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一治体
乎在矣。”然欲兴利而除獘，或患其不能周知；欲察吏而安民，或患其不能尽善。求其明烛无穷，物来毕照，俾僚无所售其欺罔者，则莫如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此书所载臣工奏摺，凡二百二十三人，恭录批答，使共知所陈之得失。非惟神机莫测，明见万里，为自古圣君之所无，即累牍连编悉经丹毫甲乙二帝三王以后，亦未闻如是之勤政也。今日灾异频仍，盗贼窃发，民生日窘，吏治日隳，必圣主大振干纲，然后可臻上理。敬祈皇上于揆几度务之暇，并将此书日阅一二事。凡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者，固蒙褒答；若不实不尽及饰诈怀私者，亦一一为之指示周详，庶大吏皆知所警戒，各思振刷精神，力除积习，则所以饬官常而维邦本者，实系于此焉。抑臣尤有进者。昔宋臣司马光论人君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臣细绎其言，以为人君之道，既在于仁、明、武，则所戒在于不仁、不明、不武。夫不仁，岂必尽由残忍哉？贤不能进，邪不能远，气节渐亏于士类，流祸且及于民生，是即近乎不仁矣。不明，岂必尽由昏闇哉？偏听生奸，独任成乱，壅蔽将至于左右，善恶每易于混淆，即邻乎不明矣。不武，岂必尽由懦哉？嗜欲未清，心志偶懈，政务稍涉于因循，纲维遂形其废弛，是即类乎不武矣。光又论致治之道有三：曰审官，曰信赏，曰必罚。又论养兵国务精不侈多，其言皆切中治理，为今日之急务，实足与《御纂性理精义》《朱批谕旨》二书互相发明者也。他如《御撰资政要览》《庭训格言》《御定执中成宪》《御制日知荟说》《御制评监阐要》诸书，皆本心法治法，而以一贯之，用能方轨六经，垂模万世。伏愿皇上本法祖之意，以修己，推而至于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将贤否既判，教养日修，天下有不荡平正直者哉？臣学识拘墟，未知当否，不胜惶悚之至，伏乞皇上圣鉴。
译“乎在矣。”然而想要兴利除弊，有时担心不能周知全面；想要考察官吏、安抚百姓，有时担心不能尽善尽美。寻求那种能像明灯一样照亮无穷事物、使万物无所遁形，让下属无法施展欺瞒手段的方法，没有比世宗宪皇帝的《朱批谕旨》更好的了。这本书所载臣工的奏折，共有二百二十三人，恭敬地录下批答，使大家共同知道所陈述内容的得失。这不仅神机莫测、明察万里，是自古圣君所没有的，即使是堆积如山的文书都经过朱笔批阅，在三皇五帝之后，也未听说有如此勤政的君主。如今灾异频繁发生，盗贼暗中作乱，民生日益困窘，吏治日益败坏，必须圣主大力整顿纲纪，然后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理境界。恭敬地祈求皇上在繁忙政务之余，每天阅读此书一两条。凡是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处置得当的，固然蒙受褒奖答复；如果不实不尽以及掩饰欺诈、怀有私心的，也一一为他们指示详尽，这样大吏们都会知道警戒，各自想着振奋精神，努力革除积习，那么用来整饬官常、维系国家根本的，实际上就在于此了。
况且臣还有进一步进言的。从前宋朝臣子司马光论述君主修养心性的要点有三：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仁，不是温和宽容、姑息养奸的意思，而是兴办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利于万物，这才是君主的仁。明，不是烦琐苛刻、伺察窥探的意思，而是懂得道义，识别安危，辨别贤愚，分辨是非，这才是君主的明。武，不是强横暴戾的意思，而是只要合乎道义，就果断决断而不犹豫，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才是君主的武。臣仔细推敲他的话，认为君主的大道，既然在于仁、明、武，那么所应戒惧的在于不仁、不明、不武。那不仁，难道一定是因为残忍吗？贤能的人不能进用，邪恶的人不能疏远，士人的气节逐渐亏损，祸患甚至波及民生，这就是近乎不仁了。不明，难道一定是因为昏庸闇昧吗？偏听产生奸邪，独断造成混乱，蒙蔽将波及左右近臣，善恶往往容易混淆，这就邻近于不明了。不武，难道一定是因为懦弱吗？嗜欲没有清除，心志偶尔懈怠，政务稍微涉及因循守旧，纲纪于是显得废弛，这就是类似于不武了。
司马光又论述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三：一是审慎选用官吏，二是守信于奖赏，三是必定执行惩罚。又论述养兵治国务求精简而不奢侈繁多，他的话都切中治理的要害，是当今的急务，实在足以与《御纂性理精义》《朱批谕旨在》两书互相阐发印证。其他如《御撰资政要览》《庭训格言《御定执中成宪》《御制日知会说》《御制评鉴阐要》等书，都本着心法与治法，而以一贯之，因此能够符合六经的规范，为万世留下楷模。伏愿皇上效法祖先的意旨，用来修养自身，推而广之到知人、安民，都能得其正道，那么贤与不贤既然已经分辨，教化养育日益修明，天下难道还有不平定、不正直的情况吗？臣学识浅陋拘泥，不知是否得当，心中不胜惶恐，伏乞皇上圣明鉴察。
请讲求务本至计疏
华煇
奏为岁入不敷民贫财匮请讲求务至计以开利源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自各国通商以来，每岁出洋之银，其为数甚钜，近更通行内地，小民生计日益艰难。而户部出款岁增数千余万，外内臣工纷纷建议，皆曰清逋赋也，核厘金也，加捐税也，皆取财之法也。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取之过度，民力不足以供之，则乱端起矣。有变而为节财之说者，则曰裁额兵也，除中饱也，汰浮费也。有变而为通财之说者，则曰兴工作也，振商务也，修铁路也，设银行也。此二说者固较胜矣，而本原则不在是。夫国用何出？出于民。民则何出？出于地。地利何出？出于物。工作之成，成于此也；商务之通，通于此也；轮舟铁路之运，运于此也。故董劝农桑，讲求物产，为古圣王生财之大道，即今日养民致富之真源也。民立有所不足，必须官为补助者，可分为二大端：一曰广种植，一曰兴水利。谨缕析为我皇上陈之：自兵燹以来，各省树木芟伐殆尽，地之腴者忽瘠，民之富者忽贫。盖果品材木足以供生人之用，而其利视五谷为尤丰。所谓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也。乃上下因循，不知栽培爱护，往往山童壤赤，一望荒凉，小民亦菜色流离，无复承平景象，则官吏之玩视民瘼也，亦已久矣。夫种植之大利，其在南方者二：曰桑，曰茶。黄河以南之省分，近水者无不宜桑，近山者无不宜茶。苟能由官筹款，购买桑秧茶子，散给民间，并请求养蚕制茗之方，不数年而风行各省矣。其在北方者，曰葡萄，曰棉花。黄河以北之省分，天寒而地燥，惟此为宜。葡萄以酿酒，棉花以纺织布。苟能博求良法，劝导民间，则余利丰盈，偶有水旱偏灾，无虞冻馁矣。
此四事者，办有成效，立可行，销外洋，自收利权。然地方官吏，必将畏难苟安，诿于土性之不宜也，民情之不顺也。天下无论何土，必有相宜之树；无论何树，必有可收之利。此则南北各省皆有之，皆宜之，无所容其欺饰者也。今请定一劝民种植之法，民间有能于旧有树木外种树至五千株、一万株以上者，官为酌给奖赏，以示鼓励。并请定一戕害树木之禁，有无故戕害树木一株者，贫民罚种树两株，富民罚钱千文，以充公用。中国膏腴既广，寒暑适平，他日百产余盈，辟一分利源，即增一分税课，天下尚忧贫乏哉？生财之道，在广种植者一也。中国水利，惟江南各省最为讲求，自发捻构乱以来，旧有河渠亦多湮塞，民既无力修复，官亦置若罔闻。而于山僻省分及北方高燥中原廖廓之区，则地方各官直不知水利为何事，惟日持三尺法以催比征徭而已。甘肃、陕西等省田地尤多荒废，水利之不修，河患所由日亟也。
兴修水利，古今中外，良法颇多。约而举之，厥有八事。一曰引泉：两山之间，必有一川，建有引泉，咸资利赖。然一人之力，不能成，须董以官绅，乃可集费鸠工，肇兴大利。此为牧令者于境内泉源，必应确知其数，而详求其用也。二曰筑塘：水源之大者，开渠以引之；其细者，必筑塘以蓄之。可购山间高地筑塘，置闸，派公正绅宦专司启闭。需水者税纳公费，为购地修塘闸之资，所谓民财民用耳。三曰开渠：无论江河溪涧，相度高下，于其上流开渠以引之。必须畎浍距川，有经有纬，旱收其利，而水不为灾，方为尽善。四曰通潮：沿海之区，硷地为多，日炙雨淋，硷去则草木繁昌，遂成沃壤。此等海滨涨地，广漠无垠，弃之则可惜，亟宜招民垦辟，广开港汊，通引海潮。数月之间，即可种植，兴地利，养闲民，增税额，一举而数善备焉。五曰开井：丁宝桢为山西巡抚，教民开井汲泉，以资濯溉，民食其利。今外洋开井机器，每副价值仅数百金，一省购数机，则高地居民永免旱熯之患。惟开井必择有树之地，庶用力少而成功多。六曰蓄水：北方溪涧无多，亦有雨水，惟南人知蓄水，北人不知蓄水耳。诚就低洼之地，深浚为湖，据出之土，培堤种树。湖宽至十丈以上，水深至五尺以上
译奏为岁入不足、百姓贫困、财力匮乏，请求讲求务本的根本大计以开辟利源，恭敬地呈递奏折陈述，仰求圣上鉴察的事。
自从各国通商以来，每年流出海外的白银，数量极其巨大，近来更在内地流通，小民的生计日益艰难。而户部的支出每年增加数千万两，内外臣工纷纷提出建议，都说要清理拖欠的赋税，核查厘金，增加捐税，这些都是聚敛钱财的方法。天下的财富只有这么多，索取过度，民力不足以供给，那么动乱的祸端就产生了。有人转而提出节省财用的说法，就说要裁减定额兵员，杜绝中饱私囊，削减虚浮的耗费。有人转而提出流通财富的说法，就说要兴办工业，振兴商务，修建铁路，设立银行。这两种说法固然比前两种好，但根本原则并不在此。国家的用度从哪里来？来自百姓。百姓的财富从哪里来？来自土地。土地的利益从哪里来？来自物产。工业的成就，成就于此；商务的畅通，畅通于此；轮船铁路的运输，运输于此。所以鼓励劝勉农桑，讲求物产，是古代圣王生财的根本大道，也就是当今养育百姓、使国家富裕的真正源泉。
百姓自立有所不足，必须官府予以补助的，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广泛种植，二是兴修水利。谨详细分析为皇上陈述：自从战乱以来，各省树木被砍伐殆尽，肥沃的土地忽然变得贫瘠，富裕的百姓忽然变得贫穷。因为果品材木足以供人生存使用，而其利益比五谷更为丰厚。所谓一年的计划种谷物，十年的计划种树木。然而上下因循守旧，不知道栽培爱护，往往山秃地赤，一望荒凉，小民也面带菜色流离失所，不再有太平盛世的景象，那么官吏漠视百姓疾苦，也已经很久了。种植的大利，在南方有两种：一是桑，二是茶。黄河以南的省份，靠近水边的无不适宜种桑，靠近山边的无不适宜种茶。如果能由官府筹款，购买桑秧茶籽，散发给民间，并请求传授养蚕制茶的方法，不出几年就会在各省风行。在北方有两种：一是葡萄，二是棉花。黄河以北的省份，天气寒冷而土地干燥，只有这两种适宜。葡萄用来酿酒，棉花用来纺织布匹。如果能广泛寻求良法，劝导民间，那么剩余的利益就会丰盈，即使偶有水旱偏灾，也不用担心受冻挨饿了。
这四件事，办有成效，立刻可以实行，销往外国，自然收回利权。然而地方官吏，必定畏难苟安，推诿于土质不适宜，民情不顺从。天下无论什么土地，必有相宜的树木；无论什么树木，必有可收的利益。这是南北各省都有的，都适宜的，没有地方可以欺骗掩饰。现在请求制定一种劝民种植的方法，民间有能在原有树木之外种树达到五千株、一万株以上的，官府酌情给予奖赏，以示鼓励。并请求制定一种毁坏树木的禁令，有无故毁坏树木一株的，贫民罚种两棵树，富民罚钱一千文，以充公家公用。中国肥沃的土地广阔，寒暑适宜，将来百物丰盈，开辟一分利源，就增加一分税赋，天下还担忧贫困匮乏吗？生财之道，在于广泛种植，这是第一点。
中国的水利，只有江南各省最为讲求，自从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以来，原有的河渠大多堵塞，百姓无力修复，官府也置若罔闻。而在偏僻的省份以及北方高燥辽阔的地区，地方各官简直不知道水利是什么事，只是每天拿着三尺律法来催促征收徭役罢了。甘肃、陕西等省田地尤其多荒废，水利不修，河患日益严重的原因就在于此。
兴修水利，古今中外，良法很多。概括起来，有八件事。一是引泉：两山之间，必有一条河流，建有引泉设施，都依靠它得利。然而一个人的力量，不能完成，必须由官绅主持，才能筹集费用、召集工匠，开创大利。这是地方长官对于境内的泉源，必须确切知道数量，并详细寻求其用处的原因。二是筑塘：水源大的，开渠来引导；水源小的，必须筑塘来蓄积。可以购买山间高地筑塘，设置闸门，派公正的绅宦专门掌管启闭。需要用水的人缴纳公费，作为购买土地、修筑塘闸的资金，这就是所谓的民财民用。三是开渠：无论江河溪涧，测量高低，在上游开渠来引导。必须田间小沟与河流相连，有经有纬，旱时收取其利，而水不成为灾害，这才算尽善尽美。四是通潮：沿海地区，盐碱地很多，日晒雨淋，盐碱去除后草木繁茂，就变成肥沃的土地。这种海滨涨地，广阔无边，废弃可惜，应当紧急招引百姓开垦，广泛开辟港汊，通引海潮。几个月之间，就可以种植，兴办地利，养活闲民，增加税额，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五是开井：丁宝桢任山西巡抚时，教百姓开井汲泉，用来灌溉，百姓享受其利。现在外国开井机器，每副价值仅几百两银子，一省购买几台，那么高地居民永远免除旱灾之苦。只是开井必须选择有树木的地方，这样用力少而成功多。六是蓄水：北方溪涧不多，也有雨水，只是南方人知道蓄水，北方人不知道蓄水罢了。如果就在低洼之地，深挖成湖，取出的土，培筑堤坝种树。湖宽达到十丈以上，水深达到五尺以上
