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卷二十二

译一定要观察他，然后顺从他的意愿来酬答他。”到了宴请的那天，在门左挂上帷帐【在帷帐中陈列甲兵】。费无极对令尹说：“我差点害了你，子恶将对你不利【意思是子恶想要害令尹】。甲兵已经在门里了，你一定不要去。”令尹派人去查看郤氏家，果然有甲兵，于是没有前往，召来鄢将师并告知此事，随即攻打郤氏，并且包围了他们。子恶自杀，郤氏的整个宗族党羽被全部诛灭，杀了阳令终和他的弟弟完以及佗【阳令终，是阳匄的儿子】，还有晋陈和他的子弟【晋陈，是楚国大夫，都是郤氏的党羽】。楚国郤宛的祸难，国内的议论尚未平息，凡是进献祭肉的人没有不诽谤令尹的【进献祭肉，指国内祭祀之事，诽谤即诅咒】。沈尹戌对子常说：“左尹【郤宛】与中廏尹【阳令终】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而你杀了他们却招致诽谤诋毁，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费无极，是楚国的祸害，没有人不知道，他导致太子建流亡，杀害连尹伍奢【连尹，官名，即伍奢】，遮蔽君王的耳目，使君王不明智【屏蔽，遮蔽的意思】。如果不是这样，平王的温和仁惠、恭敬节俭，超过成王和庄王【楚国的两位先君】，没有不及的地方，之所以不能获得诸侯的拥戴，是因为亲近费无极【迩，亲近的意思】。现在你又杀害三个无辜的人来招致巨大的诽谤，几乎就要祸及你自己了。你如果不图谋对策，那还要这智慧做什么？吴国刚刚有了新君【吴光刚刚即位】，边境每天受到惊扰，楚国如果发生大事，你就危险了。明智的人消除祸害以自保，现在你却爱护祸害而自取危亡，真是糊涂极了。”子常说：“这是我的罪过【瓦，是子常的名字】，怎敢不好好图谋。”九月，子常杀了费无极和鄢将师，诛灭了他们的全部宗族，以此向国人谢罪，诽谤的言论这才停止。

译臣按：费无极陷害郤宛，难道不冤枉吗！郤宛未曾想请子常喝酒，子常也未曾想去郤氏家喝酒。凭空捏造事端，结怨招祸，既劝子常带甲兵去，献给子常，又跟着去防备他。兵器就在门口，有事实可以验证，子常怎么能不信呢？郤宛三族无罪而被杀，是因为费无极一句话陷害了他。唉！残酷啊！沈尹戌的话说得好，他说：“遮蔽君王的耳目，使君王不聪明。人君的耳目本来自己就是聪明的，有人去遮蔽它，于是耳朵听不到天下的利害，眼睛看不到天下的是非，孤立无援，像聋子瞎子一样。”这话，难道只是针对费无极说的吗？古今防备人的祸害，这一句话足以概括了。

吴王阖闾凭借伍子胥的计谋，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向北威慑齐国和晋国，向南讨伐越人。后来阖闾讨伐越国，越国迎击，在姑苏打败了吴军。阖闾死去，儿子夫差即位，练习战射，在夫椒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于是率领剩下的五千人驻扎在会稽山上，派大夫文种带着厚重的礼物送给吴国太宰嚭，请求讲和，请求把国家托付给吴国做臣属。吴王将要答应，伍子胥说：“越王这个人能吃苦耐劳，现在君王不消灭他，以后一定会后悔。”吴王不听，采用了太宰嚭的计策，与越国讲和。那以后吴王夫差兴兵北伐齐国，伍子胥劝谏说：“吴国有越国，是心腹之患。君王不先对付越国却去致力于齐国，不也是错了吗？”吴王不听，大败齐军后回国，更加疏远伍子胥的计谋。那以后吴王又要讨伐齐国，越王勾践于是率领众人帮助吴国，并且用珍贵的宝物献给太宰嚭。太宰嚭既然多次接受了越国的贿赂，日夜为越国说话，吴王相信了太宰嚭的计策。伍子胥劝谏，希望放弃齐国而先对付越国，吴王不听。太宰嚭于是进谗言说：“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前几天君王想讨伐齐国，伍子胥认为不可以，君王最终讨伐了齐国而取得了大功，伍子胥以他的计谋不被采用为耻，常常心中不满怨恨，希望君王早点图谋他。”吴王说：“没有你的话，我也怀疑他。”于是派使者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说：“你用这把剑自杀吧。”伍子胥仰天长叹说：“唉，奸臣太宰嚭作乱了。”告诉他的门客说：“把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东门上，以观看越国人进入吴国。”于是自刎而死。吴王愤怒，取出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囊里，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他，在江边祭祀他，因此命名为胥山。

