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三十一

译嘉祐三年，升为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因病死在任上，享年五十六岁。公处理政事时，若议论有所不同，必定反复切磋辩论，直到达成结论才停止，并不固执己见。在皇帝面前陈述天下利害的事情很多，等到施行时，也从不曾把自己所创设的措施说成自己的功劳；这与他任枢密副使时特别不同。难道政事属于丞相府，所以体制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公为人纯厚质朴，虽然贵显，仍不失俭约；他与弟弟纯臣相互友爱，世人称许他们孝顺友悌。有人说王氏待人一概出于诚意，没有矫饰；他善于知人，荐举了许多人，其中成为当时名臣的很多。有文集五十卷【一作六十卷】。临终时，他口授给弟弟纯臣，遗奏以宗庙至为重要、储君尚未册立为忧虑。天子怜悯他，亲临丧事，停止视朝一日，追赠左仆射，太常定谥号为文安。曾祖名化，任某官【一说无“某官”二字】，追赠太傅；曾祖母戚氏，封曹国太夫人。祖父名砺，任某官；父亲名渎，任某官，都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母袁氏，封郓国太夫人【一作郑国太夫人】；母亲仇氏，封徐国太夫人。娶丁氏，封安康郡夫人。有三个儿子：同老，任大理评事；周老，任太常寺太祝，早逝；朋老，任大理评事。有两个女儿：长女嫁校书郎戚师道，早逝；次女尚未出嫁。王氏自从迁到虞城，从公的曾祖以下，有的葬在防金，有的葬在土山，都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将公已故父亲改葬于宋城县平台乡石落原，公也随葬在那里。铭文说：王氏原是祁地人，遭逢乱世而没有返回。六世祖最初留居砀山，后来又迁到虞城、宋州之间，于是安定地居住下来。葬地不远，宋地多有名门望族，王氏实际上是大族。家族兴盛而振作，从公开始显达闻名。公起初奋发自身，靠学问和文章立身；正逢国家多事，有劳绩也有勤勉，利益归于国家，怨恨却不避自身。皇帝了解他的忠诚，认为他能够辅佐自己，让他辅佐枢密，出入机密之地，于是参与政事。他确实有谋略，谁能阻止他施展呢？却没有让他做宰相来辅佐我。皇帝颁下褒奖诏书，怜悯他并追赠官职。他位居百官之长，考察其德行，只有称许。古代记载功臣，要把功业置于宗庙礼器中。如今也有这篇铭文，深藏在幽冥宫室之中。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赠吏部尚书、正肃吴公墓志铭。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实封八百户、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的吴公，葬在郑州新郑县崇义乡朝村原野。吴氏世代是建安人，自高祖、曾祖以来都葬在建州浦城县，到公才把他的父亲改葬在新郑。公名育，字春卿，为人明敏刚劲果断，勉力求学而博闻强辩，能够自我衡量，不应当守的就不守，不应当发的就不发；一旦发言，别人不能使他屈服改变。天圣年间，他与弟弟京方一同考进士，在礼部试中名列第一，于是考中甲科；京方也同样及第。当时吴氏兄弟的名声传遍天下。公起初以大理评事身份任临安、诸暨二县知县，升本寺丞，任襄城县知县；被举荐为才识兼优、通晓体用，考核列入三等，升著作佐郎，直集贤院，任苏州通判、同知太常礼院，三司户部、度支二判官，知谏院，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内铨，史馆修撰，屡次升任起居舍人，成为翰林学士。过了很久，升任礼部郎中，以翰林学士身份知开封府。公处理政务简明严肃，所到之处百姓都乐于他不扰民，离任很久后仍更加思念他。当初秦悼王葬在汝州境内，后来应当随葬的子孙以及按时上坟祭扫的人不断往来，所以宗室、宦官常常来往，成为州县的祸患。公在襄城时，常常裁抑他们；宗室、宦官恼怒，有时半夜敲县门索要牛和车，想以此使他动摇，公总是不答应，到了早晨才慢慢告诉他们：“牛不能给你们。”从此宗室、宦官说：“这个人不可对付。”凡经过该县的人，都不敢让鹰犬侵犯百姓的田地，到了其他境界后才敢放纵打猎。他治理开封，尤其先整治豪强奸猾，说：“我对这些人有什么可求的？只是除去那些危害他们的人罢了。”住了几天，便查出一个大奸吏，把他流放到岭外，整个府署都战栗。又查获大盗积存的赃物一万九千缗，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却屡次翻供，众人怀疑其中有冤情，天子于是派其他官吏复查，最终大盗伏法。从此京师肃清。元昊在河西叛乱时，契丹也乘机毁弃盟约，朝廷多有变故，公多次上书陈事、献策。元昊刚派使者上书，言辞不恭，朝廷急忙命将出师，群臣争相说这个小子立即就可以诛灭，只有公认为，元昊名义上是藩臣，实际上桀骜不驯；他的服从和叛乱反复无常，应向他表示不值得责问，暂且置之不理。他既已擅自僭用名号，夸耀自己的势力，必然不能自行削去名号而自取羞辱，只须借此给他的部落赐予名号。至于称他为国主，也不过是沿用旧例；他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大概就不会轻率妄动。