，日光不能消烁，可积至二月不干。七曰用车：桔槔汲水之法，工拙而事劳。惟南国之龙骨车，可汲水至十丈余。苟购置多副，雇觅熟手，分教北人，事半功倍，即可汲河水以溉田。西人柳条各车，近今水法益加修备，并宜择善而从，以兴水利而减水患。八曰填石：西人近得新法，每田十亩，四围掘一深沟，宽一二尺，深三四尺，填以碎石，高出地面。石能汲水，雨潦皆泥泞皆干；石能含水，久旱则土▯膏润。亦西法可采之一端也。斯八事者，有水可引之处，固可因地势以畅其流；无水可引之处，亦可藉人力。以收其用，此生财之道在兴水利者，又一也。夫乡曲小民，终岁勤动，农田所入，究其几何，而额赋科征，急于星火，地方官吏又复视同膜外，不能教成全。比年各省偏灾，官赈民捐，动逾百万，而饥寒疾苦，颠连沟壑者，仍不可计算，皆由地方官吏不能先事预防也。且水利之兴，种植相因为用，亦相济而成。嘉树密林，既能引泉致雨，可免旱灾，而根盘土中，叶盖地面，当大雨时行，高处泥沙不致随流而下，凡壅压田亩、淤塞河流之患，亦可减轻。诚能以种植为经，以水利为纬，以水利为体，以种植为用，行之十年，而地利不日兴，民生不日富，国计不日丰者，未之有也。或犹以为迂，天下安有更捷于是者？否则虽有工作，其如无物可制何？虽有轮舟铁路，其如无货可运何？此又各国通商以来，济变之良谟，救时之要策，而不可以一日缓者也。应请皇上明发谕旨，责成各省督抚，特饬府厅州县各官，将种植水利两端，就臣摺内所已言者，因地制宜，认真兴办；所未言者，亦实心实力，渐次扩充。果其实政及民卓着成效，胪陈事实，送部引见，优予升阶；功效稍次者，酌量保奖；其藉端扰民、奉行故事者，立行参撤。仍请饬下吏部、户部妥议考核章程，通行各省。三年大计，将此二端归入考成，庶几积习颓风，一时丕变。货不弃于地，富不藏于民，由是振兴工作，开辟商途，出中华不涸之源，易外国无穷之利，虽各省通商，亦复何患之有？是为生财大道本原中之本原也。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阳光无法使其融化，可以堆积到二月也不干涸。第七项是用车：桔槔提水的方法，工艺笨拙且事务劳苦。只有南方的龙骨车，可以提水到十丈多深。如果购置多副，雇佣熟练工人，分别教导北方人，事半功倍，就可以提河水来灌溉田地。西方人的柳条车等，近来水法更加修备完善，也应当选择好的来跟随，以兴修水利而减少水患。第八项是填石：西方人近来得到新方法，每十亩田，四周挖掘一条深沟，宽一二尺，深三四尺，填入碎石，高出地面。石头能吸水，雨水和泥泞都会变干；石头能含水，久旱时土壤依然滋润。这也是西方方法中可以采纳的一点。这八件事，在有水可引的地方，固然可以因地势来畅通水流；在没有水可引的地方，也可以借助人力来收其效用，这是兴修水利以生财之道中的又一项。乡村小民，终年勤劳耕作，农田收入究竟有多少，而赋税征收，急如星火，地方官吏又视同外物，不能教导成全。近年各省遭受灾害，官方赈济和民间捐款，动辄超过百万，而饥寒疾苦、流落沟壑的人，仍然不可计数，这都是因为地方官吏不能事先预防。况且兴修水利，种植与之相互为用，也相互补充而成。嘉美的树木茂密的森林，既能引来泉水招致雨水，可免旱灾，而树根盘结在土中，树叶覆盖地面，当大雨倾盆时，高处的泥沙不至于随水流而下，凡是壅压田亩、淤塞河流的祸患，也可以减轻。确实能以种植为经，以水利为纬，以水利为本体，以种植为应用，实行十年，地利不迅速兴起，民生不迅速富裕，国计不迅速丰裕的，是没有的。或者还认为这是迂阔，天下哪有比这更快捷的？否则虽然有工作，没有东西可制造怎么办？虽然有轮船铁路，没有货物可运输怎么办？这又是各国通商以来，应对变局的良策，救时的要略，而不能一日延缓的。应请皇上明发谕旨，责成各省总督巡抚，特别命令府厅州县各官，将种植和水利这两端，就臣奏折内已经说到的，因地制宜，认真兴办；没有说到的，也实心实意，逐渐扩充。如果确实政绩惠及百姓，卓著成效，列举事实，送部引见，优予晋升；功效稍次的，酌情保奖；那些借端扰民、敷衍塞责的，立即参劾撤职。仍请命令吏部、户部妥善商议考核章程，通行各省。三年大计，将这两端归入考成，大概积习颓风，一时就能大变。货物不丢弃在地上，财富不藏在民间，由此振兴工作，开辟商途，拿出中华不枯竭的源泉，换取外国无穷的利润，即使各省通商，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是生财大道本原中的本原。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挈大纲防积獘疏
袁甲三
窃惟出治宜挈其大纲，行政宜防其积獘。大纲立，则条理次第举矣；积獘去，则隐患无由萌矣。皇上自御极以来，上承两宫皇太后励精图治，下有王大臣竭智尽忠，治法粲然，中外相望，升平兼之。圣心虚受，言路宏开，臣受恩最深，尤宜殚尽愚忱，以期仰酬于万一。惟是督帅在外，闻见未广，即时于邸抄内略知梗概，又苦不能详悉。病中过虑，明知迂之见未达体要，而愚诚所迫，有不能已于言者。且臣已蒙圣恩准予开缺，不日交卸回籍，瞻望阙廷，依恋无已，稍有所见，不得不为我皇上亟陈之。谨胪列管见，伏候圣明采纳。一、圣学之缓急宜权也。我朝家法，自经史而外，如列朝实录，以及国书清语、骑射与各部落各国番语，无不讲习，所以通达古今，综括文武，统驭中外，法至详也。然当储宫养正之日，岁月宽闲，原宜同时并及。我皇上以冲龄践阼，日总万几，间宸宫就学，每日不过两时。皇上天亶聪明，文艺技能，一涉必皆通晓，但为时有限，不能及骤，则致功难骛于多，则用心杂欲以圣学之大而立郅治之基，非渐致其功而专用其心不可。窃谓四子五经，道法之统会也；历代正史，治乱之考镜也；列朝实录，谟烈之成宪也。此皆心法所垂，治功所赖，万不可缓者也。此外艺文暂缓，岁时似亦未晚。是宜按日而立为程，于经史务在讲贯详明，精求古先圣王心法治法，无徒为章句训诂。于列圣实录，命儒臣恭择明白易晓者，每日陈说一二事，不可繁多，庶几圣心渐渍于义理，审察于事机，而又檩遵祖训之昭垂，将见圣德日粹，圣智日开，由此而博及艺能，其为功必更易易。且亲近儒臣之日多，自无非几之贡，尤端本正始之基也。一、议政之精力宜专也。古者官盛任使，以劝大臣，故三公论道经邦，不复亲及细务，所以节其勤劳，专其思虑也。人之精神有限事繁，则心纷；心纷则虑扰。虽资禀特异者，亦往往以纷扰而致虞。枢机为政本所关，事务极繁，尤非若公卿以下分任职司。窃闻近日议政王兼理之事太多。我皇上冲幼垂拱，凡总理庶几其责在王。行政用人，事事皆须审虑，宜使王励精夙夜，广采博询，得以凝一精神，均平天下。若派各差使，自有诸王大臣在。方今兵兴日久，时事孔棘，或军情猝至，运筹策于顷刻之间；或事遇疑难，权利獘于百年之后，应之稍有失，当即挽回更费斡旋，悉力殚心，正在今日。沈几内断，尤赖深思。多任一事，即多费一心，不宜以人分议政治事之时日，而耗其虑事之精神也。夫权势不可专者也，思虑不可不专者也。夫以至公至虚之心，持亲王之大体；复以有翼有严之体，竭辅政之小心。斯足以代圣主之勤，而赞成中兴之业，无难矣。
一用人宜审也。书曰：明试以功。又曰：举能其官。天下全才常少，而偏才常多。用违其才，而曰天下无才，非笃论也。才窘于用，而前日之能臣即后日之罪首，尤非所以养天下之才也。循名责实，考绩程能，不惟小臣之才不废于时，抑且大臣之才愈宏其用。即如保傅之任，首重儒臣，而大体粹然者，或间诎于肆应。汉之经济，宋之理学，罔非正人，而从政临民，一代中卓然表着者，可以数计。其余则大者为师傅，小者侍经筵，咸能裨补圣明，佐成主德。以此知任用儒臣，重其德不必苛其才也。若夫萧何馈运，未闻参帷幄之筹；韩信将兵，岂可任关中之守；黄霸名成治郡，而为相不过庸才；段熲功在平，而立朝不免败节。历观史册，成昭尽盖，缘人之资禀各殊，才具互异，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即用者当量其器之所宜也。又或入仕之初，任事各有蹊径：如由吏员进者，簿书或易于见长；由军营进者，地方或难于胜任；由科甲出者，优于文教，而条令或不如吏胥；由州县起者，游升大吏，而规模或不能宏远。是在朝廷因而用之而全之耳。臣非敢谓其中必无杰出之才，投而效者，但虑得人之少，不敌偾事之多。及至偾事，欲姑容之，既不能坐使旷官而
译关于把握治理大纲、防止积弊的奏疏
袁甲三
我私下认为，治理国家应当把握其根本大纲，推行政令应当防止其积久成弊。大纲确立了，那么各项条理次序就能依次举荐施行；积弊去除了，那么隐患就没有滋生的缘由了。皇上自从登基以来，上承两宫皇太后励精图治的遗志，下有王公大臣竭尽智谋、效忠尽职，治国法度鲜明清晰，朝廷内外相互期盼，太平盛世兼而有之。圣上虚心接纳意见，言路广泛开放，臣受恩最深，尤其应当竭尽愚诚，以期万一能报答皇上的恩德。只是臣作为督帅在外，见闻不广，当时从邸报中略知大概，又苦于不能详细知晓。在病中过度忧虑，明知这是迂腐之见，未能切中要害，但被愚诚所迫，有话不得不讲。况且臣已蒙受圣恩，准予离职，不久将交接事务回籍，瞻望朝廷，依恋之情无尽，稍有所见，不得不为皇上急切陈述。谨罗列管见，恭候圣明采纳。
第一，圣学的缓急应当权衡。我朝的家法，除了经史之外，如各朝实录，以及国书清语、骑射和各部落各国的语言，无不讲习，以此来通达古今，综括文武，统御中外，法度非常详尽。然而，在储君培养正道的时期，岁月宽裕闲暇，原本应当同时兼顾。皇上以年幼之龄登基，每天总揽万机，偶尔在宫中求学，每天不过两个时辰。皇上天资聪明，文艺技能，一接触就都能通晓，但时间有限，不能急于求成，那么追求功效就不能贪多，用心杂乱就无法以圣学之大来奠定大治的基础，不逐步积累功效并专心致志是不行的。我私下认为，四书五经，是道德法度的总汇；历代正史，是考察治乱兴衰的镜子；各朝实录，是祖宗谋略功业的成例。这些都是心法所垂示、治功所依赖的，万万不可延缓。此外，艺文可以暂缓，等到岁末时节似乎也不晚。因此，应当按日制定课程，对于经史务必讲求贯通、详细明白，精求古先圣王的心法和治法，不要仅仅停留在章句训诂上。对于列圣实录，命令儒臣恭敬地选择明白易懂的内容，每天陈述一两件事，不可繁多，这样圣心逐渐浸润于义理，审慎考察于事机，又遵循祖训的昭示，将会看到圣德日益精纯，圣智日益开阔，由此再广泛涉猎艺能，其功效必定更容易达成。而且亲近儒臣的日子多了，自然会有非议的进献，这更是端正根本、确立开端的基石。
第二，议政的精力应当专一。古代官员众多以便差遣，用来勉励大臣，所以三公讨论治国大道，不再亲自处理细微事务，以此来节省他们的辛劳，专一他们的思虑。人的精神有限，事务繁杂，心思就会纷乱；心思纷乱，思虑就会受到干扰。即使是资质特异的人，也往往因为纷扰而导致失误。枢机事务关系到政事的根本，事务极其繁杂，尤其不像公卿以下那样分任职司。我私下听说近日议政王兼任的事务太多。皇上年幼垂拱而治，凡是总理庶务的责任都在王身上。行政用人，事事都需要审慎考虑，应当让王励精图治、夙夜匪懈，广泛采纳、多方咨询，得以凝聚精神，均平天下。如果派遣各种差使，自有诸王大臣在。如今战争兴起已久，时事非常紧急，有时军情突然到来，需要在顷刻之间运筹策划；有时遇到疑难之事，需要权衡百年之后的利弊，应对稍有失误，当时挽回就要耗费更多的周旋，竭尽全力、殚精竭虑，正是在今天。洞察细微、内心决断，尤其依赖深思。多承担一件事，就多耗费一份心力，不应当因为分派议政治事的人而耗费其思考事务的精神。权势不可以专断，但思虑不可以不专一。以公正虚怀之心，秉持亲王的大体；再以谨慎严谨的态度，竭尽辅政的小心。这样就足以代替圣主的辛劳，促成中兴大业，就没有困难了。
第三，用人应当审慎。《尚书》说：通过明确的试用考察功效。又说：推举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天下全才常常很少，而偏才常常很多。使用违背其才能，却说天下无才，这不是确切的论断。才能在使用中受困，那么前日的能臣就是后日的罪首，这尤其不是培养天下人才的方法。循名责实，考核政绩、衡量才能，不仅小臣的才能不会在时代中被废弃，而且大臣的才能会更加宏大地发挥作用。就像保傅的职务，首先重视儒臣，而大体纯粹的人，有时在应对事务上显得不足。汉代的经世济民之才，宋代的理学之士，没有不是正人君子的，但从政临民，在一代中卓然显著的人，可以数得过来。其余的人，大的作为师傅，小的侍奉经筵，都能补益圣明，辅助成就君主的美德。由此可知，任用儒臣，重视其德行不必苛求其才能。至于萧何负责馈运，没听说他参与帷幄中的筹划；韩信带兵，难道可以让他镇守关中；黄霸在治理郡县上成名，但作为宰相不过是庸才；段熲功在平定叛乱，但在朝廷立身不免败坏节操。纵观史册，成败昭然，因为人的资质禀赋各不相同，才能器具互有差异，学习后各自得到本性所接近的，那么使用的人就应当衡量其器量所适宜的。又或许在入仕之初，任职各有途径：如由吏员晋升的，文书簿籍或许容易显露长处；由军营晋升的，地方治理或许难以胜任；由科举出身的，擅长文教，但条令或许不如吏胥；由州县起家的，升任大吏，但规模或许不能宏大深远。这是在朝廷顺势使用他们并保全他们罢了。臣不敢说其中一定没有杰出之才，投效的人，只是担心得到的人少，抵不过败坏事情的人多。等到事情败坏，想要姑息宽容，既不能坐视官员旷废职守而