臣按：伍子胥是先王的谋臣，与国家同为一体，所以他劝谏夫差时，想要专心对付越国然后再对付齐国。金石般的忠诚，蓍草般的智慧，没有超过他的了。太宰嚭身为大臣，接受了越国的重赂，反而进谗言陷害伍子胥。伍子胥死后，不到十年，越国就灭掉了吴国。看太宰嚭陷害伍子胥的话，一是说怨恨，二是说怨恨。作为臣子而怨恨他的君主，这一定是该杀的大罪。所以太宰嚭用这一点中伤伍子胥，后来的奸臣想要陷害忠直的大臣，大抵都沿用这种手段。那么，臣子对君主有怨恨，果真可以杀吗？回答说：怨恨虽然一样但情况不同。儿子侍奉父母，虽然劳累也不怨恨；臣子侍奉君主，也是这样。然而大舜有怨恨思慕，《小雅》中有怨恨诽谤，为什么呢？大概劳累而不怨恨，是常理。至于怀着诚意抱着道义而君主父母不体察，那么有时会呼天自诉道：“父母不爱护我，对我有什么呢？”说：“天生下了我，我的命运在哪里？”到了《离骚》的创作，也是从怨恨产生的，而保存国家安定君主的道义。一篇之中，多次表达这个意思。这种怨恨，难道只是忠诚和孝顺吗？至于伍子胥的怨恨有无，固然不可知。即使有，也一定是因为忧国爱君而发出的。夫差因为太宰嚭的谗言就立刻杀了他，难怪他要亡国。后来的奸臣用怨恨来诬陷君子，应当深入考察。

卫国国君占卜梦境，宠爱的人向太叔僖子求酒，没有得到，就和占卜的人勾结告诉国君说：“君王有大臣在西南角，不赶走他，恐怕有害。”于是驱逐太叔遗，太叔遗逃奔到晋国。

臣按：大臣，是重任；占卜梦境，是低贱的工匠。以大臣的重任，却成为低贱工匠的私求得不到，借占卜梦境来倾覆他，足以知道卫国国君的不明察。那以后汉孝武帝时，丘子明之类的人，用占卜射蛊，借公家名义行诛杀，恣意妄为，因而破灭闻名的人，不可胜数。近代也有郭天信之类的人，接受贿赂推荐人，以至于做到卿相，大概也是借占卜的缘故。如果出于无心，却不知道其实是有心的。唉！警惕啊！

鲁平公将要出行，宠爱的人臧仓请求说：“往日君王出行，必定命令主管官员知道去哪里，现在车马已经驾好了，主管官员不知道去哪里，敢请问。”平公说：“将要去见孟子。”臧仓说：“为什么呢？君王所做的身轻于匹夫的事，是因为认为他贤德吗？礼义由贤者发出，而孟子后来的丧礼超过了前面的丧礼，君王不要见他。”平公说：“好。”乐正子入见说：“君王为什么不见孟轲呢？”平公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后来的丧礼超过了前面的丧礼，因此不去见他。”乐正子说：“为什么呢？君王所说的超过，是前面以士的身份，后面以大夫的身份，前面用三鼎，后面用五鼎吗？”平公说：“不是，是说棺椁衣衾的美观。”乐正子说：“这不是所说的超过，是贫富不同。”

