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巻七十八宋 欧阳修 撰易童子问第三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説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説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説,而説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乆,莫得防其所从来,而覈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闲。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逺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童子曰:「敢问其畧。」曰:「干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徳而隠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隠而未见。」系辞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乆,有功则可大。可乆则贤人之徳,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徳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隂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徳。」又曰:「夫干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又曰:「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其徳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徳行恒简以知阻。」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説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隂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隂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防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又曰:「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其説虽多,要其防归,止于系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説者,其畧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防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説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説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防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干之四徳。」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徳矣。谓此二説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逺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説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説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隂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説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説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説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説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説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説,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説亦」有所取乎?曰:干无四徳,而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説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説,其书皆可废乎?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八 宋欧阳修撰写 《易童子问》第三 童子问:“《系辞》不是圣人所作的吗?”答:“何止《系辞》呢?《文言》《说卦》以下的文字都不是圣人所作,而且其中各种说法杂乱,也不是一个人的言论。从前学习《易经》的人,杂取这些文字来帮助讲解,但说法并不出自一家,因此有同有异,有对有错;他们选择不精,终于损害经义、迷惑世人。然而这些文字假托圣经,流传已久,无法考察其来源、核验真伪。因此即使有明智之士,有的贪恋它杂博的辩说,沉溺于它富丽的文辞;有的认为辨疑正误是君子应当谨慎的事,所以从来没有认真考察其中的是非。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远远地排在诸儒之后,又没有师承传授,却敢于大胆作出判断而不迟疑,是因为圣人的经书还在,可以拿来验证。”童子说:“请问大略。”答:“乾卦初九说‘潜龙勿用’。圣人在象辞中说‘阳气处在下位’,难道不是说文字已经明白、意义已经完备了吗?可是《文言》又说‘是龙的德性而处于隐居’,又说‘阳气处在下位’,又说‘阳气潜藏’,又说‘潜的意思是隐藏而尚未显现’。” 《系辞》说:“乾凭借平易而使人知晓,坤凭借简约而能成事。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知晓就有人亲近,容易遵从就能建立功业。有人亲近就可以长久,能建立功业就可以扩大。能够长久,是贤人的德行;能够扩大,是贤人的事业。”它讲天地之道、乾坤的作用以及圣人用来成就德业的方法,可以说详尽完备了。所以说“平易简约而天下的道理就都可以得到”,其意义到这里已经尽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说“广大可以与天地相配,变通可以与四时相配,阴阳的意义可以与日月相配,平易简约的美德可以与最高的德性相配”;又说“乾刚健不息,向人显示平易;坤顺从柔弱,向人显示简约”;又说“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它的德行总是平易而能知晓险难;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总是简约而能知晓阻碍”。《系辞》说“六爻的变动,是兼有天地人三才之道”,是说六爻兼备三才的道理。这句话虽然简约,意义却无所不包。又说“《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三才而各取阴阳两方面”。所以六六三十六,并不是别的,就是三才之道。可是《说卦》又说:“建立天道,叫作阴与阳;” “建立地道,叫作柔与刚;建立人道,叫作仁与义。”兼备三才而各取阴阳两方面,所以《易》用六画组成卦,分阴分阳,交替运用柔刚,因此用六个位次组成文理。《系辞》说“圣人设立卦象,观察卦象并系上文辞,以说明吉凶”;又说“辨别吉凶在于卦辞爻辞”;又说“圣人观察天下事物的变化,考察它们的通塞,以施行典章礼制,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又说“《易》有四象,用来显示;系上文辞,用来告知;以吉凶确定,用来判断”。又说“设立卦象来穷尽真伪,系上文辞来穷尽言语”。这些说法虽然很多,归根结底只是系辞说明吉凶,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以上几种说法只是大略;其余文辞虽略有不同,大体意思相同的,无法一一列举。若说这些说法出自各家,古人杂取来解释经书,因此选择不精,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若说它们出自一个人,就是繁衍琐碎的言论;若进一步认为是圣人所作,那就更加错误了。孔子的文章,《易经》和《春秋》就是代表;他的言语越简约,意义越深远。” 我不知道圣人会作出这样繁衍琐碎的文字。即使如此,辨明它不是圣人的言论罢了,对《易》的意义尚未造成损害;但其中还有损害经义、迷惑世人的说法。《文言》说:“元,是善的首领;亨,是美好的会合;利,是义的调和;贞,是成事的根本。”这是说乾的四种德性。它又说:“乾元,是开始而通达;利贞,是它的本性和情性。”这样一来又不是四德了。难道这两种说法出自一个人吗?恐怕不合人情。《系辞》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所谓图,就是八卦的文字。神奇的马背负着它,从黄河出来,把它交给伏羲。大概八卦不是人所作,而是上天降下的。它又说:“包羲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宜处,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既然如此,八卦就是人所作,河图便与此无关了。这两种说法已经不能相容。《说卦》又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得到神明在冥冥中的辅助而产生蓍草,参验天数、配合地数而建立数目,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 卦又是从蓍草产生的了。关于八卦的说法既然如此,它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难道这三种说法出自一个人吗?恐怕也不合人情。人往往患在把自己的偏见当成正确,立言的人没有不相信自己的说法、想把它流传后世的,唯恐不同的说法来攻击它。难道他肯自己提出两三种互相抵牾的说法,使后人怀疑、让人不相信自己的书吗?所以说不合人情。以上五种说法彼此矛盾,尚且不能看作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认为是圣人的作品呢?”童子说:“对于这五种说法,也有所取舍吗?”答:“乾没有四德,洛水不曾出图书,这些我从前已经说过了。至于元、亨、利、贞,圣人在《彖传》中已经说过。我只知道从尧、舜以来使用卜筮罢了,孔子没有说明它的起源。我哪里敢妄自揣测呢?”童子说:“这样看来,这五种说法都没有可取之处了。那么繁衍琐碎的言论和互相矛盾的说法,它们所在的书都可以废弃吗?”答:“不必废弃。古代学习经书的人,都有大传。如今《书》《礼》的传还存在,这所谓《系辞》,汉初称为《易大传》,到后汉已经称为《系辞》了。古语说:做赵、魏的大夫还绰绰有余,不能拿来做滕、薛的大夫。”
