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第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三十一。宋代欧阳修撰。《居士集》卷三十一。墓志五篇。《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已故太子太师、退休的祁国公，赠司徒兼侍中，杜公名衍，字世昌，是越州山阴人。他的祖先本是尧的后裔，历经夏、商、周三代常常担任诸侯，后来把封地迁到杜地，子孙散居并前往其他诸侯国的，便以杜为姓。自杜赫任秦国将军以后，三代有御史大夫杜周及其子、平建侯杜延年，仍然在汉代显贵；又过九代，有晋代显贵的当阳侯杜预；再过十四代，有唐代显贵的岐国公杜佑；又过九代，才到了祁公。他家有家法，吉凶祭祀、斋戒日期、礼币祝文等事务，全都按照家中典籍办理。自唐朝灭亡以后，士大夫失去了旧有礼制，事事苟且简略，唯独杜氏仍然守护家法，不随世俗改变。大概从春秋诸侯的子孙到秦汉，经过一千多年而能够使世系不绝；唐朝盛时，公卿之家流传至今的家法，只有杜氏还保存着。公从高祖、曾祖以来，就以恭敬俭朴、孝顺谨慎闻名乡里；到了公本人，为人尤其清廉自守。他侍奉君上，以不欺骗为忠；对待别人，以约束自己来取得信任。因此一举一动、细微末节都谨慎而有法度，考察他一生的大节，更是伟大。公享年八十岁，官至尚书左丞。到六十九岁将尽时，便上书请求告老；第二年以太子少师之职退休。后来历次升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封祁国公。在家中时，皇上祭祀明堂，派使者召公陪同祭祀，并准备向他询问政事；公因病未能前往，但皇上按时节慰问、犒劳、赏赐，从未断绝。公少年时考中进士高第，任扬州观察推官、知平遥县、晋州通判、知干州，升任河东、河北、京西路提点刑狱，任扬州知州、河东及陕西路转运使。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授天章阁待制，任荆南府知府，尚未赴任便改任河北路都转运使，遂任天雄军知军。召回朝廷任御史中丞，判流内铨，知审官院；授枢密直学士，任永兴军知军；调任并州知州，升龙图阁学士，再任永兴军知军，代理开封府知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随即授枢密院副使。庆历三年升任吏部侍郎、枢密使；第二年以本官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治理吏务正如他的为人，审理诉讼虽然明敏，但查验核实更加精细，所以屡次判决疑难案件，人们认为他神明。他处理文簿、出纳、推究分析，细到毫发，整日没有疲倦的神色。至于制定条目，一定要使官吏不能从中作奸，只做到这样而已。等到这些措施施行于百姓方面，就简便而容易执行。起初任平遥知县时，曾因吏事到别州去，县中争讼的百姓都不肯让别人裁决，等公回来。任干州知州还未满一年，安抚使考察他的政绩，便任命他代理凤翔府知府。两州百姓在边界上争执，一个说：‘这是我们这里的公，你们夺走了他。’另一个说：‘如今是我们这里的公，你们有什么关系？’夏人刚刚叛乱，朝廷命天下各地承受兵役之苦，陕西以西尤其严重。官吏借机侵夺索取，征发催逼，甚至使百姓破产也不能满足要求，往往有人上吊、投水而死。当时公在永兴，对当地人说：‘我不能使你们完全免除征发，但可以使你们不至于劳苦。’于是替他们安排处置，计算物资的有无、贵贱，道路的远近，放宽期限，使他们按次序输送。因此物价不暴涨，车牛、草料、住宿饮食和往来都同平时一样，官吏也束手无策。百姓相比其他州，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六七。至于修缮城郭、整治器械，百姓全都不知道。开封府治理京师，常常受到权贵的阻挠；有触犯他们的法规却能够不屈服的，世人都认为很难。头发终日不见疲倦的神色。至于制定条目，一定要使属吏不能从中作奸而已。等到把这些施行于百姓时，便简便而容易实行。起初任平遥县令时，曾因公务到别州去，县中争讼的百姓都不肯让县令裁决，等着杜公回来。任知干州未满一年，安抚使考察他的政绩，便以杜公的权宜任命他代理凤翔府知府。