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卷二十五

译百谷，是播布的意思。帝说：“契，百姓不亲爱，五伦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广泛施行五教，要宽缓从容。”帝说：“臯陶，蛮夷扰乱华夏，劫贼奸宄横行。你担任士，五刑要各当其罪，五服有三处行刑之地，五流各有居所，五宅有三处居住之地。只有明察才能使人信服。”

译臣按：舜任命官员时，先安排播种谷物，其次推行教化，然后才涉及刑罚。这是因为既有养育百姓身体的措施，又有完善百姓心性的方法。实在不得已才设置刑罚，而刑罚的实施，又必须审察案情，使刑罚与罪行相当。这也正是前章所说的“慎用刑罚”的意思。恭敬谨慎，是圣人使用刑罚的用心；公正允当，是圣人使用刑罚的方法。

帝说：“臯陶，这些臣民，没有谁敢触犯我的法度。你担任士师，要明晓五种刑罚，用来辅助五种教化，期望达到我的治理目标，刑罚的终极目的是不再需要刑罚。百姓能合乎中正之道，这就是你的大功啊。”臯陶说：“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对待下属简约而不繁琐，驾驭众人宽厚而不逼迫。惩罚不牵连后代，奖赏延及子孙。过失即使重大，也予以宽恕；故意犯罪即使轻微，也必定处罚。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规法度。爱惜生命的德行，深入人心，因此百姓不再触犯司法机关的法令。”帝说：“使我能够顺从心意去治理四方，教化像风吹草伏一样迅速有效，这都是你的美好功绩。”

臣按：帝舜以百姓合乎中正之道作为臯陶的功劳，臯陶以百姓不触犯法令作为帝舜的德行。君臣之间，难道是虚情假意地互相赞美吗？舜制定刑罚，只是用来辅助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而使用刑罚，本意是期望最终不再需要刑罚。臯陶担任士师之职，能体会舜的这种用心，明确刑罚以警示世人，使臣民不再触犯上级的政令，而百姓也迁善远罪，合乎中正之道。刑罚的设置，至此真是没有什么用处了，这就是舜赞美他的原因。臯陶则认为这都是帝王的德行，而不是臣下的功劳。大概是因为他对待下属简约而不繁琐，驾驭众人宽厚而不逼迫，父亲的罪责不牵连儿子，这是厌恶恶行但不使其延续；奖赏本人又延及子孙，这是喜爱善行并使其发扬光大。过失错误所犯的罪行即使重大，也必定宽恕而不忌讳；故意犯罪即使轻微，也必定处罚，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过失灾害可以赦免，怙恶不悛必须严惩”。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这是忠厚到了极点。有罪而处死，是国家的常典；然而有可以杀也可以不杀的情况，与其错杀而滥及无辜，宁可姑且宽恕而有所亏欠常典。圣人的用心，只怕错杀一个无辜的人而伤害了天地间的仁爱，这就是所谓的爱惜生命的德行。只有帝王爱惜生命的德行，深入人心，所以百姓也自爱生命，不再触犯司法机关的法令。仔细体味“洽”这个词，那么这种逐渐浸润、深入人心的效果，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吗？舜的德行虽然广大无边无以复加，而臯陶只说“没有过失”，大概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没有过错罢了。那么德行未达到舜那样的人，岂能自满呢？臯陶既然颂扬帝王的德行，帝王又称赞臯陶的美好，大概是在褒奖赞美之中，未曾没有勉励的意思，这就是舜的君臣之道。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只求免于犯罪而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能归于正道。”

臣按：政令刑罚是用来禁止百姓身体的行为，所以虽然免于犯罪，却没有羞愧之心；道德礼教是用来完善百姓内心的，所以有羞愧之心，而且能达到善的境界。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您想要行善，百姓就会行善了。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

臣按：百姓的本性本来就是善的，执政者用善道引导他们，没有不趋向于善的，为什么要杀戮呢？君子、小人是从地位上来说的，君子的德行像风吹动物体，小人的德行像草随风而动。没有风刮过而草不倒下的，没有上面喜好善而百姓不善的。

