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附録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附录卷五 事迹　儿子发等撰述 先公天性刚强坚毅，气度宽广宏大，内心坦荡，从不在琐事上斤斤计较。事情不轻易发动，但如果道义上认为可以做，那么即使祸患就在眼前，也会径直前往而不顾，因此有时受到困厄和驱逐，等到重新振作起来，最终也没有什么能够遮掩他的光芒。先公又端正自身，卓然独立，从不稍有屈服或改变；四五十年之间，气象伟岸，天下人都把他看作以文章和道德为一代学者的宗师。所以他历事三位圣明君主，曾受到他们的宠信和倚重，终于把天下安危的谋划托付给他；先公也以自身报效国家，仕进、退处和出处，都被士人视为天下轻重的标志。至于接待人物，他和乐平易，坦白明晰，没有机心和疑忌。与人谈话时提高声音尽情辩论，直截明白，人人都认为一开口便能看见他的内心。即使地位显贵，他始终如一，从不表现出对大官贵人应有的拘谨姿态，一切都出于真诚、正直的原则，没有任何矜持修饰，见到他的人无不喜爱佩服。他天资刚正高远，没有丝毫世俗气息，普通人自然也无法同他完全契合。他一生学习所得，以及文章和事业，都是明辨见识所达到、天性自然获得的，不劳苦便能达到，没有勉强之处；众人即使学习，也终究赶不上他。他研究经术，致力于阐明根本，而以人的情性为根本；他的阐发简要、平易而明白。他评论《诗经》说：考察诗中的赞美和讽刺，知道其中所说的善恶，把它作为劝善惩恶的戒鉴，这就是所谓圣人的志意，是根本。因为圣人的志意失传而任意创作解释，是经学家的末流。如今求学的人能够掌握根本，又能通达末节，这才是尽善尽美。掌握根本却不能通达末节，那么对于自己疑惑的地方暂且存疑也可以。他又说：如今求学的人知道前代事情的善恶，知道诗人的赞美和讽刺，知道圣人的劝诫，这就叫知道治学的根本、掌握其中的要领；这样的学习已经足够了，还要再求什么呢？先公在经术上的取舍就是如此；即使前代儒者的注疏有解释不通的地方，也务必果断判断，不被疑惑困住。他一生辨明的十多件事，都是前代人没有提出过的，例如五帝不必都出自黄帝，春秋时赵盾没有弑君而是赵穿弑君，许国世子并非没有尝药，周武王所谓“十有一年”不是接受天命后的年数；又极力驳破汉儒关于灾异、五行的学说；在正统论中驳斥把秦朝当作伪闰的说法。他认为，有的根据功德，有的根据国土，有的根据互不称臣隶属，便一定要推立一姓为天下之主，把它称为正统，这就是纠正天下的不正；所谓统，是统一天下的不统一。至于各自占据土地而称帝，正朔不能相加，便是统绪断绝。只有把天下合为一体的，才是正统。统绪有时断绝、有时延续，于是正统的学说便确定下来。然而他也不随意以标新立异为务，曾说：前代儒者对于经书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他们所得已经很多了；纠正他们的错误可以，竭力诋毁他们却不可以。把他们的学说全部考察过，发现道理确实不通，然后才可以加以评议订正。我并不是喜欢提出异说。他对《诗经》《周易》多有阐发，在《诗本义》中改正了一百多篇，其余的则说“毛氏、郑氏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还要再说什么呢？他公正无私、通达全面的议论就是这样。先公四岁时便成了孤儿，家里贫穷没有钱，大夫人用芦荻在地上画字教他识字，让他多诵读古人的篇章，使他学习作诗。稍稍长大后，家中没有书可读，便到乡里读书人家借书阅读，有时还顺便抄录。抄录还没有完成，就已经能够背诵书中的内容，甚至白天黑夜忘记睡觉和吃饭，只以读书为要务。他从小写的诗、赋和文章，下笔已经像成年人一样。兵部府君读了他的文章，对韩国太夫人说：“嫂嫂不要因为家贫、孩子年幼而忧虑，这是一个奇异的孩子。他不但必能靠自己振兴家门，使我们家族显大，将来一定会在当世享有很高的声名。”到参加进士考试时，学者正流行写四六文，号称时文；文公却已经在其中独步。天圣七年补任国子监生，这年秋天考取乡试解额，第二年南省考试又成为第一名，从此名声震动当世。景祐年间，他在西京同尹公洙一起提倡古文。不久朝廷下诏告诫天下学者都要写古文，只有文公的古文已经流行，于是独占天下声誉。四十年间，天下人把他的文章作为楷模；他一句话说出来，学者便争相传诵，不到一天便流传远近，甚至传到异域，没有人不仰慕佩服。后来的士人争着做他的门生，请求接受教诲；当时人都认为，自两汉以后五六百年出了韩退之，韩退之以后又过了几百年，才有文公继承而出。