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十四工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十四 工政

铁路

论中国欲建铁路当行之以渐

唉！天下的事情，不是说起来难，而是真正做起来实在难。有人担心中国对于铁路，恐怕只是能说说而已，未必真的能实行。中西通商几十年来，轮船、电报、机器、军械，没有不是依次实施的，而到了铁路，当权者仍然犹豫不决，不敢率先发起，难道不是因为事情重大、工程浩大，开创艰难吗？前年天津到沽口修建铁路，确实是中国铁路的开端。合肥李傅相又请求接续修建从天津到北通州的铁路，意在振兴商务，开拓风气，有志之士听到后不禁振奋起舞。御史余联沅等人先后上奏请求确定办理，随即皇帝降下谕旨，命令各地疆臣各抒己见。唯独广东总督张制军提议从京师芦沟桥起，经过河南，到达湖北的汉口镇，建立干线，分四段计算，工期八年，尤为详尽，已经获准。那么中国想要修建铁路，可以指日可待了。我私下认为中国想要修建铁路，难不在筹集资本，而难在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不要开始勤勉最终懈怠，不要稍有成就就急于求成，一定要持之以恒，逐渐浸润，没有不能实行的。现在考察外国修建铁路，将近百年，尽地利，便民人，强兵富国，至今几代，铁路的好处，无需多言。现在中国毅然实行，干线之议已定，招募工匠兴工，就在眼前。原议从汉口到信阳为首段，计程四百二十里，然而都是山路崎岖，颇不易行。外国修建铁路，遇到可以人力克服的山丘，就铲平它，或者绕道避开；遇到必须经过的高山峻岭，就开凿隧道让火车穿山而过，凿山开道，工程费用既大，竣工之后，山中煤火日夜不绝，养护道路的费用也比平坦道路加倍。台湾修建铁路，仅仅开凿一个小山，至今三年尚未竣工，工程大费用高，确有明证。从汉口到信阳，山不止一座，如果处处绕道而行，多有周折，或平整或开凿，工程之大，断然可以预料。如果取道襄樊，计程七百二十三里，比到信阳远几倍，然而道路平坦，易于施工，所以路程虽然比到信阳远，但将开凿的费用与建成后的养护费用通盘计算，也足以相抵。至于从江浦起，经过滁州到达河南的开封，这条路不是商贾聚集的地方，而且便于下游而不便于上游，实在不是两全之策。因此从形势来说，从汉口起筑最为合适。从路程的远近难易、平坦崎岖、繁杂简略来说，信阳地势崎岖而工程繁杂，虽然近却难；襄樊地势平坦而工程简略，虽然远却易。然而无论是走信阳还是走襄樊，都应当以居民殷实、户口繁庶、商贾必经之地来决定取舍。干线的大致情况如此。河南、湖北居于天下之中，扼守九省的要冲。将来推广施行，支线纵横，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广东、浙江、江苏，万里辐辏，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这固然是中国的最佳计策，也是天下的关键宏图。然而古话说：“说起来不难，做起来艰难。”谋划定计，能说不如能行可贵。天下细微的事情，没有不是实施有序、施行有方的。铁路是中国数千年来所未见的！事情属于开创，必须谋划周全。固然知道铁路对于中国，迟早必然兴起。然而断无突然之间可以建成三千多里之广的。我之所以说铁路的成功，必须持之以恒，而需要逐渐进行。原议估价一千六百万两，分八年建成。现在由总理衙门复核，购地集料的亩价费用，非三千万两不能竣工，比原议数目几乎加倍。然而“三千万”、“八年”也不过是约计之词，何曾确有把握？兴工之后，左支右绌，逐渐增加到四千万；延年累月，逐渐增加到十数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所应当顾虑。

然而即使以三千万两八年分造而论，每年也需要四百多万，试问这如何筹措？不过说是官本、商本、洋债罢了。然而三者之中，按目前情况，实属无一可行。那些筹划官本的人说：“抽发海关税银，开设铁路捐例。”每年应收各洋税、关税、常税、茶税洋药税、厘金地丁、盐课计银八千五百多万，近年来直隶、山东、黄河水灾，以及各省水旱奇灾，部库储积已空，东弥西补支绌万分，兼有贞度门、祈年殿下工程需浩繁，均在数百万以外，何处还有闲钱可以筹拨？那么抽税不可行明显。至于开捐一项，连年以来，自海防、郑州工程捐等，各省豪富绅民早已煌然翎顶，现在虽然再开铁路捐例，收入几何？况且郑州工程以一年为期，铁路以八年为期，即使幸运地输捐踊跃，不过仅能支持一二年，断然不能长久依赖，那么开捐无济于事明显。这是官本无可筹划。那些筹划商本的人说：“设立公司以集股份。”中外情况不同而形势特殊，外国君民一体，

译有与无可以互通，只要发布号令，巨额的资金顷刻间就能聚集起来。然而中国君民之间尊卑的差距极大，上下之间的情意无法沟通，事情经过官吏之手，令人望而生畏。过去矿务、织布等局招募股份，不仅事情未能成功，甚至导致本金全部亏损。现在虽然广泛招揽，但商人大多以之前的失败为鉴，止步不前，谁肯乐意出资？这就是商人的资本无法筹措的原因。

议论的人认为筹措资本必须借洋债，这更是绝对不可行的。天下只有放债来谋求利益，没有借债来获利的道理，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可以类比。洋债的利息虽然低，但既然本金沉重，那么利息也就不可估量。如果以五厘的利息借一千万两，计算下来每年的利息已达五十万两。铁路尚待经营，而每年要向外国输送数十万两的资金，多一年就多一年的利息。铁路本身已经苦于费用巨大，现在又加上数百万两的利息，这种失算，难道需要智者才能知道吗？

洋债既然不可行，将官款和商款合并，每年统筹四百多万两的资金，形势确实困难。然而还有未尽之处：即使今天国库充盈，每年四百多万两的资金不难筹措，但如此巨大的工程，如果材料出自中国本土，那么虽然花费巨大，资金仍不流出我国国门之外。现在中国向来没有研究铁路的技术，对于兴建所需的一切茫然无知，形势不得不依赖外国工匠。外国的火车铁轨，近来逐渐由铁改为钢，这是因为以坚硬耐重为主。俄国、奥地利等国都舍弃本国产品而从英国工厂购买。现在中国山西的铁矿尚无把握，炼铁的方法也未得其精髓，如果贸然用山西的铁制造铁轨，其质地不坚固，失败必然迅速，必定导致前功尽弃，令人痛惜。形势又不得不购买外国铁。

原议仅在开始时酌情购买外国材料，想要使财富不向外流失。然而两年之后，中国的工匠难道就能学会外国的长技吗？中国的铁矿难道就能收到成效吗？工料器械始终专门依赖洋人，如同倒持太阿剑，无异于将三千万两的资金全部输送给外国。这是想要收回铁路的利益权柄，却先遭受铁路的亏损消耗；想要杜绝中国的财富外流，却先耗尽中国的脂膏。这种失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译况且中国从上层的士大夫和达官显贵，到下层的普通百姓，那种拘泥于狭小见闻的偏见牢固得不可打破。从前电报刚通行时，雷击断了电杆，远近相传，认为是触怒了上天，这种荒诞不经的言论，明智的人都会嗤笑。铁路所经过的三千多里路程中，民间的房屋、田园、坟墓，怎么可能全部避开，必定会有很多阻挠。直隶、河南等省连年遭受荒灾，百姓流离失所。现在修建铁路，不担心招不到工人，然而那些无处申诉的贫民，容易聚集却难解散，如果坏人、会党混入其中，假设有桀骜不驯之徒，在其中煽动蛊惑，他们很容易捋起袖子挑起事端，那么其弊端就说不尽了。

不止这些，八年之后，铁路虽然建成了。如果商贾不来，货物运载不兴旺，那么这三千多里养护铁路的费用，从哪里出呢？废弃它，那么几年的经营，就在一瞬间丢弃了；不废弃它，那么亏损耗损难以承受。在开始时就要谨慎考虑最终的结果，难道算是过分计较吗？以上这些几点，不是主管官员所应当预先周密谋划的吗？

或许有人说：中国修建铁路有良策，招募外国富有的商人，让他们承包建造，限定年限，期满后归还中国。他们出力，我们享受安逸；他们开创，我们接受成果，这难道不是上策吗？却不知道这是不审察利害的说法。承包建造的物料必定不坚固，归还之后，一切修理，费用巨大。他们享受利益，我们承受弊端，这难道是合理的计策吗？

非常之事，不能骤然做成；愚昧百姓的成见，不能一朝消除。中国有四亿人口，知道铁路利益的仅占万分之一。事情在初创阶段，如果不加顾虑，贸然实行，需要数千万的巨大资金，工程长达三千里，计算工期长达八年。中国今天力量既有所不足，形势也有所不能。即使对照西方最初创建铁路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办法。那么铁路就不能兴办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大道没有近功，也只是一步步推行罢了。

一步步推行怎么做呢？回答说选择形势便利、交通要道、殷实富庶、商贾必经之地，先勘测确定地点建造一二百里，或者由天津接造直到北通州，或者暂缓办理津通铁路，另辟一路，或者就在南北干线中选取最合适的，先建造一二百里。关键在于让百姓观察听闻，务必改变他们拘泥于狭小见闻的成见。这一二百里，完全可以聘请外国工匠建造，从铁轨到一切物料，也不妨从外国购买。因为地方近、工程省，即使从外国输入，也属于有限的数量。几年之后，中国百姓都知道铁路的便利，而他们平日拘泥于狭小见闻的成见，彻底从心中消除。我们再购买铁路的技术，精究炼铁的方法，使工匠不依赖洋人，取材不需要异域。一旦国库充盈，然后大举行动，或者按顺序接造，逐渐推广，由干线到支线，纵横交错。从此以后，水路有船，陆路有车，二十一个省份的土地，关节灵活通畅，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无事时以便利行旅，有事时以便捷转运。不到百年，中国铁路的利益，可以与西方相抗衡。因为利益大家共同知晓，那么聚集资金自然容易；浮议平息，那么阻挠自然没有。推行尽善尽美，这就是所谓的循序渐进之道。如果突然之间，建造三千多里的广阔铁路，哪里算是循序渐进呢？因此主管官员采纳我的说法并保存它，那么铁路差不多就可以治理好了。如果不这样，急于求成而想要快速，追求广阔而奢侈宏大，我恐怕还没见到铁路的利益，先承受铁路的祸害，这难道不是大可恐惧的吗！

铁路干支缓急议

铁路有干线有支线，就像树木有根本和枝干一样。树木在根之上生出主干，由主干生出枝干，由枝干生出枝条，而主干分为枝干，枝干分为枝条，先有主干后有枝条。铁路也是这样。树木既然先有主干而后有枝条，那么铁路也适宜先有干线而后有支线。干线为急，支线可缓。

谈论天下大势，以京师为根本。铁路虽然是当今的急务，但断然不可直达京师。因为安不忘危，应当预先防备。假使西方国家失和，火车沿着铁路直接侵犯京师，那么勤王的军队就缓不济急了。所以直达京师的铁路应当暂且缓办。如果不这样，权衡缓急，那么只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战车，不顾君主危险，过于信任夷狄，这不是老成谋国者的深谋远虑和万全之策。所以西方国家近来请求将天津铁路直接建造到通州，中国因为通州距离京师只有四十里，太逼近，不允许，议论停止不实行。

必须知道，谈论天下大势，以京师为根本。如果只谈论铁路大势，那么以天津铁路为根本就可以了。天津通达四方，距离京师二百四十里，虽然还算近，已经稍远了。铁路以此为根本，分别连接四方的干线，已经可以通达天下了。既然议论铁路不允许西方人由天津接造到通州，那么天津距离京师虽然还算近，已经稍远，火车已经不能直接奔驰侵犯京师，可以保护都城了。这确实是议论铁路的万全之策。

现在天津的铁路已经建造，这是急务。所急的是这个。谈论由主干分出四方的干线，直接建造也应当急办。请从干线以东的干线来说。由天津渡海向东到奉天煤矿的干线，现在已经建造了，已经急办了所急办的。而由干线分出支线，如果吉林

译三姓等处的支线铁路，似乎还可以暂缓。只有俄罗斯已经在珲春进行互市贸易，那么通往珲春的支线铁路应当加快建设，以防俄人挑起争端，这样朝廷军队就可以驾驶火车迅速增援。至于东北方向通往外兴安岭与俄国交界处的支线铁路，为了防备俄国似乎也应加快建设。只是国家经费不足，所以即使紧迫，也还是应当暂且列为缓办。

论及南方的干线铁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天津向南经过山东到达王家营，建桥过江到达江浙、福建、广东等省；其西边的支线分别通往安徽、江西等重要地区；其东边的支线则分别通往各个海口。支线很多。有人说这几个省份虽然物产丰富，对商业有益，似乎应当加快建设。然而铁路绵延数十里，经费谈何容易？既然地处沿海，已有轮船，似乎可以暂缓。但正因为地处沿海，万一海上有战事，轮船受阻，那么各个海口就应当用火车运送军队迅速防守。这些海口的支线，如烟台、上海、定海、厦门等地，看似缓办实则紧迫。至于台湾，已经修建了铁路。另一条是从天津向南经过保定、河南到达湖北的汉口，这条干线近来已经商议修建，用来疏通西南各地的货物，也应当加快建设。但现在才开始缓慢修建，那么从汉口建桥过江，再向南到达湖南、贵州、广东等省，道路更远，费用更庞大，更应当暂缓了。所分出的支线通往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也应当暂缓。

论及西边的干线铁路，从山西到达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如今喀什噶尔已经平定，西方无事，那么干线可以暂缓，支线更可以暂缓。论及北边的干线铁路，从蒙古到达与俄罗斯交界的地方，如今中俄没有争端，而且北方边境的物产也不多，那么铁路不紧迫，干线可以暂缓，支线尤其可以暂缓。

如果从商业角度而言，干线、支线的缓急固然有定论；如果从军事角度而言，干线、支线的缓急则没有定论。如果俄国挑起争端，那么北边的干线紧迫，支线也紧迫；如果外敌挑起争端，那么东边的干线紧迫，各个海口的支线尤其紧迫。常态与变局极不确定，缓急也就极不确定。如果因为当今无事而暂缓修建，一旦争端爆发再修建铁路，恐怕来不及救急；如果为了防备变局而认为全都紧迫并尽早修建所有铁路，那么以天下之大，铁路之多，干线、支线都紧迫修建，国家又哪有那么多经费呢？根据时势权衡缓急，确实不容易啊。

