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二户政

译关于钱币短缺的论述

译蔡氏《广治平略》说：“听说，钱就是泉，像水在地面流动，不能以一日相比。这不仅是上下相通，也是盈亏相乘。如果静止不流动，应当叫它池，不能叫它泉了。古代伏羲氏聚集天下的铜，仰观俯察，制成棘币，外圆内方，效法天象地，这是钱币的开始。神农氏在国都设立市场，聚集货物布帛，中午开市，交换有无。黄帝设立货币，以控制国家用度。夏禹铸造历山的铜，以救水灾；商汤铸造庄山的铜，以救旱灾。百姓依赖它而不困顿。这钱，不仅是富国的根本，也是救济灾害的好策略。姜太公用九府圜法治齐，贫瘠的国家，一变而为富强。管子继承他的遗法，齐国因此称霸。钱这种东西，出自矿山而无穷尽，流通于世而不损坏，轻可以携带，细可以分割。不像若干匹布帛作为货物，事情难以像墙壁那样稳固；万斛粮食作为市场，不容易跨越乡里。所以自伏羲以来，四千多年，虽然制度多次改变，世代多次更替，但其方法从未一天废弃。不可理解的是，古代实行这种方法而百姓富裕，现在实行这种方法而百姓反而担忧贫困；古代实行这种方法而百姓得利，现在实行这种方法而百姓反而受害。以上海为例，上海自通商以后，制钱之外，兼用银元。一种叫本洋，即大吕宋铸造的洋钱；一种叫鹰洋，即美国铸造的洋钱。刚实行时，本洋每元可换钱一千二三百文。近年以来，本洋不再出现，鹰洋仅值一千零几十文；到今天则只值九百几十文。靠力气吃饭的人都有忧虑的神色。议论的人都认为奸商市侩垄断居奇，导致洋价日跌，制钱日缺，一贵一便宜，上下相差二百多文，是从来未见的。数年广东所铸光绪通宝，流行各处，到处都是；现在则绝无仅有。这些钱不知收藏在哪里，这是近事显而易见可证的。加上铸钱费用很大，计算成一文所费加倍，所以圜法败坏不可列举。然而中国通用外洋银钱，确实从本朝开始，为对开，为八开，为四开，十六开，出入支付有盈无缺，取其容易携带，百姓也方便。但近来小洋的价格也日渐跌落，比起从前，每角已短二十多文。推究其故，都因为钱业中人多方压制，上海钱店举其小的来说，已不下数千家。他们的伙友工食，日用开支，一切花费比其他地方大，果何时可以弥补？于是谋利之徒，诡计百出。同一洋元，有的说是生银，有的说是夹铜，有的说是烂板。每逢兑换，必扣几百文，少也几十文。甚至暗藏硝强药水，销变银色的地方，混用以为贬价地步。如日前某侦探在某钱铺搜获药水及浸过药水银洋等物，一并送案究办。在他们不过为谋利起见，岂知市道败坏，关系很大？在上位者何忍任奸民把持市面，使百姓受无限之累？前报载杭州各钱铺，每届冬令钱价必短小，甚至英洋一元仅换钱一千左右，小民受害无穷。而各铺都借口制钱短缺，不肯持平以作便民之举。杭州知府陈六笙有鉴于此，于是出示晓谕各店铺不得任意短少，以顾及大局。虽属年终，每洋换价须以一千元为度，宁可盈余不可不足。如有短至千文以内者，即当查办不贷云云。并知出示之后，各铺兑换价向来只九百八九十文的，已增至一千零五文。可见风行草偃关心民瘼者，令出必行。看上海近日情形，官样文章虽未必能入小人耳，所以救弊之法，不如行钱票。长江一带多有用此的，只是各分地界，彼此不能相通，终究不如现钱方便。但想推广此法，可以照中西各银行规例，由殷实商务承办，自百文以至千文，票式可与近日钞票同。取其纸张坚厚，不易破坏，制造省用之广，收藏方便之轻，无成色高下，绝盗贼窥伺，夺洋钱利权，未始不足以除贫民之累，救济目前之弊，有利无害，莫有过于此者。一而为之，顿开圜法开矿铸造，自来言者皆认为铸钱无利，故多所阻碍，废弃不行。传不云乎？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朝廷得一分之利，民间已得十分之利。泉则货力，古今良法。我朝列祖列宗规模俱在，当今铜矿已经开采的不过十之三四，其未开采的犹十之六七，利之所在，正复无穷。而且金银二项流出外洋，原属不少，只有铜钱只行于中国，则今日的钱何至短缺如此？开源积流，是所望于执政者。

论行钞票可以济钱之不足

近来各处钱荒，实因制钱缺乏，洋

译铜价银价之低廉，是罕见的情形。不仅民间资金周转不灵，而且处处吃亏，难以言喻。虽然有小洋可以弥补铜钱的不足，但无论在各处小洋尚未通行的地方，使用时虽然觉得灵便，但在以大换小以及买物找零时，转手之间，就要打七折八扣。每一元兑换十枚小洋，又加上三四十文铜钱，而花出去时却只作九十文、八十余文不等，暗中吃亏也很大。铜钱如同水流，不能有一天阻滞，也不能有一天缺乏。议论者说现在确实是因为底货缺乏，如果不广泛鼓铸，确实是这样的。无奈现在不能各省都设局，京城铸钱局所铸所出的也很少，而广东、湖北的钱虽然铸造，但也很少见到。现在浙江也开局鼓铸，听说每天不过几十串，而且省城中还没有见到使用，拥有的听说运往下乡收茧，而且所出的钱也不甚精致。核算各省所出的钱，恐怕还抵不上销毁的多。虽然各处严禁出口，销毁和出口尚易稽查，而销毁多属偷窃之类所为，奸民敛迹蹈形，无所不至，有官法所不及之处。虽然禁止但最终难以禁绝，因为销毁而不能禁绝，终究是制钱的漏洞，即使鼓铸也无益。有人提议，想要杜绝销毁，如果没有利可图，那么不禁止也会自然禁止。提炼纯净的制钱一千文，论斤可以换钱一千一二百文、数百文不等，所以谋利之徒不顾明显的禁令。如果能将钱样收小，照寻常制钱减半，只是鼓铸应当精良，提炼铜须从民间获取，无不乐于使用，既可以杜绝搀杂使用小钱的弊端，而销毁之徒因为铜斤减轻，出售不合算，自然没有销毁的弊端了。现在制钱之所以不能多出，虽然鼓铸的地方尚少，但都是由铜价之贵，人工之费，听说制作一文钱需要半文钱的工本，不如格外提料加工，几乎达到二文钱的工本，又何必奇怪各处不能设局，以及鼓铸不能多出呢？然而收样鼓铸也仅就新出的而言，势必不能将旧钱重新销毁，恐怕费工本，但不能将旧钱重新销毁，鼓铸官虽然爱惜旧钱，而匪徒则仍以旧钱谋利，销毁的漏洞仍不能堵塞。现在缺乏之时，若将旧钱分制成新钱，工费虽然巨大，而无须购买铜斤，而且可以骤然增多一半，不是足以够用吗？又有主张宜行钱票之说者，说现在既然制钱不足，鼓铸困难，小洋行使又见吃亏，只能备零找之用，不能作正经使用。不如广行钱票，既便于取用，而又无折扣钱色的弊端，且不致如鼓铸之旷日持久。两说均皆可取，而钱票较鼓铸似乎更容易着力。别省并非没有实行的，都中京钱向来行钱票，自一吊至数十吊，全市通行，以票取钱，皆须大钱，称之为钱票。然而仅在城中使用，若出城则不能用了。天津也行钱票，津钱五百起至数十吊不等，所谓的五百，实则二百五十文也，也仅能在津地通行，外府已不能用了。此种钱票不无滥用者，时宜留心。这是私家之票，所以断不能各处通行。知道从此钱价可以坐定，而钱票可以通行了。银元加“本省”二字，每元定价一千文，准许其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添置五开、十开、十二张小银元，也加铸“本省”字样，其价照一千文以次递减，并发行银元官票，加盖本省藩司印信，注明善后局所发，与加盖司印每张一千文的钱票相辅而行，以期转输不竭。恐怕有藉词不收、留难需索等情，准许商民赴辕呈控。如此办理，将见湖北全省的钱不用担心缺乏了。私下认为湖北可以如此办理，别省岂不能如此办理乎？或有疑票可伪造，将来鱼目混珠在所不免。不知私票易于假冒，故不能通行。如果加盖藩司印信，当场不难立即辨别，而且板票必定加工刷印必定精致，有非匪徒能假冒的。泰西各票未闻有假冒者，因为其票加工精致故也。香帅岂有不早鉴及此事的吗？只有湖北既行银钱二票，钱法可以挽回，别的省也宜仿而行之。湖北之人能信用本省的票，别省之人岂不能信用本省的票吗？久久行之，不特各省信用本省的票，行见湖北的票可用之湖南、山东的票可用之山西，周转可通，这也是挽回钱法的一端也。不禁拭目俟之。

