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第十

译论请求放还蕃官胡继谔的奏札【同前】臣私下看到，朝廷前些年因为延州蕃官胡继谔受到边臣怀疑，把他调入内地，现在任亳州都监；他的儿子守清完全统领了父亲原来的各部。听说近来胡继谔因为不适应亳州的水土，家族又死散【一无死字】，本人也患病，曾经上奏请求调到京西一带气候较凉的地方。臣认为如今正值西部用兵之时，朝廷应当广泛推行恩德和信义，以安抚防御蕃人。既然希望守清在边疆尽死效力，就应当厚待继谔，保全他的家族。哪里有既任用他的儿子，又怀疑他的父亲的道理？继谔请求【一作来】迁往内地，实际上身处异乡，虽然名义上做官，实际上却像被囚禁一样，导致他失去安身之所，自己生病，家族死亡。况且他当初本来没有明显过错，继谔本人已经有被幽禁、受冤的叹息，对守清来说又失去了驾驭豪杰的办法。万一继谔病重不能回去，守清父子的心难道能没有怨恨吗？他们反而会把中国视为世代仇敌，一定会同边疆另生祸患，其余部族也必然离心。国家自从用兵以来，凡是计谋，没有听说有成功的，尤其在招抚蕃夷的方法上常常失去恩威并用的原则，导致离叛者很多，都愿意归附贼人。对继谔的处置尤其失当。臣请求趁他有所请求，把他召到京师，说明并洗清过去的疑虑，厚加礼遇，放他回到本族，以表示朝廷推诚相待。守清父子能够重新团聚，一定会想着竭尽忠节；继谔感激国家的待遇，也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朝廷仍然认为他可疑，就请先把这个意思下诏告知。守清料想一定没有抛弃父亲的道理；如果他自己不愿让父亲回来，那么将来就可以没有后患。请您决定。缴进王伯起上书状【同前】臣本月二十五日外出，到夜间才回家，有相州进士王伯起来拜访臣，见不到臣以后，留下长信一封。信中说，朝廷检束压抑言事的人，责备臣不能规谏君主、开启增进君主的聪明；又说自己有可以削弱契丹、使其十年不为祸害的策略；还说自己有一封上给皇帝的书，被有关部门压下，不能上达。他又在长信后面卷入一封奏状，意思是想让臣缴进奏上。臣私下详阅王伯起写给臣的信，言辞和道理很有可取之处，但不知道奏状里说的是什么事。因为臣本来不认识此人，也没有地方去寻找访问，只根据他给臣的信中所说，有一条策略可以使契丹十年不为害；这正是朝廷当前的急务。臣不敢把他的奏状滞留，谨将它和原来给臣的信一并缴连上进。恭请圣慈特意省阅，如有可取之处，请下令开封府寻找本人，再加以询问。谨具此状奏闻。论大理寺判决冤狱不当的奏札【同前】臣听说大理寺最近上奏判决德州一桩案件，案件是班行王守度谋杀妻子，只判杖六十，作为私罪。王守度所犯情理极其凶恶：他本来因为过分放纵，想诱骗一个以乞食为生的妇人做妻子，便亲自拿着刀杖威逼正妻阿马，要她承认奸淫之事，又剃截她的头发；还亲自把绳索交给阿马，王守度手持刀站在旁边，逼她自缢。她命在垂危，只因为没有棺材，暂且解下；后来王守度又给她绳索，命她自缢。阿马偶然得以活着逃走。臣大略听说了这些情况，其他王守度凶恶的行为都详细载在案卷中，令人不忍听闻。阿马如此幽苦冤枉【一作之冤】，法吏却只判她诬告奸淫，降为杖罪。臣认为，刑罚在于禁止恶行，法律本应推究事情的实情。如今阿马的冤屈在情理上值得怜悯，王守度所犯的恶行难以容忍。如果按照法家判罪，举重而论，那么王守度诬奸不实的罪较轻，逼人去死的情节较重。推究他的用意，应当按谋杀论处。凡谋杀之罪，情况有很多种：有时两人互相争斗结怨，理直的一方因为愤怒杀害理亏的一方，无论人死还是未死，都须按谋杀之刑处罚。哪里像王守度这样，过错全在自己，阿马本来没有与他争执，却受到极尽凌辱，逼迫她自裁【一作残】，这种虐害的情节远比一般谋杀更加严重。臣曾恭读真宗皇帝赐给谏臣的诏书说：“冤屈未能申明，赏罚超过法度的，都允许进言陈列。”如今这个受冤的妇人，正是臣职分所应当进言的人。哪里有圣明君主在上，国家法律正在施行，却让强暴的男子竟敢逼迫别人去死的道理？臣担心如果不杀王守度，从今以后强者欺凌弱者，疏远者加害亲人，国家法度就会毁坏，人伦也会败坏。关于王守度这一整宗案件，恭请圣慈特意命令中书详细审察事实情理；如果果真像臣所听说的那样，就请依法施刑，以遏止奸凶，请您决定。论内臣冯承用与出任外职的奏札【同前】臣看到内官冯承用近来因为过失受到臣僚论奏【一作奏劾】，陛下亲自作出圣明裁断，不偏私小人，听取群臣意见，逐走身边的人，朝廷内外的士人无不相庆。然而当初听说朝廷商议将给他外任，至今已经多日，却没有见到诏令。近来外间传言说，他反而得到教坊勾当的差遣，留在京师。臣认为如今内外臣僚，如果有罪犯，就必须查问弹劾，依法办理。承用本来因为有过失，已经超格转升官资，只给外任，尚且算是优厚侥幸；如果再拖延不派遣，就会使今后侍奉陛下左右的人任意作恶，无法起到警戒劝勉作用。承用一向的过犯很多，人人都害怕，不敢明说。自从他被罢免入内职以来，过去的劣迹逐渐【一作甚】多地显露出来。内廷的事情，臣不详细知道；但他在外面作恶，已有不少确实的情状。现在如果还不实行远地贬黜，言事的臣僚难免再次论奏，牵连案件，滋生的事端会更多。关于冯承用，恭请早日给他一个外任的闲慢差遣，立即命令他出京，这样可以警戒后人，对外平息舆论，请您决定。《文忠集》卷一百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一百七 宋欧阳修撰 奏议十一 河北转运

译论台官上言按察使的奏状【庆历四年八月，新任河北转运按察使尚未赴任】臣看到近来下发朝廷诏令，约束各路按察使，详细载录台官所上奏言，意思是说按察使等奏报的人员多不真实，或者在迎送、文书往来之间有所缺失，便挟带个人愤怒，诬奏平民，而朝廷完全不深思，轻易相信他们的话。臣自从听说下达这个约束，早晚忧愁叹息，私下想到国家正处在多事难以收拾的时候，正是责成人员建功效力的时机，奖励他们还怕他们不能竭尽力量，怀疑他们又有谁肯尽心办事。前些时选拔各路按察使时，两府会集议论了好几天，完全打破常规，不按资次任用人，朝廷内外一致都说这是当时最精当的选拔。凡是被选中的人，也都各自自负才干事业，只是长久无人知晓，常常忧虑没有施展的机会；一旦忽然被擢用，都想着竭力奋发，争相施展自己的长处，不仅想报答朝廷，难道不也更希望求得升用吗？怎么可以忽然说他们欺骗蒙蔽，便徇私办事？料想他们的心思一定不至于这样。如果果真像台官所说，那么就是两府会集议论多日，却选得了不公正的人；如果并非如此，又何必另加约束？臣私下认为，任用人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平常能够极力主张，尚且还会有人阻挠，何况再产生疑虑，使他们各自心中防备；这样任用人，怎么能办成事情？何况按察一职，是人们难以胜任的，有的是大臣推荐的人，有的是凭权势侥幸得到机会的子弟。那些按察使，对下要承受怨怒，对上要触犯权势而不肯回避，只能依赖朝廷为他们主持公道。如今按察使所奏的事情尚未能施行【一作与】，而诋毁阻挠者的一句话却立即被轻易相信，这都是因为朝廷还不知道官吏是州县的大患，也不知道按察可以有利于百姓，对委任他们的用意不坚定，所以诋毁的话容易被听进去。可惜的是，自从派遣各路按察使以来，如今虽然还没有显著成效，但老病昏昧的人听到风声就知道畏惧，近来告老退休的人渐渐【一作甚】增多，州县正想澄清治理，朝廷却自己阻挠了这件事。臣请求圣慈命令两府召台官上言的人到中书，询问他是哪些路的按察使【一作何】因挟带私愤；如果确有迹象，请交给有关部门辨明。如果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妄说；那么近来下发的奏札，请求收回，不要让四方看见朝廷自己削弱按察的权力，反而使贪赃而昏庸的官吏感到痛快。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令。

译论罢免两制以上官员举荐转运使副、省府推判官等职的奏状【庆历五年，误置于此】臣近来接到御史台公文，说臣僚上言待制以上官员举荐省府推判官、转运使副等事，奉圣旨：从去年开始不再实行，命臣知悉。臣私下详察臣僚的上言，全都涉及虚妄。这是因为近来陛下进退大臣、改更各项事务，小人借机迎合，欺骗蒙蔽圣听。臣姑且请求辨明此事。据上言者说：“如果让两制以上官员保举，就会增长向上奔竞的道路。”如今从朝廷上到州县下，保举的制度多得很。比如台官，也是两制以上官员举荐的；以至大理寺详断官、审刑院详议官、刑部详覆官等，三路知州、知县、通判，选人改任京官、学官入国学、班行迁任阁职，武臣充任将领，选人入任县令，以及天下茶盐场务、榷场和征收课利较多处的酒务，凡是重要差遣，无论大小，全都采用保举法，却没有听说因为会导致奔竞而废除。怎么能唯独在省府等官职上说会增长奔竞，因而废除呢？由此可知这是欺骗妄说。他又说：“于是使正直之士一同奔走驰骛。”况且驰骛奔竞的全是小人，怎么能称为正直之士？至于一向以来举官的办法很多，难道能完全杜绝小人干谒求取吗？何况自从颁布新诏以来，什么人原来是正直之士，竟会突然改变节操，向什么门路奔走而得到举荐呢？请赐令追究姓名。如果果真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可知这是欺骗妄说。他又说：“不是因为请托，就没有人肯举荐。”这又是极其严重的诬蔑。如今内外臣僚，无论大小，曾经受到别人举荐的，十人中有八九人。难道都能因为请托而获得举荐吗？从两府大臣以下直到外地通判以上，人人都曾举荐过官员，难道能说都是因为请托而举荐的吗？如果说其他举官不需要请托，唯独这项诏令所规定的举官必须请托，那就是臣所不知道的了。如今两制官员中有不少好人，繁难重要的地方，朝廷都已经委任信赖他们【二字一作而任之】，难道他们反而不如外郡通判等人，不堪委任而需要举荐吗？况且两制之臣，除这项诏令外，也另外允许举荐官员。难道举荐其他官员时都完全公正，唯独这项诏令便突然徇私请托吗？由此可知这是欺骗妄说。他又说：“每年举荐一百五十人，导致人数太多而争夺差遣。”臣计算，一人要有三名举主，才敢希望得到差遣。一百五十人需要一年之内有四百五十名两制官员作为举主。如今两制官员不到五十人，即使每人每年举荐三人，也不过各自只举荐一人。举主怎么敢马上争夺差遣呢？况且还有没有举荐过人的，或者举荐不足三人的，请赐令查核。去年年终两制以上官员举荐的人数，一查便可知道他是在任意妄说、欺骗蒙蔽。近来改更政令很多，唯独这件事最容易辨明，所以臣不避烦琐言辞而加以辨析，是希望陛下借此深刻明白小人迎合取宠、欺骗妄说的情形。自从去年陛下任用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正值多年盗贼频繁发生，天下官吏多不能胜任，因此屡次提出举官的建议；但这也不是他们自己创意，都是先考察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所以最初下发的诏文开头引用国书来说明，正是这个缘故。当时臣僚并没有议论，近来因为仲淹等人出外与朝廷筹划边事，进谗嫉妒的人庆幸他们不在陛下左右，便百般攻击；只因朝廷对这件事来不及审察，就同意施行。臣昨天看到富弼到了河北，沿山靠海辛勤筹划，河北人都说从来没有大臣像这样办事，他筹划所得的成果也不少；回到国门，临到入朝却被贬黜，使河北官吏军民只看见他竭尽忠诚，却不知道他有什么罪状。小人贪图迎合取宠，又不替朝廷顾惜体统，至今凡事攻击不止。况且朝廷任用人屡有进退，哪里有一个人才刚刚出任，便不问是非，全部改掉原来施行的事情的道理？如果大臣一进退，政令就改更一次，像这样纷乱不定，哪里会有固定的制度？恭请陛下重新【一作审】察爱憎的私情，辨明虚实的说法，凡是政令都更加慎重地改动。臣考察最初下发的举官诏令本意，也是从国书中考取祖宗实行的制度。如今上言者却说，是因为谏官论列导致差遣不定而有所改张；此事涉及臣自身，臣不敢为自己辩解。然而臣在谏官任上进言无方，导致如今臣僚拿这件事作为借口，臣怎么还能冒受宠荣而不能自我弹劾？请允许对臣加以贬黜惩罚，以免人们议论。臣看到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在进退之间各有恩意，这正是能够使忠臣义士保全自身、报效国家，直到死也不停止的原因。今后如果臣僚为了迎合依附而上言，攻击前两府所施行的事情，请赐令辨明，选择其中确实不便的，才予以改更，这样或许可以保全大体，则天下幸甚。臣看到去年八月二日最初下发的诏令节文说：“从国书中选择有关治理的要领，看到任用官员时尤其慎重外台官的选拔；又说，然而他们升任时一定属于近臣，又……”关于命令告示赏罚的诏令，都是三朝所施行的制度。这就是最初议定举官之法的原委，请赐予详细斟酌。臣不胜激切祈请上天并等待治罪的至诚之情。

译论刘三嘏事情的奏状【庆历四年】臣私下见到，契丹宣徽使刘三嘏带着爱妾、儿女等七口人归顺南来，如今正在广信军听候朝廷处置。我私下担心朝廷只按通常的规矩，把投奔来的人照例遣送回去而不接纳。国家最大的忧患，没有比契丹更严重的了。四五十年来，智士谋臣日夜思考，也没能替朝廷想出一个奇策来制服它。如今上天把机会赐给了我们，使契丹上下离心，而亲近显贵的大臣忽然前来归附；这正是陛下威德所感、祖宗社稷的福气。我私下担心忧国之臣过于多虑，认为接纳他恐怕会招惹祸患。臣请求略陈接纳和拒绝他的两方面利害，恭请圣上裁决取舍。往年山遇舍弃元昊归顺朝廷，边臣为了国家保存信用，拒绝接纳而把他遣送回去。元昊恨山遇入骨，把他的族人全部诛杀。于是河西人都怨恨朝廷不接纳山遇，又为山遇因忠诚而遭灭族感到痛惜。我们既然自行断绝了西方人归顺的道路，反而坚定了他们侍奉敌人的决心。当初本想保存信用来安抚元昊，最终却导致他叛逆而使天下困苦，可见拒绝接纳并不足以保存信用，反而使敌人的人心更加坚定。这已经是得到验证的结果。后来朝廷醒悟到这是错误的计策，把罪责归给郭劝，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离现在不远，可以作为鉴戒。恭请陛下思考此事：这人不可拒绝而应当接纳，这是第一点。刘三嘏是契丹的显贵大臣，掌握节钺，又兼任宣徽使，可以说是最亲近而且最尊贵的人了。他一旦与君主和臣下离心，逃来归附我国，这是他们国家极为丑陋的事情，必定要掩盖，不愿让人知道，也一定不敢明白地向我国索取他。这是应当接纳他的第二点。况且他前来投奔，又没有追兵接踵而来；既然已经断绝踪迹，另外也没有明确证据，即使他们想向我国索取，也难以找到借口。这是应当接纳他的第三点。刘三嘏既是他们的显贵大臣，契丹国内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如今他既然南来，契丹的动静虚实，我们全都可以知道。这样可以使契丹日夜害怕我们进攻、夺取其土地，哪里还敢向我国索取他而自行挑起战争？如果契丹怀疑刘三嘏果真在中原，那么三四十年之间，契丹最终都不会有南侵的忧患。这又是接纳他的重大好处，是应当接纳他的第四点。他们既然穷困而来归附我国，如果我们拒绝并遣送他回去，使他遭受山遇那样的灾祸，那么幽燕之间四五十年来心向南方的人，都会彻底断绝归附我国的道路，坚定侍奉敌人的心思，为刘三嘏向中国报仇；这样最终也不能巩固契丹对我们的信用。这是错误的计策，失误尤其多。况且刘三嘏在中国，契丹必定会怀疑幽燕之人，使其半个国家都离心，常常担心他们背叛或归附。凡是契丹南侵，常常借助幽燕之人，使他们尽力作战。契丹既然怀疑幽燕人，就可以没有南侵的忧患；这又是接纳他的第五个重大好处。古语说：“上天赐予的机会不取，反而会遭受它的责罚。”这是不可错失的计策。关于刘三嘏，恭请迅速下达秘密诏令，命富弼就近安置并供养他，遣送到朝廷。只求陛下以圣明决断，不受众议迷惑，请裁决施行。

译论杜衍、范仲淹等被罢免政事状（一本作《上皇帝辨杜韩范富书》，庆历五年） 臣听说，士人不能防身避祸，就不能称为忠；言语不能逆耳，就不能称为谏。因此臣不躲避使群邪切齿的灾祸，敢于触犯一人难以冒犯的威严。只希望依赖陛下圣明，幸而加以省察。臣私下见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一向信任任用的大臣，却在一旦之间相继被罢黜；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臣，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可以罢免的罪过。臣虽然在外任职，事情未必全都知道，但私下看到，自古小人陷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并不难看清。想要广泛陷害良善之人，不过是指责他们结党；想要动摇大臣，必定诬陷他们专权。为什么呢？除掉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这还不能给小人带来好处；想把他们全部除掉，但善人很少有过错，难以一两个地寻找瑕疵。只有把他们指为朋党，才可以在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得到知遇并受到信任，就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都没有大的过错，却在一时之间被全部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受到的委任尤其深厚，却忽然遭到离间，必定有人用朋党、专权的说法迷惑圣听，臣请求试加辨析。过去范仲淹最初因忠言直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结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提拔这几人一同在两府任职，观察他们临事时的表现，就可以辨别清楚了。杜衍为人清廉谨慎，严守规矩；范仲淹胸襟开阔、处事自信而不疑；韩琦纯正质朴、直率；富弼明敏果断、锐利。四人的性情既然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各自见解不同，所以讨论政事时常常不能相同。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却极力争辩，要求从宽处理。范仲淹认为契丹必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整边防；富弼则根据九件事推断，极力说明契丹一定不会来。又如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之事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一向都知道。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天下最公正的贤臣。平日闲居时，他们彼此称赞都来不及；一到为国家议事，就公开陈述意见，在朝廷上争辩，毫无私心。这样说来，臣认为杜衍等人真正具备《汉史》所说的忠臣虽不和睦却各守原则的操守，而小人诬称他们结党，实在可以说是诬陷。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所能专擅的。然而臣私下思考，范仲淹等人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权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权力必须有名位才能施行，所以喜好权力的大臣必定贪恋名位。自从陛下把韩琦和范仲淹从陕西召回，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召用了五六次；富弼三次被任命为学士，两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他都再三恳切推辞，推辞越恳切，陛下任用他越坚决。臣只看到他们推让过多，没有看到他们喜好专权、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决不许他们辞退，他们才敢接受任命，但仍不敢另有所作为。陛下见他们一直没有办事，便特意开启天章阁，召见他们赐座，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然而众人都推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上，特意下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令富弼等人分条列举大事并施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敢略略列举几件事情。然而范仲淹深谙世事，必定知道各种事情不能仓促更改，所以他的陈述志向远大，却大多显得迂缓，只想逐渐推行，希望经过长久努力都能见效。富弼性情虽然锐利，却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多引用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自古君臣相得，一旦意见相合，遇到事情便立即推行；臣正奇怪富弼等受到陛下如此坚决的委任和督促叮咛，却仍然迟缓。如今他们遇到事情不能果断施行，小人便巧言进谗说他们专权，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使，圣朝一向派遣大臣担任；何况近年来中国的威势不振，元昊叛逆而祸及一方，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契丹又乘着这个机会违背盟约而行动，国书言辞侮慢，甚至有责辱贵国祖宗的话。陛下愤怒羞耻虽然深重，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与之争战，只得委屈心意买来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国连年遭受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施行改革，竭力思考洗雪国家从前的耻辱；即使跋山涉水、奔走海边，也不怕劳苦，想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威再次振作。臣看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用来抵御外敌，没有看到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错。恭惟陛下睿智聪明，具有知人的圣明，臣下能否胜任，洞察无遗，所以在众多官员之中，特别选出这几个人，迅速提拔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是群邪所忌；谋臣不能任用，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几个人一旦被罢免，使群邪在内相互庆贺，四夷在外相互庆贺，这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恭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良善士，在贬退他们的时候，恩礼仍各自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的职务，也并不轻微。只愿陛下拒绝群小的诽谤，信任任用而不疑，使他们尽力施展所长，仍然可以有所补益。当前西北两边战事交争不止，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治理的时机，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呢？

译恭请陛下早日辨明谗言巧说，特别加以谋划任用，那就万分幸运了。臣自从前一年被召入谏院，十个月内七次受到圣恩，得以跻身两制，正思念君王恩宠深厚，却还不知道报答效力的途径。如今群邪争相进献谗言巧说，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朝廷正是臣防身报国的时候，怎么可以闭口不言而躲避获罪呢？臣谨竭尽愚昧之见，只请陛下选择裁断。臣无比诚恳激切地祈求上天并等待获罪。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以上正文是如今盱台太守施宿所收藏的，当时的真本。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后来欧阳公修改定稿的，例如把水洛改作洛之类；至于其他文字的意思，也都不如另一版本完整。像“贵国”二字，注本作“责”，大概采用的是绵本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如今真迹原来使用的就是“贵国”。查庆历二年契丹索取关南的国书说：“贵国祖先开创基业，不久便与我国成为友好邻邦。到了太宗继承帝位，在征伐之地登上宝位，刚刚平定并州、汾州，便以无名之师直抵燕蓟。”仁宗命王拱辰起草答书说：“太宗皇帝亲自驾临并州郊外，并不是图谋燕地；当时贵国赶快派出援兵，既在石岭交战，后来又发动了蓟门之战。”这样看来，“贵国”二字是双方都使用的。欧阳公这篇奏章后来才改成“责”字。《文忠集》卷一百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八 宋欧阳修撰写 奏议十二 铨部 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至和元年六月任流内铨判官） 臣考察铨司近年选人增加了一倍，员额和空缺却常常很少，等待补缺的大多是孤苦贫寒之人，替任后留在京城，动辄经过数年；遇到应该补缺的次序时，往往被权贵之家替子弟亲戚陈请，随即冲改名次。有的已经注授官职，却还命令等待补缺；有的才到任，便被对调，只为权贵办理家务私事，根本不问孤寒之人是否方便。臣还看到，臣僚陈请多不是紧急事故，有的说是为了接近乡里，有的说是为了照看祖坟，侥幸希求恩泽，妄自托名立目，使孤寒之人受阻滞，只增加怨恨叹息。臣想请求今后臣僚必须确有紧急事故，例如受任边地职务，不许搬家，以及致仕、分司、丁忧、患病之类，才允许为子弟陈请差遣。其余没有事故而自行请求恩泽的，允许铨司加以考察；已经注授人员的，不得再改注；已经到任的，不得再冲移；并且要另行提出请求，不许连续请求两任。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请下达铨司遵守施行。现请裁决。（依奏，将此令下达三班、审官院，一并依此办理。） 翰苑 论臣僚奏请带领指使差遣札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任三班院） 臣等考察本班现在管辖的使臣多达八千余员，他们入仕的来源已经冗滥；到了差遣之时，又有许多是因为依附权贵而得到机会，侥幸的门路很多，以致孤寒之人怨恨叹息不止。臣等看到，近年文武臣僚出任外官，大多带领指使随行，不久便奏请监押、巡检等差遣，而且往往指定去处。也有人原本只是诸司职掌人员，奏请带领随行，后来改入班行，却从未经历短使、监当等差遣，便进入监押、巡检等亲民官职；他们也没有按照应当进入的远近路分取得方便，指定到有职田的地方。朝廷因为不愿严重违背臣僚的奏请，便不再考察差遣的资序、路分远近以及是否符合入选条件，直接授予差遣，渐渐形成惯例，近来越来越多，应当加以整顿改革。臣如今请求，今后臣僚奏请带领随行指使的人，任职满三年以上的，只准按一任计算；等回到班行后依例差遣，除此之外，不得再请求差遣，以求杜绝侥幸。现请裁决。

译论史馆日历状（嘉祐四年误置于此） 臣以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度。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情的兴废，凡是可以垂示劝戒、昭示后世的，都应当直书而不隐瞒，所以自前代以来，凡是建立国家的君主，没有不重视史官职务的。臣看到，本朝修史以宰相监督修撰，学士负责编修，又让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选取三馆中应当升擢的士人，命令他们修纂起居注，这样不能说不重视。然而近年以来，官员虽然齐备，职务却被废弛；所撰写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事中保存的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大局的事情，全都隐没不写，这实在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但这种弊病在于修撰官只根据各司提供的报告，不敢记载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事情。如今时政记虽由两府臣僚编修，但圣君的言语举动和诏谕，臣下关系得失的奏议，都不记录，只书写授官、辞见之类；起居注也是这样，与各司提供的公文没有区别。修撰官只据此编排，系以年月，称为日历罢了。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写，也没有材料可写。自古君主都不亲自查阅史书，如今史书编成后，必定抄录本子进呈，那么遇到需要避讳的事情，史官即使想写，也不可能写入。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承袭过去的积压，彼此因循，所以编录者常常忙于追补多年以前的事情；但年代已经久远，遗失的材料无法保存，至于眼下发生、可以通过见闻详细记载的事情，又因为忙于追补积压而无暇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病，那么前后相因，史官永远没有履行职责的时候，使圣朝的典章法度终于废弛。臣私下听说，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叛乱到重新称臣，始终一系列的事情从未记载，也听说修撰官很想记述，只是因为修纂落后，事后追寻已经无法得到材料；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推知。臣如今请求特别下诏，命修撰时政记、起居注的大臣，把皇帝的诏令、宣谕以及臣下奏对的话都记载下来；修撰官不得像以前那样只根据各司报告编排授官、辞见等事项，还必须考察事实。授予某人某官，要写明是因为某项功劳，例如狄青等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攻破王则；贬退某职，要写明因犯了什么罪，例如近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庞籍因白草平之事获罪，近来孙沔因什么事情获罪之类。凡是有文书依据、事迹明白的，都要详尽记载，使圣朝赏罚的典章可以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如果大臣徇私，使朝廷的赏罚不公，也应当记载下来作为警戒，这正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重大事情，也允许史院根据所听到、看到的情况加以记载；如果听闻不够详细，就行文各处查问，并把臣僚公议的异同以及朝廷裁定处理的结果一并记载。以上各项，都命令修撰官随时根据取得的材料录入草稿，标明月份，亲自送入史院柜中封锁，等各司报告齐全后编修为日历。还请求每到年终，命监修宰相亲自到史院，检查修撰官记录的事迹；其中有不勤于职守、败坏官职而失职的，应奏请施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天以前积压的事情仍不停追修外，从今以后都命令在次月报送。如果稍有迟延，允许修撰官亲自到中书、枢密院催促。各司拖延报告，以及史院有所查问而各处不及时答复、以致妨碍修纂的，相关承办人员也允许由史院行文开封府拘捕追究，严加判处。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请求今后不再进呈原本，以便减少修史事务，保存圣朝典章法度。这是臣的职分所在，不敢不说，谨具状奏闻，恭候诏令。请驾幸温成庙不应当如此札子（至和二年） 臣看到，本月八日圣上诏令疏决禁囚，特意减刑降罪，并给各军士特别赏赐。陛下圣明仁慈，本来是因为在兴国寺安奉真宗皇帝的御容而施行这项恩典，但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意见不一，都说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的周年忌日，所以才有这次特别的赏赐和疏决。又看到圣驾朝拜万寿宫，人们又说温成皇后的画像在那里，所以圣驾亲自前往。大概因为自从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以后，朝廷每逢典礼都过分优厚尊崇，于是议论的人动辄产生疑惑。如今又听说明日圣驾将到奉先寺祭献宣祖皇帝，外间议论喧嚣，又说温成皇后的祠庙在那里。臣认为，陛下圣德仁孝，本来是按时为祖宗的神御祭献，不能让朝廷内外的议论者说陛下的心意在于追念后宫宠爱，只是假托朝拜祖宗之名，从而损害圣德；这件事关系不小。臣请求明日前往奉先寺祭献完毕后，不要再临幸温成祠庙，以消除朝廷内外的疑惑，平息议论。臣任职侍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国家；既然听到外人的议论，就不敢不说。不仅臣有爱护君主的心，应该具文陈述，陛下的一举一动又是万世效法的准则，也不能不谨慎。请裁决。

