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七学术

译门知照南洋大臣，并札行江海关道，就在出使经费项下，每月拨付该局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并札饬该局官员将开办日期妥拟详细章程，呈送本衙门核定后立案。至于江南制造局译书一事，仍应查照旧案认真办理，不可令其废弛。以上我等遵旨议复的缘由，理应恭敬地写成奏折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谨此奏报。

译论述翻译书籍是当今最紧迫的任务

中国拥有翻译之学，并非从今日才开始。曾经考察古代，《周书》中有舌人，《周礼》中有象胥，诵训扬雄记录《别国方言》。朱酺翻译西南夷的乐歌，于谨兼通几个国家的语言。《隋书·经籍志》中有《国语杂文》、《鲜卑号令》、《佛罗门书》、《扶南胡书》、《外书》。在那个时候，内外隔绝，中原万里，共同尊奉一个君主，与相邻的不过沙漠土酋、边远藩部。而磊落好奇之士，又学习他们的语音，考察他们的风俗，记录在典籍中，以资考证。而今日地球万国交错居住，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我们如果不能深入了解他们的政治习俗，别人战胜我们而不相信，别人谋划我们而不听闻，别人讥讽我们而不知道，别人规劝我们而不采纳，冥然漠然，如同坐在云雾中，难道不是士大夫的耻辱吗？翻译之学作为当今的任务，已经如此重要。然而自从通商以来，京师设立同文馆，上海有广方言馆，都曾聘请教习，招收学生，从事所谓的西语西文，应该人才辈出。彼中的虚实真伪，可以逐渐了解。而数十年来，精通翻译之学的人，终究寥寥无几，为什么呢？从前中国官绅对西事素多隔膜，而且所聘请的教习大多来自重洋，费用既大，教法又未尽善，因此学堂虽然设立，终究少有成才。交涉之难，日益严重。我私下认为士人生在今世，想要不学习西学，固步自封，即使是愚者也知其不可。即使学习西学了，如果不是取经捷而收效速，还不足以济事。所以论者说学西文不如译西书。我认为聘请西人到中国翻译书籍，尤其不如中国人中能通西文者赴外洋自行翻译。从前台湾巡抚刘铭传曾奏请设局翻译刻印秦西各书，由总理衙门移咨各国使臣，略谓外洋对中国有用诸书，半皆取而译行海外。那些西国兵农食货、格致制造、测量之书籍，日新月异，凡有关于今日之用者甚多。我们中国尚未翻译有成书，间或有翻刻一二种，也都不够精善。那些使臣在外洋，任期久责任专，三年之中，对于其国势之盛衰、地形之广狭、风俗变迁、政教利病，都应当北访周咨，悉心考订。所带的翻译等员，更应多购紧要之书籍，及时选译，才能广为流播，耳目日新，却迁延成习。此奏已近十年，翻译成之书籍殊不多。最近又恭读七月初五日上谕，知道翻译之学一事更有不可缓者。谕云：“廖寿丰另片奏请由使馆翻译外洋书籍等，编译西书籍以考证政治得失，也是目前要图。罗丰禄、庆常、伍亭芳熟于英法文字，就地购买翻译尤为便捷。着即选择善本，详加润饰，务必令中西文义贯通，陆续编译成书，汇总送由总理衙门呈览。钦此。”圣谋深远至周且祥，凡持节外邦者，都应当仰体宸衷，勤谨从事。说在使馆翻译书籍，其利有三：西人著作之丰富，日出不穷，其来华者不过千百分之一，而且都是数十年前旧说，与今日情形已多不同。而西国自行选购，就详就略，就旧就新，无不瞭如指掌，其利一也。中国开局翻译，必须多请精通西文之人，经费既难筹，通人尤不易得，旷日持久，成效显著难期。若使馆翻译各员或多明晓西学，而且随使出行，闲暇时间必多，让他们随时翻译记录，不必另筹款项，其利二也。既为随员，该国贤士大夫本应时常接见，何书为详，何书为要，可以从容详问，见闻既广，辨别自明。那些报纸中有关政教者，也可随阅随译，其利三也。有此三利者，担任黄华之选者，如果恪遵圣训，竭力振兴，他日翻译既多，凡各国之政，专门之艺，都有成书，那么中国虽然未能遍设学堂，广延教习，也可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无方。这样，那些无力习文与年已长而语音不清者，也不致终身废然如坐云雾中了。取经捷而收效速，有比这更甚的吗！

推广翻译书籍以裨实用议

古代有象鞮翻译，用来传达声音，沟通言语，方法至良，意思至美。唯独翻译书籍之举，创始于明季，盛行于我朝，不仅观察异域情形，还可以增加我们的见识。因为中外相隔数万里，他们想要窥探我们的虚实，不翻译中书不能成功；我们想要知道他们的规为，不翻译西书不能济事。时势所迫，风会所趋，确实有不得不然者。然而有人不察，说其费巨而效远，毫无补于时艰。唉！这真是偏僻之见，而没有就翻译书籍之本末，深思而熟计之。试以国事而论，我朝立法之初，原本无美不臻，无弊不剔。但是天道无百年而不变，国德无数代而不变