臣按：小人的谗毁君子，必定先探察人主的心意而

译臧仓进谗言，用〇来迷惑鲁平公。鲁平公想要会见孟子，是因为孟子通晓礼义。臧仓窥探到他的心意，便以孟子后丧的排场超过前丧为由，诋毁孟子，说他在礼义上对母亲厚待、对父亲薄待，是有过失的。鲁平公果然被他的话迷惑，不再前往会见孟子。大概是真的认为臧仓的诋毁是事实。小人能够改变君主的心意，大抵都是这样。却不知道孟子后丧超过前丧，并不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分，而是因为当时贫富状况不同罢了。丧葬礼仪应当根据家庭的贫富来定，孟子先前贫穷后来富有，所以治丧的厚薄是依据他的财力来决定的，这正是符合道义的做法。怎么能说是超过礼制呢？乐正子的辩驳非常明白，但最终不能挽回鲁平公的迷惑，是因为臧仓的话先入为主。小人诬陷善人的言辞，难道不可怕吗！

译邹忌担任齐国相国，田忌担任将军，两人彼此不和睦。公孙闬对齐忌说：“您为什么不替大王谋划攻打魏国？如果取胜，那是您的功劳。如果战败，田忌也不会被重用；如果打了仗却没有战死，因军队溃败而获罪。邹忌认为有理，于是游说大王派田忌攻打魏国。田忌三次作战三次获胜，邹忌把情况告诉公孙闬。公孙闬就派人拿着十金在集市上占卜，说：“我是田忌的门客，我们三次作战三次获胜，声威震动天下，想要做大事，吉利吗？”占卜的人出来后，公孙闬就让人逮捕占卜的人，在齐王面前验证他的话，田忌于是逃走。

臣按：公孙闬的这个计谋，可以说是很浅陋了。哪有谋划背叛君主却在集市上占卜的人呢？齐威王是英明的君主。如果田忌出来辩解，事情必定会澄清，而邹忌就会理屈。为什么田忌逃跑得这么匆忙呢？防备奸巧的手段多种多样，只有用道理去考察，那么诬陷就可以立刻看清；如果不这样，没有不落入欺骗圈套的。

秦国派王翦攻打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抵御，多次打败秦军。王翦对此很厌恶，于是给赵王宠臣郭开等人很多金钱，让他们做反间计，说：“李牧、司马尚打算与秦国勾结背叛赵国，以便从秦国那里多获取封地。”赵王怀疑他们，派赵葱和顔聚代替他们领兵，杀了李牧，废黜了司马尚。五个月后，王翦击破赵国，俘虏了赵王迁。臣按：郭开接受秦国的金钱而谗害李牧，最终导致赵国灭亡。大概是因为有防范邪恶却贪图利益的臣子，然后敌国的间谍才能得逞，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内间。君主不加以明察，很少有不落入其圈套的。

屈原是楚国王族同姓。担任楚怀王的左徒，见闻广博记忆力强，通晓治乱之道，擅长辞令。在朝廷内与大王谋划商议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在朝廷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大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和他同列，争宠而心里嫉妒他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定法令，屈原起草的稿子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想夺走它，屈原不给。上官大夫就谗毁他说：“大王让屈原制定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每出一道法令，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做得到。’”大王发怒而疏远了屈原。屈原痛心大王听信谗言而不明察，谗谄之徒遮蔽了圣明，邪曲之人危害公正，端方正直之人不被容受。所以忧愁深思而创作了《离骚》。《离骚》，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

