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卷二十九

译“为什么不下雨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凭借成汤那样的圣明，哪里会有这样的灾祸，反而自我反省、责备自己到了这样的极致，成汤的心就是舜的心。到了汉武帝时期，公孙〇在对策中说：“尧遭遇洪水，派禹去治理，没听说禹有过水灾。至于成汤遭遇旱灾，那是夏桀遗留下来的恶果。”舜因为水灾自我警戒，而公孙〇却归咎于尧；成汤因为旱灾自我责备，而公孙〇却归咎于桀。奸邪防备的心理，用来迷惑误导君主，使君主傲慢忽视上天警戒的，大都是这样，不能不仔细考察。

译伊陟辅佐太戊（太戊，是商朝的中宗。伊陟，是伊尹的儿子）。在亳地出现了异象（亳，是国都。祥，指异象）。桑树和谷树一起生长在朝廷上，伊陟向巫咸进言，作了《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现在已失传，而《史记》记载说：“太戊即位，伊陟担任宰相，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廷上，一个晚上就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太戊感到恐惧，询问伊陟。伊陟说：‘我听说妖邪不能胜过德行，大王的政事难道有缺失吗？大王应当修德行善。’太戊听从了他的话，那棵桑树就枯死了。太戊遇到灾祸而听从忠言，修补缺失的政事，迅速消除灾祸并恢复常态，所以周公称赞他说：‘从前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认为这样才能尽到敬畏的诚意，并用天命来约束自己。’可以说了解中宗的心意了。”

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雊，鸣叫）。祖巳（贤臣）说：“只有先端正君王的心，才能纠正他的政事。”于是训导君王说：“上天降生百姓，常理在于他们的义理。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永，长）。不是上天让百姓夭折，而是百姓中途自绝性命。百姓有不顺从德行、不服从罪责的。上天既然以灾异作为信验，来纠正他们的德行，他们却说：‘这灾异，能把我怎么样呢？’唉！君王主要在于敬爱百姓，没有不是上天继承者的（罔，无；〇，嗣）。常祀不要过于亲近祖先（丰，厚；昵，亲）。”

先儒苏轼说：“高宗举行肜祭那天，野鸡在鼎耳上鸣叫，这是神明告知宗庙祭祀有失误，确实如此。”所以祖巳说应当先端正君王心中的错误。大概武丁不专心修治人事，多次祭祀来讨好神明，而且祭祀过于厚待近亲祖先，敬父薄祖，这是最大的失误。所以祖巳先端正并纠正它。上天监察人间，有常理，而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上天让人夭折，而是人有时中途自绝于天。人有不顺从德行、不服从罪责的，上天没有立即诛杀灭绝，而是以灾异作为符信，来纠正他们的德行。人却说：“这是灾异，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么上天必定诛杀灭绝他们了。现在君王只专注于敬爱百姓罢了，多次祭祀没有益处。先王没有不是上天继承者的，常祀而厚待近亲，这可以吗？有人说天灾不能通过象类来推求。《尚书》说：“有鸣叫的野鸡，足够了。”却又记载它在鼎耳上鸣叫，这不是以鼎耳为祥瑞吗？君主对天下无所畏惧，只有天可以警戒他。现在说天灾不能通过象类来推求，我自认为没有过错就算了，对国家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臣按：苏轼所说的以象类推求，是指《洪范》五行说的观点。鸣叫不在其他地方，而在鼎耳。大概鼎是祭祀的器具。君主听而不聪，灾祸就会产生。汉儒论灾异，大体如此。成帝时，博士举行大射礼，有野鸡飞到庭院，登上厅堂鸣叫。又聚集在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车骑府，又聚集在未央宫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进言：“天地之气，以同类相应。谴告君主，非常微妙而明显。野鸡，听察先闻雷声。”所以经书记载高宗野鸡鸣叫的异象，以表明转祸为福的验证。现在博士行礼那天，大众聚集，野鸡飞到庭院，历经台阶登上厅堂，历经三公的府邸，掌管宗庙骨肉之官，然后进入宫殿。它停留告知，人众具备。即使人道相戒，怎能超过这个？后来皇帝让诏令王音说：“听说捕到的野鸡，羽毛颇受摧折，像被拘禁的人，难道不是人为的吗？”王音又回答说：“陛下怎么得到这种亡国之语？不知道谁出主意谄媚，诬乱圣听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继嗣没有确立，每天驾车出去，失德流闻，海内传播比京城还厉害。皇天多次显现灾异，想要人变更，尚且不能感动陛下，臣子有什么希望？应当与贤哲谋划，克己复礼，以求天意，那么继嗣还可以确立，灾异还可以消除。”汉朝距离三代不远，一只野鸡的异象，君臣相互警戒如此。所以附记在这里。