不明赏罚；欲罢黜之，又必致没其偏长而难昭激厉。用人不审于先，其獘有不可胜言者。臣愚以为，不必任之太骤，亦不必徒采其名。宜令内外大臣于一切保举，皆须实指所长。既经确指何项才能，自当观其实效。傥其人后不职，仍追论其原保之人，不惟杜绝滥保，亦以澄叙官方。此非独三代以来以此为因才授任之良策也。有虞之世，圣同朝而稷契皋夔各司一事，岂数圣人一移职守，遂之无所见长哉？用人之道，固如是也。伏愿皇上审度而加慎焉。一听言宜断也。近日天下多事，全在得人而理，而人之贤否视其心之公私，心之公私见于言之诚伪，以此察之，百不失一矣。夫地方安危，系乎督抚各任封圻，不相牵帅，尤不可不慎选也。从前海内承平，督抚各任官圻，不相牵涉。迩来统帅界乎督抚之间，或督抚与统帅主客互相抵牾，或统帅与统帅彼此不免争执。其间是非杂进，邪正分途，惟视批答之从违，以决情之向背。正人忧深君国，披肝沥胆，日仰望乎圣明；小人计售奸欺，丑正恶直，亦隐探乎意旨。抑邪崇正，胥视此为转圈。天下治乱之机，莫大乎是。所虑者，天心广大，概示优容，邪正是非未即显示乎天下。在皇上量同覆载，即虞舜隐恶扬善之心，原有默运渊衷，独持权度，未易为浅见所窥测者。但正言迭进，既蒙圣量之包涵；邪论隐陈，未禀干纲之决断。君子隐怀过虑，小人更私幸售欺。傥邪说复进而再尝，将正人被疑于三至，阴阳消长，辨之不可不早辨也。纵或论事互相左右，非触即背，虑开水火之端，朝廷不肯宣杨微寓和之意。然理有曲直，事有虚实，包容则反启游移，诘问则终难巧匿，调停两可，亦非盛世所宜也。臣愚以为，言杂进之时，明辨从违，自足以遏邪萌而扶正气。除言官献替，必须优之格外，以开傥直之途。其余论事论人，孰是孰非，立予分别是者即议施行，非者严加诘责。邪说不敢更端而进，正人不至隐为所摇。如此则老成之隐虑皆消，众志之迟疑亦定，是非邪正显然与天下共之。朝廷之黜陟当而任用专，治理蒸蒸日上矣。伏愿皇上俯鉴臣之私忧过计，以进道消道长之几，则天下幸甚。以上四条，或事关治本，或虑在几微，虽土壤细流，未必高深之能助，而戴天覆地，岂其覆载之相忘。臣久病之余，精神疲惫，而微诚所积，无日不如在君父之前，辗转思维，窃以为有所见而不为皇上陈之，即伏处田园，此心终觉负欠。谨不揣冒昧，缮摺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如果不明赏罚；想要罢黜他们，又必然导致埋没他们的专长，难以彰显激励的作用。用人之前不审慎考察，其弊端多得说不完。臣愚以为，不必任用得太急促，也不必仅仅采纳他们的名声。应当命令内外大臣，对于一切保举，都必须具体指出被举者的长处。既然已经确切指出了哪项才能，自然应当观察其实际成效。倘若此人后来不称职，仍然要追究原来保举他的人的责任，这不仅能杜绝滥举，也能澄清整顿官场风气。这不仅是三代以来因才授任的良策。虞舜时代，圣人们同朝为官，而稷、契、皋、夔各自负责一件事，难道是这几位圣人一旦调换职守，就再也没有擅长之处了吗？用人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恳请皇上审慎考量并加以慎重。
对于言论应当果断决断。近日天下多事，全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来治理，而人的贤与不贤，取决于其心的公与私，心的公与私体现在言论的真与假，以此考察，百无一失。地方的安危，系于督抚等官员，他们各自镇守一方，互不牵制，尤其不可不慎重选拔。从前海内太平，督抚各自镇守疆土，互不牵涉。近来统帅的职权介于督抚之间，有的督抚与统帅主客互相抵触，有的统帅与统帅彼此不免争执。其中是非混杂，邪正分途，只看批答的顺从或违背，来决定情感的向背。正直的人深切担忧君国，披肝沥胆，日夜仰望圣明的君主；奸邪的人图谋奸诈欺骗，厌恶正直，也暗中探听旨意。抑制邪佞、崇尚正气，都以此为关键。天下治乱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担心的是，皇上的胸怀广大，一概表示宽容，邪正是非没有立即在天下显现。皇上度量如同天地覆盖承载，即使像虞舜那样隐恶扬善的心思，原本就有暗中运作的深远衷曲，独自掌握权衡尺度，不容易被浅见的人窥测。但是正直的言论接连进献，既然蒙受圣量的包涵；邪僻的言论暗中陈述，却没有禀承纲纪的决断。君子暗中怀有过多的忧虑，小人更加私下庆幸能得逞欺骗。倘若邪说再次进献并得逞，正直的人将被怀疑到极点，阴阳消长，辨别不可不早做。纵然议论事情互相左右，不是触犯就是背离，担心开启水火不容的端绪，朝廷不肯宣扬微妙的调和之意。然而道理有曲直，事情有虚实，包容反而开启游移不定，诘问最终难以巧妙隐藏，调停两可，也不是盛世所适宜的。臣愚以为，言论混杂进献的时候，明确辨别顺从与违背，自然足以遏制邪念的萌芽而扶持正气。除了言官进献的替代建议，必须格外优待，以开通坦率直言之路。其余议论事情、议论人，谁是谁非，立即分别，对的立即商议施行，错的严加诘责。邪说不敢变换名目再进献，正直的人不至于暗中被动摇。这样老成持重者的隐忧都消除，众人意志的迟疑也安定，是非邪正明显地与天下共同知晓。朝廷的升降得当而任用专一，治理蒸蒸日上。恳请皇上俯察臣私下的忧虑和过虑，以推进正道、消解邪道之机，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以上四条，有的关系到治国的根本，有的忧虑在于细微之处，虽然像土壤细流，未必能助益高深的治理，但仰戴苍天、俯覆大地，怎能忘记天地的覆盖承载。臣久病之后，精神疲惫，而微薄的诚意所积累，无日不在君父面前，辗转思维，私下认为有所见解而不为皇上陈述，即使隐居田园，此心终觉有亏欠。谨不揣冒昧，撰写奏折急速陈述，恳请皇上圣鉴训示。
明纲议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君国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严简略，堂帘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见旅华西人，遇其国有吉凶事，贺吊忧乐视如切身。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为先。西人父母丧亦有服，服以黑色为缘。虽无祠庙木主，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若父及兄弟之照像。虽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举，以插花其上为敬。是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家富子壮则出分，乃秦法。西人于其子必教以一艺，年长艺成则使之自谋生计，别居异财。临终分析财产，男子女子皆同，兼及亲友，非不分其子也。戒淫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际，其防检虽视中国为疏，然淫佚之人国人贱之。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惟男衣布，女衣丝锦，燕会宾客，女亦为主，此小异于中国。《礼记·坊记》「大飨废夫人之礼」，《左传·昭二十七年》「公如齐，齐侯请飨之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夫。”古有夫人与燕飨之礼，因有流獘废之女，自择配亦须请命父母，且订约而非苟合。男不纳妾，此大异于中国。然谓之男女无别，则诬。且西人爱敬其妻，虽有过当有，而其国家政事、议院、军旅、商之公司、工之厂局，未尝以妇人预之。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乃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礼拜日亦名星期。机器局所以礼拜日停工者，以局内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
正权议
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闇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赀者乃得举议员。今华商素鲜钜赀，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诿默息，议与不议等耳，此无益之一将以立公司、开工厂欤？有赀者自可集股营运，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机，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且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
译明纲议
君是臣的纲纪，父是子的纲纪，夫是妻的纲纪，这是《白虎通》引用《礼纬》的说法。董仲舒所说的“道的根本源于天，天不改变，道也不改变”的意思，本于《论语》中“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的注解，所沿袭的就是三纲五常，这是《集解》中马融的说法。朱熹在《集注》中引用了它，《礼记·大传》说：“亲近亲人，尊重尊者，敬重长者，男女有别”，这些是不可与百姓一起变革的。五伦的要旨，百行的本源，相传数千年，没有不同的解释。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实在就在于此。所以懂得君臣的纲纪，那么民权的说法就不能实行；懂得父子的纲纪，那么父子同罪、免除丧礼废除祭祀的说法就不能实行；懂得夫妇的纲纪，那么男女平权的说法就不能实行。我曾考察西方国家的制度，上下议院各有议事的权力，而国君总统也有解散议院的权力。如果国君总统不认为议院的决议正确，就解散它，重新选举议员再次商议。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国家大致相同。西方国家的君主与臣民距离很近，威严简略，殿堂帘幕不远，好恶容易沟通。他们对君上的尊崇不如中国，但亲爱超过中国。万里之外，命令施行威严树立，不违背不欺骗。每次看到旅居中国的西方人，遇到他们国家有吉凶事情，祝贺哀吊忧乐视如切身。这是西方国家本来就有君臣的伦理。摩醯十戒，敬天之外，把孝敬父母放在最先。西方人父母去世也有丧服，丧服以黑色为边缘。虽然没有祠堂木主，但室内案上必定供奉祖先父亲及兄弟的照片。虽然不在墓地祭祀，但常有省墓的行为，在上面插花表示敬意。这是西方国家本来就有父子的伦理。家里富裕儿子成年就分家，这是秦国的法律。西方人对他们的儿子必定教以一门技艺，年长技艺成就就让他自己谋求生计，另居异财。临终分配财产，男子女子都相同，兼及亲友，不是不分给儿子。戒淫是十戒之一。西方风俗男女交际，其防范检束虽然比中国疏略，但淫佚的人被国人轻视。议婚有限制，父族母族的亲戚，凡在七等以内的都不结婚。七等是指从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也这样。所以姑舅姨的子女，凡是中表之亲都不结婚。只有男子穿布衣，女子穿丝锦，宴饮宾客，女子也做主人，这与中国稍有不同。《礼记·坊记》说“大飨废除夫人的礼仪”，《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说“鲁昭公到齐国，齐侯请求让子重参加飨礼”。仲的儿子叫重，是齐侯的夫人，说：“请让重见丈夫。”古代有夫人参加宴飨的礼仪，因此有流弊废除女子，自己选择配偶也必须请命父母，而且订立契约而不是苟合。男子不纳妾，这与中国大不相同。然而说男女无别，则是诬蔑。而且西方人爱敬他们的妻子，虽然有过当的，但他们的国家政事、议院、军旅、商业的公司、工业的厂局，未曾让妇人参与。这是西方国家本来就有夫妇的伦理。圣人是人伦的极致，所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方人礼制虽然简略，但礼意未曾完全废除。确实因为天秩民彝，中外大同。君主没有这个不能立足，国人师没有这个不能立教。于是那些贵洋贱华的人，对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中好的方面，懵然不知，知道也不学习。唯独援引其秕政敝俗，想要完全抛弃我们的教化我们的政治来跟随他们。饮食、服饰、玩物、闺门习尚，无一不模仿西方人。西方人常常讥笑他们。甚至中国士人文学聚会的事情，也以七日礼拜的日期为节目。礼拜日也叫星期。机器局所以在礼拜日停工，是因为局内洋匠那天必定休息，不得不这样。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立废除三纲的议论，其意想要举世放恣黩乱然后快意，怵心骇耳，没有超过这个的。中国没有这种政治，西方没有这种教化。所谓非驴非马，我担心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
正权议
