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八兵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八 兵政

保甲

整顿保甲

各州县的保甲制度大抵有名无实，所以事务虚浮空转。正值隆冬时节，急需加意整顿。南昌府知府江讯，我太守于是督同南昌县知县孟子卿、新建县知县文芝土〇岛，恳切晓谕，其文曰：安定百姓的要务，没有比清除盗贼源头更优先的；消除盗贼的好办法，没有比严格实行保甲制度更好的。历年屡次奉上级官员札令饬行，务必切实执行，谆谆告诫，然而每次举办，却毫无实效，这都是因为稽查不严，赏罚不明，又没有正直的人士协助办理，难怪好的法令和美好的意图竟成了具文。本府之前在瑞州任职时，斟酌议定新章五条，命令下属认真举办，实行后颇有成效。如今移任洪都，忽然已过一年，虽然省城的保甲早已奉上级官员委派人员分段稽查，但乡间及外围属县未能一律举行，自然应当仿照办理，以期望铲除坏人、安定良民，风气清朗、习俗美好。实在担心你们未能领会本府的意思，所以急迫地督同恳切晓谕。为此仰告全府绅士百姓知晓：你们仔细想想，与其让盗贼为患，自身先已受害，仍须经由官府，告状催词，即使官府明察秋毫，不准书吏差役需索财物，不致使你们受累而耽误农时、荒废家业，惹气伤财，已遭受无穷苦恼；何不防患于未然，家家得以安宁无事，共享平安之福。须知本府县苦口婆心地劝谕，并非对官府有什么利益，所以不惜心力，不吝钱财，一定要切实执行的，无非是为了替你们保卫身家、谋求安居乐业，以希望稍尽守土之责，此外没有别的意思。你们绅士百姓各有天良，倘若不体谅本府县的苦心，仍然像以前那样玩忽职守，扪心自问，难道能心安吗？

一、杜绝骚扰拖累。查向来门牌册籍均由本县捐资办理，不派民间分文，然而书吏差役地保下乡，不免需索盘费，甚至各处设立局所，经费不足，私自向各户敛钱以资津贴。如今一切经费均归府县公捐，委派的书吏差役一概不下乡，保甲公事悉归本乡绅士首领办理，本乡一概不设局所，自绅士富户以至贫民，均无分文花费。本府县如果遇到公事方便，顺道抽查，随带夫役，自行发放工食，丝毫不骚扰民间。倘若有人藉端讹诈勒索，准许随时喊冤禀报，立即严惩。凡绅士首领有保甲公事到官府，立即接见，来信也代为办理。如果门丁书吏差役有丝毫需索，无论是当面还是函件禀报，定将需索之人加等治罪。

二、严格责成。查十家编联之法，旧章已经完备，但须遵行，无需再议。如今酌定每乡设一乡正，或由官府访求聘请，或由地方公举，必须公正刚直，向来被众人敬服者，方能胜任。团总即由乡正举荐，甲长即由团总举荐，牌长即由甲长举荐。凡事牌长报告甲长，甲长报告团总，团总报告乡正，乡正禀报官府核办。有办事不公，或私自敛取小民分文者，即由举荐之人禀明究惩更换。倘若包庇隐瞒，定将举荐之人连坐。

三、联络声气。保甲，即古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意思。如果声气不联络，典章与不办相同。今后一家有事，各家奔赴救援；一村有事，各村奔赴救援。至于二三户的小村，全仗附近大村保护，不得漠视须知匪类能害别人，即能害我。同乡土里，应使患难相顾。平时我不救别人，等到自己有事，谁肯救我？倘若自己不怕，视别人之事不关痛痒，坐视不理，一经查出，定照庇护匪人、贻害乡里，从重惩办。

四、明确赏罚。一牌之中有无不法之事，同牌断无不知道的。今后须按乡按户出具切结。如有一家窝藏匪类，开设赌场聚赌，以及各项不法情事，九家不报，九家连座。若九家报知牌长，牌长不报即连坐牌长，与九家无关。推而上之，甲长、团总、乡正则皆然。何处报明，即算无事；何处不报告，即与连坐。至于匪类盗贼，能够捆送者，随时捆送。倘若是一乡所畏惧之人，不敢捆送，准许其密禀，由官府密拿，不使捆送密禀之人稍受连累。但必须有真凭确据方可，也不得私自纠集抓捕拷问。倘若妄拿诬禀，以及私刑拷问，一经查实，定即反坐。此外如能捕获匪首大盗及擒送罪大恶极之人，定予优厚奖赏，即由府县公捐发给，绝不食言。至于确实系良民被贼诬陷攀扯，准许同牌九家联名保释，在家听候传唤质询。如敢徇私枉法妄保，亦即连坐。

五、敦厚风俗。洋赌博、娼妓、采茶、淫戏最为风俗之害。各团馆查明有多少家，另造一册，责令该户连同邻居出具不容留匪人的保结。本人出具留容匪类，除照律治罪外，仍将房屋充公甘结。倘若房屋系租赁，必须房东出具，如有留匪情事愿将房屋充公保结。若无以上各保结，勒令收歇改业。其赌博、娼、采茶、戏，一律严禁，照明

译赏罚这一条要统一办理。至于民间偶尔因为细微小事，或是听从挑唆卷入诉讼，或是吵闹斗殴，或是妇女撒泼耍赖，甚至借机纠众抢劫、轻生短见，这都是因为愚昧无知，冒犯了国家法律，最终没能害到别人，只是白白害了自己，即使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全靠明理的士绅长老以及乡正、团长等人，随时开导劝解，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家共同和睦相处。如果能在一年或两年内改变风气、移易习俗，确实取得成效，本府县自然会酌情给予花红赏赐，以示奖励。以上五条与旧有章程相辅而行，只要能够切实推行，不仅仅是良善之人得以安宁，难道匪类不会绝迹吗？将会看到官员、士绅和百姓同心协力，由此兴办有利之事、消除有害之弊，按次序推行，必定收到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那样灵验的效果。只是府属地区的公正士绅长老，向来不肯出头过问公事，要知道干预诉讼是缺乏品行的表现。但如果关系到一郡一邑的重大利害，仍然袖手旁观，地方上怎能依靠这样的绅士呢？本府县苦心孤诣，制定了有利无害的良法，既不让委员、书吏、差役下乡办事，如果公正的士绅长老再不协助管理，试问府县只有两个人，能否处处亲自办理？这是士绅长老不乐于乡里治安，不愿风俗淳厚，辜负了本府县的一片婆心，这还算小的过错。想必公正的士绅长老深明大义，对家乡情谊深厚，应当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

译江苏省保甲论

朱镇

自古以来，有治理的法度，必须先有治理的人才，不拘泥于古代，不局限于当今，才能使人们各自发挥治理的作用，而法度才能通行无阻。为什么呢？比如宋朝时，王安石担任鄞县县令，仿效古代编组百姓的遗意，开始实行保甲制，百姓觉得很便利。等到他担任宰相，就把鄞县的法度推行到天下，盗贼反而增多，百姓遭受其累，最终青苗法的祸患兴起，保甲制被废止不再实行。这难道是法度不好吗？也是不能使人们各自发挥治理作用罢了。孔子说：“君子不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他的言论。”王安石为人不必论说，但是保甲制则不应当废止。我朝查核户口，辨别籍贯，防范盗贼，禁止流民乞丐，简而言之，不外乎编审保甲。保甲的法度，每户发给门牌，写上家长的名字，以及男丁人口的数量，每年更换一次，出门注明所去之处，进门注明所藏之物。有迁移的住户，随时换发新牌。十家为一牌，牌有牌头；十牌为一甲，甲有甲长；十甲为一保，保有保正。对于违犯法令、搞阴谋诡计的人，都命令查报，这是保甲的大概情况。从前王阳明在南边实行，蔡忠襄公在西浙实行，于清端公在江安实行，风气清朗、习俗淳厚都有实效。然而时世不同，地域不同。江苏人本来文弱，太平日子尤其安逸，适宜遵循于清公的成法，而参酌变通，将保正另设为社长，用来优待其称呼，而对品行端正方正的人有所期望。窝藏盗贼，只连坐左右邻居，宽恕其他九家耳目有所不周。官员、幕僚、乡绅、邻居有犯法的，不与他们相干，知道他们很少往来。社长、甲长、牌头实行两年见到成效，必定奖赏，这是勉励他们，而期望可以长治久安。遵循这样做，从牌头到甲长到社长，就像手指承接手臂一样顺畅。社长有选举，由上级官员推行，下级效仿，这是人之常情。举荐贤能、斥退不肖，是在上位者的责任。以实心诚信作为倡导表率，那么有关部门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社长以及甲长、牌头也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所谓不拘泥于古代，不局限于当今，而能使人们各自发挥治理作用，像这样的话，天下不足以平定，又何况是保甲呢？

战和

论谋定后战之利害

金安清

兵法有谋定而后战的说法，大概是说谋划。孔子也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而孟施舍所说的“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这是畏惧三军的人。这又是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勇士，可以激励懦夫，使他们立志，但终究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周文王一怒而安定天下，周武王也是一怒而安定天下，都是趁着时机而起的。时机怎么知道可以乘呢？是因为谋划得当。而后人不知道审察时机、估量形势，往往应对敌人迟缓，恐怕人们议论他们的后方，就用“谋定后战”的说法来自我解嘲，而实际上他们所谓的谋划，简直是毫无谋划。昨天有西方朋友谈到中国与日本人交战，牙山一役，竟然能以少胜多，而平壤却导致挫败，这其中的缘故是由于迟缓。中国的军队未尝不强，而弊病在于迟迟不进军，而且事先未曾谋划。两军对峙之际，日本人每天派出几骑骑兵，不时游弋，有时掠过中国军营而过，并不与中国军队交战，而中国军队也熟视无睹，也从未听说有中国骑兵派拨出营掠夺敌人的营垒。那么这是由于将领不知道作战，而不是士兵不能作战。牙山我方人少敌人众多，而日军屡次被击败，估计必定有事先谋划的人了。即使是大东沟海战，以中国军舰坚固且巨大，日军虽然有一两艘头等铁舰，哪里足以抵御？只是日军的炮小而多，排列在船的两侧，像蜂房一样，而且练习瞄准，等敌船对准后才射击，他们射击也不肯胡乱放空炮，船身活动或高或低，都不足以取准，必定等船平稳后才开火，否则不免失掉时机，而他们命中则胜过中国军队。中国兵舰的炮极大且远，倘若敌船被击中，那么受其一炮已可使船身粉碎，只是远则未必炮都能命中，这是它的弊病。将领不熟习兵法，士兵不熟习兵器，这本来是兵家所忌讳的，中国士兵所使用的枪，有自己制造的，有从外洋购买的，种类不一，样式也不一，而其用法也不能统一。我曾屡次说这一事实是中国的弊病。一门炮有一门炮的炮弹，一支枪有一支枪的子弹，不可以通用。即使其发射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不可以一律施行。而中国的士兵有的拿着毛瑟枪，有的拿着林明敦枪，有的拿着快利等枪，即使船上的炮，也有格林炮，也有克虏伯炮，一艘船也必定有几种。而这门炮的炮弹，如果误入其他炮，则必定不能发射，重新取换，更加觉得费事迟误稽延，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至于陆营各兵，他们所持有的枪，用来克敌制胜的，常有枪与子弹格格不入的时候。大概这些当兵的人，多是田野间粗鲁蛮横之子，起初未曾能细心辨认。营官哨弁，向来也有不能完全识别的。即使有人教习，人人能办，而在仓促之间，随手误取，则有枪与无枪等同，有弹与无弹等同，反而不如先前专以鸟枪线枪为制胜之具，使用枪弹，断无不能合用之时。这个说法，说

译反复多次，却始终未被采纳，至今仍然沿袭旧制。听说在平壤战役中，有人提及，有一支营队正好处于倭寇进攻的要冲，但其枪弹都不匹配，以至于在惊慌失措之际，只能徒手搏斗，导致率先溃败。一营溃败，全军士气便随之动摇，毫无斗志，这是令人极为扼腕痛心的事。然而错误在于兵器，兵器还可以改弦更张、重新整顿。以前车之鉴为戒，对后来者谨慎防备，一次失误或许不会导致再次失误，但中国办事迂回迟缓的积弊，更是历来存在的痼疾，可称为难以治愈的顽症。如果不赶快医治，恐怕将来会出现病入膏肓、无法挽救的局面。看这次倭人先占领韩国京城，先发动民众，先用兵船侵犯威海等地，简直是在每件事上都抢占了先机，而中国都成了后手，这其中的利害得失，判断得十分明显。军事机宜在缓急之间，容不得丝毫迟疑，却说前线将领必须向数千里之外的朝廷请示命令，然后才能行动，难道不坐失良机吗？像这样，能说没有谋略吗？还说什么谋定而后战吗？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但战争的胜负，在于理直还是理曲。倭人这次以无名之师，行无理之举，即使狡计百出，掩饰多方，终究不能以欺骗人的手段来欺骗上天。中国虽然偶有挫折损失，但理直气壮，正义之声足以震动天下。圣明的君主在上，一道诏书下达，便让人感激鼓舞得不能自已。对错失战机者按军法处置，对有功劳者破格奖赏，将士人人都有奋起抗争的志向，就连民间也多有同仇敌忾的诚意。事权统一，指挥既定，从此吸取前车的教训，不至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知道虽然先前有小挫，但将来必有大捷。你又何必做那种杞人忧天的担忧呢！虽然如此，你所说的，也属于极有见地的话，是当朝执政者不可不知的。那么请把你所说的话，写下来发表，以表达我像冬日晒太阳时献上一把斧头那样微薄的心意，怎么样？