然而当时朝廷正一心想要彻底讨伐，所以都认为公的话不对。后来军队长期出征却没有功效，元昊也归罪自新，天子于是赦免他的罪，最终任命他为夏国主。从此议论者才后悔没有采纳公的意见，白白使中原疲弊。公在开封，多次因职事争辩，有时意见不能被采纳，便请求辞职离去，天子很舍不得他。庆历五年正月，任为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三月，授任参知政事，与贾丞相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皇帝左右和殿中之人都吓得变色。公辩论不止，随后说：“臣所争的是职守，只是力量不能胜过对方罢了。希望罢免臣的职务，臣不敢再争。”皇帝看重公的正直，于是仍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过了一年多，发生大旱，贾丞相被罢免。御史中丞高若讷援引《洪范》，说大臣在朝廷争论是不肃敬，所以降雨不合时令，于是乘机连公也罢免，让他以给事中身份知许州，后来又知蔡州。蔡州一向盗贼很多，公按法令为百姓建立伍保，又简化其办法，百姓感到便利安定，盗贼于是平息。京师有人报告妖贼一千人聚集在确山，皇帝派宦官急驰到蔡州，只带着十名有姓名的捕拿名单。

译使者想要军队，亲自前去捕捉他们。公说：“使者是想借军队树立威势，想捉到所谓妖人回去复命。”使者说：“只是想捉到妖人罢了。”公说：“我虽然不聪敏，但境内聚集一千人，怎么会不知道？如果确实有这件事，现在带兵前去，正是催促他们作乱。这不过是乡人聚集举行佛事，以便谋取钱财罢了，派一个弓手召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带来。”于是安排使者住宿，每天和他饮酒，同时秘密派人把那十个人都召来，送往京师。告发者果然伏罪。公任资政殿学士，调任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后来又调任陕府，升为礼部侍郎，调任永兴军，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起复任职，恳请终止服丧，服丧期满，加授翰林侍读学士，并召他入朝。公以疾病推辞，皇帝悲悯他，派使者慰问，赐给名贵药物，于是任他知汝州。过了很久，他又以疾病推辞，便任为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疾病稍有好转【一作痊愈】，又任知陕府，加授资政殿大学士。公被罢免离去后，皇帝多次对大臣说：“吴某刚正而且可以任用。”每次召他，他总以疾病不能前来；这一次召回后，才开始在禁中侍讲，判通进银台司、尚书都省。第二年，授任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判延州。庞丞相经略河东，与夏人争夺麟州边界，急忙在白草修筑栅堡。公认为盟约尚未先行确定便急着筑城，一定会生出事端，于是立即把利害写成公文送给河东，又写信给庞公，并上疏论述此事【一作“朝廷”二字】，都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夏人果然侵犯边境，杀死骁将郭恩，庞丞相和他的十多名将校也都因此获罪。麟府于是戒备。后来公又以疾病辞去边务，同时请求解除宣徽使职，于是重新任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知河中府，后来调任河南。公此前在河南任职一个多月便离开，河南人思念他；听说他又回来，都欢呼着到路上迎接，唯恐落后。他去世时，众人都聚集哭泣。公享年五十五岁，于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死于任上【一作“以闻”二字】，诏令停止视朝一日。曾祖名进忠，追赠太师；曾祖母陈氏，封吴国太夫人。祖父名谅，追赠中书令；祖母葛氏，封越国太夫人。父亲名待问，官至礼部侍郎，追赠太保；母亲李氏，封楚国太夫人。娶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有十个儿子：安度、安矩、安素，都任太常寺太祝；安常，任大理评事；安正、安本、安序，都任秘书省正字；安厚，任太常寺奉礼郎；安宪、安节，尚未出仕。有三个女儿：长女嫁集贤校理韩宗彦，次女嫁著作佐郎庞元英，两人都早逝；三女嫁光禄寺丞任逸。公在两府任职时，太保公以列卿身份奉朝请，父子同在朝廷，士大夫认为这是荣耀；公却局促不安，自己说，儿子位次在父亲之前，不是向人显示礼法的做法，只是又不敢因人子的私情扰乱朝廷制度，希望罢职离去，皇帝没有答应。天子多次推恩于群臣的子弟，公每次总是先推荐宗族中关系疏远的人。到公去世时，子孙中尚未做官的有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其擅长论议。铭文说：显赫诚信的吴公，在闽地有家业。自从我已故父亲选择新郑这片墓地，土厚泉深，喜欢这里宽阔清静。如今公也跟随父亲的遗志，安葬在这里。公从前年少时来到京师，带着两个弟弟，名声一经发出便迅速传播。于是赐给他进士出身，以接受皇帝的询问；他的言语惊动朝廷，议论宏伟，于是进入侍从之列，继而担任大臣。出入于险境顺境之间，周旋于屈伸进退之际。