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三吏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三 吏政

吏政

请慎重名器疏 道光十三年 朱嶟

我私下认为，赏赐是鼓励善行的常道；科举是选拔贤才的途径。我们国家设立科举选拔士人，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录取那些文章优秀的人，推荐给礼部，称为举人，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去年京城周边地区遭遇荒旱，收成微薄，百姓嗷嗷待哺，幸赖皇恩浩荡，频繁实施赈济和卖粮，小民已没有流离失所的忧虑。随后因时间长久，由各位官员倡议劝捐。今年二月，据潘仕成报捐白银一万二千两，蒙受皇恩赏赐举人身份，准许他与其他举人一同参加会试。这是皇上超越常规的宏大恩赐，也是一时权宜的极好计策，原本未曾将其定为常法。况且潘仕成本来就是副榜贡生，距离举人只差一步，赏赐举人身份，是在破格之中，仍蕴含衡量才德的意思，斟酌而行，难道是无心之举吗？此后叶元黄、立成等人陆续报捐，经巡城给事中、顺天府府尹奏请商议，下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于是比较银两数额，请求赏赐举人身份。虽然说是为了显示统一标准，但对于圣主慎重名位器物的心意、因材施教权衡的道理，终究未能深切体会和详细考究。如果因此就形成定例，我私下认为这足以滋生富家子弟侥幸的心理，而阻碍贫寒儒生进修的志向。查考以往的捐纳条例，京官从郎中以下，外官从道员、知府以下，都准许捐纳至清要衙门，非举人出身的人不得参与。官职可以捐纳，但出身不能捐纳。现在因为输银助赈的缘故，而得以成为举人，那么尚未进入仕途的人将可以报捐，中书舍人已经位列部曹的，又得以保送御史，纷纷竞相走捷径，要想肃清官场，也就难了。准许他们一同参加会试，就会得陇望蜀，认为举人既然可以侥幸获得进士，何难得到，于是凭借权势利益，买通关节，雇人代考，种种弊端，在所难免。所以我说是滋生富家侥幸心理的，就是这个原因。至于贫寒的士人，既不能穿着鲜衣华服，奔走于权势之路，又不能按照惯例纳财，达到显赫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心系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不倦以穷究经书、磨砺品行为务，而没有非常厌弃的，实在是因为举人这一途径是进身的阶梯。现在如果把众多士人进身的阶梯作为一时劝捐的计策，不论学问的深浅，只比较输银的多少，如果能积累万两，不啻于升迁三级，一经呈报，便如同登第，那么人们将会说：富者无所不可，贫者又能做什么？文章不足以珍贵，科名也显得轻贱，见识趣味日益卑下，学术技艺逐渐荒废。所以我说是阻碍贫寒儒生进修志向的，就是这个原因。颇失士人期望，徒生侥幸之心，以为习以为常，未见其可取。议论的人，只认为请赏花翎不便率行议准，而请赏举人。不知道花翎、举人，都是圣朝的名位器物；而仔细考察，则花翎实为器物，举人则是虚名。实器用来等待有功之人，虚名用来彰显有德之人，互为表里，不可高低轻重。那些输财助赈的人，急公好义，固然不可不量加奖励；然而在士庶之中，或者酌情给予匾额，或者议定职衔；在官绅之中，或者准许加级，或者给予升迁途径，以示鼓励而劝输奖矣。至于请赏举人，所得无几，所赏实多，应当请旨饬下顺天府、五城以及各省直省督抚：今后地方偶遇水旱偏灾，如有诚心输捐应需嘉奖之处，一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请赏给举人。这样经制定而人绝望心，流品区分而士多厉志，而对于劝善赈民之道，仍未有妨碍。

端表率杜弊源疏 富兴阿

我私下认为，当今的鄙陋习气，没有比外省贪鄙瞻视，视为当然更严重的了。大吏首倡，属吏效仿，以致库银亏欠，吏治废弛。谨选择其中最严重的，请旨严禁，以肃清吏治。至于州县的亏空，几乎天下没有一个州县没有亏空的。每过几十年，没有不清查的，一经清查，动辄千万，或数千万。虽然说是设法弥补，徒有其名。实则一半饱了州县的私囊，一半填满了督抚、两司、道府的行囊。实际的亏空，是我君主的府库。州县的亏空，断不能瞒过道府的耳目。道府如果不知道州县的亏空，是道府形同木偶。倘若州县有劣迹，又怎能指望道府查察呢？至于道府之所以不能揭发，是因为收受州县三节两寿的陋规，寻常的馈赠。道府明知而不问。督抚两司不知道。这是几十年的积习，近来州县的亏空，上至督抚两司，下至道府，无不都知道。起初是州县亏空，道府代州县向督抚两隐瞒。近来则是督抚代升任调任州县，向接任署理州县关说。起初是州县缺出，两司拣选官员具文详报督抚核定准驳。近来则是督抚示意两司某某升调，两司遵照具文详报。仕风愈趋愈下，愈出愈奇。因为督抚在一省之中，某缺肥，某缺瘠，长久记在心中。等到出现缺额，或者对平日馈赠的人是升是调，或者对请托奔竞的人是升是调，或者对亲知故旧的人是升是调。一经得升得调的官员，则即取偿于是。缺额分得愈肥，亏空愈重。狡诈的官员即因此而

译挟制上司，接受他们的贿赂嘱托，上司便不得不替他们隐瞒。奸诈之人得逞，平庸愚昧者也相继效仿。这种挟制的风气，几乎使得天下百姓按规定缴纳的赋税，以及君主的国库，都容忍他们隐瞒包庇那些虐害百姓的行为，贪玩奢侈的习气，有什么不能替他们消除掩盖的呢？外省上下串通一气，凡是案件没有不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等到酿成巨大的祸患，无法收拾时，仅仅罢免斥退官员，他们却坐拥丰厚的资财，在林下悠闲度日。所遗留的忧患，只有君主一人罢了。至于首县（首府知县）最受督抚信任，也最能挟制督抚。凡是督抚所需要的，没有不是由首县备办的。督抚的嗜好，以及婚丧庆吊等事，也是由首县致信通知全省官员。起初是暗中行贿，近来则是明目张胆，安然处之，毫不以为怪。督抚保荐属员卓异，之后便拜认师生，爵位受自朝廷，恩惠拜于私室，一切营私舞弊、苟且偷安的事，没有不对老师谈论的。更有甚者，并没有被保荐为卓异，也攀附关系拜认师生，大旨总在于营私，更可招摇夸耀。我宣宗成皇帝深恶这种习气，严厉申令禁止，再三再四，无奈积习已久，利益所在，仍然阳奉阴违。查照定例，一省应征的正税多少，杂税多少，州县应解缴藩库多少，藩库应解缴部库多少。如果每年按例将银两解至部库，部库怎么会短缺，州县怎么会亏空，又何必清查呢？藩司如果能端正自身不阿谀，督抚清廉不徇私情，州县一旦拖欠解缴，起初给予限期严催，继而从严参办，怎么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呢？于是动不动借口州县赔累【】宣宗成皇帝视百姓如受伤般怜惜，地方一旦遭遇水旱灾害，恩泽立刻施予，蠲免赈济兼施。当经费短缺之时，去年江南数省水灾，恐怕各省起解的银两缓不济急，先发放部库的银两赈济百姓，这是君主爱护百姓的政策。州县的赔累从何而来？现在从督抚到州县，官员离任时，一切服用，购买良田，建造楼阁，或者自行捐纳升官，或者子孙援例，都是百姓的脂膏和君主的库藏。如果不明确制定科条，乾纲独断，势必不能挽回这狂澜。臣愚昧，请旨命令户部，在每年各省报征后，将各省开具简明清单：某应解部库的正税及杂税多少两，某省已经全部起解，某省起解多少两，上奏。皇上选择欠解最多的省份，将督抚藩司罢免，留在该省催征，等到州县欠解齐备，才准许各自回旗籍。那些虽然未能全部解缴，但部库欠数较少的，予以处分，限定期限。州县按规定允许库存的限额，准许一年或两年，届时将上一年存留的解缴藩库；藩库按规定允许库存的限额，准许两年或三年，届时将上一年存留的解缴部库。这样制定限制，那么部臣也不敢专断，督抚也必定知道警戒。上司既然不能替属员徇情隐瞒，属员就不肯贿赂上司，上司对属员既然没有授受，就没有挟制回护。倘若属员有贪污的迹象，蠹害百姓的事，都可以随时参劾，对国家财政和民生确实有益。并请命令直省大吏，各自秉持天良，清廉自持，端正自身率领下属，不要为自己谋划，不要为子孙打算。应当想到祖父遭遇的旷世大典，自身沐浴的厚恩。凡是于国家有益的事，不计利害，必须一身担荷，不要存有推过给君父的念头。吏治自然必定蒸蒸日上。

