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卷十二

译资质不齐，是人的才能，这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地方。诚心修养，是用来回归人的共同本性并改变其差异的。用不美好的资质，想要改变而变得美好，如果不加倍努力，不足以达到目的。现在用粗疏草率的学习方法，有时做有时停，想要改变那不美好的资质，等到不能改变时，就说“天生的资质不美好，不是学习所能改变的”，这是果断地自我放弃，这作为不仁德的行为太过分了。

译有人问：“诚”的含义，能否详细说说呢？回答说：这很难说清楚。暂且从它的字面意思来说，就是真实无妄。如果从事理方面来看，凡是获得“诚”这个名称的，也都随着所指范围的大小，而都含有真实无妄的意思。大概从自然之理来说，天地之间，只有天理是最真实而无妄的，所以天理获得了“诚”的名称。比如所说的“天道”、“鬼神之德”就是如此。从德的方面来说，在有生命的种类中，只有圣人的心是最真实而无妄的，所以圣人获得了“诚”的名称。比如所说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就是如此。至于就具体事情来说，一个念头的真实也是诚，一件事的真实也是诚，一种行为的真实也是诚。这样看来，虽然大小不同，但它们的意义所归向的，无不在“实”上。问：那么天理和圣人之所以如此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一是纯，二是杂。纯就是诚，杂就是妄。这是常物的大致情况。天之所以为天，是因为它空旷寂寥没有迹象，而万理兼备，无所不具，然而它的本体只是一个而已，从来没有其他事物来混杂它。所以它无声无臭，无思无为，而一元之气，春秋冬夏，昼夜昏明，未曾有一息的差错。天下的万物，无论宏大细微，飞潜动植，也都无不各自获得性命的正理以生存，未曾有一毫的偏差。这就是天理之所以真实而无妄的原因。至于人和物的产生，性命的正理，固然也都是天理的真实，但由于气质的偏颇，口鼻耳目四肢的喜好遮蔽了它，从而产生了私欲。所以当恻隐之心发动时，如果夹杂了嫉妒伤害之心，那么作为仁的部分就不真实了；当羞恶之心发动时，如果夹杂了贪婪愚昧之心，那么作为义的部分就不真实了。这就是中等资质的人的心，虽然想要努力行善，但内外隐显常常不免于两样，甚至发展到诈伪欺瞒，最终堕落到小人的行列，就是因为这两种因素混杂的缘故。只有圣人，气质清纯，浑然天理，起初没有人的私欲来妨害他，所以仁就表里都是仁，没有一毫不仁；义就表里都是义，没有一毫不义。他的德行，固然囊括天下的善而没有一件事遗漏，他的行善，又达到天下的极致而没有一毫不足。这就是他之所以不勉不思，从容合乎中道，而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的原因。问：那么常人难免有私欲，而无法使德行真实，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圣人已经说过了，也就是选择善而坚定不移地坚持罢了。对于天下的事情，都知道这样是善而不能不做，知道这样是恶而不能不去，那么他行善去恶的心，本来就已经笃定了。于是又加上坚定不移的功夫，即使在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也一定戒慎恐惧而不敢懈怠。那么凡是所谓的私欲，出来无法施加于外，进去无法藏匿于内，自然会消磨泯灭，不能成为我的弊病。而我的德行，又何必担心不真实呢？这就是所谓的“诚之”了。

又说：“自然真实的，是天；必须追求真实的，是人而合于天。”

由真诚而明白，叫做天性【自由】；由明白而真诚，叫做教化。真诚就会明白，明白就会真诚。

朱熹说：“德行无不真实，而智慧无不照察的，是圣人的德行，是天生具有的，属于天道。先明白善，然后能使善真实的，是贤人的学问，是由教化而入的，属于人道。真诚就没有不明白的，明白就可以达到真诚了。”

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其次是推致善的端绪，推致善的端绪就能达到真诚，真诚就会显现，显现就会显著，显著就会明白，明白就会感动，感动就会变化，变化就会化育。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化育万物。

