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第八

译论内出手诏六条札子【同前】臣听说，近来陛下颁出手诏，列举六件事情赐给两府大臣，可见陛下忧劳勤勉、要求他们负责的心意。然而天下纲纪败坏，都是由于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奋发振作，虽然有要求臣下负责的心意，但大臣们仍然习惯于因循的弊病，不能竭力推行改革来符合圣上的心意。自从去年范仲淹、韩琦等特别受到选拔擢用，陛下随即开启天章阁召见他们，而大臣们相互推诿，竟没有提出一件能够挽救天下弊病的建议。直到内廷颁出手诏，范仲掩、富弼等才开始各自列举几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有的搁置不行，有的虽然推行却没有实行到底，有的虽然实行却还没有明显成效。现在陛下又以六件事情责成他们办理，臣担心两府大臣仍像以前一样，不能上承陛下忧劳勤勉的心意，下救当前的急难。臣希望陛下不要只在按常例奏事时召见他们，而应特意驾临便殿召集两府大臣，赐他们入座，先告诫他们不得推辞逃避、缄默不言，然后询问当今的大政务，必须让他们有所陈述。所问的急务不过三四件大事：西北相互侵扰，是第一件；三路防御的办法，哪些可以容易实行而且迅速见效，是第二件；百姓贫困，国家财用不足，怎样才能使公私双方都得到救济，是第三件。如果两府大臣对这三件事能够办成其中一件，就应当把这件事专门委托给他，以表示要求他负责。若不是这样，臣担心手诏屡次颁出，陛下虽然劳心劳力，而大臣们彼此推诿，事情终究不能办成。陛下如果一定要迅速挽救时弊，除了专门任用并严厉责成他们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请陛下裁决。论安葬荆王札子【同前】臣看到朝廷的安排，虽然已经派宋祁监办荆王的葬事，但还没有看到监办机构奏报下葬日期和全部事项。有的说因为年月不利，还不能下葬；有的说有关部门因为财用不足，请求暂且不葬。阴阳禁忌之说，陛下聪明睿圣，一定不会相信巫卜的话而违背礼典；但臣担心议论者坚持这种说法，认为如今财用不足，不能办理葬事。陛下听到有劳民伤财的说法，就不能不加以顾虑，因而犹豫。臣认为，前后奉诏安葬大臣，浮费和不必要的开支极多，难道这是朝廷本意吗？都是主管者筹办失当，使人有机会借此作奸罢了。现在如果把浮费全部节省，杜绝侵吞损耗，同时使实际用物不多，那么还凭什么理由说不能下葬呢？臣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曾把全部用度核算出总数，内中多少是浮费，多少是实际用费。若实际用费的数目仍然很多，力量确实无法办理，那么缓办也可以；若实际用费很少，只是旧例中的浮费很多，那就删去浮费即可。如今完全不加核算，只说没有财物可以安葬，是不行的。没有看见实际用费有多少，也不衡量力量是否能够办到，就说一定要遵守礼制、一定要安葬，同样也不可以。依臣愚见，应斟酌这两方面：安葬是较为妥当的，但必须先请求命令王尧臣、宋祁等，把全部所需物品逐项列明，其中浮费和不急需的，一一删减。若只保留实际所需物品，数量一定不会很多；即使稍多，再加以节省削减，哪怕十分俭薄，从道理上说也没有害处。这样既能及时下葬，也不浪费财物。俭葬，是古人的美德；厚葬，是古人所留下的恶名。如今却避开俭葬，不肯节省费用，停留不葬，等待将来财物充足之年，以求办成厚葬，这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若说俭葬也不能办理，那实在是过分之极的说法。