两地百姓在边界上争着说，一方说：“这是我们的杜公，你们把他夺走了。”另一方说：“如今是我们的杜公，你们有什么关系？”夏人起初叛乱时，天下都苦于兵事，而陕州以西尤其严重。官吏借机侵夺盘剥，征调催逼，弄到百姓倾家荡产也不能满足要求，往往上吊投水而死。当时杜公在永兴，对当地人说：“我不能使你们免除这些差役，但可以使你们不至于劳苦。”于是替他们安排处理，计算各种物资的有无、贵贱，以及道路的远近，放宽交纳期限，使他们按次序【一作‘得次第’】输送。因此物价没有暴涨，车牛、草料、粮秣、住宿和饮食等，往来都像平时一样，而官吏束手无策，无法施展。百姓的费用比其他州省下了十分之六七。至于修缮城郭和器械，百姓全都不知道。开封府治理京师，常常受到权贵的干扰；有触犯其法令而能不向权贵屈服的人，世人都认为是难事。杜公却能使权贵不敢有所干预。他治理政务，凡是把听讼断狱、审理盗案作为能干与否的标准，只有杜公开始有余力，在治理民事方面像治理其他州一样从容，因此京畿诸县的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开封府屡屡选出能干的官吏，而又兼顾民政的，只有杜公一人。吏部审官院掌管天下官吏的铨选，但任职的人大多不久便升迁离去，所以属吏得以从中作奸。杜公刚开始主管铨选事务时，有一天，三名候选人争任一个空缺职位。杜公询问属吏，属吏收受了丙的贿赂，回答说：“应当给甲、乙，不能争。”于是便把另一个空缺授给丙【一作‘乃授他阙’】。过了几天，属吏教唆丙控告甲，说甲不应当得到某职。杜公醒悟过来，召来乙询问，乙谢绝说：“我已经得到另一个空缺职位，不愿再争。”杜公不得已把那个职位给了丙，却笑着说：“这不是属吏的罪过，而是我不了解铨选法罢了。”于是命令各曹把格式和科条分别备具，拿来说明，问道：“全了吗？”回答说：“全了。”第二天，杜公命令所有属吏不得登堂，只许坐在本曹听候办理文书。从此属吏不能参与铨选事务，任用和罢黜全都出自杜公。过了一个多月，京城里便一致传扬起他的声名。他在审官院任职时，有人用贿赂求取官职，属吏推辞不收，说：“我们杜公有贤能的声望，不久就会被任用而离去了，姑且稍等吧。” 庆历初年，皇上厌倦西部战事长期不止，百姓疲敝，急于任用富公、韩枢密和范文正公为丞相、枢密等重臣；这三个人于是想把各种事务全部革新，以整顿法纪纲常，但小人和受宠幸的权臣都不高兴。只有杜公同他们互相辅助，而杜公尤其抑制并断绝侥幸求进之事，凡是宫中传下的任命和恩泽，一概不予接受。每积累到十多件，便连同封署一起当面退还给皇上。有时还斥责求请的人，使他们惭愧、怨恨，流着眼泪离去。皇上曾对谏官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某把宫中传下的任命封还了吗？我住在宫中，有人来请求恩泽时，常常拿杜某不能同意来告诉他们，因此停下来的请求，比杜某封还的还多。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这一点外人和杜某都不知道。”然而杜公和这三个人最终都因此被罢免离去。杜公熟悉本朝的旧典故，善于决断大事。起初边将商议要大举出兵攻打夏人，即使韩公也认为可以出兵，杜公却争辩认为不可。大臣中甚至有人想以阻挠军务的罪名加罪于杜公，但出兵之后，军队果然未能出发。契丹和夏人争夺银瓮族，在黄河以外发生大战，而雁门、麟府都发出警报。范文正公安抚河东，想率军跟进，杜公认为契丹一定不会来，军队不可妄自出动。范公发怒，甚至用言语侵凌杜公，杜公也不因此记恨。

译后来契丹最终没有来。范公、杜公二人，正是世俗所指称的把杜公和范公视为朋党的人；他们在讨论政事时，大概就是这样。等到那三个人将要被罢免离去时，杜公独自认为不可，于是【一作‘故’】也被罢免，以尚书左丞的身份出任兖州知州。过了一年多便退休。杜公从平民做到宰相，衣服饮食没有增加，连妻子儿女也有固定的用度。家中原本财产丰厚，叔伯分家产时，杜公把自己所得的全部财产都给了贫困的兄弟。俸禄收入，也分给宗族。周济他人的急难，直到退休时仍没有房屋居住，长期寄居在南京驿舍。杜公从年轻时便喜爱学习，擅长书法绘画，喜欢作诗；即使年老，读书也不知疲倦。