译矿务

论富国应当紧急开矿

唉！五大洲各国中，那些衰弱而不能振兴的，没有比中国更甚的了。想要挽回衰弱使之返回强盛，其关键没有比富国更优先的了。于是谋求富国的人拱手说道：“振兴商务，讲求工艺，推广农桑，开辟铁路，倡导银行，这些是富国的策略。”虽然如此，天地有自然的利源，可以作为国家无穷无尽的用度，我们中国竟然将其废弃，而不知道它的利益，就像矿产一样。中国的疆域辽阔，在五大洲各国中居首；土壤的肥沃，也在五大洲各国中居首。其中像产金的矿、产银的矿、产铁的矿、产铜的矿、产煤的矿，应当多得无法计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足以使国家富裕，足以使百姓富足，却视若无睹，只担心它一旦显露，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

从前有一位名叫华尔赫脱的美国人，是著名的矿师，在中国游历了五年之久，足迹遍及十五省之远，到处详细勘察，得知中国的煤矿，以近时的用量来推算，足够使用四千年。而三江两湖的矿产尤其优良，倘若开采冶炼，能得到好的方法，制造铁甲，铸造铁轨，无需向外国购买，而西方国家的利权必然会被我们夺取。又有西方报纸报道比利时外交部咨询其议院，说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的矿，中国最多，煤的产量更是英国的十倍，总计十二万七千方英里。而英国人也说附近有，德国人游历中国，曾经过山东等省，探悉矿产极其丰富，煤矿尤其多。李提摩太在《时事新论》中又说山西的矿产，曾经被德国人察阅，称该省铁煤的矿品居上，多至三十万余平方英里。总观这些言论，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中国矿产的富饶，被西方人称道艳羡，已可大致看出。然而西方人的这些议论，已在数年前发出，而中国竟然毫无察觉，因循苟且，坐使其财富藏于地下，而不紧急谋求开挖的方法。如果早做打算，那么国家用度就会充足，百姓赖以获利，国家必定不会贫穷衰弱到如此地步。为什么自从中日一役之后，洋债日益沉重，偿还无门，国库空虚，财政官员仰屋兴叹，谏官才认为这是利国之事，边疆大臣才开始遵命勘察呢？然而现在还来得及，急切地去做。开采的话就实力奉行，成效就能看见，已开的没有半途而废的担忧，未开的有逐渐兴起的利益，国家由贫转富的大业，也未尝不基于此。

可惜的是，上面以此求取，下面却不以此行事，应酬虽然在前，朝廷明降诏令说：开矿一事，是富国的根本，通谕各直省将军督抚，体察各省份情形，斟酌办法，上奏。随后陆续上奏回复的，有安徽太湖的大石等各堡庄煤矿，江西赣州、吉安、广信饶州、萍乡等处的各煤矿，湖南永顺、永州二州所属的煤苗，新疆和阗的旧金矿，四川雅州各属的矿产，山东宁海的矿务，有的已集资招商，有的已派员前往勘察，有的责令立即开办，有的命令其不可中途停止。现在究竟如何，不知道详情。现在所开办的，除了漠河金矿、开平煤矿、平泉铜矿早已开采外，只有辽东的银铅矿务，经奉天将军上奏兴办，其余很少听说。云南向来出产五种金属，贵州出产铅素来旺盛，山西所产的铁向来称精良，现在都不知道能否考察精详，据实回复上奏？即使纵观近日报纸所记载，如天津任邱县城西的娘子冈煤苗旺盛，经人请求开办；金陵省城外青龙山、湖山、幕府山矿质极佳，胜过其他地方；厦门南太武山内以及安溪的铁煤铅三种矿，经军督二宪派法国矿师查勘，在太行山挖出煤若干，安溪山挖出煤铁数十斤；广东肇庆府建县的金矿，经商人获得矿质甚好，集资请求开挖；湖南澧州所属石门地方内有铜苗旺盛，经人请求湖南巡抚领银试办；浙江的严、衢、处、温、宁、绍等处，以及武康、长兴等山都有矿源；而宁波东乡的银山冈因为开矿的缘故，乡人惑于风水，出来阻挠，几乎酿成事故。总观报纸所记载各省的开采矿产，多得无法屈指计算。但虽有开办的说法，而是否真的开办，以及开办后能否获利，都不深知。我认为天不吝惜大道，地不吝惜宝物，大地磅礴山川郁积，宝藏的兴起，难道违背常理吗？只是执政者不能实心行事，多半是为了中饱私囊，而国家于是得不到利益，而天地自然的利源就被抛弃到虚无之境了。我因此希望统治天下的人，急切寻求这取之不尽的利源，而尤其希望各办事的人不私吞，能这样，国家还担忧贫乏吗？

论兴办矿务，应当选派子弟赴欧洲矿务学堂学习。

周朝的矿人，汉代的铁官，开矿的方法由来已久。只是自从历代以来，虽然有开矿的方法，而没有专门的学问，所以不曾穷尽搜索广泛采集，致使天地的精华，仍然蕴藏在深山穷谷之中，而不能完全显露。到了明朝，矿利未得，矿害却多，矿税太监借开采的名义作为搜刮的计谋，流毒海内，

译天下动荡不安，人们都如同谈起老虎就脸色大变，事情因此像因噎废食一样被废弃。我朝鉴于明朝的覆辙，封禁更加严厉，致使中国人民几乎不知道天地间有此巨大的自然利益，而且不仅不知道其利，更被风水之说所迷惑，每当有人开办矿务就起而阻挠，于是国家与百姓都陷入困境。自从通商以来，华人无不羡慕欧洲西方的富裕，而考察他们致富的原因，则无不从开矿中获得。美国人广泛开采金银矿，因此财富冠绝五洲；英国人广泛开采煤铁矿，因此得以雄视四海；其余各国也无不以开矿致富。而且自从西方人来到中国，遍历各省认为中国的矿产是地球之冠，中国却弃之不用，无不深为叹息。华人既然羡慕他们的富裕，又常常听到这些话，于是内心受到触动。当当今皇上即位之初，风气大开，公司广泛聚集，上奏请求开办矿务的多达数十起，认为中国从此可以致富。哪料五六年间，成功的十中不到一，而失败的十中占九。推究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管理的人选不当，也是因为开采的方法不得当。在当初募集股份的时候，并非没有奸诈之徒，凭空构建楼阁以图欺骗，然而想要追求后续成效的人，终究不乏其人。至于那些一败涂地、同归于尽的，都是因为不能将矿苗勘定准确，白白耗费资金。虽然都延请西方国家的矿师，似乎没有不可靠的，不知道有一分见识，才能用一分人才。华人对于矿务本来就像瞎马临池，那么借才异地，怎么能考察那人的优劣？既然难以考察，又怎么保证没有滥竽充数的应聘者？屡次开办失败的弊端，虽然不完全在于此，也未尝不在于此。当今中国贫弱到了极点，不广泛开采各种矿产不足以治疗贫困，然而不讲求矿学，也绝对不能开矿。现在所开的矿，虽然不得不借助于西方人，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西方人垂涎中国的矿产，不是一天两天了，想要让他们代为筹划，恐怕未必能全力从事。只有招股合办，将所得的利益任由中西人各分一半，然而如果势力不敌，筹算不精，将会导致华人得其名，而西方人得其实，这又是不能不忧虑的。有人说西方人资本充足，华人经费难以筹措，如果不招西方人入股，恐怕华人得到一半的利益，也尚且难求。不知道中国矿务的关键不在于经费难以筹措，而在于精通矿学的人没有罢了。如果有这样的人，确切知道某矿可以开采，详细考察矿苗的盛衰，那么办理的人既有依靠，自然不难设立公司，招引人入股。一个矿能成功，那么人们看到事情有成效，我猜想士气鼓舞，光绪初年争先恐后的情形，应当不难在今天重现。只是想要得到精通矿学的人，非挑选聪颖子弟进入专门学堂学习不可。中国向来没有专精此道的人，非让他们赴外洋学习不可。现在朝廷已经诏令各地方官员挑选子弟拨送日本各学堂学习，只是并没有指明学习什么项目。想新法所需要的学问，没有一样可以缺少，必须等到那里后，等待学堂中因材施教罢了。我认为矿学在各项学问之中尤为紧要，应当挑选聪颖子弟拨送学习，并且以拨送欧洲西方为更好。日本虽然海程较近，经费较省，但其方法终究出自欧洲西方，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倘若竟然取法乎中，不将得其下驷吗？如果担心经费浩大，那么只学习矿学一门，所费终究有限，将来学成回华，所获利益何止数倍？而且少则五年，多则十年，其收效不至于迂远且长久。如果高谈矿务而不能求其根本原则，那么将来利益必然被西方人全部得到，不也太可惜了吗！

译论应当仿效西方方法振兴矿务

自中外通商以来，全球九万里之地，往来贸易络绎不绝，这是三千年未曾有过的开创局面。我们中国疆域并非不广大，物产并非不丰饶，人口并非不众多，却时时担忧西方国家乘虚而入，深深害怕他们凭借自己的长处来欺凌我们，这是什么原因呢？弊病在于因循守旧、得过且过，土地荒芜废弃而不能充分利用其利，人民昏庸懒惰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才罢了。中国当前的紧急事务，没有比整顿矿务更重要的了。

开采矿藏是前明时期的弊政，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其罪责在于权宦坏事，并非开采矿藏本身的罪过。即使近来兴办矿务的人很多，却始终没有成效，这也不足以成为矿务的弊病。考察外国之所以富强，全靠煤炭和铁，他们选取矿砂的方法非常详细，冶炼的方法也非常精妙。由矿砂炼成生铁，由生铁再炼成纯钢，层层研究，精益求精。中国平时鄙薄外国，认为不值得效法，却不知道他们考虑事情精细详实，做事坚韧不拔，竟然能够利用地利来富国强兵。中国的矿产资源并非不好，只是因为苟且安于现状，致使巨大的利源被弃置不用。由此看来，他们将会哑然失笑，嘲笑我们了。

有人说：矿务资本巨大，如果由官府办理，国库空虚，从哪里筹集这笔巨款？如果由商人办理，民生艰难，怎么能聚集这笔重金？况且矿务的情况，民间不熟悉，股票带来的拖累，使民心怀疑，议论容易达成，但事情难以成功，这或许是实情。然而难道没有好的方法来处理吗？招商局创办时，倡议由有地位声望的大员带头入股，官场人士占了一半。十多年来颇能分得外国的利权，为什么不仿照这个成法，联合官员、士绅和富裕人家入股集资，选择著名的矿地，如江南徐州、福州穆源等地的铁矿，先进行开办，奏请派遣熟悉事务、廉洁干练的大员，专心经营管理，明确制定章程，聘请名师，删减繁琐费用，严惩贪污侵吞，成功则优厚奖赏，失败则罢黜惩罚。几年之后，成效可观，人性趋利，大家踊跃争相投入，这样矿政就会日渐好转了。

再请朝廷责成地方大吏，真心实意，锐意推行，严厉命令确切查勘，限期上报。已经开采的，劝令他们勇于从事；尚未开采的，更令他们广泛搜求。成功的，考察其规条作为标准；失败的，寻求其弊端作为补救。督抚以此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州县以此作为评定优劣的依据，不要畏难，不要粉饰太平，人事尽力而天意自现，怎么见得不能超越四海之上呢？傅金庵治理矿务时，曾经团结矿徒，抵御猓夷，矿丁众多而强悍，安抚驾驭他们，未尝不可编练成精锐部队。推而广之，这又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矿利更是军事的开端，而议论者却说矿务有害无利，真是狂妄无知的见解。

一座矿山的兴起，其工程需要数千人的劳力，其利益可以惠及数百年。泰西普鲁士国有山产银铁，每年获得白银二千六百多斤，铁十余万石。日耳曼的萨克索尼亚国有大山产银最旺盛，开掘已五百年，至今矿脉未绝，这是明显的例证。议论者说开采矿藏盛行于泰西，是中国上古所没有的，不知道《周礼》中“𤣎人一职所掌金玉锡石之地”就是指矿藏而言。其中说“为之厉禁以守者”，是针对未经开采的情况说的。说“以时取之物”，其地图授予他们，其禁令，这些都是明确说明开采的方法，供后世仿效实行。

中国矿产之富，冠绝天下，近来并非没有兴办，而是任用的人不得当，导致滋生疑虑恐惧，甚至有的考察地质不精，盲目凿空而无成就，有的不能深入求得矿脉而随即放弃，有的不精通冶炼方法，不能充分利用，于是有人提出开采矿藏的说法，被视为笑柄，并且被风水谬论所迷惑，说对百姓有大害。唉！秦隋因穷兵黩武而失国，后世并非不再治理军队；元代治理黄河招致动乱，后世并非不再治理黄河。喝热汤烫了嘴就吹凉菜，因噎废食，这哪里值得谈论矿利呢！

如今国家利源的开辟，天意占一半，人事尤其占一半，这不仅矿务如此。而矿务是最显著的，应当先确立章程以去除弊端而兴办利事，大约有四件事：

第一是杜绝欺诈虚伪。矿厂向来由民间开采，外国多属于公司，现在那些巧取牟利的人，仿照西法设立股票，诱人出资开局采办承揽，既多半落入私囊，愚昧的人因此受累无穷，徘徊观望，多是因为这个缘故，矿务因此受阻。现在想要创办，必须立法先杜绝此弊，使人诚信不疑，然后才可以期望集事成功。

第二是减少浮费。矿本巨大，而获利厚薄未能预知，中国开矿必定设立局所，于是有总办、坐办、提调、文案以及书吏、丁役等，名目繁多，层层耗费，现在虽然不能全部去除，应当痛删无益的虚耗，而凡事都归于实际。

第三是聘请真正的专家。矿务的重要事项有三：一是搜求地脉，二是化分矿质，三是煎炼成材。泰西都有真正的专家，循序渐进，若非实得真传而贸然从事，没有不徒耗资财的，所以必须延请名师专司其责，成功则煎炼得宜，而起色有望。

