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百十九

译为鉴戒。臣修也启奏说：“有人传闻蔡襄的文字还在禁中，陛下曾亲眼见过吗？”皇上说：“文字倒没有见过；如果没有文字，事情就无法知道，但他一定没有。”臣修奏道：“如果没有文字，事情还不能确定。即使陛下曾经见过文字，也还必须进一步辨明真伪。从前夏竦想陷害富弼，先让婢女学习石介的字，学了一年多，才伪造石介写给富弼的信，诬称他们谋划废立。信还没有送上去，就被进言的人侦知而揭发。幸亏仁宗圣明，富弼才免于祸患。至于臣自己，自丁忧服丧期满，刚回朝时，有嫉妒臣的人，便伪造一份臣的札子，说臣请求淘汰内官，想借此激怒群阉。” 当时家家都有一份抄本，朝廷内外纷纷传说，也幸亏仁宗保全，臣才能活到今天。由此说来，即使陛下亲眼见过文字，也还必须进一步辨明真伪，何况只是传闻和似是而非的话，怎么可以相信呢？”皇上说：“如果官家相信传闻，蔡襄怎么会有这个任命呢？” 独自应对皇上的谈话【八月十四日】。这一天，昭文馆大学士和西府赵侍郎都请假，集贤院又是私忌日，只有臣欧阳修在崇政殿独自应对。进呈文字完毕，我收起笏板准备退下，皇上有所询问【所问内容未记录】。臣欧阳修于是奏道：“近来听说防谏官屡次上文字弹劾，臣不应当专门主持濮王一事的议论。”皇上承蒙陛下保全，知道这一议论不是臣一人所能主持的；防谏官的文字既然都留在宫中未发，言官们于是稍稍停止了。皇上说：“参政性情直率，不避众人的怨恨；每逢奏事时，有时和两位宰相意见不同，便当面争辩，言语更不回避。又听说防谏官议论政事，往往当面指出我的缺点，若像奏事时那样直说，可知人人都不喜欢。今后应当稍加戒备。”臣欧阳修回答说：“臣愚钝笨拙，怎敢不遵从圣上的教诲。”皇上说：“水灾以来【这月三日】，议论政事的人大多说朝廷不能进用贤才。”臣欧阳修说：“近年以来，进用贤才的途径太狭窄，这确实是当今的祸患。臣每每和韩琦等人议论此事，意见并不一致。”皇上说：“什么叫进贤之路狭窄？中书通常所推荐拟定的人，都是怎样的人？”臣欧阳修回答说：“自从富弼、韩琦执掌国政以来，十多年间，对外如提刑、转运使等官，对内如省、府等官，选拔任用都很精审，也时常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与往年相比完全不同。” “然而这些人都是精于钱谷、刑名而办事强干的官吏，这就是所谓任用有才干的人。臣所说的进贤之路，指的是馆职。”皇上说：“怎么说？”臣欧阳修说：“朝廷任用人才的办法，是从两制中选拔人员担任两府之职【如今学士、舍人、待制统称为两制】，从三馆中选拔人员担任两制之职；这样说来，三馆就是培养辅相人才的地方。过去进入三馆有三条途径，如今堵塞了其中两条，这就是臣所说的太狭窄。”皇上说：“哪三条途径？”臣欧阳修说：“一是进士高科，二是大臣荐举，三是按照因差遣例授官。过去进士中五人以上及第的，都能进入馆职，第一名有人及第仅十年便做到辅相；如今第一名及第者要任职两任、将近十年，才得到考试入馆职的机会，第二名以下则再也不能参加考试，这是高科这条路堵塞了。过去大臣荐举的人随即召来考试，如今只让他们登记等候馆阁有空缺时再考试；但馆阁没有固定员额，没有空缺的时候，登记的人就永远没有考试的期限，这是荐举这条路又堵塞了。只有按照因差遣例授官的途径，而其中一半是年老、劳病的人，这就是臣所说的进贤之路太狭窄。”几天后，皇上因中书奏事，便下令选人考试入馆职。御药院陈承礼监造衮冕【八月】在此以前，三司奏称，制造各种物品原来归少府监、文思院、后苑以及紫云楼下管理，近年来却多另设机构，由宦官监造，各处争相占用工匠，请求一律恢复旧制，归有关官署管理，于是朝廷依从了奏请。不久，少

