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卷四
代以下之所无也。故陆贽举之以告德宗，谓“言及稼穑艰难，则务遵节俭；言及闾阎疾苦，则议息征徭。”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我朝列圣盛时，妙选名儒，环侍经幄，迩英、崇政，延访从容，夜直禁中，不时召对，所以缉熈圣学，开广睿聪，其与贞观实同一揆。夫昼访足矣，又必加以夜对，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众，惟声与色尤易溺人。昼日便朝，荐绅俨列，昌言正论，辐凑于前，则其保守也易。深宫暮夜，所接者非貂珰之軰，卽嫔御之徒，纷华盛丽，杂然▯目，奇技滛巧，皆足荡心，故其持养也难。此夜对之益，所以尤深于昼访与。圣明在上，傥有志于帝王之事业，则贞观之规模与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复。
译这是汉代以后所没有的。所以陆贽举出这些来告知德宗，说：“谈到农事艰难，就致力于遵循节俭；谈到百姓疾苦，就商议停止征发徭役。”这就是达到贞观之治的原因。我朝历代圣明君主鼎盛时期，精心选拔著名儒士，环绕侍奉于经筵讲席，在迩英阁、崇政殿从容延请访问，夜间在禁中值班，不时召见应对，以此来弘扬圣学，开广圣聪，这与贞观之治实际上同一准则。白天访求意见已经足够了，又一定要加上夜间应对，为什么呢？君主一心，攻击他的人很多，只有声音和色彩最容易使人沉溺。白天上朝，士大夫们严肃排列，正直的言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面前，那么保守正道就容易。深宫暮夜，所接触的不是宦官之类，就是妃嫔之徒，繁华艳丽，杂乱地映入眼帘，奇巧淫靡的技巧，都足以动摇心志，所以保持修养就困难。这就是夜间应对的好处，比白天访求尤其深刻的原因。圣明的君主在上，如果有志于帝王的事业，那么贞观的规模和我祖宗的家法，不可以不恢复。
太宗尝谓侍臣曰：「梁武帝惟谈苦空，元帝爲周师所围，犹讲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如鸟之有翼，鱼之有水，不可暂无耳。」
臣按：太宗深鍳萧梁之失，不取老释二氏，而惟尧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谓知所择矣。然终身所行未能无媿者，以其嗜学虽笃，所讲者不过前代之得失，而于三圣传授之微指，六经致治之成法，未之有闻。其所亲者，虽一时之名儒，而奸防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时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圣，而于道实无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太宗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谄防，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臣按：秦汉以后，号爲贤主，脩身寡过，则或有之，其知从事于此，心惧奸佞之乘其隙，则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徳彛、宇文士及、权万纪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数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圣王惟此之畏，故「朋滛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无皇耽乐，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严奸佞之防，而未能脱嗜欲之穽。闺门之内，旣多慙徳，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异时移鼎祚、翦宗支之祸焉。葢由天资之高，有以知夫众攻之原，而学力之浅，卒无以胜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舆，俯仰无垠，人于其间，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爲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箴虽常言，然深切于正心之学，故録焉。
▯宗明皇帝开元中，谓宰相曰：“朕毎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卢懐愼荐太常卿马懐素，乃以懐素爲左散骑常侍，与褚无量更日侍读。每至閤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
开元中，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或脩书，或侍讲，以张说爲脩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舎人陆坚以爲无益于国，徒爲縻费，欲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帝闻之，重说而薄坚。