他推举奖掖后辈，如今世上有名的士人，很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在家中接待宾客时，一定询问时事；听到有好事，便像是自己做成的一样高兴；遇到认为不可行的事，忧虑便显露在脸上，有时夜里不能入睡，好像把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一样。杜公一生所奉行的这些事情，哪怕有人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君子也认为是人所难能的；而杜公自己却说这些不足以让后世称道，并遗嘱告诫子孙不得为他撰写记述。唉，这难道就是所谓责任重大、道路遥远，而行善唯恐每天的时间还不够吗？曾祖父太子少保【一作‘太子少师’】，讳某，赠太师。祖父鸿胪卿，讳叔詹，追封吴国公。父亲尚书度支员外郎，讳遂良，追封韩国公，都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杜公娶相里氏，封为晋国夫人。儿子中，诜任大理评事；防任太常博士；讷任将作监主簿；诒任秘书省正字。另有三个儿子早年去世。女儿中，长女嫁集贤校理苏舜钦，次女嫁秘阁校理李綖，次女嫁毕州团练。推官张遵道于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防在同年十月十八日把杜公安葬于应天府宋城县的仁孝原。铭文说：恭敬庄重的祁公，凡事亲自实行，始终如一，只有德行最为谦恭。公在任职时，士人都知道他贪廉分明，退职后安居家中；四方瞻仰的，哪里只是士大夫？天子说：“唉，你辨明曲直，防止邪曲，主持正道。方圆都有矩规，没有人能够逾越。公啊，不要欺骗我。”我在左右两侧，唯独以公为辅佐。公虽然告老退休，所受的宠爱却没有停止。任命为宫廷之臣、国公，立即在宅第中接受诏命。高大明亮的明堂，万国都来陪祀。难道没有群臣，替我执掌法度吗？用什么召请他们？只是因为公有旧日的德望；公不能前来，我便亲自前往赐予恩典。君子和乐平易，是百姓的父母。公即使活到百岁，人们仍觉得太少；不让年高的公来辅佐我这位元老。显赫的宠禄，自有终止的时候；唯有他的德行不会停止，他离去之后，人们仍然思念。铭文昭示于久远，成为万世流传的遗赠。《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三十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五年、三月、十四日〕 宋代欧阳修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二月、十三日〕 《居士集》卷三十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篇、四人〕 墓志七篇。《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王公墓志铭》。

译《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并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人、元年、正月〕 尹君名源，字子渐。他和弟弟洙、师鲁都在当时很有名。他们的议论和文章都博学强记，各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师鲁喜欢辩论，果断而敢于有所作为；子渐为人刚直简朴，不矜持修饰，能够自行收敛隐藏。与他相处很久，也未必了解他；但他一旦有所发表，人们必定惊异而折服。他看待世事，似乎觉得与自己的心意无关；后来推究其中的真伪，估量成败，事情往往都如他所说。他的性情不能容纳平庸之人，却善于同人交往，交往越久感情越深。从天圣、明道年间起，我就同他们兄弟交往。我所了解的子渐就是这样。他的曾祖名谊，赠光禄少卿；祖父名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赠刑部侍郎；父亲名仲宣，官至虞部员外郎，赠工部郎中。子渐起初因祖荫补任三班借职，逐渐升为左班殿直。天圣八年考中进士，任奉礼郎，历次升任太常博士，先后任芮城、河阳二县知县，签署孟州判官事，又任新郑县知县，泾州、庆州通判，怀州知州。庆历五年三月十四日在任所去世。