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七十五

译《三皇设言民不违论》论说：最高的政治境界，是闭塞百姓的耳目而使他们的见识保持朴愚，畅行玄妙幽微之道而达到道的极致；教化遍及天下而万物并不知道，功业完成而不留下形迹。古代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大概就是大道盛行的时代吧？圣人兴起，舍弃仁义，把它看作德行的细枝末节；放宽约束，以取得百姓的信任。德行施及万物，万物自然受到感化；一旦发言行动，人们必定跟从。古代有比这更盛大的时代吗？大概是三皇的时代吧？所以孔子有“三皇设言而民不违”的说法，我冒昧地试加论述。至于畅行上古的至道，张设亿万世的远大治理，用结绳来建立信用；又担心信用还不充分，于是改用书契。接着画八卦，使一切从数理开始；茹毛饮血本来是用来养生的，又担心生活供养不完备，于是有了烹饪的便利。于是尝试各种谷物来养活百姓，制作网罟供人使用，使人能够狩猎、捕鱼；牛和马性情不同，却一定加以驯服，使它们可以乘坐、可以驾驭。建造高大的栋宇来改变古人居处，垂衣而治来兴起天下的治理。凡是使百姓不感到疲倦的事情，都是伏羲、神农、黄帝时代的情形。等到政治已经施行、百姓已经有所依赖，便以极端宁静来守护，以无为来教化。上面有淡泊清静的风气，下面没有刻薄邪恶、叛离反抗的习俗。所以言语成为教诏，不必有诰誓百姓便自然听从；言语成为号令，不必鞭打责罚百姓便自然跟随。况且刺血来临盟、以约束要求守信，是因为人们本来不信才这样做；制定刑罚来伤残肌骨、用威势迫使人服从，是因为人们不服从才这样设置。不如驾驭最质朴的百姓，施行大道教化：他们因喜悦而不是因宠爱，所以不必等待赏赐便会自我勉励；他们因敬畏而不是因威势，所以不必等待刑罚便会自我责备。政治不防备百姓，所以不必订立盟约他们也守信；事情不必反复申令，所以不必发布诰令他们也服从。一句话施行，万民都接受命令。依靠这种德行的人，百年之中都得到利益；服从这种教化的人，百年之中都发生改变。除了三皇的德行，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唉！商人制作誓辞，是希望百姓服从，人民却从此开始怀疑；周人设立盟誓，是希望信用更加牢固，诸侯却因此背叛。由此说来，向神明诅咒百姓、用赏罚诱使百姓而又使他们违背本心，是末世的做法；用道德使百姓服从，用教化逐渐感化百姓，使人自然跟从，则是三皇时代的盛德。所谓“设言而民不违”，大概就在这里吧？《贾谊不至公卿论》论说：汉朝兴起，本来以恭敬节俭革除弊病，最终改变风俗、使民风敦厚的，以孝文帝最为著称；议论礼乐、兴建制度，切合当时事务的，只有贾生最为出色。孝文帝谈到天子之道，正高兴地赞许他，想倚重他来施用，却最终遭到周勃、东阳侯的诋毁，说儒学之士会使各种事务混乱；因此贾谊被排斥放逐，终于因忧愁而死。班固在史书赞语中说贾谊天年早终，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也不能说没有遇合。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曾试作这样的论述：孝文帝兴起汉朝，已经是汉朝第三代了。孤立秦朝造成的弊病还没有挽救，诸吕的危难接连发生，南北两方兴起军队进行诛讨，京师刚经历血流遍地的变故；而文帝从代王府继承汉位时，天下刚刚安定，人心还没有聚合，正要破除繁琐形式、去掉雕饰，穿绨衣、着皮鞋，务求一概敦厚朴实，推行恭敬节俭。因此，改革制度的议论来不及展开，制度建设的风气缺失而没有讲求，已经二十多年了。贾谊于是痛哭以怜悯世事，长叹而撰写文章。况且当时四方尚未安宁，内外尚未整合；匈奴桀黠，朝那、上郡一带萧条而困于战争；诸侯王僭越仿效，淮南王、济北王相继被杀。贾谊指陈当世应当做的事，谋划长久的防备；希望试任典属国来系住单于的脖颈，请求分封诸子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皇帝只是认为他的话好，却不能采用。贾谊又鉴察秦代风俗的浅薄邪恶，指出汉代风气的奢侈；感叹宫室墙壁竟披上帝王服饰，愤怒倡优歌伎成为后妃的装饰；请求设置学校，讲述周王朝长久的原因，深切告诫不要滥用刑罚，说明孤立的秦朝为何迅速灭亡；以堂来比喻君主，说明礼遇臣子的道理；把天下安置在大器之中，说明安危的关键。这样的主张每天【“日”字存疑】多得说不尽，而文帝终于能够端拱沉默地以教化治理，推行恭敬节俭，宽缓地废除刑罚，善于养育臣下，贾谊所说的已经大略施行了。因此天下认为贾谊可以任用为公卿，刘向也称赞他远远超过伊尹、管仲。然而最终没有任用他，难道不是因为孝文帝即位不久，而久经战阵的老将、旧臣正掌握政事吗？有的人曾经拔旗斩首，勇于冒着箭石作战；有的人曾经击鼓操刀、贩卖丝帛，是商贾小人。他们质朴而少文，昧于大体，彼此共同排斥诋毁贾谊，以至于使他被贬逐，那么贾谊的不遇，怎能不令人叹息！况且按照贾谊所陈述的主张，孝文帝只略微施行其方法，尚且能够与成王、康王相比；假如把它用于朝廷之间、施行于廊庙之上，那么整个汉朝的风气就能登上三皇之首，简直如同决开堵塞、扶正倾坠一样容易。为什么却压低辅佐君王的谋略，把他远远放到诸侯之间呢？所以贾谊经过长沙，作赋凭吊汨罗；太史公把他列传在屈原之后，说明他像屈原一样忠诚，却遭到弃置放逐。可是班固不讥刺文帝疏远贤才，也不痛惜贾生没有被任用，只说他天年早终；况且贾谊是因为失意、忧伤而意外早死，怎么能说是享尽天年呢？那么班固所谓的善于作史，几乎可以说与《春秋》的褒贬相差无几了。谨作此论。

译《夫子罕言利命仁论》论说：从前圣明的君王没有兴起，周王室于是衰微；周代文化还没有消亡，孔子便出生了。他修明衰败的事业、兴起废弛的制度，使它们改变而归于道；扶助衰微、挽救弊病，使它们返回正道。至于探究天地造化的根本，思虑幽深的细微之处，以穷尽天下最精微的道理；建立道德的防线，张扬礼乐的极致，以远离人情中最大的邪僻。因此《易》讲天地的变化，我得以用言辞系缀解释；敦厚风俗教化的根本，我得以选择而删定礼文；三代英华的音乐完备，我得以审定并正定《春秋》；建立一代王法，我得以约束整理。孔子的教化，用来全面阐明帝王宏大的谋略，推求显现天人之间最幽隐的道理。道有机要而不能隐秘，神有幽密而不能隐藏；明白人伦，明白耳目所及的事，像这样已经详备了。然而唯独对于利、命、仁少有论说，为什么呢？请试加以说明。利、命、仁作为道理，深沉幽深而难以明白，广大博厚而难以详尽。至于以最高教化诱导百姓，周遍万物而不遗漏；草木繁茂生长却没有知觉，是为了使它们顺遂生命；有足有口的动物行动呼吸却不知道其中道理，是为了使它们通达自己的快乐。万物本性无不希望茂盛，于是用太和之气熏育它们；人情无不希望长寿，于是用不使夭折的道理来救济他们。阻滞的使它通达，闭塞的使它开启而明白。覆盖养育众生，使万类丰足，这是上天施予的利益，向下及于万物。圣人通晓它，用来与义相和。