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五学术

译那便是事务混乱了。”如今从卿相到地方长官，都是由士人担任。对内用来修养自身、治理家庭，对外用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所以士人的学问在道义上最为重要。农民、工匠、商人也各自有学问。农学兴盛，收获自然加倍，粮食布匹就有剩余；工学兴盛，制造日益精良，财物用度恒常充足；商学兴盛，贸易通达远方，有无互通。如果不讲求学问，而听任他们自行其是，农民日益懒惰，工匠日益粗劣，商人日益损耗，百姓穷困、财物耗尽，将靠什么来支撑以应对欧美各国？况且他们又专精于工业商务，来掠夺我国的利源，每年流失金钱多达数千万。农工商之学应当振兴，不需要智者就能知道。然而观察西方学校的制度，有农学，那么从事农业的士人就不是纯粹的士人而是农民；有工学，那么从事工艺的士人就不是纯粹的士人而是工匠；有商学，那么从事商业的士人就不是纯粹的士人而是商人。如今中国设立学堂，将四民的学问合在一起进行教育，我私下对此感到感慨。所谓士人，是让他们担任卿相以及地方长官的。除了经史之外，考察研究西方的政事、礼俗、律例、公法、历史志书、新闻报刊，作为外交应对的凭借，或者兼习他们的文字语言，以便于应酬应对，这是当务之急，确实不能视为可以缓图的事情。至于阐明天道，兴盛各种功业，对上安定国家，对下治理百姓，那么必须尽性才能做到，推己及人成就自己，也就是成就万物。根本既已确立，通达的大道才能实行。不仅是汉学的琐碎、宋学的支离，不足以应用于实事；即使是专门学习时务掌故，也难免追逐末节而遗忘根本，致力于外在而荒废内在，不能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礼记》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实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何况西方格物致知的学问，大半都是技巧工艺，专门名家。涉猎则力量有所不能，专攻一门则其细节已经非常细微。耗尽终身的精力，技艺成了下等，仅能具备小聪明，对于国家大计和民生，并不是他们所理解的。一旦有变故，仍然没有可倚仗的应急之才。为什么教习的人选不当，成效难以保证？耗费钱财时间，全都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流辈。抛弃他们则与初衷相违背，任用他们则对国家没有补益。这样却希望人才层出不穷，风气大开，人才适合其官职，官职适合其事务，怎么可能得到呢？我的意思是，设立学堂，应当加以区别，用经史时务来教育士人，而另外设立艺学，以集合西方的长处。艺学之中，又依照农、工、商分为几种。其中的电化、声光、力矿等学问，都听任学者各自专攻一门。只有士学，则务必观察大体，讲求大略，不得役使他们的才力聪明，耗费精神于偏长薄技，这样或许将来大成可期，见识度量深远，体用兼备，大任不至于缺乏人才，而艺学的诸生，又足以备各局厂之用，以求自强，这就接近了。如果仅仅羡慕西方方法，忽视器识而急于技能，在一个学堂之中，同时追求多种经营，茫然没有归宿，这就是管子所说的“杂乱无章而议论嘈杂，事务混乱了”。有志于兴办教育的人，何不深入考察并思考改变策略呢？

译原学三

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士人，士人的真伪贤不肖取决于学问，学问的深浅纯正或驳杂则取决于教育。那么，士人之所以求学，以及上位者之所以教育士人，其所重视的本来就可以知道了。自从科举制度兴起而正统的学问衰微，八股文盛行而实用的学问被废弃。能写辞章的人，世人便认为是名士；能研究汉代经学的人，世人便认为是经学大师；能研究宋代理学的人，世人便认为是真正的儒者。自从中日议和以来，君主日夜忧虑操劳，急切地想要兴办学校储备人才，推行新政。在下位的士大夫，逐渐知道汉代经学和辞章之学的无用，于是相继创立学会，设立报刊，想要革除旧习并开启愚蒙。两年以来，风气几乎发生了一次大变革，但成效尚未显著的原因，在于君主在上辛劳，士人在下奋发，但从卿相到地方长官，却都在其中沉溺嬉戏、懈怠散漫。京城和地方的官员总数超过两万，忠诚的谋略和至善的计策未曾听说。推究这两万多官员，他们起初也都是士人。如果他们诵读效法孔孟之道，从小学习长大后践行，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刻，自然可以上报君恩，下伸士气。然而他们却欺瞒上级、谋取私利，窃取俸禄、固守职位，利益所在之处，置若罔闻。即使稍微有点良心，也只是私下叹息担忧，束手无策。假如当初这些人入学之初，摒弃浮华的文辞，用实用的学问教导他们，五常六艺，从幼年就开始学习，九年大成，明晓根本并通达应用，分布在中外各地，各自发挥才能。国家如果不打算革新，也就罢了。国家如果打算革新，推行措施，神妙地运用它，富国强兵，简直可以在手掌上运筹帷幄。哪里会有进退不定，像在路上建房那样犹豫不决，徒然被东西洋人暗中嘲笑呢！所以处在今天而谋求补救，最重要的莫过于教育士人，成就德行、培养才能，以储备大用，使贤人在高位，能者在职，然后农商工务可以依次振兴。不探究其根源，而杂乱地选取西方人的器物技艺之精妙，强迫士人从事于一技之长，将来治理国家行政，难道能依靠区区器物技艺，用来沟通上德下达下情，震慑强邻安抚百姓，而成为国家倚赖的良臣吗？德、英、俄、美各国的兴起，贤相英才接踵而至，风闻远听，起初未曾听说以器物技艺闻名而精通器物技艺的人，却大多让他们长期客居中华，不甚爱惜，那么他们所重视的本来就可以知道了。远观周代官制，近征欧美经验，本末的差异，鲜明而易于明白。有的人却倾慕西方人，把他们的事业附会于大学中的格致之学，这也是不思罢了。