臣按：明皇初政，好学右文，其盛如此，可谓美矣。使当时得一眞儒在辅导弼谐之地，日以尧舜三王之道，六经孔孟之言，陈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则于是非邪正之辨，了然不惑，而张九龄、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舎倒置矣。必诚意以正其心，则于声色货利之诱，确乎不移，而惠妃、太眞之蛊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敛，不得进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则于父子夫妇之伦，朝廷宫寝之政，各尽其道，安得有信防废杀三子之祸？又安得有禄山凟乱宫闱之丑哉？奈何张说之流，不过以文墨进，无量懐素，亦不过章句儒。帝虽有志于学，而所以讲明启沃者，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虽极于开元，而帝心已溺于燕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蠧，欲其无祸乱，得乎？故人君之学，茍不知以圣王爲师，以身心爲主，未见其有益也。
宪宗留意典坟，毎覧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録，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宗撰开元训诫。帝遂采尚书、春秋、史汉等书君臣行事可爲▯镜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权幸，曰戒微行，曰任贤臣，曰纳忠諌，曰愼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节俭，曰奬忠直，曰脩徳政，曰諌畋猎，曰録勲贤，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书写于屛风，列之座右。
臣按：宪宗玩意经籍，集其事以爲▯鉴，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后，骄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见疎李逄吉以谗谄用，皇甫鏄、程异以羡余进，是邪正未尝辨，贤臣未尝任也。忠
译太宗曾经对侍臣说：“梁武帝只谈论苦空，元帝被周军包围，还在讲老子，这实在足以作为警戒。我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就像鸟有翅膀，鱼有水一样，片刻也不能缺少啊。”
臣按：太宗深刻鉴戒萧梁的过失，不采纳老子和佛教两家学说，只喜好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可以说是知道选择了。然而他终身所行的未能没有愧疚，是因为他虽然好学，所讲的不过是前代的得失，而对于三圣传授的精微旨意，六经治理天下的成熟方法，却没有听说过。他所亲近的，虽然是一时的名儒，但奸佞小人也在其中，怎么会有像佛时那样承担重任的益处呢？所以名义上是仰慕前代圣人，而在大道上实际上没有收获，这也是令人遗憾的啊。
太宗曾说：“君主只有一颗心，而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用勇力，有的用巧辩，有的用谄媚，有的用奸诈，有的用嗜欲，纷纷聚集来攻击它，各自谋求自我表现。君主稍微松懈而接受其中一种，危亡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它困难的原因。”臣按：秦汉以后，号称贤明的君主，修身少有过错，或许有，但知道从事于此，心中畏惧奸佞乘虚而入，没有像太宗这样的。只有他心中有主见，所以封德彝、宇文士及、权万纪之类的人都不能迷惑他。然而这几样都容易侵入，而嗜欲又是最厉害的。古代圣王只畏惧这个，所以“在家庭里沉溺于淫乐，是益用来告诫舜的；不要沉溺于享乐，是周公用来告诫成王的。”太宗能够严防奸佞，却不能摆脱嗜欲的陷阱。后宫之内，既然多有可耻的德行，而武才人狐媚的迷惑，最终奠定了后来改朝换代、剪除宗族的大祸。大概是因为天资高，能够知道众人攻击的根源，而学力浅，最终不能战胜最严重的危害，所以智慧能达到，仁德却不能守住。近世儒生有写心箴的，说：“茫茫天地，上下无边，人在其中，渺小而有身体。这身体的微小，如同太仓中的米粒，参合为三才，只有心罢了。古往今来，谁没有这颗心？心被形体役使，就成了野兽禽鸟。只有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成为心的病。一心之微小，众欲攻击它，它与存在者，唉，很少啊！君子存诚，克制念头，保持恭敬，天君泰然，百体听从命令。”箴言虽然是常谈，但深切于正心的学问，所以记录下来。
〇唐玄宗开元年间，对宰相说：“我每次读书有疑惑停滞，无处质问，可以选拔儒学之士，让他们入宫侍读。”卢怀慎推荐太常卿马怀素，于是任命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与褚无量轮流侍读。每次到阁门，命令他们乘坐肩舆进入，或在别馆，路远则在宫中听，骑马亲自送迎，以师傅之礼相待。
开元年间，设立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有的修书，有的侍讲，任命张说为修书使，统领他们。有关部门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认为对国家无益，只是浪费，想上奏罢免。张说曰：“自古帝王在国家无事的时候，无不崇尚宫室，扩大声色，今天子唯独延请礼文儒士，发挥典籍，所益大，所损微。陆子的话，怎么不通达呢？”皇帝听说后，看重张说而轻视陆坚。
