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百二十

译朝廷在濮议一事上并没有过失，所以进言的人只是请求早日实行称“皇伯”的议论而已。中书认为，前代议定这类礼仪，连续多年不能决定的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何况皇上谦抑自守，已经停止议论，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可以拿来论列呢？于是搁置不问。防谏官成群来到中书，扬言说：“宰相应当早些了结这件事，不要让别人把它当作奇货。”皇上也已经决定停止议论，所以进言的人虽多，一概不听。于是防谏官更加感到惭愧，既然形势上不能停止，又本来想靠进言获罪来买取名声，所以他们的言论只求激怒朝廷，无所顾忌，肆意捏造诬陷，多次引用董宏、朱博等人的事，把臣某指作首先提出此议的人，任意丑诋。起初两制官员因为朝廷不采用他们的意见，心中已经不平【一作有“者”字】；等到防谏官和御史台发言，便一致互相内外呼应，而庸俗中下之人不懂礼义，不知道圣人重视断绝后嗣，凡是没有儿子的人，明白允许立嗣，这是至公之道。他们只是习惯看到民间俚俗中收养过房子、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的情况，害怕别人知道的都避讳亲生父母，于是把“皇伯”的议论当成正确。防谏官既得到两制官员的支持，外面的舆论又如此，于是借进言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仁宗的恩德，尊崇濮王；庸俗街巷中的人甚至互相说：“等到把濮王迎入太庙，就要把仁宗的神主换掉。”朝廷内外一片喧扰，没有办法使人明白。有见识的人知道称“皇伯”的议论不对，只要稍微说一句支持朝廷的话，就被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提出议论，请求称“亲”，还没来得及上奏，防谏官便交相弹劾他；因此有见识的人都闭口不言，害怕遭祸。过了很久，中书商议，想共同确定一种折中的礼数施行，以平息众议，于是略拟一份事项进呈，请求依此下诏：“濮安懿王是朕亲生的父亲，群臣都请求封崇；但没有儿子可以授给父亲爵位的道理，应当命中书门下以墓地为园，在园中立庙，命王的子孙按时奉祀，礼数止于此而已。”这时已经是这一年九月【忘了具体日期】。皇上看了，没有一点为难的神色，说：“这样很好，只是必须先禀告太后才能施行，暂且等一等。”当时渐渐接近南郊大礼，朝廷事务很多，濮议也稍稍平息。皇上又没有空闲向太后禀告，中书也没有再提郊祀之事。南郊大礼结束后，第二年正月，濮议又重新兴起。中书再次把先前草拟的事项进呈，请求下诏。皇上说：“等两三天向太后禀告过，就可以施行了。”没想到当天晚上，忽然派高居简到曾公亮家中，传出皇太后的手书说：“濮王可以让皇帝称为亲父，又说濮王应当称皇，三位夫人应当称后。”这与中书进呈的诏书草稿完全不同；至于称皇、称后的两件事，皇上此前也从未传谕。起初中书进呈诏书草稿时，只请求皇上直接下诏施行，完全没有一句话涉及慈寿宫；皇上也只是说想先禀告太后再施行，并没有说请太后下手书。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的本意【一作“议”】。这一天，韩琦因主持祠祭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槩和臣欧阳修在垂拱殿门旁的小阁子里，相互惊愕，因为事情出乎意料，不知道怎么办，于是请求到斋戒处召韩琦来共同应对。不一会儿韩琦到了，还来不及交谈，便一同上殿。韩琦上前奏道：“臣有一个愚见，不知可以不可以。”皇上说：“怎样？”韩琦说：“如今太后的手书有三件事，其中称亲的一件可以奉行；至于称皇、称后，请陛下辞免，另下手诏，只称亲；同时把臣等前日进呈的诏书草稿中‘以茔为园、在园中立庙、命王的子孙奉祀’等事项，直接载入手诏施行。” 皇上欣然说：“很好。”于是依此下手诏施行【手诏详见别卷】。起初朝廷内外的人被防谏官迷惑，说朝廷尊崇濮王，是想夺取仁宗的正统，所以人心汹汹。等看见手诏所实行的礼数仅仅到这种程度，大家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合宜，于是再没有不同意见。只有主张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而吕诲等已经接受了告敕，闭门不出，形势也难以中止，于是专门指责称“亲”不对，更加肆意诬陷，说韩琦结交宦官苏利涉、高居简，迷惑皇太后，导致她下手书；又专门指臣欧阳修是首先提出此议的人，请求诛杀臣来向祖宗谢罪。