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九户政

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十九 户政

赋税

《请因时制赋疏》 同治二年

潘祖荫

奏报因时制定赋税、酌情确立新章程，以充实京城粮仓、以稳固民心，恳请圣上明察的事。私下认为国家政务，积弊深重则难以挽回，即使是贤良的官吏也难以改变旧有章程；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政策，即使是愚昧的百姓也可以与之重新开始，凡事都是如此。而征收赋税尤其如此。据查江南漕粮赋税之重，居天下首位，自南宋有籍没官田的租税，元明以来，就以此作为赋税额度。嘉靖年间，将官田、民田平均摊派科税，官田虽然减少，民田反而增加。苏州、松江两府官田很多，所以赋税额度特别重，太仓次之，常州、镇江又次之。周梦颜《财赋考》说明代比宋代多十倍，比元代多七倍，这是大概的情况。我朝平定江南，起初沿袭明代的额度。顺治十八年，奉上谕：“前明仇怨，地方有的加征粮税特别重，我朝并无仇怨，怎么可以沿袭这种做法。”这些情况，详细具奏，仰见圣恩浩荡，必定斟酌增减的适宜。当时江西袁州、瑞州等府得以减额，而苏州未减。又在康熙年间，经江苏巡抚韩世琦等人屡次请求减免浮粮，被户部议定所阻。等到雍正二年，经怡贤亲王奏请酌情减免苏松浮粮，奉旨：苏州、松江两府蠲免四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奉特旨再加恩免银二十万两恩泽多次施加，民力稍得缓解。而定额征收的粮食，虽然屡次商议筹划，但至今未减。臣曾推究其缘故，不是以往的大吏不肯为民请命，也不是以往的户部议定一定要为朝廷囤积财富。大概因为时值太平，变革不容易，东南民力虽然不足，但苏松是繁富之地，即使迫于催征，百姓还可以用卖丝买谷的方法，作为剜肉补疮的计策。而且京城粮仓依赖漕运供给，外有定额征收的粮食，就有内部定额支出的米。粮食如果比旧额减少，米就没有款项可支。这就是户部议定再三，都以正供不可减少为定论的原因。臣私下看到前江苏巡抚林则徐奏疏中有说：“江南漕赋特别重，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之地，绵延仅五百多里，每年征收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多万两，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恤局等米三十多万石。比较浙江征收的粮食多至一倍，比较江西则三倍，比较湖广甚至十倍多。在米价便宜的年份，一百八九十万石，折合银五百多万两，如果米价昂贵，就暗中增加一二百万两，而人不觉得，有一石米，就有一石的费用，无非是百姓的脂膏。自道光三年以来，每年没有丰收，十一年又遭遇大水，民力更加耗尽，近年漕欠极多，地方官员亏空越来越多，据此来看，可知征收赋税虽然不减少，但永远没有足额的时候，逋欠虽然在百姓，但最终归于豁免的惯例，这已经不止是每年减少了。过去只是因积弊深重难以挽回，畏惧而不敢作为，现在江南数郡兵灾频繁，苏州、常州至今未恢复，不在此时酌情减免旧赋，更定新章，将来照常征收，上面持有空名，百姓遭受重困，以残破之余，即使求如道光年间实际征收的数量，尚且不可得，而想使其符合定额尽数起征，这即使是让刘晏督漕，况钟征粮，臣也知道必定不能。而且自军兴以来，百姓遭受蹂躏，转徙流离，那些幸存的丁壮，或被裹胁而为贼，或充兵勇而投靠军营，愚贱之人懂得什么，习俗容易沾染，控制一人而夺取其财物，其利百倍于务农，没有室家团聚之思，就不能长久居于其土，没有耕凿相安之业，就不能自安其愚，这即使薄赋轻徭，劳农劝相，尚且恐怕有辍耕而叹息的人，迫以急征暴敛，而想使其终岁勤苦竭力耕田以完税课，臣知道天心仁爱，固然不忍，而民力衰竭，也断然不能。臣听说湖北漕额，经前巡抚胡林翼裁减清厘，不仅民生利赖，国课也大大盈余，此时江南郡邑渐就荡平，因时制宜،实事求是，与民更始，酌定额粮，抚恤之恩加于流离之后，则戴德者愈深，离散之众返回田间，则弭变者甚大。臣也知道国家度支万分支绌，而且籍隶江苏，何敢滥乞天恩，不筹划财赋？只是江南州郡年来沦陷，京城粮仓应支各项，在无可措发之时，也都通融办理，此时无所牵掣，则乘时较易更张，恳请旨饬下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详求利弊，妥议章程，切实清厘，务使征粮既无溢额，即使粒米俱实，京城粮仓赶紧会议奏定，一面刊刻誊黄，宣示中外，江南之民必皆踊跃引领，自拔来归,庶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伏乞圣鉴。