即使李翱、柳宗元这一类人，也都不足以同他相比。然而文公的文章具备各种体裁，变化开合，因事物而构思立意，各自达到极高的工巧，有些地方甚至超过韩退之。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构思创意、建立体制，都是前代没有的。他写尹公洙的墓志铭时，认为尹公的文章简洁而有法度，便取其意而写作，因此得到它的体制。写石介先生墓志铭时，没有多借用事迹，只叙述他一生所存的志向、意趣以及重大的节操和气概，读起来就像看见了本人。写《集古录叙》，当今王丞相认为读它可以驱除疟鬼。先公奉诏撰写《唐书》的纪、志、表以后，又亲自撰写《五代史》七十四卷。他写《本纪》，采用《春秋》的笔法，即使司马迁、班固也比不上。他在《唐书·礼乐志》中阐明礼乐的根本，说前代的治理出于一体，而后世的礼乐只成了空名。《五行志》不记载灾异与人事相应的内容，彻底驳破汉儒把灾异附会为天人感应的说法，都是前人未曾达到的见解。他对《五代史》尤其用心，褒贬善恶，法则精密；每次发表议论，必以“呜呼”开头，说：“这是一部乱世的史书。”他的论说是：“从前孔子撰写《春秋》，因乱世而建立治理的法则；我撰述《本纪》，用治理的法则来纠正乱君，这就是我的志意。”书写成后，篇幅比旧史减少一半，而事迹增加了数倍；文字简省而事迹完备，辨正前史错误的地方很多。嘉祐年间，现任致政侍郎范公等人在朝廷列名上言，请求取用它来补充正史。先公以尚未完成为辞。熙宁年间，有诏令取来进呈御览。〔按《神宗实录》记载，熙宁五年八月丁亥，诏令颍州让欧阳某家进上欧阳某所撰《五代史》。〕先公的书法精劲雄伟，自成一家；当时士大夫得到几十个字，都收藏起来视为珍宝，但他从来不替别人书写碑石。

译先公一生把奖掖和举荐贤能之士当作自己的责任。当时的贤士大夫，即使有些人隐居不为世人所知，只要先公知道他们，没有不称誉的；他极力推荐举荐，直到事情办成才停止。既然成为当世宗师，凡是先公曾经称誉的后进士人，后来都成了名人。当时人都把得到先公一句话看得很重，而先公推扬、诱导、提拔后进从不厌倦；只要一个人有某种长处，无论相识与否，他都按照其长处加以称赞。直到今天，当世显贵和知名人物中，许多都是先公称誉、推荐过的。当时湖州孙正言孙觉任合肥主簿，还没有同先公相识，郡守却恼怒他，想罗织罪名陷害他。当时胡侍讲在太学，把这件事托付给先公；先公亲自写信给孙觉的同僚，让他们保全孙觉，于是孙觉得以免祸。福州处士陈烈一向没有同先公相识，先公听到他的名声，知道他的品行和道义，多次向朝廷推荐，请求召来任用；朝廷立即召陈烈为国子监直讲。先公曾说：“我一生治学所得，最难做到的，只有保持平心而不怨恨、不憎恶。所以遇到事情时，从来不把个人的喜怒夹杂其中；即使是仇敌，曾经竭尽死力排挤陷害我的人，后来遇到他时，我内心也荡然无物，没有丝毫不足之意。我曾说：‘孔子说用正直来回报怨恨；所谓正直，就是对的说对，错的说错，把是非交给至公之理，那么这也就不算报复了。’” 先公最初被贬到滁州，大概是钱明逸一类人造成的。他从外地回朝后，在京师遇到钱明逸，仍然多次同他饮宴，并不因此嫌恶。后来先公在中书省任职，钱明逸被罢去秦州任所回京，又重新任为翰林学士。近来小人蒋之奇无端制造极大的诽谤；等到先公调任青州时，蒋之奇的兄长蒋之仪任临淄县知县，受到两司厌恶，极力想毁掉他，也把这件事托付给先公。先公考察实际情况，发现并没有别的过错，便竭力保全了他。先公一生文章名满天下，却从不因此在人前自夸；他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名，不掩盖别人的长处。他的诗文不在梅圣俞之下，却常常推许梅圣俞，自称赶不上他。然而有见识的人有时认为他的成就超过梅圣俞。先公最初奉诏撰写《唐书》，专门完成纪、志、表，列传则由宋公祁撰写。朝廷担心两人的体例不统一，便下诏让先公审阅详定，命令删改成同一体例。先公虽然接受诏命，退朝后却说：“宋公是我的前辈，而且每个人的见解不同，怎么能全都改成符合自己的意思呢？”于是一个字也没有改动。书成后上奏进呈。旧制度规定，官位最高的人才可以在书中署名。先公的官位较高，本来应当署名；先公却说：“宋公在列传方面功力深厚，花费的时间又久，怎么可以掩盖他的姓名、夺去他的功劳呢？”于是纪、志、表署先公的名字，列传署宋公的名字。宋丞相宋庠听说后赞叹道：“自古以来文人喜欢互相压制、掩盖功劳，这件事却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先公对朋友情谊深厚，怜恤朋友遗留下来的孤儿。