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三户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三 户政

蚕桑

论中华亟宜讲求蚕桑之利

君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寻求使百姓富裕的方法的。因为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裕，国家富裕了军队才会强大，这是自然的趋势。虽然使百姓富裕的方法也有很多：通商、惠工、训农、务财、增加人口、减少消耗，哪一样不是富民利国的关键策略？其中最大且最显著的，莫过于蚕桑的利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养蚕的事在农闲时节兴起，从头到尾只需耗费三十天的劳力，没有耕耘磨破手脚的痛苦，也没有水旱灾害的担忧，却能获得数倍的利益。况且由妇女从事，更能使她们习惯于劳作而警惕懒惰。蚕性喜欢安静，又可以收敛妇女浮躁的气质，这是谋求利益而暗中兼顾教化养育。它的益处难道不是既大又显著吗？所以古代圣王，将蚕桑与农田同等重视，在经传中处处可以考证。因为古代天下没有不耕种的田地，也没有不养蚕的家庭。

降及后世，风俗浇薄，民情苟且浅薄，不务根本而追逐末节，于是养蚕的事，人们不愿讲求，而工具和材料也逐渐变得简陋低劣。虽然有著书立说教导百姓的人，如《秦湛蚕书》、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等，不下几十家，但有的说得不够详细，有的繁琐而缺乏要点，有的著书的人并非养蚕之人，而养蚕的人大都不能看书，因此古人良好的方法逐渐失去真意，懒惰的百姓日益增多，好逸恶劳，蚕桑的利益因此变得微薄了。

到了当今之世，只有江浙两省蚕桑最兴盛，但也只是拘守旧法，未能变通推广，且因蚕病的蔓延导致蚕种不佳，养蚕的人往往亏本。愚昧的百姓无知，归咎于运气使然，绝不考察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并加以补救。数十年后，蚕桑的利益不知会怎样，能不恐惧吗？能不惋惜吗？

我曾考察西方国家养蚕的方法，而大致了解其梗概。西方国家自古没有丝绸，直到罗马时期，才从波斯贩运而来，当时极为珍重，价值很高，非富商大贾不能得到。自从开放海禁之后，中国出口的丝绸颇为旺盛，成为一大宗贸易。西方人羡慕它，于是法国首先倡导养蚕，聘请中国蚕妇，教授伺蚕缫丝等各种方法。没过几年，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效仿，于是蚕务大兴，纺织机杼约有十万家，所织绸缎光彩夺目，行销各国，大获其利。欧洲产的丝绸不足，才开始购买中国丝绸来补充。

只有二十多年前产丝极旺盛的时候，蚕忽然患病，家家户户传染，幸好经过格致学家巴斯德考究其成因，用放大六百余倍的显微镜仔细察看蚕身，才知道所患的病形状像椒末。凡是患此病的，吐丝无力，或未结茧就已死亡，或结茧而非常薄。巴斯德精心挑选无病的蚕，如意饲养，让它们变成蛾，等到雌雄相对时，用小木偶或小竹圈将每一对分置于内，编号为记，那么每只雌蛾所生的子各在一处。等到蛾死亡，即将其蛾用乳磨碎，用显微镜查视，如果某号蛾体内有形如椒末的病，其子也必有病，应当丢弃不用；如果某号蛾体无病，其子也必无病，就用来传种，名叫“做蚕子分方法”。法国、意大利等国无不效法它，于是蚕病遂除，而产丝恢复旺盛。

日本在蚕务上也极力整顿，不遗余力，曾将蚕蛾中优良的送到西方国家考察，又派人去意大利、法国两国学习养蚕等事，所以日本丝绸出口，一年比一年兴盛，上下获利无数。因为各国都知道蚕务对国家经济民生关系甚大，所以不怕烦苦，悉心考察，至今各国产丝的旺盛程度，是过去的几十倍，其利益的丰厚可想而知。

日本蚕丝本来远不如中国，国人拘守成见，只知旧法，牢不可破；在上位的人视之为不急之务，漠不关心；在下位的人没有整顿的权力，也没有整顿的方法，所以蚕桑的利益有江河日下之势，出口丝绸一年比一年减少，将尽为外人所夺。虽然整顿的方法也很容易，其法是集资设立学堂，聘请一位精通蚕务的西方人作为教习，挑选年轻聪慧的子弟，竭力考究。凡是蚕如何生长，如何饲养，宜食何叶可以肥壮；倘有疾病如何调治；燥湿寒暖何以得宜；其茧何以有大小厚薄之殊；其丝何以有粗细坚绝之异；其蛾何以有拳翅、秃眉、焦尾、焦肚诸病，一一考察，务使明白其所以然的原因而避免之，并仿照巴斯德的方法，用显微镜细视留种的蛾有病与否，然后择其最佳的子，盖印销售，以杜绝民间或将病子误售与人。学生习有成效，给以凭证，准其做子出售，并往各处教习饲养凡育蚕之家，可将鲜茧送交深明蚕丝事者，其优劣分别等级。次列上等者，国家给以奖赏，以此鼓舞之。各州县又广设蚕桑局推举董事，管理地方蚕务，详定章程劝民种桑育蚕。那么数年之后，蚕桑必可大兴，出丝必好且多。安见今日之利已为他邦所夺，不能重新夺回呢？

译归咎于自己吗？

译论中国整顿蚕桑，应当先设立养蚕学堂。

环绕全球的蚕桑利益，向来推崇亚洲；而亚洲的蚕桑利益，向来推崇中国。中国开启风气最为领先，礼仪经典所载，查阅典籍可以考证。周代制度，仲春时节，天官内宰告诫皇后率领内外命妇在北郊治蚕，以制作祭祀礼服。天子、公侯必定有公桑蚕室，靠近河流建造宫室，用荆棘围墙，并在外围设置屏障。皇后妃嫔斋戒，祭祀先蚕，必定亲自采桑以勤勉蚕事。到了清晨，君主头戴皮弁、系着素帻，占卜夫人、世妇中吉利者，派她们进入蚕室，捧着蚕种在河中沐浴，在公桑上采桑，用风干的方式等待蚕卵孵化。又命令掌管山林的官员不要砍伐桑柘，斑鸠拍动羽毛，戴胜鸟降落在桑树上，准备好弯曲的枝条和竹筐。皇后妃嫔斋戒，亲自面向东方采桑，禁止妇女观看，督促妇女从事蚕事。蚕事完成后，分茧称丝，效力以供郊庙祭祀的礼服，没有人敢懈怠，以此来鼓励天下的蚕事。

降及后世，古礼虽然废除，但民间蚕桑的利益，一天比一天兴盛。然而在当时闭关自守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兴盛还是衰败。自从通商以来，外国竞相销售中国的丝绸，中国才开始知道蚕桑的利益冠绝五洲，借此来收回外洋的利益权，以抵消进口的货物。可是近年来，中国的丝绸还是那样，中国的蚕桑还是像过去一样，而丝市日益衰败，丝商日益困顿。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外国培育蚕种来分取利益，而且种桑养蚕的方法比中国更精细。中国如果仍然墨守旧法，将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丝市的衰败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

虽然现在丝厂接连建立，购买使用外洋机器缫丝的方法，与外洋完全一样，确实因为外洋都使用细丝，中国手工缫制的丝不能均匀细密如出一辙。为了销售起见，自然应当结合西方人的方法，可望易于销售。但通盘计算出丝的多寡，机器缫制的丝仍然与手工缫制的丝相等。而且如果想要出丝多，非广泛种植桑树、广泛饲养蚕不可。况且桑树也有盛衰的年份，蚕也有衰旺的时节，这也是不可以不讲究的。

各省大官都知道蚕桑是务本的计划，督促百姓种桑，孜孜不倦。如昨天报纸记载直隶蚕桑纺织总局，自光绪十八年奉前任督宪兴办，至今六年颇有成效。现在又奉督宪王夔帅札令该局总办，会同藩司、臬司经理一切，并札令各州县，凡是已经种桑的，务必加倍养护珍惜，禁止砍伐放牧毁伤；未经种桑的，急宜设法开辟道路，务必在霜降后至封冻前，以及清明前，来局请领桑苗，苗高不超过二尺，万株一车可载，散发给民间，使广泛栽植，并发出种养桑蚕的各种简明捷要法十本，照刻广印散发给百姓，务必使各村家喻户晓，等等。大官为了富国养民的计划，可谓无微不至了。

只是所发的书未经目睹，不知道是仍然坚守中国旧有的方法，还是参用西法？我私下认为近年西方人讲求蚕桑，一天比一天精细，中国想要讲求蚕桑，非完全效法西法不可。前闻杭州府林太守禀报筹创设养蚕学堂，可谓绝大的见识。禀称东方蚕业，日本进步最猛烈，因为他们采取外洋养蚕的成法。查三十年前，法国蚕子多患瘟病，蚕种将绝，因此创设养蚕学堂，用六百倍显微镜考察种种瘟病，并讲求养蚕各种方法，日本人一一仿行，于是夺取了中国蚕利。大概西方人养蚕的方法非常完备，即使配种这一节也有神效。西方格致学家说，凡是生物一雌一雄，选取两地相隔最远的进行配合，其生长必定旺盛，犹如化学的爱力，电气的摄力，同气相合，其生长不旺盛。在人也是如此，所以格致学考察同姓结婚，生子多患癫痫，因为血脉相通，不宜配为夫妇。所谓男女同姓，其后代不繁盛。中国也未尝没有这种讲究。

