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四吏政

译天伦亲情最为重要，应当准许在前往吏部注册之日自行陈述说明，无论官阶高低，一概令其子孙回避。像这样酌情变通，凡是身为臣子、身为儿子的人，或许才能在侍奉君主与孝敬双亲之间心安理得，双方都没有遗憾。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恳请圣上明察训示，以便遵行。

译关于请求变通委派代理州县章程的奏疏，光绪二年。

王文韶

臣认为，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必须长期担任其职务，才能对地方有益。现在奉部里制定的章程，委派代理有人任职的缺额，只允许十分之一，这自然是出于整顿吏治的考虑，但其中不免有阻碍难行之处。想要力求推行尽力，不得不酌情拟定变通办法。查考州县代理事务一年期满，各省沿袭成为惯例，其实这本来就不是固定的章程。湖南早已不拘泥于此说，遇到那些关心民间疾苦的州县官，往往不轻易调动，使他们能够从容施展抱负，与百姓相处安定，从未敢因调剂私情，而导致徇私偏袒。那些尚未分发任职的人员，不仅不准委派代理，也不让他们报到当差。知府作为州县的主管上司，从不委派代理知州知县，更没有佐杂官滥行代理州县的事情。遇到有空缺出现，应当依期限请求补授，并没有空缺长期闲置作为更替代理的余地。这些部臣所指出的各项弊端，都是臣与藩司等日夜兢兢业业恪守限制，而不敢稍有逾越的，奏章咨文都在，部臣可以查阅档案核实。只是现在规定的新章程，州县除了调任代理及委派代理无人任职的缺额，以及暂时代理之外，委派代理有人任职的缺额，每年不得超过十分之一，这在办理上不免有阻碍。其情形可以分条详细陈述的有：实任调任代理其他缺额的州县，与佐杂官合并计算，按例允许十分之二，这项调任留下的缺额，都应当委派官员接掌代理。现在委派代理不到调任代理的一半，那么其余的不得不互相更替调动。假如遇到更替调动的官员，人与地或许不相适宜，想遵守条例则耽误地方事务，想选择合适的人选则违背朝廷命令，这是阻碍之一。凡是遇到委派代理有缺额，有人任职的缺额较多，无人任职的缺额较少，无人任职的缺额不能长期悬空，要么由外省按期限拟定补授，要么由吏部按月归入选任，接到部里批复及领取凭证到省，都不过是半年数月之间，随时见到缺额，既不能不立即委派代理选任，补授有人又不能不立即命令赴任，辗转更替，期限更加紧迫，治理更加困难，这是阻碍之二。实缺按例应当引见的人员，都有交接手续，或者因为正项杂项未清，或者因为患病筹措资金请假交接启程，远省往返动辄需要时间，如果一概作为有人任职的缺额，这类人员正复不少，限制在十分之一，其他委派代理就更少了。假设有应当撤职察看的官员，形势不能因为名额已满而多有迁就，这是阻碍之三。湖南地处苗瑶杂居之地，素来号称难以治理，散兵游勇之多尤其超过其他省份，州县一旦用人不当，祸患立刻可见。新选人员情况不熟，留在省城学习，往往有这种情况。又或者已经批准补授的官员先期承办重大差使，一时未能完成，如果因为委派代理名额已满，故意不论情况是否熟悉，差使是否完成，限期命令赴任，恐怕对民生无益，反而妨碍要务。这是阻碍之四。臣在此次接到部文后，督同藩司统筹计算，已经将人与地不相适宜的官员，或者另开补授，或者彼此对调，核实清楚分别具奏在案。本应查照部里的意见，一一遵行，无奈名额限制过少，牵制太多，尽全力去适应范围，实在不能没有超出限额的情况。湖南州县共六十七个缺额，以十分之一计算，每年委派代理有人任职的缺额最多七个。既不敢勉强适应新章程，因噎废食，也不敢坚持成见，阳奉阴违。只有据实详细陈述，恳请圣恩命令吏部重新核议，是否可以略微变通，将州县委派代理有人任职的缺额，查照实缺调任代理的条例，一律办理，与佐杂官合并计算不得超过十分之二。那些选补官员已经领取咨文到省，接到部里批复但尚未到任的，定例不领取廉俸，又调取引见的人员也应当停止养廉。以上各项都请求免除并入有人任职的缺额计算。这样稍微转变一下，在严格规定限制之中，不至于有格外难以推行的担忧。臣仍然应当督饬藩司互相讲求实事求是，断不敢为人选缺额，实在不能不为缺额选人，总期望对吏治民生都有裨益，以符合朝廷整顿地方的至意。

关于开复人员不宜仍发原省的奏疏

崇实

私下认为，国家没有断绝人为善之心，而人臣有执法不可动摇的道义，所以澄清官场政务，归于统一。查考各省官员，既有三年考核的典礼，又有随时甄别的条例，这类人员一经罢免斥退，按例不再录用。近来因为战事兴起急需人才，往往破格仍然给予开复，但必须示以限制，才能形成政体。然而臣最近看到那些被革职的官员，有去军营投效，经各路统兵大臣以及各省督抚以劳绩保举开复原官的；有去京城局呈请加倍捐缴银两准许开复的，往往奏请仍然归回原省补用。在朝廷宽大为政，不追究过去，允许他们自新以观察后效，原本与随时参劾的条例并行不悖。只是命令他们仍然归回原省，则对于治体大有关系。这些大计及甄别人员，如果没有十分恶劣，不过止于降职调动，还可以容留在原省；至于正式罢免斥退的，多是声名狼藉众所指责的官员，如果准许仍然归回原省，那么大吏弹劾的权力竟成空文，而贪婪士人攀附荣宠的道路巧妙地得以转圜。况且既然已经开复，就应当委派

译任用，而劣迹显著，全国皆知，百姓传言作为谈资，此前屏弃的措施几乎成了虚设。仕途很宽，哪里不可立足，却偏偏眷恋原籍省份，如果不是想施展其故技，就是图谋私利，种种鬼蜮伎俩，不问可知。臣认为这类人员虽然准许恢复官职，但绝不能仍派回原省。如果是因立功在军营保举的，就让他到立功的那省做官；如果是通过京局捐复的，就应由吏部铨选，倘若抽中原省，也应改换。这样办理，似乎在广泛延揽人才之中，还寓有严格区分善恶之意，使举用废黜更加昭示慎重，而政体仍然两全。臣查访四川一省，既有这类人员，想来各省当也不免，相应请旨命令下部臣，除因公过失奏请开复人员不在此例外，若遇到身被计典及由督抚特行甄别斥革的，即使有功劳可并加倍捐缴银两，都不准仍发回原省，其已经发往的，都查明改归他省，明定章程以示限制，这样对于吏治不无裨益。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再皇上均裁。

