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三

译改变它，就会欺骗上天、诬蔑世人。儿子为父母服丧，叫作正服；出继而为人后者，为亲生父母服齐衰期，叫作降服；又为所后父服斩衰三年，叫作义服。如今如果把亲生父亲称为皇伯，那么濮安懿王就成了从祖父，反而只服小功；濮王夫人是亲生嫡母，也只能服义服。自宗懿以下的亲生兄弟，按礼虽已降服，仍然应服大功。这样，礼制规定的齐衰期如今反而变成小功，礼制规定的正服如今反而变成义服；对濮王这个父亲，反而服小功，对宗懿等兄弟，反而服大功。自古以来不把亲生父亲称作伯父、叔父，就是因为一旦这样称呼，礼制便会违背，人伦便会混乱成这个样子。伏惟陛下聪明睿圣，没有什么道理不能照察。如今众人的议论如此，中书的议论如此，陛下将要顺从众人吗？顺从众议，又看不出众议有什么可取；违背众人吗？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没有违背众人而能成功办事的。臣希望陛下大为施恩，下诏明白告知内外：皇伯这一称呼毫无根据，绝不可用；如今所要确定的，只是正确的名号。至于在京师建庙、扰乱统纪的事情，都不是朝廷原本的议论，希望这样可以消除群臣的疑惑。” 如果知道事情确实如此，却仍然认为一定要称皇伯，那么即使孔子、孟子复生，也无法再替他辩解了。《为后或问上》有人问：“为人后者不断绝对亲生父母的亲情，可以吗？”回答说：“可以。古人并不斩断这种亲情。”问：“怎么知道还要降服呢？”回答说：“从经书中可以看到。”问：“什么叫‘降而不绝’？”回答说：“所谓降，是为了不断绝。如果已经断绝，就不必再说降了。所谓‘降而不绝’，就是礼制规定为人后者把为亲生父母服三年的丧服降为期年，却不改变父母的称呼。”问者说：“如今议论的人认为，为人后者必须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来没有生过自己的人，一概按照所后父的尊卑亲疏来称呼：如果所后父是兄长，就称亲生父亲为伯父；如果是弟弟，就称为叔父。这样该怎么办呢？”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假如真像他们所说的，抹去亲生父母的称呼，一概按照所后父的尊卑亲疏来称呼，那么宗族、同宗、世次都会按照远近轻重各自有相应的丧服。圣人何必特意制定降服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断绝，就不必再降’。考察圣人的礼制，事实并不是这样。从前圣人制定礼制，为人后者对亲生父母，并不因所后父的尊卑亲疏而分别，只是在父子关系本身上降低丧服等级。” 亲情不能降，所降的是外在的服制，也就是丧服。之所以一定要降，是为了表示有所屈抑，因为承受大宗的重大责任，要尊奉祖先而为此屈抑亲情。这是在这里屈抑，以便在那里伸张。生命中没有比父母更重的亲情，却为父母屈抑丧服，是为了显示承受大宗的责任同样重大。这样是勉励为人后者知道自己所承受的责任重大，专心承担他人的宗族事务。这是用义理裁制的。父子之道是天性；面对重大义理，可以降抑外在的服制，但以至仁为根本，就不能断绝天性。断绝人道、灭绝天理，是不仁之人也许会做的事。所以圣人制定丧服，对亲生父母把三年降为期年，却不抹去父母的称呼，并在六经中明文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这是为了表明服制可以降低，父母的称呼却不能抹去。这就是所谓‘降而不绝’，因为保存了仁爱。事情有不能两全的，形势有不能同时满足的。作为这里的儿子，就不能再作为那里的儿子，这是里巷百姓共同知道的道理。所以有人说：‘为人后者，作为所后父的儿子。’这种一概而论的话，不是圣人的话，而是汉代儒者的说法。” 也是众人都能说出的道理。可是拿礼制来考察，却不是这样。当子夏传述《丧服》时，假如采用众人一概而论的说法，根本不必说很多，只要说一句“为人后者作为所后父的儿子”，自然就会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自然就一概按照所后父的尊卑亲疏来称呼。为什么子夏偏偏不这样呢？