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六十九

译《答陈知明书》。欧阳修再拜启：来人带来您的信，信中说到秦、燕和玉马之事，您谦逊得何其过分啊！我昨天在广陵，只是在众人中同您见了一面，当时还没有相知的意思；等到饭将吃完，案几才同足下相接，我才知道您不是普通人。然而仍没有空闲稍作停留，以尽情获得我想从您那里得到的东西，后来常常以此为遗憾。去年在颍州承蒙您来信，又有从滁州来的客人，都能谈说您的事情，于是我明确地认为，士人之间的相知，有的相隔千里，有的相隔不同的时代，只要知道他的道义就够了，不一定要接触他的形迹。这样看来，在广陵没有停留，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这些都是前一封信中反复说明的。对于足下，我不必等看到您亲自写的文章，才认为了解您，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您曾经给我看过诗和书信，我读后喜爱不止，认为它们宏博高深，必定有放纵驰骋而令人喜爱的地方；即使得到很多，也应该不会厌倦。因此又总想向足下有所求，就像已经垂涎并吃到一片肉，还想在五鼎盛宴中尽情享用一样，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希望足下不要吝惜。《与王深甫论世谱帖》。欧阳修启：承蒙您借给我颜氏谱，得以看到其中一二，实在大幸。前代常常遭逢丧乱，士大夫的世谱却从未断绝。自五代以来，家家丧失世谱，是因为士人不自重，礼俗苟且简慢所造成的。即使人人自己寻求本家谱系，尚且不可得，何况凭一人之力，在错乱、散失的资料中加以考订，能够像您所展示的这样；若不是深甫好学深思，没有人能做到。颜谱暂且留在这里，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等您来访时想请教。我的《集古录》从未交给童仆办理，昨天大热，查找很困难，今天送上，次序不整。欧阳修再拜。同前。欧阳修启：承蒙赐示。承知早晚身体安好。高阳的说法如此，看来是得到它了。载初元年正月，就是永昌年十一月。应当同永昌算作同一年；天授是庚寅，载初是己丑。然而从天授到长安四年甲辰，共十五年。假如从武德起不除去周年，那么乾元己亥就是一百四十二年；若除去周年，则大历乙卯是一百四十年。乙卯是大历十年。哥舒晃的事情在大历八年。又说江西出兵，不应越过数千里从明州出兵，这一点也可疑。前些日子答复后，又将它校勘了一遍，却不敢写信，再等见面时商议。大概从江西出岭，路程最近；若从湖南出兵，已经稍远。即使从明州出兵，也不是江西所能节制的。患病无聊，姑且用这些答复。欧阳修顿首。同前。欧阳修启：承蒙您详细展示考订，给我很多启发，我已经十分感激佩服。为什么要从唐朝除去周朝的一年？确实如您所说。又秘密罢免明州，在建中二年，那么大历八、九年以后，儆就任明州太守，而密代替他。按年数推算，同乾元的说法比较起来便可知道。但恐怕前人未必是按除去周年的办法计算，难以凭臆断定。当由两位使者前来的人自己选择。高阳门徒的说法，恐怕就是高阳人，不知是否如此。郭子仪家传等文，先送碑文，随后继续派人送去。欧阳修再拜。您推算得确实很好，但再仔细想想唐人除去周年的说法，恐怕未必如此。武则天在天授年间改国号为周，只有重新使用载初年号一事，前后相差也只有一年。《与王深甫论五代张宪帖》。欧阳修启：承蒙您赐教，说明得很详尽，给我的帮助很大。您所怀疑、所论述的，都同我考查所得相同。如今既然对此有疑问，那么想在传记后写一篇小论，以哀悼他的忠诚，这样可以吗？我所写的，只是把“赐死”改为“被张宪杀死”，没有增损事实。张宪起初的节操十分鲜明，但他放弃城池逃走，不如守住职位而死；既然已经失去这一节操，那么说被杀同说赐死也相同了。他的心志值得称许，只是举动不合宜罢了。又没有看到《张昭传》中所载的文字，倘若您能抄录给我看，那就更加幸运了。眼睛疼，草草写来，次序不整。欧阳修再拜。庄宗在某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听到变故后逃往太原，被杀；张宪也逃往忻州。明宗初三日进入洛阳，初十日监国，二十日即位。张宪在二十四日死。我起初正因此怀疑此事；又因本传说明宗郊天时，张宪得到昭雪，那么似乎不是明宗杀了他。请再仔细想想，如何？同前。欧阳修启：承蒙您赐教，越发详尽，我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存霸逃往太原，别人说他的马秋断了，因此怀疑他是战败而来。存霸于是把实情告诉他们，并且自己剃发、穿上僧衣，见到符彦超说：“愿意做山中的僧人，希望您庇护我。”彦超也想留下他，等待朝廷命令。后来被军众杀死。如果是这样，那么张宪似乎知道庄宗已经去世了。根据张昭劝张宪奉表一事，可知他知道新君已经即位。但不知道他逃往忻州是什么缘故。这一想法很有意思，只是他死得不得其所罢了。饭后请您来访，再详尽谈论高明意见，可以吗？欧阳修再拜。《问王深甫五月一日防朝帖》。欧阳修启：两夜以来起居如何，想来清健安适。前几天贪恋同您谈笑，有一件事几天来想请教，偶然忘了。唐代有五月一日防朝的礼仪，我只略略记得它的起源，本来出于道家，这一天君臣聚集防朝，仪式十分盛大；但这种说法不合经典，不知道始于哪位皇帝。我还记得大概是开元以后才有，请略作指示，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欧阳修再拜。中间曾经停止过，后来又恢复实行；恢复实行恐怕是在宪宗朝，我也记不清细节了。

译《与杜防论祁公墓志书》。欧阳修启：专程来人到了，承蒙赐信。敬悉暑热中服丧起居还算平安，深感欣慰，也很牵挂。您所要的文章，始终没有写成。确切的葬日原以为还很遥远，所以一直没有编次；忽然承蒙来索，也不知道葬期远近。因为一个儿子患伤寒，三次发作，已经卧床一月，身体虚弱，实在令人忧虑。日夜忧急，心绪纷乱，不能静心构思文章。即使勉强写成，文章也不会工整，反而有损于公的清德。如果葬期逼近，请暂且让韩舍人把行状增删改写成墓志文。我虽然迟缓，也应当亲自写一篇，记述他的平生。知道您同先相公交情最深，我没有别的报答，只有文章是我的本职，当然不会推辞。即使足下不命令我，我也自然应当写。然而必须慎重，以求文章流传久远，不能只图迅速。如果大略能够流传后世，也不必勉强实行【疑】何况不用遗命吗？如果葬期还没有确定，可以等待，那就更好了。不过一个月十日也只能写完。如果依我的意见，墓志文不如暂且采用韩公的行状，比较方便。因为我的文章简略，只记大节，着眼于长久流传，恐怕难以满足孝子的心意。但只要报答知己，尽心于记载，也就可以了。还请您斟酌取舍。范公家的神道碑，因为他的儿子擅自增删，不得不重新写文加以说明，希望后世以家集为凭证；续写成后再抄录呈上。尹氏的儿子去世，请韩太尉另外写墓表，由此可见朋友、门生、故吏同孝子的用心常常不同。我难道会辜负知己吗？范、尹两家也可以作为鉴戒。请再想一想；若真有心使文章流传久远，就必须记大事而略小事。这些话可以同通达事理的人说，足下一定深知。只是因为葬期很急，恐怕仓促之间来不及，所以说了这些话。幸望察知。我在京师琐碎事务中，天天为病患忧煎，不能按时派人致问。夏日炎热，节哀自爱。同前。欧阳修启：秋凉了，不知服丧期间起居如何？先前在驿递中承蒙赐信，所示墓志文现在已经写成。因为没有得力的人，便托李学士送达。我的才智愚陋，承蒙正献公的知遇非同一般。公识人、推奖人才，从没有像对我这样勤恳的；我遇到知己，也没有像公了解我这样深。谈到报答的本分，其他事情都说不是公所希望的，只有记述公的盛德，才可以尽门生故吏的本分。然而我年老多病，文章写得不好，不能编排出万分之一，这尤其使我惭愧遗憾。不过所记的事情，都有实录和依据，都是大节以及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其他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事，即使在别人身上也算不上大美，就不能不写在公身上，作为可以略去的内容，便都没有时间写【如担任提刑、审断案件之类】。但又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如何？如果您信任这篇文字，我很幸运；若能找到一份笔画端正、字形不怪的真楷书手稿来抄写，也有使它流传后世、容易让人看懂的意思。碑石已经刻成许多，请给我几本，前来索取的人很多。知道葬事定在十月，不知是什么人，篆写碑额早已完成。昨天礼院议定谥号为“正献”【清白守节叫“正”；“正”避讳御名而读音相同，所以写作“所汝”也；文德贤能、功业有成叫“献”，含有文节、文正的意义】。如今已经不能再见知己，每当面对公事，只知道感动流泪罢了。天气渐冷，您侍奉双亲，请千万节哀自爱。不再详述，欧阳修再拜。《问刘原甫侍读入阁仪帖》。入阁的礼仪起于哪一年【“阁”是哪一座殿】？开延英殿又起于哪一年？五日举行一次起居，于是废止正衙不坐朝，起于哪一年？这三件事，鄙陋孤闻的我都不详细了解，请您说明它们的始末。欧阳修启：承蒙您详细赐示，您的意见使我得以释疑，我还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幸运，却已经非常感激，感激不尽。我所问这件事，本来是明宗设置内殿起居，又恢复入阁，究竟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昭宗朝的做法错误混乱，不合旧制。朔望日在宣政殿举行朝会一事，尤其失当。紫宸殿入阁本来是制度【但没有看到最初起始的年代】如今入阁却临御前殿【从这里昭宗开始失误】；延英殿问对与入阁相合的仪式【也是从昭宗开始失误】；举行起居却废止正衙【从明宗开始失误，直到今天遂成如此】。含元大殿【举行大朝会】；宣政殿举行常朝【称为正衙，本来是玄宗因朔望日在陵寝荐享，不再临御正殿，才开始在便殿召见宰臣以下，这是入阁的开端。如今说朔望日御临宣政殿，实在大错】；延英殿是便殿【也称入阁，五日开放一次，同宰臣商议政事；在宣政殿站立奏事结束后，赐座、赐茶汤；延英殿则赐座议事，大概是关系逐渐亲密、谈论逐渐深入。昭宗开始一天九次开延英入阁，仍然只在其中一次开延英，一天之内实行】；前殿入阁【唐末就在朔望日前殿的正观殿举行入阁；自后唐到本朝都在文明殿举行入阁，都是便殿，有人或把朔望日宣政殿朝会指为入阁，尤其错误】。我在史书方面本来就不熟悉制度，现在更加不熟悉，请您替我参详。