译论发行钞票以弥补钱法不足

古代以黄金为上等货币，铜钱为下等货币，白银仅作为器物装饰，并非货币。后世黄金日益稀少，即使是富商大贾，也很少用黄金进行交易。只有白银和铜钱这两种货币至今未曾改变，通行已久，理应有利可图。然而后世沿袭旧制却日益奢华，民间日常使用的铜器繁多，奸民贪图利益，将铜钱熔化铸造成铜器，并私自铸造劣质铜钱投入市场流通，导致钱法败坏而不可收拾。至于银币，无论是银锭、银锞还是零星碎银，不过成色有高低之分，秤砣有大小之别，而各省通行并无缺乏。自从西班牙银元进口后，华人因其便利，争相使用，于是中国银币的主导权被外人侵夺。接着又有墨西哥银元进口，使用范围比西班牙银元更广，近来西班牙银元几乎见不到，民间所用只有墨西哥银元，于是银币的利益几乎全被外人夺去。朝廷知道这种情况，下令各直省大量铸造龙洋，希望挽回利权，无奈积弊难返，终究敌不过墨西哥银元的畅行。有人说中国应当发行金镑以作抵制，有人说应当发行纸币以弥补不足，将来这两者固然势在必行，但权衡时势的先后难易，发行纸币比发行金镑更为紧迫。中国矿务尚未振兴，产金不多，即使有的黄金，几十年来几乎全被外人收买，一旦想要自制金币，势必又要从外国购买，现在金价已经如此高昂，如果还要从外国购买，不仅外人必定抬高价格，即使本国的价格也必然上涨，再加上熔铸的人工费用，岂能划算？为眼前计，不如先发行纸币以弥补银钱两种货币的不足，等到国库逐渐充裕，矿务逐渐兴起，再铸造金币也不迟。前报翻译日本某日报所登载的中国流行货币一事，大意是说目前中国政府制成货币合白银一千兆两，每张纸币值银十两，先从中提取白银一百兆两作为铸币的工料，而以四百五十兆两充作各国赔款，尚余四百五十兆两分发各省市流行云云。此说不知从何而来，我恐怕是外人拟议之辞，断不能信以为真。然而值此国库匮乏，百姓困穷，支出浩繁，筹谋不易之际，为眼前救急之计，似乎非发行钞票不可。自从通商以来，外国银行林立，所发行的钞票，华人无不乐意使用，甚至有层层包裹珍藏的，大约各银行发行的钞票不止数千百万。如果中国广泛发行钞票，那么这数千百万的利益怎么会落入外人手中？有人说华人风气虽然开启但尚未完全开启，现在虽然乐意使用外国钞票，恐怕一旦中国自制反而不能取信于民。怎么办？回答说：这本来无需担心。上海中国银行的钞票与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并用，没听说有人挑剔。只是中国只有这一家银行，发行钞票不多，不能抵制。然而中国银行的钞票既然能取信于民，难道国家发行的钞票反而不能取信于民吗？如果说银行的钞票以银行为归宿，所以民众都信任；国家的钞票恐怕不如向银行收取那样方便，导致有所阻碍，不能畅行。不知道国家的钞票不发行则已，一旦发行，必定由户部总揽大纲，然后颁发各省藩司使用，允许用来缴纳赋税。以司库为小归宿，以部库为大归宿，市井之间自然乐意使用。使用既广，民间又何愁收取不便呢？为民间考虑，既便于收取，又便于使用；为朝廷考虑，值此筹款艰难，银钱并缺之际，借通融以补不足，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因此，钞票的发行，怎么可以延缓呢！

论自行铸造银票以便通用之事

西方报纸说，香港一处是中外通商之地，凡是在那里贸易的人，不分中外，都喜欢使用西方银行的钞票，因为携带较方便，只需辨别真假，而一切成色重量都无需计较，所以都乐意使用。惯例每使用一千两银票一纸，须补交票纸费用三四两不等，近日因支用零碎银两一事，双方意见不合，而票纸费用突然涨到十四两，但这只是偶尔之事，也断不能长久。每千两已有三两额外的利润，每年这也已可观。只是西方惯例，凡开设银行使用银票者，必须向官府申报，查明实际有多少现银，才准许使用多少银票，断不准其滥用，恐怕导致取现银时不能应付，其法甚严，所以银行不能多设，银票不敢多用，因此中外之人皆能深信不疑，所以银票能如此流通。就像上海一处，西商所设汇丰等各银行，其银在租界地面无不乐于通行，即使达到盈千累万之多，使用者只需将票持赴出票之银行，辨明真假，互相授受，毫无多言，所以一张银票一天之内可易数主，其便利竟至于此。我过去曾听说乾嘉之时，南北贸易繁盛之地，有几家银号，其所出的银钱各票，南可用之于北，北可用之于北，其便利也与近日西商所设银行的钞票相似。后因川陕教匪滋事，各银号才开始都关闭歇业，以后也没有再设立的，只有钱票

译纸币这一项，尚有数个省份乐于使用，但开设者往往发行过多，一旦有谣言传出，持票取钱的人便纷至沓来，常常导致无法应付，因而倒闭。其中固然有本钱少而票额多、蓄意侵吞的人，然而那些店铺本钱雄厚，只因现钱稍少，被谣言所累而倒闭的也不在少数。但向来喜欢使用纸币的地方，即便店铺关闭，纸币业务也不会最终废弃，可见银钱票据如果能取信于人，没有不乐意使用的。

近年来，纸币这一项各地常有，只是各店各式终究不统一；至于银票这一项，随用随销，不过是偶尔的期票罢了，若说通用的银票，则各地都没有，这实在是中国的缺陷。前朝历代国家也曾制造使用钞票，时间久了弊端丛生，后来便不能使用，为何西方商人的银票反而能长久通行？不过是足以取信于人，所以不至于受阻滞罢了。

因此议论者都说，中国对于这件事实在应当急速讲求，这实在是充实国家、便利百姓的重大计策和急务啊。或者由国家自行制造使用，设立官员分别管理，在京师设一个总局来制造，其余在各省贸易繁盛的地方各设分局，以便民间支取使用和再次转移等事。只要发出的银票无事不可通用，支取银两时无处不能应付，那么所发行的票据自然能长久通行。

或者国家没有这样的闲钱，便让各殷实人家集资入股成立公司，制造票据发行使用，只求公司所存的现银不至于不够支给，那么必定能取信于人，断不至于倒闭歇业。果真能这样办理，不但有益于商人，而且民间殷实的富户，他们的银两也可以多有一种方法获取利息。即使国家有急用，也可以不必向西方商人借贷了。

天下的人都是平等的，天下的银子都是一样的，为何西方商人的银票常能通行，而华商却不设立银票？其中自有一种好方法，如果得到这种方法，事情就不难办理。然而这件事实在是充实国家、便利百姓的举措，而其方法又不是绝无仅有的才能，何不妨寻求这种方法来实行，不必完全依赖西方人。