法国、中国蚕子重八两的，收丝只有二十五斤，自从择种后可收至七十斤，最多者收至一百斤。日本尤其明白其效果，可知。外国也用中国蚕子，只是能自己择种，能自己防治病害罢了。现在虽然各省广泛督促种植桑树饲养蚕，将来丝的数量固然可望日益旺盛，然而不知道择种验病的方法，终究难以保证蚕桑的利益有盛而无衰。《禹贡》兖州提到桑，说“桑土既蚕”，此外若丝、若经、若纤缟，都散见于各州。现在吴越以外蚕事久废，怎知千百年以来，不知道病害择种，渐渐消磨了呢？

我的意思是应当设立学堂，专心讲究，经费虽然大，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林太守既有此禀报，志在必成，然而即使能成，也不过是浙江一省一时，怎能广泛传播，使家喻户晓？如果各省能设立学堂，那么所传的越广，不数年后，蚕桑的利益还不能超越东西洋之上，我不相信。

论蚕桑之利

蚕桑的利益广大，但有时受限于地域，不能遍及天下而各自收取其利益。人们认为利益有所限制而不能以人力强行改变，却不知道这是不对的。《禹贡》兖州之地适宜种桑，所以说“桑土既蚕，是降邱宅土”。青州和兖州相接，土地也适宜养蚕。丝的贡品记载为经，大概山东地土高燥，蚕性厌恶潮湿而喜欢干燥，厌恶寒冷而

译喜温暖。地势高则土性干燥而可以种桑，气温和则蚕可以养育。孟子说王政的关键，首先在于种植桑树，由此可知北方边地的土地处处可以获取蚕桑的利益。而近年山东等地完全没有丝货，这是因为风气突然改变，逐渐失去了初心，而自然的利益于是被抛弃而不从事，这是人为的废弃，不是天意的废弃。东南各省直到近日都以养蚕为业，浙江的嘉兴、湖州是丝业的大宗，其他如绍兴府还有从事这行的，已不及嘉兴、湖州的兴盛，宁波府则更少了。苏州所属地区治丝的人家远远不及浙江，而松江府则多以木棉为业，因为当地多沙石，适宜种棉而不适宜种桑，加上海风侵袭，地气寒冷多而温暖少，所以人们都认为不适合蚕桑。然而昨天看了该郡的公禀，郡守兴办蚕桑，捐资设立局所，详细制定章程，以期获取这巨大的利益。仔细核查他的话，确凿有据，确实知道事情在于人为，不是天时地利所能限制的。外国的丝茶都购买自中国，所以丝茶两项，中国独占其利。议论的人说外国土地不适合种桑种茶。然而近来意大利产丝很旺盛，与印度的茶相抗衡，东洋也产丝不少，这都是从来所没有的，而现在居然有了。而且听说近年以来，越产越盛，越产越好，可见人力所在，不可以地域限制。外国既然产丝茶，而中国丝茶的利益于是大大减少于往昔，从事这行的人每每亏损丧失资财，虽然或许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但兴盛于外的就衰落于内，畅通于彼的就滞涩于此，是必然的趋势。以外国土地向来不曾产丝，尚且以人力弥补天功的不足，而松江府本是文化昌盛之邦，富庶之地，不过因为地滨于海，土性稍有不宜，就因此中途受阻，不敢兴办，这难道不是贻笑于西方人吗？种桑的土地适宜于高处，不适宜于低处，松江府沿海地势低洼潮湿，恐怕不是桑树所适宜，然而其间沙地高处也正不少，不可以一概而论。海风多寒冷，不适于蚕性，然而温房密室，难道没有吗？种花的人担心花迟开，就建温室用火烘烤而使其开放，名叫唐花，这难道不是人力所为吗？为什么唯独对蚕产生怀疑？比如种田，古代一个男子授田一百亩，虽然古代的亩数小于今时，然而即使以现在的种田人来说，每人不过种田十多亩，为什么与古人的力量大大悬殊呢？而战乱之后，招募游民开垦荒田，那些施肥多而勤劳的人，竟然也有每人开垦到三四十亩的，这只是在人的勤劳与懒惰如何罢了。田地肥沃的，为什么一年三熟？先种豆麦，次种早稻，再种晚稻；那些不太肥沃的，仅一年两熟而已。然而两熟的田地，或者有勤于播种的人，在田埂之间旁种蔬菜，也不减于三熟的利益，不过是各自勤勉其事，不遗余力，而地利不足以限制它。以彼衡量此，蚕桑之事何独不是这样呢？但我认为这件事的举行，也在于民间自行劝办，不过在府县备案而已。事情如果利于地方，官府必定督促而成，然而一定要等到官府督促核实而后得以成功，已不是顺应百姓的利益而使其获利的意思。况且府吏胥徒，都足以成为民间的负担。民间蚕桑的利益厚，谁会不趋之若鹜，本来不需要上面的督责。府批所说“向来不讲习，一时能否兴起”，这固然是揣度时势的话，然而事情在于人为，如果众志一致，自然可以望其有成。至于云集捐资设局，商业有无滋扰，这是洞见利弊，确实担心利益尚未兴起，弊端已丛生，不足以有益，反足以有害，转不如听任民间自行筹办为妥当便利。木棉的种子，听说传自外国，一个老妇人倡导，而顿时移风易俗，何况蚕桑的利益倍于木棉？教法也不甚琐碎，知道其利益的人，有不闻风而兴起的吗？

译论宜整顿蚕务以兴丝利

治理产业、积累居处，要顺应时势的变化，用来谋求生计是好的，用来谋求国家利益则不合时宜。然而姜太公通晓鱼盐之利，使人物汇聚，衣冠文明冠绝天下，其恩泽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可知物产的丰盈，是国家强盛的原因。丝绸这种东西，是西洋各国所必需的，百余年来需求只增不减，总计出口的货物，茶排第一，丝排第二。看其出口的数量，并非不是年年增加，但始终不如进口增长得迅猛且巨大，于是盈亏差距由此产生。如果没有挽回的方法，使进出口足以相当，不出二十年，民生几乎无可问津，这是执政者应当忧虑的。难道可以空谈商务而不加以管理吗？唉！当今世上应当挽回的，固然不只是丝绸，现在暂且就丝绸来说，那么探究其所得而惩戒其过失，考察其弊端而推广其利益，并参考我与他们之所以不同的地方，从而舍短从长，以求合乎方法呢？起初学习并效法他们，接着平等并齐备他们，最终超越他们的方法，这固然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来去做。这难道是难以实现的奢愿吗？因此将其条目列于左边：

一，在于养蚕的人家不多。问说：江浙等省尤其以蚕务为重。江浙是古吴越之地，而考察传经，其中谈论蚕桑之利，未曾提及吴越。按郭子章《蚕论》说：“《七月》的诗说：‘爰求柔桑’，那么豳地可以养蚕；《将仲子》的诗说：‘无折我树桑’，那么郑地可以养蚕；《氓》的诗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那么卫地可以养蚕；《十亩》的诗说：‘桑者闲闲兮’，那么晋地可以养蚕；《皇矣》的诗说：‘其其柘桑’，《柔》的诗说：‘菀彼柔桑’，那么周地可以养蚕；兖州进贡漆丝，筐里装着织文，桑土已经养蚕；青州筐里装着丝；徐州筐里装着元纤缟；扬州筐里装着织贝，那么齐鲁可以养蚕；荆州筐里装着元纁〇〇几组；豫州进贡漆枲絺紵，筐里装着织纩，那么楚地可以养蚕；孟子说‘树墙下以桑’，那么齐、梁可以养蚕；蚕丛都蜀，教民蚕桑，那么蜀地可以养蚕。不知何时利益唯独归于吴越？那么适宜蚕桑的地方，不只是江浙两省，这是明显的。现在以中国之大，土地之广，那些荒芜而不治理的地方，哪里说得完？如果真的想要收获日后的成效，不创立新章不足以见功夫。所谓创立新章的是什么？集合股份来买地栽桑，建屋养蚕。怎么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因为小民固执成见，牢不可破，即使由官府劝他们种桑，劝他们养蚕，他们的心终究不肯舍弃旧业而从事新业。自来良吏达官，何尝不深加管理？然而其效果可见了。所以不设立公司招股分派，其资金不容易聚集，而其功绩不容易成就。延请精明晓事、廉洁自矢的人来管理此事，或以白金百两为一股，或二百两为一股，由倡导者拟定妥切章程。等股份既已聚集，请入股诸人公同会议，斟酌而增减修改。然后相度土宜，买地栽种，建屋

