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二

译至于所有应当实行的尊崇礼典，还从未议论到。如今忽然收到皇太后发下的指挥，臣等私下担心其中有人是奸细，故意想要迷惑圣听，离间两宫，把前代已经实行的礼典隐瞒不说，只进呈“皇伯”这一没有根据的说法，想扰乱公议。臣等都是先朝旧臣，如果这件事对仁宗继承大统有妨碍，难道敢胡乱行事，自取众人的罪责吗？何况如今已经奉皇帝手诏，命令暂且停止集体议论。臣等如果不把前后的道理全部说明，担心皇太后不知道事情始末；而且外廷各种公议，假如皇太后反而想亲自召见两府和百官来议论，臣等私下担心会有损圣德。再加上臣等受朝廷制度限制，也一定不敢前往应见，所以谨具奏上报。谨奏。” 《称亲手诏》朕当面接受皇太后的慈旨，因为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长久没有施行，已经降下手诏交给中书。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命令朕称他们为亲属，并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王氏、韩氏、任氏都称后。朕刚刚继承大统，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承受称亲的礼制，谨遵慈训，追崇的典礼，哪里容易承担得起？并且想把坟茔作为园，增加设置官吏和士卒守卫，就在园中建庙，使濮王的子孙主持祭祀之事。皇太后谅解这番诚意，立即赐予允许遵行，应当命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 《张贴朝堂的手诏》朕近来奉行皇太后的慈旨，濮安懿王命令朕称他为亲生父亲，并且还有追崇的命令。朕想到汉宣帝的亲生父亲称为亲，又谥为悼，只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既然有典故，所以遵从慈训，却不敢承当追崇的典礼。朕又因为上承仁宗皇帝宗庙社稷的重大义务，不能同时奉事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只在园中建庙，使濮王子孙世袭濮国，自己主持祭祀，远远避开嫌疑而有所区别，大概是想作为万世的法则，难道只是权宜之计吗？而御史台官员吕诲等起初坚持应当称皇伯、进封大国的议论。朕认为，把亲生父亲改称皇伯，考察历代并没有典据；进封大国，又没有礼制中增加爵位的道理。自从前次停止议论以后，吕诲等不停地上奏催促，因为事情没有实行而愤怒，于是援引汉哀帝取消恭皇的定陶国号、在京师建庙、干扰正统的事情，都是朝廷从未议论过的，却一再加以诬蔑，自比师丹，意图动摇人心、迷惑众听，甚至封还告敕，擅自不赴朝会，明目张胆地把留在中书的奏章抄出传到外面，把讥讪皇上的文字抄录传布于都城。等到手诏发出，吕诲等又说称亲、建庙全都不恰当。” 朕看吕诲等人以前的奏章，也曾说生育之恩，按礼应当加以追厚，等祥禫礼结束以后，再讲求典礼，褒扬尊崇亲生父亲。如今反而把称亲说成错误，前后言论自相抵触。后来尧俞等人又不顾义理，彼此唱和，既扰乱权力而倚仗人多，又把过错归给别人以求取名声。朕暂且竭力包容，屈从于明文法令，只命令他们各自以本官出任外职；还担心士大夫之间以及士人百姓之中，有人不详知事情始末，只被传闻迷惑，所以想消除众人的疑惑，按理应当再次说明。应当命令中书门下，让御史台把诏书张贴在朝堂和进奏院，并广泛发文告示，希望人们知道朕的意思。”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三 宋代欧阳修撰写 札子一首（这一年十月撰写，没有进呈） 臣下我恭敬地看到，朝廷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两制礼官请求称皇伯；中书的议论认为事情关系重大，按理应当慎重，必须符合典故才能施行。而“皇伯”这个称呼，考察经书、史书都没有依据，正准备下令三省百官广泛征求众议，以求得到恰当的结论。陛下屈意在手诏中命令停止议论，但众议纷纷，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臣认为众议虽然很多，但说法不过有三种：第一种说应当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第二种说因为简略宗庙而导致水灾，这是极其深重的诬蔑天、人之说；第三种说不应当以汉宣帝、汉哀帝的事情为法，以致干扰统纪，这是没有考察事情始末的议论。臣请求为陛下一条条列出并加以辨析。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所谓报，是服齐衰期服。称作降服，是为了说明丧服可以降等，而父母的称呼不能改变。又按《开元礼》《开宝礼》以及本朝《五服年月》《丧服令》，都说：‘为人后者，为其亲生父亲服齐衰不杖期。’大概是因为恩情没有比亲生父母更重的，所以父母的称呼不能改变；义理没有比所继父更重的，所以宁可抑制亲情，降低为亲生父母所服的丧服。