译关于推行钞票的私下议论

推行使用钞票这件事，前人已经论述得非常详细了。如今钱市极度荒乏，制钱供应不足，虽然经过高级官员设法鼓铸，用机器代替炉火，每天可以铸造出数百上千文钱，但转眼间就发放出去，兑换一空，深深苦恼于后续难以维持。议论的人常常说是奸商将钱贩运出海，销售到外国。其实外国哪里需要制钱呢？即使说是运去熔炼铜，而铜中混杂着泥铜，怎么能适合使用呢？之所以时常显得匮乏，大概是因为炉匪私自购买，用来改铸私钱罢了。我们江苏布政使聂仲芳方伯，体念时局的艰难，打算寻求补救的办法。看到眼下年关临近，洋银的价值日益降低，经纪和小民受到的亏损日益严重，于是发文命令各关卡加强查察，严禁运钱出口。一方面邀请钱业董事和地方官员，在官署的花厅上共同商议良策。打算在省内设立官钱票，发给商人使用，以救济他们的困窘。此刻已经刊印完成，命令苏州府传令候补官员中善于书写的人到辕门填写编号，执笔人看到前日报纸上的记载，不禁拍手称快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方伯对市场的恩惠，真是无微不至啊！”私铸一天不停止，制钱就一天不够用。因为不够用，而用小额银钱来救济，这是隔膜的谈论，怎么足以成为切题的文字呢？只有推行钞票，那么几寸的纸就可以变成数以万计、数以千计的钱，只要足以取得民众的信任，还担心什么阻碍难行，致使市侩能够把持其间呢？而且推行钞票的利益，也可以指着手数出来。钱价向来有高有低，或者混杂着私钱，或者暗中扣除串底，市场交易难免有龃龉的弊端。钞票则出自官府，没有好坏的区别，在市场上流通，一目了然，这是第一个好处。制钱由鼓铸而成，万一铜船不来，工人就停止炉火等待。钞票则印刷常年可以制造，断没有时作时辍的担忧，这是第二个好处。钱有市钱、卡钱的区分，市钱通用于市场，用它来纳税完粮，掌管税收的人或许还有所挑剔。只有卡钱铜色纯白，胜过市钱，纳税完粮最为便利。民间须另行购买，才能缴给官府。如果钞票则没有市钱、卡钱的区分，只要不让膺鼎（私铸劣钱）混杂其中，就没有不便利的地方，这是第三个好处。千里经商，制钱常常担心取用不便，银圆及小额银钱确实便利了，然而积少成多，还担心沉重滞涩。至于钞票，从数百、数千、数十百千到千万千，放在行囊中轻如羽毛，不担心寇盗抢夺，不担心关山阻隔遥远。这是第四个好处。有这四个好处，其利益固然是人所共知的，应当赶快推行。我知道民间又无不乐于服从的，断不再担心钱荒为患了。只是利益所在，弊端必然随之而来。钞票只是一张纸，虽然有官印，奸人不难仿造而成。如果市场中漫不经心，伪物就会层出不穷，这是第一个弊端。湖北银行使用它，起初市侩多方压低价格来损害小民，那些银货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纸货了。我知道钞票一出，市侩必定仍有压低价格以囤积居奇的，这是第二个弊端。更有不利于民间的：银圆有图印可以辨认，偶尔被贼盗抢走，真贼既被抓获，还可以辨认无误。钞票则同一纸制成，无从辨认是否原物，这是第一个不便。银圆偶尔被火烧，废银还可以换钱，钞票则化作灰烬，无从捞摸，这是第二个不便。市场中三文两文的货物，用制钱去购买，不难予取予求。钞票则每张至少一百文，贫苦小民无从分用。平常油盐酱醋之类，仍必须用制钱购买，如果制钱不能日渐增多，钞票也多有阻滞，这是第三个不便。以上两个弊端及三个不便，想必方伯必定早已筹划到并有妥善的对策。虽然如此，就大局而言，那些弊端及不便非常细微，而其利益实在浩大。试举一件事作为证明：我前年曾漫游日本，那时日本吾妻桥刚刚建成，宏大无与伦比，全用铁制。同游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这座桥的工料仅花费银货二十四圆。”我大为惊讶说：“这是什么话？如果用木头建成，所费还要几十倍于此，为什么这座桥竟然如此便宜呢？”日本朋友说：“我生平不说谎话，这座桥估料估计工料数万金，天皇认为大工程固然不可不赶快兴建，而国库资金也不可白白浪费，于是特别下诏增添纸币若干。所谓二十四圆，只是购买纸及印刷的工价罢了。而用来购买材料、聚集工人，都喜新纸币的颁行，没有请求用银圆发放的。不到几个月，就庆祝成功。”由此看来，钞票的利益无穷。只要能把各种弊端全部消除，而再去掉那些非常不便的地方，还担心什么民情隔阂，不能到处风行呢？现在江苏既已开创兴行，希望各省效法其成规，通行制造，那么此省的票可以在彼省使用，彼省的票也可以在此省使用。眼看不久，转瞬之间天下都通行。只有三文、两文的琐碎零星，仍须持钱购买，其余都用钞票代替钱。怎么不见国库日益充实，百姓日益富裕呢！我翘首盼望。

论恢复钞法以救时利用

考察钞币的源流，自黄帝的臣子叫伯陵，开始制作褚币。郑康成说

译“周朝人用长二尺的布，请官府在上面盖印书写，作为民间贸易的货币。”这就是纸币制度的起源。唐朝的飞钱、钞引，宋朝的交子、会子，元朝的中统钞、至元钞，都是纸币遗留下来的方法。因此，钱钞作为货币，是最早且最方便的，上古时期就已经实行，并非后人凭空臆造。至于银子的用途，古代并不多见，直到明朝中期才开始专门崇尚。如今因为用银子废除了纸币，反而怀疑纸币不可行，这是拘泥于末世的弊端而忘记了根本的起源。明朝初年也曾实行纸币，弘治以后才逐渐衰落。我朝顺治八年，同时实行纸币和铜钱，每年铸造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余。到十八年，因为国库充盈，便停止了。详细情况记载在《皇清文献通考》和《通典》这两本书中。由此可见，纸币制度是历代理财的重要法则，建国初期已有实行的先例，说它不可行，是非常明显的错误。只是世道处于全盛时期，物资丰富，百姓安康，人们固然没有察觉到它的利益依赖。从道光、咸丰年间以来，中原多事，外国开通商埠，侵蚀我国的利益来源。太平天国和捻军在东南肆虐，回民起义在西北猖獗，征兵筹饷，经过二十年才天下廓清。户部搜刮殆尽，挖掘一空，民生凋敝，元气大伤。光绪丁丑、戊寅年间，天灾接连出现，齐鲁、晋豫都发生大饥荒，商议赈济和借贷，没有一年没有。接着沿海边疆不安宁，甲申、甲午两次战争，变故仓促发生，相距十年间，白白让海军数千万巨额资金消耗殆尽。偿还两亿两白银的约定期限，转眼即到，向邻国借贷，则利息沉重，拆东墙补西墙，始终有增无减。时至今日，国家用度日益耗费，日子日益窘迫，推究其由来，已经很久了，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比如整顿海军、扩充铁路、整顿船政、修筑炮台、制造火器、训练预备兵，处处都是不可延缓的计划，处处都是不可节省的经费。财政每年入不敷出，借贷有时也会穷尽。中国财力不足，无论在国家、官府还是民间，都因为习惯于使用银钱的弊端，墨守成规，未曾随时代变通。世间货物的利益，没有不尽的，一斤银子只有一斤银子的用途，银子用尽就会束手无策，而银子的出产日益减少，铜钱的销毁日益增多，海外利益流失，没有底止。由今视昔，那么生计的方法，几乎穷尽了，没有穷尽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只有重新实行纸币这一策略。纸币有利益也有弊端，以前有时实行有时停止，并非纸币不可行，大概是实行得不够完善罢了。如果真的能像金石一样坚固，像四季一样守信，那么凡是利于国家、利于官府、利于百姓的，且有不可胜数的利益。一人在上，掌握富贵的权力，富贵的权柄，秉持造化的炉锤。纸币一旦实行，铸造百万就是百万，铸造千万就是千万。统治十八省亿万百姓，顺应风气充实我国的财源，归还我国的疆域。一切流入外洋的金钱，千方百计遏制它，却仍然滔滔不绝的，行将不禁自止。可以妨碍外国银元的销路，通实用以挽回利权。这是利于国家的第一点。国库储备充足，那么统筹边防海防事务，增设兵卫以备缓急，减轻厘金税收以体恤商民，永远停止捐输以杜绝流品，百废俱兴，使一世达到富强。这是利于国家的第二点。假如各省遭遇水旱偏灾，或者河工军务，或者开垦矿田等役，都可以迅速举办，不从事绅商的利息借贷，不烦扰地方官吏的摊派筹措。上以尊崇政体，下以厚待民生。这是利于国家的第三点。河运漕粮积重难返，厘剔维艰。城池有战事，戒严修浚不易。向来因为筹款无门，不敢轻易议论的，也可以次第举行了。这是利于官府的第一点。州县丁税钱粮，考核非常严格。地方富庶，上下无征。一旦免除拖欠赋税，清除积欠，增加俸禄，减少经解的费用，免除赔偿的痛苦，节省困迫的忧虑，成就廉洁官吏，正复不少。这是利于官府的第二点。年岁丰收，就广泛积储谷米以充裕仓储。私盐充斥，就收买盐斤以减轻官盐负担。货物壅滞，设法疏通，因民之利而利之，不至于旁流外溢。这是利于官府的第三点。市场银票、钱票浮于存本出纳的数量，大多不相抵。一旦折损，动辄开启倒闭卷逃的风气。纸币实行后，官府坚守，百姓奉行，无远弗届。虽然有奸商蠹贾，也无从施展其欺骗的伎俩。这是利于百姓的第一点。民间用银，减平减色，畸重畸轻，经过市侩低昂其间，百口且无能折辩。纸币实行后，进出一律，有轻便携带的便利，无耗折的忧虑，公道自在人心。举凡市情欺诈，一扫而空。这是利于百姓的第二点。银钱笨重，不便携带，盗贼望风测尘，中途窥伺，几乎防不胜防，所以行者都有戒心。纸币实行后，万金之券，卷而怀之，可以消除意外之灾殃，可以弭平横来之劫夺。这是利于百姓的第三点。再证明以泰西各国钞票风行，流通市面，动辄数百万，较现银为尤重。君子观察于此，是可以预决了。至于造钞、行钞、换钞诸法，应当如何准则？今酌古则，前案具在，非手无尺寸柄者所敢妄参末议也。