汉文帝时，贾谊上奏章说：“大凡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礼，是在坏事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而法，是在坏事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难以察觉。至于用庆赏来鼓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恶行，先王执行这些政令，坚定如金石；推行这些法令，守信如四季；依据这种公正，无私如天地，难道会不用吗？然而说‘礼啊礼啊’，是因为贵在灭绝恶念于未萌之时，而在细微之处兴起教化，使百姓日渐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却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不再发生。”作为君主，没有比先审慎地取舍更重要的了。取舍的准则在内心确定，那么安危的征兆就在外面显现了。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安定的；危险，不是一天就危险的；都是逐渐积累而成的，不可不察。君主所积累的，在于他的取舍。用礼义来治理的，积累的是礼义；用刑罚来治理的，积累的是刑罚。刑罚积累多了百姓就怨恨，背离礼义积累多了百姓就和睦亲近。所以世俗的君主希望百姓向善的目标相同，但使百姓向善的方法却不同：有的用道德教化引导，有的用法令驱赶。用道德教化引导的，道德教化深入人心，百姓心情快乐；用法令驱赶的，法令极端苛刻，百姓风气悲哀。悲哀和快乐的感受，是祸福的应验。秦王想要尊崇宗庙而安定子孙，与商汤、周武王相同，然而商汤、周武王扩大他们的德行，六七百年而不失天下；秦王治理天下十几年，就大败。这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商汤、周武王确定取舍审慎，而秦王确定取舍不审慎罢了。天下是重大的器物，现在人放置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不同，在于天子把它放在哪里。商汤、周武王把天下放在仁义

译礼乐教化施行，恩德润泽广布，禽兽草木繁盛充裕，恩德遍及蛮貊四夷，福泽延续子孙数十代，这是天下人都共同知晓的。秦王将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中，恩德润泽毫无体现，而怨恨毒害充满世间，百姓憎恶他如同仇敌，灾祸几乎降临自身，子孙被诛杀灭绝，这是天下人都共同看见的。这难道不是非常明显、效果巨大、验证确凿的吗？人们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根据言论所对应的事理来观察，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现在有人声称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引用殷、周、秦的历史来观察验证呢？

译臣按：商朝的刑罚制度，在经书中没有记载。只看伊尹称赞商汤说：“用宽厚代替暴虐，百姓就会真心归附。”那么，汉代史书所说的“用刑罚来督责奸邪，用酷刑来惩治罪恶”，必定不是商朝的政治。学者只应当相信经书罢了。至于周朝的刑罚制度，则详细记载在《周官》中。大司徒用八种刑罚来纠正百姓，这是在通过三物教化百姓之后，而他所纠正的，只是不孝、不和睦、不亲善、不悌敬、不尽职、不体恤、制造谣言扰乱民心罢了。这说明他的刑罚只是用来辅助教化。大司寇掌管国家的三种法典，说：“治理新建立的国家用轻典，治理太平的国家用中典，只有治理动乱的国家才用重典。”太平是常态，而重典是不得已而为之。小司寇用八种特权来比照国家法律，亲贵有议，故旧有议，贤能有议，有功有议，勤劳有议，尊贵有议，宾客有议，没有不享有议罪的，未曾一律施加法律。司刺掌管三宥三赦的法令，无知的予以宽恕，过失的予以宽恕，遗忘的也予以宽恕；年幼体弱的予以赦免，年老昏聩的予以赦免，愚笨的也予以赦免，未曾一概加以定罪。这种仁爱忠厚的极致，配得上虞舜、成王、康王那样的时代，刑罚搁置不用，将近四十年。这就是所说的把天下置于仁义之中。秦国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新法，走路超过六尺的受罚，在道路上倒灰的受刑，在渭水边审判囚犯，水都因此变红。秦始皇兼并消灭六国后，自认为以水德治国，刚毅严酷，事情都由法律决断，刻薄削减没有仁恩礼义。于是急迫地推行严法，犯罪者不予赦免，又采纳李斯的建议，敢于私下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专门任用狱吏得以亲近受宠掌权。凡是诵读孔子法度的人，都用重法惩治。到了秦二世采纳赵高的计谋，一并诛杀大臣及各位宗室，以罪过牵连近臣和宿卫，没有能幸免的，而六位公子被杀于宗庙。又采纳李斯的计谋，实行督责之术，凡是杀人多的被认为是好官吏。这就是所说的把天下置于刑法之中。而周朝享国八百多年，秦朝灭亡，才到二世。贾谊所说的明显效果和大验证，难道是空话吗？汉文帝本是宽仁的君主，又施行贾谊的策略，专门致力于用道德教化百姓，监狱四百所，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后来王氏篡夺国家，而天下歌颂怀念汉朝。光武帝因此能够恢复旧业，历年之久，仅次于商周，后世没有能赶上的。贾谊的话更加可信了。后世的君主能不引以为鉴吗？