《云汉》是仍叔赞美宣王的诗（仍叔，周朝大夫）。遇到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行，想要消除它，百姓看到忧虑，所以作了这首诗。第一章说：宽阔的银河，光辉回转在天上。君王说：唉！为什么无辜的现在的人？上天降下丧乱，饥荒接连到来。没有神灵不祭祀，没有爱惜这牺牲，圭璧已经用尽，难道不听我的吗？第二章说：旱灾已经太严重，热气积聚旺盛，旱气弥漫。不绝祭祀，从郊外到宗庙。上下奠祭，尊奉神灵。后稷不能胜任，上帝不鉴临。败坏下土，难道降临在我身上？第三章说：旱灾已经太严重，则不可推知。兢兢业业，如雷霆如雷。周朝剩余的百姓，没有遗留。第四章说：旱灾已经太严重，则不可阻止，赫赫炎炎，说我没有地方，大命临近。没有瞻望没有回顾，群公先正不帮助我，父母先祖，为什么忍心我？第五章说：旱灾已经太

译旱情严重，山川枯竭如同被洗涤一般，旱神肆虐，大地如遭火燎焚烧。我畏惧酷暑，忧心如受烟熏。各位公侯和先代正神却不肯听闻我的哀告，昊天上帝，难道要让我逃避这灾祸吗？

译臣按，这首诗大概是周宣王担忧旱灾、责备自己的言辞。首章说：“云汉灿烂，却不见降雨的征兆。如今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却屡次遭受饥荒的灾难呢？那些能降下雨水的神灵，没有不祈祷的。祭祀用的纯色牺牲不敢吝惜，圭璧等礼器不敢爱惜，然而神灵却不听我的祈求，这是为什么呢？”第二章则说旱情已经太过严重，暑气酷烈，从郊外到宗庙，用来祭祀享用的物品没有不备齐的。没有比后稷更亲近的祖先，却无法聚集神灵；没有比上帝更尊贵的，却不见降临。与其让大地荒芜败坏，百姓遭受祸害，不如让我亲身承担这灾祸。第三章又说导致旱灾的原因，无法推知，心中战战兢兢、畏惧危险，好像雷霆在头顶一样。周朝自厉王时期政局动荡之后，幸存的百姓已经很少，如今又加上旱灾，恐怕不会再有遗民了。第四章则说旱情严重而无法制止，我将无处容身。百姓的生命，死亡的日子不远，却没有谁来顾视。那些参与祭祀的群公先正，竟然不帮助我，而父母以及先祖，又怎么忍心让我落到这般地步呢？第五章说旱情已经非常严重，连山川都因此干枯竭尽，使我心如焚灼。群公先正不听我的祈祷，上天既然已经降下谴责，不如让我退位离去，以向天谢罪？不能使百姓遭受毒害。第五章以下，大致是重申前面的意思，仔细体味其中的言辞，敬天忧民的心意，端正自身、修养德行的实际表现，至今仍然可以想象得到。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中兴之治的原因吧？

《正月》【“正”读作“政”】是大夫讽刺周幽王的诗。其首章说：“正月降下繁霜【正月，是夏历四月，繁是多】，我心中忧伤。百姓的谣言【讹，是虚假】也非常盛大【将，是大】，想到我独自一人啊，忧心忡忡【京京，是大】，哀怜我小心谨慎，因深忧而痛苦【癙忧，是深忧；痒，是痛】”。臣按：正月是纯阳用事的月份，是正阳之月，天地生长养育万物的时候，却降下很多霜，这种异常很大了。而百姓的言论争相制造虚假，这种异常又比繁霜更大。说：“谣言，就是把错的说成对的，把对的说成错的，把忠诚说成奸佞，把奸佞说成忠诚，这就是所谓的谣言。”谣言兴起，君子和小人的地位就互换，邪正混淆，这就是导致繁霜灾害的原因。在位的君子为此担忧，为此生病，而君王却不知道，导致祸败是理所当然的。

《十月之交》是大夫讽刺周幽王的诗。第一章说：“十月之交【十月是夏历建亥之月】，朔日辛卯，发生日食，也非常丑恶【丑恶】。那月亮变暗，这太阳也变暗，如今这些下民也非常哀伤。”第二章说：“日月宣告凶兆，不遵循它们的运行规律，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那月亮发生食，那是它的常理，这太阳发生食，有什么好的呢【臧，是善】。”第三章说：“〇〇震电【〇〇是电光的样子，震是雷】，不安宁不美好【寜，是安；令，是善】，百川沸腾，山顶崩塌【冢是顶，崒是崔嵬的样子】，高岸变成山谷，深谷变成山陵。哀怜现在的人，怎么竟然没有人警戒【憯，是惨】。皇父是卿士【皇父是字】，番做司徒【番是氏】，家伯做太宰【伯是字】，仲允做膳夫【仲是字】，棸子做内史【棸是氏】，蹶做趣马【蹶是氏】，楀做师氏【楀是氏，卿士以下是官名】，艳妻煽动方处【艳妻指褒姒，煽是炽盛，处是居】。”第六章说：“勤勉做事，不敢诉说劳苦。无罪无辜，谗言喧嚣。下民的灾祸，不是从天而降，当面聚谈背后憎恨，全都是由人造成的。”

