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第九

译论讨伐蛮贼时任用人员不统一札子【庆历四年】臣曾经担心朝廷考虑事情不早，等到事情临头便草率办理，应付紧急情况时仓皇失措，常常造成许多失误。前些时候湖南蛮贼刚刚兴起，就从升州派刘沆任潭州知州，授予龙图阁学士，让他专门办理蛮贼之事。刘沆还没有到湖南，又派杨畋担任提刑，也让他专门办理蛮贼之事。杨畋还没有到，又接着派周陵任转运使，也让他专门办理蛮贼之事。周陵的差遣诏书还没有到，朝廷又派王丝任安抚使，让他专门办理蛮贼之事。王丝正在路上，朝廷又从淮南派徐的前往那里，也让他专门办理蛮贼之事。不仅任用的人不统一，难以责成他们成功，而且这几个人同时到那里，彼此又不相统属，凡是对事情的看法都各不相同，那么当地究竟听从谁才可以呢？如果所派的人都是有才能的，那么用人并不在于人数多；如果派去的是无能之人，人数越多反而越足以造成祸害。这就是臣所说临事仓皇、应急草率的过失。如今刘沆身为方面长官不能调动，杨畋、周陵本来就是本路的官员也不能调动，徐的在几人中最有才能，又是朝廷最后派去的，可以专门委托给他，责成他办成此事。其中只有王丝一人在那里，没有用处，可以先召回。近来听说王丝上奏请求，想把荆南的土丁全部驱赶到那里捕杀蛮贼。臣曾被贬官到荆楚，完全知道土丁的详细情况，如果果真这样做，必定会给国家带来祸患。朝廷已经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但从王丝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的情况。如果王丝到了那里默默端坐，什么也不做，任凭徐的等人筹划，那么王丝在那里有什么用处？自然可以召回。如果因为他是台官，出外奉行朝廷命令，以无能而默坐其中为耻，强行有所作为，臣私下担心徐的等人不能制止王丝，而州县又畏惧王丝是朝廷派来的，听从他的意见，误事一定很多。还恐怕有大臣支持王丝，于是明知错误仍固执己见，曲意庇护王丝，不愿中途召回，以免显露自己识人失误、使王丝蒙受无能之耻，所以不肯抽回。请下令徐的专门办理贼事，只让王丝到一路州军遍行安抚慰问完毕，就赶快回来，这样或许不会败坏事情。请陛下裁决。

译论湖南蛮贼可以招降而不可尽杀札子【同前】臣听说，杨畋近来与蛮贼交战，杀得七八十人，取得首级；又听说他进入蛮贼巢穴，夺取他们的粮食，挫折了贼人的锋芒，增加了我军士气。杨畋的勇敢谋略固然值得嘉奖，但朝廷谋划事情、考虑时机，应当着眼长远。臣私下担心上下之心急于平定贼乱，听到这点小胜，便显出虚浮的喜悦，不能镇静，反而对外表现得轻率脱略。其中有两件事尤其应当深思：一是还没有等到成功，便施行丰厚赏赐；二是认为他们可以杀尽，更不肯招降。倘若这样做，计策就大错，事情的危害也很深。如今湖南捕贼，杀一个人便赏钱十千；官军贪图赏钱，看见平民就全部杀掉，平民惊恐，于是全都起来做盗。除了邓和尚、李花脚等数十个首领以外，其余大小成群的盗贼，多得数不清。如今杨畋所攻击的只是一个洞，聚集的人已经有二千多人；在二千多人中杀掉七八十人，只是二十分之一，其余人暂时四散，必定还会重新聚集。臣看自古蛮蜑为害，从没有听说可以全部杀尽，必须招降。前些时候因为邵饰等人对黄捉鬼失信，恐怕如今就更难招诱了。现在如果趁杨畋小胜之机，显示朝廷的恩威，正是上天给予招降归服的机会，不可以错过。如果让杨畋自行酌量，招降那些大首领，借这次小胜传播声威；其余各处聚集的人则分别前去招诱，借助这个声势，一定可以全部降服，十天之内，湖南就可以安定。