梅圣俞家中一向贫穷，他去世后，先公向诸公募集得到数百千钱，置办义田来救济他的家人，又请求录用他的儿子梅增。尹龙图尹洙已经去世，先公请求录用他的儿子尹构。孙先生孙复有《尊王发微》十五卷，已经上奏准备进呈内府，却没有完成便去世了；先公请求命令他的家人抄录进献，并将恩典推及他的儿子孙大年。尹构、孙大年、梅增都由此得到录用而授官。天圣初年，胥公在汉阳；先公当时二十多岁，把自己写的文章拿去拜见他。胥公一见便认为奇异，说：“您将来一定会在天下成名。”于是把他留在门下，又同先公一起进京。等先公考中进士，胥公便把女儿嫁给他。王文康公任西京知府时，先公任留守推官。一天，正赶上都虞候勘察案件，有一名士兵从服役处逃回。王文康问先公：“勘察这个士兵，为什么还没有判决？”先公说：“应当送回原来的地方处置。”王文康说：“像这种事情，我任官的地方已经判决过很多了。推官刚刚任官，不必疑虑。”先公说：“如果是相公亲自裁断，即使判斩刑也可以；但有关部门却不敢奉行。”一天夜里，王文康召来询问军人：“还没有判决吗？”先公说：“还没有。”王文康说：“差一点误事。”第二天便把士兵送到所属部门处置。先公在河南任职时，凭借文章享有当世声名；前后任留守的都是名公，爱惜贤才，无不竭力以礼相待。王文康从西京奉召回朝时，对先公说：“如今有一项惯例，按规定应当举荐馆职，我应当举荐您。”于是先公因王文康公的推荐，从西京留守推官任上被召来接受考试。范文正公因上书论事触怒大臣，被贬为饶州知州。先公有一天在余襄公家遇到司谏高若讷，高若讷并不说范公的坏话，只认为范公应当被贬。先公回去后，便写信同他辩论，并责备高若讷不能在朝廷上据理陈说。高若讷把这封信缴进朝廷，先公于是获罪，被贬为夷陵令。后来余襄公、尹公洙也受到牵连而被贬。蔡公作《四贤诗》叙述这件事，天下人都传诵它。先公因为范公的事情获罪，被远贬多年，后来又得到滑州的官职。范公重新起用后，任陕西经略使，征召先公掌管笺奏；朝廷同意了。那时天下长期没有战事，突然西部边境用兵，有才干能力的士人都想趁此时机施展作为。范公以天下闻名，爱惜贤才、礼贤下士，所以乐于跟从他的人很多。唯独先公叹息说：“我当初议论范公的事情，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我可以同他一起退职，却不能同他一起进用。”于是辞谢而没有前往。他在进退取舍上就是这样不苟且。后来直到官位达到两府宰执，也只是凭忠义自立，皇帝的知遇从来没有依靠私人关系或外在凭借。先公在馆阁任职时，遇到西部边境用兵、天下多事，便到宫阙上书，提出三条建议来推测敌情，又指陈天下利害许多方面。后来朝廷下诏，允许百官上密封奏章论事，先公上疏陈说三种弊病、五件事情，竭力指出当时的忧患。仁宗增加谏官为四人，先公与蔡公襄、余襄公靖、如今致仕的王尚书素同时被选用。当时陕西用兵已经很久，京东、京西盗贼群起，内外多事；仁宗既然任用和罢免大臣，便想改变政治上的缺失，正急于求得治理。先公遇到事情便感奋激切，知道的没有不说。范文正公、杜正献公、如今的司徒韩魏公、富郑公四人同时被任用，先公多次请求召见他们，询问情况并责成他们有所作为。后来仁宗下手诏，列出六条来责问诸公，各人也有所陈述。先公说，诸公所陈述的意见应当竭力主持施行，不要被众人的议论所改变。王文安公任三司使时，有人作没有署名的诗来诽谤他，先公请求严加禁止，以断绝小人流言逐渐动摇朝政的苗头。诏令发布，悬赏捉拿作诗的人。当时皇帝想要改变朝政，小人对此不利，所以制造言语来动摇人心；等到诏令榜文公布，这种事情便绝迹了。此后皇帝便下诏劝勉农桑和学校，改革各种政务中的弊病。

译自从范文正公被贬，先公与余襄公等人因被指为朋党而获罪遭逐，朋党之说便兴起，长期不能消除，一时的名士都被指为党人。先公在谏院撰写《朋党论》献给皇帝，众人的议论于是平息，大大挽救了当时的弊病。当时天下长期安定，上下都失于因循；一旦陕西用兵，而王伦、张海等群盗又在各地兴起，先公请求派遣使者按察州县，朝廷命令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先公说，转运使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按察便会成为空名，于是又分条陈说按察的六件事情。两府于是聚集商议，完全打破常规，不按资历次序任用人才。〔后来另因一份奏札详细说明了这件事。〕此后州县官员多有升降，内外百职都得到振兴整顿。