赵元昊侵犯边境，包围定川堡，大将葛怀敏调发泾原军队前往救援。子渐写信给葛怀敏说：‘敌人举全国之力而来，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城堡；但按照兵法，也有不能前往救援的情况。况且我们的军队害怕军法，见到敌人就一定出战，不考虑利害，这就是屡次失败的原因。应当把军队驻扎在瓦亭，见到有利时再行动。’葛怀敏不能采用他的意见，最终兵败身死。刘涣任沧州知州时，有一名士卒不服管束，刘涣命令杀掉他并公布示众，因此获罪于擅自杀人，被降为密州知州。子渐上书替刘涣申辩，认为他有理，刘涣得以恢复沧州知州之职。范文正公常常推荐子渐的才干可以任职馆阁，召来考试却没有任用，于是任怀州知州。到满一年时，治理大有成效。当时天子任用范文正公、如今的观文殿学士富公和武康军节度使韩公，想要改革天下事务；但权贵和小人对此不利。三位公都被罢职离开，师鲁以及当时许多贤士也多被诬陷获罪。子渐叹息忧伤，发愤认为活着可厌、死去可乐，常常喝醉，悲歌流泪。朋友们都暗中感到奇怪。不久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岁。至和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他的儿子材把他安葬在河南府寿安县甘泉乡龙涧里。他一生所作的文章六十篇，都流传于世。儿子四人，名材、植、机、桴。唉！师鲁常常把才智耗费在世事上，最终却遭受忧患，困顿而死；像子渐这样，心胸旷达，不让外物成为心中的负累，也不使自己的志向屈服。然而他的寿命也不长，难道所谓寿命长短、得失成败，都是指的另一些事情吗？其中的缘故，难道是无法知道的吗？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十月〕 内心蕴藏着才华，却不能施展；一旦愤懑，便以死为乐，难道死去就像归家一样吗？难道他的志向将要衰退了吗？如果不是这样，世道果真值得憎恨，又能怎么办呢？《太子中舍梅君墓志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八年、十二月〕 已故太子中舍、退休的梅君名让，字克让，世代是宣城人。家人常凭文学求取仕进，唯独公不肯做官。他的弟弟询勉励他，公说：‘士人做官，升迁而取得荣禄容易；想要施行自己的志向，使内心没有愧疚却很难。我难道不想做官吗？如果居于官位却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享受俸禄却内心有愧，我是不做的。如今我居住在父母的故乡，以恭敬侍奉长老，以诚信接待朋友，守护祖先坟墓，安居乡里，直到老死而无遗憾，这就是我的志向。’他的弟弟后来显贵，必定想授予他官职，公坚决不肯，于是弟弟上奏任命他为大理评事，他便退休居家。有六个儿子：尧臣、正臣、彦臣、禹臣、纯臣，另一个早死。其中三个儿子都做了官，尧臣在当时很有名，如今任国子博士。尧臣多次因郊祀恩典而升迁，进而使公任太子中舍。公年老以后，尧臣回来，穿着朱衣，手执象笏侍立在公身旁，乡人不以尧臣为荣耀，反而以他的父亲为荣耀。尧臣等都因为公年高，希望留下奉养他，公不答应，说：‘这不是我的心愿。’回头对两个儿子说：‘你们要早晚努力，来辅助我养老。’又回头对另外三个儿子说：‘你们要努力建立名誉，来作为我的荣耀。居家的奉养我的身体，做官的奉养我的志向，这样就可以了。’公享年九十一岁，身体强健，没有疾病，皇祐元年正月初一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尧臣哭着向他的朋友庐陵欧阳修请求说：‘尧臣不才，做官不显达，也没有声名，不能成就先人的志向；退而请托文字，希望把父亲铭刻于后世，又不敢把这件事当作私情。’我于是替他作铭说：志向充实，内心便快乐；寿命中等却能隆盛，福分有终结，铭文却无穷，照耀幽暗的墓宫。

