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礼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 礼政

交涉

外交策

吴鼎元

中国疲敝到了极点！中国与六大国交往，输送金钱不够，割让土地不够，竭尽全力侍奉它们也不够。那么，该怎么办才能行得通呢？回答说：必须采用兵家反间的计策，然后中国才能太平，然后亚洲才能无事，然后像虎狼一样的国家才不能逞其毒辣、张扬其威势。所谓虎狼之国，是指谁呢？是俄国。俄国把中国看作俄国，本来就可以探囊取物，本来就可以信手拈来，本来只担心别人分食它的甜头，担心英国、日本分食它的甜头，担心英国、日本袭击它的后方。于是它联合法国来制约英国，于是它联合德国来制约英国。俄国的心计多么狡猾啊！俄国的顾虑多么深远啊！那么，中国想要自强，就不能不拒绝俄国；想要拒绝俄国，就不能不联合英国。联合英国的方法，应当私下把俄国想要侵占的土地，秘密献给英国首都，然后再向俄国暴露这个阴谋。俄国发怒，英国必定与它交战。一旦交战，我们就暗中结交日本，从侧面攻击它，捣毁它空虚的地方，沿着西伯利亚铁路直入俄国首都，攻击它没有防备的地方，出其不意，胜负还难以预料。这是上策。与日本结下深厚的关系以形成犄角之势，并派遣善于辩说的士人在欧洲各国的朝廷游说，使他们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互相攻伐，战争连绵，祸患结集，没有空闲来图谋中国。这也是一般的中策。至于修好睦邻，低头侍奉敌人，不制定良策，坐等被瓜分，却错误地大放厥词说：“对待远方的人应当怀柔，外交应当和平。”这真是下策。况且，外交所依赖的，不过是公法罢了。然而，西方近百年来战争之事，难以一一列举。其间两个强国相遇，开始时有公法以强凌弱，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公法。中国既然没有列入万国公法的条款，却还说“公法可以遵守，外交可以依赖”，以此坐等六大国的瓜分。可悲啊！可悲啊！采用上策可以称霸，采用中策可以生存，采用下策就会灭亡。愿意与当代有卓越见识的人商讨此事。

中外交涉论

中外交涉由来已久，大概不是从今日开始的。周朝以后三千多年中，大体上兴盛于西北，而衰落于东南。至于隋唐与高丽发生争端，由于穷兵黩武，不值得深入讨论。元明之间，开始与日本构难，但也由内部民众引导，并非一定是凭借武力凌辱上国。如今西方各国，倚仗舟船航行的便利，万里之遥如同咫尺，大海所到之处，无不与中国共享。其交涉的方法，有与前代截然不同的地方，固然应当深思熟虑并妥善处置，不可以用单一的观点来论断。谋划国事的人不是说战就是说和，说法并非不对，然而都只触及皮毛而没有掌握根本。试问，我们的兵势即使强大，能与大海角逐吗？我们的安抚即使殷勤，最终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要始终相安无事，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头痛医头，见病治病，筑室道旁（比喻人多口杂，意见不一），和战之事每日纷争，而中原的元气日益被剥削，能不深深恐惧吗？西方立国的强盛，无不称赞其船坚炮利，其机器精巧，其算学精密，所以一心学习他们的长技来制约他们，认为除了这四者不足以成功。却不知道其根本的谋划，在于政令简练，下情上达，国是公正，养育百姓丰厚。虽然每日从事战争，但临阵时释放俘虏，没有特殊待遇，刚毅果决，有中原上古的风范。所以心志齐一，号令严明，又有利器来辅助，这就是为什么动辄制胜的原因。我们不探究其根本而只推究末节，是舍本逐末，那么即使拥有他们的船只，拥有他们的技术，而没有他们上下简严忍狠的气势，也就只是白白为寇盗提供资财罢了。谋划国事的人又说：当今之计，力求富强。说法也并非不对。然而富强的策略，在于使人才富裕，使刑政强固，而不在于聚敛财富和搜罗训练军队。试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来说，准噶尔、喀尔喀、环喀、罗利、土扈特、霍集占与大小金川、缅甸、安南，那些环伺而长驱直入的敌人，指不胜屈。三位圣人临朝执政，也只是简拔贤才，任用能人，张弛互用，内外的治理措施全部并举。先有以大的德行服膺十八省兵民之心，而振奋其士气，所以不战而使人屈服，前来称王前来朝贡，没有人敢落后，就像人身正气日益强壮，外邪自然应当退听，不仅仅是每日施用攻伐的药物。又读太祖高皇帝的训诫说：“此时有甲士十三，有军队一旅，只有君臣父子，上下一心，所以能屡次攻克坚城，在前摧破大敌。即使少康一成之喻，以目前无缺的金瓯。”一旦继承祖业，大振纪纲，使野外没有遗落的贤才，朝廷没有侥幸得位的人。振作以祛除积习，宽厚以安抚残存的百姓。智者竭尽其谋，勇者尽其力，有一往无前的朝气，辅以朝作夜思的精神。吏治一新，民颂大起，那么安内就是用来攘外。国脉日益巩固，可以富，可以强，可以和，可以战。西方各国看到中原的纪纲震劲，上下同仇敌忾，没有不翻然改图，诚然信服，不需要召集军队陈列师旅，而他们的士气已经溃败。所谓战胜于庙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今日谈论洋务，想要制约外人，不必学习外人。学习中国就可以了，不必学习中国的古人，学习中国的本朝就可以了。法制之善，没有比本朝更好的；事迹之近，没有比本朝更近的。倘若不求

译国家的根本所在，却认为祖宗的成法不值得效法，他人的议论不值得畏惧，因循守旧、苟且简略，虚度光阴、玩忽职守，那么宵小之徒便会趁机产生邪念，四方邻国都无所忌惮。船中敌国，枕戈待旦，又岂止是不能制服强敌而已呢？杜牧议论河北局势时说：“上策莫过于自我治理。”孟子说：“让青壮年在闲暇时修养孝悌忠信的美德，就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去击败秦楚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了。”如今筹划边防，也只有远承孔孟的教诲，上复祖宗的法度，那么正确的论调在于此，权宜的论调也在于此。如果不是这样，纷纷扰扰地议论战、和、师，用这些方法来制约那些人，我担心只是徒劳无功，最终毫无益处罢了。

译关于交往应当如何论述

张玠

中国富贵显达的途径，都在于八股文、试帖诗和小楷书法之中，而学校中诵读经书的儒生，除了八股文、试帖诗和小楷书法以外，就没有别的学问了。身居高位、功勋卓著的权贵，除了八股文、试帖诗和小楷书法以外也没有治国的大略。等到道光、咸丰年间以来，欧洲与亚洲互通贸易，洋务兴盛起来，这是时势使然。然而拘泥于旧习的人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怎么能与他们为伍？轻视他们、抛弃他们、痛恨他们，几乎不与他们共存于同一时代。有人提到洋人精巧，做事脚踏实地，他们反而讨厌听到，反而闭口不谈，这是愤世嫉俗的人。愤世嫉俗的人不能办理洋务。又有一种人，心中没有坚定的见识，看到洋人心思精巧，做事勤勉，内心慌乱、眼花缭乱，称赞他们包罗万象、贯通天地，甚至把他们不值得效法的地方也加以称赞，这是趋时附势的人。趋时附势的人更不能办理洋务。中国各地方大员，如果对洋务不加揣度，错误地派遣上述两种人去办理，没有不失职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称职的呢？试着详细论述一下。中国从前办理洋务不得当，弊端有二：一是不谨慎，二是不公正。洋人所办的事，有一半是中国未曾见过的，稍微粗疏大意，当事者不以为意，事后往往受其欺骗，心中不谨慎怎么行？天下无论何人与我方交涉，都应当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稍微存有偏见，怨恨就会在心中积蓄，终有一天会爆发。洋人气势盛而势力重，首先应当依据道理来论断是非，心中不公正怎么行？所谓谨慎，不是对无关紧要的事故意纠缠；所谓公正，不是对军国大事一概不计较。事情必须在争，就执守西方国家的法律，不敢稍有宽纵；事情可以稍微退让，就通融我国的权宜之计，不必过于拘泥。洋务头绪繁杂，归结起来无非是君权与民权两个层面，而在君权与民权之中，又分轻重：杀伤、焚毁、抢劫打斗、殴打、货物钱财、拐骗，以及撞船、置产等案件，这是民事；侵越疆界、偷漏税收、违反条例谋取私利、关埠通商、以天教传教、游历等案件，这是君事。如果是民事，可以延请西方国家的公正律师，推究其情节，逐案剖析辨别，如果理亏在我方，就依照法律治罪，或者商议赔偿，无需隐瞒。如果理亏在对方，重的就追究他们依照西方法律处治，否则就咨请总理衙门行文给该国政府，以惩治他们不遵守法律的罪行，不这样做就不罢休。轻的就听任该国领事，或者监禁，或者杖责了事。他们远涉重洋万里，孤身处于我国，事情本来细微，枉法保全他们，不失为忠厚。如果是君事，重的朝廷自有总理衙门裁决，轻的也应当依照西方法律处治。如果对大局没有损害，不妨听任他们稍微占点便宜，以涵养和气、保全邦交，这就是所谓竭尽职责的人。然而有人说：中国势弱，洋人势强，事事顺从而为尽职；又有人说：中国愈弱，洋人愈强，事事力争才为尽职；或者更有人说：《万国公法》一书，是万国的准则，事事援引才为尽职。这些都是不对的。畏惧洋人而避开他们的锋芒，希图省事，就是多事的开端；轻视洋人而与他们对抗，想要取胜，然而取胜就是取败的开端。彼此势均力敌，万国公法足以称为铁券；如果有强弱之分，那么公法就只是废纸罢了。总之，洋务人员平日应当熟读史籍，洞悉古今事变，那么心中就有把握。根基既真，措施自然得当，而又存心至公至平，不偏不倚。所以一旦派去办理洋务，不仅没有尊中抑西之心，也没有我中彼西之见，那么洋人自然心服口服，点头同意，就进入我方的范围了。身为大员的人，平时见到这样的人才，应当夹袋收藏，以备临时使用。一朝有事，衡量他们的才力，按名选派，哪里还有洋务难办的说法呢！只是今日各大员，平日不把洋务放在心上，并不寻求办理洋务的人员，一选派就以为一定能尽职。岂知一与洋人相见，洋人知道他们并无胆识，稍微恫吓，稍微为难，就已经手足无措。上报给大员，大员也没有成见，含糊批复，照洋人所说的定案罢了。唉，令人感慨啊！

