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治体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治体·富强·中国富强策

当今中国的大患，有两点：一是贫穷，二是衰弱。贫穷则想要推行各种善政，却力量不足；衰弱则想要防范制约各国，却势力不敌。想要挽救贫弱，应当急切筹划富强；而筹划富强，应当戒除窃取旧说、沿袭陈腐言论，所贵在削减空谈，归于实际。我的策略，就是富强。我敢于担当，能言且能行，看似尽善尽美，且决然有利而无弊，确实可以确信并期待其成效。我私下听说圣明的君主励精图治，大臣们尽心谋划、贤良辛劳，想要寻求富强，却尚未实现富强的原因，是因为只是就中国自身来筹划，而没有兼顾外国来筹谋。如果只就中国自身来筹划，那么已经患贫了。贫穷则想要推行各种善政，如兴修水利、开发矿务、训练劲旅，这些措施并非不好；无奈财政不充裕，经费艰难，则力量无法实行。于是，如果不谋求富而只谈救贫，将无法挽救这陷入困境的局面？长此以往，难道终究要穷困下去吗？又已经患弱了。衰弱则想要防范制约各国，如严备海防、配备铁甲舰、精进火器、多设水雷，谋划并非不精巧；无奈军饷尚难巨额筹措，防务不易，则势力无法抗衡。于是，法国和俄国挟制中国，懦弱孱弱，远虑可危，近灾不畏吗？像这样，几乎就要束手无策了吗？并非如此。然而有策略，策略在于兼顾外国来筹谋。凭一个中国想要防范制约各国，很难；而联合几个外国来防范制约各国，则容易。况且凭一个中国独自谋求富强，很难；而联合几个外国共同谋求富强，则容易。请详细陈述我的策略。请先从各国的情形论述。东方的日本，曾在台湾挑起事端，应当防备；北方的俄国，曾在伊犁开启嫌隙，应当防备。至于西方的各国，论其大国：法国强悍，英国狡诈，美国温顺，德国新胜而锐气正盛。法国以军事立国，崇尚武勇所以强悍；英国以商业立国，崇尚谋略所以狡诈；美国以农业立国，崇尚谨慎所以温顺；德国新近战胜法国，所以由弱转强，崇尚隐忍而士气锐利。中国与这几个大国相比：英国曾与中国在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多次交战，应当防备；法国曾在中国天津、越南制造困难，应当防备；只有美国温顺，未曾与中国开启战端，应当结交并结为援助。德国先隐忍后锐进，能联合日耳曼和奥地利合力击败法国，从而由弱转强，这是法国的克星，中国的援助。况且德国与中国也未曾开启战端，应当结交并结为援助。既然德国能联合日耳曼、奥地利击败法国，中国正应当效仿。联合美德来防范法国、制约法国。况且防范俄国、制约俄国。况且联合美德可以富强，联合美国而致富的策略，在于借入美国的巨额资金来筹划财富。我力量能够承担借入美国三千万两银子。昔日左爵相借入英国资金时，年利息高达一分。如今我借入美国资金，年利息轻可减至七厘，轻重悬殊。借入资金可以开发各种矿山，借息薄而矿利厚，国家可以富强。借入资金可以铸造洋钱，借息薄而铸利厚，国家可以富强。借入资金可以设立银行，借息薄而银行利厚，国家又可以富强。借入资金建造铁路、行驶火车，那么各省的物产流通迅速，商人获利丰厚，即国家的税收也丰厚，借息薄而铁路火车之利厚，国家愈可富强。这是借入美国资金使中国致富的策略。又联合美国而图强的策略，就在于借入美国资金建造铁路、行驶火车。因为铁路火车不但可以使国家富强，而且可以使国家强大。有了铁路火车，那么此省用兵可以传递电报，瞬间调动他省的军队，日行数千里，迅速救援，这样天下的兵额可以十减六七，即国家的军饷可以十减六七，军饷减少则国家富强，行军迅速则国家强大，一举而两善具备。水师既有轮船，陆军又有火车，那么此海口有警讯即可传递电报，檄令他海口水师乘轮船驰援。此直隶省有警讯也可立即传递电报，檄令直隶省陆军乘火车驰援，不必处处驻扎重兵，耗费巨额军饷，减兵减饷而可富可强。这是电报与轮船火车的功劳。然而如果不借入巨额资金，则无法推行，只有借入资金，则无财而有财，可富而可强。如果借入德国资金，大体也是如此。

如今借入两国的资金，更有益于中国自强的，是两国将巨额资金借给中国，利益在此，祸害也相关，两国与中国即安危与共了。如果其他国家挟制两国，必会为他们解纷；如果其他国家用兵，两国必会相助。这是中国借入千万资金，兼得两国援助，不但可以立即致富，而且可以永远强大。至于借银开矿，中国五金之矿及煤矿，各省未曾开发的很多，利益之厚，人尽皆知，不必赘述。如果煤铁诸矿全部开发，那么中国火轮舟不向外购买煤炭，中国制造局可不向外购买铁，从此中国的白银可以少流出外国。如果像外国的轮船制造厂，日久矿竭用歉，转向中国购买，那么更是致富的一大策略。至于铸造洋钱的利益，每枚洋钱计重七钱二分，而兑换制钱则价值加溢。所以英国洋钱在西国名为“嚜士”，凡是南美国运洋钱出口，每千元纳税银四