臣按：明皇初政，好学崇尚文治，盛况如此，可以说是美好了。如果当时得到一位真儒在辅导辅佐的位置，每天以尧舜三王的道理，六经孔孟的言论，陈说在面前，必定格物以致其知，那么对于是非邪正的辨别，了然不惑，而张九龄、李林甫的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了。必定诚意以正其心，那么对于声色货利的诱惑，确乎不移，而惠妃、太真的蛊惑，王珙、宇文融的聚敛，就不能进用了。必定修身以正其家，那么对于父子夫妇的伦理，朝廷宫寝的政治，各尽其道，怎么会有信谗废杀三子的祸患？又怎么会有禄山亵渎宫闱的丑事呢？奈何张说之类，不过以文墨进身，无量怀素，也不过是章句儒。皇帝虽然有志于学，而用来讲明启沃的，仅如此，所以文物之盛，虽然极于开元，而帝心已溺于安逸，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蠧，想要没有祸乱，能吗？所以人君之学，如果不知道以圣王为师，以身心为主，未见其有益啊。
宪宗留意典坟，每次阅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都反复诵读。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〇宗撰开元训诫。皇帝于是采集尚书、春秋、史汉等书君臣行事可为〇镜的，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权幸，曰戒微行，曰任贤臣，曰纳忠谏，曰慎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节俭，曰奖忠直，曰修德政，曰谏畋猎，曰录勋贤，分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书写于屏风，列之座右。
臣按：宪宗玩味经籍，集其事以为〇鉴，用意美矣。然而平蔡之后，骄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见疏，李逢吉以谗谄用，皇甫镈、程异以羡余进，是邪正未尝辨，贤臣未尝任也。忠
谏未尝纳，勲贤未尝録也。土木兴，则反于节俭；聚敛行，则乖于徳政。凢所谓十有四条，无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葢居中而制万事者，心也。古先圣王，必于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万事莫不正。宪宗知监前代成败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学之源。藩鎭未平，犹能勉强策励；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屛障虽在，志虑已移，视之爲虚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当时羣臣，独一裴垍能进正心之说，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举其纲，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犹教人以克己复礼，而不语以视听言动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学，未有能引其君以当道者。
译劝谏未曾被采纳，功臣贤才未曾被录用。大兴土木，就违背了节俭的原则；施行聚敛，就背离了道德的政治。凡是所说的十四条，没有一条不违背常理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居于中枢而控制万事的，是心。古代的圣王，必定在此处下功夫。所以心一端正，万事就没有不端正的。宪宗知道借鉴前代成败的轨迹，却不知道古人《大学》的根本。藩镇尚未平定，尚能勉强鞭策激励自己；一旦奏报成功，就放纵地自我骄奢。虽然屏障还在，但意志思虑已经转移，把它看作虚设的器物了。这是由于他的心没有治理好。当时的群臣中，只有裴垍一人能进献端正心性的学说，但心之所以能端正的方法，也没有人能达到。只是列举了纲领，却不告诉用力的地方。这就像教人克制私欲、恢复礼制，却不告诉视听言动的具体条目，这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作为臣子如果不通晓《大学》，就没有能够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的。
以上叙汉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学。
帝王爲学之本
汉魏陈隋唐数君之学
汉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音忖】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徴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康迭爲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臣按：人君之学，不过修己治人而已。元帝于此二者，未尝致意，而所好者，笔札音律之事。纵使极其精妙，不过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岂人君之大道哉？昔颜渊问爲邦，夫子以放郑声语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箫，自度曲，正所谓郑声也。先儒谓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连，怠惰骄滛，皆从此出。元帝之资本，非刚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则其志气頺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兴起之理？宜其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卒基汉室之祸也。