汉武帝建元初年，董仲舒对策说：“我谨按《春秋》的文辞，探求王道的开端，从‘正’字得到。‘正’字在‘王’字之下，‘王’字在‘春’字之下。‘春’是天所作为的；‘正’是王所作为的。它的意思是：‘上承天所作为的，而下以正自己所作为的，端正王道的开端罢了。’那么王者想要有所作为，应当在天那里探求其开端。天道的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所以阳常居盛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严冬，而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由此看出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天让阳出来布施于上，而主管一年的收成；让阴进入潜伏于下，而适时出来辅助阳。阳得不到阴的辅助，也不能独自完成一年的收成。最终以阳完成一年收成为名，这是天的意旨。王者承袭天的意旨来行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不可以用来完成一年的收成一样。为政而任用刑罚，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先王德教的官员，而只任用执法的官吏，治理百姓莫非是任用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教化就杀戮，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用于下，而想要德教遍及四海，所以难以成功。”臣按董仲舒用《春秋》的学问，推明王者任用德而不任用刑罚的意思，可以说很好了。然而阳以生万物，阴以成万物，它们的功劳是一样的。阴虽然潜伏在严冬，却是造化的根本。大概没有贞正就没有元始，不闭合就没有开启。潜伏在冬天，然后才能在春天发育。那么认为阴居冬天是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大概是不对的。然而正值汉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察，董仲舒预先忧虑他有任用刑罚的过失，所以举出天道阐明王道，以启发他好生恶杀的心，那么董仲舒的话，真是汉武帝的箴言和砭石。后来张汤、赵禹之徒，进而实行见知故纵的法令，最终因任用刑罚而流毒海内。董仲舒真是知言啊！

汉宣帝时，路温舒上书说：“我听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条尚存，就是治狱的官吏。秦朝时，以文学为耻，喜好武勇，轻视仁义之士，看重治狱的官吏。正直言论的人被称为诽谤，遏止过错的人被称为妖言。所以盛装的先生不被世所用，忠良切直的话都郁结在胸中，赞誉阿谀的声音每天充满耳朵，虚美熏心，实祸被遮蔽。这是秦朝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依赖陛下恩厚，没有战争的危险，饥寒的祸患，然而太平没有实现，是因为狱政混乱。狱政，是天下的大命。死者不可复生，断肢不可复接。《尚书》说：‘与其杀无辜，宁可失法度。’现在治狱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互相驱迫，以苛刻为明察，深究的获得公正的名声，平断的多有后患。所以治狱的官吏都想要人死，不是憎恨人，自安之道在于人的死。因此死人的血流离在街市，受刑的徒众比肩而立，死刑的计数每年以万计。太平没有实现”

