其余的人。汝水附近的县因此没有了盗贼。京西转运使上奏这件事，授予他郏城尉。天圣年间，河南各县盗贼很多，转运使上奏调他任渑池尉。崤山是古代险要之地，多是道路山岭，其中青灰山尤其险阻，是盗贼所凭恃的地方。有个恶盗王伯藏在这座山中，时常出来危害邻近各县。当时王伯的名声传到朝廷，凡任巡检的人都被授予捕获他的名义。桑怿到任后，巡检假造诏书给他看，打算骗他把王伯招出来。桑怿相信诏书，丝毫没有怀疑是假的，于是侦察到王伯所在，挺身进入盗贼中间，招呼王伯，和他一同起居十多天；取得他的信任后，才带他出来。巡检反而带兵在山口拦截，桑怿几乎不能脱身。桑怿说：“巡检被授予捕盗之名，只是害怕没有功劳罢了；就把王伯和巡检使本人都算作他的功劳，我不再自己说明。”巡检把王伯俘送京师，朝廷查知实情，治罪并贬黜巡检。桑怿任尉一年多，改授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明道、景祐年间交替之际，天下发生旱灾蝗灾，盗贼渐渐兴起。其中有二十三名恶盗，无法捕获。枢密院用驿传召桑怿到京，交给他二十三人的姓名，命他前往捕捉。桑怿谋划说：“盗贼害怕我的名声，必定已经逃散；逃散以后就难以捕获了。应当先向他们显示怯弱；到达那里后关闭营栅，告诫军吏一个人也不许擅自出去。过了几天，军吏不知道该做什么，多次请求出去效力，都被我拒绝。不久我在夜里和几个士卒改穿盗贼的衣服出营，追踪盗贼曾经走过的地方，进入百姓家中；百姓都逃走了，只有一个老妇人留下，为我们做饭，把食物送给我们。我们装作盗贼，便回去了，再次关闭营栅三天；又前往那里时，带着用具到老妇人处用饭，并把剩下的食物送给她。老妇人已经把我们当成真正的盗贼了，于是渐渐接近她，同她谈话，问到群盗的情况。老妇人说：‘他们听说桑怿来了，起初害怕，都逃走了。后来又听说桑怿关闭营门不出来，知道他不值得害怕，如今都回来了。某人在某处，某人在某地。’桑怿把他们的踪迹全部套问出来。又过三天，再去拜访，带着丰厚的东西送给她，于是把实情告诉她说：‘我就是桑怿，烦劳老妇人替我查明这些消息确实可靠，千万不要泄露。三天后，我还会再来。’又过三天前往，老妇人已经仔细查明了实情。第二天早晨，安排军士，派若干名披甲士兵到某处，派若干士卒到某处捉拿某个盗贼。最强悍的盗贼在某处，我便亲自骑马前往，士卒来不及跟上，只有四名骑兵追随，终于与盗贼相遇；我亲手杀死三人，二十三名盗贼在一天之内全部擒获。二十八日回京复命，枢密院的官吏对他说：“给我银子，我替你谋求閤职。”桑怿说：“靠行贿得到官职，不是我的愿望；何况我贫穷没有银子，即使有也绝不可以这样做。”官吏发怒，把他的功劳簿藏起来，想免除自己的过失，派他送往三班。三班按照惯例要把他和兵马监押一同任用；还没有出发，正遇到交趾獠人叛乱，杀死海上巡检，昭化等州都戒严。先前派去的几批人不能平定，于是命桑怿前往，他亲手把叛乱者全部杀死。回来后，才授予閤门祗候。桑怿说：“这次行动不只是我的功劳；职位在我之上的人，我只是他的佐助。如今他留在那里而我回来，我得到的赏赐丰厚而他轻微，难道不会怀疑我把他的功劳据为己有、自己夸耀吗？接受这种赏赐只会使我内心惭愧，我要把赏赐让给职位在我之上的人。”他把奏稿给我看，我说：“你即使谦让，也一定不会被接受，只会因为好名和假意求取而受到讥议。”桑怿叹息说：“我也考虑过了；但士人只须顾念自己的内心怎样，应当相信自己的内心而行动，外人的讥议又怎么会成为负累呢？如果想逃避虚名，那么一切善事都不能做了。”后来我为他的话感到惭愧，他最终还是谦让了，但没有被接受。桑怿虽然考过进士，却不很通晓书籍；然而他所做的事都合乎道理，类似的事情很多。他最初住在雍丘时，遇到大水，家中有两廪粮食，正要用船把它运走，看见百姓逃避水灾，有人溺水，于是丢下自己的粮食，用船去救载百姓。他看见百姓遭逢荒年，便聚集乡里人供养他们，直到粮食用尽才停止。桑怿擅长剑术和铁简，力气胜过数人，又有谋略；他遇到人时常常显得畏缩，好像没有自信。他身材并不高大，也只是自己修养仪容威势，说话像是不愿从口中发出；突然遇到他的人，不知道他强健而勇敢。庐陵欧阳修说：“勇力是人人都有的，但能够知道怎样使用勇力的人很少。像桑怿，可以说是有义气有勇力的士人；他的学问并不深，而他有这样的能力，大概是天性如此。我本来就喜欢记述人的事迹，尤其喜爱司马迁善于写传；他所写的都是伟大刚烈、奇特有节操的人。我喜欢读那些文章，想学习他的写法，却奇怪如今像司马迁笔下那样的人为什么很少。于是怀疑司马迁只是文章雄健，善于把事情写得壮烈，而古人未必真是那样。等得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古代确实有这样的人，司马迁的记载并没有欺骗我们。由此可知，如今固然也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被人全部知道。桑怿所做的事很壮烈，但不知道我的文章能不能像司马迁的文章那样，使读者读了喜欢？姑且按次序把它写下来。《文忠集》卷六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六十六。宋欧阳修撰。外集十六。书一。

译上范司谏书。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谨行斋戒沐浴，恭敬拜书给司谏学士执事：上个月中旬，我从进奏院官吏那里得知，说您从陈州被召回京师，授任司谏；我当时就想写一封信祝贺，只因事情繁多、匆忙仓促，未能写成。司谏不过是七品官罢了，您得到这个职位未必会感到喜悦，而我却偏要区区写信祝贺，实在是因为谏官一职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议。如今世上的官职，除九卿和百官之外，直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尊贵的官位、重要的职务可以施行自己的道；然而县官越出本县疆界，郡守越过本郡境界，即使是贤能的郡守县令，也不能越权施行，因为各自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处理其他部门的政务，兵部、鸿胪寺的卿不能处理其他部门的政务，光禄寺也因为自有职司而不能越权。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社稷的大计，只要是所见所闻而不属于某一职司范围的事情，只有宰相能够施行，谏官能够进言罢了。所以怀抱古道、学习古道的士人，出仕于当代，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虽然地位低下，作用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堂上，与天子互相裁决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可实行；站在殿陛之前，与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尊贵，施行他的道；谏官卑微，施行他的言。言语得到施行，也就是道得到施行。九卿、百官和郡县官吏各守一职，承担一职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有关官署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议。官署的法律只在一时执行，君子的讥议却会写在史册上，昭然明白地流传百世而不磨灭，实在可怕。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还要畏惧百世的讥议，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干而且贤能的人，不能担任此职。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回，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议论说：‘我认识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这次来，不做御史，必定做谏官。’