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逺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逺,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岂好辩者哉?童子曰:敢问四徳?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説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徳非干之徳,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説,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晩而所着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説,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説?或谓伏羲已受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説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防,以苟通其説,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繋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説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受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受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説,离絶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説,而悮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説者,王制之所宜诛也。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説?」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隂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説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説,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説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説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竒説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请益。」曰:「夫谕未逹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畧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説』,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防,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防,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説卦》、《离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闻命矣,敢不勉。”
文忠集巻七十八
译《系辞》称作《易大传》,远远胜过《书》《礼》的传;若说它是圣人所作,就是僭越伪造的书。假如让学习者知道《大传》是诸儒所作,敢于取其正确、舍其错误,那么三代末年距离圣人还不远,名师名家的时代以及长者先生的余论夹杂其中,未必对学习没有益处。假如认为它是圣人的作品,不敢有所选择而全盘相信,那么损害经义、迷惑世人的地方就多了。这一点不能不辨明。我难道是喜欢争辩吗?”童子说:“请问四德是什么?”答:“这是鲁国穆姜所说的。当初穆姜占筮,遇到艮变为随,于是解释随卦的元、亨、利、贞。那是在鲁襄公九年以后十五年,而孔子才出生;又过了几十年,孔子才赞述《易》。这样说来,四德不是乾卦的德性,《文言》也不是孔子的话。”童子说:“有人说左氏传《春秋》时,暗中窃取孔子的《文言》,把它附会到穆姜的话上,这是左氏的过错。是这样吗?”答:“不是。左氏为什么要传《春秋》?难道不是想让他的书被世人相信吗?竟把孔子晚年所著的书,说成孔子出生以前的言论,即使十分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 大概在左氏传《春秋》的时候,世人还没有认为《文言》是孔子所作,所以他使用它而不疑惑。那么,认为《文言》是孔子所作,是近世才出现的吗?”童子说:“请问八卦的说法。有人说伏羲已经接受河图,又仰观俯察天地,观察取法于人物,然后画成八卦。两种说法虽不同,会合其意义却是一回事。是这样吗?”答:“不是。这是曲解经义的学者牵强附会,姑且使自己的说法通顺,以完成一家的学术罢了。