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二礼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二 礼政

会章

务农会章程

一、农民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虽然与工商业者并称，但必须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才能讲求工艺制造，推广贸易，因此农业实际上是工商业的根本。中国土地肥沃，居世界首位，然而自汉唐以后，百姓追求末业致富，不探究根本，导致士大夫分不清粟麦，农民地位低于奴仆，荒地未开垦，水利不修筑，耕畜饲养技术日益退化，收获效果越来越微薄，如果再过几十年，恐怕连以前的农法农理都会丧失殆尽，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恐惧的呢！中国长期遭受贫困之苦，谋求致富的人不少，但大多不出开矿、制造、经商等事，这固然当务之急，但追本溯源，农业更是首要任务。同人不自量力，在上海设立学会，研究此事，旨在广泛推广种植，振兴畜牧，研究新法，开辟利源，对上以报答朝廷渴望富强的意愿，对下以尽平民百姓微薄的心意。海内贤达，若能同心同德。

二、农学门类广博简约，列举其要点，主要有六项：一是农，指大田作物；二是圃，指园艺；三是林，指林业；四是泽，指水产及取水藻作为肥料之类；五是畜牧，指饲养六畜以及养鱼、育蚕、养蜂之类；六是酿造，指造酒、制糖、榨油、焙茶、纺织、剥麻、制果、割漆、制丝、提炼樟脑、制作染料之类。凡此各类，都是本会研习的内容。

三、古人最重视农事。《周礼》所载，因地制宜、辨别物产，条理分明。后世将农业视为贱业，于是只有农事，没有农学。一切辨别适宜、兴修水利、制作肥料、防治螟虫等事，即使询问亲自耕种的人，也茫然无法应对，不知其方法，更不用说其原理了。如今本会翻译欧美、日本的各种农书、农报，创办报刊，使人们知道用化学考察地质，改良土壤，寻求光热，用机器辅助灌溉，培土施肥之力与制造之法。考察其所有办法，另立详细章程。

四、《易经》占卜丽泽，《诗经》咏叹他山，凡是兴办大利，贵在汇集众人的知识和力量。同人肩负重任，身任艰巨，希望同志日益聚集，共同成就大业。倘若身在远方，也可时常寄信，远程商讨各项事务。凡愿意加入本会者，请赐示姓名住址，以便按先后顺序列入报刊。

五、本会应办之事门类繁多，费用巨大，难以预先筹齐。现先募捐资金创办报刊，其他各项事务，在创办时酌情订立章程，提前登报，以期集事。

六、中国荒地随处可见，满蒙西藏等地，自不必说。各行省内地，如山西、陕西、四川、广东，未开发的利益，到处都有。即使是腹地各省，江苏、安徽、湖南、湖北，人口稠密之处，也多弃地。因为太平天国战乱后，水利湮废，荒地失治，又沿海、沿江、沿湖的涨地层出不穷。如果都能治理整治，其利益不可胜计。本会拟筹划开辟各地，先从就近的地方开始，将来所开辟的田地，即为本会公产，以备兴办学堂等一切正当用途。

七、种植畜牧的方法，土法迂缓粗浅，泰西方法灵捷精善，有识之士都知道。然而没有实证就不相信，共同理解很难。本会获得土地后，根据土质适宜性，如沙地宜种棉花，盐碱地宜种桑树，低湿之地宜种水稻，高寒之土宜种小麦与高粱，杂草丛生之地宜放牧之类，全部采用新法试办。一两年后，成效可观，更知效法。又古法中的区田、代田，本朝也有试行者，收获多少，说法不一，如果能试办，也可作为经验。如会外之人曾经以新法试办的，请函告情况，受益无量。

八、中国农器仍沿用两千年前的旧制，且日益粗劣。泰西所用机器，则皆精巧灵捷，分火力、马力、人力之别。火力费用高昂，且中国人工甚贱，与西国工值不相等，火机暂不可用。而马力、人力各种器具则不可少。如中国犁耕仅深数寸，而西国之犁则深至五尺，每具价格不过十余元，凡是这类，不胜枚举。本会购买各种器具，试验果然灵捷合宜，即按式仿造，以利民用。

九、农田收获多少，纺织得丝优劣，牛羊牧养肥瘦，固然关乎人力，也须先求良种。泰西凡农田所在之处，都有出售良种。所养蚕之家，必先以显微镜观察蚕身，必无病才允许传种。畜产也先求良种，使之配合。本会遵循西人成法，设售谷所、蚕种处，并购买西国大马与各畜。

十、种植畜牧渐见成效，即设厂制造，如前项所述，制糖、酿酒各事，推广利源。

十一、事情无论巨细，非学不成。农学事理繁杂，尤必开学研习，讲求光热、图算、水化、动植物等学。而化学、动植物学尤为重要，必须聘请化学师一人，化验土质；动植物学师一人，研究对象性质。先立一堂，日渐推广，必使农田所在都有学堂，耕田之民都知道新理新法。所有详细章程尚容续拟。

十二、泰西一艺一物之微，必有竞赛，各操所业以相比赛。

译褒扬勤勉、警戒懒惰，其用意非常好。本会也应当分别就种植、畜牧、制造等各类设立赛会，用来检验优劣，以求取创新，这是保商会的说法。

译月亮出现晕圈就会刮风，柱石湿润就会下雨，从细微迹象预见显著结果，这是事物固有的规律。癸巳年秋天，我曾撰写《时务论》，论述岁星（木星）在营室星宿出现彗星状光芒，颜色赤红且带有芒角，引用《星经》中甘德的说法说：“营室两颗星，呈现红色，是天子的宫殿。其分野对应齐鲁地区，山东胶州，就属于这个范围。”按照星象规律，室星明亮静止，国家就昌盛；否则，国家多发生疾疫，一旦有变动就会兴修土木工程，出现芒角则预示着兵灾。后半部分论述俄国所属星度侵犯冲撞，气势嚣张，大有横扫中国南北的态势。如今德国占据胶澳，每天测量地势，修筑炮台，又派遣其弟东来统领千名士兵，作为进战退守的计策。由此看来，不占据全省是不会停止的。用星象推算，室宿对应齐鲁，岁星在此出现彗星状光芒。将来东西方的战事，必定以此为战场；即使占据了全省，也不会停止。蛮触之争，战争连绵，祸患不断，唯独苦了我们国家的商民。在这个时候，局势危险至极，家庭尚且无法保全，何谈保护商民？国家尚且不能自我振兴，何谈振兴商民？遥想时局，怎能不让人寒心？设身处地想想，难道要任他们像沼泽中的虫子一样互相残杀，听任他们肢解分割吗？还是另托强国代为保护，寄人篱下呢？难道没有想过战马奔腾、烽火连天之时，那些来到这个国家的异族商人，自顾商务都来不及，怎么能兼顾华商？甚至可能趁我国危难，挑选富庶之地吞噬，以偿其素愿。想到这些，怎能不急着想出变通之策呢？如何变通？不如华商自己组织团体，联合成立一个保护商民的协会，效法欧洲商局、商会的先例，并参用我们华商公平正直的规矩。在一个港口中，无论大小行店，每行公举才能和品德都优秀的人，正副各一人，共十位董事。凡是议事的规则，都像西方商人一样，设立主席和陪席来讨论议事的得失可否，什么事应该优先举办，什么事应该极力劝捐，什么方法可以联络南北洋的华商，什么力量足以招揽远近各地的才智之士。事情没有比创始更难的，广东地处天下中心，一人首先倡导，四方就会响应。南北洋的华商知道有这样美好的举措，必定会戮力同心，中外联合，不用一个早晨就能成立协会。近来听说南洋职商有公函到香港，商议联合内地绅商创办商轮、制造等事业，经过罗宝宸太守、罗与三大令请求总理衙门创设商务局，已经领到札令开办，后来因为事情中途停止，很多人都惋惜。创办轮船，往来各港口，收回外流的利权，这是人所共知的。用商轮改装为兵舰，保护外埠华商，人们或许还没有明白？近来阅读南洋黄君某致《知新报》的信，倾诉华商在外受人欺凌极其惨烈，又说日本人万众一心，有人受辱必定共同报复，如同雪私仇，外人不敢稍有侮辱，可知这个协会是不能忽视的。如今天下五洲交通，四海茫茫，没有船舰无法飞渡，欧洲西方强国不惜重金购置战舰，以保护商民，所以各国商民对朝廷的向心力日益坚固。我们南洋商民一无所恃，怎能不让他们寒心？有见识的人说现在的天下是战舰的天下，这确实是变局的大端，商家的要图。南洋商既有此志向，应当赶紧及早联合远近绅商，创设船舰，样式一如铁甲国家，无事时用来载客运货，若遇有警情则用来保护商家。先在羊石省会设立一个总公司，作为天下华商的枢纽，使得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南洋华商既然屡次受辱，推想东北各港口应该没有不同，人人同受此辱，则人人应当同此心，而想着自我保全。自我保全是什么？就是协会，保护商民的协会。我还有进一步的想法，近世协会一类有所谓两益会、三益会等名目，应当仿照其法实行。我们华族大约有四万万人口，每人捐输一元，作为一个大的保商协会，也就是一个大的保华协会，付诸实施，也就是一元的运会。其大将无可比拟，其建树何可限量？难的是得到合适的人。然而一个人的才能不难，集合众人的才能成为一个大保商协会的才能则更难，以今日论保商并不难，难的是创设保商协会的合力。倘若策力万众一心，振臂一呼，我知道黄种人中血气方刚、奇特之士必将奋发为雄，争相辅佐，建立不朽的业绩，奠定不拔的基础，共同成就，国运天心就在于此。由此推广，地球之中，自西向东，由南而北，联络一气，保护我黎民，合中外为一家，合中国为一个人，不靠这一倡一合的力量作为基础吗？

理财学会演说

理财学会会员等在东京教育会堂召开夏季大会，法学士高桥首先演说军舰在外国时的职责，文学士添田也说劳役本当尊贵。又美国得罗巴演说美国关税情况，添田在旁边通译说：“凡是国家本来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如美国关税就是这样。这件事由美国人考察历数十年，不是偶然在近时出现的，也不是敢故意敌视日本。按照前七年，前总统苦列武兰得就任后变更海关税法，以施行任意贸易的宗旨。从此以后，物价更加下跌，政府年收入也随之减少，国债增加了六亿圆。在此之前

译美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中，海关关税占到了三分之二，因此在财政困乏的时候，便致力于通过关税来增加财源，于是就有了变更关税的事情。然而美国人认为增税过多，未免过于苛刻。虽然上议院没有赞成这种说法，所以不能立刻断定他们的论点是错误的。想来那税率对日本不利，固然不用多说，但未必像日本人预先忧虑的那样严重。比如丝绸之类，虽然改为按重量或价值抽税，推究到底，必然导致茧丝的价格上涨，所以日本商人所受的损失，比如纹席一平方尺，大约相当于日本三尺多，抽税四仙，势必会抬高其价格，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美国人未必因为价格上涨就废弃不用。日本所制造的通，也就是席子上铺的巾，本来价格低廉，所以即使时价稍有上涨，日本的销路也必定不会减少。这些货物都增加了关税，这虽然是出于美国的保护政策，但未必会大大损害日本货物的利益。只有茶叶这一项，原本打算增加其年收入，所以提议增税。虽然如此，美国富有之家，必定不会因此废弃日本价格较高的茶，至于低等的茶，或许因为这种原因，反而增加进口，也未可知。要知道变更海关税率这件事，虽然未免对日本货物稍有不利，但必定不会有大的不利。我看到日本人打算谋划对美国进行报复，这虽然是出于日本人极度的爱国之情，未免小题大做了。殷切希望日本人考察美国的本意所在，不要在我们两国的交往上心存芥蒂。

译论社会

佚名

野蛮的地方，是没有社会的。等到文明逐渐开启，微微显露萌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社会。那么所谓社会，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况且“社会”这两个字，本来不是我国自古以来惯用的熟语，但社会的实际形态，自古以来就已经存在。我国建国，原本就有一种风俗崇尚，等到与朝鲜、中国交往，或者受到儒教的熏陶，或者受到佛教的锤炼，从而浸润其风气，也是有的。到了近古与欧美交往，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向善的进化。听说学者们说：“生物的生成养育，本来没有进境，只有变境罢了。然而进境实在存在于变境之中，那么社会向善的进化，也应当在变化中常常寻求。”变化越多，进境也必然越多。我们对于社会中的事物，之所以最多变化，就是为此。虽然如此，变化未必全都向善进化，也有向不善退化的，或许也孕育在变化之中，那么一概论定就困难了。况且国家之所以消长兴亡的缘故，如果在隆盛的运势中，那么每一次变化必然有一种进化的力量；然而如果在亡国的运势中，那么每一次变化又何尝不向不善退化呢。像那个朝鲜，可惜也处于这种否运之中，于是汉城的变化，每变必向不善退化。像土耳其国，稍微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君主深深忧虑的在于变化，而最忌讳的在于改革。那么日后我们的社会究竟会如何变化呢？那就不得不讲求变化的方法了。以我们看来，应当推广社会的容量，而包含异种异样的事物罢了。现在学者社会，不容俗客；俗客社会，不容文艺。西方人称诗歌、音乐、雕刻、绘画为美术文艺。美术的社会，不容宗教道德等的论理；宗教道德的社会，不容股票市情的谈话；股票市情的社会，不容格致博物之学术；格致博物的社会，也不容政治家。这些不仅不相容，而且有时相互排斥攻击，不仅不止于相互排斥攻击，而且有时相互丑化诋毁。我们不甚责怪他们。为什么呢？本来知道他们不能突然改变。虽然如此，局限于一小部分的小利害，而不顾大势所趋向，难道是通达之人的事吗？唉！偏执固陋狭隘，本来不能期望其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怎么能再向善进化呢？况且社会上，本来没有主宰者吗？如果有的话，那么人人都是主宰。凡是推动社会的力量，人人都有，那么使社会向善境进化的力量，也是人人所有的。那么增广社会容量的力量，说不是人人共有的，那又是谁有的呢？过去有愚昧的政治家，妄言想要改变我国社会的风俗，使之模仿傲视欧美，而担心社会不易动摇，把事情办得很糟。为什么呢？不经过岁月的磨砺，怎么能收到效果呢？我本来希望社会日渐向美境进化，所以姑且提及此事。

我国日本国运虽然未必没有可忧虑之处，但农工商业有日益兴盛的样子，而且外国贸易尤其有增多。用事实来证明，必定没有错误。近来又有扩充军备的议论，而且略已着手实行，于是外国猜疑揣度，说日本包藏祸心，将实行吞噬的策略。西班牙、荷兰等诸国有属土与台湾接壤，惶恐仓皇，相互警戒。然而日本国势的隆盛，日本自己不知道，而外人知道，几乎在意料之外。我们本来厌恶浮华夸大的陋习，听到外人称赞而沾沾自喜，这是庸人的事。然而也见世论有时说膨胀，有时说少壮，用来比喻，未必没有道理。总之，我们日本似乎正进入兴国的隆运了。如果不是这样，也必然应当转而走向隆运。为之的方法如何？也只说变化罢了。有人说宪法已经建立，而国家的形体大体完备，哪里还能再变化呢？回答说不是这样，虽然有宪法，宪法之下还要经历日积月累，才开始在政局上有变化，而用社会的变化来比较政局变化的快慢，则有天壤之别。东京去年的政局，不再是去年的样子，而其社会则依然如故。推及到大阪，也依然如故。推及到日本全国，也依然保留着旧时的面目。难道是变化没有到来吗？还是由于什么道理呢？