公所处理的政事，总是先考虑利害。起初有不听从的，后来没有不后悔的。公主持政务，简约而便利百姓；百姓失去他后便思念他，时间越久，思念越新。皇帝说：“朝廷大臣中，你刚强正直。来吧，我要任用你，使我决断而不迷惑。”公说：“臣愚昧，只能有像背柴者那样的忧虑。”皇帝为之叹息，让公稍稍休息，以本地优厚待遇安置他，优待他的俸禄官秩，仍希望公回来。公最终没有再回来。史官考察他的德行，为他的墓室作了这篇铭文。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澶州军州事的陇西李公突然患重病，死在州署的正寝。他患病的消息传来时，皇帝正在禁中宴饮，便停止音乐，命宦官急驰请国医前往诊视，还未出发便听到李公去世的消息。诏令停止视朝一日，赐给他家黄金三百两，追赠公为感德军节度使。不久又追赠兼侍中，太常定谥号为某。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在开封府开封县褒亲乡祖坟旁。公名端懿，字元伯，是开封人。其父为右千牛卫将军、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的陇西元靖王李崇矩的曾孙，连州刺史、追赠太师李继昌的孙子，镇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追赠尚书令兼中书令许和文公李遵勖的儿子。母亲是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的女儿、真宗的妹妹、当今天子的姑母。亲属关系尊贵，礼秩崇高显赫，她的美德和美名在内外都很彰显。和文公又好学不倦，降低身份礼敬士人，喜欢结交名公卿，一时众口称誉，号称贤能的驸马。所以李氏家族兴盛，连续受到三朝皇帝宠遇，天下士人却不以其荣宠自夸，反而乐于称道他们的德行。公是他家中的长子，家法和世代习惯都熟知于心，安然实行而不需要教导。他年少时专心求学，长大后孝顺友爱，喜欢作诗，精通书法绘画，至于阴阳、医术、星经、地理，没有不通晓的。七岁时任如京副使，历任文思副使、供备库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州怀州二州团练使、济州防御使。因知冀州时没有捕获妖人获罪，降任单州团练使、知均州。尚未出行，又改任滑州兵马钤辖。过了一年，升为汝州防御使、蔡州观察使。天子祭祀明堂，推恩改授华州观察使。献穆大长公主去世，起复任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公泣血辞让，希望终服丧制，皇帝不许他辞让，却准许他服满丧期，并发给全额俸禄。服丧期满，授任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屡次升阶至金紫光禄大夫，勋为上柱国，爵为开国公，食邑四千四百户，实封九百户。公小时候，皇帝还在东宫，真宗命公陪侍研席，皇帝尤其亲近喜爱他，曾解下方玉带赐给他。稍长以后，出入宫禁，礼遇如同家人，即使在私下召见时，也不谈及私事。他多次向皇帝陈说朝廷的缺失，讲论古今治乱，补益很多。

译退朝后却从未向人说起。公去世后，发现他的遗稿中有尚未上奏的文字，其中详细谈论宗室之事，其余内容没有流传。公年轻时自我勉励，见士大夫有失去节操、废弃义理的，便叹息说：“士人出身寒苦，凭学问品行成名，到了后来却被利欲牵引，终于丧失了自己所坚守的东西。何况骄奢放纵容易养成习惯，生长在富贵之家的人更是如此呢？”因此他常常警惕自己，严厉磨炼自身，想着树立名节。听到有一个善良的士人，便屈身礼敬他；贤士大夫也乐于同他交游，因此他获得了很多声誉。大长公主在世时，公多次想请求外任来施展才能，却没能得到允许。过了很久，出任冀州知州，处理政务遵循法度，检点自身，约束属下，百姓因此不受扰害。任期届满，召回朝廷。起初在冀州时，捕获妖人李挍挍，追查之下李挍挍自缢而死，经过检验确认属实。后来贝州妖贼王则闭城叛乱，声称李挍挍也在其中来迷惑众人，公因此获罪被贬。不久王则被诛，城门打开，却没有李挍挍，于是恢复公为防御使。后来又任郓州知州、京东之西路安抚使。这一年京东发生水灾，百姓饥饿流亡，公为他们修建房屋，打开粮仓赈济；流民到来就像回到家一样，全都依靠他得以保全性命。设置弓马手，训练他们骑马作战，都达到精锐士兵的水平。治理汶阳堤一百多里，郓州人从此没有水患。后来又任澶州知州，查出军吏中的奸邪之人并罢免他们，把其中罪行最重的流放到远方，然后核明军籍，使军中劳逸均平，军中称赞公平而又畏惧他的法令。起初下令捕盗时，有人登上邻屋偷取一勺东西，立即依法处置，在市中示众说：“这件事足以使我的命令得到信任。”因此盗贼都收敛屏息。公虽然是公主的儿子，从小居住京师，却常常主管职务；他在三班院任职时尤其称职。三班掌管各使臣的功过和升降，而主管者都是显贵官员，自重身份，有的只是贵家子弟领取俸禄罢了，属吏便得以依附作奸，职务长期废弛而无人过问。到公任职后，才亲自办理簿书，考核虚实，赏罚必定恰当，后人多遵循采用他的办法。后来出任三州知州，也都有良好的政绩，所以虽然享年不长，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士大夫都知道他并不是安于富贵的人。听到他去世，没有不痛惜的。