那么，利作为道理，难道不广大吗？它包容五行的精秀之气，兼具天地二仪的形貌；禀受至高的天命，来自上天。生命初生而静止，叫作性；接触外物而发动，感受欲望，于是分为贤和愚，又被诱导成为善或恶。贤愚决定尊贵和卑贱，善恶决定吉凶；贫富、穷达、死生、夭寿，都是禀赋分际而有定数，循环往复而没有终点。圣人通晓其中的内在道理，内心照见神明；小人从外在违背它，于是灭失天理。那么，命作为义理，难道不广大通达吗？又如兼具百种品行而成全美德，处于五常之中而居首；爱人并推及万物，努力实行而能接近道；守持并实行它一日，便由于恢复礼制而达到。由此推展开来，天下便称为通行的大道。那么，仁作为道理，难道不盛大吗？唉！这三者的学说，确实都是圣人深刻通达的道理，并非难以言说。《易》说：“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说：“利者，义之和。”《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又说：“君子居易以俟命。” 《系辞》说：“乐天知命，所以不忧。”《礼记》说：“仁者，天下之表。”又说：“仁，是右；道，是左。”斟酌这些话来讨论，就不能说孔子完全没有谈论它们。然而很少谈到它们，难道不是因为利、命、仁作为道理，幽深奥妙、广大深远吗？贤者以诚心明白它，不必借助言语便能领会；愚者很少能够达到。即使向他们说明，他们也无法明白。所以说：“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上等的道理；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上等的道理。”又说：“仁，那么我还不知道；”只举出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其他了。子贡认为孔子关于本性和天道的话，是无法听闻的，确实就在这里吗？这样看来，利、命、仁少有论说的原因，就由此可以看见了。谨作此论。策 南省试策五道【连同问题】问：管夷吾的书说：“圣人治理天下，使士、农、工、商四民不要杂居，那么他们的言语就单纯，事务就容易处理。士人住在闲静之处，工匠住在官府附近，商人住在市井，农民住在田野；人们聚集在各州居住，年少时就学习相应的职业，志向安定，不见异物便迁移。又说：‘士人和农民的子孙，常常仍然做士人和农民；工匠和商人的子孙，常常仍然做工匠和商人。’如果士人讲习学问以取得职位，农民努力耕种以增加生活财富，安于本业而不迁移，这当然很好。至于各种工匠居于作坊，众多商人汇聚成渊；奇异技术和过度工巧足以动摇人心，贩卖良材夹杂劣材以谋取利益；安于所习却不足以敦厚风俗，见到善行便迁善，这又有什么害处呢？又如端木赐经商致富，胶鬲经营鱼盐，倪宽带着经书从事农作，王猛曾卖畚箕；顺应时势而不断变化，怎么能限制他们固定居住呢？黄宪曾为牛医，胡广有田地，桑弘羊本是商贾小人，叔敖曾经背柴；各自建立多方面的功业，怎么能要求他们承袭世代职业呢？如今贡士的制度，也有防止异类的规定；虽然条文禁令已经实行很久，恐怕也没有余暇加以甄别明察。各位君子博通古事，长于辨析，对此应当怎样看？请不要吝惜辞费。” 回答：讲论天与人之间精气和祥凶的关系，责求草野之人的浅陋见解，这是古代求得治理的人最急切的事情。兴起愚民的休利，传授经术而分条作答；参加射策的士人，借此竭尽才能。自汉代以来，到了唐代最为兴盛。然而公孙弘的对策本来名次很低，天子亲自把他提拔到第一；刘蕡的言论，对时事指斥得非常直率，有司却不敢把他列入等第。大概是因为言语极其切直的，反而会顾虑后患；议论极其严厉的，往往难以施行。因此想要陈述事务的人，被有司曲解，议论不能申明；想要显明道理的人，又受文辞拘束，言谈不能充分发挥。弊病严重，古代以来就是如此。能够革除它，确实在于今日。皇上垂衣而治、登临帝位，侧席以礼延请贤士，下诏郡国充任贡赋之士，公卿也可以上奏。即使是末学后进、庸常妄说之人，也得以参与考试、陈述见解，开启并说明问题的端绪，周遍地向他们询问。这是上面用来讲求至治根本的办法，也是下面用来尽情发挥思虑的时机。题目以古代四民不敢杂居的道理为防范，而如今选取士人，原来也有排除异类的规定。端木、胶鬲、倪宽、王猛这些人，说明不能用固定居所来限制人才；黄宪、胡广、桑弘羊、叔敖这些贤人，说明不能要求他们世代承袭同一职业。以古代为鉴，寻求今日的适宜，这确实是当今最急迫的事情。

译况且，在天下大治的时代，士、农、工、商四民各居其业。士人处在闲暇安逸之中，讲论仁义礼乐，于是士道由此兴盛；农民从事耕作，限制在井田制度之内，衣食由此充足；工匠施展技巧以备办器用，商人流通货物以调剂有无。年少时便学习本业，各自有固定的职分。所以命士人学习射箭，以观察其德行；命人学习驾车，以考察其操行。这样就可以任用贤能，而使不肖者有所劝勉。不耕作，祭祀就没有丰盛的供品；不养蚕，衣服就没有丝帛。这样就可以防止人们舍本逐末，使他们归向根本。制造奇异器物的处死，以杜绝工匠的欺伪；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以防察商人的狡猾。这就是圣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明确而不可因异物改变。到了周代末年，汉代继而兴起，挽救时弊的措施，仍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士人虽不由乡里选举，却有举孝廉的制度；农民需要劝勉使其勤劳，所以有力田的官秩。有市籍的人不得做官，禁止他们乘车，以压制其豪强。施行于当时，仍然接近古制。到了衰败末世，只求权宜，便有纳资钱做郎官、纳粮食而授爵位的做法。农民和商人混杂进用，是非黑白混淆。如今国家以太清之道作为治理准则，探求王道的大端，致力于思求真正的贤才，使他们登上各种职位。所以对于贡士制度，也要防止把异类混在其中。这确实是效法古代、施行政令的要务。然而自从井田制度一毁，四民失去本业，士人不再以乡里为根本，举荐也不能辨明真伪。后世选取贤才，应当逐条制定禁令。因此有实行限年制度的，有请求恢复乡里举荐的；有设置秀才科的，有设置中正官来评定功劳的高下的，有实行土断来禁止士人的流徙的。科条越来越严，变更也不止一次，但贤与不肖的辨别还没有见到真实情况，难道不是只控制末节而丢失了根本吗？如今诏令郡国每年贡士，谨慎核查土著户籍，先经过乡里的评议，再考核事实。然而担心禁令长期施行而来不及甄别清楚，实在是因为制度还没有得到适当的方法。假如一定能够依据才能取人，依据实际考察品行，举荐贤能者给以上赏来表彰功劳，不肖者贬斥以明示惩罚，自然不会有冒充举荐的过失，也会有大量得到人才的盛况。又何必担心工商之人混杂而一同进用，士人类别混乱而不能区别呢？那些制造奇巧器物来动摇人心、混杂良材劣材以谋利的人，说他们偷薄风俗、不能敦厚民风，关键只在于禁止他们，以断绝其虚伪罢了。