原学四

有人问：“西方富强之业，都得益于农工商，财用充足，各种废弛之事都得以兴办。日本强盛，也由于此。如今中国创伤深重，急切寻求振作，如果不讲求西学，取其长处，财库空虚国力疲敝，凭什么自立？”像您所说的，这是守旧而不乐于谋划新事。救时的策略，究竟在哪里？回答说：“我的浅见，希望学者先确立根本的大道，以储备为公卿大夫之才，其次则各自根据资质所近，专门学习农商工艺，以供驱使使用。日本维新之初，首先设立政治学院，广泛翻译西方政治法律等书籍学习，几年后挑选其中优秀者，游历欧洲，以扩大见闻，扩展才智。其农商工艺、武备、海军各学，先经选拔少年资助出洋，学成归来，毫无实用，于是于国内设立大中小学，聘请西方人为教习，等到中学毕业，才选拔高材生游学外洋。近二十年得力的良臣，都是当日学徒中的优秀人士。所以处在今天而谋划储备人才，应当以政治交涉为最先，确实仿效日本变法的制度，去除过激之处，推行实施，不出十年，而深明大义、洞悉外情的人才，必将不可胜用。在内枢臣、译署以及章京、部曹，在外督抚、两司以及守丞、牧令，小的知识大的承受，各自称职，既不使小楷、时文的迂腐陋习循例滥竽充数，更不使纨绔子弟、市侩之徒的贪婪庸俗攀附窃位，综合考核名实，积弊一空。至于农工商贾、军事矿产制造诸务，又都有专门学徒供其驱策，本末都举，道器兼资，国富兵强，可以企足而待。如果只羡慕其器物技艺的精妙、工商的兴盛，而把德行政事作为缓图，将来有成，仍不过是译书使、官府的属吏，供局厂、学堂的差遣，而枢垣、译署方面的大员，下至部曹、牧令，都不是专长器物技艺者所能胜任的，势不得不仍然取用时文、小楷之才，分布中外，而纨绔子弟广通声气、市侩之徒巧事钻营者，不难积累资财显贵，猎取要津。我担心学校虽然兴办，而懈怠蒙蔽的风气，终于不改，想要自强，难道可以得到吗？所以知道器物技艺，是新政所资，不是变法所急。如今的大吏，能兴办新学，已是世所罕见的良臣，天下士民仰望，只担心先后缓急之间，未及详审，竭尽全力终不足以扶危定倾，反而使庸劣守旧之徒得到借口，而诋毁新政。一试不效，绝望维新，求益反而受损，欲速反而更缓。何不慎重于开始，先其所急，才能没有弊端呢？

论中国崇尚文学

中国开辟最早，声名文物，实为五大洲之首。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教化

译朝廷倡导教化，民间人才便汇聚于下，文雅的风气足以改变野蛮粗鄙的习俗，诗书的恩泽可以避免浅陋粗俗的讥讽。远古的循蜚、疏仡等时代，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孔子删定《尚书》时，引用陶唐帝任命契的话说：“百姓不和睦，五伦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推行五伦教化，要宽厚。”圣人对于教化的殷切重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天下动荡不安，百姓像洪水般泛滥，陷入禽兽般的境地。学校的制度，到了周代才开始完备。国学所教导的对象，从王世子到民间的俊秀子弟，都能参与学习。师氏教导他们三德三行，保氏教导他们六艺六仪。每年入学，每隔一年进行考核。第一年考察断句明义和辨别志向，第三年考察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博学亲师，第七年考察论学取友，这叫做“小成”；第九年能够触类旁通，坚强自立而不违背正道，这叫做“大成”。乡学所教导的对象，人生八岁进入小学，教导他们家庭长幼有序、洒扫应对等小节；二十岁进入大学，教导他们六德六行六艺。他们的老师，由退休在家且有道德的人担任。《诗经》中说：“在辟雍中讨论鼓钟之乐，这是王国的教化。”“思念泮水之乐，采摘水芹，这是侯国的教化。”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户人家的小邑，必有忠信之人。如果不用教化来熏陶和渐染他们，即使有美好的资质，最终也会埋没而不彰显。如今设立党庠、术序等学校模型，重申选拔优秀者晋升的典礼，那么聪明贤能的人固然借助磨砺拂拭来显露自己的才能；即使是愚笨不贤的人，也会受到感奋兴起，有自我勉励的动力，不至于自甘废弃。国家命运的兴衰，取决于人才；人才的盛衰，取决于教化。周成王定都洛阳，小世三十年，卜算国运七百年，国运绵长。虽然说是因为忠厚开创基业，享受福报理应如此，但评论者认为他质朴育人，精心造就士人，人才辈出，从而扶持时运、辅佐清明政治。后来虽然周室东迁，但根本制度未改，这未尝不是培养士人的回报。汉武帝开始设立学官，汉元帝有供给粮食的恩典。东汉光武帝亲临太学，与博士辩论疑难；明帝亲临辟雍讲学，围观听讲的数以亿计，这些都是国学的盛况。至于乡学，文翁在成都，王延寿在四川，都能兴起礼乐，转变风俗。唐初设立六学来培养天下士人，分别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那时教化的恩泽远播，新罗、吐蕃、高丽等国，都派遣子弟入学，这是三代以后罕见的事情。明朝建立国子监，诏令天下府县都设立学校，本朝沿袭这一制度。生员有粮食供给，学官有固定俸禄，使他们吃饱穿暖，得以从容吟诵诗书，不至于产生弹铗归来的感叹。而在通都大邑，以及偏远城邑，无不建立书院，借此乐于培育人才。主讲一职，由退隐林下、学术渊博、品德声望卓著的士大夫担任。每月除了师课之外，由地方官轮流考核，除了提供膏火费之外，还奖励花红。凡是用来激励士气、振兴文教的做法，可以说达到了极致。虽然他们考核的内容，不外乎制艺诗赋，旁及经义解说、策论杂作。然而自古至今，典籍繁多，文辞广博，浩如烟海，从小学习，到老也摸不清边际。不像西方国家的文理质朴直白，不以繁复为工巧，让人容易理解。总之，三代设立学校的规范，本末兼顾，巨细无遗。汉唐以来，虽然逐渐失去了古意，专门崇尚文艺，但在兴贤育才之道、规范劝学之规方面，未曾不再三用心。那些道听途说的人，贬低中国而抬高西方，指责说中国的学者专门崇尚声华，西方的学者只崇尚朴实，中国的学校徒有其名，未能收到得人的效果，西方的学校必究其实，所以能收到造就士人的功效。他们不知道圣人门下设立教化，仅有四科，没听说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外，另外设立格致这一科。如果一定要将数千年来相承的文学，一旦废弃，去从事于他们所谓的格致，那是舍本逐末，也大大违背了圣人的教化。人情喜欢新奇而厌恶旧故，见到异象就想改变。中国的学者自幼读圣人之书，听圣人之教，认为平淡无奇，见到西方国家的书籍就喜欢，见到西方国家的技艺就学习。哪里知道西方国家聪明的士人，购买中国书籍，翻译成西文来教授他们的子弟，这样的人已经不少。几百年后，谁知道中国文学不会在西方大行其道呢？如果宣圣有灵，固然会暗中欣慰，而那些坚持贬中扬西说法的人，也可以失望而返，怅然若失了。

