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卷十三

译对于兼爱，就混淆了亲疏尊卑的区别。像这样却自称仁义，实际上是损害了仁义。侍奉君主应当奉献自身，杨朱只知道爱惜自己，却不明白奉献自身的道义，所以不尊君。确立仁爱必须从亲人开始，墨翟主张爱没有差等，看待至亲与看待普通人没有区别，所以不孝父。不孝父不尊君，那么人伦道德就灭绝了，这也只是禽兽罢了。大体上，正道与异端，相互消长。杨朱、墨翟的学说不停止，那么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彰显，奸邪的言论和学说得以迷惑蒙蔽民众的视听，阻塞断绝正理。正理灭绝，不仅禽兽吃人，人也将互相残食。这就是孟子担忧而不能不辩驳的原因。闲，是防范的意思，抵拒杨朱、墨翟，放逐荒诞的言辞，驳斥邪说，就是用来防范先圣之道的。天下的治乱，其根源确实出自人心。邪说一旦沉溺于人心，就会从内心发出而危害事情，从事情发出而危害政事，这大概是必然的趋势。事情，是政事的条目；政事，是事情的纲领。一个念头偏差，就败坏一件事；一个条目毁坏，那么总纲也随之毁坏。这就是邪说不可不驳斥，人心不可不正的原因。大禹抑制洪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孔子作《春秋》，事情虽然不同，但他们拯救天下的祸患，确立百姓的根本，则是一致的。孟子的心，也是三位圣人的心。」话说完，又说：「能够言论抵拒杨朱、墨翟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大概是为了勉励天下的学者，都以驳斥异端、扶持正道为心，希望防止人类的同类，不一起沦落为禽兽，这就是孟子的功绩，所以不在大禹之下的原因。

译汉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所倡导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古今共同的准则。如今老师传授不同的道理，人们持有不同的言论，各家学派方法各异，旨趣不同，因此皇上无法维持统一，法律制度屡次变更，百姓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我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学科、孔子学说的，都应当断绝其传播途径，不让他们再进用。邪僻的学说消灭停息，然后纲纪才能统一，法度才能彰明，百姓才知道该听从什么了。”

臣按：这是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也是这一年，丞相卫绾上奏说所举荐的贤良方正，有的研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的言论，扰乱国家政事，请求全部罢免，皇帝批准了。但对照董仲舒的本传，实际上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的。申不害、商鞅、韩非都是刑名之学，而苏秦、张仪则是纵横之学。商鞅做秦国相国，废除井田制而开辟阡陌，用权术欺骗邻国，进而袭击并击败他们的军队，刀锯斧钺的酷刑，强加于无罪之人，在渭水边审判囚犯，河水因此变红，其残酷苛刻、少恩寡义由此可见。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大体与此类似。而张仪、苏秦凭借辩才游说当时的君主，从而倾覆扰乱别人的国家。这五个人，都是百姓的蛀虫，正道的祸害。因为他们所凭借的手段，往往能博取一时的富贵，所以后来的士人，都仰慕他们。汉初游说之士，像蒯通、朱建等人，大体都沿着张仪、苏秦的老路；而儒者如贾谊、晁错，也都通晓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先王的正道，昏暗郁结而不彰明，即使是通达事理的人，也不免沉溺于异端学说。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董仲舒大声疾呼排斥这些异端道术，从哪里才能实现统一呢？所以前代儒者推论他的功劳，认为不在孟子之下，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可惜汉武帝虽然大致实行了他的言论，最终却不能把他安置在丞相辅佐的地位，让他整顿纲纪教化世人。而严助、朱买臣等人凭借纵横之术进身，张汤、杜周之流凭借刑名之学被任用。晚年巫蛊之祸，父子不能互相保全，则是江充实行的。江充这个人大概兼具严酷和口舌之能。唉！拥有天下的人，能不深深以此为鉴戒吗？

司马迁说：“世上学习老子的人就贬低儒学，学习儒学的人也贬低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