译银行

银行论

财富是国家的基础，也是百姓的生命线，不能让它停滞，不能让它困窘。从前姜太公为周朝制定了九府圜法，于是货币制度得以在天下推行，没有让财富停滞、让百姓生命困窘的情况。所谓“泉”，就是水，像水在地面流动一样，不能有一天停止，这不仅是上下通达，也是盈亏相互转化。如果停止而不流动，即使是千寻深的泉水，也会立刻枯竭。所以圣人重视职位，根据职位来制定权力，根据权力来制定用途。比如汉文帝宠信邓通，说：“我能让他富有”，赐给他蜀山的铜矿，于是邓家的钱币遍布天下。他窃取了一时的权力，尚且足以聚集天下的货物，凭借万众之力来振兴自己的权力，其作用岂可限量？考察西方各大国，在数百年内所经办的事务，起初只在本国通行，最终目标是让五大洲一概通行。等到近五十年来，轮船火车相继使用，五大洲的形势更加没有阻碍，因此大宗银钱虽然由国家户部及以往的汇兑庄管理，都不足以掌控这个大权。请问谁能宏揽巨纲，周流地球，使财富不滞，民生不困呢？恐怕只有开设大银行这一办法吧？西方各国，无不筹集巨资，争相设立银行，作为富裕国家、养育百姓的计策。英国银行有本银五千八百万，法国银行两千九百万，德国银行两千四百万，土耳其国两千万，俄国八百万，每股数额多则一千余两，次则六百两，再次则四百两不等。这只是指大银行而言。如果是中等银行，本银四百万的极多。统计英国大银行有六十处，分支行有一百八十处，与国家往来相通的不下一千号。德国大银行十七处，分支行二百十一处。目前财用既已在五洲流通，那么各国总银行所办的事务最为巨大。仅就伦敦一家总银行而言，每日经手的款项就有银八千万两之多。由此类推，其他国家也都不少。评论者说银行的设立，可以兴利，可以除害，大致列举其事，有几点。国家库帑存储，向来随运随收，虽然堆积如山，不准丝毫外借。如果自有银行，无论银钱多少，都可以流通往来周转，真所谓利如刀，流如泉布，母子相权，锱铢之微，也有生息，不至于徒然储藏而无益。这是有银行的好处之一。国家正赋之外，充军国之用，只在于整顿钱法而已。想要重视钱法，必须商议鼓铸。向来中国铸钱，只有京城泉源二局，各省虽然曾设局，但旋即开设旋即停止，所以钱路不广。如果自有银行，可以责成鼓铸，永远消除盗铸私消的祸患。更兼行钞法，可以收到宋元交子会子的效用。如果按照英国的办法，如果在全国每口加本钱三两有零，这是有银行的好处之二。国家凡是兴建大役、军务重情，经费不足，非转贷于封不可。中国自同治年间西北用兵需要军饷，曾借洋系沪上银行经理，利息不免过重。如果自立银行，将来一切军国大事亟需巨款都可以由此大银行经手借用，利息既可以从轻，而利权仍可操之在我，不至于为他人挟持，这是有银行的好处之三。至于市井之徒，工于垄断，凡有银洋入门，兑换短平扣底明侵暗蚀，百姓受害，无可奈何。如果设立银行，那么这种积习自然可以一扫而空，这是除害之一。近来海禁大开，五洲互市，金银市场或涨或落，其出入之权关系重大。上年鄙人曾经论过此事，必须有人专门管理，国家才能避免大受亏耗。如果设立银行，那么随时价值自有主持，永远没有伤折的祸患，这是除害之二。再查中国银钱铺面林立，通衢就以居民四百兆来计算，千家中有钱铺一家计算，就有四十万家，与全国经营人数大略相同。然而钱铺的用心，都是分财之法，正如蠹虫侵蚀物品，暗中受害于无穷。如果开设大银行，那么都注意生财之道，不仅不至于分人之利，而且能使人与己皆能自生利。嗣后获利较丰，而又无损于人，这不确实是富国益民的要图吗？方今中国正拟华德银行，倘若能仿照西国大银行之法推广办理，如同每人加银三两，那么也就巨大了。既然得到这种聚集巨资的妙法，将来开路立新学及一切益民之事，有什么难的呢？兴利者必须深悉利之所以不兴，利一兴即无不并兴；除害者也必须深悉害之所以不除，害一除即无不并除。变通到尽善，操纵自如，圜法的兴起，大概可以期待吧？拭目等待吧？私下希望在上位者及早图谋。

中国宜设银行论

现在谈论时务的人，无不以振兴商务为要图，以收回利权為急务。然而究其根本，利权何以能收？商务何以能兴？如果不仿行西法就不能成功。西方方法固然不是一端可以完成的。轮船所以通商，西方人多备公司船往来各国，不仅成本较大，公费

译筹画困难，况且建造船只仍须依赖外国，又须熟悉洋面风涛沙线的人，才能驾驭行驶。中国商人向来没有学习过，如果到外国去，既不懂语言文字，又不习惯饮食起居，不如那四人在中国，事业既大，可以自由自在。这是想要振兴商务的第一个困难。兵船是用来保护商船的，中国自从设立海军后，正期望逐渐扩充，而中日战争时，丁汝昌将军把兵船全部损失，二十年的经营，毁于一旦。现在不是不想恢复旧制，而是花费更大，整顿更难。即使重新建立海军，购置铁甲舰，也只能自顾海防，断没有多余的船可以分驻各国。如果没有兵船前往驻扎外国，凭什么保护彼此？倘若发生冲突，必定受到西方人的挟制。即使有兵船保护，华人尚且未必肯去外国受保护。除此之外，难道没有振兴商务的方法吗？西方人崇尚的是机器。没有不用机器的，制造出来的物品既精美，人工又节省。华人之所以乐于使用，西方人之所以获利，就在于此。现在铁厂制造各局，各省可以依次推行，而缫丝、纺纱、织布各工厂，也日新月异。将看到西方人所做的，华人没有不做的；西方人所能做的，华人没有不能做的。又怎么见得商务不能振兴，利权不能收回呢？不知道铁厂制造各局，确实将依次推行；缫丝、纺纱、织布各工厂，果然日新月异。无奈所需的物料，所用的机器，仍须从外国购买。假使西方人不肯卖给华人，那么巧媳妇难道能做无米之炊吗？西方人的机器日新月异，华人刚买到学习，而西方人已经改变。华人不过是步其后尘，即使能勤勉不倦，精心学习，恐怕不是一二十年不能与之抗衡。既然振兴如此困难，将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呢？回答说：现在的计策，想要便利百姓、富裕国家，上下相通，只有设立银行罢了。西方方法以设立银行为要务，用时借助银行来转移资金，遇到急需，无需四处搜刮，这是第一个好处；不用时存入银行生利，而且便利百姓，这是第二个好处。现在西方人在中国设立银行，华人都趋之若鹜。华人不信任本地的钱庄，而信任外国的银行，是因为其资本大且可靠，牵制多而不易倒闭。就像汇丰银行在报纸上时常刊登广告，据称资本一千万元，公积金五百七十五万元，又另备股本一千万元。每天结帐的存银，长年二厘起息，存至二十万两为止。存一年的长年四厘，半年的长年三厘，半个月的长年二厘半，一定章程有条不紊。股票作价二百二十五元，现在值银二百六十余两。公积金又如此之多，获利之厚可想而知。然而其存本虽然大，但获利要归存项，无论西方人有银都存银行，而华人也不嫌其利薄，乐于存放。宦途充裕的人，无不把银行当作外府。于是银行的资本愈大，转运愈灵，各票庄无不一仰其鼻息，而银行的利愈厚了。假使中国自立银行，虽然西方人的利不为我有，但华人的利，华人可以自主，不优于外溢吗？有人说华人自设银行，华人未必深信，仕宦的银两更多牵制避嫌而不肯存放，终究不能与西方人争利。回答说：这不难，商务以信为主，只须资本充裕，转运通畅，仿照外国银行的例子，认票不认人，华人有什么不信的呢？官场又有什么避嫌的呢？况且仿立小银行，使民间便可存入，随便可取，让民间都有积蓄，不至于浪费。国家若有急需，也可以向银行筹措。各省库银都可存于银行生息，种种利便，不是笔墨所能尽述，因此略举一二，供当权者参考。他们能不把这番话当作空谈吗？