办理交涉以胆识才辩为先论

黄润章

春秋时期各国战争频繁，群雄并起，依靠两三个有才能辩才的臣子在各国间通使，以平息战伐而保全百姓性命。于是向戌弭兵，端木连骑，无不受到诸侯的倚重。到了汉代，北方患匈奴，西方结交月氏，于是导致数万里外的使节在路上络绎不绝，而博望侯张骞、典属国苏威，被世人啧啧称道。这就是使臣的才辩，处理各国事务，所以被世人看重的原因。如今中国自从道光年间允许泰西各国通商，大开海禁，互相往来，统计其国家有英、法、俄、美、德、普、义、奥、丹、日本，其余小国都依附其中。于是创设总理衙门，兼设南北洋大臣，还有出使大臣，其他如随员、翻译、领事等官，以办理交涉等事，效法西方学问，一切矿局、电局、船政局、制造局无不以精通洋务的人才担任其职务，而洋务于是纷纷兴起。

译大概几十年来，西洋各国中只有英国、法国与中国摩擦最多，一两个强国相继兴起乘虚而入，局势愈发棘手。至于华人在海外的人数越来越多，教堂在内地越来越多，推行西法越来越广，那么办理洋务的人才就越发急迫。所以内部如总理衙门，外部如督抚等各大官员，管理洋务时耳目难以周全，不得不选派人员来担任洋务职务。洋务难道可以轻视吗？以前中国官员不熟悉洋务，每次订立条约都受到洋人的欺骗粉饰，枝节横生，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每次购买军火都受到洋人的蒙蔽，物品便宜却价格高昂；即使设立局所创办事业，半途就废弃了，因为办理无人，至今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承蒙垂问洋务人员中谁算称职，我认为办理洋务的人，一是在海外，一是在国内，推究其关键，只在于改革士人科目、变革仕途。凡是办理洋务的人员如果能由此而称职，那么为什么说在海外呢？自从驻外使臣之外，名为随员、参赞、领事等官员，有一半出自翰林，有一半出自翻译，有一半由大员保举。凡是擅长辞章的人，不过记录海外风俗人情、道路城郭，用来在中华夸耀，而对于深入探究其政治得失，却茫然无知。即使有一两个人用心学习西学，每天与洋官交往融洽，也不过是知道他们的言语，略懂他们的文字，略知他们的机器，所以任期结束回国后，洋洋自得地自命为洋务中人，究其对于泰西各国的实学，仍然茫然无知。所谓称职的人，在哪里呢？大概随员、参赞，是使臣的辅佐。凡是呈递国书，赴宴应酬，不卑不亢，以威仪摄持，这还是浅显的方面。必须先求他们熟悉翻译，善于权衡，应对便利，机变莫测，善于逐事领会心意，足以探知海外虚实强弱的真实情况，而没有丝毫差错。领事是使臣保护商民、分理事务的职位。有新加坡领事，有旧金山总领事，有纽约领事，有哈瓦那总领事，有马丹萨领事，有里约热内卢领事，有长崎、横滨、神户三个领事，有箱馆副领事。凡是领事根据所见所闻，与海外地方官商办理事务，即使驻外使臣，也以领事所报为依据，才可以与外部交涉辩论是非。领事这一官职，如果只是查验民船、稽查民数，这只是具文而已。大概办理海外事务，一是振兴商务，一是安定民业。总计华人在海外的，有的从事通商，有的雇佣做工，有的从事种植，有的开采矿山，不下三百多万人，都由领事管辖，而由使臣总任其事，也由随员参赞分任其事。他们办理商务时，创设海外各埠的公司轮船。但是西方人的货税本来重于中国海关所征收的，华货进口任意加征，如以前的招商局和众轮船就是如此。却不知道洋货进口税先与洋人订立税则，就可以以此例彼，华货进入彼口岸，也应该减重就轻，并应仿照通商章程第二条。凡是中国的金银首饰、各种器皿、衣服、行李、叶药、料酒、烛柴、炭茶、食鱼、菜糖、饼等，到达海外通商埠头，一概照中国惯例免税。虽然洋官难免有异议，但必须据理判断，有以堵住他们的口而夺去他们的气势。如果洋官允许遵从，那么洋货税轻，获利就厚。不仅海外华商可以恢复生计，而且土货畅销内地，民生因此稍微宽裕。又恐怕华商公共利益不统一，自相倾轧，必须等待洋务人员合力维持，相机办理，不能预先臆断，那么海外商人日渐起色，都依靠这个。他们办理民业时。

译听说各国洋人都有轻视华人的意图，有的禁止华工，有的焚烧杀害华人，有的强迫华人为奴，有的每年收取身价，凡是各种任意施行的苛政，不愿中国设立领事馆的，以美国为最，荷兰、日本次之，英国、法国又次之。前丁提督出洋巡视新加坡各岛屿的华商，因被当地人欺凌剥削，无不环绕诉苦哀求，拟请各设副领事一人。当时薛星使也有奏请增设南洋各岛领事馆的奏疏，这都是为了华人的利益着想。因此选派人员，应当如何根据情况筹划办理，以安抚海外数百万生灵。虽然洋人性情固执，每多一事必多波折，但必须援引国际公法来争辩，不畏惧笔墨言辞的繁琐，不夹杂犹豫不决的看法，不混淆紧急与缓急的顺序，使得洋官无话可说，当地人不敢侵侮。这都是在外洋办理洋务人员的称职表现。

那么在中国呢？自从中国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之初，中国官员往往不懂洋务，遭受的损失实在很多。就拿鸦片来说，它是危害百姓的毒物，各国所不容，进口却因中国订立条约突然允许洋人贩卖进入，载入条约之中。中国贫弱的局面，实际上从此开始。鸦片在孟买出口，每箱征收银六十磅，中国出口的茶税，每箱仅征收每百圆的七十五，不到一成；而英国进口所征的税，不下四五成。更有英国人犯事的，都由英国惩办，中国人欺凌扰害英国人，都由中国地方官自行惩办。像这样，洋人与华人同样犯事，而中国的罪责重，西方的罪责轻，其中的利害关系可想而知了。至于每年购买船炮人员，被视为美差，什么样的船坚固，什么样的炮锋利，竟然茫然不知，只知道中饱私囊，以低价报高价，其次的，如船政制造各局司事，充数的人不知有多少，甚至每月领取二十多两银子而占着位置等待，也不知有多少。再其次的，捐资招股开矿，误雇矿师，虚耗岁月，矿未开而银子都已化为乌有，矿即开而半途溃败，以致巨额财富破家，钱庄闭市的不可胜数。是谁做的，是谁导致的？大概是办理矿务的人员，试问他提炼矿石几斤，出铜铁几斤，就贸然不知了。所谓办理矿务的人员，未免有惭愧之色了。办理洋务的事，不胜枚举，只选取大的方面来说。

为了富国强兵之计，一旦办理铁路，以勘测路线为第一关键，必须精通地理之学，深谙测量之术，凡是山川险易，道路平陡，无不了然于胸，方能勘定合法之地，一切过山渡河，都须测准并绘制平剖面图，图中注明每里高若干尺，地图既然明了，那么造路的全局就在胸中了。又以估算工程材料，工程则以筑路夯实、开山砌洞、铺轨为大宗，而停车站、渡河桥次之；材料则以铁轨、垫木、碎石为大宗，而机车、客车、货车以及日用之煤、中途之栈次之。工程估算确定，那么造路就有把握了，这是办理铁路人员的称职。

一是矿务，中国是财赋富饶之地，云南产铜，山西产铁，湖北、江西、湖广产锡，齐鲁、荆襄产铅，台湾产硫磺，以及伊犁淘金，和阗采玉，矿产资源之富，诚为五大洲所未有。凡是查矿的方法，以土色定层次，石质分纯杂，既区分之后，又知道何石含金，何石含银，何石含铜，含铁，含铅，硫，钡，锡等质，成色分剖，丝毫不差，且钻深矿层，试其厚薄宽窄依法推算而知矿藏多少，以汽机之马力若干者而合用矿工多少，以每日出矿若干者而核计成本多少。即使矿师谬指某处产金银，某处煤铁，任意高谈，听之者无不受骗。然而有精于矿务的人员，查其实力，辨其非，不至于如前误听，矿师一败涂地，这诚是办理矿务人员的称职。

一是军械，自从西方人崇尚武备，精益求精，中国每年购买军器，不下数千万金，无奈西方枪炮日新月异，而中国购买之时，多半是旧式，那耗费金银何？大概办理军械人员不懂制造之法，何怪其受西方人欺骗呢？若能购买器械，如台炮略重无妨，即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似已足用。如船炮非重，则船不能胜，即德国的克虏伯厂为最宜，都要以身长击远为贵。如行营诸炮即克虏伯车炮之六生半口径者，八生者，八生口径者，北方南方平原皆合用。分截行进钢炮，利于越山行远；田鸡炮，利于凭城据山，夹岸击船。如各种后膛枪，单次发射者以德国的毛瑟为最，连发者以美国的五响雷明顿枪为最。如各种水雷，以鱼雷最猛烈，一物而兼船炮雷三者之用。如果能悉心考校，辨别粗精，这诚是办理军械人员的称职。