臣按：百家之学，只有老子的学说涵盖最广。现在选取其中容易理解的来说：慈爱，节俭，不敢做天下的先导，无为而治，百姓自然教化；喜好清静，百姓自然端正；不滋事端，百姓自然富裕；没有私欲，百姓自然质朴；没有情欲，百姓自然清明。这些是接近事理的话。曹参用这些原则辅佐汉朝，收到了安宁统一的成效；汉文帝用这些治理汉朝，成就了富庶的功业。虽然君子也有采纳的：说“牝门，是天地的根本，绵绵不绝，使用不尽”，这是养生的言论，而被方士奉为祖训。说“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这是阴谋的言论。范蠡用它来攻取吴国，张良用它来消灭项羽，而谈论兵法的人崇尚它。说“大道废弃，才有仁义；失去道而后有德，失去德而后有仁，失去仁而后有义，失去义而后有礼。礼，是忠信淡薄、祸乱开端的表现”，这是矫枉过正的言论，而被放荡不羁的人推崇。至于把事物看作粗陋的痕迹，把空虚看作妙用，庄周因此沿袭它，用荒唐离奇的言辞哗众取宠，而清谈的人效仿它。从接近事理的角度来说，固然有可取之处，但这些都是我们圣人所有过的。低于这些的，就是片面偏颇的学说，其弊端说不尽。养生的学说，是神仙方药产生的根源；阴谋的术数，是申不害、商鞅、韩非所本；放荡的危害，到刘伶、阮籍时达到极点；清谈的祸害，到王弼、何晏时达到极致。他们都迷惑扰乱君主，残害百姓。虽然老庄的学说起初并未至此，但本源一旦偏差，其流弊必然更加严重。由此说来，哪里比得上遵循尧舜周孔之道没有弊端呢？有人说自从汉朝以来，有黄老的称呼，黄帝也是圣人，他的道与老子相同吗？回答说：这就像医师尊崇神农，巫师步法祖述大禹，并不是正统的传承。又有人说汉文帝用黄老而天下安定，汉武帝用儒术而海内耗损，那么儒术果然不如黄老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清静慈俭，是老子学说的长处，而汉文帝采用它，所以成效如此。但也只是使百姓富裕而未能教化他们。如果让他采用孔子的道，那么他的成功岂止于此呢？至于汉武帝对于儒术，只是尊崇其名而已，而所以耗损百姓的，则是神仙、刑名、兵家的罪过，与儒术有什么关系呢？臣不能不辩明。

《汉书·郊祀志》：自从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派人入海寻求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神山，传说在渤海中，各位仙人及不死之药都在那里。秦始皇到达海边，方士争相谈论此事。秦始皇唯恐来不及，派人带着童男童女入海寻求。船队在海上交错，都以风大作为借口，说：“没能到达，但望见了。”第二年，秦始皇又游历海上。三年后，游历碣石，考察入海的方士。五年后，秦始皇向南到达湘山，于是登上会稽，并沿着海边行进。想要在海中三神山寻求奇药，没能回来。到达沙丘去世。

汉武帝即位，尤其

译敬奉鬼神的祭祀。李少君凭借祭祀灶神、使人返老还童的方术被汉武帝召见，武帝对他非常尊崇。李少君曾自称七十岁，能使物体返老还童，擅长巧诈，常常能出奇制胜。他告诉武帝，只要祭祀灶神，就能招致鬼神，而且丹砂可以炼成黄金，用黄金制成饮食器具，就能延年益寿，这样海中的蓬莱仙人也就能够看见了。如果举行封禅大典，就能长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的例子。于是武帝开始亲自祭祀灶神，派遣方士入海寻找蓬莱，并从事将丹砂等药物炼成黄金的事业。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武帝认为他是成仙升天而不死，派人学习他的方术，而燕齐一带那些怪诞迂阔的方士大多谈论神怪之事了。

第二年，齐人少翁凭借方术被武帝召见，被任命为文成将军，以对待宾客的礼节对待他。文成将军对武帝说，如果想与神灵相通，宫室的装饰和服饰如果不模仿神灵的样子，神灵就不会降临。于是绘制云气车，又在甘泉宫中建造台室，画上天地泰一和各种鬼神，并放置祭祀器具以招致天神。过了一年多，他的方术逐渐失效，神灵没有降临。于是他用帛书写字喂牛，假装不知道，说这牛肚子里有奇书，杀牛查看得到了书，武帝认出那是他的笔迹，于是诛杀了文成将军，隐瞒了此事。

此后又建造柏梁铜柱、承露盘、仙人掌之类的建筑。栾大，过去与文成将军同师，请求进见并谈论方术。武帝既然诛杀了文成将军，后悔没有穷尽他的方术，等到见到栾大，非常高兴。栾大为人多谋略，敢于说大话，说他的老师说过：黄金可以炼成，不死之药可以得到，仙人可以招致。于是任命他为五利将军，居住了一个多月，获得了四枚印信，把卫长公主嫁给他为妻，栾大深受宠信。几个月后，他的尊贵震动天下，而燕齐一带的海上，没有人不扼腕自称有禁方，能成神仙了。

齐人公孙卿又说，黄帝在荆山铸鼎，鼎成后，有龙垂下胡须下来迎接黄帝，后世因此把那地方叫做鼎湖。于是武帝说：“唉！如果真的能像黄帝那样，我看抛弃妻子儿女就像脱掉鞋子一样容易。”五利将军不敢入海，而是去泰山祭祀，武帝派人跟随查验，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五利将军妄称见到了他的老师，他的方术大多没有应验，武帝于是诛杀了五利将军。

那年冬天，公孙卿在河南祭祀神灵，说在缑氏城上看到了仙人的足迹，武帝亲自到缑氏，查看足迹，问公孙卿，难道没有像文成将军、五利将军那样的效验吗？公孙卿说：“仙人不是求人的，而是主人主动去求他们，他们的道不宽泛，如果不借助神灵就不会来。谈论神怪之事就像迂腐荒诞，积累多年才能招致。”于是各郡国都修治道路，修缮宫馆，名山神祠所在的地方，都希望能得到武帝的恩幸。