臣按：楚怀王对于屈原，知道他的贤能而任用他了。一听到上官大夫的谗言，就发怒而疏远他，为什么呢？君主的祸患，没有比与臣下争能更大的了。当大王让屈原起草法令时，心里必定是借他的手，而等待他完成后当作是自己出的。上官大夫窥探到这种意图，所以在王面前谗毁，说屈原以此夸耀众人并自夸功劳，这正是触犯了大王所忌讳的。屈原被疏远，是理所当然的！大体上奸人想要激怒君主，必定窥探君主心里所忌讳的。屈原被疏远，是因为上官大夫用大王所忌讳的事来激怒他。只有圣明的君主，德行度量像天一样，赞美他不高兴，激怒他不发火，大概可以免于谗贼的伤害吧？

汉武帝时，顔异因谗言而官至九卿。皇上与御史大夫张汤制造白鹿皮币，询问顔异。顔异说：“现在王侯朝贺用苍璧，价值数千钱，而它的皮荐反而值四十万钱，本末不相称，天子不高兴。”张汤又与他有嫌隙。等到有人告发顔异以其他议论交给张汤审理。顔异与客人说话，客人说新颁布的法令有不便之处，顔异不回答，只是微微反唇。张汤上奏判顔异：“九卿见法令不便，不向朝廷进言而在心里非议，判处死刑。从此以后就有了腹诽之法。从此公卿大夫大多谄媚取容了。

臣按胡寅说：腹诽之法，不也很奇怪吗！自从尧舜大圣，还认为知人是难的。知人的道理，必定从听言论开始。所以铺陈奏章来观察他的言论，明确试用以考核他的功绩，差不多可以尽善了。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的人，尚且不能知道。现在竟然探求他心腹里的隐秘而治罪。人心难以测度，甚于知道天意。肚子里所藏的，从哪里去验证？现在指着孝子说：“你想违背父亲”；指着忠臣说：“你想背叛君主”；指着廉洁的人说：“你想挖墙洞偷窃”；指着义士说：“你想做盗贼”。你虽然没有说，没有做，我知道你的心。那么凡是所厌恶的人，谁不可以杀呢？管叔、蔡叔将要叛乱，周公不知道；而张汤却能隔着皮肉骨血，看见人顺逆的情意。唉！也太奇怪了。孔子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信。”他对宰我说：“我听他的言论而观察他的行为。”虽然心像明镜，事物没有隐藏的情状，终究不设立预先推测臆断的法令。后来的臣子，不幸有遭受腹诽之谗的，英明的君主还是应该明察。

汉武帝天汉末年，赵人江充做赵敬肃王的门客，得罪了太子刘丹，逃亡到京城，告发赵太子的阴私，太子因此被废黜。皇上召江充入见，认为他奇特，与他谈论政事，非常高兴，因此受宠，拜为直指绣衣使者，让他督察贵戚近臣逾越礼制奢侈的人。江充举劾无所回避，皇上认为他忠直，所说的都符合心意。曾经跟随皇上到甘泉宫，遇见太子家的使者乘车马在驰道中行驶，江充把他交给属吏。太子听说后，派人向江充道歉，江充不听，于是上奏皇上说：“人臣应当像这样啊。”深受