译府监奏请制造衮冕，宫中批示命御药院陈承礼监造，中书复奏此事。皇上认为南郊大礼日期已近，或许只有宦官才能及时办齐；韩琦、曾公亮二人奏称，这样会冲改近来刚下达的指挥，不如命陈承礼到少府监制造。皇上的意思还没有决定，臣欧阳修奏道：“这是陛下新近下达的指挥。向来所忧虑的是朝令夕改；如今如果仍让陈承礼监造，只不过是把御药院的机构迁到少府监中罢了，这样做又有什么妨碍办事的呢？”皇上于是说：“可以。” 宫中批示补授僧官【九月十九日】

译先朝僧官有空缺时，多因权贵请托，由宫中批示补人。当时谏官、御史多次上奏论列此事。先帝深刻认识到其中的问题，于是制定法令：僧职有空缺时，命两衙各选一人，比较才艺后补授。到了这时，鉴义一职有空缺，中书已经让两衙各选一人，但尚未上报，宦官陈承礼却为宝相院僧人庆辅请托，宫中批示命庆辅补任鉴义。中书坚持上奏，认为不可。韩琦、曾公亮二人极力陈述此事。臣欧阳修也奏道：“补授一个僧官，应当还是不应当，至多是小事，能有什么利害关系？只是中书的程序已经施行，却用宫中批示强行改动，这就是宦官干预扰乱朝政。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开启它的先例？”又奏道：“宦官、宫女和近习之人，自前代以来常常难以防制。如今小事若防范不严而允许，后来遇到大事，陛下必定会认为这样有害政事而不肯听从；这本来想姑息，反而会成为怨恨。不如从一开始就断绝这种苗头。”这是一件小事，陛下如果不把它放在心上而依从他们，他们必然会在外面自我张扬，说自己是皇上的亲信，朝政可以被他们改变。在陛下眼前看来似乎是一件闲事，但他们在外面的威势已经不小了。皇上立即批准中书的奏请，命令只依照条例选拔考试。臣欧阳修又奏道【一处有“曰”字】：“事情既然没有办成，他必定会有话说。” “万事只由中书决定，官家难道能够自由作主吗？每办一件事，陛下试想一想：听从私人的请托和听从公议，哪一个是得失所在？”韩琦、曾公亮二人也陈述了许多意见。皇上都嘉许并采纳了。欧阳文忠公在执政时，亲手记录奏对的话。这五件事【一作无“前”字】，是从林子中的家中得到的。文忠亲手记录的都是机密谈话，字迹精工端正，大概是想传给后人看；可是林子中任职不谨慎，去世不久，这些记录已经流落到别人家中，其中题作“追书”的部分都不见了，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后面三件事，也是林子中抄录给我看的，据说从史院得到。曾布子宣题记。又三件事 三司使、给事中蔡襄被授予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杭州。起初，皇上从濮王府被立为皇子，朝廷内外都欣喜，没有不同意见。即位以后，因为服药的缘故，慈寿宫垂帘听政。她曾对中书说：“仁宗既已立皇子，后来追念鄂王等人，悲伤流泪，宦官和宫妾争相迷惑他，而近臣中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令人奇怪的是其中还有一两位知名人物。”她还说，有几位执政不顾家族安危，谋划安定社稷，而小人几乎破坏了大事。又说：“近臣的文字只放在先帝病榻旁，近日已经在烧钱炉中烧掉了。”然而没有人知道指的是谁。中书不敢询问姓名，只唯唯应诺而退。不久，外面也渐渐有人说蔡襄曾有不同的议论，但仍不知道真假。后来皇上的疾病痊愈，亲自处理政务，多次问蔡襄是怎样的人。一天，正逢蔡襄请朝假，皇上变了脸色，对中书说：“三司掌管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蔡襄十天中有四五天在休假，为什么不另用一个人？”韩琦以下的官员共同奏道：“三司事务没有缺失，罢免他没有正当理由；如今再找一个才识、名望超过蔡襄的人，也还没有。” 臣欧阳修奏道：“蔡襄的母亲年过八十，多病，何况他只是请朝假，没有赶上入朝起居罢了，太阳升高以后便回到官署，也没有耽误政事。然而每次奏事，谈到三司时，皇上没有不变脸色的。蔡襄自己也说，每次见到皇上，皇上必定严厉地责问他的职事。”