创兴红十字会说

红十字会是什么？是西方各国在战场上救护受伤士兵的善举。这个提议由英国人发起，而瑞士人实际成就了它。等到日本维新，藩乱兴起，萨摩战役中，有栖川亲王身为大将，仿行此举，使得那些惨烈遭遇刀箭的军士，都能得出死入生。现在联合欧、亚、美各洲，除了野蛮之地外，凡是有教化的国家，无不相继兴起这个会。没有兴起的，只有我们中国和朝鲜罢了。朝鲜孱弱，几乎不能自存，原本不在议论之列。如果中国则声名文物，照耀寰宇，王者的军队，最重仁义，却任由士兵在效命疆场之际，断颈折腿，惨痛呼号，而没有人为之尽力扶持，拯救其困苦，不仅心中有所不忍，而且难道不会贻笑四邻，而被鄙视为野蛮吗？回忆十余年前，英国医生梅威令先生设立伤科

译在台湾设立医院，广泛招收台湾和福建地区聪慧的子弟数十人，教授他们战场上救治伤员的技术。这些人学成并通过考核后，被带到上海，在租界工部局进行演习，广泛邀请我以及西方朋友前往观看。他们腰间佩带锋利的刀，左手拿着红十字小旗，肩上背着药箱，衣袖上也以红十字作为标记，在白草黄沙的战地中穿梭，施展他们的精湛技艺，井然有序。后来他们乘船到天津，拜见当权的高官，表示愿意前往军营效力，但掌权者没有任用他们，于是他们又返回台湾。如今台湾已割让给日本人，这些人也很久没有消息了。我的朋友孙实甫先生，是当今有见识的人。他在日本经商，亲眼见到日本人在冲锋陷阵时，从红十字会获益良多，于是翻译了该会的章程，呈报给使署，请求批准回国创办。星使裕公虽然认为他的话正确，但只是行文咨询总理衙门等待批复。而孙先生意志坚定、精力充沛，决心一定要做成，只是由于所需费用浩大，急切之间尚不能完成。然而如果能得到有权势的人维持保护，应当不至于半途而废。客人问：“红十字会救治伤员的方法是怎样的？”回答说：“详细情况不是千万句话能说尽的，现在试着大致说说。当会中的医生前往战场时，器具必须随身携带。最重要的是，用小口袋装猫肠直针、弯针、各种利刀，紧紧系在衣带间。再用皮袋装细麻绒布卷、象皮膏、止血钳、葡萄酒、凉水、水吗啡、水玻璃、节剪刀、石膏粉、鲸油、氯仿、鸦片酒，背在肩上，以备临时急救之用。救治伤员分为四个站点。第一站，医生应当与战士同行，见到有受伤者，或用布被，或用安车抬到第二站，交接给那里的医生。第二站必须设在离战场七百码或九百码远的地方，务必使敌军子弹飞不到。一旦有伤员送到，医生急忙为他们止血止痛，让他们喝美酒，保持精神，并整理他们折断的骨头，然后送交第三站。到了第三站，必须离战场一千码，医生的职责是查明伤情的轻重，或截去肢体，或包扎血管，或固定碎骨，然后列出一张清单，送交第四站。第四站名叫战地医院，必须离战场约十华里至十二华里，伤员由车送到，就安置在养病处，按期治疗，直到痊愈为止。以上虽然只说了大概，但红十字会确实遵循这个规程，即使随军医生的规程也大致相同，只是随军医生只治疗本国士兵，而红十字会连敌军也一律救治罢了。有人说：“红十字会是西方教会的标志，我们中国既然不加入那个教会，那么创办这个会，不妨另立一个名字，何必就用它的名字命名，以致与那个教会混淆呢？”回答说：“这确实不必。红十字会已经通行于欧、亚、美各洲，我们如果另立一个名字，那么各国会中的人未必肯同舟共济。与其各行其是，导致失去相互依存的关系，何不借用它的名字而得以互相联络呢？又有人说：“我们中国军队本来就有伤科，何必再兴办这个会？”回答说：“中国伤科向来没有真正的本领，近来只有天津的北洋医学堂和京师德贞氏所管的医院，仿行西法，颇能称得上优良。然而战场上的医生必须朴实耐劳，与平常行医的人不同，而且军士多达数万或数十万，交战结束后，满目疮痍，难道每营一两个医生就能应付得来吗？日本只是弹丸之地，加入红十字会的人多达十余万人，往年随军士赴辽东的也以万计，难道我们中国一两个医院中西方医学的医生以及营中挂名领俸的官医就能应付自如，足够分配吗？那么红十字会的设立，确实是当今迫切重要的计划，也是我所伸长脖子踮起脚尖等待的。孙先生有这种志向，我甘愿为他执鞭效劳，这是我所欣羡仰慕的。”

译善举

贫为善举第一论

陈翼为

古代圣王建立政令，必定使国家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而让鳏夫、寡妇、孤儿、老人都能得到供养。古时候地广人稀，有井田制度来分配土地给百姓，有九种职业来任用百姓，又有征发劳役和征收里布来惩罚那些懒惰的人，所以闲散之民少，国家富足。后世官府不能再分配土地，穷人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所以不仅懒惰的人流落失业，即使是强壮有力的人也不足以供养家庭，这就是游民日益增多，而鳏寡孤困穷困潦倒的情况就不必再说了。

西方人喜欢做善事，如育婴堂、施医、禁酒、自新所、恤孤、劝和、训哑、教聋等各种协会，方法非常完善。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设立恤贫院的益处更大。恤贫院的方法是收容中国的游民和乞丐之类的人，全部收入院中，根据他们的能力，教以浅显的手艺，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又设立监督考核他们的勤惰，不达标的人有惩罚，这是顺应百姓的利益而让他们获利，施恩惠而不耗费钱财。然而起初不能没有经费来供给他们，院舍既大，收容的人又广，动辄花费数十百万金钱，有的由官员捐出俸禄来供养，有的由绅士商人捐出资财来供养，有的由国家筹措来供养，所以国家没有游民，百姓没有废弃的职业，虽然每年花费数千万金钱，但国家也暗中受益。

中国人口众多，失业的人尤其多，愚弱的人困于饥寒，强悍狡诈的人流落成为盗贼，那些强壮有为的人，又流散到四方蛮夷之地：如吕宋岛，大约五六万人；新加坡、槟榔屿等岛屿，又十余万人；美国旧金山，又十五六万人；越南西贡等地，又三四十万人；古巴、秘鲁等地，各十余万人；其余如日本、新金山、檀屿岛等地，也动辄以万计，其余小岛数不胜数，总计不下一二百万人。近来听说华人在美国的，美国严厉制定条令来苛待他们，并且想要全部驱逐他们。唉！谁不是父母的孩子，而在异域受困，这真可以说是痛哭流涕而长叹啊。现在如果不为之防范，那么流亡的人就会更多，而外国人共同看见这种情况就很严重了，这就是恤贫院的举措不可迟缓的原因。

想要设立这种院，国家应当筹措巨款来倡导，在通都大邑设立院舍，让人人都看到它的利益，那么一定会有人跟随。然而贫民非常多，那么设立的院舍不得不多，经费不得不广，经费不广，那么持久就困难。现在适宜变通办理，并且尽一个人的力量来供给食用，即使是劣弱的人也必定有剩余的钱财，愿意入院的人，官府供给他们食物，传授小技艺，技艺学成所得的钱财，就取十分之一作为经费，取彼注此，那么设立院舍适宜广泛，又适宜分设上、下两院。凡是贫民没有职业的，进入上院，技艺学成后听任他们自行谋生，愿意留下的听任他们。下院则收容盗窃之徒及犯小罪的人，技艺学成三年之后才能听任他们自便。如果再次犯法，那么再入院三年，然后才能离开。下院的制度，自然应当比上院稍严，如同周官圜土的法令。又适宜设立妇女之院，教以妇女所能做的事，选择朴实诚实有才干的老妇人来管理。又适宜设立婴儿之院，来收容无亲的孤儿；废疾之院，来收容无养的残疾者。都教以一年，使他们足以自给，那么天下就没有坐吃等死的人了。然而各种院不能一时全部建立，选择重要的先实行。富户有捐出巨款独自建造一院的，加封翎衔来宠信优待他们。绅士中办理得力的，也应当有所奖励，然后有所劝勉。以中华人口之众，凡是敬节、育婴以及建寺、施僧的事，都不惜重金来做，难道恤贫院的举措利益百倍，反而不肯做吗？只是没有人率先做，所以搁置而不能实行罢了。如果有名公巨卿中好善的人，一人倡导，百人附和，实行十年而百姓不富足、风俗不长厚，是没有的事。

保婴要策

育婴之外，又有保婴。大概生下婴儿送入育婴堂，婴儿才开始能养育。如果生下婴儿就溺杀，婴儿怎么能养育？保婴，是妥善保护而不使立即溺杀。保婴用来救济育婴的困窘，这正是善于变通。论述保婴的策略，更优于育婴。育婴则设立育婴堂雇佣乳母，事情多费用繁杂；保婴则随地酌情行事，事情少费用节省。而且育婴的善举，用乳母抚养别人的孩子，因为隔膜而痛痒不相关；保婴的善谋，用生母抚养自己的孩子，出于天性而真诚追求，必定会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保婴尤为救婴的重要策略。

贫民常常溺杀初生的子女，贾彪曾经禁止，苏东坡曾经论述过。主张保婴策略的，本朝彭南畇殿撰最先发端。他的《济溺说》说：“我创立一个会，察访贫民想要溺杀婴儿的，急忙制止他们。每月供给米三斗，以三岁为限。”这是南畇殿撰创行这个重要策略而最先发端。后来继起而更加完善这个策略的，有培元堂的《劝育女说》，广信康荃渊的《拯婴序》，湖南邓锡范的《救婴新法》，遂安洪子泉的《济婴社》。到无锡余莲村创立保婴会，而更加详细地制定章程。苏州、桐乡的保婴会相继成立。江苏大吏命令下属通行，于是各郡县就多保婴会了。请说说培元堂《劝育女说》，它说：“保婴会拯救溺女，立法最善。我约合同人想要把这个方法实行于乡间，而不能实现，于是设立一个方法，先

译这一做法施行于本族之中。族中若有生女而贫困无力抚养的人，我提供孩儿袄、褂、抱裾各两件，每月资助钱五百文，以六个月为限。只在同族中施行，所费不多。全族百余家，贫困需要帮助的不过三分之一。每年生女不过三四个，计算所给的衣食费用，只需十几两银子，就可以保全几条性命。」这是变通施行其策略于本族之中的做法。

又在康荃渊的《拯婴序》中，他说：「责成族长，各家自行治理，告示劝谕稳婆，在临产时劝止溺婴，联合善士组成善会，公出资金赡养，随时施行，关键在于其人。设立婴长并供给田地，责令其稽查督察。」这是康太守在江西广信府，又变通其方法，设立婴长，劝谕稳婆，联合善会，施行保护婴儿的重要策略。

又在邓锡范的《种子集》中有《救溺婴新法》，乃是发出帖子保护婴儿，他说：「设立发出帖子买命的方法，帖子发出就愿意施行，帖子收回就愿意停止。同心的人多，固然可以扩大规模；协力的人少，不妨缩小限制。可以两人共同施行，可以一人独自举荐；以一里或几里划定疆界可以坚守，以一月或数月计算时间可以施行。那几人共同救助劝谕的帖子说：「我等特意出具劝谕帖子，恭敬告知本境界内有贫困人家生女无力抚养的，烦请本人在三天内亲自报告给帖子内有名的人，等他们访查核实，资助钱若干；满一个月到三个月又资助钱若干；三个月之外自行抱养听其自便。凡是来报告的，以这帖子存在与否为凭据。帖子收回，就愿意停止。」独自劝谕的帖子仿照这个格式。这又是邓锡范变通而几人可以施行发出帖子保护婴儿的善策。

至于洪子泉创立济婴社，又名生生会。他的小序说：「生生会新设，是为了救济育婴堂照顾不到的地方。难道育婴堂在城内，靠近的人容易得到恩惠，而偏远之地或因往返艰难，或因风雨阻隔，所以婴儿仍有被抛弃溺死的。各位同人倡议随乡设会，就随地散发资助。方法简便，力量容易施行。十个乡已依次举行，每个贫困户劝留一个女孩，资助钱一千文，分两个月给付。每个乡或设一两个局，或设三四个局。主持局务的必须是乐善好施且殷实的人家，或捐一百千，或捐几十千，分作十年支出。捐献者不觉得困难，计算一个乡中一年得到一百千，应当没有不容易的，而一百千可以救一百条性命。」这是洪子泉变通而分年捐献资金的善策。

译到了道光年间，无锡人余莲村便在青城乡创立了保婴会，制定了十五条规条，极为详尽完备。他在小引中说：“向来除了育婴之外，还有留婴、接婴等堂，供乡民递送婴孩，这确实是善举。但只知道生下孩子就抱送出去，一旦长途跋涉，就不容易保全。如今变通使用，酌情资助钱米，法令让他们自行集成，一个会名叫保婴。凡是乡下生了男女婴孩，贫穷无法留养的，局中给予钱米半年，让他们暂时抚养，如果实在无法再设法安置，或者代为送往婴堂，这样使得做父母的因为得到资助而考虑留下孩子，因为留下而产生爱心，幼孩日渐长大，怜惜思念之情加倍深厚，花费不多，保全的效果极大。这就是保婴会创立的缘由。”其规条中好的方面，请简要说说：比如规定“生下婴孩，贫穷无法由同乡作保的，到局里报明，查实后即给予白米一斗，钱二百文，此后凭票据每月照给，让他们暂时抚养五个月。”又说“凡是有遗腹孤孩没有依靠的，格外酌情增加资助，有的资助三年、四年，这样既抚恤孤儿又敬重节操，对于风俗教化，更非小补。”又说“贫妇产后生下死婴，没有乳汁哺育，势难保全，每月加给钱五百文，寻找乳母寄养，以三年为期。”又说“婴孩报到局里，遇到隆冬给予棉袄、抱裙各一条，春秋给予夹袄一件。”又说“送来的婴孩，来局里就为其寻找乳母抚养，如果有乳妇自愿留下做儿媳，给予费用三年，其中的男孩多有人收作义子，局中给予单据以杜绝争嗣。”以上所说的，意思极为周密，都是保婴的重要策略。从此江浙大吏命令下属普遍推行，郡县中有保婴会的很多了，婴孩性命得以保全的也很多了。然而自从战乱之后，保婴会少了，穷人多了，婴孩多了，保全的少了，只有严缁生太史在桐乡重新创立推行。他的保婴会序言说：“当此烽烟刚刚平定，户口减少了十分之七八，民生穷困，更甚于从前，不仅仅是溺杀女婴、男婴的现象存在，育婴的堂舍已经毁坏了，保婴的会难道可以不兴办吗？在太平时期育婴，不过是让婴孩脱离死亡；在大乱之后保婴，而且想要为国家繁衍人口。这种方法能大能小，可行可止，善举的精妙，没有超过这个的。”这是说保婴会在战乱平定后尤为重要。不久，苏州也重新举行，其章程九条，也都妥善。如果江浙郡县仍然都仿效推行，而各省郡县也都仿效推行，那么保全婴孩性命就无法用数字计算了。上海既有育婴堂，又设有安怀局，就是保婴会的意思而改换了名称，不但保婴而且兼济老人。只是更有进一步的是，保婴的策略，确实是仁术，仁心法良意美。只是既然有了好的方法，尤其贵在得人。如果管事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恐怕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效果。难免有人侵蚀公款，辜负婆心，说起来令人感慨。防备应当预先进行，不只是保婴如此，凡是各种善举都是如此。