译《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并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九月、三年、二年、五百户〕 已故湖州长史苏君有一位贤德的妻子杜氏。自从苏君去世，她穿布衣、吃粗食，过了几年，带着苏君的孤儿，收集他生前的文章，奔赴南京，向她的父亲哭诉说：‘我的丈夫活着时受到屈抑，尚且可以在死后得到伸张。’她的父亲是太子太师，把这件事告诉我，我替苏君编次文章并作序，用来彰显苏君的大节，以及他受屈、伸张、得失的缘由，深深责备世上那些本应替国家乐意培养贤能人才的君子，也哀悼苏君的不幸。他的妻子择定嘉祐元年十月某日，把苏君安葬在润州丹徒县义里乡檀山里石门村，又向她的父亲哭诉说：‘我的丈夫在人世间受到屈抑，还可以在地下得到伸张。’于是杜公和苏君的儿子泌都来信，请求我为他作墓志铭。苏君名舜钦，字子美。他的上代居住在蜀地，后来迁到开封，成为开封人。自他的祖父名易简以来，以文章闻名；宋太宗时承袭翰林，任学士、参知政事，官至礼部侍郎。父亲名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苏君年少时因父亲的恩荫补任太庙斋郎，调任荥阳尉，这不是他所喜欢的；后来锁闭官署离职，考中进士，改任光禄寺主簿、知长城县，遭逢父丧，服丧期满，任长垣县知县，升任大理评事，监掌在京楼店务。苏君相貌奇伟，慷慨而有大志，年轻时喜欢古学，擅长写文章，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政绩。在京城任职时，职位虽然低，却多次上书论说朝廷大事，敢于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范文正公推荐他，召来考试后任集贤校理。自从元昊反叛以来，出兵没有取得功效，天下安逸已久而几乎懈怠，尤其困于兵事。天子奋然任用三四位大臣，想要全面革除各种弊病，使百姓得到宽解。此时范文正公和如今的富丞相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小人对此不便；只是皇上正信任他们，小人想办法动摇皇上，却没有找到突破口。因为苏君是范文正公推荐的，又是宰相杜公的女婿，于是便借事陷害他。苏君因监进奏院祭神时奏请使用购买的旧纸钱招待宾客，被诬为盗窃公物，削除名籍。苏君的名声闻于天下，所交往的宾客都是当时的贤俊，他们全都因此获罪，被贬逐；于是陷害苏君的人高兴地说：‘我这一网把他们全都打尽了。’后来三四位大臣相继罢职离去，天下的改革最终也没有再施行。苏君带着妻子儿女住在苏州，买来木石修建沧浪亭，每天更加勤读书，在六经中广泛深入地探究；同时又时时把自己的愤懑抒发在诗歌中，诗中受到激发的地方常常惊人绝妙。他还喜欢写行书、草书，都很可爱，所以人们喜爱它们。即使是短篇文章，醉后挥墨落笔，也争相被人传抄。天下士人听到他的名声便仰慕他，见到流传的作品便喜爱，常常前往拜见他的容貌而肃然起敬，听到他的议论便惊异而折服。与他相处久了，又不能舍弃他离去。住了几年，又得到湖州长史之职。庆历八年十二月某日，因病死于苏州，享年四十一岁。苏君先娶郑氏，后娶杜氏。三个儿子：长子泌，将作监主簿；次子液；三子激。两个女儿：长女嫁前进士陈纮，次女嫁给防。起初苏君获罪时，被指控因奏请使用钱财而盗窃，没有人敢替他申辩冤屈。苏君死后，天子醒悟，凡是先前被逐的臣子都重新召回任用，显列于朝廷；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再替苏君说话。他想在地下求得伸张，实在是应当的。我应当详细叙述他获罪至死的经过，使后世知道他确实有获罪的缘由；于是又写下长篇辞章，希望墓志和辞章一同表达我哀悼苏君的心情。辞章说：说他没有力量啊，谁把他击打而驱逐？说他有力量啊，为什么不反过来让他回归？难道是他有能力而这个人没有善行吗？百般赞誉也不能进身啊，一次毁谤便使他一生倾覆排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荒谬的缘故有谁来追问啊，幽深难以知道。可叹你的内心啊，有才华蕴藏却没有施展。文章发出光彩啊，像星辰和太阳一样辉煌。即使被昏暗遮蔽而含恨啊，也不应当使光明的声名永远流传不下去。

