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第六

译论请求令宣抚使韩琦等经营谋划陕西札子（庆历三年） 臣私下听说，中书已经颁下札子，抽调韩琦、田况等回到朝廷。前些时候韩琦等奉命巡视边境，本来是因为西部盗贼议和未决，防备他们进攻侵扰，所以要在那里作好防御。如今西部人又来，刚刚提出邀请，从事情的实际情况看，必定难以立即答应。边境上的机宜事务，正需要处置。又听说韩琦、田况各有奏状，说边防已有准备，请朝廷不必怯惧，每件事都委曲顺从。臣私下认为，胜败关系到安危。料想韩琦等这样上奏，边境事务可见他们自有应对，不会导致失败和贻误。臣认为暂且让韩琦等留在那里安抚遏制，朝廷与西部盗贼商议时自然可以持重，不必屈意迁就。如今议和还没有决定，中途把他们召回，就是使盗贼知道朝廷意在必定议和，先自行松懈防备。何况事情并不紧急，何必召回？关于召回韩琦的札子，恳请速赐指挥，暂且抽回之意不执行，命韩琦等留在那里经营谋划，等待西部盗贼议和的结果。请裁决。论西部盗贼议和、请以五个问题诘问大臣状（同前） 臣恭敬地看到，张子奭出使盗贼之中，近来已经到达朝廷。听说盗贼的意图是，虽然愿意承认称臣，但还有几件事提出要求，不知道朝廷将怎样处置。臣听说，善于判断敌情的人，必定要揣度敌人真实的情形和虚伪的意图；能够了解对方，才可以制定制胜或取败的谋略。如今盗贼并不难以推测和了解，只是担心替国家谋划的人目光短浅，落入他们的奸谋，只求一时暂安，召来无穷的后患，自行削弱国力，帮助盗贼的奸谋。这就是《左传》所谓令人头痛心痛，也是贾谊所以叹息痛哭的情形。如今议论盗贼愿意议和的意图，不过有两种而已。欺骗天下的人一定会说盗贼困窘而请求议和；稍微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盗贼权诈而值得畏惧。如果盗贼确实困窘，就正应当持重来制约他；如果知道他有诈谋，哪里可以厚赠金帛，帮助他完成奸计？前些时候定等回来，只听说答应给他的数目不过十万；如今张子奭所答应的竟是二十万，而且听说盗贼的要求还没有停止，还要提出超过此数的要求。先朝与契丹通和，只用三十万；一旦刘六符等人到来，又增加二十万。如今西夏贼首元昊一开口就答应二十万，今后再来，又要一二十万。这样会使四方夷狄窥见中国朝廷的谋划和胜算，只在于用金帛来应付人情，难道邈川首领不会动心吗？一旦兴兵，又要三二十万；百姓的膏血总有耗尽之时，而敌人的贪求没有止境，引来的敌人越来越多，哪里有尽头？如今已经答应的，失误既然不能追回；额外超出的要求，还可以抑制断绝。现在契丹往来仍在沿边进行贸易，难道西部蕃国远在边外，就一定要直达京师吗？只用这个理由，就可以拒绝制止。至于放开青盐禁令，更不可以答应。对我方来说损失虽然不多，对盗贼来说获利却非常丰厚。何况盐是民间急需之物，一旦放开禁令，公私往来就会混杂，奸细也无法辨别。如果让盗贼拿出百万斤盐来诱骗边地百姓，几年以后，这些盐都会被盗贼利用。以上三件事，都很难允许。如今如果只为眼前暂时安定的打算，那么何必爱惜，完全可以委曲顺从；如果是为社稷长远谋划，就不能只考虑眼前，必须想到后患。臣希望陛下试着提出五个问题，询问参与议事的大臣：第一，西部盗贼并没有因为失败受挫，为什么忽然愿意通和？是想用计谋困住他，使他不得不议和吗？还是他与契丹勾结，假装议和呢？