公自任镇潼军留后起，十年没有升迁，皇帝认为他任职太久，想任命他为宁远军节度使，公恳切辞谢没有接受。等到他去世，便追赠感德军节度使。公享年四十八岁，娶郭氏，封仁寿郡君，比公早九年去世，追赠太原郡夫人。她是西京左藏库使、昌州团练使中和的女儿。有五个儿子：长子诜，任供备库副使；次子是諲、询，都任右侍禁；再次是谆、防，尚且年幼。有四个女儿：长女嫁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建安郡公宗保，早逝；次女嫁秘书丞夏倚；再次嫁皇侄、左领军卫大将军宗景；再次嫁皇侄孙、右监门卫将军世逸。公生前曾对他的子弟说：“我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典，还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我将要死了，应当留下遗言，不要因此求取恩泽。”等到他去世，他的家人果然按照他的话办理。铭文说：确实是和文公，当时显赫的人物，拥有盛大的士人声誉，并不以皇帝姻亲的身份自矜；皇帝把恩赐施及他的子孙，授予爵位、开立封国，只有公继承了他的德行。士人出身寒门，却因满盈而骄傲，纷纷追逐利欲，败坏节操，毁掉名声。公出生于盛大的家族，显赫高明，是都尉的儿子、天子的外甥，却谨慎恭敬，神色始终不懈怠；听到善行就像贪求一样，得到利益时便想到戒惧。间或接受皇帝宴见，便以忠言进告谋略；以学问入仕从政，在三州施行恩惠，享有众多美誉。只是没有长寿，崇高的旌表和伟大的节操，将用来装饰他的泉下墓所。为什么又赐给他金珰附蝉这样的荣宠？名誉恩宠只有他的实际德行相称。这首诗刻下后与他同藏，坚固而严密。《文忠集》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三十三。宋代欧阳修撰。《居士集》三十三。墓志四首。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并序】。公名元，字子春，姓许，是宣州宣城人。许氏世代以孝顺谨慎闻名乡里。父亲去世后，按规定一个儿子应当出仕，兄弟二人却相互推让了很久，说：“我的弟弟有才能，将来一定会庇护我们宗族。”于是让公补任郊社斋郎，迁居海陵，努力耕作来奉养母亲。调任明州定海县尉、剑州顺昌县尉、泰州军事推官。有一千名戍兵从海上逃回，州守听到变故，不知如何处置。公查问他们为何前来，二三人出面答话，公呵斥左右把他们抓起来，说：“惑乱众人的只是这几个人，其余人有什么罪？”于是慰劳那些士兵后遣散他们。升任镇东军节度推官，知润州丹阳县。县中练湖决口，湖水上涨一寸，漕渠水位就涨一尺，所以按旧法，盗决练湖的人罪比杀人。正值大旱，公请求借湖水灌溉民田，没有等待答复便开决湖水。州守派吏员来审问，公说：“便利百姓，即使因此触犯法令也可以。”最终无法责问他，因此灌溉民田一万多顷，当年便获得大丰收。再次升任太子中舍，监管扬州博盐和籴仓，任泰州如皋县知县。所到之处都受到百姓爱戴思念。公做官时喜欢修复废坏之处，尤其擅长治理财务。自从元昊在河西叛乱，军队出征很久没有功效，天下疲劳困弊。三司使称赞公的才干，让他主管盐铁货利。公说：“从前商人把粮食运入塞下，京师没有足够的钱来偿付；钱越不足，运入的粮食就越少，价格也越高，这就叫内外都陷入困境。”他请求提高塞下粮食的价格，用南方盐货来偿付，使东南地区能够去除积滞的盐，而西北的粮食得到充实，说：“这就是调节轻重的办法。”实行后果然便利。当时京师粮食短缺，江淮每年的漕运又不能满足需要，三司使害怕，大臣们也为此忧虑。参知政事范仲淹认为只有公能够办成，于是任命公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判官。公说：“六路七十二州的粮食，怎么会不能供应京师？我不相信。”到任后，便整治一千艘船，沿江向上运输；船队经过的州县留下三个月的粮食，其余全部发运，同时让各州县的粮仓按远近次第互相补充。因此不到几个月，京师粮食就充足了。随后公叹息说：“这种办法可以应付粮食匮乏的时候，但每年漕运不能供应，是有关部门的职务废弛了。”于是考察旧有成例，明确约束和信用，关于征发、收敛、转运、迁徙，以及风浪、远近、迟速等事项，赏罚都有法可依。即使相隔江湖数千里之外，也能谈笑之间治理妥当，不扰民、不劳民而使财用充足。公起初以殿中丞任判官，不久升为副使，后来任发运使。每年年终核算完毕入朝，天子必定加以恩礼，特赐进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公总共任职十三年，后来对皇帝说：“臣已经疲惫了，希望请求任一州。”天子考虑代替公的人选，认为很难找到合适者。公请求了八九次，过了很久，皇帝察知他的真实情况，见他已经患病而且年老，才任命他知扬州。过了一年多，调任知越州，公的病更加严重，又调任泰州。到州尚未办公，便于嘉祐二年四月某日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九岁。曾祖名稠，任池州录事参军；祖父名规，追赠大理评事；父亲名逖，任尚书司封员外郎，追赠工部侍郎。公娶冯氏，封崇德县君，先于公去世。两个儿子：长子宗旦，任真州扬子县主簿；次子宗孟，任守将作监主簿。一个女儿，嫁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在此以前，江淮每年漕运到京师的粮食通常有六百万石，此后十多年，每年越来越不能充足。