论赋役

吴铤

自汉代设立算赋，叫卒更，叫践更，叫过更。古代正卒没有固定的人，轮流担任。一月一更，这是卒更。当值的人出钱，雇佣百姓这是践更。天下百姓都轮流戍边三日，不可能人人都自行前往。一岁一更，诸

译不服役的人出钱三百文交给官府，用来供给戍边的人，这叫做过更。汉代以二十岁作为成年丁男，晋代从十六岁以上，宋代从十七岁，唐代从二十一岁以上，明代从十六岁以上，只有元代是按户出赋。唐代时确定庸钱为一项，后来并入两税，但差役仍然不能免除，这是第二点。宋代当时命令百姓出钱免除役务，后来又不给雇役的钱，这是第三点。边境战事有免除夫役的命令，这是第四点。后世力役的征发，大抵取这四种情况，百姓怎么能聚集？想要百姓聚集，就必须让他们各自聚集在自己的乡里，那么田野就会开垦，田界就会端正，百姓都会致力于本业而舍弃末业。这样官府之中，诉讼就不会兴起；京城之下，宾客旅人就会很少到来。即使想要没有恒心，也不可能了。况且户口的繁盛，固然是国家休养生息的契机，但大乱往往由此而产生。人与土地争夺利益，朝廷与民间争夺百姓，金钱与粮食争夺价格，整个天下之大，不足以容纳。于是听任他们在其中自生自息，而不为他们安置，这就是动乱产生的原因。在开始的时候，物力还没有完全匮乏，人情还没有完全喧嚣，还可以在几十年间进行张皇补苴。等到上下都匮乏，物产衰耗，力役的征发又不足以供给上级，百姓怎么能不逃亡？所以户口与国家命运相始终，必须思考维持它的方法。算赋的方法，自然以唐代的庸钱为好，因为它取正赋而不苛责差役。如果担心游民逃户连累乡里，而将庸钱并入田赋，那么后来一定有人建议恢复算赋，这正好助长了厚敛的弊端。所以力役的征发，应该根据户口的衰旺来斟酌公平，又必须为他们安置，使没有旷土游民的祸害。如果舍本逐末，我担心张皇补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译关于推行亩捐的论述

我私下曾思考过，按亩征收捐税的方法最为简便，最不扰民。国家想要筹措国库资金，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请让我试着说说：各省的富裕人家，未必都因为拥有田地多而富裕。但是有田地的人，即使只有几亩、几十亩，每年收取租息，缴纳完钱粮后，剩下的都是盈余利润。像这样的人，供养自身和家庭，本来就需要自己谋求生计，并非完全依靠田地，所以即使让他们捐出十分之一，也尚且没有害处。这是亩捐可以推行的原因之一。各种摊派捐税，都可以弄虚作假，都有偏颇不公。只有亩捐则不用担心这些。核定捐税数额，每亩应该捐多少，就按亩征收，不能增加甲的负担而减少乙的负担。有一亩田的人捐一亩田的税，有百亩田的人捐百亩田的税，推广到千亩、万亩，都公平划一。上级官员不能随意增减，下级百姓也不能肆意隐瞒。方法最为公平，不担心烦扰百姓。这是亩捐可以推行的原因之二。大凡有田地的人，都是良民，与没有家室、没有生计的坏人有很大区别。即使田地不肥沃，家境不富裕，但值此国家危急、国库空虚、赔款浩繁、户部大臣仰屋兴叹之时，他们必定能感于大义，乐于捐输，无需三令五申，自然顺从而不违抗。这是亩捐可以推行的原因之三。而且还有话说：南方的田地大多肥沃，江东、浙西数百里之地，以及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郡，更是天下财赋的重地。计算一亩田地，除去缴纳赋税外，贫瘠的土地可剩余洋银一元或一元多，肥沃的土地可剩余洋银二元或二元多。米价昂贵时还不止这个数。现在按照他们的收入，每亩捐钱若干文，对于小民来说所捐无几，而对于朝廷来说所得甚多，怎么会加重百姓负担，成为苛政呢？这是亩捐可以推行的原因之四。往年江苏的田赋本来极重，我朝历代圣君仁泽广布，屡次减免赋税。现在苏州、松江、太仓三地的粮额，与明朝初年相比相差天壤。我们百姓沐浴皇恩，有幸得到这田地租息的盈余实在很多，稍微捐出一点，决不会抱怨诽谤。这是亩捐可以推行的原因之五。有人质疑说：我朝祖训，永远不得增加赋税。今天所说的亩捐，虽然没有加赋的名义，却有加赋的实质。国家财政应当筹措，但祖制也不可违背，似乎不宜实行。不知道加赋则成为法令，长久下去难免危害百姓；亩捐则是暂时救济眼前困难，几年后就可以停止，所以不可加赋但不妨实行亩捐。质疑者又说：南方的田地大多肥沃，收租既多，实行亩捐不成为负担；北方的田地大多贫瘠，收租无几，所以实行亩捐就成为苛政。不知道租息虽然微薄，但赋税额度很轻，核算一亩田地，总有盈余可得。在上位者如果能区分南北，在南方便捐数略重，在北方便捐数略轻，务必使百姓有利可图，不至于全部落入公家，导致有田和无田的人同等负担，那么民间都有急公好义的心意，又何必担心此法不能推行呢？房捐所收很少，丁税弊端很多，而在上位者尚且想要实行，那么这亩捐不是比房捐、丁税两项更好吗，反而说不能在全国推行吗？我之所以略为陈述，是希望尽快举办此事。