译《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欧阳修启：从前【一作“曩”】我在河朔，不能让自己闲下来，曾经搜集记录前代遗留下来的金石文字。自三代以来的古文、奇字，没有不搜集的。其间虽然获罪被斥退，水陆奔波，颠沛困顿，加上人事中的吉凶、忧患、悲愁，以及无聊仓促的处境，却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大概从庆历乙酉到嘉祐壬寅，共十八年，得到一千卷；看起来我的勤劳已经很深了，但也可以说收藏丰富了。我私下又想到，自己的爱好同世俗相反，偏偏辛辛苦苦收拾世人所抛弃的东西，唯恐来不及，这又很可笑。因此便自己叙述这件事，希望可以显明自己的志向。然而回头看这篇文章，文辞鄙陋、见识浅薄，不足以给人看。后来自己检视先前所搜集记录的东西，发现即使是佛教、道教荒诞虚妄的说法，平常被儒者贬斥、断绝的，往往也取来保存而不忍立即废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它们的字画工整吗？这样看来，书写文字的方法虽然只是学者余暇的事情，也有助于金石文字的流传。至于佛、老的学说，本来应当抛弃，却因字画而得以保存，竟只是凭字画流传，这就是它们幸运地找到了寄托，哪里只是“有所帮助”而已呢？我的文章鄙陋，恐怕不能凭自身流传；如果有幸找到寄托，也未必不能流传下去。由此说来，替我取得不朽寄托的，只在君谟一挥笔的片刻之间罢了。我私下认为，君子乐于行善，愿意成全别人的美事；您也许听到这番话，会认为不应当推辞。因此我就拿这番话前来请求，并不疑虑，伏惟幸察。《与乐秀才第一书》【景祐三年】。某启禀秀才乐君足下：昨天船只往来时，承蒙您都来拜访，又把一册您的作品先送给我。您启封时的礼数，完全像后辈拜见前辈的仪式。我年纪刚三十岁，未能跟随乡试进士之后参加科举，到现在才七年；官职仅仅做了一个县令，又是有罪之人。德行、爵位、年龄这三方面，都不足以符合足下对我的期待，这正是我惭愧的原因。从冬天到春天，阴湿之气不断泄散，夷陵的水土之气又频频使我发病，加上事务繁多，因此一直没有回复。听说古人求学，讲习得深，信受得坚定，内在积蓄充足，然后外在发露的东西才广大而光明。譬如金玉的光彩，并不是靠打磨、修饰、染濯造成的，而是由于它的材质坚实，光辉自然发出。《易经·大畜》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意思是，内在积蓄充实，然后发出光辉，日益新鲜而不枯竭。所以卦辞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人的学问并非只有一家，他们所遵循的道虽然相同，言语文章却从来不相似。孔子作《易传》，周公作《尚书》，奚斯作颂，文辞各不相同，却各自被认为是经典。子游、子夏、子张同颜回拜同一位老师为师，他们的为人却各不相同，只是各自顺着自己的天性而达到道罢了。如今的学者有的却不是这样，不致力于深入讲习、坚定信奉，只是把言辞雕琢得巧妙来制造华丽，把话说得夸张来制造宏大。勉强去做就用力艰难，用力艰难就有所限度，有所限度就容易枯竭。而且他们写文章不以古人为法度，就一定曲折变化，随从时俗所喜爱，很少能够自立。这是因为内在积蓄不足，却没有人知道自己所守持的是什么。我私下读到您所作的文章，气势高健，志意十分壮盛，而且力量有余。譬如良骏之马，本来就有好的资质，若让它驾驭大辂，由王良来驾车，使车铃和銮铃的节奏协调，在大道上行驶，并不困难。想要充实内在，必须从深入讲习开始；达到深厚之后，才能懂得自守，能够这样就好了。您说出来的话都文采修美；您在当时被人厌恶，抛弃自身而居住在这个地方，不敢把自己同众人并列，众人都共同抛弃您，而足下却过分礼敬我，把我当作贤明方正之人来对待，这实在不敢承当。因此把心中所想全部写来答复，以稍稍弥补惭愧。某顿首。京城版本的《英辞类稿》中有两封答乐秀才的信，首尾意思颇为相似。其中第一封，《居士集》没有收录，现在抄录如下；第二封虽载于《居士集》，但用字有些不同，附列在左边【见《居士集》卷四十七】。《文忠集》卷六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宋欧阳修撰。外集二十。防问、谥议、斋文、祭文。进士防问题五道。问：古人作诗，也因时局的得失，使感情郁积在心中，然后发之于吟咏歌唱罢了。一个人作诗歌，欢乐、悲伤、困苦，似乎所牵涉的事情并不重大。然而子夏作《诗序》，认为感动天地、感应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诗中所说的话，果真足以感动天地、感应鬼神吗？问：古代成为圣人的人，没有比舜更高的；贤能而接近圣人的人，没有比颜回更近的。孔子称虞舜是不可企及的，而颜氏大概差不多可以达到。至于称说舜的作为，只说“喜欢询问，喜欢考察浅近的话”罢了；称说颜回好学，只说“不迁怒，不重犯错误”罢了。既然如此，这样的人就是不可企及、差不多可以达到的吗？又问：汉宣帝中兴时，丙吉、魏相任宰相，后世谈到贤能的宰相，一定要考察他们。他们应当有兴盛、树立功业的事业，显名于世。等到考察他们的纪传，却没有其他功德方面的事情，只有《明堂月令》一章，大概记载吉礼之事罢了。不知丙吉、魏相之所以能在后世获得贤相之名，能够看见吗？问：子、丑、寅三种历法，哪一种是三代的正朔？孔子为什么偏偏实行夏历？有人说：“夏历质朴，忠、质、文分别是三代的政治特点。孔子为什么又说‘遵从周代的文’？如果夏历是正朔，那么商历、周历就不正吗？周代政治崇尚文饰，难道夏、商两代的政治就没有文吗？”周代以子月为岁首，那么今天的冬十一月就是春季的正月；商代以丑月为岁首，那么今天的冬十二月就是春季的正月。把冬十一月、十二月定为春季的正月颁行天下，并用来教导百姓，岂不是同天时相违背吗？君臣相互和谐，父子相互亲爱，兄弟、夫妻相互敬爱顺从，这些是文的根本；用仁来守护，用义来制约，用礼乐来调和节制，这些是文的完成。假使夏、商没有文，那么夏、商时代难道没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制度吗？有人说：“三代的正朔都是相同的；子、丑、寅出于后世儒者的妄说。忠、质、文也出于后世儒者的妄说。假使确实出于后世儒者的妄说，那么孔子怎么会有实行夏历、遵从周文的说法？” 问：周天子的田地方圆千里，号称拥有万乘。万辆兵车的马都要具备，又有十二闲的马匹；而六卿和三百六十名官员，也一定各自有车马。车马难道不是太多了吗？方圆千里的土地究竟有多少田地？用来牧养马匹的地方又有多少？怎么能容纳这样多的马？方圆千里的土地究竟有多少田地？牧养马匹的方法又是什么？如今天下更加广大，却常常忧虑没有马。难道古人善于养马，而今天的人不善于养马吗？应当有说法可以回答。谥议。《赠太尉夏守赟谥议》。议曰：谨按谥法，世代勤劳笃实叫作“忠”，小心恭敬谨慎叫作“僖”。现在考察公的行状：公的父亲以军校身份战死阵中，于是获得恩赏，恩及其子；公奉君命死于道路，得到谥号“庄”【一作“壮”】。公自束发之年便能孝顺谨慎，遇到先帝，供职左右，才智敏捷、努力自强，时间越久越勤勉。至于统领军队、掌管军旅，宿卫王宫，出任节度使，入朝登上枢密辅政之职，安享荣宠六十多年。当真宗时期，李继迁叛命，朝廷在朔方用兵；契丹尚未和好，又两次用兵河北，在多事之时，他的勤劳最为显著。有时奔走自效，来不及顾及私家亲近之人，即使身至任所，也从未敢为亲属请求恩泽。历任大小职务，没有丝毫过失。先朝因此特别加以奖拔。前些时候西方军队刚刚出征，父子相继出行；北方顾虑深重，他被选任为首。迫于突然去世，他的功用尚未显著。考察他的始终，事迹是可以看见的。所谓勤劳显著于几代，恭谨慎重表现在小心谨慎上。考察这些并非虚妄，应当依照节义给予谥号，谨合二法，谥曰“忠僖”。谨议。斋文。《顺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斋文》。伏以积累仁德，王业在艰难中开始；追念远祖、奉祀先人，以孝治理天下，远近都受到影响。今天临近忌日，恭敬遵循旧有典章。顺祖惠元睿明皇帝开创庆基，能够发扬前代功业，昭示圣明谋略并留给后世，使宗庙昌盛，德行足以观瞻。今皇帝继承大明，能够昌盛宏大的事业，适逢忌辰而更加感伤，于是借佛事荐献庄严。愿顺祖皇帝如在之威，历经百年仍令人敬畏；愿无疆福祚，保佑亿万世垂下福庆。又愿今皇帝圣寿延长、宏大基业永远稳固。然后愿宰辅大臣承继旧德，宗室群英，以及下至臣民，全都共同得到福佑。祭文。《祭沙山太守祈晴文》。欧阳修谨慎地在沙山太守神灵前祭告：我扶护母亲的灵柩，归葬于先祖墓地，大事已经定下日期；阴云却屡屡兴起。我这个不孝、罪逆之人，幸赖天地鬼神哀怜，行经四千里江面，没有遭受风波的恐惧，如今就要办理此事了。幸望神灵宽宥，借给我三日不下雨的晴天，那么从始至终所赐的恩惠，报答神德哪里有穷尽呢？尚飨。《祭五龙祈雨文》【一作《祭五龙神》】。伏以去年秋天水涝，丰收也不能弥补；灾荒之中，百姓以糟麦为食来维持生命，而上天久久不下雨，禾苗将要枯槁了。旱灾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只知道奔走祈雨；降雨是龙神所作，难道忍心不接受这微薄的祭品和拙劣的文辞，以此表达诚意吗？尚飨。祈晴文。官吏之所以享用百姓的赋税，神灵之所以享用百姓的祭祀，是因为官吏用刑政保护百姓，而神灵能够用祸福加于百姓。冤屈无处申诉、刑罚不明，这是人力能够做到而官吏没有办理的事情，过错应在官吏。水旱失时、饥荒和疫病，这是人力所不能达到的事情，都属于神灵职分所致。如今从冬天到春天，雨雪不停，居民没有粮食，市场店铺不能开张，人人吃糟来延续朝夕的性命，甚至有人因无食可吃而自杀。这是县吏不能治理百姓，以致神祸降临的过错；应当处罚县令自身，使他承受疾病灾殃来承担责任，不应让数千户百姓都承受灾害。雨雪虽然久下，到现在如果停止，百姓仍有希望，唯愿神灵怜悯他们。《祭东岳文》。某近来获准解除郡中职务，允许返回乡里，正要驾车上路。适逢暑雨时节，每次出行都以愚诚仰求上天，并祈求神灵赐恩，使清风吹来驱散阴云，猛烈的秋阳晒干车辙，于是道路没有阻碍，得以返回草屋居所。承受神德深厚，不知如何报答，谨用一杯酒的祭礼表达衷心，尚飨。《祭金城夫人文》。欧阳修谨慎地派表弟郑兴宗，带着清酒和各色祭品，在金城夫人的灵前致祭。欧阳修遭受严酷的罪罚，正处在哀痛忧伤之中；扶护灵柩归葬，远在千里之外，忽然承受凶讯，情感和礼仪都无法尽到，只能姑且陈列微薄祭品，表达诚意而已。尚飨。《祭王深甫文》。

译唉！我的深甫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品行施行于乡党，信实和义气施行于朋友。贫穷和卑贱不以为耻，富有和尊贵不以为荣。虽然内在所得本来就很充足，不需要外物来增益，但不可掩盖的德性，大概正是因为他真诚尽意而形成的。当他身处陋巷、困顿穷乏时，名声已经在朝廷中显赫。至于利害不能动摇他的内心，富贵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处在众人之中而不随波逐流，面对可得到的利益而不苟且。只有我从最初就了解你，长久以来只是相信你。从前我居住在颍州时，我正壮年，而你还只是少年；如今我老了，回来却送你到黄泉。古人居住一地，必定有当地的朋友，何况像你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一个地方的贤者吗？举杯同你永诀，又还能说什么呢！《文忠集》卷七十。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一。宋欧阳脩撰。外集二十一。谱。《欧阳氏谱图序》。吉州庐陵县儒林乡欧桂里。欧阳氏的祖先，是夏禹的后裔。自帝少康把庶子封在会稽，使他守护禹的祭祀，传了二十多代到允常；他的儿子叫勾践，就是越王。越王勾践死后，儿子王鼫与即位，传了五代到王无疆，被楚威王灭掉。他的各支族子孙分散居住在江南海上，有人受楚国封为欧阳亭侯。亭侯的封地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的南面，子孙于是以欧阳为氏。汉高祖灭秦，得到王无疆的七世孙摇，又封他为越王，使他奉祀越王后代；而欧阳亭侯的后代，因而有在汉朝做涿郡太守的，子孙于是迁居北方，一支居住在冀州渤海，一支居住在青州千乘。居住千乘的一支中有和伯，在汉朝任官最显达，世代担任博士，以经学著名于世，就是所谓欧阳《尚书》。居住渤海的一支，在晋朝做官最显达的叫建，字坚石，就是所谓“渤海赫赫欧阳坚石”。建遭逢赵王伦之乱被杀，他哥哥的儿子质带着族人逃奔长沙，从此子孙又居住在南方。在陈朝做官的有頠，威名显著于南海。頠的孙子叫询，询的儿子叫通，在唐朝做官尤其显达，都成为名臣。他们世代居住长沙，却仍以渤海作为郡望。从通往上三代，生琮，任吉州刺史，子孙因而在这里定居。琮的第八世孙生万，万任安福县令，生和，和生雅，雅生效，楚效生谟，托、詃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八个儿子，按世次就是曾祖。如今谱图所列的子孙，都是八位祖先之后。大概自安福府君以来，遭逢唐末五代之乱，江南陷入僭伪政权，欧阳氏于是虽不显达，却世代成为庐陵大族。皇祖府君凭儒学在当世知名，直到今天还把他所居住的乡称为儒林。到宋朝兴起，天下统一，八祖的子孙渐渐又出来做官。然而宋朝建立三十年后，我的先父、伯父、叔父才开始以进士身份登科，共四人；又过三十年，我和丽兄的儿子乾曜又登科。如今又将近三十年了，以进士身份做官的又只有两人。大概自八祖以来，传到今天已有一百年，时而断绝、时而衰微，分散稀疏，而其中通达仕进的人为什么这样迟、这样少呢？如今我承受祖先余下的福泽，在朝廷列官，窃取荣宠，超过了本分；可是才能卑下、能力浅薄，默默无闻地将要老死。没有德行却享有俸禄，是耻辱，只足以成为自身的惭愧，哪里还敢把它看作使亲族显耀呢！唉！从欧阳通往上，事迹见于史书；从安福府君往下，遭逢世变而无从施展。我不幸早年丧父，不能完备地听闻祖先的遗德。然而家中传下来的教诲是：以忠心侍奉君主，以孝心侍奉父母，以廉洁做官，以学问立身。我先父和各位伯父叔