译关于战争的问答

有一位愤世嫉俗的客人向澄观主人问道：“顺与逆是道理，大与小是形势。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岛国，专门把诡诈当作得计；中国堂堂正正，不崇尚阴谋，顺逆的不同由此可知。日本的兵力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其赋税收入又远远不如中国，大小的悬殊也由此可知。然而为什么自从出兵朝鲜以来，日本事事争先，中国步步落后？如今朝鲜国王已经被俘，牙山已经失守，日军又进驻澧津，扼住我国陆军前进的道路；又派遣兵船在海面游弋，装载两万二千名士兵前往朝鲜，从釜山浦登岸，安然无恙，从未听说中国兵船拦途截击。而中国载兵赴朝者，鉴于‘高陞’号轮船的覆没，不再有问津的想法，大队陆军渡过鸭绿江而去，沿着陆路前进。正值烈日熏蒸，长途跋涉，行军劳苦，一千多里的路程，估计十天可以到达。现在听说前锋部队已经抵达平安道，安设营垒；后路部队尚未到齐，想必需要等待时日。日本却已经屯兵要隘，反客为主，以逸待劳即使中国陆路部队陆续到齐，计划进攻日军，日军也已经事先做好准备，想要擒获并扫荡他们，恐怕并非易事。日本图谋占据朝鲜，蔑视中国，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平日里处心积虑，练兵修械，惟恐不及，甚至柴薪等物资，也在一年前就预备好了，不用智者也能知道他们的用意所在。而中国尚且懵然不觉，不早点做准备，直到日军屯驻仁川、釜山等地，还想要借助局外各国从旁劝解，侥幸希望和平局面能够达成。后来看到和议破裂，万不得已才增兵赴朝，这时已经事事掣肘。假如在东学党刚作乱时，立刻用轮船从海道运载大军赴朝，使他们疾雷不及掩耳，日本未必敢就调集重兵与我抗衡。即使公然抗衡，我们也已经先占据要地，迎头拦截，不让他们登岸，又派兵船在海中截击，他们既不能登陆，又不能在海面逗留，尚且退避三舍还来不及，怎么会任由朝鲜土地被他们践踏，朝鲜宗庙社稷被他们覆灭呢？然而这还可以说中国向来大度包容，不想衅端由自己开启，致使日本人得以先发制人。但是，当租用商船运载士兵的时候，为什么毫无准备？虽然万国公法规定，在两国尚未明示开战之前，别国船只代运兵械，不在违禁之列。然而日本多行不义，妇孺皆知，它不是公法所能束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中国多派兵船为之护送，一见日军船只就进行痛击，使‘高陞’号能够旱路抵达朝鲜境内，怎么会致使牙山的兵粮尽援绝？即使是有韬略的将领，勇敢善战的士兵，终究因为众寡不敌，效命捐躯，世上有像贾谊那样的人，能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吗？然而还可以说朝鲜境内已经糜烂，此时海道被阻，不能运兵前去，想要大伸天讨，必须等待陆路部队齐到，才可以大举进攻。但是，为什么兵舰如林，此前停泊在威海卫一带，未曾远出？等到日军舰艇攻击我国威海、旅顺两处炮台，幸好的是地势险要，炮台既有巨炮远距离攻击海口，又有水雷埋伏，日军舰艇不敢闯入，从未听说海中兵舰与之开炮接仗。难道此前停泊在威海的兵舰，知道敌舰将至，早已预先安排了吗？此次日军舰艇内犯，虽然有二十一艘，但其中破旧腐朽的多，船坚炮利的不过三四艘，尚不及中国兵船的精美。假如在进攻威海、旅顺两处时，中国兵船从旁边邀击，使他们前后受敌，可以全部被我擒获，而为什么计不出此呢？中国耗费数十年的心力，花费数千万的资财，制造坚船巨炮，原本是为了杜绝外侮的纷至沓来，奠定疆域于磐石之上。当此海氛不靖之时，船并非不坚固，炮并非不锋利，敌人未来则往来游弋，敌人既来则匿影销声。那么，所谓的船坚炮利，难道只是为了显示美观而已吗？您衡量时势，一定有说法来应对此事。主人说：‘您的心意是好的，您的言论莫非太急切了？我们小人伏处在茅屋之中，怎敢妄谈天下大事？’如今圣王在上震怒，勋臣在下筹划，各省不乏知兵宿将，足以备御侮之选，湘淮少年各自扶持忠义奋发之气，一听到招募，无不投袂而起，愿意出死力以报国家豢养之恩，几十万军队顷刻可集。日军舰艇虽然冒险深入，各省海防办理已臻严密，南北洋兵船不少，诚使水陆相应，内外夹击，使他们进无所逞，退无所归。区区日军舰艇，不被我击沉，即被我擒获。估计陆路赴朝之兵，悉数已到，节节进剿，步步为营不难将日本二万余之兵歼除尽净。一面派各兵船驶往朝鲜海面一见日军船只即行轰击，不遇敌而退缩，不畏死而苟全，务使朝鲜海面无一日军舰艇，而后接济朝鲜陆地无一日军

译这样，藩属国才能得以保全。等到局势已经大体平定，然后扬帆向东，直捣其要害关隘和港口。日本军队劳师远征，国内武备必定空虚，再加上军队在外战败，败讯传来，民心骚动，内乱必然因此而起。一旦天兵压境，他们难道还会不叩头乞降、进贡钱财吗？我和您姑且拭目以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客人于是长揖致谢说：“听了您高明的议论，如同拨开迷雾般清晰，从今以后我不敢再谈论天下大事了。”

译关于议和必须占便宜的论述

有客人问我：“自从中日开战以来，祸患结聚，战事连绵，耗费军饷，劳师动众，已经过了半年。朝廷深切体念百姓的艰难，特意选派使臣，进行议和的行动，眼看就要谈论和谈，将干戈化为玉帛，和平就在指顾之间了。然而报纸上刊登的‘十难十要’的议论，好像和谈未必能够成功，难道和局终究不可以轻易议定吗？”我回答说：“并不是和谈未必能够成功，也不是和局不可以轻易议定。当矛盾已经开启，不得已而诉诸战争，这是形势使然。战争持续很久，无论胜负已分还是未分，最终都要归结于和谈，这也是形势使然。无论和谈有多难，无论和谈有多重要，只看和谈中是吃亏还是占便宜罢了。人生在世有彼此之分，国家建立就有你我之势。如果我方吃亏，那么对方必定占便宜；如果我方占便宜，那么对方必定吃亏。由此看来，绝对不可能有持平的局面。”

观察风气未开之初，中外隔绝，那么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也就任由其在其中自行消长。国家用度虽然有时不足，但财物终究没有外流；军队虽然有时不足，但土地终究没有外削。等到海禁大开，外国船只云集，不必兴兵动武，不必侵占土地，凡是交涉之事、贸易之路，中国无不处处吃亏。难道是中国不想占便宜吗？起初不知道有吃亏，让一个国家占便宜而去，接着就不得不吃亏，而各国都是来占便宜的。因为各国看到中国肯吃亏，所以能够共同维持友好；中国也因为各国共同维持友好，所以就不想稍占便宜，这是几十年来未曾变革的情况。然而对于大国而言，土地相当，富强相敌，即使暂时吃小亏，作为持盈保泰的计策，未尝不是占便宜的方法。所以缅甸归属英国，暹罗、越南归属法国，黑龙江以北归属俄国，确实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而对于区区边境的损失，并不介意，都当作大事置之不理。于是天下都知道中国肯吃亏，几乎想把中国当作鼎中的肉，共同想伸手沾光。没想到不是大国发难，而是区区一个岛国的倭奴发难，这是所料不及的。

倭奴在剪取琉球的时候，朝廷因为不想涂炭生民，所以不再争夺这个岛屿。国家并非真的甘于吃亏，而是中国正普施覆载生成的恩德，而倭奴却更加滋长骄横放纵的心，于是想要得陇望蜀，借高丽兵乱为名，夺取我的藩属。揣测倭奴的意思，认为中国向来肯吃亏，必定不会兴师动众，高丽可以唾手可得。没想到我皇上赫然震怒，命令将领出兵。高丽是我的藩属，援助它是情分，也是道理。夺取我藩属的是寇贼，不剿灭它，天下断没有这样的情理。然而出自中国，都在情理之中，而倭奴看来，却出乎意料之外。倭奴在此，也断不能自认为必定占便宜。等到牙山溃败，平壤奔逃，于是使倭奴的骄志顿时增长数倍，以致有侵犯我边疆要隘之心，以遂行其挟制要求之意。假如当时幡然改变计策，对高丽不问，只使巩固我方疆土，紧急调遣南北洋兵舰，直趋长崎，施行围魏救赵之计。倭奴首尾不能兼顾根本一摇，军心自然懈怠，而且仓促无备，不仅倭奴的巢穴堪忧，即使高丽的军队也不战而自退。中国难道不能大占便宜吗？然而计不出此，斤斤于争夺高丽，已经不是上策。然而如果将帅听命，还不难转败为胜。然而奔逃的奔逃，溃败的溃败，以致金州、复州、海城、盖平、旅顺逐渐沦陷，占据我的城池，毁坏我的炮垒，夺取我的器械，耗尽我的粮仓。倭奴在此才大占便宜，而中国的吃亏就不少了。

客人说：“那么中国竟然没有便宜可占吗？还是竟然不想占便宜呢？”我说：“中国难道不想占便宜吗？如果中国不想占便宜，那么倭奴侵扰高丽的时候，可以袖手旁观，不必劳师糜饷。所以要争夺高丽，是因为不肯吃亏的缘故。至于争夺高丽不得，反而丧师失地，吃亏不是更严重吗？至于吃亏而想与之和谈，也是因为吃亏于战争，未尝不可以占便宜于和谈。如果连和谈也不能占便宜，那么不如先前不争夺高丽来得得当呢？况且倭奴曾有赔偿五百兆圆兵费即可议和的说法，中国如果肯吃亏，应当早就答应它的请求，又何待今日呢？今日之事，也是时局的一大转机。胜仗接连听闻，战事逐渐有起色，中国即使不想稍占便宜，也没有吃亏的道理。如果再吃亏，那么难道还有占便宜的日子吗？我皇上洞悉情形，独自掌握决策，不肯让倭奴稍占便宜，以致留下后患，而使臣身负重任，也不肯让中国稍有吃亏，以致损害国威。那么如何可以占便宜？如何可以不吃亏？相信使臣早有成竹在胸，不需要我的臆说了。”客人作揖退下，于是推演而成此说。

关于议和预防后患的论述

天下的事，一错岂容再错？倭奴粗野强悍、桀骜狡黠，其蠢蠢欲动，已经有十年了。

译趁着朝鲜东学党作乱，袭击并夺取其京城，扰乱其政事，残害其百姓，而我军为保护藩属驻扎在牙山的部队，兵力单薄力量薄弱，最终因失去援助而溃败退却。句骊全境都被占据，这都是因为当权者懒惰怠慢、昏庸无能，坚决不想作战，心中只有“和”这一个字，牢不可破，所以局势的失误到了这种极点。然而起初还庆幸中国边境未曾受到侵犯。等到九连、凤凰各城警报频繁传来，京都震动；金州、旅顺等处的险要关隘全部失守，京师戒严。在这个时候，朝廷内外，无论智慧愚笨、贤良不肖，没有不怒发冲冠的。软弱的人扼腕叹息，刚强的人捋起袖子奋起呼喊，都想得到日本人的皮肤来垫着睡觉，吃他们的肉。而日本人在高丽的，已经被东学党所困，屡次遭受伤害，加上北方地区寒冷困苦冻死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们的国王自从迁居广岛后，民心背离，诽谤之声不断，时常有纵火焚烧的事情。至于兵员不足，就招募小工；军饷不足，就强行向妓女捐税。种种困迫的情形，已经可以大概看出。这是上天给我剿灭日本人的机会，时机啊，不可失去。如果我们分兵三路：一路从小路渡过鸭绿江，收复韩国京城；一路进攻收复长崎，摧毁其巢穴；又派一军往来巡察，以遏制外援，使其腹背受敌，不得不低头顺耳来求和。像这样来谈和，那么战争就会永远平息，必定不敢背离声教而蔑视王灵，而之前导致的失误，大概不至于再造成后来的误事了。然而最近听说朝廷特派张少司农、邵大中丞奔赴日本商议和事。这是皇上和皇太后怜悯亿万生灵惨受刀兵之苦，因此弘扬远近一体的度量，广施乾坤覆载的恩德，使干戈收敛，重新通好。只是担心犬羊的本性难以驯服，他们看到我们各路大军如水流向沟壑，足以抵御敌寇，一旦派遣使者谈和，不认为我们是宽宏大量，借此深戒黩武，而认为我们满朝怯懦，甘愿求取城下之盟，于是放纵其贪婪，多有要挟，或者另求口岸以互通贸易，或者索取军饷以平息争端。这本来就是开启战端的本心，至此正好如其所愿来互相补偿。不仅如此，目前日本人人力耗尽势穷，兵饷交困，想前进不能，想后退也不能。我们不在此时攻击其弱点，乘其虚隙，以歼灭其众，却急忙与他们联欢。即使和议之后，日军立即撤回本国，然而没有展示威严，先展示了软弱，那些狡猾想逞强的人，怎必定不再起野心？转眼春天回来，北洋冰融，他们更背弃盟约兴兵，趁我们不备，突然用兵舰夺取我的藩属，窥视我的京畿，并且分兵骚扰南洋，使我首尾不能相顾。那时良将锐师已大半撤回，所招募的勇丁也未必都留在防地，而一无裁遣，岂能像这样？日军容之盛，防务之严。而倭兵休息多时，转弱为强，转怯为勇满载车粮，来与我猛扑坚攻，恐怕先前弃械逃跑、望风披靡的人，将再次出现在他日。这是一误在未战而欲和，导致先机坐失；再误在既战而轻和，不思后患宜防。想惩戒覆辙，却适逢危机，国是至此，还可问吗？昔日金人以和愚弄宋朝，秦缪丑以和愚弄高宗，高宗实以和自愚，读史的每为之废书三叹。现在的议和固然不同于往昔，然而日本人狡猾成性，轻诺寡信，倘若表面与我讲和，而暗中实则误我，那么我被日本人愚弄，而后悔莫及了。然而那么现在的计策，不可以主和吗？说：主和也未尝不可，只是不和的策略，与能战的谋略，不可一日忘记。使日本人自知财已穷，力已竭，兵连祸结何时可已？因此仰体我朝怀柔之意，帖然就我范围，则可以讲和，和也可久。若仍恣睢暴戾，想逞其贪得无厌之心，则不宜与之讲和，速与之战。值此猛将雄师次第聚集，即用上述三路进兵法，而协力同心，自不难震慑其气而寒其胆。万一不胜，再另求制胜之法，必待既胜而后言和，而南北洋防務仍不可稍有懈弛。北洋似宜以宋聂二统领总我纲，南洋似宜以冯刘二军門握兵柄，而事权归一，使无牽制之虞，而东渖孱弱，別派重兵以守护之。至各行省召募的勇丁，若统归营伍，则耗费军饷难以支撑，只简择精良，才能克敌可恃。这是和局既定，而善后的计策。总之寇氛深入，当轴者误之于先，自今以后，虽晏安无事，但衮衮诸公，时刻有烽火的迹象，交儆于心目间，则干惕深，后患潜消了。传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倭扰边疆，未经大创，忽然罢兵息战，这是纵敌。我惧其叵测居心，患贻数代，故为“一误不可再误”之说，以耸动当途之听焉。