养老良规

三代养老，已在礼经中详细记载。两汉养老，在正史中记载更详，无需一一列举了。近代的条规，日益完备，选择其中好的，请说说。现在天下郡县，多有养老堂，其规条大同小异。考察嘉庆年间，江设有恤颐堂，曾宾谷为其撰写记文，刻石其上，其条规尤其好。总共三十八条，简要列举其冬天夏天有衣服，节令有赠送，洒扫有役使，疾病有医治，蔬果分尝，炭火棉絮均给，董事同食，洗衣给予钱。这些都是好的方法。至于初一十五出游，夜间睡觉熄灭火，菜必须煮烂，茶必须保持常温，则考虑得更为周全，方法更为严密。至于防患，尤其详尽，已完备记载于《得一录》中，可以核查。古代养老，尊崇其礼；现在养老，抚恤其贫。那些富贵的人，自有子孙尽孝，国家典章优待尊崇，无需善士设立规条，而表达心意了。只有那些长寿而不富有，年老而感叹贫穷的人，想要颐养天年，必须善于筹划好的方法。那么前人的方法，就是前事的老师。遥想西伯施行仁政，不遗漏年老而无子的人；孔子言志，首先举出让老人安适，那么体察圣心推行王政。贤士大夫中哀老怜贫的人，对于这养老良规，难道没有心意吗？

问赈米与赈粥孰善

赈米赈粥的好坏，考察《荒政辑要》中有黄懋之的施粥不如散米说，说得最为详尽。说赈米有十一善，赈粥不如赈米的善。请就其说法简要列举，其大旨说：没有比散米更善的，没有比施粥更不善的；没有比各图散米更善的，没有比笼统在城市散米更不善的。其十一善中，说赈米胜过赈粥有六善，各图散米胜过城市散米有五善。请就赈米胜过赈粥的六善简要说说：说赈粥超过十里而远，难以到达；求一顿饭而劳于奔波，雨雪既不能忍受，疾病更不能前往。各图散米则安居接受赈济，这是一善。赈粥则多人料理，又需要柴薪，兼有缩米添水等各种弊端；赈米则节省费用减少弊端，这是二善。乡捐城赈，远处的饥民难以沾惠，强者多重，弱者空手，反而不公不均；本图赈米则公正而均匀，这是三善。赈粥则一家数口必须一齐前往，妇女出头露面，关乎廉耻；赈米则男人前往领取，女子在家，这是四善。赈粥则旦

译傍晚出去，晚上回来，荒废了耕种和纺织；发放救济米则是每五天领取一次，不荒废耕种和纺织，这是第六个好处。发放救济粥则聚集蒸煮污秽，容易滋生疫病；发放救济米则没有这种情况，这是第六个好处。根据这六个好处来说，那么发放救济粥不如发放救济米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再考证古人的言论来证明它：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说，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救济饥荒，发放救济米五十万斛，救活了五十万人。在此之前救济灾荒的人都是煮粥给灾民吃，饥民聚集导致疾病瘟疫，有的人等待几天不吃东西，得到粥后都僵倒死去，名义上是救济他们，实际上是杀害他们。根据《通考》所说的，这又是发放救济粥不如发放救济米好的证明。又吕祖谦论述救济饥荒，也以发放救济米为次选，煮粥为最下策，这又是发放救济粥不如发放救济米好的证据。更有极力陈述发放救济粥不好的，惠士奇论述荒政的四种弊端，把发放救济粥列为第一弊端，他说：“先王实行煮粥是为了顺应时令，而不是用来救济灾荒。东汉曾经实行过，但百姓大多饿死，实在是因为胥吏侵吞中饱，救济大多落空。用石灰搅拌，用糠秕掺杂，名义上是救活人，实际上是杀人。而且强壮的人能喝到粥却惠及不到老弱病残的百姓，近处的人能吃到却惠及不到深山穷谷的地方，活下来的占两成，死去的占七八成。况且率领几千人到市场上施粥，那么气息蒸腾，将形成瘟疫；众人聚集，必定有奸盗，其祸患不小。只有乡里中忠厚的人可以施行。”一乡的救济不是官府所适宜实行的。根据惠天牧所说发放救济粥的弊端极为痛切，这又是发放救济粥不如发放救济米好的明证。然而古人发放救济米和救济粥，常常有所分别，而同时实行的，又有发放救济粥并设立防弊法规的，那么发放救济粥大概有不可废弃的地方吗？明代林希元在救荒疏中说：“极度贫困的百姓适合发放救济米，濒临死亡的贫困百姓急需发放救济粥”，这是分别并行。让濒临死亡的人得到米，他们能炊煮吗？他们有锅灶柴火吗？那么给予粥就方便了。所以周文襄告诫救荒也说：“极度贫困的百姓适合发放救济米，濒临死亡的百姓适合发放救济粥”，他的话也相同。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荒政十议也说：“第八议煮粥，第九议给粟”，也是两者并行。到了本朝魏叔子在救荒策中，在事后之策首先说施粥，并设立防弊的方法，他说：“饥荒已经极度严重，不能发放救济米，应当设法施粥。施粥必须根据里甲设立粥厂，如果让他们远行，恐怕半路倒下死去，又必须派人监理，让饥民到来后按照先后来，一个人坐下一个人，后到的坐在先到的下面，已坐下的不许再起来，一行坐满又坐一行，面对面，背靠背，空出中间道路，可以让担粥的人行走。坐到正午，敲梆子一声，高声唱给第一次食物，让人按次序轮流分发，有快速吃完先结束的不得混入下一次。分发完毕然后敲梆子两声，高声唱给第二次食物，如前法，共三次就停止。大概长期饥饿的人肠胃枯细，突然饱食就会死，只有饥民中声称有父母妻子卧病在家的，酌情给予携带回家处置，完毕后才命令散去。散去之后，让后到坐在外面的人先行依次出厂，以免拥挤践踏。又多人聚集容易污秽染病，必须多放置苍术醋碗熏烧以驱除瘟气，又不时察禁严禁管粥的人用生米搀稀，吃的人暴死。”

译据此看来，魏叔子所说的立法非常完善。按里划分设立粥厂，就没有长途跋涉的弊端了。按次序排列就坐，就没有拥挤的弊端了。父母妻子卧病在床，允许携带回家，就没有妇女蒙受羞耻、病人得不到照顾的弊端了。用香料焚烧、加醋调味，就没有导致疾病的弊端了。随时检查掺水情况，就没有突然死亡的弊端了。这是赈济粮食有按里划分的方法，赈济粥食也有按里划分的方法，两种方法都很好。赈济粥食也足以补救赈济粮食的不足。又考证张清恪的《救荒事宜》，更加变通赈粥的方法而改为担粥的方法，那就更足以补救赈济粮食、赈济粥食的不足了。张伯行《救荒事宜》说：“极度贫困的人适宜赈济粥食，然而赈粥只有官员实行，而绅士富豪很少实行，并非完全没有怜悯之心，而是有所畏惧且形势上不能实行罢了。大概施粥的名声一出，来的人必定众多，这个人得到食物而那个人得不到，那么那个人就会怨恨；今天得到食物而明天得不到，那么明天就会怨恨；本月得到食物而下月得不到，那么下月就会怨恨。恩惠还没给予而怨恨已经随之而来，所以虽然有心却不敢付诸实施。”然而随意量力赈粥，使人感恩而不怨恨，难道没有方法吗？现在设立担粥的方法，富家有力愿意施粥的人，每逢风雨寒冷难以求食的日子，煮粥一担，让人肩挑粥担，随处给食，吃完就停止。明天再煮，陆续挑送供给。担粥的人多，那么救活的人就多，而且没有招致怨恨、争抢拥挤的祸患了。又逢风雪之日，饥民不能出门，每人酌情给粥一顿，等到天气暖和才能出门谋生。这在富者方面花费有限，而贫者得以延续生命已经很多。据此看来，张清恪担粥的方法，确实是最完善的，足以与黄懋赈济粮食的好方法、魏叔子赈粥的好方法相辅而行。杨景仁《筹济编》论赈粥说得好：“吕东莱论救荒，认为设糜粥是下策，惠仲儒也说荒政的弊端有四种，而行粥居第一。然而这种方法的弊端，终究不是方法本身的弊端，而是实行方法者的弊端。上天如果实行得不好，即使是好方法都会成为弊端的渊薮；如果实行得好，即使是普通方法也能杜绝弊端。我私下认为灾民未赈济之前，等待喂食已经紧迫；上报之后，延续生命仍然艰难。只有施粥来调剂其间，那么费用容易筹措而事情容易聚集。又如外面的流民，户口难以稽查，人数没有定数，不煮粥怎么救济呢？这不仅富裕的乡绅长老适宜在乡里实行，即使官府也应当在郡县实行，而不可废弃。”前代设糜粥，历来有好的规章。本朝偶尔遇到歉收年份，多方怜悯体恤，而煮粥赈济的典制未曾偏废。贤能的官吏及乡里长老，有志赈济穷困的人，知道弊端而杜绝它，分散利益而普及它，即使说煮粥赈济是尽善的仁术也可以。杨静岩的话，最为通达。大概好方法不能没有弊端，知道弊端防范弊端，就仍然都是好方法。赈济粮食赈济粥食，原本可以相辅而行，根据人和地方来施行，或许变通尽利，无微不至，而饥民得以生存，有利无弊了。我私下再附议一说。曾经阅览余灿的《得一录》，又得到卖粥的方法，不居赈济的名义，而妙在赈济的术数，尤为尽善。大意即仿照担粥的方法，而以卖粥为名，多设粥担，减价售卖。如五文一碗的，减为一二文，稍微收回成本，就可以流转接济。而久行小钱也使用，缺钱也给予，疾病垂死者无钱也给予，寒士妇女想卖无钱的，就借口赊给，约定明年总偿还，实际上也是施舍。明面赊欠暗中施舍，是为了保全人的廉耻。天下难道没有寒士重视廉耻，宁死不受嗟来之食的吗？难道没有节妇忍饥而死，不肯蒙受耻辱出食施粥的吗？曲意体察人心，委婉施行仁术，使接受者不损伤廉耻，给予者不损伤恩惠，出名有由，得到者无愧，行以至诚恻怛之心，或许能弥补天地生成之憾。唉！亿万饥民之中，尽有日后的伟人。每见赈济饥荒的人，或有德色，或加鄙夷，视如盗贼，贱如乞丐，这非常不可取。须知天降大任，常在饿其体肤之中，适宜以兄弟颠连的伤痛来怜悯他们，以朝廷赤子的身份来保护他们。况且担粥散卖，费用节省容易实行，富者或许承担数担，其次或许数人共任一担，分在城中，分在四乡，分在村落以卖。如僻处病人、妇女、老幼，尤其适宜日日按时前往购买。隐施明赊，卖粥的人多，即生存的人众了。这足以救无告的穷民，辅助官府的不足。所以赈米赈粥，担粥卖粥，循良官吏乡贤，正人善士，可以各就所见，各行其是，好方法而以好人实行，那么都是至善了。

报馆

论官报

近来听说朝廷有开设官报馆的意思，我私下认为这固然是当今的急务，而不允许稍有延缓。大概中国的积弊，在于上下隔绝，上面所做的，下面不知道；下面所做的，上面也不知道。治国的道理，贵在通达而不贵在阻塞，贵在光明而不贵在昏暗。现在上下隔绝，这就是阻塞了，昏暗了。想要它利于国家而方便百姓，这就像向南行走却把车辙朝北，航行在断港绝流之中而民众却面向大海一样。比如财赋是国家的大政，而究竟岁入多少，岁出多少，即使问士大夫，也很少能知道实际数目。

译自丙申年李主政撰写《光绪会稽录》，近来某君撰写《度支简录》，此后国家每年的收支数目，民间才大致知道个大概，然而其中不详细、不完备、不详尽的地方，大概也还很多，不能把它当作真实的记录。又如道光、咸丰以后，通商的局面已经打开，那么外交交涉的事情尤其重要。天下的事情，就是商贾天下的事情，正应当明白地宣示教化，使得事前可以收集众人的智慧，事后也可以把办理困难的实际情况，明确地告诉天下人，以作为惩前毖后的计划。可是从开始到现在，凡是朝廷的谕旨，臣工的奏折，凡是有关外交交涉的，大抵都秘密不发，不公开抄传。揣测当事者的情由，大概认为这是国家的大耻辱，不应该向民间宣示，以致有违反内部避讳的惯例。不知道朝廷的隐秘越深，那么民间的谣言就越多，避讳什么呢？外交交涉的案件一经奏报听闻，就应当见诸实际事实，又何必避讳呢？反而因为隐秘的缘故，致使每次与西方人商议办理一件事，在它未确定之前，民间既没有途径知道它，也没有办法议论它；等到它已经确定之后，那么即使有错误，也没有办法挽回。这就是上面的人正把深藏不露当作得计，却不知道正因为深藏不露，反而遭受的祸害乃至无穷无尽。所以私下认为今天想要设立官报馆，应当与民间报馆互相补充纠正，其中必须详细记载的，其他不具体论述，就像户部所管辖的，每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某项用作什么，某项实际需要多少，必须刊登在报纸上，使大众都知道，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允许人们指责驳正。官吏的舞弊，可以欺骗政府，不可以欺骗臣民。必须这样，然后多报少、少报多的弊病，或许可以稍微避免。又如国家有军事，那么军前的电报奏折，必须及时刊布，仍然允许人们指责驳正。大概及时刊布，是为了杜绝谣言惑众的弊端；而允许人们指责驳正，是为了杜绝把失败说成胜利的弊端。必须这样，然后上下才都受到益处。从前中法战争时，谣言实在很多。某报甚至虚报胜利的情况，迷惑视听。甚至军需物资已经在海边耗尽，而捷报又出现在上面，只是助长了虚夸矫饰的风气，导致成为大局的祸患，不是很痛心吗？而尤其重要的，在于每做一件事，颁布一道命令，先应当让主管这件事的人具文议论上报，随即在官报上刊出，让大众集议。远的是效法古代谋及庶民的遗意，近的是效法泰西议院的规模。大概一个人的知识有限，而众人的知识无穷。一个人认为对的，未必它果然对。必须人人都认为对，然后它的对才可以依据。一个人认为错的，未必它果然错。必须人人都认为错，然后它的错才可以确定。这样，就对大局有益。所以官报馆的设立，一定把这作为第一要义，而不能稍有延缓。近来国家多事，制度多由主事者发起，他们往往糊里糊涂地议论；政府也糊里糊涂地议论。督抚大吏虽然明知不可行，但力量不能与他们抗衡，不是勉强奉行，就是敷衍塞责，为什么要这样纷纷扰扰，白白让官民受累呢？所以如果设立官报馆，国家有大事，让官报陈述其议论，而民间报馆议论其好坏，或许不无万一的益处。虽然如此，空谈不足以治理世事。如果众论杂陈，而政府悍然不顾，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国家想要收取报馆的益处，必须从政府不耻下问，喜好考察浅近之言开始。□□□论述既完，在后面补充说：从前京城曾经刊行官书局汇报，这是官报的开端。然而除了刊登上谕奏折外，只是偶尔翻译刊登一二篇无关痛痒的西报，以填充篇幅，白白浪费墨水，对国家没有益处。大概报馆的遗意已经消亡殆尽了。然而虽然没有益处，也还没有损害。如果官报的设立不斟酌妥帖明确，制定章程，必定会以致政府的意向作为从违的标准，以致政府的喜怒作为曲直的准则。公是公非既然在笔端混淆，众好众恶又违背人性，那么蒙蔽百姓的耳目，使他们永远昏昏沉沉，一定从官报开始了。这就是我不能沉默的原因。