后来武帝向东巡视海上，举行礼仪祭祀八神。齐人上书谈论神怪奇方的人数以万计，于是又增派船只，让谈论海中神山的人有数千人，去寻找蓬莱神人。回到奉高，封禅泰山。没有风，而方士们又改口说蓬莱诸神好像快要得到了。于是武帝欣然希望遇到他们，又向东到海上眺望。再次派遣方士寻找神人，采集药物的人数以千计。

公孙卿说仙人可以看见，武帝去得太仓促，所以没看见。现在陛下可以建造像缑氏城那样的馆舍，放置干肉和枣子，神人应该可以招致。况且仙人喜欢住在高楼，于是武帝命令在长安建造飞廉馆、桂馆，在甘泉建造益寿馆、延寿馆，让公孙卿持节设置器具等候神人。又建造通天台，在下面放置祭祀器具，将要招来神仙之类的人。

此后每五年祭祀一次泰山，十二年遍祭五岳四渎。方士们等候神灵、入海寻找蓬莱的人，始终没有应验。公孙卿还用大人足迹作为解释，武帝羁縻不绝，希望遇到真正的神仙。太始四年，武帝在钜鹿耕种，回来时幸临泰山，修缮封禅和明堂祭祀，接见群臣，于是说：“我即位以来所做的狂妄悖谬之事，使天下劳苦，不可追悔。从今以后，凡是对百姓有害、浪费天下财物的事，全部废除。”田千秋说：“方士谈论神仙的人很多，但没有显著的功绩，请求全部罢免斥退他们。”武帝说：“大鸿胪说得对。”于是全部罢免了那些谈论神人的方士。

此后武帝每次面对群臣都感叹：“过去愚昧迷惑被方士欺骗，天下哪里有仙人，全是妖妄罢了。节制饮食、服用药物，稍微可以减少疾病而已。”

译臣按：神仙的说法，从战国时期开始。燕国和齐国的君主，曾经寻求过，但没有应验。而秦始皇又去寻求，秦始皇寻求，也没有应验。而汉武帝又去寻求。凭着汉武帝的高明英杰，可是长生不死的欲望一旦在心中萌动，于是被方士所愚弄迷惑，好像玩弄婴儿在手掌之上一样，难道不奇怪吗？晚年又发生巫蛊之变，壮志摧残衰落，悔悟之心才开始萌生，这才知道平日的所作所为，无非是狂妄悖谬，而把方士视为妖妄，全部斥退罢免。这时年龄将近七十岁了，天下已经空虚耗尽了，才自我责备自己的错误，不也太晚了吗？然而迷途能知返，还胜过秦始皇始终不醒悟。

成帝末年，很喜好鬼神，上书谈论方术的人都能等待诏命。谷永劝谏皇上说：“我听说通晓天地的本性，就不能被神怪所迷惑；知道万物的实情，就不能被非同类的事物所防范。那些违背仁义的正道，不遵循五经的法言，而大肆称道奇异怪诞的鬼神，广泛祭祀的方法，祈求回报没有福报的祭祀；以及说世上有仙人，服用不能终老的药的人，都是奸人迷惑大众，挟持邪道，怀着诈伪来欺骗蒙蔽。世上的君主听信他们的话，洋洋洒洒充满耳朵，好像将要遇到；寻求它却荡荡无着，如同系住风捕捉影子，终究不能得到。因此英明的君王拒绝而不听，圣人断绝而不谈论。希望陛下拒绝断绝这类人，不要让奸人有窥探朝廷的机会。”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臣按谷永这番话，足以穷尽方士欺骗诡诈的情形了。假使武帝时有说这番话的人，或许可以开启帝王的疑惑之心吗？那么谷永所说的天地的本性、万物的实情，是什么呢？回答说：天地虽然广大，万物虽然众多，它所不能违背的，只是阴阳罢了。所以春夏不能长久，春夏之后有秋冬；白天不能长久，白天之后有夜晚。开合的循环，往来的更替，这是天地的本性。繁荣必定被憔悴所替代，兴盛必定被衰败所接续，有终结就有开始，有肃杀就有生长，这是万物的实情。天地从形体来说，所以称为性；万物从作用来说，所以称为情。人在天地之间，这也是一种事物罢了，而学习神仙的人，却说：“我能长生而不死。”有这样的道理吗？扬雄的说法好啊。有人问：“人们说仙人存在，有这回事吗？”回答说：“我听说伏羲、神农去世，黄帝、尧、舜死亡，文王葬在毕，孔子葬在鲁城之北，难道独独您喜爱死亡吗？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结合谷永和扬雄的说法，就知道长生是虚妄荒诞的，很明白了。而后来的人还甘心而不醒悟，可悲啊。

汉光武帝相信谶纬，大多用它来决断嫌疑。议郎桓谭上疏说：“大凡人情对眼前的事容易忽视，而对奇异的传闻却看得贵重。观察先王所记述的，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没有奇怪虚诞的事情。现在那些巧慧小才伎俩的人，增加图书，假称谶记来欺骗迷惑贪邪之人，误导君主，怎么能不抑制疏远他们呢？应当垂听明察，发出圣意，屏除群小的曲解，阐述五经的正义。”皇帝不高兴。后来有诏令商议灵台所在的地方，皇帝说：“我想用谶纬来决断，怎么样？”桓谭沉默了很久说：“我不读谶纬。”皇帝问其原因，桓谭又极力陈述谶纬不是经典，皇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将要斩首！”过了很久才解除。