如果错过这个时机，渐渐进入炎热的夏季，以我军不适应暑热的士兵，对付那些习惯水土的贼人，一旦稍有失败，他们的势力就会重新强盛；不仅会危害湖南，还一定会给朝廷留下忧患。如今事情还没有办完就施行厚赏，那么各处巡检、捕贼官等见杨畋得到赏赐，就会争相杀害平民；杨畋等人又自恃因战斗立功，更加坚持不招降的意见，朝廷也依仗杨畋的小胜，不再有招抚辑安的心意，上下都失去谋划，必定形成大患。对于杨畋等人，伏望暂且下诏嘉奖慰谕，授予他们办理此事的方针，等到招安之后，再施行厚赏。如今湖南贼人的数目虽然很多，但首恶和真正的贼人极少，其余都是无辜遭到杀戮、被逼迫而成为盗贼的人；按人情，哪里忍心把他们全部杀掉？能够使更多人保全性命的人，功劳反而更大。还请求明确说明这一意思，告谕杨畋；他们的赏典请稍微延后，这样才合乎事情的体统。请陛下裁决。再论湖南蛮贼应当及早招降札子【同前】臣听说，湖南蛮贼近来渐渐炽盛，杀戮官吏，锋芒不可抵挡。新近派去的杨畋急于讨伐攻击，与郭辅的意见不同，不肯招降。王丝出发时，朝廷也没有另外作出安排，臣担心王丝到那里后会与杨畋共同谋划。蛮贼只可以招抚携带，最终很难用武力剪除，而杨畋等急于建立功效，恐怕会错失时机。如今若深入进攻，那么山林险恶，巢穴深远，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不可行。若用军队在外围防守，等待他们出来再攻击，又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蛮贼所依凭的山地，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都可以出来侵犯。官兵守在东面，他们就从西面出来；官兵守在南面，他们就从北面出来。四面都防守，用兵就太多；分兵拦截他们，兵力又少而容易失败。这在进退之间都没有可以攻击的便利。如今盘氏正蛮已经被邓和尚、黄捉鬼兄弟诱导，其余山民、莫徭之类，也都自行起来盗窃。听说常宁一县几乎没有平民，大小盗贼有一二百伙。推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据说莫徭的风俗、衣服、语言都与正蛮相同。黄、邓刚刚起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伐攻击，遇到蛮人便杀，屡屡杀害平民，于是使莫徭惊恐到了这种地步。由此看来，他们本来没有做盗贼的心思，当然有可以招降的道理。然而想让这些盗贼肯于投降，必须先得到黄、邓二人。前些时候邵饰等人刚招降黄捉鬼时，失误在于没有守信施恩，使他惊逃；随后又将他捕获，割断他的脚筋，因而导致他死亡。如今邓和尚等如果把前面的事情作为戒惧，料想一定不会轻易投降。如果说姑且招降，最终又恐怕难以招得，必须以可信的事情给他们看，以感动人的恩惠推及他们。若能先使黄、邓投降，其余人的指挥安排就可以确定。如今深入进攻既不可行，等待他们出来再攻击也不可行，边杀边招降又不可行。臣思考此事，不如停止用兵，曲法赦免，显示信用，施加恩惠，或许招降就能使他们听命。臣也广泛询问从南方来的人，他们说我们如果推行信义，他们并不难以招降。邓和尚等人大概希望得到一班行的官职，其次不过是殿侍也就够了；正蛮叛乱者得到一个团主的名号，也就足够了。莫徭一类人，只要让他们安心耕织，每年输纳皮革和粮食，成为平民，就是他们极大的幸运，不只是满足心愿而已。