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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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定位，而卑高贵贱之名已立。名者，三纲之所以张，五典之所以逊也。正名二字，圣人之大法，为国之大经。《春秋》一书，亦只是正名而已。施之于卫国，固其所当然也。子路以为迂真野矣哉。且名不正，后何如说，得言自然不顺。言不顺，何以行，得事自然不成。事不成，则乱而无序，乖而不和，礼乐自然不兴。既乱既乖，刑罚自然不中。刑罚不中，暴虐是作，民自然无所措手足。如此而谓之政，可乎？故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名才不正，只是苟道。
译天地确立了位置，卑下、高贵、尊贵、卑贱的名分就已经确立了。名分，是使三纲得以彰显、五典得以顺行的依据。“正名”这两个字，是圣人的大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准则。《春秋》这一部书，也不过只是在正名罢了。把它施行于卫国，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子路认为这是迂腐，真是粗野啊！况且名分如果不正，往后怎么说，言语自然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怎么去做，事情自然就不能成功。事情不能成功，就会混乱而没有秩序，乖戾而不和谐，礼乐自然就不能兴起。既然混乱又乖戾，刑罚自然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暴虐就会兴起，百姓自然就会手足无措。像这样却称之为政治，可以吗？所以说：君子确立名分，一定可以说得通。说得通，就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不过是无所苟且罢了。名分如果不正，只是苟且之道。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去声下同］，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居丈切］负其子而至矣，焉［于虔切］用稼？”（种五谷曰稼，种蔬菜曰圃。用情，不欺也。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
农圃，小人之事也。礼义信，大人之事也。上之所好者大，则在下者莫敢不承，四方之民从之如归矣。何以稼为哉？孟子之辟陈相，正是此意。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专，独也。）
此章见得古人读书，无非切已实事。诵三百篇后，不达为政之理，不能专对四方，虽多何以为哉。诗通于政，故达。诗可以言，故专对。
子曰：“其身正，不令［去声下同］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正则，不令而行。不正则虽令不从。行与不从，有决然一定而不可易者。谁实使之然哉？此理在人，如何泯没得。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周公之后。卫，康叔之后。兄弟之国也。鲁三家逐君，卫辄拒父。）
鲁卫，固兄弟也。世衰道微，莫能相尚，其政亦相伯仲云。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卫大夫。）
善居室者，善处家也。始有曰苟合，言家道可以粗合，非喜其财之聚也。少有曰苟完，言家道可以粗全，非喜其财之足也。富有曰苟美，言家道可以粗美，非喜其富有之为美也。富家大吉，隐然可见，若所美在富，圣人何以善称哉。苟字有谦抑自牧之意。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仆，御车也。庶，众也。）
聚人曰财庶，则不可以不富也。资富能训富，则不可以不教也。自井田废而民不富矣。自学校废而民不教矣。夫子此语，王政之次第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月，谓周足一月也。）
春秋之民，急于望治。而先王之制，仿佛尚存。圣人为之特易为力耳。期月已可，其感速也。三年有成，其化洽也。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平声］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胜残，残暴之风衰也。去杀，杀戮之威无用也。旧有此语，夫子称之。）
善人比圣人，功化固不侔也。然绵历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后世郡县乃有邦之寄，数迁数易如传舍，真能有志于民者，又数十年不一遇也。胜残去杀之效，如之何而可见也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
圣人功化固甚速也，然必三十年之久，而后跻民以仁。盖富而教之，非年岁间事。当时风俗大坏，须是斯民生长教化之中。至于光被，方成仁俗耳。然则三年，何谓有成？曰所以成，必世之规模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夫子于正身之道，数致意焉。《大学》所以治国平天下者，端在此耳。故曰于从政乎何有，言不难也。
冉子退朝［音潮］。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去声］闻之。”（冉有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国政。事，家事。以，用也。）