译严惩贪墨疏 咸丰四年

韩锦云

我私下认为，如今吏治败坏，是因为通过捐纳出身的人逢迎讨好他人，通过科举授职的人也遇事求取私利。公文刚发出，他们就揣测职位的肥瘦，计较升迁调任，对于国家设立官职以造福百姓的本意，漠不关心。官员不爱百姓，百姓不敬畏官员，盗贼蜂起，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自古以来消除盗贼的方法，不过是说安抚胜过镇压，镇压在于选拔将才，安抚在于选拔良吏。大军经过的地方，百姓流离失所，得到良吏来妥善处理后事，如同解除倒悬之苦，其功劳尤为加倍。不仅受害的地区应当立即复苏，百姓困苦得以安居的地方，也应当体恤下情。皇上将澄清吏治的权力寄托于总督巡抚，各州县距离省城远近不一。总督巡抚到任后，州县官员不能远离职守来省城拜见，贤良与否不能全部知晓。道台府尹对下属有表率的责任，而且耳目更加接近，如果在因公接见时观察他们的趋向，考察他们的才能，再详细审阅公文档案，暗中探访舆论，那么州县官员的勤勉懒惰、贪婪廉洁，都可以得知实情。现今审理诉讼，州县有权而道台府尹无权，翻控的案件，道台府尹大多不肯提审追究，甚至有想要提审追究而州县官员抗拒不遵的。推究其原因，都是因为道台府尹收受贿赂，事事被他们挟制，甚至已经发觉，还代为掩护。这种积习，不是总督巡抚破除情面并加以弹劾处分，不足以惩戒顽固懈怠之人。就像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将福建漳州知府金崇勒令退休一案，实在是因为金崇索取陋规，每当下属未能馈赠，就遇事挑剔，因此公事的批准与否，完全看馈赠的有无。营私舞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查律法规定，监临官倚仗权势求索下属财物，按赃物数量定罪，但该总督原奏折中只说声名平常，只说年力衰退，难以期望振作，所弹劾的不实不尽。这就是金崇肆意咆哮，喋喋不休辩解的原因。又如钦差大臣载龄等人奏请将四川建昌道台俞文昭革职一案，实在是因为俞文昭在首府任内把持公事，众官员奔走其门下，那么那些钻营贿赂、结党营私的人，必定不止一人一事。查俞文昭是通过捐纳出身，器量狭小容易自满，如果不善于巴结上司，不敢大张声势。该大臣等人奏请将俞文昭罢免斥退，对于结党营私贿赂等情未能根究，早已在圣明的洞察之中。我私下认为，只有治理人才能治理法，而执行法律必须先从上开始，现在想要随时整顿，难道一定要把每个人都诛杀吗？总督巡抚的风向旨意，是众人所向往的方向，只要明确赏罚，那么不可用的人都将有所转变，而乐于为我所用。大吏坚守正道，然后秉持正道的人才会来；大吏无私，然后营私舞弊的人才会退却。那些坚持到底贪婪污浊的人，是自取罪过，不可宽恕。现在各省有盗贼，地方多把官员的贪婪横行作为借口。治理赋税的人，法律不可宽贷，还有拟加重处罚的条款；治理官员的人，罪责归于根源，怎么能只听从从轻处理的建议？应请旨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对下属详细谨慎地甄别，如果有贪婪的踪迹和赃物，就应当据实严加弹劾，按律惩治，不得以革职勒令退休了事。这样被弹劾的人可以堵住他们的嘴，不敢藉口挟制；未被弹劾的人也可以震慑他们的心，必将勉力成为循良官员。从此吏治民风，就会蒸蒸日上。我愚昧的意见，是否得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论谕止衙参事

现在谈论时务的人，没有不知道中国的弊端在于蒙蔽。蒙蔽，就是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比如一个人，必须气血流行，君主（心）才能安泰，四肢才能运动。如果一旦阻滞，小则留下疮疡的祸患，大则造成臃肿的危险。甚至麻木不仁，虽然有口却不能说话，虽然有耳却不能听，虽然有目却不能看，虽然有四肢却不能动，徒具人的形体，与木头有什么区别？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君主深居宫中，即使非常圣明，怎么能使四海百姓的事情都放在耳目之前？如果不等待台阁大臣的陈述，地方大吏的入朝报告，圣意也无法凭空判断。虽然台阁大臣是近臣，但对于外事也多隔膜。如果不详细询问地方大吏，即使有陈述，也难以晓畅。所以地方大吏，总揽一省的事权，是内外的枢纽。地方大吏如果贤良，那么下情都能上达，上政得以施行，而一省的事情自然能从容处置，没有阻隔。否则知道而不能说，说了而不能尽，那么恩泽的布施，困苦的状况，都被他们阻挡，上下闭塞，不就像人身的麻木不仁吗？那么地方大吏的责任，难道不重吗？然而地方大吏总握一省的权力，似乎应该周知一省的事情。不知道如果不寄托耳目于僚属，那么一省的事情也难以周知。所以地方大吏接见僚属应当勤快，而在接见的时候讲求尤其应当详细确切。不仅可以周知外事，也可以考察属吏的贤良与否。在外府实缺人员，路程既远，而且各有地方的责任，没有重要公务，也绝对不能时时拜见。只有候补试用人员在省城的，定下衙参的条例，或者逢五逢十，或者逢三逢八，定期参谒。长久相接，属吏的贤良与否自然可以周知。将来自然不至于让庸碌之流担任民社之职了。而且僚属经过上级勤于延接，多方指授，即使是庸碌之流，也应当

译深刻自我磨砺洗涤，使坏苗变成良材。由此可知，衙参的制度，尽善尽美，是吏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无奈世风日益败坏，仕途日益混杂，各省候补、试用的人员多达千数百人，虽然有衙参的规定，大都是有名无实。地方长官即使想要咨询广泛访求，但见面的人既多，哪里有空顾及这些？况且从同知、通判以下，还需要到司道衙门，整天拿着手版奔走趋承，甚至饿着肚子都难以休息，彼此劳神而不能安逸，于是属僚竟然把衙参当作形式，并把衙参当作苦差事了。衙参的制度，本是美好的举措，但弊端竟然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不是大官不能变通办理、实事求是的过错吗？事情如果能因时制宜，那么自然不难除弊兴利；在坚守常理中寓含通达权变的意思，那么吏治才能整顿。昨天报纸记载，武昌的访事人说：湖广总督张香涛将军，因为时局艰难，吏治首先应该整顿，既然已经设立了教吏馆，凡是现任、候补的各官，自然应该经常到馆，以便讨论政事。于是会同商榷抚宪端午桥中丞，打算将衙参的旧章一概删免。此后每逢五、十三、八等日期，各官都在教吏馆中接见。中丞认为正确，已经命令藩司瞿赓甫方伯转告所属体察遵行。香帅此举，在整顿吏治、体恤属员方面，可谓无微不至。属员既省去了车马的劳顿、虚文的习气，又能在馆中讲求，不至于荒废懈怠。况且既然说在教吏馆接见，那么督抚两位长官逢期到馆是必然的。督抚到了，那么司道也不能不到。不仅是降低身份，与属员可以详细晤谈，而且馆中因为督抚司道常到，馆长的课程自然不敢废弛，而各员也因此更能受到鼓舞，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西方人有事，常在总会的地方相讨论，因此事理可以周知，上下可以不隔绝。香帅此举，颇与之暗合，而在吏治上尤其得其要领。私下希望各省都仿效实行，使听政者一概摒弃虚文，潜心实学，并且可以彻底消除蒙蔽的弊端。鄙人固然深深期望，恐怕也不只是鄙人深深期望的。