到公任职后，每年必定达到六百万石，而且通常还剩余一百万石以备非常之需。公将离职时，有人劝他把多余的粮食进献上去，公说：“难道我是聚敛财物的人吗？怎敢用这些东西来求取宠爱。” 公为人善于谈论，与人交往久了感情更加深厚。在家中尤其孝顺友爱，所得俸禄分给宗族，不因亲疏而有所区别。他的遗孤宗旦等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公葬在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原。他的朋友、庐陵人欧阳修在墓上记道：“唉，为天下办事的人，本来总是在无事之时培养人才，因为必须有事情发生后，人才的作用才会显现。自宝元、庆历以来，臣下出身，兵事在一方兴起，那些奔走任事于其间的人，都号称天下豪杰；有智慧的出谋略，有才能的献力量，最终却很少有人能稍稍实现自己的志向。公正逢这样的时代，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且长期担任这个职务，所以能够最终完成自己的事业，成就这样的名声。这是可以记载下来的。”于是为他作铭说：人才实在难得：有才华却遇不到时机；遇到时机了，又有才能却不能充分施展；功业难以成就却容易毁坏，即使明智通达的人，有时也不能自己预知。公的才干敏捷啊，施展得正合时宜；志向正十分壮盛啊，力量却先已衰退。德行显著于家庭，劳绩施加于国家；长久幽深地闭藏于墓中啊，刻下铭文来哀悼他。尚书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追赠右谏议大夫孙公墓志铭。公名甫，字之翰，是许州阳翟人。起初考进士，天圣五年获得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天圣八年再次考进士及第，任华州观察推官。转运使李纮推荐他的才干，升任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前任宰相杜祁公和李纮都以清廉节操自许，尤其难得选取人才；听说公是李纮推荐的，便多次召请他。一见面就非常高兴。不久杜祁公由御史中丞授任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征召公为司录。凡是繁杂琐碎的事务，一概交给他办理。公叹息说：“这样对待我，我就可以离去了。”杜祁公为了顾全事情，若不是其他官吏不能办理的事，便不敢烦劳公。公于是从容地陈述当今政务，以及施行时缓急先后的适宜办法；又多次推荐有贤能而处于下位的士人。于是杜祁公自己认为得到了一位益友。任期届满，任知彭州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再次升为太常博士。杜祁公任枢密副使时，向朝廷推荐他，公得以任秘阁校理。当时各位将领率兵讨伐灵州、夏州，久无功效，天下骚动，盗贼屡次进入州县，杀害官吏士卒，官吏多失职，百姓也困弊了。天子正准备锐意更换任用几位大臣，于是极力选拔当时有名望的士人，增加谏官人数，使他们弥补政事缺失。

译公以右正言身份任谏院官。皇帝喜好采纳谏诤，从未因进谏者的话而治罪；但到了谈论宫禁之事时，别人还要委婉启发讽谏，公却直接说：“所谓皇后，是嫡出的正妻；其余的人都还只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使用器物不应过分僭越。自古以来宠爱女色，起初不加限制，后来便无法限制的人，其祸患是无法挽回的。”皇帝说：“器物由有关部门掌管，我只恨自己不知道这些事。”公说：“世人说谏臣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就是用来使皇帝知道所不知道的事。至于前代所谓女色造成的祸患，都记载在书史中，陛下可以自己了解。”皇帝深深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保州发生兵变，事先已有告发者，大臣却没有及时查办。公于是极力进言：“枢密使、副使都应当获罪。”当时枢密使就是杜祁公。边将刘沪在渭州修筑水洛城，部署尹洙认为刘沪违背节度，应当诛杀，大臣们渐渐支持尹洙的意见。公认为水洛城使秦州、渭州相通，对国家有利，刘沪不应获罪，因此罢免尹洙而释放刘沪。尹洙是公平生交好的朋友。公在谏院所说的补益之言尤其多。这三件事，一件是常人难以进言的，另外两件是常人难以处置的。后来公进言说宰相因某事应当罢免，皇帝立即为此罢免他，并任命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公又说陈执中不可任用，因此皇帝感到为难。公于是请求解除职务。此后小人感到不便，大臣掌权，朋党之论兴起，二三位公卿相继离职，公也在被议论之列，但他的辩论争谏更加激切，并不怀疑自己。因此被罢去谏职，以右司谏身份知邓州，调任知安州，历任江南、两浙转运使，再升为兵部员外郎，改任直史馆，知陕府，又调任晋州、河东转运使。公一向体弱，性情淡泊，少有嗜好，外表恭谨柔顺，像是不善言辞，内心却刚劲果断，遇事精明。议论者认为，公的道德文章应当留在朝廷充任顾问，钱粮和案牍并不是他的职责；然而公处理这些事务更加精干，遇到疑难案件和积压诉讼，常常立即查明实情。