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卷三十九

译衰。夫衰是贤者，举荐而得到贤才，那么勃鞮也是贤者了。后来的议论者仍然以此为讥讽，大概是因为中臣的职责，是侍奉在君主左右，从容地进献忠言是可以的，而荐引人才则不是他的职责了。良贺能够以景监推荐商鞅为不对，自认为得到臣子举荐的人，不是荣耀而是耻辱，真是贤德啊！后来的中臣，大概有援引小人，让他们参与机密政务，相互勾结内外，以成就其奸邪之事的，都是良贺的罪人。

译吕强年轻时以宦官身份担任小黄门，后又升迁为中常侍，为人清廉忠诚，奉行公事。汉灵帝时，按照惯例封宦官为侯，打算封吕强为都乡侯，吕强恳切辞让，坚决不敢接受，皇帝于是听从了他。吕强因此上疏陈述政事说：“诸侯对上效法天象，对下分割土地，汉高祖立下重誓，没有战功的人不封侯，这是为了重视天爵，明确劝诫。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人，都被封为列侯，宦官福分浅薄，地位低下，人格卑贱，他们防备谄媚君主，用奸邪手段求取宠幸，嫉恨忠良，而陛下没有醒悟，胡乱授予土地，开国立家，任用的是小人，阴阳失调，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另外，后宫宫女数千，衣食费用，每天耗费数百金，百姓面带饥色，却没有人去防备，宫女没有用处，堆积在后庭，难道没有忧愁怨恨吗？又如今外戚四姓受宠幸的家族，以及宦官公族中没有功德的人，建造馆舍，共有上万座，楼阁相连，彩绘粉刷，雕刻的费用，无法计算。丧葬超过制度，奢侈华丽超过礼制，竞相效仿。《谷梁传》说：‘财物用尽就会产生怨恨，力气用尽就会产生愤恨。’师旷说：‘梁柱穿着绣衣，百姓没有粗布衣服；池中有丢弃的酒，士人有渴死的；马厩里的马吃着粟米，百姓面带饥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又先前召见议郎蔡邕，在金商门询问对策，蔡邕不敢怀藏道义而迷惑国家，直言极谏，陛下不保密他的话，致使泄露，群邪舔唇擦舌，争相想要攻击他，制造流言蜚语，陛下曲意接受诽谤，导致蔡邕受刑，家属被流放，老幼流离失所，难道不是辜负忠臣吗！如今群臣以蔡邕为戒，对上畏惧不可预测的灾难，对下害怕剑客的伤害，我知道朝廷不再听到忠言了。太尉段颎，武勇冠绝当世，熟悉边事，却被司隶校尉杨球诬陷，自身既死，妻子儿女被流放到远方，天下人惆怅，功臣失望，应该征召蔡邕重新授予官职，归还段颎家属，那么忠正之路就会打开，众人的怨恨就会平息了。”皇帝知道他的忠诚但不能采纳。当时皇帝多积蓄私藏，收集天下的珍宝，每郡国进贡，先输送到中署，吕强上疏劝谏，皇帝不省察。黄巾贼起事，皇帝询问应该施行什么措施，吕强想先诛杀左右贪婪污浊的人，大赦党人，考察刺史、二千石是否有才能，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先赦免党人。各位常侍人人请求退位，又各自征召回家，亲生子女在州郡任职的，中常侍赵忠等人于是共同构陷吕强，说他和党人一起议论朝廷，多次诵读霍光传，皇帝不高兴，派中黄门持兵器召见吕强，吕强愤怒地说：“我死了，祸乱就起了。大丈夫想要尽忠国家，怎么能面对狱吏呢！”于是自杀。

臣按：吕强虽然处于内侍的官位，却有正直大臣的节操。假使当时让他担任大长秋的职务，一定能振兴纲纪，肃清宫禁，使同类的人相互观察而感化，都成为忠良。而他侍奉的君主，恰好都是昏庸的，凡是他陈述的，一概不采用，于是被诬陷交织，陷入刑网。看他慷慨赴死，毫无恐惧之意，可以说是烈丈夫了。有人说吕强的职责，不是劝谏争辩，却喋喋不休，莫非是侵越职权吗？这不是这样。古代官员和师长相互规劝，工匠执掌技艺来劝谏，工匠尚且可以劝谏，何况内侍呢？《巷伯刺防》的诗，也是寺人所作的。只是不应该招揽权柄扰乱政事，然后才是侵越职权。吕强虽然因直言而死，但千载之下，仰望他的芬芳烈节，看那些同时代的宦官辈，卖弄福威，取快一时，最终不免于大祸的，凤凰与鸱鸮，相差太远了。