那么改变科举仕途呢？自从文科

译因为以文章选拔士人，所以中国士人所知所能的，不过是时文和试帖罢了。唉！如果时文试帖真能经天纬地、安内攘外，那么一旦官员去办理洋务，几乎像盲人一样无知，还指望有什么时局应对能力吗？自从武科以弓箭选拔人才，那些威武的武夫所擅长的，不过是拉强弓、舞大刀罢了。然而试想，在枪炮使用的时代，却仍然重视拉强弓、射中靶心的才能，这难道是想依靠刀石弓箭来抵御水雷铁甲吗？难怪被西方人当作笑柄。由此可知，中国积习难除，所学皆非所用。至于那些滥竽充数的京官，不屑谈论洋务，凡是办理洋务的人都被他们视为“用夏变夷”的人。等到被提拔到地方大员的位置，才恍然发觉当今时势与往昔不同，私下感叹洋务不可不讲究，然而已经晚了。一个官员有一个官员的命令，即使前任大员极力经营，良法美意，但继任者往往改变前人的做法，前后辙迹不同，这就是华人办事很少精通的原因。如果不稍微在洋务方面变革旧法，开辟用人之道，使人人都能通晓，将来即使有万全之策，几十年后主持的人缺乏，也必定名存实亡，渐渐废弃。那么现在的计策，不如破除旧例，凡是在京都任职的官员，考试差及翰林、詹事、科道等职。大考时，以洋务策论题目来考察，对时势通达、条理清晰明白的人，破格提拔。虽然纸上空谈，坐着说未必能起来做，但专心于时务之中，以博取人间的富贵，其称职可以立刻达到。岁科乡会试的八股文，纵然不能完全废除，也应当减少其途径。适宜在沿海七省之中，确实能减少一半的文举名额来选取别途，专门考察天文、地理、兵法以及水火、电、重、气、光、声、化、矿、医等学问。第一篇写华文，第二篇写西文。那些西文通而华文不通的，如以前的出洋学生，不过是给海关添一个翻译，给洋行添一个买办，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那些通华文而不通西文的，只知道潜心于帖括，见识拘泥狭隘，行为迂腐谬误，这是腐儒，都不允许参加考试。只有两者兼通的，才允许进入考试，称为特科。那些独出心裁，能制造各种机器物件的，允许他们随呈验，并允许指明所长何艺，以便提前报名命题考试，使天下百姓知道功令所在，不得不为邀荣希宠而谋划。一旦脱颖而出，怎么知道没有精通洋务的人才呢？其称职固不必说。武科首先改试洋枪，其次试枪炮，第三试测量绘图。考中甲科后，即录入水陆各营随营操演，以增加其见识。如果材艺俱优者，给予品级。将来临阵边疆，胸有把握，其称职也可知了。仕途因专一而更加精通，因长久而更加熟练。凡省中有交涉外洋之事，就倚任明白洋务的人，终身不离开洋务差事，使先做洋务人员的人，专门负责翻译，继任海关监督，继任海关道，内升总理衙门差使。每次提拔时，一切刑名钱谷都置之不问，另派委员帮办，致使办理洋务的人精神专注，琐碎之事无虞，不至于视官职为传舍，而百废俱兴。其称职更当如何呢？希望功令变革而真才出现，上面有好尚，下面必定盛行。中国地广人稠，如果奋起才力心思，超越西方国家，有什么难的呢？二十年之后，中国办理洋务的人员其称职当不可胜数。这是中国今日天下的一大转机，其时机就在于此时！

译应当编纂道光、咸丰以来中外交涉文书的序言

西方各国政府每逢年终，总是将这一年内的往来公务文书，汇总印刷成册。中国习惯称之为“蓝皮书”。我私下认为这种方法最为完善，而施行于今日的中国，则尤为不可缺少的举措。请允许我加以申述。自从道光年间以来，中外交涉日益繁多，当时各国的公文、臣工的奏报，应当如何明白地公布，使人们知道外患的紧急、国势的紧迫，寻求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杜绝欺凌的方法。然而当时朝廷中的大臣，大多以隐瞒国家灾祸为宗旨，凡是办理交涉、陈述洋务的奏折，大多不发给抄本。所以士人生活在今天，想要考察研究当时的旧事，也只能在各位重臣的文集及私人著作中，略知一二。而究其当时的旧事，哪些是应对失当，哪些是办理不易，仍然不能完全知晓。我私下认为我国办理洋务，对内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总汇，对外则以南北洋通商大臣两署为总汇。然而沿江沿海各省，凡是有通商码头及教堂的地方，其督抚衙门中所存的公文，牵涉洋务的，也颇不少。非常应当汇总记录，刊印分发，对上以供朝廷阅览，对中以便官吏警戒，对下以供士子考求，这是不可以迟缓的。因为我国自从与外人往来以后，每办理一次交涉，就遭受一次损失，其中的原因千头万绪，难以穷尽追究。有我国举动本来违背公理，于是遭受指责，隐忍迁就，以致受损的；有西方人所为本来不合法，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防备的方法，他们有事先谋划的智慧，先前趁我们不觉察，一一预先布置，等到指名索要，那么我们虽然想不答应，却无可奈何，以致受损的；又有外人故意挑剔，借端试探，本在不必应许之列，即使他们也不敢必定我们会应许，然而我国官吏不通晓外情，也不知晓公法，或者稍受恐吓就应声附和，或者不耐磨蹭就迁就了事，以致受损的。这些情形，实在应当让每个人都知道，或许可以悔恨过去的错误，作为后来的借鉴。而如果不阅览当时上下的谕旨奏折、中西的公文，又从哪里得知呢？至于近来的教案最为难办，然而前事已覆，后事方兴。从前各省州县历次办理教案，不止一起，其得法的，必有其得法的原因，其不得法的，也必有其不得法的原因。如果不遍览当时的文书，又从哪里得知呢？所以编纂这件事，必不可迟缓。这还只是从官吏方面来说的。如果从士人方面来说，那么大约十年前，喜好谈论风节气节，大多把喜欢谈论洋务的人视为汉奸，极力诋毁西方政治的人被视为正人君子。到了近来则风气一变，讲求西方政治学问的人不乏其人。然而对于本朝的掌故，既然有所不详，那么他们与西方人交往的得失，也就不能完全知晓。一旦亲身处于那种境地，凭着虚骄之气去办理繁重的事务，不致误事的几乎没有。那么编纂中外交涉文书，以供士子考求，也就是储备日后的重大用途，使不至于翻车脱轨以误国家大事，也不致视为理所当然，使中国从前所受的亏损失，永远不能在日后挽救。这又是目光远大的哲人必定应当留意于此的。

保守朝鲜论

日本自从尝试采用西方方法以来，日益富强，对我国中国长期轻视，琉球既已悬置，朝鲜一向垂涎，之所以迟疑而不敢染指，只是畏惧俄罗斯的强盛罢了。如今我们不揣度情势，突然想要与之同心协力，讲求唇齿相依的道理，这何异于遇到强横凶险之徒，却用诗书仁义去劝说他们呢？愚蠢到了极点！英国在欧洲各国中号称强盛，然而近几十年来，外强中干，大有持盈保泰之意。它也知道朝鲜被俄国占据，必定不利于印度等属地，所以先前巨文岛之战，不与中国商议而兵轮铁舰云集。俄国对朝鲜有野心，蓄谋已久，也知道英国人必定相互钳制，所以拖延至今，仍然徘徊观望而不敢立即发动，然而也幸好俄国没有先发难。以畏事的英国，抵挡正盛的俄国，并驾齐驱，不知鹿死谁手？英国难道不自量力吗？所以即使答应我国的请求，也不过调拨几艘军舰，以壮军威，收虚声而已，决不能协力保护，始终没有二心。况且俄国占据朝鲜，其不利于印度等属地固然如此，但未必立即波及印度等属地。英国于是命将出师，效仿鹬蚌相持，胜则是中国之福，败则是中国之祸，患难在眼前，长治久安则在数十年之后。这在谋远虑深的人，或许不惜以全力相持于其间，英国正兢兢自守，它肯冒此大难吗？我有理由知道它必定不会这样。朝鲜是千百年的旧邦，在我朝定鼎之时，稽首称臣，一旦外部逼迫强邻，正求免于难尚且来不及，我们既不能加以保护，却悬置其国而收编其民，这我们岂不是成为俄国的先导。那些朝鲜人民，难道会心悦诚服而没有违心吗？那些虎视眈眈的各国，难道会袖手旁观

译观察而没有争端吗？我担心军事冲突将由此开始，而强大的俄罗斯的祸端也将由此开启。想要保护它却反而使其陷入危险，难道不应该事先仔细审察吗？那么，保守朝鲜究竟有什么策略呢？回答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如用改变它的方法来保护它，否则就用放弃它的方法来保护它。为什么说用改变它的方法来保护它呢？古人曾说：“抖动皮衣的领子，万千毛发自然整齐；提起渔网的总绳，众多网眼自然张开。”自古以来，没有不从端正根本、清理源头入手，就能成就大功、建立大业的。如今朝鲜的君主，被后宫宠妃迷惑，听信妇人之言，纲纪败坏，政务荒废，贤人被排斥，奸邪之人把持朝政，君主德行不明到了极点。上下互相蒙蔽，贿赂公然盛行，严刑峻法，百姓无法生存，豪绅和狡猾的官吏倚仗权势欺凌侮辱，小民的困苦非常严重。君主在上昏暗，百姓在下困顿，内部有小乱，外部有强敌窥伺，其形势如同千钧重物系于一发，危险就在早晚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施展挽回补救的方法，不改变方针策略就不能成功。于是明确颁布谕旨，由中国特别简选驻扎大臣主持其国政，选择宗室中的贤者来辅佐，驱逐那些阻碍贤才、危害国家的奸徒，招纳隐居的贤士，提拔老成练达、擅长从政的大臣，建立新法、废除弊政，向全国颁布诏书与百姓重新开始。所有政事，都由国家的老臣和杰出人才在其中协助处理。在积重难返之后，忽然经历这番耳目一新的变革，或许贤者能够自我奋发，不肖者能够自我收敛其邪念，然后加以教导鼓舞，力图振作，彻底洗刷萎靡不振的积习。大纲既已确立，各种事务都能治理。从前商汤、周武王凭借百里之地兴起，夏桀、商纣凭借千里之地灭亡，国家难道有强弱之分吗？只在于如何治理罢了。朝鲜既然得到贤明的君主发愤有为，励精图治，将在不几年间焕然一新，可以与日本并驾齐驱，强邻的窥伺不期而止。抵御外侮，巩固疆土，这难道不是正本清源、一劳永逸的计策吗？