然而朝廷之外，舆论中替国家议论事体的人，都说下葬较为妥当。现在朝廷议论此事的人分成两派：顾虑财力的人不顾典礼和国家体面，谈论典礼和国家体面的人又不考虑财用能否办到，各自执着片面的见解，议论很久仍不能决定，使陛下受到迷惑。现在及时安葬的害处只有一项，不安葬的害处却有五项。及时安葬的害处不过是耗费财物，但财力尚且能够办到；不安葬所造成的损失却很大。不肯薄葬而停留，等待厚葬，造成王的恶名，这是第一项；相信巫卜之说而违背典礼，这是第二项；眼下节省费用是力量容易做到的事，后来财物丰足时，反而未必能等到合适的时机，使皇叔的灵柩五七年间不得安居，神灵无所归宿，这是第三项。让敌人听说天子的皇叔去世，却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出葬，于是轻视中原而萌生行动之心，这是第四项。如今天下财力虽然匮乏，但各种用度中不能节省费用的地方很多，唯独在皇叔身上削减裁损，损害陛下以孝治国的美名，这是第五项。这就是臣所说的安葬较为妥当。荆王在皇室亲属中最为尊贵，名位最重，伏望陛下早日命令确定议论，不要耽误时日。请陛下裁决。论安葬荆王【后来追赠为燕王】全部事项札子【同前】臣听说，已经有圣旨安排荆王葬事，命三司、太常礼院以及监葬官等共同商议，节省浮费。这足以显示陛下厚待皇叔的恩意和体恤百姓、爱惜费用的心意，一举而两全其美。然而臣每次看到朝廷办事，想要爱民节用，却常常反而浪费财物、劳苦百姓，大概是因为议事开始时没有抓住要领，或考虑不周密，有四件事：不向民间摊派，是第一件；州县供应的物品有固定数额，是第二件；送葬的人在路上，禁止他们呼叫索取，是第三件；州县官吏不得超出额定供应来额外求取，以博取名誉，是第四件。倘若杜绝这四件事，就没有大的祸患了。昨天京西一路遭到张海惊扰劫掠以后，不可以再有征求索取。臣现在请求下令三司，凡是应当使用的物品，都必须由官府供给，不得向民间摊派购买。还请求先把全部仪仗、人马以及送葬人员等，哪怕一人以上，也先确定人数，然后发札给京西，按照人数供应食宿，就可以避免过度耗费。从荆王以下的诸王府，若不是至亲，不必让他们全部前往。还请求限定人数，以及每个人可以携带的随行人员数目，也请加以限定。凡是皇亲和随行官吏，除住宿时应供给的饮食外，不得额外呼叫索取。州县官吏也不得在官府供应饮食之外，另外用其他物品献送。权贵若接受献送或呼叫索取，都按照收受自己赃物论处。还请求选派一名御史里行随行纠察。对于超过规定人数携带随从，以及州县官吏顺从呼叫索取、献送物品等事，官吏若把物品据为己有，也按违制论处。若以供应为名，在民间低价购买或强行掠夺，都按枉法赃论处。这样防范，才可以杜绝浮费，符合陛下厚待亲属、节省费用的心意。

译论燕王之子允良请求暂不加恩札子【同前】臣看到，昨天燕王刚去世，他的儿子允良在居丧期间便回复书信，而且不称孤子，官衔也不署名。如今市井百姓之家尚且能够查考书信仪式，大略知道丧礼，而允良身为皇室宗亲，竟完全不懂人事。京城士大夫之间把这件事传为笑谈，有损圣朝声誉。又听说燕王的几个儿子都没有受到教训，父亲生病时大多不亲自侍奉汤药，刚到父亲去世，便请求分取家产。主管居丧之礼时也没有哀戚之情。臣看到近来下诏约束补荫子弟，必须学习并考试经业。这是因为要教导臣僚子弟，想为臣下树立家教。至于皇室宗亲，号称国家藩屏，却完全不加训诲，使他们连礼义都不知道，还不如民间子弟；不孝的声名流传内外。允良等人的过失，臣担心陛下仁慈，为了和睦宗族，不愿另行责罚，因此只请求不要因为燕王去世而另外加给恩典，姑且加以裁抑，使他知道过错。等到将来改过自新、迁善之后，再给予恩典。还请求明确以此意告诫近贵之人，使其余宗室听到后都各自思考向善，不要让外人讥笑，玷辱皇家的风化。请陛下裁决。