他们的错误,是妄自把《系辞》当作圣人的话而不敢反驳,所以不得不牵强地作解释。河图出现时,八卦的文字已经具备了吗?如果已经具备,伏羲接受它就够了,还要做什么?如果八卦文字并不具备,必须依靠人的力量来创作,那就不能说是河图。‘观察天地、鸟兽,取法于自身、万物,然后开始创作八卦’,显然说的是创始以前未曾有过的东西。考察它的文字意义,是说创立意旨、开创新制,付出这样的劳苦之后,八卦才得以形成文字。那么所谓河图,在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伏羲已经接受河图,又还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建立卦,那么‘观察天地鸟兽、取法于人物’已经全都说到了,却唯独遗漏了最初从上天接受的东西,不说取法于河图,这难道合乎人情吗?” 考察现今《系辞》的两种说法,彼此隔绝,各自成篇,意义并不相通;曲学之士却牵强附会来使它们相通,误导迷惑学者,这种祸害难道小吗?古代对于言语虚伪而善于巧辩、顺从错误而加以润饰的人,处死也不赦免。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王制》所应诛杀的。童子说:“请问‘产生蓍草、建立卦象’的说法。”有人说圣人已经画成卦,必定使用蓍草来占筮。是这样吗?”答:“不是。考察文字意义就知道了。所谓‘从前圣人创作《易》’,说的是开始创作《易》的时候。又说‘得到神明在冥冥中的辅助而产生蓍草,参验天数、配合地数而依凭数目,观察阴阳变化而建立卦象,发挥刚柔变化而产生爻’,是说在此以前还没有蓍草,圣人将要创作《易》时,受到神明感应,于是蓍草为此产生;圣人得到蓍草,便依凭它来建立数目、创立卦象,说的就是古人创作《易》、建立卦象的开始如此。因此汉代儒者说伏羲画八卦是从数目开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说法。后来学者知道‘神明辅助而产生蓍草’很怪异,觉得其意义不安,就牵强地解释说:‘采用产生蓍草的意思,是为了挽救它的错误。’又因为卦由数产生的意义妨碍另外两种说法,便说伏羲已经画卦,只是使用蓍草来占筮,想把两种说法牵合起来使之相通。” 然而考察文字意义,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说已经创作了卦、只是使用蓍草来占筮,那就是《大衍》的说法了。大抵学习《易》的人没有不想尊崇这部书的,所以竭力制造奇异说法来使它神秘;等到说法彼此矛盾,又牵强附会而无法贯通。童子说:“请允许我再听一些。”答:“向没有通达的人解释道理,还不能直接讲最高深的理,必定要指着事物、依据迹象来说明。我之所以知道《系辞》以下不是圣人所作,是因为它们言语繁多琐碎而互相矛盾;我只是大略举出容易看出的例子罢了,其余不能全部列举。它说‘推究开始,回溯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又说‘精气形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拿孔子一生的言论来验证,就可以知道这不是孔子的话。它说‘聪明的人观察《彖传》的文辞,就已经思考过半了’,又说‘八卦用象来告诉人,爻辞、彖辞用情来说明’,根据普通人的情状推测圣人,也可以知道这不是圣人的说法。它把乾坤的策数说成三百六十,配合一年的天数,却不知道七、八、九、六的数目相同,而乾坤并没有固定的策数;这一点即使占筮的人也都能知道。至于所谓‘子曰’,是讲师的言语;《说卦》《离卦》,是占筮者所用的占验书。这些又是不必辨析就可以知道的,但仍然只是外在迹象。至于把圣人的中道说成天下最高的道理,却推演得不能贯通,那么思考达到极致的人就可以自行领会。”童子说:“既然已经听到您的教诲,怎敢不努力。” 《文忠集》卷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九宋 欧阳修 撰外制集一制▯五十首劝农▯敇:朕惟徳之不明而至于用武,乆兴师旅,重困黎元。有闵民爱物【一作农】之心,谁能副予意者?有信赏必罚之令,今将举而行之。朕言有条,其听无忽。夫农,天下之本也。凡为国者,莫不务焉。要在节其用,则易充;勉其力,使不匮。今夫食者甚众,而输者已殚。劝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尽耕犹不给,而半为游惰之手。使嵗常熟,犹恐乏,而多罹水旱之防。调敛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縁以诛求。赋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为烦费。农者有防,害者若兹,欲寛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岂无术乎?体予兹懐,望尔良吏。自今在官,有能兴水利,辟田荒【一作荒田】课农桑,増户口,凡有利【一有于字】农而弗【一作不】扰者,有司具为【一作其】赏格,当议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辟,桑枣不植,户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于寛,朕乆患之,方思革▯。尔毋犹习旧态,慢我新书。此匪虚名,必期责实。凡为条约,告尔既明。赏吾不欺,罚尔无悔。颁贡举条制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説,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牵拘之,则吾豪儁竒伟之士何以奋焉?