至于端木赐经营财货，胶鬲专擅谋利，倪宽做御史而称职，王猛与诸葛亮同样建立功业，黄宪具有三公的器量，胡广明白万事的道理，桑弘羊善于筹划，叔敖善于治国理财。像这几位贤人，都是适逢时代而建立功业，所以不能用是否定居一地来限制他们，也不能责求他们世代承袭某种职业，怎么能把他们与普通人同样论说呢？谨此回答。第二道。问：古代纠察邦国禁令，以整理六典；依据上天的讨伐而制定五刑，用来申明严整国家法令，明确谨慎地遵守时世的法典，协合中正的法则，辅助教化的治理。制定三尺法令而明载禁令，明确一定的制度而不改变。又赦免过失、宽宥罪行，审议狱讼而缓处死刑，这是效法天地繁育万物，象征雷雨降临而使万物解除闭塞，充分显明爱惜生命的教化，广泛宣扬停止杀戮的仁德。况且连大赦的恩典尚且废弃不用，便会使当时没有洗涤污秽的恩泽；如果屡屡把赦免当作获利手段，便会使人有放下马缰、无所适从的叹息。对于其中折中适宜的道理，希望听到您的高见。回答：百姓受末业的弊害困扰，内心因而产生争斗，德教不能单独施行，辅助它的就是刑法吗？刑法严猛便会残酷虐待，可见暴虐的刑罚不能独自施行，调济它的就是仁恩吗？先王因此扶助衰败的时代来救治过度之弊，顺应民心而有所作为：认为上天有震动显威、杀戮惩罚的一面，我们就用威严和刑罚来严明它；认为上天有生育滋长、养育万物的一面，我们就用温厚慈爱、恩惠和顺来体现它。大体设置防范，曲折制定制度，即使以周、商的盛德为准，也有九刑的典制，可见也知道狱讼和刑罚不可废除。像这样，审议狱讼、缓处死刑，是《易经》中的明文；因灾而大赦，是《帝典》中的深奥训诫。《周官》有三种宽宥，新建立的国家采用较轻的法典，都是为了宽待百姓。所以大赦如果竟然废止，当时就没有洗涤污秽的恩泽，这是伤害了恩德；如果屡屡以赦免为利，百姓就有放下缰绳的叹息，这是由此而产生弊害。折中适宜的道理，怎样辨别呢？周家的政治极其忠厚，须到成王、康王时刑罚才得以搁置；汉代的德政极其宽仁，到了文帝、景帝时狱讼才得以公平。之所以刑罚得以搁置、狱讼得以公平，关键不在别处，而在于削除苛刻深文，执行平允的判决；不要使百姓受到能力所不能及之事的牵累，不要放纵诛杀来满足愤怒，使愚民知道应当躲避什么，使奸吏没有可以玩弄的地方，那么即使不实行赦免，刑罚也将自然公平。况且，投下一筐食物不能救饥，手持马嚼子也不能驾驭奔马，又何必施加小恩惠、推行私人的恩典，开启民心中的奸邪，松弛古代刑法的制度呢？所以说，不赦免，是良医使用的针石；赦免，是奔马放下的缰绳。考察这番话，难道不是这样吗？谨此回答。第三道。问：天驷、先牧列在祭祀经典中，圉人、圉师确实设有官署。那么，国家养马的政令由来已久。皇朝屡逢盛世，整个华夏归于一统。华阳马场归于安息已经很久，郊野牧场的马匹繁殖也更加兴盛。又有河陇、朔方每年实行互市，在金帛方面耗费颇多，却很少能辨别良马和劣马。这实在是因为骑兵不可缺少供给，夷族部落仰赖高价交易，渐渐形成经常性的制度，载入主管官署。议论者有人说：太平日久，冗余费用应当革除。于是想减少边关的禁令，使百姓自由贸易迁徙。倘若军情有缓急，可以从民间牲畜中借取资用。恭敬地思量圣明的治理，是务求广泛采纳浅陋的意见，不厌倦极尽论说，以光大贤俊之域。回答：养马有夏代马厩的制度，由周官掌管；《春秋》记载太阳运行到中天的时节，《左传》对此有所说明。远郊负责牧养之事，祭祖之礼见于《月令》。修建延廐、禁止原蚕，都著为国家常法，并载入典籍。这样看来，国家养马的政令怎么可以废除呢？国家承接千年的大统，承受五代末年的流弊，画牡荆以用作指挥，包虎皮来装载兵器。听说已相隔多日了，却仍不敢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忘记战备。内有七校禁卫的驻屯，外有三边防秋的戍守。兵骑众多，畜牧也很繁盛，依靠河朔来供给所需，用金帛进行交易的日子已经很久，费用也日益深重。然而想要减少边防禁令，使百姓自由贸易迁徙，施行在今天，我还没有看出它有什么益处。为什么呢？探取珍宝货物而怀有利欲，是夷族部落的百姓最想要的；经营功利而吝惜费用，是主管财政的大臣偏重明察的地方。至于捐出有余的珍宝，换取作为兵备的物资，用自己所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这确实可以明辨利害，也是应当长久不变的制度。没有互市就不能使物资充足，但把它交给百姓，又恐怕会引起奸邪。我所专门防备的，正是这一点。谨此回答。第四道。

译问：追溯姬氏，起始于邰地受封，辅佐尧帝做农师，居住在豳地而成就王业；绵绵不绝的后代，根本在于仁德和积累功业；肥沃广大的土地，于是前来共同建造居所。到了文王、武王的盛大教化，遍及岐、镐旧地；继承圣人而兴起，天命既已厚重，便考察河洛的居处，寻求天下中央的位置。涧水、瀍水之间，是风雨所防护的地方，按照礼制，应当载明测量土地的土圭之法；按照典籍，应当显示占卜龟兆的吉祥。远观古代献卜的文辞，明明记载着迁都之事。为什么左丘明作传时说，康王曾在酆宫临朝；杜预留下论说时，却以平王作为东周的开始？难道是先后各有不同的意义，还是方防的记载失传了？何况奉春开始谋划时，极力谈说秦地险固；班固善于作赋，也颇能回答西宾的询问。建立国都的利弊，分析道理哪一种更长于呢？料想您才智出众，精通经传，请铺陈言论逐条回答，不要轻率抛弃这个问题。回答：从始祖后稷直到赧王，流传的德泽深厚，没有超过西周的。开始封于邰地，最终定都洛邑，因历代而相继选择都城，延续了七百多年。方防所记载的，诗歌颂咏所歌舞的，都可以概略说说。至于武王在镐京，继承文王而有声望；周公登上君位，辅佐成王而背屏临朝。于是依靠神皋开辟疆土，占据涧水、瀍水之上，把方防之地作为洛都，来迁徙周人的都邑。然而左丘明作传时说康王在酆宫临朝，杜预留下论说时以平王作为东周开始。这正是方防所以疑惑而发问的地方：莫非洛都最初营建、周都已经确定之后，只是迁徙九鼎来居其中？到了周德衰落，才在平王时向东迁徙；先后踪迹清楚可见，并不是方防的记载失传。至于守卫金城的府库，占据环绕险固的地势，扼制关中的形势，这是强秦兴起的原因。奉春正是因此提出谋划，用来向汉高祖进说。根据土圭测量日影，追寻宗周旧地，居天下中央而建都，这是东汉盛世的情况。班固因此借作赋陈述，正是光武帝的功业。后稷迁居到耿地、成汤迁都亳地，成汤并非只凭一个邦国而治理天下；姬氏在岐山居住、在镐京建都，也不是只靠一个城邑而兴盛。世道的盛衰，只看德行的厚薄罢了，又怎么能说建立国都有什么固定的利处呢？所以，东西两都，都是两汉凭借它们而兴盛或衰亡的。谨此回答。第五道。问：听取德行，关键在于聪明，是前代君王的最高训诫；采纳嘉言，防止隐伏，是举用善人的良策。国家守住承平的基础，统治中原广大的土地，利益没有穷尽，户籍人口日益繁多，各自都有争强之心，必然要担忧强横欺诈的祸患。又有的官吏不是良吏，恐怕会兴起枉法滥刑的弊端。所以设置肺石来使穷困百姓申诉，设置匦函来开通进言的道路。又让臣下轮流上殿对答，恢复制科，想要扩大听闻，于是招致众多士人。适逢这些人考取第一，将要进入仕途，应当用什么办法使残暴的百姓转为兴起仁义，使仁者智者不再争讼？