译很好，然而三百年来，必定有适合古代而不适合当今、适合彼处而不适合此处的情形。如果拘泥于旧有的章程，不能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来学习他们的长处，来弥补我们的短处，这就是导致困顿的途径。如果不通晓万国公法，那么办事就会多有牵制阻碍，将凭什么杜绝外国的欺凌？如果不熟悉各国的法律条例，那么动不动就会受到欺骗蒙蔽，将凭什么公平地进行交往？不止这些，西方人之所以能够自强的原因在哪里？西方国家之所以达到这种境况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不大量翻译他们的书籍，就不知道新政中哪一项是重要的，新法中哪一项是精妙的，新例中哪一项是确切恰当的，新理中哪一项是纯粹正确的。势必因循陋习、苟且简略，国家一天比一天衰弱，百姓一天比一天愚昧，将凭什么保护我们四万万黄种人？又凭什么巩固我们两万万神州的土地？唉！翻译书籍是用来作为取法借鉴的资料，也是维新变革的根本。近年来，上海广方言馆兼设翻译机构，京都官书局则有翻译报刊的举动，而有志之士又设立机构翻译有用的书籍，规模似乎已经扩大充实。然而我听说各国大型书院藏书多达数百万种，而格致（科学）新法又每年有所增加。如今中国所翻译的书籍不满千种，这就像太仓里的粟米、九牛身上的一根毛，难道足以开拓我们百姓的聪明才智，供士人传诵吗？而且所翻译的善本，百中难有一二，有的失之于繁杂，有的失之于琐碎，有的遗漏了精要，有的只取了皮毛。大概西方文字与中文用法截然不同，以英文来说，必须以调音为主，确定音韵形成言辞，积累言辞形成句子。有五六个字确定一个音，有五六音构成一个句子。而那二十六个字母，并不是都有音独自成音的，只有五六个字；半音的有两个字，其余十九个字为哑音，不相互拼合就不能形成言辞，所以英文语句多曲折繁冗。译者如果没有简明晓畅的笔力，那么曲折细微之处就不能心领神会，必定似是而非。在精深奥妙渺茫之间，不能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必定挂一漏万。像这样，即使翻译千百万本书，对实用又有什么裨益？当今的对策，应当参照上海县翻译的制度，每省增设若干翻译机构，第一要点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让精通西文的人进行翻译，聘请议论透彻、文笔委婉的人担任总校，去除繁杂冗长，标出要领，并先将西文中所有而中文中没有的一切事物名称、意义汇订成册，传布天下，使翻译书籍的人都依照此册行事，不得刻意标新立异，妄造新字，导致混淆读者的视听。尤其必须选择紧要的书籍，分门别类进行翻译，这样不翻译则已，一旦翻译必定足以作为考证的资料。那么当今之时，什么书确实是最为重要的？没有比兵法以及技艺格致等书更重要的了。以兵法来说，中国原本就不及泰西，水师只具备皮毛，陆师更缺乏实际效用，有事时可以平定土匪，却不足以抵御强邻，这是不及西法的明显证据。然而西法也不尽相同，并不是说各国的兵法都胜于中国。如今欧洲境内，水师以英法为精，陆师以德俄为胜，自然应当多翻译英、法、德、俄四国的兵书。以技艺来说，中国向来视为末流，聪明的人不屑为之，愚钝的人不能为之，而木牛流马的精妙构思，到今日竟成了绝响。那些西方人最重视技巧，机器日新月异，法制层出不穷，又依据格致之理来考求，所以他们的技艺新书都耗费了数十年的精神，花费了数十人的心力，互相琢磨而成，读他们的书就可以增加人的巧思，那么技艺格致之书不可不优先翻译。至于史学，也不可不翻译，因为西史犹如中史，读中史则尧舜以后的政治得失、朝政兴废都清晰地并列于心胸，观西史则罗马以来的文教盛衰、武功强弱都宛然在目，其好的方面可以作为老师，其不好的方面可以作为鉴戒。况且时至今日，天下合为一家，如果还不知道地球各国的政治，将凭什么办理交涉而措置得当呢？然而要想使翻译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功效，一本书有一本书的用处，那么仍然不出我先前所说的。所说的是什么？就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