译战具

论战具

朝廷最近为了安南事务，特派李傅相去经营滇、粤三省的军政。起初听说有他直接前往南边的说法，后来通过天津的邮报得知，傅相仍然需要回到北洋大臣的任上。于是观察他旗帜所指的方向，才知道他启程之后，先去金陵短暂停留，然后再返回上海。上海已经准备好了行辕，官场传闻说傅相在上海将会逗留一个多月。大概是因为在金陵时，这次统率军队经营三省海口等事务，本该属于南洋管辖，所以需要与左侯相商议，然后才来上海整顿办理军务。〇上海是南北洋的适中之地，招募勇丁，筹措粮饷，以及某省应当派兵会合援助，某省应当协济军需，消息容易通达，不难随时处置，所以选择居住在那里。况且安南之事，关系到中外大局，倘若外国人一定要大肆逞其志向，喜好寻衅中国，意在保持安定、维持盈满，能停止就停止，未必乐于与之交战。那么或许通商各国，也因为中法不和，有碍贸易之事，不把法国人当作真正的调停者，希望使兵戈不兴，裂痕可以弥补。傅相在上海，那么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可以就近商议办理。然而近日中国的行事，既然已经这样，持论者有的说两国最终会走向和平，有的又说中法必然走向战争，这不过是就法国人的意图而言罢了。〇不召回公使，那么之前在总理衙门所议定的云南边界一节，法国朝廷似乎有所首肯，只要法国没有异议，中国必定不会挑起对法国的战端，这是和平的机会。然而连日来西方报纸所传法国朝廷聚议的情形，却是法国人有一往直前的气势，务必踏平安南，侵夺云南边境而后已，而且自视富强，轻视中国，大有齐桓公陈兵召陵，骄横地向屈完示意的意思。既然法国想要战争，中国也不能强迫它讲和，必定是被迫于不得已而与之交战了。是和平还是战争，事情还不可知。只是和平就不必有所准备，而战争就必须有所准备，庆幸最终和平，却不能不防备可能战争，而目前中国作为战争准备的，论者固然难以指出其实质。兵法说知己知彼，傅相统兵将近二十年，岂肯轻举妄动？说是衡量敌人然后前进，考虑胜利然后会战。今天的形势，衡量敌人不难，考虑胜利则难，即使是傅相对此，也觉得没有把握。有人说中国自从同治以来购买的船炮很多，目前分布在各海口，不下几十艘，当它们向外洋购买制造时，西方人看到，都说它们精利无比，与泰西的兵船战舰不相上下。船上的炮，也都是新式合用的。再用西方水师的方法教练兵丁，今日沿海的武备，事事不落后于西方国家。以此来说战争，何愁不能取胜？回答说：法国人如果与中国为难，势必尽起精锐而来。但是他们的船，我的船也一样；他们的炮，我的炮也一样。虽然未必能胜，但哪里见得一定失败呢？打就打罢了，何必多虑？唉！这话何尝不足以壮大中国人的胆量，张扬中国的威势？但我所谓没有把握的意思，〇另有所在。器械虽然精良，士兵虽然训练有素，就平时来说是这样。器械精良而能使用器械，士兵训练有素而能使用士兵，则要等到临时才能显现。有事与无事，局势阵势大不相同；即使强弱众寡的形势，也相差悬殊。中国购买船炮，选择学生，教以西洋水师的方法，原本不仅仅是装饰平时的观瞻，实在是想要用来济助临时的应用。而那时的时机和形势，似乎还有来不及的地方，是因为有兵而没有统兵的人。现在一旦挑起争端，强邻各海口所停泊的船，自必调遣听用。平时管带兵船的官员，固然由学堂教习培养而成，但在管带之上，更没有精熟水师的统领。管带一艘船，只知道一艘船的事，尚且依赖洋人做教师，做船主，不敢将一艘船的关系，轻易托付给少不更事的人。现在到了战争的时候，难道说让一个人指挥一艘船，就可以临敌吗？自从剿平粤捻以来，老将多有才干的，大多尚未年老，势不能不召用他们。但是试问昔日剿灭粤捻与今日抵御外洋，事情相同吗？不同吗？统率昔日的水陆大众，以攻克内地城池，像这样的人足以建功，固然如此。但未曾亲历海道，未曾亲自驾驶轮船，机器的运动，炮位的方向，未曾亲自处理这些事，而让他们做统领，想要他们在海上建功，不也很难吗？况且，每艘船中，从管带到兵丁，教练既久，自认为精熟。而面对不知海上情况的统领，必定有轻视之心。假令出战之时，号令不行，其祸患尚堪设想吗？中国自从有了轮船以来，未曾与他国交战。船所停泊的地方，不过这几个大口岸。不但海外的路程，即使南北万里口岸纷歧，情形也不熟悉。如果有知兵的统领，已经逊于他国一筹，何况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呢？前年英将戈登条陈中国诸事，曾说购置船炮，不必一味追求上等，倘若没有善用船炮的人，一旦有事，恐怕不待交锋，船炮反而被敌人所用。这话，难道是轻视我们中国吗？也是深知我们中国的弊病，而想要医治它。我对于今天，也暗暗地为此担忧了。

译。

关于军事装备的论述

译观察世道变迁的人，看到当今军械与古代不同，不禁感慨万千。古代圣人，利用弓箭的威力来威慑天下，这就是军械的开端。蚩尤制造五种兵器，军械发生了第一次变革。此后日新月异，后人凭借聪明才智所制造的兵器，几乎无法计数，但归根结底不外乎是借此来杀人。到了本朝，以骑射技艺冠绝古今，又辅以鸟枪、火器和红衣大炮，于是号称无敌。但到了今天，以前所谓的长处，反而变成了短处。泰西各国军械的制造精益求精，军火的生产层出不穷。自从洋枪出现，以往所称的鸟枪、线枪、台枪之类都不再可靠了。自从有了洋人的后膛炮，以往的红衣炮、大将军炮等都失去了优势。唉！到了今天，杀人的工具可以说极盛了。孟子说：造箭的人只怕箭不能伤人，造铠甲的人只怕铠甲不能保护人，所以造箭的人比造铠甲的人更不仁。但用现在制造枪炮的人来说，造箭者的不仁还算是最仁厚的了。一支箭射出能伤几个人？而一枪一炮所毙命的岂止一两个人，而且只怕伤人不多、不快，又千方百计寻求最多最快的方法。枪支各有名称，如毛瑟枪之类，无法一一列举。火炮则有格林炮、克虏伯炮等名，也无法屈指算尽。一国创制，各国都因有利而争相购买，有的甚至仿造。近来外洋各国军械的威力确实冠绝古今。中国自从与欧洲通商，逐渐知道西方枪炮的优良，早上仿制晚上就购买。到了今天也不少了，大多以英、德、美三国所制的为多。有人说兵器既然不统一，用途也不同，混杂陈列并传授给士兵，势必导致枪炮与子弹像方枘圆凿那样不相容，士兵与枪炮像秦越之人那样不相亲，这又有什么用呢？然而进口的主持采购，出口的沦为附庸，推崇英国的必然压制德国，推崇德国的必然压制英国，各国都有制约，也就是各国都想推销，虽然不自认为天下无敌，最终意见不一，反而足以造成危害。那么办理军火的人，又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昨天有朋友邮寄来一篇文稿，说格鲁森炮厂制造的新式快炮，以及炮架、子弹等物品，其中描述的式样新奇，装填发射便捷，炮的口径、身长数值不等，炮架视炮的适宜情况而定，适合陆地就用陆用架，适合水面就用水用架。其发射的便捷迅速据说每分钟可达数十发。炮门能自动开闭，弹壳能自动顶出。而且发射时无需每发清洗，可以直到用完后再清洗。上面有瞄准针，左右上下，意图所指无不合乎法度。仅用两名炮兵，每分钟可发射三四十发。炮架的灵便，也异乎寻常。有了这种炮，天下的其他炮都可以废弃。曾听西方人说，法国有所谓霍斯盖斯炮，虽然射程仅二三里之近，但一发五十弹联珠而出，这大概也是它的同类吧？然而炮火在今天的使用最为猛烈，外洋的制造固然精良，中国也未尝没有人才。先前有自称楚北三代直的人来信告知：“有个叫袁祖礼的人，号黄武，湖北蕲州人。听说海军衙门张贴告示招募天下奇才异能之士，于是进京向醇亲王上书，呈上制服敌人的器具各种图说。当时得到醇王收录，拨款制造指南仪、罗盘、炮、水雷、独雷（水雷的一种）、悬雷、飞雷、阴阳雷、水管仪等各种利器。在己丑年九月间在南苑演习发射，百发百中，确实能高出西方人炮法测量数倍。庆亲王及各位官员见者无不拍手称快，旁观的数千人无不同声喝彩。无奈他不善于钻营，被小人忌恨阻挠，多方蒙蔽，百计倾轧，致使袁君计划落空归隐。”听说袁君妙法很多，最突出的有避炮火一法，不是法术，不是术数，不是符咒，确实是从图书中推演得来的。果真有此法，那么一切巨炮、排枪，无论新式旧式，都成了无用之物。不但能救一时之急，还可救万世之危，功绩真不在大禹之下。来信所述又是如此。由此看来，中国也未尝没有奇人。那所谓的避炮火一法，袁君因为被小人忌恨，所以计划不为人知，无不让人深深惋惜。我却认为天下不一定真有此事，天下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此说。言论可行，固然属于奇事；言论不可行，也是痛快淋漓的议论。那么军械的制造，到今天已经成了登峰造极之势，物极必反。我担心目前所谓的利器，又怎么知道不会成为日后的祸害呢？圣人以礼义为盾牌，以忠信为甲胄。议论的人或许认为这是迂腐空泛，却不知道蚩尤制造五种兵器，能制造五里之雾，但最终不免被黄帝擒获，而后感叹古人的话没有欺骗我们。那些倚仗利器来雄视海内的人，他们的出路果真可以倚仗吗？

军械说

中国自从与泰西通商以来，看到西方人大都倚仗船坚炮利，得以在海上横行，因此也把讲求武备作为急务。因为以前的枪刀弓矢不适用于战事，水上就改变使用铁甲轮船，陆地上就改变使用洋枪火炮。于是在沿海各要地设立制造船政等局，如上海、北京、金陵、福州、四川、吉林等地方。

译兵工厂中每天聚集上千人铸造各类军火，并用重金聘请西洋工匠在中间指导传授。有人说中国既然已经自行铸造，似乎可以做到兵器必定精良，器械没有不齐全的，不必再向外国购买，从而担心银钱外流了。不知道西方人关心国家大计，新式火器层出不穷，凡是一枪一炮，中国一经仿造，他们便推陈出新，另翻新花样。那些新出的兵器必定比以前的更精良锋利，与旧式相比，优劣差别如同天壤。试看船只就有铁甲冲船、快船、雷船的区别；雷就有浮雷、沉雷、撞雷、伏雷、飞雷、伺雷的分类；炮就有台炮、船炮、行炮的不同。中国近来虽然也掌握了其中的巧妙，但并非都能充分利用，所以仍然不得不向外国添购。比如台船炮以身长击远为珍贵，就必须购买德国的克虏伯炮，取其中心曲折使用得当；其次是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钢管外加熟铁包裹，都制造极难，无法模仿。陆路行军最重视车炮，在平阳山岭则以克虏伯车炮的六生特、七生特半口径的为宜；在平原攻守则以八生特口径的为最好。其机器必须从德国乌鲁生厂购买。其他如前营中的钢炮，钢炮就必须购买乌拉秋司，取其内钢外熟铁，最利于使用。连环炮有懦飞、登哈乞开司两种；枪有连珠、毛瑟、黎意、哈乞开斯几种；火药有棉花无之类，种种名目繁多，难以详尽叙述。中国如果想要一一仿制，不仅舍弃旧的谋求新的，耗费工时钱财，而且尚未精通其法，贻误反而更多，反而不如向外国添购来得快速且节省。当权者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专门委派官员办理军装，不遗余力。然而天下事有利一定有弊，外国出售的难道都是利器吗？其中也是好坏不齐，必须采购辨别的官员独具慧眼，精心辨别，这才不算白白浪费钱财。否则往往受其欺骗而不觉察。几年前曾向某国购买快枪，全是废品，已可概见。也有不肖的官员，暗中串通，用朽坏劣质的枪炮、潮湿的火药，申报高价，借此充实私囊。这类弊端，数起来几乎让人累得换人接着说都说不完。一旦海疆战事爆发，兵器不能使用，那造成的祸患还能设想吗？工匠想要做好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器械不锋利，与徒手相同。采购军火的人，必须精详审慎，选择平时诚信无欺、素有名望的人委派购买，这样才能对国家有益而不受其欺骗吗？我说：“你所说的，可以说明察秋毫。你对外国军火，也可以说考察详尽无遗了。得到你来管理这件事，不仅西方人固然可以掌握获利的筹码，即使我们国家整顿军队、加强武备，兵备日益严密，所购买的军装，又何愁粗劣而不适用呢？”我曾到金陵游览制造局，看到所制的格林炮，炮管分为十管，像笙一样，装入鸡心弹并摇动，则喷吐如连珠，顷刻间可射尽数十枚。私下认为杀人的兵器，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又曾听朋友说：日本所用的枪，都由巧匠田氏制造，与欧洲各国所用的截然不同。昔年曾将新制的献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蒙王大臣允许认为可行。去年又别出心裁，制成联发铳，每铳容弹十枚，启动机关不到一秒钟，即可放尽。如果只想放一二枚，或三四枚，则可以将未放的退回，不必既装入枪就必须放出。大约十枚子弹，总可击中一二人。以一秒钟的时间，一枪的子弹，而一二人就毙命于其中，假如两军交战，有军队十人，则这一秒钟即可毙敌一二千人。假如战至一二刻钟，不将尸体堆积如山吗？更何谈整日激战呢？那么军火，真是不祥之物，是仁人君子不忍心谈论的。虽然如此，到了今天还不从事军火事业吗？可以吗？合欧洲、美洲两洲，凡与我们通商的，多达二十余国。平常则用玉帛交往，变故则用兵戎相见。假如他们用火炮来攻，而我们仍用弓刀应对，势力不相敌，能够取胜吗？那么军火，正是目前的急务，不可一天不讲求。你努力吧！现在虽然从外国购买，以辅助各局制造之不足，将来技术更加熟练，心思更加灵巧，外国虽然日新月异，怎见得我国不能仿造，又怎见得没有像田氏那样的人出现，能运用新意，不落外国窠臼，其利更胜于外国。扩大并充实它，推广它，军械的精良，不真的可以立刻期待吗？

