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第四

译论京西贼人事务的奏札（庆历三年）。臣私下听说，最近张海、郭貌山和范三等贼人的势力合在一起，转而更加猖狂，各处的奏报日夜不断。臣恭敬地想，圣上一定极其忧劳，却没有听说朝廷有什么谋划和处置。臣私下看到，朝廷办事常有错过时机的过失，又没有考虑长远的谋略，祸患到了眼前才开始仓促忙乱、手足无措，事情刚刚过去就已经松懈怠慢、因循拖延。前些日子王伦突然在京东起事，转而攻打淮甸，横行千里，旁若无人。当时外地没有军队，只能从京师发兵；孙惟忠等人还没有离开都城，王伦已经到了和州。幸赖上天保佑，他偶然自行败亡。然而他驱赶杀害军民，焚烧城市，创伤和灾难遍地，毒害遍及百姓。这说明州郡平素没有守备，临时才派追兵，是误事和错过时机的明显证据。臣认为朝廷因此一定会悔恨以前的错误，必须有所改变，以防后患。然而自从王伦败亡以后，居于两府的大臣完全没有筹划，有人上奏建议又不予施行，上下拖延，一天过去一天，于是张海、郭貌山等人又在京西起事，攻打劫掠州县，横行肆虐，毒害百姓，比王伦更加严重。仍然是外地没有军队，又从京师发兵。臣听说张海是李宗火手下的凶恶贼人，郭貌山在商山已经有十年，他的勇猛凶狠奸诈，不是王伦这种偶然起事的贼人可比；即使官兵追上他们，胜负也还不能预知。天下的忧患恐怕就要从这里开始了。臣也知道近日上奏谈论贼事的臣僚很多，只担心两府进呈奏文时，必定会说已经派使臣选兵追捕，把这个笨拙的办法就当作朝廷谋划，使圣上暂且宽心，自己苟且塞责。张海等二百多人都有铠甲和马匹，每天能走一二百里；马力疲乏了，就丢下原马，另行抢夺民间的好马来骑。臣私下料想，官兵必定难以追上他们；即使追兵能够赶上，百姓也已经遭受他们的祸害了。这一伙贼即使能够平定，后患难道可以不考虑吗？如今四方盗贼兴起，各处都需要防备，所以臣先前所说抵御贼人的四件事中，州县设置军队是最紧迫的事务。伏望陛下怜悯这些正在遭受屠杀苦难的百姓，不要听从迂腐儒生迟缓误事的言论。关于州县设置军队一事，富弼已经上奏请求，伏愿陛下亲自决断，迅速施行。请陛下裁决。再论设置军队以抵御贼人的奏札（与前篇相同）。臣近来因为张海等贼人势力猖狂，曾上奏陈述抵御贼人的四件事，其中一件是州县设置军队以作防备。听到传闻，朝廷已经依照富弼的奏请施行；其余三件是：第一，请求选派捕盗官；第二，请求制定赏罚的新法；第三，请求考察年老、有病、贪赃的官员。这三件事至今没有听说拟议办理。臣恭敬地看到，去年朝廷在各道州府招募宣毅兵士，又增置乡兵弓手；当时造成的骚扰并不小，本来是要作为州县抵御贼人的防备。可是一天之内，王伦、张海等相继起事，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五六路的二三十个州军，在数千里范围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进入州府和县城如入无人之境，那么去年设置的宣毅兵、乡兵、弓手究竟都在哪里？没有一处州县能发挥作用，大概是因为官吏没有选对，赏罚没有法度，而所设置的宣毅兵、乡兵、弓手全都不堪使用，所以只是造成张皇骚扰，空有防备的名义，却没有防备的实际作用。如今朝廷虽然依照富弼的奏请，命令州郡设置军队，如果不先选择合适的官吏，严格建立法令，那么依旧设置一批不堪使用的军队，只是空有名义，最终不能成事。所以臣认为，如果一定要使州郡设置精锐军队，就必须采纳臣所陈述的三件事，一一施行，才可以把事情办成。