译像这样沉重的税收尚且能够获利，那么铸造洋钱的利润之厚就可以知道了。至于铸造方法，或许可以仿照日本的样式，正面铸上龙字，排列年号，纳税征收等都使用它，与外国洋钱同等流通，这样既可以在各省通行，也可以在各国通行。至于在各大口岸设立银行，各国可以以此调节资金借贷；同时在各大口岸兼设洋行，各国广泛流通货物钱财，其利益不是一句话所能说尽的。既然借用了低息而获得了厚利，而且银行可以分年偿还两国的利息，洋行可以流通货物以夺取各国的利权。铸造洋钱就在银行中进行，尤其便利且节省费用。至于银行规章，应当照搬外国法律，管理人员连环保结，不得挪用分毫，这样可以保证有利而无弊。至于建造铁路、运行火车的大业，应当先从京师修到天津海口，这样陆路上的火车与海口的轮船相接，水陆货物通行就快捷了。再从京师修到河南，因为河南位于各省之中，在这里修建铁路，可以上达京师，可以分达各省。至于河南的怀庆府，更是水陆交通的要冲，各省的通衢大道，修建铁路后各省的各种矿产都能开采，火车运输极为神速，各种矿产的利益源泉也就更加无穷无尽了。只是矿务应当让借款的正使兼管，因为借款与开矿之事本来相互关联，权宜应当归一，以免掣肘，以免分歧，如果让不明事理的人去做，违背其才能，容易误事。每个人各有长处，用人应当用其长处，所谓耕种应当问奴仆，织布应当问婢女。否则就像在路边盖房子却向路人征求意见，成效难以收到，不仅无益，而且有损。有人怀疑借款三千万两数额巨大，谈何容易，恐怕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担心一言之计未必能行，两国未必听从，其实不必忧虑。是有方法的，并非没有人，我敢自任能言能行，能推行此事，而且确实还有别人，曾与拥有二品衔的江苏候补道容闳纵论此事。容闳极力承担能做的事，因为容闳曾出使美国，美国的君臣向来信任他的话。只是如此大事，必须入奏让皇上听闻，必须由尊亲的大臣上疏恳切详细陈述，更应当由总理衙门奉旨行文照会并订立条约。其国王给正使凭信，如果容闳为正使，他的话必定能被采纳，荣为副使协助办理，可以断定必定成功。容闳自知美国的君臣信任他，容闳又知道荣则德国的君臣信任他。如果副使人选不当，意见相左，就会败坏事情。至于具体办法，容闳与我曾私下拟定。拟定向两国贷款三千万两，分为二十年偿还，年息以七厘为限，从第六年开始偿还本金，用这笔巨款作为建造铁路的费用，这是兴办利源的大宗。恐怕两国怀疑信任参半，就请求以所建成的铁路作为抵押。在铁路建成之前，先拿这笔钱用于开采各种矿产、铸造洋钱、设立银行等用途，也可以获得厚利来偿还他们的薄利。这是为中国筹划富强，同时也兼顾外国利益的筹划。这笔银子分二十年还清，在这二十年内两国既然结好，贷款的两国必定在遇事时相助，这样可以保证富强而长治久安。而且还清之后，二十年间所获得的厚利，所剩余的银子必定不计其数。或百万，或千万，或万万，都是中国的实银。这个策略实行后，没有银子却有了银子，既富且强，绝无虚言，确有实际，千万财富可以立刻得到。两国从此更加和睦，其他国家如果欺侮中国，两国必定尽力保护，不但兵强国富，而且长治久安，似乎可行，大有裨益。只是我身处偏远，不敢进献刍荛之见，希望亲王大臣垂鉴并代为呈报圣主，如果蒙受圣旨允许试行，天下幸甚，微臣幸甚。

译变法论

万世不可改变的是“道”；随着时势必然要改变的是“法”。秉持不变的道来驾驭必然要变的法，这就是圣人裁成天地、辅助万物之功的体现。因此天下可以长久安定、长治久安，为什么呢？因为君王制定法律，有利处就一定有弊处。在立法之初，只看到它的利处而没看到它的弊处；实行久了，利处耗尽而弊处产生。所以自古以来没有没有弊处的法律，可贵的是有补救弊处的人。小弊处就小变，大弊处就大变。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即使改变了法律，也无法补救它的弊处。所以变法的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并审时度势来推行。

从前宋神宗时期，贤才众多，法度逐渐松弛，于是商议变法，没有比这个时候更迫切的了。然而王安石凭其执拗的才能，刚愎自用，举动不当，被天下人嘲笑。于是后世那些见识短浅、平庸无能的臣子，都安于因循守旧、积弊成习，而不敢有所作为。对于当世，偶尔有豪杰之士想要谈论天下经世济民的大计，众人必定一起排斥他，说：“这又是一个王安石啊。”唉，他们思考得多么不周全啊！

国家制定法律，就像医生用药一样。古人的药方，善于使用可以祛除疾病，误用则足以杀人。现在有一个庸医误用了古方，世人不责怪他医术不精，却想要把《黄帝内经·素问》、《神农本草经》都抛弃，这也太糊涂了。王安石是庸医误用药而病没治好的人，那些因循守旧的臣子则是坐视病情恶化而不为他服药求医的人。这两种人都足以导致死亡。天下的病症很多，世间难道没有精通扁鹊、仓公医术的人吗？为什么不让这些人诊脉开方呢！

我曾经纵观古今，感叹圣贤得志时，必定会举出一代的所有弊法而彻底改变。所以国家治乱兴亡的规律，我不敢归咎于天命，而完全归责于人事。尧将天下分为九州，舜改为十二州，禹又改回九州，不嫌多次改变。孔子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变可以达到道的境界。”这是孔子本来就想改变鲁国的风俗。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用四代的礼乐来回答，这是孔子本来就想改变周代的法律。又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可以算是孝了。”明确那是道，所以不改变啊！孟子说：“遵循先王的法律而犯错的，从来没有。”想要遵循先王的法律，就必须改变战国的法律。又说：“沿着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把天下给他，也不能统一。”住在朝廷，急切地想要变法。实行井田制，建立学校，废除关税，这就是孟子所主张的变法。

春秋时期，善于变法的没有谁比得上子产、伍子胥、田畴、褚衣冠。国人想要杀他们也不顾惜，最终使郑国得到治理。汉文帝时，贾谊想要变法，文帝不能实行，结果七国之乱在景帝时爆发。到了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诸侯安分守己，这难道不是变法的成效吗？世人只认为曹参善于守法，不知道曹参侥幸承接萧何之后，法律制定不久还没看到它的弊处罢了。如果实行几十年或上百年，我知道弊处丛生，即使曹参也不能守住了。

宋主立的话说得好：“宰相必须用读书人，大概是说他们通晓古今而知道变通。如果只是选取那些拘泥于成法的人，那么挑选一个胥吏来做宰相也可以，哪里一定要用读书人呢？”然而也有读书却不知变通的，像王安石那样，因为他只知道法律应当改变，而对于变法根本的道理没有完全理解，本来就不能算是善于读书。

