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卷三十一

译骄纵懈怠，因此放纵欲望；大禹因为恭敬戒慎，因此忘却私心。他在舜面前说这些话，也是用来告诫舜的。舜凭借大圣人的资质，哪里会有需要告诫的事情呢？然而伯益因为懈怠荒废，告诫皋陶不要安逸纵欲，告诫禹不要傲慢暴虐，这难道是担心他们会有这些毛病而预先防范吗？还是明知他们没有这些毛病而姑且这样说呢？人心危险，自古以来就被畏惧，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敢忘记持守本心的功夫，大臣侍奉圣明的君主也不敢废弃规劝警戒的益处，后来的君臣应当把它看作效法的准则。

译太康失去国家【太康是夏后氏】，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弯曲处等待，创作了《五子之歌》。其中第二首说：“大禹的训诫在于，对内不要沉溺于美色，对外不要沉迷于打猎，不要贪恋美酒和音乐，不要建造高大的房屋和雕饰华丽的墙壁。只要具备其中一项，没有不导致灭亡的。”

臣按：大禹的训诫，总共只有六句话，二十四个字罢了。然而古今混乱灭亡的祸根，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真是令人敬畏而不可触犯啊。古诗的体裁，实际上源于此。大概是大禹所作，让子孙诵读并传颂的吧？身为君主的人，将这重要的训诫张贴在座位旁边，铭刻在柱子和席子上。如果古代圣人仿佛就在面前，这就是保卫国家的坚固屏障，保全生命的良药。

仲虺的诰辞【仲虺作此文以告诫成汤】说：“君王不亲近声色，不滋生货利【王指成汤，迩是近的意思，殖是滋生的意思】，德行勤勉就授予官职【懋是勤勉的意思】，功劳勤勉就给予奖赏，用人只凭自己的判断，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臣按：淫靡的音乐和美丽的色彩，是迷惑心智的鸩毒，所以成汤不亲近它们；珍贵的货物和丰厚的利益，是损害道义的杂草，所以成汤不滋生它们。人的私欲消亡，天理就显著，因此对于德行勤勉的人，必定用官职来勉励；对于功劳勤勉的人，必定用奖赏来勉励。用人的善政，源于自身的善政，自身有不善之处，就改正而从善，公平正大，卓越明白，其根源都始于不亲近声色、不滋生货利。那么君主的心，怎么能让有一毫物欲的牵累呢？

伊尹作《伊训》【训诫太甲】说：“唉！先王开始修治人伦纲纪【肇，开始的意思】，听从劝谏而不违背【咈，违背的意思】，顺从古人的做法【先民，即古人，时是的意思，若，顺从的意思】，居于上位能够明察，处于下位能够忠诚【为，读去声】，对待别人不要求完美，检点自身唯恐不及【检，约束整治的意思】，以至于拥有天下万国，这难道不艰难吗！广泛寻求贤哲之人【敷，广泛的意思，哲人，贤哲的人】，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制定官吏的刑法，警戒在位的人【儆，警戒的意思】说：‘敢有在宫中经常跳舞，在室内纵情歌唱的，这叫巫风；敢有沉溺于财货美色，经常游猎的，这叫淫风；敢有轻慢圣人的言语，违逆忠直之士，疏远年高德劭之人，亲近愚顽小人的，这叫乱风。’只有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道必定败坏；邦君身上有一种，国家必定灭亡。臣下不匡正君主，其刑罚是墨刑【匡，纠正的意思，墨刑，因贪婪败坏官职的刑罚】，这些训诫都教导给蒙昧的少年【蒙，童蒙】。唉！继位的君王要敬畏自身，要牢记啊！圣人的谋略宏大，美好的言论非常显著。只有上帝的心意不是恒常不变的，行善就降下百种吉祥，作恶就降下百种灾殃。你只要有德行，无论多小，万国都会庆贺；你如果没有德行，无论多大，也会败坏你的宗庙。”