应当用什么办法使残酷的官吏存有宽恕之心，使贪婪者有所守持防范？请举出您的长处，让我看看您的精深见识。回答：帝尧的德行并非不圣明，但一定要借助九种功绩才能兴盛；虞舜的明智并非不高，但一定要开通四方的听闻；大禹勤劳，求得贤士才达到王道；汉家并举豪杰英才，来辅翼治理。实在是因为一个人即使圣明，处在群臣至尊的位置，王道也要逐渐防备、逐渐昌盛。百姓有的仁厚、有的鄙陋，其中的道理不可能全部洞察，因此想要探求其端绪，于是专心留神，广泛阅览，兼听各方，平时设置招延贤士的席位，出行时乘坐解下车毂帷裳的车，恩泽施及四方而不遗漏，退居时托言自己不明而求助。勤劳到这种程度，仍然害怕有所不及。因此如今国家所以鉴览前代，讲求旧日规制，下明诏书以开启不避忌讳的门户，设置匦函以扩大进言之路，恢复转对以采纳士大夫的议论，设立制科以等待俊杰的言论，意思就在这里吧？我只是愚昧浅陋，所举的全是管窥之说。要使残暴的百姓转为兴起仁义，使仁者智者没有争讼，关键在于学校来彰明教化；要使残酷的官吏存有宽恕，使贪婪者守住廉洁，关键在于严格督责而明确科条。治理的方法，不过如此罢了。谨此回答。国学试策三道【附问题】问：《诗经》删定风诗和雅诗，有一国与四方的区别。《尚书》记载典、谟，实在是二帝三王的道理。君臣制度有分别，大政小政也不相同。然而《关雎》是王者之风，反而列在周公的教化之中；《秦誓》是诸侯之事，却附在训诰的末尾。推究其中的大纲，一定有防防之处。况且巧言善辩，左丘明以为可耻；传述《春秋》时又受到诬谄和艳丽的讥评。子产以惠爱百姓为用心，作《丘赋》却遭到蝎尾般毒害的诽谤。称为诬谄艳丽，难道不是巧言吗？把他比作蝎尾，难道是惠爱百姓的人吗？孔子又为什么说这是同样可耻？难道是在叹惜子产留下的恩爱吗？您诸位大夫博闻强识、勤学以待询问，请谈论其中的大义，以解除深深的疑惑。回答：举用贤能而加以询问，是炎汉得到人才的办法，也是唐代明诏的内容。晁错阐明国家的大体，董仲舒探究《春秋》的一统根源，他们都逐条回答于篇章之中，供天子亲自阅览。刘蕡论述兵农的大略，凭才识而中制科；然而考核他的言辞品第，仍由主管官员审定等级。当今皇上想要讲求尧、舜的宏大道理，想要举用汉、唐的优良制度，已经下诏给公卿之流，广泛选拔贤良之士；又申明周官辨论的办法，用来考察贤能，把他们与成均上舍的学生比较考核，一并列入岁贡。我这个退处的拘谨儒生，也应当回答深奥的问题。近世取士的弊端，是把考试作为首要，谈论无用的空文，争辩不急需的常论；明知井田制度不能恢复，却妄自设置沿革的言辞；明知榷酤制度不可废除，却空谈利害。有的发问者钩深探微，几乎都只是空谈；回答者则使用歪曲委婉的言辞，仅能应付问题，舍弃根本追求末节，舍弃实际取得浮华。至于《诗》《书》中可疑的地方，圣贤不同的行为，音乐用来引导和谐、率导风俗，官职用来共同治理、建立中正，这些都是圣贤老师所谈论的，也是明确问题的关键要点，谨敢陈述个人见解，以备询问。问题说：《诗经》删定风诗和雅诗，有一国与四方的区别；

译《尚书》记载典、谟，是二帝三王的道理。《关雎》是王者之风，反而列在周公的教化中；《秦誓》是诸侯的文书，却附在训诰的末尾。考察它们的根本原因，可以概略说明。叙述四始的要旨，说明五际的变化，以风诗开始，以颂诗结束，用来敦厚风俗，观察盛衰，这就是《诗经》创作的原因。至于变风、变雅，又有六义的分别。《关雎》是王化的根基，在三百零五篇中推为首篇；周南的作品也列在其中，是因为姬旦分陕而居，天子与他共同治理天下，所以他的政教美善，得以列入王者之风。叙述百篇，作为历代的珍宝；从唐尧断起，直到周代，用来陈述典、谟，作为约束，这就是《尚书》设置的原因。诰辞、誓辞，都是三王时代的事情。成汤有自责其罪的言辞，五十九篇记载了这一意义；秦穆公的誓辞也列在末尾，是因为那是穆公讨伐晋国时的言辞，孔子赞许他改过，所以他的诫令之说也附在训诰末尾。不然，仲尼叙述尧、舜，删定《诗》《书》，著为不可删改的定本来示给后世，难道容许它有失误吗？况且所谓巧言，是左丘明所耻；所谓惠人，是子产所用心，这些在前代经典中都有明文，可以明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先儒称孔子建立一代王者的法制，开始修撰《春秋》，并亲自授给左丘明，使他作传。后来范宁想专门推崇《谷梁传》一家，所以说左丘明有诬谄艳丽的讥评。前代记载说，子产像众人的母亲，赞美他养育百姓、治理郑国，能够施行恩惠及于国人；但国人怨恨他征收丘赋过重，所以诽谤他像蝎尾一样有毒。传述一部经典的义理，如果不加以曲折阐发，恐怕不能详尽；救治一时的弊病，则应当推行实施，并不是为了施毒。学者怀有偏见，妄说这是诬谄艳丽，难道是左丘明的过失吗？郑国人无知，诽谤子产像蝎尾，并不是子产的过错。况且以孔子的圣明来作经典，亲自授予的对象，难道会有错误的选择吗？子产死后，国人都哭泣，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惠爱吗？他理应与巧言同样被孔子视为可耻，却又因遗爱而受到称誉。我这荒疏浅陋的说法，敢把它陈述出来吗？谨此回答。第二道。问：音乐发自内心，声音由心产生；从钟磬等金石乐器齐备陈列，到《咸》《韶》交替演奏，无不协调于律吕，使精神受到感动而舒畅。即使嗜欲的变化有万种不同，思虑的端绪有百般差异，敦厚和谐、修饰喜悦，又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因此，悲哀与欢乐、和谐与乖离不同，便有焦急肃杀、舒缓宽平的声音在外面相应；礼节与诚信有差异、流衍不同，便有《大雅》《小雅》的歌辞各自适宜。钟子期因《流水》改变听意，蔡伯喈听到将要杀人的声音而回车；戚忧没有消除，子夏不能成声；感慨形于言辞，是孟尝君因此拭泪。这说明音乐随志向改变，声音随感情迁移，大概心术决定悲惨或舒适，而铿锵之声只是把它如回声般发出。所以陈国亡国的遗曲，唐人不把它当作悲声；唐文皇激烈谈论，杜甫却在此无言可答。如果说创制音乐可以引导志向，那么这种声音难道不足以改变人的心志吗？先王建立音乐的原则，君子审察声音的界限。请详细论述，我恭敬地等待博闻之见。回答：人肖似天地的形貌，所以具有血气、仁爱、智慧的灵性；生来禀受阴阳的和气，所以形体表现出喜怒哀乐的变化。外物通过眼睛使人受到感触，情感因此触动内心。把它们调和起来就是大中，发之于声音就是至和。用不正当的事物诱导，邪僻就将进入；用不合道理的事情感触，便会流荡而无法归正。七情不能自行节制，要依靠音乐来节制；人的至性不能自行调和，要依靠音乐来调和。圣人因此明察天命而穷究根本，哀怜百姓欲望太多，顺应并引导其本性，大体设置防范：制作钟磬等金石之音，使律吕畅达；制作羽旄等装饰，使仪容美盛。发出时表现为道德的光华，听到时能够通达天理。这就是六乐创作的原因，也是三王用它的缘由。人与万物由此感受而舒畅，心志于是得到收敛或舒展。所以《乐记》说，焦急肃杀、舒缓宽平的声音，随着悲乐而在外面相应。师乙说，小雅、大雅因礼制不同而有差别，确实各自安于适宜之处。