第二，议和以后，边防果真可以撤除，从而减轻国家的费用吗？第三，北方使者来一次，给西部人二十万；他一走，又给二十万；从今以后再来索取，又再给他。朝廷为国家谋划的办法，难道只有这一项吗？第四，议和以后，能够使契丹不来邀功索取报酬吗？他们一旦有所行动，难道就能使天下无事吗？第五，元昊这次议和，已经答应给二十万，今后能够保证他不再提出要求吗？以后有了要求，能够不再增加财物吗？陛下如果严肃地拿这五件事询问大臣，万一他们能够提出道理，那不是臣所能及的；如果他们没有道理，那么天下的忧患就从此开始了。如今急于议和的错误主张，既然已经无法追回，答应的财物又很多，必定不能减少。然而臣私下料想，元昊不出三五年，必定会再次猖獗，以此要求增加财物；将相大臣也只会像今天这样谋划，必定再给他增加财物。如果今天一次性全部给了，将来又凭什么增加？所以臣希望珍惜今天他所要求的财物。至于西部盗贼，即使议和，所得利益也极少；如果议和后又重新发动战争，祸患就没有尽头。这些话臣前后不是没有恳切地说过，只是如今已经来不及了。恳望陛下留意思考，暂且不要给他。如果他确实想要议和，即使不答应这些条件也可以议和；如果他确实没有议和的意图，给了他反而会留下后患。谨此具状上奏，恭候敕旨。

译论葛宗古等不应减轻刑法札子（同前） 臣恭敬地看到，近日赃污官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谅等相继发生贪赃污辱之事，其中葛宗古的情状尤其恶劣。臣恭敬地看到去年朝廷命贾昌朝等人裁减天下的冗费，从上至陛下供御的物品，直到皇后、宫嫔的饮食，都全部予以节减。大概是认为国家用度太多，公私已经困乏，所以陛下以身作则，亲自带头减省日常供给，以便筹措军费。凡是担任边将的人，所得的一钱一帛，都应当想到这些东西是从百姓困苦中取得的膏血；陛下在忧劳之时，连自身供给都减省到这种程度，得到这些财物后应当怎样使用呢？如今葛宗古竟盗取朝廷赏赐慰劳蕃人的物品，用来供养求食的妇人及其全家骨肉，并供给自己的家口以及营造工程、私家冗费之类。看他这样用心，难道是爱君忧国、忘却自身而破敌的人吗？哪里值得怜惜！如果律文已经规定得很重，就请求完全依照法律，不要再减轻刑法；如果旧法仍然太轻，也希望特别加重判决。滕宗谅、王克庸，如果事情情状明确，也希望早日赐令审问，依国家法典处置。臣私下担心议论者会说，葛宗古等人正担任边境职务，应当宽贷。臣并非不知道驾驭英雄难以拘泥于常法。例如太祖委任李汉超等人，是因为李汉超能够抵御外族，不使边境成为祸患，功劳大而过失小，按理可以优容。如今各位将领守边还没有丝毫功效，却先已经越犯法令，倚仗敌人存在，想让朝廷屈法姑息。朝廷还没有施行宽免的恩惠，而这三个人违法已经如此；如果再宽容他们，那么今后的边臣就不能再用法令约束了。臣认为，边地的公使钱必须使将臣不受常法拘束时，可以用来暗中养壮士、招延平民、用利益诱惑敌人、赏劳将校；像这些用途，不必追问收支，可以任其使用。有的人本性疏阔大略，偶然没有检点防范，误把这些钱用到私家，考察他的本心，也可以从轻宽恕。至于葛宗古等人如果是故意偷懒怠慢，把减省宴饮犒劳蕃夷军士的物品据为己有，有什么可以宽恕的道理？特别减轻刑罚而从轻处理，又有什么可以赎罪的功劳，足以使法律屈从于他？如果这三个人不予重判，那么边臣就会知道，只要元昊还在，就可以一直违法。