译论台谏官言事未获听从允准书（至和二年） 具名官员臣欧阳某冒死拜了两拜，在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的宫阙下上书。臣听说，自古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想成为善于治理的君主，却常常终于导致混乱；没有不想成为英明的君主，却常常终于变得昏昧。为什么会这样呢？祸患在于喜欢猜疑而自以为是。猜疑之心在内心发动，视听就会在外物面前受到迷惑；视听受到迷惑，就不能分辨忠臣和奸邪，是非也会错乱；是非错乱，举国的臣子便都可以怀疑；把臣子全都怀疑一遍，必然只凭自己的见解行事。以疑惑错乱的心意自以为是地行事，就会多有过失；有了过失，国家的忠臣必定依据道理争辩。争辩得不激切，君主的心意难以扭转；争辩得激切，又会激起君主的怒气，使他更加坚持自以为是。于是君臣争强斗胜，奸邪谄佞之臣便能够乘隙而入，希望迎合君意，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只顺从君主所想要的，并加以帮助。君主正与臣下争胜，又得到顺从自己的人，喜欢他们的帮助而相信他们是奸邪小人，于是与他们合力拒绝忠臣。君主拒绝忠臣而信任奸邪，天下没有不混乱的，君主没有不昏暗的。自古君主的用心，并不是厌恶忠臣而喜欢奸邪，也不是厌恶治理而喜欢混乱，更不是厌恶英明而想要昏暗，而是因为喜欢猜疑、自以为是，想同臣下争胜。假如君主能够豁然抛弃疑心，改变自以为是的意图，那么奸邪就会远离，忠言就会进入。忠言进入，君主的聪明就不会受到迷惑，万事都能得到恰当处理，使天下尊奉他为明主，万世仰望他为善治之君，岂不是君臣都荣耀而且快乐吗？这同拘拘自守、同臣下争胜，心力更加劳苦而政事更加迷乱相比，差别太远了。臣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赞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又告诫商汤说：“自以为是，就只能取得小成。”商汤是古代的圣人，不能没有过错却能够改正过错，这正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以商汤的聪明，他所作所为本不至于荒谬乖戾，但仲虺仍然告诫他不要自以为是。可见自古君主，只有能够改正过错而不敢自以为是，才能成为善治的君主和英明的君主。臣看到，宰臣陈执中自从执政以来，不合乎人望，多次有过恶，招致人们议论，而陈执中拖延不退，仍然玷居宰相之位。陛下忧劳勤勉、恭谨节俭、仁爱宽慈，这是尧舜的用心。推究陛下的用心，天下本来早就应该得到治理；然而纲纪日益败坏，政令日益乖谬，国家日益贫困，百姓日益困苦，流民遍野，冗滥官员充满朝廷，这究竟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都是因为陛下任用宰相没有选对人。近年宰相大多因言官指出过失而被罢免，陛下却没有醒悟，反而怀疑是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是言事者喜欢驱逐宰相。疑心一产生，视听已经受到迷惑，于是形成自以为是的想法，认为宰相应当由君主亲自罢免，不能因为言事者的意见而罢免。因此宰相即使有重大罪恶和明显过错，也委屈心意加以容忍；他虽然惶恐，自己想请求离职，也委屈心意把他留下；即使发生天灾水旱，饥民流离失所，尸体横陈道路，也都无暇顾及，委屈心意继续任用他。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压制言事者罢了。言事者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地方呢？这就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体恤人言，把天下的事情交给一个不学无术、没有见识、谄媚奸邪而且狠愎的陈执中，并且心甘情愿。言事者本来想使陛下获益，反而损害圣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然而言事者的用心，本来并没有想到会达到这种地步；这是由于陛下喜欢猜疑、自以为是，自己造成损害。如今陛下任用陈执中的意志更加坚定，言事者攻击他也更加激切。陛下正在考虑怎样战胜言事者，奸邪之臣便乘隙而入，必定有人迎合陛下的心意，说道：“陈执中是宰相，不能因为小事驱逐他，也不能让小臣动摇他。” 更有甚者，还诬陷说言事者想驱逐陈执中而援引其他人。陛下正忧虑言事者触犯圣听，乐于听到这种顺合心意的话，便不再察看其奸邪而信任他，因此拒绝言事者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更加坚定。以万乘之尊同三几个言事小臣角力，必定要取得胜利；即使圣意万一确实不能改变，言事者也应当知道困难而停止。然而天下人和后世议论者，会认为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昧的宰相，会把陛下看作什么样的君主呢？前些日子御史议论梁适的罪过，陛下大怒，使御史台空缺并把他驱逐；而今天御史又敢再次议论宰相，不躲避雷霆之威，不畏惧权臣带来的灾祸，这才是极其忠诚的臣子，是能够保护自身又爱护陛下的人。陛下却嫉恨他、厌恶他、拒绝他、断绝他。陈执中任宰相，使天下遭受水旱、流亡之患，公私都困乏枯竭；他又不学无术、没有见识，凭个人好恶而挟持私情，任免调动错误，受到朝廷内外的讥笑；家中私生活污秽恶劣，传遍道路；迎合旨意、顺从君主，专门做逢迎君主之事。这是谄媚上级、傲慢对下、刚愎暴戾的臣子。陛下却爱护他、看重他，不忍心罢免他。陛下睿智聪明，群臣的善恶没有不看得清楚的，却不应当这样颠倒黑白。这只是因为言事者进言过于激切，激成了陛下的疑惑罢了。陈执中不知羞耻，又出来处理政事，这不值得再谈。难道陛下忍心因为陈执中而进一步损害圣德，使忠臣直士在圣明时代卷舌不言吗？臣希望陛下豁然回心，放下疑虑，察看言事者的忠诚，了解陈执中的过恶，醒悟任用他的做法不合道理。愿陛下具备成汤改过的圣德，遵守仲虺关于不可自以为是的告诫，把御史前后提交的章疏全部交付外廷议论，判明陈执中的过恶，罢免他的政事职务，另行任用贤能之才，以使时务得到安定，拯救百姓，保全圣德，那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臣蒙受陛下恩遇，职在论思，心意急切而言语狂直，罪当万死。臣冒死拜了两拜。

译论修河第一状（同前） 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因臣僚建议，打算堵塞商胡，开凿横垄，使黄河回到旧道。已经下达三司，等到今年秋天兴工，如今正在命令京东筹划物料。臣认为，国家兴办大型工程、动员大批民众，必须先顺应天时，估量人力，在开始时筹谋并审慎决定，然后才能施行。估计其有利之处较多，才可以不后悔。臣看到近年来兴办工程、劳役民众，耗费民财，却没有在最初精心谋划，轻信片面的利害之说；事情开始时已经仓促，众议一有动摇，随即又后悔停止。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烦扰圣听。只说往年黄河在商胡决口，当时执政大臣没有谨慎筹划，仓促谋议修堵，摊派一千八百万，征集草木、扰动六路一百多个州，官吏催逼驱使，急如星火，百姓的愁苦充满道路。有的物资已经运到官府，有的人正在路上，还没有开始工程，就突然停止修筑，白白耗费民财，替国家聚集怨恨，办事轻率草率，造成的危害竟然如此。过去的错误虽然难以追回，但可供鉴戒的痕迹还不远。如今又听说将要再次修河，聚集三十万人的队伍，开凿一千多里长的河道，估计所需物力是往年的数倍。如今正值天灾旱荒之时，百姓困苦、国家贫穷之际，却不估量人力，不顺应天时。臣知道这件事有五项绝对不可行之处。自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半个天下都苦于旱灾，京东尤其严重，河北次之。国家平常尚且只求安静，赈济防备还担心饥民起来做盗贼，何况如今要在这两路聚集大批民众兴办大工程？这是第一项绝对不可行。河北自恩州用兵以后，接着又遭遇旱灾，百姓流亡，十家中有八九家失散；几年来人口稍稍归复，但在死亡之后，所剩已经很少，创伤还没有平复，物力还没有恢复。如今又遇上旱年，京东自去年冬天以来没有雨雪，麦子没有发苗，已经到了暮春，粟米还没有播种，不仅眼下缺粮，连将来也没有希望。却要在这两路兴办三十万人的劳役；如果从别路征调民夫，远处难以赶来服役；如果就近从河旁征调，这两路的人力又承担不起。这是第二项绝对不可行。臣看到，往年滑州黄河决口，曾经议论修堵；当时公私的物力还不像今天这样贫乏，但仍然收集物料、诱导征集民财，几年以后才得以兴工。何况如今国用正缺乏，民力正疲敝，还要堵塞商胡的大决口洪流，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凿开横垄，开通长期废弃的旧河道，这又是一项大工程。从横垄到海边，一千多里，河岸草埽早已废坏，必须一下子修缮，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往年公私有力量的时候，兴办一项大工程尚且需要数年；如今把三项大工程合在一起，在灾旱贫困之际仓促兴办，这是第三项绝对不可行。即使商胡可以堵塞，旧道可以恢复，也应当慎重考察天时和人力是否难以做到，何况商胡未必可以堵塞，旧道未必可以恢复呢？臣听说，鲧堵塞洪水，九年没有成功；禹得到《洪范》五行之书，知道水向下流的性质，于是顺着水流，疏通决口使水向下流，水患才平息。既然如此，即使有大禹那样的神功，也不能堵塞水流，只能顺势疏通决口罢了。如今却想违背水的本性，筑坝堵塞，夺取洪河的正常水道，凭人力强行使它改道回流，这是大禹也做不到的，是第四项绝对不可行。横垄淤塞已经二十年，商胡决流也已经有好几年，旧河道已经淤平而难以开凿，安稳流淌也已久远而难以使它回转。昨天听说朝廷曾派故枢密直学士张奎估算工程和物料，数额极大；近来再次检查估算，所减去的工程和物料已经很少。工程和物料少，所开河道就会浅窄；河道浅窄，水势就难以回转，这是第五项绝对不可行。臣看到，国家连年灾异谴告很多，其中京东的变异尤其严重；土地贵在安静，一旦震动便发出声响，巨大的山岭崩塌，海水摇荡。这样的灾异如果持续不止，恐怕将近十年；天地的警戒，必定不是无缘无故发出的。臣认为，变异发生的地方尤其应当加意防惧；如今却想在旱灾之年，在变异最严重的地方聚集三十万大军，臣恐怕地动山摇，灾祸会从这里开始。当前京东赤地千里，遭受饥荒的百姓正苦于天灾，又听说河工将要开动，往往砍伐桑树、拆毁房屋，再也没有生活的办法，流亡和盗贼的祸患，不可不加以防备。希望圣上仁慈，特别降下恩诏，迅速停止这件事；当此旱年，应当致力于安定人心，慢慢下诏让有关部门审慎详察利害，即使河道可以恢复，也请求等到丰年有余力时再逐步兴办。臣实在庸碌愚昧，本来没有长远见识，只是从外间议论中听到此事，不敢不说，谨具状奏闻。论雕印文字札子（至和二年） 臣看到，朝廷多次下令禁止雕印文字，不能说不严厉切实，但近来雕印的书板尤其多，大概是因为没有具体约束书铺和贩卖书籍的人。臣私下看到，京城近来雕印了一部二十卷的文集，名叫《宋文》，其中多是当今议论时政的话，开头一篇是富弼往年推让官职的表文，里面陈述北方敌国事务的内容很多。详细考察它的语言，不应当流传；可是雕印这种文字的人不知道事情的体制，臣私下担心它流传渐广，传入敌国，对朝廷极为不利。还有其他一些文字，不是后学所需要的，有的也不足以作为人的师法，却一并编集在内，会误导学生。臣如今请求明白下达命令，交给开封府访求书板，焚毁它们，并且禁绝有关书铺。今后如果有未经官府审定，擅自雕印文集的，不得出售；允许书铺及各色人等告发，赏钱二百贯，用犯事人的家财充作赏金。对雕板和贩卖之人，都要严加审判，以求可以彻底禁绝。现请裁决。《文忠集》卷一百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九 宋欧阳修撰写 奏议十三 翰苑

译论使臣差遣札子（至和二年兼任三班院判官） 臣考察本班现在管辖的使臣共有八千一百一十二员，自古以来冗滥的官员从没有像这样多的。臣于是把簿籍逐一核查磨勘，统计增加的数目。只从皇祐二年年终到现在，实际四年半之内，自借职以上增加了二千零八十五员。其中近来增加的尤其多，只从皇祐五年年终到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内就增加四百零九员；殿侍还不在统计之内。这大概是因为任意施加曲恩、滥行赏赐，临时没有节制，以一天计算一个月，日积月累，数量于是越来越多。平均计算，每年通常增加四百五十员。如果不堵塞这种泛滥的源头，再过三五年，弊病就无法承受了。如今才裁减已经太晚，如果再继续增加，那么四海这样广大也容不下这些冗滥官员，天下的物力也供不起俸禄了。臣如今略举入仕侥幸的两件事情，请先赐下诏令加以整顿改革。其余现有官员既然不能削减，只能从入仕的源头入手，请求命当政大臣早日谋划，以求不成为将来的祸患。臣所谋划的两件事情，现一并列述如下。一、历来各皇亲宅中的办事人员，除了郡王宫殿中服侍年资深、按惯例送三班院安排差遣的以外，其余宫院殿侍以及客司、书表宅案等人员，另无恩例。自庆历八年创立年限以来，上至郡王，下至观察使以下，凡在皇亲宅中任殿侍、客司、书表宅案等职的，都只办事五年，便送三班院按差遣等级和年限转充借奉职。这是入仕的门路，最为侥幸。臣现在想请示：凡郡王以下宅中的殿侍、客司、书表宅案办事人员，任满五年后不再送三班院，只令他们仍按旧例在宅中办事。至于应当由殿侍升至借职的年限，都依照庆历八年枢密院札子的指挥办理。这样，皇亲宅中办事人员并不妨碍获得恩泽，只是免得各宫院送入三班院后，再补充相应人数。而且各宫院若能依旧使用这些人，他们都是熟悉事务、可以任用的人；三班院又减少了人数，实在很便利。一、各官司的吏员历来出职，都有职名和年限。近来很多人等候转升，职名和年限还未满，便多请求按就近的恩泽办理，或者侥幸求取因他人奏请而带挈、抽调办事后叙功酬赏，以及符合选人资格而自愿列入班行之类的待遇。臣现在请求一律禁止。以上臣所请，只是因论述冗滥官员，略陈这两件事。如果允许臣的请求，请下达三班院，命主管官员共同详细制定条文，立定新制，奏请朝廷颁下施行，听候圣裁。论请停止修建奉先寺等工程的奏状【至和二年】臣近来曾上言说，京师兴建土木工程的地方太多，请求减省停止。不久奉诏，派臣与三司共同勘察，减省确定后再具奏上报。现在又听说圣旨下给三司，重新修建庆基殿和奉先寺的屋宇。臣伏见近年政令乖谬，法纪颓坏，上下因循，尚未能够整顿修治，却只致力于崇修祠庙，大兴土木，各种劳役一齐兴作，没有一天停止。如今民力困乏贫弱，国用窘迫紧急；小人不懂国家大计，不考虑爱惜君主，只想大量耗费国财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肆意侵吞欺诈官物，以图凭此功劳获得酬赏，又假托祖宗之名，夸大事情的规模。况且各处神御殿，在最初修建时务求极其崇奉，栋梁屋宇坚固壮丽，无不精致严整，即使数百年也未必损坏。近年以来却不停修换，前些时修开先殿，只因两根柱子损坏，竟换了十三根柱子。前后派官员检查计算，朝廷都不予采信，只凭最后一次的说法，终于扩大物料【一作“功料”】的数目。大概因为夸大数目就能得到更多物料，图谋获得更多酬赏恩泽【一作“夸大功料，所得越多，就图谋越多的酬赏恩泽”】。臣私下认为，崇奉祖宗，礼制贵在清净；如今却频繁迁徙，轻慢亵渎神灵的威严，究其根本，不过是小人借机谋利。臣见自古以来喜好兴建土木工程的君主，从《春秋》《史记》到历代史书，都把这记作过失，用来昭示万世。如今小人为一时的利益谋划，亵渎祖宗的威灵，使人主处在有过失的境地，谁忍心这样做呢？臣实在痛惜。臣因奉诏在三司参与减省确定，略略看到了大概情况。开先殿原先只是两根柱子损坏，如今所用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五百多。睦亲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有八十四万七千，还有醴泉、福胜等处的物料，无法一一计数。此外军营、库务应当修造的地方又有一百多处，即使肥沃的大地不生长别的东西，只出产木材，也不能供应这样巨大的耗费。自古帝王尊奉祖宗、侍奉神灵，各有典礼，并不一定要大兴土木才算尽到职责。臣私下见连年发生天灾，从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祥源、防灵八宫，到开宝、兴国两寺的塔殿，全都焚烧荡尽；由此可见，上天厌弃土木工程的奢华浪费，为陛下爱惜国家力量和百姓财物，降下谴责警戒，前后不止一次。陛下与其大兴土木来侍奉神灵，不如畏惧上天的警戒而修身省察。已经兴建的工程既然来不及停止【“及”字一作“止外”】，尚未修建的应当迅速停止。况且睦亲神御殿，按礼制本来就不应修建，这件事十分明白，并没有别的礼典可以援引，请求不要再下太常寺议定，立即停止。庆基殿如果确实有损坏漏雨，只令三司派官员整修，不得把它作为劳绩计算。奉先寺，请求命令寺院自行修缮。如今垂拱殿是陛下临朝所坐的地方，近来听说因为没有梁木，暂且停止修建。各位皇亲自从住宅被火烧毁以后，直到今天还寄居在别处。陛下尊为天子，却因没有梁木而不能修一座殿；富有天下，而皇族却没有房屋居住。这都是因为把优良木材顺从小人的请求，浪费在不急迫的地方，终于导致真正应当修造的地方反而缺少材料。伏愿陛下进一步想到历次大火，常常发生在土木工程最兴盛的地方；凡国家竭力兴修的工程，大火一定全部焚毁【一作“必尽焚除”】。上天既然厌恶土木而焚毁它们，人又想兴建土木来侍奉上天，这就是福应尚未到来而灾祸谴责屡屡降临的原因。伏请陛下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虽然狂直，实际却是忠诚；天戒十分明显，也并不遥远。伏惟陛下圣明仁德，恭谨节俭，不喜游猎；凡是兴修工程，都不是出于嗜好，只是难以违背小人一时的请求，却因此自取青史万世的讥评，臣实在替陛下惋惜。伏望圣上慈心【一作“聪”】广泛裁量选择，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旨。

译论修河第二状【至和二年】臣伏见学士院召集两省、台谏官员讨论修河之事，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大概是因为贾昌朝想恢复旧河道，李仲昌请求开通六塔，双方各执一说，没人知道哪一种正确。以臣愚见，二者都不对。主张恢复旧河道的人，没有详细说明利害的根源【一作“源”】；主张六塔的人，近于欺罔蒙蔽的谬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认为旧河道可以恢复的人，只看见河北有水患，想把河水引回京东，却没有思考天禧以来河水屡次决口的原因，所以不知道旧河道有不能恢复的趋势，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详察利害根源。若说开六塔有利，那么它本身就会不攻自破。既然说开六塔可以减弱黄河水势，那么如今恩州、冀州的水患为什么还说危急？由此可知，所谓减水之利是虚妄的。主张开六塔的人又说，可以把黄河全流引回，使它恢复横垄旧道。可是现在六塔只是分泄的水，下游没有归宿，已经成为濵州、棣州、德州、博州的祸患；如果把整条黄河都引入六塔，那危害将会怎样？所以臣说，这近于欺罔蒙蔽的谬论。臣听说黄河本来就是泥沙之河，没有不淤积的道理。淤积的趋势总是先发生在下游；下游淤高，水流不畅，于是就在上游地势较低的地方决口，这就是它通常的趋势。然而水总是避开高处流向低处，这是水的本性，所以河水已经废弃的河道，自然很难恢复。臣不敢远引经书史籍广泛论述河源，只根据现在想要恢复的旧河道，说明天禧以来屡次决口的原因。起初，天禧年间黄河在京东出流，河水流经如今所谓的旧河道；河道既已淤积阻涩，便在滑州天台埽决口，不久修筑堵塞，河水又回到旧道。不料又在滑州南铁狗庙决口【就是今天所谓的龙门埽】。过了几年又议论修堵，河水恢复旧道，不久又在王楚埽决口。这次决口稍小，与旧道分流；然而旧道的水最终还是因为壅塞淤积，于是又在横垄大决。这说明，决口并不是不能用力堵塞，旧道也不是不能用力恢复，但不久最终一定会在上游决口，是因为旧道淤积增高，水不能顺利通过。等到横垄决口以后，水流顺着低处而下，所以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水患。到了庆历三、四年，横垄的水又从下游先淤积起来。当时臣任河北转运使，海口已经淤塞了一百四十多里；此后游金、赤三河又相继淤塞，下游既然阻塞，于是又在上游商胡口【一作“复”】决口。这样看来，京东横垄两条河的旧道【“二”字一作无】，都是由于下游淤塞而使黄河决口的。河水已经弃置在高地上，京东旧道屡次恢复又屡次决口，按道理不可能恢复，证据十分明显；那么六塔所开通的旧道不可能恢复，也不必等到说明就容易知道了。臣听说议论的人估算京东旧道的工程物料，只说铜城以北地势高，却不知道大体上越往东地势都高，而铜城以北只是特别高罢了。铜城以东相比铜城以北似乎低一些，相比商胡以北实际上却高。若说铜城以东地势陡然下降，那么当时水流【一作“决”】应当在铜城以北决口，为什么会突然在横垄口淤塞，又为什么会大决呢？这样说来，两条河的旧道既然都不能修复，那么河北的水患怎样才能消除？臣听说，智者处理事情，知道有些事不能保证成功，就比较利害的轻重，选择危害较少的方案去做；这尚且胜过危害多而利益少的方案，更何况是只有危害而没有利益呢？这三种方案可以比较选择。臣见往年商胡第一次决口时，议论想修堵，估计要用一千八百万，稍稍摊派给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如今要堵的正是往年的商胡口，必然要使用往年的物料数量。至于开凿旧河道，张奎估算的工程物料极其庞大，后来李参等人虽大幅削减，仍要用三十万人。然而想用五十步宽的狭窄河道容纳黄河的水，这可以说是徒劳。又想把每个一夫所开三尺见方的断面增加一倍，变为六尺；而且宽三尺、厚三尺、长六尺，已经是一倍的工程量，就人力来说已十分劳苦。若说六尺见方的土方按开挖方法计算，竟是八倍的工程量，这难道是人力能够承受的吗？这样看来，前一项工程浩大而难以兴办，后一项工程虽说较小却并不实际。总的说来，堵塞商胡、开通旧道，是两项大工程，都会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提出这样的办法，却想开通已经难以恢复、屡次决口已有事实证明的旧道，使费用白白耗费，而商胡又不能堵塞，旧道又不能恢复，这就是所谓有害无利。即使侥幸暂时堵住、暂时恢复，以缓解眼前水患，最终也一定会像龙门、横垄那样在上游决口，反复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这就是所谓利益少而危害多【一有“者”字】。至于六塔，对黄河只有减水的名义而没有减水的实际；如今下游分散的水已经造成许多灾害，如果把整条黄河都引入六塔，那么濵州、棣州、德州、博州这些河北所依赖的州，将承受无法承受的灾害；而且旧道淤积阻涩，上游一定还有另行决口的忧患。这完全是有害而无利，是智者不会做的事。如今如果顺着水流所在的地方【一作“注”】增修堤防，疏通下游，挖深河道使水流入海，就可以没有决口泛滥、四处漫流的忧患。如今黄河流经数州之地，确实已经成为祸患；每年修筑堤防所需的劳役，确实也是劳苦。与其白白耗费天下财力，白白发动大批劳役却不能成功，最终仍免不了成为数州的祸患，徒然劳苦每年征用的民夫，不如选择这种危害较少的办法；这正是智者所选择的方案。总的说来，如今黄河的形势有三种决口的忧患：恢复旧道，上游必然决口；开六塔，上游也会决口；如今河道的下游若不疏浚使其入海，上游同样会决口。臣请求选派懂水利的官员，到下游寻找入海的河道并加以疏浚。否则下游阻塞不畅，终究要担心上游决口，造成无穷灾患。臣并不懂水利，只是把当前事情中可以验证的情况加以比较罢了。言语狂直，计策愚浅，不足以满足圣明君主广泛访求意见的要求。伏请下达臣的意见，向众人广泛谋议后裁择。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旨。

译论修河第三状【一作《论六塔河》，至和三年】臣伏见朝廷已经议定开修六塔河口，把河水引回横垄旧道，这是国家的大事。朝廷内外的臣僚都知道这样做不便利，却没有人肯替国家极力说明利害，为什么呢？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害怕大臣，二是害怕小人，三是没有奇策。如今执政大臣把心力用在河事上，也够辛劳了。起初想试用十万人开通旧道，后来又舍弃旧道而修六塔，还没有开始动工，突然又停止了。不久终于被主张此事有利的人说服，如今又重新修建。这样看来，事情已经形成难以再停止的趋势。执政大臣既然锐意主持此事，又有不可再停止的势头，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言辞能够改变的。这就是大家虽知道不便，却很少肯开口的原因。李仲昌是小人，能言善辩而虚妄欺诈，众人共同厌恶他。如今执政大臣既然采用他的建议，必然会维护这个人。而且自古没有完全不发生水患的河流；如今黄河浸及恩州、冀州，眼下的水患虽然还小，但危害已经显现。把水引入六塔，将来的危害一定【一作“虽”】更大，而危害尚未到来【一作“止”】。凭着能言善辩的小人受到大臣支持，想同他争论尚未显现的危害，势必难以胜过他。即使能够推翻他的主张，进言的人仍须独自承担恩州、冀州发生水患的责任，使李仲昌得以借此为自己辩解，使大臣得以把罪责推给进言者。这就是大家虽知道不便，却很少敢说的原因。如今执政大臣用心太过，只想使黄河不发生水患，却没有想到自古河流没有不发生水患的。假如真能使河水不成灾，即使耗尽人力也应当去做，何况听信李仲昌花费物料少、所用工力不多的巧言诡辩，不能不把它当作奇策来相信，于是决意采用。如今有人说旧道既不能恢复，六塔又不能修建，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又没有奇策取胜。这就是大家虽知道不便，却很少肯开口的原因。众人不敢说而臣如今独敢说，是因为臣认为大臣并不是有意偏袒李仲昌，只是想兴利除害。如果果真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更大危害，难道会不改变主意吗？至于顾虑得罪小人以后的祸患，不是臣所考虑的。况且处理事情贵在知道利害、权衡轻重，实在不得已时，就选择危害较少、祸患较轻的方案去做；这不是明智之士不能做到的。何况治水本来没有奇策，不过是考察地势，谨慎修治堤防，顺应水流趋向罢了，即使大禹治水也不过如此。所谓奇策，不是带来大利，就是带来大害；按照通常办法，虽然没有大利，也不会造成大害，这才是明智之士善于选择利害的地方。如今主张修六塔的，是所谓奇策，但最终不能成功，反而危害更大；主张顺着水势治理堤防的，是通常的办法，虽然没有大利，也没有大害。不知道替国家谋划的人究竟想选择什么？如果认为利害无法预料，只管聚集民众、兴办大工程，使百姓劳苦、国家困乏，来试验所谓奇策，侥幸希望成功，臣认为即使是执政大臣，也未必肯这样做。臣先前已经把河事的利害说得很详细，但没有得到采纳；现在又略陈大要，只希望陛下下诏交付议论，臣愿承担选择的责任。臣认为黄河从来不可能不成灾。如今顺着已经决出的水流，在恩州、冀州治理堤防，其危害有一项，但来得迟；堵塞商胡、恢复旧道，其危害有两项，而且来得快；开六塔把整条河水引回去，其危害有三项，且造成的灾害无穷。自从黄河在横垄决口以来，大名金堤埽年年增修；到商胡再次决口，金堤更加扩大，唯独在恩州、冀州之间增加工程。自商胡决口以后，议论者只贪图建造堵塞河流的工程，从未留意堤防，所以如今河水越来越泛滥。现在若专心尽力修治恩州、冀州之间的堤防，谨慎整治堤岸，就可以抵御河患，不至于造成大害。所谓第一种危害，是十几年之间如今河道下游淤塞，上游必然会有决口之处；这是来得迟的一种危害。如今想堵塞商胡口，使水流回旧道，修堤修埽，工程物料巨大，劳民伤财，使公私都困乏，这是一个危害。侥幸商胡口能够堵住，旧道恢复，然而因淤积过高而难以通行，不过一两年，上游必然决口；这是来得快的第二种危害。如今六塔河口虽然说已经有上下约束，但完全堵塞黄河正流，工程并不小；又开六塔河道，治理二千多里，堤防要迁移一个县和两个镇，计算其工程和费用，又比堵商胡大数倍。这样使公私困弊，无法计算，这是一个危害。侥幸能够堵住，水流进入六塔后向东横向漫流，濵州、棣州、德州、博州以及齐州的边界都会受到它的灾害。这五州一向号称富饶，是河北一路财用所依靠的地方；如今把水引入其中，不仅五州百姓的田产会被毁坏，河北一路也会眼看着贫困空虚。这是第二种危害。三五年之间，五州凋敝，河水长期泛滥，又淤积增高，水流运行阻塞【一作“艰涩”】，上游必然决口；这是第三种危害，也就是所谓造成灾害而没有尽头。如今替国家谋划却误判形势的人，本来想消除一种水患，反而招致三种水患，这是臣不能理解的。至于六塔容纳不了黄河全流，横垄旧道本来就因淤积过高而难以通行，而商胡决口后如今又把水驱赶引入其中，必然会横向漫流、四处泛滥；从澶州到海边二千多里，堤埽不能很快修好，即使修成，也不能抵挡洪水。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士人无论愚智，全都知道，不必等臣说了以后才明白。臣在以前没有出使契丹时，已经详细说过旧道、六塔都不能修，只有治理堤防、顺应水势才是正确办法。等到出使往来河北，向懂水利的人询问，他们的说法都一样；即使恩州、冀州如今正在受水患的人，也知道六塔不便利，都愿意暂且治理恩州、冀州的堤防，认为这样才对。下情如此，谁替他们向上通报呢？臣既然知道详情，哪里敢默不作声？伏请圣上慈心，特别告谕宰臣，再详细审察利害，迅速停止六塔工程，派人替代李仲昌等，不再任用他们；选一二名精干官员，与河北转运使、副使以及恩州、冀州官吏共同勘察堤防，合力修治，那么如今黄河的水一定不至于成为大患。况且河水是上天降下的灾害，不是人力可以扭转的，只应顺势疏导、防护抵挡罢了，不必寻求所谓奇策，建立难以保证成功的功业，作为小人侥幸求取恩赏的资本。况且如果工程必定不能成功，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呢？臣的言语狂直，计策愚浅，只请陛下裁择。

译论狄青札子【至和三年】臣听说，臣下能够尽忠，就不敢回避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君主善于驾驭臣下，常常希望听到难以听到的话，这样臣下没有隐瞒，上级没有阻塞听闻，奸邪不发生，祸乱不产生。自古以来本来就有潜伏未发的祸患和尚未显现的变故，天下人都不知道，却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说出，君主又能够听取并采用，于是把祸患消灭在萌芽之前、使灾祸转变为福分的事情是有的。若是天下人都知道，唯独君主不知道，那就是最大的祸患。如今臣所要说的，正是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独陛下不知道的事。如今士大夫无论贵贱，彼此在亲戚朋友之间谈论；下至百姓无论愚智，也彼此在里巷道路间谈论，却唯独不把这些告诉陛下。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事情尚未暴露，进言的人难以指明陈说。臣私下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被称为勇武；自从在陕右用兵以来已经声名显著，后来在广西捕贼，又略有功劳。自从他开始掌管机密、列位大臣，当时进言的人已经说这不合适。如今三四年间，虽然还没有看见他明显的过失，然而不幸有了获得军心的名声。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士兵本来多是小人，脸上有刺字，喜欢同类；看见狄青得到任用，便说“我们这一类人中竟然出了这样的人”，既把这当作荣耀，于是相互喜爱仰慕。加上狄青的才能技艺确实超过常人，在同辈中比较起来，又粗略有些见识，所以士兵们都心悦诚服地佩服他的才能。国家过去很难得到将帅，经营边事、招讨敌人，常常任用文臣；他们有的不了解军情，有的不熟悉训练。自从狄青担任将领，既能凭自己的勇力使人服从，又懂得训练的方法，还很能用恩惠和信义安抚士卒。依臣愚见，像狄青所做的，还没有达到古代名将的一二分。但如今士卒不习惯见到这样的事情，便说只有我们同类的人才能了解我们的军情，才能用恩信安抚我们；狄青的恩信又怎么能够遍及所有人呢？只是小人容易受到煽动诱导，所谓一条狗看见形影叫起来，百条狗听到声音也跟着叫，于是众人一齐高兴地称赞传说。况且武臣掌管枢密而得到军心，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自身也未必不是祸害。这样看来，关于狄青的流言虽然为士兵所喜爱，却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形势迫使他如此的结果。臣认为，狄青既然不得已而受到人们喜爱，也将不得已而成为别人加祸的对象。替狄青考虑，应该自行退避权柄，以平息浮泛的议论；但狄青本是武人，不懂得进退。近来以来，讹言更加厉害，有人说他身上应验图谶，有人说他宅中有火光，道路上的传说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谈论，而唯独陛下还没有听见。况且唐朝的朱泚本来不是反叛的人，只是在仓促之间被军士逼迫罢了。大体说来，小人不能成就事情，却常常能够造成祸患。朱泚虽然是自己招致灭族之祸，然而成为唐德宗的祸患，难道还小吗？小人陷入大恶，未必都是出于本心，只是逐渐积累，最终跌入错误，而当时的君主不能在祸患未萌时加以制止罢了。所以臣冒死敢说别人难以说的话，只希望陛下早些听到并加以省察。依臣愚见，狄青只是一个平常的人才，没有明显过失，只是被浮泛议论喧扰，形势上不能容身罢了。若依外间众人的议论，则说狄青的用心有不可知之处，这一点臣不能断定。但武臣掌管枢密而受到军士喜爱，本来在事情的体制上就不便利，不必考虑狄青的用心究竟如何。伏望圣上慈心深思远虑，以前世祸乱的迹象为戒，在祸患未萌时加以制止；秘密访察大臣，早日作出圣断，罢免狄青的枢密职务，授予他一个外藩州职，以此观察狄青在离开权位时的进退，看看他的内心和行迹究竟如何，再慢慢察看流言，就可以临事制变。况且二府官员轮换劳逸、出入任职，也是常事。如果狄青忠孝如一，事权既已去除，流言逐渐消失【一作“平息”】，那么他的诚心节操就可以明白，也可以始终保全。至于议论尚未显现的祸患，常常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如果等到祸患已经显现，再进言就来不及了。臣的官职是学士，职责称为论思，听到外间议论喧沸，而事情关系国家安危，臣言语狂直、计策愚浅，不敢默不作声，谨请圣裁【一个多月后，狄青被罢免枢密职务，出知陈州】《文忠集》卷一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十 宋 欧阳修 撰 奏议十四 翰苑