译信用，威震京师。

译当初，武帝二十九岁时，生下了戾太子，非常宠爱他（他是卫皇后所生）。等到太子长大，为人仁厚宽恕、温和谨慎，武帝嫌他才能较少，不像自己，而受宠爱的王夫人等人都生了儿子，皇后和太子的恩宠逐渐衰退，太子常有不安全感。武帝每次出行巡幸，就把后宫事务交给太子处理裁决，回来后再报告给他（“最”指大略、概要），武帝也没有异议，有时甚至不过问。武帝执法严厉，多任用严酷苛刻的官吏，太子宽厚仁慈，平反了许多冤案（“反”音同“翻”），虽然深得百姓人心，但执法的大臣们都不高兴。群臣中宽厚的人都依附太子，而严酷执法的人都诋毁他。奸邪之臣多结党营私，所以太子的赞誉少而诋毁多。武帝与诸子关系疏远，皇后很少能见到太子，太子曾去拜见皇后，过了很久才出来。黄门苏文向武帝告发说：“太子与宫女嬉戏。”武帝因此增加了太子宫中的宫女，太子知道了这件事，心里怨恨苏文。苏文与小黄门常融等人常常暗中窥探太子的过失，就夸大其词地报告武帝。武帝曾经心情稍有不快，派常融去召太子，常融说太子面露喜色，武帝沉默不语。等到太子到来，武帝观察他的面容有哭泣过的痕迹，却假装谈笑，武帝感到奇怪，暗中询问得知实情，于是杀了常融。这时方士和神巫多聚集在京城，大都是邪道迷惑众人，女巫往来于宫中，教美人消除灾厄，每间屋子都埋下木偶进行祭祀，于是因嫉妒猜忌而互相告发，武帝愤怒之下杀害宫女，牵连到大臣，死者有数百人。武帝心中已经起疑，曾经白天睡觉梦见数千个木偶拿着棍棒想要打他，武帝惊醒，因此身体不舒服，于是常常恍惚健忘。江充自认为与太子有嫌隙，见武帝年老，担心武帝去世后会被太子诛杀，于是趁机进谗言，说武帝生病是巫蛊作祟。于是武帝任命江充为使者审理巫蛊案件，派人进入宫中挖地寻找蛊毒，江充说在太子宫中挖出的木偶尤其多，又有书写不祥话语的帛书，应当上奏禀报。少傅石德害怕被一起诛杀，于是对太子说：“巫师和使者挖地找到了证据，不知是巫师放置的呢，还是确实有此事？无法自明，可以假借符节逮捕江充等人关进监狱，彻底查究他们的奸计。”况且武帝病在甘泉宫，皇后和家吏请问病情都不予答复，武帝生死未卜，而奸臣如此行事，太子难道不念及秦朝扶苏的事吗？太子说：“我是人子，怎能擅自诛杀？不如回去谢罪，侥幸得以无罪，我将前往甘泉宫。”而江充逼迫得很紧，太子计无所出，于是听从石德的计策逮捕江充等人，亲自监斩，派舍人持符节禀告皇后，取出武库兵器，征发长乐宫卫卒，长安城大乱，传言太子谋反。苏文逃回甘泉宫，陈述情况，武帝说：“太子心中恐惧，又怨恨江充等人，所以发生这种变故。”于是派使者召太子，使者不敢前进，回来报告说：“太子谋反已成，想要杀我，我逃回来了。”武帝大怒，赐给丞相玺书说：“捕杀谋反者，自有赏罚。紧闭城门，不要让谋反者逃出。”太子率兵到长乐宫西阙下，遇到丞相军队，交战，太子兵败出逃，向东到了湖县，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发觉，官吏包围抓捕太子，太子入室抵门自缢。两个皇孙也一同遇害。后来官吏百姓以巫蛊互相告发，查验大多不实。武帝渐渐知道太子只是惶恐并无他意，恰逢高寝郎田千秋上紧急奏章，为太子鸣冤。武帝大受感悟，召见田千秋，对他说：“父子之间的事，别人难以说清，只有你明白并非如此。”这是高庙神灵让我明白，立即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而灭江充全族。武帝怜悯太子无辜，于是建造思子宫，在湖县建造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后都为他感到冤屈。