漕运

条陈下漕利弊疏 光绪十年

王邦玺

我私下认为，丁税和漕粮是国家正常的供给，百姓耕种土地、食用土地所产，安居乐业，急公好义缴纳赋税，是分内应当的事。然而我朝二百多年来厚泽深仁，浸润已久，想必皇太后、皇上爱护养育百姓，超越前代，民间感戴，无不有捐躯报效之心。试看军兴以来，接着又是灾荒歉收，二三十年间，筹措军饷赈济灾民，无不借助民力，凡是绅士、富人、商贾，都能踊跃输将，共同报效。何况对于丁漕正赋，有谁不愿意及时缴纳呢？虽然疲困户口的拖延，劣等生员的刁难抗拒，向来也偶尔难免，但这种情况终究不多，而征收之所以短缺的原因，实在不在于此。我曾私下观察并广泛访问，考察目前的情势，推究积欠的由来，知道丁漕这一环节，有五种弊端、三种困难、五种适宜、三种不可。州县不肯推求，地方长官未加体察，只使得户口无形中消耗，朝廷岁入短缺亏损。不探究根本，只责备催缴，难道恰当吗？谨为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一、有利于钱漕迅速完纳的是官员，有利于钱漕多拖欠的是差役。一县之中，承催钱漕的差役名目很多，有总头，有总总头，有都差、图差、保差，有帮办的差役，有垫办的差役，有比较上堂代受枷责的假差。像这些众人，都指望百姓积欠丁漕来养活自己。图差、保差下乡催征，先饱索贿赂，名叫“包儿”。钱包到手，公项就可以央求延缓。那些豪富突然变穷的户头，积欠较多，则总头亲自前来，多方催取，穿着华服乘坐轿子，随从多人，勒索包儿，动辄数十千，而公项也仍然可以央求延缓。等到卯限已满，完纳不旺，堂上官按例比较，则花钱雇佣无赖之人上堂领受扑打，或者戴枷以警示众人，而总头、图头等差役安然无恙。而且更加挟持枷责作为勒索欺诈的工具，这是弊端一。

一、开征之初，书吏差役选择中

译对于家境富裕、能够自行缴纳赋税的农户，他们代为编造税册并缴纳税粮，随后拿着收据向原户加倍强行追讨，将多收的部分据为己有，这叫做“代票”。那些稍微贫困、没有钱财可供榨取的农户，他们就不肯代缴。地方官员明明知道这是祸害百姓的行为，但因为贪图他们垫付解送税粮的好处，也不加以禁止。这是弊端之二。

译一名书吏征收钱粮，必定先索要房费，然后才开具税票。如果这一图的房费没有立即交清，各甲的花户即使拿着钱来完粮，也不予收纳。一旦稍有拖延，那笔钱可能因为其他事情花掉了，无法再筹措办理，从而导致拖欠。这是弊端之三。

一些绅衿拿着凭证抗缴欠税，不过是自占便宜，而且希望他人及早完纳，借此抵充完税期限。至于无故挺身而出为一个村子包揽抗缴的，还没有这样的事。只有一种刁蛮横暴、专断独行，鱼肉乡里的人，勾结衙门中的蛀虫，包揽丁口税和漕粮，常常向愚懦的花户骗钱入自己腰包，并不代为完纳，而差役仍然向本户追索，这真是侵吞赋税、危害百姓的狡猾之徒。如果不是与胥吏通同作弊，欺压欺骗，他们的势头必然无法行得通。地方官员常常被他们蒙蔽，未能详细查察并严厉追究。这是弊端之四。

