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一

译父亲的区别有五种，母亲的区别有八种，都见于经书和礼书。父亲的称别有：父亲、亲生父亲、所后父、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所谓不同居继父，是父亲死后母亲改嫁，儿子跟随母亲暂时寄居在继父家，后来离开而另居；但仍因曾经暂居其家的恩情，终身称这个人为父亲，而亲生父亲是天性至亲，反而不能称作父亲，这可以说是不知轻重了。问者说：父母的称呼果真不能改变吗？回答说：深深憎恶为人后者尊奉亲生父母，没有谁比魏明帝更甚。明帝的诏书说：‘有人把考称为皇、把妣称为后，大臣共同诛杀他。’既然如此，称皇、称后是他所禁止的；可是考、妣的称呼，即使魏明帝也不能改变。明帝不能改变，正说明这些称呼不可改。问者说：亲生父亲、所后父的称呼，只见于礼书，如今世人从来不用。现在公卿士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家中，养子作为继承人的，都把亲生父亲称为伯父、叔父，已经很久了。如果一旦想采用古礼而违背当世习俗，难道能使众人的议论不喧扰吗？回答说：礼制废失已经很久了，起初是里巷中鄙陋粗俗、不了解义理礼制的人破坏了它；士族之家又因相互沿袭，终于形成了风气。” 然而国家的典章礼制仍然完整保存着。如今士大夫戴着高冠，束好衣带，站立在朝廷上，号称儒学之臣，为天子议定礼制，却想不遵守祖宗的典礼（指《开宝通礼》《五服年月》等书），而顺从里巷鄙俗的弊端，这不是臣下我所敢理解的。假如臣下因此获罪，我本来就不会惭愧，也不会后悔。何况所谓把养子的亲生父亲称作伯叔父，如今只是在私家中实行；有司议定礼制、议定法律，却从来没有不遵守典礼的。当时礼官议论把濮王称为皇伯。就在这时，王子融去世了。当初已故宰相王曾没有儿子，便把兄长王子融的儿子绎作为后嗣。等到王子融去世，礼官议定绎为亲生父亲服齐衰期服，心丧三年。把王子融作为亲生父亲，是典礼的规定；把濮王称为伯父，却是里巷的称呼。两种议论同时出现，给臣下议论时采用典礼，给天子议论时却采用里巷称呼。他们这样任意颠倒，人们却没有同他们辩论。问者说：有人说“亲生父亲”这个称呼出自《丧服记》，只能用于议论丧服，其他时候不能称呼。果真如此吗？回答说：法律说养父杀害他的亲生父亲，允许他的儿子告发养父，难道也是因为议论丧服才这样说的吗？” 问者说：礼书有明确的文字而世人不用，是什么原因？回答说：圣人把立后看作公事，不怕别人知道，所以不加避讳。不避讳，那么这个儿子必然有自己的亲生父母。小人不懂义理礼制，把养子当作私产，害怕别人知道，所以避讳他本来有父母，想让他一心成为自己所生的儿子，因此唯恐避讳得不严密。曾经试着论述说：古代有人不幸没有儿子，把同宗之子立为后嗣，圣人允许这样做，并把它写进礼经，而且不加避讳。但后世里巷鄙俗之人却避讳此事。避讳之后，便免不了欺骗和虚伪。所以他们苟且偷窃地从襁褓中抱来婴儿，隐瞒他的父母，自欺欺人地把他当作自己所生的儿子；说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把全部心意和爱专一地给我，他的心就一定会分成两处。而作为这个孩子的，也自己避讳亲生父母，断绝天性的亲情，反而把亲生父母看作叔伯，用这种做法欺骗自己的九族，扰乱人与鬼神之间亲疏的次序。凡是有生命并且有知觉的东西，没有不爱父母的。假使这个孩子能够忍心真正断绝自己的天性吗？那就连禽兽也不如了。假使他内心不能忍受，表面上却假装断绝，这就是极大的虚伪。” 里巷鄙俗之人考虑事情，也已经算深了。然而苟且盗取、欺骗虚伪、不能作为法则，是小人的做法。圣人却不是这样，认为人的道义没有比延续绝嗣更重大的，这是万世通行的制度，也是天下最公正的事，何必避讳呢？所谓儿子，没有不是由父母所生的。因此为人后者必然有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是自然的道理。它简明易懂，不苟且、不盗取、不欺骗、不虚伪，可以作为普遍制度而公然实行，这就是圣人的法则。又因为为人后者所承受的是宗族的重大责任，所以给所后父服斩衰；而对亲生父母的亲情在义理上有所屈抑，所以给他们降服为期服。丧服可以降等，父母的称呼却不能避讳，所以礼经明文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自三代以来，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用这项制度的。问者说：把濮王称为亲生父亲，那么对仁宗的意旨该怎样解释？回答说：仁宗皇帝的至圣至明，真是伟大啊！他知道立后是公事，不怕别人知道而不加避讳，所以明白诏告天下说：‘这是濮安懿王的儿子。’既然如此，濮安懿王就是亲生父亲，这是可以知道的。” 这就是仁宗先前已经向天下说明的。所谓简明易懂、不苟且、不盗取、不欺骗、不虚伪，正是圣人的法则。问者说：议论的人认为，恭敬和爱护之心如果分给那一方，就不能专一地用于这一方。如果这样，那么恭敬和爱护就可以专门施加于一个人，而不分给另一个人。假如皇上对濮王既不施以恭敬，也不施以爱护，就连对待路人也不如对待他的亲生父亲，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路人遇到乡里的长者和有德之人，一定会肃然起敬，表现出恭敬的神色；遇到交游故旧、长久未见的人，一定会欣喜地说出亲爱的话。如今遇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既不施恭敬，又不施爱护，反而不如路人。忍心说出这种话的是谁呢？君子发表言论，总要先衡量自己能否实行，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如今这些人只是偶然没有成为别人的后嗣；假如他们设身处地想到自己成为人后，能够用不恭敬、不爱护来对待自己的父母，那么他们才忍心说出这种话。问者说：为人后而不断绝对亲生父母的恩情，用在臣民身上可以；用在国家而且涉及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就会干扰正统，怎么办呢？” 回答说：濮园称亲并建庙，如今已经两年了，却与宗庙和朝廷完全没有关系。它对正统有什么干扰呢？这一点已经足以看出那些议论者的诬罔，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二 宋代欧阳修撰写 《中书请议濮王典礼奏状》韩琦等人上奏说：臣等恭敬地认为，出于天性的叫作亲情，合乎人情的叫作礼。虽然要用义理裁制事情，随着时势而采取适宜的办法，但亲情必然以恩爱为根本，礼制也不能忘记根本，这是古今不变的常道。伏惟皇帝陛下具有乾卦般刚健的德性，拥有离卦般光明的智慧，承受天地神灵的福佑，肩负宗庙社稷的重任。即位以来，仁德施行，恩泽普及，九族已经和睦，万国共同欢悦。而濮安懿王德行盛大、地位尊崇，理应有尊贵的礼遇。陛下承受先帝的命令，亲自继承圣明的统绪，却顾念大义而把私恩置后，这是慎重而重大的事情，不能轻率发动。臣等有幸忝居宰相辅弼之职，确实听闻朝廷的议论，认为应当考察古制、斟酌礼法，依据适宜的情况表达亲情，使恩德得以隆厚、爱护得以推广，希望上可以彰显以孝治天下，下可以敦厚民间风俗。臣等恭请下令有司，议定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应当实行的礼典，详细裁定合宜的办法，按时施行。” 