魏文帝【魏武曹操之子】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少诵诗论，及长，备厯五经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覧。所著书论诗赋凢六十篇。史臣陈夀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问彊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识，迈志存道，克广徳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
臣按：文帝之爲太子也，与一时文士若王粲、阮瑀诸人游，号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爲文章，至今具在。其藻丽华美，则诚有之；揆诸风雅典诰，则罪人也。夫旷大之度，公平之识，迈志存道，克广徳心，此皆人君所当勉者。而帝也，爲嗣则喜见颜色，居防则燕乐不衰。薄同气之恩，杀无宠之配，以玩好而求远物，以私憾而僇谏官。是于所当勉者，不知勉矣。书论诗赋，文士之末技尔，非人君所当务也。而乃侈然自衒，谓莫已若。识度如此，其爲史氏所讥，宜哉。
后魏王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有几？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至今不可胜计。茍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遂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学之道，以致知爲首，正欲开聪明而发智识也。魏珪，中材之君，初未尝学，而有益人神智之问，可谓切问矣。李先莫如书籍之对，亦可谓善对矣。然则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忧不集？则失之甚也。夫古今之书籍虽多，其切于君徳治道者，六经而已尔，论孟而已尔。六经之大义，人君皆所当闻。然一日万几，无徧读博通之理。茍颛精其一二，而兼致力于论孟、大学、中庸之书，间命儒臣敷陈厯代之得失，则其开聪明而发智识者，亦岂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王以聚书爲美，而无得于书。求神仙，滥刑戮，溺声色，卒以无道殒其身。是虽图书山积，果何益于万一哉？
唐文宗性俭素，听朝之暇，惟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
臣按：文宗可谓好学之君矣，而卒无救于祸败者。《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徳。」使文宗而知此义，则玩干健以养其刚，体离丽以养其明。旣刚且明，则于威福之权必能别白，何至柔懦不立，听用匪人，使阉寺之势益张？甘心以赧献自比，其于书史了无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娱故耳。夫好书而以之资空谈，销永日，鲜有不爲文宗者。
后汉灵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爲文赋者，竝待制鸿都门下。后诸爲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防，多引无行趋势之徒置其间，憙陈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词赋，小技扬雄比之雕虫篆刻，壮夫且耻爲之，况人主乎？赋犹无用，况书篆末艺乎？灵帝名爲好学，而所取乃尔。夫人主不可轻有所好，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虽文赋、书篆，亦爲小人媒进之阶，况他乎？惟游心经术，恬澹寡欲，则奸邪无得而窥。灵帝，昏乱之君，无足论者，特以爲来世之鉴云。
陈后主叔宝以宫人有文学者爲女学士，仆射江总虽爲宰辅，不亲政务，日与尚书孔范等十余人侍上游
译以上叙述汉光武帝、汉明帝、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三位皇帝的治学情况。
帝王治学的根本
汉、魏、陈、隋、唐几位君主的治学
汉元帝多才多艺，擅长史书书法，弹奏琴瑟，吹奏洞箫，自己创作曲调，配上歌声，划分节奏节拍，穷尽精微细致之处。他年少时喜好儒学，等到即位后，征召任用儒生，把政事委托给他们。贡禹、薛宣、韦贤、匡衡等人交替担任宰相，而皇帝却被文辞义理所牵制，优柔寡断，汉宣帝时期的功业因此衰落了。