译同治二年《请重廉俸疏》

景其浚

奏为平定贼寇在于安定百姓，安定百姓在于考察官吏，考察官吏在于提高俸禄，恭敬陈述我的浅见，仰求圣上明察的事。私下认为，安定百姓的恩泽，考察官吏的严厉，没有超过我朝的。免除赋税频繁不断，关怀无微不至；严禁贪污腐败，有犯必惩。然而臣自从担任河南学政以来，时时留心访查上下情形。各州县的官员没有不厌恶百姓刁钻抗命的，百姓没有不苦于官员搜刮剥削的。官员与百姓结为仇敌，然后才知道天下的贼寇，无非就是天下的百姓。百姓为什么成为贼寇？是官员驱使他们成为这样的。官员为什么不体恤百姓？是上司逼迫他们这样做的。上司得以存活并用来办公的，只有廉俸罢了。一个衙门之中，文书繁多，批准驳斥，不难独自决断，但伏案处理公文，如果都出自一人之手，即使是绝世聪明，也来不及应付，所以不能没有幕僚。繁重的缺额必需数人，每年耗费二三千金。俸禄和廉银全数发放，如果不是十分节俭，还恐怕不够日常使用。河南自从清查案内奏明扣除四成廉银，弥补无着，亏空军需案内例价不足，也请求由地方弥补。于是各官员没有廉银可领，甚至廉银不够扣除，发公文令其补解。俸禄数额很少，而在期限会议之间，动不动就罚款扣除。道台、府台以上计无所出，季规、节寿、规费、秋审费种种名目，无不从州县索取。州县计无所出，除了钱粮漕运浮收之外，差役繁琐，无一不从百姓身上索取。索取不足，则将亏空正项作为民欠，等待恩诏豁免。上司并非不知道，知道而不敢揭发，是因为陋规案件一旦败露，如果加上贪婪卑污的罪名，拟罪发配新疆军台，而下属官吏心中不服，反而得以挟制上司。所以下属官员有罪，就为他们百计弥缝，这也是为了自己打算。上至国家财政，下至百姓生计，都不顾惜了。然而仕途并非没有君子，当他们读书稽古之时，评论当权者，未尝不非笑他们。等到他们登上仕途，苦于没有办公的资金，兼不能养活自己，而同事无不收受陋规，不得已试着效仿，于是君子就变为小人，上下官员联为一气，这就是吏治日益败坏而百姓无法生存，贼寇得以蔓延的原因。《大学》说：“本末倒置，争夺百姓施予掠夺。”各官员除俸禄廉银外，概属赃私。现在俸禄已罚，廉银已扣，使他们不能办公，不能养活自己，却还奖励他们捐输，这是勒令君子做小人的事，形势紧迫逐渐导致如此。《中庸》说：“忠诚守信，优厚俸禄，是用来鼓励士人的。”伏愿我皇上念及耳目股肱的重任，优厚给予俸禄廉银，不许核扣，使他们得以做君子而自重，责备他们变为小人，然后上司没有掩饰弥缝的弊端，而州县不敢虐取百姓。百姓安定就不跟随贼寇，杀一个贼就少一个贼，而贼寇不难平定。《易经》以损上益下为益，上面虽然损失了所益，最终归于上面。如河南每年额征三百余万两，现在以官亏作为民欠，岁收仅一百四五十两。如果不扣廉罚俸，每年损上十余万两，但事事认真，除实欠在民外，也可征至二百三四十万两。所损十余万两，而多收八九十万两，其益处如何？臣目睹情形再四思维，愚昧之见，恭敬上奏直陈，伏祈圣鉴。

《论官制》

吴铤

我曾经考察古今官制，有专职而错误分割的，有兼治而错误合并的，有新设而其名不经的，有因袭旧制而其实已亡的，颇违背不合于理，都不如汉朝。如果汉朝制度的好处，在于官员简少而事务省事，职责专一而百姓亲近。官员简少则不冗杂，事务省事则不烦扰，职责专一则功过都显著其实而无旁贷，百姓亲近则上下都知道其隐情而无遁情。后世所以不如汉朝的，其端绪有七条。汉朝有乡亭官，叫三老，叫啬夫，叫游徼，都亲近百姓，所以能通其情于上。后世乡亭官苦于官员侵辱，都避免，于是设坊长、地保，与官员日渐疏远而治理日渐衰败，这是第一。汉朝制度丞治钱谷，簿治文书，尉治狱讼，都亲近民事，辅助守令治理，明初还这样，后来都废为闲曹，而守令以一身不能周知利病，所以置宾僚以自辅，这是第二。汉朝制度考察守令治民，只有刺史位下大夫二千石而已。后世置督抚、巡抚、司道于守令上，而守令惧怕掣肘，不能尽其治理，这是第三。汉朝制度以乡举里选为官，士大夫得为乡里守令，所以其情易知。后世铨选近的数百里，远的至万里，与百姓隔绝，无由知其利病，等到久了而知之，则又将迁徙去了，这是第四。汉朝制度文书稀简，守令上奏辄报闻，天子接受其成而已。近世法渐烦，轻重上下都奉功令惟谨，所以事如蝟毛不可理，这是第五。汉朝制度守令擅生杀，其权重，所以百姓都悚惧而不敢逞。近世行台省权不敌汉朝守令，守令权不敌汉朝户曹，所以百姓易为奸，这是第六。汉朝时俸禄都授田，所以官吏都自爱，不敢为非。近世俸禄薄，不足以自供，所以官吏多舞文贪墨

译难以考究，这是第七点。这就是汉代制度之所以完善的原因。如果确实能够全面恢复这些制度，那么朝廷内外就能相互维系，轻重之间就能相互权衡，核实情况而没有虚报滥赏的弊端，量才使用而止息奔走钻营的风气，这七种弊端消除后，各级官府都能正常运作，各项政务都能治理好了。

译论整顿官制以消除弊政

纵观近日的国家事务，不担心新政不能推行，而担心弊政反而增多。当今的旧政，就是昔日的新政。所谓不新而旧，并非政策不好，而是因为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弊端。最令人担忧的是，正当推行新政时，忽然有一种弊政依附其中；新政尚未推行，弊政却反而先行，新政才得以实行。自从去年十二月初十日变法上谕刚刚颁布，各省督抚、京内外各大臣，无不响应诏令陈述意见，奏报富国强兵的切实政策。皇上俯身采纳，凡是裁减吏胥、兴办学堂、变革科举、整顿吏治、废除武科，没有不一一明确颁布诏书，向天下表示必定施行。朝野正庆幸新政将要推行，殷切盼望治理成效，忙得没有闲暇。天下人相聚议论说：“国家推行新政，国家对此也毫不怀疑。”说：“推行新政。”然而近来新政只是敷衍了事而没有实际效果，弊政则杂乱出现并且更加滋生蔓延。以裁减吏胥来说，各省竞相谈论裁减吏胥，然而有的只是更改名称，有的招募替代，有的请求恩赐，有的进献贿赂，把持权柄、专横跋扈，六部衙门无可奈何，何况督抚；督抚衙门无可奈何，何况州县。在各衙门所谓的裁减吏胥，不过是减少他们的薪水罢了。不知道这正好是吏胥所希望的。吏胥难道计较薪水吗？他们借机作恶，私下受贿的金额有比薪水高出千百倍的。现在不增加他们的薪水使他们能够廉洁奉公，反而减少他们的薪水使他们必然舞弊。那些吏胥能够奉公守法、谨慎恭敬的，我不相信。其中留任的吏胥，有不因私情面子的，我也不相信。以兴办学堂来说，这本是奉旨办理的事情，应当由官府主办。然而近来观察各省，凡是有绅士禀报请求兴办学堂的，十次禀报有九次批复都说没有经费。其实每年的经费有的只有几千两银子，多的也不过二三万两，而对于无益之举、与新政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即使花费十万两也不吝惜。等到谈论学堂，经费顿时就紧缺了。于是凡是绅士创办学校的，就不惜极力褒奖，这不过是口头上的恩惠罢了。此外不过略微办理翻译书籍的事情，设立机构派遣人员，种种繁琐的条文，比起私人翻译学问来感到惭愧。以变革科举来说，第一，出题全部依据《九通》，固然可以；第二，全部以各国工艺政治命题，固然可以。然而国家想要求得并得到的，在于实学，不在于临场写一篇文字。那么应当在各省书院中颁发《九通》若干部，让士子进入阅读，或者由各县学师领取书籍十余部，存放在学署，命令通晓人才到学署阅读。像这样三年，士子如果真的能到学署看书，每天有笔记可供考查，然后由学师送考。那些没有到学署、日益荒废疏漏的，不送考。像这样进入考场的人，才开始有真才实学。第二，各国政治工艺，完全以译本作为考据。现在译书不多，而已翻译的书籍优劣不一，急切应当编辑审定书目，向士子展示，率领他们从今以后一概说第二项考试各国政治工艺，这是在无边的海中求珠，在无垠的山中求金，怎么可能得到呢？不广开学堂，却要求博通中外的人才，是笨拙的做法。以求取吏治来说，官制不更改，官箴不严肃，只说考核官吏，只说甄别优劣，也是末节。只说停止分派，只说停派委官，也是末节。大抵吏治的整顿，首先应当从内廷杜绝贿赂开始。近来颇有说荣相大肆受贿的，又有实指某亲王、某总督在西安所做的事情，不知道这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明目张胆的，莫过于因为报纸揭露而赎罪并恢复官职。至于实缺官员，甚至有像浙江那样，十二岁的童子捐纳县丞到省城的，甚至有以卑贱不堪入耳之人捐纳大八成知县及候补道台的，这是辛丑年最大的弊政，却轻率地说求取吏治吗？以废除武科来说，弓刀石箭固然没有用了，然而枪炮又禁止民间购买，官府又不肯发给，况且和约禁止军火进口，各省军营尚且不够用，又怎么能分发给武生？武备学堂虽然奉旨各省一律兴办，然而像江南的陆师学堂，还有已经毕业的学生等待差遣而未任用的。人才不容易成就，已经成就却不使用，非常可惜。所以虽然严旨催促一律开设武备学堂，然而几个月来仍然默默无闻。不过是裁减营勇，任由他们成为盗贼土匪，危害百姓罢了。总之，国家近来新政的推行，大多有名无实，而每设立一个机构，委员争相趋附，观察各省捐局名目的繁多，实在令人感慨。今日国家兴亡的权力，上不掌握在君主手中，下不掌握在百姓手中，只有内外大小官员转移它。所以能够先整顿官制，而后一切政事兴盛；不能先整顿官制，而后一切政事败坏。为什么官制整顿这一层，如今还没有看到明文呢？正需要裁减官员，而捐务反而增加官员；正需要澄清仕途，而私门反而淆乱，仕途中权不通，那么上下阻隔，这就是弊政的来源吧？所以说：不担心新政不能推行，而担心弊政反而增多，这是激愤而言的。