第四是放宽禁令。铅铁有关军火，例禁极严。然而锤造锡箔，炒炼丹黄，都用黑铅，鼎铛器具需要铁很大。从前设立官行售卖，徒增例耗，只是中饱吏胥而已，对实事无益。况且外

译洋铅、铁输入中国，源源不断，禁止它只会使守法的百姓受害，而不能杜绝不法之徒。如果真能开放禁令，那么按规定缴纳的税费可以免除，销售量就会增加，聚集的资金雄厚，见效也就迅速了。这四点，就是矿政的大致纲要。至于由官府办理还是由商人办理，要根据时势灵活制定，总没有固定的模式。大抵完全由官府办理，时间久了必然懈怠，只有事务而没有功效；完全由民间办理，聚集起来必然争夺，还没看到益处，先看到了害处。关键在于官府掌握权力而不参与利益分配，民众均分利益而不掌握权力，这才是官民合办，然后才能做到有利而无害。

译论说足以满足用度的方法，没有比开矿更好的了。

中兴时期的贤明君主，夏朝称少康，商朝称武丁，周朝称宣王。少康、武丁的事迹，不能完全考证。至于周朝的宣王，《小雅》中的诗篇，从《六月》到《无羊》；《大雅》中的诗篇，从《云汉》到《常武》。这些诗篇讲述他内修政治，外御夷狄，遭遇灾荒便修省己身，安抚安置流民，确实可以推举为中兴时期的贤明君主。近代因为太平天国叛乱肆意扰乱，毅皇帝（同治帝）平定了祸乱，也无愧于周宣王。然而百姓贫困、财力枯竭，不能达到周宣王时期的水平，实在是因为田地没有恢复旧貌，西北又都遭遇大旱。追溯自从肃清叛乱以来，钱粮大幅减少，各省大吏赖以支撑局面，京城和各省镇协的军饷，本省地方善后的各项费用，只靠这厘金而已。然而如今各地的厘金，又因为办理不善，征收的收益短缺，所以导致各省无不拮据。近几内府所用几千万两，西征所用几千万两，正常的赋税收入有限，怎么能经受这样巨大的开支？往年国库尚且充足，倘若遇到额外的事，还难以敷衍应付，所以不得已还要开设捐纳条例，以此来弥补。只是往昔民间尚且富裕，捐纳一开，捐银还有数千万两之多；如今捐例银两减成，每年捐银仅达到百万，因此官员日益增多，银两日益减少。而且民间的财富，秋收冬藏，年年短缺；丝绸茶叶，岁岁滞销；巨贾富商，不断折耗，所以公家的收入常常亏损，而私人的积蓄也匮乏，以致上下交困。因此各省近日奏请银两米粮，户部往往议决驳斥，并非故意苛刻。如果府库充实，粮仓饱满，户部何乐而不为，要背负这个恶名呢？又如京中大小臣工条陈一事，如果需要银两，便请求命令督抚筹措。只是各省督抚既没有点石成金的妙术，又没有兴利除弊的奇谋，究竟从哪里筹措办理呢？所以只看到文书往复，时日拖延罢了。昨日阅览邸报所录，两江总督沈公复奏部拨江宁织造活计银两十六万零，极力筹措拨给，仅能七万余，说须等国库稍充，再行斟酌设法添拨等语。以江南一省，素来称为财富之地，尚且如此支绌，其他各省如果仍然因循守旧不思变通，一旦有意外急用，将用什么方法来处置呢？当此之时，如果依赖钱粮，则田地多荒芜；如果依赖厘金，则商贾逐渐稀少；如果依赖关税，则洋债须偿还；如果依赖盐课，则私盐充斥。这些情形，京城内外都知道，然而也没有办法整顿，只是舍弃这几项之外，又有什么方法来生财呢？为今之计，怎么能不筹划变通的方法？变通的方法，只有开矿这一条路。取用天地所有的资源，供给人世所缺少的物资，计策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现在云南一省，五金矿藏罗列，不仅西方人知道，即使中国人也没有不知道的，只是没有好方法来开采罢了。试看六诏初开，夜郎可以自大的原因，想必也是因为倚仗其富强吧。我昔日在云南，听说各处有金殿数座，有的传说是古时的物品，有的传说是明代沐藩等所造，起初还怀疑是铜做的。回民叛乱后，有人销熔煆炼后暗中运回家，才知道果然是真金，已经成了巨富。这也是云南多产金银的明证。如果能使在滇的官绅变通旧习，筹划良法，开采各矿，取用供给世用，又怎么会还担忧贫困匮乏呢？自古至今，历朝有中兴之日，虽然不能达到开创时的盛况，但终究比平时兴盛，从未有如今日这样民穷财尽的。有用人理财的责任以及食毛践土（享受国家恩泽）的人，能不早点思考补救过错，尽忠辅佐朝廷，以继承周宣王的盛况吗？

论中国矿务应当及时兴办

《周礼》中“人”这一职，实际上是掌管矿务的官员，只是以前明代税监矿使流毒天下，害民弊政没有超过这一点的。中国引以为鉴，垂示于宪典，所以不谈矿务。只是滇南铜铅各矿，关系到货币法度，允许其开采，此外如铁煤金银各矿，偶尔有私自开挖的，聚集的人过多，容易滋生事端，嫉妒的人从而夸大其词，官府查究封禁，在章奏公文中见到的很多。这固然是历来办矿的情形。通商日久，有人说西方人志在货财，没有拓土开疆的计谋。然而英国人占据缅甸之国而迁走其君主，日本夷平琉球之封而改为县，法国蚕食东京，越南的灭亡，忽然之间，这还是朝贡牵制的藩属。东三省是国家发祥之地，龙兴之区，俄罗斯暗中移动界石，占地数千里，康熙年间索额图所立的鄂博已不可考，如今与俄罗斯仅隔一条黑龙江天堑，未能飞渡罢了。然而仍然虎视眈眈，屯驻重兵，修建铁路，时常开启贪婪的图谋。唉！这真是心腹之患，方来的忧患。中国各省矿产之旺盛，为五大洲之冠，尤其被西方人艳羡，即使说他们是出于货财的计谋，有不乘隙而入，投闲以起事的人吗？当国的各位重臣，深谋远虑，力图自强之策，充裕基业致富之谋，排斥迂腐谬误的常谈，而破除成见，于是创立船政局、制造厂、铁厂、军械厂、武备学堂等处业已各收实效。而近日建立海军衙门，尤其

译这足以用来震慑敌国、振奋国威。只是设立工厂、组建军队，那么对军火以及煤铁的需求必然很多，而中国本土的产量不足以供应使用，导致每年又增加了向外国购买煤铁和军火的费用，不下千万两银子，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假如将来遇到外交失和、开战的情况，局外各国遵守战争惯例，那么中国将从哪里购买煤铁和军火呢？因此，开采矿藏一事，既能杜绝强邻觊觎的阴谋，又能开辟中国取之不尽的利源，确实是当今最紧迫的任务。

近来对于矿务的研究也不遗余力，例如天津开平、台湾基隆的煤矿，黑龙江漠河、山东宁海州的金矿，云南的铜、锡、铅等矿，徐州利国的铁矿，贵州青溪的炼铁局，这些都是开采确有把握、已经取得成效的。

昨天有西方朋友谈到，戊子年秋季，李傅相曾委派盛杏荪观察担任矿务学堂的督办。恰逢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古贝尔先生在天津，愿意协助此事，并向李傅相推荐了比利时国内的一等矿师子爵撤端，担任教习；后来又推荐了比利时国内的一等矿师白乃富来华勘察办理矿务。随后李傅相将白乃富送往湖北，由张香涛制军聘请他勘察办理开矿事宜。张制军调任两湖总督，原本是为了铁路事务，对矿务尤其关注，麾下奉命勘察矿藏的人员已有多位，又聘请了几位德国矿师来协助矿务。中国处于这太平闲暇之时，兴办矿务，外国各国都想展示他们的长处，为中国所用，这确实是极好的机会。

我私下查访得知，外国各国没有不把开矿作为急务的。比利时号称小国，听说该国矿产最为丰富，矿学最为精深。野世城设有矿务学堂，各国特意派遣许多学生去那里学习矿务，并且能够制造各种开矿机器。屡次有其他国家的官员绅士到比利时订购开矿机器以辅助开采，这也可见该国对矿务的研究由来已久。

开矿器具种类繁多，名目最为繁杂，大致约有三种：一是拉重举重的方法，二是向矿内注入空气的方法，三是排水的方法，还有力量极大、势头猛烈的机器。以上各项是比利时的专长。至于勘察矿苗及矿质等事，更有独到的秘诀。俗话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那么在开始取法时，怎么能不慎重从事，而存有目光短浅、急于求成的心态呢？

大概聘请矿师，应当选取真正的人才，不要追随虚名，不要贪图便宜。推荐矿师的人，必定是该国向来注重矿务的，其人也是办理过矿务的。像这样认真选择，或许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来协助矿务吧？

再者，开矿机器的名目很多，价值巨大。比利时是专门制造矿机器的国家。如果中国官员绅士拥有优质的矿藏，筹集资金不易，只要许诺分给矿中出产的一定成数，订立合同之后，就可以将应用的各种机器运到矿场，以辅助开挖。能够得到机器的使用而不必先耗费巨资，这是非常便利的。西方朋友的话是这样的，一并附述，作为兴办矿务的一点帮助，怎么样？

译论开矿购地的良法

中国谈论富强的人，无不以开矿为话题。然而中国兴办矿务，也已经有些年头了。这期间，除了开平煤矿办理得最为得法，煤炭质量既好，又有铁路来辅助转运。近来正由此处推广铁路，势头将逐渐推向更远的地方。这里的矿产，实在是中国各矿产中首屈一指的，而云南的铜、锡等矿紧随其后。云南的矿，本来开采在先，人工开采的产物，是货币流通所必需的。云铜的名声，传播久远。近来不过是将人工开采改为机器开采，其开采速度更快，产出更多，利润更厚，事务更繁杂，弊端也更深。因此特意选派大员来督办此事。然而像刘晏统领盐铁转运诸使，军饷需求却不枯竭，刘晏一离开，各种弊端就丛生了。由此可知用人之难，而得到合适的人并加以任用尤其难。台湾的基隆，其煤炭质量本来极佳，法国人曾对此垂涎三尺，开采也已有很长历史。近来得到刘省三宫保来管理，也锐意于推广铁路。我知道日后铁路推广得越广，运输路线就越方便快捷，而煤炭的销售必然日渐扩大，其利益依赖无穷无尽。至于徐州的利国铁矿，则煤与铁产在同一处，即用此地的煤来冶炼此地的铁，其便利无比。可惜现在办理的人，资本还担心不足。像青溪的炼铁矿，则以没有煤炭为患。因为炼铁必需焦炭，焦炭是煤经过煅烧而成的炭。青溪炼铁的地方，距离煤炭的运输路线尚远，所以至今还不敢轻易开炉，担心煤炭运输不能持续。倘若也像徐州那样煤铁并产，那么其矿产应当不亚于其他地方。听说山东各矿现在也有开办的意思，但还没找到合适的人，所以还迟迟有所等待。近来张香帅大力提议修建铁路，已经获得批准，将来各项筹措齐备，必将通力合作，创造从前未曾有过的奇观，建立自古未曾听闻的伟业。其利益不可胜数，而所需的煤铁，也应当早作准备。因此香帅抵达湖北之后，殚精竭虑，锐意于矿务，大概是认为铁路必需铁，如果从外国购买铁，不仅价格昂贵，银钱都流到外国，而且处处仰赖他人，终究不是治国之道。中国地大物博，货物厌恶被弃置在地，如果自行开采，可以无限制地收取，取用不尽。煤炭更是铁路所特别必需的。现在轮船快速行驶，中国各口岸的煤多用于供应轮船。如果铁路快速行驶，轮船固然不可废弃。那么所产出的煤，倘若仍不增加，却要分供两处使用，难道不会渐渐出现短缺吗？必须事先筹划，所谓未雨绸缪，才不会失误。因此香帅对各矿日夜辛劳，无时或忘，而他所筹划的，又独见其思虑深远而周密。听说香帅的意思，凡是矿地属于民间产业的，就秉公丈量估价，由官府照价支付，不让小民凭空失业。这种体恤民情，已经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又担心民间有人不愿领取价款，就变通办理，听任他们以所有矿地的价值作为股本，有多少地，就估价多少，股本多少，就支付多少股票，照数发给。这样，民间有矿地的人都可以献给官府。愿意领价的就照估价给价，不愿领价的就作价入股。一经入股，就是股东，每年有官利可分，三年有望获得花红。与那些守着土地却一无出产的情况相比，大相径庭了。民间之所以抗拒命令，大都是心里不顺服。所以圣人顺应人心来治理，道理顺应天道，而顺从人意。以今天来商议创办铁路，商议开矿务，就是所谓顺应天道。以香帅的做法，则是因势利导，就是所谓顺从人意。我知道自从有香帅此举，中国各处没有不可以仿效实行的。从此以后，铁路可以大行其道，矿务可以大为兴旺，中国富强的基业，就建立在此了。开矿本来是法律禁止的，之所以禁止，不是因为开矿有祸患，实在是因为民间私自开采，尔争我夺，势必导致酿成斗殴仇杀等案件，所以不如禁止为好。然而自从禁止后，私自开采的仍然不能避免，那么不如官府购买其地，百姓得到利益，两全其美，这才是上策。百姓有这块地，不能自己开采，依附于官府入股，于是就可以开采，这样先前无用的土地，至此都成了有用的。即使就民间自有之地，自己开采，也都作为股份，由官府给价统购，像英国人对待鸦片那样，也应当未尝不可。这样，大地不吝惜其宝藏，人们也不吝惜其土地，土地越多开采越广，获利越厚，取用越方便，非常伟大的事业在一天之间成就，香帅的功绩不伟大吗？

矿师不必专门聘请洋人说

俄国在乌拉岭东西伯利亚部采金，始于嘉庆十九年。美国在旧金山采金，始于道光二十八年。英国在新金山采金，始于咸丰元年。俄国人采金时间最长，所以藏金也最丰富。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该国库存黄金八百八兆