大盗张海、郭貌山攻打劫掠商州、邓州，刚刚攻破南阳、顺阳，公安抚整治有方，常说：“教百姓知道作战，是古代的法度。”于是亲自巡视各县弓手，教他们击射，进退坐作都训练成精兵，盗贼于是平息。陕府处于东西交通要冲，属吏苦于接待过往使客，而此前的守臣只顾顾惜名声，不能有所裁减。到公任职后，极力裁减节省，过往客使害怕他的清廉，起初没有人对他有所期待，却也没有人能够诋毁他。陕州人因此得以宽舒，后来便把他的办法作为定法。他任转运使时，所到州县都考察政务是修治还是废弛，察看百姓是否安乐，以此升降官吏，不接受毁誉之言。对待下属虽然严厉，却不伤害他们。他在两浙任职时，范文正公镇守杭州，认为大臣有时可以便宜行事。公说：“范公是显贵大臣，我若在这里屈从，就不能在别处伸张了。”因此一切都限定在法令之内，常常以监司的身份自处。范公接待公时没有厌倦的神色，退下后却不能没有遗憾。公在范公面前并不稍稍降低自己，但退下后从未不称赞他的贤能。公从河东被召回任度支副使，勤勉履行职责而不以为劳，不久便得病。嘉祐元年，升任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未能赴任。疾病稍有好转，于是留下任侍读。公博学强记，尤其喜爱谈论唐代史事，能够详尽说明唐代君臣行事的始末，以此推究当时政治的治乱；每次向人讲说，都像亲自经历其中，听的人清楚明白，仿佛亲眼看见，所以求学者认为，整年读史也不如一天听公议论。他所著《唐史记》七十五卷，论议宏大丰富，书尚未完成，便于嘉祐二年正月戊戌日死于家中，享年六十岁。公死后，诏令取来他的书，收藏在秘府，追赠右谏议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爱接纳士人，尽力宣扬别人的长处，所得俸禄大多用来施舍，抚养各位孤儿，教育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子。曾祖讳恕，任博州堂邑主簿。祖父讳贲，任尚书库部员外郎。父亲讳从革，没有做官，因公显贵而累次追赠为都官郎中。母亲是长安县太君李氏。娶程氏。寿昌县君生三子：长子宜，任滑州节度推官；次子寔、寘，都任将作监主簿。女儿三人，一人嫁将作监主簿程着，其余都早亡。嘉祐五年七月丁酉，把公安葬在阳翟县旧学乡坞头村北面的原野。铭文说：只有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才能用来实行自己的义理；只有简朴而没有欲望，才能成就自己的刚强。力量虽然微弱，志向却很坚强；积累得深厚，发扬出来就光明。应当长寿啊，却突然就安葬了；泉水深深，山冈高高。愿墓穴永远牢固安宁，百世不受损伤。《梅圣俞墓志铭》（并序） 嘉祐五年，京师发生大瘟疫。四月乙亥，圣俞得病，卧病在城东汴阳坊。第二天，朝廷中的贤士大夫前往探病，车夫的呼喝声接连不断，沿路不绝。城东的人，有的停止了买卖，有的无法往来，都惊讶地回头相互说道：“这个坊里住着哪位大人物，怎么会招来这么多客人？”过了八天，癸未日，圣俞去世。于是贤士大夫又像前一天一样赶来吊唁哭泣，而且人数更多。他那些尤其亲近、交往已久的人，一同聚集商议他的后事。从丞相以下，都拿出财物来资助他的家属。六月甲申，他的孤儿增载着灵柩南归，第二年正月丁丑，安葬在某处。圣俞字为圣俞，名尧臣，姓梅，是宣州宣城人。他的家世一向颇能作诗，而叔父梅询因做官显达；到了圣俞，终于凭诗名闻天下。从武夫、贵戚，到儿童、乡野老人，都能说出他的名字。即使是狂妄愚昧、不能理解诗意的人，也只会说：“这是世人所看重的东西，我若能得到它，便可以拿来夸耀自己。”

译所以求诗的人每天都接连登门，圣俞的诗于是流传天下。他起初喜欢写清丽、闲适、奔放、平淡的诗，后来内容深沉而悠远，间或也精雕细琢，写出奇异精巧的作品；但气势完整、力量有余，越到晚年越老练坚实。他应酬各类人物很多，所以文辞并不拘于一种体裁。至于其他文章，也都令人喜爱，不像唐代那些号称诗人的人那样偏狭固陋。圣俞为人仁厚平易，从未触犯外物。至于遭遇穷困忧愁、感慨愤懑时，有所责骂、讥刺、嘲笑、戏谑，也都在诗中发泄出来；然而他把这些化作欢乐，而没有怨恨，可以说是君子了。起初在河南时，王文康公读到他的文章，赞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此后大臣多次推荐他，认为应当任职馆阁。他曾被召试，赐进士出身，其余推荐却总没有答复。嘉祐元年，翰林学士赵概等十多人在朝廷上联名说：“梅某经术、品行、文章都修明，希望能留下来同国子监的学生讲论道德，作雅颂来歌咏圣明教化。”于是他得到国子监直讲之职。嘉祐三年冬，在太庙举行祫祭，御史中丞韩绛说：“天子将要亲自祭祀，应当重新制作乐章来献给祖先，只有梅某最合适。”这件事也没有得到答复。圣俞起初因叔父的恩荫补任太庙斋郎，历任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任以德兴县令，又任知建德县、知襄城县，监湖州盐税，签署忠武、镇安两军节度判官，监永济仓，任国子监直讲，官职累升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曾上奏自己撰写的《唐载》二十六卷，其中补正了旧史的许多缺漏和错误，于是朝廷命他编修《唐书》。