论请求与元昊约定不得攻打唃厮啰札子【同前】臣听说，鱼周询、余靖、孙抃等奉使前往北方敌国，都有相关事宜。因为北敌中有人诘问元昊通和的意图，将来一定会因此另外给朝廷制造祸患。又听说敌人已经想议论把边界迁到渐一带，显示相互侵扰、造成祸乱的苗头，端倪已经可见。臣自去年春天开始，承蒙圣恩擢升列于谏官，恰逢朝廷与西方贼寇开始议和。当时臣首先提出不可通和的意见，前后上奏状、札子十多次论述，都是说不和祸害少，和则祸害多，利害说得十分详细恳切。然而天下士人没有一个人帮助臣说话，朝廷大臣也没有一个人采纳臣的意见。如今和议将要成功，祸根已经形成，而韩琦从西方回来，才说出议和不利的情形；余靖从北方回来，才知道敌人急于议和的谋划。见到事情已经太迟，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提出建议时，众人正想赶快议和，凭臣一人实在难以强行改变众议。如今韩琦、余靖亲自见到两个敌国的情形，朝廷内外的人也渐渐知道通和会带来祸患，臣先前的说法似乎稍微有些可采。只希望大臣们不要固执原来的议论，早日肯于改变心意，那么在已经后悔的情况下，事情还多少有可挽回的余地。近来答应给贼人的条件已经太多了，但还有禁青盐、归还侵占土地等事情，并非贼人所愿，幸而他们因此自行断绝，没有再派人来。朝廷深切戒惧以前的错误，谨慎自持、稳重行事，因而停止议和，不落入贼人的计谋，就可以转祸为福，今后仍有办法。如果贼人的志气更加骄横，贪心尚未满足，又派人前来使朝廷，提出更多要求，那么也可以借此为名拒绝他们。如今通和之事，对中原的祸患很大，对两边敌人的利益很深。万一西方贼人贪图深重的利益，不惜侵占土地，不再提出其他要求，急忙前来求和，那么此时的取舍便关系到安危。陛下应当诏令主张议和的大臣，确定果断的计策，认清贼人愿意议和的意图，知道这是对他们有利、对我们有害的谋划，尤其必须多方设法以实际事情拒绝他们。臣认为西方贼人无缘无故请求议和，不只是想与北敌相互勾结，共同困扰中原，也想用欺诈谋略麻痹我们，合力吞并唃厮啰、摩防、瞎防等各族，等到土地广大、力量强盛以后，再向东进攻中国。现在如果还没有其他办法拒绝他们来议和，就应当赐给他们诏书，说唃厮啰等都接受了朝廷的官爵，父子世代做国家的藩臣；如今若讲和，就不得攻打这些部族。况且攻打这些部族，正是贼人内心贪图的事情；听到我们这样说，他们一定难以接受约定。用这个理由来说明，也可以解除议和。臣之所以恳切希望暂不议和，是因为臣愚昧，考虑到不和时，祸患较轻，容易处置；和议以后祸患很大，就无法应付。臣前后所上的奏章和札子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这正是关系天下安危的大计，也是圣上日夜忧虑的事情。臣身为言事之官，看见利害十分明白，如果不极力进言，罪当诛戮。伏望圣上慈悲，特别赐览此奏。请陛下裁决。

译论更改贡举事项札子 臣私下听说，近来有臣僚上言，请求更改贡举进士考试诗赋、策论的先后次序，事情已经交给两制详细讨论。臣以为，贡举制度实行已久，既然有弊病，就应当变更；但臣认为，必须先弄清产生弊病的原因，才能谈变法的好处。如今贡举的弊病，在于有关部门取士时先考诗赋、后考策论，使学习者不以经术为根本，不遵循道理，只要能够背诵诗赋，节略抄录《六帖》《初学记》一类书籍的人，便可以剽窃拼凑对偶文字来应付考试格式；那些年幼初学、完全不懂事理的人，往往也侥幸中选，这是应试者的弊病。如今担任考官的人并非不想精心考察才干、务求得到贤能之才，只是常常遗憾不能如愿，大半不得不容许混乱滥取，问题在于诗赋、策论混在一起考，人数既多，试卷又多，使考官心神劳累而更加昏乱，是非纷杂而更加困惑，所以在取舍时往往有所失误，这是有关部门的弊病。