臣按：君主的学问，不过是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罢了。元帝在这两方面，未曾用心，而所喜好的，是笔墨书法和音律之事。即使极其精妙，也不过是胥吏的小技能，工匠乐师的末流技艺。这难道是君主的大道吗？从前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用“排斥郑国的靡靡之音”来回答他。现在皇帝所喜好的，吹洞箫，自己创作曲调，正是所谓的郑声。先代儒者说这种音乐悲哀，能让人意志流连，怠惰骄淫，都由此产生。元帝的资质，本来就不是刚强明察的人，又加上这种喜好，那么他的志气颓废萎靡，一天比一天严重，哪里有振奋兴起的可能呢？难怪他牵制于文辞义理，优柔寡断，最终奠定了汉朝衰亡的祸根。
魏文帝（魏武帝曹操的儿子）虽然在军中，手中也不放下书卷。年少时诵读《诗经》和《论语》，长大后，遍览五经、史书、汉代诸子百家的言论，没有不全部阅读的。他所写的书论、诗赋共六十篇。史臣陈寿说：“文帝天资富有文采，下笔就能成文，博学多问，记忆力强，才艺兼备。如果再加上宽宏大量的气度，用公平的认识来激励自己，立志追求大道，能够扩大仁德之心，那么古代的贤明君主，又有什么遥远的呢？”
臣按：文帝做太子时，与当时的文士如王粲、阮瑀等人交游，号称建安七子。文帝以及王粲等人所写的文章，至今都还在。其辞藻华丽华美，确实存在；但对照《诗经》的雅正和《尚书》的典谟，却是罪人。那宽宏大量的气度，公平的认识，立志追求大道，能够扩大仁德之心，这些都是君主应当勉力做到的。而文帝呢，做继承人时就喜形于色，居守藩镇时宴乐不停。淡薄兄弟亲情，杀害不受宠爱的妃子，为了玩好之物而寻求远方的物品，因为私怨而杀戮劝谏的官员。这是对于应当勉力做到的事情，不知道勉力了。书论诗赋，是文士的末流技艺，不是君主应当致力追求的。他却大肆炫耀，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见识气度如此，被史官讥讽，是理所当然的。
后魏王珪问博士李先说：“天下什么东西可以增加人的神智？”李先回答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王珪说：“书籍有多少？如何可以收集？”李先回答说：“自从有文字以来，每代都有增加，到现在不可胜数。如果君主所喜好，还愁收集不到吗？”王珪于是命令郡县大力搜求书籍，全部送到平城。
臣按：《大学》的道理，以“致知”为首，正是想要开启聪明、启发智慧。魏王珪，是中等资质的君主，起初未曾学习，却有增加神智的提问，可以算是切中要害的提问了。李先回答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也可以算是善于回答了。然而说自从有文字以来，每代都有增加，君主所喜好，还愁收集不到吗？这就大错特错了。古今的书籍虽然多，但切合君主德行和治国之道的，不过是六经罢了，不过是《论语》《孟子》罢了。六经的大义，君主都应当听闻。但是一天有万种事务，没有遍读博通的理由。如果专攻其中一两种，并且同时致力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书，偶尔命令儒臣陈述历代的得失，那么开启聪明、启发智慧的，难道会少吗？可惜李先是平庸浅陋的儒生，智慧达不到这个地步，只让魏王以聚书为美，而从书中一无所得。追求神仙，滥用刑罚杀戮，沉溺于声色，最终因为无道而丧命。即使图书堆积如山，又能有什么益处呢？
唐文宗生性节俭朴素，处理朝政之余，只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猎未曾留意。
臣按：文宗可以说是好学的君主了，但最终无法挽救祸败。《易经》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积蓄他的德行。”如果文宗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玩味乾卦的刚健以培养他的刚强，体察离卦的明丽以培养他的明察。既然刚强又明察，那么对于威福的权柄必然能分辨清楚，怎么会柔弱不能自立，听信任用小人，让宦官的势力更加嚣张？甘心以汉献帝自比，他在书史上毫无所得，正是因为他把书史当作自娱的缘故。喜欢读书却用来资助空谈，消磨漫长时日，很少有不像文宗那样的。
后汉灵帝喜好文学，自己创作《皇羲篇》五十章，于是引荐能写文赋的诸生，都让他们在鸿都门下待制。后来那些擅长写尺牍以及工于鸟虫篆书的人，都被引荐召见，于是达到几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防，多引荐品行不端、趋炎附势的人放在其中，喜欢陈述民间琐事，皇帝非常高兴，给予他们破格的官位。
臣按：辞赋，是小技艺，扬雄把它比作雕虫篆刻，壮士尚且以此为耻，何况君主呢？赋尚且无用，何况书法篆书这种末流技艺呢？灵帝名义上好学，而所选取的却是这样。君主不可轻易有所喜好，喜好一旦形成，群臣一定有窥探其意图的人。所以即使是文赋、书法篆书，也成为小人进身的阶梯，何况其他呢？只有游心于经术，恬淡寡欲，那么奸邪之人就无法窥探。灵帝，是昏乱之君，不值得议论，特地作为后世的鉴戒罢了。
陈后主叔宝把宫中有文学才能的人任命为女学士，仆射江总虽然身为宰辅，不亲理政事，每天与尚书孔范等十余人侍奉皇帝
宴后庭，谓之狎客。上毎饮酒，使诸妃嫔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羣臣酣歌自夕达旦，日以爲常。其后隋伐陈，获叔宝以归，从隋文帝饮，赋诗。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诗之功，何如思安时事乎？”