译《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墓志铭》（并序）。王公名洙，字原叔。他出生时刚会说话，便已经知道作诗；指着事物就能作赋。长大以后，从六经、史记、诸子百家的书，到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算术、训诂、字音等，无不学习；所学必定通达，像各门学科的专家一样。他起初说话好像不从口中吐出，随后便能辨别条理，阐发精微，听的人忘记疲倦；有人请他解决疑难、进一步求教，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答案。因此从他年轻时起，当时的名臣贤士都称赞仰慕他，他的名声传遍天下。起初考中进士，任庐州舒城县尉，因事获罪免官，回到南京居住。当时故相临淄晏公任留守，惊异于他的文章，以宾客礼节待他。过了很久，又调任贺州富川县主簿，尚未赴任，临淄公便推荐他的才能，留他住在应天府学，教授诸生。适逢诏令选举精通经术的人任学官，京东转运使举荐公应诏，召任国子监直讲，升任大理评事、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任天章阁侍讲，直龙图阁，同判太常寺。庆历年间，小人中有不喜欢大臣执政的人，想排斥他们离去，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杜丞相的女婿苏舜钦任集贤校理，负有当时的声望，所交游的都是当世贤人豪杰。不久苏舜钦因监进奏院祭神时宴请宾客，被御史弹劾，公也因宾客之罪被贬为濠州知州，后来调任滁州、徐州、亳州三州知州。范文正公、富丞相都说王某学问经术深厚、熟悉旧事，应该留在朝廷，于是再次召任检讨，同判太常寺、侍讲，充任史馆修撰，授知制诰，代理判吏部流内铨。至和元年九月，任翰林学士；至和三年，因亲属关系需要避嫌，改任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历任官职至尚书吏部郎中，官阶朝散大夫，勋位轻车都尉，封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公为人宽厚平易，对宗族孝顺，对朋友诚信；宗族中凡有孤儿不能自立的，他都替他们婚嫁。起初考中进士时，与郭稹同为保人。有人告发郭稹冒充母亲服禫，按法律应当连坐。主管考试的官员召公询问，问他果真为郭稹作保吗，如果不是就可以更换保人。公说既然作保，就不能更换。于是他和郭稹都被罢免。公凭借文才学问得到任用，能够把所学用于辅佐皇上，陈述自己的意见，舒缓而不急迫。天子常常喜欢他的言论，心里有想做的事，一定拿来询问他，他没有不能回答的。皇上曾用涂金龙水笺写“飞白”二字，以词林二字来褒奖他。至于朝廷其他部门，有关过去言论和旧事，也都来找他考订校正。他主管太常寺后，吉礼、凶礼等礼典，尤其有许多是由他撰定的。他曾修撰《集韵》，校定《史记》《前后汉书》，编纂《国朝会要》《乡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皇祐年间举行大享明堂，翰林侍读学士宋祁说：‘明堂礼废弃很久了，必须得到通晓古今学问的人。’皇上诏令公共同草定礼仪，礼成后，撰写《大享明堂记》。又诏令他修订雅乐。晚年喜欢隶书，尤其具有古法。著有《易传》十篇，其他文章一千多篇。他施行政务，敏捷而有方法。任滁州知州时，州中驻扎的庐戍兵骄横，前任知州以此为忧患，却不能制服他们。公到任后，借着一件事情召集他们，把他们全都聚集到庭院中，告诫说：‘在某时做某事的，不是某人吗？’抓出其中一两人依法处置，其余全部不再追问，士兵这才知道害怕。当时妖贼在贝州反叛，州县无论远近都受到惊扰。属官劝公不要给州中士卒发放钱粮、教习他们成为真正的士兵。公笑着说：‘这是想防止叛乱吗？这正是使人不安的做法。’在徐州时遭遇大饥荒，免除百姓船税、缗钱，使他们能够到邻郡买粮，又发出公家和私人储存的米粟赈济百姓，救活的人尤其多。有关部门上报他的政绩第一，皇上下诏书加以褒美。他在朝廷中多有议论，待人却恭敬谨慎。等到去世以后考察他的言论，都是当时的重要事务。公任知制诰时，夏竦去世，天子因为他过去在东宫的旧恩，赐谥号‘文献’。公说：‘这是僖祖皇帝的谥号。’于是封还谥号文书，不肯替他起草诔辞。并且说：‘以前有关部门给王溥谥号“文献”，给章得象谥号“文献”，字虽然不同而读音相同，都应当改换。’于是太常寺改给夏竦谥号‘文庄’，王溥、章得象也都改换了谥号。