臣按：四月降下繁霜，幽王不知道警戒。于是十月的朔日，发生日食。考察先儒的论述，认为日月食，虽然有固定的规律，但是君王修德行政，任用贤人去除奸佞，能使阳气旺盛足以战胜阴气，阴气衰弱不能侵犯阳气，那么日月的运行，虽然有时应当发生食却不会发生。如果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臣，儿子背叛君父，妾妇压制丈夫，小人凌驾君子，夷狄侵犯中国，那么阴气旺盛阳气微弱，应当发生食就一定会发生。虽然说运行有固定的规律，但实际上是非常异常的变故。正阳之月发生日食，是古人深深忌讳的。十月纯阴发生日食，诗人也讽刺它，大概是因为纯阳之月发生日食，是阳气太弱；纯阴之月发生日食，是阴气太盛，所以都算是异常。也非常丑恶，是说它非常可耻。月亮有亏缺变暗，是道理的正常现象。太阳也亏缺变暗，岂不是很可哀吗？推究日月宣告凶兆，不遵循运行规律的原因，是因为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的缘故。月食，是阳胜阴；日食，是阴胜阳。阳尊阴卑，阴气亢奋阳气却不胜，是常理。阴气胜过阳气并掩盖它，可以作为常理吗？说：有什么好的呢，是说怎么会有这种不善的征兆呢？雷在春天发声，在秋天收声。现在已经是十月了，却雷电交作，山倾川涌，陵谷改易，高深易位，这是什么景象？而幽王竟然没有警戒。讽刺君王说：“现在的人”，是不想直接斥责。前面说不任用贤良，是说贤人失职。贤人失职，是因为小人当权。小人在外当权，是因为妇人在内主事。所以到这里历数这些人。卿士司徒以下，都是王朝亲近的官员，而皇父等人分别占据这些职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褒姒为他们铺路。女子和小人，内外勾结，这就是灾异并至的原因。贤人君子，遭遇这个时候，勤勉做事，未曾敢以劳苦自陈，而无罪无辜，横遭

译进谗毁谤，由此可知山崩川沸的灾变，并非上天所为，实在是那些当面附和、背后憎恨的人造成的。大概上天仁爱，并非有意降下灾祸，而是人们自己招致的罢了，能不引以为戒吗？

译齐国出现了彗星【彗星是除旧布新的象征】，齐侯【齐景公】派人举行禳灾仪式【以消除灾祸】。晏子【晏婴】说：“这样做没有益处，只会自取其辱。天道不会因谄媚而改变，也不会改变它的定数，怎么能用禳灾来改变呢？况且上天出现彗星，是为了扫除污秽【彗星的形状像扫帚，所以说扫除污秽】。君主如果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禳灾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禳灾又能减少什么损害呢？”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于是停止了禳灾。

臣按：晏子在这里懂得了天道。古人顺应天意的，只有恭敬修德罢了。祈祷禳灾不是可以依赖的。后世神怪之说兴起，认为灾异可以通过禳灾来消除，于是君主不再存有敬畏上天之心。这是危害最大的。

宋景公时，火星停留在心宿【荧惑，即火星；心，东方星宿】，心宿是宋国的分野。宋景公为此担忧，掌管星象的子韦说：“可以把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宋景公说：“宰相是我的得力助手。”子韦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宋景公说：“君主依靠百姓。”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宋景公说：“年成饥荒，百姓困苦，我还做什么君主呢？”子韦说：“上天高远却倾听下情，您说了三句爱护百姓的话，火星应该会移动。”于是火星果然移动了三度。

臣按：《易经》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感动天地的凭借。”宋景公三句话的善举，使得火星移动了三度，天人感应如此迅速，能不敬畏吗！

汉代董仲舒告诉汉武帝说：“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非常值得敬畏。国家将有背离道义的败亡，上天就先出现灾害来谴责警告；如果不自我反省，又出现怪异来警戒恐惧；如果还不知道改变，那么伤害败亡就来到了。由此可以看出上天仁爱爱护君主，想要制止他们的动乱。如果不是极其无道的时代，上天都想要扶持并保全安定他们。事情在于努力罢了。”

董仲舒又说：“人的所作所为，其善恶的极致，竟然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互感应。”

汉元帝时，发生日食和地震。匡衡上奏章说：“天人之间，精微之气相互激荡，善恶相互推动。事情在下面发生，现象在上面变动。阴阳的道理，各自响应其感应。阴气变化则静止的东西动起来【指地震】，阳气被遮蔽则明亮的东西昏暗【指日食】，水旱灾害，随着类别而来。”

汉哀帝元寿元年，发生日食。孔光回答说：“臣听说老师说过：‘上天帮助王者，所以灾异屡次出现，用来谴责警告，希望他们改正。如果不畏惧，有所堵塞消除，而轻慢忽视、简单欺骗，那么凶险的惩罚就会加临，其到来是必然的。’《诗经》说：‘恭敬啊恭敬，上天明显地思考，天命不容易啊。’又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因此得以保全。’都是说不畏惧的人凶险，畏惧的人吉祥。《尚书》说：‘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言语有诚信之道，上天辅助他。’明确地承顺天道，在于崇尚德行、广泛施恩、增加精诚、达到诚意、勤勉努力罢了。世俗的祈祷禳灾小术，终究对顺应上天没有益处，非常明显，无可怀疑。这一年，息夫躬建议：‘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有非常的变化，可以派遣大将军巡视边防军队，整顿武备，斩杀一个郡守以树立威信应对变化。’皇上认为对，拿这个问题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动员百姓靠行动，不靠言语；顺应上天靠实质，不靠文辞。下层百姓细微之处，尚且不可欺骗，何况上天神明而可以欺骗呢？上天显示异象，用来告诫君主，想要让他们觉悟回归正道，推行诚信行善，民心喜悦而天意就化解了。谋划动用武力，设立权变，不是顺应上天的道理。’臣按：汉代儒者谈论天道的很多，只有董仲舒最为精粹。他说：‘人的所作所为善恶的极致，与天地流通往来相互感应’，这尤其是古今的格言。匡衡以下，他们的言论也足以警戒君主。所以摘录其大略，记载在篇中。