论中国适宜恢复派遣使者考察的制度

国家治理得好坏，在于政令；而政令能否施行，在于官吏。朝廷发布政令，斟酌得非常恰当然后颁布天下。天下的官吏，无论大小，成千上万，不

译必定他们都得到贤才，都能急公好义、奉公守法，勤勉为民、为国效力。政令有时不能完全推行，推行了有时也不能尽善尽美，那么考察官吏的事情就显得重要了。中国古代考察官吏的方法，有以三年为期限，通过考察来决定官员的升降，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沿用。除此之外，又有由朝廷随时派遣使者进行考察的制度。例如东汉时期，因为吏治弊端很多，下诏派遣八位使者巡视风俗，选拔向来有威望的人，周举、杜乔、周栩、冯羡、�巴、张纲、郭遵、刘班，都担任光禄大夫，分赴各地巡视。那些刺史、二千石有贪污罪行的，用驿马快传上报；墨绶以下的官员就立即逮捕治罪。清廉忠直应当表彰的，将情况上报。于是弹劾贪官污吏，表荐公正清廉者，天下人称他们为“八俊”。到了唐代，太宗也派遣大理寺官员孙伏伽等二十二人考察四方官吏的升降。皇帝亲自考核州郡长官，因贤能而提拔的有二十人，那些不贤能的人分别给予处分：判处死刑的七人，流放以下以及罢免的有数百人。随后又频繁派遣使者巡察。至于元、宋两代，也遵循旧制，派遣尚书度预等人分道考察以决定官员升降。此后，金朝也有此制度。熙宗时，派遣使者查问吏治的得失。世宗即位，也每隔几年派遣一次使者。大定年间，官吏都遵守法律，百姓繁衍，号称小康，就是因此缘故。元顺帝时，也曾派遣使者巡视，官吏有罪行的：四品以下停职候审，五品以下就地处置，一切利弊听凭使者执行。如果使者巡视山东、淮北，提拔清廉官吏九人，罢免贪婪懦弱者二十一人。苏天爵巡视京畿，凡是纠察弹劾的有九百四十多人。当时甚至有“包韩”之称。直到前朝明朝，永乐初年，派遣给事中、御史分赴天下，官吏有奸邪贪污的立即逮捕治罪。后来又派遣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视天下，安抚军民。接着又派遣郭敦以礼部侍郎身份会同给事中陶衍巡视顺天，吾绅以刑部侍郎身份考察两广、福建方面的官员。到正统初年，又分别派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的官员。刘辰巡视四川、云贵，徐琦、郑辰考察南畿。景泰年间，也派遣大臣巡视天下，升降官吏，这是大致的情况。清朝入主中原治理中国，吏治各方面大多沿袭明制，相沿至今。太平日子久了，流弊很多，不肖官吏无所忌惮，日益放纵，贪婪不知满足，怠惰荒废职守，危害国家危害百姓，怎么治理呢？况且现在正兴起议论变法以谋求自强，新政的实施，尤其关系紧要。各地的官吏松懈怠玩已久，不能自我振作，执行新政一旦有不妥当，或许还会借此谋利，他们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祸害，将不堪设想。考察本朝，在各省每当有重大事件，就派遣亲信大臣作为钦差，亲临查办，现在适宜立即援引这个先例，恢复古代的考察制度，分别派遣大臣以钦差身份视察各省。各省官吏都归其考察，督抚以下都可以据实举荐或弹劾，雷厉风行，清除污垢，全国的吏治应当因此得到整治，而新政或许就能成功了。或许有人说，如陶宗仪《辍耕录》所说：“奉命出使的人多倚仗权势索取贿赂，致使民间谣传说：‘官吏是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又添了一重。’”以及永乐年间邹辑上奏疏说：“朝廷每派遣一人，就是那人的生计来源，地方官承奉唯恐不及，使者所到之处，贿赂公然盛行。”后来梁廷楝也说巡按御史有弊端，盘查访缉，馈赠谢荐，地方官支出的多至二三万金，国家每增加一方天下，就加派百万。由此看来，派遣使者考察也并非没有弊端，不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所派遣的人不得其人导致的，而不是考察制度本身的过错，只要朝廷慎重选择老成廉干的大臣然后派遣，设法防止弊端，就可以了。起初何必因为弊端而责怪考察制度，不再实行，那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啊！

译关于变革官制的浅见

君主在上端坐无为，百姓在下等待治理。那些承接政令、宣扬教化，整顿纲纪、严肃法度的人，不正是依靠这些文武大小官员吗？恭敬地查考《大清会典》所载，本朝共设置官员二万七千余名，其中编修、检讨、庶吉士、侍读以及准噶尔部、回部官员等没有固定员额的，尚且不包括在内。内外相互维系，上下相互制约，如果真能考核名实，各自尽到职责，即使事务繁杂，也应当不难井然有序。然而如今那些手握金印、腰系银绶的官员，不是琐碎无能招致讥讽，就是糊涂昏庸引来嘲笑，对上辜负了皇帝托付的重任，对下违背了百姓仰望的期望。甚至有人枉法营私，弊端丛生，官员越多，事情反而越坏。于是慷慨谈论时事的人，动不动就说，今天要想使中国强大，非首先整顿官制不可。整顿官制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停止捐纳，严格保举，裁汰冗员。这几项，固然都是澄清官场的要图，但事情或许窒碍难行，或者实行后一时也未能见效。现在有一个策略，可以澄清吏治，整顿官常，使各种政务因此兴起新的作为，焕发光彩，而且又不烦扰百姓，不频繁更张，官员没有旷废职守，事务没有荒废停滞，这也就是在上位者稍加转变而已。为什么说呢？第一是废除兼任差事。人的聪明才智，大都不相差太远，然而如今名列仕籍的人，在少年能够任事的时候，整年在宦海中浮沉，无所事事。等到年纪越大、地位越高，于是在本职之外，又必定兼任数项差事，往往早上掌管铨选，晚上就兼任刑部事务，刚刚管理农政，又统领礼部事务，将兵、刑、礼、乐这些极其重大重要的事情，不惜让一个人历次尝试。这是古代皋陶、夔、稷、契所不能承受的，却转而要求今人，不仅是才力平庸的人，难免因此败坏事情，即使是才略出众的人，又怎能没有力不从心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要纲纪严明，职务没有旷废，怎么可能做到呢？如今朝廷认为总理衙门堂司各官都是兼任差事，不能专心处理事务，特意改名为外部，另外设置实缺，正名定分，这固然属于切中要害的谋划。我认为外部既然这样办理，其他各衙门也应当照此执行。有一个人兼任数项差事的，立即查明，分别委派他人担任。外省各官这种弊端本来较轻，更应当令行禁止，不可稍有偏袒。这样精神就能集中，心思就能专一，职务虽然纷繁，或许不难依次处理妥当。第二是戒除频繁调动。内部各部院的例案章程，外部各省的民风土俗，极其繁杂，不耗尽毕生精力，怎么能了然于心？然而如今身居官位的人，某部的侍郎，忽然调任某部的尚书；某省的巡抚，忽然升任某部的总督。他们对于本部本省的事务，或许刚了解大概就离任，或者并未了解大概也离任。就像寄宿旅店的人，黄昏来，天明走，问起住处的姓氏，主人尚且不能回答，何况其他呢？于是属员趁机作奸犯科，吏胥营私取巧。地位崇高的人虽然拥有加倍的才能，但想要迅速穷尽利弊，恐怕也有所不能。我认为从今以后，凡在京各官，自主事到尚书，应当与本部始终如一；在外各官，自知县到督抚，应当与本省始终如一。如果不是实在有不相宜的地方，不得轻易调动。这样例章久了就能熟悉，风土久了就容易通晓，驾轻就熟的成效，即使是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或许也能勉强做到。废除兼任差事，心思就不会旁骛；戒除频繁调动，事务就不会多端纷歧。没有旁骛，没有纷歧，还不能振奋精神，尽心图治的，那实在是驽钝无能的人，断然不应当再妨碍贤路。在这种情况下降职罢免他们，怎么能说是过分呢？我深切考虑到时局日益非比寻常，官箴日益败坏，因此进献补偏救弊之说。至于激励廉洁，戒除贪婪，矢勤慎，去除烦苛，这是居官者的性情学问所系，与立法的好坏无关。世上负有裁成辅相责任的人，也应当看到这一点。