等到杜待制担任京西转运使，与御史蔡禀共同办理盗贼之事，先公说杜待制可以独自任事，不必用蔡禀；杜待制后来果然平定了各处盗贼，京西无事。当时张温成正受宠，没人敢说她的不是。适逢生下皇女，染制绫罗八千匹。先公上书，请求削减她所受的恩宠，以及她的亲属过于频繁的恩泽，可以减少或停止。先公极力陈说女宠骄纵恣肆可能导致祸败的教训。皇叔燕王去世，议论的人认为国用不足，请求等到丰年再安葬。先公请求减少费用立即安葬，认为如果不肯薄葬，而把遗体留着等待奢侈的葬礼，只会使燕王得到恶名。假如四方听说天子的皇叔去世，却没有钱出葬，便会因此轻视中原。有诏令减省浮费而安葬。澧州的柿树长成了“太平之道”四个字。先公上书说：“如今四海骚乱不安，还没有看到太平的征象。”又说：“所谓‘太平之道’，其中的意义可以推知。自古帝王要达到太平，都有相应的道；得到这个道就太平，失去这个道就危乱。如今只看见失道，没有看见得道。愿陛下忧劳勤勉于各种政务，逐渐期待达到治理。至于这株瑞木，请求不要向外公布。” 庆历三年，皇帝亲自考试进士，题目是“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先公拟写了一篇应试赋进呈，指陈当世的缺失，言辞十分恳切深刻。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到任后，便进献羡余钱十万。先公请求拒绝而不接受，以彰明朝廷平均救济外地、抵御官吏苛刻剥削的政策。先公前后所上章疏一百多篇，其中有的斥退奸邪，有的压制断绝侥幸求进；他认为任用人才不能有所疑虑，权力节制不能不统一，应当推行恩德和信义来安抚不服从者。这些主张往往都得到施行。先公以谏官身份被授为知制诰。按照旧例，知制诰应当先接受考试；后来有诏令改为不再召来考试。建国以来，不经考试而接受此职的，只有杨文公、陈文惠公和先公三人。先公掌管制诰以后，尤其致力于敦厚宏大的体制。起初撰写《劝农敕》，诏书发布后，天下一致响应，人人传诵。皇帝诏令的文体，远远恢复了古代的风貌。陕西战事以后，河东困弊，粮草缺少。又有人请求废弃麟州，有人请求把它迁到合河津，也有人请求废弃五寨。朝廷命先公考察其中的利害，并访问、考察一路官吏的才能，谋划长久的利害以及粮草的筹备。先公提出四项议论来比较麟州的利害，请求把军队迁到河边就近取食〔一本作“次”〕，驻扎清塞堡；这样紧急时不会失去援助，平时又可以节省运输费用。麟州于是没有被废弃。他又建议：忻州、代州、岢岚、火山四州军沿边有禁地，弃置不耕；百姓私下把北界的斛斗粮食买入内地，用来储备边粮。如果现在开垦这些土地，每年可以得到三二百万石粮食，以充实边境储备。朝廷同意了。这两件事直到今天仍然是河东极大的利益。自从西部战事以后，河东的赋税征敛很重，百姓贫困，道路上的人都在叹息怨恨。先公上奏请求停止十件事情，以宽缓百姓的力量。〔具体文字见《河东奏事请乞罢和籴米三司银》等篇。〕 先公从河东回来，适逢保州士兵叛乱，于是出任河北都转运使。另有一份不经所属部门转发的札子说：“河北应当选任两名有文武才干和见识的转运使，秘密授予他们经略的职责，使他们仔细谋划利害，预先做好防备。” 保州投降以后，总管李昭亮私自夺取叛兵的妻女，通判冯博文等人也常常仿效他。先公揭发冯博文的罪行，将他交付狱官审讯追究。李昭亮害怕了，立即下令把人送出去。保州事件以后，河北的士兵骄横起来，稍有不合意就谋划聚集闹事，这种情况到处都有。上下都一味姑息，先公多次请求主持将帅事务，每件事都采取镇定稳重的办法来遏制士兵的情绪，因此河北最终没有发生事变。保州叛兵投降后，其中被胁迫跟从的有二千多人，分别隶属于河北各州。富郑公担任宣抚使，担心他们再次发生变乱，想要命令各州在同一天把他们杀掉。他正要起草文书，恰逢先公代理镇府知府，在内黄遇到富公。富公在半夜屏退旁人，秘密把这件事告诉先公。先公说：“祸患没有比杀害投降者更大的了。前些天保州的叛卒，朝廷答应他们不死，招抚他们，而现在已经把他们杀掉了。这二千人本来是被胁从的，所以得以不死，怎么能一旦之间无罪而被杀呢？况且事先没有朝廷的防范安排，如果各郡不肯听从命令，事情一旦出现差错，就必然会生出事端，这是促使他们作乱啊。再说，我到了镇州，也一定不会听从这个命令。”富郑公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先公在河北时，既然受到朝廷的重托，便竭尽全力经营治理。凡是一路之内官吏的能干与否、山川地理、财物的出产、军队的粮食和器械、训练阅兵和阵法，都一一另行绘制图籍，把四路的事务全都掌握得如同就在眼前。有人问先公：“您凭文章和儒学闻名天下，却治理这些俗吏所做的事务吗？”先公说：“官吏不能尽职，是我感到惭愧的事。这关系到百姓的祸福，我哪里敢忽视呢？”他上奏请求设置御河催纲司，以疏通粮运，减少粮食入中的数量；又在磁州、相州两州设置都作院，以节省各州制造兵器的费用。等到彻底查明河北利弊的始末【一本无“乃一一条列”前的“本末”二字】，便逐条列出，向执政者普遍寄发书信，准备大力筹划治理。事情还没有全部施行，先公便罢职离去了。