臣按：伊尹先说成汤修身的方法，然后叙述他治人的方法，这是身教的意义。自从夏桀作乱，纲常伦理扫地，成汤开始修治并匡正它，只听从忠直的劝谏，只顺从古人的做法。居于上位就能彰显德行，作为百姓就能尽心竭力，推己及人，所以不要求别人完美；严格约束自身，所以唯恐做得不够。积累善行，像这样以至于拥有天下，难道不艰难吗！成汤想到得到的艰难，害怕保持的不易，于是广泛寻求贤哲来辅佐后人，又制定官吏的刑法来警戒在位的人。大概是要将王业维持到无穷无尽。巫觋歌舞是为了取悦神灵，所以经常在宫中跳舞，在室内纵情歌唱，这是巫觋的风气；殉，如同殉葬的殉，沉溺于财货美色之中，不知道反省觉悟，又经常游猎，不知道停止休息，这是淫逸的风气；轻慢圣人的言语，违逆忠直之士，疏远年高德劭之人，亲近愚顽的小人，这是悖乱的风气。三风是纲目，十愆是条目。卿士身上有一种，家道必定败坏；诸侯身上有一种，国家必定灭亡。臣下不能匡正君主的，用败坏官职的罪名来约束，其刑罚是墨刑。蒙昧的少年则用这些训诫来教导。从卿士到诸侯，如果犯下其中一种，尚且招致败坏灭亡的祸患，何况天子呢？所以伊尹用这些训诫太甲，想要他敬畏自身并牢记不忘。过失虽然有十种，如果能够敬畏，那么十种都会消失；一旦不敬畏，那么十种都会产生。所以“敬”这一个字，是治理三风、治疗十愆的良药。文章将结束时，又深深感叹圣言的彰明与天命的难保，以警动太甲的心，希望他一定听从，真可以说是社稷之臣啊。

武王攻克商朝，于是打通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戎的远国进献了他们的獒犬【西戎远国，底是致的意思，犬高四尺叫獒】，太保于是作《旅獒》【太保，三公的官职，召公奭】说：“唉！圣明的君王谨慎德行，四方夷族都来归附，无论远近，都进献地方的特产，只是服食器用。君王于是彰显德行，将其推广到异姓的国家，不废除他们的职事，分赐宝玉给伯叔的国家，这是用来联络亲情【庸，用的意思；展，布的意思】。人不会因为物品而改变，只有德行才是根本，德行盛大就不会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君子，无法尽得人心；轻慢侮辱小人，无法尽得其力。不役使耳目，百事才能端正。玩弄人就会妨害德行【玩，戏弄轻慢的意思】，玩弄物就会妨害意志，意志因道而安宁，言语因道而交接。不做无益的事，以免妨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贵异物，不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的习性就不饲养，珍禽奇兽不在国内养育。不珍贵远方的物品，远方的人就会来归服。所珍贵的只有贤人，近处的人才能安定。唉！早晚没有不勤勉的，不谨慎细微的行为【矜，谨慎的意思】，最终会连累大德。堆山九仞【八尺叫仞】，功亏一篑【篑，装土的器具】，确实遵循