等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议论说：‘我认识范君，知道他的贤能。将来如果听说有人站在天子的殿陛下，正直地陈辞、严肃地当面争辩、在朝廷上论说，一定不是别人，必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翘首踮足，久久等待听到您的言论，却始终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到前面的事情，却不能预料后面的事情吗？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适当时机再行动呢？从前韩退之作《争臣论》，用来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凭借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这样，韩退之不懂他的用意，便妄加讥刺；我独自认为并不是这样。韩退之作《争臣论》时，阳城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后来又过了两年，他才在朝廷上论说陆贽，并阻止裴延龄做宰相，甚至想撕裂任命宰相的麻制诏书，也不过是两件事罢了。德宗时期，可以说是多事之时：授官任用不合宜，叛将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任用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进言，却必须等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论说陆贽更紧急的吗？按理说，早晨拜官，晚上就应当上奏。幸好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一次进谏便停止了这件事，用来完成自己的责任。假使他只做了五年、六年就调任国子司业，那么他将终身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去，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如今任官的人，大多三年一迁，有的只一两年，甚至有人半年就升迁；这又怎么能够再等待七年呢？如今的天子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天下无事，但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回来，授予您这个职位，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乐于听取忠直的言辞吗？然而如今还没有听说您发表过什么言论，使天下人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彰显我君主有采纳谏言的明智。那些出身平民、身穿粗布衣带的士人，困居草野之间，坐在那里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被任用。等到被任用了，又说：“这不属于我的职分，不敢说话。”有的说：“我的地位还低，不能说话。”终于能够发言了，又说：“我还有所等待。”这样看来，终究没有一个人发言，岂不可惜！我恭敬地希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遭受君子百世的讥议，陈述一次有益的直言，以回应天子的厚望，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们的疑惑，那就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译给郭秀才的信 我昨天因办理公务到了汉东，秀才在叔父家中接见我，拿两篇启事和门刺一同作为先行呈进的礼物。宾客从宾阶上行拜礼起身后，他立即侧身让路，礼仪非常周到；坐下交谈时，他答应应对，态度十分谨慎。我读他的文章，觉得文辞温润严密、华美丰赡，十分可爱。看得出秀才接待我的心意既殷勤又合乎礼节。古人相见，必定有欢欣交接的诚意；这种诚意无法直接表达时，便取羔羊、雁、野鸡、鸭等物来表达心意，作为见面礼。先已表达了心意，又以没有文饰为可耻，于是再用虎豹皮、彩绘的布来装饰它，这样之后，心意才得以表达，感情才得以沟通。宾客既然献上见面礼，主人也必定以礼物答谢，于是陈设酒食、币帛、竹器、酒壶、弓矢和宴饮娱乐之具，表达自己的心意，又作诗来陈述感情。如今秀才非常精于好学，博闻强记书史，致力于写作，不用羔羊、禽鸟、皮革、布帛来装饰自己，唯独用言辞文章来文饰自身。他的见面礼已经很美，心意也已经十分殷勤，秀才理应要求我厚厚地答谢。我既没有主人所应备办的礼物来行礼，便只为秀才作一首诗，取《女曰鸡鸣》的末章说：“知道你要来，便把杂佩送给你。”这是说，知道客人要来，预先储备珩、璜、琚、瑀等美玉来送给客人。虽然我没有这些东西，仍然用话说出来，以表达厚重的心意。我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可以说只是空话罢了。秀才年纪还轻，容貌敦厚而神色飞扬，志向锐利，学习敏捷。希望您趁此增进学业，修饰文辞，不断地曝晒、锤炼、缀辑、织造，使文章的文采如五色般润泽、鲜明、郁盛。这样拿文章作为见面礼去拜见当世公卿大人，就不只是像我这样用空话赠送您了；他们必定会与您分庭抗礼而加以礼遇，充实笾豆，备足币帛，请您作为上宾。只希望您努力罢了。给张秀才的第一封信【棐】欧阳修叩头致书于秀才足下：前些日子承蒙您把诗、赋和杂文作为见面礼，并附上启事。我反复披读了三四遍，不能立即停下。您家籍贯在河中，是乡里的进士，学问精深，品行自励，曾经已经在乡里被选取，又升入府学，随后参加了有关部门的考试。您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那里杰出的人才吧？然而士人居处一地，出游必定有朋友，求学必定有老师；乡里必定有先生长者，府县必定有贤能的太守、长官和佐吏。能够替您称道才华、述说美德的人，应该不少。如今您却越过数百里，冒着风霜，来到大国，拜访官府，向守门求见的人低头，通过他们通报姓名，在别人台阶、廊庑之间奔走拜伏，这是多么辛劳啊！难道是因为心中自负才华，想要一举显示出来吗？还是回头看见自己的乡里狭隘简陋，不足以使自己得到广泛发展，认为大国有许多贤士君子，可以在那里奋发扬名、使声誉远播吗？那么您这次来，志向难道只是眼前的求取吗，难道会很小吗？莫非您磨砺光彩、洗濯声誉，反复考虑，卜问吉利，然后才勇敢决断而来的吗？如今市场的门早晨打开，商人向那里奔去，贩卖货物的人坐在那里；拿着宝物想要估价的人前往那里，带着钱想求购宝物的人也前往那里；闲散而没有资本、挥臂游走的人也前往那里。洛阳是天下最大的市场，来到这里想要估价的人有，坐在那里替物品评定贵重轻贱的人也有。我置身其中，官位、学问、品行都不足以动人，是非可否也不足以取得别人的信任，我也不过是一个没有资本、挥臂游走的人罢了。如今您来这里试探自己的身价，已经求教于能够评定轻重的人，却反而也来问我。让一个没有资本的人承担评定身价的责任，虽然知道自己贪求所得，却不知道凭什么来为人估价。因此承蒙您屈尊赐教，我既惭愧又高兴；既然不能满足您的求教来报答厚意，姑且说这些作为答谢。给张秀才的第二封信 欧阳修叩头告白于秀才足下：前些日子离开以后，我又取出您先前赐给我的十多篇古今杂文，反复阅读。像《大节赋》《乐古太古曲》【一作《乐古太古典》】等篇，言论尤其高远，志向极其宏大。探究您的用意，难道不是怜悯世道、忧患时俗，穷究古代而阐明道理，想援引今天来恢复古代，并削平、剥除、整齐当今纷乱、杂驳、冗繁的现象吗？这样以后，我更加知道您爱好学习，是很有志向的人。然而讲述三皇、太古的道理，舍弃近处而求取远处，专务高远的言论而缺少实际事例，这是一个小过失。君子求学，致力于求道；求道必定寻求了解古代，了解古代而明白道理，然后亲自履行，把它施行于事务中，又见于文章而发扬它，使后世相信。所谓道，就是周公、孔子、孟轲这些人常常亲自履行、实行的道。所谓文章，就是六经所记载、直到今天仍被人取信的文章。它的道理容易知道而可以效法，它的言语容易明白而可以实行。等到荒诞的人来谈论时，便把混沌、虚无当作道，把洪荒、广漠、简略当作古代；这样的道难以效法，这样的言语难以实行。孔子谈道说：“道并不远离人。”谈中庸的人说：“顺应本性就叫作道。”又说：“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春秋》这部书，对于成全隐公、偏袒让位而不加以正名的传文，说：“《春秋》相信正道，不相信邪说。” 这是说隐公未能践行正道；《春秋》记载齐侯迁移卫国、筑城于楚丘，是赞许他的仁德，而不赞许他擅自封立诸侯。传《春秋》的人说：“仁德不能胜过道义。” 凡是这里所说的道，都是圣人的道。这种道可以亲身履行、施行于事务，哪里像荒诞之人的说法呢？尧、禹的书都说：“考察古代。”