他还曾论说皇亲国戚和近幸之人违法求取恩泽，扰乱刑罚和赏赐。他又说天下民田的赋税不均，有奸民逃亡，主管部门失去固定税额，请采用郭谘、孙琳等人开挖沟渠、划分方田而实行均田的办法，颁行到各州县，使主管部门可以因百姓诉讼而逐渐调均，不扰民而又能恢复原来的税额。近来选任谏官、御史时，凡是曾经被执政大臣推荐举荐的人，都因为避嫌而不任用。公认为士人修养自身、勉励操行，大臣荐举贤才是为了报效国家；却因为避嫌而废弃他们，这是怀疑大臣而废弃贤才，不可以。等到讨论河工、边境粮食等事情时，他的意见也都可以施行。公病重时，八月开设迩英阁，侍臣一同进讲、读书，唯独公因病不能参加。天子思念他，派使者询问公的病情，说：‘稍微好些了吗？能不能起来替我讲学呢？’不久公病情加重去世。天子震惊哀悼，赙赠加等，追赠给事中，特赐谥号文节。同年十月辛酉，葬在应天府虞城县孟诸乡土山原。公是应天府宋城县人。曾祖名厚，祖父名化，赠太傅；父亲名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二人都先于公去世；又娶齐氏，封高阳县君。儿子五人：长子叟臣早死；次子力臣，太常寺太祝；次子钦臣，秘书省正字；次子陟臣，将作监主簿；次子曾臣，任某官。有一个女儿，嫁太常博士陈安道。铭文说：王氏的先祖，远自夏、商、周三代，下至战国，商、周、齐、魏各国的后人都以王为姓，所以后世姓王的人尤其多。太原王氏出自周王子公，世系可以考实。太原人后来迁居宋地，于是子孙繁衍。惟有他的皇考生了八个儿子，公实际上是最小的一个。他的德行能够继承先世，传播美好的声名，以此在仕途上显达。八支子孙兴盛，名声、荣誉、才干、贤能兼备。公的父亲是朝廷中的儒学之臣，退朝归家，众多子孙和睦相聚，难道会不快乐吗？为什么夺去公的寿命，使朝廷失去咨询的人，使士人失去良友？送葬的车队到了国都城门，人们流泪伸长脖子遥望。在这里安葬归藏，刻下铭文使他永垂不朽。《文忠集》卷三十一。公姓王，他的祖先是太原祁人。他的六世祖某曾任唐朝辉州刺史，遭逢世乱，于是留居砀山。砀山靠近宋地，后来又迁到宋州虞城县，现为应天府虞城人。公名尧臣，字伯庸。天圣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任将作监丞、湖州通判。奉召考试后，以著作佐郎身份直集贤院，任光州知州。当年发生大饥荒，群盗打开民间粮仓，按官法应当处死。公说：“这些只是饥民来求食，是荒政所应救济的对象。”于是请求按减免死罪论处，后来朝廷便把这一做法正式写入法令，直到今天仍在施行。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为右司谏。郭皇后被废，居住在瑶华宫，后来患病，皇帝很是怜悯她。当初皇后被废时，宦官阎文应出力很大；皇后患病后，文应又主持监理医药。皇后将死，议论者怀疑文应另有奸谋，公请求把此事交御史查究虚实，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自从文应掌权以后，再没有人敢指斥他。后来文应终于因骄横放纵被贬斥处死，皇后仍停柩未葬，有司按照旧例，在正月举行张灯活动。公说：“郭氏有幸蒙受深厚恩典，恢复了后位名号，既然仍是天子的皇后，张灯之事可以废止。” 皇帝立即为此停止了张灯。景祐四年，以本官身份任知制诰，赐服金紫，同知通进银台司，兼任门下封驳、提举诸司库务，升为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元昊反叛，西部边境用兵，任命公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公巡视四路山川险要与平易之处，回来报告说：“某一路应增加若干兵力，某一路是贼兵不会进攻的地方，某一路应赶快加强防备。”至于各位将领才能的长短，他全都了解，推荐其中可以任用的二十多人，后来都成为名将。当时边军刚在好水战败，任福等人战死，韩丞相因身为主帅而失律，被削夺招讨副使之职，改知秦州；范文正公也因给元昊写信而没有先行上奏，被削夺招讨副使之职，改知耀州。公于是说：“这两个人都是天下所选拔的人才，他们的忠义智勇名震四方，不应因小过失而弃置不用。况且任福是因为违背节度而导致失败，更不应过分责罚主将。”因此违背了宰相的意旨，连同其他建议也多被阻止，未能实行。