译《中国振兴日报》论

唉！西方各国拥有日报，到现在可以说非常兴盛了。合欧洲、美洲而言，不论国家大小，不论是君主制、民主制，还是君民共主的国家，只要有百姓居住的地方，就没有没有日报的地方。〇几乎只要有君、臣、民，就有日报存在。考察日报，自两千多年前罗马国首创以来，当时规模粗略具备，印刷术尚未兴起，大抵是偶然得到新闻，就笔录下来，供众人阅览。后来终究因为传抄不便，未能通行。到了三百年前，活字印刷术在世间流行，德国人再次推行此事。创办新闻报社，礼聘四方名士，高论宏议，多有阐发陈述，各国都仿效施行。日久年深，越推广越广泛。直到今天，即使是山隅海边、偏僻荒远之地，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绝对不能缺少日报。虽然如此，日报之所以能在西方各国通行，也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西方人办日报的，必定是事理通达，才识兼优，公正清廉，不偏私，因此能使写下的文字，远近传播。发表一个议论，提出一个谋略，统括智愚贤不肖之人，无不低头心悦，倾心佩服。听西方朋友说：英国的各日报以《泰晤士报》为首屈一指，风行各处，人们都以争先阅读为心。几十年前，有匪徒在法国结党成势，想要谋害各银行。《泰晤士报》驻法记者访知此事，刊登在日报上，篇幅连篇累牍。各银行于是得以预先防备，没有损失。匪徒计谋不得逞，只好徒唤奈何。有一人因愤懑无处宣泄，向官府指控，官府提审执笔人审讯，审讯结果稍有差错，处罚出钱六文。然而诉讼费用不菲，须由《泰晤士报》筹集支付。民间一向敬重其立言正直，毫不偏私，于是为他集资巨额金钱代缴讼费。《泰晤士报》不愿加重读者负担，仍将讼费自行缴纳清楚，而用那笔钱资助两个聪颖的童子，让他们进入大学读书。到现在谈论新闻的人，还举此事作为佳话。如果不是平日名望素著，远近信服，怎么能像这样大家都掏空口袋，毫不吝惜呢？况且名望又怎么能随意得到呢？西方设立报馆，必定先荟萃人才，将兵法、制造、天文、地理、算学、医药等各科，一一熟悉于胸中，然后才能论事纪言，各得其当。甚至有身居高位，曾任大员，等到解职归田，由报馆延请主持笔政的，所以他们所说的都是亲身阅历，不同于纸上空谈，而且名位既高，断不肯纳贿营私来贬低自己的声价。我们中国自从与西方通商交往，事事都取法西方，从枪炮兵轮到器皿房屋、文字语言，无不细心研求，争相效仿。唯独在日报一事上，过了几十年，风气还未大开。西方即使是偏僻地区，大抵都设有日报馆。美国有一个乡堡，居民大约只有两万人，也有日报二十多处。中国则除了上海外，只有广州、天津两处有日报，其余则是刚开就关，很少有能支持到一年半年的。西方报馆的权力很大，无论是宰相将军，如果有失德行为，报馆就直言指斥，没有丝毫隐瞒，甚至帝王之尊，也有被日报讥讽其不正确的。因此从朝廷到士庶百姓，无不规行矩步，不敢为非作歹，不是畏惧法律章程，实在是畏惧日报。因此能使励精图治，蒸蒸日上，国富兵强，成为五大洲之首。中国则事情多粉饰，报馆中只是颂扬官长，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如果官长办事不公，日报略加讥讽，那么先前滔滔不绝的言论，就会使执笔之人闭口不言，是非曲直无处发表。即使明末已有报章的例子。尤其严重的是，有人有不堪告人的事，见诸日报，未免羞愧，必定辗转设法，暗中行贿，希望报馆不遵章行事。报馆中人贪利忘义，曲意顺从其情，为之掩饰遮瞒，不顾世间公论。就像日前有人因秽亵之事，无颜见人，本报屡次照事直书，毫不遗漏。那人于是托朋友从中贿赂嘱托，想让本报掩盖弥缝。幸好本报廉洁自持，访得行贿者的住居，原封不动退回，坚决拒绝其请求，誓不枉道以徇私情。如果稍有贪心，那么贿赂公行，还成什么体统呢！现在如果想要振兴日报，使中国人都知道日报有益，无人不奉为指南，第一要点在于敢言。文官从宰相到州县丞倅，武官从提督镇总到千总把总外委，如果有过失，务必侃侃而谈，纠正其非心，使其归于正道，而对于地方的利弊、人才的盛衰、风俗的浇薄、制作的良窳，精心考核，罗列于报章，这样国家才能日盛月新，旧规顿时改变。其次在于守正，执笔之士务必追求品德学问兼优，秉持至公，毫无私曲。对于暗中嘱托的，就婉言谢绝；对于纳贿的，就严厉拒绝。胸中空明洞澈，不染纤尘。只观察当世的得失是非，自抒伟议，宏通淹雅，大言炎炎，像这样去做，如果有不到之处，风行洛阳纸贵，我不相信。如果不是这样，畏惧

译开头畏惧结尾，想吐出来又咽下去，左看右看，专门迎合人情面子。甚至为医生、占卜者、星相师写招贴广告，为优伶、娼妓树立名声，不被人唾骂，这就算是幸运了。

译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一卷

《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三十三卷《兵政》

兵政

《将取真才兵归实用疏》，咸丰三年。

鲍源深

我私下认为，江南三座城池长久未能收复，安徽一省的贼寇势力极为嚣张，独流那一股贼寇又未能迅速消灭。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南路的贼寇势力尚且遥远，北路的贼寇势力非常孤立，似乎不值得深深忧虑，但实际上有非常值得忧虑的地方。京畿附近的贼寇屡次遭受惩罚打击却未能被歼灭，仅凭这一股贼寇的残余势力，就困住了我军的全力。万一南路的贼寇再次向北侵犯，拿什么来应对呢？即使不是这样，我军的兵力疲弱，军饷空虚，天下人都知道。万一京畿和黄河以北的地区另有觊觎之心的人兴起，又拿什么来应对呢？再不然，天下的物资流通不畅，各省的捐输日益枯竭，相持的时间越长，万一军饷接济不上，军队逐渐溃散，更拿什么来应对呢？这些祸患都在每个人的意料之中，可惜没有人提出策略来匡正补救。追溯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朝廷任命将领、征召士兵，几乎不遗余力，却始终没有成功，这并不是因为兵力不雄厚，也不是因为将领没有人才。有统率士兵的才能的人，或者兵力太单薄，彼此不能兼顾，或者兵权分散寄托，指挥不能从容自如，而千万精锐部队统领的不是合适的人，反而把有用的士兵放在无用的地方，坐视良将没有功劳，声威逐渐减弱，精兵不作战，锐气日渐消磨，非常可惜啊。处在今天而选拔将士，难道一定要他们具备孙武、吴起、韩信、范蠡那样的谋略吗？只要这个人平时留心兵法，遇事亲自经历军旅，既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从而得到他们效死忠心的意愿，又能以自身率先于士兵之前，从而激发他们敢于向前的勇气，也差不多能收到用兵的实际效果，不徒然背负大帅的虚名。现在用来督师的大臣，不问他们懂不懂军事，只选取名位尊崇的人来担任。名位尊崇的人，有的因为资历而被推荐列于高位，有的因为其他长处而超升显赫的官职，难道一定都是将帅之才吗？过去汉高祖任用萧何、曹参，不能说不是良相，但授予兵权的，却是让全军都震惊的韩信。没有才能，有能也有不能，不能勉强。那个人虽然是通儒但不熟悉医术，不能强迫他治病；那个人虽然是良吏但不了解军事，不能强迫他治军。国家安危所系，百姓生死攸关，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却反而不问他们懂不懂军事，只选取名位尊崇的人担任，怎么能不把事情搞坏呢？赛尚阿、陆建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了。现在扬州城长久未能收复，分股的贼寇四处窜扰，议论的人归罪于琦善等人拥兵坐视，放纵贼寇祸害百姓。依我思考，琦善等人受恩深重，承担这样的委任，断没有有意拖延的道理。只是恐怕因为地位自尊，上下隔阂，临事既不能亲身督战，平时又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将帅得不到士兵的心，士兵不听从将帅的命令，以致军队老迈、耗费军饷，长久没有成功，这正是所谓统领士兵的不是合适的人，反而把有用的士兵放在无用的地方，非常可惜啊。当今诸将帅中，能树立古风而得到士兵人心的人，似乎没有超过向荣、胜保、江忠源这三人的，皇上圣明洞察，特别加以超擢，是士民所仰望、贼众所畏惧的。当初他们所向有功，至于时间久了也不能处处得手，是因为江忠源没有兵权，向荣兵力不足，胜保权力不专一，所以都没有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罢了。有才能却使不能尽其用，与无才能却强迫他担任其事，都足以耽误事机而给国家留下祸患。现在恳请皇上为将领选取真才、使兵力归于实用的计策，撤回琦善，把淮扬的士兵一并归向荣统领，责令他限期收复扬州城，进而谋取金陵、镇江，以清除沿江各处的贼寇；撤回慧诚等人，把淮徐的数千士兵交给江忠源兼带训练勇丁，责令他限期收复安庆，保卫庐州，以清除安徽一省各处的贼寇。至于静海、独流的贼匪，只是江南分出的股匪罢了。有胜保作为钦差大臣，又有亲王督师，让亲王督师，这是不可以轻易尝试的。必须一战成功，才足以大大伸张天讨，倘若长久不能完成事情，怎么再振兴国威？应请令僧格林沁亲王仍然专门负责防守的任务，巩固保卫京城，而把僧格林沁亲王的士兵一并归胜保统领，实在责令他限期收复静海，以清除京畿附近的贼寇。这样责任就有专一，大概可以迅速奏效了。

《条陈军务疏》咸丰三年

江忠源

自从逆贼滋事以来，用兵数年，军饷达到两千多万，士兵没有坚定的意志，地方很少有坚固的城池，大股贼寇猖獗，长久拖延天讨，并不是贼众而我寡，贼强而我弱，贼智而我愚蠢。法纪不严肃，谋划不妥善，贻误至今，应该思考改变计策。微臣在军队前线效力，出入于箭石刀枪之中，到现在三年了，士兵勇猛的强弱情形，事功快慢的机会，如果有所见解，怎么忍心不全部献出我的愚见？谨将兵事大略中有关得失的，摘举八条，向皇上恭敬陈述。

第一是严明军法。法，是将领用来驾驭众人的，使他们出入生死而不敢违抗的。将领不执行法纪，这就叫做没有将领；士兵不畏惧法纪，这就叫做没有士兵。战争兴起以来，法纪被玩弄到了极点。全州因为失去援军而陷落，而前往救援不力的人接连不断；道州因为弃城而陷落，

译然而望风先逃的人接连不断。等到到达岳州，预先部署的防军，不能坚守哪怕早晚片刻；九江虽然重兵集结，也不能阻挡水陆要冲。文武官员把躲避贼寇视为理所当然，士兵把逃亡当作长久之计，这都是因为畏惧贼寇的念头太重，而畏惧法纪的念头太轻。人之常情，谁不害怕死亡而贪恋生命？但军令必定要求士兵舍弃生命去赴死。这是因为百人决死，万众无法抵挡；一人带头逃跑，千军自行瓦解。假如将士知道国法不可侥幸逃脱，自然不得不同心协力，以致死于贼寇。将领有以致死于贼寇的心，谋略自然产生；士兵有以致死于贼寇的心，勇气自然加倍。这样被诛杀的不过一两个人，而保全的常常是千万人。宋仁宗在太平盛世之后，侬智高造反，官军屡次失利，攻陷无数名城。最后狄青到来，军中斩杀逃跑溃败的将校二十多人，军威才开始振奋。嘉庆初年，三省教匪作乱，经略额勒登保平定了叛乱，他说贼寇遇到官兵，条条是死路，只有向前迎战才是一条生路；官兵遇到贼寇，条条是生路，只有向前迎战才是一条死路。所以贼寇常常拼死对付我们，而我们的军队反而害怕迎击他们的锋芒，胜负的关键就在这里。就像粤逆与官兵交战，总是驱使新归附的贼寇在前，而用死党监督在后，名叫排刀手，遇到回头观望的就击杀，因此匪党不得不尽力作战。贼寇胁迫众人很严厉，而我们驯服众人很宽缓；贼寇后退必死，前进尚且可生；我们后退可生，前进容易死，谁不望风先倒而预先准备逃跑呢？如果真的想变怯懦为强大，不如改变宽缓而采用严厉。皇上执法来驾驭将帅，将帅奉法来命令偏将副将，偏将副将行法来督率士兵。遇到贼寇溃逃，借故巧妙躲避的有诛杀；临阵不互相救援的有诛杀；不奉命令就擅自先撤队的有诛杀；防御不力致使贼寇逃脱的有诛杀。军令既然严明，士气自然振奋，讨伐贼寇的成效大概可以指日而待了。

译第一，裁撤提督、总兵。提督、总兵之下是副将、参将、游击，副将、参将、游击之下是都司、守备，都司、守备之下是千总、把总，依此顺序层层节制。而提督、总兵的职位最为尊贵。太平日子久了，战争不再发生，那些以功名显赫的老将大多已经凋零去世。现在的提督、总兵大多靠积累资历、比较俸禄，逐步升到高位，并非全凭论功行赏、考察劳绩而获得的。朝廷用虚名任用他们，来不及挑选他们的才能谋略。其中虽然还有那些久经战阵、深谙作战防守机宜的人，但其中庸碌无为、占据职位、毫无长处的人，也确实不少。权力尊贵则意志趋向专断，而偏将副将不敢与他们争辩；地位重要则法律难以骤然施加，而大帅不敢擅自决断。大凡人情，在年轻力壮、官职卑微的时候，常常想着奋发有为，使自己通达显贵；等到身居高位，则顾惜自身的念头加重，而进取的念头衰退。要求他们忘身冒险，振奋迅捷地奔赴战事机宜，是困难的。况且军营体制，从副将、参将以下都听命于所辖的提督、总兵。他们临阵时，必定是提督、总兵先退，然后副将、参将跟随撤退；副将、参将退，然后都司、守备跟随撤退；都司、守备退，然后千总、把总跟随撤退；千总、把总退，然后士兵跟随撤退。提督、总兵如果不得其人，那么所属的副将、参将以下都难以期望得力。因此姑且容忍一两个庸俗狂妄的提督、总兵，导致可用的将官、士兵一同归于无用。又因为战事兴起已久，筹措军饷更加困难，提督、总兵的薪俸、夫役费用以及役使护卫的人，都比参将、游击多出数倍。计算裁撤一个提督、总兵的费用，可以供养精锐士兵二百人还有余，又何必用有限的军饷去供奉这些无益的提督、总兵呢？副将、参将以下责任重大、敢于作战的人并非没有，他们的资历地位较轻，则接到命令不敢拖延，他们刚刚提拔，则遇事容易感奋。如果选择那些久经战阵、胆识谋略尚优的提督、总兵来资任统御，其余的一概裁撤遣散。副将、参将以下根据才能委派使用，务必发挥他们的长处，这样军政严明而军粮也充裕。此时幸好有剿灭寇贼的资财，日后仍能获得纠集桓桓武力的作用。