臣恐怕他们玩忽敌情、玩弄兵权，事情永远不会完结。请裁决。论燕度审问滕宗谅一事张扬过度札子（同前） 臣昨日听说张子奭还没有归期，叛贼元昊又另派人来报消息，恐怕张子奭已被贼人拘留。西边来人的意图尚不可测，边境的事情不能不忧虑。正是在需要将帅效力的时候，早晚却听说燕度审问滕宗谅一事，牵连蔓延、到处追捕，竟使邠州各县的枷锁都用尽了；所施行的拷打审讯，都是无罪之人，囚犯充满牢狱。边境军民将吏见他这样张扬惊扰，人人都在叹息怨恨。自狄青、种世衡等人以来，都已经离心，不肯尽心效力。朝廷本来是因为台官上奏说滕宗谅支用钱财过多，还没有查明虚实，才派燕度审问；没想到他竟这样办事，动摇了人心。如果不早些制止，恐怕元昊会因此趁边境动摇、将臣忧惧离心之际，突然发兵。那时谁肯为朝廷拼死向前？臣忝居陛下耳目之官，对外间事情本应经常访察。近三五日来，京城中喧传边将不安的事情；又听说田况在庆州任职时，认为滕宗谅并没有什么重大罪过，而燕度却无端生事、肆意张扬。田况多次上奏此事，也不顾忌朝廷是否因此报复；又到处写信告知在朝大臣，想把这些话传达到圣上那里。大臣们各自避嫌，必定不敢把这些信进呈。田况的信中，我私下担心陛下只知道滕宗谅用钱的过错，却不知道边将忧愁怨嗟、受到惊扰的事情。就像臣刚听说滕宗谅案发时，曾独自上奏，请求尽早审问处置。假如臣坚持先前的奏议，一味坚持错误，只愿审得滕宗谅罪行深重，来证明臣先前所说是对的。然而臣终究不敢这样存心，宁可因为先前不当妄言而获罪于自身，也不能今天为坚持错误而导致国家误事。臣私下认为，朝廷对于滕宗谅本来没有偏爱或憎恶，只是听说他有罪，便不能不追问；如果确实没有大过错，就不必一定去寻找瑕疵。只怕审问官迎合、揣摩朝廷旨意，过分张扬惊扰，扰动边境。关于滕宗谅一案，伏望尽快下令结案了结；仍请特别降诏，告谕边臣，不要牵连蔓延、到处追捕；并且命令今后使用公用钱，只要不进入自己私囊，便可自行斟酌办理，不必畏缩回避，使他们能够安心放手效命立功。田况多次上奏，以及写给大臣们的信，伏望圣上慈悲，全部取来详细阅览。因为田况是陛下的侍从之臣，素来不是奸佞之人，他的话可以相信；而且他身在边境，事情都是亲眼所见，必不会说假话。现在恭候圣上裁决。再次论述燕度审案牵连蔓延的札子【与前篇相同】臣昨日听说燕度审问滕宗谅一事牵连蔓延，张扬惊扰边境，曾经上奏，请求降诏安抚边臣。今天又听说燕度竟然发出公文，弹劾询问枢密副使韩琦议论边事，不知燕度是否真的敢这样做？如果确有此事，实在令人震惊。臣私下认为，韩琦是陛下的【有的本子作“左右”】大臣，关系到国家事务的轻重；如今燕度竟敢无缘无故、出人意外地侵凌他，这是轻慢朝廷、玩弄文法。臣常见前后那些阴险刻薄的小人，大多有这种做派：得到一件刑狱审问之事，便兴奋地把它当作奇货，务求办成深刻严酷的案件，以求得到强干能办事的名声；自以为陷害的人越多，升进越快，所以虚张声势，任意罗织罪名。如今燕度本来只奉命审问滕宗谅使用公用钱一事，为什么又弹劾询问大臣议论边事？显然是节外生枝，正好违背推勘的敕令条文。况且枢密使是辅弼大臣的职任，宣抚使奉君命出行，本来是借重臣之威特意去镇抚地方；如今若无故遭到一个狱吏侵凌，而陛下又不为之主持公道，那么今后奉君命出使的人都会被边地轻视，为大臣办事的人反而会受小人控制。所以燕度这种做法关系到国家体制，按理应处以重刑；责罚他这个俗吏也正是因为他自己违反条制，罪责必须施行，情理上不能宽容。如今连枢密副使都受到侵凌，那么以下将帅无辜受到他牵连的必定不少。根据他这样办事，此案一定不可能公平公正。滕宗谅这一宗刑狱案件，伏乞另选官员审查，取其结案了结。燕度也请交给有关部门审查其罪，依法处置。恭候圣上裁决。