因此臣认为，首先应当知道这两种弊病的根源，才可以谈变法的好处。现在可以改变的地方是：既然知道先考诗赋是应试者的弊病，就应当重视策论；既然知道混合考试、试卷太多是有关部门的弊病，就应当随着各场考试决定去留，然后才能使学习者不能滥选、考官不至疲劳。如今如果不改变混合考试的方法，只改考试日期的先后，那么革除弊病仍然没有尽得其法。凡是臣所请求的事情，如果笼统空泛地说，恐怕不能说明尽其利害，请以二千人为例，来说明变法的便利，谨将条目列在下面。按照贡举旧法，假如有二千人参加考试，通常录取名额不过五百人【每年到省参加考试及录取的人数大约不过如此】；这就是要在诗赋、策论六千份试卷中【每人三卷】选取五百人，而考试日期又很紧迫，使考试官几乎废寝忘食，心力疲惫、思虑耗尽，因劳累而昏乱。所以即使有公心，所选的人也大多滥杂，这是旧法的弊病。现在臣所请求的是放宽考试期限，先考策论并加以评阅，挑出文辞鄙陋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识题意的、不知典故大略而不能回答所问的【以若干事项为限】、错误引用事迹的【也限定件数】、虽然能够成文但义理见识乖诞的、杂犯旧有革除而不合考试格式的；凡这七类人，先淘汰掉，估计二千人中可以淘汰五六百人。留下的人再考论，也按照前面的办法评阅，还可以淘汰二三百人；留下来参加诗赋考试的不过一千人。用一千人选五百人，人数少而容易考察，不至于劳累昏乱；评阅精细恰当，就十分完善了。即使考察得不够精细，所选的人也不至于极其滥杂，因为那些只会节略抄录、剽窃他人文字的人，都已经在先考经术、策论时被淘汰了【策论逐场随即评阅，试卷不多，考官不至劳累昏乱，去留一定不会失误】。等到考诗赋时，都是已经考过策论、粗略具有学问和义理见识、不至于乖诞的人；即使诗赋写得不好，也足以入选。这样可以使年幼初学、完全不懂事理的人无从进身。这就是臣所说的变法必须随着各场考试决定去留，然后才能革除旧弊。至于外州解送的人，来到京城后应当广泛选取【只可全部令其考试策论】，关键在于南省精选。如果南省榜上奏荐的人非常精当，殿试就容易考核了。所以臣只谈南省的办法，这只是大概情形。至于等级高下，还请求详细加以确定，大体上应当以策论为先。以上是臣所陈述的意见，伏望陛下特别加以详细阅览。如果有可以采纳的地方，即请求下令交付有关部门，与臣先前所上奏言一并详细讨论，写入今后的制度。谨此具状奏闻。

译论臣僚不和札子【同前】臣看到，如今边境祸患在外面紧急，公私在内部困窘，盗贼同时兴起，蝗灾和旱灾接连不断。陛下忧念百姓，深思祸患，早晚忧劳焦虑。而朝廷内外的臣僚不能替国家考虑长远、谋划良策，稍稍救济世事，以宽解圣上的心怀。近来风俗尤其浅薄，士大夫不致力于和睦同心，有的顺从私意互相倾轧，有的因小事任意发怒，纷纷诋毁指责，在道路上传播；又粉饰自己的短处来坚持错误，各自期望一定获胜，提出偏颇的言辞相互争辩，使陛下受到迷惑。正当陛下思考长远谋略时，却使陛下每天都厌烦纷乱的议论；至于朝廷的得失、国家的安危，大家熟视无睹、安然处之，各自想着缄默不言。陛下仁慈睿圣，务求顾全大体，不想公开施行责罚来警戒浮薄风气。伏望圣上慈悲，特意颁下诏书，告诫激励朝廷内外，革除当前弊病，使人人同心忧国，舍弃小谋而考虑大事。这样以后，陛下就不必因为小事纷扰而劳神听览，便可以安坐运筹，来安定时局的艰难。请陛下裁决。论三司判官选人的好处札子【庆历四年】臣看到，近来任命薛绅为转运使。薛绅具有三司判官的资历，按惯例应当升任转运使，但外界议论认为不恰当。若说过去所任命的人还有不如薛绅的，也不足为怪。大概是因为朝廷近来更新制度，不拘资次任用人才，凡是原任转运使稍微不称职的，都命令更换；忽然又起用薛绅，所以人们认为不合适。