译应当设立银号以保护利源的论述

西方设立银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就始于约翰·劳。他本是英国苏格兰人，有心计，精通理财之说。一千七百十六年，他到法国巴黎开设银号，制造钞票，用空白的券票换取商人的现银。商人因为钞票轻便，可以携带到远方进行贸易，四通八达。约翰·劳因此获得奇利，获利巨大。一千七百十八年，事情转由官府办理，约翰·劳的银号受政府管辖，又在美洲开设商社进行贸易。一时间市场流行，无不称赞其便捷。于是银号更加得势，国民争相拿出储存的金钱，使得商社钞票的价格日益腾贵。甚至有出数倍高价来购买钞票的人。约翰·劳认为这是好策略，更加大量制造钞票，几乎像风行电闪一样迅速，疯狂地流行于世。前后所发行的钞票共十六亿七千五百万金。不久资金不足，兑换稍显滞缓。约翰·劳于是停止美国商会，商民疑惧。那些在银号储存金银的人争相用钞票索取现银。约翰·劳无计可施，窘迫穷困而逃跑。银号关闭歇业，于是国内货源堵塞，商业停滞，大户富家全都失去了产业，流离四方沦为乞丐，而原本低贱的百姓，有的反而趁时获得巨大财富。钞票盛行时，人人获得奇利，穷奢极欲，竞相奢华靡费。有见识的人议论说没有这样的道理，到这时果然败落。约翰·劳逃到意大利，最终因穷困而死。约翰·劳创立银号发行钞票，在当时流毒甚广，而后世从事银号业的人都效法他的方法，相传至今没有废弃，而且更加发展。大概天下的事情，有好的制度，就必须有治理的人，仅有制度不能治理好，这也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啊。钞票的发行，必须先显示诚信。如果仅仅用一张纸颁行于中国，只出不收，这就是欺骗百姓，即使一天也不能推行。现在西方大小各国无不设立银号，其发行钞票全部由政府掌握主导权。每年银号中存本的多寡以及钞票出入的数量都有据可查，以此来防备弊端。这方法确实很好。西方国家开设银号都是集合众人的力量而成，比如英国以伦敦所设的为总号，其余都是分支，声势联络，几乎遍布地球。各商人到达的地方，贸易所盈余的资金都存储在银号中，略得微利。一旦想要使用的时候，如同节省如同携带，都称其方便。每个银号所出的钞票动辄百数十万，假如商人用空票取现银，无不立即开具汇票，即使迅速到数万里外，也按期无误。如果有拆阅、倒闭、存有钞票的情况，按规定必须照数赔偿。所纠合的公司，以有限、无限来区别，有限则以银号中的本银用尽为止，无限则在本银用尽之外，各股东再筹集现银，直到欠项还清为止。每年官府必须查核之后刊登在日报上，远近都知道，所以不至于赔累，而民间都信任它而不怀疑。现在不如在各省通商大埠以及交通要道的壮县，仿照西方银行的例子，设立官银号，以救济缓急，通行银钱钞票，以收回利权。近来钱肆林立，南方多行钱筹，北方多行银票。我私下认为筹票两项确实便于取用，然而还是不能行到远方，而且适宜于官府设立而不适宜于商人设立。必须由官府印造颁发，才可以准许通行。开始必须由大钱庄集股承充，到官府请领牌照，按其大小向官府缴纳资金，然后给予牌照，不然一律归入官银号，而允许商人同样入股分享利益。但必须先显示诚信，所有钞票通行各省，统一取用，归一省办理，以示限制。或者遇到有官银号的地方，就立即给付，没有地域界限。凡有钱粮官款，准许其缴纳，不许分毫折扣。如果有舞弊营私者，立即严厉议罚。钞票前代已有提议实行的人，不久就废除了，这是因为不能以诚信为先，官府能发出而不能收回，反而从中百般作难，这就是所说的作法自弊。人即使再愚蠢，谁肯用空纸当作实银？这必须先有取信于民的地方，然后百姓才开始使用而不担忧。从前俄国当国库空虚之际，当局者印造钞票数百张，颁发各处，谕令缴纳官款都用钞票而不用现钱，一时间民间争相用现银购买钞票，流行无阻，顷刻间就卖完了，而库中顿时存有现银数百万，不过是一转移之间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平时依赖有一个“信”字出于其先。前年曾有人提议设立银行，最终被浮议所阻挠。大概银的出入，弊端百出，重量有轻重之别，成色有高低之分，又从而吹毛求疵，百两之银折耗很容易，而权衡出入者利益有所归了。一旦用钞票缴纳官款，那么从中经手的人，就没有地方施展弊端了，有不阻挠的人吗？不知道收回利权而充实国家军饷，银号不可不设立，钞票不可不发行。况且国家有事，国债也出自其中。大概西方各国所设银号，有公有私，与国家用度相互表里。国家用度不足，就可以向银号借贷，于是国债兴起。国债是用来救济国家用度穷困的，每年利息和本金相互权衡，其利益仍然归于百姓，而不外溢，上面无不有所裨益。与向邻邦告贷相比，

译这其中的得失究竟如何呢？国债之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百姓信任朝廷。西方各国没有哪一个没有国债，严重的甚至达到成千上万之多。自古以来，那些施行王道政治的圣人，很少有不认为国家不可以成为国家的。然而西方的成例不足以成为弊病，由此可知，对于财富而言，不担心上下之间流通，只担心上下互相争夺。国债这一方面，手段虽然接近于杂霸之道，但在不得已而使用它时，也可以依靠它来资助军需，便利转运，没有临事时资金短缺的忧虑，而有一时权宜之计的效用。凡是国家有大型工程、重大举措，都可以得到众人的力量作为辅助。那么，作为统治者，如果真的能做到取予守信，收支公平，开辟财源以节制支出，调节盈余以弥补亏空，设立公私银行，与商民共同保护利益来源，那么一国的利益就全部归于公家，君主的财富储存在民间，家庭的充实通达于国家，下面富足而上面就不会不足，这难道不是古代的道理吗？

译论银行集股的困难

西方理财的权力，美好而完备，流通而不中断，依靠的是什么？依靠有银行罢了。自从通商以来，中国人不知道致力于此，于是他们便凭借自己的长处来欺侮我们的短处。像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日本，都来华贸易，代为设立银行，而我国的利源已经丧失。近年来，中国的士大夫深思大局，打算设立银行，各大臣屡次请求创办，大概情形也清清楚楚了。他们所拟定的总纲四条：一是开辟办事权限；二是印发钞票；三是扩充分行；四是兼管铸币。总银行的例子，由户部拨付一千万元；分银行的例子，招引商人集股，依次设立办理，相信这样就能使财货都流通，而利权独自掌握，应当没有不踊跃从事的人。然而却没能做到，为什么呢？我曾反复深思，知道原因有三：一是章程不完善；二是财源不充裕；三是商民不信任。为什么说章程不完善呢？查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如第二条的意思，那么倒闭后无从追究问责；如第七条的意思，那么股东没有权力；如第十三条的意思，那么股东的银票有什么用？这是不踊跃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说财源不充裕呢？西方国家各种富民富国的学问已经兴起，于是设立银行，那么形势就容易。中国民生凋敝，而一切农学、矿学等类尚未完全举办，那么财源既微薄又筹措困难，这是不踊跃的原因之二。为什么说商民不信任呢？银行是天下的大利，外国代中国设立，所以中国弱；中国自己创设，那么中国强。洋人恐怕我们真的能设立，所以哄骗诱导华人，阻挠华人，使人们不乐意从事。即使勉强去做了，他们必定抬高英镑价格来控制我们的出入，不四五年，必定导致倒闭，商民何乐为此？这是不踊跃的原因之三。传书说：聚集天下的利益，应当先顺应天下的情理；收取天下的权力，应当先平定天下的形势。所以纠正弊端而实行就好，而今天不致力于此，只是沾沾自喜地希望集股，而终究不见踊跃成就此事，是因为这个缘故吗？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农功