译广译

十年来，各省学堂曾聘请西人担任教习。然而存在两种弊端：师生语言不通，依赖翻译作为沟通枢纽。翻译者学识大多浅陋，有的谨守学习其语言而不能通晓其学问，传达失真，毫厘之差导致千里之谬。那些不懂的地方，就凭主观臆断删改、更易，这是第一种弊端。即使翻译者擅长，而洋教习每天授课不过两三个小时，所教内容不过一两件事。西人的积习，往往故意拖延迟缓，不尽其技艺以延长任期，所以有一个加减法就教一年的情况。即使老师不怕辛劳，而一个西人的学问又能有多少？一个西师的耗费已经巨大，因此学堂虽然建立，却始终少有成才者。朱子所说的“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就是这种情况，这是第二种弊端。前一种弊端导致学问不能积累，后一种弊端导致学问不能广博。至于机器制造局厂用人，西人担任工师，华人不通洋文，仅凭一两个翻译者，其弊端也相同。曾考察三代时就讲究翻译之学，《周书》中有舌人，《周礼》中有象胥，诵训扬雄记录别国方言，朱酺翻译西南夷乐歌，于谨兼通多国语言。《隋书·经籍志》中有国语杂文、鲜卑号令、婆罗门书、扶南胡书、外国书。近代人如邵阳魏源，在道光末年翻译外国各国书籍及新闻报，编成《海国图志》，这是中国了解西方政治的开始。南海冯焌光在同治末年，任上海道台时，创设方言馆，翻译西书数十种，这是中国了解西方的开始。追溯其先机，远足确实都是所谓的豪杰之士。如果能够精通中学而兼通西文，那么有洋教习时，师生直接对话，不仅没有错误，而且容易启发。没有洋教习时，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而无固定方向。中外照会、条约、合同，华洋文义不尽符合，动辄被欺骗，贻害无穷。我见西人擅长华语华文者很多，而华人通晓西语西文者很少，因此虽然面谈久处，却不能了解其实情，在交涉之际，失机误事者很多。大抵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语之用多。至于各种西学书籍的要旨，日本都已翻译。我们取道东洋，省力而见效快，那么日文之用多。至于各种，只是翻译之学有深浅：那些仅能市井应酬语，略识账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浅显公牍、书信，能识名物者，为下等；能翻译专门学问之书，如所习。天文学则只能翻译天文学书，非所习者不能翻译。为中等能翻译各门学问之书及重要公牍、律法深意者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们既不能等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况且译学虽深，而其志趣才识固然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这仍然与教时之急务无关。因此只有多翻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凡是居位的达官，腹省的寒士，深以中国之耆儒，通晓华文之工商，无论老壮，都能取而读之，采而行之。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馆；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择翻译；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发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了。这可以作为贫士治生之计，而隐有开物成之功，其利益与石印屋书等，其功劳比刻善书则过之。只是字须大，若石印书之密行细字那么在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读，即不能多销售。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职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繁暇少，岂能挑灯细读？翻译洋报者亦然。王仲任的话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我请改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中不知外，谓之聋瞽。”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翻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听闻，人视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因此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东书。

述译学

译驿也如置驿然，使之消息互通而中间一无所隔阂。译易也如易然，使之有无相易而物价乃适得公平。古者，古人著于《周官》，职任传宣，侪傧介。迨后世梯山航海，万国同，不有译官，曷通情？而译学乃愈不可轻。顾昔之译人，惟以口舌达忱，但使语妙粲花，即免羞陨越。今则译语之外，兼译书，举凡海外之政治、兵刑贸易、制造，无一不需人译述，俾未通西学者得以博观约取，集所长，而谓译学可不及时研究哉？虽然译学岂易哉？其或童年游学，既长而归西

译文西的言论固然宏大通达、渊博广博，但他从未学习过中国学问，不仅对典章制度、国家政治和朝廷纲纪茫然无知，一无所知，就连平常的应酬文字，也格格不入，不能一看就懂。如果让像他这样的人来翻译西书，我担心译文会诘屈聱牙，读者根本无法理解，势必需要另外聘请大学者来修饰润色，导致意义可能与原本有所出入，这是翻译学问不能尽善尽美的第一个原因。

再者，有的文人学士，下笔千言，辞藻华丽，在文坛享有盛誉，偶尔把西文当作余事来学习，粗略认识那些横写竖排的文字，就自命为博通洋学，并以此担任翻译书籍的职务。他们在华文中固然出类拔萃，但对于西学、西政、西术、西艺的精微义理，却茫然不知其边际。想要不贻误学者已经很难了，还怎么能指望他们的作品能够名扬当世、流传后世呢？这是翻译学问不能尽善尽美的第二个原因。

客人说：“如今中国翻译西书，已不下千百种了。其中由官方设立的，京城叫同文馆，上海叫广方言馆，以及北洋学堂有译本，海军署有译本，南洋公学有译本，门类分类，大都是有用的书。至于海内名流私人的著述，以及教会牧师所翻译的各种书籍，更是堆积如山，几乎无法计数。照你所说，难道这些都不值得作为准则吗？”

于是回答说：“这也不对，关键在于主持其事的人是否用心厘定校订。”