译奢侈，于是让人产生不足的忧虑，兴起扩充的志向。」蚕桑一向推崇江浙，而两省相比，江浙更为兴盛。古人说：「吴地的丝绸衣被天下，聚集在双林，吴南各乡，每年收入达百数十万。」因此，虽然百姓被赋税困扰，但穷民不至于家徒四壁，房屋船只的繁盛，胜过其他地方，都得益于蚕桑的丰厚利润。四月忙于养蚕，无论男女老幼，集中精力不从事其他事务，没有赋税没有荒废，仅仅经历三十天的劳作，不像农民那样经历四季之久，却获得一半的利润。这就是蚕桑之所以宝贵的原因。有人说蚕桑这一行业，虽然依靠人工，但必须顺应天时，必须利用地利。江浙气候温暖，适宜养蚕，所以养蚕的人较多；江浙土地松软湿润，适宜种桑，所以种桑的人较多。殊不知蚕桑是天地自然的利益，无处不适宜，有桑的地方就无处不适宜养蚕。《诗经·豳风》中说：「沿着那小路，去采柔嫩的桑叶。」那么豳地既有桑树，豳地也可以养蚕了。《诗经·将仲子》中说：「不要折断我的桑树。」那么郑国既有桑树，郑国也可以养蚕了。《诗经·车》中说：「山坡上有桑树，低湿处有杨树。」那么秦国既有桑树，秦国也可以养蚕了。《诗经·桑中》中说：「在桑林中与我相会。」那么卫国既有桑树，卫国也可以养蚕了。《禹贡》记载「兖州桑树土地已经养蚕，用竹筐盛放织成的花纹布」，那么蚕桑的利益在于鲁地；「青州用竹筐盛放丝」，那么蚕桑的利益在于齐地；「荆州用竹筐盛放黑色和浅红色的丝织品」，那么蚕桑的利益在于楚地。孟子说：「五亩的住宅，种上桑树。」那么蚕桑的利益在于梁地。由此看来，养蚕种桑，就像农夫种植五谷一样，如果不是龙堆绝塞、极寒辽阔的地区，没有不可以耕种并收获的。现在各直省虽然没有不养蚕种桑的地方，但最终不如江浙那样美好、兴盛，大抵是因为风气尚未开通，人民懒惰，而不仅仅关乎天时地利。当时各省大半依靠这两省的丝绸，来装饰身体覆盖躯体，而两省所产出的，也未曾不足以满足使用。然而自从通商以后，西方人竞相销售中国的丝绸，每年出口的货物，数以千万计。加上世风奢靡，习俗崇尚奢侈，繁盛的地方，几乎到了无人不穿绫罗，无人不穿缎子的地步。丝绸的销路，日益广阔，而丝绸的产量，却没有见增加，这实在不是使国家富足的办法。而且现在西方人研究蚕桑，不遗余力，中国如果不研究整顿扩充，将来这项利权，恐怕又被他们夺取，这是不能不担忧的。那么想要研究整顿扩充，非地方官员切实办理断不能鼓舞百姓。本馆接到九江采访友人的来信说：往年南昌府江訒吴太守，在瑞州府任职时，与吉安府许清臣太守，研究种桑养蚕的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藩司翁小山方伯到任后，就命令各府厅州县一律仿行，又委派官员在正月初旬前往浙江采购桑秧，陆续运到九江，分派各属种植。奉新县钟泽生明府，又将种植桑树的切实方法刊印成知单，使百姓都知道利弊。又发布告示，谆谆劝导，大略说：「现在采购湖桑，不收取你们的钱文，命令领取种植。该士民等或者筹集股本，或者拨用图会钱文，作为种植工粪的费用，先将荒地开垦，每亩地大约可种桑树四十五株，届时到局请领。如果不熟悉种植方法，派人来局学习。」等等。人谁不想谋取利益？一是苦于没有资本，二是没有提倡的人，于是导致因循怠忽。我知道江西人，经过这样的鼓舞，还有不想踊跃从事的吗！将来蚕事的兴盛，可以预先预料了。日前松江府陈太守，也有劝课种桑的告示，他劝民集股，在隙地开垦栽植，与江西大致相同。而近乡士民，都急切以购地种桑为务。当此国家贫弱百姓贫困，江河日下之时，而人们知道寻求根本，这也是富强的一大转机。尤其希望各省官员，都效法南昌江太守、奉新钟明府、松江太守，一律举行劝民种桑育蚕，那么其利益没有不遍及天下的。不禁拭目等待。

译论养蚕的利益

太原公子穿着纱縠制成的衣裳，驾着油碧色的车子，到委庵去拜访当地的人。主人正和两三个僮仆计算蚕桑的收支，早晨采摘桑叶，夜晚守候蚕箔，筐篮纵横交错，稻草堆满屋子，双手忙碌不停，鬓发蓬乱。问起他，他说：“我耗费精神，半个月以来，吃不饱饭，睡不好觉，一切笔墨写作的事，都因此荒废了。”公子说：“竟然这样，您也太迂腐了！养蚕种桑，是乡下农民的事。您读圣贤的书，怀着造福百姓的志向，应当知道学习耕种不是最好的计策，现在却不从事那些重大而长远的事，却甘愿做这种乡下农妇的事，琐碎地耗费精神去做，不也太愚蠢了吗？”主人笑着说：“我养蚕，并不是真的想和农妇争利，正是想推广圣人造福百姓的志向。现在天下贫穷的人很多，强壮的人做坏事而触犯法律，软弱的人饥寒交迫而死，想到能够救济百姓的贫穷而不违背圣人的根本计策的，没有比蚕桑这一件事更方便的了。然而事情不亲自去做，就无法审察其中的方法；自己不能推己及人，就无法向别人说明。我不怕耗费精神而做这件事，本来是想审察其中的利益，然后把利益推广给别人。”公子说：“蚕的利益怎么样？”主人说：“蚕必须以桑树为根本，一亩地可以种桑树一百多株，每年施肥，三年就可以得到桑叶。一株桑树的叶子可以得到三十斤，一亩桑树可以得到三十石叶子，可以养蚕花二两大。眠蚕之后可以得到一百多斤蚕，结茧之后可以成丝四百两，可以卖洋钱七八十元。如果不养蚕而种桑，桑叶贵的时候常常需要二三千文钱一石，贱的时候或者只要几百文，以中等价格计算，应当以一千文钱一石为标准，这样一亩地的收入可以得到三千文钱。如果不种桑而养蚕，只需要在喂蚕之前，预先向有桑树的人家以平价买定，也以一千文钱一石为标准，十石叶子可以得到大眠蚕三十多斤，可以成丝一百多两，这样也可以获得数倍的利益。”孟子说：“五亩的住宅，在墙下种桑树，妇女养蚕，那么老年人就足以穿丝织品。”《史记》说：“齐鲁地区千亩桑树，那里的人与千户侯相等。”农民对于耕种，耗尽整年的劳力，一熟再熟，收入可以计算，却仍然不免有水旱的忧患，有十分之一的赋税；而养蚕只有三十天的劳力，没有四季的长久，有换钱的便利，没有赋税的痛苦，它的利益也太大了！从前人说“吴地的丝织品覆盖天下”，聚集在双林，吴越、闽地直到海岛，都来购买。五月载着银子而来，堆积得像瓦砾一样。吴南各乡，每年有百十万的收益，所以虽然赋税重，困苦的百姓没有到空虚的地步。房屋、船只的繁华胜过其他地方，这不是空话。现在银子的外流日益严重，进口的货物日益增多。中国所依赖与洋人交易的，只有丝、茶两项，而茶近来西方有自己种植的，而丝没有听说自己出产的。中国在这个时候正应该竭力振兴，以收回这自有的权利。即使洋人不一定多买，但让民间多一个人养蚕，可以多出几十两丝，就又多救济一个人的用度。所辛苦的不几天，而所得到的利益很多，士大夫又何必害怕而不做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妇女，不论贵贱，都应该养蚕。如果妇女无知，应该由家主劝导，率领她们实行，形成风气，富强的效果，敦厚的教化，不难在今天再次出现。我养蚕，难道只是为了一个人一家的计策吗？

写在汀漳龙道申报蚕务详文后

国家致富的方法，大要总以农桑为第一。因为中国的治理，与西方不同。西方重视商业，中国所重视的，本来不专在商业。但是重视农业的方法，中国也已经知道了，而蚕桑的事务，或许有人没有完全知道。并不是真的不知道，或者认为土地适宜不同，风俗趣味不同，所以江浙两省虽然说是蚕桑出产的地区，但也只有向来从事蚕桑的几个地方最为讲究，其他地方也不怎么重视，外省更不用说了。前曾听说皇太后谕令杭州织造，招募浙江蚕妇到京城，以备顾问蚕桑之事，不禁喜形于色，知道深宫有重视蚕桑的意思，那么蚕桑事务必定会更加讲究。而且养蚕、种桑、缫丝、分茧等事务，可以从南到北，风气逐渐开通，利益无穷。只是不知道招募了几个人，究竟北京是否开办了蚕织之事，心中耿耿于怀无法释怀。日前看到福建汀漳龙道刘璞堂观察申报给闽浙总督的详文一张，感叹有志者事竟成，本来就不以地域为限、不以习俗为束缚。查这件事始于去年春天，刘观察从延平卸任，赶到汀漳龙道本任，就奉命督促汀漳龙三属举办蚕桑。观察于是自己捐出俸禄，先刊印《蚕桑说》一千二百本，分发给各属，让他们知道蚕桑的利益。人人心中都知道这件事可以扩充利源，自然互相鼓舞，这就是所谓抓住根本扼要的方法。接着又知道桑种必须及时采买，一过季节就无法购买，于是设法先赴广东顺德购买桑秧，又派员迅速赴浙江湖州采