他传述经义时，曲折而详细地说：‘看待所后父的某位亲属、某位亲属，都要像亲生子女一样；所谓像亲生子女，就是把自己处置得如同所后父的亲生儿子，对待他的族亲一概按照所后父的尊卑亲疏来称呼。’所以又说：‘对于所后父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子女，都要像亲生子女一样。’还担心说得不够完备，又说：‘对于所后父的兄弟的子女，也要像亲生子女一样。’他说得十分详细。唯独对亲生父母不是这样，而是另行规定丧服，说：‘为其父母报。’大概是因为对于亲生父母，不让他像所后父的亲生儿子那样；如果完全把自己当作所后父的亲生儿子，就会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这种断绝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是人情所不忍的，圣人也不这样做。如今议论的人因为亲生父亲对于所后父是兄长，便把他称为伯父；这就等于把自己当作所后父的亲生儿子了。” 称为伯父，就自然有相应的丧服，不能再服齐衰期，也不能再说“为其父母报”。凡是经书中所见、子夏费心分别说明的内容，他们全都不采纳，反而忍心做出人情所不忍的事，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依据。这是重大义理。不采用礼经而采用没有根据的说法，可以吗？不可以。问者说：“古人都不断绝亲生父母，今人为什么不这样？”回答说：“这是什么话？今人也都这样，而且比古人还有增加。如今《开宝礼》和《五服图》是国家的典礼，都说：‘为人后者，为亲生父母服齐衰期。虽然丧服降等，却必须作为正服，这是表示父母之道仍在。为所后父服斩衰三年，虽然丧服尊重，却必须作为义服，这是表示按照义理裁制。’法律条文也相同。五服都不改变父母的称呼，拿它同礼经对照，完全相合，没有一点不同。而《五服图》又增加心丧三年，因为三年是父母的丧期；虽然因为为人后的缘故，在身体上降低丧服，仍然使他在内心行父母之丧，表示对亲生父母的恩情不能在心中断绝。这样说来，今人的礼制 compared to 古人，反而还有增加。” 什么叫作今人不这样呢？《为后或问下》

译问者说：“您不能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这一点见于经书，见于《通礼》，见于《五服之图》，见于法律和法令，其中的文字已经很明白了。那么，不断绝亲生父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圣人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礼的。”问者说：“事情有不能两全的，形势有不能两方面都实现的。对亲生父母这样做就不能对后嗣父母那样做，对后嗣父母那样做就不能对亲生父母这样做，这难道不也是人情吗？”回答说：“这是一般人的说法，是不懂仁义的人。圣人对待人情，一切以仁义为根本，所以能够两全、两方面都实现；这正是圣人与一般人不同而成为圣人的地方，也正是圣人可贵、足以成为一般人法则的地方。父子之道是正理，是所谓天性中最真切的情感，是仁的道理。作为后嗣的人，是权宜之道；权宜而合乎适宜，是义的制度。恩情没有比亲生父母更重的，义理没有比后嗣父母更重的；仁和义二者常常相互配合使用，从来没有互相损害。因此，人情没有比对亲生父母更深厚的；只是抑制这种感情而降低对亲生父母的外在礼敬，是迫于大义；降低外在礼敬却不在内心断绝亲情，是由于至仁。抑制并降低礼敬，仁就不妨害义；降低礼敬而不在内心断绝，义就不妨害仁。这就是圣人能够使仁义相互配合使用的道理。” 那些一般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说：“不能两全，就是讲仁便不合乎义，讲义便不合乎仁。”所谓仁义，果真是这样的吗？所以说：“不懂仁义的，就是一般人。”唉！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礼，只是顺应人的本性而为它制定节制和仪文罢了；凡是必须强迫人的地方，圣人不这样做，凡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地方，圣人也不这样做，何况还想反过来改变它，难道能够做到吗？