译传说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不是我所听闻的传说。” 仲尼说：“我是喜好古代、勤勉地寻求它的人。”凡是这里所说的古代，都是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类的事情，难道也像荒诞之人的说法吗？这就是君子所学习的东西。所谓舍弃近处而取远处，孔子说【存疑】：“孔子生在周代，距离尧舜很远，和今天相比，谁距离尧舜更远呢？”孔子删定《尚书》，从《尧典》开始，而不谈《尧典》以前的事情。他所说的学习，只说“继承并阐述尧舜之道”。像孔子那样圣明而又勤勉的人，却不谈尧舜以前的事情，难道是不能吗？大概是因为时代逐渐遥远，难以彰明，不能使后世相信。如今生在孔子绝迹之后，反而想探求尧舜以前的事情，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专务高远言论而缺少实际。唐虞之道是百代君王的首位，仲尼感叹说：“多么广大啊！”意思是高深宏大，无法形容。等到《尧典》《舜典》把它们叙述得光明显著，使后世尊崇仰望而不能企及，其严整庄重，仿佛天然如此，那么《尚书》中的言语难道不高远吗？然而其中所写的事情，不过是亲爱九族，使百姓安定，忧虑水患，询问臣下谁可以任用，把女儿嫁给舜，以及祭祀山川、接见诸侯、统一法度、谨慎权衡【一作“斗斛敕”】，使臣下诛杀或流放四个罪人罢了。孔子以后，只有孟轲最懂得道；然而他所说的也不过是教人种植桑麻、饲养鸡豚，把用来养生送死的事情作为王道的根本。《尧典》《舜典》的文章，难道不是文章吗？孟轲所说的道，难道不是道吗？可是其中的事情却是世人最容易知道、最接近现实的事情，大概只是因为切合实际罢了。如今求学的人不探究这个根本，却喜爱荒诞之人的说法，想把混沌作为古代最初的状态，把无形当作最高的道；这样就没有高下远近之分，使贤者能够做到，使愚者也可以努力达到，没有过分或不足，而共同以大中为根本，所以能够延续万世而实行不变。如今却认为这些不足以去做，反而以追求高远为胜，并扩张荒诞者无用的学说，这难道是求学者应当尽心的事吗？应当稍稍降低高远的姿态，使远处变得接近，从而达到中道，这样或许就能达到目的。我的这些议论，都是陈旧浅显的话，像您这样见闻广博、学问深厚的人，本来不应由我来讲给您听。然而我这样说，本来【一作“终于”】是想降低您高远的志趣，使您俯身趋近实际，难道又敢专门说奇异的话来抬高自己吗？希望您稍加思考。给石推官的第一封信 欧阳修叩头再拜，告白于公操足下：前几年我在洛阳得到您在郓州时寄来的信，仓促之间不能立即答复，于是拖延到今天。然而我用心殷勤，未必像回信这样怠慢，只是不知道公操您是否察觉。欧阳修来到京师已经一年了。宋州临近汴水，公操的声誉每天都随着南方的船只来到京师。欧阳修平日与时人交往很少，尤其是那些称誉公操的人，我没有一天听不到。假如有幸让我认识船上的所有人，那么公操的美德哪里说得完呢？凡是人们彼此亲近，居处时就握手同席，畅谈欢欣；分别以后就询问疾病起居，互相忧虑，这是普通人的感情罢了。若听到像您这样声誉卓著的人，哪里还必定要问其他事情呢？听来欣然，也不减于握手相处的快乐。难道一定要以相见为快乐，不以疾病相问为忧虑，才算是无情吗？莫非彼此相期许的地方正在于道义罢了？有过错而不能达到道义，才值得忧虑。近来在京师频繁得到您所写的文章，读来非常好。您爱好古代、忧虑世事的心意，都是您自己从古人那里获得的，不需要我的赞美。然而其中有自我期许过高、指斥时俗过分的地方，您的论述似乎还没有深入探究其根源【一作“原”】。这件事有本有末，不能仓促说清，必须相见后才能尽情说明。不过有一件事，现在详细说明；这件事公操早晨听到、晚上就可以改正，请先让我陈述。君贶家里有您亲手写的一幅字，还有两幅画像的石刻拓本。我刚开始看到时，惊骇得无法辨认，慢慢观察后才看定，辨别出笔画，才逐渐能够通读。唉，真是奇怪得太过分了！后来我拿给别人看，问道：“这是不会写字的人写的吗？”回答说：“不是不会。”又问：“书写的法则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回答说：“不是。”又问：“古代有这样的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如今有这样的吗？”也回答说：“没有。”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回答说：“只是想和世俗不同罢了。”我听说君子求学，只在于合乎正道，不曾听说是为了标异立奇。好学没有比扬雄更强的，他也这样说。然而古代有些人被称为独行高世之士，考察他们的行为，也不过合乎君子之道，只是与世上的庸人不相合罢了。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故意与世俗不同，大概是世人达不到，反而抛弃了他们，举世斥责他们为异端吧？即使超越圣人，还想使自己归于中庸，何况如今书写时前面不以古人为师，后面又不足以成为后世效法的法则？即使天下人都喜欢它，仍然不可这样做，何况天下人都认为不对，却只有您独自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果真是喜欢标新立异来取得高名吗？然而先前我说公操能够使人称誉，难道是因为您践行中道、秉持常德而如此吗？还是因为您昂然自异，以惊动世人而得到这种声誉呢？古代教导童子，站立一定端正，听人说话不能斜着身子，平常要注视他们，不可欺骗他们；在开始时勤勉谨慎，只怕他们看见奇异之事而受到迷惑。如今您端正地居住在学舍中，以教人为老师，却反而率先任意标异立奇，考虑过求学的人将以什么为法则吗？如果不幸求学者都跟着仿效，您又果真还能成为独自不同的人吗？如今不赶快停止，我担心将来有人责备后生喜好怪异，追究这件事而把罪过归到您这里。这正是我忧虑的原因，所以冒昧告诉您，希望您明察。不尽言。同年弟欧阳某叩头。

译第二封信 欧阳修叩头告白于公操足下：前些日子同年徐君离开，因而托他带信，谈论您书法的怪异。当时我的妹妹住在襄城，正赶上她的丈夫要爬行前去探望她【此处原文疑有讹误】，所以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只略加陈述。您虽然没有把我当作狂妄愚昧的人而断绝交往，反而写信答复我，但实际上仍未能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您没有理解，而是因为我听取传闻不够审慎，加上议论得简略，才造成了过失。我看见您的书法已经很久了，却没有马上说出来，为什么如今才说呢？刚开始看时，我怀疑您不会写字，又怀疑您忽然不再学习。书法不过是一种技艺，有人不会写，或者忽然不学，本来不必议论，所以我默默不语。到了京师，看见两幅画像的石刻拓本，又听说有人说您不愿和世俗相同，竭力这样做，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确实值得规劝。于是我进一步说明自己的看法，等得到您的回信，您说自己并非不会写字，这与我先前听到的不同，我才知道自己听得不够审慎。然而您对于我的话，似乎也没有听得审慎。您说世上擅长书法的人，能够写得像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不过是一种技艺；而您所学习的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不一定要擅长书法；又说由于我的话，想勉励自己学习书法。