译中国学术辨

一曰训诂之学，自从秦始皇焚烧典籍以来，几乎荡然无存。汉朝兴起，儒生们守护遗留的经典，各自依据其师承的说法，辗转口耳相传，抱残守缺，仅存千分之一二。文景之后，废除了禁止私藏书籍的法律，开辟了献书的途径，于是古文蝌蚪文字，往往从山岩屋壁之间被发现。郑康成先生，荟萃经书次第，整理大义微言，依靠他得以不致失传。本朝真儒辈出，倡导复古之学，实事求是。黄宗羲、顾炎武开其先河，钱大昕、纪昀等继其后，极盛于乾嘉年间，博学通儒，项背相望，实在足以超越千古。但其弊端在于，考证琐碎，穿凿附会，支离破碎，一个名物的离合，便博览群书；一个音训的异同，便罗列众说。稽古两学，解释者达两万字；格物一章，解说者有十七条训释。自古已然，今为尤甚。轻视廉忠贞节，认为无能；鄙薄躬行实践，认为多事。对于宋儒之学，往往肆意诋毁，竭力攻讦，以遂其门户党援之私见，而快其放辟邪侈之心。至于古圣人立言垂教，以及大经大法所存，固然茫然无知。专己守残，以为博学；放言夸论，以为高深。所谓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者，此类是也。此又一蔽也。

一曰性理之学，古无所谓理学，只知有儒行而已；古无所谓道统，只知有六经而已。所以不曾轻言性命，而性命实无不明。自从战国以后，异端蜂起，于是儒家者流，竞相以性命之说标榜其宗旨。因此江都对策，陈天人性命之情；韩愈起衰，有原道原性之作。到了赵宋，濂洛关闽，真儒迭出正学昌明。朱熹兴起，集诸贤之大成，承接尼山之统绪，经始有定论。但其弊端在于，专言名理，置实事于不问。学者乐于其可以空疏不学，市井之人也；又喜诵习其言，本为科举而盛名复可幸觊。则相与剿袭语录之唾余，掇取内典之牙慧，依于儒先之旨遁于空虚之域，斤斤于朱陆异同，号召徒众，聚而讲学深衣博带，自矜清议彼此标榜，入主出奴，动辄以难行之事责人，使任事者无所措手足。久之激而相报，势成水火，衣冠之祸烈矣，天下之士气尽矣。汉之党锢，唐之清流派，宋之伪学，明之东林，先后同辙，以至于亡。而究之，惩忿窒欲之功忠恕平易之道，固丝毫其未有合也。这又是另一个弊端。

总之，为科举之学者，不过是庸烂之学究；为训诂之学者不过是怪僻之经生；为性理之学者不过是诈伪之迂儒；为词章之学者不过是浮华之才士。非不读书，而不知作者精意；非不稽古，而不识前人用心。徒有为学之名，而无致用之实虽读破万卷，下笔千言究其归宿，与不识一丁字者等同。术之不择，学于何有？夫承学者，即使举四者而尽其能事合四者而备诸一身，亦岂遂足以为问学之数哉？得其粗而遗其精，就其非而去其一，一旦官临民，致身许国，外无以为匡救之资，内无以为挟持之具徒叹覆餗贻讥素餐则不得不归咎于所学之非而学固不任咎也。何也？因为不诚故也。不诚则微特四者弊已也，即号为经世之才应济变之苟无一诚以实注之则设心一伪万事瓦解。未有本实拨而枝叶能茂者。虽日讲求西学，兢言变法适足为权要汲引之阶华士躁进之路而已于国是奚裨焉？能诚则微特天文地理格致商务无不可师敌之长为我之助即二帝三王之道六经诸史之书时事之权宜朝廷之掌故中国所自有者何一非经济之原？即何一非施行准？举而措之裕如矣。安在西学之皆有用而中国尽无用哉？是故虚憍者不诚之媒也；毋叹者至诚之券也。不诚则学虽博终归无本能诚则任所学而日起有功。学术于以明人材于以长国运于以盛世道于以隆。诚者成也心不诚而事能成者未之前闻也。故曰君子诚之为贵。

论讲学以正人心

有国家者，非富强无术之可忧而人心不正为可惧。人心之于国如木之有本灯之有膏。无本则木槁无膏则灯灭。人心不正则国危。故善为治者必以正人心为首要。然欲正人心亦正非易矣。仁义礼智人心所固有率而行之皆为正道。心本善者何待于正？正之而后正必其人欲日深天性日汨而失其本正者矣。夫人既已自失天性而正之

译现在有人想要用人为的手段来挽回世风，难道不是极其困难吗？然而，这其实并不困难。乡学、庠序等教育机构，原本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讲解贯通、讨论切磋，无非是为了引导人们走上觉悟的正道。因此，想要端正人心，也只有依靠讲学这一条路。

至于修身正己、表率他人，修养自己、安定他人，圣贤感动人心，原本并不专门依赖口舌言辞。然而，遥看古代治乱的道理，没有不通过口舌言辞来传达的。不仅仅是“口能说好话，也能挑起战争”，就连人心的邪正、国运的盛衰，也都无不源于讲学。自从周厉王颁布禁止议论朝政的命令，秦始皇发生坑杀儒生的祸事，汉代有党锢之祸，宋代有禁止党人的禁令，明代有东林党、复社被放逐诛杀的事件。虽然这些禁令并非专门针对讲学，但遭受其害的多是讲学之人。因此，犬戎在周京制造祸乱，陈涉在陈地揭竿起义，桓帝、灵帝之后三国纷争，徽宗、钦宗之朝两位皇帝仓皇出逃，明朝的祸乱尤为显著。讲学这件事，怎么可以停止呢？

本朝鉴于此，城市和乡村，时常有宣讲《圣谕广训》或宣讲乡约的活动。只是宣讲者都是敷衍了事，听众也充耳不闻，甚至宣讲者自己本来就不明白，听众当面讥笑，从来没有选拔口才好的人认真讲解过。好的政治让百姓敬畏，好的教化让百姓爱戴。好的政治得到百姓的财物，好的教化得到百姓的心。政治不如教化，已经很久了。现在治理地方的人，大多不知道教化是什么东西。那些平庸低劣的人且不说，即使有一两个顾全大局的人，整顿书院，创设义塾，实心实意，孜孜不倦地讲求，为所治理的地方振兴文教，用意也非常好。只是他们所顾及的只是士人罢了，农民、工匠、商人都不在考虑之列。

所谓端正人心，难道只是端正士人吗？农民、工匠、商人，哪一个不是朝廷的百姓？哪一个不关系到世运的盛衰？四民之中，士人占其一，农工商占其三。端正了士人而另外三者没有端正，能说人心已经端正了吗？况且文学与心术各不相关，读书贵在明理，学问渊博，必然义理贯通，然而世上也有笔下清楚、心中糊涂的人，名列学校，行为如同化外之民，虚文令人厌恶，反而不如质朴的人还能见到天真。文学的兴衰，与人心邪正有什么关系呢？