译父亲身实行、教导子弟的这些道理，我已经承继了一二分。我又曾听长者说：黄巢攻破江西州县时，吉州尤其遭受祸害。欧阳氏率领乡人抵御贼兵，依靠这件事得以保全的有一千多家。子孙应当有人蒙受这份阴德；但我不肖，哪里配承当呢？《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今八祖欧阳氏的子孙很多，假如先父和伯父叔父亲身实行、教导子孙的道理，能够守持而不丧失，那么其中一定会有配得上这份福庆的人。嘉祐四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孙修谨慎地为谱图作序。景达【生一子】，僧宝【生三子】，頠【生二子】，纥【生四子】，询。盛、亮。防、德。器。约【生一子】，▯。询【生四子】，长卿。肃【生一子】，顗。伦。通【生二子】，防明【生一子】，昶【生二子】，璟。防让，琮。从琮以下七代的谱系失传。琮的第八世孙叫彪，彪的弟弟叫万；万以下的世次如下。万【生一子】，和【生一子】，雅【生二子】，效【生三子】，谟。托。詃。楚（生三子）：堂。▯。戊。托（生三子）：鄠。郴（生八子）：俊（生一子）：翺（生一子）：葛。伸（生一子）：宏（生一子）：至。起。仪（生四子）：猛（生二子）：绶。丽。谷（生二子）：焕。炳。寛（生四子）：曦。暐。晃。煦。载（生一子）：鉴。伾（生一子）：素（生三子）：霈。晓。蔼。信（生一子）：端（无子）。偃（生三子）：观（生二子）：昞。脩。旦（生二子）：宗古。宗道。（生三子）：宗顔。宗闵。宗孟。佺（生一子）：翦（生三子）：暹。凯。勲。仿（生三子）：颍（生三子）：羽。景。昱。顗（生一子）。顼（生一子）。邦。欧阳氏自从获得姓氏以来，子孙众多，族谱按照亲疏关系编排，理应有详有略。其上世年代久远、支派分散而关系疏远的，事迹有的记载在史书中，有的分别见于各房家谱。现在从吉州府君以下，详细列在下面。吉州府君名琮，葬在袁州的萍乡，子孙从此开始在吉州定居。唐朝末年，黄巢攻陷州县，府君率领州人抵御贼军，乡里因此得以保全，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颂他的德行。安福府君名万，事迹缺失。处士名雅，字正言，年高而不出仕，德行受到乡里称道。夫人是龙氏。韶阳府君名效，字德用，任韶州韶阳主簿。夫人是周氏。处士名托，字达明，隐居守德而不出仕，乡里都称许他。凡是百姓发生争执、到官府诉讼的，后来大多还会再起诉；有些人请处士评定是非曲直，便不再争讼。夫人是王氏。令公府君名郴，字可封，在南唐任武昌令、吉州军事衙推官，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天性极其孝顺，兄弟之间友爱相亲。有一茎两朵的紫芝生长在楹乡，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孝德感动所致，于是为此撰写赋和颂。他享年九十四岁，葬在欧桂里横溪保的燕湖。夫人是刘氏。府君多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夫人多次封为楚国太夫人。屯田府君名俊（第三十六世），在南唐任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岁，葬在栗源。夫人是李氏。处士名伸（第三十七世），守道而不出仕，享年七十三岁，葬在滁陂。夫人是萧氏。屯田府君名仪（第三十八世），字象之，在南唐任职，考中进士并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考中进士时，父母都还健在，乡里以此为荣，于是把庐陵的文覇乡安德里改名为儒林乡欧桂里。他所居住的履顺坊改名为具庆坊，享年五十五岁，葬在官山。

译夫人是王氏。

译处士名伾（第三十九世），守道而不出仕。夫人是王氏、张氏。静江府君名信（第四十世），在南唐任静江军团练使（据宋奭所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出的八子次序，官职封赠说信为静江军团练使，兼有宪职；南唐的官品制度恐怕与现在不同）。享年二十五岁，葬在曾家庄，夫人是郭氏。令公府君名偃（第四十一世），年轻时便以文学著称。南唐以为耻辱，他没有参加进士科举，便到文理院上书，献上自己所写的十多万字文章。被召来考试，任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岁，葬在吉水的回陂。夫人是李氏。府君多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夫人多次封为吴国太夫人。处士名佺（第四十二世），隐蔽行迹而不出仕，享年四十七岁，葬在东田。夫人是陆氏。工部府君名仿（第四十三世），在本朝任许田令，葬在奉新，多次追赠工部侍郎。夫人是李氏。处士名翺，事迹缺失。处士名宏，事迹缺失。处士名猛，葬在马家坑，夫人是郑氏。水部府君名谷，任筠州团练副使，官至检校水部员外郎，葬在传家坑。夫人是王氏。封州府君名寛，任封州司理防军，葬在早禾坑。夫人是边氏。工部府君名载，字则之，淳化三年进士及第。欧阳氏从江南归附朝廷后，以进士登科的，从府君开始。他为人端方持重，少言寡语。真宗皇帝曾亲自选任御史，府君以秘书丞身份授任监察御史；后来任泗州知州，毁掉龟山佛寺，诛杀数十名妖僧。他治理政务清廉、简约、宁静，所到之处，从不窥视官舍中的园圃，以至于果实腐烂掉在地上，家人也不敢拾取。官至尚书工部郎中，享年六十八岁。夫人是金坛县君米氏。处士名素，事迹缺失。处士名端，事迹缺失。崇公名观，字仲宾，事迹详见《泷冈阡表》。享年五十九岁，葬在吉水沙溪的泷冈。多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崇国公。夫人是彭城郡太君郑氏，多次封为魏国太夫人，享年七十二岁，附葬于泷冈。处士名旦，隐居守德而不出仕，侍奉母亲以孝闻名，受到乡里的称赞，葬在乌龟塘，夫人是彭氏。兵部府君名晔，字日华，咸平三年进士及第，官至都官员外郎，历任桂阳监、端州、黄州、永州知州，所到之处都以能干著称，尤其擅长审决疑难案件；所得俸禄分出来供养孤儿遗属。他哥哥的儿子脩幼年丧父，他像教自己的儿子一样教育他，享年七十九岁，葬在安州应城的彭乐村。夫人是福昌县君范氏。后来，他哥哥的儿子脩以枢密副使知政事，遇到今上登基，因而追赠府君为兵部员外郎。处士名翦，事迹缺失。处士名羽，事迹缺失。职方府君名颍，字考叔，咸平三年进士及第，官至尚书职方郎中，历任万州、峡州、鄂州、歙州、彭州、岳州、阆州、饶州八州知州，治理政务注重严明，既有威严又施恩惠；后来以原官职分司，享年七十三岁，定居荆南，最终葬在那里。夫人是广陵县君曾氏。奉职府君名顗，任三班奉职。殿直府君名顼，任右班殿直。谱例说：姓氏的源流由来久远，所以先世大多已经亡佚而不可考见。编排谱图的方法，是从可以考见的世代开始，作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另行分为一世。这样世代久远、子孙众多以后，官爵、功业和德行记载在谱中的不胜其繁，就应当按照远近亲疏来区别。凡是关系疏远的略写，关系亲近的详写，这是人情的常态。玄孙既然另行分为一世，就分别详记各自的亲属，并各自系明其所出；这样详写的不会繁杂，略写的也不会遗漏。凡各房的子孙，都记载那些应当记载的，使各谱牒相互参见，亲疏关系有条理；应当依照这个体例仔细考察。《文忠集》卷七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二。宋 欧阳脩 撰。外集第二十二。谱（附《牡丹记》）。《砚谱》。端石产于端溪，色泽纹理晶莹温润，原本以子石为上品。子石是在大石中生成的石头，大概是精良的石料。但民间流传讹误，竟把紫石当作上品；又以储水不耗为佳，有鸲鹆眼的更为珍贵。鸲鹆眼是石头的病疵，然而只有这种岩石才有。端石不只是受到民间重视，官府每年也把它作为贡品，它在其他砚台之上；可是十方中没有一两方能发墨的，只不过供人玩赏罢了。歙石产于龙尾溪，这种石头坚硬劲利，大多能发墨，所以前代多使用它。以有金星的为贵；它的石理略粗，用手摩擦时，感到沙沙作响而有锋芒的尤其好。我年轻时又得到过金坑矿石，更加坚硬而且发墨，但世上也很少有。端溪以北岩为上品，龙尾以深溪为上品；比较两者优劣，龙尾远远胜过端溪，只是端溪后来出名而受到珍贵罢了。绛州角石，颜色像白牛角，纹理有花纹和波浪，与牛角没有不同；但质地粗顽光滑，不能发墨，世人只是用它研丹罢了。归州大沱石，颜色青黑，斑斑点点，纹理略粗，也颇能发墨。归峡人把江水称作“沱”，大概这是江水中的石头。这样的砚只在川峡一带使用，世间不曾见到。我任夷陵县令时，曾得到一方，姑且记下以扩大见闻。青州紫金石，纹理粗糙，也不能发墨，只有京东人使用。又有铁砚，制作相当精巧，但毛病是不能发墨，往往把端石镶嵌在里面，所以人们也很少使用。只有研筒便于携带，官府中的官吏常常拿着它随身使用。红丝石砚，君谟送给我时说：“这是青州石。”唐彦猷得到它后说：“必须用水浸润到足够湿润才可以使用，不然就会干渴。”彦猷非常奇爱这方砚，认为它发墨不比端石差。君谟又说：“端石晶莹温润，只有带有锋芒的才一定不同于同类。”这话与我的看法特别不同，所以一并记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青州、潍州的石末砚，都是瓦砚。它们发墨良好，不是石砚所能相比的；但稍微粗糙的，会损伤笔锋。石末原本使用潍水中的石头，前代已经记载过。所以唐人只称潍州砚；如今两州所制作的都很好，而青州尤其在世上享有盛名。相州古瓦确实很好，但真的很少。大概真正的古瓦已经腐朽，不能使用，世俗只是崇尚它的名声罢了。如今人们竟把澄泥制成古瓦的形状，埋在土中很久，再雕削成砚。然而不必是真古瓦，本来一般的瓦都能发墨，比石砚优良。如今我看见官府的典吏拿破盆破瓮的碎片研墨书写公文，尤其快捷。虢州澄泥，唐人品评砚台时认为是第一等，如今人们却很少使用。《文房四谱》中有制作瓦砚的方法，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妙处。从前有一位著作佐郎刘羲叟，曾经按照那种方法制作，极其精良。他制作的砚不多，士大夫家中还不太有；刘羲叟去世后，只有我曾得到两方，一方赠给刘原父，一方放在中书阁中，我尤其把它视为珍宝。如今士大夫不学习书法，所以很少使用笔砚，世上所见的砚，也只有这些了。记。《洛阳牡丹记》。

译花品序第一。牡丹产于丹州、延州，向东产于青州，向南也产于越州；而产于洛阳的，如今成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说的丹州红、延州红、青州红，都是那些地方最杰出的品种，但到了洛阳，也只能充当众花中的一个品种，排名不出第三以下【七字一作“终列第三”】，不能独立同洛阳牡丹抗衡。越州的花因为路远，人们很少认识，也没有资格列入品评；即使越州人自己，也不敢夸耀它来同洛阳争高低。这样看来，洛阳牡丹果然是天下第一。洛阳也有黄芍药、绯桃【一说有“碧桃”二字】、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都不比其他地方所产的差，但洛阳人并不十分珍惜，称它们为“果子花”，说某花、某花；至于牡丹却不称其名，直接叫作“花”。他们的意思是，天下真正的花只有牡丹，它的名声显著，不必说“牡丹”也可以知道。人们珍爱看重它到了这样的程度。谈论此事的人大多说，洛阳处在两河之间，是古代的善地；从前周公用尺寸考察日出的早晚，测知寒暑风雨等气候在这里最为调和。这大概是天地的中央，草木的花朵受到中和之气的较多，所以唯独同其他地方不同。我很不以为然。洛阳在周朝所有的土地中，四方进贡的道路里程远近均等，才处在九州的中央，位于天地广大运行之间，未必就是中央。何况天地的和气，应当遍布四方上下，不应局限在中央而独自偏私。所谓中和，是有常态的气；它推及万物，也使万物形成有常态的形状。具有常态的事物，不会特别美，也不会特别丑。等到元气发生病变，美与丑彼此隔绝，不能相互调和，所以事物有极美和极丑的，都是由于得到偏颇之气。花朵聚集了美，和那些瘿木聚集了丑，虽然美丑不同，但得到偏颇而有病的气，二者是相同的。洛阳城方圆几十里，附近各县的花没有能赶上城中的，出了它的境界便不能种植。难道又是偏颇之气中的美气，独独聚集在这几十里的地方吗？这也说明天地之大，是无法考察穷尽的。凡是事物不常有而给人带来祸害的，叫作灾；不常有而只是令人惊怪、并不造成祸害的，叫作妖。古语说：“天违背时令就成为灾，地违背万物常性就成为妖。”这也不过是草木中的妖异，是万物中的一种怪异罢了。然而同那种长满瘿瘤、臃肿不堪的树木相比，牡丹偏偏独自聚集了美，因此受到人们的宠爱。我在洛阳四次遇到春天。圣历九年三月才到洛阳，那次到得晚，只看到了开得晚的花。第二年，恰好同友人梅圣俞游览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回来后没有赶上观赏。又过一年，遭逢丧妻之痛，没有时间观赏。再过一年，任留守推官期满，解职离去，只看到了开得早的花；我从未见过牡丹盛开到极盛的时候。然而眼睛所看到的，已经美丽得无法承受了。我住在府中时，曾到龟桂楼下拜访钱思公，看见他座后立着一扇小屏风，上面写满了细小的字。思公指着它说：“我想编作花品，这上面是牡丹的名称，共有九十多种。”我当时没有空闲阅读。但我亲眼见过、如今人们又多称说的，才三十多种。不知思公从哪里得到这么多名称。估计其余的虽有名称而不显著，未必能够得到。因此现在所记录的，只选取那些特别著名的，依次排列。姚黄　　　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也叫青州红）。牛家黄　　　潜溪绯。左花　　　献来红。叶底紫　　　鹤翎红。添色红　　　倒晕檀心。朱砂红　　　九蘂真珠。延州红　　　多叶紫。粗叶寿安　　　丹州红。莲花萼　　　一百五。鹿胎花　　　甘草黄。一擫红　　　玉板白。花释名第二。牡丹的名称，有的取自姓氏，有的取自州名，有的取自地名，有的取自颜色，有的则标志它的特殊之处。姚黄、牛黄、左花、魏花，是以姓氏命名；青州红、丹州红、延州红，是以州名命名；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是以地名命名；一擫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是以颜色命名；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都是标志其特殊之处。姚黄是千叶黄花，出自百姓姚氏家。这种花出现到现在还不到十年，姚氏居住在白司马坡，那里属于河阳；但花没有传到河阳，却传到了洛阳，洛阳也不太多，一年不过几朵。牛黄也是千叶花，出自百姓牛氏家，比姚黄稍小。真宗祭祀汾阴回来，经过洛阳，留下在淑景亭宴饮，牛氏献上这种花，于是它的名称便显扬起来。甘草黄是单叶花，颜色像甘草。洛阳人善于辨认花木，看见树就知道是什么花；只有姚黄容易辨认，因为它的叶子嚼起来没有腥味。魏家花是千叶肉红色的花，出自魏相仁浦家。起初是樵夫在寿安山中发现它，砍下后卖给魏氏。魏氏的池馆很大，传说这种花刚出现时，有人想进去观赏，必须交十几文钱，才能登舟渡过池水到达花所在的地方。魏氏每天收入十几缗钱。后来魏氏家败亡，卖掉了园林；如今普明寺后的树林和池塘就是原来的地方，寺僧在那里耕种桑树和麦子【一作“黍”】。这种花流传到民间很多，有人计算它的花瓣，说多达七百片。钱思公曾说：“人们称牡丹为花王，如今姚黄确实可以称王，而魏花就是王后。”鞓红是单叶深红花，产于青州，也叫青州红。从前张仆射齐贤在西京贤相坊有宅第，便从青州用骆驼运来这种花的种苗，于是传到洛阳。它的颜色像腰带的鞓，所以叫鞓红。献来红是大多叶的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后居住在洛阳，有人献给他这种花，于是称为献来红。添色红是多叶花，刚开放时是白色，经过一天逐渐变红，到花落时才像深红色，这是大自然中尤其巧妙的变化。鹤翎红是多叶花，花梢白而花根肉红，像鸿鹄羽毛的颜色。细叶、粗叶、寿安，都是千叶肉红花，产于寿安县锦屏山中，其中细叶的尤其好。倒晕檀心是多叶红花。一般花朵靠近花萼的颜色深，到了花梢逐渐变浅；这种花却从外部开始颜色深，靠近花萼反而变浅，花心白而深紫，尤其可爱。