季氏专权，不议于公庭而议于私室，不议于大夫而谋于家臣，其无君甚矣。冉有曰政，夫子曰事，非诡辞也，所以正季氏无君之罪也。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去声］。’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
译樊迟向孔子请教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种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在上位者崇尚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在上位者崇尚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在上位者崇尚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诚实。如果这样，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前来归附，哪里用得着去种庄稼呢？”
耕种庄稼和蔬菜，是小人做的事。礼、义、信，是君子做的事。在上位者所崇尚的如果宏大，那么在下面的人就没有谁敢不顺应，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像归家一样跟随他。哪里用得着去种庄稼呢？孟子驳斥陈相，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通；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这一章可以看出古人读书，无非是为了切合自身的实际事务。熟读三百篇后，如果不通晓为政的道理，不能独立应对四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诗经》与政事相通，所以能通晓政理；《诗经》可以用来表达言辞，所以能独立应对。
孔子说：“自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也能行得通；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了命令也不会有人服从。”
行为端正，就不下命令也能行得通；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了命令也不会有人服从。行得通与不服从，有着决然一定且不可改变的道理。究竟是什么使之如此呢？这道理存在于人心中，怎么能泯灭呢。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样。”
鲁国和卫国，本来就是兄弟之国。世道衰微，道德微弱，两国不能互相推崇，它们的政事也就相差无几。
孔子评论卫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持家。刚开始有一点财产时，他说：‘差不多够用了。’财产稍多一些时，他说：‘差不多完备了。’财产很多时，他说：‘差不多完美了。’”
善于持家，就是善于处理家事。刚开始有一点财产时说差不多够用，是说家道可以粗略地聚合，并不是喜欢财富的聚集。财产稍多一些时说差不多完备，是说家道可以粗略地齐全，并不是喜欢财富的充足。财产很多时说差不多完美，是说家道可以粗略地美好，并不是喜欢富有本身的美好。富贵之家的大吉大利，隐约可见，如果所喜好的是富有，圣人怎么会称赞他呢。“苟”字含有谦逊克制、自我修养的意思。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聚集人口称为庶，那么就不能不使他们富裕。凭借富裕能够进行教化，那么就不能不教化他们。自从井田制废除后，百姓就不富裕了。自从学校废除后，百姓就不受教化了。孔子的这番话，是王政实施的次序。
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取得成功。”
春秋时期的百姓，急切地盼望治理。而先王的制度，大概还留存着。圣人治理起来特别容易着力。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是因为感化迅速。三年就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教化融洽。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废除杀戮了。这话真是对啊！”
善人比起圣人，功业教化固然不能相比。然而历经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废除杀戮。后世的郡县虽然也有治理国家的寄托，但官员频繁调动更换如同旅馆，真正有志于为民者，几十年也难遇一次。消除残暴、废除杀戮的效果，怎么能看得见呢。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
圣人的功业教化固然很快，但一定要经过三十年之久，然后才能让百姓达到仁的境界。大概是因为使百姓富裕并教化他们，不是一两年间的事。当时风俗大坏，必须让百姓生长在教化的环境中。直到恩泽广被，才能形成仁爱的风俗。那么三年所说的取得成功，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所成就的，是三十年规模的开端。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孔子对于端正自身的方法，多次表达心意。《大学》中用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关键就在这里。所以说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意思是并不难。