译论请求不要审查狄青侵用公用钱的札子【与前篇相同】臣听说边臣张亢近来因为使用公用钱，目前正在陕西置院审查；审查官所牵连的人很多，又听说狄青曾随张亢进入敌境，现在已经被传唤追问。臣伏见国家自兴兵以来五六年，所得的边将只有狄青、种世衡二人，他们的忠勇才武，不应与张亢、滕宗谅同样看待。臣料想狄青本是武人，不懂法律，即使有使用公用钱的事情，也一定不像葛宗古那样故意盗用欺骗，不过是疏于防范，以致误用了公费而已。如今议和使者正在贼境之中，如果一句话不合，敌人发怒用兵，必定会侵扰边境。现在谨慎准备边防，正需要借助勇将；像狄青这样的人又没有三两个，怎么能因为一点公用钱，在这个需要人才的时候，自己把狄青等人送给敌人拘囚，使敌人听说后以为得计？伏望特别降下指示，原审官只把张亢这一案依照公事审查，不得牵连追捕；狄青即使有牵连，也请特别免予审查。臣本来并不干涉边臣，哪里有什么爱憎？只是担心审查官只想迎合朝廷旨意，不顾边地时机，把国家难得的人才与普通人一概推问；一旦人才缺乏而误事，后悔也来不及了。伏乞朝廷特别予以宽贷，使边臣知道没有功劳的将领犯法必定诛杀【一作“施行”】，而需要借用的人才可以通过立功赎罪；这样人人都会自我激励，将来就能看到成功。恭候圣上裁决。论体察官吏酷虐的札子【与前篇相同】臣等听说，朝廷近来下达指示，命令各路转运使体察州县官吏中残酷虐待军民的人。臣料想朝廷这样下旨，一定是因为韩纲残酷虐待军民，近来导致光化军士兵作乱，所以才有这一指示。臣私下认为，近日光化兵变虽然是韩纲自己造成的，但士兵素来骄横，处置时必须合乎中道。韩纲自然应依法惩处，骄兵也应讨伐清除；这样两方面同时办理，才合乎事理。如今如果公开发布号令，全面约束官吏，骄兵就会更加得势，反而生出更多异心；长官畏惧回避，也就无法办事。下给转运司的公文，臣私下担心会在早晚之间传遍内外，煽动群小，引发事端。然而既然已经下达，已无法追回，伏乞赶快下令，命各路转运使秘密、严密地执行，不得泄露。这样才可避免另生事端。恭候圣上裁决。论招募人员进入贼中以破坏其党羽的札子【与前篇相同】臣私下听说，京西的盗贼近来逐渐增多，到处横行，不知有多少股。所担忧的是那里一向没有防备，很难抵御。然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贼人虽然猖狂，还没有谋划。如果让他们得到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教给他们防守的计策，不掠夺妇女、不杀害百姓，打开官库把物资赈济贫穷之人，招徕愁苦怨恨的人作为党羽；何况如今大臣不肯执行国法，州县也不再畏惧朝廷，官吏还都公然迎奉，疲困百姓容易取悦，哪有不跟从的？如果凶徒逐渐增多却不再施行暴虐，就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盗贼看待，这将成为国家的忧患。这样想来，贼众虽然多，还可以用武力击破；如果有一个人作为谋主，终究就难以图谋。