译辨别桑秧。桑树必须选用经过嫁接的才最好，不管是单权还是双权，只要经过嫁接就容易成活，而且叶片比较肥大。观察使深知其中的道理，因此命令委员去湖州办理优良品种。所运到的桑秧有一万多株，都是经过嫁接的大权、单权、双权桑树，分发给民众种植，并命令他们勤加培育。到了今年二月，竟然发芽长叶，那些枝干被剪断的地方，侧面生出旁枝，满是新芽，叶子厚实圆润，生机勃勃，放眼望去一片青翠。凡是发给秧株种在公地以及南山寺园等地的，没有一株不茁壮成长的。统计去年发放的数量，没有成活的不过二三十株，由此可知当地土地适宜种桑已经可以大致看出。可惜以前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得到观察使刘君切实推行，成效已经如此显著。还记得七八年前，高丽曾向中国购买桑秧，捆载而去，数量不下数百万株，到现在也没听说高丽养蚕业兴旺，由此可见，即使土地适宜，也必须办理得当，督导有方，才能行得通且有实效，否则终究无济于事。如今汀州、漳州、龙岩三地的成效已经显现，桑树既然蓬勃生长，养蚕事业自然必定成功。此前从湖州雇佣了两名蚕匠，带着缫丝车、桑砧、刀剪等器具，凭借这些来教导民众，这件事本来不难传授，一经指点就容易领会。而且蚕种又经过精心挑选，蚕种本来有两类，出自湖州的是淡种蚕子，没有经过腌制；出自杭州的是咸种蚕子，经过盐水浸泡。这也是各自适应当地的土壤，并不是咸种真的不如淡种。移到这个地方，似乎淡种更合适。所以淡种吃了二十多担桑叶，得到茧九十六斤，缫出净丝八斤八钱；而杭州的咸种先吃野桑十多担，大眠后接着吃家桑一百多斤，仅得到茧二十八斤，缫出净丝二斤十四钱。这不是因为咸种不好，实在是因为土地适宜性有所区别。看宁波、绍兴等地养蚕的人家，全都使用咸种，如果用淡种就产不出茧，即使产出来也无力且容易生病，由此可知地气有所不同。现在暂且不论蚕种的咸淡，而从去年开办到现在一年，所种的桑树如此茂盛，所养的蚕如此兴旺。虽然说缫出的丝总共不过九十多斤，但由此逐渐推广，民间既然知道了其中的利益，自然会像追逐野鸭一样争先恐后地去做。将会看到田野间桑树成荫，家家户户养蚕织丝，因为人们乐于获取利益，这无异于上级给予利益，而百姓富裕了，国家就不会独自贫穷。所以我常说，养蚕事业的兴隆，未尝不是富国的上策。

译论桑棉之利

丝和茶这两项是中国商业的大宗，而在上海这一隅，丝业尤其庞大。丝业兴旺，获利丰厚，那么其他行业也可以借此增添光彩。然而丝业的衰败，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乡间养蚕的时候，有时苦于桑叶价格昂贵，有人甚至放弃养蚕而转卖桑叶，这固然贪图眼前的小利，见识浅陋，不值一提。但因为桑叶昂贵而导致养蚕减少，这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蚕少了，产出的丝也就少了，物以稀为贵，于是有人抬高丝价。从乡间收购，既出了高价，而销路又苦于不多。去年寄往国外的丝，至今还没有卖完，而囤积丝的人家，有的因为去年丝价没有上涨，不肯出售，储存超过一年，等到新旧丝交替的时候，旧的还没有买主，新的又没有销路，这就是丝业不能增添光彩的原因。丝的销路，完全依赖外国，而西方人的消息最为灵通。就像去年先传来外国急需丝的讯息，丝价突然上涨，等到各商家收丝已经足够，才知道前面的话并非确切消息，价格又跌落下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颇受其累。今年传闻丝业消息反而不错，丝价有起色，这是因为蚕喜欢热而讨厌冷，今年天气和暖，阳气回升特别早，所以与蚕的习性相适宜。虽然入夏以来，有人嫌春寒尚未消退，但早熟的蚕已经结茧可以缫丝了。本埠缫丝的机器已经大量增设，大概是因为听说丝业消息颇佳，所以视为可以囤积居奇的货物。但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往往因为贪多的缘故，反而导致亏损，这又不可以不谨慎对待。从事丝业的人，假如资本有一万两银子，只能做三万两银子的生意，用一万两银子购买丝不立即出售，先拿去典当，就用典当得来的银子继续购买丝，像这样一次两次，再多次，等到囤积足够，而丝都存放在当铺里。如果有买主，就立即用所得的价款向当铺赎回，交付出去，一转手之间，而所获较为丰富。然而如果遇到销路迟钝，那么典当的利息日积月累，势必不免亏损拖累。这是贪多的错误，事实是自找麻烦。如果资本确实巨大，囤积过多而不肯趁机销售，想搞垄断牟利的计谋，而有人从中看破，置之不理，最终导致货物滞销难卖，这又是因贪狠居心，而导致损耗了。总之，今年丝业消息近来虽然有比去年增添光彩的说法，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决不可以有恃无恐，而且内地养蚕的人家近年不如从前广泛，尤其应当广泛地反复劝勉，以振兴蚕桑的大利。外国的销路，暂且不提，即使就穿衣盖被来说，丝的作用与木棉正相同。只是木棉的种植资本略轻，价格也较贱，不像丝的本钱重而物品贵。所以贫苦的人只要有一件棉布衣服，就不愁度过年终。木棉的用途实际上比丝多好几倍，而中国种植木棉却只有沿海的地方竞相种植，山乡很少见到。有人说木棉的习性适宜在沙地，其实这话并不确切。因为木棉的种子本来是从外国带入中国，原本由海船而来，所以沿海的人首先播种，而内地山乡则尚无人尝试种植。江北淮扬海道，桂观察命令下属出示，让民间栽种桑棉，并刊印种棉法说散给各属乡民，现在已经见到成效。然而蚕桑的利益渐渐知道趋向，而种棉的方法仍未周知，所以目前清河县杨邑尊又再次出示晓谕，收买棉子以备散发给民间。像这样实力推行，我知道木棉这一项在该处也将有蒸蒸日上的势头。从此蚕桑的利益既广，而木棉的种植也繁盛，其造福于该处居民实在是无量。衣食这两者都是人间养命的源泉，不可有所偏废。穿绸缎与穿布衣虽然有贵贱的不同，而其用来遮蔽身体则是一样的。丝的利润中国依赖它，而用其余力输出到外国作为商业的大宗。人们知道它可以获利，所以争相趋附，而有时过于贪狠，导致亏损，然而固知它是贵重之物。木棉来自外国，进入中国也已经晚了，近来虽然竞相种植，而视之并不很珍贵，而且内地知道它方法的人还少，所以桂观察谆谆以此为劝，而想让民间都能得到黍谷之春的恩惠。怎么能天下有司牧之责的人，都像桂观察那样去兴发大利呢。今年木棉的丰歉，眼下还难以预卜，而丝业消息则已有端倪，大家都认为今年丝产出既多，丝价也增加，颇有兴旺气象。只愿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要说有恃无恐，而导致末路的败坏，实在是幸事。更劝地方官广泛地敦劝桑棉两事，每日孜孜不倦，加意讲求，不遗余力，使得衣被之余，又得以转运出洋，借此谋求巨利，而木棉的方法传布更广，种植得宜，粗布既可以适体，罗绮不难文身，这是我所深切期望的，而不胜祈祷祝福的。唉！像桂观察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抓住了治理的根本了。

商务

议覆讲求商务疏

奏为遵旨议奏事。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军机处片交御史王鹏运奏请讲求商业事务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钦此。我们查该御史所陈述

译无非是希望官商同心协力，全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这是《周礼》中保护富人的方法，在如今实行，尤其切合时务。比如所提议的沿海各省省会应当各设一处商务局，责令总督巡抚专门管理。局中派遣一名提调官员，驻扎在局内办事，将该省各行业的商人全部命令公举一名董事，随时到局，将该省商业利益的利弊情况与提调妥善商议补救整顿的方法，禀报总督巡抚后执行。如果事情关系重大，总督巡抚就立即上奏朝廷。查考通商是致富的根源，必须让上下相互维系，才能推究利弊。西方各国以富强为首要任务，有的专门设立商部大臣，其他公司商会随地经营，不遗余力地发展。中国各省商行各自形成风气，偶尔有公所会馆，章程不统一，地方官吏更不关心。遇到公事就摊派捐税，遇到诉讼就拖累商人，商人看待官府政令，如同猛虎般可怕。这样怎么能收到上下相互维系的好处呢？自从签订条约互市以来，洋商运货只缴纳正税和半税，华商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于是不良的华商贿赂购买牌照，假托洋商的名义，洋商出售保单，坐收华商的利益，流弊于是不可究诘。总之，欧美各洲商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如田房捐、存款捐、进项捐、印花税等，比中国的厘金加重数倍。即使是香港、新加坡等岛屿，又何尝不是如此？这都是华商习以为常、耳闻目睹的。至于洋商仅缴纳正税和半税便可畅行无阻，利权方面华商更为优越。然而华商生于中国土地，应当能够体谅国家立约通商的苦衷，不应自外于国家。为什么假冒牌照的风气近年来愈发炽盛？实在是因为官商隔阂，官府既不体恤商人的艰难，商人又怎会知晓官府的法规？该御史请求在各省设立商务局，以便维护华商，逐渐收回利权，确实是当务之急。只是请求派遣专员作为提调，以官府的体面亲自从事商业事务，终究难以透彻明白。不如由官府设立局所，一切仍听凭商人办理，以联络感情。拟请命令各总督巡抚在省城设立商务局，由各商人公举一名殷实稳重、素有声望的绅商，派充局董，驻扎在局内办事，将该省物产行情，综合其损益，逐细讲求。其中与洋商有关联的，丝绸、茶叶是大宗。近来织布、纺纱、制造、造纸、火柴、洋肥皂等产业，考察其利弊，哪些可以对抗洋商，哪些可以扩大销路？如果确实有见解，确有把握，允许他们直接禀报总督巡抚为之提倡。再由各府州县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通商公所，各举分董以联络呼应。所有各该处物产价值涨落、市场消长、盈亏情况，即由各分董按季度上报省局，汇总造册，仿照总税务司贸易统计册的样式，年终由总督巡抚咨送朝廷衙门，以备参考。那些华商互相贸易、不与洋商相涉的货物，也应当按照市价公平交易，不准任意抬高或故意压低价格以拖累同业。如果经局董查明确实，应当立即明确告诫，如果仍执迷不悟，即由局董禀报官府，将该行店的劣迹张贴在通衢大道，以警示效尤。该局所遇到的需要禀报官府的事情，无论大小，衙门均不得勒索规费。各省局所的长官，每月或一两次，轻车简从，实心咨询访问，必须有体恤商人的诚意，才能施行保护商人的政令，并非仅仅凭借权势地位的尊贵。各直省如果确实能实力奉行，商情可以期待踊跃，商利可以期望扩充，即使华洋交涉，也可以得其要领了。