冉有从季氏的私朝退下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冉有回答说：“有国政。”孔子说：“那是家事。如果有国政，即使不任用我，我也会听说。”
季氏专权，不在公庭商议而在私室商议，不和大夫商议而和家臣谋划，他无视君主太严重了。冉有说是国政，孔子说是家事，这不是诡辩，是为了纠正季氏无视君主的罪过。
鲁定公问：“有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说话不能这样期待它有那么大的功效。人们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就几乎是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了吗？”
丧［去声下同］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几，近也。）
译“一句话就能导致国家灭亡，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如此接近事实。人们常说：‘我做国君没有什么乐趣，唯一的乐趣就是我说什么也没有人违抗我。’如果他说得好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他说得不好而也没有人违抗，不就几乎是一句话就导致国家灭亡了吗？”
知克艰者，必无宴安鸩毒之祸，邦所以兴。乐面从者，必无法家拂士之言，邦所以丧。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音悦］，远者来。”（叶公，见述而篇）
说之义，兑卦详矣，非有以深服乎其心，不可强也。所以近者说，则远者来矣。
子夏为莒［居吕切］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莒父，鲁邑名。）
欲速者，事事迫切，安能远到。见小者，处处窒碍，安能大成。弘则无此病矣。
叶公语［去声］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去声下同］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证父攘羊，贼恩甚矣，谓之直可乎？知贼恩之非直，则父子之相隐，乃不直之直也，故曰在其中。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才不放逸，则本心本自无害。居处恭，不放逸于暗室屋漏之地也。执事敬，与人忠，不放逸于交事应物之时也。然有须臾间断，便不可直。云夷狄则其它之不弃可知。此言用力于仁，至为精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去声］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去声］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去声］必果，硁硁［苦耕切］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所交切］之人，何足算［悉乱切］也。”（果，必行也。硁，小石之坚确者。噫，心不平声。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数也。）
耻之于人，大矣。然有耻，非其耻者焉。世之人，一切外物稍不如人，则知恶之。至于天爵良贵，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自别于禽兽者，乃甘心自弃，溷溷于蛆蝇粪壤而不知反然，则行已而有耻者，岂不甚可贵乎？行已有耻，方说得不辱君命。子贡善为说辞，故警之以此。若夫孝弟闻于宗党，则行已之一端，所以为次也。言必信，行必果，非大人之事，比孝悌不同矣，所以又为次。下是，则浅中狭量，小器易盈，真溷溷之徒耳，何足数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音绢］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者由中而行，无过不及之名也，然而岂易得哉？惟不可得，故思其次。狂者行有不掩，未免于过，却能有志，不肯苟安，故曰进取。狷者不屑不洁，未免不及，却知自好，不肯妄作，故曰有所不为。惟进取而后可与进也，惟有所不为而后可与有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胡登切］，不可以作巫医。’善夫［音扶］！”“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南人，南国之人。恒，常久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易》恒卦九三爻辞也。）
巫而无常，必至于慢神。医而无常，必至于误疾。巫医而无常且不可，况为德者乎！羞辱继之也必矣，故曰不占。言此爻辞，所示不待占而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如和羹，同如济水。有善相告，有过相规，不为苟异，此之谓和。诩诩取下，不择是非，务为苟合，此之谓同。和则不同矣，同则不和矣。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去声］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去声］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乡人皆好之，安知非愿人之徒乎？乡人皆恶之，安知非独行之士乎？是非特未定也。惟为善者之所好，为不善者之所恶，则其人不言而决矣。是故不得于君子而得于小人，有识者耻之。
