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

译书类 《尚书》源于君主的号令，根本上属于史官的记录。孔子删定为一百篇，上起尧，下至秦，说明各篇写作的意图，以及遭遇秦朝焚书之祸的情况。孔子的末代孙孔安国和济南人伏胜各自在家中收藏了原本。楚汉之际，伏胜丢失了所收藏的书，只能凭口传授。伏胜年老昏聩后，便把二十四篇错误地合并成二十九篇。欧阳、夏侯等人都学习这种传本，并用汉代文字抄写，称为今文《尚书》。到汉武帝时，孔安国的书才从屋壁中发现，一百篇都在，但有一半已经磨灭，而且全是科斗文。孔安国的孙子孔安国用隶书古文加以整理，得到五十八篇，为它作传，称为古文《尚书》。到陈、隋之间，伏胜一派的学说废绝，只有孔安国的传本流行。此前，孔安国传本亡失了《舜典》，东晋梅赜才用王肃所注的伏生《舜典》补足这一篇。到了唐孝明帝时，不喜欢隶古文字，才开始改用今文在世间流行。诗类 从前孔子删定古诗三千多篇，选取其中三百一十一篇，著录为经。秦、楚之际，亡失了其中六篇。汉朝兴起后，《诗》分为四家：第一，鲁人申公作训诂，称为《鲁诗》；第二，齐人辕固生作传，称为《齐诗》；第三，燕人韩婴作内传、外传，称为《韩诗》；第四，河间人毛公作故训传，称为《毛诗》【一作“诂训传”】。三家都在学官中立学，而《毛诗》出现较晚。到汉平帝时【一作“章帝时”】，才开始列入学官。后来马融、贾逵、郑众、康成等人都阐明毛氏之学，于是它的学说日益兴盛。魏晋之间，《齐诗》《鲁诗》废绝，《韩诗》虽还存在却更加衰微，因此只有《毛诗》流行，最终流传到今天。韩婴的书到了唐代还存在，如今仅存十篇。汉代《汉书·艺文志》记载韩婴之书五十篇，现在只保存了它的外传，并不是韩婴传授《诗经》的详细内容；其中遗留下来的说法有时见于其他书，与毛氏的义理完全不同，但人们也不相信。距离圣人已经很远，诵读学习各不相同；至于考察《诗经》中风、雅的变体和正体，以了解王政的兴衰，其中的是非、善恶、美刺，不能不仔细辨察。礼类 礼乐制度在三代最为兴盛，而在周代最为完备。三代兴起都延续数百年，周代延续得最久。起初武王、周公修治太平事业，把天下划分为九服。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有法度。当他们在郊外祭祀天地，营建明堂以接待诸侯时，车马、旗帜、服饰、器物和典章文采灿然齐备，这是多么盛大啊【一作“也”】！到了周幽王、周厉王之乱，周王室衰微，后来诸侯逐渐强大。然而齐桓公接受周王赐予的祭肉而下拜，晋文公也不敢强行请求天子赐给他安葬时穿越隧道的礼仪；礼制仍维系着局面，又延续了二百多年，礼的功用也很大。再往下到了战国，礼乐几乎断绝。汉朝兴起后，《礼》从淹中被发现，后来戴氏以及诸儒共同补缀，得到一百多篇。三位郑氏、王肃等人都精通这门学问，但解说有时不同。礼上至天地、朝廷、宗庙，下及人的各种重大伦理关系，可以说范围很广。即使两家【一作“百家”】学说不同，难道不也很博大吗？自汉代以来，制度的沿革和有关官署的传承，凡记载在书中的，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乐类 三代的礼乐制度，自周代末年起，已经有很多失传【一作“亡失”】。又经过秦代残暴的灭学之祸，但《尚书》以及《论语》《孝经》得以藏在孔氏家中，《易》因为用于卜筮而没有被禁止，《诗》本来靠讽诵流传，并不专靠竹简帛书，人们可以凭口传授，所以在六经中，只有《礼》亡失得最严重，而《乐》又有声音和乐器，尤其容易损坏失传。到汉代兴起，考察搜求典籍时，音乐典籍最为残缺【一作“阙绝”】，学者无法独立建立学说，于是把有关音乐的说法合并到礼学中，书籍称为五经，流派分别称为六艺。音乐是用来沟通天地和谐、调和万物的，归根结底在于感通人神，表现功德。