译然而必须给它以时间，等待它长久。议论的人或许不是没有迫不及待的忧虑，不得已就有抛弃它的策略。在那些说保全却以抛弃为名的人，确实不是好计策。然而有抛弃的名义而有保全的实质，那么抛弃它也就是保全它。在目前的计策，不如让朝鲜成为局外国家，不隶属于中朝。有人说：那么将把它抛弃给日本吗？日本不足以抵挡俄国，也就不足以保全朝鲜，而且还能成为中国的祸患。将把它抛弃给法国、德国等国家吗？那么跨越他国而鄙夷远方，不是形势所便利的，而且他们又不肯夺取俄国的欲望。鉴于中俄之间的忌恨，环顾眼前，其力量足以抵挡俄国，而且对朝鲜有辅车唇齿之势的，只有英国。于是选择通达时务、善于言辞的大臣，出使英国，陈述利害，明确告知朝鲜虽然是小国，实为亚洲北部的屏障。现在外面面临强敌，内部不能自立，中国的力量恐怕不足以兼顾。巨石累卵，岌岌可危然而朝鲜一旦灭亡，就没有了屏障，将来俄国将蚕食印度，蹂躏缅甸等属国，虎兕出柙，笼络实在困难。这是朝鲜的灭亡，英国也有不利。从今以后，愿意与贵国预先订立密约，使朝鲜两无所附，而归于中国和英国为之保护，以表明中国和英国并非贪图其土地、私吞其贡献，只是以大局所关、公义所激而为之保护。即使欧洲各国知道，谁说这不适宜？这样，英国没有亡矢遗镞的费用，而暗中以朝鲜为指臂，而且可以用保护朝鲜者保护印度等属国，英国必定会答应。俄国知道朝鲜已经与英国共同拥有，那么势均力敌，必定不敢轻易与英国构衅。兵戎一起，中国和英国共同乘之，也恐怕力量不足以抵挡两大强国。这样我们不劳一卒，不费一兵，而朝鲜的危机一旦安于磐石，难道不是计策得当吗？难以接受的人说：以堂堂中国不能保全一个朝鲜，而一定要委托给英国，与英国共同保全，难道名义上不可居吗？那么将回答说：这正是必须让朝鲜成为局外自主国家的原因，也不隶属于中国，也不隶属于英国，而后中国和英国才可以持大公之心从事。如果不以朝鲜委托给英国的虚名，也不能保全朝鲜，致使朝鲜被俄国占据，而贻害遂及于中国，实在是祸患。爱惜虚名而被实祸，孰得孰失，必定有能辨别的人。唉！我所为朝鲜考虑的已经极尽了，然而看朝鲜近日之所为，实有轻视中国之心。我即使想为朝鲜谋划，朝鲜不信任我，又能怎么办？东西必先腐烂，而后虫子才生；人必先怀疑，而后谗言才入。这就是开启俄国觊觎之心的原因。

保朝鲜末议

曾经考察朝鲜是亚洲弱小国家，周长七千里，北界连接俄国，东南靠近日本，三面濒临大海，五千里。它之所以苟安旦夕，而不像安南那样被法国分裂，缅甸那样被英国袭取，琉球那样被日本悬挂，依赖有中国声威灵光为之维持调护罢了。追溯自圣朝定鼎之初，允许朝鲜自立，声教屏障东藩，不叛不侵，世代修贡职。其闭关绝使，没有邦交的，将近三百年了。近于光绪丙子二年，日本胁迫以兵力，才允许仁川、元山、釜山三口通商。只是条约内日本人知道有中国，绝无备兵保护的话。上年己丑春，俄国兵舰驶入鹿岛，势如占据，问其本意，则将建船澳，屯军粮，筑炮台，设戍兵。近复以干涉高丽之事，勒令立约，请命于我的政府，同为邻国，愿分保护微劳。看这两个国家，同一觊觎于朝鲜，而俄国更加肆无忌惮了。日本足以侵犯朝鲜，不足以抵挡俄国，地仅四岛，东悬海中，如德川末造，俄国兵舰入大入唐太，加上英美兵舰入下田、贺蒲、箱馆、西馆、长崎诸口，往来无定，举国骚扰。旋即以唐太归俄，而与英美修好，俄国视日本等于视朝鲜，特观变沉机，不欲遽开其衅耳。查俄国跨越亚欧二洲，惟西卑利亚东部地多荒野日本欲辟一门户，以遂其鹰瞵鹗视、鲸吞蚕食之私，如南山、黑海土耳其限若雷池，难越一步，不得已投间抵瑕，旁侵伊犁。迨朝廷遣使分划鸿沟，而俄人犹复狡然思逞欲移界碑，煽动奸民，希冀得愿。今知中国讲求武备，创立海军其眈眈之视心注朝鲜遂于东部大兴铁路，限五年蒇事自提乌门至额尔库特斯克渡拜喀尔湖绕黑龙江北岸东达乌苏里至海参崴距西部俄京彼得斯堡计长华里二万八千运饷征兵刻期可到其谋不利于朝鲜者先以据岛为尝试以觇我筹画设我厚集兵力于东陲彼忽逞于西邮之伊犁声东击西肆其诡计而又于吉林黑龙江之北界重屯试兵九万为此路提督伊克乃奇夫所统势如牵制我军彼可乘间举珲春士卒疾渡图们江窜入庆兴镜城南犯明川北青咸兴等处从俄

译贺资格海调取太平洋罗实司所统领的兵船二十八艘，其中能作战的虽然只有七艘，但凭借铁甲舰去袭击朝鲜边境，也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一旦将咸镜道全境一千二百里的海疆据为己有，元山这个港口就可以成为安南（越南）的西贡，观察并划分与中国的边界以进行保护，完全依照安南的成例，役使日本作为通商口岸，以防备日后有变。俄国实际上能够左右局势。近日我国洞察其奸计，严厉命令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勤加训练，不准军士请假上岸。而且吉林将军顺某在混同江南岸、图们江北岸增兵严备。黑龙江将军克唐阿整顿边防，征召足额的旗兵一万一千八十名，拟请每名士兵实际发放年饷银二十四两，外加马干费以备差操。奉天将军裕禄选练精锐部队，以备不时征调，接办电线以通报东北军情。在籍的大员、新疆巡抚刘锦棠，朝廷认为他威望素著、办事妥善，特颁优诏赏假，不便免去其职务，可见圣上谋划深远，边疆藩篱都归于庇护之下。如果说保守朝鲜，也应当屯兵戍守，却不知道我国向来没有这种先例。朝鲜自己筹备防务，尤其不容片刻迟缓。朝鲜全境分为八道，咸镜、平安为北二道，忠庆、全罗、庆尚为南三道，京畿、黄道、江原为中三道。风气刚劲，北方胜过南方。选将练兵向来遵循古法，近日西方治兵以德国最为完善，其民兵三百八十万，设有轮替之法，在营训练三年，在籍听候调遣十二年。朝鲜适宜变通推行此法，将南北中三道分别由将佐统领，而由专阃大员统一指挥。江华、通津等岸虽然设有炮台，平时不加演习，一遇敌寇警报才开始筹备防御，那么炮台可以依赖的十中不过二三。昔日英将戈登曾筹划陆战之法说：“购买制造枪炮只求采用西方通行的平等制式，辅以短刀长矛，已足够济用。”只要训练得法，统帅得人，等到敌人登岸时多路出击截击，没有不能取胜的。这确实是深知我国情势而立的言论。朝鲜如果实行民兵之法，尤其应当加以重视。然而陆战固然足以杀敌，却还不足以穷尽敌势。如果在港口广泛布置水雷，谋划严密而敌人不知，机制灵活而我方可用。只要使敌舰在外游弋，而不敢靠近停泊，以此来消耗敌人的士气。苏秦谋划六国，以不战而胜为上策。统筹朝鲜海岸，西部如平安、黄海、京畿、全罗、忠庆五道，本是我国海军巡视之所，旌义是外海要地，时常派兵轮停泊于此。北卫黄海，南顾东海，东距釜山港口四百里，以扼守日本海的要冲。沿疆四十余岛，相机策应，尤其容易。只有东岸咸镜、江原、庆尚绵延二百里，扼守要害驻防，朝鲜应当拿出全力。如果海疆有事，万一难以支撑，如壬午六月之战，我国可以出兵东渡，屯驻汉城，分路接应：北至咸镜道的元山六百里，南至庆尚道的蔚山七百里，东至江原道的江陵三百里，三涉四百里。北境的庆兴、镜城、明川，就近派遣图们江北岸的吉林军队，抽调队伍南渡以援助。北青、咸兴等口岸，派遣奉天省的练军由渭原到达奉天，向东北走运德山至北青，向东南出剑山至咸兴。两山雄伟镇守，南北山峦重叠冈岭重重，最适宜设伏，或者像安法之战那样，朝廷庇护刘军，供给军火接济军饷，使其一心将事，又担心其兵力单薄，用我国的精锐部队作为犄角之势。总之，保卫朝鲜以防俄为先，防俄以东岸为急，东岸又以北境为要害。其方法在于备海宜陆，战堵口宜用水雷，守土宜用民兵，决断于两句话：兵法说“用我之长，攻彼之短”罢了。朝鲜土地适宜五谷、矿产、五金，近北边的百姓向来习于射猎，如果能富教兼施，新策大显，那么朝鲜就能得到自全之术，朝廷大概就没有东顾之忧了。难道不美好吗？