州县官吏误事的情况，臣只请求试举京西一两处，其他地方也就可以知道了：郢州知州王昌运年老多病，腰脚不能行走，每天要让两个人扶着出来坐在衙门里；三年之内，州政大坏。临到他任期届满，接任的是比部员外郎刘依，刘依也是七十多岁，昏聩而不能任事。昨天他寄居在滑州时，臣任通判，曾三四次去看他；臣每次去，他都问臣说：“中书有一个王参政，名字是这样吗？不知道人事。”陛下试想，这样的人能够替国家设置军队、抵御贼人吗？如今汝州知州鲍亚之，是三司因认为无能而挑退的人；邓州知州朱文郁，是转运使中因才干不足而选退的人。这两个人年老怯懦而没有才干，像这样的人能够替国家设置军队、抵御贼人吗？陛下想知道在天下全盛的时候盗贼为什么竟敢如此，大概是因为各处官吏都不是合适的人，所以臣前后多次进言请求考察清除冗滥的官员，正是担心会有这种事情。两府的议论不肯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先作防备，偏要等打破一个州才议论更换知州，打破一个县才议论更换县令；其余尚未被攻破的州县，任凭年老、有病、贪婪而糊涂的官员去败坏。臣认为，这是大臣不肯亲自承担怨恨的过错。今天天下百姓获得安乐，就都应当感戴陛下的圣德；如果他们父子被杀、离散而不得安宁，也一定会把怨恨归于陛下。如今大臣不肯澄清淘汰官吏，大概是躲避一百几十名官吏怨恨自己，宁可让百万百姓陷于涂炭而怨恨国家。如今盗贼一年比一年多，一伙比一伙强，天下的祸患难道能不忧虑吗？伏望圣明特意作出英断。如果一定要实行州郡设置军队的法令，那么首先必须慎重选择官吏，免得徒然造成骚扰，反而更加伤害百姓。臣前后三次请求考察官吏，何况国家向来每逢灾害，各路都曾多次派使者安抚，难道到了今天，却这样看待百姓的涂炭，竟把派遣使者当作难事吗？愿陛下竭力主持并施行此事，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请陛下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译论盗贼事务的奏札（与前篇相同）。臣近来因为军贼王伦等人的事情，多次上奏。臣看到天下空虚，完全没有武备，于是指出后汉、隋、唐亡国的鉴戒：都是因为兵乱先兴起，盗贼接着出现，不能扑灭，最终泛滥成灾。又看到国家纲纪毁坏，法令松弛，赏罚不能建立，善恶不能分明，国体衰弱、形势危急，实在可忧可惧。臣请求朝廷讲求抵御盗贼的方法，严格实行责成下属的法令。又听说士大夫中忧虑国家的人很多，每天都有密封奏章，都是议论贼事。臣以为朝廷看到已经形成的祸患，听到众多的言论，必定会有所触动，略微知道恐惧。等到听说枢密院告诫激励进奏官，不让外人知道事情，才认定两府已经厌烦憎恨进献言论的人。又看到自从和州奏报击破王伦以后，更不讲求防御盗贼的办法，于是又认定上下已经有了偷安的想法。却完全不知道，前面的贼虽然被消灭，后面的贼更多。如今建昌军一伙有四百人，桂阳监一伙有七十人，草贼一伙有一百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也各有不少强贼。他们都树旗击鼓，白天进入城池，官吏还出迎陪伴，供给饮食宴乐。他们敢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朝廷没有赏罚，完全不值得畏惧。盗贼有生杀之权，现在应当立即听从臣的意见。我担心上下因循拖延，一天又一天过去，国家的政令越来越弱，盗贼的声势越来越强，使害怕盗贼的人越来越多，向着国家的人越来越少，天下的形势就会从此败坏。