唐刘贞亮本姓俱氏名文珍，冒认养父改姓。性格忠诚刚强，识大义。顺宗即位，久病不能上朝，只有李忠言、牛美人侍奉。美人因为皇帝病重，托付给忠言。忠言交给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人裁定，然后下达中书省。忠言向来懦弱谨慎，每次见叔文讨论事情，不敢有不同意见。只有贞亮与他争论，又厌恶朋党炽盛结党，于是与宦官刘琦、薛文珍等人一起劝皇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王就是宪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奏议，贞亮召学士卫次公、郑絪等到金銮殿，起草定制诏书。太子已立，尽数驱逐叔文党羽，委托政事给大臣。议论的人赞美他的忠诚。宪宗即位，贞亮有功，但终身没有受到宠幸。

臣按：刘贞亮的忠诚，不减吕强。至于他排去奸邪的党羽，请求立英明的继承人，对唐的社稷有功，又不是吕强所能比及的。自古以来人臣，凡是参与援立的，没有不以定策元勋自居，倚仗权柄求取宠幸，即使是霍光这样的贤人也不能避免。贞亮是内臣，既居近密，又著勋劳，却退然自处，委托政事给庙堂，没有丝毫侵扰，难道不贤吗？皇帝即位贞亮有功，而终身没有受到宠幸，宪宗难道是少恩的人吗？霍氏被诛杀，正是以宠过而骄的缘故。宪宗对贞亮无所假借，正是为了保全他吗？君臣之道，在这里两全其美了。

马存亮在元和年间掌管内侍省事，升任左神策中尉，军队所管辖的有十余万人，马存亮料东尤其精干，伍中没有疲弱的士兵，都中没有冗员。敬宗初年，染署工张韶与卜者苏玄明友善，玄明说：“我曾为你占卜，应当与殿食，我也在其中。我听说皇上昼夜狩猎，出入无度，可以图谋。”张韶每次输送染材入宫，卫士不呵斥，于是暗中结交诸工百余人，藏在兵车中，像输送材料一样

译进入右银台门，打算在黄昏时分发动变乱。有人盘问他们运载的是什么，刘韶以为阴谋已经败露，便杀了那人，出兵大声呼喊，排成阵势。当时皇帝正在清思殿打球，惊骇之下打算前往右神策军，有人劝谏说：“叛贼已进入宫中，不知人数多少，路途遥远令人担忧，不如进入左神策军，距离近而且能迅速跟随。”起初，皇帝曾宠信右军中尉梁守谦，每次在两军之间较量胜负，皇帝大多希望右军获胜，左军因此对此抱有期望。到了这时，韩存亮出迎，捧着皇帝的脚，哭着背负皇帝进入左军，并派五百骑兵去迎接两位太后。等到他们到达时，叛贼已经砍断关锁闯入清思殿，侍卫抵挡不住。韩存亮派遣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等人率领骑兵讨伐叛贼，射杀刘韶及李弘楚等人都死了。天亮后全部逮捕了乱党，左右神策军清理宫廷，皇帝回宫，群臣到延明门拜见天子。韩存亮在此事中功劳最高，于是推卸权势，请求担任淮南监军。

译汉宣帝太和中，中尉王守澄诬陷宰相宋申锡谋立漳王李凑，皇上非常愤怒。王守澄打算立即派遣二百骑兵屠杀宋申锡全家，崔存亮坚决争辩说：“如果这样做，京城就会自乱，应当召集其他宰相商议这件事。”王守澄才作罢。后来崔存亮退休。崔存亮侍奉过唐德宗，历经六个朝代，资历端正敬畏，善于训练士兵。唐代宦官中以忠谨著称的，只有崔存亮、西门季〇、严遵美三人罢了。

唐朝史官评论说：“楚国的郧公辛，不敢因为怨恨君主而忘记父亲的冤屈（此事见于《左传》）。在唐昭宗、唐愍宗时期，两军中宦官受到的宠遇有厚薄之分，但最终依靠崔存亮平定了祸难，他的功劳无人能及。自古以来，忠臣往往出自被疏远弃用之人，这样的情况很多。崔存亮难道是通晓经书道理的人吗？他对于君臣大义的见识为何如此明达！他不居功自傲，畏惧权贵而身处外朝，这更加贤德了。”

臣按：崔存亮以一人之力抵挡君主面临的危难，可以说是忠了；又凭一句话保全了宋申锡全家的性命，不近乎仁吗？唉！真是贤德啊！

严遵美历任左军容使，曾经感叹说：“北司供奉官穿着胯衫侍奉，现在拿着笏板就过分了。枢密使没有办公场所，只有三间屋子藏书而已。现在通过堂状、帖黄来决断政事，这是杨复光夺取宰相权力的过错。”大概是因为痛恨当时宦官肆意横行。后来跟随唐昭宗迁往凤翔，请求退休。后来被征召为两军中尉，严遵美说：“一军中尉尚且不能担任，何况两军中尉呢？”坚决推辞不出任，隐居青城山，八十多岁时去世。

臣按：严遵美的为人，懂得本分和道义，明白进退取舍，大概是贤德之人。当时，担任枢密使、中尉的人，很少有不是因为倚仗权宠而导致覆灭败亡的。只有严遵美秉持高洁的志向，抛弃官职，隐居山林，得以长寿善终。不是贤德之人能做到这样吗？臣因此表彰并引出他的事迹。