如今如果不停地攻击他们，他们造成的祸害就会越来越深；何况逐渐接近夏季，南方炎热潮湿，士卒不习惯当地水土，必须考虑死伤；还恐怕逼迫得太急，使潭、郴、全、邵各寨归顺的蛮人也被诱导胁迫而起事，那么湖南一路就会成为国家的忧患。臣请求迅速命令两府大臣深入研究招降与诛杀的利害，共同思考长远策略，决定朝廷的谋划。如果拖延到后来，使他们更加猖獗，不幸官吏屡遭杀害，那么朝廷的体面就难以屈法招降他们。由于他们所犯的罪已经很多，必定恐怕不能自信，于是兵乱长久不能解除，祸害没有尽头。伏望圣明，及早作出决断。请陛下裁决。

译论水洛城事宜，请求保全刘沪等人的札子【庆历四年】臣近来听说，狄青与刘沪因为水洛城的事情发生争执，朝廷把刘沪等人戴上枷锁，押解来奏报。臣私下认为，边将不和，是用兵的大患。何况狄青、刘沪都是值得爱惜的人，事情必须设法两全，利害关系最难处理。臣听说，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大家都心知它有利，只是苦于难以取得，所以没有时间经营。如今刘沪能够取得它，那么刘沪的功劳不小，而对秦州的利益更是极大。前些时候韩琦等从西边回来，听说有人上奏议论此事，并不是认为水洛城不便利，只是担心难以取得、难以建成。如今刘沪能够取得，又有决心把它建成，正应当专门委托他办理此事，责成他一定完成。狄青的看法却不同，于是造成嫌隙。其中的利害，臣请求详细说明：国家近年边兵屡次失败，常常忧虑大将没有权力。如今如果再挫伤狄青，释放刘沪，不仅不能满足狄青的意愿，而且沿边各将都会因此威势受挫，这是第一项不利。臣听说刘沪开始经营水洛城时，奋不顾身、建功效力很多，先用力战取得胜利，然后诱导对方归服，这才是党留各族畏惧刘沪的威势和信用的原因。如今忽然看到刘沪先获罪，戴着枷锁入狱，那么新近归降的民户难道不会惊疑吗？如果使他们突然反叛，那么今后边臣凭威信招诱各族，还有谁肯听从？不仅水洛城再也没有建成的期限，沿边新归附的民户也永远没有招抚的道理，这是第二项不利。自从用兵以来，各将为国家建立功业的很少。这个水洛城不仅自曹玮以来都没有取得，听说韩琦近来在秦州，也曾想经营却没有空闲。如今刘沪奋发用力夺取，功业将要完成，却中途获罪，最终一事无成，那么今后的边将谁还肯替国家建立功业？这是第三项不利。臣又听说，水洛城的戍守虽然能够救援秦州，但必须借助渭州供应支援。如今刘沪既然与狄青意见不合，即使水洛城筑成，将来万一遇到紧急情况，狄青因刘沪曾与自己意见不同而恼怒，又想满足自己的偏见，稍有不肯支援，水洛城就必定再次失守，这是第四项不利。因为这个缘故，竟然把狄青调往别路，这就是因为一个小将而调动一个部署，这是第五项不利。这就是臣所说利害很多、最难处置的事情。臣认为现在应当派一名中使去处理，命鱼周询等迅速使他们和解，务求两全。必须先秘密告谕狄青说：‘刘沪修筑水洛城本来有所禀报，并不是擅自役使民众筑城，不同于行军作战时的行为。刘沪看到有利之处而坚持，决意要取得成功，不可以因为违背节制而加罪。’ ‘刘沪应当释放，朝廷不想直接释放，是担心挫伤你的威势，你自己把他释放吧。’这样使刘沪感激你的恩惠；如果将来出兵临阵时，有人违背进退命令，就任凭你自行按军法处置。然后秘密告谕刘沪说：‘你违背大将的指挥，本来应该有罪。朝廷因为你在水洛城建功，希望你成功，所以告谕狄青赦免你，责成你最终把事情办成，以此自行赎罪。水洛城建成以后，又要告诫狄青，不可因为此前曾有意见不同，便坚持不修，只希望它失守来满足自己的偏见。