请设农学科的奏疏

张如翰

为了讲求农务，请求合并文学设立科目，以鼓励人才，振兴地利，呈请代为上奏的事。私下认为万物宝藏都是土地所生，四种人以农业为本，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超越全球。为何物产繁盛，不及西方土地？大概是因为士人和农民分业，农民不读书，而士人对于土壤化学的学问，又因为不是利名所追求的，置之不讲，所以农业无法兴起其利益。现在想要殖民富国，必须先训导士人而训导农民。考察周诗“田畯至喜，蒸我髦士”，这就是农官农士。汉代制度，孝弟与力田并重，实际上有农科的设立。后世农学不讲，种植之事完全听任愚昧之人自行其是，而不学无术，难以兴起地利。现在农学农会争相列于报章，编译外国农书，以供学习。京都设立农务总局，恭奉上谕，命令各省督抚认真劝导绅民，并采集中西各种方法，讲求利弊，且命令州县设立农学堂等。天下人一致知道务本的图谋了。只是恐怕筹措费用不足，州县难以创始，农民不知所措，未免有名无实。不知道上师古制，参酌时宜，合并文学而加以鼓励，特设农学一科，列举中西格物技艺、蓄牧之法、占候考察之书，令士民悉心讲究，精通其业。等到学政按临的时候，特别考试一次，选取农学策论有心得的人，每学拔取数名，作为农学生，咨报集会考试，略如拔贡的例子。进京廷试列高等的，在农部观政，与拔萃科小京官相同；其次用作州县农师，与教官并重，调任训导一缺担任，使事务有专门负责的人，且资任教习，参用西法，时常与诸生尽心讲究。命令开设农会以从事比较，刊刻农报以广见闻，购买农器以便操作。按照春秋农忙的时候，巡视郊野，辨别其土壤适宜，察其力作，应当如何兴利除弊，会同州县告示谕令，使农民知道效法，实在与古人劳农劝相的意思相符。即使穷乡僻壤，有生员通晓农学，他平时教导童蒙，凡荷锄负耒的农夫，都能聆听其指教，无不悉知农务，以尽地力。其辨别质地、培壅硗瘠为膏腴，必定有其方法，富民即以富国，效果可以立刻达到，而天下人应当不责怪儒术的迂腐了。况且举人还有进一步的见解，西方人讲求富强，凡是中国人无不学习各种技艺，田学而成均给予优奖，中国农商工艺。学问鲜有专门，士人习制艺，徒以猎取科名，实际上不适于用，所以贫弱至此，竟被他族所欺陵。现在皇上奋然广行新政，以策论取士，博古通今，蔚为有用之才，而又悬美职以鼓励技艺，派大员以督强务，讲求农学，设立专官，而开设特科以鼓励之，那么士民无不欣然读有用之书，将致富亦可致贵，而且与现在讲求练兵合武科于营制，优待军士以图强，同一鼓舞人才。那么我国富强之基，实在转移于此了。举人恭读

译六月十五日，皇上降下谕旨，我仰体圣上的心意，向下采集民间的言论，不敢自安于沉默不语，谨此陈述浅陋的见解，呈请代为上奏。奏折恭敬呈上。

译论富国应当首先讲求农务

如今天下谈论富国的人，总是说：想要兴起天地自然的利益，就应当开矿；想要杜绝欧洲西方外流的财富，就应当振兴商业。这两者都是中国谋求富强的急务。《周礼》一书中，人有官职管理，市有官职管理矿产，致力于商业事务，无不有专职人员。周公是千古伟人，而他亲手编订的书，也曾把开矿兴商作为治理国家的策略。《管子》是天下才俊之作，其书中有《地数》一篇，对储藏和兴利之事论述得非常详尽。又因为鱼、盐、蜃、蛤是齐国的特产，于是讲求贸易流通的利益，使得滨海一隅富强冠绝天下。由此可见，大地不吝惜财富，是不必忌讳直言的。即使是像管仲这样贤能的霸业辅佐者，其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也不过如此。后世的君王崛起，可以继承效法，矿务和商务，难道不应该讲求吗？中国的矿产位居五大洲之首，却不知考察，任由它们始终埋藏于地下，没有人将这些有本之利开采殆尽，这无异于对着饥饿哭泣，愚蠢到了极点！中国地大物博，土产丰富，唯独丝和茶是外洋必需的重要物品。仅仅因为不善于制造，物品不精良，致使洋货通行，充斥内地，而我们出口的丝、茶两大项，又日渐衰退，不再像从前那样兴盛。银钱外流，不知挽回，商业废弛，日益严重。想要求得富足，这岂不是自毁根基？想要富足却想与人搏斗，拙劣到了极点！谋划国家的人于是断然说：求富之道，非开矿不可，非兴商不行，好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足以作为富裕国家的谋略，这确实是正确的。但我则认为：矿固然应当开，商固然应当兴，然而中国还有一种富国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在于讲求农事。农事所涵盖的范围很广，如牛、羊、鸡、猪的畜牧，桑、果、材、木的种植，都属于农事，不仅仅只有播种五谷的才能称为农。然而即使仅就播种五谷而言，也有两大方面是中国应当急切讲求的，而无穷的利益可以确信等待。其一叫做开垦。查考中国蒙古各盟部、奉天、黑龙江、吉林各省，青海、西藏、苗疆、回疆等地，野兽足迹、飞鸟踪迹，万里荒芜，肥沃的土地等同于废土，有可以开辟的却不知开辟，有可以耕种的却不知耕种。环顾边疆角落，其地不知有多少，而粟米等食物，都依赖东南各区供给，航海转运既多不便，侵吞盗窃的弊端又很多。一旦海疆有事，咽喉受阻，那么即使东南各省丰收加倍，而西北百姓无米做饭，束手待毙，谋划国家之道，难道能称为完善吗？必定想要求得万年长治久安的计划，那就非开垦各种川地田地不可。西北能开垦一顷田地，就能增加一顷粮食，用其产出的粮食养活其百姓，不烦劳从东南取给，自然没有阻隔受饥的忧虑。这样，那么东南折漕的计划，朝廷也可以顺利施行，转运侵耗，既可以杜绝其弊端，而东南百姓也不致因为缴纳漕粮而产生过多的运输虚耗费用，利国利民，这是最便利的。况且东南产米之乡，首推江浙，然而江浙的闲田也不少，何况其他省份？因此应当招集闲散百姓，开垦荒地，那么粟米产出日渐增多，而民间的财用自然充足。其二叫做培养。中国肥田的方法，向来使用粪秽、草泥、豆饼之类，其功效未尝不巨大。往年西方农家，也完全依靠粪力作为肥田之用。后来有了化学制成的物质，其形状如灰，可以携带到远方，而将一方土地进行浇灌，其利益非常广泛。曾经听说没有施肥的土地每顷可产谷十二斗，有施肥的土地可产三十二斗，用化学培植的土地可产三十四斗。中国如果能够仿效施行，那么土壤深厚而禾苗自然茂盛，收获必定加倍，极其丰盛。同一块土地，有的因为连年收割种植而耗尽地力，有的因为长久未加培土耕耘而先进行壅蔽灌溉，都应当考察其土性，辨别其肥瘠，施加养护培育的物质。大致荒田旷土，不用钾肥及磷酸、硝石、淡气等培育使之肥沃是不行的。这三种物质中，钾肥虽然是肥田所必需的，而磷和淡气也不可缺少。于是有购买淡、磷、钾三种物质并用的肥料来肥田的，但必须考察土性及所种植的物品，配合多少，适合其宜，方才有用。除此之外，有时又须加用石灰及镁肥，或者又在十亩田地的四周挖掘宽一二尺、深三四尺的沟，填入碎石，高出地面。石头能吸水，雨水潦水则干，石头能含水，久旱则润，这也是西方方法中可采纳的一点。中国距离赤道近，热量厚，雨泽充足，如果能够尽力开垦，使没有荒地，加意培养，以尽地力，那么农务必定蒸蒸日上，而收成必定丰盛，这岂不是在开矿兴商之外，又是另一种富国的方法呢？谁执掌国家权柄，何不在此多加留意呢？

论中国应当讲求种植之学

天下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出自土地，这就是君王重视农事的原因。中国自从后稷教导百姓耕种，种植五谷，五谷成熟而百姓得以养育。古代所说的农，似乎仅仅指五谷而言。大致百姓的食物不外乎五谷，所以后世从事农业的人都专注于五谷。五谷之外，并非没有种植的物品，