译又如原奏所说，招商局开办多年并无起色，请求特派一名督办招商局的大员，驻扎局中办事，将招商事务分为闽、广、三江、两湖、四川四大股份，每股各令推举一两名殷实公正的商董，专门办理该股的一切商务，由各商董议定办法，禀报督抚后施行，另外设置一名提调官，专门管理局中的一切章程这一条。查招商局是南北洋轮船的总汇，同治十一年以前，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明设立局所，由商人承办，官府维持。自从光绪二年买并旗昌轮船公司的船栈后，官府垫付了一百九十万八千两银子，逐年拨还，现在已经没有剩余。官府并非毫无成效，即便就每年完税来说，各省海关所收招商局的船税，每年约三百多万两，搭载货物的运费自开局至今，几乎超过一亿两。如果没有局里的船只，那么这些利益就全归洋商所有，可见该局收回利权，确实有明显的成效。大员若能尽力杜绝中饱私囊，切实经营管理，则益处更多。该御史请求整顿招商局，确实并非没有见解，只是整顿的方法，实际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局中的弊端，一是船上的弊端。查该局之所以能够自立，确实依赖官府的维持，所以尽管怡和、太古多方排挤，该局仍能支撑，每年运输苏浙漕米，又减免两成税课，都是该局独占的利益。对于江西湖芜的漕米，则代为购买运输，尤其掌握其盈余。如果全部归入局中，不由一两个人垄断专利，那么公积金就会增加，这是局中弊端所应整顿的。各船的买办多半是通过攀附关系得到的，每船的货物运费虽然有舱口簿可以查核，但搭载乘客却以多报少，影射隐瞒，难以追究办理。外洋轮船的责任在于船主，事情无论巨细，都听从船主指挥，每当有乘客登船，则在船行至半途时查票，登岸时缴票，这都是大副的职责，而船主总其成，不至于拥挤混乱。招商局的船主只管驾驶，船中一切由买办主管，所以长江买办的职位最为肥美，这是船上弊端所应整顿的。所有这些积弊，如果派来一位尊贵却没有实权的督办，公私未明，呼应不灵，徒拥虚名，恐怕没有实际效果。该局向来隶属南北洋管辖，局船起卸的口岸都有关道可以稽查，而受命于南北洋较为切近。光绪七年李鸿章复议王先谦的奏疏时，声称该局缴清官款后，商本盈亏与官府无关，并非一缴公帑，官府就不应过问，听其漫无约束，早已预言了。拟请饬令南北洋大臣，将招商局历年积弊认真整顿。该局的总办以及负责检票登账、管理船头司事的人员，还有江海各船的买办能否得人，经办之事有无自私自利、被商股所指摘，并申明旧章，每年结算由天津、上海两关道稽核。该局每年刊印告白，如果被商股诋驳有据，那么津沪两关道也应承担责任。至于每船到岸如何稽查乘客，应饬令各关道委派官员管理，不分昼夜，与税关船头官员共同查核，以杜绝弊端。在未设关道的地方，如江南下关、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武穴等地，由南洋大臣檄令地方官办理，按月直接禀报南北洋商署存查。能否如该御史所说，分闽广、两湖、三江、四川为四大股份，应由南北洋大臣体察情形，酌情办理。该局的船只曾驶往旧金山、檀香山、新加坡各岛，路途遥远耗费煤多，船小载轻，获利无几。现在寻求扩充的方法，适宜就中国各口岸中能为该局增益以对抗洋商的，统由南北洋大臣随时规划，请旨遵行。至于通商事务，向来由臣衙门办理，该御史请求在京师设立商务局，与臣衙门没有太大差异，自然无需再议。所有臣等遵旨议奏的缘由，谨缮写奏折呈报，恭候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书《徐花农侍郎奏请添设商部衙門摺》后

国家自强的方法，不外乎致富。致富的途径，关键在于理财。理财的源头，首推商务。古代日中为市，交换有无，是后世通商的鼻祖。只是自历代以来，都闭关自守，没有像今天这样四通八达的。在闭关自守的时候，商务的盈亏，不过在一国之内，即使不整顿筹划，对国家也尚无损益，所以人们看待商务，固然不妨从轻。而自五大洲通商以来，海外各国船只云集，竟把中国当作商会之地。中国如果早作打算，整顿商务，何至于如此孱弱？却听任他人筹算，以致商务日益扩大，交涉越来越多，中国的利权日益外溢，不都是因为不能统筹盈亏，重视商务的缘故吗？然而亡羊补牢，尚未为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尚未为迟。趁现在整顿筹划，即使不能将所失的利权恢复原状，也可避免日后漏洞源源不绝。那么整顿商务，不是今天的急务吗？如何整顿？回答说：事情必须有提纲挈领的方法，才能使上级有所考察，下级有所禀承，对外可免除侵凌之患，对内可掌握争执之权。现在各

译省里虽然设立了商务局，商务似乎有了依托，但尚且有名无实，局依然是局，商依然是商，上下依然隔膜，其原因都在于没有提纲挈领之处，导致各省不能统一。这正是徐花农侍郎上奏请求增设商务衙门的原因。原奏折中说，好比满地散钱，没有贯穿串联，真切地切中了今日的弊端。奏折中所拟定的名目，分为十四个司：一曰溥利，二曰尚象，三是武备，四是弼教，五是游艺，六是〇人，七是同轨，八是同文，九是格致，十是交际，十一是星算，十三是博采，十三是博闻，十四是博物。原原本本，见识广博，清晰如列眉，应有尽有。似乎商部不设立则罢，若设立，这十四个司断不可少。可见侍郎统筹商务，细微之处也不遗漏。只是我私下认为，在创办之初，应当删繁就简，能兼管的就兼管，能归并的就归并，不仅可以节省费用，也更容易推行。现在听说京城有裁汰冗员的说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恐怕将来终究不能避免。难道已有的官员尚且需要裁汰，而初创的部门不应当更加精简吗？当今的外务部就是由总理衙门改设的。从前总理衙门的堂官多达十余员，司官多达六十员。如今改为外务部，简派王大臣总办、会办理及尚书、侍郎、三品左右丞、四品左右参议，也不过十员以下，司官不过三十二员，比以前几乎减少了一半。以外务部作为中外枢纽最重要的衙门，其核减尚且如此之多，那么创设商务部，设置各司难道不应当核减吗？各司必须都有专长，才称其职。现在变法刚开始，哪里能有这么多人才？如果突然从别的部门调人充任其职，那么他们办理本部门的业务，恐怕尚且未必精详，怎么能一到商部就措置得当呢？我的意思不如仿照外务部的做法，设四个司或六个司，似乎更为简括。既然设立了商务部，那么各省自然应当都设立商务局，以期上下相通。商部用人既然减少了，那么商局也可以不必多立名目，以免滥竽充数。中国的弊端，大半在于人浮于事。创议者认为各有专司，可以实事求是，不知道总汇之地，应当掌握大纲，所谓执简方能驭繁。如果能实事求是，那么一人办理数事也绰绰有余；如果彼此推诿因循，那么即使数人办理一事，也日益显得不足。侍郎详尽奏请，以待朝廷采择施行，固然应当应有尽有；但考虑到目前经费拮据、头绪纷烦的情况，那么确实不如简括更容易推行。凡事由简而繁则容易，由繁而简则困难。随手写下这些，向侍郎请教以为如何？

译中国整顿商务的策略

华国盛

感慨自从中外通商以来，外国每年消耗我国的白银数千万两，年复一年，势必导致华人生计日益困窘，洋人生计日益富裕，不让我们中国民穷财尽便不会停止。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忧虑，于是询问收回利权的策略。这确实是救急时务的要事，恭敬地整理十条对策以作答，恳请上级明鉴。

第一条，广泛开设技艺学堂，这是确立收回利权根本的方法。中国银钱流向外洋的，除了布匹和鸦片之外，首推煤铁与机器。然而中国难道没有煤铁，或者不能制造机器吗？为何纷纷采取这种不能长久的计策呢？如果真的能够广泛设立技艺学堂、矿务学校，谨慎选拔聪慧的子弟，聘请诚实正直的名师，将近现代开采、制造的各种原理方法，悉心传授，规定年限，订立规章。先用算学奠定根基，用化学磨练实务，用重力学阐明原理，用绘图制造检验技艺，实事求是。实行十年，必定会有成效。届时人才辈出，开采、制造各项事宜，必定有精通的人。纵然不免出现人才被外国所用的情况，但在雇佣洋人一事上，也可以凭借我们的能力来考察他们的造诣，避免误雇的过失。即使所产出的材料未必能立即贩运出口，也可以减少进口。推而广之，枪炮、船只、军舰，都贵在自行铸造制造，然后利权才能逐渐收回。铁工、木工的生计也会更加广阔。