朱熹说：“天下最真诚，是说圣人的德行真实，天下没有人能超过他。充分发挥本性，是说德行无不真实，所以没有人的私欲，而天命在我身上的，观察它遵循它，无论巨细精粗，没有毫发不尽的。人和物的本性，也是我的本性，只是所赋予的形体气息不同，而有差异罢了。能充分发挥的，是说知道它没有不明白的，处理它没有不恰当的。”赞，就是助的意思。与天地参，是说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其次，是指大贤以下，凡是真诚没有达到极致的人来说的。致，是推致的意思。曲，是一偏的意思。形，是积累于中而发见于外；着，是更加显著了。明，是又有光辉发越的盛大。动，是真诚能感动万物；变，是万物随之变化，就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了。大概人的本性没有不同，而气则有差异，所以只有圣人能举其本性的全体而充分发挥。其次则必须从善端发见的偏处，而全部推致它，以各自达到极致。偏处无不推致，那么德行无不真实，而显现、显著、感动、变化的功效自然不能停止，积累到化育，那么他至诚的妙用也与圣人没有不同了。

又说：“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比如在父子关系中就是亲，在君臣关系中就是义，在兄弟关系中就是爱之类，自己没有一样不充分发挥。充分发挥人的本性，比如黎民百姓随着时势而和睦；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比如鸟兽鱼鳖都顺从。这样就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这些都是实事，不是私心的想象。”

译又说：“人处于天地之间，虽然只遵循同一个道理，但天与人所做的事，各自有各自的职分。人所能做的，天却有所不能做。比如天能化生万物，但耕种必须依靠人；水能滋润万物，但灌溉必须依靠人；火能烘干万物，但烧火做饭必须依靠人。成就万物、辅助万物，必须依靠人。如果不是辅助赞助，那又是什么呢？”

译吕大临说：“尧帝命令羲和，恭敬地顺应昊天。百姓的作息，依据平坦或险阻的地势；鸟兽的繁殖交配，以及换毛、长新毛、换绒羽，没有不让他知晓的，那么他所辅佐的作用就可以知道了。所谓辅佐，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不妄加干预，从而养育万物罢了。天地的化育，尚且有不足之处，必须依靠人的辅佐才能完备。那么天地没有人的辅佐就不能确立，所以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

臣按：辅助化育、参赞天地，是至诚的极致功效；而其根本，不过是尽己之性罢了。这就是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原因。其次的“致曲”，就是学习的具体事务。臣认为，“曲”就像“曲礼”中的“曲”。大概圣人天生知晓、安于践行，不需要通过“致曲”，自然就能尽性；自大贤以下，就必须在细微曲折之处下功夫，这就是前一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意思。颜回的“四勿”，曾子的“三省”，都是“致曲”的事情。

诚，是万物的本始和终结。没有诚，就没有万物。因此，君子以诚为贵。

朱熹说：“诚，就是真实罢了。然而在这篇中，有从理的真实来说的，比如‘诚之不可揜’之类；有从心的真实来说的，比如‘反诸身不诚’之类。读者各自根据文意所指去探寻，那么其含义就各自明白了。”所谓诚是万物的本始和终结，没有诚就没有万物，从理来说，天地的理极其真实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妄，所以从古至今没有一物是不真实的，而每一事物之中自始至终都是真实理所作为的；从心来说，圣人的心也极其真实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妄，所以从生到死没有一事是不真实的，而每一件事之中自始至终都是真实心所作为的。这就是所谓诚是万物的本始和终结的道理。如果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而其本心的真实尚且难免有间断，那么其真实有这颗心的初始，以至于还没有间断之前所做的事无不真实；等到间断之后，以至于还没有接续之前，凡是所说的作为都没有真实可言，虽然有事，也不异于没有。比如‘三月不违’，那么三个月之间所做的事都真实，而三个月之后难免有不真实。大概不违的始终就是事的始终；‘日月至焉’，那么到达的时候所做的事都真实，而离开之后难免有不真实。大概至焉的始终就是那事物的始终。这就是所谓‘不诚无物’的道理。由此来说，那么在天的本来就没有不真实的理，所以万物生于理的，必定有这个理才有这个物，没有没有其理而徒有不真实之物的；在人的或许有不真实的心，所以万物出于心的，必定有这个心的真实才有这个物的真实，没有没有其心的真实而能有其物的真实的。程子所谓‘彻头彻尾’，大概就是这样。