译训俗

天下的安定与动乱，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民心的善恶决定的。百姓的本性是善良的，那些不幸而流于邪僻的人，并非生来就邪恶，而是生长在乡间，没有听到教化，耳目被蒙蔽，习惯与本性相融合而形成的。人口繁衍增多，生活缺乏资财，被饥寒所驱使，便铤而走险。在太平时期，上下都严厉地以枷锁刀锯相威胁，而陷入死亡的人，接连不断地相继出现。如果上级失去了正道，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在沼泽中拿起武器，幸好将帅得人，士卒训练有素，不分首犯从犯，像割草捕兽一样将他们剿灭，而那些伏尸流血、断腿断颈的人，都是国家没有教化的愚民。反过来想，上天仁爱之心，能忍心吗？不能忍心！古代悬挂书籍诵读法律，在乡里举行礼仪饮酒，天下在尊敬长辈、亲近亲人、礼让之间，所谓在乡里观察教化，就知道王道容易施行，都有实实在在的政令，来诱导百姓，因此风俗美化推行，而祸乱的萌芽逐渐杜绝。秦汉以来，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想要完全愚弄百姓以随心所欲，古代的意旨荡然无存，我有百姓却不能自己教化他们，而佛道二教便凭借天堂地狱、修斋忏悔的说法，乘虚而入，他们的本意固然也是劝人为善，而愚民纷纷归附，像流水一样。两千年来，君主和宰相，自己也认为国家的教化不足以惠及百姓，姑且听任外人所为，于是淫祀兴起，遍布天下。自从明朝万历以后，天主教耶稣教，也得以权势胁迫利诱，大肆鼓吹而窥探我国的空虚，法国君臣，专门以传教灭亡他国，阴谋诡计，天下皆知，已经诱使南方交趾，夺取越南如同反掌一样容易。中国人口四万万，却始终不自己教化，听任外人夺取而教化他们，恐怕祸患的乘虚而入更有超出意料之外的。然而有百姓却不能自己教化，其内患的根源，推究祸乱的根源，则是粤捻诸乱产生的原因，这是前事不能不引以为戒的。往年发逆外夷的祸患，都起自东南，现在广东赌博盛行，盗贼众多，居天下之首，如果没有教化，非常令人担忧。其外患的潜伏，环顾中原，则是俄国法国等国共同觊觎，这是后患不能不谨慎防备的。我朝历代圣君相继，追慕三古，特别颁布圣谕广训，命令官吏按时宣讲，以劝化愚民。当今皇上又颁布雍正年间钦定的《劝善要言》一书，用来扶持世道而辅助教化，所以为百姓考虑，周全而恳切。只是朝野上下，大体奉行故事，将其束之高阁，这是考察未及，经费未筹的缘故。现在各州县教官，几乎如同赘疣，似乎应该责成教官按时宣讲，而府县就近稽查，仍然筹措经费，听讲者以饭食劝化若干，记录在簿籍上，每年由学政综合考核其成效，著有成效者保举升任知县，这是城邑宣讲的方法。各乡各镇，在三百家以上的，由教官遴选公平的秀才监生绅士耆老，也筹措经费，设立公所，按期宣讲，听讲者授予饭食教化若干，记录在簿籍上，申报给教官，转详学政，移咨吏部，三年内有效，酌情给予出身，这是乡镇宣讲的方法。所宣讲的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程朱之学旁通曲畅，务必求得当于人心，实行二十年，而天下风俗有不焕然一新的，是没有的。我朝每月初一十五在矮屋之下、庙宇檐前宣讲乡约、圣谕，哪里比得上按照西方人七天一次在大庙堂中聚会，排列椅子而坐，肃然静听，讲经的都是饱学宿儒，不是华人宣讲乡约的，仅识十六条圣训而已。我国无知的人多，应该命令各省教官认真宣讲圣训，尤其希望官绅集资，聘请黉门秀士、科甲人员如西方的牧师，在各州县按旬在学宫或庙宇客堂中宣讲圣教，不论士农工商皆可入听，以端正人心。大体人心不正，由于风俗不善，风俗不善，由于教化不普及。至于海外贸易工作的商民，不下数千百万，五方杂处，良善与邪恶不齐，赌博凶杀的案件层见叠出，其性情良善懦弱者，则入天主教耶稣教，舍弃正道进入异端，愚昧的百姓，莫非是天朝的赤子，竟然置之度外，难道是仁人爱护百姓的心吗？现在海外通商各埠，既然设立领事以安抚驾驭华民，似乎应该就地筹措资金，建立书院以教育聪慧子弟，仍然广泛筹措经费，置备公所，按时宣讲圣谕、广谕、劝善要言，或由领事延聘通达之人，或由领事亲自莅临，每逢初一十五及礼拜日期，逐条宣讲，听讲者也记录在簿籍上，授予饭食，每年由出使大臣稽查其功过，勤勉者优厚奖赏，违反者扣除，并在奏折中陈述。中外宣讲的人，固然品德学问端正纯粹，也必须辩才无碍才能动人听闻，有一个华人入西教，充任牧师，在教堂宣讲，听者很多。后来因为与其师父不合，出堂下乡，宣讲孔孟之教，听的人更多。可知口才所关，关系至巨。那些佛老浮游的言论，天方、天主荒唐牵强的言辞，哪里值得与我中土的圣道、王言相比拟？果然

译若能认真治理，他日太阳初升，小火便都熄灭；洪钟一响，万声便都寂静。百姓既然改恶从善，便永远没有犯上作乱的念头；各国也政教统一、风俗相同，懂得尊崇圣人、尊奉君王的道理。所谓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亲的，这就是它的开端和关键。见识高远的君子，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迂腐。

译人类之所以参差不齐，是由于风俗崇尚和行事作为的不同所导致的。

《诗经》说：“上天生育民众，赋予万物法则，民众秉持喜好，便是美德。”这是说人性本善，起初并没有两样。自从受到习气的沾染，人类从此就不齐整了。不仅善恶分道扬镳，就连种类也不统一。所以各地的人，他们的相貌、性情、风俗崇尚、行事作为，各不相同。中国二十一个行省，各省人的相貌、性情、风俗崇尚、行事作为，各有不同的地方。推究上古时代，无论中国、外国、九州内外，无非都是番邦苗族的土著居民，穴居野外，质朴简陋没有文采。人们各自甘美自己的食物，安于自己的习俗，乐于自己的职业，不耕种却有食物，不纺织却有衣服，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也没有商人互通贸易的事情。所以那时的人，见识浅薄，他们的相貌、性情，也没有太大差异。等到后来圣贤相继出现，“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老师”，确立纲常名教的道理，来维系人心，至今光明昭著于千古，后人无可非议。从此，习善的人就善，不习善的人就恶，人的相貌、性情、风俗崇尚、行事作为，相差逐渐远了。现在西方人区分“人的种类”，将古代的大九州分为五大洲。五洲的人，名称各不相同。每洲内各国的人，也各不相同。一国之内各地的人，也不完全相同。推及数百里、数十里、数里、数十家，也各有不同的地方。这不是具有极大智慧的人，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委。凡是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学习职业，受限于地域，向来不与外人交往，他的见识一定狭小，那么这里的人，没有什么改变，是因为风气不开化。曾经听西方学者说：“非洲的黑人野蛮人，都染上了这种弊病。”即使是同类的人，他们的品类也大有不齐，相貌、性情因此随地而不同。比如做帝王、做爵位官员、做儒士、做普通百姓，以及农夫、商人、末流职业、船夫、驾车人、渔夫、砍柴放牧的人，各种工艺，以及歌妓优伶、衙役卒兵，他们的相貌、性情各不相同。这是因为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习气、行事作为，所处的地位，所遇到的环境不同。既然知道各种各类人的不同，都有导致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人的相貌、性情，必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华人从小在国外，吃国外的食物，在国外学习职业，在国外娶妻，等到日后所养育的子女，大半变成外国人，即使他本人也将有外国人的习气。外国人居住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一个国家，南方人到北方，北方人到南方，他们的饮食、起居容易因地而改变，他们的习气与性情，久而久之也将改变。宇宙间无论何种人类，都可以接受教化改变性情而成为极聪明极有见识的人，这在于人学不学罢了。即使是与禽兽无异的番邦苗族，也可以去除他们旧染的污秽，以恢复他们最初的本性。人类的善恶，虽然因习俗而异；人类的夭寿强弱，也无不由于习俗。如果观察两种人，都不吃太饱的食物，不喝过量的酒，不做苦工，没有淫乱等事，娶妻的早晚适中，如果天气没有很大差异，那么两种人的夭寿必定相同。现在天下各地的人夭寿大有不同，都是因为他们的天气、事业、品行、境遇不同。比如从事油漆、吹制烧玻璃以及熔炼铅铁，都能危害人的生命。有几处人的寿命不太长，或者早夭比其他地方多的，确实是因为从事这几件事较多。如果过于贪吃，吃得太饱，喝得太过，或者所吃的食物不精良，不足以养生；或者因为所住的房屋不清洁、狭窄、污秽；或者因为地下的阴沟淤塞不通，又因为幼儿时父母不太用心抚育，诸如此类，都足以缩短寿命。以通常情况而论，人的夭寿与天气不太相关，但有时也有相关之处。比如意大利京城附近有一处天气污浊不清，不仅外邦人到此容易染病，即使本地人久居此处，也难免疾病伤生的危险。又如非洲扎波罗河河口，那里的天气很差，即使本地黑人也难以居住。无论何人从清气迁入浊气，初居时总觉得身体不能适应，传到几代，如果子孙，才能与本地人同样强弱。有时一类人忽然死伤疾病很多，大半是因为疾疠毒症的缘故。中国各地每年必有一两次，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天花、痧痘等症，美洲人起初不知道世上有这种病。后来有欧洲人患此病，美洲于是传染到那里，因此美洲人病此而死的人很多。从前欧洲没有花柳等毒症，后来有美国人患此疮，偶然欧洲于是传染到那里。至于一个人的强弱，虽然不独因为天气的缘故，但与天气的关系也很大。曾经听说英国人初到赤道处做事，常常比从前少。赤道下的人初到寒地，他们做事也必定比从前少，都是因为天气突然更换的缘故。可见一个人的饮食起居、风俗崇尚行事作为，能改变人的夭寿、强弱、相貌、性情，而天下人类从此更觉得参差不齐了。天下事情一天比一天繁杂，怎能要求治理世界的人根据

译不齐而齐之哉？

译教化百姓、形成良俗，必须先恢复古代圣贤的教育法则。古代所谓的老师，是专门承担教导责任的。那个人如果贤能，世人都会说：“这是某人的弟子，足以成为老师的荣耀。”那个人如果不贤，世人也会说：“这是某人的弟子，足以成为老师的耻辱。”所以做老师的，没有不尽心教导弟子的。自从后世出现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也有师生之称。老师的名称虽然相同，老师的实质却不同。老师分为两类，所以世人也随之区分，称为受业师和受知师。而弟子对于老师，尊崇受业师，反而不如尊崇受知师，师道从此日渐衰微了。古人有言：“父亲生养他，君主养育他，老师教导他，人有三件事，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侍奉老师，最终侍奉君主。”所以老师的地位与君主、父母相当，人应当尊敬老师，也与尊敬君主、父母相等。按照“一日为师，终身事之”的道理，那么受业师岂可一时不敬？按照“在朝廷拜受爵位，在私室感谢恩德”的道理，那么受知师似乎难以与受业师相提并论。现在都反其道而行之，难怪师道不尊了。然而世上的人，既然知道尊重受知师，又知道责备受业师。看到别人的子弟在伦理常理上有缺憾，行为举止多有缺失，没有不感慨叹息说：“这是老师教导没有先行的缘故。”虽然如此，老师难道要承担这个罪责吗？大概自从乡举里选的制度废除后，士子追求荣华的人，只看国家选拔士人的方法而学习。国家不重视实际品行，只重视虚浮文辞，那么做老师的，决不能先教导弟子实际品行，然后再教导弟子虚浮文辞。曾经看到乡村私塾中，老师教导弟子，无非是科举文章这一件事。如果老师用诗赋考核弟子，父兄一定会说：“这是夹杂的学问。”用经史考核弟子，父兄一定会说：“这不是急务。”至于用品行考核弟子，则一定会起来喧哗说：“这是迂腐的谈论。”而他的老师必定难以安于其位了。这是因为父兄对子弟的期望，只在考取功名、身居高位罢了，并不希望他们成为良臣名儒、孝子悌弟。令人不解的是，风气所趋，不仅人情如此，而且天心也如此。所以用后世教育人、选拔士人的方法来看，那些尽心道义的人，往往难以置身于富贵之地。即使有虞舜那样的大孝，恐怕也难以得到四岳的一致推荐；周公那样的元圣，也难免遭受两个叔叔的流言；即使像孔子那样圣明，也不过以平民身份到老都艰难，希望历任官职、担任司寇代理相事，尚且需要齐国的君臣策划赠送女乐，鲁国的君臣三天不上朝然后才离开。然而感应的道理，确实有依据。试看元武中兴时期，表彰龚遂、卓茂、严光等人，而东汉一朝节义之士在当时并不缺乏。王彦方能感化偷牛的同乡，陈太邱能感动窃取权力的张让，可见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如此，这里有所感通，那里必定回应。教化的契机，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老师对于弟子，日日熏陶，有不改变其气质、增加其贤能的吗？无奈习俗改变人，所重视的是那边，不是这边。曾经看到广东一省，义学林立，贫富子弟都不失受教育的机会，而广东强悍的风气仍然像过去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义学的老师对于能读书的人只教以字句罢了，对于做人的道理、爱护身体的方法全不讲解，所以做弟子的也只认为能这样就够了，其余无须讲求。一省如此，其他省可以知道。所以想要教化百姓、形成良俗，必须聘请名师，纵然不能以大学之道训导，也必须以小学之法考核，对于一切孝悌忠信的事情，每天讲解几条，使知道做学问的道理不在虚浮文辞而在实际品行，或许人心风俗从此可以大大改变了。