人固然有很多读了十年书却茫然无知，听到别人一句话就豁然醒悟的。农民、工匠、商人这些人，本来不读书，如果没有人宣明讲解，那么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道理，他们几乎也无法知晓。于是世上想要端正人心的人，只知道在文学上下功夫，他们的失误难道不也太远了吗？

昨天听说通永道杨观察，特别认真于宣讲圣谕这件事，在学校中选择六个人，分设六个地方，每月举行六次，当众宣讲，听众都能肃然起敬，这对于人心的裨益，哪里是寻常政令所能比拟的呢？自从乡学的方法废止后，百姓中愿意学习的人就很少了。小民家中稍有能力的人，子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没有不让他们跟随塾师诵读学习的，然而这种蒙馆哪里来的明师？连句读字义都不明白，又怎么能教人圣贤的大义呢？即使有爱护儿子心切，聘请名师尽心教诲的人，而所教的也不过是时文罢了。老师所教的只是这个，父亲所希望的也只是这个。从刚通晓虚字开始就以时文为先，从开讲到全篇，不知耗费多少精神，侥幸有成，取得功名，享受荣耀，未尝不显亲扬名，但考察他们的行为，则入孝出悌的道理，忠君爱国的心，几乎与他们所说的话大相矛盾，那么这些人也就与不学习的人等同了。

只有宣讲圣谕的方法，不从事虚文，专门讲求实行，而且言语浅显而意义深远，有力者可以听，无力者也可以听，读书的人听了能理解，不读书的人听了也能理解，实在是觉悟人心的一大助力。只是在上位的人视为迂腐，不肯加意讲求，所以良法就成了具文罢了。

宣讲这件事，也必须是那个人平时明白大义，具有口才，剖析无遗漏，引申触类旁通，像老师对学生，像父亲告诫儿子，宣讲者娓娓动听，听众津津有味，那么人心的败坏不难因此而挽回。如果宣讲者意在敷衍，听众心生厌倦，那么即使宣讲也如同不宣讲，所以整顿这件事尤其贵在选派得当的人。

唉！礼制丧失而向民间寻求，有曾经游历南洋的人说，外国兵船曾经召集船主、大副等人召集船内水手等人口讲指画，讲解壁上所挂的内容，不但偶尔为之，而且天天如此，可见不讲究学习，那些洋人似乎也有忧虑。中国既然有良法，为什么不加以整顿呢？因为杨观察有选人宣讲圣谕的事，所以纵论及此，有心于世道的人，也应该知道什么是应当致力做的事了！

译论今日实学将亡之可惧

当今那些顽固守旧的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说：“近来喜欢标新立异的年轻人，被新学说迷惑，追求异端学问，不知道我们中国自有政治制度，自有学问体系，哪里用得着高谈阔论五大洲，远涉万国呢？”像这样的人，怎敢说出这样的话？推测他们对于汉唐历代的典章制度，以及经史百家的记载，稍微好一点的也能融会贯通，最差的也略知一二；然而进一步考察他们，却完全不是这样。现在随便举这类例子：如果有十几名官吏，或者上百名士子，抓住他们问：“我们中国五千年来，六官五礼所管辖的事务，其制度规范是怎样的？三略四部所收录的内容，其流派区别是怎样的？”这些人一定会瞪大眼睛转身逃跑，无法回答；再降低标准，问他们十三经的目录，二十四史的撰著者，康乾嘉道四朝有多少名臣，满蒙藏回是哪些地域？不能列举出来的，又占十之八九。所以读书三十年，还不知道三通四史是什么名称，一听说八股取士废除，就喧哗说：“四书五经没人读了！”名义上是守旧，但所谓的计策，未曾梦见；所谓的坚守，不知依据何在。那么像这样的人，正所谓破鼓败布，冷灰枯木罢了，还谈什么守旧呢？如果这样，那么今天所谓讲求新学，追求进步，以开化为己任的人，自然对于古今沿革，中外异同，见闻既多，考证研究也在其中，按理应该能够追溯历代本源，详尽了解当代情况，透彻掌握典章制度，能说清山川地理，进而可以提倡改革，退而可以主持风气。然而参照近日所听到的，却又似乎有差距。像这样的人，大抵把许慎、郑玄的著作束之高阁，抛弃班固、司马迁的作品如同抛弃帽子一样，偶尔读几篇译稿，看半年报纸，于是开口说话，连篇累牍；西方书籍刚读了一半，就谈起点问题；东方情况还没看清，就喜欢附会问题字眼。即使问他们西方国家的政治教学、学术、历史地理等门类，仍然茫然无法分辨，不识所以然，只是熟记口头几十句话，传闻十几件事，便自命为新党，鄙弃旧学。那么我们中国五千年来的一切政治学问，不幸国家多事，文献竟然湮灭，师承学说坐视消亡，种子将要断绝，如果不败在这两种人手里，几乎没有可能了！试着论述一下，学业的事情，本来无穷无尽，总不外乎圣人温故知新这两个意义。正值中外大通的世道，确实急需考察公共学问，讲求外交；然而以我们中国文明的运势，远古时期就奠定了基础，帝王之道，灿烂明白，学者对于礼仪制度的繁简、治乱兴衰的缘故，如果不是浅薄之学，一定应该深入探究，用它来近察日本，远较欧洲西方的得失，当代斟酌时宜，然后说话有根据，持论成道理，所以表现在经济上就极其详明，发展为文章就训辞深厚，使朝廷官员钦佩其仪表，友邦惊讶其博瞻，不也很好吗？千万不要任凭聪明趋向浅薄，招致大雅之讥，如同目光短浅。世上不乏好学深思之士，请以此言为证。