译然而这些作物都不能像五谷那样，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从播种到收获，各个环节都应当仔细讲究，种植虽然劳苦，但人们却不知道，除了五谷之外，植物还有很多，既然也是百姓日常所需，也可以用来弥补五谷的不足。就拿蚕桑这件事来说，中国从古至今都与农业并重，然而其种植面积却无法像五谷那样广泛。全国二十一个行省中，讲究种植的只有江浙两省，其余省份不仅不太讲究，而且种植的人也寥寥无几。有人说这是因为土地不适宜，却不知南方土地未必都能栽植，北方土地也未必没有可以栽植的地方，总之是人力没有充分发挥罢了。人力所及之处，没有做不到的。然而蚕桑一事虽然种植不广，但在种植的地方，人们尚且知道修剪灌溉，其勤于培植的程度也不亚于五谷，对于每年民间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税收，还可以说是一大贡献。此外只有茶叶，虽然各省都有，但栽种的数量仍然嫌少，所以销量已经不如蚕丝。如果再不寻求种植和制作方法的改进，那么必然会导致日渐衰落，更加不如从前了。这就是中国种植技术不够精纯，所以商务无法振兴的原因。俄国地处苦寒之地，土地广阔而荒芜，现在力求富强，除了矿学之外，还讲究种植之学，能够考察地质，使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土地。因为各地的土壤，其性质不同，有多沙的土，有石粉的土，有生泥的土，有显生植物，有隐生植物。谈论植物学家，先考察土地的适宜性，纠正偏差补救弊端，然后进行种植，那么产出没有不繁盛的。以前所没有的，如茶叶、葡萄、树皮等物，现在都购买植物来种植以获取利益。中国的土质优于俄国，人力多于俄国，而葡萄、树皮等物却还没有获取其利益，这都是不能讲究的缘故。况且俄国的种植方法，也是从泰西欧洲各国学来的，格致之学日益精微，说广泛种植树木，不仅可以获取利益，而且获利无穷。一能兴云致雨，以避免旱灾荒年；二能净化污浊之气，以避免瘟疫。大抵人体呼出浊气，树木吸收后变得肥沃，树木发出清气，人吸收后，气血得到滋养。如果在百里之内种植数十万株树木，其气上升，就能形成云。一旦遇到风，顷刻间就能将云雾化为霖雨。所以欧洲各国很少有旱灾荒年的祸患，并且说土质膏润与树木性质相似的，种植必然生长；土质枯竭与树木性质不相似的，种植必然枯萎；土质与树木性质稍有不同但气尚能相合的，种植必然变异。地上所有的树木，土中必有同质的物质来助长其生机，所以种下一颗种子就能得到一棵树，而没有不相同的。土有五色，所以花开五色；土有五味，所以结果五味。如果没有日光，其颜色一定不好。因为万物本无色，必须借助日光才显出色。树根细密而白的，不忌潮湿；稀疏粗大而白的，不忌干燥；根长的，不忌寒冻；根短的，忌讳种在寒地。树叶稀疏细小的，忌讳种在赤道；多油的，适宜种在山地；有汁液的，适宜种在山地；树皮浮松的，适宜种在平地；根坚硬的，适宜种在黄土。只有桑树处处都适宜。三年的桑树还嫌其嫩，十年的桑树则蚕食得力，二十年以上的只能砍伐制作器皿。而且种树适宜疏密得当，否则日久必然发生火灾。因为树木潜伏的电气久了则伏电厚，触动外电而自焚的，都是伏电过盛即焚，也有不触动外电而因寒气逼迫而发出的。并且可以通过观察树木内部的花纹，来判断东西南北的方向，向南的纹路宽，向北的纹路窄。如果想要移栽，必须按照原来的方向种植，才能成活。而且观察其木纹，就可以审察其年岁的多少。奥妙精微，几乎令人不可思议。人们都说通商可以致富，所以谈论时务的人一定以商务为急。不知道商务的盛衰，仍然取决于土产的产出数量；而土产的产出数量，仍然取决于人力的经营。如果听任其自生自成，而漫不经心不加考察，那么即使地质再好，恐怕也辜负了这地质了。现在想要为中国谋划富强的策略，难道不在于土产的丰富吗？而想要土产丰富，难道不在于寻求种植之学吗？

译关于兴办种植应当审察土性、讲究培壅的论述

工部候补郎中唐浩镇请求令各省开辟利源以供给国家用度，将他的奏疏呈递给江苏巡抚及工部尚书，请求代为上奏。他原呈中所称，以扩大植物生产为根本：一是蚕桑，二是葡萄，三是种棉，四是种蔗，五是种竹，六是种樟，七是种橡，八是种烟草与咖啡。这八种作物，本是天地自然的利益，起初并非难以推行，只需辨明土性的适宜，讲究种植的法则，其获利的丰厚，自然可以像拿着左券一样有把握。中国对于种植之事，似乎只专属于五谷，而其他各种植物似乎都无关紧要。然而中国也并非不讲求，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不过是将五谷作为种植的大宗，而并非说其他植物都可以漠不关心。自古以来，如蚕桑利益的丰厚，棉花益处的大，未曾不选择土性适宜的地方，广泛种植。直到如今中国出口的货物，以丝绸为大宗，大概从《禹贡》中“桑土既蚕”开始于兖州，而流传到江浙等地，其功绩足以惠及天下，而其利益也是其他物品所不能比拟的。如果不是从夏朝以后，历代百姓都讲究种桑育蚕的方法，怎么能沿流推广到其他省份呢？只有棉花这一项，相传是从西域传入，元代才进入中国，其实并非如此。我曾阅读《通鉴》，梁武帝时有赠送木棉皂帐的事；史炤《释文》说：“木棉江南多有，当地人用铁棍碾去其核，取如棉絮者，用来做弓弦以弹棉，使其均匀细密，卷成筒状，在车上纺之，自然抽丝如缫丝状，织成布。”可知用棉织布，其由来也已很久了。其他如竹、木、果树等植物，中国也未尝不讲求，也未尝不视为利益，只是不将其作为当务之急罢了。先前户部郎中陈炽编撰《续富国策》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种树富民、种桑育蚕、葡萄造酒、竹造纸、樟熬脑、木成材、橡制胶、茶制茗、棉轧花、蔗制糖、烟草与咖啡以供食用。坊间曾刊行此书，流传于世。如今唐部郎所陈述的蚕桑、葡萄、种棉、种蔗、种竹种樟、种橡、种烟草与咖啡这八种利益，大概就是《续富国策》中的话，本来人人都知道有利益可图。而各省最终没有实行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封疆大吏以及地方官员因循守旧、安于常俗，不能振兴大利，一半也是因为不能辨别土性，恐怕鲁莽从事，最终导致没有成效可收。如前年广西巡抚马丕瑤，命令在广西兴办蚕桑，不到两年，上奏称桑秧蚕种无一幸存。如果不是土性不适宜，必定是育养不得其法。因此想要扩大种植，必须先审察土性适宜，接着讲究培壅，而后所种植的物品才能预测其丰收。其利益不必局限于蚕桑、葡萄、棉、蔗、竹、樟、橡、烟草与咖啡。这八种作物开始有利益可得，而顺应物的本性，选择地的适宜，凡是各种种植，没有不能获利的。曾考察英国挪佛一地，土地贫瘠荒凉，不可以耕种，随即审察得知土性适宜，颇与萝卜相合，而其草丰茂，又适宜牧羊。于是在此地广泛种植萝卜，让百姓饲养羊，遍种肥草以供给食物，繁殖兴盛，即使汉朝的卜式也比不上，获利的丰厚无异于肥沃的土地。这是应当审察土性适宜的一个证明。又有撒里司白里一地，平原旷野，土性异常贫瘠，种植各种作物都能生长，于是搜集海岛所有的鸟粪来肥沃土地，而一亩之间每年可收十倍之利。这又是应当讲究培壅的一个证明。如果只知道种植的利益，而不知道审察土性适宜、讲究培壅，那么终究没有实效可收。又听说有一种拉美草，日本人认为获利甚厚，筹备资本创办公司，东京及大阪都有，其余静冈、三河、福冈等地谋求兴办此类公司的尚未停止。此草属于苎麻类，用它织造各种物品，与蚕丝没有什么区别，栽培方法非常简易，即使原野不毛之地也可以滋生繁殖，大概其性不畏寒热，所以到处没有不可种植的地方。只是须选择疏松砂土方为佳。种植之时，春秋最适宜，所以一年可收获两次。日本一反之地可种三千株，而获利则达五千圆。种植所已颁布其种子于全国，让百姓种植之时，春秋最适宜，所以大足以振兴国家利益。我们中国如果知道此物有益，也仿效种植，怎么不可以图利呢？总之，天地生物，没有一样无用，也没有一样不可获利。种植各种物品，全靠土性适宜，培养得法，而后有利可图。美国的富裕，以农业而养牛、养鸡各业无不讲究，百姓因此富裕，国家也因此富足。兴办利源的人，本来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关于西法农政应当首先仿行的论述

如今天下竞相谈论兴办利源，竞相谈论效法西法以兴办利源，纲举目张，步其后尘。于是开矿务，造铁路，通邮政，设立学堂，兴办工艺，开设银行，日新月盛，层出不穷。其中有的得利，有的

译遭遇失利，或者利益较多，或者利益较少，或者有害而无利，或者利害各半。意志锐利、气势旺盛，朝廷与民间议论纷纷，最终却没有一个人谈到农业政策。国家以农业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国家的强弱，取决于百姓的贫富。古代的圣明君王，没有不急于从事农业的。考察西方国家的农业政策，其方法容易学习，其道理容易明白，其器具容易准备，其效果容易显现。不致力于这些，却追逐于矿务、铁路等事务，这是舍弃大而谋求小，抛弃根本而追求末节，权宜解决眼前的急迫，而不是规划长远的策略。

中国人口有四亿，从事农业的占大多数，然而各省往往有未开垦的田地，未治理的山林。虽然说土地肥沃贫瘠不同，也是由于农具不精良的缘故。西方人在种植、施肥灌溉、制造器具、利用资源等方面，都源于格致化学，务必使山泽原野各自发挥其利，竹木果蔬各自得到适宜的处理，随事有最方便的器具，逐年有更替种植的方法，写成书籍，绘成图画。中国地广人稠，起初可以仿效其方法，不必全部购买其器具。等到两三年后，荒地都开垦了，种植的作物都成熟了，然后讲求新的机械和新的器具，以代替人力的辛劳，与矿务、铁路等事务相比，恐怕其利益要高出十倍百倍。