广教化以变风俗论

考察古代帝王时代，他们用来移风易俗的方法，不专门以法令为务，必定以教化为先。那时人心善良，民风淳朴，刑罚搁置不用，挨家挨户都可封赏，长治久安，登上治理的顶峰，并没有奇特的法术。确实知道法令只能禁止一时，教化才能维系永久。如果只依赖法令而教化不先行，这是舍本逐末，怎么可以呢！如今疆域广阔，超过前朝，举凡古代未曾有的边疆角落，都归于统一，未曾通使的国家城邑，都隶属版图。只是百姓生活在其中，风俗崇尚各不相同，在上面的人不能一一亲自引导，而他们所设立的特别教育，又未必能一一完全符合当地风俗。虽然或者在府设官，在州设教授，在县设学正，设教谕，又各自设立训导以辅助管理，更特别任命学使以统率他们。所有用来辅助地方官教化的措施，几乎数不胜数，而寻求那些亲身询问学问、遵循法度、振兴风节、维持名教的，十中不得其一，或者百中只有两三个。难道士人学习古已有年，一旦担任教官却不顾名思义，以尽教育的本心吗？实在是因为教职这一官位，选拔任命都遵循资历，升迁调转没有定期，在上面的人既视为无足轻重，甚至举荐被议的儒吏，勒令改任教职作为藏拙的地方。因此科举明经中的资深儒者、杰出人才，往往不愿意就任，而就任的人也随波逐流而不能自我振作。不知道教职是考核士人的官，就像有司是管理百姓的官

译这与他亲近士人、爱护百姓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仅仅把自己当作凑数的官员，绝不把培养人才当作自己的责任，总计一个县里的读书人，成为生员的多则几百人，少也不下一百多人，大家都称他们为老师，但实际上没有丝毫传授教导的益处，那么设置教官这一职位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况且千里之内风气不同，百里之内习俗各异，风俗不可能全都美好，这是情理之中的。想要教化整个时代的人，协和天下的邦国，教化不可能遍及每一个角落，这也是形势使然。所依赖的是那些传达政令、推行教化的官吏，因地制宜，顺应当地习俗，像文翁治理蜀地、黄香治理四川那样，学习他们的意图并加以变通。命令各府、州、县的城邑设立乡约公所，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召集文武官员、绅士和百姓，就让本城的教官担任讲官，宣讲广训，恭敬谨慎地办理此事。离开县城所属的各乡镇，则从通学中的廪生、增生、生员中派遣人员担任乡约正副教士，分别驻扎在各处宣讲，完全依照城内的制度，优厚地供给他们的俸禄，使他们能够赡养家室，从而专心从事这项工作；严格规定奖励和惩罚，使他们知道感激和振奋，从而要求他们取得成效。教士中有不能胜任职责的，就罢免他；能够用心讲解劝谕，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允许由主管教官据实上报，督学使者酌情给予奖赏。像这样一番转变，教官能够尽到他的职责，教士能够辅助他完成教化。凡是绅士、商人、士人和百姓，都清楚地知道善行应当去做，恶行不应当去做，高兴地顺从，和谐地感化。实行几年之后，没有不改变他们旧有的陋习而崇尚礼让风气的，这是未曾听说过的。闲暇时曾讨论过西方宗教教育的兴盛，居其他大洲之首，分门别类，各自遵循其教会。耶稣、天主，名称不一，都以敬天修道、戒杀好生、不供奉邪神、不信奉佛教和道教为宗旨。它与各项政治互为表里，并行而不相违背，延续了几千年，大体上也不能过分非议。他们各教会所设置的监督，大多由公举产生，每年巡视各地，考察牧师和教士的勤勉或懒惰以及教会的兴盛或衰败，就像中国的督学制度一样。各教堂所设置的牧师，督促教士向四方传播教义，也如同教官的例子。作为牧师助手的人，都是教士，分别驻扎在各处，时常讲道以扩大传播。这是西方宗教的大概情况。他们教会中的人说我们中国有管理百姓的官员，没有教化百姓的官员，这话比较确切。世上有志于教化百姓的人，应当不会把这话当作空谈。

译**惩讹言说**

如今假使天下人都能审察事实，明辨真伪，判定是非，那么言论出自一人，便称为正论；事迹述自一人，便称为实事；传播到众人之口，便称为公论、清议。到了衰微之时，观察人没有固定的标准，考察事没有恒常的法度，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凭空捏造的议论，纷纷兴起，无法形容。像蚊蝇的声音，雷同而无法分辨；像云雾的气息，变幻而无法测度。然而却能惊动满座听众，能迎合独听者的心意，这叫做讹言，也叫蜚语。现在都称为谣言。假使明智的人见到，斥责其荒谬虚妄，阐明其不真实，几句话驳斥它，就足够了。如果中了喜好奇异之心、以及虚伪骄傲之心，还有刻薄忌妒之心，于是这类言语便更加流传。大概喜好奇异的人，轻信容易高兴，听到骇人听闻的事，就相信为实；然而虚伪骄傲的人，不考察时势，倚仗自己轻视别人，话语偶然相投，就被所感化；至于刻薄忌妒的人，听到喜事容易怀疑，听到坏事就高兴，一听到诽谤当世的贤人君子，就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些人立身行事多有虚伪，现在果然有揭发他们的人，那么讹言反而成了实证。讹言的区别，主要有五种：叫旧事，叫远事，叫近事，叫是非，叫天异。有出于有心人的捏造，有出于无心人的误述。如果想维护自己以前的言论，就用事实来证实；想保全自己的利益，就用言语来证明；想借此引发事端，就用言语来煽动；怨恨那个人，就捏造事端来蔑视他；忌妒那个人，就散布言语来倾覆他；依附那个人，就虚饰来保护他。这是出于有心人的。乡野老人追述往事，远方客人竞相夸耀经历，曲折的旅人喜好夸耀见闻，愚昧的人误信似是而非的事，街巷间惊传异事，这是出于无心人的。而这二者，又各有有原因和无原因的区别。然而起于一人，传于万口，发自卑下之人，被贵游之人听闻，登上报章，那么看见的人就多；写入记载，那么流传的就久；进入奏章，那么通达的就高。持论的人将借此来毁誉，用人的人将借此来处置，办事的人将借此来准驳，行军的人将借此来进退，当国的人将借此来顺从或违背。甚至开矿以尽地利，却传说其伤害地脉，于是已开的矿且封闭了；轮船以快捷转运，却传说其漏关税，于是已行的船且中途停止了。于是纤夫庸人的一句话，忽然掌握了胜败存亡得失的大权。当他发出言论的时候，起初没想到言论的力量竟至于此，而最终竟至于此。那么有治理这世道责任的人，能不加以注意吗？盘庚说：“互相被浮言所动，说的是讹言的危害。”《虞书》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诗经》说：“强横的人多怨恨，用流言来应对。”又说：“听到话就应对，说的是听到讹言不应该听，而且不应该用这来应对君主。”《周官》大司徒八法说：“对造言者施刑。”《诗经》说：“百姓的讹言，没有人惩治。”说的是讹言应当惩治。造言的人，隐蔽隐匿，无法惩治。依法应当惩治相信讹言、传播讹言的人。俗话说：“流丸止于区臾，流言止于智者。”智者是能审察事实，明辨真伪，辨别是非的人。因此不经之谈，不验之事，坚决拒绝并驳斥它。即使是近情之事，切理之言，也留存以待考证，务必使人人以相信讹言为可鄙，那么即使有造言的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易俗论**

南北民风不同，北人崇尚节俭而不贪婪，平时节省，留下余财，以备凶年之需。灾害非常，储蓄早尽，还存有自食其力的心，甚至不肯领取官粮。而南人风俗性情大不相同，其原因总由自奉太奢，自食不足，在身家之外有觊觎之想，所以因贪成妒，因妒怀忌，充满其心可以无恶不作，无事不为。因此北方连年饥荒而盗贼未曾充斥，南方偶尔荒年而邪术也已横行。北人风气刚劲，南人柔弱，刚劲则立志可以不挠，柔弱则存心时而改变。假使目前的灾害发生在南数省，其祸尚可言吗？我说地力厚薄，风俗随之，一时难以教化，但也依靠在上位的人有以治理，使渐渐知道礼义，有守身的操守，又大力革除浇薄淫靡，转而崇尚节俭，那么苟且免耻的百姓，也没有不可教化的。唯独江南、北闽、广诸省，地多肥沃，物力繁华，朝廷认为是赋税财源所出，即使官吏也想借此以自肥，端正根本的治理缺失而不讲，风俗日下，人品愈污，不知何时为止。百姓尽力以养家，士农工商各有本业，如果计入为出，断无不敷，省一费，即少一营求，我安我分，即使万金当前也不羡慕。然而人往往守此望彼，私心暗计，倘若得到巨资，在于任我挥霍，平时的心既都如此，或见富人而羡妒的有之，恐恨的有之。一值资罄粮竭，且不能保全本来，能不期望意外吗？中人之家，起居如显宦，今日所进的已供前昨之用，轻视微资，妄想发财，绝无存储，适以自累而已。