以上论述遭遇灾祸时的恭敬

崇尚敬畏

治理百姓的恭敬

《五子之歌》【夏书篇名，详见后】第一篇说：“伟大的祖先有训诫【皇祖，大禹】，百姓可以亲近，不可轻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安宁。我看天下，愚夫愚妇，有一个能胜过我；一个人三次失误，怨恨岂止在明显处，不在未见时谋划。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作为统治者，怎么能不恭敬？”

臣按：君主与百姓，从名分来说，如同天壤之别；从情理来说，如同身心相互依存。所以可以亲近，不可轻视疏远。国家有百姓，如同树木有根，根摇动则树拔起，百姓离散则国家危险。普通男女，好像无所知一样，分开听则愚昧，合起来听则圣明。所以大禹自称天下的愚夫愚妇，有能胜过我的，大概众多的智虑，即使是圣人也无法超越，敢以自己的圣明为可恃，而认为百姓的愚昧为可忽视吗？三次失误，指失误众多。一次失误尚且不可以，何况达到三次？凡是百姓的怨愤，其开端很微小，其极致达到不可抵挡。在未见时谋划则容易，在已显现时补救则困难。六匹马，是驾车的马，而六根缰绳用来驾驭。车依赖马，马依赖缰绳，如同君主依赖百姓。用腐朽的绳索驾驭马，必然危险；不用正道治理百姓，必然离散。所以大禹的心，常常战战兢兢不自保。那么作为统治者，怎么能不恭敬？后世的君主，以一人而放纵于百姓，上位者看大禹的训诫，应该知道警戒了。

《召诰》【召公作以告诫成王】唉！君王虽然年轻，是长子啊！他不能很好地和谐于小

译百姓，如今休美【丕，大；諴，和；休，美】。君王不敢怠慢，因此顾念畏惧百姓的险恶【嵒，险】。

臣按：成王年幼即位，召公是元老，担心他不知道百姓的可畏，于是叹息着说道。君王年纪虽小，但责任却很重大。如果能与大民和谐相处，那就太好了。大概小民虽然非常微小，却最为可畏。君王千万不要敢怠慢，顾念畏惧百姓的险恶就可以了。百姓究竟为何如此险恶呢？回答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马匹，前代圣人已说过；水能颠覆船只，后世贤者以此比喻。天下的险恶，有谁能超过这个呢？召公在这篇文章中讲畏惧上天，必定会提到百姓，这是说畏惧百姓应当像畏惧上天一样。周公作《康诰》，也说：“引导畏惧上天显赫的德行，小民和众士，说不要忽视上天显赫的德行和百姓的敬畏。”周公、召公告诫他们的君主，如同出自同一人之口。君主怎么能不深深思考呢！

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社稷次之，君主最轻。”

臣按：君主是神明与百姓的主宰；君主最尊贵，社稷次之，百姓再次之，这是常理。然而孟子却反过来说，为什么呢？战国时期，统治者把百姓看得像草芥一样，不知道国家的废兴存亡都取决于百姓。所以孟子这样说，让统治者知道百姓比社稷更尊贵，他们怎敢因为君主的尊贵而轻慢百姓呢？

以上论述对待百姓的恭敬

崇尚敬畏

处理政事的恭敬

《尚书·尧典》记载：于是任命羲氏、和氏（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员），恭敬地顺承浩大的上天（钦，恭敬；若，顺从；元气广大，称为昊天），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地颁授百姓四季农事的时间（人时，指四季农事的时间）。

臣按：奉行天时以安排农事，是极其重要的事务，所以任命羲和恭敬地颁授给百姓。恭敬体现在经典中，是从这里开始的。分别命令他们时说“恭敬地迎接日出”，说“恭敬地送别日落”，大概对于日出的日落，必定要恭敬地对待。至于咨询鲧来治理洪水，说“去吧，要恭敬啊”，赐婚两个女儿，也说“要恭敬啊”，这是尧在处理事务中体现的恭敬。他在防止刑罚滥用、施行教化、制定典礼、咨询州牧时，不说“钦”就说“寅”，不说“寅”就说“敬”，这是舜在处理事务中体现的恭敬。天下万事，无不根源于一心，恭敬则确立，轻慢则败坏，即使是极其细微的事，也不可忽视。所以尧舜的恭敬，不仅修身如此，应对事务也是如此。后世的君主，既很少懂得用恭敬来修身，而在处理事务时尤其多轻忽，这就是祸乱失败的根源。臣因此摘录《尧典》《舜典》的记载，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

以上论述处理政事的恭敬

崇尚敬畏

持守本心、反省察验的功夫

《诗经·思齐》第三章（歌颂文王的诗）：在宫中和谐和乐（雝与雍同，和乐的意思），在宗庙严肃恭敬（肃，恭敬）。即使在不显眼的地方也如临神明，即使不厌倦也保持谨慎（射，厌倦；保，谨慎）。