第二条，对洋货加征关税，这是确定收回利权的方法。进口的货物中，洋布是大宗，然而其税率重的，布每匹不过纳税银二钱，色布每匹不过一钱五分，花布每匹不过一钱，其余每匹有不及一钱的，仅纳数分，如扣布每匹不过纳税银四分就是如此。虽然说是值百抽五，实际上不及抽五。再看法国西贡进口重税，有值百抽四十的，如扣布每匹值洋一元一角五分，须纳四角五分；有值百抽三十七的，如漂布每匹值洋三元半，须纳税一元三角。曾有一艘运布的船从新加坡运至西贡，布值洋二千四百元，竟然纳税洋九百元，这是值百抽三十七点五了。新加坡是英国属地，其出口货物以布匹为大宗，新加坡商务局官员担心如此重税大碍当地商务，所以请求英国朝廷照会法国减轻税则。然而改与不改，权力掌握在法国手中，如果不改，英国也无可奈何。即使英美各国的进口税，也有值百抽数十的，没听说过值百仅抽其五的。前年招商局和众轮船偶然到达美国，所纳货物税超过彼国税，这说明任凭他们既有进口重税，又可以随意加重我们的税。既然定下税则以示大信，难道不更改重税以伸张大权吗？税则十年一改，自从咸丰八年与各国重修旧好订立条约以来，将近三十年，从未改过一次，如今又到了十年一期该改的时候，这正是时机。这是所期望于条约大臣的。如果中国织布局又应当从速兴办，如今上海织布总局续招新股数万两，所有老股加银三十两更换新票。这说明此局的成功指日可待，而又得到机器轧花纺纱新局作为辅助，那么取材很方便，而出产布匹必定多，行销必定广。布匹的利润，可以覆盖大众。因此近年丝茶各栈无不亏损，而洋布一业独有盈余。况且局中专织洋布，自然与土布无妨，断不会夺取民间生计。自己织造的洋布多销一匹，即外来洋布少销一匹，商人既觉得运输方便，工人也多了一份生计，一举而具备数种好处，因此急切盼望其成功，并且期望各通商口岸效仿。

第三条，设立戒烟局，这是为了杜绝其进口，以防害我国生计。追溯道光十九年，广东焚烧鸦片，原本期望戒除，然而江宁订立条约，置之不论，洋人内心暗自高兴。到了咸丰八年，订立善后条约，而允许其进口，私下认为一误再误，以至于至今进口日多，每年大约以七万箱计算，即消耗白银三千数百万两，即使税厘并征，除去收取七百余万两，也消耗二千余万两。如果内地借种罂粟，无异于驱赶雀鸟进入丛林；如果不禁止种植，又是趋利忘本。一旦有饥荒，如何打算？两者权衡，最终没有好策略，不如各省各县设立官办戒烟局，务必采用良方，放宽期限，厚待调理，人不论贫富，皆准入局，由县令通令各乡，全部令入局受戒。其有持药回家戒除的，取具保结，听其回家戒除，戒除者有赏，不戒除者受刑，实事求是，逐渐推行，怎见得数十年的沉疴不能在一朝祛除？于是禁止内地种植，不准洋药进口，外洋也无借口，这不是中国权力所不能做的。而每年减少的漏银不知凡几。各县设局的费用，即在土行馆摊捐，以其矛攻其盾也可以不忧费用无从支出。如果再不禁绝，数十年后民生更加窘迫，大局实在不堪设想，不但军饷无可筹措，士兵无可用罢了。这是减少进口货物的首要任务，而更是富强的一大转机，有亲民之责的人，希望不要视此言为迂腐。

第四条，鼓铸银钱，这是为了减少其进口，以求扩大我国生计。鹰洋行自墨西哥国，而美国又专门贩卖此洋于中

译外国银元。在美国仅值八角五分，在中国却当作十角使用，其中的暗中损耗已经可以想象了吧？既然外国银元的成色较低，而进口又免税，用他们的洋银交换我们的铜钱，铜钱虽然不准出口，但金银却在免税的条例之内。如果用洋银交换黄金或白银，就是用无税的低成色洋银交换我们无税的足色金银而运走，这其中的暗中损耗又会是怎样的呢？日本窃取这种老谋算，用五角、两角、一角等小额银元在中国通商口岸流通，遭受这种暗中损耗的也不在少数。如今铜钱已经由官府铸造了。我认为大小银元的铸造，也不可以延缓。虽然不能按照原样仿铸，有违通例，何不稍微改变其形制，核定其价值，使其高低适中，以避免卖空买空等弊端，那么便利程度将会如何呢？而进口的洋银必然会减少，这也是收回利权的一种方法。

译第一条是设立博览会和工艺考核，这是为了充实收回利权的实际内容，旨在促进出口。我曾思考，《周礼》中设有六官，其中就有工官；《尚书·虞书》中将“利用”列为三大要务之一，工倕担任专职，省视考核有法度可循，鉴衡标准既已精密，巧拙便立刻能分辨出来。如果能够仿效外国举办博览会的做法，广泛收集各类货物，用心考察校订，哪些优质，哪些低劣，不难一眼便知。哪些适合国内，哪些适合国外，更可以综合权衡考量。凡是瓷器、绸缎等中国著名的物品，务必期望它们日益精美，利于销售。即使各省土产是外国所必需的，也全部送入博览会中，根据工艺的精粗，分别给予奖励。如果确实有心灵手巧、表现卓越特异的人，虽然不便参用西方方法，给予凭证单据，也可以将作者的姓名、籍贯刊登在新闻报章上，以此鼓励工匠。这样，智者就会创造，巧者就会传承，绝不会违背规矩，出口货物必然增多，这取决于上层人士如何振兴罢了。

第二条是减轻厘金以体恤商人，这是为了运用收回利权的手段，便利出口。设置关卡抽取厘金，本属权宜之计，然而数十年来广东战事已平定，却从未听说裁撤。有的几十里，有的几百里，必定设有一卡。遇到少报税额的，按章加倍处罚，用有限的微利，来满足无穷的贪欲。那些从事投机牟利的人，深受其害！难怪百物昂贵，困于衣食的人，既苦于支付高价，想要运往出口的人，又因无利可图而停止。如果能够酌情裁减，那么人来人往，货物充盈，既满足了需求，出口必然增多，关税也会增加。外国设立商务部门，确实是用来便利商人的。中国在六部之外，虽然不必另立名目，但负有通商责任的人，应当一定有好的方法来处理此事，否则恐怕上下都陷入困境，只有中饱私囊者得利而已，这非常不可取。厘金既已减少，又应当在通商各口岸设立华洋商会，由洋务委员总管其事，召集各华商，每月数次，告知目前进口洋货哪些多，哪些少，出口土货哪些减少，哪些增加。进口多的，应当设法仿制；出口减少的，应当设法防止弊端，务必使进出口持平，且出口多于进口，然后利益不外流，商务大兴。这商会的设立，是刻不容缓的。外国人在我国通商大埠，都有商会，以传达商情，以维护商务，所以能官商一心，沟通灵通，关键在于官员能胜任，以期官商融洽，兴利除弊罢了。

第三条是整顿丝茶业，这是为了清理收回利权的源头。中国的丝茶是出口的大宗，然而自从日本、意大利、法国都出产丝，而丝业已经衰落；外国销售印度、锡兰、爪哇的茶，而中国茶的出口也减少了。况且洋茶没有税，而中国茶出口每担税银二两五钱。英美国都嫌税重，以前每年运送中国茶五六万万磅，现在不过二万数千万磅。而锡兰岛种茶的土地，五年前仅有三万二千英亩，到前年已有十四万英亩。补救的方法，非制定新章不可。第一是统一价格：新茶与丝刚出产时，由同行公议，根据货物的等级差别，确定价格的高低。如果有私自低价出售的，其货物全部充公。丝茶卖出时价格不贬低，丝茶卖不出时价格也不贬低。洋商知道价格有一定标准，那么丝茶一出，无不早买。而丝茶各商家囤积的费用、利息的银两，都可以减少，即使在洋商也无不利。否则华商既苦于亏损，而洋商因价格不齐，导致运往外洋低价购买的可能高价卖出，高价购买的可能反而低价卖出，又怎能都获得利益呢？如果华商因囤积时间久，额外费用增加，那么也由同行公议，一律加价。这样，洋商早买新出的低价丝茶，绝不会缓买加价的丝茶。第二是去除弊端：丝则颜色可能不纯净，或染了油，或混杂了乱丝；茶则可能采摘不及时，或炒制功夫不足，或红绿颜色不鲜艳，或味道不佳，或有所掺杂。有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败坏丝茶业，而失去中国丝茶的名声，因此应当去除弊端。第三是合并：丝茶各商家应当成立公司，通商各口岸，设一二家公司就够了。丝茶小行栈宜合并于大行栈，以组成公司，不要各自开创局面，徒增损耗。洋商所购丝茶数量虽无定数，可以中等数量来约定。几家公司在此处共同销售，以相互联络，并各口岸声气相通，划定统一价格，那么其势力聚合，其情意融洽。洋商虽然狡猾，也无计可施了。第四是官方法规：频繁的训诫，应当由当权者时常发出告示，告诫与洋商交易，必须信义相孚，货真價实，效法《周礼》中司市各官的遗意。凡有害于商的去除它，有利于商的给予它。官府不损害商人，只求有益于商人，那么商人有依靠而不被洋商欺骗，也有畏惧而不欺骗洋商，洋商没有欺诈，以有易无，这是通商的善法。第五是洋庄，华商自行往外国设立公司，自行运送丝茶出口。丝茶在中国价格贵，则卖给洋商；价格贱则运往外国，由公司待价而沽。外国公司一切开支宜节省，用人宜少，信息宜灵通。管事各人的家属由在华公司供养，若在外

译关于洋商存在亏空、逃匿等情况，只能由其家属自行负责。每个季度发布一本征信录，若有盈余则进行分配，再提取公积金以备不时之需；若有亏损则用公积金来弥补。凡是制定的章程，都参照在华洋行的做法，并去除其中的弊端。这五点，此前我曾写成论说呈报给上级，幸好没有被摒弃。如今商议收回利权，因此再次附在此处。