臣按，这一章的意义，上下都应当知道。从人君来说，必定有修德的实心，然后才有修德的实事；有爱民的实心，然后才有爱民的实事。没有没有这个心的真实，而能有这个事的真实的。由此推之，其余没有不是这样的。因此，君子以真实为贵。

天下的通达之道有五种，用来实行它们的是三种：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交往。这五种，是天下的通达之道。智、仁、勇三种，是天下的通达之德。用来实行它们的只有一个。

臣按：君臣、父子，直到朋友交往，这五种，是天下的共同道路，所以叫‘通达之道’。智、仁、勇三种，是人所共同具备的，所以叫‘通达之德’。道虽然是人所共同遵循的，然而如果没有智去达到它，那么君应当仁，臣应当敬，子应当孝，父应当慈，未必不蒙昧其所以然。智虽然达到了，而仁不能坚守；仁虽然能坚守，而勇不能决断，那么在应当实行的道理上，或者被私欲所夺，或者被利害所蔽，以至于蔑视天常而败坏人伦的很多。所以说‘用来实行它们的只有一个’。三德虽然人所共同具备，然而或者勉强为之，或者矫饰为之，那么智出于权术，仁流于姑息，勇过于强暴，而德就不是其德了。所以实行必定本于诚。一，就是诚。三者都真实而无妄，这就叫诚德。至于诚，那么用它来做君，必定尽君道；用它来做臣，必定尽臣道；处在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没有不尽其道的。汉高祖溺爱嬖宠，而导致人彘之祸，是因为私欲遮蔽了他的智；晋武帝违背亲命，而亏欠介弟之恩，是因为防贼害了他的仁；唐太宗在废承干、立李治的时候，几乎不能决断，是因为爱牵制了他的勇。那么人君对于三德，难道可以让有一种缺失吗？难道可以让有一种不出于诚吗【以上都讲诚】

孔子说：“好学接近于智，力行接近于仁，知耻接近于勇。知道这三者，就知道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知道如何治理人；知道如何治理人，就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国家了。”

臣按：前一章既讲了三种通达之德，这里又教人入德的路径。智必定是上智，仁必定是至仁，勇必定是大勇，然后才算是极致。然而岂能轻易达到呢？如果能好学不倦，也就接近于智了。力行不已，也就接近于仁了。以不如人为耻，也就接近于勇了。大概好学所以明

译理是根本，努力践行是用来增进道德的，知道羞耻是用来坚定志向的。能够在这三者上用力，那么所谓的三种通达的德行，或许就可以逐渐达到了。明白了这三者，那么修身和治理他人的道理，就不超出这个范围了。从自身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只是将这一道理推广开来罢了。【本章讲的是智、仁、勇】

译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人家！你不远千里而来，大概将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主意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

臣按：《孟子》七篇以仁义为首，这是其开宗明义的深远用意。程颐曾说：“孔子谈论仁，不曾兼谈义，唯独在《易经》中说‘确立做人的道理在于仁与义’，而孟子谈论仁必定以义相配，可以说对圣人之道有大功了。”《梁惠王》这一章，臣已在《义利篇》中著录，所以不再全部抄录。

孟子说：“仁，是人安适的住宅；义，是人正确的道路。空着安适的住宅不住，舍弃正确的道路不走，真是可悲啊！”

臣按：仁，是心的德性。心存在于仁，就安适；反之，就危险。义，是心的节制。身体遵循义，就端正；反之，就邪僻。这两者都是我们自身所具有的，却甘心自我抛弃。这就像空着最安适的住宅，而寄身于空旷荒野；背离最正确的道路，而奔向荆棘丛生的小路。这是圣贤深深哀叹的。