译论水灾疏【至和三年】七月六日，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吏部郎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欧阳某，谨冒死拜上奏疏于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见近来颁下诏书，把雨水视为灾害，允许朝廷内外臣僚上密封奏章议论政事，由此可见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恐惧戒惧而修身省察的心意。臣私下认为，雨水造成灾害，自古以来就有；但从来没有水进入国都城门、大臣奔走逃避、淹没宗庙社稷、毁坏都城这样的情况，这大概是天地发生的变故。至于王城京邑，浩荡得像湖泊一样，百姓冲走淹没、奔逃呼号，昼夜不停，人和牲畜死亡的数量无法知道；那些侥幸逃生的人，房屋也摧毁坍塌，无法容身，只好捆扎木筏露宿，上面下着雨，下面是积水，老幼成群，狼狈散乱在天街之中。又听说城外的坟墓也被水浸灌，棺椁漂浮出来，尸骨随水漂流；这些事情听来令人悲伤，见到更令人怜悯。活人已经不能安居屋内，死人又不能安葬，这也是近世水灾中从未有过的严重情况。此外四方奏报每天不断，有的说城门被水堵塞，有的说冲毁了市邑，有的说河口决口宽达千百步，有的说水头高达三四丈多，道路隔绝，田中禾苗全部荡尽。这样看来，大河小水全都出来造成灾害，远方近畿没有不受害的。这就是陛下所以惊惧【一作“警惧”】于最大变故、产生深切恻隐和至仁之心，广泛询问意见，希望消除灾害、恢复正常的原因。臣私下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不会有差错；从来没有无缘无故自行到来的灾害，也没有发生后毫无应验的变故。变故既然这样重大，那么忧虑也应当深切。臣愚见，不能靠小小的作为来弥补这样的巨大异常，必须思考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察看安危祸福的关键，追究过去的过失，防止尚未萌发的祸患。这样的事情，不过一两件而已。自古君主都必须有储君来承继宗庙社稷的重任，不可缺少。陛下临朝三十多年，而储嗣还没有确定，这是长期缺失的礼典。近来听说臣僚多次把这件事作为进言，大臣也曾进呈意见；陛下的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只知道小节上的忠诚、不懂得大体，因而把它看作异常之事，产生猜疑之论，这是极其不加思考。况且自古帝王有儿子达到二三十人的很多，才能高、年长而列于朝廷的也不少；但作为君父的，没有不享有无穷安宁的，哪里会因为有所嫌疑就排斥自己的儿子呢？如果陛下的鄂王、豫王都还在，那么到今天早已建立储宫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人〕 世间的庸人，偶然看见陛下长久没有皇子，忽然听到这种建议，便以为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罢了。况且《礼》说：“一旦有了太子，万国便因此安定正直。”这是说确定天下的根本，上承祖宗的重任，也是用来断绝臣下邪恶谋划的。自古立储所以使君主安宁。假如真如庸人的猜疑之论，那么永远没有储嗣，君主才安宁；有了储嗣，君主反而危险。这就是臣所说的极不加思考。臣又见自古帝王建立储嗣，既是为了继承宗庙的重任，也是国家的美好庆典；所以每次立太子，都不敢独享这份美事，必定大赦天下，凡是为人父、为人后代者都蒙受恩泽，用来同天下共同庆贺。这样看来，立储并不是坏事。汉文帝即位第二年，群臣多次请求立太子，汉文帝也多次谦让，后来才听从。当时群臣不怀疑自己而敢于请求，汉文帝也不怀疑臣下有二心，这是因为君臣之间情意相通。五代的君主，有的出身武人，有的出身夷狄；例如后唐明宗，尤其厌恶别人谈论太子之事，群臣没有人敢直说。有个叫何泽的曾上书请求立太子，明宗大怒，对他的儿子从荣说：“群臣想立你为太子，我将回河东养老。” 因此臣下更加不敢进言。然而汉文帝立太子以后，享有国运长久，成为汉太宗；这难道妨害他成为明主吗？后唐明宗没有早早确定储嗣，后来秦王从荣起兵窥伺帝位，陷入大祸，后唐于是发生动乱；这是前代的事情。况且听说臣僚所请求的，只是想选择宗室子弟作为皇子，并不是立即立为储君。伏惟陛下圣明仁慈，洞察古今，一定认为这件事是国家大计，应当慎重而不可轻率宣布，所以迟迟未决，并不是厌恶臣下进言而不愿办理。然而朝廷的大议，朝廷内外已经听闻，不应长久悬而不决。自从今年春初以来，陛下在宫中服药【“内”字一作无】，大臣们早晚不敢回家，饮食医药侍奉左右，如同子女侍奉父亲。自古君臣之间从没有这样亲近的。下至群臣、士人、百姓、妇女、婴孩，昼夜祷告祈求，挤满道路，都是出于至诚，无法禁止。由此可见，臣民都竭尽忠心，知道陛下的恩德深厚、爱护陛下的心意深切，所以替陛下作长远考虑。如今的请求，是天下臣民为爱戴君主而提出的谋划。陛下为什么疑虑而不听从呢？朝廷内外的臣僚既然为陛下圣体康复而高兴，又想看见皇子出入宫中，早晚问安，在左右侍奉饮食，然后文武群臣奉上表章向陛下祝贺，文人才子称述皇族支系兴盛，为陛下歌咏颂赞，难道不是美事吗？伏愿【一作“望”】陛下出自圣断，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依照古礼，暂且收为儿子，不必立即立为储君。这样既可以慢慢观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的出生。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后来掌管枢密，起初议论的人已经说不可以。如今三四年间，外表上虽未见过失，却不幸有了获得军心的名声。况且武臣掌管国家机密而取得军心，难道是国家之利吗？臣先前已有密封奏章，论说十分详细，说明狄青并不是奇异的人才，只是在当今将帅中稍微可以称道罢了。即使他的内心不怀恶意，不幸受到军士喜爱，臣深怕因此使狄青陷入祸患，也给国家制造事端。请求暂且罢免狄青的枢密职务，任命他主管一个州，既可以保全狄青，也可以替国家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因为军中士卒、里巷百姓以及士大夫之间，没有人不把这件事作为议论，唯独陛下还不知道罢了。

译臣此前的奏章请求留中不发，而陛下却下了圣断；如果陛下仍认为臣的话值得怀疑，请发出臣此前的奏章，让执政大臣公开议论。这两件事，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至于所谓五行灾异之学，臣虽然不深知，但其中大意可以推知。《五行传》说：“简慢宗庙，水就会成为灾害。”陛下恭敬严肃地奉行祭祀，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唯独还没有确立储君。《易经》说：“主持宗庙祭器，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大概这正是上天的警戒吧？至于水属于阴，兵也属于阴，武臣也属于阴，这些是推类即可容易看出的事情。上天的谴责告诫，如果不是白白发出，希望陛下深思并早日决断，也许可以防止消除灾患，使灾祸转为福应。臣伏见诏书说：“尽心陈说，不要有所忌讳。”所以臣才敢谈到这些。至于其他时政的过失，一定有群臣奉诏替陛下进言。臣言语狂直、计策愚浅，只请陛下裁择。臣冒死拜奏。再论水灾状【同前】臣伏见近来颁下手诏，把水灾视为变故，使圣上忧虑。既然君主已经以一人之身表明责罚自己的话，百官就应有无暇安居的心情；然而奉诏进言的人仍然很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措施施行。难道是进言者的话不值得采纳吗？还是竟然没有人进言？难道是有了进言却不能采用吗？这样一来，上面有诏令而下面不进言，下面有进言而上面不采用，都是空话。臣听说有句话：“回应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靠文辞；感动百姓要靠行动，不靠言语。”臣近来曾有密封奏章响应诏令，私下认为水进入国都城门，大臣奔走，淹没宗庙社稷，毁坏都城，这是天地发生的大变故。恐怕不是稍微做些什么就能消除的，所以替陛下陈说一两条大计；但言语狂直、计策愚浅，不足以感动陛下的听闻和省览。臣日夜思考，如今的弊病、法纪的败坏，不是一天造成的；政事的过失，也不是一个方面。水灾这样重大，上天的谴责这样深重，也不是一件事情造成的。灾害谴责如此，而将来相应而来的祸患，又不是一番话可以预测的。这样看来，过去应当挽救的弊病很多，将来可以忧虑的祸患无穷，也不是只责备两三个大臣就能解决的。况且自古天下的治理，必定要和众多贤才共同完成。《诗经》说：“贤才众多，文王因此安宁。” 《尚书》记载，尧、舜的朝廷中，同时列位的大臣，有防、龙、稷、契这一类二十多人，这还只是其中地位显著的；那些百官在位的人，没有不贤能的。如今想要挽救大的弊病，消除大的祸患，像臣先前所陈说的一两条大计，既然还没有实行，又不考虑任用众多贤才来处理各种事务，那么天变凭什么堵塞，人事凭什么修治？所以臣又冒昧进言任用贤才的办法。臣才识愚昧，不能认识所有人，但众人所知道的，臣也知道。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廉的节操和美好的品行，从贫贱时就已显著；直率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在朝廷中闻名；自从列入侍从以来，补益政事很多。如今正是天灾人事交迫、需要贤能治理的时刻，包拯却因为小事被弃置在遥远之地，这是议论者所惋惜的。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瓖，沉静寡言而端正刚直，外表柔和而内心刚强，学问通达，看起来像是不善言辞的人；但到了见到合乎义理的事情必定去做，可以说是仁者的勇气。这是朝廷所需要的臣子，不是只适合州郡任职的人才。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是故相吕夷简的儿子，清静少欲，生长于富贵之中却淡泊荣利，见识思虑深远，文章学问优长，都超过常人，却喜欢自行收敛沉默；这是适合在君主身边参与顾问的人才。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在当世很有声名，坚守道义而不苟且，严以自持；他的论议通达明晰，也兼有适应时务的才干，正是所谓任何职位都能胜任的人。像这四位臣子，都是难得的人才，却因为小过失而将其中三人弃置不用，他们的进退与普通人没有不同。这些都是世人所知的，尚且如此，因此臣知道天下广大，贤能之才埋没而无人知晓的还很多。这四位臣子，名声事迹已经显著，伏望陛下进一步广泛访求，赶快加以提拔，置于左右，必定会有所补益。臣所说这些，只是希望陛下听取他们的意见，使用他们的才能，以挽救时局的艰难，并不是替他们个人谋划。若只是酌量给予恩泽、略微升迁差遣之类，反而足以成为他们的累赘，也不是臣荐举贤才、报效国家的本意。臣又见近年灾异不断，不只是水灾，天意谴责警告，几乎无所不有。董仲舒说：“国家将要有失道的败亡，天便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天又降下怪异来使之警惧；仍然不知改变，便会受到伤害而败亡。”这话说得已经极其透彻了。伏望陛下切实诏令大臣，深思国家治乱，广泛延揽贤能俊杰，共同谋议。没有众多贤才一同进用而天下仍不能治理的，这也是救灾消除祸患的一项重大措施。臣又私下看到，京东、京西都有大水，都应当加以存恤防备；可是只有河北派遣了安抚使，两路却都没有派人。有人说可以就近委托转运使办理，这不过是徒然作出派遣的样子罢了。两路转运司只看见河北派遣了使者，便以为朝廷对各地有轻重之别，认为没有派使者的路分，不是朝廷急于忧虑防备的地方。况且放免税赋、赈济救援，都要耗费转运司在当地不便动用的钱物；再说转运使未必都能任用得当，他们的才干也未必能够救灾防患。并且转运司本身有日常职事，哪里能专心安抚百姓？所以臣认为这只是徒然作出派遣的样子。伏望分别在这两路各派一名使者前去安抚。即使不能大规模拿出物资赈济，至于兴利除害、临时处置、调换官吏、访求民间疾苦等事，因为职事专一，必定有所收获，比起就近委托转运司，利益将多一百倍。又听说两浙大旱，赤地千里；国家运输粮米，仰赖东南，今年既遭灾害，如果不加赈济，那么明年不仅百姓饥饿，国家的物资也会缺乏供给，这是不可不留意的。臣私下听说，三司今年京师粮米，除已有两年储备的数额外，还有三百五十万余石尚未漕运。这些东南粮米今年既然遭旱，明年能够缴纳的上供粮必然减少，那么这些尚未漕运的粮米，实在不可不珍惜。然而即使暂时减少一些来救济紧急灾情，也还不至于有所缺乏。希望下令三司查核，如果确实如臣所听闻的那样，便请酌量拨出五七十万石粮物，交给两浙一路，及时赈济十三州；只作为借贷，等以后粮米成熟，不妨归还官府。这样所获得的利益非常广泛。这虽不是消除灾害的根本办法，也是救灾的一项措施。臣愚昧狂妄，伏望圣慈特别裁夺。谨具此状奏闻，恭候敕旨。

译论水入太社札子【同前】臣所管领的太常寺屡次收到郊社勾当人的状文，申报因雨水淹浸太社、太稷坛四面以及屋宇墙壁倒塌，请求修整。不久前臣曾具状申奏，并且多次发牒给三司，至今仍没有看见有人开始修缮。只是听说过路人都在叹息，传言国家社稷的坛场竟损坏到这种地步。于是臣亲自前往太社及斋宫内外察看，见两座坛都浸在水中，四神门、阙庭、斋宫屋宇全都倾倒坍塌；过去栽植的树木也有倒伏的，瓦片、石头、泥土、木料纵横散乱在水中。四面都没有墙垣，过路的人来来往往都能看见。臣私下认为，宗庙社稷在礼制上贵在尊严，如今四面全无遮挡，使街巷中的行人马匹往来而轻慢亵渎到这种程度；又有积水围困浸泡，瓦木土石散乱其中。臣刚到那里时，旁边的居民见臣来察看，也有人当面对臣叹息。又见有几名士兵在那里排水，询问后得知只有二十三人，而且还是今天才派到的；既没有家事方面的人员负责排水，也没有官员监督。社稷如此重要，哪里应当这样？臣私下认为，水淹社稷，天降的罪罚难道会轻吗？陛下仁圣宽慈，并没有过失，天降谴告必定有其原因。伏望特别谕令执政大臣，退下后反省已经失误的事情，各自思考警戒恐惧，迅速致力于修复完备。仍请权衡事情的轻重缓急，把社稷作为国家大事，先后处理，不要与军营等仓促事务一例办理。请专门派一名大臣，充任修缮太社、太稷使；再派干办诸司使以及一两名使臣监督工程，并调发士兵、工匠合力施工。先行疏通泄水、排出积水，筑起四面围墙，不让过路的人和车马往来而亵渎，然后修整各处屋舍等，以符合陛下尊崇社稷、上敬天戒的心意。臣因职务所在，不敢不说，请陛下裁决。【派知礼院王起、三司判官王绎监督修缮并主持其事】乞求增加上殿班次札子【嘉祐元年十月】臣伏见陛下自今年春天服药以来，群臣都不能进见。如今圣体康复，每日驾临前殿、后殿，临朝处理政事，朝廷内外臣民无不感到欣喜。然而侍从、台谏、尚书省和府属的臣僚，都还没有能够上殿奏事。如今虽然边境安宁，年岁丰收，百姓没有疾病，盗贼不起，天下各种事务大体遵循常规，都不足以烦劳圣虑。陛下可以放宽心神，处于清闲之中，调养圣体。然而侍从、台谏、省府臣僚，都是陛下朝夕在左右、参与谋议进言、受命任用的臣子，怎么可以隔绝数月，不能到御前进见？不仅天下还有大事理应陈述，至于臣子对于君父，动辄经过一年，甚至半年，不能进见应对，难道能够安心吗？如今希望圣慈，每逢前殿、后殿临朝之日，中书、枢密院退朝以后，如果审官院、三班院、铨司没有引见人员，便允许臣僚分一班上殿，借给片刻时间，使他们进见天威，这正是臣子一点微小的愿望。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请下令阁门执行；仍请约束上殿的臣僚，不得把求取恩泽、申诉评理功过以及琐碎闲慢的事情拿来烦扰圣明。也可以请求限定上殿的时间，这样贵在不烦劳陛下久坐。恭候敕旨。【后来上殿增加了一班】论贾昌朝除任枢密使札子【一作论某人交结宦官状，嘉祐元年十一月】臣伏见近日下发的制书，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十天以来，朝廷内外的人情无不疑虑恐惧，士大夫的公议也渐渐沸腾起来。这大概是因为贾昌朝禀性邪曲，心术险恶，颇通经学，能用文辞粉饰奸邪言论，喜欢施行阴谋，以陷害良善之士；依附他的庸人很多，都乐于受他驱使。他先前在宰相职位上，多次伤害善人。所以听说他将再次回来，众人便望风恐惧。陛下聪明仁圣，勤俭忧劳，每逢任用人才，尤其审慎。然而自古以来，诋毁和赞誉的话没有不同时进到君主面前的，而在听取察辨的时候，正是人主最难处理的地方。臣认为，能够懂得听察的要领，就不会失误。什么是要领？就在于先察看发出毁誉之言的人。如果所赞誉的是君子，所诋毁的是小人，那么便不会妨害君子的进用；如果君子非难他，小人却赞誉他，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不可任用。如今有一种人，毅然立于朝廷，发表危切正直的言论，不迎合人主，也不依附权臣；他的正直节操和忠义，确实是朝廷内外一向称许信服的，这就是君子。像这样的人，全都认为贾昌朝不对。宦官、宫女以及在左右供使令的人，往往是小人；像这样的人，全都认为贾昌朝正确。陛下察看这一点，便可以知道贾昌朝的为人了。如今陛下任用贾昌朝，是和执政大臣商议后任用的吗？是和立朝忠正之士商议后任用的吗？是和左右亲近的臣子商议后任用的吗？还是没有和臣下商议，直接出于圣意任用的呢？昨天听说贾昌朝暗中结交宦官，制造事端，谋求煽动大臣，以图求得进用。如果陛下是和执政大臣商议此事，那么大臣势必处于嫌疑之中，一定难以开口；如果是和立朝忠正之士商议，那么他们无不认为不可以任用他。称誉贾昌朝、认为他可以任用的，不过是宦官和左右近习之人罢了。陛下任用贾昌朝，是为了天下而任用他呢，还是为了左右之人而任用他呢？臣反复思量，陛下必定不会为了左右之人而任用他。然而左右之人被称为近习，早晚出入宫禁，随时可以进见，他们所进的谗言，能够使人主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蒙蔽。

译渐渐地，贾昌朝善于结交宦官，人人都乐意为他称誉。早晨一个人进言，晚上又一个人进说，无不称赞贾昌朝的长处。陛下听闻得渐渐熟悉，于是便把他记在圣心之中。等到将要任用他时，便不必再与臣下商议了。原来称荐是逐渐进行的，早已使陛下听惯了这些话。因此，即使陛下自以为出于圣心、没有与臣下商议而任用他，也仍然是左右之人日积月累称誉的力量造成的。陛下常常忧虑近年以来大臣的威望减轻，接连被进言者弹劾攻击，大概是因为任用不当，不能符合众议而造成的。如今贾昌朝身为大臣，见到事情不能公开议论，反而结交宦官，借助宫中降下的命令兴起狱讼，以此谋求进用。臣私下听说台谏正准备列举他的过恶，忽然却有了这道任命，所以朝廷内外疑虑恐惧，舆论喧腾。如今贾昌朝还没有到任，舆论已经如此；如果让他在任，必然免不了使言事官上奏而烦扰圣听。如果不这样，那么贾昌朝得以实现他的意图，倾轧伤害善人，破坏扰乱朝政，必定给国家制造事端。臣愚昧，希望圣慈压制左右暗中荐举的话，采纳士大夫公正的议论，早日罢免贾昌朝，让他回到原来的镇任，那么天下将非常幸运。臣任职学士，职名是论思，看到圣心求治十分辛劳，而一旦用人偶有失误，外廷舆论又如此，既然有所见闻，理应思考补救，谨请陛下裁决。举留胡瑗管勾太学状【同前】臣伏见新近任命国子监直讲胡瑗充任天章阁侍讲，这表明圣恩奖掖崇尚儒学，褒奖勉励研习经术的臣子。然而臣等私下看到，国家设置太学以来已有十多年，学生日益增多，常常达到三四百人。自从胡瑗主管太学以来，诸生都佩服他的德行，遵守规矩，每天听闻讲习诵读，进德修业。近来国学、开封府以及锁厅考试中被取解的进士有三百多人，都是胡瑗教导的。这样看来，学业有成不只是学生的幸运，也是学校兴盛、朝廷的一件美事。如今胡瑗既然升入讲筵，便离开太学，臣私下担心学生失去依靠，渐渐分散。臣认为，学校制度自古以来就难以兴盛，只有唐太宗时期学生最多，史册记载此事，以为盛美。此后学校衰败，直到今天才重新兴起；如果一旦分散，实在可惜。臣等希望圣慈特别命令胡瑗一同主管国子监，或者专门兼管太学，所贵的是使学生不至于分散。恭候敕旨。荐举布衣苏洵状【嘉祐元年】臣以平庸空疏之才，侥幸忝居侍从，没有什么补益，常常内心惭愧。臣私下仰慕古人荐举贤能、推重善人的心意，认为为时世得到人才，也是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从前国家下诏，告诫时文，劝勉学者接近古学。大概从天圣年间到现在二十多年，通晓经学、研习古道、履行忠义、坚守道义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可是天下广大，山林草野中也不能没有遗逸之士。那些自重的人既然隐藏而不出，朝廷也就无法听闻。这正是像臣等这样的人应当访求并上达朝廷的。臣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品行淳厚坚定，性情见识明达，也曾参加有司举行的一次考试而未中，于是退居下来努力学习。他的议论精通事物的道理，善于辨识时势变化和权宜之策；文章不作空泛之言，而以有实际用途为目标。他所撰写的《权书》《衡论》《机防》二十篇，文辞雄辩宏伟，博通古代而适合当今，确实是有用的言论，不只是能够作文的人。他的品德文章长久以来为乡里所称道，而他守道安贫，不谋求仕进，如果没有人荐举，就会被圣明时代弃置。他所撰的二十篇著作，臣谨随状一并上进。伏望圣慈下交两制官详细审阅，如果有可取之处，请赐予甄别录用。谨具此状奏闻，恭候敕旨。举荐梅尧臣充任直讲状【嘉祐五年】臣等忝居朝班，没有补益圣明的治理，知道人才而不荐举，罪过在于埋没贤能。臣等伏见太常博士梅尧臣，性情纯厚，品行端方，乐于道义，坚守节操；辞章学问优长丰厚，经术通达明白，长于歌诗，得到了《诗经》风雅的正道。虽然在当时有名，却不能自己通达于朝廷。臣等私下见国学直讲有两名空缺，梅尧臣的年资都符合选任资格。希望依照孙复的先例，补充直讲名额，他必定能够讲论经义，教导学者，使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歌咏圣明教化，以符合朝廷培育人才的美意。如果以后不如我们荐举状中所说，臣等甘愿共同获罪。举荐布衣陈烈充任学官札子【嘉祐元年】臣伏见国家大力兴建学校，近年以来，太学生常常达到三四百人，这是朝廷盛美的事情，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然而教导的方法，必须慎重选择师资；学生进德修业，也必须有品行笃厚的君子，能够不必多言便感化他人，使他处在学生中间，作为学习的师法。这样或许可以使学生内心修养真实，不只是因为聚集学生很多而成为徒有虚名的美事。臣伏见福州处士陈烈，清白的节操和盛美的品行，从年轻时便已著称，年老以后更加勤勉，时间越久越为人信服。他不只是一个地方学者的老师，天下士人也都推重他的道德，认为应当以礼节征召他到朝廷来，必定有所补益。近来听说朝廷授予他官秩，让他在乡里教学，这种礼遇太薄，不足以称为勉励贤能、表彰德行的举措。臣现在请求以博士的职务征召他到太学，即使不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干，也足以满足天下学者的愿望，成就朝廷崇尚贤能、劝勉学习的实际效果，请陛下裁决。再次请求征召陈烈札子【嘉祐二年】