子曰：“君子易［去声下同］事而难说［音悦下同］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译懂得克服艰难的人，必定不会遭受安逸享乐和毒害自身的祸患，国家因此得以兴盛。喜欢表面顺从的人，必定听不到法度之士和诤臣的直言，国家因此走向灭亡。
叶公问政。孔子说：“使近处的人喜悦，远处的人就会来归附。”（叶公，见《述而》篇）
“悦”的含义，在兑卦中已经详细阐述了，如果没有办法使人心深处信服，是不能强求的。所以近处的人喜悦了，远处的人就会来归附了。
子夏担任莒父的长官，问政。孔子说：“不要追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追求速成，就不能达到目的；贪图小利，就成就不了大事。”（莒父，鲁国的邑名。）
追求速成的人，事事急切，怎么能达到远大的目标。贪图小利的人，处处受阻，怎么能成就大的事业。心胸弘大的人就没有这种弊病了。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儿子就出来作证。”孔子说：“我们那里的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的。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父亲偷羊儿子作证，严重伤害了恩情，这能叫正直吗？知道伤害恩情不是正直，那么父子互相隐瞒，就是看似不直却蕴含正直的行为，所以说正直就在其中。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务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丢弃这些品德。”
才思不放纵懈怠，那么本心本来就没有害处。日常起居恭敬，是在暗室屋漏之处不放纵懈怠。处理事务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诚，是在与人交往、应对事物时不放纵懈怠。然而如果有片刻间断，就不能算是正直了。说到夷狄之地都不丢弃，那么其他方面不丢弃就可想而知了。这段话讲在仁上用力，极为精切。
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敬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断，这是固执浅薄的小人呀！但也还可以算作再次一等的了。”子贡说：“现在执政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唉！那些气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数得上呢？”（果，必定实行。硁，小石头坚硬的样子。噫，心中不平的声音。斗，量器，容量十升。筲，竹器，容量二斗。算，计算、数。）
羞耻心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然而有羞耻心，并不是指那些不该羞耻的事。世上的人，一切外物稍微不如别人，就知道厌恶。至于上天赋予的尊贵品德，上天给予我的，以及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东西，却甘心自我放弃，混迹于蛆蝇粪土之中而不知道反省，那么，行为有羞耻心的人，难道不是非常可贵吗？只有行为有羞耻心，才能说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子贡擅长辞令，所以用这话警示他。至于孝顺悌爱在宗族乡里闻名，这是行为的一个方面，所以列为次一等。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断，这不是大人物的作为，与孝悌不同，所以又列为次一等。再往下，就是浅薄狭隘、器量狭小、容易满足的人，真是混迹于污浊的徒众罢了，哪里值得数得上呢。
孔子说：“得不到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那一定是狂者和狷介者吧！狂者进取，狷介者有所不为。”
中庸之道的人遵循中道而行，没有过度和不及的毛病，然而这难道容易得到吗？正因为难以得到，所以考虑次一等的。狂者行为有不能掩藏之处，未免有过失，却能有志向，不肯苟且安身，所以说进取。狷介者不屑于不洁净的事，未免有不及之处，却知道自爱，不肯妄为，所以说有所不为。只有进取的人才可以与之共同进步，只有有所不为的人才可以与之有所作为。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连巫医都做不了。’说得好啊！”“不能恒久保持德行，或许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不用占卜就知道了。”（南人，南国的人。恒，长久。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易经》恒卦九三爻的爻辞。）
巫师如果没有恒心，必定会怠慢神灵。医生如果没有恒心，必定会误诊疾病。巫医没有恒心尚且不行，何况修养德行的人呢！羞辱随之而来是必然的，所以说不用占卜。意思是这句爻辞所显示的，不待占卜就知道了。
孔子说：“君子和谐但不盲从，小人盲从但不和谐。”
和谐如同调和羹汤，盲从如同济水合流。有善行互相告知，有过失互相规劝，不刻意标新立异，这就叫和谐。阿谀奉承以取悦他人，不辨是非，务求苟且迎合，这就叫盲从。和谐就不会盲从，盲从就不会和谐。
子贡问：“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全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全乡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