试看西方翻译我们中国的书籍，上至经史子集、制度文化，下至民间歌谣、小说演义，一经名人手笔，无不曲尽其意，没有丝毫抵触，甚至像四书、十三经这样庄重经典的著作，也有翻译成西文印行世间的。难道西方人独独擅长翻译，而中国竟然不能追随其后吗？

一定要慎重选择精通西学的学者，口头传授专门学问，而让擅长文辞的华人学者记录笔录。记录完毕后，互相对照原文，没有错误，也没有遗漏，这才可以定为定本，交给刻工刊印。像这样，还担心所译书籍还会犯上述的弊端吗？

又有一种说法认为翻译西文不如翻译日文，说西方有用的书籍，日本人早已翻译出来，而且更加删繁就简，务求适宜。我们如果取日文来翻译，那么文字相差不远，自然比翻译西文更容易。

回答说：这不对。无论精通日文的人，如今都不多见，一知半解，容易贻误后人；即使精通了，不至于贻误。但是西方的政治、教学、学术，往往每月每年都有不同，每当西方人认为新的东西，刚从日本人那里翻译过来，西方人又有新法出现，我们辗转翻译，必然导致新的都变成了旧的，而没有用处。况且凡事都有适宜和不适宜，西学西政适宜于日本人的，怎么见得全都适宜于中国呢？那么何不直接从西文翻译出来，而自行加以抉择更好呢？

因此解释“译”字的含义，并陈述我的浅见如下。如果主持翻译事务的人，务必消除隔阂，而恰当地达到公平，那么不仅各种弊端都能消除，还担心翻译学问不会蒸蒸日上吗？

译论聚珍板对文教有功

自古以来，书籍极少，读书人也并不多。因为古代的书籍都是用竹木刻写的，所以称为简编。简编，就是刻在竹简上并用皮绳编连起来，其次孔子读《易》，说“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这个。到了后世，有的刻在石头上，有的仍沿用杀青的旧法。汉代在太学立石经，凡是想读经的人，都必须亲手抄写一份，以供诵读。有人说秦始皇焚书，是嫌书太多，其实不是嫌书多，而是怕读书的人多罢了。所以焚书之后，接着就坑杀儒生。等到伏生传授经书，孔壁中传出丝竹之声，书籍才逐渐显现，但读书人终究遗憾书籍流传不易，传授极难。直到后蜀孟昶，才允许民间刻木板印书，冯道也印书出售。从此书籍有了印版，书籍的流传因此广泛起来。然而一书一版，虽然方便，但还是嫌其繁重。聚珍板出现后，印书就更方便了。“聚珍”二字，是纯皇帝所赐，起初只叫活字板。这种板用铜制成，有大有小，殿版书籍很多是用这种板印成的。我曾亲眼见过几种，还记得一种叫《禹贡指南》，开头刊登御制诗，极力称赞聚珍板的妙处，并自惜前次误听人言，将印版销毁，大有悔不当初之意。由此看来，聚珍板的有用，已可想见。然而这种板一向贮存在武英殿，即使不销毁，民间也无法借来印书，那么它的流传仍然不广。自从西方方法用铅字印书，那就更方便了。铅字的制成，由模子浇铸，一天之中，即使浇铸数万字，也很容易。一个人，最快的一手可排三五千字，那么限定日期就可以成书。其神妙令人不可测度。试看近来各种聚珍铅板所印的书，风行海内的不知有多少，而其对士林的恩惠，功劳极大。本埠北局《古今图书集成》印成后，无不啧啧称羡。现在局中就用这种聚珍板另印《二十四史》，已经印成过半。版口之佳，纸张之洁白，校勘之精详皆不待言，而其价格之低廉，实在出乎意料。《二十四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其卷轴之繁多可谓极矣。殿版需价数百金，即近来局刻的本子，每部也需价百余金，石印的本子也与局刻本不相上下，只有北局铅板所印，先购买定书票，仅价洋五十元，大概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士人从小读书，谁不愿意穷尽底蕴，大扩眼界？无奈读书人多属寒士，谁能尽购古今有用之书，以供揣摩？所以有志之士，或在大家佣书，借观委宛之藏，窃窥龙威之丰富。然而用心既苦，又往往不能随其意。如果书价低廉，则轻而易举，买而读之，通人将自此更多。这就是它对文教有功的原因，难道浅薄吗？有人说大家世族藏书者，高若廪邱，而其子孙与书为仇，不屑一顾。积久渐至蠹蚀，而无所用。更甚者，且持以易钱米。像这样的，往往而有。那么俗语所谓“积书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这话大概不假。这又何必多置书籍呢？岂不知人生世上，固不必专为子孙计，独不为自己计吗？幸而生于士族，能继承书香，如果自己空空如也，将军负腹，那么在士林又有什么脸面？顾念因为寒畯的缘故，不能购书而读，或许还可以自我辩解。然而生在今世，书价之低廉到了极点。价廉而书籍又丰富，如果不趁此时一饱眼福，不几乎辜负此生吗？所以我说自有此等佳书，而读书之人必多于昔日。且二十四史所载，皆古今治乱之所关系，存亡之所系，一切经济学问，悉在其中。取其观之，可以长识见，通古今，明治忽，知常变。所谓“幼而学之，壯而行之”者，正赖乎此。读书者人人都爱之，而不能人人读之者，正以卷帛之繁，价值之重，非寒士所能购得，那么也只有恝然置之罢了。今既有此价廉而物美，那么购买者众，读者多，不但有功于文教，更有功于世教。张子所云“师道立則善人多”，我将为之下一转语曰：“书价廉则人才盛。购之易，斯爱之深；爱之深，则习之勤。日渐而月摩，自必日新而异。”而谓文教之昌明，人才之蔚起不可于是乎卜之哉！书竟为之浮一大白