译臣曾经奏举福州处士陈烈，认为他有道德，可以任博士，安置在太学。臣私下听说朝廷授予他官秩，让他讲学，而陈烈辞让不肯赴任。臣也曾了解陈烈的为人，他的学问品行高古，却不是故意矫激的人；他所蕴蓄的才学，也希望有所施展。况且圣恩优厚特殊，褒奖所及，足以劝勉天下行善的人，陈烈不应当辞避。然而他在进退之间，也有为难之处。朝廷先前任命他为本州教授，他正在辞让之时，突然又有国学征召，按道义不得不辞绝。可是自古以来，国家喜爱贤才、尊重士人，未尝不是这样：在下位的人迟疑退避，在上位的人勤勉不止，以此勉励难以出仕的节操，使天下都知道上面有喜爱贤能而不知疲倦的心志；上下相互成就，以此劝导风俗。臣认为朝廷应当再次给予优厚的任命，使陈烈一定前来；这样在他的进退之间，已经足以勉励世俗中偷薄的人。臣现在请求不要立即授予官职，只暂且召他到京师，他必定没有借口辞避；等他到了以后，再慢慢推求安排。况且如今胡瑗有病，正请求退休，学校的职务不能缺人，能够继承胡瑗的人，非陈烈不可。希望早日赐下指挥，请陛下裁决。荐举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至和年间】臣伏见陛下仁慈圣明，优容直言劝谏；即使有狂直之士冒犯圣颜、触犯忌讳，也未曾不始终加以保全，往往还立即提拔任用。这是自古明君贤主都难以做到的事。然而，任用进言本来就难，进献言论的人也不容易。议论小事，既可鄙而不值得陈说；议论大计，又似乎迂阔而不能迅速见效。想要委婉讽谏，又不能感动人心；想要直截陈说，便先得罪权贵；旁边又有众多言论被群体力量压倒，所陈之事大多没有施行，进言的人却很快已经改任他职。这就使陛下虽然勤于听取言论，却看不到采纳言论的成效，颇使人怀疑言事之职只是求得快速升迁的阶梯。大概由于台谏官的资历声望已经很高，稍加提拔便能跻身清贵显要之列，于是有些厌恶别人进言的臣下也借此进说，直说这些人只是想求取高官，所以多言；这样会使后来的进言者更加被轻视，使人主没有办法取得信任，孤负陛下采纳谏言的心意，也违背陛下奖赏进谏的本心。臣认为，要挽救这种弊病，只有选择沉默端正、坚守节操而难以进用的臣子，安排在谏官职位上；这样既没有求取进用的嫌疑，也或许能使他们的言论可信。臣伏见殿中丞王安石，道德品行和文学才学为众人所推重，守道安贫，刚强而不屈。司封员外郎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器量见识深远，沉静少言；富贵不能染污他的心，利害不能改变他的操守。王安石长期经历吏事，也有适应时务的才干，曾被召试馆职，却坚决辞谢不就；吕公著性情喜爱闲退，对世俗事务淡泊。然而他们正是所谓平时不轻易开口，一开口就必定切中要害的人。往年陛下向上遵循先帝的制度，增置台谏官四员，后来中途废止，又只剩两员。如今谏官还有空缺，伏望任用这两人补足四员之数，他们必定能规正朝廷的得失，补益陛下的聪明。臣蒙受恩荣，却不知道如何报效，只要有所见闻，便不敢不说，请陛下裁决。【请求留中，后来没有发布】荐举张立之状 臣伏见朝廷的议论，常常忧虑当今士人的名节不能树立，民间风俗的礼义没有修明；因此取士多有滥杂，浮华虚伪难以辨明，愚民无知而冒犯禁令的人很多，大概是因为教化设置得不够切实，奖善也没有适当办法。臣伏见徐州进士、同三礼出身、现为守选人的张立之，能够侍奉父母，具有极其孝顺的品行，在乡里声名显著。本州百姓、僧人和道士联名上状称荐，前后任职的长官多次为他保明，安抚臣僚也曾上奏推荐；直到现在仍未得到朝廷甄别提拔。张立之的母亲年满八十岁，没有俸禄供养；铨司近来的制度，对于守选人只允许进入边远地区任官。张立之留在家中，便担心俸禄不能供养母亲；想去边远任官，又难以扶持侍奉母亲。他有极其孝顺的品行，却在进退之间无所适从；有多次被荐举的美名，却没有得到褒奖鼓励来实现奉养母亲的志愿。只要朝廷在奖善之道上稍微施行，所产生的作用便会非常大。伏望圣慈特别下令铨司，查阅张立成本人的品行以及前后荐举他的文状，授予他一个本州合适的官职；这样贵在表彰一名士人的品行，劝勉一个乡里的百姓。臣以为古今实现治理，首先在于孝子，劝善奖赏也最为勤恳。如今孝悌一科已经废弃很久而不再举行，表彰的礼制也长期缺失而不实行。希望今后凡有孝行显著、屡次被荐举的人，授予一个本州官职，使他亲自教化本乡；仍请把这一办法确定为永久制度。至于张立之，如果确如臣所奏，请送交铨司执行。《文忠集》卷一百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宋代欧阳修撰 奏议十五 翰苑 条约举人夹带文字札子【嘉祐二年四月任知贡举】臣伏见国家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益增多，致力于通晓经术，多作古文；文辞才艺可称、品行修整的人多得不可胜数。然而科场考试屡次参加的人数比往年多出数倍，事情既然极其兴盛，弊病也随之产生。臣私下听说近年举人公然夹带文字，都是小纸细字，抄录节略十分完备。每抄写一部，抄写工匠便能得到二三十千钱；也有十几个人共同凑集一二百千钱，雇请一个人，假冒举人的名目，按照常例填写家状进入科场，只让他把夹带的文字带进试院。至于程试文章，则由别人代作；事情没有败露，就依靠夹带的文字彼此传授；事情败露，也不过推出一个人。因为他本来不是应试之人，即使败露也没有别的刑责，反而可以坐享厚利。臣认为国家取士务必得到真正的人才；如今如果容许浮伪之人滥行进用，便会使那些辛勤努力、具有真实学问的人无法与之区别。况且历来科场重视体制，所以优厚礼遇士人，用来等待贤能。如今浮薄之徒不懂朝廷崇尚奖掖士人的心意，自行作奸作伪，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臣认为应当严厉制定科场条例，明确加以约束，使浮薄奸伪之徒不能混入其中；这样真正有学问品行的人才能被选拔进用，士子也不再有滥举，朝廷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臣现在请求增订贡院的新制度，放宽监门官的责任，加重巡捕官的奖赏。因为如果入门时逐一搜查，恐怕造成拥堵滞留。所以臣请求从举人进入考院以后严加巡察，多派宦官以及清廉能干的京朝官负责巡捕；每当查获夹带者，允许将此事作为劳绩申报，或免除任远官，或优先指定差遣。对于监门官，免除其未能查出夹带的责任；如果搜查查获的人数很多，便令知贡举官上奏，请求酌情重加酬劳奖赏。巡捕官除巡察夹带和传授文章义理之外，不得无理侮辱怠慢举人，这样才可以保存科场的体制。朝廷待士很厚，而小人自行浮薄作伪，不可不加以禁止，以革除弊病的根源。如果准许臣所奏，请制定巡捕官的奖赏等级以及夹带者的责任、刑名，增入贡院新定的条制；仍请张贴在南省门，并下发进奏院，颁告天下。这样贵在先明确条约，然后一定实行，请陛下裁决。论保明举人品行事实札子【同前】臣伏见近日下发的敕命，重新制定科场条例，其中一条规定：令本县县令、县丞佐官、知州、通判保明举人的品行事实，确实没有污点。如果后来因事情败露，便只按应受的刑名处罚县令佐官、知州、通判，并沿用旧制。即使已经离职，经过恩赦也不得减免。由于旧制刑名很重，如今离职、蒙恩也不能减免，那么官吏所承担的责任就不轻。而品行有污点的牵连，是普通人不能完全避免的；小过失及其牵累都可能算作污点，难以保证一定没有。若以严刑责罚官吏，令他们担保自己无法完全知道的事情；如果说只对重大事情治罪，又没有明确文字。臣担心以后有人犯禁时，难以实行这一法律。臣现在请求明确规定举人品行有污点的情形，例如不孝奉养父母，行为逾越放纵，冒充有丧而隐匿服制，曾经犯过刑责，以及虽然准许缴赎但情节和道理严重等事项；如果犯有其中一项，一概不得参加考试。如果违反规定，便一律按旧制刑名处置。这样贵在事情简明、容易遵守，法律严厉而一定能够实行。如果准许臣所请，请下令礼部贡院执行。谨请陛下裁决。论契丹请求御容札子【嘉祐二年】臣伏见契丹派来的泛使，专门为御容而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前一年既然已经答应了，按道理不能中途停止；只是失误在于没有及早践行诺言，到了对方非时派使前来，以及近来以来，传闻颇为不同。有人说大臣共同商议，想要最终拒绝而不给；如果这样，臣恐怕嫌隙的开端会从此开始，祸患的兴起，就难以立即说清了。大凡为国家谋划事情，必须先明辨信义，重视曲直，斟酌人情，衡量事势；四者都做到，然后才可以不疑惑。只要有一项没有做到，尚且担心败坏事情，何况四者全都失误，怎么能不思考呢？契丹同中国订立盟约已经很久，先前的宗真尤其在信任友好方面表示殷勤，另有家书，接着又送来画像。圣朝接受他的来意，答应将来回报他；如今却拖延到现在，竟想违背诺言而中途停止。这就是对方以推诚相待来结交我们，我们却以不守信用对待他；失信伤义，实在不是中国对待远方之人的办法，而且曲在我方，容易让对方找到借口。自南北通和以来，双方书信往来、互相答复时，我们常常从优厚处置，给予方便；时间久了，他的心已经骄傲。何况这次送来画像，特意表示殷勤：平常礼物已经厚重地回报，使他更加骄傲；对方殷勤送来之物却不予回报，使他受挫。使他受挫，他必然愤怒；不予回报，他必然羞耻。怀着羞耻、积蓄愤怒，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人之常情。答应父亲却不答应儿子，在厚薄之间，本来也是人情最难处理的地方。臣私下看到契丹来书，起初并没有寒暄问候的话，直接以践行诺言、不要辜负约定为说辞，意思在于一定要得到御容。如果此时使他们受挫，势必还会再来；事情既然一再发生，哪里能一直坚决拒绝？如果等到他们失去谦逊顺从的态度，已经形成嫌隙以后才答应，就会再次成为中国的耻辱，又会使契丹认为中国难以用恩意交往，只有用势力威胁才可以，于是借机引发事端，另行提出其他要求，那将成为后患，哪里有尽头！如今北方君主虽然势力较弱，但中国的边防尚未完备，朝廷谋划也没有胜算，不能主动制造事端；如果想坚持我方理亏、对方有理的争论，以此兴兵而结下祸患，那么考察对方的形势，必定不会中途停止；衡量我方形势，又不能一定使对方受挫，所以臣说四件事全都失误。臣又听说，北方使者进入边境那天，发生地震、星辰陨落等异常灾变。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深加防备还恐怕来不及；如果失误而招来祸患，怎么可以自己制造呢？臣希望圣慈出于独断，不要挫伤他们的善意，不要失去我国已经说出的信约。臣现在请求回信告知契丹，说按约定等到今年冬天，再借派遣常规使者的时候一并交给他们，这样在事情处理上稍微方便。伏望迅速下令两府商议，关系到国家利害，臣不敢不说。谨请陛下裁决。

译论选择皇子札子【一作书，嘉祐二年】八月某日，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刊修《唐书》判官、太常寺兼礼仪事、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欧阳某冒死再拜上书于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臣听说，进言天下最难说的话，不敢希望一定能得到采纳；明知未必会被采纳，却不能不说，是为了尽到忠心。何况臣有幸遇到圣明之主，能够容纳谏诤，所说的话未必不会被听取，怎么可以沉默不说？臣伏见，从去年以来，群臣多次谈论皇嗣之事，臣也曾因灾异私下上奏陈说。陛下胸怀宽大，包容臣下，没有加以诛戮，但臣愚昧而真诚恳切，仍未能使天听回转。臣实在不能抑制爱戴君主的心情，日夜怀着忧思，从未放下这一念头；想再次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口。如今臣看到，兖国公主近来已经出嫁，臣因此私下思考：人的常道，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的；人的常情，也没有比父子相亲相乐更快乐的。即使圣明之人不同于普通人，在这种天性上，按道理也是相同的。陛下从前虽然还没有皇嗣，却还有对公主的疼爱，可以在上面慰藉圣颜。如今公主已经出嫁，渐渐疏远左右，那么陛下在处理万机的闲暇，独处深宫之中，谁可以同您交谈？谁可以承接您的脸色、侍奉您的情意？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这个时候，出于圣意，在宗室之中选择才德贤良、可亲可爱的人，登记为皇子，使他出入左右，问候起居、侍奉饮食，也足以慰藉愉悦圣情。臣考察书史，私下看到自古帝王虽然至尊无上，却从未独处。他们出宫居住在外，不只是百官公开进见奏事而已，必定还有儒臣学士在闲暇宴饮时讲论，又有左右侍从供其询问交谈；他们入宫居住在内，也不只是宦官宫妾在左右侍奉而已。平时安居燕寝，有太子早晚问安、侍奉饮食；悠游宴乐时，也常常与宗室子弟欢然相处，像一家人一样。计算他们一天之中，从未有一时是独自相处的。如今陛下每日驾临前殿、后殿，百官进奏的人往往只是仰望天颜便退下；最幸运的，也不过得到一两句恩言。君臣之间的情意不通，上下之间的意愿不能相接。其余在朝廷的臣子以及儒学侍从之列，也没有听说有一人能够从容亲近于左右。入宫居内以后，连早晚问安、侍奉饮食也缺失了。这样看来，陛下拥有四海的广大疆域，亲自享有万乘之尊；居于宫外，却没有一人可以亲近，居于宫内，也没有一人能够亲近。这就是臣怀着微小而诚恳的心情想要进言的原因。何况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皇子尚未降生，储位长期空虚，群臣屡次进言，大事至今没有决定。臣以前所奏陈的意见，是说不一定立即立为太子，也可以先作为儿子抚养；既可以从容察看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降生。如今办理这件事，正是时候。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陋，伏候斧钺之诛。臣冒死再拜。乞求抄写秘阁藏书并令馆职校勘札子【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秘阁秘书省】臣近来奉准敕令兼任秘阁检校，先前准据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书札子的节文，奉圣旨：秘阁有缺少的书籍，依照《崇文总目》逐次补写，按例校勘完毕，用黄绢装褙，正本、副本各二部，收藏附入，以备御览；宫中需要取用本阁藏书时，便具列一份应办事项上奏。后来奉指挥依照所奏施行。当时虽有这一项派遣，不久正值抄写观文殿书籍，暂时停止，直到现在。臣伏见，馆阁校勘的官员人数很多，除任职省府、南曹的以外，其余主持闲散机构以及没有主持职务的人，都没有书籍可以校对；既然没有职事，因此多数不进入馆中。臣认为馆阁是国家优待、培养贤能之才的地方，自祖宗以来号称清贵职位。如今馆舍寂静，座席满是尘埃，几乎同废置的机构一样，实在令人叹惜。臣现在请求检阅先前准据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下的指挥以及全部办理次序，允许本阁选择请调在院的馆职官员，先将秘阁书目同《崇文总目》核对；其中现有缺少的书籍，便到三馆取用，先行校定，然后抄写成书；仍派初校、覆校官刊正、装褙。应办的事项已经有详细规定，请一并依照诏令施行。另请核查先前所请求的公用钱，今后不必再支取。至于抄写楷书人员，等查得缺书的数目后，再根据现有楷书人数酌量需要多少；如果人数不足，便另行详细筹划上奏。谨请陛下裁决。乞求确定两制官员人数札子【嘉祐三年】臣私下认为，学士、待制号称侍从之臣，是为了在宴闲时承受顾问，以论思进言为职。自祖宗以来，选择尤其精审；如果不是品德清正、行为美好、声誉广为众人称道，文章高明、学问博大、独步一时的人，便不能进入这个选任范围。因此选用极其艰难，员额极少；官职因为难以得到而显得尊贵，人因为能够得到职位而感到荣耀；士大夫的期望既然隆重，朝廷的体制也更加尊严。后来任用人才渐渐容易，员额也逐渐增多。从前学士、待制达到六七十员，近年以来稍微慎重任命，现在仍有四十余员。臣认为，珍惜名器、不轻易授予别人，朝廷已经知道了。而为国家谋划的人，应当在这个时候创立经常性的定制。现在只有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各有固定员额，其他学士、待制尚未规定人数。臣现在请求查考前代史书以及本朝旧例，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都分别确定员额；遇有空缺，便精心选择贤能之才来充任。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宁可空着职位等待。若准许臣的请求，请赐下详细议定后施行，谨请陛下裁决。

译论编修学士院制诏札子【嘉祐三年】臣下私下看到，国家承接五代的余绪，建立万世的基业，诛灭僭越作乱者，招抚归附四方夷族，封禅天地，制作礼乐。至于大臣的进退、政令的更改、学士所撰写的文书，全都关系到朝廷大事，昭示后世，便成为帝王的训诫；收藏在有关机构，便是本朝的旧典实录。明道以前，文章草稿还稍有编录；景祐以后，逐渐散失。臣曾经试着命人分类收集、整理补缀，十成中已经失去了五六成，使圣宋盛世的文章诏令废弃散失、湮没无闻，遇到紧急事务有所质疑时，有关部门便无从查考验证。这大概是因为从前虽有编录，也没有分类和卷次，只是本院书吏私下抄写，所以容易废失。臣现在想请将本朝以来学士撰写的文书，各按门类，依照年代编成卷帙，题名为《学士院草录》。其中有所不足的，再加以寻访补足。仍请从本院学士以下选派两人，专门负责管理。从今以后，继续编纂。如果本行人员和吏员不及时编录，以致有所遗漏，准许本院举发查察，按过失论处。这是臣本院的日常事务。之所以冒昧烦劳圣上听闻，是因为近年以来，各部门的纲纪相承废坏，凡是曾经奏闻并有圣旨指挥的事情，还能勉强遵守。如果只是本部门临时处理的事务，那么主管判决的官员一旦离任，这件事不久也就废止停办了。因此臣想请朝廷特别下达指挥，以求能够长久遵行，不敢废弃遗失。谨请圣上裁决。请今后对请求内降恩典者在原罪上加等二等的札子【嘉祐三年】臣下私下看到，谏官陈旭起奏请求：对侥幸请求内降的人，交给二府弹劾奏报干请者的罪行，防止朝廷依照所奏施行。不久听说李璋因内降受到责罚，此后很少听说有人敢请求内降来希求恩赏，由此可见，在极其公正的朝廷中，法令必定能够取信，便可以使政令实行并禁止不法之事。然而陈旭所请求的只是恩赏这一方面，而小人侥幸求取的事情无所不至。臣自从权知开封府以来，不到两个月，十次承接内降，有的是为府司后行人员，有的是为宫院姨母，有的是为内官以及有关人员和吏员等。本府每次都具文执奏，以至再三，而干求者【一无三字】仍不停地请求内降。至于婢妾、卑贱之人犯有奸淫滥事，也敢上奏烦扰圣上听闻，以求私下庇护。宦官小臣自己谋求免罪，反而显露圣明君主曲法徇私的一面。虽然有关部门坚持执奏，最终却仍准许公然施行。然而小人干求之事并没有受到约束和断绝。臣现在想请，今后凡有人因事敢于干求内降，除依旧准许本府执奏外，还请追究因缘干求的人，奏请将其拘押交付府中审问弹劾，严加责罚。如果是本人亲自干请，也请一并审讯，按原来所犯的本罪加等二等定罪发遣。其中情节稍重以及不停干求的人，也准许本府一面行文报告御史台，由御史台弹劾、审问并施行。这样可以断绝小人干扰扰乱公朝、败坏紊乱纲纪的行为。谨请圣上裁决。论梁举直之事、封还内降的札子【嘉祐二年】臣下查考本府目前正在审理内臣梁举直的案件，曾两次坚持执奏，却三次接到内降，特意给他免罪。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受权幸宠信的臣子，多半公然犯错，不畏惧法令，依仗干求内降，扰乱纲纪。因此前后臣僚多次具文论述，陛下特地下达明诏，准许承受诏令的官司执奏，不得施行，并向天下公布，作为确定不移的法令。如今梁举直屡次烦扰圣上听闻，干求不止，本府遵照前后诏敕，再次具文执奏，却仍未准许公然执行。臣以为，曲意庇护小臣，屈挠国法，自前代帝王以来，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史册都会记载，以彰明君主的过失。如今梁举直不愿让罪过归于自身，宁可使陛下的过失彰显于朝廷内外。梁举直这个罪过，比他原先所犯的罪还重。即使现在不能在法律之外加重惩处，以警戒那些干求内降的小人，他原来所犯的本罪，难道可以曲意宽恕吗？梁举直如果只是为自己保全性命和地位打算，却不思考爱护君主之心，真是小人，完全没有见识。像臣这样蒙受恩宠，位列侍御之臣，职责在于进献意见、弥补过失，难道可以迎合圣意、顺从错误，为陛下曲法庇护小臣，使圣明君主的过失显露出来吗？这道内降，臣再也不敢下发有关部门，谨慎地连同原状一并封还进呈，请圣上裁决。论郭皇后影殿的札子【嘉祐三年】臣所主管的太常礼院收到御药院公文，称奉圣旨送来画成的景灵宫广孝殿后郭皇后修建影殿图样一套，交太常礼院详细审定。这份图样臣已经另行具状封还奏报完毕。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京师的土木工程，耗费国用，弊端尤其严重。推究其根源，只是因为派内臣监督修建，便于偷窃官物；工程完毕以后，又侥幸求取恩赏，所以多方兴起事端，务求扩大营造。严重的甚至假托祖宗神御，夸大事情。近年以来，这样的营造几乎没有一年停止过。臣以为，景灵宫建于先朝，是为了尊奉圣祖，陛下又在其中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建立神御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奉先尽孝的心意。那么此宫就是陛下奉天奉亲的地方，如今却想在后宫已经废弃、尚未【一作“追”】恢复之后，建殿使其与先帝、太后并列，亵渎神灵、违背礼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私下认为，这件事一定不是出于圣上的意旨，全是小人偏好兴建营造，有所侥幸求取罢了。大概从前代帝王以来，在宗庙之外另建庙宇祭享，以追奉祖宗的事情，是有过的；却没有听说过有追奉自己妃后的。大概小人不懂得事情的体统，只贪图一时的利益，不考虑损害圣德。伏请陛下特别下令停止此事，以保全典礼。谨请圣上裁决。

译论孟阳河开掘坟墓的札子【嘉祐四年春】臣下查考府界内开凿孟阳新河的事情，接连据祥符县百姓到府中申诉，说被役夫开掘坟墓、砍伐桑枣、拆毁拖拽房屋等。随后派兵曹参军张稚圭前往那里查验，得知已经开出的河道有六里多，估计三段工程中，已经开掘村民坟墓八十二所、大墓园三所、草瓦房七十七间。尚未开掘的三段中，还有坟墓二十五所、房屋四十七间、桑树五百余株、田地八十叚。臣因此询问得知，村民被掘开的坟墓中，尸首骨骸散布在新河两岸，子孙亲属围坐守护，仰天号哭，尸骨暴露在外，完全无处安置。特别贫穷的【一作“贫甚”】人家，只能用火烧掉尸骨，向空中撒弃。他们的庄宅屋宇世代居住，早晚就要被拆毁，全家只能露天而坐，冤痛的哭声远近都能听见。正值春季，朝廷正努力施行仁政之时，尸体横陈、骨骸暴露，祸殃同时及于幽冥与人世，实在令人怜悯，令人震惊。又询问得知，所开新河有害而无利。万胜斗门和阳武桥斗门两处的减水全都流入白沟河，因此年年决口泛滥。如今又开凿新河，也流入白沟河，这样三道减水全都汇聚在一条河中，将来决口泛滥是可以预知的。而且现在所开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沟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游地势高，水势难以通行。臣现在想请暂时停止役夫三两天，派一名朝臣，并由都水监、开封府各派一名官员一同前往察看商议。如果确如臣所说并非虚言，那么尚未开掘的三段请不要再开掘，改派役夫修整旧河。原先献策主张开河的人，本来是为了自己谋求功劳赏赐；以及起初负责勘察计算壕寨的官吏隐瞒不报，朝廷事先并不知道所开之地有坟墓、住宅和桑枣，按情理都难以宽恕。想请将开封府，审问这些献策谋利的人和壕寨等人员，一并决配；官员全部停职废黜，以求稍稍告慰枯骨，也安慰活着的百姓。谨请圣上裁决。请求停止上元节放灯的札子【嘉祐四年】臣下认为，上元节放灯并不出自典礼，而是由于前代流传下来的习俗。陛下【二字一作“皆以”】俯顺众人的心愿，想和百姓同乐，勉强出宫临幸，并不是为了游乐嬉戏。如果年岁丰收、时气调和、人民安康富足，把它作为乐事，也合乎人情。如今自立春以来，阴冷多雨雪，百姓失业，坊市冷落，严寒冻结日久，死亡损失的人不少，柴炭食物的价格增加了一倍，百姓忧虑受冻挨饿，哪里还有闲暇游玩？臣在本府每天阅览公事，其中有投井投河而没有死的人，都说是因为贫寒而自行寻求死处。今天有一名妇人冻死，她的丈夫不久也上吊自杀。臣私下想到，里巷中无所安身的百姓，哪里数得清？昨天圣上施恩，派官员发放钱财，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眼下阴雪尚未消解，即使马上放晴，坊市也免不了泥泞，圣驾所经过之处还要冒着风寒。何况正因为日食的灾异【一无二字】而避殿减膳，圣心忧惧，朝廷内外都知道。想请特别停止放灯；所有每年举行的酌献礼，如果到那天还不能放晴【一作“和”】，也请派大臣代行祭事。所有现在为准备巡幸而供办的事务，以及修整道路的受寒士兵，也请一并停止，以此或许可以上副陛下敬畏上天、忧虑百姓的心意。谨请圣上裁决。

译论包拯任三司使的上书【嘉祐四年三月】臣听说，治理天下，关键只在于懂得任用人才的先后罢了。任用人才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军旅中的人，首先看重才干能力；朝廷中的人，首先看重名节。军队以取得成功为要务，唯恐将士不争先求赏逐利，因此把才干能力放在前面、名节放在后面，也是形势使然。朝廷以教化为要务，风俗的厚薄、治道的兴衰，都在于如何用人。可是教化下民，不能逐家逐户地谆谆告诫，所以常常致力于尊重有名节的人，以此感化天下，激励那些偷薄之人。所谓有名节的人，就是懂得防止羞耻，修习礼让，不以苟且取得为利，不被苟且随从所牵制，只依照义所在的地方行事。刀刃的威势不能使他退避，折断树枝这样容易的事情也不肯做，只守住所当守的义。他立身朝廷，进退举止，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样的人极难得到，也极其值得重视。因此，凡是做士人的，常常珍重名节来使自身受人尊重；而作为君主，也常常保全士人的名节，以培养成就贤善之士。臣下看到，陛下近来任命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一作“外议”】喧然议论，认为朝廷贪图包拯的才能，却不替包拯爱惜名节；但仍希望包拯能够坚持节操、守住义理，坚决辞让以避开嫌疑，从而替朝廷顾惜体面。几天之间，突然听说包拯已经接受任命，这实在令人惋惜，也令人叹息。包拯性情刚强，天资峭直，但平素学问较少，对于朝廷的体统有时不能思考周全。至于驱逐某人而代替他的职位，即使起初并没有这种心思，但既然看见可以得到职位却不能思考其中的义理，这些都不足为怪。至于嫌疑的迹象，普通人都知道应当避开，难道包拯偏偏就没有想到吗？昨天听说包拯在御史台任职时，常常亲自到中书省责骂宰相，指责前任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恼怒宰相没有早早罢免他。后来御史台中的属官相继上奏论列，张方平因此被罢免，由宋祁代替。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宋祁的过失，自从任命宋祁的诏令发布，台中属官又交相上章极力陈说，宋祁也因此被罢免，而包拯于是代替了他的职位。这就是所谓“践踏田地而夺取耕牛”，难道能没有过失吗？整理衣冠、穿鞋走过别人田地时，正应当避开可疑之处。像包拯这样的才干和资望，即使另行加以升迁，任用人才哪里会因为避嫌【一作“间言”】而不能任用他呢？只是三司使这一职位不适合罢了。这不仅使自己陷入嫌疑，对朝廷的损害也不小。臣请从事情的始末来说明。国家数十年以来，士大夫都致力于把恭敬谨慎、安静慎重作为贤能，等到它的弊端发展出来，便成为因循缄默。如果苟且因循、衰颓懒惰、宽纵松弛，逐渐成为风俗，大家习惯了也不认为错误，以至于各种职务都不修治、纲纪都废坏，那么当时正值无事，固然还感觉不到它的危害；一旦突厥骑兵侵犯边境，军队出征却没有功效，财用又空虚，公私都困顿衰败，盗贼一齐兴起，天下骚动不安，陛下奋然【四字一作“天子”】醒悟，想革除这些弊病，于是任用三四位大臣，锐意进行改革。就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增加谏官的员额，以此宠用进言议事的臣子，使他们履行职责；由此修整纲纪，纠正废坏，进而想要分别贤者和不肖者，升降有才与无才之人。可是积久的弊俗突然显现出来，人们感到惊骇，于是共同指责进言的人，有的说他们喜欢攻讦隐私，有的认为他们公开互相倾陷，有的说他们沽名钓誉，有的说他们谋求自我升进，众说纷纭，几乎迷惑了圣上的听闻。幸赖陛下极其圣明【一无二字】，看清诸臣本来是为了防身保国，并非为了自己的利益，谗言离间不能进入，于是他们得以保全；朝廷内外的人过了很久也渐渐信服。此后二十年间，台谏官的选任屡屡得到直言敢谏之士，其间斥退奸邪，排除断绝受权幸宠信之人，补救过失，数也数不清。这正是采纳谏言的好处，自古以来最难做到；自陛下即位以来，实在是盛大的德政，对补助朝廷并非没有功劳。如今朝廷内外习惯于安定，上下都已经信任台谏，纤邪之人凡有举动，常常畏惧进言的臣子；时政无论大小，也都听从言事官。推究从最初开通言路到今天取得的成效，哪里容易达到？难道可以不加珍惜吗？评论别人的过失，似乎像是激烈攻讦；驱逐别人而占据其职位，似乎像是倾陷别人；而言事的臣子能够自我辩明，只是因为他们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天下人之所以信任他们，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利。如今包拯接连驱逐两位大臣，自己占据他们的职位，使将来的奸佞之人【“者”一字作“之人”】得以借此制造说法，迷惑扰乱君主的听闻；今后进言的人将不再被人信任，也无法自我辩明。这样一来，圣明【一作“朝”】任用谏官的功效，将会因为包拯而一旦毁坏。有所不取叫作廉，有所不为叫作耻；近臣的举动，是众人所仿效的法则。假使包拯在这个时候有所不取、有所不为，便可以以防止羞耻的节操感化天下；可是包拯却取得了不应取得的东西，做了不应做的事情，难道只是自己降低了身价，也会因此诱使后来进言的臣子以倾陷他人为手段谋求职位，彼此相互仿效而形成风气吗？这种祸患难道能说小吗？然而包拯所倚仗的，只是认为自己本来没有这种心思【一作“无本心”】。人的内心藏在里面，是别人看不见的；人的行迹显现在外面，是天下人都看见的。如今包拯想让自己相信那看不见的内心，却要在外表上掩饰天下人看到的行迹，这就像手伸进去拿东西，嘴上却说自己不想要。即使自己想相信，谁会相信他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不可不避。况且像包拯这样的人，年轻时有孝行，闻名乡里；晚年有正直的节操，显著于朝廷。只是他的学问不深，思虑不成熟，处理事情又不合宜，这个人也实在令人惋惜。伏望陛下另选有才干的臣子担任三司使，另给包拯安排其他职务，把他留在京师，使包拯能够避开嫌疑的行迹，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同时保全包拯的名节，臣将万分庆幸。臣忝列侍从，职任号称论思，从前曾亲眼看到朝廷起初建立进谏制度时非常艰难，如今又看到陛下采纳谏言的成效已经确实显著。臣不愿意让这种成效因包拯而毁坏，是替朝廷珍惜它。臣所说狂妄，计策愚陋，恭敬地等待诛戮。《文忠集》卷一百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十二 宋欧阳修撰 奏议十六 翰苑 请求授予尹构一官的状文【嘉祐四年】臣等私下看到，已故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尹洙的文学和议论为当世所称道，忠义刚正，具有古人的节操。当初朝廷选拔他任职馆阁，他能够不畏惧权臣，极力排斥党羽，以论说范仲淹之事，终于因此获罪被贬黜。后来元昊僭越叛乱，在一方用兵；当国家有西顾之忧，想要得到有才干谋略的臣子来应付多事之时，尹洙从最初出兵到元昊归降，始终在军队之中，与一时同辈相比，他最为尽力。然而群邪嫉恨正直，编造诬陷的说辞，最终使他陷入罪过，流徙奔窜而死。先前幸亏陛下仁慈圣明，恩怜哀悯他的冤屈，特意赐予昭雪，使他恢复官职资历，足以感动众人的心，劝勉激励忠义之士。如今尹洙的孤儿都在西京，家境屡屡空乏，衣食无以为继。尹洙只有一个儿子尹构，年方十多岁，孤独无依，实在令人怜悯。臣等看到，将来的祫享大礼临近，群臣都可以奏请荫补子孙。伏望圣上慈悲，记录尹洙遗留的忠诚，怜悯尹洙的不幸，特意授予他的儿子一官，使他能够得到一点俸禄，免于饥寒，那么天地的仁德，无论幽明都将受到感戴。臣等忝列侍从，惭愧没有进献意见，既然有所见到，便不敢不说。谨具状奏闻，恭候敕旨。举荐丁宝臣的状文【同前】臣下私下看到，太常丞、湖州监酒务【一作“税”】丁宝臣，前任知端州时，因为遭逢侬智高之事而被停职，后来叙理任监当。正当侬智高攻打劫掠岭南州县时，各地都因为平素没有防备，官吏纷纷逃跑。还听说当时只有丁宝臣曾经捉住侬智高的侦探人员，立即将其斩决。后来曾经与敌人交战，朝廷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别人都被夺去两级官阶，唯独丁宝臣只被夺去一级。由此可见，他比众人的情节轻。臣下看到，丁宝臣品行清正纯洁，很有从政才能，只是海盗突然到来，力量不支而导致失败，出于不幸。如今恭逢祫享恩赦，希望圣上慈悲，特意不等监当任期届满便为他牵复官资，并改任一项亲民差遣。如果以后再犯有侵入己身的赃罪，臣甘愿与他同罪。谨具奏闻，恭候敕旨。请求免除举荐台官之责的札子【嘉祐四年】臣近来奉准敕令，因为台官有缺，命学士院令臣与孙抃等共同保举两人上奏。臣以为，学士的职务设置于唐初，是让以文辞供奉君主的人担任；后来逐渐受到君主亲信，至于朝廷机密和重要任命，每每都被询问，参与决策。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拔十分精良，信任也很重大；直到五代，莫不如此。本朝遵循采用唐制，更加重视这一职务。但近年以来，在选用之际有时容许谬误滥用，职位因人而废，官职也因人而轻。从前台官有缺，只命一名学士单独举荐；如今却命三人共同举荐。如果认为三人都可信，那么一人就足以公开举荐；如果认为三人都不可信，那么即使多人举荐，难道就能得到合适的人吗？如果认为其中有可信的、有不可信的，那么本来就应当舍弃不可信者，专门委托可信者；不可信者既然不称职，罢黜他就可以了。臣思考，朝廷之所以突然改变旧制，认为学士不足以取得信任，都是因为用人不当，像臣就是如此。如今在学士院的三人中，孙抃、胡宿都曾经单独举荐台官，朝廷一向信任他们；只有臣未曾举荐过人。臣想到自己才能见识平庸昏暗，不能识别人材，如果让我随众署名，臣实在以此为耻；但三人的见解如果完全相同，按道理必然不可能；希望圣上慈悲，免除臣共同举荐，仍按旧制只命一名学士专门举荐。何况孙抃、胡宿曾经举荐过官员，可以不必怀疑。如果认为臣不可以独任其事，请等将来再有台官缺额时，不要再派臣专门举荐。臣不是有意逃避职事，只是确实因为职责不合才能，不能取得信任，以致烦劳朝廷改变旧制；因此不敢不说。谨请圣上裁决。论许怀德的状文【嘉祐五年】臣本月初四日当值，奉到内降的许怀德辞让恩命表一道，命臣撰写批答。臣查考，前些时候许怀德因祫享加恩，按理应当上两道表章陈说辞让，却只曾投进一道表，得到批答以后便不再进第二道表，拖延停留到今天四十多天。制书留在閤门，他既不接受任命，也不陈表辞让，直到这次移镇，才在辞让表中顺带叙述先前祫享加恩之事，请求将两道任命一并停止。大概许怀德认为依祫享惯例所加的恩命轻微，所以不再另上表辞让，只在这次表章中顺带陈说。他先前所受的恩制已经拖延很久，不辞让也不接受，显然是轻侮朝廷、违慢君命。閤门没有申报举发，台司掌管风宪，也没有弹劾纠察。何况许怀德身为将臣，职掌禁卫，竟敢这样违背废置国家典制，罪过重大，实在不敬。对于这道批答，臣不敢撰写辞语，请将此事交付有关部门审问弹劾许怀德，按照典刑治罪，以求整肃朝纲，警戒不恭谨的人。谨具状奏闻，恭候敕旨。再次论许怀德的状文【同前】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在于明确号令，端正朝廷在于整修纲纪。号令能够施行，纲纪能够振作，是因为君主掌握着赏罚的大权。如果号令发出却没有人遵从，纲纪松弛却不能整顿，又不以赏罚来加以约束，却想端正朝廷、治理天下，臣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如今陛下亲自祭祀宗庙，不敢独自承受其中的福祉，推恩于群臣，遍及朝廷内外，这是圣德最深厚的表现。然而臣下竟敢有所轻重分别，认为这是按惯例泛泛施及的恩典，把它看得轻微而怠慢，推究其情理，难道可以宽恕吗？祫享刚刚结束，恩典开始推行，命令发布之日，宰相领班，百官列位，宣扬制诰，布告天下。而将臣却傲慢不肯接受命令，使制书拖延四十多天，有关部门没有申报举发，安然处之而不认为奇怪。这是陛下的号令不能在朝廷中实行，纲纪在武臣中松弛败坏。凡是懂得治国体统的士人，都替陛下感到惋惜。臣认为，如今国家全盛，天下没有忧患，并没有强臣悍将难以制伏的祸患；然而掌握兵权的将帅却敢这样不畏惧朝廷，大概是因为从前不顾惜事情体统，因循宽弛，逐渐造成了这种局面。如今如果又不端正他的罪罚，却公开纵容松弛，恐怕朝廷失去刑法公正将从此开始，武臣骄横怠慢也将从此开始，号令不能施行于下、纲纪于是从上面毁坏，也将从此开始。古人所说能够在事情尚未萌发时看见它，是智慧的明察；如果事情已经萌发而能够防止它逐渐发展，是次一等；如果看见它渐渐发展却反而助长它，最终浸润形成后患，那就非常值得警戒了。臣前些日子因为许怀德之事，曾经上奏论述，略略陈述大意，大概是因为如今实行赏罚，只依据簿书法令办事，很少考虑治国的体统。何况许怀德依法所犯并不轻，在事情体统上又关系重大，所以臣再次竭尽愚昧的见识，伏请圣上慈悲裁择施行。