译有五十万，折合白银一千二百一十二兆七十五万卢比。这是英国《朝邮报》上所记载的。如今中国贫困日益严重，外债日益增多，又突然增加四百五十兆的赔款，即使竭泽而渔也不足以偿还。谈论理财的人，习惯听到西方人致富的方法，也都能够说出开矿的利益，却又都畏惧开矿的困难，说考察土石、辨别矿层深浅、排除积水、凿穿石壁、扑灭地火，没有外国矿师是做不到的。矿质的优劣、矿脉的倾斜或笔直、矿层的多少，没有外国矿师是看不清楚的。成效最显著的，如开平的煤矿、漠河观音山的金矿，其矿师都是西方人担任。而徐州和国监的矿师是西方人巴尔，山东平度州的矿师是西方人阿鲁士，热河的矿师是西方人哲尔。也有聘请东洋人做矿师的，唐炯督办云南矿务就是如此。其他如广西浔州府贵县平天寨的银矿、梧州金星尾的金矿、南宁太平两府的石碌铁矿，广东琼州元门洞、德庆州开建县的金山矿，湖南衡州永州等府的煤矿，四川各府的五金火油各类矿藏，金陵青龙山、江西萍乡县的煤矿，河南罗山县的银矿，山西泽州潞州等府的煤铁矿，山东宁海州、招远县的金矿，新疆迪化县、温宿州的铜矿，和阗州的金矿，奉天省边外宽甸县所属小荒沟、小汤石、北吊幌子的铅矿，怀仁县所属凉水泉子、老营沟矿洞子、夹道、大东沟的银矿，通化县所属大小庙、死沟的金银铅铁矿，岫岩州所属黑岛的铅铜矿，木耳山南尖头的砟铁矿，直隶承德府滦平县宽沟、平泉州的锡矿，银子园的铜矿，丰宁县牛圈子沟的银铅矿，喀喇沁旗十漕子、罗圈沟的银矿，建宁县金厂沟、翁牛特旗红花沟、水泉沟、拐棒沟等处的金矿，建昌县、朝阳县各山的金矿，都是中国官员聘请外国矿师勘察的；而阿尔泰山金矿屡次被俄国人勘察，西藏、青海金矿屡次被英国人勘察的情况，则不在其中。这就是英国大矿师沙克立之所以被合肥李相国（李鸿章）礼聘的原因。这也是南皮张制府（张之洞）之所以说西方国家优秀的矿师不肯来中国，而来中国的都是中等或下等的矿师的原因。然而我看薛公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得知南洋石郎国（新加坡）的吉埠、卑力国（霹雳）的峇律埠，华工开采锡矿的有十余万人；峇律埠的三万人属于广东人，其中郑泉人占三分之二。新金山（澳大利亚）的雪梨埠、本达稳埠、汤市、威路埠、维多利亚，以及衮司伦省火金山等地，华人在那里掘金采锡的尤其多。心想这些人既然众多，那么一定有精通开采事务可以担任矿师的人；但又担心他们从事西方矿业的时间不长，人虽然多但学习不够精通，阅历不够深厚。

译接着考察《瀛环志略》中曾记载：“息力大山的金矿极其兴盛，另外有铨山出产铨石，铨石就是金刚石。”近年来，广东嘉应州的人多进入内山开矿，聚集的人日益增多，于是成为定居的土著。起初娶黎族女子为妻，人口逐渐繁衍，后来自行婚配，如今已超过数万人。推举年长的人作为公司理事，称为客长。既然如此，那么华人到南洋采矿的，在道光年间就已经非常兴盛了。寒暑交替六七十次，父子祖孙世代从事这一行业，应当已经完全掌握了西方人的先进技术了。然而还没有可以作为矿师的明确证据。接着阅读光绪二十三年六月的《循环报》得知：英国新加坡的麦公调任非洲俄吕高的总督，看到那里金矿产量很旺盛，当地人开采不得法。因而想起南洋吉打州的华人采锡非常精良，便写信给吉打州的必丹叶君观盛，委托他代为寻找合适的人选。叶君选出了十八位精通采金的人，由麦公的儿子带领前往。这就是南洋华人可以作为矿师的明确证据。唉！人们只知道西方的矿师可以被华人使用，却不知道中国的矿师也可以被西方人使用。这与道理在近处却到远处去寻找，楚国拥有人才却抛弃给晋国，有什么不同呢？难道英国的麦公能够写信给叶观盛，而中国的大皇帝反而不能下诏给叶观盛吗？难道吉打州精通采金的人只肯去俄吕高而不肯返回中国吗？我担心政府各位大臣、地方大吏有不知道麦公这件事的。恭敬地阅读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上谕：“为政的关键，首要在于人才。听说出洋的华商子弟就近求学的很多，是可以造就的人才，命令各出使大臣留心察访。如果有精通专门学问，持有执照或著有成效的，允许由各使臣认真考试，分别等级，咨送回中国，由政务处奏请简派大臣，按照他们所学的科目分别考试，考中后，带领引见，听候录用，赐予进士、举人、贡生等功名。将来如果有实际的功劳，就应当重重提拔任用。”钦此，仰见圣天子求才如渴，对于远方的人才也不遗漏的深切用意。如今醇亲王作为皇上的弟弟出使德国和新加坡，是往来必经之地。如果命令领事精选矿师，并召回之前去俄吕高的十八人，带领他们回京，听候召见录用，并且用功名荣耀他们，让他们主持开采金银最旺盛的矿山，就在山中设立矿务学堂，来教导聪慧的子弟，那么矿务兴起而人才也涌现出来。如果因为财政匮乏，筹集资金困难，没有钱聘请矿师，雇佣工匠，购买机器，以及买山建厂，建房修路，砌筑炉座，购买柴炭的费用。而南洋富商都有眷恋故国的思念，如果赐予诏书，让他们招集股本，设立公司，奖励以实职官位，使他们监督矿务，严禁贪婪庸劣乖张的官员勒索掣肘，胡乱推荐坏人。我知道这些人必定会感激知遇之恩，慷慨任事，振兴中华的矿政，追随俄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步伐。还说矿师一定要借助外国的人才，难道是这样吗？

开煤矿说

煤这种东西，价值最低廉而用途最广泛。煤的矿藏最多，而未开采的矿藏尤其多。如今自从东西洋十六国通商以来，他们的轮船航行海上数万里来到中国，依靠煤火来驱动机轮，每天需要煤炭数以亿计。如今如果中国多开采煤矿，那么巨大的利益就会兴起。煤的种类大约有三类：一类叫硬煤，深黑色，有黑色纹路，劈开时凹凸不平，摩擦时颜色不沾染手指，这是最坚硬的煤，起初点火很难，燃烧时常常有爆裂的声音，这就是硬煤。第二类叫烟煤，灰黑色而暗淡，劈开时有凹凸，敲击可以成为小方块长条，点火很旺盛，最适合用来运转机器、熔炼铜铁，这就是烟煤。第三类叫色煤，颜色接近色，最容易点火但光亮不明，而且烟气非常臭，这就是色煤。这三类煤，如今的轮船都使用。而辨别煤矿、开采煤矿，中国人向来知道，能够做到。因为中国已经开采的煤矿很多。已经开采的，比如京师西山的矿产煤，西方人也认为非常好。又如盛京锦州府到鸡鸣山一带，已经有多处开采煤矿。山西、陕西两省煤矿很多，比如太原、大同、太平、米脂以及直隶井陉各郡县，都是矿多煤好。山东煤矿大约分为三大区域：一是常山孝妇河，其南边则是淄川、博山等地各山脚下开采的煤矿很多；二是沂州府南境，地势平坦而煤矿多；三是潍县南境，矿多而煤好。此外如新泰、章邱、莱芜等地，矿煤的大块达到数尺。又浙江金华府也有煤矿，江山、县青湖也有煤矿，凤林前也有煤矿。又福建距离永定六十里已经开采煤矿，台湾近来更多新开煤矿，将煤卖到上海，这是中国已开煤矿的大致情况。而未开采的尤其多，比如山西有很多未开采的矿，煤层露在路边；山东未经开采的也还很多，沂州府不论在哪里开矿寻找都能得到煤；登州府靠近海的地方有旧矿，嘉庆十一年封禁，似乎可以重新开采。至于江南的江宁、镇江，更多可以开采的矿，十年前已经有人开采，如今煤层外露的很多。至于开矿的方法，中国人长久以来大多熟悉，不必聘请西方人。比如山西矿煤有

译开凿深度达到二十丈的矿井，为了防止四周的水渗入，用石头砌筑围护，并且都坚固完好。浙江金华府的煤矿有开凿深度达到五十丈的，并非一直垂直向下。每四丈或五丈，做一个平台，转折盘旋而下，层层利用滑车将煤炭运上来。江山县的清湖煤矿，矿口直径仅三尺半，深度约三十丈，每天能采煤千斤。这就是开矿方法的大致情况。如今西北几个省份遭受灾荒，饥民缺乏食物，正适宜多开煤矿，以工代赈。只是如果属于水灾，就应当先排泄积水，引导它们流入大海，然后平地干涸露出，才可以开凿煤矿。

译关于开采矿藏的议论

矿藏应当开采，查考经典，考证国家典章，以名臣的事迹为证据，参酌当前的时势，都应当推行。查考经典，《周礼》记载：“矿人掌管金玉锡石等矿产之地，按时开采，并且授予地图以便开采。”“矿”音矿，即古文的矿字。注释说：“矿就是矿。”这部经典讲的就是开采矿藏，这是查考经典可以开采的证据。考证国家典章，《会典》第十七卷说：“五金的出产，是器物使用所必需的，那些蕴藏在山岩土石之中的叫做矿，百姓进山开采作为生计，由官府治理，招募商人试采，矿源旺盛就开采，枯竭就关闭。”这又明确说了开采矿藏，这是考证国家典章可以开采的证据。以名臣的事迹为证据，陈文恭是清朝的名臣。考查陈文恭的《培远堂集》，乾隆四年，陈文恭巡抚江西时，曾经上疏请求开采广信山的矿藏，这是名臣曾经请求开采矿藏，这是以名臣事迹为证据可以开采。参酌当前的时势，尤其应当开采。如今国库不充裕，几乎到了担忧贫困的地步，开采矿藏则纳税可以富国，获利可以富民，这是获取天地自然的利益，惠及百姓而不耗费钱财。如果不开采，就像贫穷人家把银子窖藏在地里，不去取用却担忧贫困。近来各省河患严重，饥民很多，开采矿藏尤其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救济灾民，这是论及当前的时势，更应当急于开采。有人因为前朝明朝开采矿藏导致动乱而表示怀疑，不知道前朝明朝开采矿藏，是因为把没有矿的说成有矿，奸人妄加陈述，官吏借机生事才导致动乱。如今则是通过矿苗检验矿藏，选择合适的人管理，招募商人试采，设置官员治理，使用机器开采，通过转运疏通，可以期望有利而无乱。如今各省开采矿藏已经很多，没听说导致动乱。大概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同样的事情，时代不同，人不同，利益与危害也就不同，不可以拘泥于古法来阻碍今事。只是如今议论开采有六个要点：一是官府监督商人办理，二是开采矿藏使用机器，三是辨别矿藏使用西方国家的矿师，四是参看中西方的书籍，五是兼采煤铁矿藏，六是尤其在于主持的人选得当。这六项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官府监督商人办理，当今经费艰难，只有招募商人开采，商人筹集股金，合为资本，官府负责弹压治安，不掣肘，既没有吏役侵吞渔利，又避免工民滋事，官府收取税收，商人获得利润，事情容易成功。近来各省开采都采用这种方法，应当仿效实行。

二是开采矿藏使用机器，刚开始开采时使用人工，开采后应当使用机器。用人工开采则产量少费用多，用机器开采则产量多费用少，难易相比，悬殊很大。刚开始开采，既然使用人工，后续开采虽然使用机器，但运转机器全靠役使人力。等到开采后从矿洞运出，运上轮船，仍然需要人工，贫民可以常年糊口，饥民也可以兼作救济。

三是辨别矿藏必须使用西方国家的矿师，因为西方国家的矿师是专门之学，辨别更为精细，辨别矿苗试采，先取矿石用化学药水分解，就可以知道所得矿产如何，比例几何，聘请他们来辨别，所谓耕种应当问奴仆，纺织应当问婢女。

四是必须参看中西方的书籍，近来中国开采矿藏都聘请西方国家的矿师辨别，偶尔有被矿师愚弄的情况，如安徽贵池的矿，矿师说很好，后来却完全不符合，巨资白白耗费，以致停工，应当尽早参看中西方的书籍，综合验证他们的言论，才能相信，不至于后悔。中国的书籍，如《管子》说：“上面有丹砂，下面有黄金。”《酉阳杂俎》说：“山上有薤，下面有金；山上有，下面有银。”《管子》说：“上面有磁石，下面有铜；上面有赭石，下面有铁；上面有陵石，下面有铅锡。”《酉阳杂俎》说：“山上有姜，下面有锡。”这类中国的书籍可以参证。至于西方国家辨别矿藏的专书尤其多，如《金石识别》《宝藏兴焉》以及《矿学》等书，都详细论述辨别矿藏开采矿藏的方法，上海《广方言馆》都已经翻译，更应当参考，才能不被矿师愚弄。

五是应当兼采煤铁矿藏，论及五金矿藏，《会典》虽然记载广西、云南、贵州出产黄金、白金、赤金、铅、铁，四川、湖南也出产赤金、锡、铅、铁，按照这个说法赤金是指紫铜，《禹贡》记载“厥贡惟金三品”，王肃的注释可以证明，然而以亲身经历来说，幕僚游历十余省，经过数万里，所见只有云南的他郎厅、贵州的天柱县有金矿，然而开采很难，仅够支付工本。银矿则只听说贵州的铅矿熔铅可以提炼银，然而熔铅数百斤，仅能提炼出一二两银，纯银矿则竟然没听说过，大概《会典》所说的黄白金银矿大多因为矿竭而关闭了。铜矿则以云南为多，铅矿则以贵州为多，都长期开采，依赖它们鼓铸，铸钱用铜须加铅，铁矿则以山西为多，长期开采每年进贡，雍正三年定每年进贡二万斤。

论及当今中西通商，需要煤铁非常广泛。各省制造局仿制洋枪洋炮，需要铁非常多。中国各省招商局的轮船以及西方国家来中国的轮船，尤其需要煤非常多。山西虽然铁矿煤矿多，贵州也煤矿多，然而都因为山区距离海远，想要销售轮船运输艰难费用巨大。京师的西山煤矿，又仅够供应