奸声、正声都随着感应而到来，爱好礼、诚信由本性而发就是如此，这就是礼信的常态。至于《流水》一奏，子期便欣赏其声；杀伐之声在外表现，伯喈便发出叹息；子夏忧戚而不能成声，孟尝君听曲而眼泪落下；陈国亡国的曲调，唐人并不悲伤；唐文皇激烈谈论，杜甫没有回答。这些浅薄泛滥的声音，哪里是圣人的至乐？说它悲哀，最多只能使四方人的心意忧蹙；说它和谐，却不能使天下的快乐舒畅。况且黄钟和六律的声音，尚且因没有节制而被轻视；大武乐表现三王的事迹，尚且被讥评为不够完善。何况弹琴这种末技，只是一国遗留下来的曲调，又哪里值得称道呢？如果一定要说明教化能够引导志向、声音能够改变人的道理，姑且举出一个方面，请陈述我的看法。顺应天地，调和阴阳，用和谐感化人，使万物各适其性，那么音乐引导志向，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吧？音乐根本上治理乱世，表现悲乐，歌咏政事的根本，能够触动百姓的心，那么声音改变人的作用，大概就在这里了。帝尧的《大章》、成汤的《大濩》，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方式。延陵季子出使鲁国，孔子听到《韶》，由此可见君子审察声音的范围。谨此回答。第三道。问：设置官职不过百种，是帝尧宏大的制度；任事只用有才干的人，是武王成就王业时的良法。这样说来，简约易行的道理就能实现，驾驭爵禄也有常法。自从占卜洛邑以保守天命图兆，述说上天定位；区别九服疆域广狭长短的数目，辨明一圻国邑的宜当。于是六卿在郊外设置，五家编为一比，都任用贤士，让他们任职；教导百姓和睦亲爱，禁止偏爱和憎恶。只是爵位排列已经很多，难道取用的士人都贤能吗？不只是百里之内人才肩接踵，也仍然难以充足选用；即使只授一命官职，也都依赖俸禄代替耕作。以极少的人治理众多百姓的说法，清静内心、减少政事的理论，考察它们的归趣，难道不是彼此不同吗？所以秦、汉以来，反而压抑而不实行，难道不是因为折中之道难以施用，不能协调治理吗？象魏的旧制、人伦的常训，迟迟等待清明的议论，以分析这深重的疑问。

译回答：上天生养百姓，又为他们树立牧守；执掌政事来驾驭国家，君王建立国土来辨明疆域，设置官职而分理事务，在众多职位中排列职掌，确立百姓最大的中正原则，以达到最完善的太平，都由这条道路实现。帝尧凭借巍巍的功德达到清静治理，所以设置官职不过百种，使大道光明兴盛。姬周凭借文采盛美的风气，使至高的教化更加繁盛，所以任事只用有才能的人，大力发扬盛美功业。到了占卜洛邑、开创基业、述明上天定位时，区别九服而使其有等级，建立六官而分掌职事。至于六卿在郊外设置，五家编为一比，同时列出官职次序，教化民众。嬴政兼并诸侯疆土，以轻慢古制自以为是，他的制度不合常法，士大夫很少称道。炎汉承受孤秦的弊病，每日供应应接不暇，沿袭末流，重视因循而不与古制相比较；民众承受无为的教化，所以官职即使极为简约，也可以达到治理太平。姬周承受夏、商两代的弊病，意在挽救当时的过失，所以官职必须多方设置，才能共同治理。这是时代不同、时势使然。虽然说六卿、五家所掌的职务很细密，但从考核中防察要点，实行赏罚；对贤者尊崇来劝善，对不贤者惩罚来除恶，那么职位即使说是极多，取用人才怎么会全都不贤，俸禄又怎么会滥发，尸位素餐的官员确实也难以充斥呢？这就是宗周能够治理安定而长久，也是后世应当效法却没有实行的地方。自秦代历经汉代，积累的弊病相互沿袭，权宜措施迎合时势，放弃古代法制，居官者不能辨明善恶的真实情况，考核官员者也没有见到赏罚得当。因此职位排列越多，任事就越烦杂；政令虽已建立，治理却不能进步；官职虽多，人员却未必贤能。清静内心、减少政事的说法，是针对这种弊病而设置的，并不是为了谈论宗周。如今想舍弃姬周以往的轨道，只谈秦、汉末年的规制，混浊源头而想使下游清澈，我还没有看出它可行。至于简易的深远意义，贤哲的特殊才能，探求礼乐的深层根源，阐述官师制度的大义，这实在是远大宏阔的体系，不是浅陋儒生所能全部具备的。我所见如从管孔中窥视，已经难以全部看清；樵夫野人的鄙陋意见，姑且用来备答周全的询问。谨此回答。《文忠集》卷七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六。宋代欧阳修撰。《易童子问》第一。童子问：“乾卦说‘元亨利贞’，是什么意思？”回答：“众多解释混杂错乱，应当以圣人的《彖传》来质证，因为那才是圣人的言语。”童子说：“既然这样，那么乾卦没有元、亨、利、贞四种德性，《文言》难道不是圣人的著作吗？”回答：“这是鲁国穆姜的话，记载在鲁襄公九年。” 童子问：“《象传》说：‘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止。’是什么意思？”回答：“这条解释流传已久，世人没有怀疑，唯独我对此怀疑。圣人取象，是为了说明卦义，所以说‘天行健’，这是乾卦；又担心人们拘泥于卦象，于是再从人事来说，所以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都是这样。《易经》缺失的文字很多。” 童子问：“乾卦说‘用九’，坤卦说‘用六’，是什么意思？”回答：“这是解释为什么不用七、八。乾卦的爻以七、九为变，坤卦的爻以八、六为变；《易》用变化来占卜，所以用它来命名爻。阳气过于亢盛，灾祸的数就到了，到了九必然变化，所以说：‘出现群龙，却没有龙首，吉祥。’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数到了尽头就会变化，这是天道的常理。所以说：‘天的德性不可自居为首。’阴柔的发动，多会陷入邪道，圣人因其变化而加以警戒，所以说：‘利于长久守正。’ 童子问：“屯卦的《彖传》《象传》同卦辞的意义相反，是什么意思？”回答：“我不知道。”童子说：“屯卦卦辞说‘不宜有所往’，但《彖传》说‘在险难中发动，大为亨通而守正’，既然发动而大为亨通，难道不应前往吗？《象传》说‘君子因此经营治理’，不前往又怎么能经营治理呢？”回答：“处在屯难时代的人，应当‘不宜有所往’，这是针对普通人的说法；治理屯难时局的人，则应在险难中发动并经营治理，是针对大人君子的说法。所以说‘利于建立诸侯’。” 童子问：“《象传》说‘山下涌出泉水，蒙；君子因此果断行动，培育德性’，是什么意思？”回答：“蒙，是尚未知道应当趋向何处的时机。处在蒙昧状态的人，应当果断相信自己，只以行动来培育德性。蒙昧有时会得到启发，所担心的是不能果断自我修养、培育德性而等待。” 童子问：“《象传》说‘云气升到天上，这是需；君子因此饮食宴乐’，是什么意思？”回答：“需就是等待。事情有确定的期限，而时机将要到来。云已经在天上，雨泽将要施降。君子的时机也将要到来，只须稍微等待。饮食用来养护身体，宴饮安乐用来养护志向，这就是有所等待的道理。” 童子问：“‘师贞丈人’是什么意思？”回答：“军队要由德高年长的人来统率而归于正。”《彖传》说：“能够使众人归正，就可以称王了。”