这些都不对。所谓钟、王、虞、柳的书法，不只是您轻视它，我本来也轻视它。世上有些人喜好学习并欣赏书法，这和嗜好饮茶、阅览画图没有区别，只不过是性情上的一种偏好罢了，难道是君子所应当致力的吗？然而说到书法，就不可没有法则。古代刚有文字时，致力于记录事情，并且依据事物取类比象来造字，所以《周礼》所说的六艺中有六书之学，笔画的曲直都有自己的说法。扬子说：“截断木头制作棋子，弯曲皮革制作球，也都有法则，何况书法呢？”如今隶字虽然已经不同于古文字，但把古文字改变为隶书的人，若不是圣人就不足以作为师法；不过笔画的曲直仍然有准则。像“母”“毋”、“彳”“亻”彼此相近，若把它们改换，就会混乱而无法阅读。如今您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是在实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非常不可取。比如把饭菜摆在桌案上，把头巾戴在头上，端正衣襟坐好，然后进食，这是世间人的常态。如果把脚放进帽子里，反穿衣服，坐到桌案上，用饭装满酒杯来吃，却说：“我是在实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样对世间来说可以吗？不可以。那么书法虽然是末节小事，也应当遵从常规法则，不可以故意做得怪异，这也是同样的道理。然而您完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所陈述的，并不是在评论书法好不好，而是担心您近于怪异、故意标新立异，以迷惑后来的学生。假如您果真不会写字，又何必学习书法？难道我是专门劝您学习书法吗？您又说：“我确实有与世俗不同之处，就是憎恶佛教、道教，排斥文章的雕琢。”这又是极其不可取的。佛教、道教，是迷惑之人的行为；雕琢文章，是浅薄之人的行为。您怎么知道世上没有明达、诚实、质朴、厚重而不这样做的君子呢？您自以为与众不同，这是把天下人都当作没有可以和自己相同的君子。仲尼说：“后生可畏，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今天的人呢？”因此，仲尼一句话也不敢遗弃天下后来的生员；而您一句话，却把天下人都当作没有君子。这正是所谓极其不可取。士人不信奉佛教、道教，也不雕琢文章，好比做官而不接受货物【一作“俸禄”】钱财，因为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足以凭此自恃为贤能。近来我长久苦于小病，精神无聊，不再详说。某叩头。答西京王相公书 某月某日，某恭敬斋戒沐浴，叩头回复于相公阁下：您派来的使者二十一日到达许州，我得到您赐下的一封信。我恭敬地反复阅读，既惭愧又惊惧。欧阳修有幸充任您的属吏，承受您的恩宠光辉，每天在您面前奔走。我私下仰慕古人在堂下进献一言，想有所陈述，却遗憾自己愚昧无知，不足以自我效力，只是怀抱这片区区之心，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昨天刚刚离开府署，便借着上奏记的机会，陈述自己浅陋【一作“卑贱”】，得以蒙受大君子美德的幸运，作为离别时眷恋的言辞。又按次序陈述，自从临治以来施政中有益的方面，同时想到同僚属吏本应有所辅助，而我昏暗懦弱、独自无能的过失，以此作为谢意。于是又冒昧想进献一言，以完成从前那片区区之心，作为忠诚恳切之言。又冒昧赞美您的德行，希望您扩大功业、增加美好声誉，以此作为祈祷。我的诚意虽然殷勤，言语却狂妄迷乱，如同接连多次亵渎蓍草龟甲之神，难怪您拒绝而不答应。我恭敬地承蒙相公不立即弃绝我，仍屈尊写信逐条陈述、开导晓谕，把它作为厚重的答复。这赐予我的恩惠已经很深厚了。然而我恭敬地反复阅读、寻求其中的意思，似乎您还没有完全察知我的诚意，因此斗胆把这番话说完，以逃避责罚。某听说古代治理政事的人，必定观察年成的丰歉。年成不好，就节省国家用度，救济百姓的贫困；奸盗于是产生，争讼于是增多，政务也就繁杂。年成丰收、百姓安乐以后，才休养生息，使政事简约安定，恢复正常状态。这是善于治理政事的方法，也是礼典所记载的。我先前所陈述的，也不过如此而已。我的意思是说，经历凶年以后，灾害已经消退，风雨已经按时而来，耕种已经能够进行，常平仓的粮食已经发放，百姓有了食物，关西的漕运又大量到达，军队不缺粮食，既没有旱灾，也没有蝗灾，百姓安乐获利，天子不再忧虑。能够这样以后，只须致力于大体，简省细小事务罢了。难道只是为了镇抚风俗【一作“雅”】、救济百姓的忧愁，便提出不必设置军粮的说法吗？恭敬地希望您详细察考。从前孔子曾经做过委吏，必定说只要称职罢了，大概是既然守着自己的官职，就不敢怠慢职事，而去思考其他事情。我恭敬地承蒙相公所赐的信，其中有关于居官不越出职位的言语，由此可以看出君子的用心。然而我所陈述的，并不是说忽略一个小邦的事务而不去做，必须等到面对四海之广才施行；也不是要抛弃职守而越界思考。只是希望增进德行、扩大功业，想以此使君主受到辅佐并惠及天下；并不因局限于一个邦国而停止，这是既祈祷又劝勉您的言辞。唉！士人地位极其卑微，却敢用言语求告于上位者，大致有三种：不估量轻重的形势，不考虑贵贱的地位，一定要据理力争直到对方停止，这就是直士；怀念恩德、思图报答，不计较事情是好是坏，只求竭尽诚意发言，这是懂得义理的士人。言语乖谬、不合道理，别人没有问到却自行僭越发言，这是狂妄的士人【三字一作“狂者”】。然而直士的言论虽然违逆对方心意，也应当思考并选择；报德之人的言论虽然美好，也应当推究他的用心来源，应该容纳接受；狂人的言论既然狂妄，就不值得同他争辩。我这个地位卑微的士人，竟敢有所求告并这样说，在这三类人中，占了其中两类。恭敬地希望相公加以选择；如果不值得接纳，就同我争辩并断绝关系，一切听凭您的裁处。

译投时相书 我没有什么才能，身体疲弱，不能强健筋骨，不能和工匠、农夫一起坐在市区，或穿行田间，出力从事劳役；只是喜欢取阅古书文字，考察探寻前代以来圣贤君子所做的事情，以及古代车旗、服饰、器物、名目、颜色等制度，以求得国家治理和任用贤愚的道理。至于其中显明而精妙的地方，我有时也穿凿剽窃，偷取过来，修饰成文章，自己欣赏高兴。然而它所包含的道理宏大深广、纵横广大，不是我这种愚昧迂阔的人所能窥及的。用功越精，精力越不足，劳苦反而比在市区、田野服劳役更甚，而所得与之相比确实有所不及。难道出力从事劳役的人容易成功，劳心求道的人却难以达到吗？想要悔恨自己所做的难事，反过来趋就容易的事情，却又感到惭愧。圣人说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而停止，我不敢违背、抛弃这句话。因此退下去失去小人的事务，向前进又达不到君子的文章，心中茫然，不知道方向所在，好像丢弃车辆而乘船漂荡在水流中央，不能渡到目的地。回头看陆地上的人，只能迟疑徘徊，又回头思考这件事。人有才能，怀抱道德、胸藏智慧谋略，可以在世上任意施展，即使是圣贤也未尝没有不幸。禹有偏枯之病，郤克有跛足，左丘明双目失明，这些是自身有不幸。守关击柝，惶恐奔走，孟子处在战国，扬雄处在新室，这些是生不逢时。年少时便有才华，求学后却不改初志，贾谊遭受毁谤，董仲舒被禁锢；即使有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有生不逢合的幸与不幸。如今我以六尺可以任用的身体，生在太平有道的时代，没有仕进而获罪的恐惧；自身、时代、际遇三者，都享有古人曾经缺少的幸运，唯独我不能达到成就。难道是上天所给予的不能两方面都完备吗？还是我自己努力却没有达到呢？恭敬地希望明公践行正道、怀抱贞正，以辅佐天下；上面承接天子关于社稷的大计，下面治理公卿百官各职所宜。贤能的人任用他的才能，不贤的人任用他的力气。从士大夫以下直到工商和卑贱技艺之人，都使他们各得其分，并收取他们的长处。像我这样愚昧的人，既不足以任用才干，也不能承受任用力气，只是平常一直有志于学习罢了。如今有幸凭借文字接受有关部门的考验，因而回顾自身、时代、际遇三者的幸运，也不能默默无言而使自己惭愧，谨把自己的杂文五轴作为见面礼交给守门人，等待您决定是否接见或退回。