《礼记》说：“五帝所处时代不同，不能沿用同一种音乐，所以君王能够因时制宜、创制作乐，何必拘泥地搜求古代遗失的残缺文献呢？”至于律吕、钟磬，圣人的法则即使经历万世，也可以考察。自汉代以来，音乐制度的沿革，只见于史官的记载，相关书籍并不完备。隋唐所记录的内容，现在把尚存的部分著录如下。春秋类 从前周代的法度败坏，诸侯纷乱；周平王以后，周王室不再奉行雅正之道，反而降低标准而与列国相同。吴、楚、徐、夷都僭越称王，天下人不接受周王命令已经很久了。孔子生在末世，想要推明王道来扶助周室，于是聘问诸侯，极力陈述君臣之道【一作“礼”】，但诸侯没有能够采用的。孔子退而归鲁，便依据鲁国旧史考察各项事迹，加上王法，判定是非；凡是所记载的，都一律采用周礼，写成《春秋》十二篇，以示后世。后世学者传习日久，解说于是各不相同。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分为五家；邹氏、夹氏最为衰微，从汉代起就废绝了，而三家盛行。当汉代时，《易》和《论语》分为三家，《诗》分为四家，《礼》分为两家；到后来学者散亡，只剩下其中一家，其余各家都废绝了，只有《春秋》的三种传本一同流传到今天。起初，孔子大力修订六经文字，唯独对《春秋》想用礼法约束诸侯，所以它的文辞尤其谨慎简约，义旨深微隐晦，学者不能穷尽其说，因此三家的传注对于圣人的防范之意各有所领会。太史公说：“作为国君的人不能不知道《春秋》，难道不是因为王者的法则都具备在其中吗？”

译《论语》是孔子同弟子以及当时人讲论、问答的话。孔子去世后，众弟子讨论、编次他的言论并撰成此书。汉代兴起后，传授它的有三家：鲁人传授的，称为《鲁论》；齐人传授的，称为《齐论》；《齐论》增加了《问王》《知道》两篇，今文《论语》中没有。出自孔子墙壁中的，称为《古论》，其中有两个《子张》篇。三家篇章的次序先后全都不同。考察现在流行的编次，就是所谓《鲁论》。《论语》这部书，大概是孔子与弟子以及当时人讲论问答的话语。孔子去世后，众弟子讨论编次他的言论，把它编撰成书。汉朝兴起以后，传授《论语》的有三家：鲁地人传授的，称为《鲁论》；齐地人传授的，称为《齐论》。《齐论》增加了《问王》《知道》两篇，今本没有这两篇。从孔子墙壁中发现的文本，则称为《古论》；其中有两个《子张》篇。这三种本子的篇目、次序和先后都不相同。考察今天《论语》的编次，就是所谓《鲁论》的本子。小学类 古代教育学生的方法，是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四方、文字、算术等技艺，到长成少年以后，才传授经书。儒者穷究天地、人神、事物的道理，没有什么不通晓，所以学习有先后次第，随后才能达到大成。《尔雅》出于汉代，用来订正名称、说明事物，讲解经书的人借助它，于是有了训诂之学。文字的产生和发展，随着时代变迁而转易，务求趋向便利、省略，时间久了有时就失去本来面貌【此七字一作“有时失去其本”】。《三苍》的解说开始记录字形规则，许慎撰作《说文》，于是有了偏旁之学。五声各有不同的音律，清音和浊音相互生成，孙炎开始创作字音，于是有了音韵之学。篆书、隶书、古文，字体各不相同；秦汉以来，学者务求穷尽其中的变化，于是有了字书之学。先儒建立学术，起初制定规范时没有不详细明白的，但后世仍然有时发生讹误和失传【二字一作“失之”】，所以即使是小学，也不可缺少。正史类 从前孔子删定《尚书》，上起《尧典》，下至《秦誓》，编成一百篇。看尧、舜时期，君臣在朝廷上相互赞叹应答，和谐融洽，因此天下得到治理。三代以后，靠约束、赏赐和惩罚，百姓没有人敢违抗。考察其中典、诰、誓、命等文辞，纯正深厚、简约质朴，反复叮咛，曲折周详，体例各不相同。周代衰微、史官废弛以后，《春秋》的记载尤其谨慎严密。难道不只是史书有详略不同，也由于不同时代君主的功业和德行有厚薄，所以文辞也随时代不同吗？