第二，淘汰将官士兵。选拔士兵的方法，胆量勇气第一，朴实耐苦第二，技艺娴熟第三，狡猾怯懦为下等。有武艺而没有胆量，那么临阵就会忙乱，连平常演习的技艺也忘记了，所以常有力敌百人、技艺高超的士兵，而临阵一击就倒下，与没有习练技艺的人一样。作战之事，与搏斗不同，两军对峙，旗帜令人目眩，金鼓震耳欲聋，胆怯则心容易动摇，心动则耳目手脚都失去常态。朴实耐苦的人，军令容易服从，习性容易调教驯服，命令前进就前进，命令后退就后退，爬山渡水不知道劳累，经历夏天冬天不知道疲困，所以众人可以得以使用。至于狡猾怯懦之流，无事时应对奔走，务求外表美观，临阵时退缩躲避，专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论功时多方钻营，希望得到美好的提拔，遇到失败时巧妙推诿，谋求私利，将官如此，不足以整顿军队，士兵如此，不足以抵御敌人，白白耗费金钱粮食，毫无补益，这是应该淘汰的将官士兵之一。战事兴起已久，征调频繁，有从军几年逐渐显得萎靡不振的，有老弱充数不堪驱使的，这叫做疲乏的士兵。又如曾经战败，部队溃散，或者遇到紧急情况卸下装备而得以生存，或者事后潜逃而重新入伍，惊魂刚刚安定，哪里还能转战，如果苟且取用充任士兵，难以期望再次振作，这叫做残败的士兵。在军饷运输不继的时候，难道能容许这类人更加滋长虚耗吗？这是应该淘汰的将官士兵的又一原因。如果命令各营对这几类人，严格淘汰，选拔胆量勇气充足强壮的为一等，以备攻剿之用，其次备用守营围堵之用。药品既然齐备，攻伐就神奇，爪牙既然强壮，声威自然畅达，这也是当今的急务。

第三，明确赏罚。胜利有赏，失败有罚，人们都知道。虽然如此，胜利有赏，而所赏的不是真正的胜利，那么不如不赏；失败有罚，而所罚的不是真正的失败，那么不如不罚。没有赏罚，人们还希望有赏罚的时候，赏的不是他的功劳，而罚的不是他的罪过，那么人们知道赏的是主帅私昵的人，罚的是主帅倾陷的人。惩戒劝勉的作用违背，怨恨诽谤的声音兴起，而军心不可问了。战事兴起以来，打一次胜仗，有功的人固然赏赐随之，而左右随侍的人先得到记录。逆匪蔓延四年，糜烂六省，未曾执行一次违律的诛杀，查办一次纵寇的罪过。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主兵的人常说胜而不说败。功过本不妨互相显现，主兵的人不记录过而只记录功。有赏而无罚，怎么昭示惩戒劝勉而命令三军呢？军中赏罚，不可一概而论。作战而胜利，固然应当赏赐。然而如果杂乱地一起进军，割取他人的首级来冒功；或者在追击紧要之时，不思乘势掩杀，只顾夺取财物器械马匹，以至大胜变为小胜的，又应当处罚。作战而失败，固然应当处罚。然而如果奋勇前驱，后续不继；或者大众退走，而一军独自向前的，又应当赏赐。而且同样的赏赐而厚薄不同，同样的处罚而轻重有别，看他们的功过作为等级差别。大帅只根据营主的报告，营主又交给左右的人品评。功罪的实情，既然不是采访所能知道，又因为毁誉而多误。求其权衡恰当，合乎人心，难了。除非亲历战阵，开诚

译内心秉持公道，以此来宽慰士兵们的内心，并振奋长期积累的疲惫风气呢？

译第一条是告诫不要轻率作战。用兵的道理，能够防守然后才能进攻，能够控制敌人然后才不被敌人控制，能够避开敌人的长处然后才能利用我的短处。广东的叛贼狡猾凶悍顽固，颇有盗贼的智谋。臣跟随各军从广西到湖南，与叛贼大小交战百数十次，也曾经详细观察他们扎营布阵的细节，以及快速行进、缓慢停止的状况。叛贼扎营时，依据地形修筑堡垒，周围环绕深壕，墙厚数尺，层层挖掘根壕，宽数丈，密密麻麻地钉上竹签。他们布阵时，有时分三路，有时分两路，正面部队应对敌人，奇兵有时分兵抄击后阵，有时直捣中坚。他们停止时，购买匪党四处窥探，伺察我军的虚实，以扩大他们的谋略。他们行进时，远远地张扬虚声，突然而至，乘我军仓皇失措，以逞其毒辣。我军合力攻打他们的坚固堡垒，每每损伤精锐。那些未曾与叛贼交战的新兵，不熟悉营垒壕墙的样式，将卒没有依靠来巩固防御，往往被叛贼所乘虚而入。陕西征调的军队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各军的失利，都是因为叛贼知道扎营的好处而我军不知道。叛贼分兵多路，我军每每以一路抵挡，即使几路同时进发，临阵时彼此也不相顾，有的左进右退，有的后撤前行，叛贼得以施展奇正、抄击、埋伏的战术。广西、湖南各战的失利，都是因为叛贼知道布阵的诀窍而我军不知道。叛贼停止时，应当扼守要害以断绝他们的接济，严密布兵以堵住他们的逃窜。叛贼行进时，应当预先挑选精兵宿将，拦头迎击，以遏制其锋芒，沿途设伏，以扰乱其气势。然而我军围剿叛贼时，不致力于扼守要害严防，专以扑营逐利为事。追击叛贼时，不致力于拦头迎击，专以跟踪尾击为能事。稍有挫折损失，将卒的士气就先衰竭，又需要休养十天左右，才能再战。叛贼得以增长其凶锋，我军终究不能掌握胜算。这是军事谋略不可不预先筹划，而轻率作战之所以应当戒除的原因。

第二条是考察地势。《兵志》说：“不了解地利，不能行军。所谓地利，不仅仅是图史所载山川固定的险要。观察叛贼出入的踪迹，而预先设防；考察叛贼分合的态势，而远程制约。即使是浅到能浸湿车轮的水沟，高到数仞的山冈，如果形势上必须争夺，那么机会就不可以偶然错失。请用近事来说明：全州蓑衣渡之战，叛贼的锋芒已受挫，应当连营驻扎在河东，断绝叛贼的右臂；道州之役，叛贼的势力本来孤立，应当分兵屯驻七里桥，扼住叛贼东窜的路；长沙之围，叛贼的路都穷尽了，应当驻扎龙回潭、土墙头，堵住叛贼西溃的路。其他如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的奇险，叛贼进入死地却放他们生还；湘阴的临资口、岳州之城陵矶，都是水陆必争的隘口，却放他们逃遁。利害昭然，还可以追究往事。以前没有虚心体察访求，预先筹划，一旦溃败就难以收拾，后悔也来不及。计算自从逆匪滋事以来，要地的疏于防范，机宜的坐失，像这样的实在指不胜屈。祸根近在咫尺，流毒千里，人的谋划不善，酿成巨大祸患。这正是应当引以为前车之鉴的。”

第三条是：严明约束，杀贼是为了安民。安民才可以杀贼。将领发布命令而士兵不敢喧哗，士兵奉行命令而百姓不受骚扰，这就是有纪律的军队。广东叛贼所过之处，横刀跃马，市场店铺一空，人民遭到他们的屠戮，子女遭到他们的掳掠胁迫，财物遭到他们的搜刮，房屋遭到他们的焚毁，惨酷的情形，固然已经触目惊心。受害的遗民，无不饮恨含冤。市井愚民，不识大义，也有认为盗贼的危害还不如官兵的，为什么呢？广东叛贼志在择肥而噬，下户穷檐的人家，他们求之不得，有时还假意施仁义，愚弄我们的百姓，买饭求浆，多给市价。至于不法的兵勇，不知号令，当他们攫取奸污时，即使是穷苦人家，也很少能幸免。于是百姓不怨恨叛贼反而怨恨官兵了。用盗贼而诡施小惠，百姓对盗贼应当有宽恕之词；用官军而行同盗贼，百姓对官兵能不有隐恨吗？如果不随时严明军法以服民心，恐怕草野间的怨愤，郁勃之言，将有难以尽数诘问的。军中兵勇之外，有长夫，有余丁，有随营做买卖的人。兵丁旧服营规，管辖严密，如果令严明约束，不难一律肃然。乡勇多系四方无赖之民，较兵丁更难管，但还名义上隶属籍伍，有犯法自可按籍查究。至于长夫及随营买卖的人，则都是游荡性成，不安乡里，名义上虽说是贸易营生，实则问他们的来往踪迹，没有定规，甚至伪造兵勇腰牌，假冒装束，时常到近营各乡村掠取各物，转卖到营中，肆行无忌。乡民误以为是兵勇，不敢格杀，且畏惧其势横，人众莫敢谁何。这类人久处营中，熟悉战事，轻生嗜利，习以为常，将来事竣撤遣，散处民间，必定多有不靖。从前三省教匪之役，大局已经平定，而诛杀余匪及不法夫勇之啸聚者，又花了两年时间，这是明证。应当饬令各营对所管辖的兵丁、长夫及买卖人等，严明约束，遇到有干犯的，除兵勇分别治罪外，长夫及买卖等人尤宜从重惩处。其有逃匿他方的，所在地方官

译统一严密地搜捕缉拿，随时予以惩办，罪行严重的就处死。这也是凝聚民心、预防后患的一个方面。

译第一条是宽待胁从的人。粤逆起事，死党存者实际上不过几千人，其余都是新近归附的匪徒和被乡里胁迫的群众。会党匪徒、盗贼以及凶恶的痞棍，粤楚两地的州县到处都有，平时作奸犯科，扰乱危害乡里，官府常常苦于法令繁琐，往往曲意顺从、宽大赦免，一旦有警急，于是率领他们的同类，跟随叛乱像回家一样。还有那些配军流放以及被贼人释放、监禁的各犯，趁乱逃脱，为贼人奔走效力，这些都是甘心跟随逆贼，执迷不悟，宽大他们也没有可以宽大的理由。至于乡村市集的良民，被贼人驱赶胁迫，本来没有跟随逆贼的情意，但因为贼中禁制很严，无法自拔，又有的因为全家被掳，势难两全，在其中犹豫不决，于是经历岁月，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便与老贼没有区别，想留下则还其归顺之心，想离开则恐遭不测之杀戮，徘徊无计，进退两难，这些苦衷，实在令人怜悯。贼匪从武昌逃窜时，党众剃发潜逃的也已经无数，即使其中长发之贼，被居民倾诉被裹挟的原因，往往悲感莫名，声泪俱下，可见小民具有天良，终究不是邪道所能煽惑的。应当命令各营多写简明告示，射入贼中，临阵时在旁边树立“投诚免死”的大旗，让他们趁官军与贼人交战时，丢弃武器奔赴旗下，并设立一个剃发公局，发给免死执照，资助遣送回家。如果官兵连连获得大胜，不仅不甘从逆的人因免死而得生，即使心持两端的人也将去逆而效顺，既可以用间谍来探知贼情，又可以用离间来瓦解贼党，党羽既然已经离散，首领何难消灭，这对于剿贼的机宜，或许也不是没有补益。

推广自强军议

唉！在当今谈论中国的军队，大概已经不堪设想了。旗营绿营的畏缩孱弱，固然不用说。即使是淮军、湘军，一向号称骁勇强大，但太平盛世已经三十多年，很久没有听说有战争之事。年轻的逐渐变成壮年，壮年的逐渐变老，让他们抵御外侮，大半都退缩不敢前进。即使有愿意在疆场上尽力的人，而统领及营哨各官弁，常常从中摧折他们，压制勒索他们，或者克扣或者摊派，每月四两二钱的饷项，所得不及洋银三四圆，而且每年只发十个月的兵额，那么每营规定设五百人的，实际人数不及二百，以致统领、营哨各官弁，没有一个不宦囊充盈，每天在花天酒地中游荡，视各勇如奴隶、如犬马，还指望他们杀敌建功，能吗？不能？就像驻守吴淞的淞防营，号令一向严明，而在裁撤时还有敢聚众喧哗、肆意犯上的，难道真是这些人不怕军法吗？也是因为平时没有银两储蓄，一旦遣返回乡，哪里能得到供养父母妻儿的资财？所以不得不蠢蠢欲动罢了。我深深佩服自强军的立法尽善尽美，超出寻常了。自强军，其议创自南皮张香涛制军，等到刘岘帅拜受总制两江的命令，仍然沿袭实行。先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开招，到二月就成军，六月十九日归四明沈仲礼接统，由金陵驻守吴淞。其统领及营哨各官弁，都聘请自泰西，而以华弁作为副手。计步队八营，每营三百人，分为三个哨；马队二营，每营二百人，分为四个哨；炮队一营，一百八十人，分为三个哨。由德国子爵来春石泰担任总统，其下原设四营官十一员，经过香帅调五员赴鄂中，实际存留六员；哨弁十八员，每月需要薪水银共七千两，连同中华营哨各官弁及军士的饷银，每月实际需要经费一万二千两。核算其多寡，与其他营没有很大悬殊，而营务都由洋员监督，凡事都归于实在，兵不虚报一额，饷不少一文。军士从清晨七点钟操练到下午五点钟，才能收队回营，没有一刻的偷闲，没有一件事不办理。因此操演不到一年，就已经心精力果，事事不落后于泰西，而且厚给饷糈，供给衣裤，生病则有医生治疗，饮食则由西弁亲自监临，尤其担心以后乞假归田，衣食仍然没有来源，于是从月饷中每人扣取洋蛈一枚，推举华洋二弁为董事，存贮银行，使得除名军籍时得以将本金利息携之而去。法良意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日前观察招往阅操，不仅仆等深为叹美，即使泰西团练兵的督队者，也无不交相引重，自叹不如。窃以为中国如果全部淘汰旗绿各营及湘淮诸勇，让各省逐渐仿照自强军的制度而扩充，那么疲惫之师一变而为骁雄之士，虽然有强敌，又怎么会畏首畏尾、怯懦不敢与之抗衡呢？向来还担心延聘西国兵官所费不止数倍，现在看自强军的用度，可以恍然于从前没有节约，所以糜费多多。只要将各营空额扣除，那么向来月需万金的，现在四五千金而已，足以省下五六千金，延请洋将弁，其费用已绰绰有余。一转移间，而如火如荼，尽洗营中的旧习，更何用畏难而苟且

译安定吗？有人说：“你如果真的打算把绿营以及湘军、淮军等各支勇营全部裁撤，那百余万手持兵器、身披铠甲的士兵，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势必会起来闹事骚乱，眼前刚刚撤除的淞防营就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我却认为并非如此。所谓扩充兵力，并不是说要把百余万士兵全部遣散，只是将其中年老体弱的人革除，至于那些年轻力壮、能够胜任选拔的人，就改由外国军官统领，按时进行训练，责令他们遵守自强军的军营制度，不得有任何迁就妥协。依照这个办法，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已是垂暮之年，不用担心他们因被撤职而肆意闹事；至于那些年轻力壮、能够胜任选拔的人，仍然可以名列军籍，凭借军饷来供养他们的家庭。我知道那些勇武的将士，都会踊跃欢欣，共同对抗敌人，又何必担心他们不遵守规范、任意嚣张呢？外国军官既然有中国军官作为副手，那么经过几年的时光，逐渐就能完全掌握他们的训练方法。日后外国军官任期届满离开，就可以由中国军官总领军事，辗转相传，越推广越广泛，不必再借用外国的力量，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就已经足以形成壮观的阵容了，这难道不是奠定军队基础的良好开端吗？