《文忠集》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六十七 宋 欧阳修 撰 外集十七 书二 给范希文的信 欧阳修叩头再拜，致书于知郡学士希文足下：自从去年在洛阳，听说您因上书论事而被调出京城任睦州；等到我来到京师，又知道您调任常州。不久又得到苏州的任命，您在南方辗转延宕，年岁将要结束了。南方有美丽的江山水色，国家富足，盛产鱼和稻米，世上做官的人都把那里视为好地方，称为东南。然而我私下想，希文您登上朝廷参与国政，每逢顾念事情的是非，只顾天下而不顾自身安危，那么即使有东南的快乐，哪里能成为一个怀有忧天下之心的人的快乐呢？至于登高远望，饮美酒而食佳肴，用来舒展、辅助精神，这也是君子起居寝食所宜。我们分别已经很久了，您心中感受如何？自古以来因议论政事获罪的人，解除贬谪后终究会再次被任用。您长久处在远方，应当省察思想，节制行动；这不仅是希文您自我珍重，也是为了使天下士人君子珍重自己。谢希深学士遭逢父母之丧，将要谋划南归；我有一点私事需要托付他办理，因而写信把区区的诚意通报给您，询问您身边的情况。代人给王枢密请求为先集作序的信 某月某日，具位某恭敬斋戒沐浴，献书于枢密相公阁下。某听传记说：“言语没有文采，实行了也不能流传长远，这是君子所学习的。”言语用来承载事情，文章用来修饰言语；事情真实、言语有文采，才能显现于后世。《诗》《书》《易》《春秋》都善于记载事情，而且尤其富有文采，所以流传特别久远。荀卿、孟轲这些人也善于作言论，然而他们的道理有达到的，也有未达到的，所以他们的书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仍然取决于当时人的好恶，由此兴盛或废弃。再往后，楚国有一位大夫，善于用文章修饰他的歌辞，使它流传到汉代的盛世；汉代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够用文章修饰文辞，使它们流传。自此以后，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世道也越来越浅薄或衰微，下至周、隋之间，其中也时时有善于用文章修饰言语、使之流传的人；然而大多纷杂破碎而不纯粹可信，所以一百篇中不能流传一篇。幸而有一篇流传，流传也不显著，不能像前面几家那样光明显著、盛行于世。言语要流传实在太难了：事情真实，还须有文章；文章达到标准，又取决于它所凭藉的内容大小，才能显明它流传得远不远。《书》记载尧舜，《诗》记载商周，《易》记载九位圣人，《春秋》记载文王、武王的法度；荀子、孟子两家的著作记载《诗》《书》《易》《春秋》；楚国的辞赋记载《诗经》的《风》《雅》；汉代诸家各自记载当时君王声名、文物制度的盛况，用来作文章。后世的学者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可以记载，于是他们的言论不能完全取信，流传不能久远，这是形势造成的。到了唐朝兴盛时，像唐太宗的政治、开元年间的治理、唐宪宗的功业，他的臣下又争相用文章记载它们；有的言辞传播为乐歌，有的刻在金石上。因此那一时期的大人物、厚德之士【一作“硕士”】、宏阔的言论、高远的议论，能够流传前后，凭借的就是有文章记载。所以所记载的言论内容大而且有文采，流传就显著；所记载的言论既没有文采、内容又小，流传就不显著。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守护先人的余绪。先人在唐太宗时以文辞成为著名进士，又因对策被选为贤良方正；后来守道纯正，成为贤良待制，适逢太平时代，奋发立身而扬名，按理说，他的言论所记载的、文章所流传的内容，应该宏大而足以凭借流传。然而他尚未能在世上大为流行，难道是因为继承他的后人不肖，不能继续守护而使它湮没吗？还是另有原因呢？文章的流传，虽然取决于它所记载的内容，却仍然有所等待。《诗》《书》《易》《春秋》要等待仲尼删定校正；荀子、孟子、屈原没有等待仲尼，却仍要等待他们的弟子来传承。汉代诸家的文章也得到史臣著作的保存；它们刚出现时，有的要等待当时有名望的人才得以显扬；作者死后，有的要等待后世编年次序的人来流传。负责编年次序的人，不是他们的门人、旧日属吏，就是亲戚、朋友，例如刘梦得为柳子厚作序，李汉为韩退之作序。恭敬地想，阁下学问老成、文章宏大，是当时的雄杰人物，出入三朝；能够仰望您的光辉、追随您的足迹的，只有先君曾与您相交为旧识，因此这也是先君所等待的人。哪里是小子我敢有所请求呢？谨把家集若干卷抄写出来献到您的门下，只希望您怜悯我的诚意，幸而赐下一篇序文。

译代杨推官洎给吕相公请求拜见的信 我听说古代尧、舜、禹做君主时，有皋陶、契、益、稷等人【五字一作“稷、契之徒”】做他们的臣子；商汤称王时，也有仲虺、伊尹；周朝开始兴起时，有周公、召公；周朝再次兴盛时，有方叔、召虎、申甫【一作“山甫”】之类的人；往下到汉朝，汉初功臣尤其多，称道善于辅佐君主的人，有萧何、曹参；后来有丙吉、魏相；唐朝初年则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来有姚崇、宋璟。这些人都能以功业德行辅佐君主，卓然出众，因名声超越众人而显现于世。《诗》《书》所赞美的，没有比尧舜和三代更大的；后世盛大之时，没有比汉、唐更盛的。它们兴起时，必定有贤哲之臣在其间出现，能够使君主的功业名誉赫赫光显，流传万世而不湮没。所以每当读到那些书，考察其中的事情，衡量其中的功劳，想象其中的人物，便疑心他们奇伟杰出、非同寻常，仿佛神人一般，不是如今世上的人所能认识的。那些人已经死去，事情也已经过去很久，距离数千百年以后，我们只是得到他们的书读一读，却仍然明亮地如同处在眼前耳边，使人来不及仰慕、称述他们；何况能够亲身出生【此字作“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他们所做的事，亲自认识那些人，那么即使奔走俯伏，替他们驱使仆役、拿鞭执杖，也仍然是幸运的吧。我曾经吟诵到这里，私下为此感到遗憾，已经很久了。国家兴起已经七十五年，礼乐文章可以说达到了太平，而杰出到可以称为王公大人的人物，也往往不断出现。凡是士人能够亲身生在这个时代，本来应当感到幸运。又何必忽视眼前而仰慕遥远，违背亲眼所见而只相信耳朵所听呢？况且怎么知道后人仰望今天，不如今天的人仰望古代呢？然而事实上，我却像是有所不幸：我出生时年少、卑贱而愚昧；卑贱，所以不能接近朝廷；愚昧，所以不能参与政事。这样，即使王公大人同时出现，我想前往认识他们，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借以进身。唉！古代君子在上位，我不幸不能生在他们之间；如今君子在上位，我有幸亲眼见到他们，却又因愚昧卑贱而被隔绝，不能仰望，实在值得怜悯叹息。我曾经独自想到，从前听先君大夫说过一些事情，似乎有可以凭借来作为言辞、向您求进的理由，因此姑且试着陈述一番。先君在世时好学勤勉，因为孤高正直，不肯自行向时人求进；到了晚年，才开始进入朝廷，享有荣禄，使他最终不至于困顿自己的志向，稍稍得到伸展，大概确实是出自大君子的门下。那么相公【一作“阁下”】对于杨氏，并不是没有恩惠。我不肖，哪里【一作“莫”】能够继承、光大【一作“光”】先君的事业，却又想姑且借先君之名向守门人有所请求，确实应当获罪于执事大人。然而不向长者询问，不与蓍龟谋议，却果断地用这件事来求进，大概是希望万一能够实现自己平素的愿望。即使到了门下而获罪，难道不仍然胜过仰望古人而独自遗憾吗？言语狂妄愚昧，恭敬地希望您明察，幸而赐予体察。给黄校书谈论文章的信 欧阳修叩头启告：承蒙询问丘舍人所给我的十篇杂文，我私下曾经阅读，惊叹不已。其中《毁誉》等几篇短文，尤其是笃实的议论。然而看它的用意，在于辩论问题；这正是古人也难以写好的地方，所以不能没有小的缺失。它挽救弊病的说法很详细，但革除弊病还没有达到；只有看见弊病并认识到应当怎样革除它，才是才华和见识兼通。这样文章才会广博善辩而深切，切中时代的弊病，而不是空话。大概看见弊病，必须看见造成弊病的原因；像贾谊论述秦朝的过失，又推究古代养育太子的礼法，这才可以说是知道根本。可是近世应试科举的文章，想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大概很少；如果一定要达到极致，就应当再稍加用心，然后文章才会光彩焕发而无可抵挡。文章关系到政治的治乱，这种说法不容易谈，何况我愚昧，哪里能够胜任呢？惭愧，惶恐，欧阳修谨此告白。