为政的道理，没有比《易经》更好的了。《易经》有三层含义：不易的是道，变易的是法，易简的是道寓于法中。所以说：“通晓变化，使百姓不疲倦。”又说：“变革得当，悔恨就会消失。”总之，君王的法律，有的几百年必然要变，有的几十年必然要变。有众人想要变而变之，果然获得利益；有众人不想要变而变之，也获得利益。有变法而利益只限于一时，利益只限于一方；有变法而利益遍及天下，利益惠及万世。有法律大体不变，只改变细节来推行的；有大大改变法律，矫正偏差不嫌过度的。关键都有不可变的道来持守，而没有私心。唉，这些不能和庸臣谈论。

变法须顺人情论

法律不可以改变吗？回答说：怎么不可以改变呢？考察天下人的心意罢了。王道不超出人情，所以利益不到十倍不改变法律，功效不到十倍不更换器具，这还是粗略地谈论。变法以安定民生、养育民命，确实不妨用权术役使天下的百姓。虽然如此，对于人情如果有所不便，圣人必定不强迫人们做难以实行的事。说：我变法都是为了百姓。现在百姓的生活日益贫乏，百姓的智慧日益显露出笨拙。圣人知道这样，将有所启发，使贫乏者丰足，使笨拙者灵巧，已经很明白了。《易经》上有：“穷尽则变，变则通达。”这就是所谓的通达。为什么王道不超出人情？对于人情如果有所不便，圣人必定不强迫人们做难以实行，这就是通达。由此说来，圣人治理天下，因时制宜，考察没有弊处，以民心为根本。现在讲求变法几十年了，朝野上下，都自强不息。没有

译急于开辟财富之源，没有比军事枢要的事务更重大的，没有比商业农业的产业更紧要的，既然已经按次序革除旧习而显现维新的成效。只是因为不忍心承受衰弱的耻辱，所以变革急切，推行起来便利且益处固然很多，但也并非没有弊端。于是使得天下人惊慌疑惑畏惧，纷乱不安不知何去何从。告诉一个人他可能认为正确，推广到千万人却不一定都认同。施行在一个角落没有违背我，推广到千万个角落却未必都不违背我。不思考损益因革的精妙道理，而后才使今天那些横加议论的人感到痛快。唉！多么紧迫啊！因此圣人治理天下，首要在于能够顺应民情，为他们消除祸害，为他们兴办利益，使他们的生活富裕，开启他们的智慧，向他们展示不得不如此的实情，统一制定作为法则的不同政令。掌握权柄的人，振奋精神为天下表率，变法施于民众的，一定要使像金属在熔炉中冶炼，像胶融入漆中，没有丝毫的抵触违逆，而后天下的民情才会顺从。如果违背天下人的心意，操之过急必然导致混乱，有的暗中阻挠干扰，有的公然抗拒。所以使民众生活富裕而民众说：“这是在剥削我们！”开启民众智慧而民众说：“这是在愚弄我们！”于是变法而天下人不想要，是因为没有先考察民众的心意。至于那些儒生，过于迷信古代而看不清时势，拘泥于固守常经而疏于变通权宜，认为新法绝对不可行，说成宪绝对不可改，这不仅没有通变之才，也不审时度势，太严重了，又哪里称得上通达治国的根本呢？然而竞相谈论变法的人，也有不尽然正确的，不考察人心的顺从或违逆，拘泥于实行自己的意志，那么他们的错误与不识时务相同。又有结党营私、攻击异己，谋取私利、挟带妄念，其中实在没有所得，不过是装饰考究时务的名义，作为终南捷径。下等的，则借机牟利，窥探兴办工程劳役的机会，暗中大肆渔利。更有行为被众人鄙视，却攀附钻营、急躁进取，侥幸成名，敢于说大话，穿凿附会，抄袭言论欺骗世人，迷惑人心而混淆国家大是，存心尤为难以测度。他们的言论，一定以民众的愤怒为不值得顾虑，借口“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训诫，说民众可以共享成功，难以参与谋划开始，于是悍然推行督责之法，而不顾失去天下人的民心。夸谈治安，而人心必然溃散，孕育无穷的祸患，这就是扰乱人心的言论了。