译论后膛炮。阅读了西历三月十二日英国议院所讨论后膛炮的文章，发现论述并不详尽；即使是首相塞西尔的议论，也并非明察秋毫。因此不得不急切地剖析并详细陈述，以区分优劣，避免混淆。我所制造的后膛钢炮的方法，如今已通行天下，西方各国无不深信并大量储备，为什么呢？因为能够适用。一个国家适用，尚且可以说是偶然契合，如今各国都认为适用，其火炮的优劣便可知晓。现在英国唯独使用前膛炮，实在是没有掌握后膛炮的精妙之处，不得不暂且使用，却还强词夺理，认为前膛炮等同于后膛炮，这不过是哄骗小孩的话，能欺骗谁呢？如果前膛炮真的能与后膛炮相等，那么各国为什么不干脆购买前膛炮，而一定要购买后膛炮来使用呢？况且前膛炮的价格比后膛炮便宜，这也是不用辩驳就明白的道理。至于拿普法战争时的情况来说，就更不值得讨论了。普法战争时，起初使用了四五尊后膛炮，因为使用方法不当，所以稍有微词，似乎不合心意；于是深入探究为何不适用的原因，一旦恍然大悟，此后便得心应手，最终在后膛炮上取得了战功。只是使用后稍有损坏，只需修整罢了。所谓起初使用的四五尊炮不适用的，都是旧式炮，其炮闩是用铜做的，而且是双股方门，铜性最软，经火后容易变形，双股方门的接缝处稍欠紧密，所以火药气体从后面泄漏，因此不适用，但终究没有炸裂。现在德国塞克塞呢所储备的炮，都已改造成半圆单门，绝无漏气的隐患，而德国朝廷还说炮位虽然完善，其中小件似乎不够便捷，我又悉心研究将小件改造成今式，再请德国朝廷试用，于是获得许可，随即又购买了一些，这都是众人所知的，并非我自我炫耀。塞西尔又说，我的炮屡次炸裂，计算我自从制造后膛钢炮以来，已经历三十一年，售出大小水陆各式炮共一万七千尊，查曾经损伤的仅十八尊，平均每九百八十一尊中才炸裂一尊，而炸裂处大多是因为双股方门，怎么知道的呢？火猛则铜软，铜软则方门必然有缝隙，气体急促则力量四处扩散，来不及泄出，所以有损伤。自从改造成半圆单门后，就再没有听说有损伤的了。又听说有英国官员某人说，我的炮每次发射后必须用肥皂水洗过，才能再次发射，这更是荒谬不经的话。每次炮必须清洗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土耳其的火药不好，与炮无关。就像沙菩里乃司和乌理治两处，都已经试用了我的钢炮，尽知底细。如果英国官员把这话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闭眼摇头说：“我不相信。”我近来又进行试射五十多次，并没有用肥皂水洗擦，于是该官员又说：“发射时每颗炮弹延迟五秒之久”，这更是无稽之谈。以前在比利时国试射我的炮，连装炮较准等事，每十二秒可发射二十五弹，每次必命中一千二百三十迈远的炮靶，大概两位公使想称赞前膛炮，却找不到理由，不得不贬低我的炮来宣扬前膛炮的优点罢了。唉，他们的见识多么短浅啊！况且以前奥地利军官也说后膛炮不堪御敌，但奥地利朝廷反而大量储备后膛炮。意大利某位宰相也曾请求购买前膛炮，但意大利朝廷反而购买了我的钢炮四百多尊。这两个国家的朝廷真正能深信后膛炮对军队有益，依靠它而没有忧患，所以相信并购买而不怀疑。英国大臣常海却说：“几个月前看见法国某轮船的炮手发射后膛炮，因疏忽大意，导致被轰晕等话。”炮手自己怎么可以归咎于炮呢？等到仔细查考那门炮，又是我制造的。私下认为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受前膛炮之害的人不知有多少，他们不自我责备，却唯独责备我的炮，难道就是古人所说的“喜爱他时希望他生，厌恶他时希望他死”吗？我说制造一门巨炮，大约值英银一万五千磅。曾经借英国试射【】我设立的炮厂，甲于各国，用度极繁，不像各国的献技者，一门技艺刚成，就献给朝廷，请求承担重任，由制造所得的利息偿还。现在我则自备资本，不能与诸厂相提并论。如果试射证实有效，必须购买我的器械，那么非英银二万磅不可。为什么呢？我自从造炮以来，经历多年，凡做成一物，必再三推究，屡次试验，唯恐稍有差错，所以炮位必求精良，器具必使灵捷，材料必选坚固，冶炼必至纯熟，然后可以出售。如果英国朝廷试射后称赞好，必然照式制造，我又怎么能阻止呢？所以必须让他们来购买若干，才能代办。这话早已传达到英国了。然而我生性愚直，深恶巧言令色，揭露别人的短处来炫耀自己的长处，损害别人的名声来求取自己物品的销售，这是小人浅见，确实不是大丈夫所为。大概物品的优劣，计算的巧拙，公道在人心，有见识的人自然能判断。哪里容得下喋喋不休地强辩呢！我再以确有依据、众人皆知的一件事，为天下有见识的人陈述，作为明证。如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荷兰试射炮位，以英国九寸口径前膛炮一尊，及我的十七桑的迈（当即六寸半径后膛炮）一尊，

译将两者对比放置，火药都使用同一种，用来轰击铁板。我方的小炮发射炮弹敏捷且准确，击中无一失误；对方则不能如此灵活，由此可知前膛炮不如后膛炮。荷兰国已将此事刊印成书，想必各国没有不知道的了。因为看到贵馆在评论各国事务这一方面，无论巨细必定考察，褒贬公正无私，所以详细陈述上述情况，恳请刊登在版面之上，以公之于众，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译水雷述略

水雷是西方国家向来没有的。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即咸丰四年，英国人在保得海有事，俄国人用它来防守海口，但也不怎么得力。到了九年，法国人入侵奥地利的威斯地，奥地利人也使用了它，但法国人还没有到达那里，水雷是否得力，还没有办法知道。十一年以及同治三年，美国南北部交战，轰毁敌船，就依靠这种水雷的力量，但只是用来整顿海防，没听说用它来辅助海战。近来制造得越来越精良，名称不统一，样式不一致，用途也不同。有所谓水雷，就是上面所说的用来防守海岸的，以铁为外壳，装满二百五十磅火药，沉入水底，即使深到四十托，也可以安放，前后分为三行，每行相距五百尺，每个水雷相距一百尺，敌船触到它的机关，立即爆炸。有用雷破雷的，用一百磅棉花火药，装在水雷中，用电送到那里，使雷与雷碰撞，一个水雷震动破裂，另一个水雷波及，顷刻之间，全都失去作用了。有所谓轮船水雷，以美国海军提督坡特耳所造的最优良，它的船连杆长一百七十二尺，二十七尺半浸入水中，十一尺压力七百吨，船身以铁为中，用铁板分舱，一舱出事，其他舱不能进水，船头及左右各安装管子以备插杆，船头杆长三十二尺，倾斜插入水中，杆末系着水雷，左右杆长各十八尺，用法同上，敌船触到杆，雷就从水底轰出。现听说俄国在多那河所用的，则以钢为船身，船面安装钢罩，像鱼有脊背一样，即使波浪大作，炮弹如雨，都没有损伤，船主在铁罩内挖开两个孔，以便瞭望，系雷的铁杆向来用活杆，每次触到敌船，自然能缩进，不至于震坏本船，设在船旁，使舵工前后都容易照料，每小时行十八海里，船尾多设一根杆，也系着水雷，倘不使用船头的雷，就将船身斜行使，船尾的雷与敌船碰撞，也能损伤，而且不必转舵，随即驶回，比使用船头的雷更方便。有所谓鱼雷，即英国人威得黑所造，形状像橄榄核，长十四尺或十九尺不等，直径十四寸至十六寸，以钢为外壳，分三节，首节装满三百六十磅棉花药，中节安装机器，末节储存压缩空气，使之激动中节机器，自然能在水中游行，两旁有翼，像鱼的翅膀，浮沉升降都由翼控制。机器马力约四十匹，雷重三十五磅。空气收紧，每平方英寸得到一千磅压力，未收紧之前压力只有十五磅。以行程迟速而论，在三百磅以内的，每小时速率二十五海里，一千磅的不过十七海里，敌船遇到它没有不失事的，即使船底近加铁网来防备，仍然无济于事。有所谓电气舢板水雷，即防备轮船水雷而改变其制度，以电气控制舵，其总处或在火船，或在岸上。趁敌船交战时，炮火迷眼或黑夜之际，就用该船前往轰击。只是击雷的杆须超过二十尺，过短则伤本船。船头竖立一块铁板作为屏障。这种水雷船出动，敌人防不胜防。〇来时多在黑夜，极难瞭望，即使船外铁网或用舢板绕船巡逻，都不能很好地防备。只有一位英国人名叫阿母斯的，拟用光弹施放水面来防备。他的光弹浮而不沉，白光四照，可耐半时之久。倘若遇到黑夜，只需如法施放，则满海白光照亮如白天，水雷船一定不敢靠近。即使驶来，则开炮击打，也不至于在暗中摸索而不知方向。水雷的体用大到了这种程度。

论水雷损益

近来因为时事非常艰难，谣言百出，交涉事件没有明文，而西方报纸电报所传，也有传闻异辞的，不敢冒昧翻译记录，徒然扰乱人心。只有沿海各省先后商议办理海防，讲武练军，征兵制器，这固然是人所共知的。先前天津、甯城分别设局，制造水雷，曾经演习施放。近来听说上海机器局也设厂制造水雷，学制与教操兼行，不久就会大有成效。只是近来听说西方报纸有论述水雷损益的，照译登录，以质问精于修缮治理军实的人。他的话说：防守海疆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种。那屹立在海中作为屏障的，没有比铁甲战舰更好的；依据险阻，扼控要害以阻止舟舰的到来，而收到奋击摧毁沉没的效果的，没有比全铁的炮台及全铁的巨炮更好的；其制造机关，安置在水底，等敌船靠近后才发动，发动后命中，全船即毁的，没有比水雷更好的。水雷的制度，古法与今法不同，越造越新，出奇无穷。它的发动，或用机关，或用电气，起初不分远近，只要潜伏密藏以取得成功。古人说水雷的利益有三：说省钢铁，省火药，省兵饷。为什么呢？想要铸造巨炮，材料多工费大，一发不能命中，而守台的人不守，委弃而去，白白地资助敌人。水雷用铁既少，而制造容易完成，分布在海疆要隘，敌人

译听到风声就不敢轻易进入，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巨炮和火药的消耗实在繁多，而且想要攻击远处的目标，往往几十门炮也达不到一门炮的效果。古代方法制造的地雷，耗费火药实在很多，动辄达到数万斤，一旦遇到水湿就毫无用处。这种用铁制成的水雷体积小但威力猛，等到敌船进入港口后再点燃，既可以施放于水中，也可以埋藏于地下，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敌船的到来飘忽不定，善于驾驶的人擅长躲避炮火，旋转自如。炮台的炮虽然有固定的准星，但想用固定的炮去攻击不固定的船，命中比较困难。况且沿海地区，听说敌船到来，处处设防，难免费用多而力量分散。用水雷层层布置，可以代替十万士兵，这是它的第三个好处。至于如何制造，方法才精妙；如何训练，用途才神奇，暂且不深入讨论。然而也有人说水雷的制造，只利于防守海口，不利于进攻作战，其实没有多大用处，〇因为它难以击中敌船，恐怕会妨碍己方船只，而且不能彻底击溃敌船。大体上，近代的船只制造，越来越坚固。那些用铁甲制造的船，尤其不是水雷的力量所能炸裂的，这也是因为亲自试验后才说的。英国现在制造最大的水雷，里面藏有五百磅棉花火药，其威力相当于普通火药一吨。把它沉入海中，用旧铁甲船试验，竟然不能一发就毁坏。由此可知，火药的力量，稍微研究一下就不如炮弹的力量猛烈。所以制服敌船的方法，首要在于巨炮，其次在于水雷。筹划海防的人，不要只依赖其中一端罢了。

译论鱼雷

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废弃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不行的。当玉帛等和平的礼仪行不通时，干戈等战争的事情就会兴起。这就是阪泉、涿鹿之所以成为争战的开端，而谈论军事的人于是以此为借口的原因。然而，过去那些在疆场上作战的人，他们所依赖用来杀敌制胜的武器，不过能伤害一个人或几个人，最多也不过数百人。就像《诗经》中所说：“弓矢已经调适，修整我的矛戟。”现在的人认为这些无足轻重，甚至把它们等同于废物，但古人已经郑重地谈论过，隐约可见兵器凶险、战争危险，不可轻易尝试的意思。孟子说：“争夺土地而作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作战，杀人满城。”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品味他的话，〇不仅希望战国的天下转变为太平的天下，而且预先料到纵横数百个国家，聚集千万人，生死只在顷刻之间，就像今天的炮雨枪林，把人命看得像草芥一样，因此首先重视穷兵黩武之人的罪过，从而为千百年后的生灵挽回杀运。无奈风俗日益苟且，人心日益狠毒，机变日益增多，器械日益精巧，认为木船不足以利于水战，于是轮船兴起；刀枪不足以利于陆战，于是枪炮出现。寻常的轮船、枪炮仍然不足以利于水战、陆战，于是铁甲船、来福枪、格林炮等方法又实行了。争雄竞长，各不相让。一旦有事，两军对垒，在惊涛骇浪中驾驶，在雾迷茫之外命中，尸骸遍野，血肉横飞，失败固然受辱，胜利又有什么补益？静心思考，也可谓惨烈了。于是还不满足，更运用精心在天空中行驶气球，从而可以窥探敌情；把水雷沉入海底，从而使敌船化为粉末。因法思法，以法渡法，到现在几乎到了穷尽无复可入的地步。这是关心世道的人为阵亡者悲伤，而对孟子的话更加肃然敬重、念念不忘的原因。近来听说有人用新方法制成了空中鱼雷，其方法是用一个机器装载充满轻汽的小气球，凌空行驶，可久可速，可上可下球载重三十四磅，从地球面上升可至五百尺至千尺。球的下面系着一个五金圆筒，筒里装着电汽，用来燃烧球中的轻汽。球的底部悬挂一个袋子，装满炸药，这东西如果碰到硬物就能爆炸，用它攻击城墙、毁坏营垒，没有坚硬的不能摧毁。而且这种球驾驶很容易，用几名士兵就足够了，确实是行军的第一利器。我私下认为西方人的军械精巧，没有比现在更甚的了，即使单就鱼雷一项而论。计有水面鱼雷、海底鱼雷，还有捕捉鱼雷的船，变化无穷，神妙莫测，似乎可以叹为观止了。于是穷思极想，又制成空中鱼雷这一种器具，务必使敌人断绝生路，无处逃避而后已。唉！精巧是精巧了，巧妙是巧妙了，难道不想想一个人用精巧的手段制造残害千百人的器具吗？无论果真中了它的毒，即使侥幸没有中，他的用心还可以质问吗？难道说兵器可以百年不用，却不可一日不备吗？那么训练的勤奋，制造的兴盛，已经足以与周围的邻国相抗衡，又何必使用这种越来越奇特的东西呢？难道说用这个来作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用这个来攻城，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吗？那么人的聪明，谁不如我？我既然在前面创造，别人必然在后面模仿，天下本来就没有独得的秘密。但我因此有所感慨：臣子当奏凯还师，拜爵封侯，荣耀炫耀到了极点？然而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一时的侥幸，不可以依赖作为常态。如果一定要用无坚不破、无往不利的方法，借人命来邀取爵赏，那么触犯天怒，子孙必定没有遗类。而臣子因为得功而骄傲，君主也因为得到臣子而奢侈，国家元气一旦完全泄露，往往号称强国，称雄邦，不过几代就衰弱了，未尝不是因为这一点。像这样，那么一时的功臣，正是万世的罪人。有人说：你的说法，仍然不离“善战者服上刑”的宗旨，也知道西方人向来不读圣贤的书，向来喜欢用武力争胜，正认为我能独出心裁，可以享受眼前的利益，而博取后世的名声；至于子孙的祸福，与国家寿命的长短，都是虚无缥缈的道理，哪里值得相信呢？那么根据我的说法，认为盈虚往复是可信的，反而坐受因循苟且的弊端；或者根据你的说法，认为兼弱攻昧是上策，或许会留下不顾后患的悔恨，谁得谁失？有国家的人要明辨。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九《兵 政》

地利

综论各省形势

京师是古代幽蓟之地，京畿辅佐地区共有八府，左边环绕沧海，右边拥有太行山，北边枕着居庸关，南边襟带黄河济水，所谓天府之国，与关中地区相抗衡，汴洛、江左比不上。古代自从黄帝定都涿鹿，后来辽、金、元、明在今日的顺天建都，本朝沿袭它，确实占据了形势的优越。江南是古代扬州之地，辖十四府，江宁是吴、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及南唐的旧都，明太祖也在此创业，以大江为南北的分界线，古今都倚仗为天险，地跨中原，瓜联数省，十四个府以淮安控制天下南北的要冲，尤为重镇，而江苏、松江、常州的财赋确实占据天下的一半。山东是古代青兖之地，辖六府，外引江淮，内包辽