译一擫红是多叶浅红花，花瓣尖端深红，像有一个手指按压过的印痕。九蕊真珠是红色的千叶花，花瓣上有一个白点像珍珠，花瓣密集而褶皱，花蕊聚成九丛。一百五是多叶白花，洛阳的花以谷雨时开放为常，而这种花常常到一百五日才开放。丹州红、延州红都首先开放，都是千叶红花，不知道它们传到洛阳的缘由。莲花萼是多叶红花，青色花托有三重，像莲花的花萼。左花是千叶紫花【一说是出自百姓左氏之家】，花瓣密集而整齐，像刀截一样，也叫平头紫。朱砂红是多叶红花，不知道出自何处。有个姓门的百姓子弟，靠善于嫁接花木为生，在崇德寺前买地，经营花圃，那里有这种花。洛阳豪门尚且还没有，所以它的名声还不太显著；花瓣极其鲜艳，面向太阳看，像猩猩的血。叶底紫是千叶紫花，颜色像墨，也叫墨紫。花丛中旁边一定生出一根大枝，把叶子引来覆盖在它上面；它开放时比其他花能延长十天之久。唉，造物者难道也珍惜它吗？这种花传出的时间比其他花最晚。传说唐朝末年，有一位中官任观军容使，花出自他家，也叫军容紫；年代久远，已经失去了他的姓氏。玉板白是单叶白花，叶子细长，像拍板；颜色如玉而花心深紫。洛阳人家也很少有。我曾随思公到福严院看见过，询问寺僧才知道它的名称，后来再也没有见过。潜溪绯是千叶绯红花，出自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原是唐朝宰相李藩的别墅，如今寺中已经没有这种花，但民间有的家中还保存着。它本来是紫花，忽然在花丛中出现一两朵绯花，第二年又移到别的枝上，洛阳人称它为转（音“篆”）枝花，所以它的接穗尤其难得。鹿胎花是多叶紫花，有白点像鹿胎的纹理，所以苏相禹珪宅中如今还有。多叶紫不知道出自何处。起初姚黄没有出现时，牛黄是第一；牛黄没有出现时，魏花是第一；魏花没有出现时，左花是第一；左花以前，只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都是单叶花，当时被认为是第一。自从多叶、千叶花出现以后，这些花便被排斥了，如今人们不再种植。牡丹起初不见于文字记载，只有作为药物载入《本草》；然而在花卉中并不列为上品。大抵丹州、延州以西以及褒斜道一带尤其多，和荆棘没有区别，当地人都把它砍来当柴烧。自从唐朝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才开始兴盛；但没有听说有哪一种因此著名。像沈、宋、元、白这些善于吟咏花草的人，如果当时有一朵像如今这样奇异的花，他们一定会把它写进诗篇，可是竟寂然无传。只有刘梦得有一首咏鱼朝恩宅牡丹的诗，只说“一丛千万朵”罢了，也没有说它美丽而奇异。谢灵运说“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如今越州的花远远比不上洛阳，这说明洛阳花自古以来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兴盛。风俗记第三。洛阳的风俗，大体上爱花。春天时，城中无论贵贱都插花，即使挑担子的人也是如此。花开时，士人和百姓争相出游，往往在古寺、废宅以及有池台的地方形成游乐集市，张设帷帐，笙歌之声彼此相闻；最盛大的地方是月陂堤、张家园、棠【缺】坊、长寿寺东街和郭令宅。直到花落才停止。洛阳到东京有六个驿站，从前不进献花木。自从徐州李迪任留守开始，才进献给皇帝；每年派一名衙校骑驿马，一天一夜到达京师。所进献的不过是姚黄、魏花三几朵，用菜叶填实竹笼，再借菜叶覆盖，使花在马上不摇动；又用蜡封住花蒂，于是几天不凋落。大体上洛阳家家有花，但很少有大树，这是因为不嫁接就不好。初春时，洛阳人在寿安山中砍取小栽子出售，城里称它为山箆子。人家整理土地作成畦垄种下，到秋天才嫁接。嫁接花木的工匠中最有名的叫门园子【大概本来姓东门氏，或者是西门氏；只是民间都称门园子，如今俗称皇甫氏，也多只称皇家】。豪门无不邀请他。姚黄一个接穗值钱五千，秋天立契买下，到春天看到开花后才付清价钱。洛阳人非常珍惜这种花，不愿让它流传出去。有权贵来求它的接穗，有人甚至把接穗浸在热水中烫死后给他。魏花刚出现时，接穗也值钱五千，如今还值一千。嫁接时必须在春社之后、重阳之前，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嫁接了。嫁接花木时，把树木离地五七寸左右截断，再进行嫁接；用泥封裹，用松软的土培护，用箬叶做成小棚罩住，不让它见风见日，只向南留一个小口来通气，到春天才去掉覆盖物。这就是嫁接花木的方法【用瓦覆盖也可以】。种花一定要选择好地方，彻底除去旧土，用细土和一斤白蔹末拌匀。大概牡丹根甜，容易招虫来吃，白蔹能够杀虫；这就是种花的方法。浇花也有固定的时间，有时在太阳出来以前，有时在太阳西斜的时候。九月每十天浇一次，十月、十一月每三天、两天浇一次，正月隔一天浇一次，二月每天浇一次。这就是浇花的方法。一株花发出几朵花时，要挑去其中较小的，只留下 一两朵，称为“打剥”，是怕它们分散养分。花刚落，就再剪掉枝条，不要让它结子，是怕它过早衰老。初春去掉箬叶小棚后，便把几根荆棘放在花丛上；荆棘的气息温暖，可以避霜，又不损伤花芽，其他大树也是这样。这就是养花的方法。花开得渐渐比从前小了，大概是有蛀虫损害了它，必须寻找虫穴，用硫黄治它。在虫穴旁插入簪子，还会发现像针孔一样的小穴，那是虫子藏身的地方。花匠称它为“气窗”，用大针蘸上硫黄末刺入，虫子就会死去；虫死了，花便又繁茂起来，这就是医治花木的方法。用乌贼鱼骨刺花树，刺入树皮，花便立即死去，这是花木所忌讳的。《牡丹记》跋尾 这是蔡君谟的书法，八分、散隶、正书、楷书、行书、狎书、大草、小草，各种字体都很精妙。他一生亲手写的小简、残篇和草稿，当时得到的人很多。只是他不肯替别人书写碑石，却独独喜欢书写我的文章。像《陈文惠公神道碑铭》《薛将军碣》《真州东园记》《杭州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以及我家《集古录目序》，都是他所书写的。最后又写了这篇记，刻石后收藏在自己家中。当时我派人到亳州，把摹本送给我；使者还没有回到闽地，凶讣已经传到亳州了。大概这是他为这篇文章所写的绝笔。唉！君谟的书法已经再也得不到了，而我也年老多病，不能写文章已经很久了。这样一来，怎能不令人痛惜！所以写下这些话，以传给我们两家的子孙。

译《文忠集》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七十三 宋欧阳修撰写 外集二十三 杂题跋 书写《李翱集》后 我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从魏君那里得到这部书。全书五十篇。我曾读韩愈所作的《哀欧阳詹文》，其中说：“欧阳詹的事迹，既然有李翱作传，而这部书又亡佚了，可惜其中遗漏的地方太多了。” 书写梅圣俞稿本后 音乐总能通达天地的和谐，并与人的气息相接。因此，它的快慢和振奋流动，可以感动人的内心；欢悦、欣喜、悲痛、哀伤，也可以从声音中辨察出来。五声单独从金石乐器中发出，本身不能调和，必须由乐工来调和。然而，能够抱持乐器，辨知音声，掌握音节的疾徐厚薄，调节律吕，做到这些，才是乐工的高明之处。如今指着乐器问乐工：“那些簨、簴，堵列编排的，执持排列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鼗、鼓、钟、磬、丝、管、干、戚。”再把声音的情状告诉他而问：“那些清亮的、浑浊的，刚劲振奋的、柔和舒展的，有的在郊外，有的在庙堂之下，罗列其中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八音、五声、六代的乐曲，上面的人歌唱，下面的人舞蹈。”这些声音、乐器、名称和事物，都可以逐一回答。然而到了音乐能够鼓动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有时喜悦，有时悲伤，有时歌唱，有时哭泣，连手足为何鼓舞都不知道的时候，问它究竟凭什么使人感动，即使是高明的乐工，也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因为这种道理无法用语言说清。音乐的道理是深奥的，所以高明的乐工一定是心中领会、手上应和，却无法用言语陈述。善于聆听音乐，也一定要心中领会，再用意会贯通，不能用语言说清。尧、舜时代，有人凭这种领会来调和人与神，使百兽起舞。三代和春秋时期，师襄、师旷、州鸠之类的人得到这种道理，担任乐官，治理国家，预知兴亡。周朝衰微，官制败坏，乐器沦亡，散失在河海之间，经过一千几百年，再没有听说有人掌握这种道理。天地人与人相接的和气，既然不能从金石乐器中宣泄，我怀疑它便独自集中到人的身上。因此，那些得到这种道理的人，虽然不能把它调和成音乐，却还能把它歌咏成诗。古代登堂歌唱《清庙》，由太师掌管；诸侯各国也都有诗，用来表达本国的风土和性情。至于投壶、飨射等礼仪，也一定让乐工歌唱，以表达其中的意义，作为宾客之乐。大概诗就是音乐的苗裔吧。汉代的苏武、李陵，魏代的曹植、刘桢，得到的是正始之音；宋、齐以后，得到的多是浮靡放纵之声。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沈佺期、宋之问、王维等人，有的得到淳厚古朴、淡泊的声调，有的得到舒和高畅的节奏；而孟郊、贾岛等人，又得到悲愁郁结的气息。由此以后，偶尔有人得到这种道理，但往往不够纯正。如今圣俞也掌握了它，不过他的诗长于描写人情、状写风物，英华雅正而变化多端；舒展时像春天，凄清时像秋天，使人读了可以喜悦，也可以悲伤，陶然畅快、酣适满足，连手脚将要随之鼓舞都不知道。这难道确实是领会得深吗？他感动人的程度，难道就是所谓与音乐同出一源吗？我曾向圣俞请教诗。他可以指明声律的高低、文辞的瑕疵来告诉我；至于他内心所领会的东西，则不能用语言告诉我。我也将凭自己的心得来领会它，但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圣俞长久居住在洛阳，他的诗往往人人都有。如今他将要告老归乡，我于是请求得到他的稿本并抄录下来。然而，前面所说的心中所得，就像伯牙弹琴、子期听琴，两人不用交谈，心意却彼此相通。我如今得到圣俞的稿本，难道就如同得到伯牙琴上的琴弦吗？读《李翱文》我起初读李翱的《复性书》三篇，说：“这不过是解释《中庸》义理的文章罢了。”有智慧的人如果真正认识自己的本性，就应当读《中庸》；愚昧的人即使读了这篇文章也不会明白，不写它也可以。又读他写给韩侍郎推荐贤才的信，认为李翱只是困顿时愤恨世道，怨恨没有人推荐自己，所以说得这样恳切；假如他得志，也未必会如此。我还认为韩愈是秦汉之间喜好任侠、奉行义气的一位豪杰，也是善于评说人物的人。最后读到《幽怀赋》，于是放下书叹息；叹息之后又重新阅读，不能自止。我遗憾李翱没有生在今天，不能同他交往；又遗憾自己不能生在李翱的时代，不能同他上下议论。过去李翱同时代的人中，有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没有谁比得上韩愈。韩愈曾经写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华，感叹一顿饱饭也没有机会罢了。他的心如果获得荣华和温饱，也就不会再说这些了。李翱却独不如此。他的赋说：“众人喧嚣纷杂地居处，都叹息年老而感伤地位卑微；看我的内心却并不这样，只忧虑实行正道仍然不对。”他又对神尧凭借一支军队取得天下，而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之力收取河北感到忧虑。唉！假如当时的君子都能改变那种叹老嗟卑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难道还会有祸乱和灭亡吗？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今天；如果看见今天的事情，他的忧虑一定会更加深重。为什么如今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过的人很多，假如有一个人能够像李翱那样忧虑，他们也都被轻视、疏远，与李翱没有什么不同。其余那些享受荣华富贵、生活饱足的人，一听到忧虑天下的言论，不把说话者看成狂人，也把他看成病糊涂的孩子；不是发怒，就是讥笑他。唉！身居职位的人自己不肯忧虑，还禁止别人忧虑，使所有人都不能忧虑，真是可叹。景祐二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写。书写《春秋繁露》后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所著的书有一百多篇，只说有《清明》《竹林》《玉杯》《繁露》等书，大概只是略举篇名。如今这部书只有四十篇，却总称为《春秋繁露》，这已经失去原貌了。我在馆中校勘群书时，见到有八十多篇，但其中多有错乱重复。又有民间应募献书的人，献上三十多篇，其中有几篇在那八十篇之外，这才知道董仲舒的书已经流散而不完整了。当时正等着校勘，却因获罪被贬到夷陵。秀才田文初把这部本子给我看，我没有时间阅读。第二年春天，我在许州得到假期，乘船顺流到南郡，独自躺着阅读这部书，于是把这些情况记下。董仲舒是儒者，他的论述极其深入《春秋》的旨意；但他迷惑于改定正朔，又说君王把握“大一元”，受他老师学说的牵制，不能提高自己的论述来阐明圣人的道理，实在可惜！可惜！景祐四年四月四日书写。