译给高司谏的信 欧阳修叩头再拜告白于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才开始知道您的姓名。当时我年少，还没有同人交往，又住在远方，只听说如今的宋舍人兄弟、叶道卿、郑天休几个人，因为文学很有名，号称朝廷得到了人才；而您夹杂在他们中间，唯独没有特别突出、值得说道的地方，因此我本来怀疑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后来过了十一年，我再次到京师，您已经做了御史里行，但我仍没有机会认识您的面貌，只是不时向我的朋友尹师鲁询问您的贤能与否。师鲁说您正直而有学问，是君子，我仍然怀疑。正直的人不能屈曲，有学问的人必定能够辨别是非；凭着不可屈服的节操，又有辨别是非的明见，且担任言事之官，却俯仰沉默，和普通人没有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自从您担任谏官以来，我才得以认识您。您神色刚直，正色而立，谈论前代事情，条理清楚，听来明白；褒贬是非，没有一句错误的话。唉！凭这样的辨析能力给人看，谁会不喜爱呢？即使是我，也开始怀疑您真是君子了。从我听到您的名字到同您相识，总共十四年，我三次对您产生怀疑。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加以比较之后，才断定知道您不是君子。前些日子范希文被贬官以后，同您在安道家相见，您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刚听见时，怀疑那只是戏言；等见到师鲁也说您深深非难希文所做的事，这以后我的疑惑才终于确定。希文一生刚正好学，通晓古今；他在朝廷任职有始有终，天下人都知道。如今又因为议论政事触犯宰相而获罪，您既不能替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见识的人责备自己，于是随声附和诋毁他，认为他应当被贬黜，这真是奇怪。人的性情刚强果决或怯弱柔软，是天生的，不能勉强；即使圣人，也不以不能做到某事来责备人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己爱惜官位，害怕饥寒而顾惜利禄【一作“禄利”】，不敢稍稍违逆宰相以接近刑祸，这本来只是庸人的常情，不过是做了一个不才的谏官罢了；即使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您做不到，而不会责备您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却不是这样，反而昂然自得，完全没有惭愧畏惧之意，随即毁谤他的贤能，认为他应当被贬黜，希望借此掩饰自己不发言的过错。力量所不敢做的事，是愚者能力不及；用智巧来文饰自己的过错，这是君子的敌人。况且希文果真不贤吗？三四年以来，他从大理寺丞升至前行员外郎，任待制，天天在朝廷中备受顾问，如今朝班之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这就是天子突然任用了一个不贤之人。假如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是天子的聪明有所未尽。您身为司谏，是天子的耳目之官；在天子突然重用希文时，为什么不为天子辨明他并不贤，反而默默无言，等到他自己失败以后，才跟着非难他？如果他果真贤能，那么今天是天子和宰相因他违逆己意而驱逐贤人，您不得不进谏。如果认为他贤能，您不能免罪；认为他不贤能，您也不能免罪。大体说来，您的罪过就在于沉默罢了。从前汉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推想当时参与议论的人，必定不肯明说是在杀害贤人，一定会说石显、王凤是忠臣，望之、王章是不贤而获罪。如今您看石显、王凤果真是忠臣吗？望之、王章果真不贤吗？当时也有谏臣，他们必定不肯自己说是因为害怕祸患而不进谏，也一定会说二人应当诛杀，不值得进谏。如今您看他们果真应当诛杀吗？这只能欺骗当时的人，却不能欺骗后世。如今足下又想欺骗今人，而不怕后世无法欺骗吗？何况今天的人也未必能欺骗。谨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任用谏臣，容纳言论，像曹修古、刘越这样的人，虽已去世，仍然得到褒扬。如今希文和孔道辅都是由于进谏而被擢用的，足下有幸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如此能够采纳谏言的圣明君主，却还不敢说一句话，这是什么缘故？前些日子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那么能够进言的就只有谏臣了。足下如果又终于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能够说话的人了。足下身居其位却不进言，就应当离职，不要妨碍别人担当这个职务。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等待治罪，足下还能够厚着脸面见士大夫，出入朝廷而自称谏官，这就是足下已经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事了。可惜的是，圣朝有事，谏官却不说话，反而让别人来说；这些事记在史册上，将来成为朝廷羞耻的，就是足下。《春秋》的法则，是对贤者的责备要全面。如今我还小心地希望足下能进一言，就是不忍心立即断绝与足下的关系，不把贤者的责任加在你身上。如果足下仍认为希文不贤，应该被驱逐，那么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就正是一个结党邪恶之人的言论了。希望足下直接把这封信带到朝廷，让朝廷判定我的罪过并诛杀我，使天下人都释然，知道希文确实应当被驱逐，这也算是谏臣的一项功效。前些日子足下在安道家召我前去讨论希文的事情，当时在座还有别的客人，不能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尽，所以冒昧写下这些微薄的意见，恭请足下幸加察看。不再多说。修再拜。

译给尹师鲁的第一封信 某顿首拜见师鲁十二兄、书记。前些日子在京师分别时，曾约定让人到河边接我。我接受任命后，便派白头奴出城返回，他说没有看见船。当天晚上又收到师鲁的亲笔信，才知道你留船等候，责怪我没有依约前来，这才明白是这个奴仆懒得去，反而欺骗了我。临行时台吏百般苛催，不像催促师鲁的人那样有礼，使人惶恐急迫，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又没有留下片纸只字。在京师，只好深深托付君贶，请他通过书信转达我的意思。向西出发时，起初打算走陆路到夷陵，后来因为天气酷热，又没有马匹，才改走水路。沿汴河经过淮河，泛舟大江，共五千里，走了一百一十程，才到荆南。路上没有可以托人寄信的地方，不知君贶是否曾写信转达我的意思。到了这里，问荆州人，说从这里到郢州只需两程，才高兴可以写信向你问候。又听家兄说，有人看见师鲁经过襄州，估计如今已经在郢州很久了。师鲁的喜悦和忧愁，不问也可以知道；我最想问的是，分别以后你是否平安，家人安排得怎样，是否不要过分责怪自己。六郎的旧病痊愈了吗？我虽然走了很久，但江湖都是过去游历过的地方，常常有亲友挽留，又没有遇到恶劣的风浪。老母亲听了术士的话，果然认为这次出行是幸运的。又听说夷陵有米、面、鱼，和京洛一样；还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都可以供饮食，因此更加替你高兴祝贺。昨天因参见转运使，行庭参礼，才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是县令了。其余情形都和从前一样。师鲁信中说，怀疑我有自我怀疑的意思，并不是别的，只是害怕责备别人太过而招致正直之名罢了。如今想来，我已经决不再怀疑了。然而师鲁又说我不善于对待朋友，这似乎还不了解我的内心。