以上论述宦官忠谨带来的福报。臣按：欧阳修撰写《五代史·记叙后唐张承业本末》，称他的事迹非常伟大，反复称道。考察他的始末，如欧阳修所言不错，但考虑到当时的时势和事情有不可作为后世法度的地方，所以略去不写。

严格整顿内廷

宦官干预朝政的祸患

《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年，齐国的寺人貂开始在多鱼泄露军情。杜预说：“寺人，是内廷阉官；即竖貂。齐桓公有很多宠幸之人，内宫中有六个像夫人一样受宠的，外朝则宠幸竖貂、易牙等人，最终因此导致国家混乱。史传记载貂在此时开始独揽贵宠，泄露桓公的军事机密，为齐国的动乱埋下祸根（齐乱之事见于《系国篇》）。”

臣按：宦官干预军政，从此开始。当时，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功业显赫。而祸乱的根源，已经潜伏在宫廷之中，却没有人察觉。所以圣人作《易经》，以“勿用取女”作为警戒，这是有防备的啊！

秦朝的赵高，生来就被阉割。秦始皇听说他力气大，通晓法律，任命他为中车府令，让他教胡亥决断案件。胡亥宠幸他。赵高犯罪，秦始皇派蒙毅审理。蒙毅依法判决赵高，应当处死。秦始皇因为赵高办事敏捷，赦免了他，恢复了他的官职。秦二世即位，赵高劝说实行严酷的法律刑罚，让有罪的人互相牵连诛杀大臣及宗室，修改法律，务求更加苛刻深重（其余事迹已见于《奸臣篇》，汉代的石显之类，仿效此例）。

《汉书·宦者传序》（范晔撰写）说：“《易经》说：‘上天垂示象数，圣人效法它。’宦者四星，在皇帝星位的旁边，所以《周礼》设置官职，也具备其数目。阍者守卫中门的禁令，寺人掌管王宫的警戒，由来已久了。汉朝沿袭秦制，设置中常侍官，但也任用士人来参与选拔，都佩戴银珰、左貂，在殿省侍奉。等到吕后称制，于是任命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室，接受传达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受亲近宠幸。到武帝时，多次在后庭宴饮，有时潜游离宫别馆，所以请示奏报机密事务，多由宦官主持。光武帝中兴之初，宦官全部使用阉人，不再混杂选拔其他士人。永平年间，开始设置员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位，年幼体弱，而窦宪兄弟专权，内外臣僚无法亲近接触，所与共处的，只有阉宦而已。所以郑众得以独揽禁中谋略，最终铲除大恶，于是享受分土封侯，超升宫卿之位。于是宦官开始兴盛，委以重任逐渐扩大，而其员额稍增，中常侍多达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戴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不得不委用刑余之人，寄托国家命脉，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不再是掖庭、永巷的职事，闺牖、房闼的任务了。其后孙程定立顺帝之功，曹腾参建桓帝之策，接着五侯合谋，梁冀受刑，考察他们公正恩固主心，所以中外服从，上下屏息，举动能回山海，呼吸能变霜露。阿谀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逆，则参夷五宗。汉朝的纲纪大乱了。至于那些高冠长剑，佩朱怀金的，布满宫闱；封茅分虎，南面受臣的，大概有十多人。都剥削百姓，竞相放纵奢侈欲望，同流合污，所以其党徒繁多，败坏国家，蛀蚀政事，不可尽数。因此海内嗟叹毒恨，志士穷困栖身，寇贼趁机作乱，摇动扰乱华夏。于是又大举考问钩党，转相诬陷染指，凡是被称为善士的，没有不遭受灾祸毒害的。窦武、何进，地位崇高，亲戚亲近，乘着九服的嚣怨，协同群英的势力，却因为犹豫不决而……”

译祸乱断绝，以至于彻底败亡，这大概是气数到了极点吧？虽然袁绍施行严刑，杀戮殆尽，不留遗类，然而以暴政取代乱世，又能说比谁更好呢？自从曹腾劝说梁冀，最终立了昏庸柔弱的皇帝，曹操沿袭这种手段，于是便迁走了汉室的政权。曹操是曹嵩的养子，而曹嵩又是曹腾的养子，所谓“用这种方法开始，必定用这种方法结束”，确实如此啊。汉和帝永元年间，窦宪兄弟专权，和帝因为朝中大臣上下都依附窦宪，只有中常侍郑众不侍奉豪强权贵，于是和帝与郑众定计诛杀了窦宪。郑众升任大长秋，和帝为了防止功臣权贵势力过大，每次赏赐他都推辞多、接受少，和帝因此认为他贤德。曾经与他议论政事，宦官掌握权力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译臣按：这是东汉宦官参与朝政的开始。郑众这个人，虽然比他的同伙贤能，然而开了这个恶劣的先例，终究成为汉代的巨大祸患，这难道不是汉和帝的罪过吗！