译论变法应当首先防止流弊

天下有没有没有弊端的国家呢？回答说：没有。那么我想去除弊病，却转而合并他人的弊病并效仿它，可以吗？回答说：怎么可以！现在那些谋划救时的人，动不动就说：“中国积弊太深，应当效仿泰西的好制度，来挽救时局。”泰西的制度确实好，但难道知道好的里面也有弊病吗？况且即使没有弊病，又怎么见得效仿的人果真能选择好的去遵循，而不使流弊暗中滋长呢？那些墨守旧章、自以为是的人且不说。那些新进少年，学问没有根基，洋洋得意地向人夸示说：“西法应当学习，而且不可不学。”于是著书立说，动不动就称起点在某处，或者称设法保全黄种。所谓“起点”是泰西化学家的术语，如同发源一样。发源这两个字沿用已久，人们都知道，何必用“起点”来比喻呢？黄种指亚洲人，我用亚洲来书写，还担心人们迟疑不解，一定要在白种、黑种、紫铜色种之外以黄种自称吗？这种语言只见于近三五年的著作中，从前本来没有这样的说法。难道以为稍微使用泰西的语气，就可以称为熟于西法，与自以为是、墨守旧章的人截然不同吗？然而还说：“文人好奇，久已成习，与国家利弊无关。”我非常认为不对的有两点：一是君民平权。国家有君主，就像家庭有主人一样。君主能够总揽权力，所以愚民都安分守己。即使是桀纣那样不驯服的人，也不敢斩木揭竿，突然起事，也是说：“我如果触犯法纪，君主可以行使权力来诛杀我、惩罚我。”在泰西君民共主的国家，或者民主的国家，由议院评议朝政，似乎民的权力与君各占一半，甚至民可以主持清议，任免臣僚。殊不知议院的成员只是详细陈述土俗民风，使民间疾苦不至于被堵塞而不能上达，并不能稍微僭越窃取政权。大概每当有国家大事，下议院先发表议论，上报给上议院，上议院认为可行就陈奏朝廷，必须等到君主或总统完全同意施行，然后才能颁布到各郡县。那么政令刑罚礼乐依然出自朝廷，哪有下民可以决定其可否的呢？无奈没有完全明白其中的精义，就用君民平权的说法煽惑百姓，于是导致弊病日益加深，小民都不懂得尊君亲上的道理。二是尽废旧学。日本维新以后，只有三十一年，效仿泰西已经一改从前旧俗。我们中国唯独担心旧俗不能改变。借说改变了，就足以收到富强的效果。旧学固然没有什么用处，不知道日本即以泰西之法为依归。像旧时所用的和文，至今仍然没有稍微改变。中国则是每当有少年子弟进入西塾读西书，喜爱皮西提，略知门径，但问以四书五经的义理，茫然不知其端倪。更不用说三纲五常，经史子集，眼睛没看见过，耳朵没听说过。简直是华人变成了西人，不是借西法来救我们中华的孱弱了。试看曾文正公是中兴的柱石，而他派出的出洋肄业的子弟，学成回国，早已习以为常，只知道改穿洋装，说洋话，娶洋妇，教洋书，有的为洋人管理出纳，有的依仗洋人做翻译，没有一个委身策名供国家使用的。推究其弊病，难道不是小时候没有明白中国大道，先沾染了外洋的习气造成的吗？客人说：“那么想要去除弊病，应当怎么做才可以？”主人惊起说：“议院一定可以设立，君权绝对不能下移，而民情则断然应当上达于帝廷。万万不可使君主高高在上，不知道草野的疾苦。那些泰西君主，时时出外游行，中国固然万万没有这种体制。只要地方官不自高其位，绅商士庶凡有所见，立刻可以直接陈述。方面大员则据实奏闻，不稍微掩饰。这样君主与民联为一体，民的喜好厌恶君主一定知道，君主的举措民一定服从。虽然没有下议院、上议院的名义，但上下自然没有隔阂了。”至于遴选幼童出洋肄业，不如废除旧时的书院，在中国遍设学堂。凡是儿童，先训以忠孝的常道，再培养以诗书的气质。等到他们稍有见识，然后教以西法门类，务必达到精通。学业有成的人，不难施展其经世之才，致身事主；其次也可以各事其事，不至于沦为游惰之民。这样之后西法可以推行，制艺可以废除，人材可以振兴，国势可以强盛，勃然兴盛的气象自然不期而至。难道不是今日当务之急吗！于是作《变法当先防流弊论》以作为〇〇公告。

论中国变法的利弊

凡是想要安抚四方华夏、保全疆土的人，无论是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的国家，无不各有治国的根本原则，维系其中。虽然政教不必完全相同，但其符合人情、合乎天理的，则未曾有差异。符合人情来建立政教，那么举措适宜而推广自然容易；合乎天理来建立政教，那么奉行可以长久而没有抵触。所以《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

译上天凭借百姓的耳目来视听，百姓喜好厌恶的所在，就是上天喜好厌恶的所在。所以君主和师长在施政教化时，必须合乎人情、顺应天理，不容许有一日疏忽。中国自古以来，尧舜和三代的君主，光大弘扬伟大的德行，创立制度并显扬功业。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称赞《韶》乐说“尽善”，称赞禹说“没有瑕疵”。解说的人认为禹进入圣人的境界而不显得优越，所以说“没有瑕疵”。然而禹处于帝位上升、王位下降的过渡时期，艰难蒙昧的局面已经打开，物力逐渐丰裕，处在高位容易奢侈淫逸，制定法度容易刻薄寡恩。禹能够努力持守中道而没有过与不及，如果不是盛德之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商周以来，滥祭鬼神而崇尚迷信，文饰过度而矫揉造作，对百姓发誓导致叛离，召集会盟导致怀疑，在变革法度的过程中没有不可议论的地方。到了春秋时期，杞国和宋国的文献已经感叹无法考证，夏朝和殷朝的礼制缺失了。我观察周代的道统，幽王和厉王损害了它，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周公的时代已经衰微，而孔子仍然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大概三纲五常是合乎天理、顺应人情的，没有什么可以增减的。文质和三统，是为了补救偏颇和弊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必定有增减。依据前代的礼制进行增减，其变化有常理，所以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预知。又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政教，记载在简册上。那个人存在，他的政教就施行；那个人死亡，他的政教就停止。”确实认为为政的道理，得到人才是首要的。简册虽然存在，不足以穷尽其中的真情与虚伪，从而观察其融会贯通之处。又因为时代变迁，世运逐渐下降，如果不是有贤德的人维持并复兴，那么善政就会灭绝，文王和武王的道统不就要坠落于地了吗？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对内建立法度，对外实行连横策略以争斗诸侯，于是轻易地夺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然而商鞅在秦国为相十年，积累怨恨积蓄祸患，依靠强力而不依靠德行，最终在秦国遭受恶名，成为后世变法者的借口。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任用李斯，焚书坑儒，废除井田制，破坏封建制，完全违背先王的道统，残害天下，使万民穷困，祸患最终在二世末年爆发，出现了长城之歌。直到汉朝，这种祸患仍未断绝，这又成为后世变法者的鉴戒。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为相，议论变革旧法，以通达天下的利益，却引进邪佞开启边衅，建立新法，驱逐正直的人，民怨日益积聚，外患日益严重。宋朝的覆亡，实际上从此开始。后世没有不把变法的祸患归咎于王安石的，他确实无法逃脱罪责。从前面的论述来看，推究孔子的意思，后代的君王沿袭前代的礼制，必定应当在其中进行增减。在增减之中，有不可改变的，就是三纲五常；有不得不改变的，就是文质和三统。变与不变，都是为了合乎天理、顺应人情。这是圣人明确指出的，因循与变革、增减，是后代君王变法的准则。从后面的情况看，商鞅起初也想用帝王之道劝说君主，比肩三代；而秦孝公说：“久远的事情不能等待”，所以商鞅用强国的术数劝说孝公。他挟持浮夸的言论，是非颠倒其本质，他的本性又刻薄寡恩，使百姓怨恨。这是刑名之学的流弊，本来不能称之为奇才。秦始皇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诽谤的人灭族，私下议论的人弃市。市民的苦难，秦朝的苛法已经很久了。一个人夜间呼喊，作乱的人四处响应，这就是依靠强力而变法，是自乱其法，不可以作为法度。王安石好学但拘泥古法，名声显赫一时，只有苏洵独自断定他不近人情，必定成为天下的祸患，写了一篇《辨奸论》。后来果然如他所说，而王安石失败了。这几个人，刚愎自用，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他们的变法，怎么能合乎天理、顺应人情呢？他们是变法中的罪人，也不可以作为法度。当今天子圣明，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之道，正值倭人入侵，封疆大吏在前面失去战机，统兵大员在后面溃退。有言责的人，矢口讥讽弹劾，不顾大局，被交给刑部治罪的，竟然敢逗留不进，藐视王法。以前的积弊，已经明显显露了。我知道事态平定之后，必定应当广泛咨询访求，统筹全局，为变法做打算，将数十百年的积弊，一扫而空。我所说的合乎天理、顺应人情的政教，不难在今天重新出现。难道不美好吗？难道不美好吗？