论封驳

吴铤

汉代封驳的职责，没有专门的官员，但在史书中时常可见。唐代开始设置给事中，驳正违失，其职责尤为重要。五代逐渐废弛，到宋太宗才恢复。明代也沿袭其制度。封驳的职责，在邪恶之心尚未行动时遏制它，在正道将要败坏时扶持它。凡是诏书有不妥当的，都能封还驳正，使天下不知道君主的过错，而君主也能得以保全其过错。况且天子不再有失言的过错，而小臣也能伸张自己的意见，意义非常深远。自唐代以后，诏书经过门下省传达给给事中。明代诏书必定下达六科，称为科参，即使是部臣也不能改变其议。所以给事中的职务，实际上与翰林、御史同为言事之官。然而翰林、御史没有专职，而给事中则争辩诏书的得失，其意义是一致的。唐代李藩任给事中，诏书有不可行的，就在黄纸后批注，这件事比起封还诏书，大概更加严厉。然而宪宗因此任命他为宰相，后世则有因此获罪的人。诏书出于朝廷，而天下的利弊系于其中。在诏书下达之后执行，使天下遭受其害，与在尚未执行之前遏制它，使天下成就其美，其忠与佞，不必明察秋毫、数计推演就能分辨。所以必须重视给事中的

译有了门下省封驳的职任，那么天子就不敢不谨慎自己的言辞，而在国家政事纷乱繁杂的时候，也能有所支撑维持，不至于崩坏，这所关系的重要性难道是很轻微的吗？如果不这样，诏书下达未必都恰当适宜，如果没有人驳斥纠正它，那么天下一定会有暗中遭受其害的人。司马池说，门下省虽然有封驳的名义，但诏书一律从中书省以下直接下达，这并不是用来防止过失举措的办法。宋代封驳的职责尤其重要，然而诏书有不下达给给事中审阅的，这就是他们不能尽到职责的原因。作为君主，如果考虑到司马池的话，不把李藩批驳敕令当作忌讳，那么国家大概就可以治理好了吧。

译翎顶考

翎顶，是我朝制定的制度。但不知前朝明朝已显露其端倪。恭敬地查阅《会典》：贝子、固伦额驸佩戴三眼孔雀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驸马佩戴双眼孔雀翎，这是爵位佩戴的翎饰。那些因职务而佩戴翎饰的有：领侍内大臣、侍銮仪、满洲鸾仪使、冠军使、云麾使、治仪正整仪、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官员、圆明园护军营官员、健锐营官员、十五善射、善骑射、善射靶者、宗室觉罗献爵官、护军统领、提督、陵寝总管、具有提督衔的巡抚、派往西北两路换班的大臣、五品以上佩戴花翎、六品以下佩戴蓝翎。离职则除去品官翎饰；如果是因军功、或因射布帏而获赐花蓝翎的，除非降职革职或越级晋升，否则不除去；品官中功劳卓著者也可特别赏赐双眼孔雀翎。这是本朝翎饰的制度。又据《会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的顶珠使用红宝石；固伦驸马、和硕驸马、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以及公、侯、伯、子、镇国将军、郡王、驸马、文武一品官员的朝冠顶珠使用红宝石；吉服冠顶珠使用素珊瑚；辅国将军、郡君、驸马、文武二品官员的顶珠使用镂花珊瑚；奉国将军、郡君、驸马、文武三品官员的顶珠使用蓝宝石；奉恩将军、县君、驸马、文武四品官员的顶珠使用青金石；文武五品官员的顶珠使用水晶；六品官员的顶珠使用车渠；七品及进士的顶珠使用素金；八品及举人贡生的顶珠使用镂花阴文金顶；九品及未入流的顶珠使用镂花阳文金顶；监生、生员的顶珠使用素银。这是本朝官顶的制度。私下考证《明史·舆服志》：正德十一年设置东西两厅官，都督江彬等人承蒙恩赐，在红笠之上缀以靛染的天翎，作为尊贵的装饰。尊贵者三根，次者两根；兵部尚书王琼获赐一根。冠以下教场，自认为这是特殊的恩遇。按靛染天翎就是现在的蓝翎，这是翎饰的开端。又据《舆服志》：文武官员常服，洪武六年确定，凡职官一品、二品帽顶珠使用珠玉；三品至五品帽顶使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品至九品帽顶使用银帽珠，使用玛瑙、水晶、木。这就是顶珠的开端。恭敬地查阅《会典》事例：顶翎的制度始于崇德元年。我朝创立制度彰显平庸，原本不是沿袭前朝明朝的旧制，但天命人心归附，明朝人已经先显露其端倪了。

补服考

补服，是明朝的制度。本朝沿袭它，而略有更改。考证《明史·舆服志》：文武官员常服，洪武二十四年确定，公侯驸马伯的服饰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锦鸡，三孔雀，四云雁，五白鹇，六鹭鸶，七鸂鶒，八黄鹂，九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熊罴，六七品彪，八犀牛，九海马。恭读《大清会典事例》：顺治九年年题准，亲王补服用五爪团龙纹，四郡王同贝勒、贝子、固伦驸马用四爪团龙纹二，镇国公、辅国公用四爪方蟒纹。公、侯、伯或用麒麟，或用方蟒纹。文官一品仙鹤，二锦鸡，三孔雀，云雁，五白鹇，六鹭鸶，鸂鶒，八鹌鹑，九练鹊。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品虎，四品豹，五熊，六七品彪，八犀牛，九海马。都察院按察使官员，不论官职，皆用獬豸纹。康熙元年题准，公、侯、伯都用四爪方蟒纹。武一品麒麟。三年题准，武三品使用豹纹，四品使用虎纹。雍正六年议覆，都察院都事、经历司、笔帖式、按察使经历等官员，均用本身品级，不得使用獬豸纹。又按《皇朝礼器图式》，亲王补服用前后正龙，两肩行龙；郡王前后都用行龙；贝勒四爪正蟒纹；贝子、固伦驸马四爪行蟒纹；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驸马四爪正蟒方补。愚案：汉朝以前群臣朝祭的服饰，都以九章、七章、五章来区别，其常服大致以裳的元素、黄杂来区别。唐宋祭服仍用古制，朝服概用绦纱，而以佩戴绶带来区别。其常服的区别，三品以上紫色，五品以上朱色，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明朝制度朝祭的服饰，参酌唐宋旧制，常服以绣补来区别，则从太祖开始。但明朝人施之于袍，我朝用之于褂，只是小异罢了。