臣按：光武帝的中兴，先前有献上赤伏符的人，皇帝于是笃信它，开始用它来任命三公，又用它来定郊祀，最终用它来决断封禅。不知道六经是先王的格言；而谶纬是末世的邪说。张衡认为起于哀帝平帝之间，大概是对的。新莽居摄时，假称符命来迷惑大众，借此实行他的篡窃阴谋。光武帝诛灭新莽恢复汉朝，应当削灭那些书来断绝祸根是可以的，却凭借赤伏符的验证，崇信并表彰它。那些异端小数，难道没有偶尔应验的吗？终究不是六经的法言，先王的正道。所以刘歆见到它而改名，公孙述凭借它而僭越叛乱，这仅仅是足以激起乱臣贼子的心罢了，对世教又有什么益处呢？自从光武帝喜好它，而东汉的儒者很少有不经传习的，甚至引用它来解释经典，谬误荒妄得很。后来的作正义的人，又祖述它。所以前朝名臣欧阳修请求诏令儒臣，全部取来九经的疏注，删去谶纬的文字，因为它是害道的缘故。圣明的君主有志于扶持正道的，确实采取欧阳修的话施行它，那么益处就多了。

起初，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名叫佛，于是派遣使者到天竺，寻求他的道，得到他的书以及沙门回来。那书大体以虚无为宗旨，崇尚慈悲不杀，认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即又受形体，生前所行的善恶都有报应，所以所崇尚的是修炼精神，以至于成为佛。善于说宏大阔远胜大之言，来劝诱愚俗之人。精通其道的人称为沙门。于是中国开始传播他的术数，描绘他的形像。而王公贵人中只有楚王英最先喜好它。臣按：这是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这时所得的是佛经四十二章，封存在兰台石室罢了。所得的佛像，绘制在清凉台、显节陵罢了。楚王英虽然喜好它，然而不过洁斋修祀罢了。英不久因罪被诛，没有听说有福利的报应。其后灵帝开始在宫中建立祠庙。魏晋

译此后，佛教的势力逐渐兴盛。五代时期的君主，如石勒对待佛图澄，苻坚对待沙门道安，姚兴对待鸠摩罗什，常常以师礼尊崇他们。北魏孝文帝号称贤明君主，也曾亲临寺院修斋、听讲佛法。从此直到南朝萧梁，佛教的兴盛达到了极点。而其根源则始于永平年间，这难道不是明帝的责任吗？

译魏正始年间，尚书何晏喜好老庄学说，与夏侯玄、荀粲、王弼等人竞相进行清谈，推崇虚无，认为六经是圣人的糟粕。因此天下的士大夫都仰慕效仿，于是形成了一种风气，无法再遏制。

景元年间，中散大夫嵇康喜好谈论老庄，与阮籍、阮籍的侄子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关系友好，号称竹林七贤，都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沉醉，抛弃世事。阮籍住在防地，饮酒与平时没有两样，当时的士大夫争相仰慕效仿，称之为放达。

晋武帝太康年间，王戎担任司徒，王衍担任尚书令，乐广担任河南尹，都擅长清谈，心思专注于世事之外，朝廷和民间争相仰慕效仿。王衍与弟弟王澄喜好品评人物，王澄以及阮咸、谢鲲、毕卓等人，都以任性放达为通达，醉酒狂放甚至裸体，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起初，何晏等人推崇老庄，立论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无”是开物成务、无处不存在的。王衍等人喜爱并重视这种观点，因此士大夫都崇尚浮夸荒诞，废弃本职工作。裴頠著《崇有论》来解释其弊端，然而习俗已经形成，也无法挽救。

晋元帝渡江初期，王导执政，陈頵给王导写信说：“国家之所以倾覆，正是因为庄老的习俗迷惑了朝廷，把追求虚名的人看作高雅，把处理政事的人看作俗人。现在应该改变方针，然后中兴才有希望。”王导没有听从。

庾亮镇守武昌，征召殷浩担任记室。殷浩与褚裒、杜乂都以见识气度清高深远，善于谈论老子和易经，在江东享有盛名，而殷浩尤其被风流名士所推崇。

孝武帝时，豫章太守范甯曾说：“王弼、何晏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要深重。”有人认为他贬低得太过分了。范甯说：“王弼、何晏蔑弃经典文献，使仁义道德陷入幽暗，用浮夸的言辞游说，动摇后辈，使士大夫们转而改变正道，以至于礼乐崩坏，中原倾覆，遗留的风俗，至今仍是祸患。夏桀、商纣只是一时纵暴，只足以导致自身灭亡和国家覆灭，成为后世的警戒，怎么能改变百姓的视听呢？所以我认为，一世的祸患较轻，历代的祸患较重；自身的恶行较小，迷惑众人的罪过大。”