今后水洛城遇到缓急，尤其必须竭力支援；万一稍有疏忽，就是你挟带私情故意防碍它，必定要受到重罚。这样，水洛城的利益可以实现，蕃户对朝廷的恩信不会丧失，边将建立功业的心也不会懈怠，大将的威势也不会受挫。若不这样做，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因为既不能因治罪刘沪而废弃水洛城，也不能因此挫伤狄青，更不能使事情关系到国家利害。伏望陛下深思圣虑。请陛下裁决。再次论述水洛城一事，请求保全刘沪的奏札【同前】臣听说朝廷近来因为修筑水洛城一事，虽然已经派鱼周询等人到那里察看筹划，但听说周询最近有奏章送来，说水洛的蕃族看见狄青拘捕刘沪等人，因而惊扰骚动；周询反而请求把刘沪等人带到那里去。由此完全可以证明，刘沪能够用恩德和信义使那里的一方人服从。朝廷一定知道水洛有利，不能废弃，非刘沪守在那里不可。然而刘沪与狄青、尹洙已经形成同意与不同意的争执，很难让他们共同办完这件事。臣认为如果万不得已，宁可调走尹洙，也不能调走刘沪。只是担心议论者一定会说，不能因为一个小将而调动大将。现在如果只调尹洙而不动狄青，就不是专门为了调动大将了。若改调路分，再升任别的差遣，或者召回授予其他官职，只要不与前后因事调换的人相同，就不是因为刘沪而调动狄青。这样做，对尹洙没有损害，对刘沪可以保全他的功劳，对边防也有利，三方面都能得到好处。若曲意袒护尹洙、狄青，却使立功的将校受到轻视和压抑，就有三种害处：大凡文官、武官常常各自分类，武官常怀疑朝廷偏爱厚待文臣。假如有两个人相争，实际上是武人理亏，但武人也不肯服气，只会说执政大臣全是文臣，彼此结党防范，轻视压抑武士。何况现在刘沪与尹洙相争，而刘沪实际上有功，理并不亏。如果曲意治刘沪的罪，那么沿边武臣都会鼓动怨怒，这是第一种害处。自从西边发生战事以来，朝廷擢用的边将极多，能够立功的却很少，只有范仲淹修筑大顺城、种世衡修筑青涧城、刘沪修筑水洛城而已。臣又听说，这三件事中，只有刘沪尤其艰苦，他的功劳并不在那两人之下。现在如果反而轻视压抑他，那么今后的武臣就不肯为朝廷办事，这是第二种害处。刘沪如果不在水洛，恐怕其他人不能安抚蕃族【一作部】，另生事端；那么今后边防就永远不能招抚蕃部【一有此二字】，这是第三种害处。现在三种利益、三种害处，道理十分明白，只要大臣出于公心，不对尹洙曲意偏护，就不会给边防留下祸患，这关系到国家的利害非常重大。恭请圣上裁断施行，请您决定。

译论陈留桥一事，请求贬黜御史王砺的奏札【同前】臣听说朝廷近来因为王尧臣、吴育等人争论陈留桥一事，彼此陈说是非，陛下想做到完全公正，特意派台官裁定。然而王砺是个小人，不能上体圣意，假借公义而徇私，妄把小事夸大，说王尧臣与豪民有私弊，诬奏慎钺命令凶恶的差役暗中行刺杀人，又妄称真宗皇帝时迁移桥梁不便，导致百姓至今咬牙切齿等事。等到查出事实，王尧臣原来并没有接受豪民请托，慎钺也不曾命令小吏暗中杀人。又根据先朝日历，真宗皇帝亲自谕告王旦，说陈留桥损害舟船，特意命令修缮改换；查验证明，王砺所说全是虚妄，是在上面迷惑圣听。幸赖陛下圣明，慎重听取裁断，没有轻信他的话，另令吕觉根究查勘。如今既已查明事实，才知道王砺不公。臣认为，台宪官的职责，本来在于纠正纲纪，而王砺只是务求挟私欺骗蒙蔽天听，应当加以贬黜责罚。他的罪行有四条：第一，诽谤亵渎先朝圣明的政事。臣谨按日历记载，真宗皇帝亲自谕告王旦迁移桥梁一事，是先帝了解民间利弊，迁桥确实便利，所以史官记下此事，以彰明圣政，作为后世的法则。现在王砺却说，真宗朝的权臣接受豪民贿赂，迁移这座桥反而不便，百姓至今咬牙切齿。