书完成了，还没有上奏，他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曾祖讳远，祖父讳邈，都没有做官。父亲讳让，任太子中舍，退休后追赠职方郎中。母亲是仙游县太君束氏，又是清河县太君张氏。起初娶谢氏，封南阳县君；后来娶刁氏，封某县君。儿子五人：增、墀、坰、龟儿，其中一人早亡。女儿二人：长女嫁太庙斋郎薛通，次女尚未出嫁。圣俞学问长于毛氏《诗经》，作有小传二十卷。他的文集四十卷，注释《孙子》十三篇。我曾评论他的诗说：“世人说诗人少有显达而多遭穷困，大概不是诗使人穷困，而是穷困之后诗才写得精工。”圣俞认为这话说得对。铭文说：不因穷困而忧戚，不因吟咏而困顿，不在艰难中跌倒，不走上倾覆之路。涵养自己的平和之气，用来发出他的声誉，声调震动而铿锵。众人听见都惊异，因而宣扬他的清雅，传播他的英华，成就他的名声，告知于幽冥。《江邻几墓志铭》君讳休复，字邻几。他为人外表似乎简朴旷达，内在品行却修养严整，不因利欲而妄动。他努力学习，博览群书，没有什么不通晓的，却不凭此向人炫耀。有人来问，便立即回答，即使喜欢辩论的人也难以问倒他。回答完便沉默，仿佛不会说话一样。他写文章淳厚典雅，尤其擅长诗歌，淡泊闲远，往往达到别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擅长隶书，喜欢弹琴下棋，饮酒并与人交往，时间越久情谊越深。他对宗族孝敬，侍奉守寡的姑母如同母亲。天圣年间，他与尹师鲁、苏子美交游，在当时就很有名。考中进士后，调任蓝山尉，骑驴赴任，常常坐在马鞍上读书，以至迷失道路，家人找到他时他才察觉。历任信州、潞州司法参军，又考中书判拔萃，改任大理寺丞，知长葛县事。任阆州通判，因母亲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任知天长县事。升任殿中丞，又因父亲丧事服丧。献上自己所著的书，被召试，充任集贤校理，兼判尚书刑部。庆历年间，小人不满执政大臣，想借事牵连他们使其离职。君的朋友苏子美是杜丞相的女婿，因祭神时饮酒获罪。一时之间有名望的士人都被驱逐，君也因受牵连而降职，监蔡州商税。过了很久，任知奉符县事。改任太常博士，通判睦州，调任庐州，又恢复集贤校理之职，判吏部南漕，任登闻检院，任群牧判官。出任知同州，提举陕西路刑狱。入朝判三司盐铁局院，修撰起居注，官职累升至刑部郎中。君治理百姓时说：“施政是为了使百姓安定，只要不扰民就行了。”所以他所到之处，百姓都喜欢他的简易政风。至于辨别疑案、审断诉讼，有时权宜地运用策略，无不奏效，但并不常用，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才能。君所著书有《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谈论皇嗣之事，认为皇嗣是国家的大事。臣子认为此事有所忌讳而难以直说，有人说了又没有被采纳，所以假托神明告诫祖宗的意思，务求说得深切，希望能够使人醒悟。他又曾说昭宪太后杜氏的子孙应当录用；翰林学士刘筠没有后代，死后官府没收了他的财产，应当为他立后，并归还刘氏财产，这样刘氏才不会断绝。君的议论很多，凡是同他交游的人没有不称赞他的贤能的，可是身居高位的人长期没有任用他。自从他修撰起居注，士大夫才开始相互庆贺，认为在上位的人知道将要任用他了。而任用君的人正以为自己得到了人才，君却去世了。唉，难道不是命运吗！君于嘉祐五年四月乙亥因病死于京师，同年六月庚申，安葬在某处。君享年五十六岁。他在没有病患时，曾写下数百字的遗嘱。后来病势危急，儿子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已经写在遗嘱中了。”于是再也没有说话。曾祖讳濬，任殿中丞，追赠驾部员外郎。曾祖母李氏，始平县太君。祖父讳日新，任驾部员外郎，追赠太仆少卿。祖母孙氏，富阳县太君。父亲讳中古，任太常博士，追赠工部侍郎。母亲张氏，仁寿县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县君，是金部郎中夏侯或的女儿。她先于君几个月去世。儿子三人：长子懋简，任并州司户参军；次子懋相，任太庙斋郎；次子懋迪。女儿三人：长女嫁秘书丞钱衮，其余尚未出嫁。君姓江，开封陈留人。自汉代轑阳侯江德居住在陈留圉城以来，后代子孙有的分散，有的居住在那里；君家世代至今都居住在圉城，没有离开。从高祖以上七代葬在圉城南面的夏冈，从大王父以下三代才葬在阳夏。铭文说：

译别人奔驰在前，我落在后面；别人有所取得，我却一无所获。难道是用力的人喜欢抢先，而知命的人不肯苟且吗？可叹我的邻几啊，最终因此没有遇合。世人都随波逐流，君子却坚守自己的操守；众人失去的，君子却拥有；他失去了一世的显达，却保存了不朽的名声。既然他自己认为得到了所得，那么我将责怪谁呢？《文忠集》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三十四 宋欧阳修撰 《居士集》三十四 墓志五首 《尚书驾部员外郎致仕薛君墓志铭》（并序） 尚书驾部员外郎致仕薛君，讳长孺，字元卿，是绛州正平人。是赠太傅薛温瑜的曾孙、殿中丞赠太师薛化光的孙子、右班殿直赠左骁卫大将军薛睦的儿子，也是尚书户部侍郎、赠司空简肃公薛兄的侄子。薛氏是绛州的大族，简肃公是当时的名臣，君是薛氏优秀的子弟。