译现在，百姓得以保全他们的居所，全靠你们世代相传的君王。

译臣按：西戎进献猛犬，周王并未接受。召公已经作书告诫周王。古代臣子端正君主心志，都是在过失尚未显露之时，不等到过失已经显露才进言。圣明的君王敬慎其德行，难道是想让四方夷狄来朝贡吗？然而朝贡之物往往不求自来，但所献的不过是服饰饮食和器具用品罢了，没有其他玩赏喜爱的物品。君王将这些物品赏赐给异姓诸侯，以显示德政所至，使他们不废弃自己的职守。如果是宝玉，则分赐给同姓诸侯，以布施亲近亲属的恩惠。于是人们不看重物品本身，而是看重其中的德行，受赐的人不敢轻慢，各自想着勉力修德。有德行的人必定恭敬，恭敬就不会轻慢侮辱。如果轻慢侮辱君子，君子就会离去，无法竭尽忠心；轻慢侮辱小人，小人就会怨恨，无法竭尽力量。召公先说到谨慎德行至此，又以轻慢侮辱为戒，大概是因为不恭敬是败坏德行的根源。物品诱惑人，通过视听进入内心，眼睛喜欢美色，耳朵喜欢美声，如果心中没有主见，没有不被耳目驱使的。所以必须让耳目听从心的指挥，然后才可以。心履行了它的职责，那么百事就会端正，就像官员任用得当而各种事务得以修治一样。玩弄人妨害德行，就是上文所说的轻慢侮辱；玩弄物品妨害意志，就是上文所说的被耳目驱使。玩弄人就是把人当作戏耍的对象，轻薄傲慢，没有不妨害德行的；玩弄物品就是把物品当作戏耍的对象，荒淫放纵，没有不妨害意志的。那么用什么来安定意志呢？回答说：只有道。道，是人心中的正理，用道来涵养内心，那么物欲就不会兴起，从而恬静愉悦、安宁平和，这就叫做安定。众多的言论交错来到我面前，怎么应对呢？回答说：以道为标准，是非对错，用道理来裁决，即使有偏颇、淫邪、诡辩的言论，又能改变什么呢？舜把危微精一的道理告诉禹，接着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这是内外兼修的方法。召公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世上的君主，对于有益的事情大多不肯去做，只去做无益的事情，所以心志分散而功业不能成就。对于有用的物品大多不知道珍视，只珍视无用的物品，所以征敛繁多而百姓不足。只有懂得根本、务实的人不是这样，工商的巧技不如农桑的质朴，锦绣的奢华不如布帛的温暖，类推而言，没有不是这样的。乘坐小驷马而晋军因此战败，不是因为土地的性质【晋惠公与秦人作战乘坐小驷马，这是郑国的做法，所以战败被秦人俘虏，事见《左传》】；白狼进入而荒服之地不来朝贡，是因为喜好珍奇【周穆王讨伐犬戎得到白狼白鹿带回，荒服之地于是不再来朝贡，事见《国语》】；拒绝千里马，是汉文帝所以有道的表现【事见后卷】；寻求斗鸭，是魏氏所以不能长久的原因【魏文帝丧服未除，派使者向孙权寻求斗鸭，事见《三国志》】；齐国不珍视径寸明珠，而珍视檀子，敌人因此畏惧；楚国不珍视白珩，而珍视观射父，国家因此强盛。凡此都是后世的事情，而召公的话没有一条不灵验的，这就是他之所以为圣贤的原因吗？文章将结束时，又叹息说道：早晚没有不勤勉的，前面说谨慎德行，是希望他不轻慢。这里说勤勉，是希望他不懈怠。谨慎，是轻慢的反面；勤勉，是懈怠的反面。君主能够谨慎而不轻慢，能够勤勉而不懈怠，他的事业就完成了。行动，是德行的积累；细微，是巨大的积累。一次行动不谨慎，就会损害全德。细微之处稍有疏忽，巨大的事业就不能成功。又用山来比喻：九仞高的工程，因为缺一筐土而失败，是不可以的。万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可以吗？如果能够切实遵循这些道理，那么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百姓安居，那么王业就永固了。即使是像周武王那样圣明，召公还告诫他，勤勉恳切到了如此地步。后世的君主，怎么能认为自己的德行已经足够，而厌恶规劝切直的话呢？

周公作《无逸》【作此以告诫成王】说：“唉！君子所居之处，不要安逸。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安逸，才知道百姓赖以生存的情况。观察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于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鄙陋。既然妄言，否则就侮辱他们的父母说：‘过去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殷王中宗【即商太戊】严肃恭敬、敬畏天命，以天命来约束自己，治理百姓恭敬恐惧，不敢荒废安宁。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在高宗的时候，以前在外劳苦，于是与百姓在一起。当他即位时，于是有时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他不说话，说话就和谐。不敢荒废安宁，使殷国安定，至于大小官员没有谁抱怨。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在祖甲的时候，不义而称王，以前是百姓，当他即位时，于是知道百姓赖以生存的情况，能够安抚爱护百姓，不敢侮辱鳏夫寡妇。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从这以后，立为王的人一生下来就安逸，一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闻百姓的劳苦，只追求享乐。从这以后，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周公说：‘唉！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谦卑敬畏【抑，谦