译论久任

官吏的治理关乎行政运作，官员不得其人，政令便无法推行，这固然不错。然而，官员虽得其人，但任期不长久，那么成效或许也无法获得。古代盛世，官员得其人，必定各自尽力履行职守，史册记载完备，仍可考证得知。至于长期任职的制度，其细节虽然无法详尽听闻，但试看当时，军事、刑罚、礼制、音乐等重大政务，大都是由家族世代熟悉其事，世代承袭其官职，如司空、司马、司徒、太史等官职，甚至有因世代承袭而将其作为姓氏的。官员到了家族世代熟悉其事、世代承袭其官职，甚至有人因承袭而将其作为姓氏的地步，就可知其任期之久了。所以那时百官大都能胜任其官职，官职能推行其事务，事务能完成其功效，共同达到治理的极致。到了汉代，宣帝以综合考核名实为政，对于官吏治理尤其注意，曾认为太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则下面的人不安定，必须让百姓知道他们将长期任职，不敢欺骗蒙混，才会服从其教化。于是凡是俸禄二十石且有治理政绩显著者，不再迅速升迁，只用玺书褒奖勉励，赐金增加秩级，甚至有进爵至关内侯的。久而久之，若有公卿职位空缺，便召用循良的官吏，接连兴起，天下得以安定。汉代治理教化在此时达到极盛，对于古代长期任职的本意，大致没有违背。至于前朝明代，还知道这个用意，如洪武、宣德、正统年间，外官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直到知府、知县、丞、簿等各官，有已被提拔到中央任职但政绩在民间，仍被遣返回原任的；有因其他事情牵累，或应当离职，或应当降职，或应当下狱，因政绩的缘故，全部从轻宽免，仍遣返回任的；有虽因任期届满应当升迁，但因官吏百姓的请求，使其返回原任处理事务，而特别提升其秩级的，提升秩级有至三品的。如陈敏任茂州知州，因多次增加秩级，乃至成为右参政，仍处理州中事务，秩级既已更高，同州的各监司、郡守反而在他之下，人们都赞叹敬仰。至于那些留任者的时期，有的七八年，有的九十年，多的如陈本深任吉安知府长达十六年，陈敏在茂州长达二十余年，其长期任职，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明代从开国到中叶，其官吏治理也整齐严谨，接近古代。如今官吏治理积弊二百数十年，弊病日益滋生，处处都需要整顿，正当商议变法之际，变通改革，新旧交替之时，尤其关键，得失之间，是大局安危存亡的关键所在，确实不可忽视。然而整顿的方法，如裁减官员、合并官员、增加官员、分设官员、选择人才、赋予权力、增加俸禄等各项，本报先前已详细论述，若长期任职，也是整顿官吏治理应当急于推行的。试论之，长期任职的好处，汉宣帝曾说百姓知道官员将长期任职，不敢欺骗蒙混，才会服从其教化，已经说过了。更有进一层的是，如有一个政令，固然美好有利，但非多年不能成功，非长期任职，怎能尽其所能？曾见中国地方有一善政，前官推行，刚离任，后官就停止罢废的有之；即使不停止罢废但推行不力，最终导致废坏，与停止罢废没有区别的，也有之。又如有人，或是好人，前官任用他，等到离任，后官就斥退他的有之；若是坏人，前官治他的罪，等到离任，后官就奖赏他的，也有之。而且自从不长期任职以来，凡为官者，都将官职视为旅店，对官事都漠不关心，有利的事来不及做，有害的事也来不及去除，甚至有自知不久任，于是凡事自己占据利益，而将祸害留给后任的。那些贪婪卑鄙、狡诈狡猾的人，更是每天只以搜刮民脂民膏，填满自己的口袋，作为自己攀附钻营升迁好官的计谋，其对地方的危害且无穷无尽，这就不只是如宣帝所说的下面的人不安定了。负有官吏治理责任的人，应当谋划此事。

驭下论

李联琇

袁简斋论严厉遮蔽而说：“多观察，少发作，这是驾驭下属的方法。”我认为这并非用来消除严厉遮蔽，而恰恰会损害宽厚，并连严厉也损害了。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淮南子》说：“舍弃大道而任用小术，不足以禁止奸邪，混乱反而更加滋生。”《说苑》说：“聪明而私用，不如愚笨而公用。”陆敬舆说：“观察精细则对事物多猜疑，多猜疑则下属防备嫌疑，所以苟且的祸患就产生了。”苏子由说：“多设堤防以抵御其变诈，那么他们的智谋将有办法超出堤防所不能及的地方。”江民表说：“过于明察则听到别人的过错，下情不通，则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听到别人的过错，则奸邪产生而刑罚滋长；不见自己的过错，则心塞而祸患萌生。”凡此都是说多观察的危害很大。做官的人果真能清除嗜欲而广开视听，那么诚信虚公而明理就产生了。即使有鬼怪，也将无处容身，而全部暴露了。我只就那些暴露的人显惩一两个以警示他们，那些还有掩饰而不立即暴露的，终究不是对政事有很大危害的。我明确有所崇尚，显明有所惩戒，而不必暗中有所窥伺，使他们得以庆幸我没有察觉，而暗中消除其疑惧生变之心，以革除非正而迁向善良。这是用至严来约束，用至宽来包容，以其智虑所及，转移其所不及。《老子》所谓“有的作为利，无的作为用”啊。如果说多观察，将自

译是依靠自己的明智呢？还是依靠他人的明智呢？如果依靠自己的明智，那么主观臆测未必准确；如果依靠他人的明智，就会终日忙碌地从事查访询问。查访就会使虚伪的踪迹被设置，询问就会使谗言由此产生。奸邪之人封闭禁锢以防范我，结党营私之人行事偏颇以蒙蔽我，挟带私怨之人散布流言以欺骗我。即使其中或许有可以托付耳目的人，起初能揭示是非以取信于我，但接着就会混淆是非以试探我，最终甚至颠倒黑白以扰乱我。像这样一一去揭露，有不胜其烦的。像这样减少揭露，又何必追求那多察呢？况且我已经查察并知晓实情了，虽然减少揭露，那些未被查察的人怎能不在言辞神色间毫无显露？他们也知道我知晓实情却不见我揭露，就会认为我畏惧他们而不敢揭露；否则就是对自己有所顾忌而不能揭露；否则就是想要揭露的仅此而已，其他都不愿揭露而放任他们去做。那么谁不尽情做自己想做的事，还肯像当初掩盖时那样，害怕被知晓后严酷的惩罚立即到来呢？这是多察带来的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说：“你的议论很正确，但简斋所说的话则是辅以权术而容易见效。”从前赵广汉的钩距之法，问这个可以得到那个，对于左右之言，符合我意意的不回应，不符合我意意的也不回应，使他们无从揣摩探取，而我已完全知晓实情，然后一举制服他们。这可以说是多察少贪，不也很好吗？回答说：“不对，这就像用沸水去止沸一样。使用权术的偶然成功，哪里比得上推行诚意的恒常有效呢？既然推行诚意就可以要求别人向善，自己先蓄积欺诈，怎么能期望别人诚实？用欺诈制服欺诈，这是用欺诈招致欺诈。况且一个欺诈怎么能抵挡众多欺诈呢？”喧闹的市场，用甜言蜜语引诱，用诡计钓取，说他们经过而不互相听闻。但长久设立的店铺并非如此。两军对阵，用欺诈出奇，用奇兵制胜，是因为他们互相攻伐；但共同制造的矛并非如此。我朝夕相处在身边的人，又长久与我同居，却用对待市场的心态和对待敌国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危险不危险？常常见到庸才安然处于众人之上，而用智谋驱使、用权术驾驭的人，没有周身的防备。皮革坚硬则兵器有别，城墙建成则冲车来攻，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简斋不是另有话说吗？“种植荆棘的人白白遭受刺伤，种植桃李的人最终饱食甘甜。”为什么这种严密的遮蔽之论却不正确呢？我以此告诉所有在上位驾驭下属的人。