译书写韦应物《西涧诗》后 这是唐代韦应物的《滁州西涧》诗。如今州城西面是丰山，并没有所谓的西涧。只有城北有一条涧水，水很浅，遇到夏季暴雨便涨溢，只成为州人的祸患。那水也不能承载船只，江潮又不到这里。难道诗人只是务求写出佳句，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地方吗？不过也可能当时偶然没有按照图经考证，西涧或许在州界之内。我听说左司郭员外新近任职滁阳，想把这件事问问他。论《尹师鲁墓志》墓志说，天下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师鲁的，都知道他的文学、议论和才干；至于文学的长处、议论的高明、才干的优异，不明说也可以知道。我又担心这样太简略，所以分条分析他的事迹，在后面再叙述一遍。说他的文章，便说“简洁而有法度”。这句话在孔子的六经中，只有《春秋》可以相当；其他经典并非孔子亲自撰作，所以虽然有法度，却不能说简洁。我对师鲁的文章并不吝惜赞誉。可是世上没有见识的人不考察文章的轻重，只责怪言语多少，说师鲁的文章不该只用一句话概括。既然叙述他的文章，又叙述他的学问，说他“通晓古今”；如果一定要找能当得起这句话的人，只有孔子、孟子。既然叙述他的学问，又叙述他的议论，说他判断是非，务求穷尽道理，不苟且停止，也不妄自随从；能当得起这句话的，除了孟子没有别人。既然叙述他的议论，又叙述他的才干，详细说明师鲁多次被贬，兵乱兴起后便一直在陕西，对西部事务尤其熟悉，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元昊便归降，师鲁却获罪，使天下人都知道师鲁的才干。这三方面都是君子极大的美德；但在师鲁身上仍只是末节。他的大节，是笃守仁义，无论穷困、显达、祸患、福禄，都不愧于古人。他的事迹不能全部列举，所以只举一两件重要的事来取得信据：例如上书议论范公的事情，并主动请求与范公一同被贬；临死时说话也没有涉及私事，这样便可知道他平生的忠义。他面对穷达祸福而不愧于古人，也可以知道了。既然已经详细说了他的文章、学问、议论、才干和忠义，于是又说到他被仇人挟带私怨上告，因而被贬而死；又说到他死后妻子儿女困穷的状况，使后世知道有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被废弃而死，以至于妻子儿女如此困穷。这正是为了深切哀痛死者，并严厉责备当世君子，竟使这样的人落到这种地步。《春秋》的义理是，哀痛越深，文辞越深沉，《公羊传》所说子般去世就是这样；诗人的用意是，责备越迫切，言辞反而越舒缓，《诗经·君子偕老》就是这样。不必高声呼天、叫屈喊冤，才算替师鲁申冤。所以铭文中只说“深深地收藏，牢牢地封固，石头可以朽坏，铭文不会消灭”，意思是说，举世没有可以诉说的人，只能把这篇铭文深藏牢埋，使它不朽，那么后世一定会有了解师鲁的人。言语越舒缓，用意越迫切，这正是诗人的义法。可是世上没有见识的人却说，铭文不应该不讲他的德行，不为师鲁申辩，说他并非因罪获罪。其实前面已经说过，他无论穷达祸福都不愧于古人，何况又是仇人告发，所以不必逐一曲折辩解。如今只直说他所获罪的缘由，自然就能知道他并非有罪。把“罪”字增添进去并没有害处，所以勉强依从议论者的意见加上了它。如果说古文从师鲁开始，那么在他以前还有穆修、郑条等人，以及大宋许多前辈，不敢说古文从师鲁开始。偶俪之文只要合乎道理，未必就是错误，所以我并不是肯定这种文体而否定另一种文体。如果说近年以来古文从师鲁开始，那么范公的祭文已经说过了，可以相互参见，不必重复出现。皇甫湜所作《韩文公墓志》和李翱所作行状不必完全相同，也可以相互参见。墓志说：“师鲁喜欢谈论军事。”谈论军事对于儒者来说只是末节，说“喜欢”并没有害处；这里的“喜”不是嬉戏的喜，而是爱好的意思。君子本来就有所爱好。孔子说颜回“好学”，难道是轻视颜回吗？后生小子没有经过师友的教导，任意放纵自己的见解，哪里值得听取！我看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很像孟郊的诗；看他与樊宗师合写墓志，便很像樊宗师的文章，我羡慕他能够这样。所以《师鲁之志》用意特别深而语言简约，大概正是因为师鲁的文章简洁而含意深厚。我又想到，平生写文章只有师鲁一人一见便展开卷轴迅速阅读，五行一同看完，立刻明白其中深处。因此我想，死者如果有知，一定会接受这篇文章；这只是用来安慰我的亡友，哪里是顾惜那些小子们呢！书写《冲厚居士墓铭》后 东南地区本来就有很多求学的人，而徐氏尤其是大族。他家的子弟跟随我学习的，常常在当时颇有名声。看他们的子弟，便可以知道他们父兄的贤能。庐陵欧阳修书写。读《裴寂传》我曾经与尹师鲁议论，魏晋以来辅佐君主建立功业的大臣，都可以贬斥断绝交往，因为他们对旧朝怀有二心。即使成就大谋略，虽然可以说是忠于所事，却不是臣子的正道。等到读《裴寂传》，考察他的始末，确实是有原因的。起初裴寂任晋阳宫监，私下把宫人送给高祖，因此得到亲近，可以说是已经对隋朝怀有二心了。后来太宗用博弈引诱他，于是他提出起兵的谋划，终于成就了唐朝。武周作乱时，请求亲自出征而失败，没有立即被诛杀，不只是因为他有辅佐建立国家的功劳，难道不也是由于从前私下亲近的恩情吗？他因与沙门法交往获罪，虽被免官放逐，仍再次上书陈奏。太宗数落他说：“按你的功劳，不应当到这种地步。”又把武德年间朝政的错误都归咎于他。后来他听到妖言，不为自己辩明，反而想杀人灭口，于是被流放。列举他的四项罪过，宽免而没有依法治罪。大概是因为靠私下进身取得的恩恩一衰败，便跟着失败。韩信、彭越这样的功臣尚且最终不能保全，何况裴寂呢！书写梅圣俞《河豚鱼诗》后 我的朋友梅圣俞在范饶州的宴席上作了这首《河豚鱼诗》。我每当身体不适时，诵读几遍，便觉得很好；也曾多次抄写给别人看，作为奇特的赠给翰林东阁的书作。书写三首绝句诗后 前一篇是梅圣俞咏泥滑滑，下一篇是苏子美咏黄莺，最后一篇是我咏画眉鸟，都是我们三人的作品。三首诗出于偶然，起初彼此并不知道，等到写成以后，意趣却总归于相同，难道不是精神相通，于是暗中契合吗？自从这两位去世，我在这方面几乎已经绝笔了。翰林东阁书写。跋晏元献公书 这是观文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晏元献公的一封帖子。晏公为人真率，他的文章书法也像他的性情一样，这是值得称美的。跋李西台书 嘉祐三年三月末日，和叔携带它来拜访我，我于是得以观览，爱不释手。唉！如今像西台君这样清雅高尚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于是写在它后面，归还给他。庐陵欧阳修。同上 李公为人端庄稳重，清正方直，受到当时人的尊重。我并不只是喜爱他的笔迹。嘉祐三年三月末日，欧阳修题。

译跋李翰林昌武书 昌武的笔画刚劲峻拔，大概想要自成一家，难怪当时受到称誉。我看他的书法，知道书法这一道已经寂寞很久了。过去苏子美、梅圣俞两人，以天下两个困顿之人来主持这条道路，一时士人倾心仰慕他们的风采，奔走追随还来不及。自从他们去世，便再没有继承者了。难道就是孟子所说的折枝之类的容易事情，只是不肯做罢了？我看李翰林的诗和书法，发现从前朝廷中那些以儒学为业的侍从之臣，没有不把诗文书法当作乐趣的。记旧本《韩文》后 我年轻时家住汉东。汉东偏僻鄙陋，没有求学的人；我家又贫穷，没有藏书。州城南面有一个李姓大族，他的儿子尧辅很爱好学习。我还是儿童时，经常到他家游玩，看见墙边有一只破筐，里面装着旧书，打开来看，得到唐代昌黎先生的文集六卷，书页脱落，顺序颠倒，没有次序。于是向李氏请求，把它带回家，阅读它，发现其中言辞深厚而雄博；但我当时年纪还小，不能完全探究其中的意义，只觉得它浩然无边，令人喜爱。那时天下的读书人把杨亿、刘筠的文章称为时文，有才能的人凭它取得科第，获得名声，以向当世夸耀荣耀，却从来没有人推重韩愈的文章。我当时也正准备参加进士考试，把礼部的诗赋作为学习重点。十七岁那年，我在州里参加考试，被主管考试的官员黜退，于是拿出所收藏的韩氏文章重新阅读，便长叹说：“读书人应当达到这种境界才可以停止啊。”于是奇怪当时的人不推重韩文，但回头看自己也没有时间学习，只是时时在心里独自思量，认为自己正要通过进士考试求取俸禄来奉养双亲，假如取得俸禄，就应当竭尽力量从事这篇文章，以偿还平素的志愿。后来过了七年，我考中进士，在洛阳任官，当时尹师鲁等人都在那里，于是相互一起写作古文；我便拿出所收藏的《昌黎集》加以补缀，又寻找各家所藏的旧本，进行校订。从那以后，天下的读书人也渐渐趋向古文，于是韩愈的文章流行于世，直到今天，大概已经三十多年了。读书人没有不学习韩文的，可以说盛况空前。唉！道理本来就有流传到远方却在近处停止的，有被过去忽略却在今天受到重视的；这不只是世俗好恶造成的，也是事理本来如此。孔子、孟子当时奔走不安，却成为千万世的师法；韩氏的文章沉没而不被看见二百年，后来才在今天大为施行。这也不只是好恶造成的升降，大概是因为道理经历长久而更加明白，不可磨灭，虽暂时被遮蔽，最终仍会永远显耀；它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我起初得到韩文时，正值它沉没、被抛弃、无人重视的时候。我本来就知道它不能迎合当时的爱好、取得权势利益，于是亲近它、学习它；那么我所做的，难道是用来急于求取名誉、攀附权势利益吗？不过是立志于长久罢了。所以我做官时，升迁不因此欢喜，退职不因此恐惧，大概是因为我的志向早已确定，而所学习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这部集子出自蜀地，文字刻印相当精美；与现今世俗流传的版本相比，脱漏错误尤其少。三十年间，凡听说有人有善本，我一定求来加以改正。最后几卷篇帙不完整，如今不再补充，是因为不愿把原来的缺失重新增加进去。我家收藏的书有一万卷，唯独《昌黎先生集》是旧日的藏书。唉！韩氏文章所体现的道理，是万世共同尊崇、天下共同传布并共同拥有的。对于这部本子，我特别因为它是旧藏而更加珍惜。题写薛公期的画 善于谈论绘画的人，大多说鬼神容易画得精巧，因为认为绘画以形似为难，而鬼神是人所未曾见过的。然而到了它们阴森威猛、惨淡幽暗、变化飞腾、穷奇极怪，使人一见便惊骇失神；等到慢慢镇定下来仔细观看，又见千种形状万般姿态，笔墨简略而意趣充足，这难道不也是困难的吗？这幅画虽然传自神妙的范本，但它的笔力精练刚劲，也自有可取之处。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我私下观览后很是赞赏，题写后送还薛公期的书房。庐陵欧阳修题。跋杜祁公书 这是杜祁公的墨迹。杜公在景祐年间任御史中丞时，我以镇南军掌书记的身份任馆阁校勘，开始登门拜见杜公，于是得到他的知遇和奖掖。十五年后，我任尚书礼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都；杜公已经罢相，在家退休好几年了。我每逢年节便率领僚属前去问候他的起居，见他福寿康宁，谈笑不知疲倦。过了一年多，我遭遇母丧，离职居住在颍地。服丧期满回到京师，蒙受皇恩召入翰林任学士，便与杜公书信往来，没有一个月中断过。又过了两年，杜公因病在家中去世。我已经哭泣着整理杜公的功德，为他撰写铭文；又把在南都时与他唱和的诗篇编成一卷，传给我们两家的子孙。后来又打开箱子，得到杜公亲手写的书信、诗歌等，分类编成十卷收藏。我与当时的人很少唱和，却承蒙杜公的知遇，时间越久关系越深厚，对杜公自然有不能尽述的情感。何况杜公的笔墨是世人的楷模，人人都把它当作珍宝收藏；但世人没有谁像我这样得到得多。嘉祐八年六月末日。