一些征收漕米原粮的地方，如今改为折色征收。以前征收原粮时，无论每石加耗多达一倍以上，更有永远不遵守定章的州县，每年只开仓三天，或者连续几天为止。花户中强而有力的人，争先交米，往往拥挤践踏伤人。过了这个时间就封仓，一概征收折色，每石定价七八千文，有的多达十余千文，而百姓完纳更加困难，剥削更加痛苦了。这种弊端在于高级官员，从未有人觉察。这是弊端之五。

花户热心公益，过去多设立协图，又称为义图。每年轮派一甲充当总催，挑选本甲中勤勉能干的人担任，名叫现年。按照每户粮食多少派钱数十百千不等，交给现年作为薪俸，以及打点书吏差役之用，名叫甲费。有现年的图，甲差役不得上门，只向现年催取。现年担心所领的钱不够支付差役贿赂，不得不勤加催追，而花户也各自体谅。现年害怕受累，不得不极力筹措完纳，这就是协图所以少有积欠的原因。后来因为太平军占据城池，分设伪官，没有完粮的事，而总催轮充的年份于是混乱。比如乙年已轮到的二甲令停歇两年，按理戊年应轮五甲接充，而五甲认为三四等甲实在未曾轮接，理应补充，彼此推诿，于是协图大多废弃搁置而不实行，这是困难之一。

承管粮业的人家，其田地多租给农民耕种。近来因为接连遭受战乱、水旱、瘟疫，各大人民损伤无数。再加上生计艰难，成年男子往往不能婚娶。生下女婴，大多溺死，因此民间人口，不如从前繁盛。大约一个村子中，过去有百人从事耕种的，现在只得五六十人。而这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懒惰农事的，又约有二三十人。其间晴雨不定时，肥料人力不足，收成多半歉薄。而世风日下，人心也不能接近古时。粮户收取租谷，非常不易。就以城乡而论，自咸丰以后所收，或者七八分，或者五六分。三十年之中，虽然遇到丰收年，从未听说有完全收租的。贫瘠的田地，竟然白送给人。承粮而不肯接受，这种三四分的情形，推广到其他省份，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困难之二。

民间光景既然显得萧条，每逢丰年，谷石又苦于不能得到好价钱。如果有田百亩，计算应收租谷二百五十石。按照现在的土风时值，即使大丰收之年，至多不过收租八分，得到谷仅二百石。如果逢到谷价极贱的时候，每石只能换钱四五百文。除去厘金外，得到钱不满百千，完纳丁口税和漕粮需要其大半。所留余钱用来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的有多少？不必有胥吏的苛索，而热心公益已经觉得吃力。这是困难之三。

乾隆嘉庆以前民俗直朴，丁口税和漕粮户口均系本身的名。近来大多另外编写字样，一人而有数户，差役常常以无从查传为借口。如果有人充当现年，就能逐户清追，也可以备官传问。协图之所以为良法，没有现年的称为涣图，又称为烂图。协图的花户有巧取的人，往往另立户名，隐寄于涣图，希望拖欠。又协图轮充现年，必派甲税，其粮少的甲派费较难，又有取巧的人，也往往另立户名，隐寄于粮多的甲，以图规避。这是近日民情的诡诈。地方官员如果对于协图这一方法，废弃的能为之兴起，涣散的能为之聚集，巧诈的能为之设法，以杜绝其弊端，那么在催征之道上就思考过半了。这是适宜之一。

差役得到钱包裹，总以不让欠户见官为秘术。前上元县令袁枚有言：“选择民欠粮多的，召花户而想要见他们，没有真花户到而粮不纳的。”又前庐陵县令杨晓畇代理安福县篆时，催征必令花户亲自到，比较必令总头受责。他的图保差下乡，虽然贿赂以钱，而不敢接受，一时风动四境，即使极疲乏的户，也无不争先完纳，这已经是明显的验证，这是适宜之二。

一向惯例征收，非上忙满、半下忙全完，一概不准纳钱给票。小民铢积锱聚，未免一票之数，而催粮的差役到，索要贿赂离去，辄耗其所积之半，如此屡积屡耗贿赂差役的费用，往往多于正供数

译加倍征收，但粮食终究无法缴纳。听说从前有一位县令，允许百姓分两次缴清钱粮，先缴部分时发给小票作为凭证，等到限期届满全部缴清后，再换发正式的串票，民间因此大为称便，税收征收反而更有成效。这也是讲求催征赋税的人，应当懂得变通的地方。至于一个人被分成几户的情况，恐怕是因为粮额过多，一时凑齐钱粮并不容易，如果允许他们分票缴清，那么这种弊端就可以免除。至于户口繁杂混乱，毫无查考依据，这是第三点应当注意的。