译浮邱子说：“凡是接受天下、家国重任的人，既然蒙受恩惠，就不能不以至诚之心和古代道义来报答；既然处理事务，就不能不用精专之心和果断之力来治理。用至诚之心和古代道义报答恩惠，用精专之心和果断之力治理事务，就不能不割舍私欲以服从公义。公义与私欲不能同时兼顾，追求私欲就不能再顾及公义，追求公义就不能再顾及私欲。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高贵与低贱、富裕与贫穷，各自由命运决定。高贵者不炫耀，低贱者就不会羡慕高贵；富裕者不炫耀，贫穷者就不会羡慕富裕。不互相炫耀，贪心就不会产生，算计就不会混乱；不互相羡慕，贪心就不会产生，算计就不会混乱，那么那些破坏虚伪志向、标榜名节以肥私囊的人就没有了。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造化的精华、百姓的利益，不要侵扰它们使之被独占。不侵扰使之独占，就一定能公平；公平就没有对自己丰厚而对他人吝啬的情况，也没有对自己丰厚的情况。因此，不能把别人没有的东西当作自己所有的；不吝啬于他人，因此不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据为己有。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人心没有满足的时候，必然希望获取造化的精华而全部占有，夺取百姓的利益而独自享受。全部占有，造化的精华必然枯竭；独自享受，百姓的利益必然引发争夺。造化精华枯竭，上天就会震怒；百姓利益争夺，世人就会怨恨。上天震怒，惨状不可言说；世人怨恨，变故不可支撑。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奢侈之心，就会让受贿者肥私囊，肥其子孙。肥私囊，身体总有尽头；肥子孙，子孙没有尽头。身体有尽头，将来谁来享受？子孙没有尽头，将来谁能保全？身体不能享受，子孙不能保全，贿赂可贵呢？还是德行可贵呢？德行比贿赂可贵，那么恩泽流传数代而不中断；贿赂比德行可贵，那么恩泽及身而中断。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大臣是小臣观察效仿的对象；内臣是外臣观望风向旨意的对象。大臣廉洁，小臣就不能不自爱；内臣廉洁，外臣就不能不自谨。小臣自爱，外臣自谨，那么心志清明而职事得以举荐。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大臣不廉洁，小臣就用贿赂抢先；贿赂抢先，赞誉就到来；贿赂落后，诋毁就到来。赞誉到来就升迁，诋毁到来就停滞。升迁由贿赂抢先导致，那么有才能的人对廉耻就视若无睹；停滞由贿赂落后导致，那么有德行的人对显赫荣耀就缺乏。有才能的人没有廉耻，愚人就效仿他们的为人；有德行的人没有显赫荣耀，士气就积累于不振。群愚效仿他们的为人，风俗就败坏；士气积累于不振，人心就离散，风俗败坏，人心离散，这是谁的忧患呢？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内臣不廉洁，外臣就用贿赂疏通，贿赂疏通就有喜悦；贿赂阻塞就有愤怒。喜悦就为外臣粉饰朝廷评价，即使有罪也不能彰显；愤怒就为外臣制造万端谣言，即使有功也不能彰显。外臣想掩盖罪行以掠夺功劳，就进献喜悦以缓和愤怒；内臣想巩固交情以厚取贿赂，就庇护过错以宣扬功劳。外臣进献喜悦，缓和愤怒，那么朋友的愛憎岂不重于朝廷的赏罚吗？内臣庇护罪行，宣扬功劳，那么边疆治理的得失岂不壅塞于朝廷的视听吗？愛憎重于赏罚，纲纪就破裂；治理得失壅塞于视听，元气就衰微。纲纪破裂，元气衰微，这是谁的罪过呢？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小臣不自爱，就必然贪婪；贪婪就与左右吏胥作奸；与左右吏胥做奸，就遇事持其短长。贪婪，小臣所获有限，而左右吏胥作奸无穷；那么积累久了必然败露。积累久了必然败露，那么所获有限者就不能不与左右吏胥产生刑诛。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外臣不自谨，就必然贪婪；贪婪就搜刮百姓脂膏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豢养更加严重；豢养更加严重，就嗜欲横多；嗜欲横多，就外臣搜刮无已，而百姓脂膏有穷。百姓脂膏穷尽，就必然积累为怨毒，表现为谤讪。怨毒谤讪不止，就必然郁结为旱干水溢，激化为狂怒雷。旱干水溢，狂怒雷不止，就饥民不能不为盗，盗不能不为乱。饥民为盗，盗为乱，就血洒锋刃以吐其愤罢了。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不合情理的请求，非分钱财，必然借助所亲信之人，授予所亲信之人。见到可欲之物，必然不能无动于衷；动心必然不能不奢侈；奢侈必然不能满足所亲信之人的愿望。不能满足所亲信之人的愿望，言语必然泄露；言语必然泄露，众人就渐渐听闻；众人渐渐听闻，愚民就怨恨而士族就羞耻。愚民怨恨，就诉之于天以加速其死；而士族羞耻，就且笔之于书以世代传其丑。该怎么办呢？必须廉洁！贪婪者嗜财，廉洁者嗜名，这是贪廉的常态。世运驳杂，人才沦丧，那么贪廉就不能不变本加厉。贪廉变本加厉，那么贪婪者嗜财，更嗜名；廉洁者嗜名，更嗜财。你既然嗜财更嗜名，就装饰以俭朴可风；你既然嗜名更嗜财，就装饰以取与有节。装饰以俭朴可风，那么奴仆料其伪，朋友忘其贪；装饰以取与有节，那么朋友料其伪，朝廷谓其廉。朋友忘记其贪，就出死力以扞非议；朝廷认为其廉，就借宠荣以便私计。出死力扞非

译于是成就了那种看似廉洁的表象，没有刻苦自励的劳苦。贪婪与廉洁，互为根源，时而阴时而阳，谁能测度其中的奥妙？巧诈虚伪由此丛生，蛊惑人心由此飞扬，社会的期望由此杂乱，国家的根本由此丧失。该怎么办呢？不廉洁！

那极细微的界限，夜晚清静之气所存留的良知，贪婪之人未曾不反省，反省之人未曾不后悔。但贪婪之人又未曾彻底悔改。于是他们拘泥于旧习说：“不可改变了！”于是他们败坏自己的名声说：“不可洗刷干净了！”不要说不可改变，改变了旧的就会变成新的；不要说不可洗刷，洗刷了臭的就会变成香的。旧的变成新的，那么盗跖瞬间就能化为伯夷；臭的变成香的，那么鲍鱼瞬间就能化为芝兰。盗跖化为伯夷，鲍鱼化为芝兰，那么行善就有力量，作恶就没有意义。行善有力量，作恶无意义，那么天下所有贪婪的人都能够悔改，天下所有悔改的人都能够转化。该怎么办呢？不廉洁！

诗书的宗祖，仁义的豪杰，贪婪之人未曾不亲近，亲近之人未曾不敬重。但贪婪之人又未曾彻底亲近，亲近之人又未曾彻底敬重。于是用危言耸论来激励他，他就说：“那是考虑事情过分了！”于是用正直庄重的言论来开导他，他就说：“那是执着于道理迂腐了！”不要说考虑事情过分，失去操守的人身体将如何？不要说执着道理迂腐，失去正道的人身体将安放在哪里？君子知道身体不能这样，所以安守本分；知道心不能离开正道，所以持守节操。安守本分像泰山一样重，像鸿毛一样轻；持守节操像毫厘一样正确，背离正道像千里一样谬误。该怎么办呢？不廉洁！

君子想要百姓形成良好的风俗，就要端正自身来率领众人；想要端正自身率领众人，就要意志专一、行为高洁；想要意志专一行为高洁，就要读书考究事理。于是他不读书考究事理，就说：“意志专一行为高洁，勉强约束罢了。”于是他不意志专一行为高洁，就说：“端正自身率领众人，违背常理罢了。”于是他不端正自身率领众人，就说：“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空名虚位罢了。”空名虚位就不吉祥；违背常理就不昌盛；勉强约束就不长久。该怎么办呢？不廉洁！君子想要去除紧迫、阻塞、蒙蔽、亏损的弊端，难道一定要从训诫廉洁开始吗？

译关于裁减冗官的议论

本朝官制定额，例如知县多达一千三百零四员，学官如教谕、训导多达一千六百二十员，佐杂官如县丞、主簿、巡检、典史多达二千八百一十四员，这已经接近冗员了。因此应当裁减，对上可以节省俸禄，对下可以免除对百姓的盘剥，我斗胆提出建议。京官如果冗杂，尚且对百姓没有危害；大吏如果不冗杂，即使冗杂也对百姓没有损害；只有县令多了百姓就受苦，学官多了士人就受苦，佐杂官多了百姓更是无法忍受其苦了。因此应当商议裁减这些冗员。如今商议裁减，论及知县，似乎简缺可以裁减；论及学官，似乎曾经裁撤后又复设的可以裁减；论及佐杂官，既然没有实际政务，只是白白盘剥百姓的脂膏，多一个官就多一害，似乎可以裁减十分之八九。如果真的这样，国家的俸禄既节省了，百姓的困苦也能缓解了。古代裁减冗员的人，如汉光武帝合并裁省郡国四百个，裁减官吏十存其一；唐太宗合并裁省文武官员，仅保留六百四十三人，都是裁减冗员而主张精简的。宋太祖裁减官员增加俸禄，他说：“与其冗员而耗费巨大，不如精简官员而增加俸禄。”这确实值得效法。所以本朝开国之初，也曾商议裁减，世祖章皇帝罢免巡按，圣祖仁皇帝罢免推官，裁减之后至今遵行。如今商议裁减，前面所说的县令、学官、佐杂官固然大多可以裁减。推而广之，又如同知、通判都属于闲职，多达三百五十三人；经历、照磨也是虚设，多达二百零八员，合计也冗杂到五百多员了。加上前面所说的佐杂官中的县丞、主簿、巡检、典史二千八百多员，如果都裁减，那么总计就可以裁减三千多员了，似乎对国家财政和民生不无小补。商议酌情裁减，县令、学官之类尚不在这个数目内，应当尽快商议裁减了。这是书生浅陋的意见，私下里不知道自己的错误，恭敬地向有道德的人请教以纠正，不知道是否有万分之一的恰当之处。恭敬地议论。