译文王穿着朴素的衣服，亲自参与筑城和农耕的劳作，以美好和顺、恭敬的态度安抚保护百姓，恩惠施予鳏夫寡妇。从早晨直到太阳西斜，他都没有空闲吃饭，以此来使万民和谐。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田猎，让各国只进献规定的贡赋。文王接受天命，是在他中年之时，他在位五十年。」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在观赏、安逸、游乐、田猎上过度，要让万民只进献规定的贡赋，不要说：『今天尽情享乐，这既不是对百姓的教导，也不符合天意，这些人就会犯下大错。』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迷乱，沉溺于酒德啊！

译臣按吕祖谦说：“天道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不贪图安逸，是天道的德性，也是君王的德性。君子以不贪图安逸为安身立命之所，普通人有时勤奋有时懒惰，大概也有不贪图安逸的时候，但只能暂时做到而不能长久保持，这并不是以不贪图安逸为安身立命之所。只有君子以不贪图安逸为安身立命之所，就像鱼对于水，野兽对于森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有的人羡慕而去做，有的人勉强而实行，都不是以不贪图安逸为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看待天道刚健不息的本体，就像看待两种不同的事物一样。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就知道百姓的依靠。这并不是开始于忧虑勤劳、终于安逸享乐的论调。而是说备尝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就深知百姓所依赖的，是平民赖以生存的东西。未曾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就处于安逸，兴建一座宫室，发起一次劳役，看起来很容易，然而百姓就有不得好死的了。成王生长在深宫之中却突然处于百姓之上，周公深深地为他担忧，所以用这些话来警示他。如果用开始勤劳、最终安逸来解释，那就是天道刚健的本体有时也会停止了。后世逐渐出现不能善终的祸患，未必不是这种论调引发的。‘相厥小人’以下，大概是引用民间近事来说明的。‘乃逸’，是放纵安逸、任意妄为。‘乃谚’，是放纵安逸那么所习染的就低下，街巷的谣谚，常常挂在嘴边。‘既诞’，是长期作恶不悔改，于是达到荒诞虚妄的地步。如果不荒诞虚妄，就一定会讥讽侮辱他的父母。说：‘以前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自以为聪明，反而把老成持重当作愚蠢。’刘裕从农田中奋起而夺取江左政权，传了一两代之后，子孙看到他们的服饰用品，反而笑着说：‘乡下老头，得到这些也就足够了。’这就是所谓的‘以前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以成王的中等资质，假使管叔、蔡叔得逞，日夜煽惑残害他，怎么知道他不会把后稷、公刘当作乡下老头呢？臣认为，他的儿子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就突然处于安逸，所以荒诞虚妄、侮辱他的父母，其余的吕祖谦已经说尽了。吕祖谦又说：‘这列举不贪图安逸的君主来告诉成王，叹息着说‘我听说’，大概他的话有所本，想要成王恭敬地听受。’严就是谨慎庄重，恭就是谦卑下人，寅就是严肃端庄，畏就是兢兢业业，合起来说，就是敬罢了。天命自我约束，是说中宗常常以天命来约束自己。上天的命令，存于心中，流行于天下，显现在天象上。内在体察道心的防范，外在观察天下的公理，仰承天象的启示，参验省察，不违背它的法则，这就是所谓以天命约束自己。因为桑树、穀树发生的变异而修省，这就是以天命约束自己的一方面。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宁，天和人同一个道理，既然畏惧天命，就一定不敢轻视百姓。中宗的敬就是这样，所以享有国位七十五年，为什么呢？只有敬所以长寿。主静就悠远博厚，自强就坚实精明，操持存养就血气遵循轨道而不混乱，收敛就精神内守而不浮躁。至于检点约束克制治理，去除残害的拖累，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都是敬的方法，也是长寿的道理。从这里往下，直到文王，都是长寿没有祸害的，没有不是这个道理。孔子说‘仁者长寿’，仁是本体，敬是功用，与《无逸》互相阐发。没有时刻怨恨，那么不仅不怨恨，大概是连怨恨的根源也没有了。高宗之所以长寿，固然与中宗没有不同，然而说享有国位五十九年，在大小官员没有时刻怨恨之后，大概是民气大大和顺，引导迎接善气，这也是长寿的道理，又发出这个意思来深深劝诫成王。下一章论述文王的使万民和顺，也是这个意思。”