译面对中原，而水路陆路的交通要道都汇聚于德州，所以西部边境是粮饷运输的通畅大道，其中的临清固然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曲阜是神农氏、少昊氏的旧都，云山西侧是古代翼州的辖地，管辖四个府，平阳就是尧、舜、禹的旧都，那里地势险固，士兵勇猛强悍，古人说这里称王不能称王，称霸不能称霸，是有原因的。陕西是古代雍州的辖地，管辖八个府，山河四面险固，是神圣幽深的地区，地势险要冠绝天下，周、秦、汉、西魏、后周隋、唐都曾在此建都，古人称之为天府之国。河南是古代豫州的辖地，管辖八个府，河南府就是成周的旧郡，东汉、晋、后魏、隋都沿袭在此建都，偃师就是亳，帝喾、商汤、盘庚都曾在此建都，开封就是汴梁，梁、唐、晋、汉、周五代以及宋朝都曾在此建都，自古以来谈论地势险要的人，把它排在关中和陕西之后。浙江是古代扬州的辖地，管辖十一个府，确实是巨大的区域，省会所在地是南宋的旧都，全省地势连绵的山岗向西连接大海，向东盘踞，议论守御的人尤其认为海防最为紧急。江西是古代扬州的辖地，管辖十三个府，处在吴、越、楚、闽以及两广的交界处，四方都把它视为安危轻重的关键。湖广是古代荆州的辖地，管辖十五个府，长江从中贯穿，五溪在外交错，借此雄视各州，气势并不微弱。四川是古代梁州的辖地，管辖九个州，剑阁标示着云栈的坚固，瞿塘扼守着巴峡的水流，山水环绕束缚，自成藩篱，自从蜀汉在成都建都以来，往往成为雄强的割据势力，中原的军队不容易向西进军，是因为这里物产丰富且地势险要完备。福建是古代闽越的辖地，管辖九个州，大海环抱东南，山岭阻隔西北，疆域虽然狭小，但险要有余，我朝开拓疆土一直抵达台湾，那就又不同于往昔了。广东是古代百粤的辖地，管辖十个府，在五岭之外，号称乐土，处在通往西粤的要道上，重镇实在是重要区域。广西是古代百粤的辖地，管辖十二个府，向东控制海岭，向右扼守蛮荒之地，百姓混杂有猺人，与交趾接壤，作为门户保障，确实不可疏忽。云南是古代梁州边界以外的地方，管辖十三个府，高耸的山冈和山涧激流萦回曲折，土地号称肥沃，但险要最为突出。贵州是古代西南夷、罗施鬼国的辖地，管辖十个府，山林陡峭深邃，土地没有商业贸易，贵阳省会就与苗猺近在咫尺，最为荒凉简陋，王者公侯设置险阻，应当急切讲求。总而言之，天下的大势，好比人的一个身体，京师就像头领。蓟门、辽阳、上谷、云州朔州就像肩背。河渠就像咽喉。伊洛、湘汉、江淮之间就像腹心。齐鲁、秦晋就像左右手。闽蜀就像腋下。交广、滇蜀就像脚。肩背希望它厚实，咽喉希望它通畅，腹心希望它充实，左右手和腋下希望它强壮，脚没有歪斜曲折互相承接，而奉头领听从心的命令，从而营卫气血灌注其中，然后地势险要充畅，外来的邪气就不能侵扰了。治理天下的人，何不依据地势险要来安抚这无边的土地呢？

译形势论

吴铤

我观察天下形势的关键有二，一是战，二是守。直隶地区北边以辽东为关键，西边以大同为枢纽，南边以大为门户。这三者足以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控制其命脉。湖北以襄阳为门户，襄阳失守则湖北无法防守。然而论及天下的局势，以荆州为战场，以襄阳为防线，不如以荆州为战场。至于武昌，则又南面扼守江淮的险要。河南南边以开封为门户，北边以邺为门户，而洛阳居于其中，都是四通八达的地区。作战足以争夺天下的局势，防守则会导致三分五裂而无可奈何，这是利于作战的。四川，是天险之国，财赋粮食又足以供给它。然而它的态势是能进不能出，如果不得到陕西就不能占据西北的上游，如果不得到两湖就不能占据东南的上游，所以适宜于防守。江南占据三江的险要，是财赋的来源。然而与其防守长江，不如防守淮河。防守长江不足以遏制上游的侵犯，防守淮河则以徐州、寿州为重镇，狭窄而容易巩固，这是利于防守的。陕西以崤山函谷为门户，占据西北的上游。如果得到四川、汉中，则又占据东南的上游。进可以同中原争夺，退可以扼守险要而防守，这是利于作战与防守的。总之，天下的形势，不作战就不能防守，不防守也不能作战，如此而已。我观察史书所记载的军事，必定依据历代的形势，考察其沿革，然后知道险易的不同形态，攻守的不同分量，进退的不同变化，清楚地可以用手指点而得知，那么形势所在，又有赖于沿革了。形势的险易，固然没有必胜的道理，也没有必胜的方法。遵循旧迹则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功效，创立新法则不同的事情会有相同的过错。迟缓则局势已失而难以恢复，急促则局势未合而难以分辨。所以局势在敌人则用奇兵破之，局势在自己则用坚持守之。千变万化而动中其要害，一成不变而不滞于运用，这又是通晓形势的人自知罢了。

守迁说

何曰愈

自古以来修建城池的人，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保卫百姓生活。然而也必须借助民力来巩固，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经费有固定的额度，士兵不多。以四川省会为例，军督提督三标定额士兵不过五六千名，郡城不过三四百名，以及二三百名，防守已经显得单薄弱小。至于州县驻防的，士兵多不过十余名，少则数名而已。城池虽小，而城墙数千，以数人站岗，怎么能抵御暴乱呢？因此必须借助民力。百姓虽然劳苦，怎么可以停止呢？让他们劳苦正是为了保全他们的家室子女和财物。况且守城的道理，未战而胜的有五种：敌人远道而来，脚底生茧鞋子穿破，筋力疲乏，我们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这是取胜之道一。仰攻者难，俯击者易，敌人虽然有炮火可恃，我们也有炮火之利。我们有城郭的保护，敌人没有城郭的遮蔽。我们从高击下，以有遮蔽击无遮蔽，其损伤必多，这是取胜之道二。他们是反叛的百姓，以逆犯顺，我们奉天子灵威，为百姓抵御祸患，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代天执行诛罚，以顺击逆，这是取胜之道三。兵法说：“千里运送粮草，士兵会有饥色。”他们跋涉山川，背负粮食，势必不多，他们所依靠的是就地取粮于民。我们坚壁清野以等待他们，使他们掳掠无所获，能空腹而与我们旷日持久相持，这是取胜之道四。我们有高城深池的险要，我想作战，他们不知道守哪里；我想防守，他们不得而战，操纵在我，这是取胜之道五。我有这五种取胜之道，为何不守，反而迁徙以躲避他们呢？有人说：“我有这五种胜利，可以坐而胜敌吗？还是有其他策略？”回答说：“问得好啊！虽有这五种胜利，怎么可以依赖呢？”守城的方法，抵御进攻的器具，登上将坛必定要研究《武备全书》《洴澼百金方《纪效新书》《乡守辑要》等书，这些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应当先讲求精通熟练，才开始避免临事惊慌，而其大要，在于储备粮草，筹划库藏，安抚贫穷，搜捕奸邪，招募壮士，准备器械，修筑楼橹，严明号令，信守赏罚，激励忠义，统一众志，扼守险要，多设侦察，谨慎防御，勤于警戒禁止喧哗，与众同甘共苦，随机应变，出奇制胜，不被欺诈诱惑，不被强暴胁迫，不要轻率出战，不要妄自追击，没有掌握必胜的权柄，不要轻举妄动，等待他们松懈，出奇兵以击之，这才是守城的重要策略。粮食充足器械完备则民心稳固。库藏充实则奖赏抚慰有资财，贫民安定，奸邪绝迹则无内患。号令严明，赏罚信守则众人力战，忠义分明，众志统一则上下合力。险要扼守则敌人有所顾忌，侦察多则敌情预知，防御谨慎警戒勤奋则无仓促之虞。喧哗止息则民志安定，甘苦共担则士兵乐于效死，应变出奇则足以破贼立功。昔日田单守即墨，赵襄子守晋阳，刘锜守顺昌，朱燮元守成都，都是以少胜多，以弱破强，都是这个道理。如果听到警报惊慌，各自谋划迁徙，真是下愚之人。离开百年之乡土，抛弃先人之坟墓，客居异乡，或者舍弃城池之坚固

译既然退守乡间的堡垒，人们纷纷逃窜，捆扎行李、装满口袋，道路上络绎不绝。奸民见之便起贪念，土匪趁机劫掠，这是敌寇尚未到来，百姓却先遭祸害了。难道没听说安庆、九江、扬州、镇江、凤阳、滁州等郡的士绅百姓迁徙时，大多被土匪杀戮抢夺吗？这前车之鉴不远，也足以作为借鉴了。只有广西桂林、湖南长沙的官民同心协力坚守，最终都得以保全。又如在明朝末年，张献忠、李自成的叛乱毒害天下，所到之处化为废墟。卢忠烈在大名府备兵时，教导百姓修筑堡垒自卫，保全的人很多。后来他巡抚郧阳，教导百姓合并村落建立寨堡修筑防守，如同之前一样，郧阳百姓知道大名府的成效，踊跃执行，于是屹立成为巨大的城镇，贼寇不敢侵犯。一座堡垒尚且能够自守，何况是城池呢？敌寇本是穷苦百姓罢了，并没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没有孙武、吴起那样的智谋，更没有战胜攻取的能力。他们能杀人，我们也能杀人，他们畏惧什么而要流离失所、迁徙躲避呢？难道任由他们横行霸道，而我们束手乞命吗？况且我们能去的地方，他们也能去。贼寇侦知迁徙聚集的地方富户一定很多，子女财帛更加让他们垂涎，全力进攻也是必然的道理。这是想要躲避祸患反而招致祸患。这样看来，坚守与迁徙的利害关系就分明判然了，怎能不猛然醒悟？住在城里的人安心守城，住在乡下的人安心守堡，极力谋求防守坚固，众志成城，即使有强大的敌寇，又怎能肆意施毒？更何况是这些乌合之众呢？如果能够各自振奋懦弱的士气，既能保全自身家业，又能获得忠义豪杰的美誉，还能得到朝廷爵位赏赐的荣耀，难道不美好吗？最近听说成都的士民听闻河南归德府的警报，纷纷迁徙，我深深悲叹他们失策，因此写下这番话来破除他们的迷惑。如果听从这番话，修整你们的戈，磨砺你们的矛，共同激发对敌人的愤慨、同仇敌忾，那么西蜀地方就幸运了，西蜀百姓就幸运了。

译筑隘记

何庆元

古代国家拥有险要的地势，内靠城墙、护城河、树木、沟渠防守，外靠山林、河流、山谷、丘陵防守。凡是建造都城邑镇，一定要全面了解四周边境的险阻，依据山川形势，通达道路，整治坚固的防御设施并制定相应的法令，百姓各有职责。国家发生变故时，就堵塞关隘、阻断道路，阻止行人通行，官员及其下属率领当地的百姓守卫，白天三次、夜间三次击鼓警戒。即使有突然的警报，百姓也能安居不动，敌人无法践踏侵犯，这就是预备充分的好处。

桂州是楚地的边陲，南面逼近广东，东面邻接豫章（江西），西北连接兴州，东面接壤重山，耸立在外，像墙壁一样环绕城市，巍峨高大，数以亿计的雉堞连绵不断，利用其中低洼凹陷的地方稍微开辟，才勉强可以通行往来。曲折陡峭险峻狭窄超过彭门，四周边境大致都是这样。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年），我来到这片土地，恰逢广东战事，奉命戒备，首先严格保甲制度，清查奸邪之人，于是率领乡绅长老巡视我们的疆域。凡是通往广东的道路，以及从广东通往其他道路可达桂州的路，都彻底查探到底，直到边界。大家都说这是天然险要。在两山之间筑墙，门的开闭大致像潼关、梅关那样。对于不能连接两山的地方，就在上面修筑敌台，没有山的地方就设卡，这样守卫者就能以逸待劳，利益可以延续万世。

于是计算田亩捐资，选拔能人监督工程，砌石抹灰，高度厚度比照城墙，花费白银近两千两。工程结束后，将名字刻在匾额上，将此事上报给各级长官。共修建八处隘口、一处敌台、一处卡哨：

正南方向叫太平隘，两山夹着道路，从隘门下进入广东仁化县，距离县城四十里近，距离仁化边界十五里远，登上墙头眺望可见数十里，里面有空地可容纳百人，不到百步有水泉。山原名蜡岭坳，因为太平堡在里面，所以命名为太平。

太平隘右边十里叫城溪隘，形势和距离如太平隘，登上墙头眺望可见，十里内有空地可容纳二三百人，几十步有水田。山原名风门坳，因为城溪围限制在外面，所以命名为城溪。

城溪隘右边二十里叫龙虎隘，形势如城溪隘，下行进入广东乐昌县，距离县城六十里远，距离乐昌边界五里近，登上墙头眺望可见数里，里面有空地可容纳数十人，不到百步有水泉。山原名分界岭，因为龙虎团在里面，所以命名为龙虎。

西南方向叫延寿隘，形势如龙虎隘，下行进入乐昌县，距离县城六十里远，距离乐昌边界十里近，登上墙头眺望可见十里，里面有空地可容纳百人。水泉遥远，筑隘时取水困难，在旁边挖坑得到泉水，取之不尽，事情完成后泉水枯竭，现在那个山坑还在。山原名头坳，因为延寿团在里面，所以命名为延寿。

正西方向叫镇安隘，形势如南下，行走道路经文明司进入广东乐昌县，距离县城五十里远，距离乐昌边界三十里近，登上墙头眺望可见二十里，里面有空地可容纳百人，几步之内有水泉。最初在上庄桥筑隘，因水患迁移到这里，山原名百丈岭，因为文明司限制在外面，文明本属镇安，所以命名为镇安。

东南方向叫东岭隘，形势如南西下，行走道路经东岭进入广东仁化县，距离县城七十里远，距离仁化边界十五里近，登上墙头眺望可见十里，里面有空地可容纳百十人，几步之内有水泉，山原名轮子坳，因为东岭限制在外面，所以命名为东岭。

正东方向叫集龙隘，形势如南西下，行走道路经集龙进入江西崇义县，距离县城四十里远，距离崇义边界三十里近，登上墙头眺望可见十里，里面有空地可容百十人，不到百步有水泉，隘口最初筑在丰洲亭，因防守艰难迁移到这里，山原名花岭坳，因为集龙团限制在外面，所以命名为集龙。