游学篇

张之洞

出洋一年，胜过读西书五年，这是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的说法。进入外国学堂一年，胜过中国学堂三年，这是孟子“置之庄狱”的说法。关于游学的说法，年幼的儿童不如通达事理的人，普通官员不如皇亲国戚。曾经见过古代游历的人：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历经诸侯各国，回国后称霸；赵武灵王微服出访秦国，回国后国家强盛。春秋战国时期最崇尚游学，贤德如曾子、左丘明，有才能如吴起、乐羊子，都因游学而闻名。其余策士杂家，不能全部列举。后世英明的君主和名臣，如汉光武帝在长安求学，刘备周旋于郑地，郑玄、陈元方、明代的孙承宗，在未显达之前，周游边塞；袁崇焕任京官时，秘密前往辽东。这是往事的明显验证。请论述当今的事：日本，是个小国，为什么兴起得如此迅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等人，都是二十年前出洋的学生。愤恨他们的国家被西洋胁迫，率领门徒一百多人，分别前往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有的学习政治工商，有的学习水陆兵法。学成归来，被任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不止这样，俄国的前任君主彼得大帝，愤恨他的国家不强，亲自到英国、荷兰两国的船厂做工人十余年，完全掌握了海军轮机驾驶的方法，并学习了各厂的制造技术。回国之后，诸事大变，今日遂成为四海第一大国。不止这样，暹罗长期被法国窥伺，在光绪二十年与法国几乎要被吞并。暹罗国王在国内感愤，毅然变法，一切重新开始，派遣其世子到英国学习海军。去年暹罗国王游历欧洲，驾驶火轮船游历红海，前来迎接的就是他学成归来的世子。暹罗国王自己也通晓西文西学，各国敬礼有加，暹罗因此得以不亡。上为俄国，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难道不能比肩其中吗？至于游学的国家，西洋不如东洋，一是路途近，节省费用可以多派遣；二是离中国近，容易考察；三是东文接近中文，容易通晓；四是西书非常繁杂，凡是西学中不切要的部分，东国人已经删节并酌情修改。中国和日本情势风俗相近，容易仿效行事，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自己想要求精求

译我再次前往西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有人说：从前曾经派遣幼童去美国学习，为什么没有成效？回答说：错在太年幼。又曾说派遣学生去英、法、德学习水师和陆军的各种技艺，为什么人才不多？回答说：错在派遣。主管官员不放在心上，又没有明确的出身规定。又曾说派遣京官去游历，为什么有用和无用的人才混杂？回答说：错在没有选拔。虽然如此，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本来也有足以供当时使用的人才。如果因为怕噎住就停止吃饭的言论，像猪圈里的猪那样期望车子前进的妄想，这是祸害国家家庭的邪说，不听就可以了。曾经考察孟子所论述的，圣贤、帝王、将相经历艰难险阻而成就功业，其关键归结不过说：震撼心灵，坚韧性格，增加他们所不具备的能力罢了。说：在忧患中生存罢了。遭受侮辱却不以为耻，国土缩小却不感到恐惧，这是心灵没有震撼；昏昧无知，悍然不顾，把效法别人当作耻辱，这是性格没有坚韧。习惯于常规，沿袭旧例，一呼百应，害怕改革，官员没有一个人有见识，士人没有一个人有特长，工匠没有一个人有技艺，对外不远行游历，对内不建立学校，这是不增加所不具备的能力。没有心灵震撼，没有性格坚韧，没有能力增加，这将死于忧患之中，还谈什么在忧患中生存呢？

译设立学堂

今年特科诏书下达，士人精神振奋，磨励兴起。然而六科科目中，能够当之无愧、上副圣心的人，大概很少见到。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时间尚短，经费未集，兴办者不多。学堂未设，平日没有培养，而在仓促之间求取人才，犹如不种树木却期望得到大梁，不挖池塘却期望得到大鱼。游学外洋之举，费用巨大，则人数不能很多，且必须是有初步基础、道理已明、见识已定的人，才派遣出洋，这样见效快且无弊端。因此，天下广泛设立学堂是不可不行的。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都应当有学校。京师和省会设立大学堂，道和府设立中学堂，州和县设立小学堂。中小学作为升入大学堂的预备。府县中人文兴盛、物力充足的，府能设立大学堂，县能设立中学堂，那就更好了。小学堂学习四书，通晓中国地理、中国史事的大概，以及算数、绘图、格致等粗浅内容；中学堂各项内容较小学堂加深，并增加学习五经、通鉴、政治之学、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则更加深入广博。有人说：天下的学堂数以万计，国家哪里有那么多的财力来供给呢？回答说：先以书院改为学堂。学堂所习内容都在诏书科目之内，这书院就是学堂，何必另设枝节呢？有人说：府县书院经费微薄，房屋狭小，小县尤其简陋，甚至有的没有，哪里足以供养师生、讲解书籍器物呢？回答说：一个县可以把善堂之地、赛会演戏的地方改为学堂；一个宗族可以把祠堂的费用改为学堂。然而数量也有限，怎么办？回答说：可以把佛道寺观改为学堂。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一百多区，大县几十个，小县十几个都有田产，其物业都是由布施而来。若改为学堂，则房屋田产都具备，这也是权宜而简易的策略。当今西方宗教日益兴盛，佛道二教日益衰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处于末法中半的运数，道家也有其鬼不神的忧虑。若能使儒风振起，中华安定，那么佛道二教也蒙受保护了。大抵每一县的寺观，取十分之七改为学堂，留十分之三供僧道居住。改为学堂的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吃其三。计算其田产的价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意受奖的，移奖其亲族以官职。这样则万所学堂可一朝兴起，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资来增广。昔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唐武宗会昌五年，都曾废除天下僧寺。然而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是为了抑制佛教以伸张道教私意。现在是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义。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本乡学堂为急，应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朝廷，诏旨应当无不允准。

学堂之法约有五点，一是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时，不使偏废。二是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是西政；算学、绘图、医学、声、光、化、电，是西艺。西政中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中医学对军事最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且年长者宜学西政，心思精锐且年少者宜学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须专门，非十年不能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体上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比艺更急。然而讲西政者，也宜略考西艺之功用，才知道西政的用意。三是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锐者，学绘图须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须质性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利者，学体操须身体精壮者。中年以上之士，才性精力已减，功课往往不能达标，且成见已深，背离虚心接受，不仅见效迟缓，且恐怕终不深求，这是事倍而功半。四是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这与时文无异了。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也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在家习之，何必劳学堂讲授，以分散其才思，夺取其日力呢？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做，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这话确实啊。五是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交纳金钱于学堂，作为火食束修之费，从无给予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是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义既错，动辄计较锱铢，忿争攻讦，颓败无志，紊乱学规，剽窃冒名，大雅扫地了。现在纵然不能立即从西法，也宜酌改旧规，学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也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考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奖赏。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纳费充用，那么学业益广，