我给高书时，大概已经知道他不是君子，所以是因极度愤怒而严厉责备他，并不是把他当作朋友来对待。那种作为有什么值得惊骇的呢？路上常有人因为我获罪出行，前途难测而来慰问，这些人都不了解我的内心。师鲁又说我不是忘记亲人，这也不是事实。获罪即使死去，也不能说是忘记亲人；这件事必须见面后才能把其中的道理说尽。五六十年来，上天生下了这样一类人，他们沉默谨慎、畏缩小心，遍布世间，彼此效法而成了风气。忽然看见我们做这样的事，甚至连灶间的老妇也惊讶，众口议论不止，却不知道这种事情古人天天都有，只需问所说的话是否正确罢了。还有人对此深深赞叹，这也只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见到这种事情罢了。可叹世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从前那样的事情了。从前砍人的砧、斧、鼎、镬，都是足以烹煮斩杀人的刑具；然而士人若宁死也不失义，就走近刑具赴死，与走到几席之间、枕藉而卧没有什么不同。有义之士在旁边看见有人赴死，知道这是理所当然，也不会过分赞叹。史册之所以记载这种事，只是特意警戒后世愚昧怯懦的人，使他们知道有些事情理应如此，不能逃避，并不是把它当作奇事来惊吓世人。幸而当今世上使用刑罚已经十分仁慈，即使有这样的刑具，也没有人会走上去；若真有一人赴死，不知会被惊骇成什么样子。然而我们也应当闭口不谈，不可再提从前的事情了。居住在偏僻之处，每天只知道增进自己的道业罢了。这件事本不必说，但师鲁认为我有自我怀疑的话，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处置它，所以略微说明。安道和我在楚州详细谈过祸福之事，安道也认为如此。等到了夷陵，我写信寄去，那时你就会知道我是以怎样的心情处置此事的。我又常对安道说，每当看见前代有名的人，在议论政事时慷慨激昂，不避诛杀之祸，真像是懂得义的人；等到了贬谪之地，却忧愁叹息，忍受不了困顿忧苦，把这种情绪表现在文字中，他们内心的喜怒和普通人没有不同，即使韩文公也免不了这个毛病。我用这话告诫安道，千万不要写忧愁哀怨的文章。师鲁若能体察我这番话，那么我处置此事的心情也就可以知道了。近世有人因为进言而被贬，然而有的人傲慢放纵、狂饮酗酒，自称“我只做大事，不做小事”，所以师鲁临别时亲口说自己会更加谨慎地履行职务，不饮酒。这件事我如今也遵照这句话去做，自从离开京城后，咽喉的病就好了，到现在不曾饮酒。到县任职后，勤勉办公，是为了惩戒在洛中时的懒散。夷陵有一条路，只需几天便可到郢州，白头奴足以往来。秋天已经寒冷，千万保重。不再多说。修顿首。同前 某顿首。从荆州收到我兄的信，后来找到便利的机会向西赶路，十月二十六日到达县城。转眼到了新年，如今已经三个月了。所幸老少都平安。老母亲从前不饮酒，来到这里后每天能喝五七杯，随时有甘甜脆美的食物，足以尽兴。我的旧病也渐渐消失，如今也能饮酒了。不知师鲁近况如何？到这里便想派任进进京，又因为事情少，暂且让他进入京城，至今还没有回来。前些时候在朱驾部那里见到你的亲笔信，大略知道了一些情况。夷陵虽是小县，但争讼很多，田契又不清楚；这是偏僻遥远的地方，县吏质朴刚直，官府文书没有簿籍，吏曹不识字，各种制度不像正规官府那样一一重新整顿，无不需要亲自办理。又因为朱公是故交，每天来慰问我，时常还举行宴集；加上刚刚到任，内宅中的事务也必须亲自料理。正月以来，才因公务稍少而整理旧史。前几年写的《十国志》，大概是准备进呈的本子，当时务求篇卷多；如今若作为正史，就应当尽量删削，只保留大意。至于细小的事情，虽有可记之处，但与大体无关，自可保存在小说中，不足以牵累正史。这几天检查旧稿，于是全部删去，十分之中删掉了三四分。师鲁所撰的史稿，在京师时没有仔细看，途中近来细读，实在写得很好。师鲁一向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传》写得极妙。我原本以这篇传记为取法对象来写其他篇章，其中也有繁简不当之处，希望师鲁也替我删改，那么就更加完美了。正史不再分成五部史书，而是合并写成纪传体。如今打算先修撰《梁纪》，接着修《汉》《周》，并且试着编撰《唐》《晋》；师鲁来做这件事，就像前一年商议的那样。其他列传暂且大略把各代功臣随同本纪分别撰写传记，等继续编纂时，再把五代列传的人名写出来，分成两组，分头作传。不知这样安排合乎师鲁的意思吗？我们被时代弃置，姑且想借此略微伸展自己的抱负，稍稍希望获得后世的名声。像我这样的人，幸而能和师鲁相互依靠；如果这部书能够完成，也是一件光荣的事。现在特意告诉朱公，派使者带这封信飞驰送去，暂且希望得到一封回信。如果认为可行，便各自开始动手；只等任进回来，就让他带着《国志》草稿前去。来年春天还会寒冷，保重。同前【庆历三年春】

译某顿首启：两地疆域相接，幸而可以时时往来书信。然而没有附上书信，大概是因为书生被责令办理钱粮，强迫他做不擅长的事，自然公事私事都不能周全。何况他一向懒于写信呢？但我时时听说师鲁的行止以及苏子美的事情，很想写信谈论，只是仍然犹豫回避。听说有人极力进言，才知道他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很好，很好。子美虽然还没有立即恢复原职，但他排斥阻止众人的议论，益处也已经不少。师鲁在晋州潞州一带，游乐之事很少，近况如何？春寒，千万保重身体。列传中的人名，请师鲁抄录一份，分定后寄来。不必按照人物死亡的年月把他限定在某一朝代，只要看他在哪一代功劳较多，就归入哪一代。重要的是所作传记要和本纪相互照应，请务必在中途回信告诉我一声，好让我知道你的意见。同前【庆历四年】某顿首启：起初听说师鲁迁往晋州，便十分惊讶。本来我和郭推官料想师鲁必定离开渭州接受晋州的任命，中途不会停留，直接前往晋州，那么就认为可以在那里相见。后来听说你等候空缺到九月，又料想你应当进入洛阳，于是认为可以在洛阳相见。又听说你正留在邠州有所陈述，来期尚不能确定，于是认为我们终究不能相见，你将向东而去。等我到陕州，才知道你直接赶往绛州。我在绛州时被雨阻隔了几天，如果再稍微停留一会儿，还能在路上相遇。为什么前后竟这样错过呢？我还想留在陕州，派人到解期那里去；但一来要防备天气，二来正值酷暑，担心往返会耽误三四天，又不想长久留在陕州，使郡人有官府等候我的劳苦。考虑这种形势，实在不能留下。遗憾不能在晋州相见，这件事一直郁结在心中。只是从前听说师鲁有丧子之痛，当时我正奔走于河东一带，道路遥远、事务繁多，来不及写信慰问。我曾经失去一个五岁的小儿，已经七八年了，至今想起，痛苦仍像刚失去时一样。当时我一向认为各位朋友只是自己寡情而且善于忽略世事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师鲁一向自称重感情，而子长又是贤者呢！说到这里，即使我自己也忽然承受不住了，又怎能再说什么来解开师鲁心中的悲痛呢？自从西部战事以来，师鲁的头发没有黑的部分了，可见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人生已经白头了，外界能够侵扰人的事物种类很多，怎么还能一味甘愿让自己苦恼呢？得失本来不足计较，但喜忧的形势既然已经发展到极点，也应当会有否极泰来的时候。只是要做到不因忧喜而动心，除了勇者没有人能够做到。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又没有办法亲自安慰你，只希望你自己宽解、自己珍爱身体，这才是最好的。同前【庆历五年夏】某顿首。今年春天子渐兄去世，我当时在镇阳，半个月后才知道；那时又卧病在床，只草率地派人带着赵秉所致的奠仪前去，听说他已经送到洛中去了。真是苦事，苦事！我整个春天都在外面，四月中旬回家，母亲和妻子都生病，卧在床上；又遇到沈四调离本司，只能独自办理公事，兼顾医药。刚刚得到清卿来，便前往德博察看河工，回来时马又坠倒，伤了脚，至今还不能行走，因此很久没有来拜访，只写信表示慰问。先写一封信，来共同抒发朋友去世的悲痛。子渐一生的作为，世人都认为他是吉人君子；然而人的寿命本来不能用善恶来衡量长短，我们这一类人，天下嫉恨的人占了一半，所以故人之间相互知心，不像普通人那样容易得到；失去一个这样的人，就像别人失去一百个人一样。我从前意气锐利，性情本来真率，近几年在世俗人事中经历多了，渐渐像是能够忍耐烦琐之事了，只有对于故人的书信问候，仍有拖延怠慢的毛病。