译论近日言变法之不足恃

中国闭关自守三千年，制度的沿革与增减都源自同一体系，从未有过所谓“变法”的事，不过是随着时代推移，略作修改罢了。自从西方富强，相比之下我们显得不足，才知道不变法就不能自立。然而自通商以来五十多年，起初只是被船坚炮利所震惊，对于其技艺的精妙、武备的整齐有所关注，但对于政治的根本则无暇顾及。近十年才开始稍稍阅读其政治、宪法等历史，争相谈论变法，但败坏决裂的局面已不可收拾。戊戌变法百日，所有顽固派共同起事将其推翻，最终引发了己亥、庚子年的灾祸。到了辛丑年商议重新推行变法，此时时局更加紧迫，几乎只是为了救亡图存了。虽然如此，我通过变法来观察政府，而政府不可依赖；通过变法来期望疆吏，而疆吏不可依赖；通过变法来期待国民，而国民不可依赖。有这三不可依赖，恐怕中国那将断未断的命脉，到这时竟完全接续不上了。

试谈政府，主持大权的魁首，内朝是李鸿章，外朝是荣禄，与己亥年间没有两样，而鹿传霖一人，又兼具刚毅、赵舒翘的所作所为且毫不逊色，他们互相勾结，同恶相济，傲慢凶狠，贪婪无耻，嫉妒新政所以动不动就声称恢复祖制，忌恨新党所以特别喜欢提拔私人作为羽翼。小集团互相勾结，朝廷事务纷扰如此，而世间的愚昧者还希望他们偶尔会有过人的计谋，侥幸改革一两项措施以求快意，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政府变法的情形。

试谈疆吏，关于变法的条陈，除了两江、湖广两总督外，都已陆续封奏，外面传抄的文件也不少。但多半是幕僚拟定的草稿，未必确有见识。况且听说变法的上谕刚下达，枢要部门的密函就接踵而至，所以揣摩意旨，敷衍塞责，成为此次具文回复的正经做法。明知即使有极好的章程，政府也决不会采用。只有保举人才极为踊跃，因为列名推荐者有带领引见的明文规定，比捐纳等各种花样更加光荣体面，借以做人情实在是最方便的，而对于以人事君的道理则茫然无知了。这是疆吏变法的情形。

至于国民变法的力量，不能一概而论：如学堂是开启民智的第一件事，应由民间自行建立，而二十二行省千数百州县中能完成此义务的有多少？任地是致富的第一件事，垦荒更是今日所应极力提倡的，而平原千里，杂草丛生，绝无人为其开辟。其他如工商两项，土货只有原料没有成品，器用只有粗劣没有精细，都是因陋就简，别无振作。大体上中国富户不多，大都知道聚敛而不知道散财；贫民愁苦凄惨，又习惯于懈怠懒惰，以能吃饱肚子为幸，以至于图谋生存无术，生计日益窘迫。强者揭竿而起，弱者填塞沟壑，这是国民变法的情形。

凡此三种情形，虽然天天以变法号令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是更加破败，更加危险罢了。唉！如果戊戌年时当权者听从命令，直到今天，何至于酿成去年的大祸？回想战乱之时，西北的烽火，东南的风声鹤唳，谁制造了祸端？就是政府，就是疆吏，就是国民。我不禁感叹天心的残忍，毒害我的中国。经历这次巨大的创伤和痛苦，和议成了，赔款定了，而上上下下都没有悔悟之意，导致再造的机缘丧失。掌握要政的人依旧，阻挠成功的人依旧，因循苟且的人依旧，粗暴蛮野的人依旧。轻率地说我将变法，从春到夏，毫无实际成效。太严重了，上天大概将要再次毒害中国了！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回答说：元首英明，则辅佐大臣贤良；君主安泰，则百官顺从。计算中国能变法的人，没有比皇上更合适的了。戊戌年的诏书说：“共同知道他们的君主可以依赖。”大概不可依赖的有三方面，而可以依赖的只有去除政府的盘踞，改变疆吏的视听，振奋国民的精神。这在于复辟吗？在于复辟吗？

论变法为今日中国第一难事

中国士大夫中有志有识的人，期望朝廷变法，已经五十年了。而到了今天，谈论的人尤其多。我私下认为，在当今中国谈论变法，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旧法不可行，这固然人人都知道。然而中国的弊政，并非从今日开始。近的说，起源于二三百年之间；远的说，起源于三千余年之前。大体上国号屡次更替，法度却没有改变。前人制定的法，未必完全完美，但也未必弊端很多。后人沿袭久了，弊端于是滋生。又因陋就简，只知道对已有的弊法略作修改，认为已经美好完善。甚至有的知道其弊端了，就又设立一个防弊的法，与那个极弊的法并行并举。后来最终也一起变得弊端丛生，而始终没有听说去掉那已有弊端的法，另外筹划一个无弊的策略。这确实是历经六七朝的陈陈相因，三千余年的师师相传，而后今天的中国，无论大官小吏，没有人不深陷于弊政之中，而视为理所当然，几乎到了不可再变的程度了。这是变法之难的第一点。

至于变法的方法，大约不过两个方面：一是更换人来治理，一是不更换人来治理。现在如果更换人来治理，那么无论通晓时事可以共同实行的人，本来人数就少。而即使全国之中，户户谈论新政，家家言说新学的，大约占一半，足以应付国家的取求