关于处分官员的议论

夫子夺取官员的权力，升降黜陟的权柄，是朝廷用来确立纲纪而驾驭天下的。这两者如果不严明，那么各部门的百官都无法自我振作。这就是虞舜朝廷一定要三年考核政绩，然后各种政绩才能兴盛的原因。如今朝廷在这两方面未曾不严明，而内外臣工仍然不免因循守旧、玩忽懈怠，这不能不思考改变策略了。如今对官员的处分，大体有三项：叫罚俸，叫降级，叫斥革。这三项都是用来示警告诫的，但仍然不足以依赖。罚俸的措施，或者罚几个月，或者罚一年，目的是使他们产生羞愧悔悟，希望他们自我革新。但我思考各官所担忧的，未必在于此。天下的官缺，有肥有瘦。所谓肥瘦，不是俸禄的大小，而是指陋规收入的多少。我曾经计算过，各官缺中瘦的，陋规收入或许是其俸禄的几倍；官缺中肥的，或许是百倍。如今处分仅仅止于罚俸，那么就像九牛一毛，太仓一粟，拔掉扔掉，何关痛痒，反而会有什么羞愧悔悟呢？廉洁明察公正，是古代所谓的循吏。如今却不是这样了。善于做官的人，必定名利双收，对上结交上级，对下窃取口碑，而他们手段之长，心肠之狠，或许更甚于那些被弹劾遭受众议的人。见到陋规就笑纳。这样的人即使加上重罚，也没有悔意，何况处罚仅仅止于俸禄呢？至于降级，则有虚实之分。虚的，各官都事先有所抵销，降实级的也不过几个月，遇事就可以开复。革职则又多是留任。革职留任，那么顶戴虽然除去，声势依旧。在朝廷原本是因为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因为一次过失就立即废弃，而各官知道顶戴终有重新给予的期限，此时不过是暂时失去，有不足介怀的。吏治如此，这难道是國家立法的初心吗？虽然如此，吏治的败坏，不是从今日开始的。以前曾会见祝蔗樵观察，他出示其先父蘅畦大宗伯的疏稿，其中有详查处分的奏疏，适合于今日的情形。他的奏疏说：“设立官员处分，原本是为了激励人才，使大小臣工知道畏惧知道反省，尽心于职守，以共同辅佐大治。如果视为寻常，而处罚不能警示，名义上降革，仍然久居其官，疲顽因循，吏治从何而起？”臣蒙受恩宠承乏吏部兵部，时常私下见到因事交议的，外省咨行其缉捕、催征、签差、疏防、交代、结案等项，应当议处的职名，往往一人一任之中，层见叠出，甚至罚俸降留的案件有积累到数十件，超过数十年的，不知道戒惧，习以为常，这不是用来肃清吏治，昭示劝惩的。臣愚以为，过失属于因公事所常有，在皇上格外天恩，分别处罚罚俸、降留、革留，不让离任，仍然允许自新，圣意良厚。而该官员等不思奋发，过失丛集，以至于应当处罚的积累到数十例，因循略不经意，竟然有终身不关支俸银，而养廉银仍照常领取的，贪位窃禄，实在疲顽。相应请旨，特派亲信大臣会同有关部门核议，查明官员有罚俸处分的，令其逐案将罚俸银两限期缴清，才准许仍留本任。倘若逾期不完，几分以上即行开缺另补。那些屡次担任繁缺案件过多的，也应当酌情以银数缴至数千两

译上述规定，对于欠款者稍微放宽期限，以示区别，不能全部用养廉银抵缴，有的限定抵缴一半，有的则规定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案件即行降级革职，允许其缴清后恢复原职。那些降级留任的，令其根据所降的级数缴纳银两以恢复原职；革职留任的，令其根据职位的高低缴纳银两以恢复原职。这其中曲折情况很多，务必详细核查。如果蒙恩批准，应请旨命令下部臣详细制定章程，挑选几位精明干练的司员，分别按省份和官阶，各自建立簿册，专门负责此事，随时添注核销。吏部、户部互相通报，不得假手胥吏，听任他们隐瞒。所有这笔银两，即便由外省将军、督抚、府尹等按月通报，分季度解送户部，以避免挪移、通融、掩饰等各种弊端。经过这番整顿，官员知道警戒畏惧，务必成为循规蹈矩的好官，自然会更加勤勉谨慎。那些不能遵照章程的，自甘废弃，令其离任，而空缺的职位因此得以疏通。新上任的官员必然更加急于为公，自然踊跃缴纳，一举使得现任官员都想着顾及自己的考核成绩，候选官员都可以按次序递补，官职得到修缮而仕途通畅，对于经费确实大有裨益。议论的人或许存有爱惜人才的想法，说做官清苦而处分过多，那该怎么办呢？臣愚以为，只是担心他们不是好官罢了。如果做官贤能，同僚和姻亲，谁不极力帮助？常常见到一两个清正勤能的官员，遇到急需时，上司尚且为之解囊相助，同僚也为之集腋成裘。当今内外捐输以及赔补库项，难道都是出自自己的资财？本来流通本来可以无虑。至于京官处分本来较少，武职缴纳，恐怕有扣减兵饷的担忧，是否一并交议之处，恭候圣上裁决。臣自从掌管库银以来，目睹储藏的匮乏，调任户部，又见财政支出的殷繁，早晚思考，始终没有好办法。寻求对官场有益，不伤害治理体制的，谨竭尽愚昧之见，奏请施行。如此等等，可见处分不足以依赖，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是现在没有宗伯，那个人为此大声呼吁罢了。纵观天下，不禁感慨深切。

译吏治

请求整顿吏治的奏疏 同治四年

周恒祺

私下认为，自从战事兴起以来，百姓生活的凋敝已经到了极点，各省筹划兵员和军饷，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吏治难免有所废弛。现在中原地区已经平定，但散兵游勇和投降的贼寇仍然潜伏在各个州县之中，那么对于办理善后各项政务，不能不切实讲求。谨呈上我个人的六点浅见，向皇上恭敬陈述：

第一条，重视诏令以严肃法纪。君主用来整顿四方政务的，只有这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罢了。或者考察斟酌时势需要，或者修明旧有制度，凡是见于普遍谕令的，没有不是斟酌到尽善尽美、关乎地方利弊的事情。如果执行者一一向百姓传达，还有什么政事不能兴办，什么弊端不能消除呢？然而朝廷励精图治，不止三令五申，但究其最终目的，仍然不免被视作具文空言而敷衍塞责。就像清理积压案件、推行保甲制度这些事，屡次经过圣谕谆谆告诫，试问各省的积压案件、保甲制度究竟清理了、推行了，还是没有呢？上级以实情要求，下级以虚名应付，臣担心良法美意不能下达。是否可以请旨命令各省大官，凡是接到普遍谕令的事件，务必严厉命令下属，破除积习，切实执行，不得用一纸公文敷衍回复，仍然不时访察，倘若敢像以前一样拖延玩忽，立即严厉弹劾。上司的精神多周到一分，下属官员的精神就多振奋一分，颓废的风气由此挽回，法度由此推行，天下耳目一新了。

第二条，核实名实以选拔人才。事情无论大小，得到合适的人就能从容治理，寻求人才确实是目前的急务。只是器具必须试用才知道其锋利与否，马匹必须驾驭才知道其优劣，用人也是如此。如果听说他有才能却不让他做事，让他做事却不考核他的成效，一旦列入推荐文书就给予破格提拔，臣担心朝廷破格的恩惠，恰好成为巧宦钻营的计谋。是否可以请旨命令中外大臣，凡是保举人才，必须举出一两件实事来证实，或者品德足以成为世俗表率，或者勇武足以治理军队，或者廉洁爱民，或者凭片言就能断案，凡是操守、文辞以及处理繁杂事务等各类才能，必须确实有一方面的长处，才授予相当的事务。一两年后，如果确实名实相符，不妨破格提拔。如果所做的事与所举荐的相违背，举荐的人也难辞其咎，这样上级能收到得到人才的益处，下级就没有侥幸晋升的心思了。