汉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因为灾异、寇贼的防备不力被免职；司空尹勤因为雨水泛滥导致漂流灾害被免职。

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光武帝怨恨几代君主丧失权柄，愤恨权臣窃取国命，矫枉过正。虽然设置了三公，但政事都归于尚书台阁，三公的职位，只是充数罢了。政事治理不好，还要加以谴责，而权力却转移到了外戚家中，恩宠施加在亲近宠幸的小人身上。亲近他们的党羽，任用他们的私人，内部充斥京城，外部遍布各郡。颠倒是非，买卖官职，疲弱无能的人镇守边境，贪婪残暴的人统治百姓。怨气并发，阴阳失调，这都是外戚和宦官造成的。反而让三公因避责而辞职甚至被免职，这真是让人痛哭流涕啊。从前汉文帝的邓通，可以说是极受宠爱，但还能施展申屠嘉的志向，像这样被信任，还担心左右的小臣做什么呢？近代外戚和宦官的请托如果行不通，立刻就能使人陷入不可预测的祸患，哪里还能弹劾纠正呢！”

永初二年，太尉杨震多次议论中常侍樊丰等人的罪行，被他们诬陷，罢免为平民，饮毒酒而死。

臣按：这时宦官能够诬陷杀害大臣，他们的权势又比永元年间的更盛了。

汉安帝去世，阎太后临朝听政，想要长期独揽国政，迎立北乡侯刘懿为嗣君。济阴王【安帝之子，已立为太子，后被阎显等人诬陷废黜】因为被废黜，不能上殿亲临丧事，悲痛号哭，不吃东西。不久，北乡侯病重，中常侍孙程对济阴王的侍从长兴渠说：“济阴王以嫡系身份继承正统，本来没有失德，先帝因为防备，才导致他被废黜。如果北乡侯不起死回生，我们共同决断江京、阎显的事，没有不成功的。”长兴渠认为他说得对。北乡侯去世，阎显告诉太后，秘不发丧，反而征召其他王子，关闭宫门，屯兵自守。孙程等人聚集谋划，迎立济阴王即位，逮捕阎显等人并诛杀了他们。封孙程等人都为列侯，孙程食邑万户，这就是十九侯【济阴王即位，就是汉顺帝】。臣按：宦官因为拥立君主的功劳而封侯的有十九人，那么他们的权势又比永初年间更盛了。

汉顺帝阳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阳宣德亭地面开裂，长八十五丈。皇帝召集公卿所举荐的质朴敦厚之士，让他们对策以及特别询问当今的弊病和施政的适宜之处。李固回答说：“诏书之所以禁止侍中、尚书等中臣的子弟担任官吏或察举孝廉，是因为他们掌握威权，容易容纳请托的缘故。而中常侍在皇帝身边，声势震动天下，子弟的俸禄和任用没有限制。虽然表面上谦默，不干预州郡事务，但谄媚虚伪之徒望风进举。现在可以为他们设立常例禁令，与中臣相同。又应当罢退宦官，去除他们的权重，只设置常侍二人，由方正直而有德行的人侍奉在皇帝左右；小黄门五人，由才智闲雅的人侍奉在殿中。这样议论政事就能平息，太平盛世就可以实现了。”皇帝阅览众人的对策，认为李固第一。各位常侍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任命李固为议郎，宦官嫉妒他。制造诬陷他的奏章，事情从宫中下达，很久才得以免罪，出任洛阳令。李固弃官回到汉中。阳嘉四年春二月，开始允许宦官可以用养子继承爵位。起初，皇帝复位，是宦官的功劳，因此受到宠幸，参与政事。御史张纲上书说：“我私下考察文明二帝，德化尤其兴盛，中官常侍不过两人，亲近宠幸的赏赐仅满数金，爱惜费用重视百姓，所以家家给人足。而近来以来，没有功劳的小人都有官爵，这不是爱护百姓重视权位、承奉天道顺应道义的做法。”奏书呈上后没有被采纳。

臣按：宦官的权力和恩宠到了这个地步，更加兴盛。李固进言，却获罪；张纲进言，却不被采纳。他们的势头将要有不可控制的时候了。

汉桓帝延熹元年，皇帝召见小黄门史唐衡、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等五人，共同定计诛杀梁冀【诛杀梁冀的事见后《外戚传》】。诏书赏赐诛杀梁冀的功劳，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都为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徐璜等人各万余户，世人称之为五侯。仍然让左悺、唐衡担任中常侍。从此权势专门归于宦官。五侯尤其贪婪放纵，动摇内外。当时灾异屡次出现。白马令李云公开上书，副本移交给三府说：“梁冀虽然持权专断，虐流天下，现在因为罪行被诛杀，还只是召唤家臣扼杀他罢了，却随意封赏谋臣万户以上。高祖听到这件事，难道不会认为不对吗？西北的将领，难道不会离心离德吗？”孔子说：“帝者谛也【谛是审察的意思】现在官位错乱，小人谄媚进用，财货公然交易，政治教化日益衰败。尺一诏版【尺一诏版是诏书】不经皇帝省察，这是皇帝想要不审察吗？”皇帝得到奏章，震怒，交给有关部门，逮捕李云。诏令尚书都防剑防送到黄门北寺狱，让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共同拷问。当时〇农五官掾杜众哀伤李云因为忠谏获罪，上书愿意与李云同日而死。皇帝更加愤怒，于是一起交给廷尉，都死在狱中。于是宠幸之人更加横行。