译凡是这样的原因。人的本性是安逸就乐于生存，痛苦就想要死亡。在鞭打拷问之下，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呢？所以犯人忍受不了痛苦，就编造言辞来应对。办案的官吏认为这样有利，就指引他们把罪行说清楚。向上奏报时害怕被驳回，就罗织罪名、严密包围以坐实罪行。大概等到奏章定案，即使是皋陶来审理，也会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罗织罪名的人多，用文字推定的罪行明显。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个圈当作监狱，商议也不肯进去；刻木头当作官吏，发誓也不肯对质。”这都是痛恨官吏作风、悲痛冤狱的言辞。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监狱更深的；败坏法纪、扰乱正道，使亲人离散、堵塞正道，没有比审理案件的官吏更严重的。这就是所谓“一尚存者”的意思。皇上深深怜悯，于是下诏说：“近来官吏用法巧妙，文辞逐渐深奥苛刻，这是朕的德行不足。判决案件不当，使有罪的人产生邪念，无辜的人遭受杀戮，父子悲恨，朕非常痛心。现在派遣廷史与郡县共同审理案件，但廷史职位低、俸禄薄，因此设置廷平，秩级六百石，员额四人，务必公平审理，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选拔于定国担任廷尉，寻求明察宽恕的人；黄霸等人担任廷平。季秋之后请求复核案件，当时皇上常驾临宣室，斋戒居住并裁决案件【宣室是殿名，在前殿旁边，斋戒时就住在那里】，狱讼刑罚号称公平了。

译臣按：温舒的议论，虽然专为狱吏而发，其实则是讥讽当时的君主。所以起初说秦朝时，重视治理刑狱的官吏，并非官吏自己尊贵，而是由上而下的尊贵；接着说上下互相驱迫，以苛刻为明察，那么下面的人这样做，实际上是上面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又接着说求取安身之道，在于让人死亡，那么可见当时的官吏，能够杀人的人，是上面所想要的，所以安全；否则就违背了上面的意愿，所以危险。大概汉宣帝虽然是贤明的君主，但实际上喜好刑名之学，所以他意旨所表现出的，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君主所喜好的，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在鞭打拷问之下，有什么要求得不到的。至于刻木为吏，期望对方不对答，这十几句话，对于胥吏惨酷刻薄的情状，监狱冤屈枉法的情形，可以说是说尽了。在地上画个圈当作监狱，尚且不可进入，何况真正的监狱呢？刻木为吏，尚且不可对答，何况真正的官吏呢？温舒的话，极为深痛悲切。于是宣帝因此感悟，设置官员来平反冤狱，亲自审理判决，也可以说是善于听取忠言的人了。然而他的治国之道，终究混杂了霸道和王道，所以刑罚超过了周、召二公，法律超过了诗书，最终不免被世人讥讽。而史官记载说：“刑狱号称公平了，‘号称’一词，名义上如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意思。”君主所喜好的，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隋文帝因为盗贼繁多，命令盗窃一钱以上的人都处死。有时三人共同盗窃一钱，事发即处死。于是行旅的人都晚起早宿，天下人心惶惶。有几个人劫持办事的官员，对他说：“我难道是求财的人吗？只是为冤枉的人而来罢了。你替我向至尊奏报。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制定法律，没有盗窃一钱就处死的。你不替我上报，我再来就没有同类的人了。”文帝听说后，为此停止了这项法令。臣按：隋文帝制定严刑来制止盗贼，并非不严厉，但盗贼终究不能制止，法令最终无法施行。到了唐太宗减轻徭役赋税，为百姓打开衣食之门，几年之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们的得失，可以引以为鉴了。

文帝曾经发怒，在六月杖杀大理少卿赵绰，赵绰坚决争辩说：“季夏的月份，天地生长万物，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诛杀。”文帝说：“六月虽然说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效法上天而行事，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杀了他。臣按：隋文帝说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道雷霆虽然威严，起初并不是为了杀物而设置的。《易经》说“鼓动万物的，没有比雷更快的”，它与太阳的照耀、雨水的滋润、风的吹散，同样都是生物罢了。世人恶戾之气，恰好与雷相抵触，而被雷击死的人有之，并非雷霆寻求去击打他们。隋文帝只想用辩才折服别人，来掩饰自己暴怒的私心，不知道违背天道，也太严重了。等到唐贞观年间改定律令，从春到秋禁止执行死刑，这才符合古人秋冬行刑的意思。正因为有仁与暴的不同，所以成为治与乱的分野吗？