臣按：这首诗说文王在宫中，就和谐和乐；在宗庙，就严肃恭敬。从容合于正道，像这样持守的功夫，不曾片刻废弃。所以他所处的地方，虽然不是显明之处，常好像天地神明在他上面，父母师保在他前面。虽然没有厌倦之心，却严格地自我保全，常担心安逸怠惰的私欲在心中萌发，邪僻轻慢的气习在身体上显现。这就是他之所以纯粹且不停止的原因吧？

《诗经·抑》第五章说：看你那友爱的君子，和悦你的脸色（辑，和悦），不要有遥远的过失（遐，遥远）。互相看在你的居室（相，看），还无愧于屋漏（屋漏，指房屋的西北角）。不要说这不显眼，没人看见我（觏，看见；云，语助词）。神明降临（格，到来；思，语助词），不可测度（度，测度），怎可厌倦（射，音亦，厌倦）。

臣按：这是卫武公自我警戒的诗。人的常情，在众人聚集时恭敬容易，在独处时兢慎畏惧难。何况君主尊贵，在朝廷之上，接见士大夫，俨然如朋友，那么和悦脸色，防止过失，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知道勉励。至于在宫廷屋漏之中，幽暗隐蔽之地，没有法家拂士在旁边，有近习防御环绕，却能凛然自我持守，无愧于屋漏，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难以做到。所以武公自我告诫：“不要说这不是显明之地，没人看见我。”应当知道鬼神的妙用，无所不在，其到来有不可测度的地方，何况可以有厌倦之意呢？子思作《中庸》，推明这个说法说：“细微之处显现出来，真诚是不可掩盖的。”唉！武公大概是圣贤一类的人吧？

《中庸》说：道，是不可片刻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戒慎，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也恐惧。没有比隐蔽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更显著的。所以君子在独处时谨慎。

臣按朱熹的解释：“道，是日常事物中理所当然的道理，都是性的德性而具备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片刻离开。如果可以离开，那就是外物而不是道了。”所以君子的心常存敬畏，即使不见不闻，也不敢忽视，以此来保存天理的本然而不使其在片刻之间离开。隐，是幽暗之处；微，是细微之事。独，是别人不知道，而自己独自知道的地方。在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象虽然未形成但念头已经发动。别人虽然不知道，而自己独自知道，那么天下的事没有比这更明显可见的了。所以君子既常戒惧，在这里尤其不敢忽视，以此来遏制人欲在将萌发时，不使其在隐微之中滋长，以至于远离道。臣看自古诸儒解释这一章的，都把戒谨恐惧与慎独说成一件事。到朱熹才分开为二，大概认为“不睹不闻，是我所不睹不闻；独，是别人所不睹不闻”。其义理不容不分二。又可见平常之时紧要之处，无处不用其谨慎，那么天理存而人欲灭，这就是所谓致中和的功夫。圣明的君主熟读深思体会，那么天地定位，万物化育，其根源实在从这里出来，能不勉励吗！

《诗经》说（《小雅·正月》篇）：潜伏虽然隐蔽，也很明显（孔，甚；昭，明）。所以君子内省没有愧疚（疚，病），心中没有厌恶

译君子之所以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大概就在于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吧？《诗经》说：“即使你独自在屋内，也应当无愧于屋角的暗处。”所以君子不行动也能令人敬畏，不说话也能令人信服。

译臣按，这也是前章慎独的意思，所以引用《诗经》来阐明：即使是在潜藏深幽隐蔽的地方，其光明显著，也有不可掩盖的。所以君子自我反省没有愧疚，心中无愧。大概人心极其灵明，毫发细微之处，稍有自欺，必定有内心不能安适的，这就是所谓的愧疚，这就是所谓的恶。只有身处幽暗如同显明，独处如同众人，反求诸己，没有愧疚和厌恶，这是君子大大超过常人，而常人不能企及的原因。又引用《诗经》说：“处在室内的时候，应当无愧于屋漏之处。”所以君子安静时常恭敬，沉默时常诚信，不等到行动言语之后才显现。存养功夫达到这个地步，如果不是盛德，谁能做到呢？

《乐记》君子说：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自身。用乐来治理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会自然地产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产生，就会快乐；快乐就会安定；安定就能持久；持久就能合乎天道；合乎天道就能达到神妙。合乎天道就不说话而令人信服，达到神妙就不发怒而令人敬畏，这是用乐来治理内心的效果。用礼来治理身体，就会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会威严。心中片刻不和乐，鄙陋欺诈之心就会侵入；外貌片刻不庄重恭敬，轻慢之心就会侵入。