如今说作为后嗣的人一定要断绝对亲生父母的爱，这岂止是强迫他做困难的事、违背他的愿望而已？这简直是要反过来改变他的天性，说：“你所厚爱的人，替我断绝关系。”把你对那一方的深厚感情全部转移到这一方，这难道可以强迫做到吗？父母犹如天地，他们生我养我的大恩大爱，是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如今如果因为成为后嗣的缘故，突然反过来看待亲生父母，好像他们从未生过我一样，那么这种断绝已经太过分了。假使真的断绝了，岂不是不合人情？若是迫于义而【一作“伪”】断绝，那就是仁义在教人作伪。因此，圣人知道两种做法没有一种可行，便认为前进时承受后嗣父母的重大恩义而不损害仁，退处时伸张亲生父母的恩情而不损害义，同时保全人的天性，使人不至于陷入虚伪；只有降低外在礼敬而不在内心断绝，才没有一件事不可两全。可以说已经把人情的曲折处都照顾到了。只有仁义能够充分体察人情，善于保养人的天性，并用来成就人事，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因此，知道义可以使人作为后嗣，却不知道仁不应断绝亲生父母的，是一般人的偏见。知道仁义相互配合使用，充分体察人情，善于保养人的天性，使人不陷入虚伪，只有通达礼的人才能领会圣人的深意。问者说：“作为后嗣而拥有天下的人，如果不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岂不是会触犯大统吗？这怎么办？”回答说：“降低亲生父母在礼制上的尊位，就不会触犯大统。自汉代以来，作为后嗣而拥有天下的人，尊崇亲生父母的很多，什么时候曾经触犯大统？假使汉宣帝、汉哀帝不在京师建亲庙而扰乱昭穆次序，那么他们对于大统又有什么触犯呢？” 《汉魏五君篇》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师发生大水，冲毁了官府和民间的房屋，百姓被冲走淹死的有一千多人。有人说，当时正议论濮王的礼典，议论者认为这是上天灾害对人事的回应，这是真的吗？回答说：礼典的议论还没有决定，天就已经降下灾害，杀人害物；这种说法是对天和人的严重诬蔑。我已经详细论述过了。问者说：前代已经应验过的事情，又该怎么说呢？回答说：自汉代以来，由诸侯入继大统的君主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现在姑且举出入继大统后尊崇亲生父母的两人，以及不尊崇亲生父母的三人，再试着根据他们所遭遇的祸福来推究，就可以明白了。尊崇亲生父母的两人，一是汉宣帝，一是光武帝。汉宣帝起初称他的父亲为“亲”，设置陵园和邑户来奉祀，汉代儒者认为这符合经义。光武帝称他的父亲为“皇考”，在南阳建立宗庙祭祀，后世没有非议。这两人，对上没有触犯大统，对下没有断绝亲生父母，最合乎礼。汉宣帝是前汉中兴之主，光武帝是后汉世祖；他们的德行功业盛大，天下富足安定，享有国祚长久。这两位尊崇亲生父母的人，上天没有降祸给他们，反而降福给他们；他们生前成为明君，死后享有荣耀的名声，为万世所尊崇。不尊崇亲生父母的三人，是魏废帝、高贵乡公、常道乡公。魏明帝没有儿子，收养齐王曹芳作为自己的儿子，于是下诏规定，后世凡有入继大统的君主，谁敢追尊亲生父母，大臣们共同诛杀他，所以魏朝终始都谨慎遵守这一约定。然而自明帝下诏以后，连续三代都由宗室之子入继，没有一个敢追尊自己的亲生父母。第一位是齐王曹芳，在位十六年后被废，称为废帝；第二位是高贵乡公曹髦，在位七年，被司马文王杀害；第三位是常道乡公曹奂，在位七年，被晋朝篡夺，魏于是灭亡。这三个人都没有追尊亲生父母，上天没有降福给他们，反而降祸给他们：一人被废，一人被杀，一人被篡位，丧失自身、亡失国家，成为万世悲悼的对象。汉魏这五位君主享国的盛衰长短，虽然各自有自己的历数，属于天命，并不取决于追尊或不追尊亲生父母。然而如果只从祸福来推论，追尊亲生父母的人未必不享福，不追尊亲生父母的人也未必一定遭祸。《晋问》