今天愤世疾俗的人士，恨外人的欺凌，将士不能作战，大臣不变法，官师不兴学，百司不讲求工商，于是倡导民权的议论，以求合而自振。唉！哪里会有这种招致混乱的话呢？民权的说法，没有一益而有百害。要设立议院吗？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的还很多，环球的大势不知道，国家的经制不了解，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的要点不闻，即使把胶胶扰扰的人聚集在一室，明者一，闇者百，游谈呏语，将有什么用处？而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上议院，所以必定家有中赀者才能举议员。现在华商素鲜钜赀，华民又没有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定都推诿默息，议与不议一样，这是无益之一。要设立公司、开工厂吗？有赀者自然可以集股营运，有技者自然可以合伙造机，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力？而且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如果没有官权为之惩罚，那么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没有官权为之弹压，那么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
，工匠哄谁为禁之？此无益者二将以开学堂欤？从来绅富捐资创书院、立义学、设善堂，例予旌奖，岂转有禁开学堂之理？何必有权？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饩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此无益者三将以练兵御外国欤？既无机厂以制利械，又无船澳以造战舰，印欲购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进口，徒手乌合，岂能一战？兵必需饷，无国法岂能抽厘捐？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此无益者四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
译工匠们哄闹，谁又能禁止他们呢？这是无益的第二点。打算开设学堂吗？历来绅士富人捐资创办书院、设立义学、设置善堂，按规定都会给予表彰奖励，难道反而有禁止开设学堂的道理吗？何必一定要有权力呢？如果完全废除官方权力，学成的人才既没有晋升的途径，又没有俸禄的指望，谁会愿意来学习呢？这是无益的第三点。打算练兵抵御外国吗？既然没有机器厂来制造精良的器械，又没有船坞来建造战舰，即使想从海外购买，如果不是官方物品也不能进口，徒手聚集的乌合之众，怎么能打一仗呢？军队必须需要军饷，没有国家法律怎么能征收厘金捐税呢？没有国家担保，怎么能借到外债呢？这是无益的第四点。如今中华确实不够雄强，然而百姓还能安居乐业的原因，在于
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者矣。或谓朝廷于非理要求，可诿之民权，不愿此大误也。若我自云国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将自以兵力胁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獘，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駮之；议员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从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
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盗跖才武，拥众而不能据一邑；田畴德望，服人而不能拒乌桓。祖逖智勇善战，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于晋，而遂足以御石勒。宋弃汴京而南渡，中原数千里之遗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两河结寨，陕州婴城，莫能自保。宋用韩岳为大将，而成破金之功。八字军，亦太行民寨义勇也。先以不能战为人欺，刘錡用之而有顺昌之捷。赵宗印起义兵于关中，连战破敌。王师败于富平，其众遂散。迨宋用吴玠、吴璘为将，而后保全蜀之险。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曾文正名为起家办团练矣，其实自与发匪接战以来，皆是募勇，营造师船，济以国家之饷需，励以国家之赏罚，而以耿耿忠义、百折百回之志气激厉三军，感发海内，故能成戡定之功。岂团练哉？岂民权哉？
或曰：「民权固有獘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作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即或谘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事可见施行，固朝廷所乐闻者。但建议在下，几择在上，庶乎收策之益，而无沸羹之獘。何必袭议院之名哉？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院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审机说
苏老泉云：「无权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无以济万世之功。机可乘而不乘，是谓失机；机不可动而妄动，是谓逆机。逆机者，虽鸱张于一时，必颠仆于转瞬；失机者，但因循于一事，将舛错于全图。是故机之所在，其未发也，若蓄水，若藏雷；其将发也，若盘鹰，若立马；其既发也，若掣电，若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之者胜，失之者败，其大较也。」日本之飘为中国患，至明季而益甚。然大都以数百人，或千人阑入中国吴越齐闽各口岸，肆行杀掠，饱则扬去，未始有大
译朝廷的法度，是用来维系国家的。如果民权的主张一被提倡，愚昧的百姓必定欢喜，作乱的百姓必定兴起，纲纪法度无法施行，大乱四处爆发。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难道能独自安宁、独自存活吗？况且必将发生劫掠市镇、焚毁教堂的事情。我担心西洋各国必定以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内地，占据全局，拱手将国家让给他人。所以民权的主张，本来就是敌人所希望的。有人说朝廷对于不合理的请求，可以推诿说是民权所致，这实在是一个大错误。如果我们自己说国家法令不能制服他们，他们就会凭借武力来胁迫我们。从前法国在承受暴君虐政之后，全国怨恨愤怒，上下互相攻击，才开始改为民主国家。我朝恩德深厚，朝廷没有苛刻的政令，何苦提倡这种祸乱的阶梯，既祸害自身又祸害天下呢？这就是所说的有百害而无一利。
考察西洋民权主张的来源，其意思不过是说：国家设有议院，民间可以发表公论，传达众人的意愿罢了。只是想让百姓申述他们的意愿，并不是想让百姓掌握权力。译者将其文字改为“民权”，这是错误的。来到中国的美国人，自己说他们国家议院公举的弊端，下层挟持私利，上层偏袒徇私，深深以此为患。中国人所称羡的，都是不加深究的言论罢了。近日搜集西方学说的人，甚至认为人人有自主的权利，这真是怪异荒谬。这句话出自基督教的书，其意思是说上帝赋予人灵性，人人各有智虑聪明，都可以有所作为罢了。译者竟然解释为“人人有自主的权利”，更是大错特错。西洋各国，无论是君主制、民主制还是君民共主制，国家一定有政治，政治一定有法律。官员有官员的法律，士兵有士兵的法律，工匠有工匠的法律，商人有商人的法律。律师学习它，法官掌管它，君主和百姓都不能违背法律。政府所命令的，议员可以驳斥；议员所决定的，朝廷可以解散。说人人没有自主的权利是可以的，怎么能说人人自主呢？一个喧闹的市场，一定有公平的标准；盗贼之中，一定有首领。如果人人都自主，家庭只私爱自己的家庭，乡里只私爱自己的乡里，士人愿意坐享其成，农民愿意免除租税，商人愿意垄断专利，工匠愿意抬高价格，无业的贫民愿意劫夺。儿子不服从父亲，弟弟不尊敬老师，妻子不服从丈夫，卑贱的不服从尊贵的，弱肉强食，不把人类灭绝不止。全世界各国，一定没有这种政治；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也一定没有这种风俗。至于外国现在有自由党，西语实际上叫“里勃而特”，意思是事事公道、对大众有益。翻译为公论党是可以的，翻译为自由是不对的。如果抵御外侮的策略，只有依靠忠义来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的威灵，合九州之力，这才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古今中外不变的准则。从前盗跖勇武，拥众却不能占据一个城邑；田畴有德行威望，使人信服却不能抵御乌桓。祖逖智勇善战，在中原却不能自立，向南依附晋朝，于是足以抵御石勒。宋朝放弃汴京向南渡江，中原数千里的遗民，人人都可以自主了。然而两河地区结寨，陕州坚守城池，都不能自我保全。宋朝任用韩世忠、岳飞为大将，才成就破金的功绩。八字军，也是太行山民寨的义勇军。起初因为不能作战被人欺侮，刘锜任用他们而取得了顺昌大捷。赵宗印在关中起义兵，连战破敌。朝廷军队在富平战败，他的部众于是溃散。等到宋朝任用吴玠、吴璘为将领，然后保全了蜀地的险要。大概只有国家权力能抵御敌人，国民权绝对不能抵御敌人。国势本来就是这样，曾国藩名义上是起家办团练，其实自从与太平军接战以来，都是招募勇兵，建造战船，依靠国家的饷需供给，激励以国家的赏罚，而以耿耿忠义、百折不回的志气激励三军，感动海内，所以能成就平定叛乱的功绩。这难道是团练吗？难道是民权吗？
有人说：“民权固然有弊端，但议院难道不可以设立吗？”回答说：“民权不可僭越，公议不可没有。凡是遇到重大政事，诏旨交给朝廷大臣会议，地方官吏设立绅士局公议，这是中国旧有的章法。即使咨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士百姓可以公呈送达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送达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城官员可以陈奏，可以呈请代奏。如今朝政清明，如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必担心不能上达？如果事情可见施行，本来就是朝廷乐于听见的。只是建议在下层，选择在上层，大概能收到策略的好处，而没有沸羹般的弊端。何必袭用议院的名称呢？此时纵然想开议院，却没有议院的人才怎么办？这必须等到学堂大兴，人才日益兴盛，然后才讨论这件事，现在不是时候。”
审机说
苏洵说：“没有权力无法成就天下的事务，没有时机无法成就万世的功业。时机可以乘势而不乘，这叫失机；时机不可动而妄动，这叫逆机。逆机的人，虽然一时嚣张，必定转瞬跌倒；失机的人，因为在一件事上因循，将在整个计划上错乱。所以时机所在，它未发动时，像蓄水，像藏雷；它将发动时，像盘旋的鹰，像待发的马；它已发动时，像闪电，像狂风。顺应它的人昌盛，违背它的人灭亡；得到它的人胜利，失去它的人失败，这是大致的规律。”日本成为中国的祸患，到明朝末年更加严重。然而大多以数百人，或千人潜入中国吴越齐闽各口岸，肆意杀掠，吃饱了就扬长而去，未曾有大……
志也。国初皇灵震寰瀛，不波海国，么么鼠窜，兔伏通商以来，渐渐夜郎自大，然犹未敢奋臂当车，投卵击石。显然与中国为敌者，则以顺逆之势，胜负之数，判若黑白，不待智者而后知，恐轻于尝试，其机一发而不可收也。后因中国海疆多事，遂小试其术于琉球。其意以为事成则得尺进尺，徐俟后图；事不成则俯首下心，仍无所损于其国。袛以时事孔艰，遂使倭奴猖獗。其得琉球也，幸也。乃彼既得琉球之后，遂以为天下事皆可以力取，而莫我制也。于是异器械，易服色，讲富强之术，行诡谲之谋，羊狠狼贪。复有高丽一役。夫琉球之于日本，仅襟带之国耳；高丽则进取之路也。襟带之形成，则肘腋之患；去进取之路得，则门户之势成。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倭奴之肉，其足食哉？不知日人之欲得高丽，百倍于琉球；而中国之重视高丽，亦百倍于琉球。诱执我藩王，中国其能听之乎？占据我属地，中国其能听之乎？击我舟师，坏我商务，中国其能听之乎？今者皇怒赫然，声罪致讨。陆路则有文将军、宋军门之师；水路则有丁军门之师；驻高则有叶、聂二军门之师。数万貔貅，外攻内扼，行见韩王可以复位，兵饷可以责偿，固中土之藩篱，息诸夷之窥伺。彼肇衅之倭奴，非沙虫即灰烬耳。而吾谓机不可失者，则不在靖高之师，而为捣日之举，并不仅在捣日之举，而遂为复琉之谋。以中国之兵计之，多于日兵者十之八，以四制一，统以良将，以六自守防军而外，兼设游弋之师，则谋出万全，势在必胜者也。当日人夷灭琉球之日，中国苟命将出师，大张挞伐，彼将覆亡之不暇，岂复有今日？幸蒙圣主宽仁，宰臣持重，不欲劳民动众，俾釜底游魂得延旦夕之命，将使相安无事，亦不忍遽启兵端。乃得陇望蜀，陷我屏藩，倾国出师，兵志所忌，仓库空竭，后继为难。我以水陆诸军与之相持于高境，多方以困之，出奇以胜之，而别命一元勋宿将有威望者，简南北洋精舰劲旅，自为一队，直抵东瀛，批亢捣虚，舍舟而陆，径薄城下。彼欲撤驻高之兵回救，则我兵尾而追之，并预檄各海口游弋兵轮遮而击之，则彼进退无路，势不为城下之盟。不止于此，而琉球之复，直反掌间耳。至于琉球既复，其国王有后，则立之；无可立，则改为郡县，遥属于台湾，而驻以重兵，就其地之所出，以供官兵之俸饷，当无不给之患。高乱既靖，亦以劲旅驻之。如此则不特可制日本，而并可预防俄夷。我武维扬，声震无外，使四夷知中国之向之不争琉球者，非弃琉球也，匿其机而不露也。今之必争高丽者，非厚高丽也，触其机而必废也。虑远谋深，一劳永逸，其中顺逆胜负之机，有可持烛而照，操券而定者，愿以质之当世留心时务之君子。