臣按：古代的君子把礼乐作为治理身心的根本，所以片刻不可离开。致，是达到极致的意思。乐的音律和平中正，所以用这个来治理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就会自然地产生，自己不能停止。产生就快乐，这是善端萌发，自然喜悦安乐。快乐就安定，快乐之后才能安定。安定就能持久，安定之后才能持久。持久就合乎天道，浑然天成，无所作为。合乎天道就神妙，变化无方，不可揣测。天道虽然不说话，人们自然信服，因为它没有差错。神妙虽然不发怒，人们自然畏惧，因为它不可测度。产生快乐、持久安定，还像孟子所说的善、信、美、大。至于达到天道且神妙，就是大而化之了。礼以恭敬节俭退让为本，而有详细的节文度数，所以用这个来治理身体，就会自然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会自然威严。礼乐是一体的，但是用礼治理身体只达到威严就停止了，不如乐治理内心能达到天道且神妙。为什么呢？大概天道，是自然的意思。治理身体达到威严，也是自然的。其效果未曾不同。但是乐对于人，能变化气质，消融渣滓，所以礼用来顺从外在，而乐用来调和内在。这是表里交养的功效，而养在内在的实际上起主导作用。所以圣人的教导，用礼来确立，用乐来成就。记录礼的人，推究阐明其效果，也是如此极致。于是又说：身心没有主宰，邪念就容易乘虚而入。中心片刻不和乐，鄙陋欺诈就会侵入。外貌片刻不庄重恭敬，轻慢就会侵入。善恶相互消长，像水火一样，这边盛那边就衰。鄙陋欺诈轻慢，都不是本性所有，却称之为心，是因为和乐不存，鄙陋欺诈侵入而成为主宰。庄重恭敬不确立，轻慢侵入而成为主宰。既然在内部成为主宰，不是心又是什么？就像污泥不是水，搅动使它浑浊，这也是水了。这就是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自身的原因。

君子对于奸邪的声音、混乱的颜色，不让它们留在耳目；淫靡的音乐、邪恶的礼制，不让它们接触心术；懈怠轻慢、邪僻之气，不让它们施加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都顺着正道来实行其义。

臣按：君子自我修养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内外同时致力罢了。所以奸声乱色不留耳目，是用来修养外在的；淫乐慝礼不接触心术，是用来修养内在的。外在没有声色的诱惑，那么内在也就正了；内在没有淫邪的迷惑，那么外在也就正了。懈怠轻慢之气，是从内部产生的；邪僻之气，是从外部侵入的。这两者不让它们施加于身体，这样那么外在的耳目鼻口四肢百体，内在的心知，都顺着正道来实行其义，自我修养的功夫就完成了。这个道理，人人都应当知道，而对于君主尤其切要。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那么颜回四勿的功夫，就可以接近了。

孟子说：“牛山的树木曾经茂盛美丽，因为它靠近大国，被斧斤砍伐，还能茂盛美丽吗？它日夜生长的，雨露滋润的，不是没有萌芽生长。牛羊又接着放牧，所以像那样光秃秃的。人们看到它光秃秃的，认为它从来没有过木材，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虽然存在于人身上，难道没有仁义之心吗？他之所以放失良心，也就像斧斤对于树木一样，天天砍伐，还能茂盛美丽吗？它日夜生长的，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的，很少了，那么白天所做的就有束缚消亡的了。束缚反复，那么夜气不足以保存。夜气不足以保存，那么他距离禽兽就不远了。人们看到他像禽兽，认为他从来没有过才德，这难道是人的实情吗？所以如果得到保养，没有东西不生长；如果失去保养，没有东西不消亡。孔子说：‘操持就存在，舍弃就消亡，出入没有定时，不知道它的方向。’说的就是心吧？”

朱熹说：“牛山，是齐国东南的山。它的树木本来曾经茂盛美丽，因为被砍伐的人

译人多，所以失去了它的美好。然而气化流行，从未间断，日夜之间，必定有所生长，并非没有萌芽。而牛羊又接着去放牧它，因此到了光秃秃的地步。”良心，是本来具有的善心，也就是所谓的仁义之心。平旦之气，是指尚未与外物接触时的清明之气。好恶与他人相近，是说得到了人心所共同认同的。人的良心虽然已经放失，但日夜之间也必定有所生长，所以在平旦尚未与外物接触、气息清明之际，良心必定还有显现。但其显现极其微弱，而白天所做的不善之事又随之束缚并消亡了它，就像山中的树木被砍伐后，虽然还有萌芽，但牛羊又去放牧它一样。白天的行为既然有害于夜晚的休息，夜晚的休息又不能胜过白天的行为，因此辗转相害，以至于夜气的生长，日益逐渐稀薄，不足以保存其仁义的良心，那么平旦之气也就不能清明，而好恶于是与他人疏远了。又说：“孔子论心，操持它就在，舍弃它就失去，它的出入没有固定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处所，如此。”孟子引用它，以阐明心的神明不可测度，得失容易，而保守困难，不可片刻失去修养，求学的人应当无时无刻不用力，使精神清爽气息安定，常常像平旦之时，那么此心常存，无处不是仁义了。程子说：“心哪有出入？也是以操持和舍弃而言罢了，操持的方法，只是用敬来端正内心而已。”又说：“人理义之心未曾没有，只是持守与否在于你。如果在白天不至于束缚消亡，那么夜气更加清明，夜气清明，那么平旦尚未与外物接触之时，清澈虚明的景象自然可见了。”孟子发出这夜气的学说，对求学的人极有力量，应当仔细玩味而深刻反省啊。