译庆历初年，仁宗恢复了四名谏官的职位【一本有“而举”二字】，提拔英俊贤能、有才干有品德的人，一并任用于朝廷。先公负有天下人的声望而担任这一职务。仁宗特别宠信看重他的心意，独一无二。众人有时因上奏政事谈到当世人才，仁宗不觉对先公说：“像欧阳某这样的人，是从哪里得到的？”先公于是尽心竭力，思考如何报效补益，遇到事情从不回避，以至于触犯权贵、排斥打击奸佞，怨恨和愤怒也随之而来。仁宗常想重用他，却一直没有实现。当时朝廷内外多事，仁宗认为艰难之际，除了先公没有人足以办成这些事情，所以先公从谏官奉命出使河东后，便把一路的利害以及保州之事交给他，任命他为河北转运使。张昷之获罪后，先公从河东回来还不到一年，又出任河北转运使。到入朝辞行那天，仁宗当面告诉他说：“不久就应当回来，不要在那里久留；如果有事情，只管来报告，不要以在朝廷内外为界限。”先公回答说：“在京师所说的事情尚且只是根据传闻，有时还恐怕不合事实，何况是在外地呢？”仁宗说：“听到什么只管来报告，是否施行就在我这里决定。”先公到了河北以后，各项事务都振兴起来。小人嫉妒先公，害怕他被重用；又正逢杜、范、韩、富同时被罢黜，小人便成群结队地进用。先公上疏极力说明这四个人忠诚实在、可以任用而没有过错，辨明小人诬陷毁谤的话，请求加以任用。于是群小更加害怕，彼此捏造诽谤之辞。等到诏狱兴起后，彻底追究却没有罪状，仁宗也醒悟过来，只是削夺他的职务，任命他为滁州知州。南京一向号称重要之地，宾客往来没有一天空闲；一旦有一次迎送接待失礼，议论便会像锋刃一样纷纷而起。先公在南京时，即使是贵臣权贵经过，也一律平等对待，因此有人编造言论，传到了朝廷。当时陈丞相陈升之任京东安抚使，便命令他查察是非。陈公暗中在民间访查，听到俗语称先公为“照天蜡烛”，回来后把这件事上奏给皇帝。皇帝正想召用先公，却恰逢先公遭逢太夫人之丧。先公服丧期满，起初回到朝廷，只有授予本官龙图阁直学士的职位，却没有安排具体主判事务。他入宫进见那天，仁宗怜惜地惊讶于他两鬓的白发，问他在外地几年了、今年多大年纪，恩意十分深厚。先公请求出任外职，仁宗说：“我在这里见过的人很多，官小的时候往往肯尽情进言，名位已经很高了却大多有所顾忌。像你这样的人，暂且不要离开。”第二天仁宗责问大臣，便让先公判流内铨。当时小人嫉妒先公，且见他被进用，便伪造先公请求澄清淘汰内臣的札子，传布朝廷内外，内臣人人咬牙切齿。先公判铨事务第六天，杨永德以差遣船只以及引见胡宗尧的事情弹劾先公，先公出任同州知州；外界议论纷纷，议论营救他的人很多。皇帝也醒悟过来，正好刘公沆有札子请求催促宋公祁完成《唐书》，皇帝说：“难道没有宋祁就不行吗？”刘公说：“另外还没有人。”另一个人进言说：“欧阳某现在任同州知州，臣僚已经有奏章，请把他留下。”刘公说：“请陛下亲自下诏晓谕。”第二天早朝辞行时，先公登殿，皇帝说：“不要去同州了，暂且修撰《唐书》。”后来曾鲁公由翰林学士改任侍读学士、知郑州，刘公上奏说：“欧阳某现在没有主判职务，请求让他替代曾某判三班院。” 皇帝问：“翰林学士有人选了吗？”刘公说：“正在商议。”皇帝说：“欧阳某不只适合一项好差遣，也适合担任翰林学士，正好可以替代曾某。”于是先公入翰林任史官，判三班院。皇帝曾当面问先公关于唐代学士院设置铃索的旧事，准备商议临幸学士院，对他的眷顾待遇十分优厚。先公任侍从八年，凡是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多次提出建议，很多都得到施行。先公刚回朝时，唐公介和其他诸公正担任言官，他们所说的话很久没有被听取采纳。先公上疏指出君主拒绝谏言的过失，请求采纳听取进言。此后皇帝终于采用谏官的意见，进退宰相【采用唐介等人的奏疏，罢免陈执中】。当时议论政事的人正把黄河水患作为重点，陈恭公任宰相时，想堵塞商胡，开通横垅，使黄河改回旧河道。先公上疏说这样做不可行。不久，陈恭公被罢免离去，新宰相又起用李仲昌，商议要开凿六塔，使河流全部回到旧道。