考察

请慎重简选大吏，考察僚属疏。同治元年。

寻銮炜

臣私下看到皇太后、皇上朝干夕惕，勤勉寻求治理之道，而在用人行政之际，尤其期望正本清源，力挽积习。担心人才被阻抑，屡次命令各大臣对平日有真知灼见者，秉公慎重保荐。担心仕途混杂，屡次命令部臣明确制定章程，澄清流品。担心疆臣大帅不能正己率属，杀敌取胜，屡次饬令各将吏激发天良，杜绝营求贿赂，体恤民情，尽力剿灭贼氛。然而

译皇上以务实的态度求取人才，臣下却以虚名来应付。议论者对于人才，认为必须详细列举其事迹，清晰注明其用意，这并非不好。臣担心各大臣害怕日后保举不实而获罪，导致推荐奏章愈发寥寥无几。议论仕途，又担心有碍捐纳款项，吏部刚刚批准的奏请，户部随即又改变意见。正印官与佐杂官的区别，科举出身与捐纳出身的差异，起初能够分别选用，最终仍然辗转升迁。想要澄清仕途，首要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然而知人很难，人也不容易被了解。那些庸碌卑鄙的人且不说，即便是才具出众、应对敏捷的人，听其言论则便捷可喜，试用其办事也时常取得小效。然而他们圆滑世故，阴险狡诈，善于做官，手段百出，办公之余借机谋私，体恤国家正借此肥己。这类人员，京城内外所在多有，而地方官员尤为严重。他们贪婪残暴，侵吞公款，每日肆虐百姓，欲望如溪壑难填；他们逢迎奔走，善于讨好上级，因而频繁获得优异考评。臣认为当今吏治败坏，败坏在能吏身上，比起庸吏危害更大。为什么呢？庸吏终究无所作为，地方上不会受到大的扰累；能吏则便利巧诈，敢于做奸恶之事，唯利是图。那么必须如何然后才能得到人才呢？人的品类不齐，但概括其要点，不外乎真诚与虚伪罢了。真诚的人办事可靠，不失为君子；虚伪的人逞能效用，最终沦为小人。臣愚昧地认为，或许通过多次试用，或许通过保荐，只要考察那些诚恳无华、朴实直率、实心办公、担当任事的人，虽然未必能全面了解其才能，迅速奏效，但拔十得五，按月计算不足，按年计算则有余。臣恳愿皇上秉持此意以慎重选拔大吏，大吏即仰体此意以考察下属，明确颁布谕旨训诫内外官员，务必使摒弃浮华崇尚务实，风气示以羞愧激励，或许吏治和人才日渐好转。至于疆域大臣和大帅关系尤其重要，州县官员的贤良与否，将官勇怯，百姓的利害，盗贼的聚散，都视大吏为转移，大吏多容留一日，地方就少整顿一日。近年来，臣看见有督抚在此省办事溃败的，调到彼省却依旧因循守旧。剿贼前日无功的，待之后却畏缩如初。皇上认为人才难得，弃瑕录用，具有深意。然而既然一再试用，不是退缩贻误，就是张皇掩饰。一切劣迹久在圣明洞察之中。臣愚昧地认为当今挽救时弊，愿皇上明确以考察众官，尤其在于严厉惩治大吏。雷霆雨露，示以不可测度，罪过没有通融，恩惠难以侥幸获得。纪纲统一，使大吏都知道警惧，那么群臣激励勤奋，而民生可望安定。盗贼不难削平了。臣知识庸愚，冒昧陈述，是否有当，恳请圣鉴。

译奏请京察举劾并行疏

吴杰

奏为京察届期，请旨严申旧制，举荐与弹劾并行，以彰显考核的真实，仰祈圣鉴之事。臣私下认为，京察是三年一次的考绩，与外省的“大计”、武职的“军政”升降密切相关，实在是朝廷进退人才的重大典制。然而，大计、军政都有举荐和弹劾，而近年六部办理京察，除了保举一等少数几人外，其余不论贤与不贤，一概列为二等，偶尔有三等几人，仍准许留任。臣愚昧地认为，六部是天下各种政务的源头，各堂官事务繁杂，每当案件送到部里，怎能全部看完？判定准驳出入，全由司员起草文稿。如果司员不是操守清廉、通晓治道，外省有应当举荐的人，或许因拘泥苛细，该准的却不准；那些稍近于弊混的人，又或许草率迁就，该驳的却不驳。得失之间，关系尤为重大。况且今天的督抚、藩臬，大多是昔日曾任京职的人；今天督抚所保举的道府各员，又大多是昔日由京职外放，且曾任部员的人。因此，今天部员的贤与不贤，又关系到日后外省人才的盛衰。查道光四年七月，刑部司员恩德在侯际清案中撞骗多金，奉旨因该员被保列一等，特将原保举的堂官议处。圣谕谆谆告诫，不止一次两次。然而五年京察，仍有保列一等的安志，在坐粮厅任内徇私舞弊，这是奉行诸臣尚未能体察圣意。既然所举荐的不能没有滥竽充数，所弹劾的必定失之过宽。再想，有举荐有弹劾，就是古代的黜退昏庸、提拔贤明，用来使贤者知道勉励，不肖者知道惩戒，新进的中才之人，都懂得勉励自己成为贤者并警戒自己不要成为不肖者。如果像近年办理京察，六法不施行，一概留任，有勉励无惩戒，贤能者认为这是惯例，有升进；不肖者认为这是惯例，无放逐斥退；而中才之尸位素餐者，也恬不知耻，不思有所振作，对吏治人心大有关系。明年是举行京察的年份，就臣的管见，谨拟两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一查京察条例，一二等以外，三等停止升迁，应去职的官员照六法例注考议处。这是考绩的典制，本不专为保举而设。为何近年办理，触犯六法的概不一见？如果说随时甄别，不待三年，那么如刑部办理侯际清案，工部私窃硝磺案，司员徇利营私，屡次发觉，该堂官又没有事先纠参的，且京察定例，守谨而才政都平庸，以及才长政勤而守平者，已应列为三等，在各部堂官受恩深重，自然不敢一味瞻徇，只是对于司员中科甲出身的，或许因其资历较深，不无顾惜，因而捐纳出身的杂项人员，也给予优容。试想名器至重，岂是为贫老而设？庶司至重，岂能任庸劣久玷？至于有虚耗廪粟而终岁未尝到署，或常在署而案件全不留心，或文理未能通晓， or 奔走仅事趋承，此等人员留之，只增加冗食。更有浮躁不谨，屡次记过，徇庇书役，声名平常，留此等人员，且恐误公。如果说人才难得，不可因一眚废弃，应请敕下部臣，对该员平日居心及所办之事，辨别其过失之公私，因公者尚可姑容，以图后效；涉私者断无迁就，何必包荒？如此则吏治庶几责实了。一查近日多有不胜外任选用部员者，因该员服官外省，虽未能称职，但部司政务皆系公同办理，较之外任只本员一人专主，其事权既分，其责备亦可稍宽。然而如初任未谙吏事及守谨而才不足的，可藉部务观摩，冀望造就。若历任剧，声名平常，只因劣迹未彰，幸免革废，一旦置于政事之地，复任恋栈，其对内外例案政事较多熟悉，诚恐串通胯吏，流弊益滋。且既为公论所摒弃，彼自知迁转无阶，更难望其振作，应请敕下部臣，对外任改部人员加意察看，其知愧知奋，勤慎在公者，照常供职；外如始终怙习不悛及精力衰颓，辨事迟钝者，该堂官权其轻重，分别惩处，毋稍为之姑息，以致贻误公事，如此则人心庶几务实了。以上二条申明旧章，厘剔锢习，惩戒而知劝，严以济宽，举错必核公，嫌怨勿存私见，则纲常弥肃，趋向日端，似于吏治人大有裨益。臣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训示。