臣按：戾太子之祸，由江充的谗言所致，这是对的。而导致江充进谗言的原因，过失有四。当太子出生时，武帝非常宠爱他。等到后来，后宫受宠幸的人多，王夫人等都生了儿子，皇后和太子的恩宠逐渐衰退。于是执法的大臣诋毁他，黄门小臣又诋毁他。最终，江充兴起巫蛊之事，陷害太子致死。大抵谗言之所以能得逞，必定是先窥探皇上心意，皇上心意所向，谗言者也趋向之；皇上心意所背，谗言者也背离之。唯独武帝对太子，眷顾之意先已转移，然后臣下随风倒伏，这是过失一。当苏文进谗言时，武帝应当考察其实情，有则太子受谴，无则苏文被诛，二者必居其一。然而武帝却漠然不问，急忙增加太子宫中的宫女来羞辱他，这是让浸润之谮、肤受之愬得逞了。从此小人进谗言，谁还忌惮？这是过失二。太子没有其他职务，只是问安侍膳而已。父子之亲，岂能一日不相见呢？自从卫皇后恩宠衰退，太子很少能进见。当常融进谗言时，武帝还能暗中察知其情，为他诛杀常融，大概父子之情尚未完全隔绝的缘故。后来武帝幸临甘泉宫而太子不跟随，家吏请问而武帝不答复，父子之间乖隔至此，想要没有谗言介入，可能吗？这是过失三。江充因告发赵太子阴私而得宠幸，是他倾险有素，又曾以太子家使车马属吏而白奏，是他仇憾有素。武帝审理巫蛊案件，不委托他人而委托江充，以倾险之人挟仇憾之意，那么他加害太子是必然的。而武帝却不加察，这是假借斧斤让他戕害国家根本，这是过失四。虽然如此，这四者是事象，而本源实出于一心。武帝因为多欲，所以宠幸盛而庶孽

译如果爱憎的意图已经显露，储君太子的地位又怎能安定呢？正因为武帝多疑惑，所以沉溺于方士和巫婆神汉的言论，精神思虑长久以来已经昏乱。等到年老气衰，各种邪气趁机而入，于是妖言在外部煽动，妖梦在内部感应，巫蛊之事由此兴起。假如武帝把董仲舒关于端正心志的言论刻在盘盂上，朝夕以此为警戒，哪里还会有这样的事呢？江充防备奸邪小人，他的用心不值一提，这里只是推究武帝的过失，用来警示后人罢了。

译汉哀帝时，中山王刘箕子患有邪祟之病，他的祖母冯太后亲自侍奉照料，多次祈祷祭祀以解除灾祸。皇上派遣谒者张由率领医生前去医治。张由向来患有精神错乱的疾病，病发后，愤怒地离开西归长安。尚书责问张由擅自离去的罪状，张由恐惧，便诬告中山太后诅咒皇上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一同侍奉元帝，心中怀有旧怨。借此机会，派遣御史查办，数十天没有查出结果，又派中谒者审理，接受傅太后的指使，诬告奏称中山太后诅咒并谋害皇上，意图拥立中山王。中山王于是服毒自杀，宜乡侯冯参等十七人被处死。张由因为先告发，被封为侯。史臣班固说：《诗经》称“庄重威严的仪态，是道德的准则”，宜乡侯冯参恭敬谨慎地遵循正道，选择合适的方式行事，可称得上是善良正直的君子。然而最终死于罪祸，不能保全自己，真是悲哀啊！防范奸邪相互勾结扰乱朝政，忠良之人被害，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诗经》说：“心中的忧愁啊，泪水已经落下。”冯参姐弟的遭遇也真是可悲啊。

臣按：张由关于诅咒的诬陷，只是想以此开脱自己奉命行事却擅自离去的罪责罢了。假如哀帝能派遣懂得大体的外朝大臣去审讯，那么他的诬告就会立刻暴露。然而傅太后却凭借旧怨暗示心意，指使构陷成狱，致使冯家无罪而死的人多达十七人，而诬告的人反而得到封侯的赏赐。当时汉朝国运将亡，君主的德行不兴盛，而太后凭借私意杀害诸侯王的祖母和外戚中的贤者。不久，傅氏一门也遭受到同样的祸害。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同类事物必然彰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班固的话，至今读来，仍使人落泪。