臣私下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曾因部内使臣和贼人同坐饮酒，以及巡检、县尉不肯尽心办事，而上奏论列，言辞非常恳切。臣过去认识张师锡，他是一个安静厚道的人，迟缓柔弱，不肯惹事。如今尚且有这样的奏报，那么臣认为天下无论贤能还是愚昧的人，都在替国家忧虑，唯独不忧虑的，是朝廷罢了。唉！古代的有才智之士，能够考虑尚未显露的危机；如今的谋臣，却不认识已经显露的祸患，把祸患当作快乐，把危险当作安宁。看到盗贼虽然很多，但不时也有失败的，于是产生轻视防备的意见；进言谈事的人很多，听得已经习惯，于是产生忽视人的心态。臣近来曾请求在便殿面见陛下，蒙陛下谈及贼事，忧虑显现在脸色上。等臣退下见到宰辅，他们却悠闲从容，这样看来，天下的事情实在值得深深忧虑。如今建昌、桂阳的贼人数量不少，想来他们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王伦在遥远的地方，更应当留意。现在如果从京师发兵，道路遥远，赶不上外地的事变；如果就近调拨军队，各处又都没有军队。臣请求严令大臣，鉴于这种已经形成而难以挽救的祸患，赶快讲定抵御盗贼的方法，颁行天下，使四方逐渐作好防备，并且及早筹划剿灭各处现有的贼人。自从有贼以来，群臣上奏的人都认为，一向法令宽松，导致官员不肯尽心捉拿贼人，因此都请求严格施行法令。近来看到池州官吏各自只被罚铜五斤，才知道进言的人都没有得到防范和听纳。臣认为，大臣为国家筹划，宁可厌烦忠言太多，也不能厌烦盗贼太多；如今竟然这样办事。臣前后上奏谈论贼事的文字不少，仍请求把它们汇集起来，选择其中长处，讲定法制。陛下若想知道大臣不肯严格国家法令来约束官吏，大概是因为陛下不用威刑责罚大臣；这正是国家安危所系，也是陛下的责任。伏望陛下留意施行。请陛下裁决。论学士不可让中书负责差除的奏札（庆历三年）。臣近来看到翰林学士苏绅、叶清臣等人相继解除职务，听到传闻，侍从大臣中有奸邪小人，急于经营钻营，争着先被进用，甚至有喧闹忿争的话传到朝廷内外。这既损害了廉让的风气，又损害了朝廷的体制。臣恭敬地思考，翰林的职务比唐代还重要，是天子的亲信，早晚参与谋议、在内辅佐的大臣，当时号称“内相”。所以他的进用尤其要精心选择，只取有才干见识的人，不限资历品级，往往可以从州县官中直接擢升拜任。近年本朝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很不合适，既然看到他们才干见识愚昧低下，不足以备皇帝咨询，君主因此薄待他们，逐渐疏远外放，使他们等同于冗官，于是容许小人得以滥进。臣思考这种弊病，大概是由于不应当让中书按照资历办理差除。而学士的职务本来是要在内辅佐天子，讲论外朝的过失；如今如果反而让中书任除学士，置于内制之中，就是恩典出自中书之人的手，即使在天子左右，也同在外任官员没有区别。伏愿从今以后，翰林学士不必配足员额，用人不限制资历品级，只选择有才望的正直之人来充任，由皇帝亲自擢用，以杜绝小人争相进用的端绪，使天子左右再没有奸邪之人，也可以使侍从大臣的行列清正。请陛下裁决。论吕夷简的奏札（与前篇相同）。臣昨天恭敬地看到外廷宣布制书，吕夷简以太尉身份退休。吕夷简作为陛下的宰相，却导致四方外敌侵扰，百姓内部困苦，贤愚秩序颠倒，纲纪大为毁坏。在二十四年间，他败坏了天下人臣所能得到的大富贵，自己享受了这些富贵离去，却把天下的大忧患留下让陛下承担。