自司马迁向上采集黄帝的事迹，直到汉武帝，才写成自成一家的《史记》。从汉代以来，千余年间，君臣善恶的事迹，史官都有详细记载。虽然文辞质朴华美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国家治乱兴亡的原因，是可以考察的。编年类 从前《春秋》以后接着是战国，诸侯互相【一作“都”】混乱，史官废弛失职，典籍所记载的内容，年代次序并不完整。司马迁开始采用纪、传、表、志的体例，网罗千年史事，纵笔铺陈文辞。此后史官全都采用这种方法。《春秋》的义理中，记载元年尤其谨慎；即使一年没有事情发生，仍然空记正月，认为四季不完备，就不足以构成年份；这样上可尊重天时纪序【二字一作“时纪”】，下可端正人事。自晋代荀悦撰作《汉纪》，才重新恢复编年体，求学的人都称赞它。后世作者，都与正史并行流传。实录类 实录起于唐代，从唐高祖一直到唐武宗；此后战争和盗乱交替发生，史官无暇记录，贾纬才开始撰作补录，十成中也只得到二三成。五代时期，事变尤其多。天下隔绝，号令从多个地方发出，传记之士所记的事情【一作“所记之士”】错误尤其多。幸而中原诸君主的实录大致完备，他们兴衰善恶的事迹，清楚显著地记载着，已经无法磨灭。杂史类 《周礼》规定，天子和诸侯都有史官。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考察它们记事的方法，各不相同。到了周代衰微时，七国互相侵伐，各自尊奉本国君主，是非标准多有不同，不久也逐渐磨灭【一作“消失”】，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至于史官失职，畏惧怯懦而回避隐瞒，那么游说之士和隐居之士也一定各自记下自己的说法，以伸张心中的主张。然而司马迁见闻广博，当他撰写《史记》时，一定上采帝王世系和《世本》，旁及战国时荀卿所记录的内容，来完成此书；这样一来，各家的说法难道还能不都保存吗？伪史类 周王室末年，吴国、楚国可以说很强大了。然而孔子修订《春秋》，把楚国称作荆，并把它当作狄人看待；即使楚国屡次进爵，也不过称为子爵，用来压抑、贬斥僭越和祸乱，使后世知道畏惧。三代的弊病，是在七雄各自称主时祸乱达到极点；汉代的弊病，是在三国时祸乱达到极点；魏、晋的弊病，是自永嘉以来祸乱达到极点；隋、唐的弊病，是在五代【一作“又有五代”】之际祸乱达到极点；天下分裂成十三四个政权，私自窃取名号的有七国。到大宋接受天命，王师四面征讨，那些被拘系、送来人质、请求投降的人还来不及应付，九服于是归附有德之人。历来考察前代那些僭越窃据的国家，虽然有的因时局而暂且苟安，凭借一方力量自强，但最终都归于祸败。所以把它们记录在这一类中，作为贼乱的警戒。职官类 尧、舜和三代设置官职，名称和数目各不相同，而周代的六官已经完备。然而汉、唐兴起时，都因袭秦、隋的官号而有所增减，足以达到治理国家、振兴教化的目的。由此说来，关键在于举用官职、勤于政事，代替天子治理万物，根本上只是这一件事而已。至于车服、印绶、爵位品秩、俸禄仓廪，随着时代制定制度，记载在有关官署的书中【一作“有焉”】。《尚书》说：“不要使众官空缺。”又说：“确实整治百工。”还说：“百官象征万物，奉行职守，恭敬地处在官位上。”这就是虞舜能够端坐而无为、使天下教化成功的原因，难道可以不重视吗？仪注类 从前汉代儒者得到古代礼书十七篇，把它们作为《仪礼》，其中《大射》一篇独称“仪”。大概射礼重在仪容，升降进退、揖让行礼，都不可以失误。《礼记》说：“礼的末节，由主管官员掌管。”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讲求三代制度的。那些采色章纹、典章文物和邦国的制度，保存在礼官那里。秦汉以来，历代都有增减。