臣按旧说，把祖甲当作太甲，考察《史记》，祖甲是高宗的儿子，祖庚的弟弟。郑玄说：“高宗想要废掉祖庚，立祖甲，祖甲认为这不义，逃到民间。”与“不义惟王”的说法相合，而用邵雍的书来参证，祖甲享有国位三十三年，世次又正好在高宗之后，所以知道不是太甲。

苏轼说：“人没有不喜欢安逸欲望的，而最喜好的是生命。用他所最喜好的来禁止他所喜好的，大概一定可信，这是《无逸》之所以写作的原因。然而还有不信的人，认为安逸欲望不一定有害生命。汉武帝、唐明皇，难道没有欲望吗？而寿命却像那样。多欲不享有国位的，都是这样。汉武帝、唐明皇，是千中之一罢了。喝毒酒吃野葛的一定死，而曹操唯独不死，也可以效仿吗？”吕祖谦又说：“商、周还是不同的世代。文王是成王的祖父，所以又举出文王的不贪图安逸来告诉成王，话说得越近意思就越急切。‘厥亦云云’，将要论述文王的不贪图安逸，先说渊源所从来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常常患在上凌下。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下而已。损抑祗畏，就是下。太王、王季，之所以能够自我抑制畏惧，那么他们在不贪图安逸上用功很深了。这就是文王不贪图安逸的渊源。文王就是从父祖的抑制畏惧而达到成为圣人的。文王穿着卑下的衣服，就是康功、田功，是说他自己奉养微薄，而专心于安养百姓。卑服，大概是举出一个方面，宫室、饮食自己奉养微薄，都可以推知。事物不能同时两大，厚于奉养自己，一定薄于体恤百姓。文王在衣服自己奉养之类，本性不存，漠然未曾留意，那么他的力量果然用在哪里呢？就在康功来安民，就在田功来养民罢了。力量不分于奉养自己所以功劳全归于体恤百姓。”徽

译柔，是柔顺中美好显著的品德。懿恭，是恭敬中深远美好的品德。一般人柔顺谦逊、谨慎老实，不称之为柔恭也是可以的。但他们与徽柔、懿恭相比，在意味和光辉上就大不相同了。对于民众所说的“小”，大概是因为普通百姓尚未受到恩泽，那么他们的保全就还不够周全。对于鳏夫寡妇所说的“惠鲜”，鳏夫寡妇是穷困的百姓，他们垂头丧气、气息微弱，文王施恩安抚他们，使他们无不焕发出勃勃生机。当时，商纣王正统治天下，毒害痛楚遍及四海，文王处于方伯的地位，想要使百姓都和睦安宁，简直有杯水车薪般的困难。怀着对大道尚未得见的忧思，勤勉而且辛劳，自然应当达到这种程度。然而，这难道像后世那样，拿着文书、分发饭食，代替官吏职责的人吗？《立政》篇说：“不兼管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那么所谓“来不及吃饭”的人，其勤劳必定有所侧重。读《无逸》篇就能看到文王的辛劳，读《立政》篇就能看到文王的安逸，这难道相互矛盾吗？在最辛劳之中有最安逸，在最安逸之中有最辛劳。游猎田猎有固定的制度，至于沉溺于游猎，将其当作沉迷享乐，这本来就是文王所不做的。不说“不做”，而说“不敢”，这是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从游猎的简约，就可以知道其用度的节约。既然没有额外的浪费，自然就不会过度征收。所以各诸侯国进贡给文王的，在规定的数额之外，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文王作为西伯，所统辖的各诸侯国大概有固定的供给。这在春秋时期诸侯向霸主进贡的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章论述文王的家法，所以凡是《无逸》中的条目，如崇尚节俭朴素、重视农业耕作、体恤穷困百姓、勤于政务、戒除逸乐游荡、减少横征暴敛，大致都具备。文中称颂文王的长寿，就是前一章的意思。用这些来规范民众，后世仍然有人妄自认为文王因忧勤而减损寿命的说法，以此开启君主喜好安逸的念头。