梁简文帝担任太子时，在华林园讲授《老子》。詹事何敬容感叹说：“西晋崇尚清虚，使宫庙沦为废墟。现在东宫又这样，江南难道要成为戎狄之地吗？”

臣按：清谈的弊端，兴起于曹魏，终结于萧梁。起初大概是尊崇老庄，末期则连想做老庄的仆役都做不到。他们只看到老子说“有生于无”，所以何晏、王弼等人设立虚无的理论，把有形的事物都看作刍狗，是非成败，一概不放在心上。于是臣子不必忠诚，儿子不必孝顺，礼法不必遵守，威仪不必修养，只有空旷无心、不被事物沾染的人，才算是懂得道，这固然不是先王教化所允许的，而对于老子的本意也没有探究明白。大概老子说天下的事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并不是开始没有而现在有了。何晏等人却全部归结于无，这难道是老子的本意吗？从我们儒家的角度来看，形而上的是理，形而下的是物。有这种理所以有这种物，有这种物就具备这种理，两者从未分离过。当还没有事物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无，但理已经具备，怎么能说是无呢？老子的理论已经失之偏颇，而进行清谈的人失之更甚。如果按照我们儒家的道理，上天化生万物，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的，理在人身上，也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的，所以立心以实意为根本，修身以实践为珍贵，讲学以实见为正确，行事以实用为功效，这是尧舜周孔相传的正道。自从何晏、王戎、王衍直到殷浩，虽然都高谈空妙，但对于世间的名声、恩宠、权力、利益从未不深深留恋。何晏图谋高位，王戎执掌权柄，王衍经营退路，殷浩通达空函，卑鄙猥琐贪婪吝啬更甚于庸俗之人。不知道何晏等人是把名声恩宠权力利益看作有呢？还是看作无呢？既然酷爱并深深追求，那一定是认为它们是有。为什么世间万物一切皆无，唯独这些才是真的呢？他们看待老子所说的无欲无求，超然于万物之上，庄子对于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视若粪土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所说的想做老庄的仆役却做不到的情况。起初用它来利己，最终用它来祸国。所以桓温认为神州陆沉百年变成废墟，王夷甫等人不得不承担责任。而陶潜的诗中有说：“平叔任散诞，夷甫坐谈空，不悟昭阳殿化作单于宫”，而何敬容也有“江南为戎”的感叹。大概从晋到梁，其乱亡如出一辙，都是学习老庄而失之偏颇，追究罪责的根本，这也是老庄的罪过。那么拥有天下的人，鉴于魏晋、萧梁的祸患，难道可以不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师吗？

后魏世祖时，道士寇谦之自称曾经遇到老子，传授给他辟谷轻身之术，又遇到神人李君，传授给他图箓真经，让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

译《出天宫静轮》这部经典中的几篇文章，是李君亲手写下的。寇谦之将其献给魏主，朝廷和民间大多不相信，只有崔浩以师礼对待他。崔浩上书证明此事，说：“圣明的君主承受天命，必定有上天的感应。《河图》《洛书》都是寄托在虫兽的纹路之中，不如今天神人直接交接，亲手书写，文辞华丽，义理深奥微妙，自古以来没有能比得上的。”魏主于是相信了，大力宣扬新的教法，向天下颁布。

译防谦之奏请建造静轮宫，必定要求它高到听不到鸡犬之声，以便向上连接天神。崔浩劝说魏主听从他的建议，耗费人力物力数以万计，经过多年也没有建成。太子晃劝谏说：“天与人道不同，卑高各有定分，不可相互连接，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白白消耗民力，将用来做什么呢？如果实在不得已，请凭借东山万仞的高度，或许工程会稍微容易一些。”魏主没有听从。【后来崔浩因事获罪被杀，魏主拓跋焘也被他的臣下所杀】

臣按：魏主拓跋焘是昏庸暴虐的君主，他被异端邪教所迷惑，不值得责备。崔浩名义上钻研精通经术，不喜欢老子和佛教，却竟然被一个道士的话所怂恿，从而妄为，可见他比信奉老子和佛教的人还要愚昧。先儒胡寅曾经评论说：“崔浩说河图洛书是寄托在鸟兽纹路中的言辞。其实图书的显现，是天地之理自然流露，就像天垂示象一样，并不是寄托言辞。他又说神人交接时，书写出的文字鲜明，言辞深妙，这又是情理上必然没有的。神没有声音、颜色、形貌，怎么能书写呢？至于相信防谦之的说法，建造宫室向上连接天神，尤其愚昧荒诞。天不像地那样有形，从地以上无非都是天，日月星辰依附于天，不像草木山川依附于地那样。它们光明森列，运行轨迹和停驻，都是气机自然运转，没有谁驱使它却自然如此，无所依托。如果有依托，那就是以形体相连接，一旦依附于形体，能不毁坏吗？所谓神，是微妙地化育万物而言，指造化的痕迹，盈虚消长不可测度。有人被荒诞虚幻的话所迷惑，竟然说能听到神的音旨，或看到神的仪容，或接受神的诏告符契，难道有这种事吗？”臣认为胡寅的论述很好。那么君主事奉上天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诗经》说：“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又说：“不要有二心不要有疑虑，上帝监视着你。”所谓“无贰”，就是一心一意。专一就是敬，能够专一就是诚。商汤事奉上天说：“顾念那光明的天命。”周文王事奉上天说：“恭敬小心。”这难道是从外部去寻求的吗？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必崇尚土木工程，不必奢侈礼仪器物，严肃地自我约束，常常如同面对神明，那么不需要听到神音、看到神仪、接受符契，而游历衍化、称王称霸，无不是与神明周旋了。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驾临同泰寺，设立四部无遮大会，脱下皇帝服饰，穿上法衣，实行清静大舍，群臣用一亿钱，向三宝祈求，奉钱赎回皇帝，菩萨僧众默许，于是返回皇宫。