后来党项军队攻劫泾原，西部边境每天都有事情发生，皇上于是督促中书说边事将要兴起，军需还没有准备好，三司应当尽早另选人员。韩琦等人起初还极力解释，想使皇上回心转意，于是奏请等蔡襄自己请求罢免时再调动他。起初流传的说法很多，有人说皇上在庆宁宫时已经听到蔡襄有异议，有人说皇上入宫后亲眼看见奏牍还在。到了这时，蔡襄请求罢免的札子送来，韩琦便向皇上询问。皇上说：“宫中没有看见那份文字，不过在庆宁宫时就已经听说了。”韩琦说：“这件事来由暧昧，如果真假还未弄清，请再加审察。假如让蔡襄因为流言而获罪，那么今后小人就可以构陷害贤良之人，贤者将难以立身了。”曾公亮说：“京师向来善于制造诽谤，一人捏造虚言，众人传说，便把它当成事实。前代因为似是而非的言语陷害忠良的，不仅臣下遭祸，也会成为国家的祸患。”臣欧阳修说：“陛下认为这件事究竟有还是没有？” 皇上说：“虽然没有看见他的文字，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臣欧阳修说：“对于似是而非的诽谤，不仅无迹可寻，即使踪迹情状明白，也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假。就像先朝夏竦想陷害富弼，叫他的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过了很久学成后，便伪造石介替富弼撰写废立诏书的草稿；幸亏仁宗圣明，富弼才得以保全。又如臣在至和末年遭遇母丧，服丧期满后刚到宫阙之下，小人中有嫉妒臣的人，伪造臣请求裁汰内官的奏稿，传布朝廷内外，家家都有，宦官无不咬牙切齿。臣只任判铨六天，便因宦官杨永德所说的差船之事被罢为知同州，也幸亏仁宗保全了臣。不久查明臣无罪，于是又把臣留任至今。由此说来，即使确实有文字，也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伪，何况现在连踪迹情状都没有，陛下幸好不要因此疑心。”韩琦、曾公亮又各自进言。皇上说：“几家都有骨肉。”【意思是说，如果这种异议实行，执政大臣们都会遭祸。】又说：“造谣的人为什么不牵涉别人？”据此看来，皇上的心意还没有消除疑惑。仁宗接连失去褒王、豫王、鄂王三位皇子后，便再也没有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病以来，过了很长时间不能临朝，中外都忧惧恐慌。

译后来仁宗康复，从此言官常把皇嗣根本之事作为急务，交相上奏论述，每每都被留在宫中。已故枢密副使包拯，以及现在的翰林学士范景仁所说尤其激切，其余不为外人所知的更不计其数。如今枢密使富弼和昭文馆大学士韩琦也多次进言，即使臣也曾借大水之事进言，但皇上起初并没有采纳的意思。这样过了五六年，进言的人也渐渐懈怠了。嘉祐六年秋，我从枢密院经过东府，忽然看见一封宫中批下来的文字，原来是谏官司马光所说的立皇子之事。不久又知道知江州吕诲也有防论述说此事，昭文馆韩琦、集贤院曾公亮和我在晚上商议，第二天应当把它上奏，相互看着，不知该怎么办。韩琦说：“如果皇上稍有意向，就应当竭力赞成。”曾公亮和我一同说：“这正是我们一向所希望的。”第二天在垂拱殿奏事，两篇奏章读完，还没有来得及启奏，仁宗突然说：“朕有这个意思很久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我自从任校勘、在谏垣任职以及忝列两制以来，到这时已经二十年，每次进见奏对都很从容；直到这时才听见仁宗自称“朕”。随后他又左右顾视，说：“宗室中谁合适？”韩琦惶恐地回答：“宗室一向不与外人接触，臣等并不知道这件事，哪里是臣下敢议论的，应当由圣上亲自选择。” 仁宗说：“宫中曾养育两个孩子，小的非常纯朴，但近来已经不聪慧了；大的可以。”于是又启奏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仁宗立即说出今上的旧名，说：“名某”，如今三十岁了。