译这难道能长久吗？我曾见过那些做佣工、做小买卖的人，每天赚得几百文钱，喝醉吃饱，安乐自在。他们家中的妻子，衣着装饰虽然不华丽，却也齐全无缺，满头戴着金银首饰，身上穿着丝织衣物，头上口袋里却没有一文钱可以应对不时之需。甚至借债付利息，来炫耀外表的奢华；削减肉类和鱼类的食用，来制作衣服。这是江浙闽粤一带牢不可破的积习。

更有江淮一带的百姓，土地本来贫瘠艰苦，风俗不奢华，家里只有破旧的椽子，任凭风吹雨打。假使男女勤劳谨慎，难道不足以糊口吗？但他们喜欢闲逛，坐着破船到处漂流，天下的城乡市镇没有不去的。有的假装卖儿女，有的谎称灾荒，敲门告状骗钱，被称为“哀党”。他们白天所得的钱，必定大吃大喝鱼肉，全部吃进肚子里才罢休，不积蓄以照顾明天。这又是南方人的一种习俗。

然而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即使是偷盗他们也肯做。稍有操守的人，就假借邪教迷惑他人，敛钱分用，淫祠林立，游手好闲，或者皈依邪教得到钱财，借此供养自己，不从事正当职业，以此度过一生，无耻到了极点。

又加上贪婪，上等的人谋求食物远行，攀附关系推荐办事；下等的人屈身做保长，甘愿当差役；更严重的，见到小利一定夺取，遇到便宜一定占取。富人损失资财，官府发放粮食赈济，每年设立粥厂来救济饥民，既然不需要这些，何必去争抢呢？于是强行凶恶霸占，恐后争先，大小碗盆都拿来取食，连喂牲畜的扫帚也用来盛取，减少人间的口粮，供给鸭子和草料。

官员遵循惯例而不能禁止，绅士喜好行善而不暇计较，见到这种情况实在令人痛恨。山西赈灾，至今没听说有这种事。那么南方人的贪婪而无耻，北方人的节俭而知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曾与人谈论治理州县，北方比南方容易，因为北方百姓可以不教而治，不过风气刚劲，倘若斗殴杀人酿成事实，确实是地方官的忧虑；而南方人则往往不可教。然而南方人也不是不可以教，因为土地肥沃风俗奢华，官府事务繁多，没有闲暇训导以求达到治理的上境，所以都没有进行教化。

所幸风俗败坏但民气本来柔和，虽然不教化，也还算没有事端。但移风易俗，是地方官的责任，知道民情如此，却姑且庆幸无事而置之不理，又哪里比得上挽回一二端目而使他们知道逐渐教化呢？

虽然如此，地方官治理百姓，责任虽然专一但权力不重，这是王道，这是根本任务。如果不是全省上下大小同心协力，那么地方官想要改变百姓而不被认为是迂腐疏漏，必定被认为是操切急躁，上级官员得以治罪，小民从而怨恨，事情还没实行而职务先被解除，这种情况往往存在。

现在正当这几省灾困到了极点，办理赈灾的各位亲眼见到风俗人情，推求其缘故，就知道南方人必定不能不以此法治理。上级官员敦嘱下属，同僚互相讲究，遵循一个根本，彼此都奉行它，一县革除，百姓访察邻境，无不如此，即使没有借口，也甘愿返朴还纯，弃邪归正了。

大凡世事的不同，关乎古今运会，有时难以强求。然而奢侈而使之节俭，刻薄而使之厚道，邪恶而使之端正，贪婪而使之廉洁，那么上下数千年来有改变吗？

这个道理，教化施行而后风俗美好，道统一要在风气。同百姓一样无耻，风俗可以询问吗？希望各位为民父母的人，不要只致力于钱粮、刑名、问案、考核成绩、评定优劣。

译家教

伦纪篇

汤成烈

孟子说：“尧舜的道理，不过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罢了。古时候做弟子的，在家就孝顺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侍奉双亲、尊敬长辈的道理，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培养，此时天性善良尚未流失，知识与行为不需要刻意学习，也不等待师傅保傅的训导、学校的教化，那种淳厚的爱心、和乐的气氛，自然显现在家庭内部，并推广到乡里之间，上承圣人的教化，下成美好的风俗，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世道衰微、道德污浊，政治教化缺失，礼仪典制不能经常举行，习俗也不能立刻改变，这主要是因为父兄的教育没有先行，子弟的表率不够谨慎，家庭中多有嬉笑怒骂的风气，邻里间竞相表现嚣张凌人的气势，以至于出现不慈不孝、不友爱不恭敬的现象，父子兄弟之间互相倾轧，孝悌之道几乎断绝了。然而，伦理纲纪是教化的首要任务，是风俗的根本。因此圣明的君王在上位首先修明教化，然后士人和百姓在下位遵循教化。《礼记》说：‘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道；在上位的人尊敬长辈，百姓就会兴起悌道。’又说：‘确立爱心从亲近亲人开始，即使是天子也一定有父亲；确立敬意从尊敬长辈开始，即使是诸侯也一定有兄长。’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没有不以亲近亲人为尊贵的，这就是孝悌之所以成为做人根本的原因。所谓孝，是人伦之首。子女侍奉父母，要预先揣度父母的意愿，顺承父母的志向。《礼记》中有这样的话：‘父母所尊敬的，我也尊敬；父母所喜爱的，我也喜爱。’这是说要顺从父母的心意。所谓悌，也是顺从父母的心意，说能够以父母的心为自己的心，那么就没有不和睦的兄弟；能够以宗族祖先的念头为自己的念头，那么就没有不团结的宗族了。我们家族支派虽然众多，一向以和睦著称，从今以后，更希望和睦更加和睦。平时则像一体般相亲相爱，遇到紧急情况则多方互相帮助，微小的嫌隙不放在心上，细小的过失不挂在心头。即使遇到事理上极其难以忍受、人情上最难化解的情况，也只应当请族长，即族中公正的人，到祠堂中公开评判是非曲直，互相承认错误，责令赔礼道歉，切不可立刻诉诸诉讼，这样才能不违背同宗一体的情谊。

第四点说崇尚礼让。朝廷崇尚爵位，乡里崇尚年长，在乡里相处的道理，没有比礼让更紧急的了。对于桑树和梓树，尚且必须恭敬对待，何况是亲戚故旧，多半是我祖我父当年垂钓游玩的伙伴呢？所以侮辱老人、冒犯上级，被称为鸱鸮（恶鸟）；贪图利益、争夺食物，被称为狼虎。如今世道不修礼让，甚至有伯叔兄弟整年不相往来的，又有因微小嫌隙结成仇敌的，又有明知对方年高德劭高于自己，只因对方一时贫困，就任意傲慢的，更有明知自己理亏对方理直，只因对方一时势力卑微，就故意欺凌的，风俗败坏到了极点。我们家族一向被称为诗书之家，务必努力纠正这些过失，严格遵守古道，真正存有恭敬退让之心。婚丧庆吊，物品不能完备，但礼仪不可缺失；贫穷患难，力量不能周全，但情谊不可没有。尊卑有序，长幼有别，应当拜就拜，应当揖就揖，不存有丝毫势利之心，处处退让，事事吃亏，不占一点先。孟子说：‘爱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常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常尊敬他。’孝友先生朱仁轨说：‘终身让路，不会多走百步；终身让田界，不会失去一段土地。那么终身实行礼让就可以了。’

第五点说勤于职守。官员有官员的职责，百姓有百姓的职责，都应当坚守而不丧失。人如果没有职守，那么身心就没有约束，家业日渐凋敝，生计日渐紧迫，所以从公卿士人到平民百姓，都不能有一天舍弃职守去嬉戏。管子说：‘一个男人不耕种，一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人不纺织，一定有人因此受寒。’这是先王时代百姓没有固定职业的原因，因为有〇（此处原文可能有缺字或特定指代，依文意推测为某种制度或原因）。

张文端公说：‘读书不致贫贱，守田不致饥饿。’张考夫说：‘恒常的职业除了耕种和读书两件事，没有别的可做。然而读书而废弃耕种，饥寒就会交加而至；耕种而废弃读书，礼义就会消亡。’这是说耕读不可偏废，而耕读尤其是最尊贵的恒常职业。然而也有不必限定死的情况，古人将士农工商分为四等，如果不能做士农，就做工商，也没有不可以的。而其关键总在一个‘勤’字，勤奋则时间不会荒废，勤奋则事情会有专长。一个家庭之内，男人有男人的职责，女人有女人的职责，如果能够共同习惯于勤奋，那么每天计算不足，每月计算就有盈余；每月计算不足，每年计算就有盈余。可以免于求人，保全清白的操守。读书的人没有奔走钻营的劳累，耕田的人有安居乐业的快乐，即使做工经商，也能每天获得盈余，作为供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资财，而全家大小早起晚睡，勤勉乐业，永远没有背离放纵的祸患。如果一旦堕入游手好闲，必然导致废事失业，从而流入嫖赌、吸食鸦片等恶习，即使到了荡产倾家的地步，也不难是自己毁掉自己的职业，自己毁灭自己的家庭，自己断绝自己的生计，多么可怕，多么悲哀！有家室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第六点说崇尚节俭。汉景帝诏书说：‘雕饰花纹、雕刻器物，是伤害农事的；锦绣丝织品，是妨害女工的。农事受到伤害就是饥饿的根本，女工受到妨害就是寒冷的源头。饥寒交迫到身上，还能不做坏事的人很少了。’这是极力说明奢侈浪费带来的祸害。在国家尚且如此，何况在家庭呢？然而奢侈浪费的过失，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宫室衣服必定追求美观，庆吊宴会必定崇尚华丽奢侈，否则人们就嘲笑为吝啬俭省。而少年德性尚未定型的人，就羞耻想要避开讥讽，因此竭力支东挪西借贷，以争一时的……