译论中国亟宜崇尚武备以求自立

古时候，射箭和驾车被列在六艺之中，与礼、乐、书、数同等重要。射箭和驾车都属于军事事务，而学校却用它来教育士人。天子、诸侯亲自练习，刑罚、奖赏、罢免、升迁都依据这些表现，以此来显示崇尚武备、激发民众意志，用意非常深远。自从后世以推崇文治为兴盛，治理国家贵在从容揖让于祭祀之间，不再谈论武备。那些被称为儒士的人，也戴着宽大的帽子，垂着华丽的衣带，大谈王道，以谈论军旅为耻。因此积弱两千多年，文治日益盛行，变本加厉。等到列强接连到来，慑服于他们鹰视虎顾的威势，更加萎靡不振。而神圣的后裔，将面临沦为奴隶牛马的惨境，真是令人痛心啊。

虽然如此，汉朝的兵威，还能到达西域；唐朝的兵威，还能到达漠北。中华民族增强势力的时代，之所以能够自立，未曾没有武功震烁的功劳。到了宋朝，仁义道德比从前更加兴盛，而迂腐空谈、怯懦退让的风气，便逐渐渗入人们的头脑，改变了民族性质。中华民族的衰落，由此开始。那蒙古兴起于塞外，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占领了中原；声势极其猛烈，而且成吉思汗的大名，跨越西亚而在欧非闪耀，这是因为蒙古民族粗犷勇猛、善于作战的缘故。既然得到了中国，就弃武用文，浸染于衰败的文化，崇尚性理之学，那么元朝之所以国运不长，原因何在呢？观察民俗盛衰兴亡的道理，就知道崇尚武备的关系，源于人类争生存的自然法则，是非常重大的。

古来没有不使民众强壮而能使国家强大的，古来没有不文武兼备而能称之为政治的。如今中国西北有突厥、鲜卑的遗民，属于西伯利亚人种，所以勇往直前、敢于作为的人比东南多，但苦于没有学问来辅佐，一旦受挫就不能自我振作。东南则承袭南宋的余风，温文尔雅，毫无激烈的情志，所以服从柔媚的人又比西北多。这就是去年西北遭受涂炭而东南安然无恙的原因。总之，偏废任何一方都不足以自立。治理国家的人首先要开启民智，其次要激发民气，这是政治家的美德完备之处。秦地风俗的强盛，秦始皇利用它，于是兼并了中原；胡地风俗的强盛，成吉思汗利用它，于是统御了五大洲；法国风俗的强盛，拿破仑利用它，于是称霸全欧；戴亚（指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或相关人物，此处依原文音译）利用它，于是洗雪了瑞典的耻辱，再次称雄于地球。日本民俗的强盛稍胜于中国，最终以三岛毅然在诸大国之列变法。中国的民俗却不是这样，思想被宗教所压抑，形体被习俗所束缚，加上政治上重文轻武，天下都是戴着礼帽、穿着宽袍的儒生，迂回从容，优游自得，稍有桀骜不驯、不受约束的人，就被宗族斥为不肖，被乡邻呵为不祥。这好比一个人，百骸松弛散漫却想要他振作，不是很难吗？

从今以后，凡是我同胞，如果甘愿做白人的隶属，步印度的后尘，那我就不敢知道了；如果以瓜分为痛，以亡国为忧，那么就应当急切地崇尚武备，以树立自立的根基。我所说的崇尚武备，不是喜好勇猛狠戾的意思，一定要像东西各国那样，人人愿意入伍，人人愿意进入武备学堂，以从军为乐，以战死为荣耀。父亲以此告诫儿子，妻子以此勉励丈夫，师友告诫，社会相助，无不激励廉耻，振奋志气，保卫国家，轻视性命，而以崇尚武备为人生最大的欲望。这样麻痹衰弱的弊病才能消除，而中国大概才有希望了吧？

大阅考

曾经考察我朝《大清会典》所载，绿营总兵对于所辖各营每年检阅一次，提督对于所辖各营制各标营，视地方远近，或者每年检阅一次，或者隔年检阅一次，或者三年检阅一次。又定为分年查阅的方法，由兵部开列领侍卫内大臣、都统以及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奏请皇帝钦派，每省一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为一年；湖北、湖南、云南、贵州为一一年；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为一年；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为一年。四年后或者就命令该督抚查阅，并等候皇帝钦定。有总督的省份，归总督办理；与巡抚隔省的，一时难以遍历的，会商请旨。看这些，那么大阅的典礼，督抚原本可以分担其事。江苏提督检阅，按惯例三年举行一次，而特旨大阅的日期，则轮应卯、癸、未年份。这次本应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岁，应与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同受简命。当时岘帅（李鸿章）正当总督防剿榆关，到去年回任，又正值中日和约初定，各省裁减兵额，所以推迟到今年才命令中丞（巡抚）担任此事。这固然是皇帝心中简选，还是说这个职务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归属呢？况且我曾读郭筠仙侍郎《变通督抚同城》的奏疏中，引用同治元年兵部奏议，御史陈廷经的《变通营制》奏折，奉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各镇协武职的升迁调补，暂由巡抚办理；千总以下直接由巡抚咨报兵部。所有校阅营伍、考核将弁，以及本省筹办防剿，即专门责成巡抚经理。其总督兼辖省份的军政考核，着由巡抚就近具考，会同具题。至于巡抚同城的，仍照

译“依照旧章办理。”等因钦此。查考督抚同城，向来只有福建、湖北、云南三省，如今自福建巡抚移驻台湾，而台湾疆域既已割让，闽省未曾听闻恢复设置巡抚，那么督抚同城的只剩下云南、湖北两省了。以上谕旨中所说的江苏等八省，都不是与总督同城，原本可以将事权专门赋予，而用人行政，朝廷自有权衡，本来不是草野微臣所能揣测的吗？如今中丞清风亮节，不同于凡庸之辈，值此大江南北巡视一周，应当令旌旗变色。古人称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以此评价中丞，大概无愧了。或许有人说：中丞此行本定四月初一日回衙，现在在按临淮安、徐州时，接到署中电报告知，因有要事，忽然催促回程。到上海则仅视察机器局、炮厂等处；到松江则日刚过午，阅操已毕。大约计算次日淀湖水操后，宪节迅速返回，比预期提前六七天就结束事务。这大概是道路传闻，不是确切的说法。以大阅这一重大典礼，四年举行一次，中丞作为封疆重臣，特别承受简命，他所承担的事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古代名臣为国忘家，决不会存有内顾之忧，分心于王事。值此局势多艰之日，凡是为了整军经武的措施，尤其应当事事躬亲，处处核实。二月初二日奉上谔：“本年轮应查阅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四省军队的时候，福建即派边宝泉，浙江即派廖寿富，广东即派谭钟麟，广西即派史念组，认真查阅。各省军队关系紧要，国家养兵每年耗费巨额资金，原本是为了备御外侮、折冲御侮之用。近来各省督抚循例校阅，往往视同具文，以致武备日益松弛，实在辜负委任。现在再次申谕各该督抚，务必逐一简校，如有技艺荒疏年老、虚弱充数以及军需不齐等弊端，即将该管将弁据实纠举，不得稍有徇私。钦此。”福建等省轮应本年查阅，与江苏补行乙未年查阅，其事相同。边、廖诸帅奉命，与中丞奉命，其责任相同。福建等省应当认真查阅，那么江苏尤其应当认真查阅。这二月初二日的谕旨，也是中丞所应当遵行的。其结束事务迟迟，固然当局者自有权衡，不是局外人所能揣测的。只是想到中丞从上海返回松江，松江郡是提督驻扎之所，提标将领的优劣，士兵的强弱，是全省风气所树立的。近年绿营习气甚重，操练防备既不如练军勤谨，承平日久，几乎空额多于实额。加上不肖书吏夤缘渔利，将弁既然通过营谋得到缺额，难怪他们纵容兵目鱼肉良民。这就是去年金泽泛滥、杭革弁之案，所以牵连某游戎的原因。此刻此案已经中丞访悉，札饬府县集讯得知实情。此外像杭革弁这样的人，难道没有吗？想必应当严行甄别，而作为各弁首领的，则是各营官员。去其短，取其长，不能不寄望于中丞了。

译校武说

如今让瘦弱的人与强壮的人搏斗，那么强壮的人必定获胜。再让两个强壮的人在此，其中一人手持器械，另一人赤膊直冲向前，那么手持器械的人必定获胜。再假设有两个手持器械的人在此，其中一人训练有素，击刺有法，另一人贸然直进，茫然失措，那么训练击刺的人必定获胜。这其中的原因，连三岁孩童都能明白。当今中国的形势，与西方各国相持并论，都是强盛的。近年来，中国制造的枪炮精益求精，那么各国都有它们的器械了。然而还不能与两国较量长短、并驾齐驱的原因，在于训练与不训练的区别。中国过去的兵器，防御远处的没有比得上箭的，虽然也有火枪和神机炮，但它们的形制不精密，不适于使用。自从西方人借道东来，枪炮才开始在中国盛行。洋将华尔开始用西方兵法，教导我中华百姓。太平军蹂躏江南，常胜军立功最多。淮军众将屡次击败强敌，得力于枪炮。此后谋划国事的人可知，枪炮是可以依靠的。想要舍弃自己的短处，吸取别人的长处，不讲求武备就不能成功。于是金陵、上海设有制造局，福建设有船政局，天津设有武备和水师学堂，船只器械一起制造，水陆两军兼顾，制造器械以利行军，培养人才以备任用。他们为富强所做的打算，不能说不够周全。然而水师学生，熟悉驾驶，不畏风浪的，已经难以选拔。至于想要明白防守海口如何设伏，开战如何取胜，列阵如何变化，发布命令如何约束，深明兵法，足以独当一面的，更是罕见。马江一战，不过一个早晨，船只就被敌人摧毁，水师在江边覆灭。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水师不可依靠，也可以看出来了。至于陆军，则比水师强。因为中国士兵大多习惯劳苦，听从约束。近来教练使用西法，闲暇无事时放枪打靶以资练习。等到三年期满，军政长官前来校阅，除了操演各种阵法外，必定命令放枪打靶以测试他们的眼力和手力。上级以此要求，下级以此应对，经营气象于是大为改变。中法失和时，沿海一带骚动不安，但终究不敢肆意逞凶，东边有台湾的雄壮，南边有镇南关的胜利，都是在枪林弹雨中肉搏相争。那时刘渊亭军门以一旅之师，屡次击败强敌，威声传播，妇孺皆知朝廷爱惜人才，破格录用，刘军门也感恩图报，毅然归来。直到如今，广东商民，望见刘军门的旗帜，还为他激昂起舞。然而中国陆军比水师强；若与西方国家比权量力，则尚感不及。如前报所记载，上海西方团练兵与制造局华兵放枪打靶，西兵六名，每名各放十四枪，总共命中二百三十八点；而华兵也命中一百六十二点。由此观察，可见华兵枪法尚不如西兵娴熟。《礼记》说：“互相观摩而变得完善叫做摩。”庄子说：“用心专一不分散，才能凝聚精神。”华兵有了这一番比较，自知手法不娴熟，眼力不准确。由此运用精心，以果敢之力策励，日日进步不停，何难与西兵相抗衡？自强不息，有志竟成，况且何难超越西兵之上呢？近来中国事事仿效西方，而尚未神似的原因，在于用心不如他们坚忍，做事不如他们切实。军营教练虽然已用西法，但往日因循懈怠的习气，仍有未尽变革的。近来听说江西巡抚德晓中丞莅临某郡，校阅营伍，某军官放枪打靶，因装药太多，炸去五指；一军官脸色大变，心神惊恐，不能再放枪。中丞大怒，立即将该军官斥革，并因该营官训练无方，撤去差使。仅这一件事，可见平日不能认真操演，以致临事出丑其他地方军营类似的情况，恐怕尚不免。那些能像制造局兵勇那样练习打靶，敢与西兵比较优劣的，精者也难得。然而彼此同是六名，两次共放十四枪，所中点数悬殊如此，也可可见此事进步正无尽期。有整军讲武责任的人，应当急为整顿，对精进者鼓励，对疲玩者淘汰，军制自有起色。至于水师一项，已在京师设立海部，王大臣尽心筹划，自有良策。丁禹亭军门近来统带师船，游历南洋诸岛，声教所至，渐渐拥有西方国家的长处。而鄙人所忧虑的，有两句话：“曰勿专尚虚文，勿抛荒实际。”迎接送别宾客，站枪奏乐，庆贺寿节，放鞭炮升旗，像这类都是虚文。设置守岛之间，截击风涛之际，首尾呼应，正相生，像这类都是实际。必须如何使西方国家的长处都为我所有？唉！这是说话者的责任啊！

兵制

请整顿额兵疏 同治元年

沈葆桢

奏为遵旨筹议守御事宜，请先整顿额定兵员以固根本，恭敬上奏陈述，仰求圣鉴事。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元五月初十日奉上谕：御史华祝

译第三次上奏江西、福建局势严峻，亟需训练地方民兵以资战守的一折。沈葆桢在江西任职多年，熟悉地方情况，该省哪些县的乡兵最为得力，其绅士中哪些人谋略与勇气兼备，就命令该巡抚切实访求，激励并鼓舞他们，让他们招集数千名勇敢的乡民，统一归该巡抚训练，使之成为精锐部队，以备紧急之需。军饷也命令曾国藩妥善筹划拨付等因。钦此。

臣查江西近年频繁遭受侵扰，向来依靠楚军的力量来驱除敌人，凡是精锐部队多在前线紧要之地，一旦调动，必定耗费许多周旋。灾民盼望救援的心情迫切，常常以救援迟缓为憾。臣自从进入江西境内，接见官员绅士，都以留下本地的财力来供养本地的勇丁、本地的百姓为请求。该御史所奏，可以说与大家的意见一致。这种方法有三个好处：听到警报就出发，不烦劳远距离调兵，这是第一；士兵与百姓有乡土情谊，不至于过分骚扰，这是第二；本地人事情平易，容易遣散，这是第三。

然而有四个困难：一是筹饷难。供养勇丁八千人，口粮、夫价、马干、薪水、军械铅药的费用，每年估计六七十万。江西民力已经枯竭，战乱之后，灾疫交替发生，正在安抚百姓尚且来不及，岂能在丁漕厘税之外再行搜刮？安徽、浙江各军以江西为饷源，因解饷逾期，各营都欠饷六七个月不等。如果再划拨一部分来招募新集的士兵，万一前线稍有差错，不仅大局不堪设想，即使江西四面受敌，这七八千人难道足以巩固防线吗？强行分割界限，坐失事机，不是好计策。

二是择将难。作为万人之将，必定其才识器量超出万人之上，人才不易得知。凭一技之长、一言相合，就授予重任，很少有不败事的。古今名将都是由偏裨逐步晋升为统帅的，因为经历事情多则才智愈显，功效显著则威望日隆，所统领的人信任而不怀疑，然后万众一心，像撼动大山一样不可动摇。现在著名的将领当前线作战的，既不便改置闲散之地，而公正的绅士多因未临大敌，不敢自信；那些少年好事、喜欢拍案谈兵的，又多不足以信任。江西此前并非没有无着落的勇丁，招之即散，始终没有成效，这是明显的验证。