皇上自从天监年间采用佛教法则，长期吃斋断肉，每天只吃一顿饭，只有菜汤和粗饭而已。大量建造佛塔，公私耗费巨大。当时王侯子弟大多骄纵淫乱不守法度，皇上年老厌倦政务，又专心遵守佛戒，每当判处重罪就整天不高兴。有人谋反叛逆，事情发觉也哭着宽恕他们。因此王侯更加横行，有的在白天在都城街道杀人，有的在夜晚公然抢劫。有罪逃亡的人藏在王侯家里，有关部门不敢搜查捕捉。皇上深知这些弊端，但沉溺于慈悲仁爱，不能禁止。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日，皇上驾临同泰寺，于是留在寺里讲解《三慧经》。夏四月丙戌日，结束讲解。当晚，同泰寺的佛塔发生火灾。皇上说：“这是魔障，应该广泛做法事。”于是下诏说：“道高魔盛，行善产生障碍，应当穷尽这些土木工程，加倍于往日。”于是建造十二层佛塔。将要建成时，遇到侯景之乱而停止。【第二年，侯景率领河南军队来归顺；又过一年，侯景反叛，包围台城。皇上因饥饿而死】

臣按：魏晋以后，君主事奉佛教，没有像梁武帝这样极致的。以万乘之尊，却舍弃自身，做佛教的仆役，可以说是卑鄙谄媚到了极点。耗尽国家府库，剥削百姓膏血，来资助塔庙，又可以说是尊崇奉养到了极点。用蔬菜面食，代替宗庙的牺牲，恐怕有损于佛道。织造官用锦缎，有做成人类禽兽形状的，也禁止；谋反叛逆，赦免而不杀；抢劫盗窃肆意横行，也不忍心禁止，这都是为了推广佛戒。我曾经评论过：如果仙道可以求得，那么汉武帝就得到了；如果佛道可以求得，那么梁武帝就得到了。以这两位君主都没有得到，就知道不可求得而得到，是很明显的。即使求得，虚无荒幻的教义，不可以治理中原；山林枯槁的行为，不可以治理国家，何况不可求得呢？汉武帝贪求仙道，最终导致虚耗的祸患；梁武帝谄媚佛教，最终招致乱亡的灾难，那么贪求谄媚没有补益，又是很明显的。况且他舍身事佛，难道不是厌倦尘世喧嚣而喜欢空寂吗？如果他能像释迦牟尼那样，视王位如破鞋，提起衣裳离开，或许算是真学佛的人。而梁武帝，既以篡弑夺取别人的国家，又以攻伐侵犯别人的疆土。到他年老时，虽然慈孝如太子萧统，也涉及嫌疑忌恨，而到死还如此贪恋，又怎么能算是真舍弃呢？脱下服饰进入佛门，既可以祈求佛塔的福报，奉金赎回，又不失去天子的尊贵，这是名义上谄媚佛教，实际上欺骗佛教。况且他织造锦缎不符合实际，尚且不忍心杀害，那些愚昧的百姓，性命难道能与鸟兽相比吗？而连年征伐所杀的，不可胜数，在浮山筑堰，淹没敌境，把数十万人当作鱼鳖，曾经没有一点怜悯，这是名义上小仁，实际上大不仁。况且国家赖以建立的，只有纲

译梁武帝对待诸子，都让他们担任藩镇重任，却缺乏礼义的教诲。因此，萧正德凭借凶残狠毒的资质，起初背离父亲投奔敌国，最终引贼兵覆灭宗庙。萧纶、萧绎等人，有的统领大军，有的镇守上游，当君父遭遇危难时，没听说他们有洒血明志、奋起救难的意思。当时兄弟互相仇视，叔侄交兵作战，将人伦之恶推到了极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梁武帝所信奉的是佛教。佛教认为天伦亲情是虚幻的聚合，所以臣子不尊君，儿子不敬父。在三四十年间，风俗败坏，纲常扫地，导致这种极端后果也是必然的。假如梁武帝以尧舜三王为老师，而不混杂于出世间的宗教，必定以仁义为根本，必定崇尚礼法，必定明辨政令刑罚，哪里还会有这样的祸患呢！