论巡按

吴铤

汉代派遣刺史巡视郡国，以六条考察治绩。明代设置巡按御史，品级仅七品。顾氏认为一年一任为好，他说：“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亵。故一年一代之任，汉法所不如。”我认为监临之任，巡行四方，访问风俗，能得知守令善恶。既无牧人之权，又无固定驻扎之所，奉君命以行郡，得以操废黜之权。品级既低，则足以劝功；

译奖赏既厚重，就足以彰明法纪。督察既严格，官吏就都畏惧而不敢做奸邪之事；听闻见闻既贴近，百姓就都安定而不致流离失所。这就是巡按的职责，之所以能以小制大，沟通上下之情，而消除壅塞蒙蔽之害的原因。然而也有应当变通的地方：监临足以制约守令，如果常设此职，就会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守令恐惧于威势而巧于趋避，这是第一点；监临巡按，是以卑下临御尊长，属于特殊制度，如果常设此职，那么权力恐怕会趋于不统一，不符合用尊贵治理卑贱的本意，这是第二点；监临应当有办法使其威望加重，如果每年都去省察，那么守令会将其视为例行公事而威望也随之减轻，这是第三点；巡按在于选拔合适的人选，如果每年都更换，怎么能保证都是贤能之人，恐怕对治理没有补益，这是第四点；吏治的得失，以巡按为标准，如果一年一代，那么对守令的升降黜陟之法过于严苛，这是第五点。所以巡按的制度，不必常设，凡是每三年就派遣一次，以期待任期届满，升降黜陟群吏，省察询问风俗。与明朝的制度相比，虽然疏阔，但没有上述五种弊端，而守令也有所忌惮而不敢放肆，这也是考察官吏、省察百姓的方法。

译论考核官吏

国家崇尚制科考试，有志之士想要凭借功名来显扬自己，不得不专心致力于诗赋和帖括，以求符合主考官的标准。从县府提学试到乡试、会试、殿试等各级考试，无不设立固定的格式来等待士人脱颖而出。经过数年游学，一朝脱去布衣穿上官服，像这样通过正规途径入仕的称为正途。此外，凭借军功保举、因劳绩议叙、捐纳分发等途径入仕的，一概称为杂流。军务兴起则保举的人多，差事繁杂则劳绩的人多，捐例开放则捐纳的人多。于是那些弹冠相庆、结绶为吏的人，从容而来，前后相继。无论苏州、浙江素来号称繁富，指省分发的人争相前往，即使是贵州、云南等边远省份素来号称贫瘠艰苦的，近来候补人员也有拥挤不堪的弊端。贵州巡抚潘中丞曾有请求停止分发的奏折，〇为了疏通仕途，想要畅通其流，不得不暂时遏制其源头。人数多而差事少，想要广泛沟通声气的人，尚不难乞求权贵显要的一纸书信，作为进身的阶梯。即使声气不广，但资财充足，那么房费、饭食、仆从、车马，处处都能自给自足。虽然多年得不到差事，但气象依然显赫，应酬依然阔绰，不至于有末路穷途的感叹。最难堪的是，家计本来并不富裕，一旦内心被功名利禄所打动，便翩然作出山入仕的计划。当他分发到省，早已搜刮一空，精疲力竭，满心指望一两年后，侥幸得到一个差事，就可以将从前借贷的钱款稍稍清偿。谁想到到省之后，旅途凄凉，生意落寞，除了初一、十五到衙门参拜外，未能一见大官的面。起初还勉强自我安慰，认为时运未到，今天的困顿尚可望他日顺利。等到年复一年，官衔误了我，手版羞于人，旧债未清，新债又积。衣服当在当铺，仆隶依附豪门，在这个时候，确实有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态势。这确实是策名委质时所预料不到的。大官知道这种情况，未尝不怜悯他们，而急切地思考有什么办法来调剂。于是设立月课之法，从同通州县以及佐杂人员，按月考试，酌情评定等级，优厚给予奖赏。这是在调剂贫困官员之中，仍然寓含激励清官、贬抑浊官的意思。然而候补人员中，文理优长，融会经史，下笔千言的人固然不乏，但胸无点墨，请人代笔，或者信手涂鸦，累牍连篇，不知所云的人，也不少。谈论的人或许以此为笑柄，但我认为这不足以深怪。士人读书，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揣摩文字，无非是为了获取科名的地步。然而在矮屋中，尚有抄袭陈文不知羞耻的人，通篇空白，惜墨如金的人。候补人员，那些随班逐队而来的人，原本是为了差事计，不是为了考试计，难怪他们在一字上穷思竭虑，在终篇时感到窘迫。谈论的人又说，马迟枚速，文字虽然佳，不必有循良的政绩；召父杜母，循良虽然显著，不必兼有文字之长。似乎考试与吏治只是具文，无裨实用。不知道课吏时所出的各题，大率是论策、表判、告示之类，与书院专门考核诗赋帖括的不同。〇这是为了观察他们胸中的志趣，笔端的雅俗，不必完全以文字优劣来决定取舍。学优而仕，仕优而学，卜式曾经说过了。〇学而仕，那么枕葄功深，一旦出身，治理百姓不难用经史所馈赠的知识，与世故相周旋，与民物相接应，凭借经术来修饰吏治，自然不同于风尘俗吏的行为。仕而学，那么在绾符判牍之余，更有弹琴咏风的趣味，桁杨之气，用诗书训诰的文辞来润泽，彰显其风雅。适宜颂扬神君的更有经师的赞誉，传颂循吏的兼有文艺的成就。怎么能说考试与吏治不相关涉呢？课吏之法，江苏实行已久，福建也效仿实行。仿照武职月课的成案，筹发商生意盐各员及候补副贰各员，分期考试，视等级的高低，定奖洋的多寡。如三次列前茅者，酌情委派优差，以示鼓励。如有通晓洋务、制造等事项，准其另请考试。凡初到省以及卸差未满三个月与现有差事者，均不得参加考试。其章程与江苏大同小异，但大官的用意，无非在仕途挤塞之时，为旌别善恶之举，使稍有长处的人，都能有所表现，不至于像范叔那样寒冷，曼倩那样饥饿，苏秦那样敝裘金尽。凡是仰依樾荫的人，应该如何感戴宪恩，争自磨砺呢？卜式输粟实边，遂以起家。凭借司马相如的沈博绝丽，尚不免纳赀为郎，可见杂流之中未必没有瑰异奇特之士。所患的是世上没有善于相马的九方皋，那么即使有追风逐电的能力，也无法自见，也只能伏枥悲鸣，踯足奋迅罢了。现在弹筝击筑，一闻雅乐铿锵，则耳根为之清净；烹羊烤羔的宴会，一见嘉蔬罗列，则口齿为之芬芳；品庞杂之时，一见佳士当前，则心目为之开朗朝廷郑重名器，原不轻以官职授予人；自从捐例开放而名器不无稍滥，封疆大官顾全大局，自不得不于贤愚混进之时，极力筹谋澄叙官方的策略。