译京师所需的物资，此前铁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煤是从新金山购买，都由轮船装载运来，利益归于西方国家。所以近来台湾的基隆、奉天的开平，都开采煤矿并且修筑铁路、使用轮船运输，获利很大。现在讨论采矿，如果兼采煤铁之矿，从时势来说，获利比较有把握。听说郡中向来号称产煤，想必已经开采的矿很多，未开采的矿应当也不少。如果再用机器开采，那么开采多而花费少，地方又靠近海边，容易向中西轮船销售，获利必定容易。只是西方国家的书籍，如《开煤要法》《井矿工程之类，应当参考采纳并仿效实行，才是正确的做法。第六点是主持者必须任用正直的人。近来的开采既然是商办，众多商人集股出资，由总商独自主持。如果辨别矿脉不精细，那么开采就一无所获。如果主持者不得其人，那么全部资本都会亏损，众多商人的股本致使归于无有，这种情况对人拖累非常严重。因此近来谈论采矿，人们大多变色互相告诫，只有具备这一点也很重要，才庶几能够万全。有人说：“你提出的建议，前面引用名臣请求开采作为证据。然而陈文恭抚治江西，坚决请求开采；胡恪靖抚治江西，又禁止开采。都是名臣，究竟谁对呢？”回答说：“都是对的。”这可以用《会典》中的两句话来阐明。《会典》说：“矿旺则开，竭则闭。”陈文恭因为矿旺而开采，胡恪靖因为矿竭而关闭，都是对的。有人说：“你前面的建议，引用《周礼》‘以圣经言采矿’作为证据，但后世的君主大多禁止采矿。如唐太宗时，权万纪请求开采宣州、饶州的矿，太宗沉默不语。元世祖时，国民请求凿山冶炼银矿，每年定额上缴官府，世祖罢免了此事。万历年间的开采更不必说了。考察吴肃公《读书论世》，又说天启时，奸民陈友纪请求开矿，熹宗诛杀了他。弘光时，宣城百姓芮四说山中有银矿，向宦官献计，宦官率领众人开采，滋扰乡民，芮四被众人击毙，这件事可以作为鉴戒。还讨论什么开采呢？”于是告诉他说：“矿有虚实，人有正邪。如果矿虚人邪，自然应当禁止。即使矿实，而贤明的君主不能开采，说利益应当与百姓共享，那么现在商民开采，招募百姓辅助做工，并且以工代赈，正是与百姓共享利益，情况不同但心意相同。如果矿实人正，为什么不可以开采呢？而且你以后世君主禁止开采立论，我请求以自古圣王都开采作为证据。前面以《周礼》为圣经，已经说过开采了。现在再引用《禹贡》，也是圣经，也说过开采。《禹贡》说扬州，进贡的只有金三品，王肃注解说三品指金银铜。《禹贡》说的贡品都是土产进贡，只有开采五金之矿，所以有三品之贡。又说梁州进贡镂，注解说镂是钢铁，这又是禹时已经开采铁矿的证据。《管子》说商汤用庄山的金铸币，禹用历山的金铸币，这又是禹、汤都采矿的证据。又鲁褒《钱神论》说：‘黄帝、尧、舜于是挖掘铜山铸造成钱’，这又是黄帝、尧、舜都采矿的证据。因此本朝先后圣王旨意一致，《会典》也说采矿，怎么可以拘泥于后世君主几件事，因噎废食，议论先后圣王的开采都是不对的呢？现在如果能把握这六点，可以期望万全，又有什么不可以讨论开采的呢？有人说：‘你说开采五金，自古就有了。如果开采煤，古代也有吗？’回答说：‘有。汉代已经有了，《汉书·地理志》说豫章郡出产石，可以燃烧作为柴薪，这就是煤，开采燃烧代替柴薪。又隋代王邵论火事提到石炭，也是煤。《燕闻录》说南方人称之为煤，山西人称之为石炭。苏东坡诗中有《石炭行》，说用来冶炼铁制作兵器非常精良。按照这些所说，可以证明从汉到宋都开采煤。从前我客居山西巡抚衙署，看到山西人至今还称呼煤为石炭。本朝煤矿如直隶、浙江、山西、贵州等省，都已经很久开采了吗？那么又有什么不可以再推广增开，并且用机器开采的呢？只是西方国家采矿机器价格有千余金、数千金的，这应当由商办集股出资来做，才庶几容易成功。冒昧参与末议，不知道是否得当？恭敬地陈述。”

译船政

敬陈整顿船政疏

陈璧

奏为船政整顿伊始，谨陈管见，以备采择，恭折仰祈圣鉴事。臣先前奏请另选专员恢复船政，仰蒙圣明洞察。近日敬闻任命福州将军裕禄兼任船政大臣，朝廷知人善任，让征收关税的官员兼任工程建设的要职，工程款项一并责成裕禄办理，看到成效指日可待。然而臣有不得不进言之处：西方各国以水师为命脉，水师以船政为根本。外国疆域不及中国两三个行省，制造厂却林立，供养工厂和船只的费用，君臣上下合力承担。中国沿海万余里，所占海面最广，左宗棠与沈葆桢议设福建船政，实为海防的重要举措。自从德国购买镇远、定远等数艘战船归来后，侵蚀公款、虚报冒领，无人揭发；且照例有因异常劳绩而保举的案件，将校没有斩将搴旗的战功，却坐享高位；委员没有经商胼手胝足的辛劳，却迅速成为巨富。蝇营狗苟，倾轧成风，这种趋势若不制止，难道不会诋毁船政，致使战船全凭购买才罢休吗？岂不知船政制造的寰泰、镜清、开济等船，优于南洋的南琛、南瑞，这在刘坤一的奏折中已有体现。船政新造的平远钢甲舰，与外洋订购的致靖、经来式相比，差距不大，费用却大大减少。大东沟之战，平远舰与敌舰并驾齐驱，屡受巨弹轰击，船身并未损毁破裂，说自制战船不足以胜任作战，难道是公允的论调吗！如今朝廷将船政委任裕禄，若因裕禄是国家勋旧，休戚相关，必能任劳任怨，力顾大局。然而若将筹款专责于将军，而户部、总理衙门便不过问，那么海关收支各有指拨，即使按每月五万两的旧例全部解用于制造铁甲舰，一年一艘船的费用，恐怕仍嫌不足。况且京饷及新派洋款的考成解数，断然不能足额，那么船政归属将军与归属总督，有何区别呢？沈葆桢在船政任职前后十年，廉洁以自律，严明以率领下属，取用厂中一草一木都立案登记，军法令行禁止。他选拔人才多用士人，成功必获信任，赏赐人没有异心，众人都有竞争之心。臣与沈葆桢同乡，亲眼所见，这也是中外皆知且无异议的。因船政关系重大，非其他省机器局可比，不以军法治理，则整齐划一的规模无法建立；不多用士人，官场习气无法清除干净，老成持重的规划用意至为深远。自从英将琅威理回国，北洋海军操演虚浮，自从出洋局监督撤换，船政学生学业荒废，消息隔绝，解款日益缩减，成船日益稀少，实在可惜。上海制造局由道员管理，每年制造数尊大炮，江海关二成洋税按月划拨资助，每年约百万两。船政由专派大员负责制造战船，解款却不及十分之二三，无米为炊，当事者虽锐意革新，又能成功吗？应请饬令户部及总理衙门在三五年间，每年筹拨实款二百万两，交船政大臣用于制船开矿，并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使臣，由该国代中国精选总监工一员、洋匠数员、矿师二三员，订立合理条款来华，交裕禄委派，限定每年成船若干、得矿若干，即以此作为船政大臣的考成。数年之后，成船可满足海军之用，矿产可救济船工之困，纵使一时无法筹划，多借洋款一气呵成，也不算失算。裕禄曾任安徽巡抚、湖广总督，政声颇佳，将军衙门旗务极简，且有副都统一同驻城足以助理。所管海关各口多在沿海一带，船距离省城水路五十里，往返不便。此前督臣兼管，每月到厂仅一两次，驻厂官员奔走承命，多旷职，那么此次裕禄兼办船政，非移驻船政衙门亲自督率不可。甲申之战，穆图善出驻长门，敌船因怕堵塞出路，不敢登陆，以保护船厂是其明证。闽省海口重山叠嶂，水流纡曲，若两岸炮台得力，水陆控制得宜，敌船断然难以飞越。船厂既属深藏之地，新成的罗星塔船坞尤占地形之便，一切新式铁甲出入均相适宜，尽可自制。这是为船政计，将军应专驻船政；这是为控制海防、稽查税务计，将军也应移驻船政。此外臣还有请求，船政官员绅士薪水本不优厚，虽属在官，无异寒士；而海关地处富庶之地，在事员役积习相沿，由来已久虽将军正己率属一时，也骤难改变。应请饬令该大臣查照旧案，遴选官绅士人分任职务，不得参用海关员役，以免败坏风气。所有督催工程、验收物料、支发款项、稽查工课，皆按开厂初年的成法而更加严密。在事官绅人等，滥竽充数者革职驱逐，舞弊者治罪，弁役盗窃官物者立即以军法处置，使人心知敬畏，耳目一新。将军任期届满之日，应如何特加委任，使其奏全功，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所敢妄拟。总之，将船政委任裕禄者，为

译朝廷破格任用人才的特殊恩典，不能被视为将军按惯例应当得到的兼职。筹集船政经费，是中外官员共同的职责，并非裕禄一人的私人责任，那么船政事业就幸运了，国家大局也就幸运了。臣出于对海防根本的考虑，理应上奏详细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指示施行。恭敬地奏报。

译奏为遵旨议覆事宜。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接到军机处抄交闽浙总督边宝泉奏报查明船政情形一折。奉朱批：着该衙门议奏。钦此。遵旨到臣衙门。原折中称：船政设立，经营管理将近三十年，耗费国库达千百万两。若不及时整顿，设法扩充，就会毁弃前功，实在可惜等语。臣等查考，船政始于前大学士左宗棠，成于前两江总督沈葆桢。他们朴实耐劳，实事求是。所用人员多为本地贫寒士人、布衣百姓，戴着草帽亲自劳作，以朴实求功效，因此弊端绝迹、风气清明，是各省官办船厂中罕见的。近十多年来，西方制造技术日益精进。闽厂出洋回国的学生，虽不乏聪慧资质，能自行绘图制样，但因财力不足，既不能添置机器、扩建船厂，又不能制备材料、储备物资。自光绪八、九年以来，购买现成机器，在厂内组装，造成了寰海、镜清、开济、平远等快船。后来虽有更新的制造方法，也因无机器、无船厂，无法按法改制。而木质轮船如同治年间所造的琛航、靖远等船，经费较少、马力较小，又不符合当时用途，于是制造日益减少，人员多闲置，不得已裁汰合并，暂且作为节省费用、储备物资的权宜之计。至于急需的船只，则势必要损失重金，处处吃亏，辗转从外国购买，既浪费财力，又延误时机，实在可惜。所请造船应讲求实际，添置机器，聘请精通工艺的洋员，督率在事官员工匠，认真讲求制造新式巨舰各节，应请旨饬令执行，以符合实用。原奏又称：物料应由内地采办，闽省矿务现已遵旨委派查办，一经兴办，当可就地取材。其链钢、熔铁、机器必须依法仿制，自成体系等语。查一船造价，材料占七成，人工占三成。各材料中如煤、铁、土、木等为生料，有产自中国的，也有不产自中国的。如钢甲、铁甲、帆缆等为熟料，有中国现能自制的，也有必须催促工匠、添置机器、扩建船厂后才能自制的。应由船政大臣督同洋员、学生随时研究，奏明办理。至于煤铁各矿虽经该督委派查办，将来兴办能否迅速见效应用，尚无把握。应请饬令该督不准狡猾吏役、土豪劣绅阻挠扰乱，以期早日见效。原奏又称：学生应认真培养。从前出洋学生期限太短，初无心得，经费巨大，财力不及，不如聘请教习，在厂督课等语。查船原本有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习法文和制造，后学堂学习英文和驾驶。学成后择其尤为聪颖者，派令出洋，在国内既已学有根基，再令游学西方各大学堂及各国兵轮，以资练习，开阔见闻，这必非在厂内一师教授所能达到。前据船政大臣会同南北洋大臣奏请设立肄业局，委派监督带同出洋已历三届，所谓置于庄岳之间（意指环境熏陶）。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窗肄业，难道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吗？用之则奋发有为，人人有自我奉献之思；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我放弃之境。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国，皆散处无事，饥寒交迫，甘为人役。上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也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我国人才岂能为彼所用？我国用人反需彼才，推究养才用才的初心，似乎相悖。若因此并废出洋之举，是因噎废食，从此更难得储上品之才了。

应如该督所请，聘请数名教习在厂，督课其中尤为优异者，仍照成例，陆续出洋，使后出更新之法，不至绝无闻见。至于学成回国的学生，如所学尚浅，仍令再行出洋；其已有心得者，应令分别有无差遣，咨报臣衙门，听候调取考核，咨送各督抚，酌情安置，以昭激励劝勉。原奏又称：经费宜筹。船政经费，向由闽海关洋税，每年拨付六十万两，按月分解。数年前不过解到二三十万两，近则不及二十万两。请沿江沿海各省通力合作，即以购船费用，逐年拨解。又请如户部原奏，选派廉干精核大员来闽接办等语。查船政用款，初由闽海关六成款项下，月支三万两；四成款项下，月支二万两。其养船经费，则随时由善後局拨解，本无定数。光绪二、三年以前，前两江总督沈葆桢、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任内，位望较高，随时将需款困难情形据实奏明，每奉特旨催解各将军督抚亦情谊相通，尽力筹措应付，故经费充裕而造船多。此后船政大臣黎兆棠、张梦远、裴荫森，皆以两司身份调管船政，不能不事事承奉督抚将军，名为专管，实与司道职权无异，所谓权势较轻，不足以振作全局。