童子说：“请问可以称王，谁能够当得起呢？”回答：“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那两位君王以臣下身份讨伐君主，其行为的毒害很重。然而他们本来是顺应百姓的愿望来除去祸害，仍如毒药使人昏眩却能去除疾病。所以《彖传》又说：‘在险难中行动而顺应民心，凭此使天下中毒而百姓服从。’童子说：“那么商汤、周武王的军队是正义的吗？”回答：“凡军队都必须由德高年长者使之归正，这是周文王的志向；凭借这种毒害天下而称王的，是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以应合天意、顺从人为心志，所以孟子说：‘具有商汤、周武王之心就可以了。’童子说：‘吉祥而无咎’是什么意思？”回答：“解释《易》的人说，所谓无咎，本来是有咎的；又说，这是善于补救过错。”唉！举出用兵取得成功的事，没有比称王更大的了。然而仍不能免于使天下受毒，只不过得到补救过错、没有灾咎的结果；由此可见，兵事并不是圣王所专心追求的，商汤、周武王也不值得过分尊崇。童子又问：“地上有水，这是比；先王因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是什么意思？” 回答：“王氏的传说说：‘使万国相亲比，使诸侯相亲比而建立诸侯。’这就说对了。君王治理天下，不能独自亲附天下，所以建立万国之君，使诸侯让各自的百姓亲附其君，又使万国之君共同亲附于王；这样就像看待天下如同身体，使用手臂，手臂使用手指一样。” 童子问：“同人卦《彖传》说‘只有君子能够沟通天下人的志向’，但《象传》又说‘君子因此分类族类，辨别万物’，是什么意思？”回答：“沟通天下人的志向，就是同人；分类族类、辨别万物，就是同物。使天下同一，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让各自得到自己的相同之处。人虽然与同类相违，却在欲望上相同，志向就能沟通；万物安定于各自的族类，在生命上相同，就各自顺从自己的类别。所以君子对于人，就沟通他们的志向；对于万物，就分类它们的族类，使各自得到相同之处。” 童子问：“天道使盈满者亏损而使谦逊者增益，地道使盈满者改变而使谦逊者流行，鬼神使盈满者受害而使谦逊者得福，人道厌恶盈满而喜好谦逊，是什么意思？”回答：“圣人急于说明人事，对于天人之间的关系，很少谈论。只有谦卦的《彖传》大略具备这种说法。圣人也是人，只了解人事罢了。天地鬼神不可知，所以推求它们的迹象中人可以知道的部分，直接说它们的情状。用人的情状来推求天地鬼神的迹象，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只须修治我们的人事；人事修治好了，就与天地鬼神相合。” 童子问：“雷从地中发出而震动，这是豫；先王因此制作音乐，崇尚德行，大力祭祀上帝，并配祭祖先。是什么意思？”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的用心。圣人为天下人的忧患而忧，为天下人的快乐而快乐。他的快乐，只是把它献给上帝和祖先罢了，并不包括自身。普通人的快乐，只是使自身快乐。圣人是以天下为心的人，所以把天下人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 童子问：“观卦的《象传》说‘先王因此巡视四方，观察百姓而设置教化’，是什么意思？”回答：“圣人处在百姓之上，从上面观察百姓，各自根据地方情况，顺应当地风俗来教化他们。百姓只知道各自安于生活，却不知道圣人所以顺应他们，这就叫作用神妙的道理设置教化。”童子说：“顺应百姓，是先王感到困难的事吗？”回答：“后世君王不违逆百姓的，少有。” 童子问：“剥卦说‘不利有所往’，《彖传》说‘顺应而停止，这是观察卦象；君子崇尚消长盈虚，这是天道运行’，是什么意思？”回答：“剥，是阴气剥落阳气，是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之时。所以说‘不利有所往’。君子在这种时候应当停止，这同屯卦的‘不宜有所往’不同。屯难时代，普通人适宜不前往，而君子应当发动起来经营治理；剥卦之时，则是君子守正而不前往。剥落到了尽头就会复归，否到了极点就会转为泰，消退必然有增长，盈满必然有亏虚，这就是天道。因此君子崇尚这种道理，所以顺应时势而停止，也有适宜前进的时候。”

译童子问：“‘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是什么意思？”回答：“天地之心，在阳气发动而复归时显现。初生的一阳已经在下方发动，天地生育万物的根本就在这里，所以说这是天地之心。天地是以生育万物为其本心的。《彖传》说‘刚强者返回而发动，并且顺势运行’，就是这个意思。”童子说：“那么《象传》说‘先王因此在冬至关闭关隘，商旅不通行，君王不巡视四方’，难道不是静止吗？”回答：“冬至是阴阳开始复归的时刻。它的到来极其微小，圣人安静以顺应其微小的征兆，等到它盛大起来，然后才有所作为，不也是适宜的吗？” 童子问：“大过卦卦辞说‘利有所往，亨通’，其《象传》说‘君子因此独立而不畏惧，退隐世间而没有忧闷’。那么，是应当前往，还是应当退隐呢？”回答：“《易》不是只讲一种情况的书，卦也不是只为一个人设置的。大过，是动摇败坏的时代，正可以大有作为。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反转，这是《易》发挥力量的时候，所以前往必然亨通。然而也有人不认为这时适宜而不去做。因此处在这个时代，前往的人有利而亨通，退隐的人独立而无忧闷。” 童子问：“坎卦卦辞说‘重重险陷’，其《彖传》说‘重重险陷，就是重重危险’，是什么意思？”回答：“坎取重重险陷的形象，是为了告诫人谨慎地习惯于应对险难。熟习高山的人，可以追赶猿猴；熟习深渊的人，最终能够游泳出没，并以此为乐。险难既然可以习惯，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做的。因此圣人在这里告诫人，不要习惯于恶事而自己还不知道；引导人习惯于善事而不知疲倦。所以《象传》说：‘君子因此恒常修养德行，习熟教化之事。’ 童子问：“咸卦说‘娶女吉祥’，是什么意思？”回答：“咸就是感应。这个卦以刚居下、柔居上，所以《彖传》说：‘男子处在女子之下，因此娶女吉祥。’童子又问：‘那么男女属于同一类别吗？’回答：‘男女彼此不同而志向相通，说的是各自与自己的类别不同。凡是柔与柔相互为类，刚与刚相互为类。如果说感应一定要同类，那么以柔回应柔、以刚回应刚，能够成为咸卦吗？所以必须二气相互交感，然后才成为咸。事物同类，自然彼此相同，还有什么需要感应的呢？只有不同类别相合，才能显现感应。铁和石，是没有情感的东西；但磁石能够吸引针，即使隔着东西也能相互感应。