先公两次上疏争辩，皇帝没有听从。河道刚修成便决口，河流沿岸的德州、博州数千里之地大受灾害。李仲昌等主张此事的人被流放到远方，最终正如先公所议。至和二年，先公奉命出使契丹。契丹派贵臣陈留郡王宗愿、惕隐大王宗熙、北宰相萧知足、尚父中书令晋王萧孝友前来主持宴会，并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例外。”这是因为先公名望很高；宗愿、宗熙都是契丹皇叔，北宰相是契丹蕃官中地位最高的人，尚父中书令晋王是太皇太后的弟弟。送伴使耶律元宁说：“从来没有这样过，一起派遣地位接近上层的亲贵大臣来主持宴会。” 嘉祐初年，狄武襄公任枢密使。狄公自从击破蛮贼以后，正盛扬威名。当时仁宗长期身体不适，刚刚康复，而狄公又得到士兵的拥戴。京师中流传的讹言纷纷喧嚣。先公借水灾之机进言：“武臣掌管机密，又得到士兵的拥戴，而流言十分可怕，这对国家不利，请暂且把他调出京城，以保全他。”不久，狄公终于因为流言不断而罢职，出任陈州知州。嘉祐年间，朝廷又起用贾魏公为枢密使。先公说他这个人喜欢搞阴谋，陷害良善之士，小人结党依附，乐于听从他的驱使；他以前任宰相时，多次伤害善人。因此听说他又要回来，人们便闻风畏惧，请求早日罢免他，让他回到原来的镇守地，这项任命于是停止。先公在翰林时，曾起草春帖子词。有一天，仁宗因闲行抬头，看见御阁上的帖子，读后很喜爱，询问是谁写的，左右侍从以先公回答。仁宗便把皇后、夫人各阁中的帖子全部取来阅看，发现篇篇都有寄意，感叹说：“每次下笔都不忘规劝，这才是真正的侍从之臣啊。”从此每当学士院送入文书，仁宗一定询问当天是谁当值；如果是先公所作，便一定索取文书亲自阅览【先公常常讲述仁宗对他的恩遇，多次说到这件事。据说内官梁实曾对先公谈起春帖子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阳气增长，君子上升；阴气消退，小人退散。圣明的君主面南而治，施行政法。”从新春到现在，士大夫都熟诵不已。等到温成皇后阁中的帖子写道：“圣明的君主顾念旧臣，怜悯遗族，常常使没有权势的人保全自己的家族。”】仁宗嘉祐年间，先公在翰林，富郑公在中书，胡侍讲在太学，包孝肃公任御史中丞。士大夫彼此谈论说：“富公是真宰相，他称先公的字，说‘这才是真翰林学士’；胡先生是真先生；包公是真中丞。”当时人称他们为“四真”。

译嘉祐二年，先公主持贡举考试时，学者写文章崇尚新奇，文体大为败坏【文字生僻艰涩，有“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类的说法；内容怪诞，有“周公伻图”“禹操畚锸”“传说背着版筑来营造太平基础”之类的说法】。先公大力革除这种弊病，当时那些凭怪诞偏僻而闻名、列在高等的人，几乎全被黜落。苏轼、苏辙兄弟出自西川，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一天他们竟列在高等榜上，榜单公布后，士人纷纷惊讶愤怒，后来又不断有人怨恨诽谤；渐渐地大家才信服。五六年之间，文章的格调于是改变，恢复了古风，这是先公的力量。先公任开封府知府，接替包孝肃公。包公用威严治理，声名震动京师；先公治理则遵循事理，不追求声势仪表。有人对先公说：“前任知府的威名震动京城，真有古代京兆尹的风采；您却没有什么能使人震动的地方，怎么办呢？”先公说：“人的才性各有长短，怎么能舍弃自己的长处，勉强去做自己的短处，以迎合世俗、求取声誉呢？只应当尽力做我所能做的事，做不到就停止。”不久，京城中的事务没有不被治理好的。开封府中既有许多近亲和受宠贵人托人请托、触犯法令禁令，又再请求通过宫中降旨苟且免罪。先公接受任命后，多次遇到这种事情，便上奏逐一论列，请求今后凡是再请求宫中降旨免罪的人，在原有罪名上加等二等。内臣梁举直私自役使官兵，被交给开封府审问。不久宫中降旨赦免他的罪，一共三次。宫中降旨，先公始终坚持不予执行。嘉祐三年闰十二月，京师下大雪，百姓因冻饿而死的有十分之七八。第二年上元节，有司按照惯例张灯，先公上奏请求停止。按旧例，国史都存放在史院；近来的制度则都送入宫中。从此以后，每天编成的历日也送入宫中，而主管官署只剩下空署。先公请求抄录底本交付外廷，于是按照先公所说办理。如今史院之所以还有国史，就是由于先公的请求。先公在枢密院，与如今的侍中曾鲁公竭力整顿振作纲纪，革除旧日弊病，大规模考察天下军队的数目，以及三路屯驻守军的多少、各地距离的远近，重新制定图籍的办法。