吕夷简的罪恶已经满盈，事迹彰明显著；然而他偶然没有败亡，大概是因为他在位时专门夺取国家权力，胁迫控制朝廷内外，人人都害怕他，没有人敢揭发指责。等到他生病，天下人共同高兴，奸邪而难以除去的人终于得以因天意而废退。又看到陛下自从吕夷简离去以后，进用贤才，忧劳勤政，圣明的德行日新又新，所以有见识的人都说，只要大奸已经废退，不妨碍陛下的圣政，就不再多说。因此吕夷简一生的罪恶偶然没有被揭露，完全是上赖陛下始终保全，使他没有污及刑戮；这是陛下没有辜负吕夷简，而吕夷简却辜负了朝廷。如今虽然陛下广施仁恩，厚加礼数，但臣料想吕夷简一定不敢接受，按理应当上表辞让。臣请求趁他来辞让的时候，便把这些恩典停止取消。另行检取历来宰相退休时祖宗的旧例，给他一个相应的官名。然而臣仍然担心吕夷简不知廉耻，反而接受国家过分的恩典，又担心他进一步请求给子弟恩泽。吕夷简的子弟因父亲而得到的侥幸恩典已经太多，如今边境事务繁多，外面的臣僚辛苦劳作，却从来没有不合次序地升官，怎么能让奸邪大蠹之家贪赃而愚劣的子弟不断加受恩典？臣私下担心朝廷招致滥赏的讥议，仍不能平息舆论。对于他的子弟，伏愿不再议论施给恩典。请陛下裁决。

译论吕夷简的仆人接受官职的奏札（与前篇相同）。臣恭敬地看到，国家每次颁布诏令，常常忧虑官吏不能遵行，却不知道祸患在于朝廷自己先破坏法令。朝廷自己不能守信，那么谁肯相信并执行它？然而往往因为小人侥幸求取而不加以抑制断绝。所给予的恩典虽少，所损害的体制却很大。臣听说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僚上奏，请求今后大臣的仆役不得奏荐为班行。诏令颁下才三四个月，却已经任用吕夷简的仆人袁宗等两人为奉职。吕夷简身为大臣，已经多次败坏扰乱陛下的朝政。如果有利于他的私情，即使败坏天下大事，也没有什么顾忌，何况肯替陛下爱惜法令吗？但朝廷自己应当怎么办？现在一条法令刚刚颁布，就被大臣首先破坏，那么其他臣僚的仆人难道可以不任用吗？如果不任用，就是施行法令有两套标准；如果任用，就接近违背最近颁布的诏令。今后又废弃主管机构为陛下守法的职责，不顾国家体制，只顺从人情。有人说，两名仆人得到批答授官是在诏令以前；然而为什么授官却在诏令以后？凡是颁布命令，本来就是为了革除以前的弊病。法令既然是后来诏令冲破以前诏令，那么袁宗等人虽然曾得到批答，但在尚未正式受命期间，已经应当适用新制度，本来就应当予以革除。吕夷简不能制止断绝，反而放纵他们侥幸求取。朝廷又不执行最近的诏令，自己毁坏法典。今后的诏令还凭什么遵行？对于袁宗等人，伏愿特别追还授予奉职的命令，另给一个军将之类的清闲名目，足以表示优厚恩典。不可为了没有功劳的大臣，私自宠幸他的仆人，而扰乱国家法令。请陛下裁决。论断绝吕夷简秘密递入奏章的奏札（与前篇相同）。臣听到传闻，吕夷简近来多次秘密上奏，又听说他自己请求到御药院秘密递入文字，不知是否确有此事？只是外面的人相互传说，上下都疑惑恐惧。臣认为吕夷简身为大臣，长期处在宰相的位置上，尚且不能替陛下对外平定四方、对内安定百姓，导致西北互相交战构衅，中原忧危，军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赏罚不当，各项纲纪几乎大为毁坏。他在筋力康健的时候尚且如此乖谬，何况如今已经离开政府，长期在家养病，筋力已经衰弱，精神意识昏乱耗损，哪里还能再为国家谋划事务？按吕夷简如今疾病废弃的状况，本来就应当闭门自守，不参与人事。即使还有没有忘记报国的心意，凡有事情也应当公开进言，让外廷中主持国政的大臣共同议论可否，怎么可以暗中递入文书，迷惑天听？