第二年，贼兵进入泾原，在定川交战，杀死大将葛怀敏；这正是公曾明确指出应当防备的地方。从此朝廷才开始认为公的话可信，先前被阻止的建议也全部得以施行，于是又派公安抚泾原路。公说：“陛下重新任用韩琦、范仲淹，实在是万幸。然而将领不能受到过多牵制，这是兵法所讲的。我希望允许他们临机便宜行事。”皇帝认为有道理，于是又说，各路都部署可以罢免经略副使，以此把权力交给重将；偏将则由招讨使按照军礼安置在德顺军的笼竿城，废除泾原等五州的营田，把那些土地用来招募弓箭手。需要更改设置的地方尤其多。公出使回来，走到泾州时，德胜寨的士兵逼迫他们的将领姚贵，关闭城门叛乱。公停在路旁，解开行装写榜文，射入城中招降姚贵，同时调发附近军队讨伐。起初，属吏报告说：“公奉使将要回京，只需回去向天子报告。姚贵叛乱并不属于公的职责。”公说：“姚贵是当地豪强，很得士卒拥戴，但他起初并不是叛乱者。现在若不趁他尚未安定时迅速招降，以后一定会生出事端，成为朝廷的祸患。”姚贵果然出城投降。第二年四月，以翰林学士身份暂任三司使。自从朝廷追究元昊的罪责，军费开支增加，财政用途也越来越广。此前担任三司使的人，都加重赋税、横征暴敛，严重的甚至借用内藏库的钱，往往让富人出钱，下至瓜果蔬菜也都加税，但费用仍越来越不够。公刚接受任命，就说：“现在国家和百姓都已经困弊了，陛下任用我，究竟要看我怎样办理。” 从此天子完全听任公办理。公于是推究财物收入支出的盈亏，说：“这是根本，那是枝末。”他计算事情的缓急先后，革除那些有根有据的弊病，斥责那些妄图谋求小利而损害大局的做法，然后一一制定条款，使之合乎法度。罢免三司副使、判官中不能任用的十五人，重新荐举任用有才而且贤能的人。过了一年，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已经充足。第二年，用余财偿还内藏库借出的数百万钱。又过了一年，余财积存在有关部门的已有数千万，所在各地流亡和服役的人也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生业。公说：“我的办法只能做到这里了，而且我的母亲年老，希望解除繁重的职务。”天子认为公的功劳很大，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群牧使。当初，宦官张永和正掌权，请求征收民间房屋钱的十分之三来帮助国事，并把意见交给三司。永和暗中派人以利益诱动公，公坚持认为不可。度支副使林洧附和永和的意见不止，公上奏罢免林洧，此事才停止。益利路、陕西路、河东路三路转运使都请求增加百姓盐井的课税，说每年可以得到十多万钱，公也认为不可。那些受宠幸的人因此多次受到裁抑。京师中多次流传关于皇帝左右近臣的谣言，往往是诋毁公的；皇帝一概不予追问，而公对此也始终泰然自若。公被罢职后，皇帝慰劳他。公叩头谢恩说：“这不是臣的才能，只是陛下信任臣罢了。”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任学士、群牧使，再升为给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身份任枢密副使。公奉守法度，坚持正道，于是把天下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责任。凡是宗室、宦官、医师、乐工以及受宠近习的卑贱之人，没有不涉及枢密院的。对于滥施恩宠的请求，他认为可以减损的就减损，可以杜绝的就杜绝；其中重大的，都制定为固定法令。因此小人更加怨恨，编造匿名信来陷害公。公得到匿名信后，主动请求说：“臣恐怕不能承受众人的怨恨，希望能够罢职离去。”皇帝更加了解公的忠诚，下令急切追捕写匿名信的人，公也更加感奋自励。在职六年，废弛的职务得到整顿，应该兴办的事务得到举措，一切都有条理。枢密使狄青凭军功从行伍中崛起，身居高位，而士卒多对他侧目，常常编造言语互相煽动，人心因此疑惧，狄青自己却颇为得意。公曾把这些情况告诉众人，折服狄青，向他陈说祸福，指出古代将帅从微贱起身而富贵显达，却不能保全性命的事，可以作为鉴戒。狄青渐渐沮丧畏惧。嘉祐元年三月，授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