译人才就更多了。第一，老师不必苛求：学堂初设的那一年，绝对不可能有千万位明师。近年西方学术的书籍，在上海刊印的非常多，分门别类，政治技艺的要领，大体已经详尽。高明的人士加以研究探求，三个月就可以教小学堂了。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中优秀出众的人，就可以教中学堂了。大学堂初设的那一年，所造就的人才也浅薄，每一省访求几个人，也还能够得到。三年之后，新书大量出版，师范生越来越多，大学堂难道还担心没有老师吗？如果书院突然不能大量设立，那么有志之士应当自己建立学会，互相切磋研讨。文人旧有的习俗，凡是科举考试、楷书书法、放生、惜字、赋诗、饮酒、下围棋、打纸牌，动不动就有集会，为什么唯独对于关系到个人身世安危的学问反而迟缓呢？古人牧猪于都市，尚且可以听讲通晓经义，难道一定要拥有千间宽敞的校舍，装载两车书籍，然后才算是做学问吗？起初只有两三个人，逐渐发展到十人百人，精诚所至，必定会有千里之外的人响应。从前原伯鲁因为不喜欢学习而导致灭亡，越王勾践因为十年的教训而兴盛。国家的兴盛与灭亡，也就取决于士人罢了。

译天命所赋予的叫做性，它浑然一体，只是一个理罢了。宋代儒者却说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这是把性分析为二了。我认为性只是义理，而气质不可以称为性。性好比是水，气质好比是蓄水的水池，把水池叫做水，可以吗？性好比是米，气质好比是煮米的锅，把锅叫做米，可以吗？水池脏了水就污浊，不是水本身污浊，而是水池脏了。锅脏了米就变黑，不是米变黑，而是锅变黑。气质恶劣则性被禁锢，人有不善，不是性不善，而是气质造成的，怎么能不知道变化呢？变化气质的方法，没有别的，遏制人欲，保存天理罢了。天理，是性中本有的；人欲，是依附气质而产生的。人具备耳、口、目、身的资质，那些能听、能看、能说、能动的能力，是气的灵明，而天理寓含在其中。听时想着要聪敏，看时想着要明察，说话想着要忠诚，做事想着要恭敬，那么天理就占主导，气质没有权力，而人欲就暗中消减了。喜欢听淫靡的声音，喜好看邪僻的色彩，说话没有信用，行动没有礼节，那么气质就起作用，人欲纷纷产生，而天理就不能作主了。既然这样，那么遏制人欲，保存天理，难道不是尽性的全部功夫吗？所以圣人，纯粹是天理而没有一丝人欲的私心，像最上等的金子，洁净光明，而没有一丝铜铅的杂质。贤人，遵循天理而难免有几微人欲的私心，像中上等的金子，坚实朗润，而不无一二丝铜铅的杂质。中等的人，禀受天理而被人欲的私心拖累，像中下等的金子，混合铅铜而成，昏暗而不显露其色泽。愚笨不贤的人，天理被气质所拘束，人欲从而禁锢遮蔽它，像在矿中的金子，混杂着铜铅，覆盖着土石，砍柴放牧的人经过那里，不知道其中有金子。然而说没有金子则是不对的。如果挖掘取出矿石，冶炼并分离它，去除那些拖累金子的东西，那么就会灿烂生辉，即使是牧童樵夫，也认识它是真金了。现在从中等人往下，见到圣人、贤人，也知道仰慕他们，却自认为不能做到，甘于自暴自弃，这是把金子混杂在铜铅里面，把金子埋藏在土石之中，改变了它的本体，忘记了它固有的东西，而只是垂涎于他人的金子，难道不可惜吗！

人才随着地方风俗而转移，确实如此吗？回答说：这不完全如此。但大体上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前代史书称燕赵之地的人慷慨悲歌，敢于在他人急难时相助，大概有豪侠的风气。我观察直隶的先代贤人，像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鹿征君等各位贤人，他们后来的造诣各不相同，起初都接近豪侠。即使今天的士人阶层，也多有刚强而不摇摆，质朴而好义，还留有豪侠的遗风。质朴本于地方风俗，大概不假吧？豪侠的资质，可以进入圣人之道的大概有几点。侠者轻视财利，抛弃万金而不看一眼；而圣贤则富贵不居，贫贱不离，痛恨那坟间的食物、垄断的利润。虽然精粗不同，但轻财好义的原则大致相近了。侠者忘记自己而救助他人，不惜苦志，把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圣贤以广泛救助为胸怀，邹鲁之地的急切忙碌，以及大禹的视人溺水如己溺，后稷的视人饥饿如己饥，伊尹的视人推入沟中如己推，没有什么不同。那些能够尽力救助穷困朋友的人，就是可以进而援助天下的人。侠者轻死重义，圣贤很少谈到这个。然而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坚定不可动摇的操守，也未尝不与它相似。前人讥讽太史公喜欢称颂任侠，以我看来这几点，并不违背圣贤之道。既然这样，那么豪侠之徒，不可深深贬低；而直隶的士人，他们的为学应当比其他省份容易，怎么可以不努力呢？努力怎么做？为学的方法有四种：叫义理，叫考据，叫辞章，叫经济。义理，在孔门是德行之科，现在世人称为宋学。考据，在孔门是文学之科，现在世人称为汉学。辞章，在孔门是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到今世的制义诗赋都是。经济，在孔门是政事之科，前代的典礼经书以及当世的掌故都是。人的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一生也不过几十寒暑，势必不能把这四种方法全部观览并尽取。所以君子贵在慎重选择，而先做紧急的。选择那些切于我们身心不可仓促离开的，没有比义理之学更紧急的。凡是人身所具备的，有耳目口体心思；每天接触在我们面前的，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的，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的人，大概是要让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本分；又将推广到万物，使百姓都能完善自身，而对伦理纲常没有遗憾。如果让举世都对伦理纲常没有遗憾，即使是唐虞的盛世也不能达到，如果通晓义理之学而经济包含在其中了。程朱诸子的遗书都在，何曾舍弃末节而言根本，舍弃新民而专事明德？看他们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倦的，大概不外乎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至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由与经济最初没有两种方法可分，只是其施功的顺序详于体而略于用罢了。现在与直隶多士约定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