译这是扩大先前功绩的做法。因此，光绪四五年以后，闽海关积存的银两几乎达到三百万两，善后局积欠的款项也不低于百万两。从前只制造木质轮船，每年六十万两尚且足够使用；现在既然责令改造铁甲钢甲舰，雇佣洋匠，一艘船的费用动辄高达八十万两，洋匠的薪水费用也耗费巨大，断然不是每月数万两所能足够使用的。这几项又都无法及时应对。至于各省通力合作这一层，如果没有一定的章程，恐怕也只会成为空想。是否可以恳请天恩，俯念船政是海防的根本，比边防更为紧迫，命令闽海关及该总督将每月应解送的五万两，以及养船的各项经费，仍按照光绪二三年以前按月清楚解送；如果解送不足额，请求参照甘饷、边饷的先例，由臣衙门严格评定功过，上奏说明请旨办理，并命令南北洋大臣，以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应确定何种快船、甲船，绘制成图样，估价多少，上奏说明由臣衙门会同户部指定分期拨派。那些制造不符合图样以及延误期限才完工的，应当将该大臣及当事人员分别议处。如果能在期限内完工且坚固、速率符合法度的，也准许择优给予优厚奖赏。该总督所称总督事务繁杂，难以兼顾，自然属于实际情况，应请求援照旧案，钦派大臣前往督办，随时与该省将军、总督、南北洋大臣联合署名上奏。所有兵轮各船统一归其节制，以加重事权。所有遵议整顿船政，拟请求援照旧案办理。

译特派大臣督办的缘由，是否妥当？谨呈奏折回复陈述。恳请圣裁关于轮船是否继续运行的议定。

泰西的轮船泄露了天地造化的奇妙，成为军国所依赖的利器。欧美各国凭借它致富，凭借它变强。中国如果能仿照实行，何愁不能雄踞四海呢？然而制造是否精工，只是这件事中的一个方面罢了。最关键的，在于经费是否充足，且在于驾驭是否熟练。泰西各国官府与商人的财货互相流通，官府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商人的资本却容易聚集。即便是国债这一件事，君主欠民间的债务，动辄数以万万、千万计，官府所需要的，商人都会立即应承。商人不担忧官府没有信用，官府也不以向商人借贷为耻。凡是各国每当兴办大工程、开创大利益，开山修路，动辄花费千百万，其他人听说了，惊恐咋舌，断然不敢相信，而泰西人却视为平常之事。不仅是朝廷可以做，官府可以做，商人可以做，即使是一个平民提出一个新主张，确实有把握成功，被众人所认可的，那么在商、在官、在民，都可以出资相助。一个人提议，万人集资，一旦获得利益，那么参与这件事的人都分享利益，所以成事比较容易。即使偶尔有万难成功、只是白白浪费钱财的情况，也必定等到计穷力竭之后才停止，外人并不认为这是错的，绝无讥讽，反而尊敬他、体谅他，认为此人真肯用心，而不是用空话尝试。那里的习俗风尚如此，哪里是中国万余年来吝惜涣散的风气所能效仿的呢？

驾驶轮船的船长，无不精通天文，广识地理，通晓中外各国的语言文字。即使是兵船司的官员，都善于测量高低、远近、大小、方位，每次发射必定命中。在船上的士兵，终日所负责的事务，目不旁视，脚步不停，坚忍果敢，法律严明，很少有无故上岸或在船上酣睡的人。他们的桅杆篷帆高达十数丈，攀爬绳索而上，敏捷如猿鸟。即使是该国的水师提督及王子贵人，如果在军队中，也必须事事都能做到。文书自己处理，枪炮自己点燃，即使是分派鹿肉等最卑贱的事情，也不畏惧辛苦劳累而全部尝试。上级与下级有督责而没有等级威严，俸禄优厚，减克杜绝。一旦临敌登陆，就发誓不回头，船碎了也不闻叫喊。他们兵心的坚定，又如此，哪里是中国士兵嚣张凌人、怯懦鲁莽所能效仿的呢？

具备这两大不能（指经费难筹、驾驭难熟），即使鲁班操斧，公输造器，事事物物都胜过他们，但一旦与他们相持搏斗，也力量有所不继，形势有所难争了。这是情理上显而易见的，而中国局外局内，没有一个人思考议论到这一点，实在令人长叹。

轮船停止固然损害国体，不停止也不足以扩张国势，那么怎样才可以呢？我认为停不停都可以，得其道就可以转败为功，失其道则虽然有利也是害。请先说不停止的情况，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把官造改为商造这一句话罢了。中国的商人，虽然任事的心不如泰西，但谋求利益则是一样的。现在上海、长江的轮船多达十七八只，计算其资本已在一二百万，都是华商的资本，依附洋行进行贸易的占十分之九。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自称华商，而甘愿依附洋商的尾巴，其中的隐情可以推度而知了。又上海沙船兴盛时有五千号，现在只有五百号，日益减少，没有增多，而海运天庾（国家粮仓）都依赖这些来接济，如果不早思考变通之计，也必定对京仓造成大害。又福建已造好的轮船五六只，每年修缮的费用也不菲，正在交给商人承领，很少有人应承。与其官府制造而仍希望商人使用，又怎么如从此就让商人制造呢？官府停止制造，则厂基、机器的费用无法弥补，人工匠役势必无法遣散。如果真的招募商人接任，那么所花费的都可以收回了。有人说华商愿意用自己的资本依附洋商，此时忽然强迫他们自己制造，又怎么能乐意服从？不知道另有办法。

皇上圣明鉴察，请旨遵行，谨奏。

商人不愿意，是害怕官府没有信用罢了。如果能完全消除他们害怕官府的隐衷，并给予他们谋生的大道，那么凡是闽省的盐商、上海宁波的号商，都可以招致而来。姑且以二十只轮船来说，每只用银十万两，那么器具已经极其精良。计算二十只船的资本二百万而已。浙江海运一百二三十万石，加上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也可以酌情提取本色七八十万石，由长江东下归于海运。计算每年按二百万石计，每石水脚六钱，就有银一百二十万两。每只船满载一万石米，二十只船一月两次，就可以运四十万石。从正月至五月五个月中，这二百万石都可以运完了。这一百二十万水脚中，除去每船每月用度至多一万两，二十只船二十万两，五个月一百万两，还有二十万余利。以二百万资本半年得到这些余利，不算太薄了。此外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月，另载南北往还的货价还在外。而洋人连年夺取沙船的利益，也可以一旦收回一半。筹集资本既不是太大，得利也颇为优厚。然而华商最终不敢承担，是因为官府的话不足以取信。沙船的商人不愿意

译主张采用轮船进行海运，是因为沙船业已失业。如今沙船没有新增的道理，只有日益减少的趋势。即使让原先从事沙船业的人，现在改行驾驶轮船，本来也不会损害他们原有的生计。海运两百万石的定额已经议定，全部让轮船承载，更不必担心生计没有出路。由商人制造，资金费用就可以源源不断；由商人制造，他们各自都有身家性命要顾，不需要别人督促责备，自然能做得精巧，这一转变之间，同样是制造轮船，但费用充足、工效显著，两者相差如天渊之别。官府无需筹划费用，却能满足海运轮船的需求，等到几年后商人的财力恢复，商业利润日益丰厚，一切制造技术也会日益讲究、日益熟练。然后再命令每有四艘商船的商人，附带制造一艘兵船，二十艘商船就可以捐造五艘大型兵轮，以此逐年递增，必定要达到五六十艘才停止。无事时用它来保护南北的商船，有事时则听从官府调遣，古代是寓兵于农，现在则是寓兵于商。从此军饷从商人那里征收，训练的责任交给商人，这样朝廷安坐就能获得无形的财富，也成就了无形的强大。这对公家有一丝一毫的损害吗？这比起官府筹款艰难窘迫、来不及应对，而且每年修缮费用没有出处、驾驶技术不精的情况，究竟哪个更难哪个更容易呢？议论的人都知道学习西方的长技，却不知道探究西方立法的根本宗旨和源头。难道像虎贲中郎将那样身穿华服、像优孟那样模仿古人，就可以自夸得到了真正的精髓吗？上海一县，号称商人五十万；崇明一县，号称商人五十万；宁波号称商人，福建、广东的商人也如此，这并不难做到。然而这是指不停止制造，并且只针对福建一局而言的。福建的用度是江苏的两倍，所以必须用商人制造来替代官府承担，才能将已经使用的官款归还。至于江苏一局，则另有说法。机器，是总称。西方没有一件事不用机器，比如种田、收割稻谷、织布、抽丝，甚至至于冶炼铸造、锅釜凿具，百工之事，都用器具代替人力。中原地区战乱之后，工价无一不昂贵。如果真能用局中的大机器分别制造各种小机器，比如农桑两方面的物品，精益求精，灵巧适用，那么几百两银子一件的器具，就可以抵得上几十个农夫的用处，工商农贩必定争相购买，其利益容易普及。而只有上海一局掌握着这个关键，官府的利权专一而美好。又因为内河小轮船不准洋人行驶，是担心他们夺取中原百姓的生计。如果允许中原商人用于内河运输，那么上海一局专门制造小轮船出售给各地，也对商民大有裨益。这样，西方辛苦经营的心计，反而独自为中国所用了。上海一局就专门制造小轮船，而停止制造大轮船；专门制造民间机器，而不崇尚兵船。机器用力越节省，收效越多，官府不必筹划资金，而年年反而有所收获。这是“停不停都可以”的说法，并非骑墙派的含糊之语，实在是分别江苏、福建的情况，各自得其适宜，而专门主张以商代官的长远策略。因势利导，转弱为强，希望天下有心的人深思熟虑并深切体会，实在不必纷纷争论，刻舟求剑。唉！

译关于内河轮船应当严格制定规章的论述

内河航行轮船，上天没有风雾莫测的灾祸，大地没有礁石沙洲难以躲避的危险。假如驾驶人员得当，拖船制度健全，汽管不破裂，绳索捆绑适宜，就可以做到百年没有灾祸。想要驾驶人员得当，那么薪水工钱必须更加优厚；想要拖船制度健全，那么拖船费用不能贪图多收；想要汽管不破裂，就不能用旧船去侥幸万一的安全；想要绳索捆绑适宜，就必须聘请一两个熟手专门管理拖船事务。所有这些都有损于船局眼前的小利，所以不肯执行。然而等到事故发生之后，船局所花费的费用也必然巨大，那么何必在前面贪吝，把人命当作孤注一掷的赌注呢？有人说：拖船发生事故时，往往是后面的船已经翻覆，轮船却不知道，仍然鼓动轮子前行，导致陷溺越来越深，人和物都飘散而无法救援。以后应当每艘船配备号筒，一旦有事故发生，各自吹号筒以警示轮船，使其立即停驶。这个方法，也可以采纳。希望贤能的官员急忙设立条约，以安抚旅客，这也是先王仁政的一个方面啊。

论办理船政

中国自从各口岸通商以来，制造事业日益兴盛，凡是泰西的良好方法和利器，无不用心讲求，悉心仿造。朝廷也高度重视这件事，所以特派大员来资助学督率。招商局有督办、总办，制造局也有督办、总办。其他如方言馆、同文馆、开采煤炭、制造火炮，处处都以道台、府台这样的大员作为监督提调。于是无知的百姓有起来议论其后的，迂腐固执的士人有指着指责其错误的。那些无知的人固然不用说了，至于那些迂腐拘泥的人，认为中国自有治理天下的器具，何必效法西方人？中国向来没有西方人的时候，又有什么可以仿造而取法的呢？况且制造等事不过是政事的末节，何必如此郑重，不也是亵渎官体而事务纷繁更动吗？不知道时势变迁，即使是圣人治理天下，也不得不根据时势进行变通以求利。生活在当今之世，却反古之道，那不至于坐困而迅速招致祸患的，能有几人呢？观察近来朝廷重视西法的情况，就可以幡然醒悟了。凡是各官到任，按例有奏折上报，奏折中不过是自谦才识浅薄，感恩施厚，某缺有多少难处，有几件事紧急，并自陈奋勉图报的意思罢了，无足轻重。所以奏折后所奉的旨意，往往以“知道了”三个字居多。然而昨天阅读邸抄，看到三品卿衔督办船政黎君奏报假期届满赴闽到工任事日期的奏折，似乎有所不同，因此知道制造轮船等事，朝廷固然不敢轻视，而担任其职的人也不敢不认真办事。奏折内谢恩任事、力图报称等语，仍然不脱离例行奏报的窠臼。然而到了番禺，就不能不视察船坞；经过揭阳，就不能不询问访查事宜。提调熟悉情形，借以资助学管理，不得不和衷共济，上下同心。至于学徒出洋，其成功与否不得不稽查；新船制造，其好坏不得不考核。自知对于泰西诸法向来未曾学习，而面对如此重大的寄托，怎能不加倍用心访求？所以他所说的“凛遵谕旨，精益求精，密益加密，规程仍其旧，制造则究其新，务使费用不虚，用功归于实用”等语，都不是各处到任奏报的奏折可以比拟的。而谕旨也不仅以“知道了”三个字作答，必定令其对所有制造事宜认真讲求，务必达到精良可用，才算是妥善。由此看来，朝廷重视这件事，不也是彰明较著吗？迂腐的儒生不知道，见到有讲求洋务的人，必定加以鄙夷。即使在一乡一邑之间，或许有在洋行做生意的人，假如偶尔回到故乡，人们都指着看他。或者在聚谈之间，论及洋务，动辄取笑。甚至有人说他入了教，不知道在洋行做生意的人，并非都是入教之人。而此时中外一家，本不必过分划清界限。朝廷尚且留心洋务，大臣尚且致力于西法，难道说中国人民可以不加以重视吗？于是乎，风气变易，本无定准。揖让的局势变为征诛，征诛的局势变为掠夺。等到后世，武力征伐经营，时局屡变。弓矢之利以威天下者，一变而为枪炮了。人有枪炮之利，而我们何独守弓矢之旧？而想要制敌人之死命，能吗？不能吗？昔人以出海为漂洋。幼时听故老之言，看杂史所载，出洋的船往往漂流无归，得以归来的，十不过二三。现在则海面风涛都成了习惯，即使偶尔有失事，也不怎么常听到，也不像昔时那样谈论而变色。而中国且想要分洋船之利，开码头，造轮船，已经有成效。而论采煤、采铁，也日益兴盛。向来拘泥风水禁止开掘的人，至此风气为之渐变。不过中国人立法未能尽善，务求虚名而不求实际，尚未能达到泰西诸国的殷富罢了。近时想要寻求富强之术，不得不步武泰西。即使说所造之物，终究不及西人之精，而购买于外洋的，或多为西人所吐弃之物。然而假如实事求是，诚如谕旨所云，务必达到