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斆学养成之法,其饬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夫懿徳敏行之贤何以见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议者屡以为言。朕慎于改更,比令详酌【一作朕于更改之令比详酌焉】仍诏宰府加之叅定,皆以为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行实。先防论则辨理者得尽其説,简程式【一作试】则闳博者可见其材。至于经术之家,稍増新制,兼行旧式以勉中人,其烦法细文一皆罢去,明其赏罚,俾各劝焉。如此则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广。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材。予于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务严训道,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思进徳修业,而无失其时。凡所科条可【一作以】为永制【一作式】皇叔荆王元俨可赠徐兖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防上将军制。勅:朕负荷先业,惧徳不明,实赖宗藩以屛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节度大使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行荆州▯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诸父,于属为尊,荆淮之节,于镇为重。太师、三公、尚书、中书令皆一品,于官为崇,于爵为贵,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徳,贵而能去其骄,富而能守以约,名重天下,闻于四夷。自遘疾以来,医祷备至,朕尝临省,亲为煮药,赐赉之物,谦而不受。话言犹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谓不夀,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叹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诏有司择位号之尤尊美者,以追荣之,而称朕意焉。夫名载册书而不朽,泽流子孙而亡穷,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赠天防上将军,依旧荆南淮南节度大使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行荆州牧,仍加兖州徐州牧,追封燕王。堂后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于相者既重,则为之选吏也亦艰。赏劳劝能,皆有优典。以尔给事,兹乆其勤益着。慎不漏泄,谨无过差。用尔嵗成,俾丞卿寺勉图后效,无玷宠荣。可。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两浙转运按察使王琪,可就转刑部员外郎制。▯具官王琪以儒学官于朝,而尝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广,生齿众而物产繁,诚可以效汝之材干,予之蛊。今有司申考绩之旧文,乃叙迁之常法尔。其能使吾民不劳而邦用给足,去吏之贪愚者,母害于州县举士之材,能者不遗其寒俊。厥效苟着,信赏岂稽徃其勉哉?以率尔职可。国子慱士陈淑、秘书丞薛仲简、尹源、太子中舍李随、大理评事朱夀昌磨勘改官制。勅:国家考课之格,叙进有常,所以示为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轻重也。及其弊也,贤愚并进,而功过不明。属者命考旧文,稍更新制,不专累日以为限,间须善举而后迁。夫选之艰,则材者出;赏之当,则能者劝焉。此予之意也。今尔等虽以满嵗増秩,而皆敏材可称,尚有尔知以应新法可。前光禄寺丞王简言复旧官制▯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闵训道之【一无此字】不纯,而愚民之陷焉者,开其自新之路,诱于改过之善而巳然前世议者,莫不以数赦为患,得非人之无良,以赦为幸者欤?具官王简言服于朝伦,向以罪废,屡经肆▯,宜与涤瑕。夫过不可以贰,赦不可以幸,惟勉尔力以赎前羞。可登州黄县尉【五字一作主簿】东方辛可宻州司士叅军制。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九 宋欧阳修撰写 《外制集》第一 制诰五十首 劝农诏 诏书说:我想到由于德行不能彰明,竟发展到动用武力,长久兴兵,使百姓更加困苦。有怜悯百姓、爱护万物之心,谁能符合我的心意呢?我有赏罚分明、信守必行的命令,现在将要举而实行。我的话有条理,你们听从时不要忽视。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凡是治理国家的,无不致力于此。关键在于节省用度,这样粮食就容易充足;勉励农民尽力耕作,使物资不至匮乏。如今吃粮的人很多,而输送粮食的人已经竭尽力量。劝农却不勤勉,征取却只求足额,即使百姓全都耕作也仍然不够,反而有一半落入游荡懒惰之人的手中。即使年年丰收,仍担心不足,又常常遭受水旱灾害。赋税征收是不得已的,但不仁的官吏却借机横征暴敛;赋役自有法令,但政令不明的地方又加重了烦扰和耗费。农民有这些困难,危害又如此之多,想要宽解我的百姓,怎么能够做到呢?使百姓富足之后再施教化,难道没有办法吗?体察我的这番心意,期待你们成为良吏。