译跋《永城县学记》唐代执笔作文的士人，十人中有八九人擅长书法，大概是因为魏晋以来风流相承，家家传授，年少时便学习，所以容易有所成就。下至懿宗、僖宗、昭宗、哀帝时期的衰亡之乱，按理说应当没有闲暇了。到了五代，天下分裂，士大夫在兵戈之间成长，处在尸体堆积、刀刃交错之中，却时时仍有人凭挥毫书写而在当时驰名，难道又是唐代遗留下来的习俗吗？像王文秉的小篆、李鄂和郭忠恕的楷法、杨凝式的行草，至于罗绍威、钱俶，他们都是武夫骄将的子弟，沉醉于犬马声色之中，然而在书法上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到了宋朝统一天下，至今已经百年，儒学可以说兴盛了。只是书法的精妙，中间长久寂寥，难道是忽然不肯学习了吗？还是世俗崇尚苟且简略，使它废弃而不能振兴？又或者是难以做到，所以很少有人达到呢？大概经过很久才得到三个人。过去苏子美兄弟以行草著称，自从二人去世，君谟的书法特别显现于世。君谟的笔法有师承，真书、草书任意挥写，往往达到精妙绝伦的境界；世人大多收藏它作为珍宝，而我得到的尤其多。像《荔枝谱》《永城县学记》，笔画尤其精美而且有法度，所以姑且记下，使世人收藏它们，知道我的爱好，也知道我家有这些东西。庐陵欧阳某书写。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中元日。《荔枝谱》后跋 善于论说事物道理的人说：天地任凭万物顺其自然，万物的生成各有恒常的规律，这就叫作至神。圆的、方的、刻画的形状，并不是凭智慧制造、凭力量供应，却有千种形状万般姿态，各自穷尽巧妙来成就自己的形体，这可以说是任其自然了。至于丑陋与美好、精细与粗疏、长寿与夭折、数量多与少，都有一定的分际；如果没有主宰它们，谁来为它们限定呢？从“数”来说似乎是这样，从“有意作为”来说又仿佛有安排者。这些都无法在有无之间追问，所以称为神。牡丹的花最美，却没有甘甜的果实；荔枝的果实最美，却不是著名的花。过去白居易曾经对这两种事物有所感慨。这究竟是谁主宰并赋予它们的呢？然而这两者只是各自不能兼有万物的美，所以各自都能达到极致的精美。这是造化不可知的地方，但推求最高的道理，大概应当如此。我年轻时游历洛阳，洛阳是牡丹盛开的地方，于是为牡丹写了记。君谟是闽地人，所以能够认识荔枝并为它作谱。于是想到，从前人曾对这两种事物有所感慨，而我们两个人恰好各自详尽了解其中一种，所以姑且写下其中的道理，附在君谟《荔枝谱》的末尾。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庐陵欧阳修题。跋学士院题名 我过去在翰林院任职七年，曾认为宰相有承担责任的忧虑，神仙没有爵禄荣宠；既享有显赫荣耀，又享有清闲，同时兼有人间和天上的快乐，只有学士可以做到。近来我屡次承受皇帝的恩宠，参与政事议论，精力已经疲惫，却不能稍有休息；心力已经衰竭，而忧患又广大无边。回头想起玉堂仿佛在天上，偶然因打开箱子闲看题名，不觉感慨万分，于是写在这里。嘉祐八年中秋日。熙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我再次读到“回头想起玉堂仿佛在天上”这句话，因而想到我所作《内制集序》中也用了这句话。英宗皇帝曾加以称赏，为此潸然感动落泪，不能停止。六一居士书写《跋茶录》。善于书法的人，认为真书楷书最难，而真书楷书又以小字最难。自王羲之、王献之以来，流传到今天的遗迹很多，但小楷只有《乐毅论》一篇而已。如今世俗流传的本子，出自故高绅学士家，是最为真确的本子；但经过断裂残损后，只剩下一百多个字罢了。此外，我家收藏率更令欧阳询所书的《温彦博墓铭》，也可以说是绝笔。率更的书法世上固然不少，而小字也只有这一件。由此可见，前人很难精工小楷，流传于世的既少，又难以得到。君谟的小楷最近出现，流传下来的有两件：《集古录目序》横逸飘发，《茶录》劲健充实、端庄严整；体势虽然不同，却各自达到了极妙的境界。大概学习达到极致的人，心意所到，必然能达到精妙之处。我并不是懂书法的人，只因与君谟讨论书法很久，所以也粗略懂得其中一二。治平甲辰。古代善于书法的人，一定先学习楷法，逐渐达到行书、草书，但也不会脱离楷书的端正。张芝和张旭的书法，变化奇诡而不固定，超出笔墨通常的途径之外，神采飘逸有余，与王羲之、王献之不同。近来我粗略懂得其中的意味，但力量已经赶不上了，哪里值得谈论呢？这是蔡忠惠公所题。跋观文王尚书（举正）的书法 这是观文馆学士、尚书王公，字伯中，是有清德的老臣。我晚年才有机会同王公交游，喜爱他的为人。没有多久，王公因病去世，于是收录他的遗墨收藏起来。实际是思念这个人，并不只是玩赏他的笔迹。天圣年间，王公与谢绛、希深、黄鉴、唐卿共同修撰国史。我当时是进士，初到京师，因希深才认识王公，却还没有机会同他交游。三十年后，我任翰林学士，王公以书殿兼职并任经筵官，我才得以私下跟随王公。后来偶然得到的王公手迹不多。唉！天圣年间，这三个人都是一时的杰出人物，如今都已经去世。他们的遗迹尤其可惜，何况王公一向以书法闻名于当世呢？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书写。

译跋学士院御诗 历代圣主亲自撰写的诗文刻石，石龛在玉堂北壁，门锁得非常严密。至和元年秋天，我刚蒙恩召任学士，曾因公事独自在便殿应对。先帝秘密告诉我将要到玉堂去，并且想像祖宗时期那样夜间召见学士，于是问我唐朝的旧例。我奏答说：“唐代学士以向皇帝进谏、补救政事为职责，至于进退大臣，常常参与秘密议论，所以当时号称内相，又称为天子的私人。学士的职位处在宫禁近处，因此唐代制度规定学士不与外人交往。近来选任不够精当，导致皇上的恩礼也淡薄了，学士逐渐被疏远，与各部门没有区别。如果圣明的君主有意尊崇奖掖学士，就应当逐渐恢复旧例。”我于是退下后上书建议，不许学士私下拜谒执政大臣。当时人们喧嚷着共同认为不对，大概是流俗习惯于眼前的事情，不知道学士属于宫禁中的官职，旧制本来就不与外人交往。真宗时，刘子仪当值，既不替丁晋公起草制书；第二天晏元献公入值，刘子仪看见晏公到来，立即快步离开，彼此相遇也不作揖，只掩面而过。大概当时学士仍然实行交替值班。近来当值的人多不住宿，住宿的人也是傍晚进来、清晨出去，玉堂终日寂静，吏人共同守着空院罢了，职责毁坏、事务废弛已经很久了。如今连朝廷近臣都不知道旧例，流俗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观览刻石，便把这些事一并记在后面。治平元年清明日。院中旧有董羽、僧巨然所画的山水，在玉堂后壁；后来又有燕肃的山水，如今又有易元吉所画的猿和狟，都在屏风上。其他各部门的官舍都没有这些，也算是禁林中的奇珍。自从我离开翰苑以后，睡梦中都思念它们。如今中书、枢密院只有举行内宴、更换衣服时才借学士院休息，每次走到画下徘徊，都舍不得离开。跋薛简肃公（薛奎）的书法 这是薛简肃公的诗和书法，背面是天圣四年司农卿李湘的门状。这一年是丙寅，到现在丁未，实际已经四十二年了。偶然从家人的箱子中得到它，于是装裱成轴收藏起来。薛公的清正节操和直道，我已经为他撰写铭文，国史中也有传记，这里不再记述。治平四年闰月十八日。跋《醉翁吟》我在至和二年奉命出使契丹，第二年改元嘉祐，与圣俞作了这首诗。后来过了五年，圣俞去世；这首诗写成至今大约十五年了，而圣俞去世也有十年了。读到他的文章书法，便一次次潸然泪下，于是装裱成轴收藏起来。熙宁二年五月十三日。题青州山斋 我曾经喜欢诵读常建的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想仿效他的语句作一联诗，久久不能得到，才知道构思立意很难做到精工。晚年来到青州，才得到这座山斋来宴饮休息，于是觉得，平生想象而又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景象，竟然已经成为现实。因此更加想要勉强写出它的相似之处，最终却一句也没有得到。前人已经为我开了头，眼前又有这样的景物，但我仍不能自己称述胸中的感受，难道是人的才力有限，不能强求吗？还是我已经老了，文思衰退了呢？这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熙宁庚戌年仲夏月望日题。跋三绝帖 南唐澄心堂纸，为世人所珍爱，如今人家已经没有了。曼卿的诗和书法在当时并称雄杰，如今也没有继承者。称它为“三绝”，并不过分。我家收藏这件东西，大概已经三十多年了。熙宁壬子年正月，雨中记，六一居士。《文忠集》卷七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七十四 宋欧阳修撰写 外集二十四 近体赋（附诗） 进呈拟作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并引状） 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三日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的题目刚刚公布，朝廷内外群臣都欢欣鼓舞，认为这是极其明智、极其圣明的举措，含有谨慎敬畏、侍奉上天的意思。大概自景祐四年以来天灾频繁出现，所以陛下想要实行以实际行动应合天意的事情；当时人们说，这是出题来询问众多士子，寻求他们的直言。朝廷外的议论都说，自古以来科场只是考察进士的文辞，只取得空泛的言语，对时事没有益处；从来没有君主能够上思天戒，广泛寻求规谏，并把它作为考试题目的。这是自从有殿试以来数百年间最美好的事情，只有在陛下这里出现。然而臣私下担心，远方来的贡士刚刚面对天威，又受到三道题目的逼迫，不能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无法符合陛下的心意。臣有幸列名书林，粗略懂得文字，学识浅薄、文才鄙陋，不自量力，谨拟写御试题目，撰成一篇赋，不敢广泛列举前代事例，只直说当今的要务，都是陛下想听到的。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也都不能避免上天降下灾异；只有修养德行、整饬政事，才能把灾祸变为福祥，永远享有无穷的美善。臣的愿望实在无比殷切，这篇赋谨随状一并进呈。赋（推诚应天，岂尚文饰） 上天降下灾异来警示人，就像回声响应声音。君主奉行天意，只在于德行和真诚。本来应当致力于实际，以推究根本，不凭借浮华文饰来治理。如果内心真诚，即使上天不说话而显现灾异，也会按时降下警告；修养德行，就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臣听说，上天所帮助的，只有行善的人才会降下祥瑞；德行如果达到极高，即使有妖异也不能胜过它。这些都由人事的感召，然后由上天的心意在上面回应。国家如果有政事上的缺失，就会频繁出现各种灾害，想要使君主知道戒惧之心，以此保全万乘之国。臣请求陈述当今的情形，引近来的事情作为证据。比如阳气能够调和，阴气便降下雨水；如果一年大旱，就是阳气不调和，阴气因而可以推知（去年大旱）。阴气不侵凌阳气，土地便安静；如果大地频繁震动，就可知道阴气干犯了阳气（去年河东地面频繁震动）。又如黑色是阴气的颜色，昏暗是阴气的时令。有时暴风黑暗而猛烈袭来，白昼昏暗，四面天色低垂（康定元年三月出现黑风，白日昏暗）；元旦发生日食，春天二月雨冰折断树枝（今春二月）。像这一类事情，都是阴气所造成的。阴气又代表小人和妇人，也代表大兵和蛮夷。如果这四种事物造成祸患，就是群阴失去适宜，所以天象用这些来告诫我们。君主不能说这些灾异不会到来，这正是陛下应当奉行天戒、不可不加思考的地方。这就叫作以实际行动应合天意，臣冒昧分条陈述如下：如果谨慎选择身边的人，考察小人，就能使视听不受迷惑；整肃清理宫闱，减少冗余的侍从，就能做到恭敬节俭而形成制度。何况远离佞人，是孔宣父的明训；放出宫女，是唐太宗的盛德。又如西部战事长久不利，应当考察军政弊病而加以改革；叛羌长久没有归服，应当研究朝廷谋略的得失。只要陛下以至高的圣明行事而不出差错，也许就能挽回天意；即使有灾害，也会自行止息。如今百姓疲惫于赋税征敛的痛苦，又遇上饥荒之年，财物在私人家中耗尽，庄稼在田地里毁尽，劫掠居民，盗贼一同兴起，百姓流离道路，老幼相互牵连。陛下视百姓如同子女，像上天一样覆盖庇护百姓；凭借仁德圣明，并不是不怜悯他们，所以发布恩诏，废除苛刻削夺的法令，又颁行赦书，赋予赈济的权力。然而诏令虽然严厉，州县官吏却多有怠慢，百姓死去过半，朝廷的恩惠还没有宣达。上天极其高远，只有精诚才能感动它；百姓的安乐和忧患，都系于君主的好恶。只有善政能够施惠于民，祥瑞的符应才会一同降临。何况陛下富有四海，独自统辖万民之上，一句话发出，谁敢不听从；对一切事情都责求实际，自然不会荒废。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在于圣上的旨意必须得到贯彻。把灾祸变成祥瑞，太平就有可能实现。如今《汉书》有《五行志》，《尚书》有《洪范》的文章，希望下诏让侍臣讲说，并允许把古事陈述给圣上听【一作“聪”】；由此可以看出，妖灾固然是时政招致的，能招来福应，也同样在于明君。所以禾苗被风吹倒，表明周王已经觉悟；雉鸟在鼎中鸣叫，成就了商王的功勋。恐怕敬畏天命、修养省察，实际在于永不懈怠；祈祷禳解、消除灾祸，只是文饰，都不足以称道。臣生逢善于纳谏的圣主，圣明而不拒绝直言的狂妄荒谬，只希望愚拙的内心【一作“忠心”】能够被采纳；如果只是为了躲避诛杀而缄默，又哪里谈得上赋这种古人用来规劝的文章呢？所以臣冒昧地把它献给圣上。监试《玉不琢不成器赋》【美玉如果不雕琢，怎么能制成器物】最珍贵的玉虽然美丽，因人的加工才显出光彩。想要制成器物，就必须崇尚雕琢；经过雕琢，才成为良材。去掉瑕疵，才显出内含的温润；按照法则切磋，才取得适用于圆方的形制。考察《大戴礼记》中流传下来的话，通晓先儒所记录的道理：玉不经过雕琢，器物就不能凭自身显贵；人不经过学习，道德就没有由内心勉励而成的途径。因此我用人来作比喻，用玉来作说明。玉的内在美质，即使只是禀受的本性，也值得赞美；外在形状的修饰，则要借助雕琢以后才完备。然而珍宝有值得崇尚之处，世间实在很少见。它的价值可连城而仍有人等待，光气如彩虹般直冲上天。用来祭祀神灵时，若只说磨去瑕疵，便不能说明它的意义。它禀受天然本质，包具十种德性而成材；又经过工匠制作，参合六瑞而凝聚光辉。既然如此，就要从他山取材，列入美玉之中。虽然称为珍宝，却不能自行发挥作用；虽然质地坚硬，也从来没有不雕琢便成器的。美质在内，只是徒然把精华藏在里面；开始磨治并错削以后，外在才形成圭角。难道不是因为玉使国家华美而可贵，器物供人使用而能使人安定吗？圭璧的形制有规矩，长短都按照制度制作。桓圭也还要经过熔铸，金属必定要凭借锻炼；木材依照墨绳制作，于是分清曲直的端绪。况且人要致力于师学，玉也以成就德性为贵。人的本性虽然本来善良，不学习就达不到道；玉的质地虽然极其美好，不雕琢就不能完成外在的修饰。考察“不刻不雕”的说法，其中的道理实际上与这种美善不同；至于“如切如磋”的话，意义确实有所获得。大圭贵在崇尚质朴，佩玉鸣响取在传播声名。即使珍宝可以同时使用，如果不能在典籍中加以说明，又怎能算精美呢？教诲彰明而且循序渐进，就像雕琢玉石才能制成器物。因此，西边的琥、东边的圭，如果舍弃规矩法度而任意创制，就会失去形制；半璋、全璧，如果没有制度，也难以辨明。假如不加以追琢，刻画又不完备，即使玉质细密而含有光彩，在文饰华美方面又有什么可看的呢？所以扬子认为，玉不雕琢，璠璵就不能成为器物。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堂基和台阶高峻，人主就尊贵】