译精美的器物既然可以使用，那么中国的工匠难道真的远远比不上西方吗？如果遵循既定的规范而刻意追求精良，怎么知道中国的制造一定不如西方呢？所以我因为读到船政大臣关于到任例行的奏折，才发出这样狂妄浅陋的议论。了解我或怪罪我，任凭世人去议论吧。

译论整顿船政

当今谋划治国的人，总是说富强，这两者确实不可偏废。然而就今日时势而言，富则强，尤其是最为紧要的图谋。国家如果富裕未必能立刻强大，国家如果强大则没有不能富裕的。那么如何强大呢？回答说：练兵罢了，筹饷罢了。当时太平天国叛乱，因为绿营兵不足以依靠，曾国藩、左宗棠等公卿于是出来筹饷练兵，肃清天下，然而尚且相持了数年之久。练兵谈何容易？当时太平军声势虽然大，但终究是乌合之众，抵御他们并不难，战胜他们也还容易。如今则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大战场，虽然以玉帛相交，共同敦睦友好，难保没有一朝衅端兴起，以兵戎相见。过去只是陆战罢了，水战罢了；如今则无事时已有事，必定要在洪涛巨浪之中作战。如果仅仅练兵，也仅仅足以抵御敌人，而不足以制服强敌。想要制服敌人，则非重整海军不可；想要整顿海军，则非制备铁甲舰不可。泰西各大国，自从兴起轮船之后，精益求精，操练海军不遗余力，都有纵横四海、囊括天下的志向。像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意大利，以英国最为强大，一号铁甲舰、二号铁甲舰，有四五十艘；兵船也分几种型号，也有四五百艘；按此推算，舰船百余艘。这还是六七年前的约数，现在尚有增无减，日后更何可限量？中国毫无凭借，假如发生争端，外海围攻，岂不是束手待毙吗？有人说中国虽然不能与泰西争强，但未曾不想与泰西争强。所以设立船政局，花费资金若干万；接着设立海军衙门，购买铁甲舰，又花费资金若干万。不但中国人认为可以指望自强，即使西方人看来，也认为中国逐渐达到强盛。然而一次毁于马江，再次失于刘公岛，几乎荡然无存。由此看来，与其花费无数金钱，几乎如同掷地有声，而且有这种看似可恃实则不可恃的情况，实在足以招致外侮而开启戎心，哪里比得上安于简陋、节省经费更好呢？说话的人虽然有激愤之言，但终究不免因噎废食、因沸废汤了。以前的失败，都是将帅不得其人，以致辜负恩德、背叛国家，终究不是船政不可设立、海洋不可利用、铁甲舰不足以依靠。海军与船政相辅而行，而且船政比海军更为紧急。如果没有兵船，海军凭借什么操练？如果不能制造，中国哪里会有兵船？虽然暂时可以向外国购买，终究不是长久之策。那么船政一事，可以不急于思考整顿吗？前报记载整顿船局，一则不禁为之庆幸，说中国自强的道路，或许从此可以指望转机了。据访事人说，镇闽将军裕帅，在本月初五日赴船政局，与法国某兵轮船管带会晤商议整顿一切情形。管带说船政从前各厂延聘法国人员三十六人，创办所有制造大小各船及驾驶章程，都悉心教导，使内外学堂诸生能够造就有成。然而近来泰西各国日新月异，船政又急切应当讲求新法，仿造铁甲兵轮船，能够广泛制造炮械既坚固又快速的，仍须延请法国人员如前。军帅再三商酌，而设立总监工洋员三人，每月薪水各一千五百元；教习洋员七人，每月薪水各三百元已经电报达京师了。管带又说，各国治乱视乎中朝安危，如果中朝认真对待整顿，五年以后可以与各国并驾齐驱。军帅考试前后学堂，前堂得学生十八人，后堂得二十二人，年内毕业者十六人，将来应当另外招补缺等等。看此船政局不难逐渐恢复旧规了。西洋人员不辞赴任，借箸代筹，似乎也是深切希望中朝整顿。而裕军帅能尽心延访，借才于异地，薪水的优厚，几乎与各省督抚的廉俸相当。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希望办理和学习的人，体谅朝廷筹谋艰难、天下人才难得，实心实力，不要开始勤勉最终懈怠，不要得到粗略而遗漏精细。虽然一蹶之后，振作殊难，但人才果真能够奋兴，是不难转穷弱为强盛的。所谓见兔顾犬未为晚，亡羊补未为迟也。官书局汇报记载俄国皇帝在西历本年五月十二日亲自视察新造行营炮艇名为吉利亚克者，立龙骨，同日亲自视察新造铁甲舰名为阿达密拉亚布勒，并行下水之礼。俄国办事如此认真，又何怪其雄视天下呢！我国圣皇一日万机，安能亲自顾及庶务，已经授权于疆吏。疆吏能事事认真，那么事事才可以见效。如军帅之举，也不可说不认真，不禁拭目而观后效也。

论铁甲兵舰

从来国家所凭借以抵御外侮、杜绝内乱、壮大声势的，没有比兵戎更重要的；而所依靠以巩固口岸、严密海防的，尤其没有比战舰更重要的。纵观中外各国，自古迄今，固然不仅穷尽陆战的深谋，而且想要穷尽水战的奇策。然而天下事，在创制之初，虽然穷尽才智，不无千虑一失；等到试验既久，方能纯疵互见，然后精益求精，日渐完备

译至于兵船的利弊，更是近代应当极力讲求的。考察兵船的体制，古今差异极大。古代所说的有利，不过是刻木造船、铸金为兵器罢了。那时火器尚未兴起，又哪里有火轮机器呢？所造的兵船，无非是划桨以争渡涉之利，军器都不足以远攻，必须船舷贴近，才能接战，否则只能停泊在口岸，等敌人靠近后才能作战。用这种方式防守，尚且畏惧风潮，又怎能追逐于波涛汹涌之中呢？后来增大了船体，趁着潮流划桨，借助风力扬帆出海，虽然稍微能够远涉，终究不能远程攻击，与前时相比也没有太大区别。自从创制火炮和艨艟战船，船体坚固可以壮大军心，武器猛烈可以震慑敌人，风浪有所不惊，枪炮兼能防护。驾驭战船的军官，运用谋略，即使彼此相距遥远，也不难捣毁敌船、歼灭敌军，这就不必等到短兵相接才作战了。追溯从元末到本朝嘉庆年间，西方国家的兵船样式、枪炮制度，已经胜过从前，但还不是尽善尽美。在乾隆时期，西方战船的炮，大的也不过使用三十二磅的炮弹，那时开花弹尚未出现。制造大炮及开花弹，确实始于嘉庆年间。从此以后，火器越造越精良，后来火轮机器一出，兵船的方法也就一年比一年进步，以至于各国的夹板船等大半被弃置不用。从嘉庆到咸丰年间，轮船盛行，用它架设火炮、运载士兵，其快速便利几乎无人能比，但还没有达到极致。因为开花弹能穿透船腹。等到咸丰五年，英法两国联合攻打俄罗斯，当时两国兵船不敢逼近俄罗斯的炮台，是因为俄罗斯炮利的原因。有聪明才智的人出现，极力想办法来抵挡开花炮弹。于是想到铁是最坚硬的东西，以坚御坚，怎么会不破裂呢？于是进行试验，铁的厚度如何？用四寸半厚的铁板作为靶子钉在柚木船上，在相距二百码远的地方，用六十八磅炮弹的大炮轰击，竟然不能穿透，于是恍然大悟，仔细思考后觉得还不够完善。为什么呢？因为用四寸半厚的铁板包裹全船，吃水必然很深，难以进入港口，这是一；出口行驶时不能迅速，这是二；炮门靠近水面不能射击远处，这是三。于是去掉不便之处，寻求得力之处，斟酌妥当，绘图制造。开始于法国，英国随后。英国所造的，名叫“俄利亚比”二等木船，稍大一些而船边较低。当时上等木船使用三十二磅炮弹的大炮一百三十门，这艘船只用三千四百二十磅重的大炮三十六门。炮的数量虽然少，炮的威力却相同，而分量反而较轻。如果周围全部使用铁甲，船未免过重，所以不用于船的首尾，而用于中间外面有炮的地方。只是船头船尾恐怕被开花弹打进导致损坏机器、火药库等处，所以在船的内部用铁甲隔开。至于船的龙骨，宜轻不宜重，内部用铁架，外部用柚木，中间护以铁甲，再用好的机器来运行，一小时能行驶四十五里。从咸丰九年起至十一年止，才竣工。次年该国照式又造了一只，虽然比“俄利亚比”好，但仍有受害之处。上面机器处如果被炮击坏，船就不能行驶；船的首尾没有铁甲的地方被炮击穿，水浸入舱内，虽然不至于沉没，终究难以快速行驶。后来的制造者，在船身前后、舵上、机器及船边靠近水面的地方，都用铁甲围护。而且以前所用的铁甲不分厚薄，后来所用的，重要地方则厚，不重要地方则薄。炮虽然一年比一年厉害，船也一年比一年坚固，有时仍不免被炮击穿。如果把铁甲加厚，又恐怕船身过重，不如铁架做得轻便坚固与前相同。船身缩短，铁甲少则船轻，所以用五寸半厚的铁甲，十寸厚的柚木。然而船身较短，行驶不快，又须用大力机器来驱动。要知道造炮的人一定希望炮能击穿铁船，造船的人又希望船能抵挡炮弹，各自尽自己的职责，各自用尽心思，也就像造弓的人只怕箭伤不到敌人，造箭的人只怕箭不能伤人一样。

译凭什么能看出来呢？就像同治十年制造的苏耳丹号铁甲船，其外部铁甲重一千四百八十一吨，相比船体总重量仅占十六分之一。俄利亚号铁甲重九百七十五吨，相比船体总重量则占十分之一。苏耳丹号关键部位所用的铁甲，厚度从八寸到九寸不等，而且舵身、机器以及船边靠近水面的地方都装有铁甲。俄利亚号的铁甲不过四寸半厚，而且只在安装火炮的位置有铁甲，船头和船尾都没有，相比之下，俄利亚号不如苏耳丹号坚固，所用的铁甲也不如苏耳丹号轻便。同时期的船只，虽然有十寸厚的铁甲，但也未能完备。

因为船身两侧安置火炮，前后没有铁甲的地方无法安置火炮，所以战时只能从侧面攻击，不能正面直击，终究存在危险。普通船只两边前列的火炮，炮口延伸向前后列的火炮，炮门斜向后方打开。但是炮管虽然有用铁甲保护，发射时仍不如两侧的火炮得力。倘若想要前后左右都能发挥威力，必须另外更换四尊大炮安置在前后斜门之内，中间可以少放几尊。这样处理，火炮数量虽然减少，但重量没有差别，利害得失也没有差别。

大概兵船的大炮，不在于层数的多少，而在于安置得当，其威力应当远远胜过其他船只的火炮，而且远远胜过其他船只多层轻型火炮。用铁板分隔舱室，用双层铁底做船底，中间中空，难道不轻便且容易漂浮吗？这就是铁甲船的优势所在。

至于铁炮台船，从美国咸丰十年到同治二年制造，用于防卫江口，其船头水面下有隐蔽的撞角，用来撞击敌船。英国认为这种船没有桅杆不能挂帆远航，于是在大型铁舰上建造炮台，同时建造了两只，只是船舷太低，一旦挂上帆篷，就被飓风掀翻，五百人中获救的不过十八人，这就是同治九年沉没的格伯亭号。此后该国制造的船只全部仿照美国的方法，不使用帆篷而使用机器，船身用铁制成，炮位一切安置妥当，船舷露出水面不过二三尺，船身外部铁甲厚度从九寸到十二寸不等，铁甲中间钉着柚木，船面铁木各有一层，中间有铁甲保护的炮台，或一座，或两座，或者使用旋转炮台，那么转动机器就设在保护台之内，大型炮台的大炮或一尊或两尊不定，里面的炮台。支架是用铁制造的，外部铁甲厚十寸、十二寸，炮台和铁甲中间，又有柚木，船头下有隐蔽的撞角，船内有强力机器，并使用双轮，吃水很浅，这又是铁甲炮台船的大致情况。

英国这种船现有两只，其铁甲厚十四寸，煤仓装煤一千七百吨，虽然没有帆篷，也可以远航。以上所论述的铁甲船，大概可以想见了。虽然后来者无不斗智争能，愈演愈烈。但即使目前英国所造的铁甲炮台船，一只使用二十四寸厚的铁甲，可以说坚固非凡了。

大概沿海各国，没有比铁甲船更有利的了，其间再增加灵便的兵船，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铁制的，或者是帆船，用来辅助它们，让它们巡视海口，大概可以制约强国而威慑敌国了。如果防护险要关口，尚且另外使用小型铁炮船，名叫“蚊虫”，越多越好。每艘船装载一尊十八吨重的大炮，吃水约五六尺，将这些船设置在海口，周围布置水雷，可以当作浮动炮台使用，根据水深浅调整，以弥补大船无法到达的地方，而且可以躲避敌方大船的炮火，而这些小船若隐若现，反而能炮击大船，真有聚蚊成雷的气势。英国保护海口，都依赖这些船只的力量。

现在将各国兵船炮位、水兵的数量列在下面，以便阅览的各位，了如指掌。

英国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五十八只，大型铁木兵船八十只，小型铁木兵船二百八十六只，火炮四千七百八十四尊，兵勇水手六万人。

法国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六十二只，大型铁木兵船七十七只，小型铁木兵船三百六十二只，火炮三千零四十五尊，兵勇水手二万八千余人。

德国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十四只，大型铁木兵船八只，小型铁木兵船三十六只，火炮七百尊，兵勇水手九千人。

俄国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二十五只，小型铁木兵船二百三十七只，火炮一千五百八十五尊，兵勇水手六万零二百三十人。

美国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四十八只，大型铁木兵船五只，小型铁木兵船一百零五只，火炮一千二百四十一尊，兵勇水手一万一千余人。

奥地利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九只，大型铁木兵船六只，小型铁木兵船四十只，火炮五百一十二尊，兵勇水手五千七百人。

那不勒斯国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二十只，小型铁木兵船五十二只，火炮二百七十八尊，兵勇水手四千人。

智利国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炮台船共两只，小型铁木兵船十只，火炮五十二尊，兵勇水手一千七百五十三人