译这是志向啊。清朝初年，皇家的威灵震撼寰宇，海波不兴，那些渺小的国家如鼠窜兔伏般臣服。自从通商以来，他们渐渐夜郎自大，但尚不敢奋臂当车、投卵击石。显然与中国为敌的人，根据顺逆的形势、胜负的定数，黑白分明，不必等待智者就能知晓，恐怕轻率尝试，一旦发动就不可收拾。后来因为中国海疆多事，日本便在小琉球上小试其技。他们的意图是：如果成功，就得寸进尺，慢慢等待后续图谋；如果不成功，就低头顺从，对他们的国家也没有损害。只是因为时事艰难，才使得倭奴猖獗。他们得到琉球，是侥幸。然而他们在得到琉球之后，就认为天下事都可以靠武力夺取，没有人能制约他们。于是改变器械，更换服饰，讲求富强的方法，施行诡诈的阴谋，像羊一样狠毒，像狼一样贪婪。接着又有高丽一战。琉球对于日本，不过是襟带般的附属国；高丽则是进取的道路。襟带形的附属国形成，就是肘腋之间的祸患；夺取了进取的道路，就形成了门户的形势。人心隐藏，不可测度。倭奴的肉，难道足够吃吗？不知道日本人想要得到高丽，比想要琉球强烈百倍；而中国重视高丽，也比重视琉球强烈百倍。诱捕并拘禁我们的藩王，中国能听任吗？占据我们的属地，中国能听任吗？攻击我们的水师，破坏我们的商务，中国能听任吗？如今皇上的愤怒赫然显现，声讨罪行，出兵征讨。陆路有文将军、宋军门的军队；水路有丁军门的军队；驻扎在高丽有叶、聂两位军门的军队。数万精锐之师，外攻内扼，不久就可以见到韩王复位，兵饷可以追偿，巩固中原的藩篱，平息各夷的窥伺。那些挑起事端的倭奴，不是变成沙虫就是化为灰烬。但我认为机不可失，不在于平定高丽的军队，而在于攻打日本的举动，并且不仅仅在于攻打日本的举动，而在于恢复琉球的谋划。以中国的兵力计算，比日本多十分之八，以四制一，统领良将，除了六支自守防军之外，兼设游弋之师，那么谋划周全，势在必胜。当日本人夷灭琉球的时候，中国如果任命将领出兵，大张挞伐，他们将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今天？幸蒙圣主宽仁，宰相持重，不想劳民动众，让釜底游魂得以延续旦夕之命，将使相安无事，也不忍心立刻开启兵端。然而他们得陇望蜀，陷我屏藩，倾全国之力出兵，这是兵志所忌讳的，仓库空竭，后继困难。我们用水陆各军与他们相持于高丽边境，用多种方法困住他们，出奇制胜，另外任命一位有威望的元勋宿将，挑选南北洋的精舰劲旅，自成一队，直抵东瀛，批亢捣虚，弃舟登陆，直逼城下。他们想撤回驻扎在高丽的军队回救，我们的军队就尾随追击，并预先檄令各海口游弋的兵轮拦截攻击，那么他们进退无路，势必不得不在城下订立盟约。不止于此，恢复琉球，简直是反掌之间的事。至于琉球恢复后，如果国王有后代，就立他；如果没有可立的，就改为郡县，遥属台湾，而驻扎重兵，就地取其所出，供给官兵的俸饷，应当没有供给不足的忧患。高丽平定后，也用劲旅驻扎。这样不仅可制约日本，而且可预防俄国夷人。我武维扬，声震无外，让四夷知道中国以前不争琉球，不是放弃琉球，而是隐藏时机不显露。现在必争高丽，不是厚待高丽，而是触动时机必定废除。虑远谋深，一劳永逸，其中的顺逆胜负之机，有可以持烛而照，操券而定的，愿以此质询当世留心时务的君子。
政本
正本清源疏道光三十年
窃惟我皇上御极之初，特谕臣于用人行政，据实直陈，此达聪明目之盛心也。臣学识譾陋，惧不足以仰承清问。伏念为治必澂其源，而后可以清其源；必正其本，而后可以治其末。所谓本者，在皇上精微渊默之一心；而所以涵养此心，以握用人行政之原者，学而已矣。臣尝恭读圣祖仁皇帝文集，伏见御制《干清宫读书记》，津津乎言学之有得；又见御制《宫中日课记》，孜孜乎言学之有恒。从古帝王论学，未有如斯二篇之亲切而简明者。臣知皇上久已服膺而诵习矣。盖学尝有所得，而后存诸心者日益高明，措诸事者日益正。大臣伏愿皇上逊志时敏，缉熙光明，虽几务至繁，必求学之何以有恒；虽时世异宜，必思学之何以有得。本心法为治法，由知言以知人，正本清源，而所谓人存政举者，在是矣。臣管窥蠡测，谨就时务胪举四条，自知涓流撮壤，无补高深，亦庶几千虑一得之献耳。臣不胜悚惶待命之至。一曰通言路。皇上虚己听言，而臣以纳谏之说进，是赘也。顾臣所喜者，言路之宏开；所虑者，即在言之竞进。从来言官论事，易致人主之疑，或以激切为沽名，或以指陈为干进，或一言失实而概自为虚诬，或一事偶泄而遂指为威福。故始则乐闻，后乃厌听者，往往有之。今谕旨令言者虚公详慎，毋偏毋私。臣以为皇上以大公至正之心听言，谁敢以偏私之说尝试者？惟在圣心推之以诚，使上德下情常相通而无壅蔽耳。昔唐臣陆贽有言：“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此听言不倦之要也。至朝廷好纳谏而幽隐未尽通者，其故有二：守令知民隐能言而不得言，科道顾外转欲言又不敢尽言。其所以转移于内外之间者，在皇上有以鼓舞之耳。谨按国初之制，知县每行取入为御史，后部议以升转太速，罢之。然当时如陆陇其、彭鹏、郭琇辈清风亮节，照耀古今，则行取得人之效也。今旧制未能骤复，若于县州引见之便，择其清廉练达者，特简数人，置之言职，庶几吏治之清浊，民情之甘苦，愈得上闻，或亦决壅蔽之一助乎？若夫献可替否，当责大臣。大臣朝夕论思，情亲地近，不待政事阙失，而可以匡救于几先，不必文字条陈，而可以转移乎主听。言路之通塞，人才之消长，恒必由之。臣未见上有虚怀纳谏之君，下有集思广益之相，而天下犹有未安未治者也。一曰省例案。古者之治，任人；后世之治，任法。任法既久，则法所不及而奸生。夫古之周礼，今之礼部，则例也；古之吕刑，今之刑部，则例也。无如今日之例，愈修愈多，愈祈愈歧，而愈不足于用。于是有例者用例，无例者用案。夫案者何也？偶办一事而与例不符，非斟酌尽善而奏明立案者也。故不特堂不能周知，即司官何尝记忆？独吏胥得以窟穴其中，高下其手。夫外省胥吏舞文，犹有部臣駮正；各部胥吏舞文，更谁复駮正者？此所谓城狐社鼠者也。臣窃计六部之案，散在各司。若由各堂官通饬司员，将案卷尽数查明，凡为例之所无，而将来可以比照援引之案，悉行检出去其重复歧误者，则为数谅亦无多。每件盖用堂印，编册摘由，临用之时，对不许吏胥以册外稿件概行援引。由是以一司之员，习一司之例，即管一司之案，庶几上官易于责成，而胥吏无从鬻法。至吏、兵二部例案，动涉之事，尤宜乎恕以协人情，简明以除蠹穴。夫国家法令所垂处分，虽严，人谁敢怨？无如例案多歧，奸滑之吏消息潜通，虽有处分，夤缘避就，其莫逃吏议者，非悃愊而不善弥缝，即清廉而无可打点者耳。臣为人才惜，而兼为国法惜，相应请旨饬下吏、兵及各部，力行厘剔。于案之歧误者，不追既往，立即毁除；即例之苛细者，慎于将来，亟为更正。虽一屑之事，而奉行画一，所以省事者无穷矣。
一曰宽民力，地方水旱偏灾，势不能免，国家蠲恤之典，惟期实惠及民，故虽费钜万帑金而不惜。乃臣闻各省州县有于报灾之后，未奉文蠲免之先，尽力摧征，以图肥己者。
译政本
《正本清源疏》道光三十年
私下以为，我皇上登基之初，特别谕令臣在用人行政方面，据实直陈，这是彰显圣明睿智的宏大用心。臣学识浅陋，担心不足以仰承皇上的垂问。伏想治理国家必须澄清其源头，然后才能清其本源；必须端正其根本，然后才能治理其枝节。所谓根本，在于皇上精深微妙、沉静内敛的一颗心；而用来涵养这颗心，以掌握用人行政源头的，只有学习罢了。臣曾经恭敬地阅读圣祖仁皇帝的文集，看到御制《干清宫读书记》，津津有味地谈论学习的收获；又看到御制《宫中日课记》，勤勉不懈地谈论学习的恒心。从古帝王谈论学习，没有像这两篇文章那样亲切而简明的。臣知道皇上早已铭记在心并诵读学习了。大概学习曾经有所收获，然后存于心中的日益高明，施用于事物的日益端正。臣伏愿皇上谦逊志向、时时敏捷，追求光明，即使政务极其繁杂，也务必寻求学习如何保持恒心；即使时世不同需要变通，也务必思考学习如何有所收获。以本心作为治国的法则，通过懂得言辞来懂得人，正本清源，而所谓“人存政举”的道理，就在这里了。臣见识浅陋，谨就时务列举四条，自知如滴水撮土，无补于高深，但也希望能贡献千虑一得的见解。臣不胜惶恐，等待圣命。
一曰通言路。皇上虚心听取意见，而臣却以纳谏的说法进言，这是多余的。但是臣所欣喜的，是言路的大开；所忧虑的，就在于言论的争相进献。历来言官议论政事，容易导致君主怀疑，有的认为激切是沽名钓誉，有的认为指陈过失是谋求进身，或者一句话失实就一概认为是虚妄诬陷，或者一件事偶然泄露就指为操纵威福。所以起初乐于听闻，后来便厌烦听取，往往是有的。如今谕旨命令进言者公正详细谨慎，不偏不私。臣认为皇上以大公至正的心听取意见，谁敢以偏私的说法来试探呢？只在于圣心以诚意推及，使上下的德行与下情常常相通而没有壅蔽罢了。过去唐朝大臣陆贽有话说：“进谏的人多表现我的才能，喜欢进谏的人直接显示我的包容。”这是听取意见不知疲倦的关键。至于朝廷喜好纳谏但幽隐之处未能完全通达的，原因有二：地方官知道民间疾苦能言说却不敢言说，科道官顾虑外任想要言说又不敢尽言。他们在内外之间犹豫的原因，在于皇上有办法鼓舞他们罢了。谨查国初的制度，知县每经选拔入京担任御史，后来部议认为升迁太快，废除了这一制度。然而当时如陆陇其、彭鹏、郭琇等人清风亮节，照耀古今，则是选拔地方官取得人才的成效。如今旧制未能立即恢复，如果在县州官员引见的便利时机，选择其中清廉干练的人，特别简拔数人，安置在言官职位，或许吏治的清浊、民情的甘苦，更能上达天听，这也算是消除壅蔽的一种帮助吧？至于提出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做法，应当责成大臣。大臣朝夕议论思考，关系亲近地位接近，不必等到政事出现缺失，就可以预先匡正补救，不必用文字条陈，就可以改变君主的心意。言路的通塞，人才的消长，常常由此决定。臣没有见过上有虚心纳谏的君主，下有集思广益的宰相，而天下还有不安定、未治理的情况。
一曰省例案。古代的治理，依靠人；后世的治理，依靠法。依靠法久了，那么法所不及的地方就会产生奸邪。古代的周礼，现在的礼部，就是条例；古代的吕刑，现在的刑部，就是条例。无奈如今的条例，越修订越多，越祈求越分歧，而越不足以使用。于是有条例的用条例，没有条例的用成案。成案是什么呢？偶然办理一件事而与条例不符，并非斟酌尽善而奏明立案的。所以不仅堂官不能周知，即使司官何曾记得？只有吏胥得以在其中藏身，上下其手。外省胥吏舞文弄法，还有部臣驳正；各部胥吏舞文弄法，又有谁再驳正呢？这就是所谓的城狐社鼠。臣私下计算六部的成案，散落在各司。如果由各堂官通令司员，将案卷全部查明，凡是条例所没有，而将来可以比照援引的成案，全部检出来去掉重复错误的，那么数量想必也不多。每件加盖堂印，编册摘录缘由，临用的时候，对照不允许吏胥以册外稿件一概援引。由此让一司的官员，熟悉一司的条例，就管理一司的成案，或许上官容易责成，而胥吏无从卖法。至于吏、兵二部的条例成案，动不动涉及人事，尤其应当宽恕以协调人情，简明以清除弊端。国家法令所规定的处分，虽然严厉，谁敢怨恨？无奈条例成案多分歧，奸滑的吏胥暗中互通消息，虽然有处分，攀附逃避，那些未能逃脱吏议的，不是诚恳但不善于弥缝，就是清廉但无可打点的人罢了。臣为人才惋惜，同时也为国家法律惋惜，相应请旨饬令吏、兵及各部，大力清理剔抉。对于成案中错误分歧的，不追究过去，立即销毁；即使条例中苛细的，慎重对待将来，急忙更正。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奉行统一，所以省事的效果是无穷的。
一曰宽民力，地方水旱偏灾，势必不能避免，国家减免抚恤的典制，只期望实惠惠及百姓，所以即使耗费巨万国库资金也不吝惜。然而臣听说各省州县有在上报灾荒之后，未奉文减免之前，尽力催征，以图谋私利的人。