边防长期空缺，屯守的军队大力搜寻补充，几个月之间，机密事务渐渐得到治理。台谏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师道、吕公景初，都因进言论事而被逐出。先公说：“这四个人刚正敢于进言，他们的行迹有始有终，应当早日赐予召回起用。”后来四人终于重新被进用。先公任侍从时，因嘉祐年间的水灾，先后两次上疏，请求选择册立皇子来巩固天下的根本，言辞十分激切。等到任政府官员时，便与诸公共同商定这一重大议议，而英宗坚决推辞宗正的任命，长久称病卧床。诸公共同商议，认为不如立即确定皇子的名分，于是在仁宗面前奏事，仁宗询问时，先公独自进言说：“宗室向来不担任职事，如今外面的人忽然看到有这样的授官，都会知道陛下将要把他立为儿子；不如就立即确定他的名分。因为判宗正寺只需降下诰敕，英宗便可以不接受；现在如果立为皇子，只烦请陛下命令学士写一份诏书告示天下，事情就定下来了。”仁宗认为有理，大计于是确定。英宗初年，还没有亲自处理政事，慈圣太后垂帘听政，在局势危险疑惧之际，先公与诸公往来于两宫之间，镇抚内外；其中先公直率的进言、秘密的谋议和忠心尽力，贡献尤其多。直到英宗亲自处理全部政务，朝廷内外才和睦安定。先公天性刚强正直，不顾及仇怨，虽然因此多次遭到谗毁，甚至被贬逐，后来反而身居高位，仍然毅然决然，丝毫不顾惜自己，尤其致力于按正直之道行事，挺身承担事务，不顾忌浮泛的舆论。当时如今的司徒韩魏公主持国政，每当诸公聚集议事而有事情未能通过，先公没有不竭力争辩的；韩公也欣然不放在心上，因此与先公相知越来越深。有时在皇帝面前奏事，众人的意见没有统一，先公也来回辩难，毫不顾忌回避。曾有一天先公独自面对英宗，英宗当面告诉他说：“参政【英宗对先朝大臣不直呼姓名，而称其官职】性情直率，不回避众人的怨恨；每次见他奏事，和两位宰相有不同意见，就相互辩难，说话更加不回避；又听说台谏官议论政事时，他常常当面指出对方的短处。如果像奏事时这样说话，可以知道人人都不喜欢他，应当稍稍戒止这种做法。”先公又致力于压制杜绝侥幸求进的人；有人因事情求托于先公，有的不能施行，先公便当面向那人分别说明可以或不可以，说：“这件事一定不能施行。”因此很多人怨恨诽谤，而先公安然自若，从未稍有畏惧。他曾称引故相王沂公的话说：“恩惠要归于自己，怨恨要让谁来承担？”又常说：“贫贱时常常想着富贵，富贵之后必定要经历危机。” 这是古人所感叹的事。只有不经思虑便得到，得到以后又不担心失去的人，才差不多可以做到吧？等到濮园之议兴起时，这并不是先公一人专断的，朝廷也还没有确定的议论，可是进言的人却妄自用不合礼法的说法指认先公是主谋，先公也不和他们争辩。后来小人彭思永、蒋之奇等捏造没有根据的流言，想借此危害先公。从皇帝以下，朝廷的名臣大臣以及天下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先公因为刚直明亮、不加隐瞒而得罪小人；所以皇帝接连降下手诏责问，彭思永、蒋之奇二人承认并服罪于诬陷欺罔之事，全都被贬逐。嘉祐以后，朝廷务求爱惜名器，而进用人才的道路稍显狭窄，先公多次进言说，馆阁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应当扩大选拔，以拓宽贤才进用的道路；于是命令两府官员每人举荐五人，后来被选中的共有十人。曾因僧官有空缺，内臣陈承礼请求任命寳相院僧人庆辅，宫中降旨同意了。旧有明文规定，僧官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补授，诸公共同坚持上奏反对。这件事先公进言说：“补授一个僧官，是极小的事情；但宫中降旨冲破更改明文规定，内臣干扰朝政，不可开启这个端头。况且宦官和后宫近习之人，前代常常忧虑难以防制，请求逐渐杜绝这种情况。”英宗立即欣然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契丹投降者韩皋谟自称是太叔派来的，说太叔正在谋划夺取契丹的国家，请求中国出兵作为响应。两府商议这件事，当时有主张支持他的人，准备商议答应。先公争辩说：“中国对待远方之人，应当以信义为根本，怎么能想要帮助他们叛乱，使事情失败后，他们反而得到借口呢？”主张此议的人大笑说：“迂腐的儒生，迂腐的儒生！”先公不断极力争辩，这件事于是停止。后来果然看到太叔起事失败而死。起初，枢密使职位空缺，按次序应当由先公拜任。当时英宗还没有亲自处理政事，两府秘密商议，没有告诉先公。