臣按：桓帝因为宦官而杀害直臣，又一起杀害了为他论救的人，于是亡国的征兆就显现了。

延熹三年，尚书朱穆痛恨宦官恣意横行，上疏说：“按照汉朝旧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才全部使用宦官。自从延平以来，逐渐更加尊贵显赫”

译（他们）借宦官的服饰，担任常侍的职位，朝廷政事，全由他们一手更改，权势压倒海内，恩宠尊贵到了极点。子弟亲戚，都蒙受荣耀担任官职，放纵泛滥无法禁止控制，耗尽天下财富，掏空百姓家底。愚臣认为，可以全部罢免裁撤，遵循恢复往昔的制度，重新选拔海内清廉淳朴、通晓国家体制的人才，来填补他们的空缺，那么百姓民众，就能蒙受圣明的教化了。”皇帝没有采纳。后来陈穆因进见，又口头陈述说：“臣听说汉朝旧制，设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掌管尚书事务；黄门侍郎一人，传递发布文书奏章，都选用有门第声望的人。自从和熹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称制，不接见公卿大臣，于是用宦官担任常侍、小黄门，在两宫之间传达命令。从此以来，权势压倒君主，使天下穷困，应当全部罢免遣散，广泛选拔年高德劭的儒生，参与政事。”皇帝发怒，不予回应。陈穆伏在地上不肯起身，左右侍从将他传出，过了很久他才快步离去。从此宦官多次借机假传诏令，诋毁他。陈穆向来刚直，不得志，居家没有防备，愤懑郁结发作痈疽而死。

译臣按：桓帝宠信宦官，压制忠良，李云、杜众因此先死；朱穆又因此后死，亡国的政治日益紧迫了。

起初，桓帝做蠡吾侯时，向甘陵人周福求学；等到即位，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中有名望，乡人为此编了歌谣说：“天下的规矩，房伯武（房植的字）；因老师而获得印绶，周仲进（周福的字）。”两家的宾客互相讥讽揣测，于是各自树立党羽，逐渐形成深仇大恨。从此甘陵有了南北部党人的议论，从这里开始了。

汝南太守宗资任用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任用岑晊为功曹，都全心全意听任他们，让他们褒扬善行、纠正违逆，肃清朝府。范滂尤其刚强劲直，憎恨恶人如同仇敌。范滂的外甥李颂向来没有德行，中常侍唐衡嘱托宗资，宗资任用他为吏，范滂搁置不召用他，郡中的人没有不怨恨他的。

宛地有个富商叫张泛，与后宫有亲戚关系，又擅长雕刻玩赏的好物，颇以此贿赂宦官，因此得到显赫的职位，倚仗权势横行无忌。岑晊劝成瑨逮捕张泛等人，不久遇到赦免，成瑨最终还是杀了他们。小黄门赵津贪婪蛮横放纵，是一个县的巨大祸患。太原太守刘瓆派郡吏王允讨伐逮捕，也在赦免后杀了他。

于是中常侍侯览让张泛的妻子上书申诉冤屈，宦官趁机进谗言控告成瑨、刘瓆。桓帝大怒，征召成瑨、刘瓆都下狱，有关部门秉承旨意，上奏说成瑨等人的罪应当处死。太傅陈蕃等人一起为成瑨、刘瓆等请求免罪，桓帝不高兴，有关部门弹劾陈蕃等人。陈蕃于是独自上疏说：“寇贼在外，是四肢的疾病；内政不理，是心腹的祸患。以前梁氏五侯毒害遍及海内，上天启发圣意，逮捕并诛杀他们，天下的议论，希望应当稍微平定。明鉴不远，覆车的教训如昨日，而亲近宠幸的权力又互相勾结。小黄门赵津、大恶棍张泛等人，肆意施行贪婪暴虐，奸邪谄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纠察并诛杀他们，虽然有人说赦免后不应当诛杀，推究他们的诚心在于去除邪恶。而小人之道兴盛，迷惑圣听，于是使天威为此发怒，必定施加刑罚，已经过于严厉，何况加重惩罚让他们伏法受刑呢？从前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汉文帝顺从并请求宽恕，光武帝给予重赏，没听说两位大臣有专断命令的诛杀。而现在左右一群宦官，厌恶伤害同党，妄相交结救援，导致这种刑罚谴责。听到臣的话，他们必定还会哭诉。陛下深切地应当切断近习参与政事的源头，引进尚书台和朝廷的士人，选拔清正高洁的人，斥退奸邪的人。这样上天和谐于上，大地融洽于下，吉祥的征兆，难道会遥远吗？”