臣先前因王伦为贼时曾提出十多件请求，其中一件是请求张榜招募各处落第举人、山林隐士以及因犯罪而流落的人；凡有能亲身进入贼中，设法杀死首领，或设计误导贼人、使其陷入可以击败之地的，优厚【一作“重”】给予酬谢奖赏。这样贵在使凶党彼此怀疑，不敢收纳无赖之人作为谋主。当时议论的人很赞成此事，伏乞采纳臣的意见，赶快下令与杜杞，命各地张榜，使贼人得知。这样可以使投奔贼人的人因疑虑而不被接纳；只要没有谋主，贼党尚可剪除。恭候圣上裁决。论应专门责成杜杞捕贼的札子【与前篇相同】臣伏见前些时候张海等贼势刚开始强盛时，京西没有得力的官吏，于是朝廷派台官蔡禀催促督办捕杀。后来已经另选杜杞担任京西转运使，把一路的事务交给他。近来又派出的兵马很多，分成的部队不少，进退必须统一指挥，号令不能反复。臣私下担心杜杞、蔡禀彼此不能协同，各自提出不同意见，凡是指挥各项事务，使诸将难以听从；一旦错失时机，反而造成失败误事。士兵被派出已经很久，却没有听说奏报与贼交战以及杀获的次序。臣私下担心官兵互相推诿，只是空作往来；或者进退之间号令不一致，因此拖延至今还没有成功。如今虽然关于贼人的奏报稍微减少，却仍未见杀获人数；困兽尚且相斗，不能不加以防备。贼人拼死到了穷途末路，恐怕不容易对付，应当尽早剪除，仍须督促责成。况且蔡禀是为应急而派出，杜杞则是选拔人才任用，责任应当专在杜杞。又听说蔡禀到京西后，处置许多事情都不合宜；近来听说他想给一个巡检上枷，导致士兵喧闹，几乎发生变乱。如果竟然这样张扬惊扰，臣私下恐怕会另生事端。蔡禀伏乞早日下令调回，只委托杜杞一人催促捕捉，这样或许能够专一办事，早日了结。恭候圣上裁决。

译论江淮官吏的札子【与前篇相同】臣听说江淮官吏等因王伦一事所作的奏案已经送到很久了，却还没有听说判决处置；又听说议论的人仍想宽贷他们。臣听说近来江淮官吏，有的搜敛财物进献，有的望见贼人便奔去迎接，有的献上兵器铠甲，有的与他们一同饮宴。臣认为王伦不过是一个叛卒，偶然肆意猖狂，而官吏竟敢这样做，大概是知道贼人可怕，却知道朝廷不足畏惧。如今如果还实行宽贷，那么纲纪就会毁坏，盗贼纵横，天下大乱将从这里开始。怎么知道会这样？王伦的事情发生后，江淮官吏还没有被处置，京西官吏又已经弃城逃走，望见贼人便迎接。如果江淮官吏不重重处置，京西官吏也必然会被轻易宽恕；京西官吏见江淮官吏已经这样，天下各路也会把这两路当作榜样，到处官吏都迎接贼人、弃城逃走，献兵器、送财物，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大乱？臣私下想到，祖宗历尽艰难创立基业，陛下忧劳勤勉地继承守护先业；可是一天之内四方外部叛乱、盗贼内部进攻，毁坏这一切的又是谁呢？都是前后那些迂腐错误的大臣因循宽纵，使朝廷威势不能振作，纲纪终于毁坏。如今已经坏到这个地步，却还不改正过去的错误，以宽纵助长宽纵，怎么能够挽救弊病？像晁仲约等人，情节和法理都极其严重，都应当严厉处置，议论的人没有理由曲解；但听说有人认为，这本来是因为朝廷素来没有防备，不能把罪责全归于外任官员。假如有人杀害父亲和兄长，难道可以只说这是因为朝廷素来没有教化，便不治杀亲之人的罪吗？又如有人掠夺活人的男女和金帛，难道可以只说这是因为朝廷素来没有礼让，便不治抢劫之贼的罪吗？迂腐的儒生不能任用，竟可笑到这种地步。李熙古难道只是因为朝廷一向有防备的州才成功的吗？傅永吉难道只是因为朝廷一向训练有素的军队才成功的吗？