第三条，珍惜名位以等待有功之人。品级官阶固然不可以滥授，那么一命的荣耀，一级的赏赐，也是用来记录微小功劳的。然而近来军营保举人员，往往在实官之上另外加升官衔，而州县这一途径尤其严重，推究其缘故，州县官阶虽然低微，但利权较重，求保举的人想要揽取那较重的利权，又嫌弃官职低微，于是没有人不求升官衔顶戴。现在各省候补和实任人员不下数万，而求取五品知州、七品知县的，寥寥无几，等级威严无法分辨，怎么崇尚体制而激励人心呢？至于佐杂微员，常常先在报捐时填入执照中谋求一个五品、六品的功牌，冒充军功保奖，更不是慎重名位的做法。是否可以请旨命令兵部核议：军功的升衔，如果是保官后另案加保，或者自己加捐的，允许其随带；如果在一个案件中官衔同时得到的，那么官衔可以注销。佐杂的升衔，如果是到省后加捐特保的，允许其随带；如果未得官前的官衔，也可以注销，这样人们才知道爵位赏赐的珍贵，而互相鼓励了。

第四条，减少捐纳以严肃官场。科举出身的人员虽然未必都廉洁，但自念读书考试数十年的辛苦，偶然得到一个官职，一旦因为贪污去职，那么所得不如所失大，即使不肖的州县贪念也有所顾忌而不敢做。如果捐纳的州县不过花费一二千金得到原本容易，一旦出任地方长官，无不肆意施行搜刮之谋，作为取偿的手段。等到宦囊既饱，就用其余的钱捐升道台府尹。大官比较起来，作为循吏而以卓异保升，不是更便捷吗？纵然发觉严加弹劾，而他已经成为富家翁了。从前军饷浩繁，朝廷确实是不得已之举。现在军需稍减，厘金可以补充。地方既平定，京饷渐能全部解送，似乎应该权衡轻重而斟酌去留，并且查近年铜局一所收入统计不过百余万两，其中报捐道台府尹州县者尚不及半数。这数十万金对于国库应当没有损害，是否可以请旨命令兵部核议，将道台府尹州县中最关乎吏治的立即停止，其余事例不妨暂时保留。所去除的只是一时的小利，所保持的确实是图治的大原则，关系实在不浅。

第五条，综合厘局以征收实数。恭敬阅读邸报，厘金一项曾经蒙受谕令各督抚体察情形，酌情保留总局，撤去分局。零星杂贩一概免除抽厘，这确实是圣主体恤商民的至意。只是恩惠必须期望于实际，不可以虚行。是否可以请旨命令有厘金的省份，将以前所设的局悉数陈述，奉旨后已撤的某局共计若干处，暂留的某局共有若干处，报部以便稽查。所有应捐应免的货物，也必须详细开列，刊刻告示贴在各局之前，使商民共见共闻，以免委员差役含糊私收的弊端，仍然不得在外分设卡口，避其名而存其实，这样善政可以期望广泛施行了。

第六条，节省差徭以缓解民困。河

译南直隶、山东等省的差役费用非常沉重，曾经出现税银一两，而差役费用却摊派到制钱五六串的情况。这是因为战事持续已久，所有过境的车马以及协助运输的车辆数量繁多，地方官员不得不借助民力。然而查究河南等省的陋习，凡是州县官员的子弟亲友，无不擅自使用差役车辆，上站发出一张印帖或溜单，下站便如数应付。甚至家丁的仆役、幕僚的朋友，也俨然乘坐驿车。往来之间相习成风，实在不成体统，应当请旨命令各总督巡抚严厉禁止革除。如果地方官员有发放印帖、溜单、擅自用车的情况，以及滥发滥应的官员，都应按其所犯之罪予以惩处。至于正项差事应当使用的车辆，也必须严禁差役借机多索钱财、讹诈勒索等弊端。官员少一分扰民，百姓就多受一分恩惠，这就是培植地方治理的一个方面。以上六条，是臣愚昧的看法，未必能对高深的治国之道有所补益，但用人行政、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确实是当前的急务。是否妥当，恳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

译请求严格淘汰劣等官员，以整肃吏治的奏疏。咸丰十一年。朱潮。

我私下认为，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谈论时务的人说筹办军队，说办理团练，说商议军饷，这三者是当今的重大计策，朝廷内外聚集谋划，不遗余力。有人以安定百姓的说法进言，或许被认为迂腐空阔而没有近效，但我愚昧地认为，现在的时势，尤其必须以爱护百姓为紧急事务，并非敢逞弄虚词而沿袭陈言。国家为百姓设立官员，如今的州县长官严重使百姓困苦，真有令人流泪长叹的，弊端说不完。我请求揭露其中严重的弊端，向皇上陈述：第一是横征暴敛为害。军饷不足，不得已而劝募捐款，如果确实使点滴归公，怎会导致士兵和百姓都困苦？不贤良的官吏视其为利益渊薮，未充公府，先饱私囊；等到一经染指，受人把持，反而向绅士、宦官和大族指使收取，畏惧他们势力强大，无可奈何，而压制勒索侵吞渔利，往往从中下层户口中取足。至于设立局所征收厘金，尤其倚仗其无从查核，重复征收合并计算，那么斗粟尺布，处处拦截；任用匪类，那么恶役蠹棍，层层剥削。大吏难道都不察觉吗？知情放纵，上下分肥，归于公的只有一成，入于私的有九成，百姓无法生活了。第二是诉讼案件不审理。民间词讼递入公门，就有值日差役到被告家中，恐吓需索，名目叫差使费，多的达数百千，少的也有数十千，其余勒索名目不一而足，倾家荡产，比比皆是。双方耗费时间守候，具数十份文书，衰弱哀求，请求审理而不可得，即使牌示审期了。到期忽然收牌中止，即使坐堂听审了，或者请托者到来而案件仍不结。那些吸食鸦片的人，白天作夜，白日昏睡，半夜坐堂，案牍尘封，盈千累百。虽然完结有定限，但上司漫无觉察，弱者衔冤，强者上控。这样要求百姓信服是不可得的。第三是刑狱滥施。监狱是用来禁闭重囚的，外省各府州县另设私所，枷锁禁锢，累月经年。那些违例的刑罚，枷重百斤，笞打以千计，堂下的呼号极其悲惨，堂上的盛怒难以平息。更有胥役串通门丁，所传唤的人犯先行羁禁，名叫私押，索诈则百端，凌虐得到贿赂就竟行释放。至于捕役诬陷良民，擅自拷打，反背压磨，缩顶立笼，尤其惨酷不忍见闻。谁不是皇上的子民，而残虐到如此地步？以上三项，害民更加严重。伏思百姓都是皇上的百姓，官吏所荼毒的百姓，都是皇上恫瘝在抱的百姓。我朝二百余年来，深仁厚泽，遍及民生。小民具有天良，认为国家对待我们，至优极渥，而横被摧残，远离君门万里，无从呼吁。想到这些，能不痛心？方今四郊多垒，兵燹余生，百姓流离播徙，官员不体恤百姓，而百姓受贼裹胁，于是反而导致为贼所用。酿成动乱的缘由，罪在司牧。实在情形，并非我的激切言辞。自从捐纳之例开启，流品混淆，贤邪杂进，都在圣明洞照之中。全赖地方大吏，随时甄别弹劾。登进之途，从宽；澄清之典，必严。激浊扬清，是督抚的责任。然而各省大僚，每每在初到任时，参劾庸劣数名官员，以示风厉。久则情面习熟，同流合污，重案代为消弭，经年极少弹章。积习相沿，大抵都是这样。吏治一日不振，寇患一日不平。所以惩治劣员，实与治兵相为表里。请求旨意严饬各省督抚，激发天良，力除循私庇护，不负僚属如何，不负朝廷？不得罪于劣员如何，不得罪于百姓？除寻常公罪照例纠察参劾不计外，仿《周官》岁会月要之意，每届年终，将参劾劣质官员的事迹名数，或实无可劾，奏闻一次，以示慎重而凭核实。别经发觉，只该管上司自问。但去掉一个贪酷之员，就进用一个循良之吏。风声所树立，争相自我磨砺。补救时艰，在此；长治久安，也在此。我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明鉴察。