丹麦大小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七只，

译大型铁木兵船四艘，小型铁木兵船二十艘，大炮三百一十四门，士兵与水手一千七百人。希腊的大型与小型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各一艘，大型铁木兵船一艘，小型铁木兵船三十一艘，大炮一百三十七门，士兵与水手一千五百七十八人。意大利的大型与小型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二十二艘，大型铁木兵船十艘，小型铁木兵船五十九艘，大炮七百九十八门，士兵与水手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人。荷兰国的大型与小型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十七艘，大型铁木兵船四艘，小型铁木兵船四十四艘，大炮五百七十四门，士兵与水手九千五百二人。秘鲁国的大型与小型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六艘，大型铁木兵船一艘，小型铁木兵船五艘，大炮九十四门，士兵与水手二千人。大西洋的小型铁木兵船四十七艘，大炮一百五十四门，士兵与水手三千四百九十三人。西班牙的大型与小型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六艘，大型铁木兵船二十艘，小型铁木兵船一百二十三只，大炮一千零九十三门，士兵与水手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四人。瑞典与挪威的大型与小型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共十八艘，大型铁木兵船五艘，小型铁木兵船一百二十八艘，大炮六百二十三门，士兵与水手一万零二百二十人。土耳其的大型与小型铁甲船以及铁甲炮台船二十艘，大型铁木兵船十艘，小型铁木船七十四艘，大炮一千二百十八门，士兵与水手三万四千人。

译中国适宜制造软甲兵轮说

客人说：“你的想法太迂腐了！船坚炮利，我听说过。现在你想创造软甲兵轮吗？”我说：“如今中国北洋兵轮虽然坚固，但一旦发生火灾，就会烧得片板不留，难道还能指望海军发挥作用吗？”客人说：“不能。”如今中国即使筹集巨资向外国购买多艘战舰，能保证一律坚固吗？客人说：“不能。”如今中国南洋兵轮钢质脆、铁质薄，在海上纵横驰骋，能抵御敌人的炮弹吗？客人说：“不能。”那么客人知道坐椅的道理吗？椅垫突然耸起，是因为里面有弹簧。你的身体何止一百磅，突然坐上去椅垫就平了，等你站起来椅垫又恢复原状耸起，毫无损伤，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我的软甲兵轮，就是基于这个原理。客人说：“椅垫的用途小，所以垫中可以放置盘簧，借助它的支撑力使其突起，承受重坐而不损坏。但兵轮面对飞来的敌弹，无论多么猛烈，怎能当作儿戏看待呢？”我说：“客人没听说过最初制造轮船的方法吗？因为看到壶中的水垫气蒸腾使壶盖浮动，于是领悟到水火蒸气的力量可以大有作为，推广开来，能驱动数千匹马力的机器，使轮船飞驰，超乎想象。那些初创之人，当时何尝没有旁人的嘲笑和内心的非议？但最终火轮船还是造成功了。那么由小悟大，这软甲之说，客人怎么知道它一定不可行呢？”

现在打算先在南洋兵轮上试验，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实施，果然能做到攻打不破、击打不穿，那么北洋兵轮仿造就毫无疑问了。试验制造软甲的方法，先让兵轮进入船坞，像修理一样，全身暴露，每隔一码左右钻一个螺丝孔，全船钻多少孔，要使均匀布满，然后制造极粗的螺丝铁簧，支撑力很大，并且可以伸缩，弹簧的一端插入船身外面钻好的螺丝孔内，全船装齐，即全船有铁簧纵向伸出，弹簧的外端安装软甲，软甲用厚牛皮制成，外面钉上薄铜皮，制成若干块，全船装护，像龙有鳞片一样，接缝处拴牢。交战时，敌弹击中我船，先击中软甲，软甲中有铁簧，可以依靠它的支撑力，如果敌弹的冲击力大于铁簧的支撑力，铁簧迎着弹丸收缩，而敌弹因为遇到软甲的阻力，其力量已经减弱；如果冲击力小于支撑力，铁簧依然伸出，敌弹就落入海中。船面也采用这种方法并加以变通，以防开花弹击中，弧线从高落下炸毁舱面，方法就是把铁簧改成网状，离舱面高约一二丈，装上软甲，四周护住空中。这甲应当像龟背形状，中间脊背高起，两旁向下倾斜如人字形。这样敌人的开花弹从高击下，即使软甲不能炸毁也会滚落海中。适宜在上海制造军器局试验制造时，先造一大块铁甲，厚薄坚固程度与兵船相同，装上铁簧，护以软甲，用炮试验射击，炮弹由小到大，总之以在若干码距离外击不破为主，然后照样制造安装在兵轮上。这是大概的方法。至于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则在于日后的推广阐发。

当初观看外洋最初制造火船时，起初是苏格兰人塞明顿创造小轮船，用来自娱，后来造稍大的供客商使用，因为未能尽善而废弃。当时又有美国人富拉顿，客居法国，也造轮船，法国君主拿破仑称赞他，知道他对行军有用。后来英国从海路进攻俄罗斯的炮台，发射巨炮攻击，英国不能抵挡，于是将轮船铁皮加厚，就成为铁甲兵轮。但还是不及现在的坚固。可知创始有人，求精有人，精益求精也有人在。这软甲，也是创始罢了。如今各国新造的兵轮，有厚达十八寸的，但数百磅的炮弹也能将其打成粉末。那么以刚克刚，势必没有完全的道理，只有柔才能制刚，你还有什么怀疑呢。兵轮既有铁甲，又有软甲，刚柔相济，似乎没有弊端。纵然敌弹力量大击坏了软甲，而本身的铁甲还在，可以依靠而不必恐惧。兵轮得到这个，那么在临阵时自然容易壮大声势，炮击自然容易命中，制胜的关键就在这里了。如今如果先在南洋兵轮上实施，像南琛、南瑞、镜清、保民、寰太、开济、威靖、登瀛洲以及龙翔、虎威、飞霆、策电等船，让那些有名无实、钢脆铁薄的船至此都化腐朽为神奇。况且这软甲，有事时装上，无事时卸下，似乎也很灵便。还记得去年倭寇气氛初起时，我早就提倡这个建议，最终因为人微言轻，而且缓不济急而停止。如今中国重振海军，或许会对此加以注意吧？客人说：“你昨天论述中国适宜添造快枪以求统一，起初怀疑是矢人的残忍；现在论述制造软甲以保护兵轮，还算不失函人的仁慈。然而说起来不难，做起来才难，你也是议论多而成功少罢了。”我说：“客人所说的实行艰难，这话确实是对的。然而有志者事竟成。不担心器物造不成，而担心意志不坚定。吝惜小费，不要存有疑虑。苦心孤诣，百折不回。何必担心这说法一定不能实行呢？

泰西船政余论

天津、南京、上海、福州、广州、杭州各省港口创设船政制造各局，规

译仿效西方的方法，几乎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又如南北洋及长江通商各口岸分别设立招商局，由轮船运载客货，事务宏大、物产丰富，虽然利益仍归于本国，但每年都有成效，每天都有起色，这又不仅仅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在西方游历多年，对于西方制度中制造、招商等事务略有耳闻，如今耳目一新，不禁欢喜赞叹，佩服当权者深远的谋略和卓越的见识。从善如登，办事的人熟练讲求，不遗余力，而且在轮船制造、轮船招商各事上，有的与西方制度相合，有的比西方方法更精妙，更加相信他们精心独运，刻意追求。然而我还有所见不同、所闻不同、所传闻不同的地方，不能最终缄默不语，请让我为您详细陈述。轮船运用的妙处，在于制造精良，而机器优良；轮船招商的富庶，在于测量精准，而行驶快速。欧洲各国船政设有商部大臣，设有船政学馆，学业完成后加以考核，商部中考核等级高的才允许担任船主，次等的分别担任各种职务，于是各有等级差别，人员则各自按照资历依次授职，经历阶梯逐步晋升，担任船主的必定是高等级的人。造船的人家不敢私自请求任命船主，凡是轮船出海必须向商部报告，商部大臣查看其所载货物，核算其所乘人数，有无超过限量，并查验其船吨的数量，人数超过其舱位定额的，全部禁止，违反者处罚。造船完成也必须向商部报告，商部大臣查看工程所用木材的好坏如何，所用铁板的厚薄如何，必须都符合标准，然后确定其航行年限，或十年，或二十年，不符合标准的禁止航行，违反者处罚。至于航行所招募的水手所携带的粮食，必须保证足数，以船身丈尺的长短确定船上人数的多少，不足数的禁止航行。航行人员每日供给的米、盐、肉、食都有规定标准，不符合标准的处罚。船主出海后，船上人员的赏罚都假借他的名义执行，一切全都听从他的命令，并且每天记录所行事项于册簿，遇到有争辩时，商务大臣根据其所记录的内容进行处分。西方以经商作为立国的根本，所以其管理船政整齐严肃，条理井然，即使在中国往来的船主都能履行其职责且权力也重，那么坐致富强并非没有根本了。如今新设的兵商各轮船日新月异，而制造的精妙、机器的优良、行驶的迅速、测量的精准，都能规仿。而逐渐达到极致，以上几点，又只是其中小的方面罢了。

译泰西火轮船考

泰西，即大西洋地区。世人传说英国人华德制造了火轮船，至今已超过百年。殊不知实际上是由士邓于羊里十所造，他起初受英吉利分封，后来独立建国，改国名为花旗，疆域和风俗与英国相同。该国出入多配备火船，船内外都使用轮轴，中间安置火盘，火轮转动拨动水流，无需人力而船自行快速前进。小西洋各国大多效仿，即现在的火轮船只是将火盘略微改为柜形罢了。泰西各国竞相崇尚奇巧技艺，而德国最为突出。亚而奇默得，喜好制造奇器，标新立异，争智务能，仿佛达到了极致。《职方外纪》是西儒艾先生所解释的图说。西海耶稣会创始时，玉函口授，开启西方景教。后学者王征祥所说，亚尔几墨德，是天文学家。奉国王之命建造一艘极大的船，准备放入海中，计算下来即使耗尽牛马骆驼千万头也无法运输。几墨德运用巧妙的方法，让国王只需举手牵引，船便如山岳般移动，顷刻间就入海了。又有一位大人名叫亚希默，突然领悟到鱼摆尾在水中作舵，鱼的两翅左右分排，摇动作为桨，再变换作橹。又领悟到松鼠伏卧时尾巴可作帆。起初亚当接受这些启示，除了制造物件外没有更多贡献。西门畔田、刺墨里都是力艺学中传授技艺的人，似乎在华德之前。究其根本，亚而奇默德、亚尔几墨德、亞希默突，字音翻译实为同一人。又验证沸水蒸腾，水火既济，参合日月摩荡经纬提挈之理，领悟轮轴旋转，这是自然的机理，自然的气机，都符合勾股截割之法。先前有一部轮机经，也是亚当所遗留。后来欧逻巴的阳玛哩传到利亚尼里，其中有立轮、搅轮、平轮、斜轮、飞行輪、星轮、鼓轮、齿轮、辐轮、觜轮、灯轮、风轮、水轮、十字立輪、十字平轮、半规锯齿轮、上下相錯锯齿轮、左右交錯锯齿轮，统由机钤控制，则操纵自如。但必须先通晓度数之学，因度数而产生测量，因数而产生计算，因测量计算而有比例，有了比例而后穷尽事物之理，得到道理后方法才能确立。人们不能像泰西那样世代习练此业，于是让泰西世代获取其利，最初在欧洲流行。等到中外互市，咸丰同治年间，左相国倡议在福州设立船政局。后来北洋大臣李傅相与南洋大臣沈文肃公在上海设立招商局，往来江海各口，商贾称便，而外洋各国也相继兴起。先前香山陈玉、南江宽一船试航赴粤东，现在则各处畅行无阻了。至于条线机括，彼此不同，越出新奇，越新奇越精巧，越精巧越奇妙，越奇妙越灵便。大致船体纵横各若干尺寸，腰部安装轮子，或明置两个，或暗置一个。木板作叶片，内置铁轴，前面安置铁炉，一直口大筒上放置两个曲头小筒，旁边通向收风炉，配备铁柜，用铜管汲水，水满则排出。一个气缸高约八尺，中空铁筒引釜上蒸汽，横向进入缸内，中间衔着铁杆，牵引它长出缸外数尺。锻造铁条提起杵，交替升降，中间设置平天架，有转轴提起杵的条，属于架前有枢纽，插入轴中央，撮以机条，属于架后。每当蒸汽纳入缸中，杵被蒸汽鼓动，跃起五六尺，前起后落，枢纽轴都随之运动。以轮推船，以轴转轮，以机构运轴，以蒸汽发动机构，以水积聚蒸汽，以火炼水。上面放置油盘，节节流注，使润滑沾溜。而停船时则打开气缸的孔窍，另有管道将其泄出。而船外职司练镣，镇守头尾，罗经确定方向，垂线测量深浅，挂灯指示引导，敲击钟报时刻，看镜估算远近。这是大概情况。现在又推广为火车，开凿铁路，以弥补其不足。然而比起木牛流马还是费些工夫。有人说富国强兵在于此，有人说祸国殃民在于此。这有什么不同于尊崇汉学的学者斥责宋儒，尊崇宋学的学者斥责汉儒，互相构陷诉讼，结党营私，何时才能终结呢？秋窗多暇，取当今的轮机，结合古代所存，沿革损益，略撰论说，请教当代讲洋务的人，以为如何？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四十五 工政

埠政

论整顿埠政

阙名

日本立国，占据海岛，以雄视地球。其港口政策的兴废，确实最关系到国运的消长。近年来，修筑横滨、大阪、神户港口的议论，纷然杂出。其中有的已经动工，有的将要动工。所有这些情形，都是为了保全我国立于地球上的体面，又开辟贸易的进步，是最不可缺少的。至于修筑的技术和方法等，则近代应当有专门的人出来议论。只是在港口修筑完成后，应当设立何种方法管理港口，以增加其利益，则是最宜商酌的。如果这些议论不明，以及管理港口与维持更改的方法不得当，那么对于货主的不利不便，比起未修筑之前，恐怕也没有差异。现在如横滨、神户新报屡次传其纷争，试列举地球大港修筑的成效，又能举出什么？如果这样，那么管理也必然不严，船舶往来的秩序也必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