《彖传》说：‘观察它所感应的对象，万物的情状就可以看见’，说的就是这一类事。’童子又问：‘那么圣人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这果然也是不同类别吗？’回答：‘天下广大，蛮夷戎狄、四海九州的类别，差异多得数不清，却能用感应使它们归一；这正是王者之所以伟大、圣人之所以有能力的地方。’ 童子问：“恒卦说‘利有所往’，又说‘终了便有开始’，是什么意思？”回答：“恒的意思是长久。所谓穷困便会变化，变化便能通达，通达便能长久。长久守持自己的道路，就是知道变化的意思。天地升降而不停息，所以说天地的道长久而不停止。日月往来，与天一同运行而不停止，所以说日月得到天道而能够长久照耀。四时交替循环而不停止，所以说四时变化而能够长久成就。圣人崇尚消长盈虚，知道进退存亡，所以说圣人长久守持其道而使教化成就。” 童子问：“遯卦说‘亨通，小有利于守正’，是什么意思？”回答：“遯，是阴气进展而阳气退避。退避，是看见形势的先兆。阴气推进到否卦的程度，就不利于守正了。遯卦之时，阴气渐渐增长而尚未盛大，阳气能够先见征兆而退避，还能稍微有利于守正。” 童子问：“‘光明进入地中，这是明夷；君子因此治理众人，使用晦暗来保持光明’，是什么意思？”回答：“太阳象征君主，却向下进入地下，君主之道昏暗而天下也黑暗了。伟大啊，万物各自得到其所依随之物，于是君子在天将昏暗时退入室内休息；天下黑暗而思求光明时，君子便出来治理众人。商纣时代是昏暗的，周道却是光明的。凭借昏暗而发出光明，所以说‘用晦而明’。”童子说：“那么圣人尊重这种昏暗吗？”回答：“不尊重。圣人并不是尊重武王，而是尊重文王。” 童子问：“家人卦说‘利于女子守正’，难道不利于君子守正吗？”回答：“这是什么话？《彖传》不是说‘女子在内守正其位，男子在外守正其位’吗？”童子说：“那么为什么只说利于女子守正？”回答：“家道以内部为主，所以女子在内守正，一家就端正了。凡是家庭的祸患，没有不从女子开始的，这就是用来警戒的。唉！事情没有不利于守正的，也没有不守正而能有利的。圣人根据卦象、随着事情分别发言，所以在坤卦说利于母马守正，在同人卦说利于君子守正，在明夷卦说利于艰难中守正，在家人卦说利于女子守正。” 童子问：“睽卦的《彖传》与卦辞意义相反，是什么意思？”回答：“我不知道。”童子说：“睽卦说‘小事吉祥’，但《彖传》说‘睽卦之时，作用多么重大啊’。这是说小事有乖离便吉祥，大事有乖离便凶险吗？”回答：“凡是在这里彼此乖离的，在那里一定有所会合。地与下方乖离而上升，天与上方乖离而下降，于是上下交合而成为泰，这叫作小有乖离而大有会合。假使天地乖离而上下不相交，就成为否了。圣人因小的乖离而通达大的利益，所以说：‘天地彼此乖离而其事情相同，男女彼此乖离而其志向相通，万物彼此乖离而其事情同类。’《象传》又说：‘君子因此求同而存异。’ 《文忠集》卷七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七十七。宋代欧阳修撰。《易童子问》第二。童子问：“处在险境、遭遇艰难叫作‘蹇’，解除困难、渡过险境叫作‘解’。这两个卦的意义相反，卦辞却相同，都说‘利于西南’，是什么意思？”答：“圣人在两卦的卦辞中说法相同，但意义不同，分别在它们的《彖传》中说清楚了。《蹇》的《彖传》说‘前往而得到中道’，《解》的《彖传》说‘前往而得到众人’，就是这个意思。西南，指坤卦。坤道以顺为主。凡是处在蹇难中的人，顺从才能免除祸患；但顺从过分而失于柔弱，就会陷入邪道。必须顺从而不失正道，所以说‘前往而得到中道’。解除困难，必须顺应人们的愿望，所以说‘前往而得到众人’。” 童子问：“《损》卦是损下而益上，《益》卦是损上而益下，这是什么意思？”答：“上指君主，下指百姓。损害百姓而使君主受益，就是损；损害君主而使百姓受益，就是益。古语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童子又问：“《损》的象辞说‘君子以此惩戒愤怒、遏止欲望’；《益》的象辞说‘君子见到善行就迁善，有了过错就改正’，是什么意思？”答：“唉！所谓君子，是天下所系托的人，关系的不是个人的损益，而是天下的利害。君子自我减损的，是愤怒和欲望；自我增益的，是向善和改过。然而放纵愤怒和欲望，难道只损害自身吗？天下会有人受其害。向善改过，难道只使自己受益吗？天下会有人因此得到好处。”童子说：“君子也会有过错吗？”答：“汤、孔子都是圣人，也都有过错。君子与普通人相同之处，是不能免于有过；不同之处，是有过而能够改正。汤、孔子也不能免于过错，那么《易》所说的损益，难道只限于个人的损益吗？” 童子问：“《夬》卦说‘不利于立即用兵’，是什么意思？”答：“这是说事情已经过度了。除去小人不能彻底除尽，因为君子正是要养育小人的人。小人的势力增长，就会造成祸害，不能不除去；小人的势力已经衰退，君子的利益已经惠及天下，就必须使小人也受到恩惠，让他们知道君子值得尊敬。所以不能让小人伤害君子，必须由君子来养育小人。《夬》是阳刚决断阴柔的卦，五个阳爻去决断一个阴爻，虽然容易，但圣人不希望把它彻底决尽。因此《彖传》说‘所崇尚的便走到了穷尽’。小人势盛时就决除，势衰时就养育他们，使他们知道君子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所以象辞说‘君子以此施行恩禄，使之下及下民’。小人已经衰退，君子已经强盛，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不能不警惧。所以象辞又说‘居守德行就要有所戒忌’。” 童子问：“《困》卦说‘困中能够亨通，守正而大人吉祥，没有灾咎’。《彖传》说‘处险而喜悦，困穷之时却不失去能够亨通的根本’，是什么意思？”答：“所谓困中亨通，是困穷到了极点之后就会亨通，这是事物的常理。所谓穷极则变，变则通，就是这个道理。‘困而不失其所亨’，是说身处困境仍能保持亨通，只有君子才能做到。所谓‘险以说’，是处在险境中却不害怕。内心有所守持，就不会畏惧外在环境；不畏惧，就不会失去亨通的根本，说的是身体虽然困厄，志向却能通达。所以说‘大概只有君子能够如此吧’，象辞又说‘君子由此承受天命而实现志向’，就是这个意思。”童子又问：“请问‘守正而大人吉祥，没有灾咎’，古人中谁可以当得起？”答：“文王被囚于羑里，箕子处于《明夷》的境地。” 童子问：“《革》的《彖传》说‘汤、武实行革命，顺应上天而响应人民’，是什么意思？”答：“没有比以臣下讨伐君主更大的悖逆了。如果君主不行君道，就已经不是君主了。因此，汤、武以至仁之心讨伐桀、纣的罪恶，而那正是上天要诛灭、人民要除去的。汤、武诛灭并除去了他们，所以说顺应上天而响应人民。”童子又问：“那么这算是正道吗？”答：“正，是通常的正道。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就是正道。