译一、从前有一位县令规定，百姓呈递诉讼状词，除了命案、盗案及违背伦理纲常的重案外，如果是因为口角、钱债等小事兴讼的，先责令其说明自家应缴纳的钱粮漕赋数额，核查确认按户清缴完毕后，才予以受理。这与童生参加科举考试时，必须互相结保声明没有拖欠粮赋，才准许参加考试的做法相同。这一做法一方面可以清理顽劣户口的欠款，另一方面可以遏制滥诉的风气，似乎是一举两得，这是第四项适宜的措施。

一、征收钱粮必须使用官方铸造的大钱，民间日常流通使用的小钱一概不准收受。纳税百姓通常用一千文市钱向商铺兑换九百文大钱，等到缴纳完毕后，官府又将这些大钱兑换成银两，每串银两可以多赚取数十文的差价。愚昧的百姓难免吝啬，导致拖欠增多。地方官既然允许境内通行市钱，为何不能通融收受？用本地的钱缴纳给本地的官，原本对官府没有损失，似乎不必拘泥于必须使用大钱，致使征收时出现减色折损的情况。这是第五项适宜的措施。

一、乡间有富裕殷实的人，官民都可以依靠他们应对急难，应当保护，不应当骚扰侵害。近来地方官听信差役的怂恿，常常将本甲或本村拖欠的税款强行命令富裕人家代为缴纳，差役又从中敲诈勒索。富人既苦于被侵夺剥削，顽劣的欠税户反而拖欠更多，从此征收更加难以办理，这是第一项不可行的弊端。

一、州县官员以催缴赋税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在衙门处理政务的日子少，下乡催粮的日子多。所到之处，传唤在学的生员，让他们写下限期完纳的状子，责令每次催缴必须完成一定数额，动不动就用上报革除功名来恐吓。殊不知贫寒士子以笔耕为生，家中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十个里面就有九个。他们本身既不欠粮，又没有总催的职务，怎么能强迫他们做不该做、也不能做的事呢？而且反而让欠税户置身事外，更加滋生拖延懈怠。这是第二项不可行的弊端。

一、近年各州县更有派遣官员亲属家丁带领勇役下乡，分头催缴钱粮漕赋，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异常骚扰牵连，诬陷勒令，明里暗里索取，甚至逼迫致死人命，然后掩饰弥缝。本官受其欺骗蒙蔽，很少能察觉。那些家丁还擅自使用名片拜见绅士生员，尤其不成体统，这是第三项不可行的弊端。

以上陈述的十六条，各省情况互有差异，臣籍贯江西，较为详细知晓。虽然丁漕利弊不全在于此，但户口损耗的情况略可想象。拟请谕令各督抚大臣，悉心体察，督率所属州县，切实兴利除弊，去除其害而获得其利，便利百姓而不损害官府，总计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裨益。安抚百姓用心劳苦，催缴赋税政绩拙劣，千古传为美谈。当今国库支出短缺，丁漕这一项，原本不能视为可以缓图，但能将安抚百姓融入催缴赋税之中，使赋税经常足额征收，乡间不被骚扰，官吏完全消除如烛照天般的弊端，小民不空怀献曝般的忠诚，施行善政以培养生机，勉励官场常规以挽回风气，多办实事，不要寄托于空话，那么用来充裕国用而巩固邦本，探究根本的治理，不外乎这些了。

南漕改折奏折

关于南漕改折有益无损，仍请谕令疆臣妥善商议施行，不要沿袭旧例，以期洗除积弊，辅助时局艰难，恭敬呈奏仰求圣鉴的事。奴才私下认为，人臣以自身侍奉君主，应当时时存有有利于国家的念头，不可固执偏私而误公。朝廷大臣奉承皇上竭尽忠诚，应当事事以同心协作为公，不可划分界限而胶着成见。向来朝廷有所施为，外省有所举动，往往言官认为可行，部议必定与之抵触。疆吏认为可办，廷臣常斥责其变更，意见参差，是非纷纠，虽然有良法美意，一误再误，牵制绊掣，必定到废弃不行才停止。这即使在太平全盛、安然无事之时，尚且牵强循旧，酿成日后的祸患，更何况国家多事之秋呢？就像南漕改折一事，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任内，奉旨筹议，极力请求全部改折，可谓公忠体国，独自承担艰难。部臣明知公议所在，人人都认为可行，不能悍然阻止。于是试着用游移两可的言辞，得过且过的计策，藉词推诿，辗转拖延，并没有坚守一定切实的办法。等到奴才继续条陈，奉旨交议，听说初议也说可行，已经具折奏准。后来因为尚书敬信瞻徇回护，极力说不可，与同僚意见不合，仍然再次中止。以钦奉上谕说应及时举办者，尚且不能实行，朝廷每当有变法自强的开端，必定多方阻挠，同归于废弃败坏而不挽救，因此感叹改弦更张并非易事。后来张之洞在交卸回任时，又以改折有利无弊，专门上折复陈，不知该部如何定议？国家每年转运南漕百余万石，船运至京城，关系到数十万人靠此吃饭的需求，假使轮船尚未开通，奴才又怎敢冒昧上陈，极力主张改折？如今海道畅通，如同席上南来，包米盈溢市场，官运早晨更新，商贩傍晚涌至，却一定要苦守旧章，牢不可破，坐视百万金钱耗损于官吏户胥的囊中，而不考虑变通，岂不可惜？而且自咸丰以来，湖北改折漕粮而官民称便，湖南、江西、河南、安徽各省改折漕粮而官民也无不称便，为何唯独两江不可行？以苏州而论，全部缴纳本色粮食的不过数县，其余都是统收折色，如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府州，虽然有本折兼完的说法，而缴纳本色的