我们于是竭力赞成，议论便定下来了。我们将要下殿时，又奏道：“这件事关系重大，臣等不敢擅自施行，请陛下今晚再考虑一下。”我们第二天取来吕诲的奏文，次日在崇政殿奏事，又提起此事。仁宗说：“决定了，没有疑问。”我们于是奏道：“这件事应当逐步办理，请容臣等商量。所要授的官职，明天再奏。”退下后，便商议暂且让他判宗正寺。当时今上还在濮王府，于是商议起复，先由大将军、遥郡团练使授为泰州防御使。第二天将要上奏，仁宗大喜说：“这样很好。”两位宰相和我又奏道：“这件事如果实行，就不能中止，请陛下断然决定，不要再疑虑；仍请从宫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说：“这件事怎么能让妇人知道？只由中书执行就可以了。”我们欢欣跳跃，称贺不已。当时是嘉祐六年十月。命令下达后，今上再三推辞躲避，有奏文请求等服丧期满，后来取其奏文，直到嘉祐七年二月一日服丧期满。今上坚持躺卧，称病推辞，前后十多次。到了七月，韩琦商议说：“宗正寺的任命一旦下达，外人都知道他必定要成为皇子。不如立即正式确定他的名分，让他知道越推辞越会被推进，表示朝廷有不可改变的决意，也许他就肯接受。”曾公亮和我都认为有理。到将要上奏时，今上又连续上表推辞，仁宗问该怎么办。韩琦还没有回答，我便上前奏道：“宗室历来不任职事，现在外人忽然看见越级擢用这个人，又让他判宗正寺，那么天下都知道陛下将要立他为皇太子。如今不如立即确定他的名分，命令立为皇子。因为防御使判宗正寺，需要下诰敕，所以他可以坚持躺卧而不接受；如果立为皇子，只须烦劳陛下命学士写一道诏书，告示天下，事情就定了，不再取决于他接受还是不接受。”仁宗沉思了很久，回头问韩琦：“这样做难道不好吗？”韩琦极力赞成。仁宗说：“这样就必须在明堂大礼之前赶快办妥。”于是下诏立为皇子，并且改换今上的名字。自从议论立皇子以来，所有奏请，都由我和西府赵侍郎亲自书写改名的札子，都是我书写的。起初选择日期时，旁边写着十个字，请仁宗亲自批示，最下面的一个字就是今上的新名。这是仁宗亲自批示的。如今这份文字收藏在中书。今上在濮王府时就有贤明的声誉，迁入宫中后，家中良贱合计不到三十人，行李简朴，和寒士没有区别，只有几厨书而已。朝廷内外听说的人都互相庆贺。嘉祐八年上元节，京城照常张灯。年年十四日清晨，皇上外出游幸各宫观寺院，赐随从大臣饮酒，流连到傍晚才回来。于是登临宣德门，和随从大臣一起观灯，饮酒五行后结束。这一年正月初以来，皇上觉得身体不适，十四日便没有清晨出游，直到傍晚才略微驾临慈孝、相国两寺，在端门赐随从大臣饮酒，饮三行便停止。从此以后，虽然每天临朝，前殿、后殿之间却渐渐显得身体不佳。后来韩虫儿的事情渐渐传到外面，说去年腊月，皇上闲居时看见一名宫女汲水，有一条小龙缠在汲水的绳子上出来；皇上询问左右，众人都说没有看见，只有皇上独自看见，认为是奇异之事。于是召来宫女查看，原来是宫正柳瑶真的私身韩虫儿。后来柳夫人在阁中值宿，第二天交班后，派韩虫儿取夜间值宿用的坐墩，独自留在阁中，皇上召见并临幸了她，于是她怀孕。韩虫儿自己说皇上已经临幸过她，取走她臂上的一只金镯子，说：“你应当为我生一个儿子，以此作为凭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口〕 外面传闻的情况就是这样，而韩虫儿在宫中也自己说皇上临幸她后怀了孕，又说金镯子已经交给黎伯，让他收藏了。黎伯就是皇上宠爱的近侍宦官黎永德。这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前后，春寒细雨，皇上没有到崇政殿，只在延和殿听群臣奏事，而殿中烧着旺火。说是圣体畏惧风寒。大概自皇上临御四十年以来，盛暑从未摇扇，严寒也从未用火，到这时才第一次看见御前设置火炉。此后皇上更加不适，终于病危。今上在灵柩前即位，朝廷内外安然，没有一句异议，只有韩虫儿的事情议论纷纷，始终没有停止。