通论

综核名实说

名是实的附属。如果有名而无实，则为虚名。君子不贵之。忠孝之名，美名也。如果有忠之名，无忠之实，是为伪忠；如果有孝之名，无孝之实，是为伪孝。想要得到忠孝之名，反而得到伪忠、伪孝之实。人们将鄙视其伪，议论其伪，不能受美名，而转受不

译确实，终究无法占据那个虚名。那么人们应当不追求虚名而致力于务实。然而如果不综合考察核实，就会受到欺骗。只有必须综合考察核实，才能洞察其中的欺骗。所以圣明的君主用人，贤能的宰相选拔人才，智慧的士人观察他人，都在名与实之间反复斟酌、深切关注。既然已经加以综合考察核实，那么隐居的士人窃取虚名，就不会导致误人国家。谄媚的听闻虽然能煽动众人，却不能扰乱我的判断标准。不要以耳朵代替眼睛，而应当根据具体事情来推究人的内心。这样之后，沽名钓誉的人，就没有借口可托；敦厚实行的人，就不会被掩盖。就拿政事来说，上级官员命令下属，必定说要实实在在地推行；下级官员禀报上级，必定说会实实在在地执行。如果不核实情况，那么上级只是寄托于空话，下级仅仅奉行旧例罢了，只有形式上的文书，毫无实际内容。粉饰法令教化，上下互相蒙蔽，有名无实。想要吏治蒸蒸日上，怎么可能呢？推广开来，就拿名位和器物来说，占据什么官职的名号，就应当符合什么官职的实质。比如官名知府，就应当真正掌管一府的政务；官名知县，就应当真正掌管一县的政务。倘若名义上知道而实际上不知道，就愧对这个官职，愧对这个名号了。又如主考与学政，名号不同，实质也就不同。主考只主持考试文章，而学政则视察学校并兼管政务。看《学政全书》，政务就很多了。由翰林院官员担任此职的，不担心不能视察学校，常担心不熟悉政务。况且学政的幕僚都阅读文章、批阅公文，委托书吏，拥有政务之名，却没有政务之实，或许难免如此。又如士人的名号，也不容易践行其实际。无论国士、醇士、奇士的名号，都需要盛德大才才不容易匹配。试想大学士、学士，是崇高的职位，不过说是“有学问的士人”罢了；进士高科，也不过说是“刚进仕途的士人”罢了。难道只是诵读文章，就能占据士人的名号吗？又如儒者的名号，也不容易符合其实际。读《儒行》这一篇，能践行这些准则的有几人？而且通晓天地人，才称得上儒者；正义明道，才称得上大儒；正心诚意，才称得上真儒；博通古今，才称得上通儒。难道穿着儒服、戴着儒冠，就能占据儒者的名号吗？审视这些，遵循名号来责求实质，没有不恰当的。顾名思义，人们尚且希望名实相符，以向上符合圣明天子综合考察名实的用心。