权，是非常时期的权变，必然有非常的变化，汤、武就是如此。所以《彖传》说‘革变的时势意义多么重大啊’，是表示这件事很艰难。”童子又问：“汤、武的事情，圣人很推重吗？”答：“孔子专心思念文王而不止，这件事受到厚待，那件事就相对受到薄待，由此可以知道。”童子又问：“‘顺应上天而响应人民’，难道不是极高的赞誉吗？为什么还说是薄待？”答：“圣人在《革》卦中称许它，只是因为它恰好符合当时的事势罢了。若论《乾》《坤》，那是君臣的正道。在《乾》《坤》中称许汤、武，难道可以吗？圣人对《坤》卦，以‘履霜’作为警戒，以‘黄裳’作为吉祥。” 童子问：“《革》是除去旧的，《鼎》是取用新的，是什么意思？”答：“这不是圣人的话，有什么值得问的？《革》说除去旧的，不用解释也能知道；《鼎》说取用新的，《易经》并没有这样的文辞，你是从哪里得到的？用新的替换旧的，所以叫作革；例如商革除夏、周革除商，因此象辞说‘汤、武革命’，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以新革故只是一件事，那么把它分在两个卦中，是谁的说法呢？”童子又问：“那么《鼎》的意义是什么？”答：“圣人已经说过了：‘用木来承载火，是烹煮食物。’” 童子问：“《震》的卦辞说‘震动惊及百里，却不丧失匕鬯’，是什么意思？”答：“震，就是雷。惊动百里，是震动很大的情形。处在大震动之时，众人都震惊，唯独能够不失其操守、不丢失祭器的人，就可以担当大事。所以《彖传》说‘震动惊及百里，是使远方惊惧、近处害怕’。不丢失匕鬯，出而能够守护宗庙社稷、担任祭祀之主，说的就是可以把大事交给他。”童子说：“郭公的‘夏五’，是圣人用来传疑的；《彖传》有缺文，又该怎么办？”答：“圣人有疑问就传下疑问。像《震》的《彖传》，虽然文辞有缺，意义却还在，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童子问：“《艮》的象辞说‘君子由此思考而不越出自己的职位’，是什么意思？”答：“艮，是君子应当止而不作为的时势。时势已经不可以有所作为，就停止下来等待；到了可以作为的时候，才去作为。所以《彖传》说‘时宜停止就停止，时宜行动就行动’。在这种时候，处在自己的职位上，应当怎样做？不过是思考而不越出本位罢了。但职位所应承担的职责，也不敢废弃。《诗经》说：‘风雨凄凄天色昏暗，鸡鸣之声不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童子问：“《归妹》说出征凶险，《彖传》却说‘归妹，是天地的大义，是人的终始’，卦辞凶而《彖传》吉，是什么意思？”答：“两姓结为婚姻，备具六礼而出嫁，合乎正道的，就是《彖传》所谓的‘归妹’。如果婚姻不按礼制，而是女子主动跟从男子，就是卦辞所谓的‘征凶’。”童子说：“请问怎么知道？”答：“《咸》的卦辞说‘娶女吉祥’。它的卦象是艮在下、兑在上，所以《彖传》说‘上柔而下刚，男子居下位对待女子，因此吉祥’。《渐》的卦辞说‘女子出嫁吉祥’。它的卦象是艮在下、巽在上，上柔下刚，以男子居下位对待女子，都与《咸》相同，所以又说‘女子出嫁吉祥’。《归妹》的卦象却不是这样，是兑在下、震在上，上刚下柔，以女子居下位对待男子，正好与《咸》《渐》相反，所以前两卦吉祥，这一卦就凶险。因此《彖传》说‘出征凶险，是因为位置不相当’，指的就是兑下震上的卦象。”童子说：“娶妻一定要男子处下位、女子处上位吗？”答：“夫妇关系用来端正人伦，礼义用来培养廉耻。因此娶妻的礼仪，从纳采直到亲迎，没有不是男子居下位对待女子的，而且还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渐》的《彖传》说：‘渐卦所说的是逐渐前进，女子出嫁吉祥’，就是这个意思。怎么能让女子处于下位、男子处于上位而前往呢？这样难道会有不凶险的吗？童子问：“《兑》的《彖传》说‘顺应上天而响应人民’，是什么意思？”答：“兑，就是喜悦。用喜悦来先导人民，人民就忘记劳苦；用喜悦来使人民面对危难，人民就忘记死亡。喜悦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能够使人民忘却劳苦和死亡，非顺应上天、响应人民不可。由此可见，小恩小惠不足以使人喜悦，私人的宠爱也不能用来求得众人的喜悦。” 童子问：“萃是聚集，卦辞说‘王来到宗庙’；涣是离散，卦辞又说‘王来到宗庙’，是什么意思？”答：“说涣是离散的人是谁？《易经》没有这样的文辞。”童子说：“那么请问《涣》的意义是什么？”答：“我哪里敢凭空发表臆说呢？《涣》的卦辞说‘利于渡过大河’，其《彖传》说‘乘木舟而有功’，其象辞也说‘风行水上，就是涣’。而人们平常说冰消、汗流，都称作‘涣’。那么涣就是流行通达的意思，与乖离、分散的意义不同。唉！君王富有九州四海和万物的象征，没有比萃更大的聚集，所以可以建有宗庙；功德流行通达天下，没有比涣更大的流通，所以也可以建有宗庙。” 童子问：“《节》的卦辞说‘苦于节制，不可守正’，是说自我节制过于严苛而不得正道，还是万物受到节制而不能忍受其苦？”答：“君子之所以约束自己，是因为爱护万物。所以《彖传》说‘用节制来制定制度，不伤害财用，不损害百姓’，就是这个意思。节制是有利于万物的，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所谓苦节，是节制过度，要求自己时不能长久坚持，即使能够长久坚持，也不能施行于他人，所以说‘不可守正’。”童子说：“请问是哪些人？”答：“与众不同以求取名声，以艰难为尊贵而自我刻苦的人，都属于苦节。像鲍焦、于陵仲子这一类人就是如此。这两个人都是苦节的人。” 童子问：“《小过》的象辞说‘君子行事超过恭敬，丧事超过哀痛，费用超过节俭’，是什么意思？”答：“这三件事施用于自身，虽然有所过度，却没有害处。如果施用于治理他人，就必须合乎大中之道，不能只用小过之道。仁爱超过了适当的爱护，就会产生祸患；刑罚超过了适当的威严，就会造成祸乱。由此推究，就可以明白了。” 童子问：“《既济》的象辞说‘君子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是什么意思？”答：“人处在危险中，心思就深沉周密；处在安定中，意志就容易懈怠，而祸患常常产生于怠慢疏忽。因此君子在事情已经成功之后，仍然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 童子问：“火在水上，是《未济》；君子由此谨慎辨别万物，使各自处在适宜的位置，是什么意思？”答：“《未济》的卦象是火本应在下却反而在上，水本应在上却反而在下，两种事物都失去了应处的位置，彼此不能相互济助。所以君子谨慎辨别事物各自适宜的性质，把它们分别安置在适宜的位置上，使它们相互发挥作用，这就是用来救济未济的方法。” 《文忠集》卷七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