译论茶法的奏状【嘉祐五年】臣下私下看到，朝廷近来改变茶法，本来想挽救它的弊病，却有误国之计的人不能深思远虑，不能究明事情的始末，只知道谋求利益而不知道谋求避免祸害。正当一两位大臣热衷于改革、乐于看到意见合乎自己心意的时候，他们仓促而轻率地相信了意见，于是决定施行。命令下达之日，还担心天下有人认为不对，便直接诋毁善于进言的人，指责他们是故意标新立异的人，严酷地设置刑名，禁止他们议论。事情既已施行，人们知道它不便利的，大概十人中有八九人。然而君子知道当时正厌恶进言、意志消沉，便不肯说；小人畏惧法令、害怕获罪，也不敢说。如今施行已经超过一年，公私都不便利，造成的祸害已经很多，而一两位大臣因为先前施行得过于果断、法令定得过于严峻，形势已经难以挽回，不能立即更改。士大夫中了解此事的人，只在道路上议论，却不敢在朝廷公开进言；偏远地区的百姓每天遭受它的祸害，只能在乡里怨叹，没有途径让天听知道。陛下聪明仁圣，广开言路，从前容纳补益之言尤其多；如今一旦下令改变制度，先制定严酷的法令，禁止人们发言，朝廷内外听到此事，没有不叹息惊骇的。俗话说：“防止百姓开口，比防止河水泛滥更严重；河水堵塞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更多。” 如今堵塞百姓的言路已经一年多了，百姓遭受祸害【一作“患”】的也已经很多了，古人的话并非虚妄，如今已经显现出来。臣又听说，当初【一作“方”】改变茶法时，商议已经确定，仍然选派几名官员，分赴各路，访求利弊。既然如此，一两位大臣不仅起初没有伤害百姓的意图，实际上也没有十分自信的心意。只是被派去的人既然看见朝廷一定要更改，不敢阻止议论，又一心迎合上意以求功赏。传闻他们所到的州县，不允许吏民有所陈述，直说朝廷的意图在于必须实行，只是来【一无此字】要求得到一份审状罢了。如果传闻属实，那么误事的只是这几个人而已【一无二字】。这大概是起初轻信他人、施行过于果断造成的；如今如果明白看见它的祸害，挽救过失为什么还要迟疑？祸患没有比坚持错误更大的，过失没有比不改正更深的。臣对茶法本来并不详细了解，但外间议论既然喧嚣，听闻日渐熟悉。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允许平民在道路上非议，允许商旅在市场议论，允许士人在朝廷传播意见，正是为了这种情况。臣私下听说议论者认为，新茶法既然施行，百姓没有私自贩茶获罪之事，每年省下受刑的人很多，这是一个好处。然而它造成的祸害有五项：江南、荆湖、两浙几路的百姓过去缴纳茶税，如今改为缴纳租钱，使百姓破产失家，怨恨、叹息、忧愁、苦痛，无法忍受；有的全族逃亡，有的上吊自杀，这是第一项祸害。自从新法施行，小商贩所贩运的茶极少，大商人完全不能通行。前代制定茶法，是为了抑制豪商，不让他们过分侵夺国家利益、造成僭越奢侈而已。至于货财流通，即使是夏、商、周三代最好的治理，也还把四民分开，使他们互相获利、互相供养；如今却断绝商旅，这是第二项祸害。自从新法施行，分属各税茶路仍然有旧茶税，而新茶税完全没有。过几年以后，旧茶税耗尽，新税又收不上来，国家财用便会突然亏损，这是第三项祸害。从前官茶允许百姓掺杂出售，所以茶多而便宜，能够遍行天下。如今百姓自己买卖，必须要真正的好茶，真茶不多，价格便贵起来。小商人不能多贩运，又没有时间远行，所以靠近产茶地的地方突然只能吃贵茶，远离产茶地的地方以后更没有茶可吃，这是第四项祸害。近年河北军粮采用现钱办法，百姓把米交给州县，拿票据到京师兑换茶。三司便在各处场务中选择较好的场分，特意留下八处，专门供河北交米的人兑换票据领取茶。如今场务全都废弃了，但仍有旧茶可以兑换，所以河北的和籴目前还不受妨碍。臣私下听说，从明年以后，旧茶将会耗尽，再没有茶可以兑换领取，那么河北和籴实际上就需要现钱。不仅客商得到钱后难以转运使用，而且还要每年从京师运钱到河北进行和籴，按道理必定不能长期维持，这是第五项祸害。一个好处不足以弥补五项祸害，如今即使想减免租钱来救济其弊，也只是宽缓百姓的一端，并没有穷尽公私双方的利害。伏望圣上慈悲，特别诏令主持议论此事的大臣，不要顾忌从前的过失，深思如今的祸害，抛弃坚持错误的心思，不要沿袭压制非议的做法，除去先前的法令，允许人们进献意见，赶快加以详细审定，精心寻求恰当方案，或许可以不失去祖宗的旧制。臣冒犯禁令进言，伏等候罪责。谨具状奏闻，恭候敕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五害”处只是节录，并把“转运不动”改为“难以移用”。】

译论监牧的札子【嘉祐五年】臣所主管的群牧司，近来奉准宣令，派吴中复、王安石、王陶等共同考察监牧的利弊。臣私下认为，国家养马的制度，是祖宗建立的；年代久远以后，官府失于守职，积久成习，形成弊病，并非只是一时的事情，前后因循，因而更难改革。如今幸而朝廷因谏官有所陈述，选派臣僚考察并准备更改。臣认为，监牧的设置，法制都还存在，条目已经很多，弊病也很多。如果只是依据文书账籍，加以增减，恐怕不足以彻底革除弊病的根源；如果要大力改革、创立制度，那么各种利害关系难以在远处估量，必须亲眼看见、心中明白，熟悉其中事务，然后才可以审慎裁定，果断而不疑惑。谋划开始时如果不精密，施行以后就难以长久。何况这是臣的本职，哪里敢推辞劳苦？想请暂时派臣，并在吴中复等三人中再派一人与臣一同前往左右厢监牧所在地，亲自查验。至于土地的广狭，水草的好坏，按时繁殖放牧，吏卒的勤惰，以及牝牡马的种类，都要分别考察是否适宜；棚舍和水井的温凉，也要看是否便利。过去为什么导致马匹减少？如今为什么能够使马匹繁殖增多？既详细追究根源，又从各方面采集众人的意见。这样不出两三个月，就可以周遍考察；然后再把前后臣僚的请求，与众官共同详细审查处理。与其坐在这里远远估量，仓促改变制度，这样做的得失，不能同日而语。臣又私下考虑，如今的马政【一有“者”字】都沿袭唐制，而今天的马匹数量与唐代不同，其中利弊很多，不能全部列举。至于唐代的牧地，都与马的习性相宜：西边起于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至河曲的原野，内则有岐、豳、泾、宁，东边接连银、夏，又向东直到楼烦，这些都是唐代养马的地方。根据今天考察，有的陷没于敌境，有的已经变成民田，都不能再得到。只是听说如今河东岚州、石州之间山地荒地很多，以及汾河旁边草地也很广阔，其中草柔水甘，最适宜牧养。从前河东的军马常在此处放牧，如今马匹数量大为减少，闲地极多。这就是唐代楼烦监的旧地，可以在那里兴建一处监。臣认为，推寻旧迹来求取牧地，那么天池、元池三监的地方，仍有希望得到。臣又在往年奉使河东时，曾经走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看见那里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多；而河东一路山川深峻，水草很好，地势高而寒冷。这些地方一定适合马的习性；京西以及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芜的土地，数量也很广大。想请再下令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员，就近在辖区内访求草地；凡是可以兴建监牧的地方，如果略见头绪，便请朝廷派官员与群牧司官员一同前往实地踏勘规划。如果可以兴建新的监牧，那么河北各监中有土地不适宜养马的地方，就可以议定废罢。只有估马一司的利害最容易看见：如果国家广泛拿出金帛，那么买马的券价优厚，前来交马的人必定增多，便可以在数量多的时候得到好马；如果有关部门吝惜费用，那么蕃部所得利益微薄，马匹会逐渐减少，而且好马也不会来。然而招诱的方法并非一端，也必须了解其中曲折，想请特别派群牧司或礼宾院官一人，直到秦州一带去实地询问蕃部买马的利害。以上三件事，虽然只是暂时派官员办理，但等到吴中复等查阅本司文书、研究商议尚未完成时，已经都可以来回复命，便能据此斟酌考察，不至于仓促轻率地改变制度。如果准许臣的请求，请赐予施行。谨请圣上裁决【一作：“国家养马的制度，是祖宗建立的，年代久远以后，官府失于守职，积久成习形成弊病，并非只是一时。”】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命令奎等人商议考察利害，将要有所改革。臣认为，监牧的设置，法制都还存在，条目已经很多，弊病也很多。如果只是依据文书账籍加以增减，恐怕不足以彻底革除弊病根源；如果要大力改革、创立制度，那么各种利害关系难以在远处估量。谋划开始时如果不精密，施行以后就难以长久。请下诏派一名考察官，与臣一同亲自查验左右厢监牧；凡是土地的广狭、水草的好坏、按时繁殖放牧、吏卒的勤惰，以及牝牡马的种类是否各得其宜、棚舍水井的温凉是否便利，都要考察；过去为什么导致马匹减少，如今为什么能够使马匹繁殖增多，都要详细追究根源，并从各方面采集众人的意见，然后据此把臣僚的请求一并详细审查处理。与其坐在这里远远估量，仓促改变制度，这样做的得失不能同日而语。臣又私下考虑，如今的马政都沿袭唐制，而今天的马匹数量与唐代不同，其中利弊很多，不能全部列举。至于唐代的牧地，都与马的习性相宜：西边起于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至河曲的原野，内则有岐、豳、泾、宁，东边接连银、夏，又向东直到楼烦，这些就是唐代养马的地方。按今天考察，或许已经陷没于夷狄之地，或许已经成为民田，都无法再取得。只听说如今河东路岚州、石州之间山地荒芜的很多，以及汾河旁边的草地也很广阔；那里草柔水甘，最适宜饲养牧放。这就是唐代楼烦监的旧地，可以在那里重新设置一监。臣以为，推寻旧迹加以求访，那么楼烦、元池、天池三监的土地，或许还可以找到。臣往年奉使河东，曾经走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看见那里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多；而河东一路山川深峻，水草很好，地势高寒，一定适合马的习性。至于京西路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废的土地，数量也很广大。请下令给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员寻访草地；凡是可以重新设置监牧的地方，那么河北各监中土地不适宜养马的，可以实行废罢。至于估买马匹一司，利害是很明显的：如果国家广泛拿出金帛，买马券的利益丰厚，前来卖马的人一定多；如果有关部门吝惜费用，蕃部获利微薄，马匹来的就会逐渐减少。然而招诱的方法，不是一件事情可以概括的。请派群牧司或礼宾院的一名官员到边境，询问蕃部卖马所得利益的情况，再根据这三方面审慎斟酌、商议，希望不要仓促轻率地改动。以上是《通鉴长编》所记载的内容，与文集本颇有不同】举荐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任馆职状【同前】

译臣本来才庸识浅，却过分受到防范、奖拔和任用。私下想到，古人报效国家的功绩，没有什么比荐举贤才更重要。虽然知道知人很难，惭愧自己不能广泛荐举；但高才实学之士，也确实不多得到。如果有所见闻，难道敢默然不说吗？臣私下见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学问广博，文辞明丽，不急于求取仕进，品行义理自我修养，东南士人都把他看作师表。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自从考中进士以来早已有声望，他所写的文章远近流传，志向气节高洁爽朗，自守而不改变。前任亳州卫真县主簿王回，学问品行纯正坚定，议论精微明晰，尤其通晓史传和姓氏之书，可以备作顾问。这三个人，都是一时的俊秀人才，应当受到朝廷乐于培养人才的恩泽；可是有的闲居江湖，有的沉沦州县，不能得到闻达，议论者都替他们惋惜。如今臣保举章望之、曾巩、王回，认为他们可以充任馆阁职务。希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甄别提拔。如果以后他们不如所荐的情况，臣甘愿与他们同罪。谨具此状上奏，恭候诏命。举荐苏轼应试制科状【嘉祐五年】臣以为，国家设置科目来等待俊杰贤能，又诏令两省大臣荐举自己所知的人，各自上报使他们得到进用，这是为了广开得到人才的途径，满足皇帝求贤若渴的愿望。臣虽然庸愚昏暗，难道敢不尽力吗？臣看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广博，资质见识明敏【一作姿识敏明】，文采灿烂，议论蜂起而出。他的品行修养严谨，声名传播很远。臣如今保举他，认为他可以应试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希望圣上慈悲，召他交付有关部门，考察他的应对。如果臣荐举错误，臣甘愿接受朝廷典法。谨具此状上奏，恭候诏命。请求免于进呈《五代史》状【同前】臣接到中书的札子，说知制诰范镇等人上奏，请求取臣所撰《五代史》稿本，交给唐书局缮写进呈。臣想到自己本来孤陋笨拙，原没有其他才能；年轻时急于奉养父母，于是学习求取功名，勉强从事举业，以应付有关部门。自从侥幸取得科名，不忍忘掉平素所学，偶尔有所妄作，都是应用性的文章。至于删削编定旧史，褒贬前代，写成后世定法，臣哪里敢当？从前曾任夷陵县令以及滁州知州，因获罪被贬到偏僻闲散之地任官，没有事情可做，于是把《五代史》试着加以补缀；但在外地难以得到文字资料查阅，所以编次尚未完成。昨天从朝廷回来，便被差遣到唐书局，因此没有空暇再顾及自己的书稿，以至于全然没有编成条理。希望等到得到外任差遣，可以利用公务之余，逐渐整理编成此书，再精心考订后，才敢进呈，希望在文治昌明的朝廷，不被众多士人讥笑。谨具此状上奏，恭候诏命。

译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 臣看到，国家近年以来重新制定贡举科目，作为选取士人的法则，建立学校并努力实行培养士人的办法。然而士人的文章还不纯正，节操品行还不笃实，不符合朝廷勉励贤才、兴扬善行的意旨，也不符合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要求。臣愚昧地认为，士人所依据的根本在于六经；但自从暴秦焚书以后，圣人之道中断了。汉朝兴起后搜集散佚的经书，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有的残编断简出自屋壁，有的则是衰老昏乱之人凭口传留下的。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没有办法考证。偏僻的学说和不同的见解，因而各自以一家之学自命。然而经学的授受相传，尚且还有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逐渐衰亡，解说经文的篇章由各家私自收藏。后来各家分别撰写笺注传疏，附在经文之下；这些说法的存亡，随着时人的爱好和厌恶而变化，学者茫然昏暗，不知道归向哪里。到唐太宗时，才下诏命名儒撰定九经的疏文，号称《正义》，总共有数百篇。从此以后，被著录为定论，凡是不依据《正义》的，都称为异端。于是，它成了学者的宗师，也是百代取信的依据。然而其中记载既广博，选择又不精当，往往引用谶纬之书掺杂其中，使内容混乱；其中怪异奇诡、偏僻不正的说法，正是所谓非圣人之书，与《正义》的名称不相称。臣希望请求特地下诏，命名儒和学官全部取来九经的疏文，删去其中谶纬之文，使学者不被怪异的言论惑乱，然后经义才能纯一，不受驳杂。这样所费的功夫极少，所产生的益处却很多。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想让士子学习古道、勉励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学习六经，却不去掉其中诡异驳杂的内容；还希望教化功效能够实现，那是不可能的。伏望圣上慈悲，将臣的意见下交外廷详细议论，最后请圣上裁决。议【一作有“新”字】学状【嘉祐元年】臣等看到，近来向陛下谈论建立学校、选取士人办法的臣子很多：有的想建立三舍来培养学生，有的想恢复五经博士，有的想只是举用旧制并修复废弛的制度，有的想特别创立新学并制定科条。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意图却是一样的。陛下慎重对待这件事，把意见交给群臣讨论；议论者于是想创立新学、建立三舍，借此辨别士人的才能高下，然后授予官职。开始时，是用经艺、文辞来教导；最后，则根据才识、德行来选取。听他们说似乎十分完备，考察实际却难以实行。建立学校以培养贤才，评议才德来选取士人，这些都是国家的根本事务，也是帝王治道的最高境界。然而臣等说它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古今的情况不同，设置施行的办法也都不同。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制度，并不像今天的办法。古代所谓施政和施教，本来就有缓急不同的适宜性。规定期限以促成事务，考察功过并用赏罚督促，这是施政的办法，所以政事可以迅速完成。至于设置教育，则以劝善兴化、尊尚贤能、勉励风俗为职事；它对人的影响是渐渐发生的，因此进入人的内心很深；收取成效较慢，因此推行它的功效也会长远。所以通常缓慢而不急迫。古代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从天子、诸侯的子弟，下至国中的俊秀选士，没有不入学的。从成童开始学习，一直到四十岁才出仕。他们学习礼乐的仪容，讲习仁义的教训，敦厚实行孝悌，用这些来奉养父兄、侍奉长辈、诚信对待朋友，面对财物时廉洁，处在众人之中时谦让。他们在自身修养上有所成，在家庭中实行，推及邻里，传播到乡党。然后向众人询问，又由可信的长老考定后荐举，这才称为秀士。过了很久，又从中选取最优秀的作为选士；再过很久，又选取最优秀的作为俊士；再过很久，又选取最优秀的作为进士。然后辨析他们的议论，按照才能授予官职。人活到七八十岁而死，是通常的长寿；古代却要到四十岁才出仕，大概是用半生时间学习、考察品行，又广泛通过邻里乡党观察，之后才可以了解这个人。这样积累德行、累积善行，勤勉而长久；求取贤才、审慎任官，也如此谨慎而有次序。这样一来，弄虚作假、追逐利益的人就不能混入其中，风俗也不会陷于偷薄。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施行办法就是这样。如今的制度，是通过贡举选取人才。从前四年下诏举行一次贡举，议论者担心太慢，又催促改为隔年举行。应试的士人来到京师求学，大多都离开了自己的乡里，远离父母妻子，只作早晚求取功名的打算，不像古人从成童一直到四十岁在乡里的庠序中学习，使邻里乡党能够共同观察、从容考察他们的品行。古代培养士人，本来以宽缓为原则；如今选取人才，却担心急迫，这是设置办法不同的大概情形。臣请详细说明如今的弊病：既然用文学选取士人，又想根据德行授予官职。若急于选取，那么真假还没有辨明，朝廷本来想用学校来劝导人修养德行，反而会用利益诱使人作伪，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若缓慢选取，等待众人观察、从容考察而逐渐提升，那么善于文辞的士人已经先进入甲科，而有德行的人还没有升入内舍，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况且如今入学的人都是四方游士，带着自身一人来到这里，乌合般聚集在一起，不像古人从小到大在家中、学校里成长，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共同观察、从容考察其真实品行。他们不过是取决于同舍学生一时的毁誉，再由几名学官品评决定罢了。这样一来，同学之间为了利益争相求进，爱憎的议论必然分成朋党。从前东汉的风俗崇尚名节，但党人的灾祸波及天下；它起初就是由处士们放纵议论、互相诋毁引起的，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人的才能和品行，如果不因遇到具体事务而表现出来，那么安守常道、遵循义理，就和普通人没有不同。如果想要显得异于众人，就必然要用迂腐偏僻、奇异怪诞的行为来取得有德行的名声，用高谈虚论来求取有才识的声誉。前些年庆历年间的学校，弊病就是这样，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如今如果外地专门凭文学贡举士人，而京师独自凭德行取人，那么一向在乡里显露实际品行、安守道义隐居丘园的人，反而都会被遗漏，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近来朝廷担心四方士人寄居【一作借居】京师的很多，却不了解他们的品行，于是严格制定法令，使他们各自回到乡里。如今又反而让他们聚集到京师，说是要考察他们的德行。如果不用四方士人【一作人】，只选取京师士人，又会向人显示朝廷取人不广，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儒者所谓能够通晓古今，在于知道古人的意旨、通达其中的道理，并斟酌时势的适宜性罢了。大体说来，古代教学的意旨宽缓而不急迫，所以劝善兴化、培养贤才、勉励风俗，都在于迟久而不求眼前的成效、急切的功劳。

译臣认为，适合今天而可以实行的办法是：建立三舍可以，恢复五经博士可以，特别创立新学，虽然不如沿用旧制、修复废弛的制度，但也没有很大的害处，创立它也可以。教育的意旨在于敦厚根本【一作“在于敦本教学之意”】、修养实际品行；供给事务所需的粮食，广泛陈列经籍，选取士人中优秀的，以通晓经义、有道德之士担任老师，并且谨慎考察【一作举察】有过错、无品行的人，把他们黜退，那么在学校中的人就都是善士。然后按照贡举的办法选取，等他们任官做吏、已经接触人事以后，考察其贤能善恶和优劣，时时选取其中尤其出类拔萃的，予以表彰，使士人知道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不是为了眼前一时的利益，而可以终身得到伸展；这样虚伪的行为就不会产生，偷薄的风气也会归于敦厚。这就是所谓今天可以实行的实事。臣等看到，议论学校的有四个人，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朝廷又下令让臣等详细审定，是想尽量采纳众人的意见而取其长处。因此臣等才敢陈述自己的意见，以帮助众议中的一端，并不是喜欢故意提出异论。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裁择。《文忠集》卷一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宋欧阳修撰 奏议十七 枢府 论均税札子【嘉祐五年】臣任谏官时，曾首先谈到均税的事情，请求派郭谘、孙琳负责。朝廷依从臣的意见，从蔡州一县开始，按照方田法均定税额；刚开始施行，议论的人大多说不便，不久就把它罢除了。近来臣看到朝廷特别设置均税司，派官员分别前往河北、陕西均定税额。开始听说河北流传谣言，百姓虚惊，砍伐桑树、枣树；臣还不相信。接着又看到陕西州郡上奏，说年成歉收、百姓饥饿，请求停止均税，才渐渐怀疑这件事果然难以实行；但朝廷的意旨决定一定要施行，进言的人于是不能被听取。近来又看到河北百姓总共有数千上万人聚集到三司申诉。这样看来，道路上的传言和州郡的上奏虽然不足以完全凭信，但上千人聚集到京师，这件事无法掩盖，民情也就可知了。均税本来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为了便利百姓。像这样，百姓果真得到便利了吗？臣私下知道，朝廷本来只是【一作“则”】把现有税额中轻重不均的部分加以均平，起初并没有命令另行产生额外税额。近来听说卫州通利军查出百姓冒充佃户耕种的田土，不在现有管催的数额内均减较重的税额，却把它摊派给冒佃户，另行【一无此字】产生、设立税额。这不是朝廷本来的意思，却正是百姓喧哗申诉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又听说澶州各县【一有“于”字】在现今实际税额、管催数之外，把账头上历来挂着的有名无实际缴纳的税额，以及打开账柜将要施行【一无此二字】的两项久远税额，一并追摊下来；这些都属于祥符、景德以前，乃至五代长兴年间登记管理的虚数，也一并摊派给现在的百姓。又听说按照土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中下等田包括白碱带咸的土地、咸卤沙薄而可以耕种的土地，以及死沙地、不可【一无此字】耕种的土地，统统一例摊入税额。有人说这些地虽然不能耕种，还可以煎盐；况且河北百姓自祖宗以来蒙受恩赐，允许贩运食盐而不禁，只须根据盐的斤两缴纳盐税。如今煎盐的人已经缴纳盐税，又命令他们再缴纳田税，这难道是祖宗用来惠及河北百姓的本意吗？又听说河南不能耕种的土地，属于禁盐地区的，也一并摊税，却不知道要让百姓用什么来缴纳。澶州、卫州距离京师近，偶然能够听到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余远方【一作“地”】的地方，难道能说所均定的税额全都便利百姓吗？由此可见，朝廷办事十分困难；迎合上意、承顺旨意的小人只说利益而不说危害，庸俗官吏贪图功劳、希求赏赐，只看见小利而已。最大的危害是替国家向百姓聚敛怨恨。朝廷不知道也就罢了，如果已经知道，难道可以不设法挽救自己的过失吗？希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下指示，命均税所只按照朝廷原来的议定办法，把实际催征、现有税额的轻重加以均平；其余新设立的税额以及久远的虚数，都予以免除；尚未均定的地区，也暂且停止均税。均税这件事，本来就是臣最先提出的建议，如今听说事情有不便，臣实在不敢缄默，请圣上裁决。请求派检讨官校勘国史札子【嘉祐六年】臣从前任学士时，兼任史馆修撰，私下看到本院的国史自从进呈底本送入宫中以后，官员空守衙司，于是上奏请求降旨交付本院收藏，以备检讨。不久接到朝廷指示，把龙图阁的抄本关送本院，命修撰官亲自对读修改。那部国史不久已经抄写完毕；私下考虑本院原有修撰官三员，后来孙抃和臣先后另行接受差遣，如今只剩胡宿一人。尚未对读【一有“国史”二字】的卷数还很多，担心抄本送下已经多日，却缺少官员校对，长久不能办完，渐渐因循下去。请求增派三两名检讨官，共同对读，早日完成。况且检讨官检阅本朝故事，也是本职；仍请求命令他们不得泄露内容，请圣上裁决。论牧马草地札子【嘉祐六年】臣任学士时，兼任群牧使，朝廷因为马政长期弊坏，派吴中复等人与臣共同议论利害，想要有所改革【一有“更”字】；但尚未查明牧地的好坏和多少，难以决定废置，所以臣请求先派官员丈量牧马草地。臣突然受到恩宠提拔，进入枢府，关于牧马利害、尚未商议完毕的事情，臣正有一些愚见，打算分条陈述。如今听说各监所派的官员将要前往；臣私下考虑，监牧账上过去管理的土地很多，一向界限不清，官府和私人相互作弊，长久以来被民间侵占耕种，年深日久。昨天已经曾派高访等人查究丈量，人户大多说是祖父、父亲传下来的产业，契书已经遗失，没有凭据查验，只是追呼骚扰罢了。如今如果再行查究，必定也难以查清，只会徒然追究扰民，尚未见到它的好处，百姓却先受到伤害。臣现在请求，命令派去的官员只根据现有草地，分段先丈量实际顷亩，明确立下封标和界限；顺便察看土地的肥瘠，以及适宜或不适宜牧马的情况。至于废置和改革，等各官回来后，命他们根据牧马所依据的利害，筹划并上奏。已经被民间侵占耕种的土地，不再查究；这是因为原来的议定本来想把现有牧地交给百姓耕种，怎么可以反过来查究已经耕种的土地，再次严重骚扰百姓。至于民间养马等事情，利害关系很多，臣应当随后详细上奏。对于不再查究被侵耕土地这件事，伏请先赐下指示。请圣上裁决。