译在宫廷后苑设宴，称这些人为狎客。皇上每次饮酒，都让各位妃嫔、女学士与狎客一起赋诗，互相赠答，选取其中特别艳丽动人的诗句，配上新的曲调，群臣纵情歌唱，从晚上直到天亮，天天如此，习以为常。后来隋朝讨伐陈朝，俘获陈叔宝带回，陈叔宝跟随隋文帝饮酒，作诗。等退席出来时，隋文帝看着他说道：“靠作诗的才能，哪里比得上为保全国家安危着想呢？”
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緑。”复能作此语邪？自负才学，毎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借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爲天子矣。”
臣按：陈隋二君，号爲工于词艺者，一则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则因是而君臣争胜，卒底乱亡。然则帝王之于词章，皆非所当作乎？曰：虞帝「勑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训，成汤「宫刑」之制，虽非有意于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当法也。若「大风」之安不忘危，犹可见英主之逺虑；「金镜」之任贤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孙，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镂组织，与文士争一日之长，固可羞己，况于滛防猥陋如陈隋之君乎？臣故着此，以爲人主溺心词艺者之戒。
以上叙汉魏陈隋唐数君之学
大学衍义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五
宋 眞徳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术
天理人心之善
汤诰【商书篇名，成汤作此以告万方】曰：惟皇上帝降▯于下民【皇，大也。上帝，卽天也。降，下也】若有恒性【若，顺也。恒，常也】克绥厥猷惟后【克，能也。绥，安也。厥，其也。猷，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汤此言，可谓知君师之职矣。葢天能与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师之任也。汉儒以「▯」爲善，臣谓「▯」卽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赋之以仁义礼智之徳，浑然于中，无所偏倚，是所谓「▯」也。自天所降而言，则谓之「▯」；自人所受而言，则谓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于人者，初无智愚之间；而人之受于天者，清浊纯驳，随其所禀，有不同焉。必頼君师之作，顺其有常之性而开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徳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谓顺。若其本恶而强教以善，则是逆之而非顺之也。观若之一言，则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卽性也。以体而言，则曰性；以用而言，则曰道。其实一也。顺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谓安？父安于慈，子安于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与其当然而不容己，然后爲安。成汤有天下之初，卽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谓知君师之职也。厥后「秉彛受中」之言，相继而发。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开万世性学之源，则自成汤始。呜呼！圣哉！
诗《烝民【尹吉甫作此美周宣王】曰：「天生烝民【烝，众也】有物有则【则，法也】民之秉彞【秉，执也；彞，常也】好是懿徳【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尝离乎物之中，知此则知有物有则之说矣。葢盈乎天地之间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则具此理，是所谓则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视，耳之听，物也；视之明，听之聪，乃则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乃则也。则者，凖则之谓，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谓规矩凖绳衡爲五则者，以其方圆平直轻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则者，天实爲之，人但循其则耳。如视本明，视而不明，是失其则也；听本聪，听而不聪，是失其则也；君当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则也；臣当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则也。然此一事之则尔，若为人而不能全乎为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则，而非人矣。彞而言秉何也？浑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夺，若秉执然。惟其有此，故于美徳无不知好者，仁义忠孝，所谓美徳也。人无贤愚，莫不好之；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所谓恶徳也。人无贤愚，莫不恶之。观乎此，则知性之善矣。当更合后章孟子之言观之。