三是选募难。乡兵在乡间，休戚与共，所以命令不必严厉，而人心统一；赏赐不必厚重，而力量整齐。声势联络，动辄数万，所依靠的是人多；山川形势，生长其间，所依靠的是熟悉。如果调往他处，殷实之家既不愿轻易放弃本业；朴野之性，也不能立刻就范。绅士以乡里同辈，威令有隔阂，不能行之势。虽然曾经小胜，以此独当一面，突然临大敌，胜败之数未可知也。

四是训练难。练技练勇，可在平时教导；练胆练心，必须试于实境。凡是新募的士兵，必须参入老营，随同打仗，才能渐成劲旅。因为勇怯无形，只有在生死呼吸之间，如锥处囊中。那些未立见勇敢之士，有起家卒伍，不几年而跻提镇者，相与观感，思自奋发；那些怯懦者，知道不是偷安之地，不待裁汰而无敢自容。如果在腹地设一大营，虚糜岁月，那些急欲自见所长者，倦而思去；而那些甘于坐食者，只以排队应操为常例，乘堙守垛尚能勉强从事，望其摧锋陷阵难矣。常见得力营头，移置闲散之地一二年即废弛不可收拾，未经大敌者吗？

臣愚以为谋划江西自立之策，莫如先练额兵。议论者都说兵不可用，以目前而论，兵与勇，强弱悬殊。然而兵不可用，又不可裁，那么国家养兵的意义将取什么？兵不可用，大概是因为岁粮月饷，不及勇粮四分之一，其晋升之路有终身求一外委而不可得者，名利皆穷，无怪稍有所长者都辞兵就勇。掌权者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而滥行伍者也甘为人下而不辞。如果真能鼓舞而奋兴之人，同此心，哪有不可振作之理？江西地处腹中，额兵较他省独少，然而通省计之，亦万二千有余。臣拟严汰老弱，增补精锐，分为两班，一班留作本营汛弹压，半年轮换。除在本营汛者照旧领饷外，那些调赴操演者，酌情增加练费，以资津贴，较募勇之费不到其半。练熟之后，责成两总兵轮流带领赴皖浙助战，使智勇出众者得以及时自效。万一江西有警，自而归，则士卒皆曾经战阵，不至于畏缩不前。臣窃以为有五便：所费少而所成就者多，这是第一便。尺籍伍符，按户可稽，将备干把，本有常职，节节相生钤束，较易，这是第二便。营汛可恃，土匪不敢生心，稍有萌芽立即扑灭，销患未然，这是第三便。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临时顾虑兵力太单，责成每兵募一精健余兵，给以勇粮，其事易集。此项余兵有兵缺可补，无烦遣散，这是第四便。行伍精强，将

译来军务肃清，散勇有所忌惮而不敢滋扰，以永远消除后患，这是第五个便利之处。只是近来贼寇动辄超过十万，一旦遇到大股敌人，并非本省兵力所能应对，仍然不能不依赖总督大臣的援助。臣下才识短浅，时势艰难，都不敢掩饰粉饰，只求脚踏实地、尽心竭力去做，以仰承皇上深切关怀东南地区的至意。

译整顿步军营积弊疏 咸丰三年

黎吉云

奏报步军统领衙门积弊太深，如今正值更换提督之初，请求严令大力整顿，恢复旧日规章以重视防御，恭敬呈递奏折请求圣上鉴察。

私下认为，国家设立步军营，制度最为完善，将满、蒙、汉三族编入军营，隶属于统领。从统领直到代理步军校，层层管辖，步兵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名，分布周密，取象于人的身体，营卫调和，呼吸相应，以此来抵御外敌、护卫内部。这是八旗禁军的制度，超越前代古人。

然而实行久了便百弊丛生，到了今天几乎如同虚设。臣听说该营的弊端，有办事的名目，大约二十四旗，每旗办事人员五人，五人中又有一名总头。这五人都来自招募，并非正身旗人，登记在营籍的并不当差，只吃甲米，饷银都落入办事人员手中。虚占职位、缺额，不足十分之一二。统领查点时，预先雇佣无赖之徒，多去应卯。每次饷银由办事人员冒领，各处都有陋规，实在难以查究。甚至有人把持田地，豢养盗贼，贩卖米车出城。像这样在京城之下，法度营私设立，一旦有意外之患，还足以作为保障吗？

现在东南半壁江山被贼匪窜扰，京营武备急需切实讲求。凡是隶属于领侍卫内大臣的、隶属于八旗都统、副都统的弁兵，都应当日日训练，以壮大国威。而步军几乎如同虚设，整顿实在难以稍加拖延。

近日奉旨派左都御史花沙纳兼管，上任伊始，无所袒护，相应请求严令革除招募，永远不准有办事的名目，专用满、蒙、汉旗都统的闲散人员，由步军统领行文各旗都统，明确额缺数目，令各都统挑选精壮能干差事者，足额送往步军统领衙门妥善分散到各地，切实当差。至于从前办事著名把持者，应请求交刑部严讯追缴，以彻底杜绝弊源。每月钱粮由各旗都统会同印房章京发放，这样饷银就不虚耗，一兵得一兵之用。

况且臣还有请求，步甲每人每月支饷银一两五钱，不足以资助当差，不如将三人合并为两人，估量人心自然踊跃。从来兵贵精不贵多，即使将三名改为两名，数量尚且不少吗？至于操习武艺，应请求严令在健锐、火器两营中派出多名教习训练步军，其章程由统领妥善商议具奏。臣为讲求武备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圣鉴察。

议覆兵制不宜更张疏 咸丰五年

吕佺孙

私下承准兵部咨文，据御史蒋达奏报，改革兵制，请求令按户出丁，按户出钱，只守卫乡里，不相征调。又山西巡抚恒春奏报，请求裁兵节饷，富人出财，穷人出力。各奏折当此各省用兵，饷需支绌，征调频繁，急切应当变通章程，妥善筹办，相应请旨严令各督抚详细商议具奏。奉旨依议，钦此，恭敬遵行移咨到福建。

臣私下查考，兵农之分，由来已久。我朝百姓只完纳赋税，士兵用来保卫百姓，即使有差派，也都给予报酬。福建地处负山面海，外控台湾、澎湖，兵制定于他省之上，而土地多盐碱，风俗强悍百姓贫困，械斗之风几乎成为固习。台湾又是闽粤杂处，气类尤其不同，必须借助客兵来资镇压。其他如巡洋守卡，水陆交严，往返动辄超过千里。现在以广东强悍之众，授予戈矛，既担心其骄横，又限制其地域，不听远调，那么拨戍防更属无从措置。这是有籍丁之名，而无实兵之用。

加之丁粮归并以来，拥有田地才开始有钱粮，劳作从未有徭役。现在又以抽丁的古法，诱以减免徭役的空话，不仅百姓容易阻疑，恐怕粮赋多抗欠。兵额既然改革，营制自然裁撤，而所抽之丁，如果隶属州县，那么地方官尽掌兵权；仍设营官，那么将领兼理民事，尤其对大局相妨。至于富人出财而穷人出力，必定是寇患逼近，百姓有戒心，实行一时未尝无效，然而人情懈怠于已安，民力难以持久，怎么可以编为定额？于是想要议以裁兵，不如仍遵旧制，以避免纷更。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论兵制

吴铤

恽子居说：“古时候士人可以从事农业，农民可以当兵；后世驱使士人从事农业而士人败坏，驱使农民当兵而农业败坏。泛泛下令，则诡称入役出役于二役而无用；严格约束，则积怨蓄怒于一役而不安。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所应当深深警戒的。”

“三代以下，以养兵维持常态，以民兵辅助变局。考察兵制，汉代有南北军，后来变为八校；唐代有府兵，后来变为骑兵；宋代有府卫兵，后来变为保甲义勇；明代有都督五府兵，后来变为箭手矿夫。”

“三代以后承平无事，兵制不能不败坏，必须思考调剂的方法。调剂不得其道，必然出于招募。招募不止，则众皆乌合，不自爱惜，军队没有根基，无法约束。聚集则难，解散则生乱，这就是它弊病的原因。”

“所以利用养

译用兵，不适宜利用民兵。纵观历代兵制，因此认为府兵制是最完善的。唐太宗时期将天下划分为十道，设置军府六百三十四，都有名号；其中在关中的有二百六十一，都隶属于各卫。外部又有节度使来加重其权力，内外相互制约，形势上互相牵制，怎么会有上级被下级凌驾的祸患呢？

然而也有不可行的地方。唐代养兵的数量，每个军府分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合计各军府，共有二百多万军队。想要依靠常任职务之外的收入，以及山泽关市之利，全部用来供养军队，其财力势必不足。况且太平时间既久，供养不作战的士兵，恐怕会滋生骄纵懒惰，又必须有严厉的措施来约束他们，然后才能持久。

府兵制的败坏，在于轮班服役更替多不按时，军士往往逃亡隐匿。大概是因为人数众多则训练难以周全，士兵懒惰则消耗散失难以稽查，这是形势使然。

如果仿照府兵制，但取其数量的十分之三，各自以其军府为营，按时训练他们，使他们不得逃亡隐匿。无事时作为征伐防御之用，如果有紧急军情，勇猛者奋力作战，弱者负责漕运搬运。又根据贡赋的收入，酌情给予一定数额，用来供养他们自身，赡养他们的家庭，使军需储备充裕，不至于缺乏。

士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也没有固定的部队，这又有防止内外权力偏重之势的作用。虽然不如府兵那样众多，然而比起宋明两代养兵制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役使天下就像臂使指一样而不劳累，安置天下像磐石一样永远稳固了。

译论抽查兵员

唉！如今的军队编制，那些名额没有缺少的，能有几处呢？驻守汛地、把守城门的，或许因为能从中谋取饷银，尚不至于缺额；其余的大约没有不缺的。武职官员的俸禄，清贫苦薄的居多，比不上文职各缺的丰厚。况且文职即便不太丰厚，手脚长的人、心机巧的人，尚且可以在台上台下、门内门外四处钻营。唯独武职官员，政务简单事务清闲，即使有英雄，也没有施展武略的地方。其中处境最苦的，竟然还不如老学究的粗茶淡饭。因此在无法设法的情况下设法，既然不能开源，只好节流。所谓节流，并非为朝廷节省，而是截留朝廷的饷银流入自己的腰包罢了。朝廷定下的制度，士兵各有定额，不可使其有所缺少。然而如果真的不缺，那么腰包从哪里填满呢？只有虚挂名额、冒领军饷这一种办法。所以如今的军队，无论是陆军还是水军，倘若按照名册核查，没有能按定额没有短少的。平时无事，五人的小队，不知能否有一两人；推算一下，一个营中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其余的都是名册上有其人，队伍中无其人。名册上不得不有人，是为了领取饷银；队伍中不得不无人，是为了吞没饷银。兵法规定，侵吞军饷，罪在不赦，可以随时按军法处置；然而竟然公然虚报缺额，侵蚀兵饷，以至于视为常事，习以为常，而毫不觉得奇怪，这不是很奇怪吗？有时遇到操练的时候，如果是寻常小操，不足介意；倘若有大操，或者大帅指定日期检阅兵员，那就临时雇佣市井中无籍的孩童来充数。那些大帅，注意的也只是各营官、各哨官，分别其中的多与少、惰与勤，而对于兵额足与不足，实在无暇顾及于此，那么弊端就因积累而愈深，事情因习惯而成自然了。昨天听说闽浙总督卞颂臣制军，命令营务处突然赶赴长门炮台抽查兵员一事，不禁为此感到痛快。卞颂帅深知国家此时励精图治，特别建立海军，整顿军务，以防备不测；而福建之地，是敌人必争之所，先前法国的变故，前车可鉴。倘若军队因为习惯的缘故，而任由名额虚悬无人，一旦有事变，凭什么依靠呢？然而如果明白地教导他们，严厉地查核他们，那么每个营都可以临时雇佣充数，每个哨都可以设法弥补，这样虽然查了也等于没查。长门炮台是福建门户最为险要之处，隘口此前法国人由此进入，继而法舰从马港驶出，也在此地受击，地势极为险要，守台的士兵尤其应该精锐。于是就从这里查起，秘密命令总理营务处，突然到达那里，按照名册点名。这一举动，简直像青天霹雳破空而来，眼睛来不及眨，耳朵来不及掩，手脚都来不及处置。想查实之后，回报制军按律严办，以惩治其虚报名额、侵吞兵饷的罪行，作为惩一儆百的策略。各营官听到这个消息，应当有震惊恐惧的，不敢再视为常事了。国家用饷银养兵，原本希望他们平时操练，临时可以制胜。如果平时有名册无士兵，那么养兵的饷银大半供官员挥霍。一到有事，队伍里都是市井上游手好闲的无赖之人，像这样而不酿成大祸的，我不相信。现在中国在陆军之外，大增海军，南北两洋以及闽粤各洋新增的兵舰，共计不下百余艘，每船兵额多少，各有定制，而按照实际情况何曾完全符合？也不过是指东话西罢了。试看各统兵大员，有的偶尔经过上海，无不沉迷于金迷纸醉，酒地花天，挥霍无度，真有用之如泥沙之势。我私下曾奇怪，认为这些武职廉俸不多，为何腰包丰盈，手头宽裕到如此地步？却不知道他们从虚额中获取的也不少。当此讲求海军、整饬军队之际，如果听任他们照旧虚报，有名无人，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所以卞颂帅首先有稽查军伍的举动，我知道各省大帅应当也有如梦初醒的，从此悉心整顿，务必使兵员不虚缺，饷银不虚耗，或许军营的名册充实而国家得以任用。只是此时如果必须全部严查，那么缺少的数量大约在十分之六七，那么又从哪里得到这么多空闲之人来补充呢？我因此想到一个策略，愿意献给当权者，可行与否，不敢妄自决断。目前遣散的游勇不知有多少，甚至有加入哥老会的，大半都是先前军营中遣撤的，他们进入行伍，事情本来熟悉，枕戈卧甲，本来乐意去做，不过因为事定功成，被遣令归农。而这类人在军营中习于粗暴，即使回家无田可耕，无业可谋，悍戾的性情，粗鲁的气质，又不可与人共处，于是以类相召，结为会党，其实也是英雄末路，无可奈何，铤而走险罢了。如果查出各营中有缺额的兵员，就招募这些游勇、遣兵来充实，一则可使兵员有实用，二则可使世间无弃人，三则可以使匪党从此暗中解散。如果以恩义结纳他们，以威严示警他们，以