全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知道他不是讨好众人的乡愿之徒呢？全乡的人都厌恶他，怎么知道他不是特立独行的士人呢？是非特别难以确定。只有被好人喜欢，被坏人厌恶，那么这个人的品行不言自明了。所以得不到君子的认可而得到小人的认可，有见识的人以此为耻。
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不用正道取悦他，他不会喜悦。等到他使用人时，会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小人难以侍奉，却容易取悦。即使不用正道取悦他，他也会喜悦。等到他使用人时，会求全责备。”
随材器使，故易事。侧媚无所容，故难说。小人则不然。殉己之欲而正大者，必不投。责人以苛而真才实能者，未必察。公则弘，私则隘也。
译根据才能来任用，所以容易共事。阿谀奉承没有容身之地，所以难以用花言巧语取悦。小人就不是这样。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背离正道的人，必定不会迎合。对人苛刻而真正有才能的人，未必能被察觉。公正则胸怀宽广，自私则心胸狭隘。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心广体胖，自然不骄。志满气盈，自然不泰。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木，质朴也。讷，迟钝也。）
刚毅则不回挠，木讷则不浮驰，如此等人，资质最美，略无疵病，无世俗污浊之过，学易为力，非近仁乎？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怡怡，和说也。）
子路问士，而夫子独以朋友兄弟答之。盖三纲五常之道，由朋友而明忠告，善道所系大矣。兄弟，同气也。惟弟不念天显，兄亦弗念鞠子哀，则其于人道何如也。友于兄弟，乃所以孝于父母。然则朋友兄弟之于士行，岂不甚重矣哉。曰切切、偲偲，曰怡怡，与行行气象不同，所以勉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教民，岂教之战哉。七年之久，必有以得乎其心者，虽胜残去杀之效尚远，然亦可以犯难而不携矣。此与前为邦百年皆著，亦可以三字备见善人事体。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古者兵农未分，伍两军师之法乃其素习，不待教也。况春秋之世乎。夫子之言，为无义战而叹耳。知教则知亲其上，死其长。
宪问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原思名。谷，禄也。）
不知得时，所以行道。不知俭德，所以避难。龊龊然但志于禄，岂不甚可耻哉。虽然知耻者，不如是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此亦原宪之问也。克，好胜也。伐，夸伐也。怨，忿恨也。欲，嗜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特强遏力制而不发耳。其病固在也。故曰不可以为仁。仁者，常觉常明，空洞无体，元不费分毫力，何遏制之有哉。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居，固人之所安也。怀之则苟安矣。有志者不然。非必役役于外而后谓之不怀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去声下同］；邦无道，危行言孙［去声］。”（危，高峻也。孙，柔顺也。）
邦有道而不能危言，则非尽忠。邦无道而不能言孙，则非免祸。若夫坚节正操，所谓确乎不可拔者，则未始随世而变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不必，未必也。）
德非期于言也，和顺积中则自然有言。仁非期于勇也，养而无害则自然有勇。然则言岂颊舌，而勇岂血气之谓哉？
南宫适［古活切］问于孔子曰：“羿［音诣］善射，奡［五报切］荡［土浪切］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宫适即南容也。羿，有穷之君，善射，灭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杀羿而代之。奡，春秋传作浇，浞之子也，力能陆地行舟，后为夏后少康所诛。禹平水土，暨稷播种，禹受舜禅，稷后为周。）
善射荡舟，不得其死。而躬稼者，乃能有天下。德力之效何如哉。夫子不答，默领其意也。出而称之，恐没其善也。非君子必无此见，非尚德必无此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音扶］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念虑之微，纤毫微动，便是违仁，岂若小人之所谓不仁者哉。颠冥人欲横流之中，醉生梦死，浮沉溷溷，安知本心之本仁也。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劳之者所以爱也，诲之者所以忠也。不然是祸之耳，何谓忠爱。
子曰：“为命，裨［婢之切］谌［时林切］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为命，为辞命也。四人皆郑大夫。草创，制草稿也。世叔，游吉也。《春秋》传作子大叔。讨论，讲究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孙挥也。
译孔子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安详舒泰。”
心胸宽广、身体安适，自然就不会骄傲；志向自满、气焰嚣张，自然就不会安详舒泰。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这就接近仁德了。”（木，指质朴；讷，指迟钝。）