译等到三次折变之后。到达江苏藩司所属的州县，向来就是全部缴纳折色，这说明本色早已不是固定的章程。河运已经没有了实际效用，如今与往昔的情形截然不同。户部大臣掌管国家财政，难道对河漕的利弊一无所知吗？大概只是徒然倚仗意气矜持，并没有平心静气地体察实情罢了。近来部库艰难，财政匮乏，借取洋款，费尽唇舌之力，仍然要扣除英镑成色，折损巨大，抵押重息，亏耗众多。哪里比得上将数百万被中饱私囊的银两，归还给公家更为有利呢？应当请求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再次妥善商议，请旨施行。不要因为固守陋习而只求苟且偷安，不要因为内部权重而心存迁就，使多年的积弊逐渐能够清除，或许对时局的艰难能稍微弥补万一。我浅陋的意见，是否妥当？恭敬地呈上奏折详细陈述，恳请皇上圣明鉴察。恭敬地奏报

译又附片：奴才在正折中所请改折南漕，如果蒙皇上独断圣意，特别下旨施行，不仅监兑押运的各项费用可以裁减，就连仓漕粮等官员也可以酌情裁汰，每年大约可以节省银五六百万两。米既改折，州县自然无从浮收，留给百姓的利益尤其巨大，这固然是那些拘泥守旧、见识狭隘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此外还有弁屯田这一项，如果再能裁撤归并，认真整顿，改由地方官员征收租税，估计一年收入，又可以收回中饱私囊的银七八万两。理财的大宗，没有超过这一项的了。如果圣明认为可行，奴才再当详细具奏，现在先附上陈述大概情形，恭请圣鉴。谨奏。

又附片：南漕既然议定改折，有漕省份都应当一律办理，京城粮仓自然难以任其空虚，应由户部每年预先提取折价银两，就近在天津、通州一带购买好米，以十万石为标准，逐年收放，以充实粮仓。所有采买、运输、存储的一切事务，应当留用仓场侍郎一员督办。另外漕米向来有白粮一项，上供御膳，自然应当沿袭旧例恭敬谨慎地解送京城。至于王公及三品以上大员的俸米，是否应当酌定若干，作为定额，既由各该省专员携带解送，还是全部改折，应请命令户部一并核议。谨附片陈述，恭请圣鉴。谨奏。