农事闲暇时，偶尔谈及种植的利益，其一在于广泛推行蚕桑。西方人传播这种方法，也不过几十年，而获得的利润之厚，不止数十倍。其关键在于选种与防治疫病，可以说体会入微，能充分发挥物性的了。其次在于广泛种植木材，天下无论什么土地，必有相宜的树木，无论什么树木，必有可收获的利益。山脚水边，全部进行栽植，与田亩所种的相比，不缴纳赋税，不烦劳耕种，不担忧水旱灾害，参用西方方法，收获必定丰厚。下至药材、竹、蘑菇、香菌、核桃、栗子、油桐、漆树之类，瓜、菜、山药、红薯、甘蔗、芭蕉之品，西方人都有施肥灌溉的方法，而最宜学习的，是种茶以制茶，种棉花以纺织，种葡萄以酿酒，一年收入，足以抵得上田事收入的十分之六七，而养蜂收蜜，利益也不菲。

西方国家都由农部管理，在学堂中教授。说西方人只重视商务而不重视农事的人，这是见识狭隘之人，道听途说之论，不了解西方实际情况的人。然而当世号称识时务的人，创立公司，广泛招募商股，向外国订购机器的，往往有之。而对于农业机器无人过问，并非一定视为缓办之事，而是对农有利，对国家有利，却对自己无利。因为现在工厂店铺林立，多财善贾者，显贵官员占七成，富商占三成，穷民则惊骇而羡慕，似乎与自己无关。与民争利，一网打尽；为民兴利，纸上谈兵。今日名义上是振兴商务，实际上是引导百姓追逐末业而荒废本业。本业不务，恐怕数十年之后，商务也必然颓然不振。譬如行水，不疏通源头而凿开下游，并非不浩瀚可观，但干涸立即可待。

昔日俄国彼得大帝降低万乘之尊，下与农夫考察耰耡的利钝，而中国官员往往不屑在意，而愚民又拘泥于古法，观望不前，无一人能用西方方法试行的，适宜他们一遇水旱，束手待毙。现在如果仿照西方国家设立农部，任用中西精通农学的人，分往各省，精心查勘，某地适宜种什么，某处适宜用什么器具，贫瘠的土地适宜用什么来施肥，板结的土地适宜用什么方法来松土，一一记载上报农部，由农部颁行各督抚，转饬府厅州县的官员，就农部所言认真兴办。如果实心实力，卓著成效者，优予升迁；如果藉端扰民，奉行故事者，立即参劾。这样土地不荒废，没有游民，由此振兴工作，开辟商途，百姓富足而君主不匮乏，这就是生财的大道，救时的上策。我将拭目以待。

译《农学论》

顾仰基

当今振兴利权的人，都以为开设矿局、建造铁路、设立电杆、铸造银元等事务最为紧要，却不知道万物的根本出自土地，天下的利益以农田为第一。伊圣的区田法，并非没有万分之一的好处，但终究因为用粪灌溉田地，对化学的道理没有弄明白，所以没有看到实际效果。我曾阅读古今中外的农政书籍，分类列举其中对农业有益的内容，数不胜数。比如宋代陈旉的《农书》三卷、《蚕书》一卷，《农书》上卷论述农事，中卷论述养牛，近来机器可以代替牛，下卷论述养蚕，其中的道理多有发明。《蚕书》则是秦湛所作，后人附在后面的。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两卷，将农业诸务按十二月分类，末尾记载岁月杂事，立言并非没有裨益。王桢的《农书》二十二卷，《农桑通诀》六，《谷谱》四卷，《农器图谱》十二，该书对农事极为详细，所载的治水诸器尤其切合民用。明代周定王朱棣的《救荒本草》两卷，此书收录其他可充饥的草类一百三十八种，朱棣增补的二百七十六种。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六十卷，该书所载尤其详细，阐明西洋熊三拔取水蓄水的方法，都制造奇巧器具以快捷巧妙见长，图说也极详细完备，尤其切实用，与近日西方人讲求农务相同，可惜器具不全罢了。明代鲍氏的《野菜博录》，其主旨与朱棣的书相同。钦定《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二年奉敕撰写，其目录共有八项：曰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都是本于天道以尽地力。其他如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刘祖震的《橡茧图说》，郑珍的《樗茧谱》，〇华的《木棉谱》，本朝郑之任的《农桑易知录》三卷，倪国莲的《康济录》，俞森的《荒政丛书》，汪志伊的《荒政备要》及《致富奇书，也足以对农务有裨益。这些书与近日不同的地方，在于种植方法近日取其便利，古时则对格致之学不明罢了。即使顾炎武的《田功论》，李绂条陈广西垦荒事务的奏疏，雅尔图勘报开垦虚实的奏疏，孙士动的开垦沿海沙坦奏疏，与近世的方法也不同。近日西方种植的方法，都借助于化学，查考动植多含氮素，而去除五谷臭烂病害的，大半是用炭粉。大地由流质凝结而成，起初极热，逐渐冷却收缩而逐渐坚硬，地壳逐渐凝结成凹凸的形状，便成为山川。地中火质有时发泄，有裂开成为火山、火井的。大凡植物的性质，喜欢温暖不喜欢寒冷。所以靠近火山的地方，五谷尤其茂盛。谷仁也有电质，曾考据格致学家，植物共有十万余种，都依靠空气而成。植物的根，有松质如绒，能吸水。所吸收的水，净水内含碳素、氮素与轻气以及几种盐类物质。其茎与枝相同，有无数小管，遍布各处。其水遍布全身，到叶子为止。而树汁叶面有微孔很多，汁内所含的氮素与轻气约有三分之二，从微孔散发。所不可少的，日光最为重要。综合来看，植物中最不可少的物质，是氮素、碳素、轻气与日光等物质。西方人灌溉培植所用的，仍不离开这些物质。英国诺福克郡，广泛种植萝卜，居民用它放牧羊，获利很多。撒里司白里平原的土地，土壤原本贫瘠，自从用鸟粪施肥，而百谷滋生，这就是西方人用鸟粪耕田的证明。中国取鸟粪也很容易，虽然西方鸟粪所含的物质与中国不同，但中国鸟粪施于田间，也未尝不可用。至于寻求代替鸟粪的，鸟兽的骨头尤其利于培植。中国其他郡县有用它施肥而百谷丰茂的，有显著成效。查考鸟兽骨内含电质，植物中多含有它。至于北方水利，开渠为先。开渠的方法，适宜用齿轮、尖劈轮轴等器具制成一种装置，以便开垦蓄水，则用水平仪来度量其轻重，用水枰来吸水压水，柜内均匀水高下的态势，其方法可谓最便利了。筑塘次之，浚井又次之英国高地蓄水，与伊里岛田低地排水的道理相通。中国北边各地，也适宜用其器具来引水。至于农部的适宜，不但西方如此。中国《周官》一书，曾有专官担任种植等职务，只是当今废弃而不实行罢了。多种树致雨的方法，《中西闻见录》记载得极详细。以上几项，这都是举古今中外农务而言的。至于整顿农务的策略，有六项：曰树艺，曰绘图，曰农学，讲求牧务，曰治河，曰蚕桑。一是树艺，南北各省所产之物很多。南方适宜五谷，北方不适宜五谷，适宜多种果木之树。效法郭橐驼种树的方法，再增益西方人种树的方法，以汇参之。北方稍低的田地，则开渠蓄水以种植水稻，再用杂肥施加，则利益无穷而百姓不匮乏了。二是绘图，凡是田里沟浍，巡行阡陌，度量山川的形势，不如

译依据地图的便捷性，应当挑选精通测绘的人来承担这项工作，那么事情就容易推行了。第三是农学，西方曾经设立农学馆，西方学者考察德国等国的各种农业技术，常常作为实学馆、蒙馆的额外课程，设立专门的馆舍来教授。法国的农学馆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下等的都配置几十顷庄田，设立一名提调、教习。如今日本也设立了农学馆，中国也应当效法实行，每个州郡各设立教导农业的官员，在种植时节下乡指导，每个乡、镇各设立分局，让乡民进入馆舍学习，那么种植就能获得收益了。第四是畜牧，从库伦到达张家口等地，从乌里雅苏到达甘肃金塔毛目等地，选择草木茂盛、马匹健壮的地方来蓄养牛马，那么牲畜就会繁衍滋生了。第五是治理河流，北方地区担忧干旱而不担忧水涝，应当采用西方高地引水的方法来施行，再开凿沟渠以连通大河来疏导，如同大禹治水那样，那么南方百谷的利益就可以施行到北方了。第六是蚕桑，近日苏州、杭州的丝绸冠绝天下，北方各地橡树可以饲养蚕，或者饲养野蚕来收取利益，或者采集橡叶来养蚕以考核功效，那么丝业就会兴盛了。至于农具这一项，或者仍然沿用我们中国的旧式，运用西方的机器另外制成一种便利的物品，或者采用西方种植作物的器具来参用，那么没有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