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相差无几。平民百姓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通晓万事万物，明察人伦关系，是出于仁义而行事，而不是刻意去实行仁义。臣按：人与万物相差也很远了，而孟子认为相差无几，大概是因为人和物都有一颗心，但人能保存它而物不能保存，不同的只有这一点罢了。人类之中有普通百姓，也有这颗心却不能保存，这就是禽兽。只有君子能保存，所以才不同于万物。至于大舜的圣明，则通晓万物之所以为万物，明察人之所以为人，不需要刻意去保存而自然保存。大概刻意去保存还需要用力，舜则是自身就是天理，天理就是自身，浑然一体没有间隙而不需要用力，这就是所说的生来就知道、安然实行，从容合乎中道的人。出于仁义而行，那么自身与天理合一；刻意实行仁义，那么自身与天理分离。然而还没有达到舜的境界，那么用来实行仁义的，正是应当努力的地方。实行久了，久了就熟练，熟练了就安适，那么与出于仁义而行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商汤、周武王返归天理的事迹，有志于学习圣人的人，不可以不努力。

王子垫问：“士做什么事？”孟子说：“崇尚志向。”问：“什么叫崇尚志向？”答：“只是仁义罢了。杀害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不是自己所有的却去夺取，是不义。住宅，在哪里？在仁；道路，在哪里？在义。居住在仁，遵循义，君子的事业就完备了。”臣按：王子垫，一定是当时国君的儿子，天子诸侯的儿子，那些未被任命官职的都称为士。看他的提问和孟子的回答，这个人一定是有志向的。杀害一个无罪的人，就是不仁；不是自己所有的却去夺取，就是不义。当时，天下有七个战国，争夺土地而战争，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战争，杀人满城。他们杀戮无罪的人很多，这是极不仁的。侵犯别人的领土，夺取别人的宝物，不是自己所有的却去夺取的人很多，这是极不义的。然而当时的君主习惯于这样做，未必知道这是不仁不义，所以孟子斥责并说明，使他们以不仁为戒，而所居常在于仁；以不义为戒，而所由常在于义。这样那么君子的事业就完备了。孟子这些话，用来挽救泛滥的祸患，保全百姓的生命，他的功劳难道小吗？作为君主的人，应当品味这些话来自我警戒。

孟子说：“人都有不忍心的地方，把它推广到那些能忍心的地方，就是仁；人都有不肯做的事，把它推广到那些肯做的事，就是义。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之不竭了；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偷盗的心，那么义就用之不竭了。人如果能扩充不愿接受轻贱称呼的羞耻心，那么无论到哪里都合乎义了。”

臣按：孟子这一章，教导人们善于推演自己的行为。有所不忍心，有所不肯做，这是心的端正。能有这颗心并推演它，即使那些能忍心的也不忍心，就是仁；即使那些肯做的也不肯做，就是义。比如不想害人，这就是所说的不忍心。私欲一动，那么原本不忍心的有时也就忍心了。不想偷盗，这就是所说的不肯做。私欲一动，那么原本不肯做的有时也就做了。只有能就这颗心去扩充它，害人的事固然不想做，那些还没到害人的地步的事，也都不想去做，仁难道还用之不竭吗？偷盗的事固然不肯做，那些还没到偷盗地步的事，也都不肯做，义难道还用之不竭吗？“尔”、“汝”是人们轻贱的称呼，知道羞耻的人不肯接受，这就是所说的羞恶之心。能从此去扩充它，那么无论到哪里都合乎义了。大抵人的本心，没有不善的，因为被利欲淹没，而失去了本心，所以逐渐堕落，于是流于不善。比如跑了一百步，知道羞耻；而跑了五十步却不以为耻，何不连五十步也不跑呢？每月偷一只鸡，知道羞耻；每年偷一只却不以为耻，何不连每年偷一只也不做呢？知道这些之后，才知道孟子“扩充”的说法【以上兼言仁义】