译论台谏官唐介等应早日牵复札子【嘉祐六年】臣才识庸陋昏暗，碌碌无能地处在众人之中，却蒙陛下破格提拔，置于枢府；对于报答效力，本来应当怎样呢？可是自从任职以来，已经超过半年，凡是关系大体的事情，必须等众议协同；其余每天进呈的，都是有关部门的日常事务。至于谋划政事、启发皇上，几乎没有听闻，向上辜负圣恩，向下有愧于清正的舆论。别人虽然还没有责备我，臣难道能够自我安慰吗？所以日夜思考，希望竭尽愚见，如果有可以采纳的，希望多少能有所补益。臣近来看到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为进言陈旭的事情获罪，有的被授予小郡，有的被流放到远方。陛下即位以来，提拔任用敢于直谏的臣子，扩大言路，虽然进言者有时说得正确，有时不正确，但圣上总是慈悲宽容。一旦台谏官接连被驱逐，命令从各处下达之日，朝廷内外都惊疑不安。臣虽不知道台谏所说的是非，但看唐介、范师道都长期任言职，他们立朝行事各有始末，前后【一有“言事”二字】补益很多，难道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节操，故意欺骗蒙蔽圣听？按人情推断，不应当有这种事。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难有易，不过各随当时的情势罢了。如果君主刚暴多疑，不愿亲自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臣下的过错；君主在上面好于察察、多疑，大臣在下面侧足而立、害怕获罪，那么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是难的，而进言大臣的过错却是容易的。如果君主宽仁恭俭，举动都遵循礼法，听到自己的过失就从谏如流，听到臣下的过错就尽力宽容保全；而作为大臣的，在外掌握国权，在内又有左右近臣的帮助，进言的人还没有得到听取，怨仇已经结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这种【一有“之”字】时候，劝谏君主是容易的，进言大臣的过错却是困难的，这是不可不察的。自古君主听取言论，也有难有易，只在于懂得方法罢了。忠臣和奸臣一起进到面前，公正的议论和私人的言说交错传入耳中，这就是听取困难的原因。如果知道这个人的忠邪，辨别他说话的公私，那么听取就容易了。凡是言辞笨拙却正直、逆耳违背心意，初听似乎可厌恶的，是忠臣的言论；言辞婉转顺从、希求迎合心意，初听似乎可喜悦的，是奸臣的言论。至于负责言事的官员，各自履行自己的职务，有的在朝廷上正色直言，公开在朝堂陈说；有的接连上章、联署，共同议论此事。言论一经发出，万口争相传播，众目共同看见，即使想徇私，形势上也不可能。所以凡是在外公开说明、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的言论。如果不是他的言职范围，又不敢公开陈说，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中不发，有的当面进言请求出自圣上裁断，不愿让别人知道；言论有明确的主名，大概是因为所说涉及倾邪之事，害怕遭到弹劾。因此凡是暗中上奏【一有“陈”字】而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夹杂私心的说法。自古君主能够用这个方法了解臣下的实情，听取言论就容易了。伏惟陛下仁慈圣明、宽厚慈爱，亲自实行勤俭，喜欢听取谏诤，容纳直言；对于大臣尤其优礼相待，常想保全他们始终，与臣下共同爱惜名节，在进退用舍方面尤其慎重。所以臣认为，如今进言的人，规劝切谏君主是容易的，想要进言大臣却是困难的。臣立于朝廷以来，亲耳亲目所记，景祐年间范仲淹进言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皇祐年间唐介进言宰相文彦博，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进言宰相梁适，他们都被罢职出外。后来赵抃、范师道进言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进言富弼，富弼被贬为蔡州知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进言陈旭而获罪。自从范仲淹被贬饶州以来，到今天二十年间，任台谏官的人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规劝君主而获罪的。所以臣说，如今劝谏君主是容易的，进言大臣却是困难的。陛下如果据此来考察唐介等人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用心了。昨天被罢黜的五名台谏官，只有是从诲【二字一作吕】入台不久【一有“新进”二字】，其余四人的出处、始末和行迹都很明白，可以一一列举。唐介从前因为进言文彦博，被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幸赖陛下仁慈宽恕、怜悯他，迁置湖南，才得以保全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为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职、出守外郡，过了几年才【一有“来”字】复职。如今这三个人又因为进言枢臣而被罢黜。这样看来，唐介不因以前踏入必死之地而畏惧，范师道和赵抃也不因多年受阻、不能进用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一定进言，获罪也不后悔，正是所谓进退守持同一节操、始终不变的士人。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只因韩绛荐举才成为台官；等到韩绛任御史中丞，王陶却不敢顾念私恩，和他争论，最终使韩绛获罪。顾念私恩，是人的常情；能够断绝私恩、依据义理行事，不是懂得义理的人做不到。这样说来，王陶可以称为徇行公义、灭除私心的臣子。这四个人出处、始末的行迹就是这样，从中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即使他们所说的有不正确之处，他们的实情也一定没有其他可议论的地方。有人说，进言的臣子喜欢互相结成朋党，动摇大臣以树立威势；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至于去年韩绛进言富弼的时候，唐介和范师道并没有与韩绛结党，反而和各位台谏官一起议论韩绛的不是。这样看来，他们并非互相结党，也不是想要动摇大臣，这一点可以明白了。臣本来就认为，不可以因为这种说法怀疑进言的臣子。况且唐介等人近来虽然被贬为地方官，幸亏得到陛下宽厚的恩德，各自还能任一郡之长，并没有失去安身之处。可惜的是，斥逐谏臣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做法。而唐介等人竭尽忠诚、坚守节操，还没有得到怜悯察看。希望圣上慈悲，特别下令召回唐介等人，置于朝廷，用来勉励守节敢言的士人，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请圣上裁决。政府进 举荐刘攽、吕惠卿充任馆职札子【嘉祐六年】臣看到，前任庐州观察推官刘攽，辞学优美丰赡，品行修洁谨慎【一作“清”】，记诵广博，可以备作朝廷询问访求的人才。前任真州军事推官吕惠卿，才识明敏，文艺优长通达，好古而修饰自身，可以称为端正雅正的士人。二人都适宜置于馆阁，以符合圣朝培养贤才、选拔人才的要求。臣才庸行错，却蒙听闻政事议论，没有能力报效国家，斗胆荐举自己所知的人。刘攽、吕惠卿，希望圣上慈悲，命他们充任馆阁职务。如果以后他们不如所荐的情况，臣甘愿与他们同罪，请圣上裁决。

译论祠祭行事札子【嘉祐八年】臣近来接到诏令，派人只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祇；臣私下看到，有关部门举行仪式不合典礼。按照《开宝通礼》，应当先引导行事官到东壝门外，面向南北向站立；再引入壝门，到坛东南位置面向西举行仪式。这样是随着事务逐渐进行，从外向内进入，符合礼制。如今却先把行事官引到坛下阼阶旁，面向北站立；又引导他们向东、面向外，到行事位置举行仪式，从里面向外面，违背礼文。臣于是对本院有关文书加以查考，原来是在从前撰写祭祀仪式时，误写了这一节。如今据祭祀仪式，四时祭祀以及三【一作“土”】王、五帝、上辛祈谷、春分祭九宫、朝日、高禖、孟夏雩祭、秋分夕月、仲秋祭九宫贵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祭昊天、腊祭蜡祭、夏至祭皇地祇以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共一十七项祭祀，全都属于大祀，却一例错误，都应当改正。依照《开宝通礼》，兼且礼生、赞唱生也多有疏漏，不依礼文。臣看到，朝廷近年来新制祭祀器物服饰，修整坛壝，务求极其精严；但有关部门失传举行仪式的程序，在礼制上发生错误。伏请下交礼院详细审定，依照《开宝通礼》改正祭祀仪式，并教习礼生，使他们依照典礼行事，以此上副圣朝精严祭祀事务的意旨。请圣上裁决。论逐路取人札子【治平元年】臣看到，近来有臣僚上奏，请求把南省考试的举人，按各路分别糊名，在各路每十人取一人发解等事。虽然已经奉行圣旨，送交两制详细审定，臣也有一些愚见，应该一并陈述。臣私下认为，国家选取士人的制度，比起前代，最可称为公正；这是历代圣主留心此事、反复讲求而做到极其周全的结果。因为王者不以地域为界，天下如同一家，所以不问东西南北的人，把各路贡士全都聚集在一起，混合统一考察，只按才能选取；又糊名、誊录后加以考试，使主考官不知道是哪一方的人、哪一家的子弟，不能在其中有所憎爱、偏薄或厚待。因此议论者说，国家科场的制度虽然没有恢复古法，却适合当今世情；它像造化一样无私，像秤一样至公，是祖宗以来不可改变的制度。《传》说：“不要自作聪明而扰乱旧章。”又说：“利益不到百倍，不要改变法制。”如今进言的臣子偶然看到一个方面，就议论要更改制度；这正是臣区区想替陛下守护祖宗法制的原因。臣所说的“偶然看到一个方面”，是指进言的人只看到每次科场中东南进士多、西北进士少，所以想要改变制度，使多取西北进士罢了。他们却不知道天下极其广大，各地风俗不同而各有适宜之处，人的天性也各有长处和短处。东南风俗喜好文章，所以进士多而经学人才少；西北人崇尚质朴，所以进士少而经学人才多。因此科场选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人才，各自依据其才性【一无此字】所长，按照各自人数多少来取。如今把进士和经学合在一起比较，人数是均衡的；如果一定只议论进士，那么多少自然不相等。这是臣所说的偏见一端，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国家正以官职过多为忧患，选取士人的数额必然难以增加；如果想多取西北人，就必须多减少东南人的名额。如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的地方，有二三千人，只解送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已经极力裁减压抑了。西北州军取解最多的地方，不过百人，却解送十多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东南宽许十倍。如果到了南省又减少东南、增加西北，那么就是已经被裁抑的再加裁抑，已经被宽待的再加宽待，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东南士人在一千人中解送十人，最初选取已经很精，所以到了南省考试，合格的人很多。西北士人的学业不如东南，到发解时又给了十倍的宽待，大概

译他们最初的选取已经很宽滥，所以到了南省考试，不合格的人很多。如今如果一律按十人取一人，那么东南人中合格而落第的会很多，西北人中不合格而得中的会很多。至于其他各路，情况也不可能完全整齐；偶然有一路合格的人多，也要限制为十一人中落下一人；偶然有一路合格的人少，也必须凑足十一人的数额，结果该落第的得中，该得中的落第，取舍颠倒，才能和不能混淆，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况且朝廷专门凭较量才艺来取人，却使有才艺的人屈居落第，使无才艺的人滥竽得中；不问其中的错误和滥取，只要求各路数额相等，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并且进言者本来想多取各路土著之人，如果这个办法一施行，寄应的人就会争相前往，今天开封府寄应的弊病正可以作为证明。这就是所谓法令一出台，奸弊便随之产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如今广南东路、西路的进士，通常全没有举业；各州只按照数额解送，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才艺，只来参加一次省试便回去，希望取得摄官而已。朝廷因为岭外烟瘴，北方人不适宜前往，需要借助摄官，所以也允许他们这样做。如今如果一律和各路【一无此二字】按十人取一人，这既会造成错误和滥取，又不同于西北的情形，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以上六点，只是大概情形。如果旧法一旦毁坏，新议一定施行，那么弊端和滥取随之产生，将哪里数得清呢？所以臣认为，暂且遵守旧制，只务求选择人才，推行朝廷至公的原则，把四方看作一体，只选取有能力的人，自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才是当今可行的办法。如果认为士人的习气浮华，应当先考察品行，那么即使按照新议，也仍然只能考察程试，怎么能保证一定取到有实际品行的人呢？议论者又说西北接近边境，必须把士人笼络住；这是非常不正确的说法。只要使不逞之徒不能造成祸患就罢了；如果他们能够造成祸患，难道还怕没有这样的人吗？前代发动贼乱的臣子，从东南起事的很多，其中大的如项羽、萧铣之类就是如此；至于黄巢、王仙芝之辈，又都是在中原起兵作乱的人。不逞之徒难道只在西北吗？何况贡举的设置，本来是为了对待贤能之才、笼络不逞之徒；这应当另有办法，不在科场中解决。只是事情长久运行不可能没有弊病，有值得留意的地方；但不必更改法制，只在于振举纲纪条令罢了。近年以来，举人盛行夹带，拍门大声喧闹，免去冠帽闯入，损害士风，败坏善类；这是因为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混杂聚集，有关部门力量不能制止。虽然朝廷一向有禁约，条制也很严密，但上下因循，不再申明举用，唯独这件事成为科场的大患，而进言者却偏偏没有提到。希望下交有关部门议论革除这种弊病；这才是当今科场的忧患。臣忝居宰司副职，参与听闻国家政论，如果不能替陛下守护祖宗法制并进言，又不足以取信于君主，那么厚着脸皮尸位素餐，难道敢贪图安逸而长久处在这个位置吗？所以仍然强行进言，请圣上裁择。请求奖用孙沔札子【治平二年】臣看到，谅祚猖狂，逐渐违背誓约，僭越叛逆的迹象已经显露，过不了多年，一定会成为边境祸患。国家防御的谋划，首先在于选择人才。自从庆历年间停战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当时经用的旧人渐渐凋零，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只有尚书户部侍郎孙沔还在。西部战事时，孙沔镇守环庆一路，此人磊落而有智谋勇气，只是未曾出兵，也没有遇到敌人，所以没有临阵破贼的功劳。然而他训练士卒、招抚蕃夷，恩德信义在一方著名，到今天边地之人还思念他。虽然世上不缺少人才，但朝廷正在致力于推求选择。如

译果寻求曾经办理西部事务、可以任用的人，臣认为没有比孙沔更合适的。孙沔今年虽已七十岁，听说他的心力并未衰退，放鹰骑马仍像平日一样。何况任用他所取的是他的智谋，借助的是他的威信。前代老将重新起用而建功的很多；孙沔中间虽曾因罪被废弃，但这正是任用人才的办法，可以使过错成为可用之处。臣如今请求朝廷进一步察访，如果孙沔确实没有衰弱羸病，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奖用；这样在选择人才困难的时候，可以让他承担一方的重任。请圣上裁决。

译【《英宗实录》所载只是节略文字，但在孙沔姓名上增加“致仕”二字，又把“国家御备”作“朝廷御备”】《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宋欧阳修撰 奏议十八 政府 言西边事宜第一状【治平二年】臣下伏见谅祚狂妄僭越，制造的嫌隙已经很多，不出一年，必将成为边境祸患。臣本来庸愚昏暗，不通晓时势，却冒昧地从外部揣测敌情，从内部估量事势，鉴察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思考今日可以采用的谋略。虽然用兵不预先声言，等待看见敌情形势后再随机应变，然而坐在这里预先谋划而制胜，也是可以图谋的大计。谨慎地分条陈述，希望能对万分之一的事情有所帮助。臣所说从外部揣测敌情，是因为谅祚世代拥有夏州，在嵬名彝兴攻克李叡以前，不过是一个镇、五个州罢了。太宗皇帝时，李继捧、李继迁开始成为边患；后来终于攻陷灵州、盐州，完全占有朔方之地。大概从淳化、咸平年间用兵十五多年，既然不能消灭他们，便专门致力于招抚。恰逢李继迁被潘罗支杀死，他的儿子李德明于是商议归顺，而我国只用恩德信用恢复他的王爵，岁时俸禄赏赐极其优厚。李德明既没有南顾的忧虑，他的儿子元昊又已长大，于是合力向西攻打回纥，拓展土地一千多里。李德明死后，土地广大、兵力强盛，元昊于是又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力空虚，百姓困敝，这样持续了数年。元昊知道我国有厌恶战争的忧患，于是又议和，而国家对待他的恩礼又不同于从前了。名义上称作国主，只取得了他称臣；每年赐给他的物资，是李德明时期的百倍，是给契丹数量的一半。如今谅祚虽然说是狂妄的少年，但他熟悉地看到自己家族历来的所作所为：李继迁叛乱后又恢复王爵，元昊再次叛乱后成为国主；如今如果他又叛乱，那么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这是想要把自己同契丹相比，抗衡中国，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势罢了。这就是臣私下揣测敌情所得到的结论。所谓从内部估量事势，是以庆历年间用兵时的情形，对照如今防御边境的准备，比较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以看出胜败的趋势。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在澶渊与契丹订立盟约，第二年才接受西夏归顺，于是专门致力于休兵。到宝元初年，元昊再次叛乱，大概已经三十多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弛而不修，朝廷没有谋臣，边境没有勇将，将领愚昧而不懂战争，士兵骄纵而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毁坏颓败；而元昊是勇猛凶悍、桀骜狡猾的贼虏。他包藏奸谋，想要窥伺中国，已经多年了，而我们正安然自得，不把它放在心上。等到他的谋划已经成功、兵器已经准备好，一旦他的反叛文书送来，朝廷才茫然不知所措，内外震惊，举动仓促慌乱，所以用兵之初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后来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把西部军政事务交给他们，他们竭力经营，而勇士锐将也因战阵而逐渐涌现。几年之间，人谋渐渐具备，武备渐渐修整，似乎可以支撑抵御了。然而天下已经困乏，所以委屈自己、忍受耻辱，再次同他们议和，这就是庆历年间的事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现在铠甲兵器虽然还不精良锋利，却不像往年那样腐朽；城垒大体能够修缮完备，也不像往年那样毁坏颓败；土兵、蕃落增加并加以训练，也不像往年那样是寡弱而骄纵的军队；大小将校中曾经经历战阵的人往往还在，也不像往年那些魏昭炳、夏随之类的纨绔子弟；一两位执政大臣，都是当时出力办事的人，对西部事务已经很熟悉，也不像过去大臣那样茫然不知所措。大概往年是让不懂边境事务的谋臣，统率不懂战争的将领，使用骄纵的士兵，拿着腐朽的器械，去抵御桀骜狡猾的新兴敌人，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谋臣、武将、城壁、器械都不同于往年，而谅祚这个狂妄少年，远远比不上元昊。往年疏忽而没有思考，如今又已经预先觉察，可以及早作好准备。只要他不叛乱便罢；如果他果真叛乱，也未必不成为中国的利益。臣认为可以借这个时机洗雪以前的耻辱，收取日后的功绩，只看人的谋划如何罢了。如果依凭陛下的神威睿智谋略，能够拘捕谅祚君臣，献于宗庙社稷，这是上策。其次，是把敌人的骑兵驱逐到黄河以北，收复朔方旧地。最下策，是全部夺取山界，占据他们的险要之地而由我军防守，以永远断绝边患。这就是臣私下估量事势，认为或许可以这样做。臣所说鉴察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小的过失不止一件，不能全部列举，臣请求说其中大的。敌人善于变化欺诈，两军交战、战阵合拢时，他们假装失败来诱骗我们，我们贪图利益而追击，有时没有预料到敌人横向出击而被他们拦截，有时前进陷入死地而困窘得束手无策，这是前些日子屡屡失败的教训。如今明白熟悉兵战的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虽然这是小事，也不可忽视。所谓大计的错误，就是进攻和防守的策略全都错了。臣考察庆历年间防御边境的部署，东起麟府，西到秦陇，地域绵延一千多里，分为五路；五路又分为州军二十四个；州军又分为寨、堡、城将近二百处，都必须派兵防守。所以我们的兵力虽然多，却不得不分散。分散得多了，就不得不变少。而敌人出兵时，常常把全国的兵力集中为一股前来。这样，我军虽然兵多，却分散成了少数；敌军虽然兵少，却集中起来成为多数，用他们的多数攻击我们的少数，不得不失败。这种城寨防守的办法已经不足以自我防守，而五路大将所谓作战的兵力，又分布在二十四个州。军队想要集合出兵，就害怕后方空虚而没有防备；想各自留下防守的兵力，再集合其余部队，人数又少而不足以出兵进攻。这就是当时用兵多年而最终不能主动出击的原因。前进不能出兵进攻，退后又不足以自我防守，这叫作攻守都没有策略，是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臣所说今日可以采用的谋略，在于确定出兵进攻的计划罢了。一定要采用先发制人之术，才可以取胜。列兵分地防守，敌人就能乘机出来，在其间扰乱，使我处处防备，常常像敌人将要到来一样；军队疲惫，粮食匮乏，我军劳顿而敌军安逸。过去周世宗用这个策略困住淮南的李景，近来元昊也用这个策略困扰我西部边境。兵力分散而防备单薄，是兵家最大的祸害，这种祸害通常在我方；以逸待劳，是兵家最大的利益，这种利益通常在敌方，所以往年敌人常常得志。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反过来改变这种情势，把本来危害我们的东西转给敌人，把敌人所占的优势夺到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应当先制定出兵进攻的计划，使他们疲于防御，我们也就可以得志了。凡是出兵进攻，不要大举出动；我军每次出兵，他们一定会召集兵力前来抵抗。

译他们集中在东面，我军就另从西面出兵；我军返回，他们的兵力便散开，我军又再次出兵，而他们又再次集中。我用五路的兵力轮番休息、出入作战，使他们全国的军队聚集、分散、奔走，没有片刻停息，那么就没有不困顿的人了。这就是臣所说如今可以采用的谋略。大概往年的过失在于防守，如今的利益在于进攻。过去至道年间也曾经五路出兵进攻，当时将相谋划不够周密，大概想要进攻一个突然强盛、正当强大的国家，没有先用谋略使它困顿，而直接采取一战必取的计划，大举深入，所以不能成功。用兵是最困难的事情，因此谋略既然审慎周密，出兵时就必须果断，这样行动才能取得成功。至于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曲直、蕃汉兵马强弱、骑军步卒、长兵短兵各自适宜的地方，以及左右前后一次出兵一次退兵、开合变化、正兵奇兵等情况，凡是用兵的形势，有些可以预先知道，有些不能预先说定。臣希望陛下派遣一位重臣出巡抚慰，遍见各位将领，同他们仔细谋划，以预先确定大计。凡是山川道路、蕃汉步骑出入等适宜预先知道的事情，都详细绘图上报方略；其余不能预先确定的事情，交给将领，使他们看见形势后随机应变，根据敌情制胜。至于谅祚的所作所为，应当稍微委屈自己、含容迁就他，既可以使他心中骄傲，也可以稍稍缓和事情，等待我方作好准备。同时要严厉告诫五路，训练士兵、选拔将领，磨利器械铠甲，积蓄资财粮食，常常准备出兵作战的计划。等到他的反叛文书送来，早晨奏报，王师晚上便出兵，以惊骇他的心、挫败他的气势，使他无暇支撑抵抗，那么胜势就在我方了。往年议论的人也想招抚横山的蕃部，谋取山界的土地。然而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凭借胜利和防御的威势，使他们知道中国的强盛，这样他们才肯前来归附。由此说来，也应当以出兵进攻为有利之策。臣所说的大致就是这些。然而臣从未亲自踏足边疆，眼睛也从未见过战阵，凭一个儒生的偏见来发表意见，确实知道未必可以采用，只是正当陛下为西部事务劳心、广泛询问众人意见的时候，想竭尽愚拙的思虑，作为樵夫也可以提供的一条意见罢了。论西部边境事务的第二份奏札（同前）。臣近来曾上奏说，谅祚将成为边境祸患，朝廷应当及早谋划防御准备，并请求派遣一位重臣亲自同边将商议确定进攻和防守的大计等事；到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天，还没有见到下发施行。臣私下看到庆历年间元昊作乱时，朝廷轻视敌人、玩忽寇患，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每当边境紧急奏报送来，上下便惊惶恐惧，仓促下达指挥，往往不合时机，所以给了敌人奸谋以便利，导致军队失败、将领被杀，实在令人痛心。如今谅祚率领万名骑兵侵犯秦、渭两路，焚烧数百里之内的地方，扫荡得一干二净，而两路将帅不敢出动一人一骑，国家威势本来已经受挫了。谅祚这样辜负恩德、背叛道义，陛下不能发兵讨伐诛灭他，却只派使者携带诏书赐给他，他又拒绝接受，使者羞愧低头，怀揣诏书返回，这样大国实在承受不了这种耻辱。陛下刚刚登临帝位的初期，就遭遇这个狂妄少年使国威受挫、国家蒙辱，这是我们臣下的罪过。臣认为陛下应当赫然发愤，因边境事务严厉责问大臣。至于山川形势有利与不利，士卒勇敢与怯弱，谁可以任用、谁不可以任用，何处适宜进攻、何处适宜防守，哪一支军队适宜驻屯某地，哪位将领可以交付某支军队，如此之类的事情很多，都是陛下圣明的思虑应当顾及的。臣认为陛下应当在闲暇时到便殿，召见当职大臣，让他们按照地图指点筹划、各自陈述见解；陛下可以不用离开座席而把一切都看在眼前，然后用神机睿略加以裁定，责成将相取得成功。然而陛下因万机繁忙，既没有来得及这样做，两府大臣像臣等每天进呈的，也都是日常公务，从来没有聚集在一起共同谋划、讲求确定大计。外部则四路边臣自从敌军经过以后，也没有听说另有筹划，臣担心上下因循，又会像庆历初年一样。近来韩琦曾把庆历年间议论山界的文书进呈，这只是边境事务许多方面中的一项；大概韩琦也担心事情没有得到研究，借这份文书作为题目，用来牵合众人的议论罢了。自从进呈以后，很快送到枢密院，到现在已经多日，也没有拟议。臣以没有才能，过分蒙受任用，被陛下置于政府，便是国家的谋臣；如果我的谋虑浅近，所说狂妄，自然可以罢黜，不必怀疑。臣又因眼病恳求解除职务，承蒙圣恩曲加挽留，不许我离职；既让我处在这个职位上，又抛弃我的言论而不过问，使臣尸位取禄、厚着脸皮，怎么能够自处？臣以前所上奏状，想望圣慈下交中书、枢密院，同韩琦关于山界的文书放在一起商量；如果我的话果真不足取，抛弃它也还不晚。如今请作取舍裁决。取舍裁决。请求补任馆职的奏札（治平三年）。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人，任用人才不止一个方面，所以选取士人也不能只走一条道路。至于了解钱粮、通晓刑狱、熟悉民政、精于吏务，早晚勤劳、以办成事务为功的人，称为有才干的士人；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他们的文章议论和谋划思虑能够同人谋议天下之事，可以判定疑难、制定策略、讲明治道、治理国家的人，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人，必定使有才干的人竭尽力量，使有见识的人竭尽谋略。因此把有才干的士人分布在朝廷内外，分别治理各种职务，使他们各自办好自己的事务；把儒学之臣安置在左右，早晚同他们谋划议论，研究其中的关键而施行；又在儒学之臣中选取最优秀的，安置在朝廷，交付重大政务，使他们总领治理众多有才干的人和各种职务，对他们进退、赏罚。这就是任用人才的大致方法。由此说来，儒学之士可以说是尊贵的，难道处在有才干的大臣之后吗？因此前代英主明君，没有不把尊崇儒学、向往学习放在首位的，而名臣贤辅出自儒学之士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臣私下看到如今选取士人的弊病，在于把才干放在前面、儒学放在后面，重视吏务而轻视文章。近年以来，朝廷担心各种职务没有修治，致力于奖拔有才干的大臣，所以掌管钱粮、刑狱的官吏稍有一点长处和善行、为人所称道的，都已经得到提拔任用。

译有才干的士人本来就应当提拔任用，然而专门把才干当作急务，于是忽视儒学，认为儒学不足以任用，使下面有遗漏贤才的叹息，上面有缺乏人才的忧患，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臣认为如今有才干的士人不怕遗漏，本来不值得上烦圣虑；只有儒学之臣难以进用而且多被废弃滞留，这是不可不思考的。臣以庸陋错误的才质，过分承受任用，使我得以位列宰辅之后；然而平日议论不能没有异同，虽然每天承受天威，又不能从容详尽地表达。臣关于馆阁选取士人的愚拙意见，已经详细陈述，另作奏札，希望圣慈趁宴饮闲暇时赐阅一览；如果其中有可采纳之处，请常常赐予留意。今请裁决。再论馆阁选取士人的奏札（同前）。臣私下认为，馆阁的职务，号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如今两府缺少人员，就一定从两制中选取【翰林学士称为内制，中书舍人、知制诰称为外制，如今把兼任学士、待制的也一概称为两制】；两制缺少人员，就一定从馆阁中选取。这样说来，馆阁是辅佐宰相、培养人才的地方。人才既然难以得到，又难以识别，所以应当广泛采选、广泛访求并多多蓄养，希望从其中得到一个，便杰出而成为名臣。其余中等以上的人才，安闲地培养教育、奖勉成就他们，也不会失去成为优秀士人的机会。自祖宗以来，所任用的两府大臣很多，其中名臣贤相出自馆阁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祖宗任用人才，开始看起来似乎不够精细，但由于采选范围广，所以得到的人也多。因此有文章、有学问、有才干、有品行，或者精通一门技艺，或者长于一项事务的人，没有不收纳在馆阁中加以奖勉培养的。其中杰出而出仕的，都成为贤能的辅相。其余没有做到辅相而成为一时名臣的，也多得数不清。先朝遵循采用祖宗的旧制度，收纳培养人才，得到的人尤其多。自陛下即位以来，所任用的两府大臣共十三人，其中八人出自馆阁，这就是证明。只是近年以来，议论的人担心馆职任用过滥，于是实行整顿改革。然而改革之初，纠正过失反而过度，所立法令既严峻，选取人才便很困难，使下面多有遗漏贤才的叹息，国家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如今先朝收纳培养的人才，有的已经被升迁提拔，有的已经老病死亡，现在还在馆阁的没有几个，而新法又艰难阻塞，近年完全没有选拔进用的人。臣现在略微列举馆阁选人的旧制度和新规定，那么便可以看出选人的办法如何，所得人才多少。一、旧制度中馆阁选人有三条途径：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按年月资历和劳绩是一条。进士考取第三名以上及第的人，以及制科及第的人，不论等级，只要任职一任期满替换回来，便可以应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名，任职两任后也可以应试，这是第一条途径。两府大臣刚刚接受任命时，各自荐举两三个人，立即召来考试，这是第二条途径。其余历任繁难职务、任职日久，或者寄任于重要地方的人，特别命令他们兼带馆职，这是第三条途径。如今三条途径已经堵塞了两条。自从科场改为隔年举行以后，进士第一名及第的人，必须任满两任回来才可以应试；从第二名到第五名，永远不再考试。制科考入第三等的人，也必须任满两任回来才可以应试【大凡科场举行五七次，还没有一个人考入第三等】；其余等级的人一概永远不再考试，于是进士高科这一条途径已经堵塞。两府大臣所荐的人，只是登记在册，等到馆职有空缺，才从册中点名召来考试。馆阁本来没有固定员额，也没有空缺的时候，所以自从设置名册以来直到现在九年，未曾召试一人，于是大臣荐举这一条途径又堵塞了。只有按劳绩兼带馆职这一条途径还存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一、新制度规定馆阁共设置编校八名。本来是因为馆中书籍长期不齐整，而馆职人员又多有其他差遣，不能专心一意校正，于是另设这八名编校，所以选用新近入仕、资历较浅的人，让他们长期任职，专心校读。先令他们担任编校二年，然后升为校勘【尚不是正式馆职】；担任校勘四年后升为校理【这才是正式馆职】；担任校理又一年，才停止编校，另行安排差遣。然而自从设置编校以后，正好赶上馆阁选人的途径逐渐废止，如今议论的人便只把编校作为选士的新规定。过去直馆、直院、直阁、校理都没有固定员额，只要有才干便任用，不限制人数。如今编校限定为八名，以此来容纳天下众多士人，当然会使人才被遗落在下面。八名之中，还要每隔七年才遇到一名空缺而补充一人，由此可知天下滞留的人才很多。以上是根据臣的愚见，编校八名本来可以仍旧保留。每当有员额空缺，就让中书省选择人选提出拟议。陛下如果一定要网罗天下英俊之士，就应当脱去通常的规格式样而加以奖拔。如今有文学才华、怀抱器量见识、光明磊落而奇伟的人，闻名于世却尚未被当时任用的，不在少数。希望陛下广泛访求、审慎察看，把他们全部召来并暂且安置在馆职中，培养数年，慢慢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干，选择其中最优秀的提拔任用。识别人，自古圣王都认为困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就废弃不做。即使选拔十人只能得到一两个，也不能说没有益处。何况对于中等上下的人才，加以培养奖成，所得又不只是十人中取一二人。推荐司马光的奏札（治平四年）。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德性淳厚端正，学术通达明白。自列于侍从以来，长期掌管谏诤，正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话语，记载在仁宗、英宗两朝。自仁宗至和年间服药以后，群臣便以皇嗣之事进言。五六年之间，进言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确定的议论。最后，司马光以谏官身份极力论说此事，陈述激切，感动了皇帝的听闻。仁宗豁然醒悟，于是毫不疑虑地作出决定。由此，先帝从宗室中选出，入宫成为皇子，还不到一年，仁宗便突然弃世。先帝入宫继承大统，大概是因为人心预先安定，所以天下能够安然。如今又由圣明的皇帝继承圣明的帝统，于是传到了陛下。由此说来，司马光对于国家的功劳实在不小，可以说是社稷之臣。而且他的见识思虑深远，性情尤其谨慎缜密。司马光自己既不说，所以别人也没有知道的。臣因为有幸处在政府，于是得以详细听闻这件事。臣如果不说，这就叫埋没贤才、掩盖善行。《诗经》说：“没有什么言语不报答，没有什么德行不回报。”司马光如今虽然处在侍从之列，每天承受皇帝的宠爱待遇，但他忠于国家的大节，却隐没而没有彰显。臣既然详细知道，不敢不上奏。青州进。论青苗钱的第一份奏札（熙宁三年）。臣伏见朝廷制定新法分发青苗钱以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不便，多次请求停止废除，至今还没有得到省察。臣年老多病、昏聩健忘，虽然不能详尽陈述利害，但只要有所见闻，怎么敢不说？臣现在有几件请求事项，谨慎地逐条列在后面。