臣在衙门见河南省奏销文册，道光二十七年开封等属蠲免钱粮款内，有急公花户递完解司银四千余两，应抵次年正供。臣思报灾之处，一概停征，原有定例，灾荒之地，民力自必拮据，即一二良民先期输纳，何至盈千累百之多？「急公花户」之名，向所未闻，例亦不载。夫州县巧立名色，以催科溢额为能，此风已不可长。若恩旨蠲免之款私自催征，各以些少解司为告发藉口地步，则其罪尤在不赦。再据直隶册报旗租项下，道光五年减免重租案内，有花户长完之银应抵六年正赋，乃直至道光二十七年尚未抵纳。是州县所谓「长完留抵」者，大都虚语耳。近京如此，远省可知。应请敕下各该督抚，严密访查，既蠲免何以透完？即透完何不抵纳？并请旨通谕各直省，如有屯膏殃民者，立即从严参办，并将「急公花户」之名永行革禁，庶民困少纾矣。一曰重国计，今日上下皆戚戚忧贫。臣以为贫不足忧也，亦别无生财之术也。但就国家所自有之财而理之，而何贫之足患？今正供所入，地丁、盐课、关税三者为大宗。臣尝取《会典》计之，三者岁额所入，盖四千五百万。至于岁出之数，合京中额支与各省经费十二款，不过三千五六百万，加以河工诸费，大抵岁出在四千万以下。是每年可余四五百万也。而臣见户部山西司总册，道光二十一、二两年三项实征皆止三千八百余万，即二十五年亦止四千万有奇。是每岁常不足一二百万也。幸而时和年丰，尚且不足，若遇水旱偏灾，振贷之费更何所出乎？臣尝综今昔出入大数计之，盖今之视昔，绌于入者二，溢于出者一。各地丁岁额三千二百余万，迩来实征四千八百余万，可余千余两。虽事之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此何说也？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余万，迩来实征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繁，销盐日绌，此何谓也？河工之费，嘉庆时袛一百余万两，当时值钱一百余万串。迩来增至三百六十余万两，而银价倍加，是七百余万串矣。四十年间增至五倍，此又何说也？入者日少，出者日多，习为固然，置之不问，而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取吾自有之财而理之？今理财者皆曰银贵钱贱，故地丁盐课征收不足。然河工岁科无非用钱，未闻以银贵而减修防之费者，则积习未除故也。应请旨责成户部诸臣，就地丁盐课河工三者比较今昔情形，详悉讲求：地丁何以岁岁请缓？盐务何以处处绌销？河工何以年年报险？必得其獘之所在而革除之。夫古之理财者，或为国计簿，或为会计录，务使朝廷共见共闻。今每岁度支出入，除户部外不得与知。赋役全书只有从前岁额，故臣工虽众口忧贫，而实不解所以致贫之故。可否敕下户部，每岁取京外实入实支各款编一总散简明册籍，照刑部秋审册之例进呈之后刊发九卿科道衙门，使正供出入乘除灼然共见，庶几策力或有可匡司农之不逮者，亦今日之急务也。抑臣更有请者，户部事务极重极繁，朝夕讲求尚忧不给。今满汉尚书侍郎或在军机或直内廷，堂属颇相暌隔，遇事而欲调查案卷同堂商酌，势已不遑。财赋之准駮委于司官者半矣，司官清慎勤干者无多，既令坐司办事，又须各处回堂案卷之钩稽，委于胥吏者又半矣。以宫府内外职掌繁多，势不能不需人以兼摄。然部务紧要事繁者必须三四人，事简者亦须二人，时时入署然后可期共济以责其成功。前者钦派刑部侍郎周祖培为会试知贡举，因刑部事繁特旨改派。仰见皇上慎重部务之意，臣思刑部为刑名之总汇，户部为度支之总汇，繁重相同。惟皇上时时留意农司，则国计幸甚，民生幸甚。以上四条，广谏诤以除隐蔽，而省文法以涤繁苛，宽征敛则民留有余，谨度支则国无不足。荛之献，出自愚诚，伏乞皇上圣鉴采择。
译臣在衙门见到河南省上报的赋税账册，在道光二十七年开封等地免除钱粮的款项中，有“急公花户”提前缴纳并解送布政使司的银两四千余两，应当抵扣次年的正税。臣想，遇到灾荒，一律停止征收，原本就有定例；灾荒之地，民力自然拮据，即便有一两个良民提前缴纳，怎会多达成千上百？“急公花户”这个名目，向来没有听说过，条例中也没有记载。州县官员巧立名目，以超额催征赋税为能事，这种风气已经不可助长。如果将皇帝恩旨免除的款项私自催征，各自以少量解送布政使司作为告发的借口，那么他们的罪行更是不可赦免。
再根据直隶省上报的旗租账册，在道光五年减免重租的案件中，有花户多缴的银两应当抵扣道光六年的正赋，竟然直到道光二十七年还没有抵扣缴纳。可见州县所说的“多缴留抵”，大多都是虚话。京城附近尚且如此，偏远省份可想而知。应当请求皇帝命令各该总督、巡抚严密访查，既然已经免除，为何还要催缴？既然催缴了，为何不抵扣？并请皇帝下旨通谕各省，如果有囤积钱财、祸害百姓的人，立即从严参奏治罪，并将“急公花户”的名目永远革除禁止，这样百姓的困苦或许能稍得缓解。
一是重视国家财政。如今上下都忧虑贫困。臣认为贫困不值得忧虑，也没有别的生财之术。只要管理好国家固有的财富，哪里还值得担忧贫困呢？如今正税的收入，地丁、盐课、关税这三项是大头。臣曾经查阅《会典》计算，这三项每年的定额收入，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两。至于每年的支出，合计京城定额支出与各省经费十二项，不过三千五六百万两，加上河工等各项费用，大概每年支出在四千万两以下。这样每年可以结余四五百万两。但臣看到户部山西司的总账册，道光二十一、二十二两年三项实际征收都只有三千八百余万两，即便道光二十五年也只有四千万两多一点。这样每年经常不足一二百万两。幸好遇上风调雨顺、年成丰收，尚且不足，如果遇到水旱偏灾，赈济借贷的费用又从哪里出呢？
臣曾经综合古今收支的大数计算，大概现在与过去相比，收入减少了两项，支出增加了一项。各地丁每年的定额是三千二百余万两，近来实际征收四千八百余万两，可以结余一千余万两。虽然这是偶然之事，但年年轮流请求缓征，这是什么说法呢？盐课每年的定额是七百四十余万两，近来实际征收常常不足五百万两。人口日益增多，食盐销量却日益减少，这又是什么说法呢？河工的费用，嘉庆年间只有一百多万两，当时价值一百多万串钱。近来增加到三百六十多万两，而银价加倍，相当于七百多万串钱。四十年间增加到五倍，这又是什么说法呢？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多，习以为常，置之不问，只想采取一切苟且之计。不如取用我们固有的财富来管理呢？
如今理财的人都说银贵钱贱，所以地丁、盐课征收不足。然而河工每年的开销无非是用钱，没听说因为银贵而减少修防费用的，这是因为积习未除的缘故。应当请求皇帝下旨责成户部各位大臣，就地丁、盐课、河工这三项比较古今情况，详细讲求：地丁为何年年请求缓征？盐务为何处处销量不足？河工为何年年报险？一定要找出弊病所在并加以革除。古代理财的人，有的为国家财政簿记，有的为会计记录，务必让朝廷共同看见、共同听闻。如今每年度支的收支，除了户部之外没人知道。《赋役全书》只有以前的年度定额，所以臣工虽然众口一词忧虑贫困，但实际上不明白导致贫困的原因。是否可以命令户部，每年将京城内外实际收入和支出的各项编成一本简明总册，仿照刑部秋审册的体例，进呈之后刊发给九卿、科道衙门，使正税收支的增减明显地共同看见，或许策略力量有可以匡正户部不足的地方，这也是今天的急务。
此外臣还有请求：户部事务极重极繁，早晚讲求还担心应付不过来。如今满汉尚书、侍郎有的在军机处，有的在内廷值班，堂官与属官颇相隔绝，遇事想要调查案卷、同堂商议，势已来不及。财赋的核准驳斥有一半委托给司官，司官清廉谨慎勤勉干练的不多，既让他们在司衙办事，又须各处回堂核查案卷，委托给胥吏的又有一半。因为宫府内外职掌繁多，势必要用人兼任。然而部务紧要事繁的必须三四人，事简的也须二人，时时进入衙署然后可以期望共济以责成成功。先前钦派刑部侍郎周祖培担任会试知贡举，因为刑部事务繁重，特旨改派。可见皇上慎重部务的意思，臣想刑部是刑名的总汇，户部是度支的总汇，繁重相同。只有皇上时时留意户部，那么国家财政就幸运了，民生就幸运了。
以上四条，广泛谏诤以消除隐蔽，节省文法以涤除繁苛，宽缓征敛则百姓留有剩余，谨慎度支则国家没有不足。刍荛之献，出自愚诚，伏乞皇上的圣明鉴察采纳。
端本慎始疏咸丰十一年
窃臣惟为治之道，治末莫如正本，敬始乃可图终。圣天子政方新，宏开言路，臣谏但备位，何敢缄默自安？管蠡所及，敬为皇上陈之：一、考典章以维治法也。自来人君出治，必本成宪旧章，以为斟酌损益。我皇上冲龄践阼，皇太后亲秉大政，佐理可藉臣工裁决，必承懿旨。虽神聪天授，究宜博采古今，以资法守。臣愚以为宜请旨饬下翰林诸臣，于列圣实录、宝训敬谨寻绎，其尤为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更于汉、唐以来母后临朝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皇太后听政之暇，即由各衙门值日之卿贰诸臣轮班召对，隔帘侍讲，上溯谟烈之昭垂，旁及历朝之得失，剀切敷陈，悉归睿鉴，似于为政大本不无所裨。抑臣又闻在昔名臣大儒，勳猷学业，往往以母教而成。揆之宫闱，应无二理。皇上问视之余，恭承慈训于深宫，阿保之时，即以抑窥祖训，广议前闻，其裨益圣学，较之讲读外庭更为亲切。此臣所愿诏饬儒臣集议以举行者也。一、简近习以圣躬也。古之王者，太子既生，孩提有议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选天下之端士，使与居处，所以资辅翼也。矧乃皇上年在幼冲，微特言动起居有籍匡弼，即饮食寒暑亦赖扶持。皇太后抚育恩慈，自必无微不至，而臣犹有所陈者，臣窃见富家大族，以髫龀之儿委之仆婢，往往饮食不节，疾病易生，嬉戏无时，纵恣成性。儒素之家稍知教养，节其嗜欲，谨其嬉游，每易长成亦多驯谨。又民间小儿每谨防出痘之疾，于十岁以内多以方药服食洗浴，渐亦有验，而其要尤在滋味淡泊，寒煖适宜，间或不出，出亦无患，此又谨疾之明效。圣天子九重端拱，原不可与闾里小民同年而语，而推之调摄之理，或不殊途。伏惟皇太后庶务亲裁，皇上勤学宵旰，所以保圣体者，惟在左右得人。凡侍御仆从，悉皆敬慎老成，庶能饮膳有节，游豫有时，言动有仪，笑嚬有法，总期将顺匡救，慎密周详，则调护圣躬，即可以涵养圣德。至若近支诸王子弟，有年当就傅，而纯谨性成者，或宜简派数人，更番侍读，则圣学就将，亦可稍资启发。在昔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此当日不得已之权宜，而未必非后世之良法。汉贾谊云：“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其言至为危切。我皇上御临大宝，无有万方，又非储副青宫所可拟议。臣奏▯屑迂拘，若大臣言之，未为体要，而司谏小臣，迫于愚衷，不敢不冒昧以陈之者也。一任重臣以专责成也。自来国家庶政，必藉辅臣以图治理，是以前代有宰相枢密之名。至我朝特设军机处，而以大臣仕其事，此即宰相枢密之任，责至重也。即如从前载垣等三人不臣之罪，姑不具论，而三人者其始，皆未在军机大臣之列，究其所以干预政柄者，未必非由匡赞诸臣唯阿取容，一无建白，因之三奸佞逞其便给之才，窃弄威福，此则当日之伴食中书，实阶之厉。臣愚窃谓枢密重地，苟非其人，虽亲贵不容越俎；而既居其位，则责无旁贷，事有专归。前奉谕旨，特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大学士柱良等均任军机大臣，在该亲王大臣惩载垣等三人之专擅弄权，断无不力矫其獘，而臣所虑者，转恐敬畏太甚，损其纯诚。应请特降谕旨，凡内外大小政务，悉归谋议，务期虚心延访，守另匡勷，母避形之小嫌，共矢公忠之大节，庶几辅政之初，已令宵小知所敬惮，庶事有所纲维。至一切政令及臣工章奏，非事关机密，皆宜明白晓示，使天下知所服从，一洗欺蒙粉饰之习。傥借施偶有未协，中外臣工皆得补阙拾遗，随时陈奏，不特亲王大臣等无由自护，已非即已奉纶音，且不难收回成命。伏维我皇上继位冲年，绍二百余年之统绪，抚二万余里之土。疆遗大投艰，责任綦重。皇上一日未能亲政，则一日责在皇太后，即一日责在亲王大臣。方今内忧虽去，外患未治，吏治因循，民生愁苦，盗贼充斥，府库空虚，挽回补救，将何以力济时艰？此则臣之愚忱，所为日夜长虑而却顾者
译端本慎始疏 咸丰十一年
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治理末节不如端正根本，敬慎开始才能谋求善终。圣明天子政令方新，广泛开放言路，臣虽只是备位充数，怎敢缄口沉默以求自安？以臣管窥蠡测之见，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一、考察典章以维护治法。自古以来，君主治理天下，必定依据成宪旧章，作为斟酌增减的依据。我皇上年幼登基，皇太后亲自执掌大政，辅佐处理政务可以借助臣工裁决，但必须秉承皇太后的旨意。虽然皇上天资聪颖，终究应当博采古今经验，以作为法度准则。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请旨命令翰林院各位大臣，在历代圣主的实录、宝训中恭敬谨慎地寻究梳理，将其中尤为简明切要的内容，恭敬地编纂成一本书。再选取汉、唐以来母后临朝执政的各种事实，挑选那些值得效法和警戒的，不加修饰，依据史实直书，汇集成一册，恭敬抄录进呈。皇太后听政闲暇时，就由各衙门值日的卿贰等大臣轮班召对，隔着帘子侍奉讲读，上溯先帝功业的昭示，旁及历朝得失，恳切详尽地陈述，全部归于皇太后的明察，这似乎对执政的根本有所裨益。况且臣又听说，古代的名臣大儒，功勋学业，往往因母亲的教育而成就。推究到宫廷内部，道理应当没有两样。皇上问安视膳之余，在深宫中恭敬接受慈母教诲，在保育之时，就抑制窥探祖训，广泛议论前代见闻，这对圣学的裨益，比起在外朝讲读更为亲切。这是臣希望诏令儒臣集议并推行的。