若按王砺所说，就是真宗误信权臣而迁桥，招致百姓怨怒，这便是当时的政治过失。如今国史记载迁桥便利，用以彰明先帝【一作朝】圣政；王砺说迁桥不便，就是说先朝有政治过失。臣不知道本朝旧史应当相信，还是应当相信王砺的话？由此可以凭定他虚妄诽谤、亵渎先朝的罪行，这是第一条。第二，诬陷无罪之人，使今后的有功之臣不再努力。臣见从前三司使不能筹划钱粮，甚至强行借豪民二十万贯钱，购买天下官私物货，连税收果菜之类也零碎苛刻地搜刮。自从尧臣在三司以来，没有听说他在正常征收之外另行搜刮，而现在财用也没有达到极度匮乏；又听说南郊祭祀逐渐临近，各项事情也稍有准备。在这样困窘缺乏财用【一作人】的时候，能够使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大体充足，也可以说是劳苦能干的臣子，正应当责成他办好事务。如今王砺因为迁一座桥的小事，诬说他与豪民有私弊，以致兴起大狱。等到查勘出来，完全没有私弊，这是王砺不顾朝廷体统。在财用匮乏【一作人】之际，反而因小事妄加伤害能够办事的臣子，这是第二条罪。第三，诬奏平民为杀人凶犯。凡台官奏事，允许根据传闻进言，是说耳目不能及的事情，才允许据传闻陈奏。现在王砺亲眼看见慎钺派去的小吏，既没有武勇，也没有兵器，却说他有杀人的意图。等到查勘出来，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这是第三条罪。第四，挟私心图求迎合。当初朝廷本来是因为省府互相争论，另行选派与此事无关的官员裁定。王砺既然是吴育所荐，就应当自行陈明，请求另派官员，怎么能诽谤亵渎先朝而谋求迎合举主呢？况且王砺说慎钺是尧臣所荐，受到恩惠一定很深。如今王砺是吴育所荐，难道不会怀有感恩之心吗？而且吴育与王尧臣本来没有怨恨，只是各自议论本司公事，所见有同有异，这是寻常事情。但王砺是个小人，妄想迎合，故意夸大事实，欺骗诳惑，这是第四条罪。况且，王砺诽谤亵渎先朝圣政的罪，如果不重重责罚，就无法彰显陛下以孝治国的圣明；他诬陷尧臣，如果不重重责罚，就会使劳苦能干的臣子不能安心建功；他诬奏慎钺派吏杀人，以及挟私迎合举主的罪，如果不重重责罚，今后小人【一作臣】就会任意妄为，诉讼案件将会增多，事情关系到朝廷体统。臣身为谏官，不能不说。王砺恭请重重贬黜，请您决定。论王砺诬陷善人，请求加以贬黜责罚的奏札【同前】臣近来曾上奏札，也曾当面奏陈，说台官王砺特意受命办事，却敢于徇私，妄称王尧臣因迁桥另有私弊等事，欺骗诳惑朝廷。幸赖陛下圣明，再次命人推究，查得尧臣完全没有私曲，已经蒙受圣恩释放。自从王砺妄加弹劾，罗织无辜，想借国家威势来发泄个人怨恨，列于朝廷的臣子人人自危。听说尧臣没有陷入枉法刑罚，又蒙陛下恩典释放，朝廷内外的士人这才稍稍恢复安心。然而小人在朝，不是国家之利。如果还没有辨明王砺的善恶，还可以暂且容忍；如今既然通过这件事考验了他，已经看见他倾险的行迹，怎么还能让他滥居台宪之职，诬陷善人？恭请圣慈早日加以贬黜责罚，以警戒在位的奸邪之辈【一作者】；同时也使今后受任用的人不敢再辜负委任，另造过失。如果王砺不被贬黜，臣私下担心今后凡是受命办事的人都会动辄作恶，那么陛下就无法任用人了。这件事关系不小，请您决定。【四月庚戌，王砺罢御史，授太常博士，通判邓州】