译又说：《无逸》篇，虽然是对成王的告诫，实际上是希望后世的子孙共同遵守这条训诫，所以用“继自今嗣王”来表述。观看游览以舒展耳目，安逸休息以休养身体，出游游乐以考察风俗，田猎以练习武备，这是人君所不能没有的。只是不可以过度罢了。过度就会使人欲放纵，从而逐渐陷入混乱灭亡的境地。所以周公告诫嗣王，不是让他不观看、不安逸、不游乐、不田猎，而是让他不要沉溺于观看、安逸、游乐、田猎之中。淫，就是过度的意思。如果一定要断绝这些，使之完全没有，那么就会显得紧迫拘束，压抑而不能舒展，这并不是修养德行的方法。前面称颂文王，这里告诫嗣王，都是先说简省游乐田猎，接着说只征收正当的赋税。大概想要禁止横征暴敛，必须先断绝横征暴敛的根源。沉溺于这四个方面，奢侈耗费没有节制，其势必然不得不横征暴敛。这四个方面既已简省，用度有了常规，自然应当只征收万民正当的赋税。九贡九赋，什一之制的规定，都是名正言顺，顺应天下的中道制度。超过这个限度就违背了理财正辞的原则了。人刚开始沉溺享乐时，常常自我宽恕说：我只是今天沉溺享乐，放纵一天，有什么妨害呢？却不知道这种念头一旦流露，就会从一天发展到两天，从两天发展到终身不悔改。所以周公先堵塞其根源，告诫他们不敢说：今天沉溺享乐，下面无法给百姓做表率，而不是百姓所应效法的；上面无法顺应天意，而不是天所顺应的。可以说是有极大的罪过，而不是小的过失。一天沉溺享乐，周公禁止得如此严厉。大概是因为人主不可以让他知道沉溺享乐的滋味，如果开启他一天的享乐认为没有妨害，等到他尝到了这种滋味，就会逐渐加深、逐渐沉溺了。

臣按：《无逸》这一篇，前面列举三位圣宗，后面列举文王，使成王知道应当效法什么；又列举商王受，使成王知道应当警戒什么。受的恶行无所不有，而酗酒是最严重的。人无论智愚，都知道忧虑勤劳的人必定能享有国家，而安逸纵欲的人必定会伤害生命。只是因为他沉湎于酒，心志昏乱，那么即使死亡就在眼前，也不知道畏惧。所以想要不逸乐，就不能酗酒；酗酒，就不能不逸乐。这就是周公专门陈述告诫的原因吗？

孟子说：“国家闲暇无事的时候，趁着这个时候，修明政治刑法，即使是大的国家也必定会畏惧它。”《诗经》说【《豳风·鸱鸮》篇】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取来桑根的皮，缠绕修补门窗。现在这些下民，谁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理吧？能够治理好他的国家，谁敢欺侮他？”现在国家闲暇无事，趁着这个时候，却放纵享乐、懈怠傲慢，这是自己招求祸患。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求的。臣按：孟子引用《鸱鸮》的诗，认为那微小的鸟类，都能在未下雨时预先做好准备，像这样，现在国家闲暇无事，不能修明政治刑法，反而玩弄细微的娱乐而忘记大的祸患，可以吗？从前有人说：“燕雀处在堂屋上，母子相安，自以为快乐。烟囱倒塌、栋梁燃烧，而母子安然不知祸患将要到来。”这是燕雀的智慧，远远不如鸱鸮了。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能够忧虑勤劳、敬畏谨慎，以此谋求安定，而不放纵享乐、懈怠傲慢，以此自取祸患，差不多可以避免燕雀的讥讽吧？