桓帝不采纳，宦官因此更加痛恨陈蕃，成瑨、刘瓆最终死在狱中，成瑨、刘瓆向来刚直，有经学造诣，在当时有名望，所以天下人惋惜他们。

河内人张成擅长风角推占，应当赦免时，教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督促逮捕，不久遇到宽赦获得免罪，李膺更加怀恨，最终查办杀了他。张成向来以方术结交宦官，桓帝也颇相信他的占卜，宦官教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控告李膺等人供养太学游士，结交各郡学生，互相奔走，结成部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颁布命令给各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人们共同愤恨。

案件经过三府，太尉陈蕃退回说：“现在所查办的，都是海内受人赞誉、忧国忠公的臣子，这些人还将十世宽恕，难道不是罪名不彰明而招致逮捕的吗？”不肯平定签署。桓帝更加愤怒，于是把李膺等人下放到黄门北寺狱。供词牵连到的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实、范滂等二百多人，有的逃匿未获，都悬赏重金招募，使者四处出动，相望于道。陈蕃再次上书极力劝谏。桓帝忌讳他言辞切直，借口陈蕃征召非人，将他免职。

永康元年，陈蕃被免职后，朝臣震惊战栗，没有人敢再为党人说话。贾彪说：“我不西行，大祸不能解除。”于是进入洛阳劝说城门校尉窦武，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没听说善政，常侍黄门竞相施行诡诈，妄自封爵非人。我推想西汉佞臣执政，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现在不考虑前事的过失，又重蹈覆辙，我担心秦二世之难必将再次降临，赵高之变不出早晚。近来奸臣牢修制造党议，于是逮捕前司隶校尉李膺等人，牵连拷问数百人，多年拘禁，没有证据。我认为李膺等人建立忠义，抗节守志，志在经营王室，这确实是陛下稷、卨、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却虚被奸臣贼子诬陷冤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希望陛下留神澄清省察，及时释放他们，以满足人鬼渴望的心情，这样灾祸的征兆可以消除，上天的回应可以期待。”

奏疏呈上，因病交还城门校尉槐里侯的印绶。霍谞也上表请求，桓帝心意稍解，派中常侍王甫到狱中审讯党人范滂等人，都戴着刑具、头套布袋，暴露在台阶下。王甫依次审问说：“你们互相提拔，互为唇齿，意图如何？”范滂说：“孔子的话，看见善行好像赶不上，看见恶行好像探入沸水。范滂想让善人同享清名，恶人同受污名，认为这是王政所愿意听到的，没想到反而被认为是结党。古代修养善行，自己求得福报，现在修养善行，自身陷入大戮。”

死的时候，希望把我埋在首阳山旁。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叔齐。王甫怜悯地为他改变脸色，于是得以解除刑具。李膺等人又大多牵连

译宦官的子弟们感到恐惧，请求皇帝以顺应天时为由大赦天下。六月庚申日，皇帝赦免天下罪人，并更改年号。两百多名党人全都返回家乡，他们的名字被登记在尚书、御史、三公府中，终身禁止做官。

译臣按：党争的兴起，原本是由于成瑨杀了张泛，刘瓆杀了赵津。那些奸恶豪强骄横放肆，成为百姓的祸害，二千石官员履行职责、奉行法律，查办并诛杀他们，又有什么罪过呢？桓帝因为宠幸近臣的谗言，突然兴起大狱，将天下的贤良之士一网打尽。如果不是宦官为了自身谋划，极力请求应当赦免，那么那二百多人，都将成为东市受刑的冤魂了。由此可见，皇帝并非宽恕党人，而是宽恕宦官。然而仍然将他们的名字登记在三府，终身禁锢，这是自古以来最无道的时代所没有的。

灵帝建宁元年，任命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以及司徒胡广共同参录尚书事。己亥日，解渎亭侯刘宏到达，即皇帝位。起初，窦太后被立为皇后时，陈蕃出过大力。等到太后临朝听政，无论大事小事都委托给陈蕃。陈蕃与窦武同心协力以辅佐王室，征召天下的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都位列朝廷，共同参与政事。于是天下的士人，无不伸长脖子盼望太平。而皇帝的乳母赵娆以及各位女尚书，早晚都在太后身边，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互相勾结，谄媚侍奉太后。太后信任他们，所以发出的诏令有所封拜。陈蕃、窦武痛恨他们，曾经一起在朝堂上防备。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等人自从先帝时就操纵国家大权，扰乱天下，现在不诛杀他们，以后必定难以图谋。”窦武深深赞同，陈蕃非常高兴。窦武于是召集志同道合的尚书令尹勋等人共同定计。恰逢那天发生日食，陈蕃对窦武说可以借此斥退罢免宦官，以堵塞天变的灾祸。窦武于是禀告太后说：“按照旧例，黄门常侍只应当在宫内门户附近管理财物罢了，现在却让他们参与政事，身居重任掌握大权，子弟遍布各地，专门贪赃暴虐，天下纷扰不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应当全部诛杀废黜，以澄清朝廷。”太后说：“自汉元帝以来的旧例，世代都有宦官，只应当诛杀其中有罪的人，怎么可以全部废黜？”当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断宫内事务。窦武先禀告逮捕管霸以及中常侍苏康等人，都判罪处死。窦武又禀告诛杀曹节等人，太后犹豫不忍心。宦官反而诬陷陈蕃、窦武上奏太后，废黜皇帝是大逆不道，于是夜里召集亲信歃血结盟，谋划诛杀窦武等人。陈蕃、窦武都死了，将太后迁居到南宫。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都屏住气息不敢出声。