译有人说，作为后嗣的人改变亲生父母的称谓，考察六经以及古今典礼，原本没有这种事；可是前代拥有天下的君主很多，难道果真没有吗？回答说：有，但不足以作为法则。大概自汉代以来，由藩侯入继大统、作为后嗣合乎礼制而名分正当的君主，都没有这样做。只有五代的晋出帝，曾经把亲生父亲称为皇伯，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那晋出帝即位本来就不正当，并不是按照后嗣之礼继承统绪的君主。大概因为他不应当即位却即位了，必须断绝亲生父亲，才能得到帝位；不断绝，就不能即位，所以是不得已才断绝的。晋出帝的父亲叫敬儒，是高祖的哥哥。敬儒早死，高祖怜悯晋出帝孤苦，便把他养作自己的儿子。而高祖自己有五个儿子，高祖病重时，把儿子重睿托付给大臣。等高祖去世，晋朝大臣都约定要拥立年长的君主，于是舍弃重睿而立晋出帝。他在道义上不应当即位，只有欺骗天下人，说他是高祖的亲生儿子，才能得到帝位。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他哪里还敢顾念自己的亲生父亲呢？他把父亲称作皇伯，是不得已而为之。何况一个即位不合正道的君主，又不得已走到这一步，难道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吗？唉！五代之际，礼乐崩坏，三纲五常的道理断绝，先王的制度和典章文章也因此荡然无存。那正是篡夺、叛逆、盗贼和祸乱开始的时代，而晋朝尤其严重。自从高祖与契丹约为父子，晋出帝把耶律德光称为祖父，却把自己的亲生父亲称为臣下并直呼其名，这种行为难道可以用人的伦理来责备吗？难道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吗？晋出帝即位后不久，契丹就灭亡了晋朝，把他的宗族迁到北方荒远之地，将他们幽禁在黄龙府，全族饿死，永远成为异域的鬼魂。他的灭亡和祸败，自古以来没有像这样惨酷的。议论者说，汉哀帝、汉桓帝造成的乱世不足以作为法则，这话可以说是对的。像晋出帝这样的人，难道果真可以作为法则吗？《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 宋 欧阳修 撰 《崇文总目》叙释 易类 前代史书说，秦朝焚烧三代典籍时，《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不被焚毁。到汉代征求群书时，各类书多已散失，只有《易》因而保存得最完整。等到学者传授它时，于是分为三家：第一是田何一派的《易》，源自子夏，由孔子传下；卦象、爻辞、彖辞以及《文言》《说卦》等分成十一篇，解说者又各自编写章句，这是《易》的本经。第二是焦赣一派的《易》，没有老师传授，自称从隐士那里得到，只叙述阴阳灾异之说，与圣人的经书不相类似。第三是费直一派的《易》，同样没有老师传授，专门用《象》《彖》《文言》等参照解释卦文；把《彖》《象》《文言》杂入卦文之中，是从费氏开始的【一作“易文”】。田何一派的学说，以施、孟、梁丘等人的传承最为兴盛。费氏学说起初微弱，只在民间流传。到了后汉，陈元、郑众、康成等人都学习费氏之学。费氏兴盛以后，田氏之学便逐渐停止流传，古代十二篇的《易》于是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到王弼作注时，也采用了卦辞与象辞相杂的经文【一作“彖象相杂”】。自晋代以后，王弼之学独自流行，于是流传到今天。然而《易》与五经相比，来源最为久远；自伏羲画卦以后，经历三代，分别形成三种《易》，卦变有五十六种，命名都很不同【一作“十分不同”】；至于用七、八、九、六进行筮占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到了周代末世，夏《易》和商《易》已经亡佚。汉代初年虽然还有《归藏》，但已经不是古代的经书。如今这三部书的内容，都无法考究了。只有《周易》经历三位圣人，跨越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代；虽然各家解说都自成一家，但圣人取法天地深奥规律的内容仍然完整保存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