梁王在范台宴请诸侯，酒喝得正酣，请鲁君举杯。鲁君起身，离开席位，选择言辞说：“从前帝女令仪狄造酒味道很美，献给禹。禹喝了觉得甘甜，于是疏远仪狄，断绝甘美的酒，说：‘后世必定有人因为酒而亡国的。’齐桓公半夜不饱，易牙就煎熬烤炙，调和五味献给他。桓公吃了觉得饱，直到天亮还没醒，说：‘后世必定有人因为美味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南之威，三天不听朝政，于是推开南之威而疏远她，说：‘后世必定有人因为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上强台，左边是江右边是湖，快乐得忘记了死亡，于是发誓不再登上强台，说：‘后世必定有人因为高台池沼而亡国的。’现在主君的尊贵，如同仪狄的酒；主君的美味，如同易牙的调和；左边是白台右边是闾须，如同南威的美色；前面是夹林后面是兰台，如同强台的快乐。兼具这四种，可以不警戒吗？”梁王称赞说好，互相劝酒。

臣按：这四种欲望，是人所共有的。只有圣贤能够用道义战胜欲望，所以大禹断绝甘美的酒而不饮用，晋文公推开南之威而疏远她，楚庄王发誓不登上强台。晋楚的君主，虽然不能与大禹相提并论，但他们勇于自我克制，也值得推崇。齐桓公虽然知道厚味会亡国，却宠信任用易牙，直到终身，最终招致祸乱，这是自己说了却自己践行了。物欲对人的侵害，非常可怕。只有人主以大禹为师，推扩厌恶酒的心去对待万物，而深深警戒齐桓公的不勇敢，差不多可以了吧？

唐太宗时，张蕴古上《大宝箴》说：“快乐不可到了极点，快乐到了极点就会产生悲哀；欲望不可放纵，放纵欲望就会造成灾祸。在宫内建造九重宫殿，所居住的不过能容下膝盖；那些昏庸的人不知道，用美玉装饰台榭，用美玉装饰居室；罗列八种珍宝在前面，所吃的不过适合口味。只有狂妄的人没有念头，把酒糟堆成山，把酒池挖成池。不要在内荒淫于女色，不要在外荒淫于田猎；不要看重难得的货物，不要听亡国的音乐。在内荒淫损害人的本性，在外荒淫荡涤人的心志；难得的货物奢侈，亡国的音乐淫邪。”

臣按《大宝箴》

译这也是在宫廷中辅佐君主的良策，因此摘取其中的要点，以供阅览。

译以上总论戒除安逸纵欲的道理。

《大学衍义》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卷三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诚意正心的关键

戒除安逸纵欲

戒除沉溺酗酒

《微子》（《尚书》篇名）父师（箕子）说：“上天降下毒害的灾祸，使殷国荒废，（纣王）正沉迷于酗酒。（沉，指溺于酒；酗，指醉酒后发怒。）”

臣按：酗酒者，是商纣王；而箕子却将责任归咎于上天。这是因为忠臣不忍心直接斥责君主，所以采用这种无所归咎的说法。

《泰誓》（武王伐纣时的誓师辞）说：“如今商王受不敬重上天，降灾祸给下民，沉溺于酒色，冒犯礼法（冒，乱也），敢于施行暴虐，连坐族人来治罪，世袭官职来用人，只知兴建宫室台榭、池塘堤坝和奢侈服饰，以此来残害你们万民。”又说：“淫乱酗酒，肆虐逞凶，臣下受其影响而效仿。”臣按：商纣王的罪恶众多，而武王誓师时，却把沉溺酒色列为首要罪名。这是因为人只有一颗心，心明则万善由此产生，心昏则众恶由此滋生。没有沉溺于酒而心志不昏乱的，心志一旦昏乱，就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了。所以说他冒犯礼法、施行暴虐、兴建宫室台榭池塘堤坝和奢侈服饰，这些罪行无不具备。因此武王将其作为问罪的首要理由。成汤因为不接近声色，所以德行高尚者授予高官，功劳卓著者给予重赏。商纣王因为沉溺酒色、冒犯礼法，所以连坐族人来治罪，世袭官职来用人。心志有昏乱与清明之别，所以政治有得失之殊。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