年少时因简肃公的恩荫补任郊社斋郎，历任将作监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评事、卫尉、大理寺丞、太子右赞善大夫、殿中丞、国子博士，以及尚书虞部、比部、驾部三个员外郎。历知赵州临城县，通判汉州、湖州、滑州，知彭州；因审断案件而获罪，降任监阳武县税。适逢简肃公夫人去世，葬于绛州，便起用君任州事以办理葬礼。任期满后，通判成都府，尚未赴任，便因病退休，居住在许州郾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君在汉州时，州中数百名士兵杀死军校，焚烧营寨作乱。君挺身徒步，从毁坏的墙垣进入他们的营中，以祸福利害劝告乱卒说：“叛乱的人站在左边，受胁从的人站在右边。”于是数百人都赶到右边站立，只有叛乱的十三人逃走，州中于是平安无事。第二年蜀地发生大饥荒，现任韩丞相安抚两川，唯独汉州的人没有大量饿死，皇帝赐诏书嘉奖慰问他。君在绛州时说：“绛州是我的乡里，长者是我的父亲和老师，子弟就是我的子弟。”于是为当地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导他们。施政有恩惠爱护之意，绛州人非常高兴。君为人谨慎沉默、淳厚质朴，平时仿佛不会说话，但遇到事情却能如此果断。先娶李氏，早亡；后娶董氏，封范阳县君。儿子二人：长子延，任永兴军醴泉县主簿；次子通，任蔡州司户参军。孙子名震，孙女三人。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安葬在绛州正平县清原乡周村原。将要下葬时，君的妹妹之夫欧阳修为他作铭文说：圣人确实有话说：仁厚而勇敢的人应当长寿。为什么寿命不长呢？勇敢确实是有的。在乡里州县施政，受到长者们的称赞。灵车回来时，乡人奔走相迎。遗留下的思念存在人们心中，刻下铭文便永远不朽。《国子博士薛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良孺，字得之，姓薛，是绛州正平人。年少丧父，由叔父抚养，叔父就是简肃公。因简肃公的恩荫，任将作监主簿、太常寺奉礼郎、大理评事、将作监丞、大理寺丞，升任太子右赞善大夫、殿中丞。曾任秦州清水县知县。县中杂居蕃夷，君简化政令，向他们表示一定守信，蕃夷既畏惧又爱戴他。任期满离开后，百姓非常思念他。后来签书通利军判官公事，与军守争论政事，因而获罪停官。过了很久，又任殿中丞，升国子博士，监陈州清酒务。嘉祐八年二月甲午，因病死于官舍，享年四十六岁。宋朝建立百年，薛姓有五人显达，而简肃公以清白的品德和正直的气节闻名，所以家法严明，子弟中有许多贤能之才。君为人开朗爽直、聪明秀逸，简肃公尤其喜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君长于书法，能作歌诗，曾考进士而未中，因恩荫照例补任监库务，才能无从施展。一旦任职民政，便有了声望。平时喜欢饮酒，同亲戚朋友谈笑欢乐，从没有怨恨厌恶之情。他在通利军与军守所争的，全是公务。罢官后也没有怨怒的脸色，直到最终穷困而死，仍然胸怀豁达。唉，真令人悲哀。曾祖追赠太傅，讳温瑜；祖父追赠太师，讳化光；父亲右班殿直，追赠左骁卫大将军，讳睦。君娶张氏，是故枢密直学士张逸的女儿，封仁寿县君。她比君早两年去世。儿子一人，名逊；女儿三人，长女嫁大理评事王正甫，次女嫁太常寺太祝王端甫，幼女尚未出嫁。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孤儿逊抬着灵柩，把君与夫人合葬在绛州正平县清原乡周村原。将要下葬时，庐陵欧阳修说：“我是薛氏的女婿，曾同君交游而认为他贤能，应当为他写些哀悼的话。”于是作铭说：古代的才子，出自名门。可叹我的得之，既聪明又善良。有才干却没有得到施展，不能远行以求进取。最终困顿于艰难之中，却能安然自足。绛水深长，山冈起伏。愿这些福泽惠及我的后人，使他们安居于吉祥的卜兆之中。《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 徂徕先生姓石，名介，字守道，是兖州奉符人。徂徕是鲁国东部的山，而先生并不是隐士，他曾经在朝廷任职。鲁人不称他的官职，却称颂他的德行，称他为徂徕，因为徂徕是鲁国所仰望的山，而先生又是鲁人所尊敬的人，所以借用他居住的山来配合对他有德行的称誉，称作“徂徕先生”，这是鲁人的心意。先生外貌敦厚而气度充足，学问笃实而志向远大，即使身处田野，也不忘天下的忧患。他认为时世没有什么不可以作为，只要去做就一定做到极致。不在那个职位上，也照样实行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若被采用，功业利益施及天下，并不一定要自己亲自完成；自己的主张若不被采用，即使因此遭受祸患，到死也不后悔。他遇到事情便发愤写文章，极力陈述古今治乱成败，指责切中当世贤愚善恶，是非分明，无所忌讳。世俗很惊骇他的言论，因此诽谤议论喧嚣不止，小人尤其嫉恨他，彼此合力一定要排挤他至死。先生安然自若，不受迷惑，也不改变，说：“我的道本来就是这样，我的勇气超过孟轲了。”不幸患病去世。去世以后，奸人想借奇祸中伤大臣，仍然指着先生制造事端，说他是假死后向北逃往契丹，请求打开棺材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