至于车马、旗帜、服饰、器物，有关官署所记录的，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献和旧事，凡是可以记录的，都附载在史官的记述中。刑法类 刑法，是圣人用来爱护百姓的工具。它禁止暴行、制止杀戮的意旨，必定以至仁为根本。然而，拿着棍棒刀刃执行刑罚而毫不迟疑，是因为审慎判断后确实认为处罚适当。因此法家学说务必推究人情，穷尽真伪，必须使主管官员不能在极其细微的轻重之间任意出入，于是它所撰写的法律条文不能不完备。历代治理国家，都因时制法，顺应民情，增减并不固定。所以凡是法令的要点，都著录在这一类中。地理类

译从前大禹除去水患，使百姓安居，并分别确定九州的名称，把这些记载在《禹贡》中。到周代兴起时，把天下划为九畿，并以中央为居处，内部分封五等爵位的诸侯，外部安抚四方荒远之地，《周礼·职方氏》的记述就完备了。等到周代衰微，诸侯互相争夺、兼并【二字一作“兼并”】，互相吞并、削弱、掠夺。秦汉以来，郡国、州县【一作“邦国、郡县”】的废兴和治理、混乱，分割隶属不断变更，没有固定。至于日月照耀所及之地，荒服、要服的归附与叛离，山川地理和风俗习惯，各方各不相同；出兵作战、顺应民情施行政务，都可以从地图和图籍中考察。氏族类 从前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因德行的厚薄而得到姓、命名氏族。自尧、舜以及夏、商、周的先祖，都同出于黄帝，但姓氏各不相同。后来世代受封为诸侯的人，有的以封国作为姓氏。至于公子、公孙、官职、封邑、谥号、族属，后来也据此命名氏族。它们的源流和次序，《帝系》《世本》说得十分详细。秦汉以来，官职、封邑、谥号、族属不再分别作为氏而成为姓，而且也没有赐予族姓的礼制了。到了近世，迁徙没有固定，那么得姓的原因，以及祖宗世系、世代次序和人伦关系的记载，就尤其不能不加以考察。岁时类 传记说：“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 所以尧、舜面向南方治理天下，考察星象运行的中点来授予百姓时令，使他们秋天收成、春天耕作，教导百姓不要错过农时。周礼中的六官，也依据天地和四时来分掌各项职务。既然如此，天时就是圣人所重视的。夏代有《小正》，周公开始创作《时训》，记载日、星、节气和七十二候。凡是国家的政务、百姓的生业，都以此作为准则。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至于山野老人和乡野百姓耕种桑树、栽培作物，以及四时运行的学说，难道可以遗弃吗？传记类 古代史官记事有一定法则，大事写在策书上，小事记在简牍上。至于旧日风俗，老人所传述的事迹，遗留下来的言论和散佚的行为【一作“事迹”】，史官来不及记载，传记中的说法有时也有可取之处。然而即使六经的文字，各家不同学派的解说也有不同，何况隐士和处士，见闻各不相同；有的详细记载一时所得，有的揭发史官所忌讳之事。把这些互相参照、考察核实，可以用来补充见闻。儒家类 孔子的事业，流传在六经之中；他的道理宏大博深，统治人民、治理万物，是历代君王都采用的法则，没有它就没有可以遵循的规范。因此自孟轲、扬雄、荀况【一作“荀卿”】等人以来，又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学说，扶持并光大它【一作“以它为根本而光大”】。历代诸子辗转相互承袭，各自标榜为一家；其中有些异端说法，把大道割裂得支离破碎。然而考察这些作者的本意，归根结底与孔氏之道并没有什么不同。道家类 道家这一流派，根本在于清静虚无，摒弃刚强和贪求，淡泊自守，所以说：“我无为，百姓就自行教化；我喜好清静，百姓就自行端正。”即使圣人面南而治的方术【一作“治理”】，也不可改变。