这是圣人制定的礼，写在六经之中，作为万世法则，也是中书议论所依据的。” 至于所谓称“皇伯”，考察六经没有这种说法，如今本朝现行的典礼和法律也都没有。自三代以后、秦汉以来，历代帝王从藩邸入继大统，也都没有这种称呼。这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臆说了。《仪礼》是圣人六经中的文字，《开元礼》是唐代三百年所实行的礼，《开宝通礼》是大宋百年来所实行的礼，《五服年月》和《丧服令》也都是历代祖宗所制定的制度，是当今天下共同实行的法制。如今议论者全都抛弃这些而不用，只想采用没有根据的臆说，这就是不能施行的原因。第二种说法认为简略宗庙而导致水灾。臣下我认为，上天降下灾害，都是由于人事方面的原因。自古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多半寻求政治上的缺失而修正，或者自知有过而改悔，希望以此来堵塞上天的谴责。但都必须是人事已经在下方显现，上天的谴责才会在上方表现出来。如今濮王典礼的议论，本来是因为两制礼官违背经书、抛弃礼制，采用他们没有根据的臆说，想要确定“皇伯”的称呼。中书怀疑此事不能施行，于是考察古今典礼；即使有明确依据，也不敢自信自专，正准备进一步向外廷征求广泛议论。” 而陛下立即下诏命令中止议论，想让有司从容寻求合宜的典礼。这样看来，臣下如此慎重，君主如此谦抑敬畏，君臣都不敢轻率议论、妄自举事，天却突然降下震怒，杀人害物，这就是臣所谓极其荒谬地诬蔑上天。议论尚未决定，仍然停止不议，却说是因为两统二父而导致天灾，这是极其荒谬地诬蔑人。第三种说法援引汉宣帝、汉哀帝的事情。臣谨按《汉书》，宣帝的父亲叫悼皇考，起初称亲，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和寝园而已。后来改称亲为皇考，在京师建庙。皇考只是亲生父亲的另一种称呼，都是儿子对父亲的称谓。汉代儒者起初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误。到了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人才开始提出毁庙的议论，几十年间毁庙、建庙反复不定。到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一百四十七人上奏议论说：‘称亲，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这并不是非难宣帝把史皇孙称为亲。’所谓符合经义，就是《仪礼》所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只是因为在京师建庙，扰乱汉朝祖宗的昭穆次序，所以平晏等认为两统二父不合礼，应当毁掉。定陶恭王当初只是称共皇，在本国建庙，师丹也没有议论什么。” 后来在京师建庙，想要去掉定陶而不把称号系属于国名，这就有逐渐干涉汉朝统绪的趋势，师丹于是极力反对。所以师丹议论说：‘定陶恭皇的谥号已经预先议定，不能再改；只是说在京师建庙不可行而已。’既然如此，称亲、设置园，都是汉代儒者所允许、认为符合经义的；只有去掉国号、在京师建庙不可以。如今议论政事的人不考察朝廷原本议论的是什么，也不探究汉代臣子反对的是什么，所以臣特意说他们没有考察事情的始末。中书的议论本来是说称皇伯毫无根据，而礼经有父亲称呼不能改变的义理；当时正议论称号，尚未确定，所以尊崇的礼典都还没有议到。可是议论政事的人竟然援引汉代去掉定陶国号、在京师建庙的事情，极力诬蔑朝廷，说这是干扰大统，这是多么过分的议论啊！去掉国号而在京师建庙，扰乱祖宗昭穆，这确实是可以非难的事。假如朝廷真有这样的议论，那么把我们说成奸邪之臣、把君主说成有过失，当然是应当的。可是陛下的意思从来没有涉及此事，中书起初也没有这样的议论；议论政事的人不考察始末，过分援引汉代可以非难的事情来作说法，而外廷的臣子又没有弄清朝廷原本议论什么，只看到议论者这样说，便以为朝廷要加行非礼、扰乱统纪，竟相信确实如此。” 因此众人异口同声，纷纷议论而不停止。议论政事的人想一定实现他们关于皇伯的无稽之说，于是牵扯天灾来恐吓、逼迫君主；中书守经执礼的议论和指责，却被说成奸邪之言。朝廷按照礼制本应优容议政之臣，不愿同他们争辩；外廷的众多议论又不可能逐家逐户地解释清楚，于是是非之理不能辨明，上下之间的实情不能沟通，这就是议论喧嚷而不停的原因。为人后者既然以所后者为父，圣人却又保存他的亲生父亲的称呼，并不是曲意偏袒他。因为自有天地以来，从来没有没有父亲而出生的儿子。既然有父亲生下他，就不能避讳他的亲生父亲。没有儿子的人可以按照礼制以宗子为后嗣；然而怎么能把一个没有父亲而生的孩子立为后嗣呢？这就是圣人不避讳无子者立他人之子为后，也不避讳为人后者有亲生父亲的原因，大概是不欺骗上天、不诬蔑世人。因此为人后者承受宗族的重大责任，履行作为所后父之子的职责，不得再返回本宗；他的亲生父母也不得前来参与这些事情。至于丧服降等、抑制亲情等一切，可以用义理裁断；唯独父母的称呼不能改变，因为道理上不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