译不要虚张声势、讲究面子。张文端公说：“费用不节制，是欠债的原因；欠债，是变卖产业的原因；变卖产业，是遭受饥寒的原因。”奢侈浪费一旦成为习惯，子孙就会习以为常地游手好闲，妇女也不爱惜物力，哪里知道荣华富贵的衰败就在顷刻之间？上天的恩幸难以求得，祖先的恩泽难以依赖，即使是房玄龄、杜如晦的后代，尚且不免家业败光、一无所有，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左传》说：“节俭，是各种美德的共性；奢侈，是最大的恶行。”能够明白节俭是美德的共性，而不是吝啬；奢侈是恶行，而不是美好，就知道节俭值得推崇而不应被鄙夷了。况且古人教导人们节俭，也并非一定要真的一分钱都不花，大抵上是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耕种三年的收成留出一年的余粮，不胡乱花费以致败家，也不过多积聚以致招致怨恨。王咨伯说：“上天给予人福泽，应当知道爱惜，爱惜则福气专一。”这样的福气，用之不竭；不爱惜，那么满钟的福气，一旦倾覆立刻就会枯竭。又说：应当在拥有的时候想到没有的时候，不要等到没有的时候才想起拥有的时候。这话意味深长，是有家室的人应当深切记住的。第七条是慎重选择婚姻配偶。安定胡先生（胡安国）说：“嫁女儿必须嫁给比我家强的人家，比我家强，女儿侍奉丈夫，必定恭敬谨慎；娶媳妇必须娶不如我家的人家，不如我家，媳妇侍奉公婆，必定恪守妇道。”这也只是说大概应当如此罢了。其实所看重的，更在于女子的品性德行，所以不问人家大小，一定要详细打听其门风是否清白，以及其祖父的品行如何，男女的家法如何，男女的性情如何，职业如何。如果祖父确实是正直端方，那么他们家的子女想必一定温良贞静，可以预测能和睦家庭，而生下的子孙也聪明端正，不至于性情乖张。如果贪图一时的富贵，不挑选人就嫁娶，其祸害一定有说不尽的。与其配错后后悔，哪里如选择后再配婚呢？如果已经约定婚约，那么不论贫富，都应当同等对待，不得再怀有憎恶嫌弃之意，也不得互相争长短。现在的人往往男家计较嫁妆，女家争论聘礼，甚至因为一时的争竞，以致将怨恨转移到媳妇身上，这也大大损害了雅正之道了。难道没听说过：嫁女儿要挑选贤良的，不要索取厚重的聘礼；娶媳妇要追求淑女，不要计较丰厚的嫁妆吗？古人婚配务必在于选择德行，不把财物作为礼仪，而荆钗布裙，成为美谈。柳仲郢说：“一定要等到嫁妆丰盛才嫁吗？嫁女不失时机，这才是真确的论断。”

译我们家族婚配一向重视德行门第，其次也必定要求家世清白。旧例规定，如果娶婢女为妻，或者家世不清白以及来历不正的人，后来即使有了子女，也只登记其子女。若是哥哥死了娶嫂子，弟弟死了娶弟媳，这种乱伦犯法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连同本人及其子女一概排斥，永远不得入族谱。妻子，意为齐，是用来与丈夫齐等的。如果娶下贱之人来匹配自己，那么自己也就沦落为下贱了。凡我同族之人，务必谨慎对待此事。

第八条是训诫子孙：人生没有百年的寿命，却往往怀着百年的忧虑，这不是为祖宗考虑，就是为子孙打算。难道不是因为子孙关系到祖宗血脉的延续，而家世的兴盛或衰败也由此决定吗？子孙贤良，家族就会蓬勃兴起，祖宗也预先享有荣耀；子孙不贤，家族就会迅速灭亡，祖宗也预先遭受耻辱。那么培养子孙就应当急切了。然而我私下认为培养子孙只有两条：一是引导他们向善，二是勉励他们学习。历来祖父的言行，是子孙效法的准则，这必须从家庭内部开始。《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友爱兄弟，这也是一家的政事。”因此政事在家庭修明，教化就在国家成功。《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进而推广到家邦，这就是孝顺和友爱。”后世的政教衰微，孝悌之道衰落，人们放纵于礼法之外，纵欲蔑视礼制，自绝于上天。同胞骨肉之亲，视如秦越路人；同室之内，互相争斗。废弃诗书，不亲近仁德贤能之人，贪爱财货，狠毒忘身。于是《白华》之诗被废弃，修治宗庙祭祀的职事不供给，有不顾养父母的人出现了。《常棣》之诗被废弃，兄弟和睦欢乐的情谊无人知晓，有兄弟互相指责怨恨的人出现了。以至于夫妇有脱轨之凶险，朋友少有聚会之喜庆，伦理败坏，乖戾之气招致灾祸，降下百种灾殃，祸害你的家庭，危害你的国家，履霜知坚冰将至，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不可不谨慎啊。

那么想要伦理有序，必定要自身足以成为法则，教化可行。所以作为世子，不如效法周文王，早晚在寝门之外，问安视膳，谨慎地履行日常侍奉，辞谢军国大事的命令，让太子、国子都继承这种德行。这样孝悌在宫闱中实行，公卿大夫之家自然不用命令就会跟从。作为士人，不如效法曾子，听从他的言语，继承他的心志，观察他的动静，体察他的喜怒，审察他的嗜好，酒肉口体之奉必定请示后才行动，这叫做养志。这样孝悌在家庭中实行，宗族乡党中的称赞自然没有闲话。由此人们怀有德行，家庭有士人的品行。务农的人，鸡豚供膳食，菽水承欢；经商的人，出门驾车，回家洗涤洁净。无不早晚不懈怠，以侍奉一人，出入扶持，常伴左右。疾病疼痛奇痒，恭敬地按摩，终身如此，没有丝毫懈怠。这始于侍奉父母的孝道。

明确长幼的顺序，笃行友爱恭敬的情谊，兄友弟恭，和睦于家门，那么父母的心意顺遂，家庭和平，那么教化始于夫妇，骨肉亲附，那么诚信信服于朋友，就可以侍奉君主了。古代圣明的君王，之所以在孝子之门寻求忠臣，是因为他们内在品行真诚敦厚笃实，必定能辅佐年幼的君主，调和上下，明辨是非，纲纪人伦，端正风化，可以决断疑难守信而志向不移，可以承担艰难重任而内心不摇动，可以临危授命而节操不丧失。这是孝道在侍奉君主方面的体现。至于立身扬名，以显扬父母，这是教化风俗树立典范，人人亲爱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天下太平，这是孝子的终极目标。所以孟子说：“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修养孝悌罢了。”

宗法议

成毅

本邑先贤阳谷黄氏著《家礼》一书，首先讲求宗法，详细记录程朱的学说，并加以决断，认为大宗主持全室的祭祀，小宗主持高祖曾祖祖父的祭祀，居住必定有祠堂，祠堂必定供奉四世，亲尽则祧迁，祖先迁移宗法改变，完全符合古礼。我愚昧地私下认为宗法确实好，然而像黄氏的说法以及所引用的先儒礼经，似乎只有拥有封国和家族的诸侯大夫才能这样说，施行于士人庶民，必定有所不便。试着详细说说：古代有世袭的贵族，有世袭的贱民，贵族如果不以等级来严格区分，其势必争夺；庶民没有族谱也是这样的。所以贵族主要尊崇尊贵，尊崇尊贵所以祭祀隆重而丧礼简略；贱民主要亲近亲人，亲近亲人所以丧礼隆重而祭祀简略。祭祀隆重而丧礼简略，所以三庙五庙其势愈远，而期服功服以下的丧服就断绝了；丧礼隆重而祭祀简略，所以缌麻袒免都必定严格，而高祖以上庙堂的祭祀就断绝了。贵贱的区别，各不相混，这是不可不辨别的。而且从命士以上，才开始有土地谷物俸禄名位来世代相传，有土地谷物俸禄名位来世代相传，那么他们的力量可以世世代代守护，不废弃先人的祭祀。庶民从官府受田，百亩的收入，仅够养活自身而已，没听说国家另外有厚待作为父后的民众的措施，却唯独责成嫡长子孙敬宗收族，不是太难了吗？至于后世尤其不能做到，百亩的田地不能世世代代拥有，而庶民留给子孙的财产，又没有单独厚待嫡长子孙的惯例，几代以后不能自存，比比皆是。而说嫡长子孙能独自凭借土地谷物俸禄祭祀先人，世世代代不废弃，有几家呢？就像宋明以来，贵族可以立五庙，而朝廷没有世禄，那么其后代必定衰微，

译宗子必然会有才力不足的时候。况且既然推举为宗子，那必定是族中贤明智慧且尊贵优越的人。贤明智慧就必定教育完备，尊贵优越就必定供养丰厚，难道能必定保证嫡长子孙世世代代都足以自给自足吗？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就必定要族人代为谋划，这也是不可持续的情况。况且再举古代礼经来证明：《礼记》说：“庶人没有宗庙”，又说：“庶人在寝宫进献祭品。”这都是因为庶人不能世世代代祭祀祖先，所以由嫡长子主持，终身如此，兄弟听从命令罢了。这就是汉诏所说的“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平民”的意思。现在说设立大宗来主持全族的祭祀，百世不改变；设立小宗来主持高祖的祭祀，五代就迁移，这是庶人都能有宗庙，都能祭祀，直到五代乃至百世，这不明显与经典相违背吗？又古代治理百姓的方法，在《周礼》的族师中记载得很详细，这是闾邻的首领，反复宣读法令，为什么没听说归属宗子，让他治理族中的政令？祭祀的事情，又如同命令百姓合葬，掌管政令的是墓大夫，为什么没听说由宗子掌管呢？这则古代宗法未曾施行于庶人，尤其明显而显著。况且宗子有君主的道理，有君主的道理，那么凡是做宗子的，都能使伯父、叔父、伯兄以及伯叔祖、曾祖臣服于他。现在法律论断亲属，难道只以尊长卑幼以及丧服的疏密亲疏来定断吗？大体上谈论礼制的学者，常常拘泥于古制而不深入探求古人议礼的本意，以及后世时势所不可行的，不敢变通，难怪礼教越来越衰微了。我们乡里的旧族，每个族有一个祠堂，祠堂选择一人作为首领，对上主持族中的祭祀，对下治理族中的教诫，衡量礼制，并不违背，而议论的人或许说礼统不够尊崇，多涉及不公不正、败坏家事的人，急切地援引宗子的说法认为这样更好。然而能必定保证没有素质的宗子，定为贤明智慧吗？似乎确实不如族人共同选择而共同推举的人尚足以称为家督。我固然认为宗法确实好，无奈时势有所必定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