漕运论

钱宝琛

天下的弊端，没有比上下互相蒙蔽更严重的了，奸猾之人得以中饱私囊，而上层与下层都遭受困顿。如今漕运的弊端非常严重，地方官员苦于沉重的费用，然而恐怕不足以应付武弁和运丁的索取，因而更加多地搜刮百姓。上级官员商议减少费用，然而恐怕地方官员不足以应付武弁和运丁的索取，加重负担就听任他们更加多地搜刮百姓而不加禁止。费用是有定数的，有名义的，可以说出来的费用是可以存在的，不可说出来的费用是可以裁减的。试着从开船以后计算，淮河以南没有什么费用，费用是从闸坝开始增加的。听说，费用有启板费，有漕委供给费，全都从夫头那里取足。夫头虚报数目向伍长索取，伍长更加虚报数目向散丁摊派。到了起驳交兑时，都是这样。散丁中愿意的竭尽所有来应付，狡猾的、贫穷无赖的，有的借官款罢了，有的拖欠粮款罢了，有的借债罢了。问他们所借的是：“新运抵补。”所拖欠的是：“发南追北。”所借债的是：“随帮守取。”而他们之前肆意向地方官员索取的，散丁十中得不到一二。利益全部归于伍长，而伍长中又只有一二人独占利益。这一二人，视钱财为意外之得，穿着鲜艳的衣服，骑着怒马，在酒楼歌馆中，将百万金钱挥霍殆尽化为灰烬，大约十中有八九。这种形势不日渐败坏，一天不停止。所以总漕大臣的大要有三点：一是裁汰冗员，二是清除役吏中的蛀虫，三是慎重委派运输。裁汰冗员的项目有三点：一是减少催促，二是节省随从，三是申明约束。清除役吏蛀虫的项目有三点：一是核查关缆，二是禁止需索，三是杜绝馈赠。慎重委派运输的项目有三点：一是重视更调，二是戒止递署，三是平息奔竞。粮道的大要有三点：一是稽查帮弁，二是察验运丁，三是严格管理水手。稽查帮弁的项目有三点：一是罢黜贪婪低劣者，二是去除奢华，三是退养老疾者。察验运丁的项目有三点：一是杜绝亏缺，二是谨慎风水，三是节制淫用。严格管理水手的项目有三点：一是斥退游帮，二是遏制争衅，三是责成保结。朝廷选择清廉严明、声望重的大臣担任总漕，总漕选择监司中廉洁能干、精明敏捷的人任用，粮道选择帮弁中勤勉谨慎、干练通达的人委派，漕运选择运丁中老成明干的人派往水次，而都秉承总漕的成命。上下一心协力不马虎，不同行一年而没有什么成效的，未曾有过。然后总核其出入的数目，以确定次年的漕费。那些地方官员支出既少，而不轻易减少赋税以解救倒悬之苦的百姓的，也未曾有过。至于杨村的驳运，通坝的兑收，都视南漕为轻重，夺取他们想要的，而用严威临之，这也就可以依次治理了。

论漕运

有人说：“国家每年办理漕运，都由东南各省征解，以充实京城粮仓，那么转输的方法就很重要。而转输的方法，有两种。道光以前，专门实行河运，各省办理漕务，都有成例可以援引。道光以后，河海兼运，而海运则是试办。此后军务迭起，运道阻塞，江浙漕米全部归入海运。历届办理，都没有遗留费用，轻运远着，有成效。近几年又由招商局轮船分运，更加稳妥快速，成效尤其显著。当道认为妥办有年，向来没有遗留事务，关系重大，不敢轻易议论更改。而且深知河运漕船，一时断难议论恢复。虽然近年试行河运，也只是转运江北的漕粮，但恐怕海运沙船未能完全达到妥协，又不能将江浙漕米全交给轮船转运。因此有漕省份，虽然有转输的诚意，或难免有望洋兴叹之叹。况且近来漕运有海运，而海运中有沙船和轮船。虽然不敢擅自议论更改，似乎应当由朝廷定一个统一的章程，以免由河运者徒延时日，议论海运者胶执定章。”我说：“你没看见前江苏巡抚丁雨生中丞的奏疏吗？请求妥善筹划漕运而综合计算其得失。说兵燹以来，有漕州县折收减少损耗，从前一概裁汰。想要恢复河运，必须增加费用”

译小民计较锱铢，减免漕粮的恩惠，他们已经习惯并安于现状，突然商议增加，恐怕会引发许多疑虑。况且流民刚刚聚集，创伤尚未恢复，正应当委婉地让他们休养生息，格外体恤，不应当多取以损耗民力。这是河运难以恢复的原因一。

近来帮船很少留存，屯籍旗丁也已各自散去。想要恢复河运，必须另外建造漕船数千艘，招募旗丁水手数万人，公私耗费没有穷尽。此时国库储备都不充裕，突然增添巨额开支，拨款无处可得。这是河运难以恢复的原因二。

黄河北徙，运道久已失修。同治四年曾试行河运，回程的空船因为沿途淤塞，没有一艘帆船南下。想要恢复河运，必须疏浚泉水河道，才能蓄水济运。眼下燕齐之间元气尚未恢复，突然兴办大工程，供应繁重苛刻。这是河运难以恢复的原因三。

河运既然难以商议恢复，势必妥善筹划海运。然而以前有沙船三四千艘，海运可以没有缺乏的担忧。现在减少到四五百艘，即使苏浙的漕粮尚且不够周转，更难接济其他省份。而天津东卫等船，船身宽大，本来可以运漕，只是与沙船有界限之分，且苦于厘捐沉重，近年来到达的也很少。计算只有用夹板船在分运载货之余，兼以运米吗？或者用轮船在分运防海之外，兼以运漕？或者照章租赁并允许其兼带货物，酌情减免税厘？或者由苏、闽各制造局派拨并津贴经费，同时命令巡防，用夹板船、轮船辅助沙船之不足，借此济助全漕。各省临江沿海处所及天津收漁之处，分别建设漕仓，随到随收，收完随运，务必使转运各船免停泊而快速输转，那么各省全漕均可渐次起运，且可以源源转输。各种缘由，老臣谋国，洞察机宜，深谋远虑，兴利除弊。读公奏疏的人，无不钦佩敬服。