前些时候京东用沈邈替换晁宗简，如今又任用薛绅，更加不如宗简，这就是臣不能理解的地方。平时没有事情，公私上下安闲从容，官吏无论大小，只要奉行法令、遵守常规即可；所以那些谨小慎微、廉洁谨慎而不犯大错的人，即使庸碌昏暗、荒谬懦弱，也都可以苟且领取俸禄、偷得安逸，朝廷也可以不选择贤能或愚劣，一律按次序任命。官职虽然渐渐滥授，却还没有造成败坏和错误。如今天下的形势难道还和过去一样吗？盗贼纵横，而州郡没有防备；公私困乏，而用度越来越多；赋税徭役繁重兴起，而民户日益凋敝消耗。即使有超群的才能，尚且恐怕不能把事情办好，怎么还可以沿袭旧例、依次任用人才？然而臣私下思考，如今朝廷内外的差遣任命还不肯脱离旧例，像薛绅这一类人，认为他已经做过省判，就必须姑且依照惯例任为转运使。由此看来，如果省判一定必须做转运使，那么弊病就在任命省判时没有及早谨慎选择。以前已经滥授的人不能突然罢免，后来的人又不加选择，永远不会有澄清吏治的时候。臣现在请求详细制定任命省判的办法，每逢出现空缺，或让本省使、副自行举荐，或由朝廷先选择举主，再让举主选人；只需加重保举者承担同罪的规定，而不必限制资历次序。这样，省判能够得到合适的人；省判得人，将来就会有好的转运使；有好的转运使，各路就能得到澄清，百姓得到宽缓，财用得到充足。这样说来，选得一个省判，就是数十州百姓的福祉，利益极大。得到合适的人利益极大，失去合适的人，危害也就很大。伏望圣上留意裁择。请陛下裁决。详定贡举条状【一作《议科场奏状》，庆历四年】当初，范仲淹等想要恢复古代制度，劝勉兴办学校，诏令近臣商议。于是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壳、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九人共同上奏此文。文章出自欧阳修之手。原来收在《外制集》中，如今移入这一卷。臣等奉诏详定贡举条制，认为选取士人的方法，必须求得实际才学；任用人才的办法，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如今教育不以学校为根本，士人不由乡里考察，就不能核实名声和实际；有关部门用声病格律来束缚他们，学习者专门致力于背诵，就不能充分发挥人的才干。这是提出建议的人共同认为的情况。臣等参考众人的意见，选择适合当今的办法，没有比让士人都成为土著、在学校中教育他们更好的了；然后由州县考察他们的品行，这样学习者就会修养整饬。因此制定学校制度和合保荐送的办法。上面所喜好的，下面就会趋从。如今先考策论，文辞之士就会留心于政治得失；简化考试程式，学问宏博的人就能够驰骋发挥；用大义来询问，研习经书的人就不会只专注于背诵。因此制定先考策论、通过后再考诗赋，简化诗赋格式，考试各科大义的办法。这几项是大要。至于诗赋方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兼用今体。经术方面不能很快通晓的，仍然依照旧科考试，那么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努力达到。这就是所谓尽量发挥各种人的才干。至于通礼、有关部门所习之事，以及州郡封弥、誊录、进士诸科帖经之类，都是琐碎而没有益处的事情，一概废除。凡是所实行的，都用赏罚来加强，并以此劝勉士人。这样，培养士人就有了根基，选取人才也不会遗漏。若能施行，望陛下裁择。《文忠集》卷一百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 宋欧阳修撰 奏议第九 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