译唐代宗起初并不十分看重佛教，宰相元载、王缙都喜好佛教，王缙尤其严重。皇上曾经问：“佛所说的报应，果真存在吗？”元载等人回答说：“国家国运灵长，如果不是前世种下福业，怎么能达到这种境地？福业既然已经注定，虽然偶尔有小灾难，终究不能造成危害。所以安禄山、史思明都有子嗣之祸，仆固怀恩出门就病死，两个敌寇不战而退，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怎么能说没有报应呢？”皇上因此深信佛教，常在宫中供养一百多名僧人。有边患到来，就命令僧人讲《仁王经》来消灾；边患消除，就厚加赏赐，良田美利大多归于僧寺。元载等人侍奉皇上，多谈论佛事，政令刑罚日益紊乱。

臣按：代宗以报应来发问，如果当时有儒者在宰相之位，一定会以福善祸淫、损盈益谦的道理，反复启告，使君主敬畏地知道天道不可欺骗，从而自强于修德。元载等人曾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些，却以前世种下福业来说，认为国运灵长都是佛的力量，岂不是严重歪曲了天道吗？唐朝之所以历时长久，是因为太宗济世安民的功绩不可掩盖；而之所以多难，是因为它取得天下，不纯粹依靠仁义纲常礼法，所在之处有惭愧的德行。继位的君主，克制自己励行善事的少，放纵情欲违背常理的多。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其类别非常显著，说的就是这个。元载等人舍弃天道而谈论佛，难道是说灾祥的降下不在天而在佛吗？治理国家的道理不在修德，而在于奉佛吗？代宗因为不学习，所以元载等人得以迷惑他。况且安史之祸，是因为杨贵妃在内蛊惑，杨国忠、李林甫在外作乱，酝酿而成的；而之所以能平定，是因为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尽忠皇室，驱逐平定了他们。他们之所以都有子嗣之祸，是因为安禄山、史思明以臣叛君，所以安庆绪、史朝义以子弑父，这是天道同类相应的缘故。回纥、吐蕃不战自退，又是郭子仪挺身而出面对敌寇，设谋反间的力量。推究本末，都由人事造成，而元载等人却说：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他们的欺骗和歪曲，难道不严重吗？当时，郭子仪因为屡立大功被大太监鱼朝恩忌恨，元载等人把退敌归功于佛力，既足以排挤郭子仪，又足以讨好鱼朝恩，奸邪的情状，难道不昭然若揭吗？而代宗没有察觉。边患到来就供养僧人讲经来消灾，边患退去就厚加赏赐，把爪牙将领的功劳归于剃度之人，他不激怒将士而加速危亡的厄运，只是侥幸罢了。后来我们朝廷举兵南伐，懦弱君主李煜也遵循这个辙迹，梵呗未终而城墙不守了。唉！这难道不足以作为千载的警戒吗？

唐宪宗与宰相谈到神仙，李藩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仙的效果，详细记载在前史中。太宗服用天竺僧人的长生药，导致疾病，这是古今明显的警戒。陛下正值壮年，立志太平，应该拒绝方士的说法。如果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必担心没有尧舜的寿命呢【当时是元和五六年间】

元和十三年，任命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皇上喜好神仙，下诏天下寻求方士。皇甫镈推荐柳泌能炼制长生药。柳泌说天台山有很多灵药，如果能担任那里的长官，或许可以求得。皇上任命柳泌。谏官上奏议论，认为君主喜好方士，没有让他治理百姓的。皇上说：“耗费一个州的力气，而能为君主求得长生，臣子又有什么吝惜的呢？”因此群臣不敢说话。柳泌到台州，驱使官吏百姓采药，一年多没有所得，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获送到京师。皇甫镈等人担保他。皇上又让他待诏翰林，服用他的药，日益烦躁口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朝夕常吃的东西。况且金石酷烈有毒，又加上火气，恐怕不是五脏所能承受的吧。古代君主饮药，臣子先尝。请求让吃药的人先吃一年，那么真假就可以辨别了。”皇上发怒，贬裴潾为江陵令。皇上服用金丹，多烦躁发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的，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突然去世。人们说内侍陈敬舆弑逆。

臣按：李藩的回答，裴潾的劝谏，都是忠言至论。宪宗一概不察觉，最终服用金丹而丧命。自古君主被药所误的多了。臣只举宪宗，是因为他是英主。敬宗昏庸如童，不值得讥讽。武宗、宣宗都是英主，也这样做。覆辙相继，而不知道借鉴，难道不是迷惑得很深，蒙蔽得很深吗？

元和十四年，迎接佛骨到京师。在此之前，功德使上言：“凤翔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明年应该开，请迎接它。”皇上听从他的话。到这时，佛骨到京师，留在宫中三天，依次送到各寺，王公士民瞻仰供奉施舍，唯恐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劝谏说：“佛，是夷狄的一种法罢了。从黄帝到禹、汤、文、武，都享有长寿，百姓安乐。当时，没有佛。汉明帝时，才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北魏以下，事佛逐渐谨慎，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最终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事佛求福，反而得到祸。由此看来，佛不值得相信，也可以知道了。佛本是夷狄的