条陈整饬吏治的奏疏。同治八年。

我私下认为，天下是由州县积累而成的。一个州县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一个州县就治理好；各州县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天下没有不治的。皇上澄清官场，勤求民间疾苦，那些以察吏安民之道告诫督抚的，至详且悉，而吏治仍未振兴，我曾推究其缘故：一是由于军务省份，督抚的精神才力都用之于练兵筹饷，而对于吏治或许无暇兼顾；二是由于文诰相承，督抚虽有整饬之志，而不知道整饬之术，以致粉饰因循，积重难以返。我愚昧地认为，不澄清其源头，那么水流无由洁净；不除去其弊端，那么利益也无由兴起。不揣冒昧，谨拟六条，恭敬地向我们皇上陈述：一、道府大员不宜使用捐纳人员。巡道承担考察属吏的责任，知府有表率群僚的职责，官阶渐高，责任也加重。内而部院司员，外而厅州知县的，或由特旨简放，或由保荐升迁，其人必都历练十余载，或二十年，才与其选。只有捐纳人员

译不考量任职年限的长短，也不询问才能操守的优劣，只要舍弃丰厚的资财便能担任地方大员。等到上任之后，有的因不满足于视听享受而被下属官吏轻视，有的因不熟悉政令而被吏胥欺骗。自己如果不明察，怎么能考察他人？自己如果不端正，怎么能统率下属？吏治不振，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拟请圣旨命令各总督巡抚留心考察核实，凡是捐纳出身的道员、府尹人员，必须老成持重、熟悉政务，才能和操守都优秀，才准许留任补缺；其余的则严格甄别。并请圣旨命令捐输衙门以后，除了由进士、举人、三贡出身的人仍准许捐纳道员、府尹外，其余一概不准捐纳道员、府尹，这样官位才更加尊贵，仕途也逐渐肃清了。一、军营保举不允许擅自保举文职人员。查军营中只有办理文案、总办营务处需要任用文职人员，不过数人、十数人就足够了。其余带队打仗，都是武夫的事罢了。然而近来军营的习气，一旦获胜，保举文职人员，动辄百余人，甚至有无谋无勇、在军营中悠闲度日，仅凭亲戚情面、师友嘱托，也能滥受荐举的人。用陷阵冲锋的才能，却让他们负责簿籍钱粮的事务，实在是用人不当。这些人由钻营请托而来，怎么能洁身自好、爱护百姓，对地方有益呢？拟请圣旨命令各总督巡抚留心考察核实，凡是由军功保举的文职人员，必须深谙吏治，有操守有作为，才准许留用；如果只有军功而不熟悉吏治的人，请按其品级改为武职。那些由钻营请托而得官的人，则严格甄别，并请圣旨命令统兵大员。以后军营保举，除了办理文案及总办营务的数人外，凡是带队打仗获得军功的人，只准许保升武职，不允许擅自保举文职，这样用人得当，治理的成效就可以实现了。

译第一条，对于因军功而恢复官职的人员，应当严格加以甄别。官员既然已经被参劾，又经过吏部议定斥责革职，那么此人不可任用是显而易见的。向来吏部设有不准捐资恢复官职的条款，以此来严格确立限制。近来因为军务兴起，凡是因被参劾革职以及在大计考核中被甄别的人员，明知不能捐资复职，却多方钻营，投入军营，只要取得一次杖责敌人的胜绩，其间便公然得以恢复官职。这类人员，有的营私舞弊牟取利益，有的暴虐害民，其才能和心术已经可以大致看出。难道在军营中奔波一番，就能增长他们的才能，改变他们的心术吗？变乱的兴起，未尝不是贪婪酷虐的官员助长了祸害。既然先前已经酿成祸患，他们反而因祸得福，又怎能责怪贪婪酷虐的官员肆无忌惮呢？我拟请圣旨命令各总督、巡抚，留心考察核实。凡是因军功恢复官职的人员，如果确实能够洗心革面，力图上进，才准许留用。倘若稍显旧态，就据实严厉参劾。并请圣旨命令统兵大员，以后凡是参劾革职的人员，不得擅自留在军营，违者从重治罪，这样劣等官员才会有所警戒畏惧，而官场常规得以整饬。

第二条，各省实缺州县官不宜频繁调动。自古以来，循良官吏之多，没有超过两汉的。汉宣帝曾说：“太守是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则下属不安。百姓知道他将长久任职，不敢欺骗蒙蔽，所以顺从习惯他的教化。”近来捐纳制度大开，捐纳人员每省多达数百人。上司出于怜悯，提倡调剂的说法，往往将实缺州县官调往别处，而让穷困的官员去代理。无论宋国的斧头鲁国的刀，换个地方也不能成为良材。那些穷困的官员，知道上司是在调剂他们，又知道自己不能长久任职，于是对百姓的疾苦、地方的治乱，漠然不动心，而日积月累地搜刮，只图自己腰包肥厚。吏治败坏，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拟请圣旨命令各总督、巡抚，凡是实缺州县官，如果有贪暴劣迹，或者才能不足以胜任，就应当据实严厉参劾，否则不得频繁调动。即使有代理的职位空缺，也必须为职位选择合适的人选，不可仅仅怜悯穷困官员，心存讨好之意，这样优秀的人才得以施展抱负，而长久的教化得以形成。

第三条，文官隐瞒籍贯捐官，应当令其自行检举。国家定制，凡是文官选任的职位在本籍五百里以内的，都令其回避，以杜绝徇私报复的弊端，法令非常完善。然而近来捐纳生意心存趋避，往往冒用其他省份的籍贯，捐纳本籍的官职。到任以后，或者因为嫌隙而意图报复，或者徇亲友之托而变乱刑法。种种弊端都由此产生。作为臣子，在什么地方做官不可以？效忠国家却先出卖祖宗以求荣，其居心已经不可问，而百弊丛生，难道不可追究吗？我拟请圣旨命令各总督、巡抚，明确切实地宣示：凡是隐瞒籍贯捐官的人员，允许其自行检举，改归其他省份；如果始终隐瞒混淆，被他人发觉，就治以欺君罔上的罪责，这样公道才能大显，而人们知道遵守法令。

第四条，司道官员与下属官员不许拜认师生。在朝廷接受爵位，在私室谢恩，是古人所耻笑的。然而近来州县官往往在司道官员中窥探谁是督抚所亲信的，携带重金，拿着贽礼拜入门下，一旦列入门墙，即使造孽无穷，其老师也会为之维持庇护。四川前几年这种风气非常炽盛，如今督臣吴棠到任，大力整顿，这些人稍知收敛，但恐怕日久故态复萌，更恐怕这种风气其他省份也不能避免。我拟请圣旨命令各总督、巡抚，严格切实地示禁：凡是司道官员中有下属拜认师生的，就据实严厉参劾；如果督抚纵容不报，被他人发觉，并将督抚严加议处，这样奔竞之风才能断绝，而吏治得以清明。

以上六条都是积弊相沿，关系到吏治，想要廓清而振作，只在于各总督、巡抚公忠体国，实力遵行，源头清澈则水流自然洁净，弊端去除则利益自然产生，以此来考察官吏安抚百姓，上副皇上宵衣旰食勤求治理的至意，那么元气可以恢复，太平立刻到来。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圣鉴。

论整顿吏治应当先增加俸禄裁减冗员

现在谈论时务的人，常说：“中国的衰弱，衰弱在蒙蔽；中国的贫困，贫困在中饱。”这蒙蔽中饱的人，大都不出官员。推究官员之所以想要蒙蔽，是因为无一不存有中饱的见解，以至于利令智昏，顾惜自身而不顾君主，顾惜家庭而不顾国家。那么想要除去蒙蔽的危害，应当先除去中饱的弊端。谈论官员的中饱，自不待言，那么除去它自然不能迟缓。然而必须思考，宦途中的人，难道都是不肖吗？他们为什么都想要中饱呢？治理官吏如同治病一样，必须先究其受病的缘由，然后切中要害开方，才有把握。如果仅顾及其已见的症状，药方并非不对，但本源阻塞怎么办？自从一个人做官，无不有身家的顾虑，即无不有赡养的谋划。朝廷原本不想要使官员空腹从公，所以定下常俸，给予养廉银，使他们能够尽致君泽民之心，奏效庶绩咸熙之效。无奈俸银经过七除八扣，几乎化为乌有；而养廉银区区，尚且不够其应酬馈送的费用。如果不取非分之财，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弥补。像这样而想要使他们不中饱，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以为想要祛除中饱的弊端，应当先优厚廉俸，使他们赡养家室没有少许欠缺。然后将正杂各项实收实解，衙署局用实支实开，那么