译齐王逐一吹竽，南郭处士便逃走了；考核官吏的方法实行，真正的才能就不难从虚伪中显露出来，士人就没有机会滥竽充数。这关系难道不重大吗？

译论考核官吏

国家设立官职，本来是为了治理百姓。官吏能够治理百姓，百姓接受治理，那么国家还有什么难以平定治理的呢？如果只有治理百姓的名声，而没有治理百姓的实效，那么即使面南而坐居高位，用刑罚驱使、用权势压迫，百姓虽然暂时隐忍，但他们不愿接受治理的心态，必定有无法忍耐终日的趋势，那么国家怎能指望长治久安呢？说到治理，官职无论内外，职位无论高低，没有谁不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而与百姓最亲近、最近的，莫过于州县官。一个国家，是由州县累积而成的。一个县得到合适的人选，这个县就治理得好；一个州得到合适的人选，这个州就治理得好。地方大吏、中央政府可以坐享太平，无不依赖州县官。因此，州县官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关系，难道不重要吗？朝廷也知道州县关系重大，所以慎重选择，严格考察，使地方收到得到合适人选的效果，以期有治理而无混乱。无奈选择虽然慎重，考察虽然严格，但州县官中能够实心实意治理百姓的，仍然十个人中得不到一个，一百个人中得不到一个。难道州县中竟然没有人才吗？还是选择不当，考察不周全呢？不知道人才是经过磨练才显现出来的，这样应对时事才能无穷无尽。选择、考察虽然是吏治的根本，终究不能穷尽吏治的关键。使用官吏就像使用士兵一样，士兵在招募的时候，规定年龄，衡量身材，挑选精壮的，不是不慎重。不准喧哗吵闹，不准惹事生非，军营纪律不是不严肃。临阵退缩，倒戈逃跑的，杀无赦。立法不是不严厉。用兵如此，应该所向无敌，无战不胜，然而却依旧退缩，竟然没有一兵可用，这难道是挑选、立法的过错吗？都是因为没有经过训练的过失。使用官吏也是这样，仅仅依赖选择、考察而不进行训导教育，与驱使未经训练的百姓去作战，等到失败了再用军法惩治，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有“学业优秀然后做官”说法的原因。虽然当今时代，也不是不选取读书人来做官，所以几百年间，没有人不把科举功名看得很重。然而那些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并非不是文理优秀，只是专门从事八股文，平时没有实际学问，让他们去处理文书账目、钱粮赋税，他们茫然无头绪，几乎与不学习的人相等。正途出身的人如此，又何况保举、捐纳出身的人呢？人们说捐纳出身的人，只以资财多少决定职位高低，杂流并进，固然少有通才。如果保举这一途径，上级必定确实看到他们的品行事迹，才肯列入推荐文书，不仅比捐纳强，而且比正途更可靠。为什么要把他们同等看待呢？不知道近来的保举，专门讲究人情面子，竞相攀附权贵，名义上是保举，其实与捐纳没有区别。所以上级如果不打算整顿仕途就算了，如果打算整顿，应当不分哪一类，一概进行训导教育，这样人才才可以辈出，吏治有望振兴。训导教育的方法，固然没有比设立馆舍来考核他们更好的了。从前各省考核官吏，或者每年甄别一次，或者每月考核一期，就像书院分发试卷一样，无论其中不免有代考作弊的弊端，而且每月只考一次，有名无实，虽然考核却如同不考核一样。然而阅读昨天报纸补录的课吏条约，则不同于从前敷衍了事的样子了。既然必须入馆学习，限定时间，规定课程，馆长像老师，学习者像学生，还担心有敷衍塞责的弊端，发给日记册，按期呈交阅览，以考察勤惰，区别优劣，广泛购买有用的书籍，让他们饱读，竭力筹划经营，以优厚奖励他们。我知道几年以后，在馆学习的人员，即使不能都具备经世济民的才能，但让他们掌握印信、担任官职，自然不至于像面对墙壁站立一样茫然无知。这固然是整顿吏治，正本清源的方法。而且这样办理，不仅仕途中有望人才辈出，而且世上那些留恋高官厚禄的人，也可以知道既然进入仕途，还需要努力学习，绝对不能空腹从事，侥幸得到一个官职。如果有志于显扬名声，自然应当未雨绸缪，精求实际学问，即使捐纳不停止，我知道也断不会有买官纳资的人了。李大中丞创设这个馆舍，他的功劳不也很伟大吗！希望各地大吏仿照实行，这样各省吏治都有起色，中国转弱为强的契机，大概就在这里吧？

续录课吏条约

第三条应当讲求武备军械。近来时局日益艰难，屡次奉朝廷诏令讲求练兵制造军械。西方人枪炮的精良，机器的巧妙，确实不是中国人所能赶上的。现在纵然不能立刻通晓制造的原理，但用来构筑营地设置炮台，装卸火药子弹，运用轮机，测量距离，绘制山川地图，也绝对不能一无所知。中国功臣大多出身文职，西方凡是带兵的军官没有不深通天文、地理、算术、兵法的。各位官员不可指为武官的事情而漫不经心。第四条应当广泛考察西方政治学问。这类大致分为两门，一是政治，一是学问。西方学问如声学、光学、蒸汽、化学、电学、算学等事，都不是专门名家不能深造有所收获的。各位官员能够精习固然好，否则也不勉强，应当各自根据性情所近，能力所及去做。至于西方政治，是各国政治废兴的原因，民情好尚向背的缘故，什么事是哪个国家所专精，什么东西是哪个国家所繁殖，通商之事如何可以收回利益，教案之事如何可以杜绝争端，这些都是安内攘外根本的工夫。必须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以百战百胜。第五条功课既定

译应当有藏书以供研习。现在命令司库提取银一千两，委派官员前往上海购买时务、洋务等书籍，并命令本省官书局将所有刊印保存的书籍照原样印制成册，储存在馆中。还打算分别致函各省，将所刊印的有关经世济民的官书邮寄一份过来，以期完备。至于藏书应当如何酌情制定管理、分阅的章程，等书籍购买齐全后另行核定。第六条，入馆的各员，每人发给日记册一本，将每天讨论所得详细记载。每十天呈交馆长评阅校正，再呈交本部院复核阅览。如果有未尽之处，也应当加以批答。第七条，各员的日记册每十天呈交阅览，如果有来不及批答的，不能让他们空等而耽误功课，应当命令下一个十天另记一册。每月共三册，依次呈交阅览，随时发还。第八条，每到月末，应当命令馆长综合校阅所记的各册，列出等级，呈交本部院复核阅览后颁发月度奖励。最勤奋的每月给予二三十金，其次递减至数金不等，都等待随时酌情确定。如果日记太少，又没有精辟卓越的见解，就不给予赏赐，并分别记过。记过太多，就应当撤职。第九条，凡是各衙门有关国计民生大政方针以及疑难事件，都可以交给馆员各自抒发见解，拟定办法，借此进行练习。本部院与司道随时亲自前往咨询，以收集思广益的帮助。第十条，入馆的官员如果有其他兼职，其日记册自然不能像专门学习的人那样勤奋，就不必给予功过评定，也不颁发月度赏赐。但每天必须到馆一次，日记册可以少写但不能没有。第十一条，各员的日记必须实事求是，不得夸张空谈、抄袭陈词滥调。如果能治理财政赋税，就考察钱粮漕运、厘金税收，研究如何杜绝花户欺瞒隐匿、断绝官吏盘剥；能处理诉讼案件，就考察刑名律例案例，研究如何清除积压文书的根源，惩治舞文弄法的弊端；能治理军政，就考察营务军械，研究如何使营规整肃、制造精良；能通晓洋务，就考察通商条约章程，研究如何使民众与教会相安无事、外交交涉没有失误。大体上，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情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调节措施，如果能事事追本溯源、善始善终，那么施行于政治，自然可以依靠其干练济世。即使不能全面兼顾，而选择浅近的事项专心去做，逐步扩展到远大目标，也不担心没有成功，不可浮于表面、浅尝辄止，反而导致一无所得。第十二条，考察阅览典籍，亲手校勘抄录，比泛泛浏览、强行记忆所获得的收获要深得多。凡是校勘抄录有方法，比如想要考察矿务，就选取西方人勘探办理矿穴、分析矿质，以及中西合资兴办的章程、各地出产的兴衰情况，还有奏章公文、报馆论说，都一一抄录出来，时间久了就可以自成卷帙，与著书立说没有区别了。各员能做到这一点，准许抵充日记功课，如果能兼做更应当加奖。第十三条，各员的日记纂录都应当亲手完成，不得请人代笔。如果有不会写楷书的人，写行书也可以，但不宜过于草率。如果查出请人代笔的情况，一定予以撤职惩处。第十四条，各地报纸有关时事的内容，应当挑选其中优秀的购买到馆中，供各员考察阅览。第十五条，古人论学，休息游玩与藏修学习并重，唐宋以前还有每五天休息一天的制度。西方人每七天一个礼拜，官员停止政令刑罚，士人停止学业，也有古人的遗意。馆中各员应当酌情给予假期，每月逢九日都准许免到馆，此外不得无故请假，违者追究查办。