臣按：宦官的罪恶，至此达到了极点。然而陈蕃、窦武想要全部杀光他们，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太后认为只应当去除其中有罪的人，这话是对的。假使陈蕃等人趁着管霸已经死去的余威，迅速按照太后的旨意，选择其中罪大恶极的人，诛杀一两个人；其余的或者驱逐到外地任职，或者允许他们改过自新，重新整顿权纲，不让内臣干预朝政，那么宫内就会肃穆无事。不这样做，却想要大肆屠杀，使得逆贼得以反过来利用这个把柄，难道是天不保佑汉朝吗？为什么陈蕃、窦武这样贤能，谋划却不善呢！唉，可悲啊！

起初，李膺等人虽然被废黜禁锢，天下的士大夫都推崇他们的道义，而厌恶朝廷的污浊，仰慕他们唯恐不及，更加互相标榜，为他们定下称号，以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说一世人所尊崇的人。李膺、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说人的英杰。又有“八顾”、“八及”、“八厨”的名目。等到陈蕃、窦武掌权，又举荐提拔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诛杀，李膺等人再次被废黜。宦官憎恨李膺等人，每次下达诏书，就重申对党人的禁令。侯览怨恨张俭尤其厉害。侯览的同乡朱并一向谄媚，被张俭所抛弃，迎合侯览的意思，上书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为朋党，图谋危害国家，而张俭是首魁。诏书刊刻榜文逮捕张俭等人。大长秋曹节因此暗示有关部门，上奏那些勾结党羽的人，故司空虞放以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人，请求交给州郡考察治罪。这时皇上十四岁，问曹节等人说：“什么是勾结党羽？”回答说：“勾结党羽，就是党人。”皇上说：“党人为什么要作恶而想要诛杀他们呢？”回答说：“想要做不轨之事。”皇上说：“不轨想要做什么？”回答说：“图谋危害国家。”皇上于是批准了他们的奏章。有人对李膺说：“可以逃走了。”李膺回答说：“遇到危难不推辞，犯罪不逃避刑罚，这是臣子的节操。我年纪已经六十，生死有命，逃走将去哪里呢？”于是前往诏狱受审而死。门生故吏都被禁锢。范滂前往监狱，他的母亲与他诀别说：“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又有什么遗憾？”范滂跪下接受教诲，拜了两拜告辞。回头对他的儿子说：“我想让你做恶人，恶人不可做；想让你做善人，那么我就不做恶人。”路人听说了，没有不流泪的。凡是党人死去的有一百多人，妻子儿女都被迁徙到边疆。天下的豪杰以及诸学中有德行义举的人，宦官一概指认为党人，有怨恨嫌隙的趁机互相陷害，微小的愤怒，也滥入党中。州郡承奉旨意，有的人未曾交往，也遭受祸害。那些死、徙、废、禁的人，又有六七百人。郭泰听说党人之死，私下痛哭说：“《诗经》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亡了，只是不知道瞻望乌鸦停落在谁的屋上罢了。”

臣按：《易经》中的否卦，小人之道长盛，君子之道消亡，圣人认为上下不交通，而天地没有邦国，没有邦国就是亡国的意思。现在党人中死去的，都是忠良志义之士，而灵帝所共同治理国家的，不过十几个奸佞宠幸之