东北方向叫永丰隘，形势如南西下，行走进入崇义县，距离县城六十里远，距离崇义边界五里近，登上墙头眺望可见二十里，里面有空可容纳千百人，不到百步有水泉，山原名牛子塘，因为永丰团在里面，所以命名为永丰。

太平隘和东岭隘之间有九曲岭，道路陡峭险峻，上下仅容一人行走，没有两山夹峙，所以在山顶修筑敌台，敌台可容纳二十人，水泉近，距离县城四十里近，距离仁化边界二十里远。

集龙隘右边三十里逼近崇义边界，叫百石邱，地势平坦开阔，以前没有卡哨，现在增设了，距离县城七十里远。

其小路在各隘口之间且不利于修筑的有七处：南面叫竹里坳、带角岭、马迹岭、久茅；江东叫黄土岭；坑西叫姜阳洞。

其西北通往兴州东面可以筑隘而未及筑的有五处：西面叫筑篙岭、江顾峡；北面叫入寮坳、寒岭头、樟溪坳。

有事时都应当酌情设置防守，不要轻视守隘的人。

从保甲中选拔本乡户口的壮勇，选择机警且被众人信服的人统领他们，登记在官府，时常纠察警戒。

禁令赏罚必须明确且守信。

守隘的资金，由富人根据产出提供钱财粮食，并设立廉洁能干的人掌管收支，没有侵吞欺骗，没有胡乱花费，人们才肯效命。

守隘的武器，鸟枪和石炮为最好，弓弩次之，戈矛又次之。

先前勘察地势，在太平隘得到一块断碑，文字剥蚀，大致能辨识的有九十七字，没有年月，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

其文辞简约说：“郴桂门关闭，两山夹峙耸立，天生扼守要害。桂邑百姓，前年被贼寇侵扰，本镇亲自勘察桂州四境，捐资命工匠，永久固定关隘，安定内地，抵御外侮。后来兴土掘地，又得到”

译古隘的遗址，在隘口的石头上，分明是前人先得我心，更加证明此举并非错误。从今开始，道路已经修好，沿途的馆舍也已具备，推行这件事没有人敢废弃，这就在于后来守卫这片土地和靠近这隘口的人了。明确划定郊野边界，谨慎巩固边防，难道只是我的责任吗！」于是拓下碑文，附在案卷中详细记载事情的始末，以等待后来的人。

译剿匪

严办土匪以靖地方疏

曾国藩

正月初九日，接到湖南巡抚的咨文说：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奉上皇帝谕旨：湖南筹办调拨军队、招募勇丁等各项事宜，即责成张亮基、潘铎会同在家闲居的侍郎曾国藩妥善办理。钦此。又在二月初一日，接到署理湖南巡抚的咨文说：咸丰三年正月初三日，奉上皇帝谕旨：朕认为铲除杂草就是为了安定良民，即使是有会匪的地方，也是坏人多而良民少。地方大吏只应当剪除各种恶人，就可以保卫善良百姓。所有浏阳、攸县各地的匪徒，即着该署理总督、巡抚等认真查办，并着会同在家闲居的侍郎曾国藩体察地方情况，应当如何设法组织团练以资保卫的地方，悉心妥善办理。理等因由，钦此。仰见皇上对南方局势焦虑挂念，没有片刻宽慰。去年我刚到省城，巡抚张亮基调拨湖南外营兵一千名，招募湘乡县练勇一千名来省城防御。到了正月初间，广东土匪向东窜逃至武昌，长沙已经收复，就可以解除戒严。署理总督张亮基、署理巡抚潘铎都与我商议，所有留在省城的云南、河南各兵立即分别撤回，新招募和旧有的勇丁也立即分别裁减，总共留下兵勇三千余人，已经足以用来防守，即使偶尔有土匪窃发，也足以用来剿办。至于团练一事，我之前的奏折略陈大概，曾说捐钱敛费很难。近来广泛听取舆论，体察民情，知道乡村团练有多花费钱财的，也有不必多花费钱财的。合并村庄结成寨子，修筑墙壁建造碉堡，大量制造器械，广泛聘请教师，招募壮士，经常操练技艺，这是多花费钱财，百姓不乐意跟随的。不合并村落，不设立碉堡，居住虽然分散，听到呼救声互相救援，不制作旗帜，不招募勇士，农夫牧童都成为健壮的士兵，锄头竹木都作为兵器，这是不必多花费钱财，百姓乐意跟随的。多花费钱财的，不免扰累地方，但用它来抵御广东土匪仍然不足；不必多花费钱财的，虽然未能大大壮大声势，但用它来防备土匪则已经有余。如今广东土匪全部向东而去，各县乡村团练专门以查拿土匪为主，我因此恳切晓谕，让他们虽然居住分散但同心协力，互相联络，不多花费钱财，不太劳累人力，希望百姓鼓舞而听从。湖南会匪众多是人所共知的，去年广东逆贼进入湖南，凡是加入添弟会的，大半依附他们而去，然而还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和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常常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的衡州、郴州、桂阳，西南的庆远、靖州，万山丛杂，尤为匪徒滋生之地。因为近年官员也深知会匪不可遏制，只是不希望祸患从自己任内发生，互相掩饰弥补，以苟且求得一时的安宁，积累几十年应当办理而没有办理的案子，而任其拖延；积累几十年应当处死的人，而任其横行，于是酿成目前的巨大寇乱。如今乡里无赖之民，喧哗而不安宁，他们看到往年命案、盗案的首犯，常常逍遥法外，又看到近年广东土匪、本地土匪的肆意横行，都猖獗而无法制约，于是认为法律不足为凭，官长不足畏惧。平时制造谣言，煽惑人心，白天抢劫毫无顾忌，如果不使用严刑峻法，痛加诛杀，必定无法挫败他们不甘心的志向，而消除他们叛逆作乱的萌芽。我的愚见，想要纯用重典来铲除强暴，只希望良民有安生的日子，即使我得到残忍严酷的名声，也不敢推辞；只希望全省没有不破的案子，即使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也不敢推辞。署理总督张亮基、署理巡抚潘�，都想着严厉整顿，力挽颓风，时时互相筹商，发誓应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清除瑕疵污垢，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致给君父留下忧虑。那些匪徒较多的地方，如东南的衡州、永州、郴州、桂阳，我应当前往衡州驻扎数月，就近查办；西南的靖州各属，我应当前往庆远驻扎数月，就近查办。所到之处常带兵勇数百人，文武官员数名，以资剿捕之用，联络本地的乡村团练，让他们多寻找眼线，堵截要隘，用一方的善良百姓，治理一方的匪类，可以期望没有巢穴不破，没有罪犯不擒。这是我拟办会匪的大概情形。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情同一律例。三者之外，又有平日里的痞匪与近时新出的游匪。什么叫游匪？逃兵、逃勇奔逃返回，没有资金回家，没有军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掠，这是游匪的一种。广东寇贼蹂躏的地区，财物罄空，房屋焚毁，弱者则在近地乞讨，强者则转徙他乡，或者聚集丑类，随从掠夺，这是游匪的一种。广东寇贼蹂躏的地方，常有数千游手好闲之人跟随而行，有的假充长夫，有的假冒余丁混杂在买卖街中，在支应局内偷窃，等到大军远去，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是游匪的又一种。我现在在省城办理街团，对于这三种游匪尤其认真查拿，遇到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盟誓的人，就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即正法。我寓馆设

译审案局委派得力的官员两名，抓获匪徒后，立即进行严厉审讯。即使是寻常的无赖匪类，如奸诈的胥吏差役、讼师、光棍之类，也加倍严惩，不再拘泥于旧例，一概以宽厚仁慈为出发点。正值多事之秋，强者吞并弱者，大者侵凌小者，若不诛杀铲除那些刁悍害民的人，那么善良百姓终究没有安身立命之日。因此不敢不采取威猛手段来挽救时局，以求对地方有所裨益。

译条陈剿灭苗匪的策略

韩超

儒家经典，哪个儒生不读？但用来写文章，好坏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切合题意与否。古代医方，哪个医生不记？但用来治病，生死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切合病症与否。兵法，哪个将领不懂？但用来临阵对敌，胜负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切合时势与否。如今会党猖獗，地方土匪蜂起，广东、湖南局势动荡不安，而贵州地区的恶劣苗民也想要趁势纵火，如果不迅速加以惩罚，祸患固然不可估量；如果不妥善安排，混乱又不知何时才能平息？这在于根据贼寇与我方的时势，深思熟虑并审慎处理罢了。

苗民耐饥渴、劳苦、寒暑，无所畏惧躲避，行动轻便，没有行李负担，饭包大得足以供数日食用，上下陡峭险峻之处敏捷如猿猴，又习惯使用火器，打猎追逐野兽，以此为日常，弯曲左臂架枪，发射多能命中，这是他们的长处。他们生性多疑忌，贪图利益且没有阵法，多疑就容易用多种方法迷惑，忌妒就容易用鬼神巫师欺骗，贪利就容易用诱饵引诱，乌合之众且没有阵法就容易用有纪律的军队制服，这是他们的短处。至于我们的官员、武弁、士兵和乡勇，胆量薄弱、技艺疏浅，不熟悉战阵，遇到敌人就退却，事后论功却争先恐后，只有短处而没有长处，与乾隆、嘉庆年间相比，已经远远不及，何况与清初相比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处于这种局势，要剿灭苗匪，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谨就我的浅见列举十四条，恭敬地陈述在左右。

一、明确赏罚：有功而不赏，有罪而不罚，固然不对；让无功者受赏，让无罪者受罚，尤其不对。甚至有功反而受罚，有罪反而受赏，是非颠倒，更不足以使人心服。只有赏罚与功罪相当，那么赏一人而全军受鼓舞，罚一人而全军畏惧，才知道该趋向什么、避开什么。

一、谨慎守信用：击鼓进军却不前进，鸣金收兵却不后退，呼唤却不到，限定时间却故意违抗，即使是韩信、白起、孙武、吴起也不能掌控局势了。守信用的效果，在于临事时做到；守信用的效果，在于平时。平时不轻易下令，下了令就不更改，不随便约定，约定了就必定履行。古人千金徙木、三日去原，守信毫不差池，三军之所以听从命令，就是这个原因。

一、勤加操练：近来武弁士兵怯懦，见到贼寇就逃跑，即使有不逃跑的，也没听说直接上前杀贼的。这固然因为志向卑下、气魄软弱，也因为自顾没有保身杀敌的能力，不得不苟且图免罢了。那么操练怎么能不勤奋呢？然而尤其贵在因地制宜。从前秦再雄铁甲渡水，傅重庵提着重物登山，都是根据地形练兵，所向无敌。如今要在贵州多山之地剿匪，我军的技艺阵法必须切合多山之地来训练，才有实用。崎岖小路难登，所以身体宜轻；山峦之间多有障碍，所以阵法宜疏。这样将领勇猛、士兵强壮，就能战胜攻取了。

一、选拔敏捷者：苗民跋山涉水如履平地，汉人比不上。一旦相互角逐，他们急促我们迟缓，他们从容我们忙碌，优劣分明而胜负判定了。这应该采用沙袋的方法，练习登高望远，选拔其中敏捷的人，另编为一军。或者用来拦截攻击，或者用来跟踪追击，或者用来绕道别出，这是剿灭苗匪必不可少的。

一、选拔官员武弁：一个将领，怎么能独自处理？那么协助处理的文官武弁，是必需的。虽然如此，圆滑熟稔的人不可用，阿谀奉承的人不可用，胸无实际、大言欺人的人更不可用。选拔与此相反的人，那么大概就接近了。

一、选择士民：官员来自远方，对苗境的山川风土，未能周知，哪里知道士民生于斯、长于此呢？这应该选择其中有才能而心地可靠的人，不分汉夷，让他们效力于军前，以供指臂之用。

一、严格保甲团练：保甲团练，最为守御之规。近年来大员已经三令五申，只担心奉行不力罢了。严格督促，未实行的都能遵依，已实行的更加振作。村村自守，不仅难以被裹挟，跟随贼寇的人稀少；而且积蓄粮食，呼叫支援容易。能各自出乡兵，随处截杀。这对剿匪的益处，更是如何呢！

一、精于间谍：善用兵者，凡是敌境的险易，敌众的多少，敌意的趋向躲避，敌党的离合，敌将的性情嗜好，无不深知，所以能批导开解，应手而解。然而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必须沉稳秘密勇敢，又有妻儿牵挂，然后给予厚资，让他混入贼中，以察悉其细微。如果能不用汉人而用苗人，不用平民而用贼人，那么言语相通，气类相投，更有得力。

一、务必分兵攻击：苗性迟疑，不分兵扰乱其耳目，那么内心更加混乱；苗性专一，不分兵导致其纷纭，那么气力必定松懈。至于力不能支，或者溃围，四处散开，无法再肆狂氛。又当空出一方，层层密伏，使之聚集而歼灭。

一、防备埋伏：自来苗匪跳梁，其兵法有二：埋伏与夜间砍营而已。我军行走，宜以搜伏之军护卫；战胜追逐，宜用戚南塘防伏的方法。至于每夜伏路与瞭望者，尤宜加意。

一、不要妄杀：做贼的诛杀，其余人不问。如果波及无辜，甚至想要灭绝其种类，奸人得以煽动，必然蔓延。

一、不要轻抚

译人心思混乱已经很久了，加上近来广东、湖南一带不太平，更想效仿作乱。那些真正为贼的人，如果没有陷入极其困窘的境地，就急忙招抚他们，以博取爱惜生命的名声，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容易了结的计策，那么他们的祸心就不会死，转眼之间又会重新猖獗。这应当彻底剿灭不留残余，才足以杜绝祸患的萌芽并昭示警戒啊。

译第一，在紧急追捕逃犯、剿办得手之余，那些著名的恶匪必定有漏网逃匿之人。倘若认为他们的党羽已经离散，显然不再有什么可担忧的，我私下担心不到几个月，他们又将招集徒众，再次图谋作乱。因此应当迅速彻底搜捕罪人，只有这样才能不再忧虑他们重蹈覆辙。

第二，关于暂缓撤兵。军事费用浩繁，早撤一天就节省一天，所以一旦打了胜仗，便想着抽撤兵力；贼势即将平定，便想着全部撤兵。后来贼势熄灭后又重新炽盛，军需费用也不菲，这是没有考虑周全的缘故。试想一下，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没有完成，却不愿意及时完工，导致整座山崩塌。再想想，在平地上重新建造，究竟是哪种方式更省力、更节省费用呢？因此，应当暂缓撤兵，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这十四条策略，从“严保团”以上，是从我方自身做事的角度出发；从“精间谍”以下，是从敌方着想的角度出发，都是切合时势而筹划的。其中操练和间谍这两条，尤为紧要。如果真能不被事机所中途阻碍，不被旁议所干扰，精心果断，全力以赴，始终如一，那么在剿办苗匪这件事上，还有什么困难呢？