况且吕夷简患有瘫风，手脚不能举动，凡有奏闻之事必定很难亲自书写。他的子弟又不少，必须防止有人伪造文书，或者担心文书在传递中泄露，这尤其不便。即使陛下极其圣明，对于吕夷简的奸谋邪说必定不听不纳，但外人看见吕夷简秘密递入文书，恐怕不合于公正的舆论。如果因此误害国家谋划，造成的祸患就不轻。吕夷简所递入的文书，伏愿明令停止断绝。臣听说任用贤人不能三心二意，去除邪恶不能犹豫。如今内外群臣各有职事，如果有缺失，自然可以让他们承担责任，不可再让没有功劳、已经退职的大臣转相迷惑扰乱。请陛下裁决。荐举姚光弼的奏状（与前篇相同）。臣等恭敬地看到，庆历元年南郊赦书中有一条规定：交付史馆查阅本朝有威名、功勋和业绩的将帅，访求他们的子孙，加以录用。听说史馆已经查考并具列姓名上奏，到现在却还没有施行。臣等以为，赦令的文辞，是国家最大的信用；估计必定难以实行的事情，就不应轻易说出；既然已经布告天下，就不可以失信。何况这一条本来就是当今应当实行的事情。即使担心将门子孙大多不肖，也应在寻访时责令州郡察考他们的行为操守，没有重大过错的才准许上报。如今旧将的姓名还在史官记录中，能够符合赦书要求的还有不少。如果再挑去其中不肖者而不予任用，那么推恩所及不过一二十人罢了；不至于因为这点人数而滥行恩赏，真正可惜的是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去国家的重大信用。臣等恭敬地看到，已故庆州刺史姚内斌有个孙子叫光弼，好学而有操守，能够记诵前代兵法以及史籍所载名将用兵取胜的谋略，和近年来屡次考试中凭借方略而滥进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蒙受提拔任用，一定会有所作为。恳请依照赦书施行，特别赐予召来考试，并且下令他所居州县由邻里考察核验他的实际品行后再办理。其余将门子弟，也请一并寻访。臣等的职责在于进谏诤言，弥补朝政的缺失；看到国家赦令已经施行却自行失去重大信用，以及士人中有豪杰俊才被埋没而未获任用的，都应当列举论奏。臣等又看到赦书条文说：“本房子孙安排在班行中；如果确实有胆略、勇力和谋略，仍准许交给边地任用。”详细看这段话，即使没有才艺的人也在推恩之列。如今光弼凭借他的学识，何况还有可取之处。臣等所陈述的，只是请求把他和近年凭方略进用的人相比，特别给他一次考试机会；上可以保全国家的重大信用，下可以收用被遗漏的人才。恳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予施行，请裁决。

译论李淑奸邪札子（同前） 臣昨天因奏事在延和殿，已经当面论述过此事。李淑从前在开封府任职时，尚且属于疏远外任之臣；如今拜为学士，是禁中亲近的职务。臣私下认为，此人不适合列在侍从之中；他的奸邪阴险行迹，陛下一向已经知道。如今外地的臣僚，即使骨肉相亲，也不敢说出李淑的姓名，大概是因为他的污秽邪恶丑陋得令人无法承受。外人尚且如此厌恶他，难道适合让他处在君主身边吗？李淑一向依附吕夷简，列在所谓三尸五鬼之数；大概吕夷简想让他成为身边的亲信，所以援引他到了这个地步。不知道如今朝廷这样清明，还要这个人有什么用？如果想借重他的文辞才学，臣认为，才德是做人臣的根本，文章只是外在的装饰罢了。何况如今文章之士担任学士的，有一两个人就足够了。假如完全没有文士，朝廷发布诏敕时，径直记录君王的话来昭示天下，反而足以敦厚恢复古朴的美德，不必追求雕琢华饰。自古以来有文才而无品行的人，大多被贤明君主所弃置。