译而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可是试问从前所任用的旧人，将把他们安置在何处呢？因为人数众多所以势力强盛，因为利害相同所以人心齐一，因为盘踞日久所以根基极深，不是别人所能拔除的。现在如果不探求其根源，不询问其末节，只是说我要变法，我要把已经弊坏的法令以及依靠弊法为生的人，在一天之内全部清除。这话并非不对，气势并非不盛。可是试问那些被废黜的人，果真会沉默不语、息事宁人吗？我知道软弱的人必定在一旁冷眼旁观，等待他们自己败坏；强硬的人不是公然阻挠，就是暗中排挤，使得变法者无法安身立命。这就是更换人员来治理的困难所在。

如果别无他法，那么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下，只有不更换人员而进行治理的方法：挑选那些顽固不化、不可教导的人，严惩数人以警示其余的人，另外设立一个议例局，将全国的内政外交事务悉心斟酌，选择好的方案确立为定法，让他们遵守。这是和平办理的方法。然而今天的官吏，固然长期处于弊政之中并借此牟利。那些极其弊坏的法令，虽然对大局有害，但从中获利的人，终究是存在的。而且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实际上大于全国所遭受的祸害。即使想要改变，谁能改变呢？比如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极大的弊政。然而那些有望成为翰林、京堂的人，以及那些资历深厚的老师宿儒，都固守此制以牟利。所以今年刚有推迟乡试的说法，而某位官员却有不宜再推迟的奏折。南京的绅士甚至有必须举行的请求。又如京城内外大小衙门中的书吏，他们应当被裁汰，难道还需要多言吗？可是明诏刚刚颁布，还给予他们出身的路径。而京城的部胥就互相勾结，作为挟制司员的手段，外省的院司书吏也坦然不以为意。甚至有书吏说今天裁撤，本馆明天就无法办事的话。仅就科举和书吏而言，弊端已经如此，又何况其他呢？由此可知，习惯于弊政的人，就把弊政当作护身符。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不允许别人过问。破坏他们牟利的手段，这又是不更换人员而治理的困难所在。

提问者说：“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变法这件事，大概在中国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有容易的就一定有困难的，而且必定是先难后易。如果以为容易，那么困难就来了。只有认识到困难，那么容易的事才会到来。我希望持论的人千万不要因为不知道其中的困难，而不筹划应对的策略。”

译近来谈论新法的人议论纷纷，只说新法应当推行，却不考虑新旧交替之时如何调停处理，这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因此特意写下这篇论述，来补救纠正。阅读的人请不要因为言辞而误解本意，作者自己记述。

培才

原才

如今天下并非没有人才的忧患，忧患在于使用人才的人明智不足以了解他们，真诚不足以招致他们。了解而不任用，如同不了解；任用而不真诚，如同不任用。不了解也不任用，那么天下的人才就开始对当权者绝望了。人才绝望离去，高尚的人便隐退，在山谷中与巢父、许由为伴，以树木石头为友；中间那些有所牵累的人，则不免带着愤懑奔波，登门权贵，谋求微薄的俸禄，与奴仆平起平坐，也不敢自命为人才。旁观者嘲笑，反而激怒长辈，认为他们自视过高，不是谋求俸禄乞求怜悯的做法。因此圆滑世故，说话好像不从口中说出，既随大流前进也随大流后退，既没有毁谤也没有赞誉。比这更差的人则不同了。凭借桀骜不驯的才华，向来不明白义利的区别，一旦受屈压抑不能施展，就向西向东奔走，借助外人的余威，张扬民间的横议，牵制朝廷，褒贬讥讽执政者。当权者无可奈何，反而畏惧他们、讨好他们，只求免除他们的口舌之祸。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怅然叹息说：“某某确实有才华，可惜被误用而不自爱。”唉！身负国家重任，平时不知道提拔贤才为国家巩固根本，等到士人不敢埋没而另求表现，才知道叹息，这见解多么晚，大概不足以使天下人才信服。然而既然知道他们的才华而爱惜他们，爱惜就必然想着慢慢任用他们。让天下士人因为这一声叹息而洗心革面，辞谢所侍奉的人归附门下，难道一定会再三熏沐而提拔他们吗？又不是这样。说：“我爱惜他的才华，是爱惜他的才华被别人所用。如果他不被误用，自然不会被别人所用，这样就能保全他的才华了。他对我的功劳有什么补益？我即使不用人才，也能行于富贵，有什么损失呢？”所以正用那些无关痛痒的话，想要笼络天下的人才，让他们怀藏利器而死在草莽之中，这跟拿着猪肉酒食和乐器去招引野兽有什么不同？最终人才也早就暗中窥探到他们的隐衷，所以一时痛快而身败名裂，也不去计较。唉！这就是天下士人之所以悍然不顾，一去不回头的原因。从前张宾、张元，并非在晋宋笨拙而在赵夏巧妙；王猛、崔浩，并非对华夏无情而甘愿侍奉胡羯。任用与不任用不同罢了。所以天下如果真的没有人才也就罢了，如果有才华而不任用，就必然资助敌人。知道他们的才华而不任用，与任用他们却不尽待人才的礼节，就更加深他们的怨恨。聚集深怨之人来资助敌国，这是卫公、子夏之所以覆灭宗邦的原因，总之，这也是有才华而无品德的一类人。至于那些读书明道，背负忠孝，敦厚气节的人，即使长期贫贱，也不忍心做出这种事。即使在蓬蒿中度过一生，也坚持节操高声歌唱，声音发出金石之声。唉！谁让人才长期贫贱的呢？就不能说天下没有人才是忧患了。那么能任用人才，应当怎么做呢？现在正寻求千里马，来满足奔腾驰骋的需要，却用驾驭车马的奴隶在前面牵制，在后面鞭打，那么马将徘徊悲鸣，终究无法施展它的骏马之足。即使百里也无法到达千里啊！当世使用人才的人，难道不都是这样吗？英明锐利，却认为狂躁；敏捷，却认为轻浮；严肃刚毅，又或许认为自大而不能屈居人下。寻找多年，一旦抛弃，不听取他们的言论，不试验他们的功绩，片语相接，就断然说：“某人不合适，某人不合适。”又或许用琐碎软熟的样子进言的人，就心里喜欢他的循规蹈矩；用圆滑犹豫的说法进言的人，就心中怀疑他的老成；用苛刻深刻阴险的说法进言的人，就认为他深沉而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不是亲近的人不知道的说法，远亲都托付，心月〇旅也，托付与儿子一同升迁的道义，故旧都掌握机要权柄。揣测他们的心意，认为他们虽然是千里马，而我驾驭他们，如果没有方法，养育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志向，那么他们正不会为我所用，或许还会脱缰带来忧虑，确实不如驽钝之马，驾驭有余，养育容易满足。外表加上千里马的名声，内里要求百里马的实际，绝不让他们与千里马一道效职，那么也就无法掌握他们的长短了！听说，良匠选择木材，不用绳墨去衡量栋梁的器具，所以没有不成之室；良医储备药物，不用调和补益废弃攻伐的药方，所以没有不治之病。现在使用人才的人却不是这样，只寻求平庸，只抛弃奇特，整天说破格，而实际上在胸中横梗着一个牢不可破的格局，来限制天下的人才，认为这样就进用，这样就退避，于是使超越群俗的人才望而却步，而阿谀顺从无耻之流正揣摩意旨，以钻营刺探不停。在上面的人因为人才不到，即使明知他们不是人才，也不得不勉强任用。任用久了，又喜欢他们的柔顺迎合，也就视为理所当然。而这些人，既然庆幸一时进用，也明知自己不是人才，就不得不畏惧他人的才华而嫉妒，畏惧且嫉妒。就必然禁锢蒙蔽用人者的聪明，压抑阻塞有才华者的道路，务必使在上面的人无所知晓，在下面的人无法自我表现，然后