《酒诰》说：“王说：在妹邦（妹邦是纣王的旧都）宣告重大的命令。你们敬重的父亲文王，开始建国于西土，他告诫并谨慎地对待各邦国的众士以及少师、正官、御事等官员，早晚都说：祭祀时饮用这种酒，是因为上天降下命令，开始让我们民众用于大祭祀。上天降下威严，我们民众因此大乱而败坏德行，也没有不是因酒而导致的；小国大国因此败亡，也没有不是因酒而获罪的。文王告诫教导小子们，其中有官守的、有职事的，不要常饮酒，各诸侯国饮酒只限于祭祀，以德行节制而不醉，只说：我教导小子们，只爱土地所产之物，这样内心才是善的。听从祖考的常规训诫，无论小德大德，小子们都要专一。王说：封，我西土的辅佐、前往的邦君、御事、小子们，若能奉行文王的教诲，不厚待酒（不沉溺于酒），所以我直到今天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王说：封，我听说：从前殷商的先哲王（哲王指成汤），践行敬畏上天显扬小民，经常德行，秉持智慧，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成就王业的敬畏辅佐，只有治事的官员，他们的辅佐恭敬，不敢自己闲暇安逸，何况敢崇尚饮酒呢？在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在内服的百官众尹，以及亚官、服官、宗工，还有百姓里居，没有人敢沉溺于酒，不仅是不敢，也是没有闲暇，只帮助成就王德显扬，以及尹人敬奉君主。我听说：后来的嗣王（指商纣）沉溺于酒，他的命令对民众没有显扬，只保全自己而怨恨不改，大大放纵淫荡于非礼之事，因此宴饮时丧失了威仪，民众没有不痛心疾首的。只荒废于厚待酒，不仅自己安逸，内心疾恶狠毒，不能畏惧死亡，罪责在于商邑，殷国灭亡没有忧患。不是德行馨香祭祀上达于天，而是民怨沸腾，众人都因酒腥秽之气上闻于天，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于殷，不爱护殷，只因为安逸，上天并非暴虐，只是民众自己招致罪祸。”

臣按：商纣王淫乱酗酒，臣民受其影响。当文王在西土时，已经告诫教导在位者谨慎戒酒了。等到成王封康叔于卫国，卫国是殷商的旧都，沾染旧习，所以作《酒诰》来训诫他。妹邦就是卫国，成王的诰命专为卫国而作，所以这样说。早晚祭祀饮用这种酒，是说文王告诫教导诸侯，下至治事的官员，早晚叮咛，只有祭祀时才饮用这种酒。上天开始让黍稷生长，让民众酿酒，只用于大祭祀而已，不是用来供人沉溺酗酒的。等到我们民众因它败坏德行，诸侯因它败坏邦国，没有不是从这酒开始的。酒是一样的，饮用有度而受福，就是上天降下的命令；饮用无度而受祸，就是上天降下的威严。看“小大邦用防”这句话，就知道当时因酒亡国的很多。“惟行”是以酒为行为，“惟辜”是以酒为罪。文王既教导群臣不要常饮酒，又教导他们以德行节制而不醉。凡是饮酒能以德行自我约束，就没有酣醉的过错，这就是所谓不被酒所困。民众蒙受文王的教化，也各自训导子弟，只爱土地所产之物，所以内心善良。大概一旦沉溺于酒，就必定四处寻求珍奇物品来奉养自己，欲望广大则内心就被蛀空了。这时作为子弟的，也各自听从祖考的常规训诫，训诫常听则入耳者熟，听熟则志于心。所以对小德大德，视之专一，不把谨慎饮酒当作小事。谨慎饮酒不是小德，那么厚待酒就不是小过，也就明白了。有司不厚待酒与天命有什么关系，而王却把承受商命归因于此，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幽王、厉王、陈后主、隋炀帝的朝代，上下沉溺酒色导致失去天命，那么谨慎饮酒而承受天命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