二、简选亲近侍从以圣化天子之身。古代的王者，太子出生后，幼儿时期就议论设置三公、三少，阐明孝仁礼义，选拔天下的端正之士，让他们与太子相处，以此来辅助翼护。何况皇上年幼，不仅言行起居需要匡正辅弼，就连饮食寒暑也依赖扶持。皇太后抚育恩慈，自然必定无微不至，而臣还有所陈述的是，臣私下看到富家大族，将垂髫孩童托付给仆婢，往往饮食不节制，疾病容易滋生，嬉戏无节制，放纵成为习性。清贫读书人家稍知教养，节制嗜好欲望，谨慎嬉戏游玩，往往容易长大成人，也多驯良谨慎。又民间小儿常谨防出痘之疾，在十岁以内多用方药服食洗浴，逐渐也有成效，而其关键尤其在于滋味淡泊，寒暖适宜，偶尔不出痘，出了也无患，这又是谨慎防病的明显效果。圣天子居九重深宫端坐拱手，原本不可与乡里小民相提并论，而推究调摄身体的道理，或许并不殊途。伏惟皇太后亲自裁断庶务，皇上勤学至夜，所以保养圣体，只在于左右用人得当。凡是侍御仆从，全都敬慎老成，或许能使饮膳有节制，游乐有定时，言行有仪态，喜怒有法度，总期望顺承匡救，谨慎周密详备，那么调护圣体，就可以涵养圣德。至于近支宗室子弟，有年龄应当就学，而纯良谨慎本性已成者，或许适宜简派数人，轮流侍读，那么圣学将成，也可以稍资启发。过去成王有过失，就鞭打伯禽，这是当时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未必不是后世的良法。汉代贾谊说：“天下之命悬于太子”，这话极为危切。我皇上御临大宝，万方归心，又不是储君在青宫时所能比拟的。臣奏疏琐碎迂腐拘谨，如果由大臣来说，未必得体切要，而身为谏官的小臣，迫于愚诚，不敢不冒昧陈述。
三、委任重臣以专责成。自古以来国家各种政务，必定依靠辅臣来谋求治理，所以前代有宰相、枢密的名号。到我朝特设军机处，而由大臣担任其事，这就是宰相、枢密的职责，责任极重。就像从前载垣等三人的不臣之罪，暂且不详细论述，而这三个人起初，都不在军机大臣之列，究其干预政柄的原因，未必不是因为辅佐赞成的各位大臣唯唯诺诺取悦迎合，毫无建树建言，因此三个奸佞小人施展其巧辩之才，窃弄威福，这正是当时那些伴食中书，实为祸害的阶梯。臣愚昧地认为，枢密重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即使是亲贵也不容越俎代庖；而既然居其位，则责任不可推卸，事务有专门归属。先前奉谕旨，特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大學士柱、良等均任军机大臣，在该亲王和大臣惩戒载垣等三人专擅弄权之后，断无不极力矫正其弊病，而臣所担忧的，反而恐怕敬畏太过，损害其纯诚。应当请特别降下谕旨，凡是内外大小政务，全部归于谋议，务必期望虚心延访，坚守并匡正辅助，不要避嫌细微嫌疑，共同矢忠公忠之大节，或许辅政之初，就使宵小之徒知道敬惮，万事有所纲纪。至于一切政令及臣工章奏，如果不是事关机密，都应当明白晓示，使天下知道服从，彻底洗刷欺蒙粉饰的习气。倘若施行偶有不协调，中外臣工都能补阙拾遗，随时陈奏，不仅亲王大臣等无法自我庇护，即使已经奉到纶音，也不难收回成命。伏惟我皇上继位年幼，继承二百余年的统绪，安抚二万余里的疆土。遗大投艰，责任极重。皇上一日未能亲政，则一日责任在皇太后，也就一日责任在亲王大臣。方今内忧虽去，外患未尽，吏治因循，民生愁苦，盗贼充斥，国库空虚，挽回补救，将用什么力量来济渡时艰？这是臣的愚诚，日夜长虑而回顾的原因。
培国脉肃政体疏道光三十年
文瑞
窃维总理天下之道，首在端本清源，而立纲陈纪，要期臻于一是。自古圣帝王兢兢业业，未有不忧勤惕厉而能成其郅治之休者也。语云“为君难”，书云“后克艰厥后”，盖人君者，以一身而统天下，措施庶政，诚有其甚难者。古今治乱之机，每争于忽微，必慎之又慎也。恭维我皇上体元建极，锡福绥民，四海九州皆仰望而升平之治。然从古治功之极盛，皆由初政之始基，而揆其本源，亦不过数大端，足扼其要，谨胪列四事：曰选贤才以资辅弼，明赏罚以昭劝惩，任听纳以察得失，谨调摄以卫圣躬。请分晰为我皇上言之。夫郅治以得人为先，有治法尤在有治人。人存而政斯举，然大臣法则小臣廉，欲立政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人君日夕不遑于臣工优劣，安能周知？大臣者，以道事君，进贤退不肖，实其专责。故内而宰衡，外而督抚，足以总其成而收其效也。宰衡得人，斯能公忠体国，而黜陟攸宜，内则贤臣日进矣。督抚得人，斯能清正爱人，而举措悉当，外则循吏日多矣。如是中外安有不治者？然此尤赖我皇上遴选而简擢之也。是善用人者，必先知人，知之深斯用之当耳。且人之流品不一，知之亦不易矣。轻躁者喜事，喜事则好为纷更，终必致于情事；模棱者畏事，畏事则每涉因循，势必致于误事。其甚者则苟同谐俗，务为柔媚，当利害得失之际，遇有筹画，不曰拂上意，则曰碍人情，事事委过君上而已。博宽厚之名，缄默之外无他长也，承顺之外无他术也。观其似亦未见其显然贻误也，不知职事已为之渐废，人心已为之渐坏，纪纲已为之渐弛，而天下阴受其祸矣。夫建大业，定大策，决大疑，非才能何以克济？徒以将顺为长，有事则一筹莫展，是上有励精图治之主，下无实心任事之臣，古今同此一慨也。伏望皇上振兴臣节，整饬官常，于专任之中寓慎简之意，庶良才日聚，辅弼得人矣。刑赏者，驭世之大权。赏一人而天下咸劝，罚一人而天下咸服。功必赏而过必罚，惟断乃成也。自古立政大端，无踰于此。虽尧、舜、禹、汤、文、武之圣，亦不能舍此以为治。后世未尝无赏罚，而究不能有劝惩者，赏不当赏而罚不必罚也。盖赏不当赏，则开臣下希冀之风，而妄想者有之；罚不必罚，则启臣工轻忽之渐，而幸免者有之。夫如是，即受宠荣者未必知恩，而脱法纲者更无所忌，于以知立法之必宜信也。虽然，赏固不宜过，而罚或邻于苛，则适成刻薄之治。伏愿皇上建中出治，斟酌合宜，一行惠而不遗，不滥一施威而无枉无纵，斯天下服教畏神，无不劝惩矣。
国家慎选台垣，以资谏诤，原欲其启迪匡弼也。伏读天聪十年恭奉上谕：「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圣训煌煌，垂千古矣。近来官常率皆因循，清操有所不讲，凡在科道，岂无闻知而缄默者居多？迩者恭奉谕旨，令陈时事，仰见圣怀若渴，葑菲不遗，中外无不相庆。然而进言者众，则听言尤难。疏逖小臣各抒己见，或言事过于切直，或论人涉于激烈，或屑无关大体，或识虑不免卑微。在皇上如天之量，善则从之，否则置之而已。若乃以一己之爱憎而进退夫人才，以一心之好恶而议论夫政事，或党援是引而涉夤缘，或举劾失宜而徇情面，亦有庄言正论似忠诚而言与行违，徒工欺饰。我皇上聪明天亶，烛照无遗，又岂能稍有疑惑？特恐浸润之谋、蒌菲之行，实有难于察者。伏望皇上听言观行，监空衡平，嘉猷嘉谋则见诸实事，假忠假信则黜之。当前干纲独断而权不下移，则良言日萃而匪言自无入矣。稽古圣贤，学问莫切于修身。正心、诚意，皆修身之事也。经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圣人垂训之意深矣。夫以凡民不过一身一家，犹以修身为要，若夫天子之身，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托命，承先裕后，关系非轻
译培固国脉、整肃政体的奏疏 道光三十年
文瑞
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道理，首要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建立纲纪、陈述法度，务必使一切归于统一。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兢兢业业，没有不忧虑勤勉、警惕严厉而能成就其大治之盛业的。俗话说“做君主很难”，《尚书》说“君主能克服做君主的艰难”，这是因为君主以一人统领天下，处理各种政务，确实有非常困难的地方。古今治乱的关键，往往争于细微之处，必须谨慎再谨慎。恭敬地推想，我们皇上体察天道、建立准则，赐福安抚百姓，四海九州都仰望并迎来了太平盛世。然而从古以来，治绩达到极盛，都源于初期政治的基础，而考察其本源，也不过是几个大的方面，足以扼住要害，臣谨列举四件事：一是选拔贤才以资辅助，二是明确赏罚以昭示劝勉与惩戒，三是任听采纳以察知得失，四是谨慎调养以护卫圣体。请允许臣分条详细为皇上陈述。
大治以得到人才为先，有治理的法度，更在于有治理的人才。人才在位，政事才能推行。然而大臣守法，小臣就会廉洁；想要建立政事并使百官有序，必须从大臣开始。君主早晚忙于处理臣工优劣，怎能周全知晓？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举荐贤良、斥退不肖，确实是他们的专责。所以内而宰相，外而总督巡抚，足以总揽成效并收到效果。宰相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能公正忠诚、体恤国家，而升降官员得当，内部贤臣就会日益进用。督抚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能清正廉洁、爱护百姓，而举措全都恰当，外部循吏就会日益增多。像这样，内外哪里有不治理好的呢？但这尤其依赖我们皇上的遴选和提拔。善于用人的人，必定先了解人，了解得深，使用才得当。况且人的品类不一，了解他们也不容易。轻浮急躁的人喜欢生事，喜欢生事就爱好频繁更改，最终必然导致情况混乱；模棱两可的人害怕做事，害怕做事就往往因循守旧，势必导致误事。更严重的则是苟且附和世俗，务求柔顺媚上，在利害得失之际，遇到筹划，不是说违背圣意，就是说碍于人情，事事都将过错推给君主。博取宽厚之名，除了缄默没有其他长处，除了顺从没有其他手段。看他们似乎也没有明显的贻误，却不知道职事已经逐渐荒废，人心已经逐渐败坏，纲纪已经逐渐松弛，而天下暗中遭受祸害了。建立大业，制定大策，决断大疑，没有才能怎能成功？只以顺从为长，有事则一筹莫展，这是上有励精图治的君主，下无实心任事的臣子，古今同此感慨。恳请皇上振兴臣节，整饬官常，在专任之中寓含慎重简选之意，希望良才日益聚集，辅助之人得到合适人选。
刑罚与奖赏，是驾驭世道的大权。奖赏一人而天下都受到鼓励，惩罚一人而天下都信服。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只有果断才能成功。自古建立政事的大端，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圣人，也不能舍弃这个来治理天下。后世并非没有赏罚，而终究不能起到劝勉和惩戒的作用，是因为赏不当赏而罚不必罚。大概赏不当赏，就会开启臣下希冀的风气，而有妄想的人；罚不必罚，就会开启臣工轻忽的开端，而有侥幸免罪的人。像这样，即使受到宠荣的人未必知道感恩，而逃脱法网的人更无所顾忌，由此可知立法必须守信。虽然如此，奖赏固然不宜过度，而惩罚如果接近苛刻，就适成刻薄之治。恳愿皇上建立中正之道来治理，斟酌合宜，施行恩惠而不遗漏，不滥施威严而不冤枉不纵容，这样天下服从教化、敬畏神明，没有不受劝勉和惩戒的了。
国家慎重选择御史台官员，以资谏诤，原本是想让他们启迪、匡正和辅助。恭读天聪十年奉上的谕旨：“凡有政事违背谬误，以及贝勒大臣有骄横放肆、轻慢君主、贪婪残酷、违法无礼妄行的，允许都察院直言不讳，即使所奏涉及虚妄，也不治罪。倘若知情蒙蔽，以误国论处。”圣训光辉，垂范千古。近来官常大多因循守旧，清高操守有所不讲，凡在科道官员中，难道没有听闻却缄默的人居多吗？近来恭奉谕旨，令陈述时事，仰见圣怀如渴，葑菲不遗，中外无不庆幸。然而进言的人多，那么听言就更难。疏远的小臣各抒己见，有的言事过于切直，有的论人涉及激烈，有的琐碎无关大体，有的识虑不免卑微。在皇上如天般的度量，好的就采纳，否则就置之不理。如果以一己的爱憎来进退人才，以一心之好恶来议论政事，有的援引党羽而涉及攀附，有的举劾失宜而徇私情面，也有庄言正论看似忠诚而言行不一，徒工欺骗掩饰。我们皇上聪明天亶，烛照无遗，又怎能稍有疑惑？只是恐怕浸润之谋、蒌菲之行，确实有难以察觉的。恳请皇上听言观行，监空衡平，好的计谋就付诸实事，假忠假信就斥退。当前干纲独断而权不下移，那么良言日益聚集而邪言自然无法进入了。
考察古代圣贤，学问没有比修身更切近的。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事。《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律都以修身为本。”圣人垂训的意思深远啊。以凡民不过一身一家，尚且以修身为要，至于天子之身，上则宗庙社稷所依赖，下则中外臣民所托命，承前启后，关系非轻。
，固尤以修身为本图焉。历观今古听政之勤，我朝为最矣。批答章牍，接见臣工，凡政务之大小钜细，皆上宸衷。洎乎祀典朝仪礼节繁重，无不躬亲将事。是天下任事之劳，未有过于皇上者，而天下用心之苦，亦未有过于皇上者。虽天体至健，原可措之裕如，而圣躬持劳，允宜时加慎重。伏愿皇上起居必适，寒燠必调，以敬身爱身为修身之道，斯圣体臻康和，而庶政益昭美备，万年有道之长，皆基于是。矣，凡此数端，悉为要务。伏乞皇上俯加采择，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译本来尤其以修身为根本来谋划。纵观古今听政的勤勉，我朝是最突出的。批复奏章文书，接见臣子官员，凡是政务无论大小巨细，都出自皇上的心意。等到祭祀典礼、朝廷仪节繁重时，没有不亲自处理的。因此天下承担事务的辛劳，没有超过皇上的；天下用心的劳苦，也没有超过皇上的。虽然上天之体至为刚健，原本可以从容应对，但圣上身体承受劳累，确实应当时常加以慎重。恳愿皇上起居务必适宜，冷暖务必调和，以敬重自身、爱护自身作为修身的方法，这样圣体才能达到健康平和，各项政务更加彰显美好完备，万世有道长治久安，都基于此。以上这些方面，全都是紧要事务。恳请皇上俯身采纳选择，不胜战栗，等待命令。