译天下的杰出人才，将没有人能与我争高下。没有人能与我争高下，那么天下就都是没有才能的人了。唉！掌握着提拔人才的权柄，却让天下的人才断绝了希望，致使天下都成了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怎么能够厚着脸皮、大言不惭地欺骗天下人说没有人才呢？这是琴溪道子《原才论》中的观点。唉！欺骗天下人说没有人才，这就是人才之所以不来，而甘愿隐居避世、内心没有烦闷的原因。总之，上级骄横、下级谄媚，所任用的全是庸碌无能之辈，即使有真正的人才，又怎么能显露自己呢？如今国家驾驭人才的方法，一是科举考试，二是功劳业绩，三是捐纳买官。那些所谓的保举，仍然从做官的途径中选取，从未见过有从民间隐士中选拔的。即使说打破常规用人，也是名不副实，选拔人才严格，使用人才宽泛，晋升人才艰难，任用人才泛滥，于是所见到的都是虚假的人才，而非真正的人才，那么天下哪里还会有人才呢？

译论人才

监古子看见我因世道变迁的新论而建造屋舍，便问道：“你从华众聚会喝茶时所见的细微之处，就敢于直言世道变迁？虽然说是从小处可以见大处，但恐怕也太小了吧？你何不推而广之，请试着把你的话说完。”我哑然一笑说：“所谓的世道变迁，难道只有一方面而已吗？但也不能说这一方面就不是世道变迁。佛说：‘三千世界，大千世界，世界有这么多’，那么它之所以发生变化的原因，正不止用恒河沙数来计算。如果一定要一一指出来说明，那么不但挂一漏万，必定还会遗漏更多。况且就像懒残禅师所说，哪有空闲工夫为俗人擦眼泪呢？一粒芥子可以容纳须弥山在其中，这就是小中见大的意思。圣人说：‘举一隅’，都是这个意思。”客人难道还认为这不够吗？既然这样，请试着举出一两个大的方面来推演。先说人才。人才关系到世道的治乱。而使用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各个时代各不相同。夏商周三代以上不必说了。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几乎让人才灭绝。那些求学的人，都让他们去当官吏作为老师，遵循他们的道路行事，必定导致天下充满官吏。幸好秦朝不久就自行灭亡，没有把祸患延续到百姓身上。汉朝兴起并成就霸业，才开始重视学问。伏胜传授《尚书》，终军熟读《尔雅》，孔子壁中传出金石丝竹的声音，经学因此昌盛，文风于是显著。然而汉朝时公卿多引用经典来决断事务，而他们选拔士人的方法，起初并不在于经学，专门追求实用而不追求虚名。谈论汉学者，有穿凿附会的毛病，但没有虚浮骄矜的毛病。到了唐朝，以诗赋选拔士人，开始习惯于用浮夸的言辞欺骗世人，人才因此发生了一次变化。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名声传遍初唐，但有见识的人早已鄙视他们。士人应先有器量见识而后才有文艺，文艺的优劣本来与实用无关。韩愈纠正文体，振兴了八代以来的衰败，一篇文章可以驱赶海中的鳄鱼，一首诗可以打开衡山的云雾，一篇关于佛骨的奏表至今读来凛凛有生气，然而一封奏章早上呈上，晚上就被贬到潮州，最终没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那么他们所谓的选拔士人，本来就不是使用士人的方法，而世风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宋朝以策论选拔士人，比诗赋稍微有些实际，然而王安石、蔡京、章惇、秦桧都是由策论选拔出来的，他们说的话如此，他们的行为未必如此，甚至他们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他们所说的话，更严重的是用他们所说的话来掩饰他们的行为。其中言论可行的，固然也有，但终究寥寥无几。如果言论不顾及行为的，则数不胜数，而世风又发生了一次变化。等到元朝以词曲选拔士人，那么选拔士人的方法就降得更低了，大家都认为人才必定不可观了。然而姚燧、廉希宪等人都能诵习效法孔子，潜心研究经术，蔚然成为有文采有质实的儒者，这又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然而除此之外寂然无闻，以至于屋社而止，那么选拔士人的败坏，不言而喻。到了明朝，定为八股取士的方法，当时已有远见，在廓落传之季世，则竟无可用之人。有人说明朝培养士人最优，所以得到的回报也最厚。看记载诸书，记明末殉国的人，前代绝无如此众多，认为是读书人多讲求气节所致。然而如果仅有气节而毫无经世济民之才，那么终究不足以资于干济。本朝选拔士人仍沿袭明朝的旧制，而稍有改变，所以得到的人才也与明朝差不多。其间扭转乾坤的人，都由八股中选拔出来，那么论选拔士人的方法，几乎以八股为最上乘了。而近来西方通商，中外交涉的事日益增多，论者于是创立广设西学的说法，中国人也多研究西学。然而以我所见，凡是粗知西法、识西文，便目空一切洋气冲天，大言不惭，卤莽行事，像这类的人正不少。那些能折节读书，归于正道的，大概百中不得一，那么办理洋务，也终究得不到尽善的方法，不是没有方法，是没有人才。美国驱逐禁止华人已数年矣，百喙柝辩，而终究不足以夺其气。崔惠人星使一出，片言折服，厉禁立除，其功效的迟速大小为何如矣。而崔公则是固由八股出身之人。平时恂恂如不能言，惟谈文娓娓不倦，而折冲樽俎之间，取效乃如此。那么妄议更张，侈言变法者，不也谬乎？虽然，人才之出，固不可以一途限制。正途中有人才，异途中也未尝无人才。文职中有人才，武员中安知无人？前者煌煌圣谕，谓文武并重，不可重文而轻武，此正深明治道之言。人才之出，此后又将大变于从前。你试着以我此言为左券之操，何如？监古子再拜而起曰：“古今之才不同，而古今之用才不异。知其所异，乃适得其所以同。变者世，不变者理也。”敬闻命矣！虽然，犹有进。