只是因为他们听从命令，所以击破了贼人。如今朝廷素来没有防御准备，担任大臣的人又不责问他们；守卫州县的人本来有罪，却又宽恕他们，那么天下的事情由谁来负责？臣私下认为，韩纲出身大臣之家，父子兄弟都在朝廷，权要大臣又都是他的相识，所以多方营救；因此先对江淮官吏宽贷，只求韩纲处置得不重。如今大臣不考虑国家体制，只树立私人的恩情，惟愿陛下把天下安危记在心中，出自圣断，以此激励群臣，这样或许国家威势可以稍稍振作，赏罚也能合乎法度。晁仲约等人，乞请重按朝廷法典处置，不要宽恕。恭候圣上裁决。《文忠集》卷一百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三 宋欧阳修撰 奏议第七 谏院 论捕贼赏罚的札子【庆历三年】臣伏见如今天下盗贼纵横，王伦、张海等经过的州县，有县尉、巡检迎接贼人饮宴的，有献出兵器铠甲的，有因畏惧怯懦而逃避的，有被贼人驱使劳役的。朝廷正为贼患忧虑，又正是担心缺乏人才的时候，如果在巡检、县尉中得到一个可以捕贼任用的人，就必须特别表示旌表酬劳，以进行激励；即使不能做到，也还应悬赏等待这样的人。何况已经有功却失去赏赐呢？臣伏见吏部选人区法，自出身以来担任过两任县尉，第一次任临江军新淦县县尉，三年之内大小盗贼共捕获四十多伙，其中虽然小盗数量较多，但强盗大伙也并不少。按照赏格，本应改任京官，但有关部门拘守细微文字，执着于通常条例，认为他所捕获的虽然是完整的一伙，却不是在同一时间捕获，因此不予计作劳绩。臣认为天下州县盗贼之多，没有超过新淦县的；天下县尉捕贼之多，也没有超过区法的。又听说他后来任吉水县县尉，让县民结成伍保，直到现在吉水一县全无盗贼，百姓非常便利。区法担任县尉，官职虽极其卑微，但所到之处都有值得称道的政绩。臣想朝廷并非不想赏善罚恶来实行劝戒，只是忧虑有关部门有弊病，拘守惯常文书，导致压抑才能、失去旌奖。区法偶然与臣相识，所以臣能够知道他的事；然而那些人们不知道、被压制而没有上报的事，哪里数得清？臣私下认为，盗贼是当前的紧急祸患，县尉是当前最紧要的人才，这些都是朝廷一向应当留意的事情。臣冒昧提出请求，具体事项如下：选人区法捕贼的功效很多，只是被有关部门拘守琐碎条文，不予计作劳绩；此人已经升任职官。伏乞追取本人的履历，另加考验；如果确实有功有才，就请不拘常格，特别给予酬谢奖赏，以劝勉后来的人。一、臣认为天下群盗纵横，都是由小盗聚集而成。如今只忧虑大的盗贼，却不防范小盗，所以如果一定要制止盗贼，首先应从小盗做起。能够断绝小盗的，是巡检和县尉。然而赏罚的法规，弊病极多。比如捕盗除恶，只要把盗贼清除干净，难道一定要在一天之内同时捕获吗？假如有一整伙强盗，县尉、巡检拼死与之交战，即使在两天内将其全部捕获，仍然不予计作劳绩。这种拘守成文的弊病很多，想请下达铨司，重新制定捕贼赏格，颁行施用。一、臣伏见自天下有盗贼以来，议论的人大多提出防御盗贼的办法，都想让百姓结成伍保，使奸恶之人无法容身。如今区法在吉水县建立伍保制度，三年之内强盗不敢进入该县境内。臣想请特别降下指示，交给江南西路体察吉水县自区法创立伍保制度以来，是否确实全无强盗，以及民间是否认为便利；如果属实，就请在天下推行伍保制度。以上谨将事项列述如前，恭候圣上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