唐太宗曾经阅览明堂针灸图，看到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针灸失当，就会导致死亡，叹息说：“鞭打是五刑中较轻的，死亡是人所重视的，怎么能犯下最轻的刑罚却有时导致死亡？”于是下诏罪人不得鞭打背部。臣按：隋炀帝用刑，有时先割掉舌头；唐太宗用刑，甚至不忍心鞭打背部。这就是炀帝的罪恶超过桀纣，而太宗平定混乱的功绩接近汤武的原因吗？

河内人李好德因妖言罪入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患有狂病，按法律不当定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上奏不实，太宗发怒，立即斩了张蕴古。不久非常后悔，于是下诏死刑虽然命令立即执行，都要两次覆奏。过了很久，对群臣说：“死者不能复生，决囚虽然两次覆奏，但在顷刻之间，哪里有空闲思考？从今以后应当两天五次覆奏。决刑之日尚食局不进酒肉，教坊、太常停止教习。各州死罪三次覆奏，那天也吃素食，务必合乎礼仪。”撤乐减膳的意思。太宗以英武平定天下，然而他天性仁恕。刚即位时，有人劝他用威刑肃清天下，魏征认为不可，于是向皇上陈述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的意思。太宗欣然采纳，于是以宽仁治理天下，而在刑法上尤其谨慎。四年，天下判处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人。六年，亲自审录囚徒，怜悯死罪者三百九十人，放他们回家，约定明年秋天执行刑罚。到了期限，囚犯都到朝堂报到，没有迟到的，太宗嘉奖他们的诚信，全部赦免了他们。

臣按：唐朝继承隋朝。隋文帝任用严法如此，而唐太宗用刑宽厚如此。隋文帝传了两代就失去天下，唐朝享有国祚近三百年。上天对仁与暴的报应，也非常明显了。贾谊将周、秦并列论述，我现在也将隋、唐并列论述，或许足以作为后世的借鉴吧？

宪宗英明果断，自从即位以来多次诛杀方镇，想要治理僭越叛乱，统一法度。然而在用刑上，喜好宽仁。这时李吉甫、李绛担任宰相。李吉甫说：“治理天下必须任用赏罚。陛下频繁颁布赦令，免除拖欠的赋税，赈济饥民，恩德到了极点。然而典刑没有施行，朝廷内外有懈怠之心。”李绛说：“现在天下虽然没有大治，也没有很乱，是古代平定国家使用轻典的时候。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国家的君主，必定先以德化；暴乱的时代，才专任刑法。李吉甫的话过分了。”宪宗认为他说得对。司空于頔也暗示皇帝用刑，以收回威权。皇帝对宰相说：“于頔怀有奸谋，想要我”

译失去了民心啊。”

译臣按：宪宗能够听从李绛的劝谏，就像太宗能够采纳魏征的言论一样，因此元和年间的治理，几乎可以媲美贞观之治。奸邪小人，用心刻薄，常常用严刑峻法来引导君主，这比秦二世更加恶劣。宪宗洞察于頔的奸诈，知道他想要通过失去民心来达成目的，这可以说是非常英明了。

以上论述德与刑先后轻重的区别。

《大学衍义》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三

审治体

义与利轻重之别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使我国获利的方法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惠王说：“怎样使我国获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获利？”士人和百姓说：“怎样使自身获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杀害国君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国君的，必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从万辆中夺取千辆，从千辆中夺取百辆，不能说不多了。如果轻视义而重视利，不夺取就不会满足。没有施行仁义却抛弃自己亲人的，也没有施行义却怠慢自己国君的。大王只要说仁义就够了，何必说利呢！