译论任用人不可疑心的原则奏札【同前】臣近来看到淮南按察使邵饰上奏，说体察量度知涧州席平，认为他为政不善，也没有教阅士兵。朝廷认为邵饰不足以信，又下令提刑司再次体察。臣私下认为，转运使、提刑都兼管按察，但朝廷把较重的委任交给转运使，其次才是提刑。现在把委任较重的人所说的事情反而不相信，又交给次一级的人来核实疑问。臣不知道邵饰究竟有才还是无才，可信还是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果他无才而且不可信，那么一路几十个州的事务，怎么可以交给他？如果他果真有才而且可信，又为什么要怀疑呢？又不知道担任提刑的人才干与邵饰相比如何。如果才干胜过邵饰，还可以相信他；万一才干不如邵饰，在调查时意见相反，却说席平有才，那么邵饰就应有欺骗皇上的罪了。如果反过来治邵饰的罪，臣料想朝廷一定不会这样做；如果把邵饰和席平都撇开不问，就是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况且席平曾任台官，在朝廷任职时表现很差，只命令制勘，也不能办结。不久又因御史中丞上奏说他无才而罢职，朝廷两府以下的官员，谁不知道呢？他的才干与否，人人都知道，何必还要让【一作待】提刑体察之后才作定论？如今外间议论都说，执政大臣假托审慎为名，实际上是不肯承担事务，故意等到言事者再三陈述，使被贬黜的人知道大臣是迫于言官才不得已施行，只为把怨恨推给别人。如果真是这样，哪里还有体恤百姓疾苦、澄清官吏的意思呢？如果没有这种用意【一有只字】，只是喜欢疑虑而不能决断，那更是朝廷任用人的过失。自去年以来，朝廷认为转运使不能考察官吏，特意发布诏书，增加按察使的名义，责成他们按察。如今按察使依照诏书禀奏，举劾本职范围内的事情，朝廷却又怀疑而不听。今后的朝廷命令，谁肯相信呢？凡是任用人的原则，关键在于不疑，宁可在选择人才上艰难一些，也不可轻率任用之后又不信任。如果不论贤能与不肖一概怀疑，那么人人都会心灰意冷，谁肯办事呢？现在邵饰指出一个明显无才的人，所贵在于朝廷肯予施行；这样部下才会震慑警醒，官吏才会畏惧服从。如今朝廷反而不相信他，却把事务交给别人，那么谁还会信服邵饰的使威？邵饰也会羞于面对属下，今后见到事情还不如不办，这不只是邵饰一个人的问题。臣私下听说各地有许多按察官吏，都因为朝廷不施行而感到惭愧，认为朝廷既把事权交给他们，反而又加以打击惑乱。朝廷的用意，实在无法让人理解。恭请圣慈特意命令【三字一作取】邵饰所奏之事一概施行。又请今后按察使奏报官员，如果确实是不才、老病而没有疑问的，不必再另行委派官员调查，以免显示不信任。这样才可贵在不失任用人的原则，并使臣下尽心办事。请您决定。论与西贼交换大斤茶的奏札【同前】臣看到前些时候西贼来议通和，朝廷答应给予的物品数量不少，其中茶一项，原定五万斤。由于中国茶法有大斤、小斤之别，当初议定时，朝廷考虑不周，没有明确指定斤数。臣私下担心西贼通和以后，一定要求大斤。若五万斤按大斤计算，就是三十万小斤。这样一来，金帛二十万，茶三十万，共计五十万。真宗时契丹大举进犯到澶州，只用三十万。三十年后，契丹乘国家用兵之际，两国交战，才增加到五十万。【“物”字疑为原文讹误，相关语意不明】臣请求略说一两件会给国家带来大患的事情，不知为国计议的人将怎样处理。三十万斤茶，要从南方经过水陆二三千里才运到西界。如今民力困乏，陛下不以屈意求和为耻，本来是为了让百姓休息、保存力量。如果每年运输不绝，仅仅这一项，就能使中国公私双方都困顿，这是第一大患。估计元昊境内的土地和人民，每年得到三十万斤茶，已经够用了。这样一来，除了两处榷场供应的茶以外，还必须另外拿出好物品去交换西贼那里无用的东西，这是第二大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契丹常常与中国成为敌国，还把元昊说成小邦。