有人说大行皇帝曾有遗腹子，到了出生之期应当在八九月间。九月十七日，我因服药请一天假，在家中居住。傍晚传来宫中命令，派三名宫女送到内侍省审问，并召来十多名医官和产科医生、三名接生婆，都已到场。十九日，我从内东门小殿帘前入对奏事，将要退下时，太后叫黄门索取韩虫儿的案卷给中书看。我们在帘前阅读，见韩虫儿详细供认了伪造之事，说从正月到这个月月经从未停止，现在正好还在来。医官、接生婆的军令状都说，去年腊月黎永德奉命出使成都，尚未回来，并不在阁中；金镯子埋在柳夫人佛堂前的门槛下面。

译太后派人看守韩虫儿到埋藏处，让她亲自挖掘，挖了一尺多深，得到一只金镯子，已经折成三段。把它拼合起来与韩虫儿臂上的相比较，形状相同；分别称量，各重一两半，两只镯子的轻重也相同，确实可以相信就是那一只。于是把金镯子交给我们传看。太后问韩虫儿为什么要制造这件假事，她说是为了免受养娘的鞭打，或许每天能得到好吃的东西。原来韩虫儿说自己怀孕后，太后派宫人好好保护她，每天给钱二千缗，让她购买可以吃的食物；一直到足月却没有怀孕，才开始严厉追问。我们于是上前奏道：“韩虫儿的事情已经在外面公开传开。如今伪造的证据全部暴露，可以消除朝廷内外的疑惑。然而韩虫儿不应继续留在宫中，这样外面的人一定会相信。”太后说：“当然应当这样。”不久枢密院奏事，太后又在帘前像先前一样把金镯子给他们看。第二天，福宁宫进呈大行皇帝的谥册，停止召见；入内都知任守忠在朝廷中说：“韩虫儿决杖二十，送到承天寺剃发为尼。” 《文忠集》卷一百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二十 宋欧阳修撰 濮议一 英宗皇帝刚即位，在天下普遍施行大庆赦令以后，群臣都晋升爵位官秩，恩泽遍及生者和死者。宗室中已故的诸王也都加以封赠，只有濮安懿王例外，因为他是皇上的生父。中书认为不能把他和其他诸王一概而论，于是奏请下令有关官署议定应行的典礼【奏状详见别卷】。有诏令说，应当等服丧期满后再议，这件事于是搁置【“格”音同“阁”】。治平二年四月，皇上已经除去丧服，才把中书的奏请下发给两制、杂学士、待制和礼官详细议论。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议论说：濮安懿王已经有很高的官位和大的封国，尊荣已经达到极点而已【议状详见别卷】。中书认为，追赠官职和改封大国，应当下制书、行册命；而制书和册命都有固定格式，制书应当写：“某亲某官某，可以追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册文应当写：“皇帝如此说：咨告你某亲某官某，今册命你为某官某王。”但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还不知道制书、册文应称他为什么亲属，以及要不要称名，于是再次下发让他们议论。王珪等请求称为皇伯而不称名【议状详见别卷】。中书考察《仪礼·丧服记》说：“为别人之后的人，为他的亲生父母服丧。”又根据《开元礼》《开宝礼》，都说：“为别人之后的人，为亲生父亲服齐衰不杖期，为所继父亲服斩衰三年。”这样看来，亲生父母和所继父母都称为父母，而古今典礼中都没有改称皇伯的文字。又逐一查考前代由藩侯入继大统的君主，他们大多不幸处在衰乱时代，不能拿来作为法则。只有汉宣帝、光武帝是德盛的君主，也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至于皇伯的称呼既不合典礼，又没有根据，所以不敢施行。于是大略列举古今典礼以及汉孝宣帝、光武帝的事例，并录下称皇伯的议论，另行下发三省，召集官员和防谏官共同详细议论。还没有来得及集议，皇太后便亲手写信责备中书不应当【一作“议”】称皇考。中书详细陈述了这样做的原因【答复札子详见别卷】。皇上看见皇太后的手书，惊骇之下立即下手诏停止议论，追崇的礼仪也随之搁置。