才多说

人才的盛衰，世道的升降，系于此。得人则治，失人则乱，自古如此。推而至于千万世，当亦无不然。凡是拥有国家或家族

译对于人才，难道不重要吗？有心之人翘首观望当今之世，人才兴盛吗？大小官员与奔走效劳的人争先恐后，百官职事应当能一一尽知他们的本分，这不能说是人才兴盛。说当今之世人才衰微吗？内部有部属，间或在外随班听候差遣，其中怀有一材一技却无法自我表现的人，不知有多少。不能说不兴盛。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对于世道将会如何呢？药物可以治病，但寒凉药性作用不同，攻伐与补益适宜不同。医生误用药物，那么治病反而导致多病。骏马迅速，但南北不并驾齐驱，东西不同道而行。驾驭者误引骏马，那么不如劣马缓行。用人也是如此。后世使用人才，必定遵循资历。遵循资历用人，并非全不好。考察古代，君主没有比尧更好的，臣子没有比舜更好的。而尧使用舜，必定经过多次考验然后任用他。孟子说：“左右的人都认为贤能，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认为贤能，不可以；全国的人都认为贤能，然后考察他，见到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用人像这样，谨慎而迟缓任用。有话说：“用人只求旧人，器物不求旧，只求新。”《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还有典型规范。”凡是古代经传，大都重视老成而轻视新进。然而所谓老成，也是以这个人的才德来说，并非一定以岁月来计算。傅说筑墙于傅岩，姜尚垂钓于渭水，一句话就加封相位；甯戚扣牛角唱歌，齐桓公穿着冠服跟随他。可知草野新进之人，一句话不足以阻碍大贤名臣。今人遵循世俗见解，拘泥于旧常，一概轻视新进。于是人才违背其用途，使用非其才。况且真才受压抑，那么不才之辈反而得以从容而至；人们看到从容而至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才。于是感慨地说：“当今之世果然没有真才！”唉，错了！中国自从与西方通商开埠，事务日益繁杂，留心时事的人都知道西学是当今急务。每当有交涉事件，常担心想要用人却无人可用。然而仔细思考，中国人学习西学的途径不一。广东、福建、天津、上海等地设立的学堂不一，都是为了造就人才。其中有中西并教的，有专教西学的，有教粗浅的，有教精深的。各学堂的学生，也有向来有见识的。他们学习天文算学，则测量推算，精核无比；他们讲化学，则格物致知，确有至理。凡是西方人一切精妙的方法，无不深思熟究。至于西文西语只足以供翻译的，直接视为不甚奇异，难道能说其中没有真才吗？然而学成被任用的，曾没有几个人，其余都郁郁不得志，势将终老于学堂之中。此外，又有先前出洋的学生，那些学而未成，以及只学了西方的习气，而对中国的用处无补的人，固然也不少。那些学成等待任用的人，也不缺乏，看从前马尾之战，可知其中固然大有人在，却也与各学堂的学生同样被摒弃。既然知道此人此才为当今急务，所以设法寻求，寻求不到，又设法储备。人才储备之后，又拘泥于资历，排斥而不任用，甚至反而转而供洋人使用，不也太可惜了吗！现在一朵花，栽种者培育它，逐渐吐蕊，逐渐含苞，都是生机的流露。等到已经开放，则是盛极将衰之际，从此别无生色了。所以诗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枝。”这是说等待任用的人，固然应当乘时得势；任用的人，也不应当弃其时失其势。花，是小事物。现在一件器物，斧削它，刮磨它，雕镂而髹漆它，都是成器的契机。等到已经告成，则一成而不变了。所以说：“君子不器。”器物，是小事物。现在一个家庭，起初手无寸铁，运用一个人的心力，辛苦成家，逐渐衣食可以无亏，逐渐妻儿可以无苦，都是迫于境遇。等到事业已成而财产已丰，那么向来事事躬亲的人，至此而逐渐卸责于人，或推诿给子侄，或推诿给仆人，久而安之，不再有从前励志的日子，也不能做从前励志的事，而其家事也就从此止步。家庭，是小事物。国家用人，必定达到资历然后任用，那么恐怕锋芒已尽，而精力也已衰了。近来捐例频繁开启，候补人员愈形拥挤，所以各省有请求停止分发的奏折，然而起初只有内地各大省有，至于边省瘠地尚未听说。近来贵州等省也有这样的奏折了。实缺不可得，有差使可以担当，也可以抒发抱负。然而近日官场，不仅内地各省的差使不可得，即使台湾新辟之地，而刘铭传也有阻止前来投奔的谕令。台湾乃是生番盘踞之地，蛮瘴雾气触之，死亡固然是昔人所规避不前的，曾几何时，却趋之若鹜？这也是因为人才过于兴盛罢了！唉！人才如果真兴盛，那么固然是世道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