译砭时论

用砭石、艾灸、神针，医生用来治病；顺应民心、通达变化，圣贤用来挽救时局。如今那些夸耀长处、补养身心的人，处境窘迫、步履艰难。《诗经》说“孔子说”，自命为天下士人，并互相议论天下大事的人，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了。不过就是说要仿行西方方法，与百姓重新开始。大概认为西方方法实行后，国家就会富裕，军队就会强大，中华就会治理好，即使雄踞欧美各国之上，也都可以屈指可数地等待实现。等到进一步追问他们所说的目的，他们就举目远望、扬起衣袖，严肃地说：“关键在于广泛铸造兵器，制造器械，修建铁路，学习洋文，以及泰西一切格致之学。如果真诚奉行实行，借法自强的道理，就在这里了。”我说这些，是挽救时局的良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今日中国，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使国家富裕，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使国家强大，即使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使中国自立于五大洲，何况说雄踞欧美各国之上呢？然而说这些话的人，只治理表面，还没有通达内里；只得到粗浅之处，还没有吸取精华。中国自从咸丰、同治年间以来，当时的某某各位公卿，惩前毖后，鉴于过去的见识，知道自我封闭不可以作为国策，于是早上上一道章奏，晚上上一道策略，动不动就把仿行西法当作急务。于是沿海各省，水师学堂开办了，同文馆设立了。等到近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那些自命仿行西法的人，当场出丑，一败涂地，差不多是请小小的日本为中国启蒙、开启蒙昧，揭去了十层幕帘。从此才骇然惊恐，憬然醒悟，以前那些若醉若梦、迷惘沉弱、上下互相蒙蔽的人，到这里如同当头棒喝、灌顶醍醐，醉的人醒了，做梦的人觉醒了，都知道大不能敌小，众不能敌寡，不是西法不可行，而是实行西法不实事求是的缘故。中国仿行西法，将近四十年了，听说日本效法西法，学习才二十多年，枪炮精锐，铁舰坚利，行军打仗，坐卧击刺，上下一心，有进无退。中国却不是这样，中枢大臣筹划，议战议和，没有真知灼见，只是意气用事罢了，那么他们的心就不一致。督师的人勉强奉承中枢大臣的意旨罢了，不是真正韬略素优、指挥若定，那么他们的心就不一致。下至统领营官、武弁平日钻营路径，希图克扣军饷自肥，至于所招募的勇丁，都是乌合之众，器械不精良，纪律不明确，号令不执行，那么他们的心又不一致。统率这些上下不一致的人，率领他们面对敌阵，出入于枪炮林雨中，适宜他们闻声胆裂，各自像鸟兽一样散开。《周书》说：商纣有臣亿万，只有亿万颗心；我有臣三千，只有一颗心。我不敢说中国人果然有亿万颗心，我也不敢说中国人果然只有一颗心。心不一致，那么即使有良法美意，顺应民心、通达变化，也只是具文而已，哪里会有帮助呢？我观察古人气化风会的变化，日益开新，皇古的风气，荒远无征。自从尧舜三代以下，直到今天五百多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政治教化转移，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从来没有用暮气来实行新法，用朝气而不能更改旧法的。我敢大声疾呼对中国说：如果不实行西法就算了，如果要实行西法，那么必须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将目前虚美薰心、浮文妨要的一切惰窳骄矜习气扫除干净。然后一切新法依次实行，不要徒然邀取实行新法的虚名，而承受不力行新法的实祸，那么中国受病的根源就清除了。于是进而用参苓来调理，用饮食来补养，像医生洞见症结，对病发药，一服药就霍然痊愈，那么中国成为中国底有豸（有希望）吗？

时事策要

如今喜欢谈论时务的人，首先谈论洋务，其次谈论储才，最后谈论治兵。洋务是什么？说的是办理交涉事务。交涉的事情繁多，要点不外乎执行和约，遵循公法，在其中周旋，使长久敦睦友谊，不开战端。至于那些隐而不发、尚未见诸行事的事情，虽然一时谣言四起，终究不能完全相信。只有以有备无患，在事前暗中维系；仗义执言，在临时公开决断。然后道理占优，然后气势旺盛，然后谋略确定，然后计策决断，然后可以战，可以守，也可以和。然而我认为当今时世，首先重视不辱君命、能尊国体的使臣；其次贵在文义贯通、绝无讹误的翻译，使联络和好同盟的友邦，奉行公法来周旋。至于京内外办理洋务的人，务必寻求谙练方言、握晓洋人、熟习和约公法的人员，互相维持。那些解天文、通举学、熟与练习兵车、娴制造、识形势的人次之。无事时从容信修睦，以宏无外之规；怀柔远方、和睦戎狄，以辅佐守文之治。尤其必须整顿海防，谨慎边防，修缮军械，仿造利器，作为不虞之备，而谨慎事前的防备。有事时扼守险要、守卫远方，以抗拒窥伺的敌人；坚壁清野，以避开凶悍的风气。尤其必须占据形胜之地，埋伏精锐，诱敌深入，用我的长处，以老涉远之师，而断绝转饷之路。担心消息不常通，就多购买外国新报，勤选翻译，以广见闻；顾虑莠民作为间谍，就分饬守口官吏，严