译我选取乡里先达杨、赵、鹿、孙几位君子作为表率。他们能够忍受艰苦困饿，坚忍不拔以成就事业，而我为什么不能呢？他们能够将穷达、荣辱、祸福、生死置之度外，而我为什么不能呢？他们能够以功绩著称于当时，以教化恩泽启迪后世，而我为什么不能呢？洗除往日昏暗浅陋的见识，毅然径直趋向广大光明的境界，看待人世间的虚浮荣耀和微小利益，就像苍蝇蚊虫触碰眼睛一样不留恋；不担忧所到之处不得意，而担忧气节概略稍有亏损；不以在家受冻挨饿为耻，而以德行未能惠及百姓为耻。志向所指向的地方，金石都能被打开，谁能阻挡呢？志向确定之后，然后取法程朱所说的“居敬、穷理、力行、成物”等道理，深入钻研并切实实行。然后探求先儒所说的考据之学，使我所见证的符合古代制度而不谬误；然后探求所说的辞章之学，使我所获得的能够通过文章表达而不偏差。选择一种学术坚持到底，而其他学术固然不敢完全废弃。如果在众多士子中，因天性相近、师友熏陶，有人偏向考据之学，有人偏向辞章之学，也不必立刻改变原来的方向。因为这两条途径都可以进入圣人之道，其文章涵盖经史百家，其学业在于学问思辨，其行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流派不同，何必强求相同呢？只要最终都能汇入大海罢了。至于风气没有常态，随着人事而变通，有一两个人好学，那么几个人都会想着努力追随先哲；有一两个人好仁，那么几个人都会想着安抚救济百姓。倡导者开启端绪，应和者延展波澜，倡导者可以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应和者又可以传承给无穷的后人。倡导者像有源头的泉水，流入江河；应和者像支流沟渠，交汇旁流。先觉悟者与后觉悟者，互相劝勉诱导，好比大火与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的士风，如果真能得到有志之士引导先路，不过几年，必定会有体用兼备的人才，文彩华美而四处涌现，如泉水涌出、如云彩兴起。我愧居此地的官职，自惭学问没有根本，不足以作为众多士子的楷模。赞赏此地有刚正质朴的资质，乡贤多有坚苦卓绝的品行。粗略陈述旧闻，以勉励士子，也期望通才大儒告诉我高明的言论，上下互相劝勉，仰慕古代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准则，在教化风俗的道路上，或许还有一点小补益吧。

译习惯论

刘蓉

我年轻时读书，住在养晦堂西边的一间屋子里，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思考有想不通的时候，就在屋子里绕圈行走。屋子里有一个坑，直径一尺，渐渐扩大，每次踩到它，脚好像要被绊倒一样。时间久了，就习惯了。一天，父亲来到，坐在屋里，交谈了很久，看着笑着对我说：“一间屋子都治理不好，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天下呢？于是叫童子取土把坑填平。”随后我又起来绕圈行走，踩到那里，脚突然感到惊讶，好像土突然隆起一样。低头看，地面平坦，已经填平了。过了一会儿又这样，又过了很久才再次习惯。于是站起来感叹说：“习惯对人的影响，太深了！脚踩在平地上却不适应坑洼。等到时间久了，坑洼的地方就像平地一样，不需要眼睛看地面，心里和脚商量，就自然适应了。以至于反过来回到原来的样子，反而感到阻碍，趔趄不安。难道不是本性随着习惯改变，从而失去了原来的趋向吗？”上位者颁布的命令违背民意的，开始时好像非常痛苦，久了就一起习惯了。等到更久，视听改变而心志放纵，并且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觉得奇怪。因此君子致力于使政治公平，真诚谨慎地引导百姓。从前先王重视学校教育，使士人在学校兴起，修习五礼，敦厚五行，使百姓勉励于道义，用来规范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百体，使他们习惯于动作、威仪、进退、俯仰的仪容，方法非常完备，都是为了引导他们，使他们恢复本性罢了。等到逐渐磨合久了，礼俗形成，那么百姓趋向道义就像饥渴趋向饮食一样，不需要勉励就趋向。看到邪说淫词在面前喧嚣，就迅速离开像躲避蛇蝎一样，不需要禁止就自然断绝。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大法，用来使百姓纳入正轨，建立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规矩。自从王道熄灭而各种制度废弃，治理教育的经典不正确，邪恶兴起，于是百姓意志动荡，开始时像堤防泛滥横流，不知道停止。在这个时候，不同地方的不正道的教化，又闯入我国而暗中煽动。他们窥测象数的精妙，已经足以耸动贤智者的听闻，而功利夸诈的说法，又足以炫乱愚笨不肖者的耳目，蛊惑他们的意志，逐渐侵蚀不停，和他们一起变化。即使想使他们反过来回到原来的样子，也肯定不可能。这更是古今乱辙的明显之处。然而还不为此担忧，怎么知道最终的结局呢？我害怕脚适应坑洼，所以写下这篇论述。

劝戒学生文

现在的策略，自强的人必定说寻求人才。人才怎么寻求？说：学堂啊！学堂啊！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大学，设立学校多么完备啊！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入学的人多么众多啊！每年入学，中年考核，以离经辨志为开始，以知类通达为大成，考核学习多么严格啊！全国的土地，没有地方没有学校；全国的人，没有人不学习。应该人才兴盛，充满野外和城池，而三代强盛，无与伦比。质疑的人说现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学校，书院啊，讲舍啊，省会郡县，什么地方没有？都是用来学习的，都是用来培养人才的。虽然不沿用学堂的名字，但实际上就是学堂的制度，怎么能说古代人有学校而现在的人没有学校？然而现在所谓的学者，只是时文罢了，诗赋罢了，小楷罢了，训诂罢了。问有能以历代政术为学的吗？没有。问有能以本朝掌故为学的吗？没有。问有能以天下郡国利病为学的吗？也没有。更不用说不同地方异域的学问了。偶尔有一两个奇特杰出的人，旁及于此，然而余力所及，肯定不如专力的精妙。一个人的传授，终究不敌众人的喧嚣。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寻求人才，应该人才不兴盛。人才不兴盛，应该国势不振。《记》说：“下面没有学校，害民的贼人兴起；灭亡没有几天了。”《传》说：“小雅完全废弃，那么四夷交相侵犯，而中国微弱。”唉！现在中国微弱，而屡次遭受外人的侵犯，不就是因为没有学校吗？从前晋国弱的时候，文公进入而教育百姓，三年后使用他们，而晋国称霸。越国灭亡的时候，句践栖居在会稽，教训十年，而越国复国。这是中国前事可以效法的。普鲁士被法国打败，普鲁士君主命令全国都设立乡学，子弟无不诵读，有不学习的惩罚他。不到十年而打败法国。奥地利打败法国，兼并德意志小邦而称帝。日本遭受各国的侮辱，明治天皇命令全国都设立学校，以能通晓五洲各国学问的人为取士的上选。不到三十年而灭掉邻近的琉球，割占中国的台湾。岛国的强大，列于二等。这是普鲁士、日本两国近事可以效法的。能学习就像这样，不学习就像那样。中外古今，事情同一辙。那么现在想要强大我们中国，不学习不行。想要人人都知道向学，而习惯为有用的学问，不广泛设立学堂而变通其学问不行，现在识时务的大多都能见到这一点，而急切地谋划开学堂。学堂的开设，确实不可迟缓，而我私下有所顾虑的，就在学堂中的学生。我偶尔曾经看到现在所谓的学生了：同文馆啊，广方言馆啊，水师学堂啊，武备学堂啊，自强学堂啊，实学馆啊，求是书院啊，凡是像这样的，指不胜屈，都是所谓的现在的学堂