两制礼官的议状 臣等谨按《仪礼·丧服》中“为人后者”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呢？因为承受重大宗族责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为之服丧。对于所后者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子女，都如同自己的儿子；所谓如同自己的儿子，是说一切都像亲生儿子一样。”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的传文说：“为什么服期年呢？因为不能有两个斩衰服。为什么不能有两个斩衰服呢？因为对大宗承担重任，就要降低对小宗亲属的服制。”又“为人后者为其兄弟”的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呢？因为为人后者要降低对亲生兄弟的服制。”由此看来，为人后者作为所后父的儿子，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是因为尊者不能有两个；如果把恭敬和爱护之心分给那一边，就不能专一地用于这一边。因此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入继而承受大统的，有的推尊亲生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当，并受到后世讥讽。臣等不敢拿这些作为本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多是在皇帝驾崩之后，拥立的谋划有的出自皇太后，有的出自臣下，并不像仁宗皇帝那样年纪尚未衰老，深深考虑宗庙的重任，恭敬承受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把大业交给他。” 陛下亲自作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续宗庙，光大地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的亲情和养育抚顾之恩，但陛下所以能够背负屏风、端正冠冕，富有四海，并使子子孙孙万世相继，都是先帝的德业。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达古今，私下认为今天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一概按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极尽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实在是合宜的。” 中书进呈的札子 奉内降诏书，翰林学士王珪等奏称：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一概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极尽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实在是合宜的。臣等详细看王珪等人的奏议，还没有看见他们详细议定濮安懿王应当称作什么亲属、是否称名，所以请求再交给王珪等人详细议定，听取他们上奏。” 两制礼官再次议论称皇伯的奏状 臣等参照详议：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身份，诏书中不称名。仁宗即位时，泾王元俨以皇叔身份，赞拜时不称名。天圣五年，又在诏书中加上不称名的规定。这是本朝尊奉尊属的旧例。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按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谨具奏状上报，恭候诏敕裁定。” 中书请召集官员再次议论并进呈的札子 奉内降诏书，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说：臣等参照详议，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身份，诏书中不称名；仁宗即位时，泾王元俨以皇叔身份，赞拜时不称名；天圣五年，又在诏书中加上不称名的规定。这是本朝尊奉尊属的旧例。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按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臣等谨按《仪礼》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考察今文和《五服年月敕》，都说：“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亲生父母服齐衰期。”也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父和亲生父母，都称作父母。又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如今王珪等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中没有看到明确的依据。伏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官员确定议论，奏报。” 《奏慈寿宫札子》二十三日，中使韩和带来皇太后亲自封缄的札子一封，交给中书，办理尚书省集体议论濮王典礼的事情。中书查考后发现，自皇帝登基以来，凡是皇亲尊属都分别追封、加赠，只有濮王及其夫人是皇帝的亲生父母，所以应当交给有司查寻典礼和前代旧例，于是具奏请求。不久奉圣旨，等服丧期满后另行取旨。近来皇帝除去丧服、恢复吉服，于是再次上奏，请求交给两制以上官员以及太常礼院详细议定。不久据王珪等人奏称，尊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一概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极尽尊荣。中书因为还没有议定应当称作什么亲属，所以再次交付详细议论。后来又据王珪等人议论称皇伯。中书查考《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以及今文和《五服年月敕》，都说：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服斩衰三年，这是义服；为人后者为亲生父母服齐衰期，这是正服。也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父和亲生父母都称父母，这是古今礼制、法律中的明文。至于王珪等人议论称皇伯，前代并没有典故，必须奏请下令尚书省召集官员再次议论；不过只是让他们议定究竟应当称作什么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