至于有的人不能探究它的根本，抛弃仁义而归向自然，把因循作为治事的方法，那就是儒者所忧虑的了【一有“云”字】。法家类 法家这一流派，用法律约束天下，使一切都统一归于自己的学说。商君、申不害、韩非等人于是推广并扩大这种学说，凭借它去求见当世君主，获取功名。至于尊崇君主、压抑臣下，辨明职分，用它辅助礼制来治理君王的国家，也不能说没有益处。然而有的人习惯于琐碎苛细，执持严酷刻薄的做法，这一点不可不察。名家类 名家这一流派，是用来辨析名与实，区别流派源流和等级威仪，使上下之间的分别不相逾越。孔子说过：“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这是说治理政事的根本，不能不端正。墨家类 墨家这一流派，主张崇尚节俭、兼爱、尊重贤能、尊奉鬼神、否定天命、崇尚同一。以上就是墨家所奉行的主张。孟子时代，墨家和杨朱的学说堵塞道路、广泛流行；孟轲认为墨子的学说过于节俭而难以遵行，主张兼爱却不知道亲疏的界限，所以批驳并排斥它。然而它关于加强根本、节省财用的说法，仍有值得取用之处。纵横家类 春秋时期，王政不明，诸侯相互混乱，游说之士出现在其间，各自带着自己的方术去求见当时的君主。他们能够因时而变【一作“因时而遇”】，根据权势和事情制定适宜的对策，其中也有值得取用的地方。杂家类 杂家这一流派，兼取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学说，把众多说法贯通起来，没有什么不涉及的地方；但它对于补益治理之道【一作“治理”】也有作用，不可废弃【一作“不可废弃啊”】。农家类 农家这一流派，是衣食的根本【一作“大本”】。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农居其次。后稷播种百谷，辛勤劳作于天下，功绩光耀后世，显著地记载在书史中。孟子游说各国，陈述王道，从来没有不探究【一作“论述”】耕作和养蚕的辛劳。汉代兴起后，鼓励农业、勉励百姓，为此制定法令。现在把有关种树、栽培的学说汇集起来，希望可以作为取法的依据。小说类 《尚书》说：“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 又说：“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可见小说之类的书也不能废弃。古人担心下情壅塞，不能被上层听到，所以每年春季第一个月，拿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采集民间歌谣来观察民情。至于俚俗的话语、街巷中的传闻，也有足以取用的地方。现在特意把它们列出并保存下来。兵家类 《周礼》记载，夏官司马掌管军队，用九伐之法端正诸侯国家。《尚书·洪范》的第八类是“师”，《易·系辞》取法于“睽”，这就是兵法的起源。商汤、周武王的时候，凭借仁义取胜；春秋战国时期，出奇制胜、习惯于随机应变，兵法变化无穷。自田齐开始，著录司马氏的兵法。汉代兴起后，张良、韩信等人编次有关书籍。汉武帝时期，杨仆又搜集增补，称为《纪奏》。汉成帝命任宏将兵书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分为四类。从此兵家著作已经整理编列完备了。然而司马氏兵法以礼让为根本，后世没有人实行。只有孙武的兵书对法术讲得非常详细；考察今天的分类，不只是四类，还杂有卜筮、刑政等方面的说法，现一并保存在这些篇目中。《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五 宋 欧阳修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