译加强搜查，以杜绝刺探。如果文官武将、大官小吏，都能同心同德，力求实事求是，从而彻底洗刷因循守旧的习惯、牵制束缚的念头、苟且安适的心态。遇到事情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不因为拘泥操守而误大事，不因为糊涂马虎而损害政体，又何必担心不能自强、不能稳固呢？审视如此，那么储备人才的方法就应当急切推行了。俗话说：太平盛世需要人才，大概人才的兴盛与衰微，关系到世道的治与乱。自从隋唐以来通过制科选拔士人，历代沿袭这一制度。唐朝以诗赋作为应试的程式化学问，宋朝以策论作为应试的程式化学问，明朝以八股文作为应试的程式化学问，而本朝沿袭了明朝的做法。那些从事科举考试、以求取功名富贵的人，全都致力于时文和试帖，将其作为进身的敲门砖。习俗沿袭，不足为怪，而迂腐乖僻的那类人，却丑化诋毁它，说它对实际用途毫无裨益，几乎想要上奏废除时文之后才肯罢休。他们不知道，真正的人才虽然不通过时文来显露，但时文终究不能困住真正的人才，不过是上面以此求取，下面以此应答罢了。如果说通过时文选拔士人，那么评判文章的人拘泥于积习，而分不清人才与庸才；然而如果不通过时文选拔士人，那么怀才的人失去凭借，也没有途径显露其是才还是庸才。现在只有在制科取士之外，进行变通办理，使之逐渐潜移默化。先在通商省份的各郡县，增设书院义塾，充足筹划经费，聘请选拔名师，教授天文、地图、水师、陆兵以及医算、刑律、制造等对实际用途有裨益的学问。如同京城同文馆、方言馆的例子，仍然由督抚提学按届考核，分科考试并推荐给朝廷。对于刑律则隶属刑部，陆兵则隶属兵部，地学则附属于户部，制造则附属于工部，天文则送往钦天监，医学则送往太医院，而水师驾驶则拨入就近的水师提督衙门，再进行考试。每逢科岁试年份，则由郡县中的书院教习造册送请督抚提学联合考核，并附在官学之间。乡试年份，则由各省咨送应隶属的各衙门考核选拔，并附在宾兴之末。会试年份，则由各衙门选举在朝考中授予司职，而仍然发回各衙门试用，使其与科举正途一样量才擢用。勤于供职、确有非凡才能的人，破格提拔，以激励其他人。更在各途径中另增一个外国语言文字科，分为英、美、德、法、俄、日五等，隶属总理衙门。能通晓各国语言文字的为上等，仅通晓一国而能翻译的次之，仅通晓一国而能传话的又次之。必须考核三数次，绝无错误，才能入选，以防滥竽充数。如果能这样，人人都知道崇尚实学，而在时文试帖之外有许多用功之事。晋升的途径，人如果不是自暴自弃，必定能衡量自己的资质所接近的，而分途学习。是国家多一个实学之士，也就是天下少一个废弃学业之人了。

译于是再谈论治理军队的事。军队，就是按时训练，各项事务都完备。静止时像山一样稳固，行动时像水一样流动。平时有准备，就足以镇守安抚；战时有准备，就足以驰骋作战。现在各省都设有防营，而绿营又依次恢复。那些沿海通商的省份，又增设了洋枪洋炮队，可以说非常周密了。然而我认为目前治军的关键，必须像某位官员所提议的那样，各省从防卒和额兵中抽调十分之四或五，多的以两三万人为定额，少的也以一万人定额，专门练习洋枪。凡是步伐阵型，全都效仿西方方法。而洋炮编为一队，制造枪炮、水雷以及木石工程等编为一队，聘请西方教官，每天训练，并规定期限。如果取得成效，就详细考核并分别驻扎在本省险要之地，使他们与防卒营兵互相联络，并倚仗他们作为精锐部队，命名为练军。又在各省中选拔设置防统制官，像现在的长江水师营制那样，让他们轮流分道防守：如闽浙两广为一道，川楚云贵为一一道，大江南北为一一道，陕甘晋豫为一一道，直隶、山东及东三省为一一道，按期按站检阅操练，奖赏必信，以资激励。此外再辅助以民团。民团的方法，是让民间各自购置洋枪军械，三个壮丁抽一个，编队训练，像现在西方商人聚集操练那样。由地方公举贤明勇敢干练的人作为倡导率领，军械交由民兵自己管理，弹药由绅士储藏，每月分期演练，使他们与练军相互维系。一旦有事，就由练军出战，民团守城。将来如果日益有功，成效更加显著，就全部裁撤营兵防卒，全都合并到练军民团中，这样军饷就不会虚耗，军队就有实际用处。其他如文武衙门的差役，就严格规定数额，发给号衣，编定号数，查到有扰害民居的，加重治罪，这样民团的心思就更加稳固了。至于海疆省份，就必须大量购置海舰，以多为贵，火轮兵船次之，炮船又次之，仍然选择要害分别建造明暗炮台，选制巨炮，广泛布设水雷，作为防守的凭借。那些陆地边防省份，就扼守险要建造炮台，分屯营寨，多准备山地用小炮，多训练洋枪步兵，作为守望的辅助，并用各道防弁兵联络他们。设置电报以迅速传递消息，设置炮墩以召唤救援，务必使各省水陆军兵逐渐积累而全部改为练军，各省客籍土民逐渐积累而全部成为民团教练，因时制宜。奖赏必信，惩罚严厉，尤其必须筹商巨款以充裕军饷来源，从而彻底洗刷因循虚饰的习气，那么文治武功就会蒸蒸日上，安内攘外就绰绰有余了。这个说法，曾经散见于各位官员的奏议中，可惜没有汇集这些说法而报告给皇上，分别命令实力推行罢了。