译人，即使想不灭亡，也是不可能的。郭防的悲痛，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译汉灵帝中平六年，钜鹿人张角造反，任用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作为内应。中平元年，灵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应当解除对“党人”的禁令。灵帝向中常侍吕强询问计策，吕强回答说：“党锢之祸积怨已久，人心怨恨愤怒，如果不赦免宽恕，他们就会轻易与张角合谋，变乱会更加严重，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灵帝因恐惧而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赦免了天下的党人，让那些被流放的人返回家乡。当时，中常侍赵忠、张让等人都是位列侯爵、深受宠幸的权贵。灵帝曾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因此宦官们无所畏惧，纷纷修建宅第，规模仿照宫殿。皇上曾经想登上永安侯台，宦官们担心皇上看到他们的居所，就派中大夫尚伹进谏说：“天子不应当登高，登高会使百姓离散。”皇上从此不敢再登上台榭。等到封谞、徐奉的事败露，皇上责问各位常侍说：“你们常说党人想要图谋不轨，都让他们被禁锢，有的甚至被处死，如今党人反而为国家所用，你们反而与张角勾结，该不该杀？”他们都叩头说：“这是王甫、侯览干的。”于是各位常侍都请求退职，各自征召回家。在州郡任职的宗室子弟，被赵忠、夏恽等人共同诬陷，导致吕强自杀。郎中张钧上书说：“我私下认为张角之所以能起兵作乱，百姓之所以乐于归附他，根源都在于十常侍大多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掌管州郡，垄断财利，侵掠百姓，百姓的冤屈无处申诉，所以聚集成为盗贼。应当斩首十常侍，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南郊，以向百姓谢罪，派遣使者向天下宣告，可以不劳师动众而大寇自消。”灵帝将张钧的奏章给各位常侍看，他们都摘下帽子、光着脚、叩头，请求自己前往洛阳诏狱，并拿出家财以资助军费。有诏令让他们穿戴整齐，照常办公。灵帝对张钧发怒说：“这真是狂人。”十常侍中难道没有一个是好人吗？御史承防于是诬告张钧学习黄巾道，将其逮捕拷打，死在狱中。

臣按：灵帝平时把宦官当作父母，把忠贤当作仇敌，所以虽然知道中常侍与贼人勾结却不能诛杀，知道党人能为国家所用却不能洗刷他们的罪名，这是信任宦官的缘故。昏乱之君，不值得讥讽，只是把它作为后人的鉴戒罢了。

灵帝去世，皇子刘协即位，何太后临朝听政，改年号为光熹。大将军何进掌握朝政，袁绍劝他诛杀宦官，太后没有听从。何进采用袁绍的计策，大量召请各地的猛将和各路豪杰，让他们率领军队开向京城，以胁迫太后。当时并州牧董卓也在被召之列。侍御史郑泰进谏说：“董卓强悍残忍，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如果借朝廷的命令，把大事交给他，他将放纵凶恶的欲望，必定危害朝廷。”尚书卢植也说不应召董卓，何进都不听从。董卓听说被召，立即上路。何进谋划多日，事情多有泄露，宦官恐惧而想变卦。张率领他的党羽几十人，手持兵器埋伏在宫门内，假传太后诏书召何进入宫，于是杀了何进。袁绍率兵到宫阙下，逮捕赵忠等人，将他们斩首，于是关闭北宫门，统领军队捕杀宦官，无论老少全部杀死，共二千余人，有的无须者也被误杀。张让等人困迫，挟持皇帝步行走出谷门，夜间到达小平津，公卿大臣没有能跟从的，只有尚书郎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夜间赶到河边。闵贡大声质问斥责张让等人，并且说：“现在如果不赶快死，我将杀了你们！”于是亲手用剑斩杀了几人，张让等人惊恐害怕投河而死。臣按：东汉宦官之祸，起于郑众等人有功。人臣有了功劳，难道不是好事吗？然而祸患却由此而起，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妇女和宦官的职责，都在内宫。温婉善良谨慎，是妇女中好的；柔顺忠诚笃实，是宦官中好的。妇女不贵在有能力，那么宦官又岂贵在立功呢？有功就会受宠，受宠就会骄傲，骄傲就会横行，虽然想不招致祸患，能做到吗？所以安帝、顺帝、桓帝、灵帝时期，宦官的宠信日益兴盛，宠信兴盛则危害越深，危害越深则遭受的祸患越残酷。至于陈蕃、窦武谋划诛杀他们而不能胜，汉朝因此更加混乱；袁绍谋划诛杀他们而胜利，汉朝于是灭亡。曹节、王甫、赵忠、张让之流，是最为魁梧杰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保全性命。那么受宠而骄傲，骄傲而横行，这就是招致身死国亡的原因啊！哪里比得上史游、史良、史贺之流，优游自在始终如一，没有瑕疵遗憾的做法高明呢？唉！后来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以上论述内臣干预朝政的祸患

大学衍义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四十

宋 真德秀 撰

齐家之要二

严内治

内臣干预朝政的祸患

《唐宦者传序》：唐太宗下诏内侍省不设三品官，以内侍作为长官，品阶第四，不委任他们处理政务，只负责门阁守卫、宫廷内扫除，领取俸禄而已。武则天时期稍微增加他们的人数，到中宗时黄衣宦官达到二千员，七品以上的员外置千员，然而穿朱紫官服的人还很少。玄宗承平时期财用富足，志向远大而生活奢侈，不吝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年间，宫嫔大约达到四万人，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穿朱紫官服的一千多人。那些被称为供奉的，就拜为三品将军，列队于门前。在殿头供奉的，委任华贵重要，持节传命，声势显赫，震动四方。所到的郡县，奔走献遗，达到万计。监军掌握权力，节度使反而在他们之下。于是豪华住宅、名园、上等田地，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