孟子说：“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是知道这两者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节制修饰这两者；乐的实质，是喜爱这两者。喜爱就产生了，产生了就怎么能够停止呢？怎么能够停止，就会不知不觉地脚踩地、手舞动。”

臣按：这是孟子明确指出仁义智礼乐的实质，使人知道用力的地方。仁

译义的道理广大无边，但其切实的落脚点，仅仅在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因为这两者是人天生的良知良能，天性的真实就在这里显现。想要践行仁义的人，只需在这两方面下功夫罢了，否则就会漫无目标、浮泛空疏，找不到可以依托的坚实根基。真正懂得这两者，坚守它们而不背离，就是智的真实内涵；对这两者加以节制和修饰，使其符合隆重与简省的适宜程度，就是礼的真实内涵；在这两件事上践行并感到快乐，有从容安适的情态，没有勉强造作的行为，就是乐的真实内涵。因为天下的善行，没有超出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之外的。如果达到了快乐的境界，那么内心就会自然而然地充满生机，舒展通畅，停不下来。脚所踏出的步伐，手所舞动的身姿，也将会出现不知其然而然的自然状态。然而，如果不深入研习并切实体悟，谁能识得其中的滋味呢？【这一章同时论述了仁、义、智、礼、乐】

译孟子说：“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是人心安适的居所。没有人阻止却不去行仁，这是不智。”

朱熹说：“仁，是天地化生万物的本心，人禀受它最为先，并且统摄义、礼、智、信四者。所谓‘元’，就是众善的首领。所以说：‘仁作为尊贵的爵位在人身上，就是本心全体的德性，有天理自然的安适，没有人欲防范沉溺的危险。’人应当常处于其中，片刻也不能离开。所以说：‘安宅。’”

臣按：仁，是我本来具有的，如果我想去实行它，谁能阻止我呢？却甘心于不仁，难道不是不智吗？所以仁与智二者，常常相互依存。不仁，就是不智；不智，就是不仁。

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护它们但不施以仁；对于百姓，施以仁但不亲近。亲近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物指禽兽草木，爱物指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臣按：天下的道理是统一的，但分别则不同。凡是在天地之间生长的，没有不是天地的子女，与我同气的。这就叫作理一。然而亲人，是我的同体；百姓，是我的同类；而万物则是异类了。这就叫作分殊。因为理一，所以仁爱的施行没有不普遍的；因为分殊，所以仁爱的施行就有差别。如果把亲近亲人的道理施用于百姓，那么亲疏就没有区别了，这就等于轻视亲人；如果把仁爱百姓的道理施用于万物，那么贵贱就没有区别了，这就等于轻视百姓。所以对亲人就亲近他们，对百姓就仁爱他们，对万物就爱护他们。合起来说，都是仁；分开来说，就有次序。这就是二帝三王的道理不同于杨朱、墨翟的原因【本章讲仁的施行】。

孟子说：“行仁就光荣，不行仁就受辱。现在厌恶受辱却居于不仁，这就像厌恶潮湿却居于低洼之地一样。”

张栻说：“行仁的人并非有意追求光荣，行仁的人本来就会光荣。在自身则心和气平，德性尊贵而暴慢远离；在家庭则父子亲爱，兄弟和睦，夫妇有义，长幼有序。推广到国家则国家治理，施用于天下则天下太平，没有哪里不光荣的。至于不仁的人，违背天理而顺从私欲，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何况其他呢？人的常情，谁不厌恶受辱？却把自己置于不仁，这是因为被私欲遮蔽，而蒙昧了荣辱的征兆的缘故。”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国家之所以废兴存亡，也是这样。天子不仁，不能保全四海；诸侯不仁，不能保全社稷；卿大夫不仁，不能保全宗庙；士庶人不仁，不能保全身体。现在厌恶死亡却乐于不仁，这就像厌恶醉酒却强饮烈酒一样。”