补偏救弊论

唉！当今时局，五大洲是一个大战国的天下。弱肉强食，没有止境。国家如果能既富且强，不仅自保，不致于外败内亡，而且可以扩充版图，威震四方；否则，瓜分的危险可虑，灭亡的忧患堪忧。如欧洲的波兰，亚洲的印度，非洲的埃及，可以作为有国者的深刻鉴戒。人才的消长，确实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文官得到人才，百姓安定而人心团结，能取正道而下无怨言，积蓄丰足，众志成城，就像虎豹在山，蛟龙在水，潜伏其中，显耀于外，施用于近，灵应于远。外国听到这种情况，难道有不灰心丧气而思返的吗？武官得到人才，精锐强盛整肃，士兵对于将领对于主帅，敬畏感怀恩德，亲爱如同家人骨肉，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屹立如长城，邻邦自然慑服了。西方名将毛奇议论用兵三大要点，不待交战胜负就决定了。其一，士兵精锐众多且容易集结；其二，军饷有预备，不致于临渴掘井；其三，器械精良锋利。因此各国孜孜不倦于武备，不遗余力。先前欧洲以弓箭为长兵，刀矛为短兵，兵制甲胄以抵御弓箭，与我们汉唐如出一辙。等到元太祖崛起于和林，威震欧洲，于是有日耳曼人隶属蒙古军籍，不久携带火铳归来，仿照制造，而枪炮兴起了。后来屡次更改方法，精益求精。起初学习石引火照药，接着改用火绳，不久有了铜帽的制度。然而智者仍然认为方法不完备，制度不精良，于是后膛枪出现了。不久后膛九子连发快枪又出现了，不畏风雨，灵速远准，胜过前膛枪很多。过去所称的长兵，到了今天，短而又短，其力量微乎其微，优劣难道不洞若观火吗？九层的高台，起于堆积泥土；合抱的大树，生于毫末；千里的行程，始于脚下，确实不错。即使舜、尧、周、孔再生，也不能不舍弃旧法图谋新法。现在说器械不利，以干犯敌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个吧？由此看来，胜败虽然关系到军队的强弱，终究未尝不是因为器械有误。为什么呢？普法之战，一看就知道原委了。考察西方人日益富强的原因，在于能兴利除弊，因时制宜。我们中国日益贫弱的原因，在于胶柱鼓瑟，拘泥古法而不通今。其他不论，仅就各省经制绿营来说，大凡收录一个士兵，提拔补充一个军官，多以骑射为最，中箭多的被录取

译强者取之，弱者弃之。在位守成者认为这是至公无私，没有私利可图；军营中有见识的人则认为所选拔的并非所用之人，所用之人并非所选拔的。为什么呢？因为养兵是为了防备意外。此后无论外敌入侵还是内乱发生，必定要以火器为先，用它来攻坚，没有攻不下的坚固堡垒。假如我们只用弓箭抵御敌人，他们能在二百八十丈以外攻击我们，我们只能在十二丈以内射击他们，距离相差悬殊，坚甲无法射入，胜负的结果，难道还需要占卜吗？这就像螳臂当车、以卵击石，有什么不同呢？在当今时代，想要自立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想要军队强大必须改革旧法。无论官兵属于哪个营队，晋升补充时应当废除弓箭考核，改为考核洋枪射击法。命中多者入选，定为法令，使士兵练习枪法，将领熟悉测量，名利所在，谁还会不努力进取呢？然而以前没有人主张改革，有的可能是因为才力不足，有的害怕谤议横生，有的不肯白费精神，有的担心请示后遭到严厉斥责，这些都不是忠君爱国的正道。自古以来，贤能的人变法，愚昧的人拘泥；智慧的人革新，不肖的人阻挠。应当各自尽到职责，成败听天由命。虽然如此，有人说：“本朝凭借骑射取得天下，祖宗制定的成法，可以更改吗？”回答他们说：“制度的因袭与变革，每个朝代都有。商朝曾七次迁都，汉朝最终多次更改服饰制度；李唐改变府兵制，明朝中期增设提督、总兵，况且如此。本朝太宗八贝勒的职权，章皇帝进行了改革，起初遇到征调，无非是陆营制兵。到了嘉庆朝教匪之乱，才招募士兵；显庙将营勇视为权宜之计，毅庙将招募定为制度。长江水师的设立，南北海军的兴起，战阵由骑射变为火器，科举增加算学为新章，这难道不是变通成法吗？难道其他事情可以更改，唯独这一件事不能更改吗？”楚庄王治理国家，没有一天不训练和讨论军事，害怕祸患随时到来，所以楚国能够称霸诸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圣人认为他做得对。亡羊补牢，应当就在今天。掌管兵权的人，能不把这话当作空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