译（前文省略）……其中学生，都是国家培养教育的，储备作为将来治理天下的选拔人才。他们中资质纯良美好、刻苦学习的人固然不少，但志向气焰嚣张、操守混杂不纯的人也未曾绝迹。甚至仗着人数众多，挟制教师，认为他们学问浅薄，哪里配得上厚着脸皮做老师，聚集众人滋扰闹事，哄闹一堂后散去。这过错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但学生的乖张狂妄，也由此可以看见。推而广之，那么在外地肆意妄为、目无余子而惹是生非的事情，应当更多。我不敢说各地的学堂都有这样的人，但上述所说的情况，也并非没有一两个事实可以指证。现在想要广泛设立学堂，那么学生就越多，学生越多，那么他们的势力就越盛，而像这样的事将会越来越多。以偏概全，固然不是君子忠厚待人的正确论调；而以一事类推百事，则是君子防微杜渐的深意啊。少年血气未定，受到奇怪学说的影响，而心术逐渐趋向不正，这又是学生应当默默自我勉励的地方。唉！世上想要广泛设立学堂的人，意在寻求人才。寻求人才却像这样，这是还没有得到人才的益处，却先受到人才的害处了。既然不能因为怕噎住就停止吃饭，说学堂不可以广泛开设；又不敢因为怕打碎器物就不投掷老鼠，说学生全都陋习深重、品行端正。认为这是立身的根本，勤奋学业以储备治理国家的人才，挽救衰弱、振兴衰败，寄托希望于天下，所以用苦口婆心的话语来劝诫学生。理解我或怪罪我，听任世人评说。如果认为我是有意诋毁他们，那就错了。

译劝士条约

士人是社会风化的源头，敦厚根本、勉励学问，一天都不能拖延。云南自明朝以来，如兰、延秀、杨存诚、胡佐卫、艾、邓川诸位先生，都潜心研究道理，精通经史。本朝如刘复吾、景传等人，也都积累学问、磨砺品行，以节义闻名。如今英才贤士间或出现，追随往昔哲人的固然不乏其人，但那些不能自立自强，以贫穷为借口的人也不免存在。使者奉天子之命，到此地视察学务，士人的责任，也就是使者的责任。士人的风气稍有不端正，文风稍有不纯正，自己怎么能够安心？现在选取最切近紧要的，列为十条，展示在学校，以此勉励各位学生。各位学生应当各自努力践行，不要自欺，不要懈怠，不要认为这些道理迂腐而忽视它们，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一卷

皇朝经世文四编第六卷 学术

儒行

儒道

章炳麟

学者说黄老之道足以治理天下，庄子足以扰乱天下。庄子愤世嫉俗，沉溺于浊世，怨恨之情已无法抑制，于是寄托于卮言来自我解脱，这好比屈原作《远游》赋。这对于治乱有什么关系呢？老子的清静无为，在汉代产生了效用，然而他说：“想要夺取它，必须先给予它。”他用来控制人的手段，即使范蠡、文种也不及此阴险狠毒。所以我认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应当后论其清静，先论其阴鸷。韩婴有言：“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得到国家，也是可耻的。”儒家与道家的区别，其关键就在于此。然而自从伊尹、太公拥有拨乱反正的才能以来，未曾不把道家之言作为急务。《汉书·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他们的行事与商汤、周文王不同，而钩距（权谋）的运用居多。现在可用的还在《逸周书》中。老子担任柱下史，熟悉掌故，概括金版六弢的宗旨，著述五千言，作为后世阴谋者的法则。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相同，与儒家大相径庭。所以周公诋毁齐国的政治，孔子不称赞伊尹、吕尚，是有原因的。况且儒家的术数，被窃取不过成为王莽；而被窃取道家术数的，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得到天下，不贪求财帛，不私取妇女，起初给予而最终夺取，比起用诗礼诱导人的，其庙算已经更多。如果不幸堕落以至于成为盗贼，道家还是胜过儒家。那么愤世嫉俗的人有直言，伪儒没有直言，伪道本来就是如此。虽然这样，也可以说是防范小贼而放纵大盗了。

儒法

章炳麟

自从管子用形名来整顿国家，著书八十六篇，而其中七篇题为道家。那么商鞅重视宪令，不损害主权，韩非在《定法》篇中衡见这一点，从此开始。道是根本，法是末节。现在的儒者，听到管仲、申不害、商鞅的术数，就震惊变色，说言论混杂霸道，哪里值得谈论治理？试着告诉他们郑国、诸葛亮，他们就诵祝冀望他们成为后世，却不知道郑国、诸葛亮用来管理万民的方法，与管仲、申不害、商鞅也没有不同。那么儒者的道，不能摒弃法家，也很明白了。现在法家，也源自《周官》，而董仲舒的没事比附，引儒附法，我就不知道了。法家不厌酷刑，而厌恶律令严密。汉文帝时，三族法还在，刑罚也很酷。然而断案四百，几乎达到废除刑罚的治理，是因为律令疏阔。律令严密的，不想妄杀人：偷窃分数级，伤人分数级，钩分析虽离朱也眼花。自以为慎用刑罚，百姓不妄受杀戮。不知道上面律令严密，下面就遁于情理，而州县疲于文书之事，每日躲避吏议，忙碌不堪。其极端，上下互相蒙蔽，以至于废弛。所以德意虽深，不足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今天就是这样。董仲舒的没事比附，援引附会格令，有事则有迾比于侯九章。其文已冗长，而其迾已停止。用之则焚之可也。著于简牍，拭于木觚，以教张汤，使后来的廷尉比附分析，设法如牛毛。其最终又以为故事，然后舍弃生人的能力，而行偶人的道。可悲啊！儒的扭曲，法的弊端。我观察古代制定法律的人，商鞅没有科条，管仲没有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重视其明信，不说比较轻重。子弓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唉！这可以称为儒法之君了。

儒侠

章炳麟

侠者没有书籍，不能附于九流，岂只是儒家排斥他们，八家也一并排斥他们。然而天下有紧急事务，非侠士不足以托付。侯生保全赵国，北郭子为晏婴辩白，见于吕氏《士节篇》。自从没落一朝，其利及于朝野，其视聂政，不过是击刺的氓民而已。况且儒者的义，有超过杀身成仁的吗？儒者的用，有超过除去国家的大害，抵御国家的大患的吗？得志有夏后，不得志有比干、鬻熊、逢蒙，儒者颂扬他们。任侠的雄杰，平原君僭越上位，荀卿认为他是辅佐；信陵君矫枉过正，荀卿认为他是拂逆。见于《荀子·臣道篇》。世有大儒，固然举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感慨奋励，矜持一节以自雄者，其称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