从今以后在任官员中,有能够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督促农桑、增加户口,凡是有利于农业而不扰民的,有司都应制定赏格,按规定议定表彰和酬劳。如果有的不能修治陂池,不能开辟田野,不能种植桑枣,导致户口流亡,怠慢政务、毁坏官职,也要实行降职罢黜。” 说了却不兑现,法令因宽纵而松弛,这是我长久以来所忧虑的,正想着革除弊端。你们不要仍然沿袭旧的态度,轻慢我的新令。这不是徒有虚名,一定要考核实际成效。凡是制定的条约,我已经明确告知你们了。我的赏赐不会欺骗你们,你们受到惩罚也不要后悔。颁布贡举条制诏 诏书说:儒者通晓天地人三才的道理,又兼能明白古今治乱的根源,可以说是博学了。然而学者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学说,有司却只务求预先拘泥于声病和章句来束缚他们,那么我朝豪杰俊伟的士人凭什么奋发?有纯正明达、质朴厚重的美德,却没有学习培养、使其成长的办法;那些修身励节的人,若与不肖之人混杂并进,那么美德优良、行动敏捷的贤人凭什么显现?这是士人取用方面的严重弊病,也是学者自以为忧患的事,议论者屡次把它提出来。我慎重考虑改革,近来命令详细斟酌,又诏令宰府加以参议确定,都认为应当建立学校来教育他们,然后才可以考察其品行实绩。先考策论,使辨析义理的人能够充分发挥见解;简化考试程式,使宏博之士能够显露才干。至于经学之家,稍微增加新制度,同时施行旧式来勉励中等人才;一切烦琐的法令细文都废除,明确赏罚,使人人各自受到劝勉。这样,待遇士人的心意就周全,取用人才的道路就广阔。用刻薄态度对待人,不能要求别人厚道。如今我兴办学校、倡导善行,是为了尊重士大夫的品行;又改革制度、革除弊端,是为了充分发挥学者的才干。我对于教育的方法,勤勉已经达到极点了。”},{ 有关部门务必认真教导训诫,精心考察荐举,以符合我的心意。学者们要思考如何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不要错过时机。凡是所制定的条文,都可以作为永久实行的制度。皇叔荆王元俨,可以追赠徐州、兖州二州牧,追封为燕王,加授天防上将军。敕令:我承受先帝遗业,害怕自己的德行不能彰明,实在有赖宗室藩王来屏卫王室。如今他去世了,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这个呢?已故皇叔荆南淮南节度大使、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行荆州扬州牧、荆王,是先皇帝的弟弟,也是我的叔父,在宗族关系中地位尊贵;荆南、淮南两地的节度使,在藩镇中职任重要。太师、三公、尚书、中书令都是一品官,在官职上尊崇,在爵位上显贵,而荆王兼有这些荣誉。他确实具有美好的德行,地位尊贵却能去除骄矜,财富丰厚却能以俭约自守,声名重于天下,名声传到四方夷狄之地。自从他患病以来,医疗和祈祷都已极尽周备,我曾亲自前往探视,亲手为他煎药,赏赐的物品,他却谦让而不肯接受。他说过的话还在耳边,如今遥远地令人追想。唉!享年六十岁,不能说不长寿;上天所赐的五种福分,也不能说没有全部具备。而我之所以为他深深哀悼叹息,是因为上承先帝兄弟友爱的仁德,下以此表现我孝敬思念之情的极致。因此诏令有关部门选择最为尊贵美好的名号来追赠荣誉,以符合我的心意。他的名号载入册书而永不朽灭,恩泽流传子孙而无穷无尽;他的魂魄如果有知,就接受我美好的诏命。特追赠天防上将军,仍依旧任荆南淮南节度大使、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行荆州牧,并加授兖州牧、徐州牧,追封燕王。堂后官李元方,任大理寺丞。敕令李元方:丞相府是天下政务的根本。我任用宰相的责任既然重大,为他选择属吏也很艰难。奖赏功劳、勉励才能,都有优厚的典章。你在这里供职,已经很久,勤劳更加显著。务必谨慎,不要泄露机密;恭谨办事,不要有过失差错。因你年终考核合格,任命你为卿寺丞官,希望你努力谋求日后的功绩,不要玷污这份宠荣。准许。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两浙转运按察使王琪,可以就地转任刑部员外郎。现任官王琪凭儒学在朝廷任职,过去又常常谈论天下的利益。如今两浙地区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确实可以用来发挥你的才干,替我治理好这些事务。现在有关部门援引旧日考核功绩的条文,不过是按照通常的升迁法令来叙功升职罢了。希望你能使百姓不受劳扰而国家用度充足,罢免官吏中贪婪愚昧的人,不要妨害州县荐举人才的事务,不要遗漏有才而贫寒的俊杰。如果这些成效确实显著,可信的奖赏难道会拖延吗?往后努力吧!以此来履行你的职责。准许。国子博士陈淑、秘书丞薛仲简、尹源、太子中舍李随、大理评事朱寿昌,经磨勘后改任官职。敕令:国家考核官员的法格,对官员叙功进用有固定常规,是为了显示立法的公平,也防止有关部门任意轻重处理。等到这种制度产生弊病时,贤能与愚劣一同升迁,功劳和过失也无法分明。近来我命令考察旧有条文,逐渐更新制度,不专门以任职日数作为期限,有时还必须有良好荐举之后才能升迁。选拔如果艰难,人才就会脱颖而出;奖赏如果恰当,有才能的人就会受到激励。这就是我的用意。如今你们虽因任满一年而增加俸秩,但都属于敏捷有才、值得称许的人,仍应知道如何回应新法。准许。前任光禄寺丞王简言,恢复旧有官职。赦免的意义,在于怜悯教化训导不纯正而陷入罪过的愚民,为他们打开自我更新的道路,引导他们走向改过自新的善行而已。然而前代议论此事的人,没有不把多次赦免视为祸患的,难道不是因为有些人没有良知,把获得赦免当作侥幸吗?现任官王简言在朝廷任职,先前因罪获罪罢职,多次遇到赦免,应当允许他洗涤瑕疵。过错不可以重复犯,赦免也不可以当作侥幸;只希望你努力,以赎回从前的羞耻。准许登州黄县尉王简言为密州司士参军。东方辛任密州司士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