译第一，开拓商业机构，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收回利权。自从招商局成立以来，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上一届结算，虽然剩余银两十九万四千余两，比前一年多出六万余两。股息派发了七厘，公积金有三十多万两。然而股票不能以好价钱卖出，大概是因为外表看似光鲜，而内部实情难以知晓。但是，如果能够开源节流，以守成为开创，多制造外洋轮船，增设外洋码头，让外洋商业机构自行运输货物，或者收取运费，或者自行置办货物寄存于外洋商业机构，待价而沽。或者在外洋通商各口岸载运华洋货物，也像中国洋轮航行时揽载客货一样，那么无论南洋二十多个岛屿，太平洋的檀香山各岛，大西洋的巴哈麻岛、古巴、散桑明科等岛屿，商业机构的轮船没有不能前往的，而中国的商务大概就能与外国抗衡了。如果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那就在于商业机构总办的大力筹划了。如果在国内开拓的方法，与其另开局面，或许耗费更多，不如以收回利权为纵向发展。如今台湾商务一局，不妨附属于招商局，名义上合并实际上分开，每年酬谢招商局码头等租金，也未尝不可。鉴于独木难支，通融容易办理。主持局务权衡的人，应当不会轻视这些话。如果国内运输货物不易，不外乎依靠铁路来弥补水道的不足，倘若能选择要害地方兴建，通达通商各口岸，土产出口必然增多，利国利民，说不尽的好处。既然已有开平铁路作为先导，将看到推行尽利的时候，必定不会遥远，何不拭目以候。

第二，保护华工，这是为了得到收回利权的帮助。华人在美国有十二三万，在南洋各岛约有四五十万，在秘鲁和古巴各有十余万，在檀香山、新金山也有数万，大都是工人。现在美国以二十年为期，议定禁止华工再次前往，而檀香山岛主也已在今年西历三月初一实行限制华人入境的新例，每季不得超过三百名，且须出银五元领取护照，否则罚银五十元，立即驱逐出境。即使是游历及商贾等人在山，也不得超过半年，且须出保单保银五百元，保证半年内出境，如果过期，没收保银，监禁半年。这些苛刻条例，岂可准许实行？新金山也纷纷效仿，华人到那里须纳身税，英银三十磅，约合规银一百四五十两。而又想让英国与中国立约，禁止以新金山为英国属地，也不知道彼此往来，载在约章。况且新旧金山及南洋各岛华人，每年需要中国食物器用，价值数千万金，江浙闽广税关，以这项出口税为巨额，而华工每年寄回的银两也超过千万。即使中国近年水旱灾荒，凭借他们资助赈灾的每年有数十万。这是华工在外，正暗中为中国收回利权，岂可任由他们高谈禁止而不与之争辩？希望出使大臣依据条约公法，据理辩驳，不亢不卑，有以堵住他们的口而挫败他们的气势，那么华工幸甚，大局幸甚。

第三，广泛谋求畜牧事务，这是为了拓宽收回利权的途径。酥酪是西方人饮食所必需的，羊毛、驼毛是织呢、织毯所必用的。美国牛大的，日出乳八百四十两，仅牛乳一项，贩运出口，约年值银五万万元。较前年中国出口各货，只值银七千七百二十万六千五百六十八两者，不是多了五之二吗？而中国前年进口各货，则共值银八百七十四万九千三百二十三两，较出口多银一千零二十七万二千七百五十五两。出口既然少，而进口又比出口多，西方人常探求其原因，而不得，就一起嗟叹而已。因此考虑到畜牧事务，以北鄙而论，东三省及内外蒙古、科布多处，或本有牧场，或不乏旷野草地，适宜大兴畜牧事务，隐含边防，以限制戎马之足。况且地界强俄，易生窥伺，假如弃而不顾，俄国必定从而生心。光绪八年，俄人请求在草地，无论设官不设官之处，都准许通商。想从库伦到达张家口、归化城及河套，从乌理雅苏台到达甘肃的金塔、毛目、甘州、镇番及阿撤喜。因此适宜选择草长媒娇之处，以畜牧为名，修备战备为实，与屯田相辅而行，那么边陲有事，转运利便，远可准备漠北的征调，近可巩固山陕甘省的边防。即使东三省有警，也可分师东指，以为策应。河套以北缠金一地，山陕人民私往耕种，隐匿藏匪徒，每易生事。如果编立保甲，责以牧事，那么既安顿无业游民，也就消弭边患。如果漠北草地与俄国接壤之处，所有蒙古王公，我国家固然深得他们的心，但必须使他们生计日益广阔，才不至于被外人所侵。那么讲求畜牧事务，似乎不可迟缓。至于陕西寄居边境的，或俄国哈萨克之，或居中国，或属于俄国，服色及语言出入难辨，稽查不易的，就应当令属于中国的改穿中国服色，仿照塔尔巴哈台

译这里原本隶属于哈萨克，编入佐领，责成他们从事畜牧。《诗经》说：“谁说你没有三百只羊？谁说你没有九十头牛？”指的是那些阉割过的公羊。《礼记》说：“询问国君的财富，就用马的数量来回答。”由此可见，畜牧之事，古人从未废弃。如果能够从事于此，就不要说马和牛不相及而互不相干，其实都可以互通有无、交换物资，凡是马奶、奶酪、毡毯、哔叽呢等，都可以酿造制作，销往国内外，以收回利权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至于其余是否允许进口或不准进口，以及邮政电报之所以能收回利权，还有进出口数量多少可以不必计较的情况，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自忖见识浅陋，有愧于进献。

译论中国应当设立商务学堂

自从五大洲通商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场商业战争的格局。英、俄、德、法、美等大国，互相争夺霸权，不肯稍有退让。只有中国几乎无处着手。有人说各国无不想要蚕食中国，他们还在徘徊观望的原因，是怕破坏了商业的格局。推测各国决不会想用武力压制中国，而是想用商业困住中国。中国的商业一天比一天衰落，那么外国的势力就一天比一天强大。中国的祸患，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难道中国终究不能整顿吗？如果能够整顿，难道真的比不上各国吗？物产的丰富，比各国更丰富；人口的众多，比各国更多。如果真心实意地谋划，不出几年，没有不能改头换面的。难道不借鉴日本吗？日本自从变法以来，仅仅二十五年，就彻底改变面貌，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况。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维新的治理开始。各国派遣使节请求通商，雄壮的战舰巨大的船只，气象万千。日本知道不是自己的对手，羁縻他们并派遣心腹之人，跨越重洋，到达极远的地方，采访体察，寻求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全部改变旧的规矩而重新制定，没有不效法西方人的，没有不效仿西方人的。在通商的时候，外国人民商旅来到日本，日本几乎没有管辖的权力。虽然日本货物丰富，但不明白经商的方法，导致商业的大权全部落入西方人的掌握之中。于是设立商务学堂来研究货殖的精要，二十年来蒸蒸日上。凡是制造货物的一切，西方人能做的，日本人没有不能做的；西方人拥有的，日本人没有不拥有的。不但现在中国大量消费东洋的货物，即使西洋各国无不把日本的货物辗转销售。就目前而言，日本虽然未必达到富强，但在各国中已经不敢被轻视。到了辽东一战，更足以自立。凡是以前落入西方人掌握中的权力，现在没有不一一夺回的。有人说日本人靠兵力足以自强，其实是因为日本商业日益好转。曾经考察日本商务学堂，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大阪，凡是立志从事商业的人都进入学堂学习，所有商业中奥妙曲折的知识无不具备。各科分为四年，第一年叫义理之学、日本文、算学、舆地、史鉴、图绘、格致、化学、植物、动物等学、英国语言文字、体操、演武。第二年叫日文商务尺牍、商务算学、会计法、各国出产、商务舆地、商务史鉴、富国策、律例、英文、交易经济、体操、演武。第三年叫算学、商务宗旨、商务通例、会计法、律例、英文。学习英文之外，必须在中国、法国、高丽、西班牙四国语言文字中，再精通一种。叫体操、演武。第四年叫义理之学、日文、算学、会计法、商务宗旨、商务通例、英文、演习商务、体操、演武。学堂中各科，尤其以演习商务为最新奇极妙的方法。那些法令让弟子们分守各行业，贸易往来，俨然像市场。弟子们就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演练练习，如存放金银的方法，账簿、信札、契券等格式，打包、衡量货物、称重货物等重要环节，都取法于实际事务。像掮客、拍卖、银行、轮船、铁路、保险海关、制造厂等类，演习厅中分为三个地方。一个是各国与各国口岸；一个是日本与日本口岸；另一个是学堂教习所在的地方。教习居中，弟子们纷纷交易，来来往往，凡是商业所应有的事情，无不概括在一室之中。一切都以英国为标准，而从英国人来看，说讲求商业虽然英国早于日本，但教授商学竟然日本优于英国，由此看来，难怪日本人夜郎自大，而各国不敢轻视。有人说日本商业日益兴盛，为什么贫穷依然如昔？日本某西方报纸说，日本议院中预先筹划明年的国家用度，还缺少二十六兆圆。大藏大臣反复思考，想不出一个办法。目前执政大臣在无法设法之中，姑且想出一个办法，想要让民间田地价值一百圆的，每年缴纳租赋三圆半，合计可以多征收十四兆圆，还亏多少？那么应该每谷酒捐银十圆，大约每年多征收银十二兆圆。不知道商业兴盛才可以重征，想必日本执政大臣也不会无故害民。中国想要富强，主要应当先致力于商业。想要发展商业，必须仿效日本的方法，设立学堂，这样人才才会层出不穷。大概中国从事贸易的人，只能各自计算盈亏，而对于通商的筹算还茫然不知，又何况与外国贸易呢？这是不能不紧急筹划的。