平定捻匪的策略

程祖植

自古以来流寇的兴起，有的是因为困于饥寒，有的是因为激于残暴，不过是百姓在民间拿起武器反抗；而捻匪却不是这样。他们源于习俗的凶狠顽劣，成于太平天国贼军的挑动。起初，他们聚集时就是盗贼，分散时就是农民商人；近来却分队设立帅位，公然与官军为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贼人不可招抚，即使招抚他们也不接受，怎么能不筹划消灭他们的办法呢？我私下听说，兵势像水一样，水根据地形来制约流向，兵根据敌众来制胜。因此，平定捻匪的方法，与平定太平天国贼军不同。为什么呢？太平天国贼军的长处在于占据险要之地，我们的计策也就在于占据有利地势；在于分散他们的势力，我们的策略也就在于分散他们。占据险要之地，我们虽然艰难收复，但实际上便于聚歼；分散他们，我们虽然困于防备众多，但他们也因此力量削弱。至于捻匪，则是流动而不占据固定地点，聚合而不分散。流动则奔突无常，使我们疲于奔命；聚合则人多势众，我们时常有兵力单薄的忧患。何况太平天国贼军擅长进攻，捻匪却不进攻而四处乱窜；太平天国贼军依靠步兵，捻匪依靠骑兵，他们的态势又各有不同！然而贼匪的形势不同，而我们尾随追击却未能迎头痛击，只是追逐却未能大量杀伤，这个失误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贼寇越扑打越炽盛的原因。现在根据捻匪的情况，略筹方略，就是：增加兵力、选择地利、选拔轻兵、筹措粮饷、分散贼势、刺探贼情罢了。从前王翦讨伐楚国，请求六十万人马；汉高祖困住项羽，一定要等到三十万大军到来。这不是王翦怯懦，也不是汉高祖不会打仗。兵力的多少，是强弱区分的原因，也是胜负判断的依据。捻匪虽然不能与楚、项相比，但歼灭大寇必须大举进攻，这是审察形势的结果。某地建立镇守，某地设置防御，何处出击，何处埋伏，这是分配责任。谁攻击，谁防守，谁应援，谁夹击，谁迎击头部，谁劈开腹部，谁扼住尾部，务必使我们军队八方齐集，四面包围，照应处处严密。安徽进攻紧急，不能溃入；山东进攻紧急，不能溃入；河南进攻紧急，不能溃入；使贼匪像锅底的鱼一样，无路可逃，或许有歼灭的机会。如果不急忙大举出兵，做一劳永逸的打算，恐怕官军惊动于东，匪徒驰骋于西；匪徒践踏于前，官军蹂躏于后，军队疲惫财力枯竭，百姓穷困变乱兴起。明朝末年张献忠、李自成的祸患，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所谓增加兵力，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捕虎的人必定用陷阱，捕兔的人必定用罗网，善于用兵的人必定把贼人置于死地，这有什么不同呢？从前陈瑜在汉中车箱峡困住李自成，正可以聚歼他们，却因为专主招抚，放贼出峡，于是导致燎原之势。贼人在深山密林中，就容易坐困；在平原旷野，就容易狂奔。制止狂奔的贼人，不把他们置于可以坐困的地方，这就像想要遏制洪水却不筑堤坝一样。况且兵法说：步兵利于险要，骑兵利于平坦。匪徒凭借骑兵狂奔，而让他们处于有利的地形，怎么制服他们呢？从前杨武陵计划驱赶贼人入川，把四川当作祸害的沟壑，现在似乎应当效仿他的意思，在皖、楚、豫、齐四省，选择一个可以设置陷阱张罗的地方，或引诱或追踪或驱赶，使他们落入我们的计谋中，设置坚固的包围坐困他们，用奇兵逐步剿灭他们，务必使他们进入后不能复出，或许可以限期荡平，所谓选择地利，就是这个意思。

捻匪行走轻捷如飞，官军虽然尽力追赶，常常苦于势不能及，等到官军到达，匪徒已经吃饱喝足离开了。善于用兵的人，隐藏自己的短处而夺取对方的长处。现在似乎另外应当设置先锋，挑选营中脚力好、善于行走的士兵，单独组成一支军队。或者匪徒是什么人，就招募类似的人来制约他们。凡是冲锋破敌、追奔逐北，都由这支军队承担。如果强壮有余、轻捷不足的人，放在后队，作为正兵使用。这样就能夺取对方的长处，不仅使匪徒不能悠闲休息以养精蓄锐，而且有迎头的人截断他们的前路，更能收到前后夹攻的效果，而逼迫胁制圩寨、荼毒百姓的祸患，也有所不敢施展了。所谓选拔轻兵，就是这个意思。

匪徒从百姓那里获取粮食，没有地方没有百姓，就没有地方没有粮食。官军的粮食必须转运，因此常常多有延误。现在似乎应当在将要用兵的地方，预先选择便利险要、陆路通挽、水路通舟的地方设置粮仓，就近从附近郡

译官府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采购粮食，储存其中，官军到达时，就地支取供给。至于设置选锋部队与匪徒追逐的时候，应当仿照古代的方法，如牛肉干、炒油之类，提前制造，行军时以此供给士兵，即使奔驰千里，也没有饥饿的担忧。这就是所谓筹划军粮的意思。

制服贼寇的方法：贼寇的利益在于分散，我们必定引诱他们聚集；贼寇的利益在于聚集，我们必定引诱他们分散。前人灭寇的方法，有的招抚贼将，让他们为我所用；有的欺骗迷惑贼党，让他们自相攻击，这是分化他们的党羽；有的趁贼寇行进之际，用奇兵精锐冲击其中间，将其截断为数股；有的探知贼寇分散劫掠之时，等待他们分兵，急忙用轻兵袭击，使分散的贼寇不能重新聚合，大概他们的力量因分散而削弱，不至于像泛滥的洪水那样无法抵御。治理寇乱，就像治理水患。从前大禹治水，分为九条河道，因为水势太盛，不得不分流，以削弱其势头。这就是所谓分化贼寇势力的意思。

匪徒的马匹肥壮敏捷，一天可以行走二百里。官军挡在前面，就不能遏制他们的冲击；跟在后面，就不能追上匪徒。他们常以此取胜，这是他们的要害。从而制约他们，那么他们就废弛了。马匹可以陷坑使其毙命；可以投毒使其死尽；可以引诱使其前来；可以惊吓使其奔逃；可以诱饵使其不能使用；可以抗拒使其不能得逞。古代的方法都在，选择便于实行的来使用，那么敌方的骑兵或许可以制服。这就是所谓刺探贼寇要害的意思。

只是赵充国说：“听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用兵难以远程揣度。我未曾亲自巡视行间，又未曾阅读各路文书战报，军情贼势，怎能得到要领？”只是痛恨盗贼侵侮我的国家，使我的人民遭受涂炭，草野之人愤慨，私下谋划如此。恭敬地陈述这些，等待裁断选择。

译论四川土匪亟宜剿办

天下的祸患，在萌芽阶段消除容易，在事后消除困难。在刚发生的时候消除容易，在正猖獗的时候消除困难。当包藏祸心、暗中图谋不轨之初，此时若有深谋远虑之人，识破其阴谋，察明其虚实，费举手投足之劳，动用一兵一卒之力，搜捕擒拿，可使首领被斩，胁从者瓦解，地方得以安然无恙，百姓皆能安稳享受福泽，这是上策。即使不能事先预防，致使这伙人结党盟誓，砍树为兵，举旗为号，盘踞一隅，视杀人越货为平常之事，以抗拒官府、逃避缉捕为得计，骚扰商民，阻塞道路，看他们恣意暴戾的行径，似乎也有势不可挡、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然而他们人数不过数百，多则数千，兵器未必坚固锋利，粮饷未必充足，快枪巨炮、高城深池，也未必能战能守。若能派遣一位良将，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包围并诛杀他们，捣毁其巢穴也很容易，何至于祸势猖狂，蔓延日久，令人望着寇贼的凶恶气息而感叹剿办之难呢？这就是四川大足县土匪余蛮子所引发的教案。

此前接到重庆官场的来信，说余匪在数年前已与教民发生事端，酿成大案，经大员奏报朝廷，悬赏缉拿，至今未能擒获。当时掌管县印的是桂天培县令，因缉捕不易，派人秘密与之议和，一面谎报病故，含糊塞责，蒙混上级以销案，以致造成今日的局面。此前驻渝法国领事照会川东道任观察，要求及早拿办。已经由首县购得线索抓获，解至荣昌，被匪党千余人突出包围，余蛮子得以逃脱，于是深怀愤怒积怨，掳去法国华籍神父。又到四乡抢割教民所种的禾稻。随后因其党羽用度不继，分头向四川有名的富户索借数十金或数百金不等。任观察于是派铜梁廪生彭春台等十余人前往议和，而彭不善言辞，被余蛮子刀伤肩背，狼狈逃回。当时代理总督的文制军也因匪巢拘禁有法国教士，担心一旦用兵或被杀害，反而酿成大祸，于是又委派吴观察前往商议和谈，令其将教士先行释放，以免给法国人借口。最终因余匪要挟四款，事情未能成功。从此以后，县及州府属之内江县的所有教堂相继被毁。又听说余匪将上窜云贵，直赴广西，与当地土匪互相联络，纵观前后各情，然后才知道当日玩忽寇贼之人养祸之烈。

近来教堂之案，时有所闻，无不严行惩办。当余匪发难之初，一旦上报朝廷，地方官若能实力搜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缚贼擒获，指日可待，斩其首级以谢教士，解散其党羽以杜绝祸根，除恶务尽，理固宜然。然而桂县令弥缝掩饰，致使死灰复燃，试问其养痈成患之罪，当也无言可辞。等到本年余匪又犯案，县署某家丁奋起智勇，将余蛮子拘获。在此时，若能多派兵役，沿途护卫，彼匪党虽多，当也不敢动手，何至于有中途被夺回之事？论者皆以当时王柳堂县令派差不慎为咎。派差不慎，固然是王县令之咎。然而匪众多达千余人，即使多派差役，亦非所能抵挡，安能与之抗衡呢？况且余匪党羽众多，作恶甚烈，官长岂能闻见而不先请兵剿办？如今教士被掳，田禾被刈，匪焰猖獗，几有不可遏抑之势，而官兵仍寂无举动，不闻竭力剿灭，为何不知利害至此呢？

官员治匪，犹如医生治病。如今虽祸势已急，尚不至溃烂裂开，若不急投以峻猛攻伐之药，坐令元气大伤，则不可救药了。然而他们倚仗法国教士作为挟制，冀图肆行阴谋，而官长也恐不利于法国教士，竟至不敢进兵。那么必将与之议和吗？余匪不允，我便听其所为，束手无策吗？唉！豺狼虎豹之性难驯，不到势穷力尽之时，安肯帖然就范？自来招降之术，必须先以兵力制服，然后可收其心。余匪何独不然？昔楚汉纷争，项羽以太公要挟高祖，且曰：“不往则烹”，而高帝有分羹之请，而项羽最终不敢逞其杀戮之心，权术所行，所谓置之度外而后生也。余匪正挟教士以为负隅之计，我知道即使以兵临之，也不敢加罪于教士，即使不幸教士或有不测，我若能痛加剿洗匪党，亦可为之报怨雪恨，法国人不难共谅此心。若仍悠悠忽忽，恐怕匪类愈聚愈多，办理益将棘手，何况广西土匪有下窜湖南之信？若与川匪联成一气，其势更盛，祸患将噬脐莫及。

故为今之计，宜先阻断西匪外窜之路，断绝川匪勾煽之谋，不惜万户侯之重赏，以购余匪之首，庶几祸患可稍平息乎？语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以目前匪势而论，急起直追，犹恐来不及，奈何当事者尚不借箸筹谋呢？

译论及会党匪徒

译没有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后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苗头，却没有动乱的形态，这叫做即将动乱。即将动乱最难治理。那所谓即将动乱，是指什么呢？今天的集会，不是这样。追溯自从红巾军倡乱，践踏几乎天下，绿营各营将领懒惰士兵疲惫，听到警报先逃跑，望风屡次溃败。办理贼寇的人知道他们不值得深深倚仗，于是彻底改变计策，招募勇丁组成军队，上下一心，训练得法，十多年的积寇借此依次荡平，安然无事。剿灭回匪也都得力于招募的士兵，而国家所设置的定额士兵曾没有功绩可以记载。等到妖气扫尽，天下太平，朝廷没有这笔巨资来供养数十万雄兵，不得不大量裁汰，是形势所迫。年力壮强的人，当他们应募而来，杀敌立功，奋不顾身，屡次保举官阶，辉煌的翎顶，正自以为扬眉吐气，不料一旦裁撤遣散，投闲置散既不屑从事耕耘做农夫以终老，又不能稍微经营资本与商人追逐微薄的利润，文墨不是他们的长处，医卜不是他们的习业，江湖落魄，年复一年，糊口没有资财，栖身没有地方，他们流落成为匪类，是情势所迫，也是形势使然。党羽既然众多，声气于是广泛，大江南北几乎到处都有，然而还不敢公然揭竿而起，实在是因为老成宿将坐镇其中，昔日恩深足以感人，威望足以使人信服，这些人于是有所顾忌而不敢突然发作。然而他们的党羽绵延不断，势同蔓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细小的水流不堵塞将汇成江河。这是审时度势的君子深思熟虑而不敢轻率对待的原因。读沈仲帅所奏《江皖会匪互相勾结伴期起事潜谋不轨先后拿获首要各犯分別讯明照章惩办一摺》，不禁豁然深思，凛然畏惧。该案首逆周子意，以前在军营充当勇丁，后来因犯事被斥革回籍游荡度日，自称哥老大大头目，纠集党徒多达数百人，分散各处，四处勾结，授予旗号口号，有人入会给予小旗一面，在路上遇见同伙暗述口号，彼此知照。又有叫谢海山的，自称军师，能知道过去未来的事，并制造怪诞不经的说法，借此煽惑人心，而他的党徒散布各处，甚至有“九千岁”“唐国公”“白袍将军”等名目，约定日期，图谋不轨，如果不提前破获，及早擒获首领，使他们得以按期起事，负隅抗拒，恐怕内地奸民被他们造谣煽惑，不免蠢蠢欲动。万山丛杂之中，逃匪窜匿隐藏不出，发兵攻剿不易得手，这确实是可忧虑的事。而幸运的是，因为周子意抢夺民女，致使被唐英才首告，于是将各犯先后擒获，真可以说是天夺其魄了。虽然前事的失误，后事的借鉴，此案因为匪党机谋泄露，文武官员迅速密捕，得以擒获首恶，解散胁从不轨。但恐怕其他地方会匪暗中结党，阴谋不轨，像周子意这样的人恐怕也不少，等到他们乘机起事才开始仓皇剿办，无论能否迅速扑灭，尚且不可知。即使能迅速扑灭，而事机的危险已属间不容发，那么哪里比得上在动乱未形成时消除，在祸患未萌发时消解更好呢？沈仲帅在派兵之时，一面命令下属严查保甲，保甲之法实行，则匪类不得容身，良民自然可以安枕而卧，所以严查保甲实在是消除盗贼的好方法。但匪党不得在此处存身，或许不免潜踪于彼处，即使各处都办理保甲，而稽查或许不严格，丑类未能尽绝。想要化莠为良，不害于国反而有益于国的，不如举行练军、垦荒两件事。兴办垦荒，则往日荒芜之地不难一变而为肥沃的土地，无论种植谷蔬、种植树木、种植烟叶，都能得到自然的利益。果真能招募有方，办理得法，自然可以将无业的游民转化为耦耕的农夫。兴办练军，则枭雄之辈都将闻风而至，愿意隶属军籍，效命疆场，以建立尺寸之功。国家既得到爪牙的辅助，边疆自然没有战鼓的惊扰，而对于老弱者则淘汰他们，留在民间也不再能为非作歹。像这样一转念间，害去而利多，事半而功倍，有什么顾虑而不实行呢？当今国家整顿边防，已经在东三省办理练军、垦荒两件事，然而西北边陲荒地未经垦辟的还不少，扼要之处虽然已设有重兵，然而与俄罗斯接壤，鲸吞蚕食，处处堪忧。似乎应该多训练几支劲旅，借此资守御而壮声威。某某诸公居中驭外，弭盗安边，应当必定有计及于此的。还有话说，年来饥馑频仍，老弱填沟壑，少壮转四方，议蠲议赈，几乎日不暇给。想要为一举两全之计，不如以工代赈。因此练军垦荒，可以消纳游民；以工赈，可以安顿难民。两者都实行，则祸乱可弭于无形，伏莽潜销于不觉。丰收共庆，鸡犬晏然，岂不是天下苍生的厚幸呢！