一天在待漏院中，先公看见两位宰相耳语，知道他们所商议的事情，便问：“莫非是枢密使职位空缺，按次序应当由我补任吗？”两位宰相说：“是的。”先公说：“这是万万不可的。现在天子没有亲自处理政事，而太后垂帘听政，事情的得失，人人都会说是我们这些人做的。如今这样做，就是几个大臣相互补授安排，拿什么来镇服天下呢？”两位宰相大为赞同，先公的意见于是停止施行。到后来，致仕的张太师被罢免枢密使，英宗重新起用先公，先公却竭力推辞，不肯拜受。京师各个官署所办理的军队、百姓、官员、吏员、财物、用度等事项，都没有总数。中书一旦下达文书，下面的官署就要编纂汇集。先公趁着空闲的日子，把中书应当知道的事项全部汇集成总目录。有一天，皇帝有所询问，宰相便以这份总目录作答。先公因祭祀请假在家，皇帝派遣中贵人到中书阁子取来阅览。先公平生接连治理几个大郡，务求以镇定安静为根本，不追求声誉，治理时把握大体，而各项施设都有条理，纲目不乱；除非遇到盗贼和重大案件，一般不过几天就能办结【一本作“数日”】，不让吏员和办事人员滞留其中而借机作奸。像扬州、南京、青州都是事务繁多的大郡，先公到任几天，事务便减少了十分之五六；时间一久，官署内寂静无声。他曾说：“把放纵当作宽厚，把粗略当作简省，就会使事务松弛废弛，百姓受到弊害。我所说的宽厚，是不苛刻急迫；所说的简省，只是去掉繁琐细碎罢了。”因此他所到之处看不出治理的痕迹，但百姓安于不受扰乱；他离去以后，直到今天人们还追思不已。如今滁州、扬州两州都有为他所立的生祠。先公天性仁慈宽厚，审断案件常常务求宽缓，曾说：“汉代的法律只规定杀人者处死，后世死刑太多了，所以凡是判处死罪、但不是自己杀人且法律上可以出入斟酌的，都要使其保全性命。”又说：“这是我先父的志向。”他在河北时曾为此一议，保全了二千人的性命；晚年在京东时，又上奏请求放宽沙门岛的刑名，设法减少那里应处置的人数，靠此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沙门岛罪人营寨的寨主过去敢于擅自杀人，所以人数不多而容易控制。马默任登州知州时，务求保全人的性命，考察举发十分严格，稍稍宽待罪人；罪人既然增多，又不害怕本寨，便逐渐放纵横行，难以控制。京东议论此事的人对此深感忧虑，有关官署的意思大多是想准许仍按旧例单独处置。先公认为朝廷既然 【放还，最终便可无事，而人也得以保全】先公起初接到太原的任命，命令他赴朝廷入见；朝廷内外都认为朝廷正空出宰相职位等待先公。先公六次上章，坚决推辞不接受，却请求出任蔡州知州，天下没有不赞叹先公高尚节操的。先公在亳州时，年纪才六十一岁，已经六次上章请求退休，但皇帝正眷顾挽留，还没有答应。等到在蔡州时，他勤恳请求更加坚决，皇帝于是满足了他一向的愿望。先公既然气色容貌健壮，年龄又还没有达到礼制规定的退休年限，却在一旦之间勇于退隐，这是近古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天下士大夫仰望他，惊叹不已。先公虽然退居家中，士人的舆论仍然希望以他的态度作为轻重标准。先公平生因奉行正直之道而被群小嫉恨，两次遭到贬逐，却从未把这些放在心上。起初在峡州时，他建造了至喜亭；后来从河北因小人无名的诽谤而被降为滁州知州，治理州南山的泉水，把它命名为幽谷泉，在琅琊山建亭，自号醉翁。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他说：“我有一千卷《集古录》，一万卷藏书，一张琴，一局棋，而且常常放着一壶酒。我将在这六样东西中老去，所以称为六一。”他亲自写了传记，刻在石上。先公平生对外物很少有特别的嗜好，即使是奇异的物品、珍奇的玩物，也不很爱惜；唯独喜欢收藏古文和图书，汇集三代以来的金石铭刻为一千卷，其中多是用来校正史传和诸子百家讹误之说；藏书一万卷。即使到了晚年空闲的日子，也只有读书从未放下书卷。先公平生所著有《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十九卷；又把诸子集作为家藏书籍总目录，八卷。他遗留下来而未收入这些书中的作品还有数百篇，另行编集但还没有完成。又奉诏撰写《唐书》，其中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任馆职时，与同时代的诸位大臣共同编撰《崇文总目》和《祖宗故事》。《文忠集》附录第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