译地位既然有等级差别，君主就应当有常规。身居尊位而治理国家，于是取“像堂”来作比喻。让人远望而敬畏，使百姓都仰望；高大而显贵，仿佛远方的土地同样显明。考察往昔典籍遗留下来的文章，嘉美的言语由此洞然开启。它说，制度建立在君主身上，譬喻就承接于堂和台阶。因为贵贱有不同品级，尊卑有不同礼制。君主俯临万物，必须尊严而有仪表；上面以堂作比喻，是为了崇高君主的正体。确实由于声势显赫、教化普及，道德巍然隆盛，君主庄严地居于帝位，统率众民于天下中央。这里取的是驾驭百姓的尊贵，并非凭借建造屋宇的功劳。君位正当盛阳之方，仿佛九筵的制度盛大无比；百姓欣然拥戴君王，如同仰望七尺高的堂宇。这样看来，堂若不高，就会逼近下面而容易被侵犯；君若不尊，就难以守住地位并保持谨慎。高下都贵在不相亵渎，上下因此能够和顺。近臣归附宫内，如同椽木和栋梁彼此依靠【一作“高”】；列位诸侯在下陈列，由台阶相连而比肩高峻。难道不是因为君主富有整个天下，亲自临御亿万百姓吗？这是向臣民显示不可逾越，表明等级威仪各有条理，将使君主制御万国，天下尊奉这一人。下者断绝僭越称王的念头，不是逐级登阶所能达到的；世世代代都与君王同心，彰明继承先业、善于承接前人事业。由此可知，建造众多屋室，首先必须有堂。统治九州天下的人，必定要使君主尊贵。这说的是兼统各国，而不是专门称颂栋梁屋宇。教化施行于下，奉行君主穆穆然深居；仰望他越发觉得高远，仿佛威严深沉而又清晰可见。这是因为堂不可低矮而扰乱制度，君主不可亵渎而失去尊严。把它比作高达九仞，是为了总摄统制群臣百姓。又不同于把屋盖说成像天，只是说明居处高处的防卫；接近君主如同接近太阳，只是说明光明照临下方。伟大啊，台阶高峻、堂宇高大，是形势自然如此；臣下尊贵而君主尊严，是国家的道理。正因为制度各有区别，所以要以崇高为准则。因此设置公卿大夫，而天子还在他们之上加以尊崇。君主的尊贵，在这里就看得出来了。诏令重修太学诗 汉代诏令崇尚儒术，虞庠讲习帝王的治国之道。成丛的楹柱和崭新的华美建筑，万名工匠挥杵劳作，伴随着欢快歌唱。云纹屋脊光彩灿烂，华美的回廊环绕玉璧。水流之间尽显冠者、童子的礼仪，盛大地追慕鲁国蒿柱所象征的德行，也同周代舞翟一样更加宏盛。文采郁然，横执经书；盛大的礼制得到修明。学生听到清晨的鼓声，愿意列入夏代弦歌游学的行列。省试《司空掌舆地图赋》【掌管土地的职务，掌握舆地地图】天下土地虽然广大，展开地图便可以明白。于是把掌管舆地的职责交给司空。奉行水土治理，勤勉修治，谨慎掌管职务而不使其荒废；观看山川而全部载录，按考文书而务求精确。这正是专设一官而能够谨慎职守、辨明九州而使天下安定的原因。往昔贤明的君王尊临大地，认为绵延广大的疆域并不只有一处，不可能亲自周遍观看；各类官职职责不同，于是让他们分别主管各自的事务。因此我根据考察地理【“地理”二字一作“舆地”】，应当设置冬官而取法古制，使天下土地如同指掌一般，包罗无遗；把这些全都汇集在书中，绘成地图而可以看见。险要坚固之处全都具备，四方地形各有不同；分别标出形势，使之明白，希望能够指示陈述而加以辨别。测量土地、安置居民，既然修建官署而已有旧制；辨明方位、端正位置，使人展开文字便能知道。有的地方设置屏障，建立亲属所受命的侯国；封国有大小，也有民社的制度；远近不同，封疆的规式也不同。没有地图就无法辨明数目，没有官员就无法奉行职责。掌管大地，险阻都得以明白，分别划定疆界；记载疆域的广狭而可以识别，确实是依据天下最重要的地势，辅助大君长远的谋略。上可以体察国家而经营郊野，下可以建立邦国而设置都城；参照《周官》的古代名号，各自掌管其职；辨明大禹足迹所及的各方，没有能够逾越的。这样，为什么要标明区域并加以分割，使华夏与夷狄有界限而毫不混乱呢？正因为这样，域内才能显得广大，天下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广阔。又如五种土地各有不同物产，必须由司徒之官加以辨别；九州各有适宜之处，于是命职方掌管。这样才能使三等土地各有法则，使四民安定居处；穷尽远方的道路，把大地所承载的一切包罗在方舆之中。与充国论兵、只描摹方略形势不同；也与酂侯创业、只收取图籍遗存不同。夏代贡赋记载州名，汉代史书标明地志，虽然把前代的防备一并载录，但设置官职仍不完备。哪里比得上我朝按照汉代仪制谨慎对待三公，专门掌管舆地图呢？翠旌诗 盛大的郊祀礼仪庄严肃穆，纯正的帝王音乐清越悠扬。翠色羽饰飘动闪耀，华美旌旗光彩显赫地展开。凤饰宫车交相覆盖，鸾旗色彩共同辉映。纷纷飘动的旌饰拂过花盖，光辉与旒缨交杂映照。它不同于用有文饰的竹竿作旗饰，也不同于舞翿之名。竹宫歌唱《毖祀》，雅正乐曲传播先世遗留下来的声调。殿试《藏珠于渊赋》【君子不以难得的物品为贵】考察古代圣王敦厚教化的事迹，仰望圣人创立君主之道：致力于把珍珠藏起来而不把它当作宝物，使它留在深渊而可被看见；效法极珍贵之物即使稀世而不出产，也弃置不用的道理，类似于传说中还珠归浦的故事；取用外篇中的寓言，阐述君主临民的道理。要改变世俗的浮华，使赤子恢复朴实愚厚，认为如果不是为了自我教化，争夺之心就不会消失；轻视财货，正是尊崇德性的道理；厚重根本，要从抑制末流开始。既然表示不再使用，即使是至宝又有什么用？把它舍弃，便是秘密收藏在深渊之中。确实，堵塞民情要从杜绝渐变开始，防止世俗欲望必须藏起诱发它的根源。使嗜欲不能从外部引诱，人们就可以归复淳朴。把璧投入水中，正可与此相提并论；用弹丸射鸟而失去珍珠，确实不可取。照乘之珠不必全部遗失，碕岸旁边的连城璧又有什么可取？都沉入媚水的光辉之中。这样就能从外在彰明崇尚俭朴的德行，恢复淳厚风气而有所作为；民心朴实而归于根本，物产完整而不被浪费。珍宝虽然没有腿，也要使它们临近深渊而一概除去；这不同于暗中投赠之物，而是永远沉入河川，不再以它为贵。然而，道德既已散失，民风就会浅薄；风气一经浇漓，淳朴就会残破。玩赏珍好既然纷纷成为外在役使，质朴本性便无从在内心得到安定。因此我斥弃珍奇的用途，断绝奢侈靡费的开端；将使万物顺遂其生，老蚌免除剖取胎珠的灾祸，百姓知道不以骊龙为贵，也不必冒险探取龙颔之珠。这样就能扩大至治的风气，宣扬淳古的法式；不把远方珍宝当作宝物，便知道日常物品已经足够；不看见诱发欲望的东西，就没有扰乱内心的迷惑。上面如果轻视自己所喜好的东西，下面难道还会寻求难得之物吗？即使是宝物，也要去掉过分和奢侈，随即屏弃它们，使人不知道也不认识它们。古人捐弃黄金，正属于这一类；古人不取美玉，也可以同样说明。确实都归于最高的道理，真正实现无为的大化，使汉皋水滨的人民各自保全本性。即使有淮蠙所产的珍珠，也没有人能够窥伺取用。自然就显出不贪的道德，不再有奇异物产；百姓奉行极度俭朴，土地的宝藏繁盛而不被竭尽。这就是虞舜垂衣而治，也由于这个道理而不违背。博爱无私诗【缺】赏以春夏赋【天子施行赏赐，敬慎地顺应时令】