译一、臣私下看到议论的人说，青苗钱向百姓取息是不对的，而朝廷很厌恶这种说法，以至于劳烦圣意命令有关官署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曲折，向朝廷内外申明晓谕，说朝廷本来是出于惠民的意图。然而晓谕之后，士大夫的议论反而更多；至于乡野百姓，愚昧地本来就不知道《周官》中的泉府是什么东西，只看见官府放债，每一百文钱要收二十文利息罢了。因此申告虽然烦琐，却没有办法使他们明白。臣也认为，同样是取息，不允许取三分，却允许取二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拿走五十步的人嘲笑逃走一百步的人。依臣愚见，如果一定要使天下明白取息不是朝廷的本意，就请除去二分的利息，只让百姓归还原来的本金；这样才是真正不取利息。二分利息如果认为所得多，本来就不可以多从百姓那里取；如果认为所得不多，那么小利又有什么值得顾虑的？何必因此使圣政受到拖累。臣查考原先下达的指挥，规定如果灾害达到五分以上，那么夏料青苗钱改在秋料缴纳，秋料改在第二年夏料缴纳。臣私下认为，年岁的丰歉本来就不能确定，其中丰年常常少，凶年常常多。如今下达的指挥，大概只说偶然遇到一料灾害罢了。如果连续遇到三两料水旱灾害，那么青苗钱积压拖欠的数目就会很多；如果刚遇到丰收，却又必须一并催促缴纳，那么农民永远也没有丰年了。至于中等、小等丰收的年景，不够灾害分数、应当在本料缴纳的，有的人家没有力量，有的人家顽固狡猾而拖延，本料尚且没有缴清。如果又让他们领取下一料应当分发的钱数，那么积压拖欠就会更多，必然难以催收。臣如今请求，百姓遇到灾害而本料尚未缴纳的，以及百姓没有力量或顽固拖延而不缴纳的，一概不再发给下一料钱。这样百姓可以免于积压拖欠，州县可以免于鞭打催逼，官府的钱也可以免于长期积欠而损失。臣私下听说，议论的人大多把强行摊派给百姓看作祸患，所以朝廷屡次下达指挥，反复告诫约束州县官吏，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然而各路都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必须把钱全部分发完才停止。由此说来，朝廷虽然指挥州县不得强逼百姓领取钱，但提举等官又催促必须全部分发，所以提举等官把不能催促全部分发视为失职，州县官吏也把没有把钱发完视为松懈无能。上下不得不相互督责，是形势迫使他们这样做，各自都是不得已。由此说来，不能只责备州县强行摊派。依臣愚见，请先罢免提举、管勾等官，不让他们催促督办，然后才可以责令州县不得强行摊派。所发的钱，按照百姓自愿的情况，专门交给州县，随多少分发多少，不必一定要全部发完，也不必一定要全县所有百姓都来领取；这样自然就没有强行摊派的祸患了。以上谨慎地陈述如前。臣年老衰病、昏聩，不能有深远的见识和思虑，所看到的目前情况，只到这里。然而关于青苗钱的议论，早已长期喧闹，朝廷内外群臣请求停止废除的，不可胜数。他们所陈述的长远利害，必定已经详尽而没有遗漏了。有一天陛下赫然醒悟，全部采纳群臣的意见，追回新法，一概废止，以使公私便利，这是天下的幸运。如果朝廷内外所说的虽然很多，却仍然不能感动圣听，那么现行法令中有这三件事情尤其关系眼前的利害。像臣分条陈述的这些，请圣慈特别赐予裁择。今请裁决。论青苗钱的第二份奏札（同前）。臣近来曾奏报请求，认为分发青苗钱有不便之处，其中一件是请求：遇到灾害、夏料尚未缴纳的，以及不属于灾害而百姓顽固拖欠的，一概不再分发秋料钱数，至今还没有得到指挥。臣查考今年两季麦子刚刚成熟，还没有收割，已经到了五月，又合于分发秋料钱数。臣私下考虑，夏料已经分发的钱，尚且没有一户送来缴纳；如果又分发秋料钱，臣担心积压拖欠，白白造成官钱损失。臣已经指挥本路各州军，一律不得分发秋料钱，另候朝廷指挥。此后臣伏思，除了臣近来请求对灾害而未缴纳以及百姓拖欠不缴者，暂且不分发下一料钱这一件事之外，臣如今还有愚见，不敢闭口不言。臣私下看到自从分发青苗钱以来，议论的人都认为取息不对，朝廷很厌恶这种说法，于是命令有关官署逐条陈述、申明晓谕。那些话虽然烦琐，却终究不能免于取息，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用意在于惠民。依臣愚见，如果夏料钱在春季中分发，还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虽然不是家家缺乏，其中也容许有不能周济的，把它说成惠民之政尚且有理由；如果秋料钱在五月分发，正是蚕、麦成熟、百姓不缺乏的时候，哪里能称作救济匮乏，简直就是放债取息罢了。如果两季麦子没有成熟，那么夏料尚且欠缺，哪里适宜再分发秋料钱，使百姓积压拖欠？这样说来，秋料钱可以停止，不再分发。希望圣慈特别赐予详慎裁择，伏请早日下达指挥。今请裁决。举荐宋敏求任同知太常礼院的奏札（嘉祐二年）。臣等查考同知太常礼院张师中，近来奉朝廷命令差遣充任两浙提点刑狱。臣等伏见太常丞、集贤校理宋敏求，文学广博丰赡，熟悉许多旧典故事，家中收藏的古今书籍、史书、礼乐制度、记传尤其多。礼官、博士每当有所疑惑，大多到他那里询问考证。此人现在是知州差遣，资历声望不浅。臣等如今保举他，请求就地差遣他充任同知太常礼院一次。如果以后不如保举状所说，臣等甘愿接受朝廷典法。今请裁决。六月日。右文是欧阳公在翰苑任职时推荐宋敏求的奏札，从汪逵那里得到。既然说“臣等”，就不是单独推荐，或许是欧阳公亲自起草，或许只是预先署名，不能知道。《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十五。宋欧阳修撰。河东奉使公草。逐条启请事项奏札。臣奉诏差遣前往河东筹划粮草，有应当启奏请求的事项，现逐条列在后面。一、臣详细参看诏令，知道本来是因为河东百姓财力困乏，才差遣臣筹划利害；臣私下担心州县不能体察朝廷的意思，因而造成骚扰。臣如今请求特别下达圣旨，向河东路各地指挥：等臣到达那里，不得让官吏和各色人等出城迎送，也不得演奏音乐、设宴。一、臣奉诏筹划河东一路长久的利害。私下考虑河东地域宽广遥远，山川险峻阻绝，担心偏远地方不能全部到达；又因为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其中有长期熟悉当地民情事务的人，有的却在不当驿路的地方任守官，导致臣无从见到。臣如今请求允许臣访察官吏，就近召来会见，以便询问军民的利弊。仍然担心有应当办理的事务，也请求在本路选择能办事的官员，暂时差遣办理。一、臣所接受的诏令，只是同转运司筹划河东一路边境上的粮草。私下考虑一路州县的赋税、户口、兵马、钱帛以及公私财用等利害，都需要看到事情的始末文书。臣担心各处不能及时办理应答，因此仍请求指挥一路州军：凡是索取文书，都命令及时应答。一、臣伏见国家自从兴兵以来，议论政事的人多次陈述利害。臣私下担心前后上呈的文书中，有人陈述河东一路的事务，其中所说的大体利害十分详明。朝廷尚未有时间施行的，请从中书、枢密院查找所上文书，交给臣详细查看；到达那里后核验利害是否可行，回来时奏报。一、臣奉诏除筹划粮草之外，私下考虑还有可以借此机会顺便办理的事务，伏请中书、枢密院逐条列出事项，交给臣施行。今请裁决。征召郭固随行的奏札。臣奉诏差遣前往河东路筹划长久的利害，伏见新授宁州军事推官郭固，熟悉沿边军民的利害，曾随韩琦奉使陕西，近来差遣充任泾原路防御谋略官，如今还未赴任。臣如今请求暂且带此人随行，等臣回来时，命令他一面发往本任。如果允许臣所请，请下达朝廷诏旨指挥。今请裁决。免除晋、绛等州百姓远赴领取蚕盐的公牒。本处访察得知，晋、绛、慈、隰四州百姓每年领取蚕盐，都在解池领取。近来听说省司指挥转移到三门盐仓领取，路途遥远。私下知道百姓大多不愿前往；这类事情应当议定专门行文办理。以上陈述如前。现在准备行文给各州，等公牒到达后，请不要耽误时日，迅速详细办理前述事项。如果确实是省司有此指挥，并且百姓愿意照旧缴纳盐钱、不领取三门官盐，就应当立即派人先到前面，晓谕百姓，各自按照方便办理，不得强行压制、监视催逼，一定要让他们前往，以免在麦收、蚕事农忙之际，白白使百姓远道奔波艰辛。另外本处已经同时办理，奏报朝廷；仍请把已经施行的公文迅速通过马递送回报告。本处不负责迟延停滞的事情。同前。本处访察得知，晋、绛、慈、隰四州百姓每年领取蚕盐，都在解池领取。近来听说省司指挥转移到三门盐仓领取，路途遥远。私下知道百姓大多不愿前往；这类事情应当议定专门行文办理。以上陈述如前。本处虽然已经行文给晋、绛、慈、隰等四州，请详细办理前述事项。如果确实是省司有此指挥，并且百姓愿意照旧缴纳盐钱、不领取三门官盐，就应当立即派人先到前面晓谕百姓，各自按照方便办理，不得强行压制、监视催逼，一定要让他们前往。臣又担心百姓已经到了解池，或者前往三门还不远，现在准备行文给解州、安邑知县，请详细办理前述事项。如果领取盐的百姓现在在那里，请就近逐一告示他们；如果他们照旧缴纳盐钱，愿意不去三门领取盐，就让各人回到本县，仍希望把已经施行的公文送回本处报告。考察并县公牒。本处估量得知，潞州八县之中，屯留、黎城、壶关三县地处偏远，户口凋零极少，诉讼盗贼案件却分别占用令佐以及各色公人的职役。如今准备筹划，把三县合并裁省，分割并入邻近县，可以宽减百姓的劳役，同时节省吏员；但必须派官考察利害后再议定。以上陈述如前。现在准备行文给上党县尉主簿，请详细办理上述事项，亲自前往屯留等县考察地理远近、边界是否相接，以及就近分割并省的利害，务必使百姓安稳便利；仍须把可以分并的地理情况绘成纸图，并索取各县现有户口、赋税、现役以及各色公人的数目，逐条开列，一同申报，不得造成草率冒失。同前奏状。右，臣近来从威胜军到辽州考察，得知辽州州界东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主客户二千七百余户。地理和户数还不及一个中下等小县，却分置为一州四县。其中榆社县主客一千七十二户，其余辽山县主客五百六十九户，平城县主客六百一十八户，和顺县主客四百五十九户，各自都不及一个镇。人口烟火以及潞州所管八县，也有像这样的地方，地理相距极近、户数极少，却虚设县名，白白占用官吏。每县的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类各将近一百人，此外另有供应本州防子、客司、承符、散从以及本村里正、户长、耆长、壮丁等各种差役。百姓凋零，差役繁重。依臣考察，可以把这些地方就近分割合并裁省，希望能够减少官吏、宽缓民役。因为臣只是临时经过，私下担心不能完全了解民间利害，已经秘密行文给辽州国子博士盖平、上党县主簿郐唐等人，令其详细考察可以或不可以分割合并的利害。臣如今前往途中所经过的州县，除边防紧要的县分外，其余地理狭窄、户口凋零、极其弱小的县，有可以分割合并的，都准备就近选派能干敏捷的官员，秘密仔细地先行考察分割合并的利害，等臣奉使回来时，再另行分条陈述奏报。请求暂停忻州、代州和籴米的奏状。

译臣下接到中书省批下来的公文，其中说：臣僚上言，忻州、代州内外分配博籴米斛，共九万多硕，如今催收只达到二成。现在已经五月，正是粮食昂贵难得的时候，民间米粮非常难以取得，希望朝廷特别下令予以体恤准许，把已经发下的绢帛和大铁钱折合缴纳米粮，特别准许暂缓征收，等到将来秋收后一起送纳。奉圣旨命令臣与河东转运司共同商量施行。臣随即到忻州、代州，索取各州原来分配钱绢的次序以及已经纳、尚欠白米的一套文书，详细查明原来是富弼上奏请求，因去年河东秋粮大熟，请朝廷拨出钱银绢帛，广泛谋求粮草。三司于是拨给杂州绢二十万匹，分配给河东的代州五万匹，这些绢分在京城以及并州、晋州等州，等到陆续运来，往返拖延，直到冬末春初才开始分发；到今年五月分配才完，已经到了麦子成熟、夏税开始缴纳的时候，民间哪里还会有白米输送给官府？这五万匹绢，加上本州原有的三千多匹绢，共计要博籴白米九万五千二百多硕。州县从春天到夏天用枷棒催逼驱赶，只收到四万多硕，现今还欠五万四千多石。本州因催收进展不前，于是申报转运司，请求下令把隔年的陈米减价折纳。虽然有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人送纳，因为已经过了时节，无法收购粮食。忻州所摊派的名目尤其多。去年一年中，除税赋、和籴以及向边地送纳之外，还摊派银两，要求送纳现钱购买肉羊、羊皮，数目不少；又有酒务积压了十五年的损坏腐烂酒糟、白酵，摊派给民户，命令他们缴纳清醋价钱；又有转运司先前摊派绢三千匹，用来博籴各种米粮。除这些多种摊派之外，已经催收足额，才又轮到这一项用大铁钱和绢博籴白米的摊派，这就是如今臣僚上奏请求暂缓征收的项目。这项铁钱绢原来摊派博籴白米四万多石，因转运司看到百姓不易承受，先减去一半后，还剩二万八千四百多硕；后来因送纳进展不前，转运司又已将其中一半暂缓征收，等秋收后一起缴纳，此外还有一万多硕正在催收。臣于是索取本仓的收纳日历，查考发现逐日都没有民户送纳，也是因为过了时节，无法收购粮食。加上两州百姓多次向臣陈诉，臣上奏禀告朝廷，亲眼见到民间的疾苦；又因为两位转运使都在潞州，距离太远，来不及处理。臣计议商量，同时查考两州的粮食储备，忻州现有粮食约可支用两年多，代州也约可支用一年半，不至于缺乏储备。而且距离将来秋收已经不远，臣已经一面发布榜文，并行文给本州，命令暂缓征收，等到秋收时一并送纳，现已施行完毕。谨具此状奏闻。为义勇指挥使代贫民请求免除差役的奏状 臣接到中书省批下来的两份奏状。河东都转运司依据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诏令的节文：河东路强壮中现任正、副指挥使的人，即使属于第一至第三等户，州县也不得再按次序另行差充各种劳役。臣私下考虑，义勇正、副指挥使都是乡村第一、第二等有力量并有家业产业的人户，一年之中如今只需轮值一季，多半时间在本家管理农业；而且本司估量，正、副指挥使都是挑选上等人户充任，实在最为侥幸。其余等第的人户，丁数稍多，也同样被选充义勇，却仍然不能免除州县差役。既然军员已经获得优厚便利，又依条令免除州县各种差役，实在太过偏护；反而使乡县繁重困难的差役都差派下等义勇人户充任州县繁重的里正、衙前等差役。衡量劳逸，实在很不公平。希望朝廷早日特别下达指挥，命各处义勇正、副指挥使依照其余义勇的惯例，按照各等户的次序轮流差充州县差役，这样才可以均衡周济。臣查考河东一路乡兵，除登记在籍的强壮不需勾追教阅外，所有刺手背的义勇现管有七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轮番教阅，州县又因此派使各种杂役；往往在秋冬边地支移税赋、和籴、远处送纳的时候，还要承担轮番教阅的劳役。凡是一家有三名或两名壮丁的，一人到州里教阅，一人负责供应送运，另一人或者在州县服役，或者到远地缴纳税租；留下来的如果只是衰老之人，或完全没有依靠的人，便会荒废产业、忘却家庭，难以承受这种苦楚。其中只有正、副指挥使，都是州县中最有财力的上等人户，却独自免除差役；于是下等人户经常劳作服役，最富裕的人反而独享宽免优待。自从发生兵事以来，州县差役频繁增加，原来有能力承担的户人家世代勤俭积蓄，却只因三五年内差役重叠，通常都逐渐减耗，变得贫困空虚，甚至逃亡破败；而州郡事务繁多，差役难以减少，往往把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差役，也有在小地方有少许家产的主户，把客户差来充任役使。如今上下都困乏的时候，难道义勇正、副指挥使可以独自免除差役吗？况且自从差派管理义勇以来，他们已经免除了数年的差役，在众人苦于劳作损耗的时候，独享宽免优待的幸运已经很多了。臣又多次经过各州军，询问各处义勇指挥使等人的家业，按例他们的财力都不低于普通人户，丁数也多。如果令他们一律服役，就可以使贫富均衡，稍稍宽解已经困顿的百姓。河东都转运司已经上奏请求，伏望朝廷特别准许施行。现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旨。举荐米光濬的奏状

译臣奉诏筹办河东沿边的粮草，经过各州军时，遍见文武官吏并不少，但其中能够治理百姓、整治军队、称职于边任的人，实在极难得到。臣听说西头供奉官、閤门只候、岢岚军使米光濬，年四十多岁，世代为代州人，熟悉本路边防事务，出身将门，精通军事，又有胆略勇气，熟习弓马。自从到岢岚两年以来，处置事务都合乎事宜。此前代州、宁化各自换了守将，因任用非才之人，引起北方人争相侵扰疆界；只有岢岚的草城川正处在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方人来侵扰疆界，米光濬随机应变，拒守防御，所以唯独岢岚没有被侵扰，地方也没有惊慌失措。臣经过本军时亲自询问军民，完全查得了实情。近来看到刚下达的宣命指挥，派李伟替代米光濬，命他赴阙。臣私下认为，边境一向忧虑人才难得，既然得到这样的人，怎么能屡次更换？况且自从有调任替代的宣命后，军民都分别联名上状，请求留任米光濬。臣如今甘愿与他同罪担保，举荐他再任岢岚军使。如果再任以后犯有侵吞入己赃物以及边防军政方面的过失，只要有一件事情失败误事，臣都甘愿连坐。现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旨。米光濬斩杀逃军，请求免予勘问的奏状 臣听说，岢岚军在去年四月中旬捕获了逃走的万胜长行张贵、虎翼张贵、李德三人，他们都属于禁兵。本军根据法司检出的编敕规定：禁军中月料钱满五百文而逃走，被捕获后处斩，已经上奏。张贵等人也都依法处斩完毕。本路转运司查考先前下达的法令，春夏不实行斩刑，应当改为重杖处死，因此弹劾岢岚军不应斩杀，现已派岚州团练判官刘述前往勘问。岢岚军使米光濬等人私下考虑，岢岚军地处西北两边交界，正是秋冬大规模屯驻军马的地方；如果统领军队的将帅斩杀一名逃军，却反而遭到勘罚，就无法统领众人，渐渐会助长士兵骄横。况且重杖处死和斩首都是死刑，并没有造成误杀。转运司按照法令纠察查问，虽然拘泥于通常的科条，但军官根据军令杀人，也是常有的事。何况米光濬等人的案件已经勘查定案，至多不过是违反制度、误用死刑，按情节定罪，所犯实在很轻；如果因此挫伤将帅的威信而助长士兵骄横，造成的损害并不小。伏望朝廷只把这件事作为听闻之事，特别降下圣旨免除对他们的勘劾，使沿边将帅知道朝廷委任信任的恩德，尽心效力于军务，军队受到敬畏约束，不致骄横放纵、生出事端。谨具此状奏上。请求减少摊派出售银五万两的奏状 臣看到河东路转运司近来从三司得到从京城拨来的银十万两，分配给本路各州军，让他们出售换取现钱。臣询问得知，这些银子并不是转运司因为缺乏而请求的，而是三司突然特别拨付，原来是朝廷优恤三路军需不足，特意拨赐以帮助补济用度，使困疲的百姓得到宽缓。又因为朝廷听说今年河东两种麦子大熟，想要让各地趁时用这十万两银子收购粮食，借此体现圣上忧念边防、宽恤民力的心意。臣昨天因到宁化军，有百姓联名在臣马前陈诉，说摊派银两数目太多。臣于是索取本军人户财力等级以及前后摊派征敛数目，详细查看。本军人户全少，城郭内主户、客户十等共三十四户，其中五等以上只有十五户，其余六等以下贫弱之家共有十九户。去年共摊派银三百两，经过几个月用枷棒催逼才缴清；今年摊派一千两，是常年的三倍，以致百姓送纳不前，纷纷上状诉说。又因为宁化军屯兵不多，本军自有缴纳盐钱以及各种杂税的现钱，不会缺乏使用。本军地处寒冷，百姓不种麦，又没有夏籴仓；在军用并不缺乏、民间却难以得到现钱的时候，实在可惜白白困扰民力。臣已经行文给本军，暂且命令摊派出售五百两，其余数目另等候朝廷诏旨。臣还担心河东一路各州军中，极有可能有些地方眼下并不缺钱，或者地势高寒不种两种麦子，没有可以收购粮食的去处，不应一律急迫征敛，横加困扰疲弱百姓。臣现在请求圣上慈悲，特地下令给本路转运司：已经分配的十万两银子，除对眼下缺钱的州军以及两种麦子大熟、应当收购的地方照数摊派出售外，其余眼下不缺钱以及不收购夏麦的地方，暂且只摊派一半；等到缺钱而不得已时，再逐渐分配。这样可以稍稍舒缓民力，也符合陛下忧民念边的心意。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旨。商量铜利的公牒 本处根据泽州进士阎玠、司法参军万颐等人的奏状，都是说河东鼓铸铁钱，私自铸造的人不少。臣私下看到绛州稷山、垣曲县有三处铜矿，想请求遍访有铜矿的地方，秘密仔细地询问、寻找开采、冶炼铜矿并铸造钱币的人。本处查寻古迹，翼城县有唐代钱坊一处，在县东十五里翔皋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县北平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县东南七十五里；又有废铜窟，在县西三十里。稷山县甘祚乡有铜冶村，绛县有唐代古铜冶，在县南五十里含山谷内；垣曲县有钱坊，在县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铜源监内。自唐代以来，绛州旧有鼓铸铜钱的炉冶古迹仍然存在，只是废弃已久，山泽中铜矿的产出一定很多。又访知绛州人户多有私自采矿，铸造、贩卖铜器；近年钱币缺乏以来，也曾有人进言请求寻找铜矿、冶炼铸钱。前后派官员访查，多数不懂事情的实际情况，张扬声势，惊扰百姓，私自铸造的家庭害怕触犯禁令，不肯指引开采。又因为铜矿附近有民居，害怕官府兴办炉冶，彼此遮掩隐瞒，都说没有铜矿。所派官员又不尽心，虽然多方寻访，终于使铜资源不能开发利用，因此必须商议专门委派通晓事务、能够办事的官员，秘密周密地寻访。以上事情谨如前述。现拟行文给绛州管界巡检借职孙，命他详细审察上述事理，只以界内巡查警备为名，遍访四县，多设法谋。先设法诱取民间私卖的一两件铜器，然后询问寻找出产铜矿的人家，并详细询问冶炼的方法，务必使奸民不能隐瞒。如果需要私自铸造的人指引冶炼，就设法权宜处理，允许他们免罪，或者另行加以酬谢奖励，务必要寻出铜矿，不让民间藏匿封闭。等到查访有了眉目，秘密具文回报，不得张扬声势而误事。再次请求减少摊派银两的奏状

译臣近来因为三司拨下银十万两，交给河东各州军摊派出售。臣随即查得河东各州军的钱粮都有储备，眼下并不缺乏；民间如今却难以得到现钱，因此曾经具状论奏，打算只摊派出售一半，请求朝廷特别下令给都转运司。后来听说朝廷已有诏旨，只减免了少量价钱。各州军百姓多次向臣诉说，都说银价虽然不高，但各自都因现钱难以周转而无法变卖。河东州军先前只是泽州、潞州两州的两种麦子大熟，晋州、绛州以及汾州、石州、隰州等地属于种麦的地方，也只成熟了三五成；那里秋季庄稼又遭遇夏旱，几乎要焦枯死亡，近来才得到雨水，只能救活四五成。如今物价很高，民间困窘紧急，与灾荒年没有不同。况且摊派出售银绢，是缓急时不得已的事情；如今各州军幸而钱粮不缺，没有必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强行摊派，严重扰害百姓，只应把它留下以备缓急。如果已经知道县官确实缺乏钱粮，自然会努力缴纳，不会怨恨叹息。按道理说，这些银子完全可以停止摊派。又因为都转运司已经分发给各州军，所以臣暂且请求只摊派一半。近来臣不断看到百姓把摊派银子视为苦事，已经行文给各州军，暂且命令先摊派一半，其余听候朝廷诏旨。臣本来想等到到达京城后再亲自论奏请求，但私下担心臣离开河东以后，转运司仍旧催促，命令全部分发摊派。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怜恤，并请求查考臣前后的奏状，早日降下朝廷诏旨。再次举荐米光濬的奏状 臣近来曾与人共同担保上奏，举荐西头供奉官、閤门只候米光濬再任岢岚军使。臣私下得知，朝廷因为米光濬有病，曾经加以体察。臣昨天前往岢岚，亲眼看到光濬完全没有病态，询问得知，他去年只是偶然因饮酒一度感到不适。臣私下考虑，此人有心力，熟习弓马，熟悉边防事务，善于安抚军民。况且岢岚处在草城川一路，地势平坦，与契丹只隔着界壕，不像代州还有险要坚固的地势可以防守控制，所以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才。臣曾看到朝廷选择边将，等到从武臣中找到一个人，常常苦于难得；而任用之后还要等他熟悉事务，也必须经过几年的时间。米光濬在武臣中很难多得，已经在岢岚任职很久，又已经熟悉了当地事务。此人既没有疾病，也没有过犯，料想即使将他调走，另外授予的差遣也必定与现在职位轻重相当。与其调动往来，不如责成他长期任职。况且臣知道光濬也曾多次请求替换，臣如今举荐他并不是徇顾光濬的私情，而是为了边防大计。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奖擢，优先升转一官，并且命令他再任，使边防有缓急时可以任用。如果朝廷为他升官以及令其再任后，他犯有侵吞入己赃物，或在边事上有所失败误事，臣都甘愿与他同罪。