他们的奏章正本送入宫中，副本便交给进奏官传布。吕诲等既然想获罪离职，所以每次入对，都说悖逆傲慢的话，只怕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对中书说：“吕诲等见到君主，已经不再有君臣之间的礼节。”然而皇上天性仁厚，不愿因濮王之事驱逐进言的官员，所以委屈自己的心意而包容他们。时间久了，知道他们必定不能留任，仍然多次派中使把告敕退还给他们，并到家中宣召。他们决定不出仕，于是分别只以原官职出任外地官员。大概濮园之议，是从中书开始的；起初提出请求，直到称亲、立庙，皇上从未说过一句想怎样追崇，只是虚心自持，把事情完全交给大臣和有关官署，而一切听从典礼。至于不称皇伯而想称皇考，是中书提出并坚持的议论，皇上自己也没有偏执。等吕诲等人屡次论列，事情长久不能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性情严肃持重，不能轻易改变意旨；他认为既然已经下手诏停止议论，所以称伯、称考的问题一概搁置不议，并不是心中偏执于某一方面。皇上曾对韩琦等说：“从前汉宣帝即位八年后才议论追尊皇考，前些时候中书所议为什么这样急迫？”由此可以看出皇上心意慎重，不敢轻易议论，哪里是想过分追崇呢？至于中书只议论称号，不敢采用没有根据的“皇伯”说法，是想完全遵循典故罢了。其他追崇礼数都从未议及，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还没有决定，就突然停止议论，所以来不及议论追崇的礼仪。后来所议论的，也只限于在园中立庙而已。像吕诲等人广泛引用哀王、桓王的事情来进行深重诬陷，都是从未议及的。起初吕诲等已经决定一定要离开，皇上委屈心意挽留他们，却不能使他们留下。赵瞻在这几个人中尤其庸鄙，完全不懂事情的体要，于是向人扬言说：“近来官家只是不曾下拜挽留我罢了。”把这件事用来自夸，表现自己有德行。

译吕诲也对人说：“先前如果朝廷对防谏官所说的十件事能实行三四件，使我们遮一遮羞，也不至于坚决离开。”由此看来，朝廷在濮议上哪里有过分的举动，驱逐防谏官哪里是皇上的本意，而吕诲等坚决离开，难道只是为了濮议吗？士大夫只看见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知道濮事的始末，不探究吕诲等人的用心，只说他们因进言被贬黜就是忠臣，争相为他们称誉。果然如吕诲等所料，他们既然真的因此取得了虚名，推荐吕诲等的人又想借此取得名声。宣扬君主的过错、彰显自己的善行，尚且不可以，何况诬陷君主有过来换取【一作“卖取”】虚名呢！唉，假如吕诲等人的心迹没有暴露，诬陷也没有被揭明，使先帝的志意不能为后世所知，那就是臣等的罪过。所以我直接记录事实，以备史官采录。《文忠集》卷一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一 宋欧阳修撰 濮议二 有人问：“停止议论的诏书中，有‘权且停止议论’的文字吗？议论的人说，所谓‘权罢’，是有待以后再议的意思。大概朝廷迫于皇太后，不得已停止议论，所以说‘权罢’，是想等皇太后千秋万岁以后，再恢复议论追崇。朝廷的意思果真如此吗？”回答说：“这是一件极其深重的诬陷。假如朝廷果真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手诏即使没有‘权’字，将来另行议论追崇，又有什么做不到的？何必预先透露这种意思给人看？当时防谏官正在吹毛求疵，寻找朝廷的过失。如果君臣果真有这样的打算，也应当深谋密计，哪里肯明白写在诏令中，给进言者提供口实？”问的人说：“那么为什么说‘权罢’呢？”回答说：“事情的体势本来就应当如此。追崇是为了彰显圣明君主的孝心并向天下表明，本来没有中途停止的道理。如今不得已而停止，应当说得委婉曲折一些，所以称作‘权罢’。集议后又命礼官徐徐寻求典礼依据，也是事情本来就应如此【一作有‘耳’字】。这件事人们很容易明白，而吕诲等想恐吓逼迫君主，所以极力诬陷，说成是有待日后再议的意思。先帝每次谈到此事，就无法抑制愤怒，仰天叹息说：‘上天明鉴，难道我有这种心思吗？’” 有人问：“皇太后既然已经责备中书不应当议论称皇考，手书中又有称皇、称后的事情。议论的人说，韩琦结交高居简，迷惑皇太后，请她下手书；其中称亲、称皇、称后都不是皇太后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回答说：“手书不是皇太后的本意。事情出自宫禁之中，不是外人能够知道的。