论振兴商业的利益务必贵在通达情理

天下哪里不产生人才？什么才能不成为国家的用处？所担心的是，科举取士，受限于资格罢了。从前郑国商人擅长犒劳秦军，吕不韦独自囤积奇货，深谋远虑，见识超过商贾中的常人，自古以来确有明证。现在泰西各国，巨

译富商大贾能够与宰相、公卿等朝廷重臣共同商议国家政事，因此君臣同心同德，竭尽智慧与思虑，商业事务于是蒸蒸日上，国家的富强程度达到了古代未曾听闻的地步。

我们中国官员与商人的界限，如同天渊之别，判然分明。商人将官员视为尊神，官员则将商人看作低贱的役卒。即使商人有奇才异能，也大多埋没在市井之中，无法参与高层的决策。

那些身居封疆大吏重任的高级官员，高高在上，统御下属，自不待言。即便是州县这样亲近百姓的官员，商人即使有想陈述的意见，想求见一面都无从得见。上下权势悬殊，下情无法上达。

商人与官员不合，隔阂之症已经形成，纵然有良医，恐怕也没有救治之法，局势势必会发展到贫穷更加贫穷、衰弱更加衰弱的地步。

中国如果不打算振兴商务也就罢了，如果打算振兴商务，就必须做到脉络贯通，中间没有阻隔，商人有事能直接通达于官员，官员有权力能救济商人，这样商人创造财富才有门道。

近来百姓贫困、财力枯竭，利益被洋人独自垄断，只有流出而没有流入。现在想要与他们争夺商业竞争的格局，在商人方面必须善于经营，在官员方面必须大力提倡。

谈到兴利，有三点：

第一在轮船。各国商船运输中国进出口货物，每年获利不少于三千万两。现在虽然设立了轮船招商局，收回利权已超过三分之二，但仅设一个局，要控制二十多个遥远港口，势力必然有所不及。

应当紧急招募殷实商家中才干精明干练的人，根据他们的才能、实力和资本，让他们各自购置轮船，分别负责几个港口，设立公司。

官员不挟制勒索以谋取利益，此外商民或租一两条轮船，或租十几条轮船，都听任他们向官府报名，自行组成一个局。

如果有奸商相互倾轧，就由高级官员督导，统一政令；如果有财力不足的情况，就酌情拨给漕粮以弥补缺乏，补充并援助他们，进而保护他们。

等到商船逐渐增多，行驶到东南洋各岛屿，并推广到西洋各国，经商的技术就会更加精进了。

第二在丝茶。中国出口海外的货物，以丝和茶为两大宗。现在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国种植桑树和茶树，印度的茶品几乎胜过中国，意大利出售的丝的数量也几乎与中国相当，中国货物反而滞销不流通，恐怕将来这些利益会被他们全部夺去，这怎么可以不紧急图谋振作呢？

外国种植桑茶，其土壤适宜程度确实不及中国，只是缫丝制茶的方法较好罢了。

只要地方官员出城到郊外，稍微表达情意，每天劝勉人们广泛种植桑茶以获取利益，出产日益丰富，同时聘请西方人一起研究缫丝制茶的各种方法，务必做到精美可以为人师表，由官府上报朝廷获得奖赏的荣誉。

商民闻风受到激励，招集股份，各自创办公司，不仅商业利益日益开拓，民众的利益也广泛受益了。

关键在于这两项货物，暂时虽然不能减税，也不可加税，使出口的货物价格低廉，销路自然畅通。

第三在机器。西方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个人可以抵得上百人的力量，所以工效节省、价格低廉，各种货物运入中国，销售的数量越来越多。

中国盛产棉花，如果购置机器纺纱织布，比节省往返运费，获利更胜过西方人。

现在虽然有纺纱织布各局，大多属于官办资本，而商人不过问，推行不广泛，所以没有大的成效。

做这件事，才力足以办理的人，每每苦于资本不足；资本足以承担的人，又苦于顾忌太多。

总的原因是官商权势隔绝，商民害怕而退缩。

机器是用来代替人工的，假设有纺织工人借众滋事，官府必定严厉惩办，对商人没有丝毫损害。

商人能够招股自成公司，官府就考察他们的才能并赋予事权，考核他们的成效并给予优厚奖赏，酌情减少税额以示招徕。

商人知道有利可图，自然会携带重金争先恐后，兴起中国自然的利益，夺取外洋独得的利益。

此时纵然对国家财政没有补益，日后必定对民生大有益处。

非常希望当权者不要因为地位尊贵就觉得高不可攀，不要因为商人低贱就认为卑不足论，谦虚地俯身下问，声气相通，不至于让隔阂之症形成，商务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有若对鲁哀公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 这话真是意味深长啊！

译通商论

往昔雍正、乾隆年间，百姓安康，物产丰富，家家衣食充足，人人丰衣足食。君主与宰相在上层筹划治理，百姓在下安居乐业。田野间没有百姓流离失所的忧虑，朝廷里没有财政匮乏的担忧。等到后来，父老乡亲传述这些往事，往往心向往之，神思随之飘移，追想那太平盛世的富足谋略，而不能停止。唉，那是多么兴盛啊！然而自从中外开始交往以来，西方商船接连驶来，如闪电般迅疾；洋货转运输入中国，如云聚集，如车轮辐条汇聚。中国出口的商品，日益减少；而外洋进口的商品，日益增加。这就是只有损失而没有收益的原因。那么，外交事务中得失的关键，实际上在于通商。至于军务、传教，其损失还算是细微的；而通商，弊端最大且不可挽回。果真如此，通商就不可实行吗？回答说：不是。通商如果出口货物多于进口货物，则有利；通商如果出口货物等于进口货物，也有利；通商如果出口货物不敌进口货物，则不利。这是大概的情况。那么想要寻求外交的利益，从而避免陷入有失无得的境地，有六大要点，论述如下：

第一，广泛开设技艺学校，这是确立收回利权根本的方法。中国银钱流出外洋的，除了鸦片之外，首推煤、铁、机器。然而中国难道没有煤铁，或者不能制造机器吗？为什么纷纷采取这种不能长久的计策呢？如果能广泛设立技艺学校，选拔聪慧的子弟，聘请诚实正直的名师，将开采制造的各种方法悉心传授，以算学奠定根基，以化学锤炼实务，以力学阐明原理，实事求是，实行十年，必定有成效，这就是挽回外交损失的第一点。

第二，对洋货加税，这是确定收回利权的方法。进口的货物中，洋布是大宗。然而其税率重的，布每匹不过税二钱，花布每匹不过税一钱，其余的更是减少。希望修约的大臣，随时调剂，可以加税的就加税，这就是挽回外交损失的第二点。

第三，设立戒烟局，这是断绝鸦片进口而防止危害我国生计的方法。咸丰八年订立善后条约，允许鸦片进口，每年约七万箱，即每年耗费白银三千多万。如果内地禁止种植罂粟，无异于驱赶麻雀入林；如果不禁止种植，又是趋利忘本。一旦有饥荒，怎么办？因此应当设立戒烟局，逐渐推行，于是禁止洋药进口，每年减少的漏损不知有多少，这就是挽回外交损失的第三点。

第四，鼓铸银元，这是减少进口而谋求扩大我国生计的方法。鹰洋流行自墨西哥，而美国又专门贩卖这种洋钱。在美国仅值八角五分，在中国却用作十角，其中的暗耗，怎能计算尽？因此应当增添铸币局，以图收复利权。这就是挽回外交损失的第四点。

第五，设立博览会和考工所，以充裕收回利权的成效，为出口着想。如果能效法外洋举办博览会的方法，广泛搜集百货，悉心考核校订，优秀的破格奖赏，以示鼓励，那么新式器物就可以自行制造。这就是挽回外交损失的第五点。

第六，整顿丝茶，这是清理收回利权的源头，便利出口的方法。整顿的方法有四：一是统一价格，二是去除弊端，三是合并公司，四是设立洋庄。这就是挽回外交损失的第六点。

况且外交的道理，得失的关键，难道难知吗？振作有为，就是猛虎；委靡不振，就是犬羊，将被戏弄了。因此弱可以变强，强可以变弱，盛可以变衰，衰可以变盛，也只看所作为罢了。然而历来讲求富强之术的人，必定把富排在前面，而把强排在后面，确实因为国家既富，才能强；国家如果不富，强从何来？况且值此危急困顿之时，想要使中国强，必须先使中国富；想要使中国富，必须先使中国的商务兴盛。所以说外交事务，得失的关键，实在在于通商。现在如果能发愤图强，成为天下雄主，百废俱兴，治理得其道，任用得其人，不出十年就将焕然一新，使后来的父老拄着拐杖谈论往事，说光绪年间，其太平富饶，能与雍正、乾隆媲美。难道不美好吗？难道不美好吗？

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一卷

《皇朝经世文四编》第二十四卷 户政

赛会

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

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开放五口，俄国修筑满洲铁路，英国开通滇梧铁路，法国进入龙舟，德国要求口岸，美国窥视铁路。加税的提议没有成功，制造的工厂任意设立。鸦片的消耗，每年三千三百万；纱布的消耗，每年五千三百万；杂货的消耗，每年三千五百万。利源已经枯竭，蛀蚀及于腹地，岌岌可危啊！以至于贫弱至极的中国，处于今日，谁不说振兴商务不可迟缓呢？刘祯麟说：中国振兴商务，并非从今日开始。招商局，开平制造局，铁政厂，银钱铸造，织布局，三十年中次第振兴，清晰可数。近来创建铁路，开设银行，行驶小轮船，兴起纺织，设立商局，凡是可以保护华商利益，抵制洋商权力的，无不锐意经营，竭力兴办，亡羊补牢，说还不晚。然而轮船招商虽有成效，但总办、买办能否得人？装货载客，能否没有弊端混乱？况且往来各口，能否超越南洋、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