译如果不坚持中饱私囊的弊端可以消除，而官员们都能自给自足，没有牵制，那么蒙蔽上司的习气也能彻底清除。现在改设外务部，所规定的各官员薪水，比起以前的总理衙门优厚，何止数倍？在京官员的俸禄费用，向来比外官节省，而如此优厚供给，那么外官似乎更应当增加供给。有人或许说这是办理外交事务，与其他衙门不同？不知道办理外交固然应当慎重，而其他事务就不必慎重吗？同为朝廷的官员，同办国家的事务，既然设立了这些官职，就责无旁贷，怎么能立刻分出高低轻重？况且外官比京官更重要，京官不给足俸禄，仅从外官那里获取；外官不给足俸禄，他们盘剥百姓难道不会更厉害吗？每当看到现在的官员，必定计较官缺的肥瘦，确实是因为官缺肥厚官员就富裕，官缺贫瘠官员就贫困。如果普遍增加廉洁的俸禄，全部废除陋规，那么肥瘦都归于朝廷。官员既然没有营私舞弊的地方，那么攀附钻营的风气自然断绝，而蒙蔽可以消除。这就是整顿吏治必须在于增加俸禄的原因。朝廷设置官职的本意，当时并非不严谨，后来沿袭旧制并加以修饰，有增无减，有名无实。冗员一多，危害商人百姓的事情就越严重。京官现在已有合并的意向，而外省冗杂闲散的职位更应当删除。比如一郡的事务，一个知府治理就足够了，何必有同知？更何必有通判呢？一县的事务，一个知县治理就足够了，更何必有县丞、主簿、典史呢？至于汛地，用来捍卫地方，而现在各地的汛地，非但不能抵御盗贼，而且不能防范贼寇。况且自从绿营屡次裁减改编，每汛多不过三四人，留下这三四人，白白耗费军饷，白白骚扰百姓，不如全部裁掉更好。况且如果不立即裁掉，我知道佐贰官和汛地，不仅耗费民力，而且难免陷入困境。从前佐贰官和汛地所依赖的地方陋规来充实私囊，后来鸦片盛行，各镇各乡的地方官无不把烟灯捐作为正当的收入，竟然把私利化为公利。如果不设法贪婪索取，必定会饿着肚子办公。在捐例广泛开放时，裁撤官缺固然是棘手的事。现在既然奉诏永远停止，已经捐官的人也有定数，他们所捐的官职裁去，留任的人用来借补其他空缺，也不至于失望。裁撤官缺一多，没有拥挤倾轧的忧虑，那么人才自然振奋，这就是整顿吏治必须在于裁撤官缺的原因。有人或许说俸禄增加了，官缺裁撤了，而人心没有改变，贪婪依旧，那么又将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呢？那么回答说：整顿吏治如同训练军队，去掉老弱，那么精壮就没有推诿；厚给军饷，那么士卒都听命。由此再加以操练，自然成为精锐部队了。如果说仕途清朗而人才不能振奋，厚给军饷而人情不鼓舞，我不相信。

译和论

龙启瑞

和，是古代圣明君王慎重选择并加以运用的。古代所说的和，是众多贤能之人谋划一件事而没有违背；世俗所说的和，是使贤能与不贤之人混杂在一起，让他们归于同一状态。古代所说的和，是真理明晰而人们不能挟持私心来相互违背；世俗所说的和，是是非混淆而责成人们必须顺从。假如使贤与不肖混杂，是与非统一，而天下的人于是平抑心气，柔和性情，相继归于和，那还可以。贤者与不肖者相处，那么贤者的气概不肯屈居人下，而不肖者也不相容。即使不肖者能隐忍以求合，而贤者不肯苟且同流以博取声誉，这是强行求和，而恰恰导致不和。现在如果让君子与人共同谋划一件事，君子为了义，小人却为了利；又让君子与小人共同讲求一种学问，君子为了修身，小人却为了取悦他人。义与修身的是对的，那么利与取悦他人就是错的。是非产生于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准则，就像五色中有黑白，五臭中有香臭一样。现在把黑白混为一色，把香臭放在同一个容器中，说“我只是取它们的和罢了”，有不闭着眼睛不看，捂着鼻子逃跑的人吗？况且君子对于天下，只是希望事情能够成功罢了。假如贤与不肖并处，是与非并行，甚至不肖者凌驾于贤者之上，错的超过对的；再严重一点，把贤者当作不肖，而不肖反而成为贤者，对的变成错的，而错的反而成为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谋划的必定成功，所实行的必定恰当，推广到四海都符合标准，施行于各种事务都安定，那么贤者也就姑且忍耐以求成功。而古代的圣贤却说“去找正直的尺子，有利可图的事也不做”，我没听说过委屈自己来匡正别人的。圣贤的话，可以说是很不和了，难道不是说这样直道才能在天下得到信任吗？上符合天理，下顺应人心，刑罚赏赐适中而政治教化修明，礼乐兴盛而伟大的教化流传。反之，即使是半步的行程，一天的居住，都不可得。那么廉颇、蔺相如、李光弼、郭仪之事，怎么样呢？回答说：“这是私仇，不是公义。私仇不可不和，不和就会寻找衅隙而废弃国家的大计，这是不忠。公义不可强和，强和就会失掉人而徇私己，而最终不能对事情有益。”况且难道没听说古代的人上殿争辩像老虎一样，而下堂不失和气的人吗？他们所遇到的都是贤者，所持的或许有对有错，而尚且不肯阿意曲从，博取和衷共济的美名而不自讳。他们的争辩像这样。如果遇到一个与自己不同类的人，将在朝廷上斥责他，当面唾弃他，还恐怕不够呢。而说可以依阿卑贱，像谐臣媚子那样做吗？古代有张禹、孔光这样的人，知道王莽、董贤扰乱国家，而委曲求全，与他们共事。他们都有纯谨的品行，诚实的迹象，对于古代人所共同恭敬协作的，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容身自全，似乎可以酝酿吉祥而迎接善气。五代时冯道效法他们，于是以自身侍奉多个姓氏，而没有人忧虑。推究其极致，他们也是务求和而过分的人。最终见效如此，后世的君主还取安和的臣子而任用吗？所以古代善于运用和的，没有比得上蔺相如、郭子仪的，而尤其善于运用的没有比得上刘安世的。最不善用的没有比得上张禹、孔光的，其最不堪的没有比得上冯道的。冯道本来不值得议论。张禹、孔光所做的事，也是世间的君子所讥笑的，认为他们不齿于人类。而其开端都是由贤与不肖、是与非的混淆开始的，那么运用和的人，能不慎重选择吗？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四吏政

官制

请变通外吏避章程疏，同治十二年

王文韶

奏为外官避章程中关于祖孙父子一条未尽妥当，拟请酌情变通以重视伦常纲纪，恭敬呈递奏折仰求圣鉴的事。私下查考吏部奏定的避章程，内阁祖孙父子从道员、府尹直到佐杂官，各省现任及候补试用各官员，如果不是同官，令官职小的回避；如果是同官，祖孙父子名分关系重大，无论补缺到省的先后，应令其子其孙回避等因，历次遵办在案。臣曾经详细思考这个提议，私下觉得不安。所谓名分关系重大的，确实是因为父亲不可回避儿子，祖父不可回避孙子，伦常纲纪至为重要，起初并不取决于官阶的同异。现在同官的既然以名分关系重大而不考虑其先后次序，不同官的又好像名分可以忽略而只计算其大小差别，这是子孙因为尊贵而凌驾于祖父之上，祖父因为卑贱而屈从于子孙之下，如果是孝子慈孙，必定局促不安有所不忍。即使臣等忝列疆域重任，遇到这类案件，也往往不能不动容。在部臣制定章程之初，也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在家以父亲为尊，在朝以君主为重，国家设官大小自有定分，不能全以父子之恩掩盖君臣之义。臣因此权衡其轻重而酌情提议变通：凡是各省督抚藩臬以及特旨简任的道府大员，朝廷择人任用，简任奏折断然出自皇帝心意，人臣在其中无所容心。像这样的以君命为重，应遵照章程，令其祖父父亲官职小的回避；至于道员府尹以下铨选各缺，以及随时拣发分发，从前指省留省各官员，按班次本来有定章而受职，不是由特简。像这样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