比如徐铉、胡旦，都是前朝以文章闻名天下的人；二人都因过失罪恶而终身废弃，在当时朝廷中不被齿录，却也不至于缺少人才。李淑在开封任职时过失极多，然而那只是一府的祸害。如今他身在朝廷，如果有所作为，稍稍放纵他的心志，那么祸害就会波及忠良，败坏政治，成为天下的祸害。因此臣不能不说。如今虽然陛下主持任用正直之人，不相信奸巧之徒，但李淑作恶出于天性，恐怕不能改过，臣私下担心他仍会诬陷毁谤好人。恳望圣上慈悲，一概不要采纳他的言说，早些给他一个外任差遣，使正直端方的士人能够安心办事，不必躲避他的诬毁。请裁决。再次论李淑札子（同前） 臣近日私下听说，李淑已经得到圣旨，命他任寿州，却听说中书不肯立即执行，必须等李淑自己上章请求出任外郡，才敢授官。臣认为，李淑的奸邪行迹陛下既然已经全部知道，如果由君主亲自决断，那么就能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聪明神圣，能够辨别忠邪、贬黜小人，这是出于圣上的独断。这样，今后奸邪险恶之人就会知道畏惧，不敢作恶。如今如果按照中书的意思，必须等他自己请求退处，那么赏罚的权柄就不是由明主亲自行使，官员去留的谋划全凭臣下取便。这样一来，今后小人都会知道，即使自己奸邪险恶，天子想强行罢黜，中书也未必肯执行；只要自己不退，就没有人敢于授予他别的差遣。臣恐怕从此小人反而得计，不肯改过。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本是宰相的职责。如今大臣既自行躲避怨恨，不肯替陛下除去奸邪，幸赖陛下圣明，洞察区分邪正，却又不能立即依照圣旨直接授予差遣，还要曲意收取人情，宽容优待群小。三四天来，外地听说陛下想把李淑调任寿州，人人都欢欣鼓舞，都称贺圣德。大概李淑二三十年来出入朝廷，奸险倾邪，害人不少；一旦看到君主斥退身边的此人，没有不欢欣鼓掌的。如今却听说中书这样迂回周旋，彼此顾虑躲避，可惜圣明的决断不能完全施行。臣希望不必再等他请求外郡，应当在两府奏事时，特别宣布圣旨处置，直接授予他一个外郡官职，使天下都知道这个奸邪污秽的人是君主亲自下决心除去的，以彰显圣明的德行。请裁决。论谨慎发布诏令札子（同前） 臣认为，朝廷每次发布诏令，都必须符合舆论，能够使百姓悦服。真宗皇帝最初设置谏官时，在诏书中列举六件事，第一条就是说诏令有不便之处，准许谏官列举论奏，这正是朝廷谨慎发布命令的用意。近来看到诏书褒奖陕西转运使卞咸，听说卞咸在陕西购买百姓的青苗，并办理转般大麦，这两件事给陕西人造成了很大的祸患，因而逃亡迁徙的百姓极多，直到现在陕西人还不断怨恨诽谤；幸亏吴遵路减免了转般这一项，百姓才稍稍安宁。如今这道诏书把两个人同时褒奖，善恶不分，没有起到激励和劝惩的作用，使陕西人看到后一定会认为朝廷近在咫尺却根本不顾念陕西人，不了解陕西的事情，错误地下诏褒美这个给百姓带来祸害的人，必定会转而产生更多怨谤。臣私下估计，朝廷一定是因为边臣奏举卞咸等人能够积聚粮储，所以赐予奖谕；这大概是失于访察，不知道卞咸处置失当，导致陕西百姓流亡怨恨的原因。恳请今后警戒这种失误，谨慎发布诏令，并告诫群臣，今后荐举人才不得任意加以称美。已经发布的诏书既然不能追回，臣又担心朝廷因此就把卞咸当作能干的官吏，另行任用，反而导致败事。臣的职责在于进谏诤言，不能不说。《文忠集》卷一百 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一百一 宋欧阳修撰 奏议第五 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