如果看见元昊得到的物品数量与自己相同，就一定还要争着增加，届时拿什么来应付？不过会说茶不像银绢，本来只是粗物，那么他们一定还要十几万大斤。中国的大宗货利只有茶和盐而已。如今西贼一年要三十万斤，契丹再要二三十万斤，中国怎么能不困乏？这是第三大患。前些时候刚开始与西贼议和时，大臣急于使事情成功，不顾国家利害，只怕答应给的物品不多。等到和议将成，契丹的话传出来，两府才有后悔议和的意思。然而答应的物品已经很多，不能追回更改。现在幸好还有这件事，尚可借此停止和议。臣请求陛下特意召集两府大臣共同商议：如果能够保证长久供应而没有穷尽，中国也不困乏，那么即使按大斤计算也不必吝惜；如果确实像臣所说会成为祸患，并非妄言，就请早日议定对策，请您决定。

译论西贼占据延州侵夺土地的奏札【庆历四年】臣私下听说元昊最近在延州边界上修筑城垒，强行占据侵夺的土地，想先得到土地然后再议和，所以杨守素还没有来，占地的谋划却已经先开始了。又听说边将不肯尽力争取，这件事关系的利害非常重大。臣推测西贼的意图是：看见朝廷多年用兵只有失败没有胜利，一旦计策无从施展，便用厚重的金帛买和；知道我国将相无人，于是轻视中国，一方面索求贿赂赠物，一方面侵占边疆。这不仅会使骄横的贼心难以服从实际情势，也会给国家造成不小的祸害。现在如果放任西贼侵占土地，立即修筑堡寨，那么延州四面再没有屏障，便会成为孤立的城垒。西贼如果完全占据险要之地，将来一旦有事，延州就无法守住。如果失去延州，关中就会被西贼占有。由此说来，所侵占的土地不可不争。何况西贼议和之事牵连北虏，如今无论愚者智者都知道和议不利，只是担心国家已经答应给出的物品太多，难以中途反悔。如果能另外借其他事情，尚且可以断绝和议，何况这次侵地本来就是中国应当争取的事情，怎么可以不争？臣认为，如今急于议和而不顾利害的人，不过是边臣对外害怕抵御西贼，对内想邀取议和的功劳以求升迁任用罢了，所以不肯攻击驱逐羌人，竭力争取被侵占的土地。因为小人没有见识，只图眼前荣进的利益，不考虑国家长久的祸害。这样国家委屈求和，只给边臣带来一时求进身的利益，却使社稷承受无边的祸患。陛下为社稷考虑，难道不深思吗？大臣为社稷谋划，难道不极力思虑吗？恭请圣慈派一名使者前往延州，命令庞籍竭力争取元昊贼军先前侵占的土地，不让他们修筑城堡寨栅。如果因为这件事而得以断绝和议，就是社稷之福。臣还担心西贼来使可能提出青盐之说，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不可答应，也担心没有见识而急于求和的小人还会陈说盐利来迷惑圣听。恭请圣慈不要采纳浮泛的议论，请您决定。《文忠集》卷一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一百六 宋欧阳修撰 奏议第十 谏院 论大臣不可亲自处理琐事的奏札【庆历四年】臣看到战争兴起多年，天下多有变故，枢密院的职任并不轻。虽然主管兵戎事务，地位与宰辅相同，至于大小机要事务，繁杂的文书比中书还多。因此国家旧制中，都承旨、副承旨都任用士人，地位相当于属官，参与谋议。祖宗的制度【一作世】尤其慎重选择人才，有时选取历任官职、熟悉事务的人担任副使。自从太平以来，纲纪废坏，只任用胥吏，不过是充数而已。当四方无事时，两府照例办事，上下官员尸位旷职，安然不以为怪。自从战争发生，中外事务繁多，仍然一味因循，导致许多失败和贻误。