道光三十年三月十一日奉
上谕：“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陈四事，朕详加披阅，所论剀切真挚，深协朕怀，并录进干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嘉淦《三习一獘疏》。其论为君之道，洵属切直精深，堪为听言临政之助。台端为言路表率，文瑞首进谠言，朕虚怀纳受，谅九卿科道断不缄默畏葸，负朕谆切求言之意也。”钦此。
欲御外侮宜修内政说
近日朝廷鉴于大局之日颓，人材之消乏，于是有改科举、设学堂之谕；有令各省督抚资遣学生出洋肄习实学之谕。凡以为育材计也。然此皆治本之策，其收效尚在数年以后。若欲使民心固结，疆宇乂安，使治民之官咸有振刷精神之象，受治之民咸有鼓舞作新之意，因之外人之觇国者，见我国政治清明，朝野上下同心一德，有旦夕改观之效，有蒸蒸日上景状，遂以辑其藐视之意，剖割之念。则非合政府疆臣之精神材力，悉力以修内政不可。此固急则治标之计，而不容或缓者也。夫以今日中国之内政疲敝已极，有如人蓝缕之衣，跣足行荆棘中，触处挂碍；又如将圮之屋，千孔百漏，不可修葺。故如匪类之滋扰，盗贼之横行，刑狱之偏颇，税厘之苛暴，捐输之重，财用之浮靡，官长之贪疲，吏役之诈扰，兵制之废弛，商务之衰落，士民之困苦，闾阎之怨咨，几于无一事可称善政，无一事不露败象。非特足以酿内乱，抑且足以致外侮，非可苟焉已也。夫古人有言：「内治修，然后远人服。」以至浅之理，言之欲人以何等人待我，必先视我以何等人自待；欲人以何等人待我之民，必先视我以何等人待其民。理有固然，不容强也。有如在上海之西人，近者颇有殴辱华人之事，琪林一案尤为众所指目。其实租界内外各流氓，何人不滋事？何日不殴人？在上者既置之不闻不见，虽日言惩治，何究尝实力奉行？被殴者知空官之无济于事也，则亦相与茹苦含冤，隐忍而罢。夫以我华官长之轻视民命如此，我华同类之自相鱼肉如彼，则又何怪西人之藐视吾民，动遭凌辱哉？间尝谓西人与华人交涉，其种种不合理之事，往往自华人启其端，而后西人从而效之，或更甚焉。近岁州县官颇以教士干预词讼为苦。夫教士干预词讼，诚为理所不应，然居乡之绅，士不有专以出入公门、结交官长、受苞苴、说人情为事者乎？为州县官者，不有受绅士之贿、托任情枉断者乎？然则教士之庇护教民、干预词讼，固有所受之矣。又如督抚大吏，有用人行政之权者也。然近今督抚每以情面之重轻为用舍之权衡，于是为下吏者但能得权要尺一书以干求督抚，则美缺优差无不如愿以偿。于是今岁盛传，某省教士有为州县保留本任者，某省员有为华官干求差事者。在州县固不足论，即彼教士、西员亦不足深咎，毋亦督抚大吏平日簠簋不饬、情面太重，有以召之乎？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即此二事以观，固知亚圣之言乃千古之至言。履霜坚至，其所由来者渐矣。然则中国今日殆非整饬纪纲、破除积习，使天下官吏洗心革面，无以御外侮而收自强之效也。谋国者当亦有取于斯。
内政以弼教明刑为要论
我朝近沿明制，远绍周官，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于京师。其外者，则自方面以至府、厅、州、县，分理庶事，号曰六房。政无钜细，咸统于兹。其本在于内修，其效极于外攘，盖一以贯之矣。是故谈经济者，率以六官为纲纪。二百数十年以来，设官分职之法善矣，而设科取士之制则犹未当。进士、举人有科无目，士不务经济，而究心于章句帖括之末，从事于试帖小楷之微，学与仕判然为两事。洎乎天下多故，正途不足任担荷，乃更开捐纳之例，而仕途益杂，政事益嚣，内忧益丛，外患益集。自粤寇平后至今三十余年，时事日非，其咎原实坐此也。兹者圣明奋发，侧席求贤，可臣下之请，开经济特科，区其目为六：首内政，次外交，次理财，经武，格致，考工。救时之道，备尽于兹，而以内政为先，尤得务本探源之制。第思内政之所包广矣，
译道光三十年三月十一日，奉皇帝谕旨：“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陈四件事，朕详细阅读，所论述的恳切真挚，深深契合朕的心意，并抄录进呈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那篇疏论关于为君的道理，确实切中要害、精深直率，足以作为听取言论、处理政务的辅助。各位台端作为言路的表率，文瑞首先进献正直之言，朕虚心接纳，相信九卿和科道官员绝不会沉默畏惧，辜负朕恳切求取意见的心意。”钦此。
论抵御外侮应当修治内政
近日朝廷鉴于大局日益颓败，人才日益匮乏，于是有改革科举、设立学堂的谕令；有命令各省督抚资助派遣学生出洋学习实学的谕令。这些都是为了培养人才。然而这些都是治本的策略，其收效还要在几年以后。如果想要使民心稳固团结，疆域安宁，使治理百姓的官员都有振奋精神的样子，受治理的百姓都有鼓舞革新之意，进而使那些观察我国的外国人，看到我国政治清明，朝廷与民间上下同心同德，有朝夕改观的效果，有蒸蒸日上的景象，从而收敛他们轻视我国的意思，剖割我国的念头。那么，就必须集合政府和大臣的精神与材力，全力修治内政。这虽然是急则治标的计策，却不容许稍有迟缓。因为今日中国的内政疲敝已极，就像穿着破烂的衣服，赤脚走在荆棘丛中，处处挂碍；又像快要倒塌的房屋，千孔百漏，无法修补。所以，如同匪类滋扰，盗贼横行，刑狱偏颇，税厘苛暴，捐输沉重，财用浮靡，官长贪腐疲怠，吏役欺诈骚扰，兵制废弛，商务衰落，士民困苦，民间怨声载道，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称为善政，没有一件事不显露败象。这不仅足以酿成内乱，而且足以招致外侮，不可苟且了事。古人有言：“内政修治好了，然后远方的人才会顺服。”用最浅显的道理来说，想要别人以什么样的人对待我，必须先看我以什么样的人对待自己；想要别人以什么样的人对待我的百姓，必须先看我以什么样的人对待他们的百姓。道理本来如此，不容勉强。比如在上海的西方人，近来颇有殴打侮辱华人的事情，琪林一案尤其被众人所指目。其实租界内外的各流氓，哪个人不滋事？哪一天不打人？在上面的人既然置若罔闻，虽然天天说要惩治，何曾真正实力奉行？被殴打的人知道空喊官威无济于事，也就一起含冤忍苦，隐忍罢了。既然我们华人的官长轻视民命如此，我们华人同类自相残害如彼，那么又何必奇怪西方人轻视我们百姓，动辄遭受凌辱呢？我曾经说西方人与华人交涉，那些种种不合理的事情，往往由华人开启端绪，然后西方人跟着效仿，或者更加严重。近年州县官颇以教士干预诉讼为苦。教士干预诉讼，确实是不应该的，但是居住在乡间的绅士，难道没有专门出入官府、结交官长、收受贿赂、说情的人吗？作为州县官的，难道没有收受绅士贿赂、托任情枉法断案的人吗？那么教士庇护教民、干预诉讼，本来就是有所接受的。又如督抚大吏，有用人行政的权力。但是近来督抚往往以情面的轻重作为用人取舍的权衡，于是作为下级官吏的，只要能得到权要的一纸书信去求取督抚，那么美缺优差没有不如愿以偿的。于是今年盛传，某省教士有为州县官保留本任的，某省官员有为华人求取差事的。对于州县官固然不足论，即使那些教士、西方官员也不值得深责，难道不是督抚大吏平日不修德行、情面太重，招致这样的结果吗？孟子说：“人必定先自己侮辱自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从这两件事来看，确实知道亚圣的话是千古至理。履霜坚冰至，它的由来是逐渐的。那么中国今日大概非整饬纪纲、破除积习，让天下官吏洗心革面，就无法抵御外侮而收到自强的效果。谋划国家的人应当对此有所取法。
论内政以辅佐教化、彰明刑罚为要务
我朝近沿袭明朝制度，远绍周朝官制，在京师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外，则从方面大员直到府、厅、州、县，分理各种事务，号称六房。政事无论巨细，都统辖于此。其根本在于内修，其效果极于外攘，大概是一以贯之的。所以谈论经世济民的人，大率以六官为纲纪。二百多年来，设官分职的方法很好，但是设科取士的制度却还不恰当。进士、举人有科目没有细目，士人不致力于经世济民，而专心于章句帖括的末节，从事于试帖小楷的细微，学与仕截然成为两件事。等到天下多事，正途出身的人不足以承担重任，于是又开捐纳的例子，而仕途更加杂乱，政事更加喧嚣，内忧更加丛集，外患更加聚集。自从平定粤寇到现在三十多年，时事日益败坏，其罪过原本就在于此。现在圣明奋发，侧席求贤，采纳臣下的请求，开设经济特科，区分其细目为六：首推内政，其次是外交，其次是理财，经武，格致，考工。挽救时局的方法，在这里完备了，而以内政为先，尤其符合务本探源的原则。只是思考内政所包罗的宽广了，
六官之事皆内政也，即六官以外之新法，亦罔不定于内而施诸外。今既区内政于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之外，则如农田、钱法、盐漕、矿政之隶于户部者，应归入理财；自陆兵、海军、武备、武试之隶于军机处、兵部者，应归入经武；目河工、海塘、水利、铁路之隶于工部者，应归入考工目。至外交为今时最要，则总理各国通商衙门所专司，不仅旧设之理藩院也。格致为富强之本，则中外学堂所讲求，不仅旧设之同文馆、算学也。舍此而言内政，惟吏、礼、刑三部所隶之事矣。政治之原，端本君德，初不隶于部务。今皇上天亶聪明，勤于典学，固薄海臣民之福。启心沃心，惟师保大臣，即拾遗补阙，亦谏官职也，非草莽微臣所敢妄僭。君德懋矣，所相与有成者惟臣道。计典察司于吏部，所望六官之长暨封疆大吏，能遵历次圣谕，破除情面，实力奉行，则澄叙官方之道在是矣。由此而求内政之要，其礼部所司之教化，刑部所司之刑法乎？各省学校教化之地也，各属教职教化之官也。士子肄业不于学舍，而于书院，则学校已有名而无实。今制将改书院为学堂，而学舍仍置诸度外，似非所重。名实不若以各属书院出息拨充学堂经费。各省大吏集通省广文先生而甄别之，去其老惫者、废疾者、文学荒疏者，而留其壮年有学识者为学堂监院，学识优异者即充教习。其未逮学堂之处，则责令周行乡镇，宣讲圣谕，劝勉民庶，庶令教化之官各尽其职。若夫刑赏者，国之大柄也。当赏而不赏，则民不劝；不劝，则为善者少。当刑而不刑，则民不惩；不惩，则为恶者多。民少为善，犹之可也；民多为恶，岂其可哉？今如叶志超等诸将帅之当刑，人人所知也。战败当杀，失地当杀，损国威当杀，废军实当杀，乃竟三历朝审而不杀，而台谏诸公亦曾未有人焉言其不可不杀，嘻！异矣。此而不杀，是国家无刑也；是使后之为将帅者相率而解体也；是使海内豪暴不逞之徒藐法纲而思侥幸也。如是，则中国之祸乱何时已哉？而又何内政之可言哉？今微臣谨遵本年六月初八日电传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之上谕，敬贡所知，以为我国政府告。
译六官的事务都属于内政，即使是六官之外的新法，也没有不是在内廷定下而后施行于外朝的。如今既然将内政区分为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这几类，那么像农田、钱法、盐漕、矿政等隶属于户部的事务，应当归入理财；陆兵、海军、武备、武试等隶属于军机处、兵部的事务，应当归入经武；河工、海塘、水利、铁路等隶属于工部的事务，应当归入考工。至于外交是当今最紧要的事务，由总理各国通商衙门专门掌管，不仅仅限于旧设的理藩院。格致是富强的根本，由中外学堂所讲求，不仅仅限于旧设的同文馆、算学馆。除去这些而言内政，就只剩下吏、礼、刑三部所管辖的事务了。政治的根本，在于端正君德，起初并不隶属于各部事务。如今皇上天赋聪明，勤于学习典籍，这固然是天下臣民的福气。启发圣心、辅佐君德，是师保大臣的职责，即使拾遗补阙，也是谏官的职责，不是草野微臣所敢妄自僭越的。君德已经美盛了，与之共同成就大业的，只有臣道。考核官吏的典章制度由吏部掌管，希望六官的首长以及地方大吏，能够遵行历次圣上的谕旨，破除私情面子，切实奉行，那么澄清整顿官场的道理就在这里了。由此寻求内政的要务，大概是礼部所管辖的教化，以及刑部所管辖的刑法吧？各省的学校是教化的地方，各州的教官是教化的官员。士子不在官学肄业，而在书院肄业，那么学校就已有名而无实了。现在的制度打算将书院改为学堂，而官学仍然置之度外，似乎并不是重视的做法。不如将各州书院的田产收益拨充学堂经费。各省大吏召集全省的教官进行甄别，去除年老体衰的、患有废疾的、学问荒疏的，而保留壮年且有学识的作为学堂监院，学识优异的即充任教习。那些未能进入学堂的地方，则责令教官周游乡镇，宣讲圣谕，劝勉百姓，使得教化的官员各自尽到职责。至于刑罚与奖赏，是国家的大权柄。应当奖赏而不奖赏，百姓就不受鼓励；不受鼓励，行善的人就少。应当刑罚而不刑罚，百姓就不受惩戒；不受惩戒，作恶的人就多。百姓行善少，还罢了；百姓作恶多，难道可以吗？如今像叶志超等将领应当受刑，这是人人皆知的。战败应当杀，失地应当杀，损害国威应当杀，废弃军备应当杀，竟然三次经过朝审而不杀，而台谏各位大臣也没有人说不杀不可，唉！奇怪啊！这样而不杀，是国家没有刑罚了；这是让后来的将帅们相继离心离德；这是让天下豪强暴徒藐视法纪而心存侥幸。像这样，那么中国的祸乱何时才能停止呢？又还有什么内政可言呢？如今微臣谨遵本年六月初八日电传中外、时事均允许据实直言、不必心存忌讳的上谕，恭敬地进献我所知道的，以此告知我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