译韩愈说：“佛是外国人，与中原地区语言不通，服饰制度不同，不懂得君臣的大义，父子的情分。假使佛还活着，来朝见京城，陛下接纳他，也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一次，在礼宾院设一次宴，赐给他一套衣服，由侍卫护送他离开，不让他迷惑众人。何况佛已经死去很久了，腐朽的枯骨，怎么应当让他进入皇宫禁地？请求交给有关部门，把佛骨投入水火之中，永远断绝祸乱的根源。”皇帝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宰相裴度、崔群说：“韩愈虽然狂妄，但出于忠诚恳切，应当宽容他，以开启言路。”于是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译臣按，后世君主信奉佛教的人，大抵是祈求福报利益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怀着功利之心去做的。所以韩愈的谏言，历数古代先代帝王的时候，没有佛教却长寿；后来的君主信奉佛教却短命，可以说深刻透彻、明白晓畅了。可是宪宗却不醒悟。当时，宪宗既服用金丹，又迎接佛骨，求仙媚佛，两件事同时并举。没过一年，他的效果竟然如此，福报究竟在哪里呢？臣所以一并记载下来，作为君主沉迷于仙佛的警戒。

韩愈又曾写《原道篇》，大致说：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着仁与义来讲的，是天下人共同认可的话。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抛开仁与义来讲的，是一人的私言。又说：古代从事职业的人有四类（士、农、工、商），现在从事职业的人有六类（四民之外又有释、老）。从事农业的家庭一份，而吃粮食的家庭有六份；从事手工业的家庭一份，而使用器具的家庭有六份；从事商业的家庭一份，而依靠商业的家庭有六份。怎么能不使百姓贫穷并且盗窃呢？又说：古代所说的正心诚意，是为了有所作为。现在想要治理自己的心，却把天下国家置之度外，灭绝了天然的常理，做儿子的不把他父亲当父亲，做臣子的不把他君主当君主，做百姓的不从事他们的事务。又说：孔子作《春秋》，诸侯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他为夷狄，夷狄进用中原的礼仪就视他为中原人。现在把夷狄的法度加在先王的教化之上，差不多就要一起变成夷狄了？又说：所谓的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博爱叫做仁，行为适宜叫做义，由此而前往叫做道，自足而不依赖外物叫做德。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度是礼乐刑政，它的百姓是士农工商，它的职位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它的服饰是丝麻，它的居所是宫室，它的食物是粟米果蔬鱼肉。它作为道容易明白，作为教化容易实行。因此用它来修养自己，就顺遂而吉祥；用它来对待别人，就仁爱而公正；用它来作为内心，就和谐而平静；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一处不恰当。因此活着能得其情，死了能尽其常，在郊外祭祀天神降临，在庙里祭祀人鬼享用。说：这个道，是什么道？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刚才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和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不得其传了。荀子和扬雄，选择得不精纯，论述得不详细。

臣按韩愈的书，极力排斥释老，可以说对捍卫正道有功，所以摘录其大略，记载在篇中。然而韩愈所说的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直到孟子去世而不得其传的，也只是说了个大概，而所以相传的内容却没有详细记载。那么所以相传的究竟是什么道呢？说：尧舜禹汤的中，孔子颜回的仁，曾子的忠恕，子思的中与诚，孟子的仁义，这就是所谓的相传之道。知道了我们圣贤相传的正道，那么那些异端的过失不用辩驳就明白了。然而在这几者之中，说中，说仁，说诚，都是道的全体。这三者究竟是一还是二？臣曾经论述过，所谓中，是因为天理正当而没有偏倚；所谓仁，是因为天理公正而不被私欲遮蔽；所谓诚，是因为天理真实而不夹杂虚伪妄诞。虽然所从说的角度不同，而道则是一样的。《虞书》讲中而没有讲到仁，《论语》讲仁而没有讲到诚，难道是因为偏于一端吗？中就没有不仁的，仁就没有不诚的。那些高谈阔论而沉溺于空虚，低贱而陷于功利的人，哪里有所谓的中？残酷刻薄的人，哪里有所谓的仁？欺骗诡诈荒诞的人，哪里有所谓的诚？君主对于这两者的辨别，怎么能不明白呢！

以上论述异端学术的差别

《大学衍义》卷十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术

王道霸术之异

齐宣王（齐国谥号为宣的君主，诸侯僭越称王）问：“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可以听一听吗？”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迹的，所以后世没有流传。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不谈这些，那么谈谈王道好吗？”宣王说：“德行怎么样才可以称王？”孟子说：“保护百姓而称王，没有人能阻挡。”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保护百姓吗？”孟子说：“可以。”宣王说：“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听胡龁说：‘大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走过，大王看见说：“牛要到哪里去？”回答说：“要用它来祭钟。”大王说：“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恐惧的样子，像无罪的人走向死地。”说：“那么废除祭钟吗？”说：“怎么可以废除呢？用羊替换它。”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宣王说：“有这回事。”孟子说：“这种心足以称王了。百姓都以为大王吝啬，我本来就知道大王是不忍心的。”宣王说：“是的，确实有百姓这样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