臣按：孟子这一章明白峻厉，从天子到庶人，都应当信奉并用来警戒自己。然而所谓不仁，不是别的，就是放纵人欲以灭绝天理罢了。人欲放纵而天理灭绝，其祸害竟然达到如此地步，能不畏惧吗！

孟子说：“《诗经》说：‘商的子孙，其数不止十万【丽是数，亿是十万】。上帝已经降命，让他们臣服于周【言成为周的诸侯】。臣服于周，天命没有恒常。’‘殷的士人美好敏捷，在京城主持祭祀【肤，美；敏，速；裸将，主持祭事】。孔子说：‘仁不能靠人多来成就。如果国君喜好仁，天下就没有敌手。现在想要天下无敌，却不依靠仁，这就像手执热物却不用水洗一样。’《诗经》说：‘谁能手执热物，却不用水洗呢？’”

臣按：这是《大雅·文王》中的诗句。商的子孙，成为周的诸侯；殷的美好士人，奔走于周的宗庙祭祀。天命有什么恒常的呢？成汤因为仁，所以天命归于商；纣王因为不仁，所以天命转而归于周。商的子孙，数以十万计，可以说很多，但不能保存商朝，是因为周的仁，即使人多也无用武之地。孟子举此例，以说明国君喜好仁，则天下没有能敌对的人，感叹当时并非如此。前后三章，三次取喻：说“厌恶潮湿却居于低洼之地”，“厌恶醉酒却强饮烈酒”，“手执热物却不用水洗”。其对世主的警戒，深切啊。

孟子说：“不仁的人，可以和他说话吗？他安于危险而利于灾祸，以导致灭亡的东西为快乐。如果不仁的人可以和他说话，那么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

臣按：自古以来，危乱的时代，未曾没有忠言。祖伊曾经劝谏纣王，召穆公曾经劝谏厉王，李斯曾经劝谏秦二世。而这三位君主不听，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不仁，所以颠倒迷乱，以危为安，以灾为利，以取亡之道为可乐。做君主的谁不想要安存而厌恶危亡？却反而容易达到这种地步，这是因为私欲遮蔽而失去本心的缘故。汉武帝垂老而能听从田千秋，所以汉朝不至于大乱；唐德宗流亡而能听从陆贽，所以唐朝不至于灭亡。确实，如果不仁的人可以和他说话，还可以保存他的国家。虽然如此，也只是勉强免于灭亡罢了。如果仁人在上位，即使处于治安的时代，也乐于听取危乱之言，因此长治久安而没有后患。唉！这难道是汉武帝、唐德宗所能比得上的吗？

孟子说：“桀、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方法，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了。得到百姓有方法，得到民心就得到百姓了。得到民心有方法，百姓想要的，就为他们积聚；百姓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罢了。”

译百姓归向仁德，就像水向下流、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把鱼赶到深渊里的，是水獭；把鸟雀赶到丛林里的，是鹯；把百姓赶到商汤和周武王那里的，是夏桀和商纣。现在天下的君主中如果有喜好仁德的，那么诸侯都会替他驱赶百姓，即使他想不称王，也不可能了。

译臣按：本章的要旨，在于“所欲与聚，所恶勿施”这两句话。《大学》说：“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就叫做百姓的父母。”父母对于子女，内心真诚地探求他们的需求，想要的没有不给予的，厌恶的没有不除去的。君主对于百姓，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在战国时期，君主把百姓当作禽兽，往往把百姓厌恶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所以孟子急切地加以论述。仁爱的人，难道有使天下归附自己的私心吗？水向下流，野兽跑向旷野，这是自然的道理，不是刻意去做而做的。所以张栻说：“遵循天理而没有利于天下的心，而天下归附他，这是夏禹、商汤、周文王三位圣王称王天下的原因。”假借这种道理，也得以得到天下的，汉朝、唐朝就是这样。所以秦朝为汉朝驱赶百姓，隋朝为唐朝驱赶百姓。身为百姓之上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戒吗！