译臣认为，孟子之言以“旦昼”为主，而朱熹推演其义，认为应当无时不努力，那么早晨、白天、夜晚，都是兢兢业业自我持守的时候，其功夫更加精微严密了。臣不才，又曾推演朱熹的说法，作了一篇关于“夜气”的箴言，其中有说：“何不观察冬天的气候呢？树木回归根部，冬眠的虫类封闭在土中，凝定寂静，不见任何迹象，而造化发育的奥妙，实际上孕育在其中。因为闭合是开启的基础【自冬至以后为开启，自夏至以后为闭合】，贞正是元始的根本【元在季节上是春，贞在季节上是冬】，而艮卦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始终【艮是东北方的卦象】。一天一夜，是三百六十日的积累，所以冬天是四季的夜晚，而夜晚是一天的冬天。天地之间，万物都寂静，深远得如同未分化的鸿蒙。人的身体，在黄昏时安歇，也应当以造物主为宗师，一定要使内心斋戒清净，一定要使身体严肃恭敬，不敢在床第之上松懈放纵，使轻慢邪僻得以侵害我的内心。虽然终日勤奋，不容许一息的间断，但在断绝昏暗、容易疏忽的时候，尤其应当致力戒慎恐惧的功夫。因为安顿身体，是为了作为早晨听政、白天访事的基础，而夜气深厚，那么仁义之心也就浩荡而无穷尽。根本既已确立，又在事物周旋之际加以明察，恭敬与道义相互扶持，动与静相互滋养，那么人欲就没有空隙可入，天理就明亮而昭显。臣认为物欲的危害，夜晚最为严重，所以我的说法以夜晚为根本。虽然与孟子、朱熹的说法不同，但也未曾不互相阐发。愚者的一点心得，希望圣明的君主加以阅览选择。”

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所应走的道路。舍弃这条道路而不走，放失了自己的本心而不知道去寻求，可悲啊！人有鸡犬放失了，就知道去寻找；有放失的本心却不知道去寻求。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寻求那放失的本心罢了。”

臣认为：仁，是心的德性。而孟子直接说仁就是人心，这是因为有了这个心就有了这个仁心，而不仁就不是人了。孔子门徒谈论仁很多，都是指用功的地方而言。这里则直接举出全体，使人知道心就是仁，仁就是心，不可以把它们看作两回事。义，是人所应当走的道路，半步不走这条路，就会陷入邪僻的小径。世上的人竟然有舍弃这条道路而不走，放失了自己的本心而不知道去寻求的，正像患疯病丧心的人，猖狂乱行而不知道返回，难道不可悲吗！鸡犬很轻贱，放失了就知道去寻找；人心最贵重，放失了却不知道去寻求，借轻贱的来比喻贵重的，是为了使人知道警惕。那么人心为什么会放失呢？欲望淹没它就放失，利益诱惑它就放失。心既放失了，那么行为必定偏差，所以孟子开始将人心、人路并列而言，最后却单单谆谆告诫要知道寻求放失的本心。能够寻求放失的本心，那么内心就有主宰而行为就不会失误了。所以说：“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寻求那放失的本心罢了。”从天子到平民，道理都是这样。而君主以一心承受众人的攻讦，尤其容易放失，那么他怎么可以不知道去寻求呢？寻求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用恭敬自我持守，而一个念头不敢放肆罢了。心本来不在外面，放纵它就放失，寻求它就存在，就像翻手覆手一样容易。心存在仁就存在，仁存在那么行动就没有不符合道理的，这就是所谓走义路。圣学的要点，哪一件比这更重要呢？

孟子说：“不要怪大王不聪明。虽然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见大王也太少了，我退下后那些使大王受寒的人就来了。我如果有一点萌芽，又为什么呢？【萌指萌芽】现在下棋这种技艺，是小技艺，不专心致志，就不能得到。奕秋，是全国最善于下棋的人。让奕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奕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然听着，心里却想着有天鹅将要飞来，想着拉弓搭箭去射它。虽然和他一起学习，却不如他。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

臣认为孟子对齐王的告诫，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大抵君主的心，用理义来培养就明澈，被物欲遮蔽就昏暗，就像草木一样。用阳光温暖它就生长，用阴寒冰冻它就枯萎。正直的贤士进见的时候常常很少，理义灌溉的益处，又能有多少呢？退下后那些进献邪说的人就来了，就像温暖的日子少而寒冷的日子多，虽然有萌芽，随即又被摧折，能怎么办呢？又用下棋来比喻。下棋虽然是小小的技艺，不专心致志就不能精通，所以一个人因为专一而得到，另一个人因为夹杂其他念头而失去。不是教导者有勤惰，学习者有工拙，只是专一与不专一的差别而已。所以程颐担任讲官时，曾经对皇上说：“君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候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少，就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唉！君主想要用理义培养自己的心，一定要像程颐所说的这样才行。

孟子说：“培养本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那个人如果欲望少，即使有本心放失的情况也很少；那个人如果欲望多，即使有本心存在的情况也很少。”

吕大临说：“欲望，是感触外物而发动的。治理本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那么耳目等感官就不会被外物所遮蔽，而心常常安宁了。心常常安宁，就安定而不混乱，明澈而不昏暗，道由此产生，德由此自成。不存，是指本心被拘禁而亡失。”

译欲望少的人，就没有被束缚和丧失本心的祸患了。那些欲望多的人，喜欢行动而没有节制，胡乱作为而失去常态，善的萌芽因此被遏制，天理也就亏损了。所以，虽然还有保持本心的人，却很少了。