译赏赐出自国家，时令运行遵循上天的法则；对于功勋劳绩要有次序，顺应春夏来彰明宣扬，不加阻碍。你们劳作的法则如同万物萌生，于是施布恩惠，嘉奖你们的功绩，因顺应生长培育来表彰贤者。推究起来，执掌政事的人，君主是百姓的纲纪；害怕赏罚一旦失误，恩惠和威严便都会松弛。接受赏赐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赐予赏物也不是为了博取个人欢喜。要想巩固国家，必须谨慎遵守国家的常规；能够奉行天道，才称得上天子。将要发布政令而不僭越，必须顺应时令然后合乎法度。彰明功劳、制定爵位，应当等待星鸟出现在正中的时节；广施恩惠、设置官职，应当等待薰风开始吹拂的时候。春季位于东方而为一年之首，夏季主掌南方而执掌衡器；就气候说属于温暖，就时令说主管生长。东方有发动之义，所以万物由此开始；南方有任养之义，所以万物由此成就。我因此推究万事的道理，敬慎地按照四时运行来施行政刑，由此使一切有法度。寒暑于是彼此不争，颁赐土地，顺应木气的运行而养育万物；彰明服饰器物，帮助火德发扬光明。所以说：天道最大的端绪在阴阳，君主最大的权柄在刑罚和赏赐。掌握这一权柄而归于自身，探求那一端绪而取法天象。效法太簇之月，赞助阳气的月份，施行庆赏而有常规；体察林钟之月，正值万物播种的时节，劝勉功业而无差错。确实，赏赐适当，百姓就能协调，恩泽流布而德行深厚。只是担心错过时令而造成过失，所以不敢怀有徒然接受赏赐的心。因而《月令》中有施布恩德的文字，前人的规范全都存在。景风是赐爵的时候，往昔典籍对此十分敬重。唉！君王敬畏天道来临御百姓，天道体现在人事中而可以相信。事情与时令相合，就成为和气、成为福瑞；事情与时令相违，就会出现灾祸和饥荒。关键在于察看动静以此为根本，施布仁恩而能够谨慎；也正如秋季狩猎以教化为主，不到仲秋便不举行；审议狱讼、判决刑罚，必须到大冬才合乎时令。因此能够光明昭示国家体统，敬慎奉行国家常法，怎么会有逾越德义之事，怎么会有违背时令的举动呢？这与赐给人鞶带和冠缨、徒然把东西借给人而招致讥笑不同，也与赠送衮冕、讥刺颁赐不合时宜不同。伟大啊，君主的举动一定会被记载；上位者发布的命令，便成为法令。如果违背时令而不加节度，恐怕会招来责罚而失去正道。所以《左传》记载声子的话，用来告诫后世君王治理政事。敬畏天道的人，能够保全自己的国家。【只要敬畏天道，就能守住自己的国家】圣人凝聚天命，恭敬沉默地承受天命，严肃而恭敬，于是致力于敬畏上天的道理，只是为了彰明保全国家的法则。上天的意旨实在难以测度，君主战战兢兢，坚定而恭敬地遵循天道。做君主的人小心谨慎地守护国家根基，因此能够长久保有宝位，使昌盛的国运共同兴盛。考察齐王的榜样，陈述懿子舆所说的话：将要制定治理百姓的方法，首先要以君主尊贵为根本。又说：“上天只把诚心放在心上，这是由于不敢荒废安逸，国家才得以和洽。”因此应当能够自我抑制、心怀敬畏，施恩于这一方国土，敬慎地顺应上天，确实能够遵循战战兢兢的态度，显示毫不差失于勤勉不懈。考虑到威严就在咫尺之间，所以严肃恭敬而不敢懈怠；使疆土在幅员之内开拓，所以安定而没有过失。这都是仰望高明上天而勤勉不懈的结果，于是国家得以永远保全。更新政治的告诫，可以在《无逸》篇中考察。顺从上帝的法则，首先要敦厚危惧之心，使百姓不迷失，最终获得富足安定的道路。难道不是因为上天本来降下鉴察而显明，国家则在不断安抚中兴盛吗？敬畏上天，是因为明白它降下鉴察非常临近；保全国家，是因为知道不断安抚便可以凭借并确实可靠。即使有福也不要自以为福，要遵守一天比一天谨慎的原则。因此把害怕灾祸作为心意，见到楚庄王不去攻伐，便不敢把安逸放在心上；认识到周成王能够如此，于是就谋求垂衣拱手而治，保持盈满也可以长久。没有闲暇安居，因为要奉事圆满的上天；不敢贪图安逸，因为要在天下之中守护自身。光明地奉行事务，才适宜于宗庙社稷，与天下安宁的防范相同。敬慎承受天命而施惠于百姓，设置险阻的功效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又怎能不勤勉谨慎、毫不懈怠，彰明其中足以畏惧之处？既然天覆盖万物足以令人敬畏，就一定能够巩固藩篱。周诗留下登降升沉的文字，也足以令人畏惧；雷声反复出现，彰明修身省察的道理，在这样的时刻保守天命，实在是最高的境界！阐发解释圣人的谋略，铺陈彰明皇极，以忧惧战栗为根本，以抚慰安定百姓为法式，由此可见只有天最为伟大，而君主应当取法于它，所以天下万国得以安定。斵雕为朴赋【除去文饰，归于淳朴】德行以俭朴为根本，器物有文饰便可以去除。于是砍削雕饰的文采，使它保存至极的朴素。篆刻尚未消除时，可以看见背离虚伪、归向真实的开端；镂刻的纹章全都抹去时，便知道舍弃浮华、趋向实际的开始。考察史书以前流传的见闻，陈述政教风气而追溯远古。赞美淳厚节俭的崇尚，排斥浮华使它受到抑制。防止世俗虚伪，在于堵塞它的源头；保全万物本性，必须返回它原有的素朴。认为可贵的东西将要抱守质朴而加以思考，光彩夺目的文饰则要挥动斧头全部去掉。确实因为淳朴逐渐浇薄散失，器物也随之分离朴质；炫耀工匠技巧而伤害根本，遮蔽天然本性而无人称道。所以我要恢复淳厚风气而加以矫正，杜绝末流制作的纷杂；剖去雕刻屋角的形饰，恢复采用未经雕琢的椽木；消灭簋上的镂刻僭饰，使木器恢复无文。由此可知，工巧全部抛弃，浮华淫靡便受到抑制；道理崇尚返回根本，又何必寻求外在装饰？玉圭磨去山岳镇圭的文饰，归复璞玉以保全本真；罍器去掉山云纹样，显出瓦制酒尊而专务德行。这样看来，遵循朴素，就将返回本始而达到极点；砍削雕饰，是厌恶扰乱本真而装饰虚假。用一次改变来约束浇薄风气，使矫正古道归于一处。磨治错削等一切雕虫小技都消灭，既然以质朴为贵，又何必惭愧于朽木的讥讽？这样就能杜绝灿然的文采，返回淳和，遵循那种雕饰虽显著却仍可磨去的道理。朴素一旦恢复，真正的德性就在其中了。舍弃末流而返回根本，细小技巧的工艺全部抛弃；革除旧弊而取得新道，显露本真之风便值得赞美。玉石雕琢以后才能成器，命工匠列于雕人之中，专以文饰胜过质朴，只是白白散失朴性而远离淳厚。哪里比得上不施加刀凿功夫，以大巧若拙为法；镂刻的华饰尽量减少，它的德性才真实。崇高的德行，不借助外在装饰来作为凭借；极致的节俭，不因奇异奢靡之物而有所觉察。只求去掉过分和极端，哪里还忧虑不雕不琢？由此可以知道，一旦改变，便可达到最高道德的风气，并由此重新归于朴素。祭祀先河而后祭海赋【君王举行祭祀，首先致力于根本】

译祭祀必定有固定的典制，致力于根本贵在不使它荒废。先祭河而告备，然后祭海以成为常礼。祭祀用的币帛、玉器开始陈列，恭敬地看待诸侯所祭的河渎，牲牢接着陈列，用来祭祀四方的祠庙和百谷之神。考察国家典章旧文，遵循礼经的大法。因为河水疏导支流，根本从一勺水开始；海水容纳支流，实在是百川汇聚的归宿。祭祀仪容庄严地设置，必定先向灵长之神举行祭事；望祭和秩祭一同修举，然后把功劳归于善于居下的一方。确实是因为疏导九川、分别引流，包容众多水流而汇聚合并：一方面穷究根本而有所由来，另一方面兼容众流而积聚成功。因此区别礼仪章法而规定不同等级，彰明祭祀典制并加以推行。首先陈列命祀，开始时便在河流发源之处祈祷；祝辞用来设置四方祈祷，记载土地的名称。这样能够使礼仪更加繁密庄重，彰明重视祭祀、以此有利于万物的善意。使用五种物质而共同济助，依照礼文，既已安排好对大河的禜祭，便统领各处望祭。接着举行百川朝宗之祷并使用币帛；对外尽用祭品，对内只是告知汇聚之处。既然祭祀的意义取自源头和归宿，于是礼仪便按先后分列。第一次祷告表达诚意，必定要在荣光水边禀告；大河一同奔流，随后临近重重润泽的深渊。这难道不是众多山岳从一拳之土开始，车轮由最初的椎轮产生吗？考察它们最初的所在，彰明返回本始、以根本为务。也如文王的祭祀，虽然尊贵，却不超过后稷的尊位。齐国人的事情将要举行，冒昧地越过配林的旧例。由此可知，河流必定居于首位，因为它从发源处开始形成。海并非自行广大，而是由于汇集众多水流才成为归宿。洪大的水流一同注入，散布神灵般的润泽而向四方滋养。回看那涓涓水流的起因，必定有发生之源；观察水流归聚的广大，然后才顺从它。奇妙啊！祭祀崇尚洁净和诚心，礼制只在于追溯根本。将要铺陈报答之礼而履行义理，必定探究源头，从最远处开始。因此三王祭祀河川，必定致力于它的根本。大匠诲人以规矩赋【良匠用规矩教诲人】工匠善于从事他的工作，制成的器物没有不好的。使用准绳来互相教诲，凭借规矩作为常法。量度木材而顺应形状，使它不违背曲直；挥动斧头取法于规矩，必先端正圆方。考察前代文章，进而考究贤哲工匠的事迹。他们制作器物以继承善道，必定教诲后人而崇尚规范。有模有范，使跟从学习的人能够精通；合于矩、合于规，贵在任用材料而必定恰当。确实，人要达到道，不学习就不行；工匠的技艺施用于器物，既要谆谆教诲，也要使人诚恳服从。默默接受教诲而使器物完整，弯曲就成为车轮，笔直就成为车轴，行动全都有法度。揉制成为球，防制成为棋子。既然这样，道理不可以不知道，人也不可以没有教诲。如果审察材料的意义有所失误，教诲人的道理就会昏昧。规矩有所取法，便可制成圭、璧，各种不同形制和制度都可以考察。象征大地、象征上天，正是用它来配合工匠的心意。以大巧为根本，是工匠的事业；由圣人创制，借助墨绳来取譬。彰明治理材料而各有条理，学问就在其中。辨别车盖和车舆的不同形状，技艺完成后，下等之人也能明白。凿和榫彼此不同，陈述这个道理并不是徒然说“道”，而是都有具体作用。学问广博正应当如此，哪里能让小巧专擅美名？这不同于玉工制作器物只求磨琢精细，也不同于扁人砍削车轮只讲述苦和甜的限度。由此可知，直线尽在其中的叫作矩，曲线把妙处发挥尽的根本在规。这样工艺便由此降低为技艺，使后来的人可以取法。道理有时相互营造引发，圆由方生、方由圆生，都是用来作比喻。语言如果还没有说清楚，就用周旋、折旋来比喻便可以明白。既然如此，削木雕刻以成工，刀凿便是主宰。即使玩味这种技艺而还没有听明白，也能从言语中取得可取之处。所以孟子说，学习者教诲别人，也一定要凭借规矩。鲁国遵守周礼，所以成为根本赋【鲁公的后代，以周礼为根本，见《振奇录》】诸侯国修明法度，时王彰明常法，只有东鲁以此为根本，秉承西周的旧礼。曲阜世袭封国，完全奉行先代规范的盛美；镐京遗留下来的法度，成为达到至治的根基。论者说，只有天子建立国家、分割疆域、分封土地；接受正朔的归于元后，尊重制度的合于古代。只有周代典章世世代代成为大法，只有鲁国的盛美把周礼作为常规法度。到了姬姓王道衰微、诸侯侵凌欺侮的时候，虽然周公的才干和美德不能在当时施行，文王纯厚的德行却全都保存在鲁国。等到礼制与时势相合、教化随着政治昌盛，鲁国辅佐奉事幼主，地位成为上公；这个千乘之国，向上承仰着先王遗法。经过几代之后，怎么敢抛弃先祖的功业？即使治理邦国、施行刑罚，仍然可以宏扬祖业；教化典章、治理法度，也仍然能够巩固民风根本。伟大的德行纯厚不杂，世世代代不敢损害；至美的文治微妙深远，流传开去而自然长久。守护盛大典章，愿其永远存在；遵循飞扬的美善【“飞”字存疑】，也可以有所损益。一旦在道上有所改变，圣人的后代因此昌盛，百代之后也可以预知。以前代圣王的法度为根本，况且德行稳固国家便能教化，法度施行教化便能流传。在诸侯中，政治长久而有成的没有比鲁国更好的；在三代之中，教化端正而有序的没有比周代更好的。在隐公、桓公时代，仍然努力实行纯正的法度；到了定公、哀公以后，也没有抛弃美好的先王遗教。大概是巩固根基才能达到极致，通过治理百姓而可以求得。诗人虽然对此发出叹息，哀叹周室衰败而作《黍离》，又何必等待声子发表议论，才看见《易》象与《春秋》的意义呢？凡是与治理同一道路的，没有不兴盛安定的。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礼与国家教化相合，就没有人能窥见它的枝叶而破坏它；法度顺应时势而来，就会深深盘结在根基上。也如齐国有太公遗留下来的制度，用来确定人民的常法；杞国可以观察夏代的遗道，依此形成国家体制。唉！圣人所治理的道理，不是常人可以追随改变的。把丰厚的实际加以参用，彰明通行的规范而各得其宜，于是使教化百姓的议论有了大体的经营。治理国家的君主，应当不扰乱纲纪法则而实行它。伟大啊，周代所实行的制度，鲁国谨慎守护，秉承它作为治理的极致；它的文教延续传给后世，所以仲孙知道鲁国不可攻取，正是因为礼是根本。于是国家礼仪深厚而含蓄。秋狝诗【见《古省题诗》】豳地的乐声迎来寒气，商风应合时节吹来。整治军容举行大规模秋猎，肃杀之气顺应时令。秋天庄稼多已成熟，三农刚刚得到闲暇休息。饮酒归来，献上军中俘获并宣誓；众人穿着黻衣，以裘皮索取祭享的礼仪。它不同于蜡祭围田，礼制也不同于搜狩；国家威势将向远方传播，神武畅达而彰显皇帝的谋略。《文忠集》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五 宋欧阳修撰 外集二十五 论 殿试《儒者可与守成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