几天以后，礼官范镇等人坚持请求一定实行称皇伯的议论，他们的奏章被留在宫中。不久防谏官也各自上奏论列。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定停止议论，所以凡是进言者的奏章一概留中。皇上天性聪明英武，洞察事理极其明白，对待臣下礼数极为谦恭，然而并不姑息。防谏官所议论的濮园之事既然全都被留中，他们所说的其他不能听从的事情又有许多搁置不行，于是防谏官积累了怨忿，发出怨言，也恼怒中书不替他们施行。中书也曾奏道：“近来防谏官因朝廷不采用他们的意见而愤怒，说臣等堵塞言路，使陛下成为拒绝劝谏的君主，请求略微施行其中一两件事。” 皇上说：“朝廷应当以至公之心对待天下。如果防谏官所说的可以实行，就应当完全按照道理施行，哪里只是略微施行一两件？如果他们所说的难以实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把不能实行的事情勉强实行吗？那岂不是会误害政事？”中书认为皇上的话切中事理，不敢再有所请求【一作“言”】。皇上仍然问：“他们所说的，难道没有可以实行而尚未实行的吗？”韩琦以下的人相互看着说：“确实没有。”于是【一作“奏”】说：“这样看来，就没有了。”当时有几名杂端御史，都是新近擢用的，热衷于求取仕进，务求迅速获得声誉，遇到事情就进言，不再考虑自己的职分，因此所说的事情多有乖谬，不能施行。那时京师下大雨，官府和民间的房屋倒塌了无数，军营尤其严重。皇上想到士兵露宿在外，内心焦劳；两府大臣也共同忧惧，日夜劳心竭虑，分派处置，各自已经列出了条目。当时范纯仁新任御史，第一次上殿，朝廷内外都肃然倾听，想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的第一份札子却催促修缮营房，责问中书为什么不赶快办完，并请求每一座军营派一名监官。中书查核京城倒塌的军营共有五百二十座；如果依照范纯仁的请求，就要派五百二十名监官，每名监官还要配当值士兵四人。这样在国家仓促多事、正缺少人手的时候，白白耗费役兵二千人，另有五百名监官当值，却还没有得到瓦木、篱笆、箔席等材料来一并修缮，可见他的做法狂率疏漏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在中书集体议论时，臣欧阳修不觉笑了出来，而札子中的人自己也觉察到不对。几天以后，吕大防再次进言，请求两座军营共派一名官员。他所说的话烦琐细碎，不懂得事情的体要，不能实行；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而防谏官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能施行【原文一无“施”字】，只怨恨朝廷阻挠而不执行。因此吕大防又说：“今后防谏官所进言的事情没有施行，请让中书详细说明为什么不能施行，报告给防谏官。”他们的愤怒乖戾到了如此地步，怨怒的话【一作“语”】渐渐传到士大夫中间。防谏官的亲友故旧有意戏弄并激怒他们【一作“笑”】，说：“近来防谏官进言，中书全都批示进呈完了，外人说御史台已经成了进呈院了。”这句话很流行，朝廷官员互相传说，把它当作笑谈；防谏官更加怏怏不平、惭愧愤怒，于是打算决定自己的去留，认为因进言获罪，仍然足以取得美名。当时皇上圣明仁德，恭谨节俭，举动没有过失；两府大臣也都没有大的过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用来决定去留。只有濮议还没有定论，于是他们说：“这是一个好题目，正所谓奇货不可失。”从此相互极力进言。然而当时手诏既已停止议论，“皇伯”“皇考”的说法都没有决定采用，其他追崇礼数也从未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