如今承旨、副承旨不亲自处理职事，只签署文书，所有办理和执行都交给各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得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既不能专心思虑、专意谋划国事，面对繁多琐务又不能亲自检查，于是边防紧急奏报常常苦于滞留，军国机密的谋划动辄造成泄露。凡是涉及事务而不便利的地方很多，都是由于枢密大臣难以亲自处理，而承旨、副承旨又不能尽到职守。臣现在请求依照祖宗旧制，承旨、副承旨特别任用士人；如果武臣中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就请从文官中精选有才干的人，改授与其相应的官资，责令他们尽职。还请命令枢密使、副使分条列出日常办理的事务，其中凡是可以分工负责、办成的，都全部交给他们，使大臣专心谋划国事，属官分别履行职务，按时参与国家议论【一作论议】，或许可以有所补益【一作帮助】。这样既恢复朝廷的旧制，又符合事务的实际情况。恭请圣慈特加裁择，请您决定。论中书增加属官主管文书的奏札【同前】臣看到近来朝廷发布的命令繁多而频繁更改，下达到四方后，很多都不遵照执行。而朝廷的臣僚又没有专门负责的人，也不勾稽核查拖延违犯的情况，不考核实际成效，凭着不坚决的意志推行政令不可信的话。这样一来，空洞的文书虽然很多，下面却不害怕听从。如今百官职事废弛败坏，弊病确实由此而来。臣私下看到汉代丞相的属官很多，请求精选有才干的臣子，采用汉代的名号，增置两府属官一二员，使他们专门掌管政令发布之事，设置簿册加以管理；等天下施行之后，核对各地回报，考察有无拖延违犯，依照朝典办理。不能把承受文书后的回申便当作已经执行，必须是有实际施行的迹象，详细逐条报告，随后再勾销，以显示办事能力的高下。臣认为，如果设置这种官员，那么天下就会知道朝廷有务求切实执行的意思。今后可以使命令发出就一定执行，官员不再旷职。如果陛下同意臣的请求【一作奏】，请下令两府重新议定施行，请您决定。论班行官员尚无举荐办法的奏札【同前】臣看到朝廷选拔任用百官，文武一同采用。文官中参加铨选的人，各自凭举主荐举而升为京朝官，其中虽然有时容许滥竽充数，但孤寒而有才德品行的人，也往往能够得到升进。唯独武官中接近下班的班行官员，没有贤能与愚劣的区别，一律按年资递升，从借职升到供奉官，必须三十多年，使贤愚一同停滞；而国家在紧急时需要用人，又无法知道他们的才能如何。有时需要用人，只能临时查看履历而派差，往往与所选不相称。臣认为，班行中出仕的人，虽然来源很多，其中也极有才能、可以任用的人，只是国家举荐选拔的制度完全不够精密周详。臣请求把接近下班的班行官员比照选人，另立举官制度：凡是无人举荐的，官职升迁应有所止，不再按例递升；有举主的人【一作举主足者】，才准许迁转。或者暂且让没有举主的人仍按旧年限升迁，另行任用有举主的人。还请严加约束，重定连坐法，使举荐者不敢冒滥，那么人才与庸才就可以逐渐区别开来，任用人也不会滥。何况如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监、巡检、监当之类的职务，都要得到合适的人才能办成事情。不必说边任以及合入职方等职务采用举荐，其他重要而紧要的差遣也大多如此。如果陛下同意臣的请求，请交给枢密院商议，制定法制，颁行天下，请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