译对士兵以法度相待，像这样的人难道还有不可任用的吗？因为讨论卞颂率领查伍这件事，进而广泛论及此理，斗胆向懂军事的人请教。

译中国兵制屡改说

黄式三

自尧舜禹汤以来，中国的制度竞相遵循周代的制度，凡是礼乐、农商、政治，没有不以周制为最好的。只有用兵的方法，历代多次更改，周代按田亩征收赋税以出车马的制度，已荡然无存。于是西方人那种以养民为兵的做法，人们都说符合周代田赋出车的制度。当今的中国，应当仿行周制，采纳西方人的兵法来训练军队，以组成精锐部队。这种说法，原本是为了中国强兵考虑的。却不知道周代的田赋出车，为什么在秦汉时期就突然废除了呢？况且晋、唐、宋、元、明各自有不同的制度，起初并没有人议论要恢复周制。历朝的圣明君主和贤良宰相，难道他们的见识达不到这一点吗？还是因为因循陋习、就简求易，安于小小的成就呢？我曾经综合这些事情进行考察。凡是国家开创之初，不能立刻改变前朝的制度，商朝沿袭夏朝，周朝沿袭商朝，可以有所增减，但不可以全部改变。自从秦汉一反周制，后来议论全部改变的人，百姓一定会喧哗不安，这就像在同一条船中兴起无数敌国，不如顺应风俗而变通，顺从民意来转化，这才是圣王安抚百姓的方法，期望互相安定，不束缚驱使，强迫百姓来顺从我，这是中国治理百姓的大要。现在因为中国军队不能制胜，就想要改变成与周制相同的制度，那么田赋出车果真属于当今百姓所习惯的吗？即使不习惯，还能知道它的大概吗？能自备车马、铠甲、兵器、枪炮、火药、子弹吗？这都是必然不可能的情况。必然不可能，却夸口说“我将改为田赋出车”，民心能够顺从没有抵触吗？纵然全是良民，而且没有一个不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人，茫然无知，与盲聋的人相同，恐怕教他们语言应答都做不到，怎么能得到呢？虽然如此，我朝兵制也多次改变了。自从辽沈兴起之初，骑射的雄风，威震天下。等到定都燕京，设立神机营，兵制就改变了。等到平定中原，制度大备，采纳前朝的制度，以安抚万民。于是羽林军护卫京畿，外省则有绿营、水营，分派满洲兵驻防各省，兵制又改变了。赭寇骚扰，神机营及驻防的各兵，未曾出战立功。只有胡文忠招募乡兵，开始亲手打仗。曾文正接着他，增练水师，湘军的名声，威震一时。李傅相在上海起兵，收复苏省，并转战剿抚捻匪，淮军的名声与湘军并驾齐驱，那么兵制又改变了一次。现在发生中日一战，湘淮各军又议论大为裁汰，七留三。而京城训练神机营，则以枪炮为主。各省招募西方人员教习，另外招募成军，变更规矩，那么兵制又改变了一次。改变多次，都不议论恢复田赋出车，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时势使然，即使是大智大勇的人，也不能改变民心来顺从我。今天西方的制度，不完全同于周制，怎么能用周制来说呢？英、法、德各国所有的军队，有由百姓出的，有由招募来的。所以虽然农、工、商、贾，人人都能成为士兵。一旦有紧急军情，不得不使用招募来驱使他们在行间作战，这是西方军队不曾专门依赖民兵的原因。民兵出征，有家庭的牵累，有内顾之忧，心思分散在乡里父母身上，留恋故乡，恐怕今天使用民兵，反而容易坏事。华夏百姓本性巧诈，一遇危险，相率奔逃，到处都是这样。只有招募的士兵，一身没有牵累，从军出征，一心长征，而且他们出身于困苦流离之中，谚语所说“好人不当兵”。既然因此进入行伍，那么吃军饷就像享受富贵，在营中视若家乡，倚靠统帅如父母，视杀敌为功名，他们的心本来就容易鼓励。只是将帅不善于安抚驾驭，行军布阵不得其道，于是哗然败退，不全是士兵的罪过。西方懂军事的人曾说中国的士兵非常忠义奋发，只是将帅克扣军饷、虚报名额，平日养尊处优，临事不知道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失败罢了。这真是深知中国士兵的人啊。那么今天的招募，原本是不可废除的，也不必废除。只是军中练习阵法的方法，一定要以枪炮为先，枪炮是攻击远处的利器，不必接刃，敌人已死。抬尸相比骑射胜十倍，使各省重视枪炮。各军营划一，或者每省用一式枪炮，或者各省用一式枪炮，行列相同，队伍不异。像这样训练，实事求是，三年中有勇知方，在枪林弹雨中，又有什么不勇往直前，如臂使指的呢？希望作为将帅的人洞察军营的制度，而公忠体国来谋划它。其他如加厚军饷，讲求忠信，黜退浮华崇尚务实，以固结兵心，这又是统领者的急务，应当事先谋划的。

师律篇一

汤成烈

大清凭借兵力得到天下。太祖高皇帝起初在赫图阿喇之地兴起，平定辉发、渥集、乌喇、叶赫、哈達等九姓部落，开创皇业。太宗文皇帝继承他，统一蒙古，使朝鲜臣服，势力已经囊括辽沈，包举海内。世祖章皇帝扫除明朝寇乱，于是成为华夏之主，成就一统无外的治理。圣祖仁皇帝削平三藩，向东开辟台湾，向北讨伐俄罗斯，向西征讨准噶尔，向西南攻克平定廓尔喀，兵威

译所震慑之处，没有远近不能及时到达的，当时武功可谓强盛了，兵力可谓雄厚了，然而内外额定的兵数却不得而知。谨查《皇清通考》记载：乾隆四十七年确定天下兵额，八旗满洲兵五万九千五百三十名，八旗蒙古兵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名八旗汉军兵二万四千五十二名京城巡捕营一万名，直隶省兵三万四千四百二名，山东省兵一万七千五百四名山西省兵二万五千七百五十二名河南省兵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四名，江南省兵四千七百四十七名，江西省兵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九福建省兵六万二千一百十九名浙江省兵四万三十九名，湖北省兵一万七百九十四名，湖南省兵二万三千六百四名四川省兵三万二千一百十二名陕甘省兵八万四千四百九十六名广东省兵六万八千九十四名广西省兵二万三千五百八十八名云南省兵四万一千三百五十三名贵州省兵三万七千七百六十九名总共六十九万八千五百九十九名。而盛京城、吉林、黑龙江、伊犁、北路驻兵一万零三百名，其中携带家眷五千八百人，南路驻兵满汉五千九百余七十余，青海、察哈尔、西藏驻防绿营兵六百余，兵数未记载，大概内外总计不到八十万。那时裁减名粮，设立武职养廉银，每年增加军饷三百万，于是遗留下日后匮乏的祸患。嘉庆以后屡次奉命裁减，如今官兵俸饷每年支出银一千七百三十六万七千八百三十三两武职养廉银一百二十五万七千六十两营中公费银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七十八两红白赏银三十万八千零八十七两差兵盘费银五万八千九百七十总共耗费银一千九百三十万六千六百二十八两而兵粮不在此列。每人每天供给一升，每天耗费六千九百九十六石，大约二百五十一万余石而有余。大约一年的军饷，相当于前明一年的财赋，这是近百年来催征赋税日益紧急，而国家用度常常苦于不足的原因。唐代独孤及曾说：“倾尽天下的财物，耗尽天下的粮食，来供养无穷无尽的军队，天下的祸患日益严重。”以古代比照今天，有什么不同呢？曾经说自古养兵的费用，没有比今天更滥用的，而军队的无用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设置的官员多，而大小官员之间有层层压迫之势，那些大员升迁调动补任，一切供应铺垫，不从自己的薪俸中支出，而从下属那里索取；下属又分别扣除士兵的月饷来奉承他们。升迁调动频繁，摊扣越多，因此低级军官得以藉口，而军籍大多空名。各兵士的军饷被扣除后不足以维持生活，就藉托从事末业来谋生，而都试不得操练，技艺日益疏疏，意气日益懒惰，勇力日益消退，怎么可以称之为兵呢？如果使每天勤加训练，军籍没有缺额，而军饷不给足，又必然纷纷哗变。何必等到征调之日，才见到军队的无用呢？

译师律篇二

汤成烈

本朝的军队编制与唐朝相当，却不到明朝的四分之一。每年耗费白银近二千万两，年支出达一千九百三十万六千六百多两。再加上八旗冬季赏赐的一个月口粮，约需四十万两银子，米二百五十一万八千七百多石，几乎相当于明朝一年的赋税。明朝的赋税包括地丁、本色折色、盐税、关税、茶税及杂税，共计二千九百万两，其费用也是巨大的啊！天地所生之物，人力所出之财，只有这个固定的数额。使用没有节制，征收必然枯竭。百姓怎能不穷困？国家用度怎能不匮乏呢？自从道光年间西陲用兵之后，户部每年的收支就不够，酌情增加常规支出以筹备经费，捐资所获的千万两军饷，终究无法使财政宽裕，这是因为消耗得快而生产得少啊。

我私下认为，我们国家对待武臣，不能说不优厚；供养士兵，不能说不丰厚。凡是武臣，在正俸薪俸之外，还有养廉银和公费；士兵在常规口粮之外，还有红白喜事赏赐和羞兵盘费；年终有预借，八旗有恩赏。上级体恤下情，确实前所未有，那么下级报答上恩应当如何呢？应当尽心竭力，勤加训练，学习技艺勇武，以图在疆场上效命啊！然而提督、总兵等大臣养尊处优，深居简出，整年未曾检阅讲求行军布阵的方法，更何况能实行春蒐秋猕、三时治兵的制度呢？直到军政考核之年，才发布谕令给下属，要求弓马、火器、阵图、技艺勇武加紧习练以等待考核检阅。上级没有实心，下级虚与委蛇，黜陟几个人，简短奏章一上就当作事情办完了。过了这个时期，就安富尊荣，悠闲地度过一年罢了。

在考核检阅之时，空额不补，雇人顶替占了一半，假装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平时收受下属弁员的规礼，任由他们包揽漏报，转而掩饰，而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职位依次递降，俸禄依次奉上，陋规一样不可缺。廉俸不足以谋取私利，空挂粮籍的人已死，不把训练当作正事。一旦边境敌寇兴起，紧急征发，名册人数不足，军械、锅帐事事短缺，必须补齐才能出发。又有武弁预支廉俸，军士安家、行装等费用，种种索取满足。士兵还没出门，费用已经不可计数。所经过的州县，官员索要饯别赠礼，士兵索要口粮，各县挪借垫付供应，事后报销只能给到十分之二三。这样士兵还没见到敌寇，而国家的费用已经超过巨万，官员的赔累，各县各达数千。部拨没有先发，内帑开例不足，于是劝捐输。到了今天，民力也已经枯竭了，国家用度没有来源了。而武臣真的有能披沥肝胆、身先士卒致死的吗？真的有能激励士卒、所向无前的吗？他们的畏缩还是那样，懈怠依旧如故。

耗尽天下的财赋来养兵，而统兵的人畏死贪生，遇到贼寇就逃跑，士兵也跟着逃，而且虚张贼势来互相恐吓，溃败的士兵所过之处，百姓都逃亡，官员无人守卫，束手待毙。那些先为自己打算的人，礼请绅士富户，集结乡勇，讲求守御；没有军饷和权力，久了也会自行溃散。封疆大臣知道正规兵无用，矫枉过正，招来无赖子弟来充当乡勇，厚给粮饷，作为眼前的急迫之计，忘记了日后滔天的祸患。大概时事到了这个地步，有不敢说完的话了。弊端起源于剥削百姓来供养军队，继承了明朝末年的苛政，出自宋朝的下策。二百年来，军饷用银达到四万亿二千万两，米达到五亿四百万石。自古以来军队耗费国家，没有像这样严重的。自从川楚用兵以来，起初因为正规兵不够用而招募乡勇，接着因为正规兵不可用而招募乡勇。正规兵不够用，还可以说；不可用，那么平时耗费军饷是做什么的？难道可以不回到根本吗？近日各路用兵，都说依靠乡勇来收功，正规兵竟然安于无用，只有骚扰地方是他们的擅长，杀敌取胜，未曾效命，非常荒谬。

师律篇三

汤成烈

那么就要废除正规兵而任用乡勇吗？回答说：传书中说，天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虞、夏、商、周，征伐命令六卿。春秋列国，卿大夫率领军队侵伐，不曾有专门的武臣。秦朝开始变法，将相分命。汉高祖铲除秦朝诛灭楚军，只靠将士的力量。其制度太守、郡丞、令长、丞尉，都主管郡县的军队，不曾专门设立武职。将军的属官，有征讨就设置，事情完毕就罢免，不曾专门任命武臣。后汉蛮夷盗贼窃发，命令刺史、太守讨伐。汉朝只有匈奴、西乌桓、鲜卑势力强大，才选拔将帅来统领诸军，不都从材官、羽林中选取。由此看来，由文臣掌管兵事而天下治理，而功业容易成就。后世武官冗杂繁多，几乎与文职相当，而品秩的尊贵又超过文职。一个士兵犯法，府县不能擅自治罪，必须请示营员后才能关进监狱，否则一个军营必然哗变。士兵也是百姓，朝廷设置府县来治理百姓，难道有一充入卒伍就于是超出百姓之外了吗？凡是提督、总兵大营，士兵众多而强悍，往往骚扰百姓，小民饮泣不敢告诉官府，这是不保卫百姓而伤害百姓，自恃提督、总兵的尊贵而蔑视法度，这难道可以作为典范吗？这难道是治世的法度吗？所以想要改变它，必须尽数淘汰武职然后才可以。宋朝知婺州杨应有话说：各路屯戍应当归于守臣兵民的职责，然后号令不二。如今府县驻防武职的品秩，大多尊贵于文吏，怎能颠倒而驾驭他们呢？平日分

译在公堂上正色直言，流露出愤愤不平的意气，地方长官又怎能号令下属呢？州县发生盗劫案件，按惯例必须会同军营前往勘查；押解犯人，按惯例也需派军官士兵护送。然而往往拖延推诿、人员短缺，习以为常，反而多误事，不如专门责成地方长官负责更为妥当。然而有人说“惯例不可废除”，一旦出事，那些军官在家安坐，必定假装带伤欺骗上级，以此压制县官；而上级倚仗品级尊贵，包庇军营军官，将罪责归咎于地方。几乎没见过军营军官捕获凶盗各犯的情况吧？在太平盛世，白白耗费俸禄，无所事事，怎能指望他们抵御外侮呢？所以想要消除养兵的弊端，必须彻底裁撤武职之后才行。

假如武职全部裁撤，让府县核查登记在册的士兵，淘汰老弱，甄别技艺，符合标准的留下：大府五百人，中府三百人，大县一百五十人，中县一百二十人，小县八十人。去掉“营”的名称，改称为“府兵”、“县兵”，在府中则统一。知府、通判、经历、司狱分别负责招募训练的事务，而知府统领他们。在县中，县丞、主簿、巡检、典史分别掌管教习事务，而知县统领他们。通判、县丞、主簿等官员平时无事，按日轮流操练器械、弓刀，务必达到精熟。府县每月一次检阅，区分优劣，赏罚必须执行。用尊君、亲上、忠爱的道理训导他们，用禁止淫乱、暴虐、酗酒、赌博、凶狠的条令告诫他们，每月申令一次，初步确立规模。

然后教他们行军布阵的方法、攻战的气势，责成他们承担守望缉捕的职责，勉励他们同心同德、共御外敌，亲近他们如同子弟，用斧钺的威严震慑他们，以心腹之信任推举他们，以股肱之重任委任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太平之福本来也就足够了，军饷粮草容易供给。到了多事之秋，就命令这些人招来亲戚子弟，各自组成队伍，并召集乡绅老人告知他们，让他们分别率领训练。假如百人平日熟悉战阵及火器、技勇之类，他们的邻里亲属不下十余人，临时聚集教习，千人难道不能立刻凑齐吗？于是将他们分派到四个要害之地，联合邻近各县，得到千人，大府就可以有一万人了。万人一心作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