臣按：孟子初次拜见惠王，惠王首先以利国作为问话。大概从春秋到战国，先王的正道不再彰明，人心沉沦，只知道有利而已。孟子将要攻治这种邪心，所以直接告诉他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仁，是内心本有的全德；义，是应当遵循的正理。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在上面亲身践行仁义，而不可以以利为心。如果大王想要使国家获利，那么大夫也想使家族获利，士人和百姓也想使自身获利，上下争相求利，国家怎能不危险？大概以仁义为根本，是引导百姓遵循理；以利为崇尚，是引导百姓放纵欲望。理明白了，尊卑上下的名分就确定了；如果不这样，那么凡是有血气的人都会想着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抢光上位者所有的东西不会停止。于是篡位弑君的事情兴起，其祸害多得无法计算，唉，真可畏惧啊！仁爱不遗弃亲人，义不怠慢君主，不是勉强他们这样的。仁以爱为主，爱没有比爱亲人更大的；义就是适宜，适宜没有比尊重君主更先的。世上的人都遵循仁义，就没有不爱自己的亲人、尊重自己的君主的。夏商周三代盛世，之所以长治久安而没有后患，就是这个原因。治理国家的人，舍弃这个还能去哪里寻求呢？所以反复强调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学》最后一章论述天下平定说：“国家以义为利，而不以利为利。”推论追求利的弊端，以至于灾祸祸害一起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没办法。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贤人，为了挽回利欲的潮流而杜绝争夺的缝隙，如同出一口。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仔细考虑啊！

宋牼将要去楚国，孟子在石丘遇到他。孟子说：“先生将去哪里？”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交战，我将去见楚王，劝说他们停战。楚王如果不高兴，我将去见秦王，劝说他们停战。两位国王，我总有一个会见到。”孟子说：“我，请不要问细节，希望听听您的主旨。您将如何劝说？”宋牼说：“我将说战争不利。”孟子说：“先生的志向很大，但先生的说法不可以。先生以利劝说秦楚两国国王，秦楚两国国王因利而高兴，从而停止三军的战争，这是三军将士乐于停战而因利而高兴。做臣子的，怀着利去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利去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利去侍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最终抛弃仁义，怀着利互相交往，然而不灭亡的，从来没有过。先生以仁义劝说秦楚两国国王，秦楚两国国王因仁义而高兴，从而停止三军的战争，这是三军将士乐于停战而因仁义而高兴。做臣子的，怀着仁义去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仁义去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仁义去侍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抛弃利，怀着仁义互相交往，然而不成就王业的，从来没有过。何必说利呢？”

臣按：战国交兵的祸患，猛烈啊！宋牼一句话就停止了战争，难道不是百姓的福气，而是仁人所非常希望的吗？但是利的开端一旦打开，君臣父子兄弟将只趋向利。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次，大体都是因为见利而动，其祸患又有甚于交兵的，所以圣贤不得不严格防范。

荀子说：义与利，是人所两有的。即使尧舜也不能消除百姓追求利的欲望，然而能使他们追求利的欲望不能胜过喜好义；即使桀纣也不能消除百姓喜好义，然而能使他们喜好义不能胜过追求利的欲望。所以义胜过利的，是治世；利胜过义的，是乱世。上位者重视义，义就胜过利；上位者重视利，利就胜过义。所以天子不说多少，诸侯不说利害，大夫不说得失，士人不通财货。拥有国家的君主不经营牛羊，辅佐君主的臣子不经营鸡猪，冢卿不经营币帛（冢，长也），大夫不经营园圃，从士以上的人都以追求利为羞耻而不与百姓争夺职业，乐于分施而耻于积藏。

臣按：荀卿的论述很美。然而说义与利，是人所两有的，这是不知道人的本性。本性中所有的，只有义而已。自从物与我相对立，然后利心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