刘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臣按：刘子之所谓中，卽成汤之所谓▯。葢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
译隋炀帝擅长写文章，不希望别人超过自己。薛道衡死后，皇帝说：“他还能写出‘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吗？”王胄死后，皇帝吟诵他的佳句说：“庭草无人随意绿。”还能写出这样的话吗？他自负才学，常常傲视天下的读书人。曾经对侍臣说：“天下人都认为我凭借前人的基业而拥有四海，假使我和士大夫们一同参加选拔，也应当能当上天子。”
臣按：陈后主和隋炀帝这两位君主，号称擅长辞章技艺，一个因此导致君臣关系轻慢狎昵，一个因此导致君臣争强好胜，最终都导致国家混乱灭亡。那么，帝王对于辞章文章，都不应当创作吗？回答说：虞舜的《勑天》之歌，大禹的《朽索》之训，成汤的《宫刑》之制，虽然并非有意为了写文章，却光彩鲜明，照耀千古，这是君主应当效法的。至于汉高祖《大风歌》中安不忘危的思想，还可以看出英明君主的深谋远虑；《金镜》中任用贤良、斥退不肖的主张，也足以昭示子孙，衡量帝王之道，这算是次一等的。至于那些雕琢辞藻、堆砌文辞，与文人争一时高下的行为，本来就可耻，何况像陈后主、隋炀帝那样淫乱卑劣的君主呢？臣因此写下这些，作为君主沉溺于辞章技艺的警戒。
以上叙述汉、魏、陈、隋、唐几位君主的学问
大学衍义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五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术
天理人心之善
《汤诰》（商书篇名，成汤作此以告谕各方）说：“伟大的上帝将‘中’降示给下民，顺着这恒常不变的性，能够安定其道的，只有君主。”
臣按：成汤这番话，可以说懂得了君主和老师的职责了。大概上天能赋予人至善的本性，却不能使人保全其本性。能使人保全其本性的，是君主和老师的责任。汉代儒者将‘中’解释为善，臣认为‘中’就是中正。上天生育百姓，无不各自赋予仁义礼智的德行，浑然存在于心中，没有偏颇倚斜，这就是所谓的‘中’。从上天降示的角度来说，称之为‘中’；从人接受的角度来说，称之为性。其实没有两样。然而上天降示给人的，起初没有智愚的区别；而人接受上天的，清浊纯驳，随着所禀受的不同而有差异。必须依靠君主和老师的作为，顺着那恒常的本性来开导启发他们。舜的弘扬五常，周朝的教导六德六行，都是这类事情。本性本来至善，因而加以教导，这就叫做顺。如果本性本恶而强行教导以善，那就是逆而不是顺了。看‘若’（顺）这一个字，就知道人性是善的了。‘猷’，就是道。道也就是性。从本体来说，叫做性；从作用来说，叫做道。其实是一样的。顺着本性，使其安于道，非君主不能做到。什么叫安？父亲安于慈爱，儿子安于孝顺，知道这是自然而不可改变的，以及理所当然而不容己的，然后才叫做安。成汤刚拥有天下之初，就以此自任。臣所以说：可以说懂得了君主和老师的职责。后来‘秉彝受中’的话，相继发出。到了孔子、孟子，性善的道理更加明白，而开启万世性学的源头，则从成汤开始。唉！真是圣明啊！
《诗经·烝民》（尹吉甫作此赞美周宣王）说：“上天生育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民众秉持常道，喜好这美德。”
臣按：《易经》说：形而上者叫做道，形而下者叫做器。道就是理，器就是物。精粗的区别，固然不同了。然而理未曾离开物之中，知道这一点就知道‘有物有则’的说法了。大概充满天地之间的，没有不是物的，而人也是物，事也是物。有这个物就具备这个理，这就是所谓的则。以人来说，如眼睛看，耳朵听，是物；看的明亮，听的聪慧，就是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是物；而君的仁，臣的敬，子的孝，父的慈，夫妇的区别，长幼的次序，就是则。则，就是准则的意思，一定而不可改变。古人说规矩、准绳、衡为五则，是因为方圆、平直、轻重，都是天然一定的法则。事物之所以有这个则，是上天实际制定的，人只是遵循这个则罢了。如看本来明亮，看不明亮，是失去了则；听本来聪慧，听不聪慧，是失去了则；君应当仁，君不仁，是失去了则；臣应当敬，臣不敬，是失去了则。然而这只是这一件事的则，如果为人而不能完全具备为人的理，是失去了作为人的则，就不是人了。说‘秉’（执持）‘彝’（常）为什么呢？浑然一理，具备于我心中，不可移夺，像执持一样。正因为有这个，所以对于美德没有不知道的，仁义忠孝，就是所谓的美德。人无论贤愚，没有不喜欢的；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就是所谓的恶德。人无论贤愚，没有不厌恶的。看这些，就知道性善了。应当再结合后章孟子的话来看。
刘康公说：“民众承受天地的中正以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命。”
臣按：刘子所说的中，就是成汤所说的‘中’。大概天地自然的理，而人获得它以生存的，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