译朱熹说：“像耳目口鼻四肢那样的欲望，虽然是人所不能没有的，但如果过多而不加节制，没有不丧失本心的。”程子说：“所想要的东西不必沉溺其中，只要有趋向，就是欲望。”

臣按：养心，是说涵育涵养自己的心；存，是说不要丧失本心。欲望多了就会戕害自己的心！为什么呢？用欲望来养心，就会戕害而丧失本心！为什么呢？存养。从前汉武帝对群臣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说：“陛下内心多欲而外表施行仁义，怎么想要效仿唐尧虞舜的治理呢？尧舜是无欲的人，汉武帝喜好声色，喜好征伐，喜好刑名，喜好财利，喜好神仙，是多欲的人。多欲就会邪念纷纭，本心流荡，却想要效仿尧舜而施行仁义，能做到吗？”周敦颐说：“圣人可以学习吗？回答说：可以。有要领吗？回答说：一是要领。一就是无欲。无欲就会静虚，动直；静虚就会明，明就会通；动直就会公，公就会溥。明通公溥，差不多就成功了！”那么有志于学习圣人的人，一定要从减少欲望开始充实，以至于达到无欲才可以。如果多欲却不知道克制，将要和汉武帝同类，却想要远远地比肩尧舜，这不是臣所敢知道的。希望圣明的君主深思。

以上论述操持存养省察的功夫

大学衍义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三十

宋 真德秀 撰

诚意正心的要点二

崇尚敬畏

规劝警戒箴言告诫的辅助

《大学》说：“商汤的盘铭【盘，是沐浴用的盘。铭，是命名器物来自我警戒的话】说：‘如果每天更新，每天更新，又每天更新。’”

朱熹的解说已见于《大学或问》

《践阼篇》【《大戴礼记》的篇名】武王登上王位三天，从太公那里接受丹书，警惕恐惧，在席子的四角写下戒书，作为铭文【等等，全文见第二卷】

席子四角的铭文说：安乐一定要警戒，不做有悔的事。一翻身一侧身，也不可以忘记。殷商的鉴戒不远，看你所取代的【尔，武王自称；代，指周取代商】

臣按：安乐就容易懈怠，懈怠就一定会有悔恨。所以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卧床安逸时，欲望容易兴起，一翻身一侧身，恭敬不可忘记。淫戏自我杜绝，看那殷商的铭文。席子四角作为心的防线。

镜子的铭文说：看见你的前面，考虑你的后面

臣按：镜子虽然很明亮，看见脸却看不见背，就像我们的心有所明，也有所蔽。祸患常常潜伏在照察所不及的地方，过错常常产生在意虑所不周全的时候。所以即使是圣人，也怀着隐忧。

盘的铭文说：“与其溺于人，宁溺于渊。溺于渊还可以游出来，溺于人不可救。”

臣按：盥洗沐浴的盘，朝夕自我清洁，因而作为铭文，与商汤同一途径。溺于人溺于渊，因水而生警戒。大概溺于渊的人，还可以浮游而出。奸佞小人，用来使君主沉溺的方法，千智百态，使我们沉迷于美酒厚味，颠倒于艳色淫声，正恬静安适而不觉，忽然祸败迅速兴起。这祸患，难道只限于溺于渊而已吗？

柱子的铭文说：“不要说怎么残害，祸患将要发生；不要说怎么伤害，祸患将要扩大；不要说怎么伤害，祸患将要长久。”

臣按，这铭文凡三次反复，大概人情常常忽视细微之处，而祸乱常常生于隐伏之中。铭在柱子上，朝夕看见，以恭敬以警戒，在未危时保全。

拐杖的铭文说：“啊危险，啊愤怒，啊失道，啊嗜欲；啊相忘，啊富贵。”

臣按，《大易》所说的惩忿窒欲，逞忿的人有危身的爱，纵欲的人有失道的辱。拐杖作为物品，用来自我扶持，拿着它则安全有依靠，舍弃它则颠仆可担忧。富贵奢淫，容易忘记兢畏，在拐杖上铭刻，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窗户的铭文说：“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臣按：天确实生时，地确实生财，而君主使用它们，敢昧自来祭祀以报本，也一定要先时，不是贵重物品，恭敬地承奉。齐明盛服，对越上帝，在窗户上铭刻，朝夕警戒。

剑的铭文说：“佩戴它作为服饰，行动必行德。行德则兴，背德则崩【倍与背同，崩，倾坏也】

臣按：剑作为服饰，用来示威武。然而德实为威本，威乃德辅。惟德是行，无思不服。一于用威，只取颠覆。〇〇独夫所宝者剑，终以自焚。千古之鉴。

矛的铭文说：“造矛，造矛，少间弗忍【少间，谓须臾也】终身之羞，余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

臣按：兵器，凶器，圣人所重。如果不是拯救百姓，怎么忍心轻用？一矛之造，谨慎警戒。何况兵端一开，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残生灵之命，奸天地之和者，都是须臾不忍，实为之。宁王以此戒其子孙，万世人主可违斯言【铭文凡十四条，今摘其词义易知者如右】

《礼运》【《礼记》篇名】三公在朝，三老在学【即三公之致仕者】王前巫，而后史，卜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