译论矾务利弊的奏状 臣昨天接到三司牒文，附带抄录了晋州博卖生熟矾始末的一套文书，又完整抄录中书省批状行文给臣，命臣到河东后与施昌言等共同商量长久的利弊，奏报朝廷。臣尚未到河东时，施昌言等已经先行具状奏报商量结果。后来又接到中书省批下的公文，送来施昌言等人的奏状，交给臣奉圣旨进一步仔细商量，具报长久的利弊。臣详细查看都转运司的奏状，其中原来行文给晋州通判、殿中丞荣諲商量事务的条目，似乎有不妥之处，于是行文给并州通判、秘书丞张日用，命他到晋州与荣諲共同计议，索取整套文书，仔细议定长久的利弊。不久据张日用奏状，果然与荣諲最初商量的利弊不同，现将各项列举如下：一、晋州折博务原来规定每年钱额十六万多贯，一向允许客人缴纳绢、丝、绵、现钱、茶货，算请生矾，运到京城重新煎炼，然后取便卖给通商路分的客人。后来到景祐四年，三司因为客旅不再缴纳银、绢和现钱，只把茶货缴纳，于是规定客人每年在晋州折博务缴纳茶十万斤，在京城榷货务缴纳现钱五万贯文。从此以后，杜升、李庆等六户承认负责上述每年的钱、茶数额，在京城请取生矾，重新煎炼后出售。一、庆历元年，河东都转运司开始在晋州由官府置办锅镬，自行煎炼熟矾；一面强令杜升等六户仍旧承认负责每年的钱额，缴纳茶货，算请生矾；一面把新煎成的熟矾另行招募客旅出售。这导致杜升等六户声称积压的矾货无法售出，多年拖欠课利，烦劳官司催督，并且引起六户不断诉讼。一、据荣諲原来的奏状中说明，晋州设立炼矾、重新煎炼熟矾并公开出售。庆历元年收入丝、绵、现钱五万七千八百多贯，加上在京城缴纳的现钱以及晋州收入的茶钱，共收入十七万四千六百多贯。庆历二年收入丝、绢、绵钱四万二千多贯，加上钱、茶，共收入十九万零五百多贯。庆历三年收入丝、绵钱四万七千多贯，加上钱、茶，共收入二十万五千多贯。自从晋州设置炼矾务以后，比原定数额每年都有增加。况且从六家承包经营以后，景祐四年只卖出生矾五十五万七千多斤，宝元元年卖出生矾七十二万二千多斤，宝元二年卖出生矾三十五万一千多斤，康定元年卖出生矾三十六万五千多斤。自庆历元年设置炼矾务重新煎炼以后，当年支卖生、熟矾八十四万九千多斤，庆历二年支卖生、熟矾八十五万五千多斤，庆历三年支卖生、熟矾一百零四万六千多斤，比照未煎炼以前，逐年大有增加。如今商量，想请求依照以前的体例下达指挥，在京城榷货务以及本州折博务张榜告示，招募各类客旅投状，在京城缴纳现钱，或取便在晋州、潞州等州缴纳茶货、金银、钱帛、丝布、米粮等，今后不再限定人数、姓名、斤两多少，取便依照成例缴纳折博钱，申请晋州重新炼制熟矾。又查问得知，晋州、慈州的生矾染成粗色，也可以直接使用；并允许依照成例计算、认购、兴贩，不再拘定由杜升等六户承认缴纳每年的钱、茶数额。仍请求下令各户把煎矾的锅镬等家产缴入官府，今后不得再私下重新煎炼，只让晋州炼矾务统一重新煎炼并收办课利。一、据张日用的奏状，把晋州通判荣殿丞与庆历元年设置煎矾务以后收到的课利相互核对：本州煎矾务只卖得折算现钱五万七千八百二十三贯八百三十文，在京城六户缴纳折算的钱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八贯八百五十文。庆历二年，本务只卖得四万二千零一十八贯一百一十文，在京城六户收到一十四万八千四百八十六贯五十文。庆历三年，本务收到四万七千二百三十三贯七百五十五文，在京城六户收到一十五万八千三百四十五贯三百五十文。可见炼矾务出售所得的钱一向少，六户缴纳的数目一向多；把三年设置煎矾务的数目相互比较，都不过五万贯和四万贯。今年从正月一日到六月底，收到入丝的课利钱一千九百五十九贯有余，课利不足。只是六户每年缴纳的数目一向很多，如果于是放任六户各自取便，必然会造成课利大幅亏少。况且如今正值用兵之时，如果实行宽松的办法，客人有利可图，年度数额必然会增加。现在把三年都只卖到五万贯的数目作为依据，便只让官府出售，恐怕一定会严重亏损年度收入。现在请求废止晋州炼矾务，仍然让在京城的六户管理并承认每年缴纳钱、茶的场所，这样可以使制度长久通行，每年缴纳所得的茶货，用来充备河东路并州、汾州等十多个州军支取、折纳和籴之需，有所储备，不致发生缺误。以上谨如前述。臣如今把两司抄录的一套始末文书仔细查看。事情原本是河东都转运司改变办法，由官府自行炼矾出售，只看到一时的小利，却导致长久难以实行。起初本来是因为课额不足，于是规定钱、茶十五万数额，允许六户承认负责；既然这样，就不应再由官府自行出售，不能与他们争利。如果说官府出售有利，那么六户就应当免除每年额数。臣如今考察荣諲、张日用二人的奏状，其中说明：自官府设置炼矾务以后，逐年出售生、熟矾折算所得的现钱数额，是因为荣諲起初把生、熟两种矾出售所得的钱合并计算，便认为自设置炼矾务以来每年的课利增加，于是想废止六户折算、请取生矾的旧额。等到荣諲再次与张日用等人仔细把生、熟两种矾的课利逐年比较，熟矾自庆历元年只卖到五万贯，第二年、第三年也只卖到四万贯有余；今年从正月一日到六月底半年时间，只卖到一千贯。如果把生矾货利与熟矾合并计算，似乎有所增加；如果分别比较，熟矾所得的钱完全很少，而且一年比一年亏损。如今如果按照荣諲的意见停止出售生、熟矾，那么根据近年课利亏减的次序，必定担心以后没有客人来算请，亏损官府每年应收的钱、茶数额。

译臣如今商量，想请求官府停止自行煎炼、出售熟矾，只令杜升等六户依旧承认负责每年缴纳钱、茶十五万数额。现在晋州已经煎成的熟矾以及生矾并存，六户原本就是因为官府出售熟矾侵夺了他们的利益，才导致货物积压、无法销售。如今如果官府停止自行出售，六户就更没有理由争辩。这样一来，官府虽然每年损失三五万贯自行出售的利润，但对于钱、茶十五万的旧额却有确切保障，不至于亏损。如果确实不想强迫六户承认额数，那么就请求暂不制定每年定额，只选派清廉强干的官吏，重新专门博卖熟矾，等两三年后取其中一年作为定额。因为熟矾如今的课利已经大幅亏损，如果重新由官府出售，必定不能达到过去每年与生矾一起出售时的常额，免得监临官吏无故遭受决罚，使年度财计和用度徒然成为虚设的标准。以上两种办法，伏望朝廷裁择施行。论西北事务的奏札 臣昨天在河东，听说北方敌人的事务，议论的人说法很多，却少有实情。他们说敌军动员众兵，修筑城池、挖掘壕沟，凡是有所行动，都会留下踪迹。去年三月、四月之间，在北界地名大柳谷、银瓮口与蕃族交战，契丹屡次失败，折损了几名主将。如今从侦察和防备来看，秋冬必定会发生大规模交战。这件事许多人说法相同，并非虚妄。只是有人说夹山部落叛离而归附元昊，契丹与西贼互相攻打；又有人说西贼如今驻扎在河湾防劄寨，兵马尤其多；还有人说两个敌人使用诈谋，想联合起来攻打我们。这一件事，虽然说的人很多，但按照人情推测，都不可信。自从西贼叛离我们以来，对待契丹一向十分谨慎；既然已经同中国交战，就屈己奉事邻国，这是通常的道理。两个敌人从来没有听说有仇隙，却忽然接纳夹山这个小部族，反而与契丹结成大敌，只怕元昊这个狡黠的羌人不会做这种事，因此这样说不可信。契丹如果要侵犯边境，应当先从河北出兵，不应马上从河东出兵；如果说是要出乎我们的意料，那么在兵衅尚未形成时，也一定不会突然进入我们的险要之地，因此契丹一定不会攻打河东。西贼两年之间多次派人向国家通好，超过约定数目的财物已经给了很多，如今盟约将要完成，却忽然借用契丹数百里的道路，跋涉劳师进入我们的险固之地；由此而言，西贼一定不会攻打河东，这也是不可信的地方。然而契丹侦察防备的兵马，声势张扬已经很久了，如今渐渐接近秋天，必定已经聚集。边臣只看到他们的军队聚集在界上，不能不感到惊疑。关键在于朝廷审度敌情、制定谋略，蓄养威势、持重应对，不轻率出兵，使敌人无法窥测我方虚实，这就达到目的了。臣现将秘密筹划防御的次序，按照自己的管见列举如下。一、根据当前的形势，不论北方敌人是攻打夹城还是元昊，也不过是他们彼此相攻罢了。然而敌兵在我国境上，不能不作支援准备；只应持重以待，不宜一见像敌寇到来便大规模集结，白白使边境虚惊自扰。只需在并州、忻州、岚州、宪州训练兵卒、屯结驻守以待。太原到忻州一天半可以到达，忻州到代州一天半可以到达，岚州到岢岚一天之内可以到达，宪州也是这样。如今把军队屯驻在忻州、并州，以援助代州；屯驻在岚州、宪州，以援助岢岚。敌人到来，就令代州、岢岚坚壁清野，等敌军疲惫后，再慢慢用忻州、岚州等地的军队攻击它，这是用兵的办法。这样敌人来时不会失去应敌准备，敌人不来时也不会造成虚惊。代州、岢岚只使用去年防秋的兵数就可以了；只是整治器械、选择将帅，这些不是仓促间能够办成的，应当赶快准备。一、河东沿边各州军的器械完全不能使用。臣昨天到那里，看到各处弓弩没有十几件可以使用的。问是什么缘故，他们说省司吝惜筋、胶，不肯拨给申请的物资；即使拨给了，角也短、筋也碎，不能使用，长久没有物料修治，所以损坏废弃。臣也知道京城中的筋、胶、角极少，但如果平均拨给各州军，只恐怕来不及。请求暂且只拨给沿边州军，仍请求选派能办事的官员，各州自行派一人到京城申请领取，并立即让他们亲自监督修补。各州军的木羽箭，臣曾经分别拿草人披甲，距离三十步用硬弩射击，有的箭杆飞掉不能射到，有的箭头卷曲折断，不能射入铠甲；这是临阵会误事的东西，一百支中也没有一二支堪用。只有旧竹箭，虽然箭羽损坏、箭镞生锈，但射出后仍能射入铠甲；只是数量也不多，也请求委派官员检查、修整、更换。一、代州知州康德舆，年老懦弱，不能办事。臣正想到了京城后上奏请求替换他，却近来得知已经派张亢接任。然而康德舆却充任并、代钤辖，单是这个职位也不是康德舆所能胜任的。请求给他一个靠近内地的小地方担任知州、钤辖，另行选派人任职。一、代州各寨的主、监押有三十多名，其中没有三四个人能够干练而且通晓事务，伏望早日更换。仍请求从近日臣僚根据枢密院公文举荐的、可以充任将领的人中，派人充任寨主、监押。一、岢岚军地处草城川口，没有险要可以依恃，而且城小壕浅，应当增筑城墙、疏浚壕沟。请求下达指挥给河东，调来打白草厢军以及本军服役的士兵，尽早合力修葺。臣曾两次上状奏请任用米光濬，并且命令他暂任知军，因为光濬已经了解当地事务和应办的情况；如果李纬突然到任，恐怕处置事务不能完全合宜，而且李纬一定不是能在岢岚久任的人。伏望朝廷查考臣前面的奏状施行，请裁决。论宣毅、万胜等军队的奏札。臣昨天奉诏派往河东，后来又接到枢密院公文，奉圣旨命令臣到达各州军后，考察各军指挥一向学习武艺以及教阅战阵的次序，精熟还是不精熟，遇到缓急时是否能够用于列阵作战。臣随即到各州军，命主兵官吏依照通常的格式教阅，观察他们的精粗以及所使用的阵法。除四官阵的旧法外，也有自己创制新阵的，但大体只是使进退整齐、行伍不乱罢了。各处相互比较差别不大，至于阵法，都还不能实际使用；只有踏硬、射亲最是真实的技艺。如今经略司分派主将到各州巡回教阅，用三等弓弩拍试，逐渐也应当精熟。然而主将不统一、器械不精良，这两件事还必须另行筹划。各军禁兵共九万五千多人，其中驻泊兵三万多人，只有万胜人数最多而最不精；本路就粮禁兵六万多人，只有宣毅人数最多而最不精。臣现在请求确定主将、精整器械，这两件事的条目很多，容臣随后逐一列举。至于宣毅、万胜等军，臣现在先行具状请求如下。一、臣查考河东驻泊禁兵六十八指挥，共三万二千多人，其中万胜二十指挥，一万一千一百多人。当初仓促招募，不能精心选择，这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自从到河东已经将近三年，他们射亲、踏硬弩的本领比初到时逐渐熟练，但其中人的大小、强弱、怯勇不等，又不能忍受艰苦；他们的技艺即使勉强施展，也比不上河东最下等的清边军。而他们领取的料钱、供给却与最上等的神卫相同，如今又多被派驻在河外五寨。因为他们的供给既然比其他军队优厚，便难以按通常次序差遣，遇到缓急时常常担心失败误事。臣现在请求从河东现有厢军三万人中，挑选年轻强壮而有勇力的人，增加设置清边军，并在京城选拨三百料钱的禁军，补足一万人数，用来替换万胜军，将其抽调回京。况且这些人到河东已经两年，人人都有劳苦思归的想法。

译一、臣查考河东本路就粮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挥、六万二千七百多人，其中宣毅四十四指挥、二万零二百多人。宣毅招募挑选不精，与万胜没有差别，只是河东宣毅稍胜其他路，原因为当地人天性强劲勇敢，能够忍受艰苦；但终究比不上自行投军的人。他们是农夫出身，质朴难驯，至今完全不能用于作战。臣到泽州时，有一指挥只挑选出九十多人接受教阅，也还很生疏。威胜军两指挥中，有一指挥完全没有形成次序，询问得知是因为他们被差出后最近才返回本营。河东多把宣毅派在巡检属下以及各处，因而不教阅。臣现在请求把现有宣毅交给河东都转运使亲自到各州，将矮小、怯弱的人先挑出退充厢军；其余能够教练的，不得再派往巡检属下以及防河寨栅等不教阅的地方，专门令各州军教练一两年，这样一定会逐渐可以使用。论麟州事务的奏札 臣昨天奉圣旨到河东与明镐商量麟州事务。因为臣还没有到达时，明镐已经一面与施昌言等人先行奏议；后来又接到枢密院公文，完整抄录明镐等人的奏状，命臣再与他们共同从长计议。臣于是亲自到河外商量利弊，与明镐等人再次商议，请求调减兵马人数，以便大致减少军费，已经联名具状奏闻。除此以外，臣另有短浅见解，应当把利弊和处置办法全部列陈，分为四项：一是辨析各种说法，二是比较保留和废弃，三是减少寨兵，四是委任土豪。这样一来，长久的谋划或许接近于御边之策。谨将各项列举如下。一是辨析各种说法。臣私下详细考察前后臣僚的奏请，他们的说法有四种：有的想废除麟州的寨名，有的想把它迁到靠近黄河的地方，有的想抽减兵马以节省粮饷运输，有的想增筑城堡以招抚蕃汉百姓。然而如果废掉寨名却不能减少兵力，还不如不废；如果能够减少兵力、节省费用，那么称它为州又有什么妨害？它的城墙坚固完整，地势高峻，是天然设置的险要，可以防守而难以攻取。它距离黄河和府州各自才一百多里，如果迁到河边，不过是向前移动五七十里，却放弃容易防守、难以攻取的天然险要。这样看来，迁移和废弃两种说法都没有看到可行之处。至于抽减兵马，确实是边防议论的一项；然而兵力冗余不只在麟州，大弊病在五寨。如果只减少麟州而不减少五寨，和不减少一样。凡是招抚蕃汉百姓，是充实边防的根本；然而这不是朝廷单独用力就能办成的，必须委托给边臣，允许他长期任职，逐渐推行恩惠信义，不限定年限，使成败得失不受朝廷急于求成的影响，并且能够像办理自己的家事一样专心经营整治，这样才可以收到长远效果。不是两年一换的官吏所能办到的。臣认为减少兵力、增设堡垒的说法比较接近正确，但还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二是比较保留和废弃。如今河外的兵力，除去分班休息的，仍有二万多人，大体上耗尽河东二十州军的供给，用来养活二州五寨以及河外数百户边民，却耗竭数百万百姓的财力。敌人即使不来，我们自己已经困乏；等于让敌人不用交战就使我们的防守力量疲惫，而我们还要承担残害百姓、聚集怨恨的劳苦。这样思考，似乎可以废弃麟州，但还不知道保留它有什么好处。如今二州五寨，虽然说是在空旷、无人之地徒然防守，但敌人也不敢占据我们的土地，仍然能够把敌人阻挡在二三百里之外。如果议论迁移、废弃麟州，那么五寨的形势也难以维持，兀尔府州便成为孤立的堡垒，连自守都来不及；这样敌人就可以进入、占据我们的城堡，耕种放牧我们的土地，在黄河两岸对面把那里作为巢穴。如今敌人在数百里以外，沿河尚且要花费力量防备秋季；如果让敌人在两岸相望，那么无论乘船还是踏冰，终年都要担心敌寇到来，沿河以内的各郡都会变成边防驻戍之地。这样考虑，就不能不保留它，但必须得到保留它的办法。三是减少寨兵。臣考察防务，庆历三年一年，麟州用粮七万多石、草二十一万多束，五寨用粮十四万多石、草四十万多束，费用是麟州的两倍。在一百二十五里的地方设置这五寨，除分兵轮流驻泊外，还有七千五百人，另用二千五百人运粮；再加上并州、忻州等十州军百姓运输缴纳，以及商旅入中往来，冗员和劳费多得无法尽述。每寨不过派三五十名骑兵巡逻侦察、埋伏道路，其余人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作为。当初建立五寨时本来不是这样：各寨兵力都有定额，建宁寨设置一千五百人，其余四寨各只有三百至五百人。如今多出的兵额，都是后来增加的。臣认为，现在形势稍为缓和，不同于建寨之初，暂且按旧额配置，也不至于造成冗费。臣请求只在建宁寨留下千人，设置一名都巡检；镇川、中堠、百胜三寨各留五百人，其余裁减的寨兵驻屯清塞堡，由一名都巡检统领。因为清塞堡最靠近东方，隔河就是保德军，驻兵可以到保德军领取粮食，就不必劳烦越过河道运输供应。平日若有行人投宿、用饭于各寨，五百名士兵巡逻侦察已经足够；若只是少量贼骑，建宁寨的兵力可以抵御；若贼兵稍多，清塞堡的兵力也能及时援助。各处都不超过百里，并不是减少兵力，只是把兵力迁到能够就近取粮的地方。这样河外可以节省费用，百姓的负担也能稍稍减轻。四是委任土豪。如今议论麟州，保存它就会使河东困乏，放弃它就会失去河外。如果想两全其美而不失一方，不如选择一名土豪委任他自行守卫。麟州城坚固险要，配兵二千，守卫已经足够。何况所谓土豪，就是才干勇力在一方独出，威名已经显著，为敌人所畏服，又能熟悉敌人的虚实，凡是作战守御，都不会违背谋略。若把一州交给他，他自然会把州城看得像自己的家一样，身家休戚与之相连，作战自然勇敢，守御自然坚固。他又是当地人，熟悉当地风俗，与百姓感情相通；百姓依赖他的勇力，也乐意归附他，于是蕃汉百姓便可以逐渐自行招集。这在外能够抵御敌人、负责战守，在内可以安抚百姓、充实边境，既节省费用又减少兵力，没有什么不便利的地方。与任命官吏前往、凡事都仰赖朝廷供给相比，利弊相差百倍。一定要任用土豪，非王吉不可。王吉现在正在建宁寨，蕃汉百姓依靠王吉在寨旁耕作的已有三百家；他的才干勇力一向已很有名，何况他任官守职的能力也可以由此知道。任州一二年间，观察他的后效；如果能够善于守卫，就可以世代任用他，使他长久担任守边之职。以上是臣所陈述的国家大计。恭请圣上慈悲，特别裁决选择。如果可以施行，那么有关舒缓民力、减少费用的事情，容臣继续拟定条例，等候圣上裁决。请求停止铸行铁钱的奏札 臣接到中书的奏札，详细抄录臣僚的四份奏状，一并上奏河东大小铁钱之事。奉圣旨，察看利害后奏报。臣随即到河东，索取晋州、泽州铸钱监以及各州军现行铁钱的数目；又把都转运司送来的庆历三年一年总收支钱数拿来，估算用度多少，并询问军民使用铁钱是否便利。现将利害逐项开列如下。一、现有大小铁钱的数量：大铁钱自开始铸造至目前，共铸成四万四千八百多贯；小铁钱自开始铸造至目前，共铸成十一万七千七百多贯。大小铁钱合计还不到六十万贯，铜钱则现有官府和民间流通使用的数量。

译一、大小铁钱的官本和净利数目：晋州大钱共用一万七千八百多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大钱二万八千八百多贯，折合二十八万八千多贯铜钱；总共用了约一万七千贯本金，获得二十七万多贯，所得利润约为本金的十五倍多。晋州小钱共用四万六千贯足陌铜钱，官本铸成十一万四千五百多贯；总共用了四万六千贯本金，获得六万八千多贯净利，利润一倍多。泽州大钱共用六千四百多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大钱一万六千多贯省，折合十六万多贯铜钱；总共用了六千四百多贯本金，获得十五万三千八百多贯利润，利润二十三倍多。泽州小钱共用九百八十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四千多贯；总共用了九百多贯本金，获得三千多贯利润，利润两倍。一、都转运司一年收支钱数：实际收取各项杂税杂利、客便卖盐矾的斗秤钱、夏秋税中出籴斛斗的钱、卖疋帛丝绵银及进纳等杂收钱，共二百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三十贯；实际支出随衣添支、特支料钱、旬设公使、国忌狱空时的神地里脚钱、购买羊马粮草、客便招募军人、百姓和籴、矾本及各种杂支等钱，共一百九十九万八千四百一十四贯。以上谨慎列举如前。臣如今考察大小铁钱，认为可以废止的理由有五条。根据都转运司庆历三年一年的实际收支计算，实际收入二百一十七万二千多贯，实际支出一百九十九万八千多贯，每年只用河东一路的实际收入就足以支用，此外尚有十七万四千多贯余额。大小铁钱可以停止铸造，这是第一条。小铁钱把本金和利润合计计算，利润很薄，不过一倍；略按铸造工料计算，两监每天共铸不过四百贯钱，一年不过铸得十六万贯，其中除去约六万贯官本外，只获得十万贯净利。若停止大钱而只使用小钱，一年只得到十万贯，却会因为破坏铜钱旧法而使百姓陷入刑戮，事情不会断绝。大钱利润既然丰厚，达到二十多倍，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它的利润比炼取黄金白银的术法还厚，虽有死刑也不能禁止。臣昨日在河东，从提刑司索取到犯私铸钱案的人数，已经有五伙；臣离开河东后，又陆续报来新捕获的两伙。这说明小钱利润薄，不足以铸大钱，而犯法的人却日益增多；这些都说明可以停止铸造，这是第二条。如今打开厚利之门而使人触犯死罪，就是诱导愚民走向死亡。如果宽免他们的死罪，犯法的人就会更多；急于捕查，就会使良民一并受到骚扰；放任而缓禁，百姓又不能胜过奸人。因此刑法严厉不能放松，法令又不能频繁捕查，也不能放任不管，不能用这种办法维持，这说明可以废止，这是第三条。铁钱使用已久，货币变轻，物价变贵，只有奸民盗铸能够获利，而良民和官府常常要用高价购买昂贵物品；从长远看，对官府和民间的危害很深，这说明可以废止，这是第四条。臣考察河东十九州军共四十九处，新近开设沽酒务；据转运司报来，每月约收二万贯多，计算一年应得二十四五万贯。又麟州原先准许入中七万石斛斗，近来因入中数目太多无处储藏，正在转运到府州入中。近日明镐又减少放归京城的马军，收入逐渐增多，而用物的士兵日益减少，这说明可以废止，是第五条。如今官府和民间现有铁钱总数不过六十万，既然不多，废止它很容易。何况河东一路二十二州军供养厢军、禁军共十二三万，略计所缺并不多，不同于陕西的情形。大小铁钱恳请特别停止铸造和流通，听候圣上裁决。请求免除各州一年支移的奏札 臣昨日到河东，实地访问一路百姓的贫困劳苦和骚扰，原来都是因为河外麟州、府州缺少军粮，于是由附近二十州军递相分摊供应。如今麟州现有军粮可支用三年，府州现有十三万石未支用的粮米，各寨也都有不少存粮。臣又把庆历三年转运司抛配秋税、支移的数目加以核算，得知今年博籴斛斗可以减免，和籴可以不再支移。这样不再运过河去，百姓的困苦可以稍稍缓解，怨声也会大为减少。有关减免科配的次序，现逐项开列如下。一、河外麟州现有三年的粮食；府州的兵士现在在河南保德军领取给粮；府州现有十三万石尚未支用的粮食。一、去年并州、忻州、岚州、宪州、石州、岢岚、火山、宁化、保德等军，共九处和籴斛斗十四万二千多石，支运到河外麟州、府州交纳。如今河外粮食已经很多，上述九州军的和籴粮，只请求改在保德军交纳。一、去年并州、忻州、汾州、辽州、潞州、晋州、绛州、泽州、石州、隰州、慈州所属威胜军、平定军，共十三处博籴斛斗十七万六千多石，运往保德军交纳。如今河外既不再支移，哪里还需要并州、忻州等九州军把十四万石和籴粮送到保德军交纳？因此这十三处的博籴可以减免。请求不要把醋糟摊派给百姓的奏札 臣昨日到忻州，看见百姓因臣出面而来怨诉，说转运司要把积压十五年、已经损坏腐烂的酒糟摊派给百姓，以收取醋的价钱。因为已经摊派缴纳，臣正要奏请今后不得强行摊派。随后据石州呈文报告，本务现有醋糟六千多石，本州正在索取州内及各县坊郭、乡村酒户的等级，以及州县各类役公人的姓名，准备按次摊派。这些糟每石价钱二十五文足陌。因为臣已经离开河东，只来得及发文书，暂且命令不得摊派，另候指挥。臣请求特别下达朝旨给转运司：今后醋糟只许官营酒务用来制醋出售，也允许百姓自行购买糟来酿醋，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这些糟所得利润不多，却只是白白造成骚扰，聚集怨声。恭请圣上慈悲，特别予以免除。至于石州的醋糟，还担心本州已经实行摊派，因此请求特别把价钱减去一半，令其逐渐送纳。《文忠集》卷一百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十六 宋欧阳脩撰 《河东奉使奏草》请求减免逃户和籴的奏札 臣听说河东百姓所负担的科配中，最重的是规定的和籴粮草五百万石。过去所籴的物资，官府支付的价钱不亏，百姓还能得到茶、丝和现钱。自从战争兴起数年，粮草价格上涨数倍，而官府支付的价钱只有实际价钱的十分之二三。百姓每在边境交纳二斗米，要用钱三百文，而官府只支付三十文，其中二十文折付成腐朽低劣的下等茶叶，草料价格大体也是如此。于是百姓贫困逃亡，而州县按例又不申报。逃户本户应纳的二税和和籴，不与开阁税一起征收时，便由户长代为缴纳；和籴则由村户平均分摊。已经逃亡的人家既然被彻底破坏，尚未逃亡的人所负担的科配却日益加重。臣到代州崞县，多次接到百姓陈状，说一个村子逃亡了将近一半人户，却仍然缴纳全村原定的和籴额，平均摊给现存人户。臣又曾派大理寺丞史谭检查看岚州平夷县，已经逃亡而尚未查出的户数共四十一户。各州类似情况很多。臣现在请求下令转运司，派清干官三两人，到并州、代州等十五州军中凡有和籴的地方，清查登记逃亡人户。各户所负担的二税和和籴定额，暂且一并停阁，等招抚召集人户返乡复业后，再让各户照旧平均分摊。仍应允许各县那些正在分摊和籴、以及由户长代纳逃户税款的人户，列状自行陈述。这样可以使负担沉重的百姓免除这种重复的科配。请求耕种禁地的奏札 臣昨日奉命出使河东，考察边防长久的利害。臣私下看到，河东的祸患在于把边防地区的土地全部禁止耕种，却到北界私下购买粮食，用来储备边粮。这有四大危害。依臣考察，如今如果招募百姓耕种禁地，就能除去四害而得到四利。河东地势山险，运输不通；边地既然禁耕，边防就缺粮，每年都要依靠河东一路的税赋、和籴入中、和博籴来供应边防。百姓既然受险阻路远所限，不能运粮，于是携带金银、绢、铜钱等物，到边防以高价私下购买北界粮食。北界禁止百姓把粮食和马匹向南运入我境，违犯此法要处死。如今边民冒禁私下交易，时常因此争斗，动辄互相砍杀射击；万一发生诉讼，就会构成事端，这是引发祸患的第一条。如今我们有土地却不自行耕种，反而偷买邻界物资来供应自己；如果敌方年年丰收并且放松法令、不加查察，粮食越过我国边界，尚且还有希望。万一敌方年成不好，或者他们与我们有嫌隙，突然严禁边界、停止买卖，那么我军就会缺粮；这样我军的饥饱便系于敌人，这是第二条祸患。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四州军的边防土地既不耕种而荒废，又没有固定主人，敌人便可以侵占。过去代州阳武寨曾因苏直等人争夺边界，诉讼长久不能裁决，最终被侵占退却二三十里。如今宁化军天池旁边，杜思荣等人又来争夺侵占，经年不能裁决。岢岚军曾因争夺挖掘界壕，依靠米光濬多方用力抵拒，才得以确定边界。这是自己空置土地、引来北人，年年争夺边界，属于第三条危害。禁止肥沃土地耕种，却使困苦百姓远途运输，属于第四条危害。臣认为，禁地如果能够耕种，一二年之间就可以不再购买北界粮食；边民没有争购粮食、引发冲突的危害，我军没有饥饱系于敌人的危害，边防土地有固定主人，没有争界的危害，边州自己有粮食，内地百姓没有远途运输的危害。这就是除去四大危害而取得四大利益。如今四州军的土地约有二三万顷，如果全部耕种，每年可以获得三五百万石的利益。恭请圣上慈悲，特地下令两府商议；如果可以施行，招募耕种和征收税赋的方法以及各项事务，容臣继续详细陈述，等候裁决。请求减少乐平县税课额的奏札 臣昨日到河东，据平定军知乐平县孙直方的奏状说，本县酒税课利钱旧额为四千一百多贯。本县不在驿路上，过去有四指挥兵士，军营设在县中。自庆历三年三月军营迁往并州后，县中只有居民一百多户，人口既少，客旅又不来，酒税课利无从办足。本军也曾上奏，请求减少定额。省司下令转运司核实，转运司随即命令把军营迁走后一年内的收入加以比较，重新确定租额，只达到二千八百多贯。又曾派辽州知州孟济裁定，转运司也核实后上报省司。省司却指示勒令本县征收足额课利，不得减额。臣考察平定军乐平县最为偏僻，如果没有军营，居民极少，实在难以征足课利。如今专副等人每月、每季、每年都因比较不足而受到责罚，从未有一天空闲，甚至还使监官徒然受到殿降、考第的处罚。臣现在请求特别下达诏令给转运司：自乐平县军营迁走以后一年内实际征收的课利，作为新的租额，免除旧额中虚高的数目；这样可以使专副不至于因重复追责而受刑，也使监官不至于徒然承担殿罚。听候裁决。请求允许麟州百姓自行沽酒的奏札 臣听说，麟州原来允许百姓自行沽酒，后来转运司谋划改为由官府自行开设酒务。臣昨日命本州核算一年，从去年十二月开沽至今年六月，用米曲和本金三千五百贯，所收净利只有一千八百贯，而官府和民间的劳费却不少。米曲由并州、岚州等地制造，运输千里；又摊派百姓造酒，黄米还要远途运送缴纳。麟州自从遭受贼骑之后，居民才有二三百家，如今又垄断沽酒之利，市场店铺顿时没有经营，居住的人都想逃亡迁徙。如今麟州既不迁废，那么各种事务都必须重新修治。沽酒所得的利润，官府收入不多，而劳费很大。臣现在请求命令百姓照旧开沽，这样可以保存抚养一州百姓，使他们逐渐形成生计。听候裁决。举荐孙直方的奏状 臣恭敬地看到，平定军知乐平县事、著作佐郎孙直方，是进士及第，性情明敏，具有治理政务的才干。臣昨日到河东，详细看到孙直方治理县务的良好成绩，现保举他可以充任大藩通判。又臣考察，代州通判李舜元到任已经三年三个月多，如今北面事务繁重，代州是最重要的地方，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才。恳请就地差遣孙直方充任代州通判；以后如果犯有正入己赃以及职事败坏、缺失等罪，臣甘愿与他同罪。谨具奏状上报。分条列举文武官员才干的奏札 臣昨日奉诏前往河东考察，了解到一路官吏才干的优劣，其中文武官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长，可以准备任用，现将姓名逐条列在下面。一、战将八人，遇到缓急可以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