孟子说：“梁惠王真是不仁啊！仁爱的人，把他所爱的人推广到他所不爱的人身上；不仁的人，把他所不爱的人的祸害推广到他所爱的人身上。”公孙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梁惠王为了土地的缘故，使百姓糜烂牺牲而去作战，大败之后，打算再战，恐怕不能取胜，所以驱使他所爱的子弟去殉难，这就叫做把他所不爱的人的祸害推广到他所爱的人身上【指让太子申与齐国作战被齐国俘虏这件事】。

臣按：人的情感，谁不爱自己的亲人？而梁惠王竟然颠倒到这种地步，是因为贪得之心占了上风，所以天理熄灭，人欲横流，而达到这种极端。朱熹说：“仁人的恩惠，从内部扩展到外部；不仁者的祸害，从疏远的人波及到亲近的人。”这话把道理说尽了。唉！梁惠王为了土地的缘故，驱使子弟去殉难，所以孟子讥讽他不仁。后世的君主，有因为猜忌防备而杀子的，如汉武帝、唐明皇，他们的事情虽然不同，但用心是一样的。大概梁惠王贪得，所以驱使子弟去作战而不加防备；两位君主患失，所以因为防备而杀子而不加辩白。这都是由于私欲的蒙蔽，而遮蔽了本心。孟子关于君道谈论仁，特别恳切，所以详细地记载在篇中【以上专门谈论仁】。

以上论述我们道统源流的正统二

大学衍义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的要旨一

明辨道术

异端学术的偏差

孔子说：“钻研异端邪说，这是有害的。”【攻，专心研究的意思，如同攻金、攻木中的攻】

臣按：异端的名称，开始见于这里，是说它不是圣人的正道，而另外成为一种端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学问，君子应当尽心去研究。如果舍弃这些而专心研究异端，难道没有害处吗？有人怀疑那时异端还没有兴起，孔子所指的对象，不知道是谁。臣认为老聃、杨朱、墨翟，都与孔子同时代，只是因为洙泗（孔子讲学之地）的教化正兴盛，所以他们的学说未能肆意传播。孔子的话，必定是有感而发。

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称赞先生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天下的言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翟。杨氏主张为我，这是无视君主；墨氏主张兼爱，这是无视父亲。无视父亲和君主，这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马厩里有肥壮的马，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率领野兽来吃人。杨墨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学说不能彰显，这是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仁义被充塞，就会率领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食，我对此感到恐惧。”捍卫先圣的道【闲，防卫的意思】，抵御杨墨【距，抵御的意思】，放逐淫邪的言辞【放，驱赶使之远离的意思】，使邪说不能兴起，兴起于内心，就危害于事情；兴起于事情，就危害于政治。圣人再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话了。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就没有人敢承受我的惩罚。无视父亲和君主，这是周公所抵御的。我也想要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抵御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邪的言辞，来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所以说：“能够言语抵御杨墨的，是圣人的门徒。”

臣按：孔子去世后，异端于是兴起；到了孟子时，已经很兴盛了。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从邹衍、淳于髠、田骈这些人，各自著书谈论治乱的事情，以干求世间君主的人，不可胜数。像申不害、商鞅这类人，他们的危害尤其严重。而孟子所极力抵御的，只有杨、墨两派，为什么呢？程颐曾经论述说：“杨、墨的危害，比申、韩更严重。杨氏为我，近似于义；墨氏兼爱，近似于仁。申、韩则浅陋而容易看清，所以孟子只辟杨、墨，是因为他们迷惑世人太严重了。为我近似于义，为什么呢？义，是任从道理而没有私情。杨朱对于自身以外，截然不加防备，所以他的行为似乎像义。兼爱近似于仁，为什么呢？仁，是崇尚恩惠而主张爱。墨翟对于亲疏之间，没有不爱的，所以他的行为似乎像仁。殊不知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体的，而分别则不同，所以君子亲近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心没有不普遍的爱，而他的施予有次序。心没有不普遍的爱，就不是为我了；他的施予有次序，就不是兼爱了。杨朱专于为我，就昧于本体的统一；墨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