如果说是韩琦让高居简请求太后下手书，那又是极深的诬陷。怎么可以证明呢？如果手书是韩琦请求的，既然下发出来，就应当奉行，哪里还敢加以阻挠？又怎么会请求皇上另下手诏？由此看来，只能看见韩琦阻止手书中称皇、称后的两件事，看不见韩琦请求下手书【一作‘诏’】。”问的人又说：“那么，是出于皇上的意思吗？”回答说：“也不是。如果出于皇上的意思，就应当先告知中书商议，怎么会完全没有一句话提到？而且如果皇上确实有所主张，中书即使不想奉行，也必须再三论列，才可能改变圣意；哪里会有韩琦说一句，皇上立即听从，完全没有为难之色的呢？由此知道皇上并没有主张此事。”问的人又说：“那么，称皇、称后是哀王、桓王的旧事，中书认为不对，所以没有奉行，对吗？” 可是吕诲的奏表又说“辅佐君主的谋略，竟不以哀帝、桓帝那样的乱制为可耻”，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正是极其深重的诬陷。况且称亲、设置园寝以及称皇考，都是汉宣帝、光武帝时的事。吕诲等人却指这些为汉哀帝、桓帝的乱制，实在是指鹿为马。由此可见他们的诬罔，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根据《汉书》，师丹上疏说：‘定陶恭皇的谥号既然已经议定，就不能再改。’由此可见，称恭王为皇，是师丹认为可以的，所以才说不能再改。昨天朝廷对于濮王，本来就没有议论称皇；即使称皇，也是师丹所允许的。问者说：‘如果这样，那么师丹当时究竟和汉朝争论什么呢？’回答说：‘董宏想要取消定陶的国号，只称恭皇，并且想在京师建庙。这两件事才是师丹所争论的。因为“恭皇”这个称号一直系属于定陶，所以只是诸侯国称皇，与汉朝没有关系。如果只称恭皇而不系属于某国，就有逐渐干涉汉朝帝统的趋势；又在京师建庙，就会扰乱汉朝的宗庙，这正是师丹不得不争论的地方。’如今濮王既没有称皇，又建了庙，只是在濮园中，事情并没有差错僭越；吕诲等人却动不动就拿师丹自比，我不知道朝廷究竟有什么过失，他们究竟在争论什么呢？” 问者说：“吕诲等人所议论的是称亲。称亲果真是对的吗？”回答说：“称亲是对的，这是汉宣帝时的先例。我谨按宣帝的父亲叫史皇孙，当初丞相蔡义议定称亲，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而已。后来魏相才改称亲为皇考，并在京师建庙。到了汉哀帝时，议论毁去不合礼经的汉庙，于是毁掉了建在京师的悼皇考庙。当时丞相平晏等一百多人议论说：‘称亲，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由此说来，在京师建庙就应当毁去；称亲并设置奉邑，本来就符合经义。所谓符合经义，就是《仪礼》所说的‘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所谓亲，就是父母的称呼。问者说：‘京师的庙已经毁了，为什么又毁掉奉明园呢？’回答说：‘汉代制度规定，宗室诸侯王都有园。悼皇考本来就应当设置园，起初名为奉明园，设置三百户奉邑就可以了。后来增加到一千六百户，又把奉明园改为县，这就僭越了天子的制度，所以议论毁掉它。’如今国家追崇濮王，礼数只有三项：称亲，是第一项；设置园，是第二项；建庙，是第三项。” 称亲，是汉代儒者所说的符合经义；设置园，是汉代宗室诸侯王的制度；建庙，是一品官家庙的制度。按照汉代诸王的制度，庙应当建在本国；如今濮国只有虚名，没有可以建庙的地方，所以就在园中建庙，这在依循经文、符合义理方面是可以的，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问者说：汉代儒者既认为称亲符合经义，又认为两统二父是不合礼的，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的议论互相矛盾吗？回答说：两种议论都是对的，并不矛盾。当初称亲并设置奉邑，只在诸侯国之内，与汉朝没有关系，所以不违背经义。后来在京师建庙，与汉高祖以来的祖宗并列，到元帝时议论毁去悼皇考之庙。当时昭帝因为亲情尚未断绝，所以没有毁掉；悼皇考也因为亲情尚未断绝，所以没有毁掉。这样一来，悼皇考就和汉朝祖宗共同计算世次，这就是所谓两统二父。元帝既继承昭帝、宣帝的世系，又把悼皇考作为一世来继承，这就是所谓违背、分离祖统；因此那些议论都是对的。假如悼皇考的庙在奉明园，而不与汉朝宗庙相干，哪里会有两统二父的说法呢？问者说：父亲难道可以有两个吗？回答说：哪里只是两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