汉安帝时，杨震担任太尉。当时乳母王圣凭借恩宠放纵妄为，她的女儿伯荣出入宫廷，传递奸邪贿赂，中常侍樊丰等人分享威权，嘱托州郡官员，动摇大臣地位。又伪造诏书，调拨司农的钱粮谷物，各自修建园宅楼观，役使费用无数。杨震多次上疏极力劝谏，安帝心中不平。而樊丰等人也都侧目而视，愤恨怨恨。不久，河间男子赵腾到宫门前上书，直指朝廷得失。安帝大怒，将赵腾逮捕下诏狱拷问。杨震再次上书救他，安帝不理会，最终杀了赵腾。樊丰等人于是共同诬陷杨震说：“自从赵腾死后，杨震深感怨恨。”安帝派遣使者收缴杨震的印绶。樊丰等人又诬陷他，下诏让他返回本郡。杨震走到城西，慷慨地对他的儿子和门人说：“我蒙受恩宠担任高官，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诛杀，厌恶宠妃倾乱朝政却不能禁止，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日月？”于是服毒而死。

臣按：樊丰谗言杨震“怨恨”，就像石显谗言萧望之“怨望”一样。怨恨在心里，没有表现在行动上，也没有显露在言语中。石显和樊丰从哪里知道呢？这和张汤诬陷颜异“腹诽”有什么区别？探查内心的隐秘，给人加上暧昧不明的罪名，如果不是遇到极其英明的君主，谁能辩白呢？那么这真的难辩白吗？回答说：只怕君主没有辨别的意愿罢了。如果有辨别的意愿，何必担心难辩白？说：你的话，他说“怨望”，是根据什么事知道的？你的话，他说“怨恨”，是根据什么事知道的？有什么迹象？有什么人看见？那么有无虚实，也可以坐断判断了。就像审理诉讼一样：他理亏，是根据什么事看出他理亏？他理直，是根据什么事看出他理直？没有指着心腹中未显露的东西，就能掩盖他的言辞的。虽然如此，审理诉讼不如没有诉讼，辨别谗言不如没有谗言。假如在上位的人，心地正直意念真诚，私邪不能遮蔽公正，听取意见全面观察，信任不偏倚，那么鬼怪会在雷霆下震慑，雨雪会在阳光下消融。即使有善于进谗言的人，也不敢进谗言了。这是君主坚守简约法则的方法。

汉质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听政，把政务委托给宰辅。李固所说的话，太后大多听从。黄门宦官中作恶的，全部被斥退遣散。天下人都希望天下太平，而梁冀深深忌恨李固。起初，顺帝时任命官员，多不按次序。等到李固执政，免去了百余人。这些人既怨恨，又希望迎合梁冀的心意，共同上飞章诬告说：“太尉李固假公济私，依仗正道行邪术，皇陵尚未建成，违背矫饰旧政。做儿子的罪过没有比连累父亲更大的，做臣子的恶行没有比毁谤君主更深的。”李固的罪过，事情合乎诛杀。奏章呈上，梁冀告诉太后，让太后下达这道奏章。太后不听从。梁冀等人进献毒药，质帝去世。李固请求立年长的君主，梁冀不听从。下策免李固，杀了他。

臣按：李固辅佐初政，斥退恶党，清理滥官，这是正当的。然而进谗言的人却以违背矫饰旧政为借口。父亲的道统，有不待三年就改变的，臣子以前曾经论述过。如果说斥退恶党、清理滥官是违背矫饰旧政，那么四凶在朝，尧来不及去除，而舜去除了他们，难道也是违背尧的政令吗？自从梁冀的党羽以此诬陷李固；到我朝司马光辅佐宣仁太后，更改王安石等人创立的新法，而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也以此诬陷司马光。后来绍述的议论兴起，最终成为宗庙社稷的祸患。唉！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以上论述奸邪之人欺瞒君主的情形一

《大学衍义》卷二十二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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