译在《江西省考核官吏章程》后

古人没有不学习就能做官的。《尚书》说：学习古代的道理然后进入官场。《论语》说：学习优秀了就可以做官。确实，人一旦进入仕途，担任一郡长官的，一郡百姓等待他的治理；担任一县长官的，一县百姓等待他的治理。凡是应当察访的民情，应当了解的民俗，繁杂的文书钱粮，琐碎的诉讼审判，整天环绕在他一人身上，责任无可推卸。如果平日学问不充裕，却突然掌握统治大权，很少有不遇事犹豫不决、无从下手的。吏治废弛的弊端，都是官吏不学习导致的。古代盛世，官吏无不遵循法度，治理百姓容易；到了当今世道，官吏无不平庸，治理百姓困难。难道古代的人才果真比现在多吗？实在是现在人的学问远远不及古人啊。〇古代实行学校选举的制度，从乡里开始直到国都，用道德品行和技艺来教导，推举贤能之人。从前贤人朱熹曾说：“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同，做官的方法没有不同，选拔的途径没有不同，因此士人有坚定的志向而没有其他羡慕，早晚勤勉，只担心道德学业不修习，不忧虑爵位俸禄没有到来。”这就是吏治日益兴盛的原因。降及后世，虽然不废除选举之法，但法度越变越低下，名不副实，又何必担心吏治日益败坏呢？我朝以科举选拔士人，衡量才能并非不精密，无奈只用八股文、小楷、试帖来约束士人，致使士人每天困在其中，没有闲暇博览群书，潜心修习道德学业，以达到实学的境界。吏治的衰败，未尝不源于此。苏东坡说：“从文章的角度来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用的；从政事的角度来说，策论和诗赋都是无用的。”官吏是通晓政事的人，怎么可以用八股文来选拔他们呢？然而科举中第的人，虽然不都有政事的学问、政事的才能，但终究文理优秀的人居多。如果一旦做官，专心于政事这一条路，抛弃钻营奔竞的心思，贪婪荒谬的见解，对上勤加奏报，对下关心民生，科举中还没有不可磨砺的人才。可是自从捐纳大开，杂流并进，仕途于是日益泛滥，吏治于是日益败坏。然而正有怀抱音律、背负奇异才能的人，足以匡正时局、济世安民，有的不看重科名，急于表现自己；有的志向远大，出资报捐。捐纳之中似乎也不能一概说没有人才。只是捐纳之中，追求富贵的人多，心存利济的人少，以至于庸碌市侩也能混杂其中，甚至目不识丁，穿着官服傲慢待人，把这类人加在百姓头上。这哪里只是把婴儿的肉投入虎狼的洞穴，把锦绣之物供盲人赏玩呢？议论的人常说想要整顿吏治，必须清理仕途；想要清理仕途，都要停止捐纳。议论并非不当，无奈在国库支出短缺的时候，国家用度浩繁的日子，不仅不能停止，导致突然缺少这一项收入，而且还需要推广，希望收取细微之力的帮助。推广都来不及，又哪里谈得上停止呢？那么捐纳不能停止，而想要使仕途清明，吏治严肃，怎么办？回答说：只有考核他们来区分贤与不贤，决定去留，这样对上不妨碍国家用度，对下不伤害百姓生活，没有窒碍而可以收到实效，依照公允而可以杜绝钻营，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昨天报纸记载江西巡抚李勉林中丞奏请设立馆舍考核官吏，以抚署东花厅作为斋舍，札令臬司柯逊庵廉访总理一切事务，并命令候补知府曹价人太守担任提调，还派遣候补州判夏别驾辅宣专门供差遣，筹集资金购买书籍数十种，以便各位官员在其中学习。大概秋天可以开考，所拟定的章程详审精密。我知道中丞将来必定对江西大有建树。考核官吏的举措，各省先前已有实行的，有的每月考核，有的每季考核，只是临时考试，平时并不设立馆舍讲习，所以虽然有考核官吏的举措，但吏治未必能振奋兴起。大抵所说的虽然好，但所实行的未必都好，上下疏远隔绝，无从体察罢了。现在中丞在官署中设立馆舍，近水楼台，不亚于师生之间的传授。谁品行如玉般美好，谁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中丞无不都能一一考察，比起仅仅测试空谈，相差岂止天壤之别？虽然名额只取二十名，但轮流拨补，将看到四五年后补缺的人员，无不从吏馆出身，无不具备吏治的实学。希望各省仿效实行，那么中国还担心没有官吏人才吗？官吏人才一多，那么中国还担心不治吗？

《广辨奸论》

提拔草野之士而用高官厚禄荣耀他们，赋予他们威权，慢慢观察他们，却不以报答我，反而以仇视我，这件事最让人不平。处在朝廷之上而颂扬君主圣明，自我表白恭敬畏惧，退下来后观察他们，却不是感激我，都是欺骗我，这件事又最让人痛心。对于奸臣，有国家的人既都应该痛心而不平，为什么当时反而都说他们忠爱我、爱护我，而认为他们是贤才？或者即使察觉他们不堪，仍然认为可以原谅，为什么呢？也就说：凡是奸臣，必定有自我装饰的手段，来炫惑君主的耳目，反而很像忠诚的样子。唉！这就是苏轼《辨奸论》写作的原因。然而苏轼所说的奸臣，虽然说应当辨别，但他们行奸的手段，还容易辨别。自古以来的奸邪，纵然极其阴险狠毒诡秘而不可测度，但必定

译他们都揽权自喜，以求畅行其所欲为，否则就通过谄媚逢迎获得君主的宠信，希望能推行他们的邪说。然而奸臣的计谋，有时并不完全出于此，他们生前显荣、死后哀荣，竟然无人能识破他们的权术，这不仅是欺骗同时代的人，而且是要愚弄天下万世之人。唉！这种权术真是狡猾啊。至于他们造成的祸患之猛烈，甚至比那些揽权自喜、谄媚得君的人还要加倍。国家如果有一两个这样的人立于朝廷，法纪纲常逐渐被侵蚀浸染，酝酿滋生祸端，没有不导致国家灭亡的。唉！事情真是危险啊。这就好比医生治病，寒气极重却投以清热之药，虚症极重却用攻下之方，一旦用药不当，危重病症立刻显现，危急时再改方，还来得及补救。这也就像世人所说的奸人尚且容易辨别。如果病人病入膏肓，医生故意给予调和之药、平和之方，即使喝上百剂，也看不到危害，可以使病人家不更换医生。然而时间久了病情加深，虽有良药，也无法奏效，等到病情已经危急，再拿出以前的药方公开评议，本来没有导致死亡的，人们就认为这不是医生的罪过，却不知道这都是医生独自造成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奸人难以辨别。臣子不忠于君主，臣子固然痛心。然而后来读史的人，虽然自身没有利害得失，但每当遇到那些扰乱国家大计的臣子，没有不痛心疾首、唾骂以快的，忠义之气，不知从何而来。所以古代一个朝代的灭亡，必定有一两个被众人指责的臣子，但唯独西汉的灭亡，只知道归咎于王氏的不臣，而对于匡衡、张禹、孔光、马援等人，却宽恕他们，我实在不解这是为什么。匡衡、张禹、孔光、马援等臣子，有的担任师傅之职，有的承受顾命之重，经术文章，一时炫目耀眼，再加上他们畏惧权势、避退势利，儒雅持重，把他们看作奸臣，没有一个人相信。然而汉室的灭亡，实际上是由这几个人造成的，这确实是我所说的最奸诈而难以辨别的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鉴，后车之师。那些揽权得君的奸人，容易知晓，所以后世犯此错误的人很少。像匡衡、张禹、孔光、马援这类人，即使是明察的君主，也容易被他们欺骗，因此相继效仿而成为这类人的，比比皆是，能不危险吗！我之所以就苏氏的意思加以阐发，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