刚强坚毅就不会屈从妥协，质朴迟钝就不会轻浮放纵，像这样的人，资质最为美好，几乎没有缺点毛病，没有世俗污浊的过失，学习起来容易得力，这难道不是接近仁德吗？
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切磋勉励、和乐融洽的样子，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切磋勉励，兄弟之间和乐融洽。”（切切，指恳切周到；偲偲，指详细勉励；怡怡，指和乐喜悦。）
子路问什么是士，而孔子只以朋友和兄弟的关系来回答。这是因为三纲五常的道理，通过朋友关系可以明白忠告善道的重要性，关系重大。兄弟是同胞骨肉，如果弟弟不念上天显赫的恩德，兄长也不念抚育子女的辛劳，那么他们对于人道又怎么样呢？友爱兄弟，正是孝顺父母的表现。那么朋友和兄弟对于士的品行，难道不是非常重要吗？说切磋勉励，说和乐融洽，与那种傲慢自大的气象不同，所以用来勉励他们。
孔子说：“善人教化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
善人教化百姓，难道是教他们打仗吗？经过七年的长久教化，必定有能打动他们内心的地方，虽然离战胜残暴、废除杀戮的效果还远，但也能够让他们在危难面前不离心离德。这与前面说的治理国家需要百年，都体现了“亦可以”这三个字所蕴含的善人办事的体统。
孔子说：“让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
古代兵农不分，伍、两、军、师的编制方法是百姓平时就熟悉的，不需要特别教导。何况是春秋时代呢？孔子的话，是对没有正义之战而叹息罢了。懂得教化，百姓就会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
宪问第十四
原宪问什么是可耻。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拿俸禄；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拿俸禄，这就是可耻的。”（宪，是原思的名字；谷，指俸禄。）
不知道顺应时势，所以能推行道义；不知道节俭德行，所以能躲避祸难。拘谨狭隘地只志在俸禄，难道不是很可耻吗？虽然如此，知道可耻的人，不是这样的。
“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些毛病都不表现出来，可以算是仁德了吗？”孔子说：“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算仁德，我就不知道了。”（这也是原宪问的。克，指好胜；伐，指自夸；怨，指忿恨；欲，指贪欲。）
好胜、自夸、怨恨、贪欲不表现出来，只是勉强抑制而没有发作罢了。它们的病根依然存在。所以说不能算仁德。仁德的人，常常自觉清醒，内心空明没有形体，根本不用费半分力气，哪里有什么遏制呢？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安逸，就不配称为士了。”
安居，本来是人所安适的。留恋它就会苟且安适。有志向的人不是这样。不一定非要在外奔波劳碌才叫不留恋安逸。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行为正直，言语谦逊。”（危，指高峻、正直；孙，通“逊”，指柔顺、谦逊。）
国家政治清明而不能言语正直，就不是尽忠；国家政治黑暗而不能言语谦逊，就不是避祸。至于坚守节操、端正品行，所谓坚定不可动摇的，从来不会随着世道而改变。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有仁爱。”（不必，指未必。）
德行并不刻意追求言论，和顺之气积聚在心中，自然就会有言论。仁爱并不刻意追求勇气，修养而没有妨害，自然就会有勇气。那么言论难道是仅仅靠嘴皮子，而勇气难道是仅仅靠血气之勇吗？
南宫适问孔子说：“后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耕种，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退出。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真是崇尚德行啊！”（南宫适就是南容。羿，是有穷国的君主，善于射箭，杀了夏后相而篡夺了他的位置。他的臣子寒浞又杀了羿而取代他。奡，《春秋》传中写作浇，是寒浞的儿子，力气大得能在陆地上行船，后来被夏后少康所杀。禹治理水土，稷播种谷物，禹接受舜的禅让，稷的后代建立了周朝。）
善于射箭和水战的，不得好死；而亲自耕种的，却能拥有天下。德行与力量的效果怎么样呢？孔子没有回答，是默默领会他的意思。等他出来后称赞他，是怕埋没他的善举。不是君子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见解，不是崇尚德行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言论。
孔子说：“君子中不仁爱的人是有的。但没有小人是仁爱的。”
念头思虑的细微之处，稍有毫厘的动摇，就是违背仁德，这哪里像小人所谓的不仁呢？小人沉沦在人欲横流之中，醉生梦死，混混沌沌，哪里知道本心原本的仁德呢？
孔子说：“爱他，能不让他勤劳吗？忠于他，能不教导他吗？”
让他勤劳是因为爱他，教导他是因为忠于他。不然就是祸害他罢了，怎么能叫忠和爱呢？
孔子说：“起草外交辞令，裨谌负责草拟初稿，世叔负责讨论审定，行人子羽负责修饰润色，东里子产负责最后润色定稿。”（为命，指起草外交辞令。这四个人都是郑国的大夫。草创，指制定草稿。世叔，是游吉。《春秋》传中写作子大叔。讨论，指讲究研究。行人，是掌管出使的官职。子羽，是公孙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