论治匪便法

人烟稠密之处，每多宵小潜伏

译曾有西方友人谈及伦敦、巴黎、斯灵（斯德哥尔摩）、华盛顿以及各国大城市，指出那里穷人最多，匪类也最多。这是因为人口一旦增多，便良莠不齐。就像上海这个地方，自从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十里洋场虽然面积没有扩大，但昔日的荒野之地，如今全都变成了房屋，而且不靠地皮靠天空，竟然有高达数层的楼房。听说美国都城有很多高楼，有的高达十三层。上海将来必定会步其后尘。房屋越建越多，人口越住越密，匪类越聚越多，抢劫案件越出越频繁。往年每到冬季风雪交加之时，或是冷雨满路之际，就有小偷潜伏在冷清的街道和偏僻的小巷，趁隙窃取财物，追赶不及，抓捕无踪。但如今，即使未到寒冬，地点并非幽僻，时间未到黄昏，这些人已经纷纷出来扰民。如昨日报纸所载，西华德路有抢劫妇女首饰之事，小菜场附近又有抢劫外国人帽子之事。至于外国人恨之入骨，想要用手枪来防备匪类。唉，这样的状况还能算是个什么世界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官府不能严查密访的缘故。然而洋场设有巡捕，不时巡逻，不仅大街白日，即使是深巷深夜，巡捕也腰挂灯笼、手持棍棒，不停走动。我私下认为，这些人怎么敢如此放肆，竟然公然做出这种事？难道这些地方的巡捕无法到达吗？还是巡捕的威严不足以震慑这些人呢？这类匪徒实在可恶，但即使拘拿到官府，按律惩办，终究不能判以死罪。租界的审判官权力较轻，不过枷责而已。而这类匪徒本来就是亡命之徒，不把枷责放在心上。今天责打，明天再犯；明天枷责，后天又犯。简直可以说是枷责不尽，将还有什么办法处置他们呢？因此想到西方有监禁一段时间、罚作苦役的法律，中国完全可以仿效实行。中国刑律本有军罪、徒罪。军罪的轻重以路途远近为区别，徒罪的高低以时间长短为区别。军罪中最重的，是发配到四千里外的极边烟瘴之地；徒罪则是满徒三年。这两者与西方法律颇有可以参用的地方。现在如果援引这个例子来治理这些人，凡是这类匪徒被捕后，不仅以枷责了事，而是判令罚充苦役。所谓的苦役，也不过是做工而已，由一人管理十人、二十人，用绳索捆绑，从旁督促，像工部局的方法那样，只是多用了监押的人，而匪徒必定会逐渐收敛。如果罪行有轻重，也可以参用军徒的条例，或由近及远，或由暂至久。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这些人有所顾忌而不敢放肆，而且对国家正事大有裨益。仅就上海而言，疏浚河道、修桥、铺路、开井，以及制造局所需的一切小工，每天需要多少人，如果罚令罪人充当这些差使，官府可以节省雇工的费用，只需供给饭食。监押的人虽然不免稍有增加，但节省的费用更多。推广到其他各地，哪里没有工作，哪里不需要工人？如果参用军徒之法，区分等级，由近及远，那么变通的方法自然无穷无尽。为应受罚的人开恩，为应兴办的工程节省费用，匪人全部变成工人，那么小偷小摸的苗头就会日渐减少。工人皆取自罪人，这样工程也可以比官府更紧促，从而节省民间费用，从而禁止地方暴乱，从而让人们安枕高卧，从容游行而不致遭受意外损失，其利益正不止一二端而已。只是不知道官府是否有这种变通的办法？上级官员是否批准这样变通办理？如果能够做到，那么岂止是让这些人收敛呢？古人有言：涓涓细流不停止，终将汇成江河；星星之火不熄灭，必将燎原。此时趁机窃取财物的人，怎么知道不会成为将来明火抢劫的人呢？人的胆量因为无所忌惮而日益壮大，人的心肠因为无所制约而日益粗野。如果趁此时严厉惩处，那么他们既有所忌惮，又有所制约，又怎么敢再触犯法网？然而这一方法，并不是为了苛待百姓，实在是为了拯救百姓。我知道关心民生疾苦的上级官员，怀着深切关怀之心，存有除暴安良之意，以雷霆手段施教，以雨露之恩施惠，必定会深思熟虑，独自承担责任，向朝廷请命，变通条例，使其有所遵守，不至于动辄受到掣肘，那么对百姓、对国家、对官府、对工程都有裨益，又何必顾虑而不做呢？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坚持治理乱世用重典的说法，而没有一策来补救，恐怕慈善的人必定不敢有所举措，鲁莽的人或许会激成其他事端，不仅伤害天地之和，而且招致苛酷的诽谤。刑官没有后代，江黄蓼。六不祀忽诸（此处原文疑似有误或为特定典故，暂译其意：祭祀不继，正不得说火势猛烈，百姓畏惧而一味使用猛政，就能达到太平治理吗？），有心于世道的人，应当不会把我的话当作空谈吧。

译平定盗贼的策略

西方朋友感叹道：“唉！香港这一角落，经过西方人几十年的经营，才使得市场繁荣兴盛，商船密集如林。为何时势变迁，到了今天竟然成为盗贼的巢穴呢！”我说：“这是什么意思？”西方朋友说：“广东一带盗风极盛，抢劫案件堆积如山，甚至白天持刀绑人勒索赎金。官府差役如果认真追捕，盗贼就逃到香港借以藏身。还记得我在广东时，听说某位大商人的儿子被盗贼掳走，已经过了一年，我以为他早就被杀害，绝无生还的希望了。有一天忽然有人送信来说：‘你的儿子在香港某处，可以赶快用重金去赎他，迟了就会成为刀下之鬼，不要后悔。’商人于是带着重金前往，打听到盗贼巢穴所在，向盗首反复商议，用三千五百两银子赎回儿子返回。”又有一位澳门某姓人家生了一个女儿，年纪刚刚成年，父母宠爱异常，简直像掌上明珠一样。有一天忽然有人用彩轿来迎娶，鼓乐喧闹，旗帜锣鼓齐备，伴娘催促新娘上轿的诗篇刚念完，就强行把女孩抢进轿子里飞快地离去，不知去向。父母惊慌焦急异常，四处追寻打听，有知情的人说早就被盗贼拐骗到香港，藏在窟穴中，之所以假装娶亲，是为了避免旁人追逐。唉！盗贼的胆量如此豪横，盗贼的计谋如此狡猾。那么我们即使安坐在家，也恐怕祸起萧墙，哪里一定要出门彷徨，才开始感叹行路艰难呢？然而还说这只是岸上的情况，不是船上的情况。虽然已经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但还没有杀人越货。至于前报所记载的南澳轮船遇袭事件，则更令人胆战心惊了。当南澳轮船从香港启程前往汕头时，有五十到六十名盗贼扮作良民搭船而去。这时船上的人固然不知道他们是盗贼，即使乘客也无法识破他们的行踪。不料正当乘风破浪之时，一声胡哨响起，戈矛顿时举起，分头把守，任意搜掠。船主等人中弹身亡，救生小艇一律被击穿，然后逼迫掌舵者调转船头返回，从容逃脱。呜呼！这真是目无王法，罪不容诛啊！本月初三日，江广轮船将从香港开往广东，有中国捕快等在船上缉查，发现男女十一人，行李中各藏有枪刃，明显是盗贼同党，于是发电报通知省城。等船抵达码头，就有捕盗官兵上船缉捕，先后抓获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审讯出盗贼姓名，于是逐一归案。我不敢说这些盗贼就是袭击南澳轮船的人，但怎么知道袭击南澳轮船的人一定不在这些盗贼之中呢？香港盗贼之多，由此已可见一斑了。我说：“绿林豪客，到处都有，为何唯独在香港见得特别多，这是什么缘故呢？”西方朋友说：“香港由英国人管辖，中国官员无法治理。每当盗贼在中国境内抢劫财物，害怕遭到拘捕，就大多逃往香港隐匿，成为漏网之鱼。中国官员知道这种情况，派遣委员去告知英国官员拘拿归案，而所派遣的都是微末官员，没有专断之权。盗贼于是聘请律师与之抗辩，律师受盗贼欺骗，到堂上伸辩，口若悬河。委员如果没有口才，就只能任由他们雄辩，自己保持木讷，以致盗贼同党十有八九巧妙脱罪，又何怪乎把香港视为安乐窝，日渐在此啸聚呢？”然而想要防止轮船上的盗贼，我则有一个办法。向来轮船票价尚且昂贵，生意既然好，照顾的人必然众多，虽有盗贼，也不敢肆意妄为，频繁杀人。近来人们都以追求利益为心，争相设立公司，招揽生意，船价日渐下跌，获利困难，不得已大量裁减水手等人，照顾难以周到，盗贼于是有空子可钻，他们的党羽越来越多，祸患越来越大。富商巨贾难以保证不把轮船视为畏途，互相裹足不前，不愿意搭乘公司轮船谋生，难道不会因此遭受巨大损失吗？我则劝告各公司适当提高船价，多雇佣照料人员，选派力气过人的外国水手，分别持刀枪梭镖，各处严密防备，早晚不停，那么盗贼不敢起歹心，乘客自然可以安心稳坐了。况且香港赌风之盛，在通商各埠中居首。那些赌场，大多是宽敞的高堂，曲折深邃的房间，输赢巨大，一掷千金，通宵达旦，流连忘返。门外规模宏大，装作总会的样子，因此捕房的赌禁虽然严厉，捕快不敢轻易去抓捕这些人，他们明目张胆，毫无忌惮。那些明火执仗的盗贼，怎么不会混入其中，依靠赌场首脑的保护呢？赢了就互相娱乐，输了就再次肆意妄为。如果能够严厉禁止，触犯者必究，把赌场赌窟一扫而空，那么盗贼同党无处容身，不就容易破获了吗？

盛京将军增祺、府尹玉恒上奏报告东边一带堵剿贼匪情况的奏折。

奏报东边各属大股贼匪多次被兵团及俄军分路堵剿，接连获胜，剩余匪徒逃散，并分别收编安抚，地方逐渐安定，商民都各自恢复生计的情况，恭敬地呈报，仰求圣上鉴察。此前股匪刘弹子、杨玉麟屡次被俄军击败，分路逃窜，等到俄军撤回，匪党李口〇克叭、海龙厅、新宾堡等处，多次经过该处总管等

译派遣军队进行剿办，歼灭多名匪徒，以及俄军继续前往兴京、通化一带进剿的各种情况，奴才们已于四月二十八日先行奏报在案。当时，匪首李口〇克叭等人在海龙厅受挫后，勾结刘弹子率领万余人的大股匪众，又前来报复。四月二十一日，贼军前锋抵达横道河子，镇东军营官刘书及哨官唐敬师等人各自率领部下四百余人迎敌，接连挫败贼军的锐气。当晚贼军主力大举到来，刘书受伤，贼军随即乘势逼近城池，火光冲天，炮声震地，我军守城士兵不足千人，该地方总管依凌阿等人奋力抵御。正当危急之时，义勇军管带冯佩均率领三百余人冲入重围，于是各路军队勇气倍增，再次出城迎战，所向无敌，贼匪死伤无数。恰逢营官连璧等人也从东路赶到，该地方总管等人便命令他们与冯佩均以及常玉顺等人四路夹攻，贼军于是大败，四处奔逃。这一战役，血战了两个日夜，歼灭贼匪一千余名，缴获枪支数百杆，马匹和旗帜很多，并擒获伪统领孙振东等人在军前正法，而北路继续进军的俄军至此也抵达了该厅。南路俄军继续进军兴京后，匪首张桂林及其党羽林七便旁窜至怀仁，代理县事的检马鸿章派兵在蚊子沟围堵抵御，结果战败，贼军随即于四月二十三日攻入县城，大肆搜掠后离去。二十七日窜至沙尖子，遭遇团练迎击，张桂林退回通沟，向练长王懋忠寻仇报复，林七则亲自率领数百名悍匪向南窜逃，二十九日抵达泡子沿地方，营官李寿朋率领一百余名士兵与之交战，因众寡不敌，该匪于是当日突袭攻入宽甸县城，知县兰维烜措手不及，于是出逃，衙署被焚毁，林七的凶焰更加炽盛。此前，奴才们认为俄军此次继续进军，是专注于通化一路，便顾虑到那里山深林密，道路四通八达。一旦旁侧溃决，势必蔓延。费手当即分别命令各该地方官员，一律严加防范。后来宽甸告急，又命令东边道荣森统带林长青，迅速催队协防，并派将领程维新传谕辽阳练长徐桢即刻挑选率领得力团丁一千名，驰往凤凰、安东一带以防备剿杀。随即又添派翼长瑞禄、营官张国庆等人的马步各队，驰赴苇子峪、碱厂以扼制该匪西窜的道路。此时俄军提督闻讯，也由辽阳〇平调拨马步炮队，分别向凤凰城、岫岩州两路进发。而当林七攻陷宽甸时，统带林长青正进军九连城防备其窜往安东。林七随即趋向凤凰城时，该道荣森所部的晋字五营都分散在各处驻防，命令营官周玉麟带队赴台沟岭迎击。周某本是无赖之徒，过去跟随雷正绾军队流落于安东境内，与林七相熟，竟与之合流，倒戈相攻。营官杜长青等都溃败，火炮也被贼军夺走。起初周玉麟出兵后，曾派遣骑兵报告小胜，该道没有察觉。贼军大队攻入城内，该道及城守尉、同知等官员都仓皇退至甜水站。五月初五日，贼军占据凤凰城，初六日，贼首郑兰亭，绰号老君炉，率领数十人又趁着夜雨潜至安东县，勾结土匪打开监狱。当时夜深雨大，贼军人数多少无法分辨，官员、商人和百姓因此逃避一空。安东的大东沟、大孤山都是水陆商贾聚集的地方，当林七窜扰宽甸时，各商民已有戒心，有的已将货物移至船上，所以一听到警报便纷纷逃跑。这是贼匪窜扰东边各属商民逃避的大概情形。谨具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