正因为子渐去世，追想这些年来竟没有用一个字互通音问，终于隔绝于幽明两界，因此想在书信方面勉强勤快些，更加知道朋友之交难得，实在值得痛惜。子渐为人的情况，不必一一叙述，我自己知道；但他所写的文章以及做官时有值得记载的事情，我和他分别多年，不知道详细情况，希望抄录一份给我。对于子渐，我不能没有文字纪念。墓志如果由师鲁亲自写，那就算了；如果不亲自写，就必须由我和君谟来写。大概他平生深交并且相知最深的，只有我们二人和李之才；即使不写墓志，行状或其他文字也必须写一篇。真令人悲痛，真令人悲痛！听说师鲁被士廉控告，是仇家报复，却没想到他竟然听信并实行了。这件事不必再计较谁是谁非，那个人不值得一提。夏君来时，我向他询问潞州的事情，得知了很详细的消息，稍微感到安慰。天气炎热，千万保重。给丁判官的复信【景祐三年】九月十四日，宣德郎、权知峡州夷陵县令欧阳修谨顿首，再写信给判官秘校足下：我得到夷陵这个任命，是因为天子认为我虽有罪却不忍立即诛杀，给了我一个县，并告诫我说：“往那里去治理我的百姓，不要再加重以前的悔过。”所以我接受任命时，开始害怕，后来又高兴，心里对自己说：“幸好是我的不幸，而不是夷陵的不幸。”有罪却还得到一个县治理，又让他安抚百姓，并说“不要再加重以前的悔过”，因此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从前春秋时期，郑詹从齐国逃来，传记作者说：“很会谄佞的人来了，会谄佞的人来了。”这是不愿让谄佞之人进入本国，并且极其厌恶他到来的说法。我这次前往夷陵，认为自己是去夷陵任官，和府吏交谈，和百姓交谈，在道路上交谈，他们都说：“罪人来了。”夷陵人没有不厌恶我、不希望我进入他们国家的，就像鲁国厌恶郑詹到来一样，所以说这是夷陵的不幸。等船停泊在江陵建宁县时，有夷陵人来，首先拿出一封信给我看，说话写信都十分诚恳；他们不但不厌恶我，反而还加以厚礼，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非常高兴，同时又有一种不能自我满足的惭愧之心。

译一个人受到别人厚待而能够泰然自若，是因为自信内心有足以承受这种厚待的东西，因而不感到惭愧。像我这样愚昧的人，年轻时没有得到老师传授，学问出自自己的见解，还没有一次把胸中的积蓄发挥出来，忽然一旦发作，果然就立即获罪，这正是因为我的学问没有建立在真实根基上，内心空虚而一无所有。如今我还没有能够见到君子，君子却先用书信来辱临，给予我深厚的情意；以我空虚的资质来承受如此深厚的情意，私下害怕见面以后不能像对方所期待的那样，只会更加惭愧罢了。况且执政者惩罚有罪之人，如果不鞭打皮肤、刑伤肌肉，使身体感到痛苦，那么就一定会选择恶劣的地方把他贬斥出去，让他奔走颠沛，困窘艰苦，左边是山、右边是沟壑，前面有毒蛇猛虎，后面有蒺藜，行动从来遇不到一点吉利，反而总是遭逢奇祸；这种情形足以让人怜悯，也足以让人讥笑。之所以把他困辱到这种地步，是想让他知道悔过并改行向善。这也正是执政者的仁慈。所以我获罪以后，朝廷给了我一个县，让我带着老母和寡妹，渡过五千五百里的江湖，冒着酷暑走过深险之地；一旦有风浪的危险，就呼号神明，祈求暂且保全性命。幸而到达任所，就弯下身子低下头，侍奉上官；吏人连续呼喊我的姓名，呵斥我出去，命令我行礼、起身，我就快步奔走；如果有大规模集会，就让我坐在墙边，和州学的校役人员列在一起；得到一顿饭还没有吃完，就先让我离开。上官遇到我时，或喜或怒，呵斥盘问，我常常收拢双手、两腿发抖，观察他的脸色，希望听到一句温和的话，却不可得。之所以这样困辱我，也是想让我能够悔过自责、改行向善。所以我来到这里，只期待受到困辱；如今却不是这样，唯独受到厚礼，而没有因为有罪受到困辱，使我不至于穷困厄难，并得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遵守前面“不要再加重悔过”的训诫，可以说是幸运了。然而我又害怕自己的顽固之心不懂得自行改过。士人处在困境中，没有不希望别人怜悯自己的；但如果并不是具有深厚仁德义气的君子来怜悯他【此处疑有脱文】，那么又会感到害怕和惭愧。谨借弓手返回的机会，冒昧陈述心中所想，内心的微薄情意实在难以尽述，恭请幸加察看。《文忠集》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六十八 宋欧阳修撰 外集十八 书三 给谢景山的信 修顿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天送马的人回来，我收到你所寄的信，以及《古瓦砚歌》一轴、近作诗文三轴，欣喜之情实在难以言表。景山长期滞留在州县之间，年纪已经四十岁，却独能使自己少年时代俊逸的气质发生变化，归依于法度根柢和前代成法来写文章，一下笔便超过常人。由此可知，骏马奔跑如流星、能够驾覆车乘，等到配上节奏协调的銮铃和和铃，驾着五辂车行走在大道上时，便不是普通马匹所能比拟的了。古人长期困顿、不能实现志向，往往急躁愤懑，假装狂放，失去平常的节度，接舆、屈原这一类人就是如此。景山越是困顿，越是用心刻苦，又能安然学习圣人之道，远远胜过古人。某常常自负，认为平生不会随意许人为友，而一旦交友，必定是天下贤才。如今景山如此，对我的交友也增添了光彩，所以我更加可以自负了。幸甚，幸甚！你和君谟往来的书信并非如此，为什么要拿出来使人明白呢？然而又何必害怕让人多看见呢？如果想要夸大长处而遮掩短处，那么其中就是有争胜之心；有争胜之心，心思就不在谋求道上了。荀卿说：“有争胜之气的人，不可同他辩论。”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但是君谟既然规劝景山改正缺点，就不应当把这封信给别人看；他既然已经拿给别人看，景山也不应当责怪他，而应该想办法自行遮掩。希望你试着思考这件事。这个县常有人进京，常常可以借他们往来寄信；如今这个人进京替我写信，大多不能写得详细。夏日炎热，千万爱护自己。答李淑内翰书 修启：我离开门馆，至今已经三年了。获罪而被弃置的处境，不敢在人前自称。因为这样，虽然内心有如饥似渴的诚意和勤勉，却很久没有上奏、致书问候。只希望您能够依仗怜悯，宽容地把我置之不问。本月六日，在驿站收到您特意赐下的亲笔信，其中又有慰问我憔悴困顿的情意，我感激欣喜，实在难以言表，幸甚，幸甚。您问及《五代纪传》一事，我过去在京师时不能安闲，总想冒昧写作；幸而承蒙您从其他议论中加以教诲诱导，借助文字的力量，希望帮助我完成它。不幸中途自己遭受罪责，此后三年，陆路走了三千里，水路行了万里，勤勉任职以弥补过错，料理私事以奉养亲人，偷偷利用空闲时间，不敢自我荒废，搜集整理，粗略看来似乎已经有所成就。然而其中的编次、取舍，必须有一定的义例；评论褒贬，这哪里是容易承担的呢？所以虽然编录采集刚刚完成，但首尾颠倒，还没有卷次，还需要得到您的指点，才能最终完成，希望这样或许可以成书。我这微小的身分，处在囚禁拘束之中，抬头遥望门墙，哪里承受得了私下的遗憾。答孙正之【侔】第一封信 修启：丁元珍的信到了，承蒙你寄来信以及杂文两篇，文辞博大，义理高深，又不违背正道，我十分欣喜，十分欣喜。元珍说你喜好古道、谨守操行，不随便与人交往，虽然居住在乡里，却很少有人见过你的面貌，你的独立特行竟然如此；如今却越过千里寄信给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当得起呢？难道足下是喜爱轻视近人而仰慕远人吗？莫非是因为你向我请教道理，并不以远近、亲疏来区别吧？我愚昧，学问不足以自立，气力不足以感动人，说的话又不被世人相信，不知足下为什么来见我？如今又难道是足下所取信的人吗？莫非丁元珍爱护我而过分称誉我吗？求学的人不谋求道已经很久了，然而道本来不会被废弃，圣人的书像日月一样光明卓越，完全值得追求。如果不被刑罚、灾祸、俸禄、利益动摇内心，那么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达到。希望足下竭力前进而不停步，那么不必一定见面之后才能知道你的心志，也不必一定相互交谈之后才能说尽你的道理。根据你寄来的文章来推求你的志向，如果你不迷惑、不停止，那么我将看见足下在文章上大有成就，在行动上有所表现，并且在实际事务中得到验证，以求达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