然而我认为沿江临海处所分建漕仓，随到即收，收完即运，固然有利于输送而快捷转运。只是有漕地方或临江沿海之地，距离遥远，则运输迟缓，漕米之初运费仍然耗费巨大，且恐怕米色耗折各有参差，那么官吏可以藉口需索，而承运者尤其不堪其累。不如查核每年应输全漁若干，折价稽征足额，再核定运费加费若干，全数兑交沿海沿江各海运用局代办米石，陆续起运，似乎更省冗累而避免延误。

现在江督刘岘庄制府在抚江右时，已有采办米石以济漁运的请求，且由招商局代办代运，一手经理，尤其便利快捷，法良意美，无微不至。既免催征时挑选米色之烦，那么官吏无可苛索；复免缴米时辗转承运之困，那么小民不苦烦苛，而江省无须委派官员帮办，也节省设局经费。上海由轮船转运，更不稍事迁延，富国便民，堪称至计。所愿有漁省分之近于沪地者，则照章运米到沪收起运；其有漁省分之远于沪地者，则援例折价由沪采办起运。这是近时漁运最捷之良法。

至于运漁之法，前闻李傅相奏准各直省分別购置轮船，计共二十八艘，统交招商局分配转运。又有招商局原有轮船十数艘，若将全漁檄令接运，则行驶快捷，回程迅速，装载广，输转易而船数也不虞不敷。前东抚丁中丞议浈运河，拟复河运。工程浩大，几乎逾十年，迄今始暂试行。然而只运江北之漁而已。按近年江浙漁粮，仍由沙船、轮船分装由海運津。如果确实浈深运河，不再有淤浅之患，则由招商局另行购置浅水轮船，由运河衔尾北上，也足以济海运而复河运，且可垂久远。而变海运为河运，这又将漁运最妥之良法也。所谓定一划一章程者，大概就在这里吧？只是如何广筹经费，如何妥定新章，以及如何安顿沙船？则因时制宜，以等待相机审视时势的君子。

译筹漕篇上

魏源

道光五年夏天，漕运船只搁浅在陆地上，南方的士人和北方的官员，除了漕运没有别的话可谈。先要筹划民力，然后才轮到国家的粮仓。我身处困境之中，斗胆向幕府进言，于是写了《筹漕篇》。

客人说：“我居住在东海之滨，隶属缴纳贡赋的地区。如今淮河决口，湖泊干涸千里，连绵的船桅堆积如山。蓄积清水已来不及，走陆路则耗费财力，航海则非常规做法。然而东南的粮食，终究不能不运到太仓，我私下听闻。当权者的议论，想借引黄河之水，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许权宜救急的一个办法，也许可行吧？”我回答说：“这不是在下敢议论的。但我私下听说，利多害少，智者去做；害多利少，审时度势去做；只有害没有利，任何时候都不适宜做。如今堤堰虽然决口了，但黄河并未生病；清水虽然泄出，但可以慢慢蓄积；漕运虽然紧急，但策略并未用尽。智者能因祸得福，没听说过增加祸患反而使情况更糟的。为什么使用黄河却让黄河生病，帮助清水却让清水生病，救济漕运却让漕运生病？黄河适宜合流不宜分流，分流则力量减弱而泥沙沉积；清水宜畅通不宜淤塞，淤塞则倒灌而祸患加深。如果暂且为救济漕运考虑呢？我恐怕运河浅窄，哪里容得下浑浊的泥沙？几天就会胶着，十天就会夷平，船只首尾相接在浅滩摩擦，如同拖着乌龟，进退都碰到障碍，这该怎么办？希望尽早谋划，不要等到后悔莫及。”

客人说：“江淮两条大河，都濒临大海。淮河被黄河夺去河道，但故道未改。赣榆的沙船运货，吴淞口往来是常事，未曾失事，说明沿海可行。嘉庆年间，开减坝，夺盐河，淮北的盐商载盐，海船从福山入江，航行一千五百里的内洋，说明江口可以通向河北。如今粮船被困在清口，进退两难，何不让他们由江入海，进入云梯关，逆流而上到中河，何必滞留呢？河干说：这是康熙年间会议过，而河臣张鹏翮反对而未实行的。赣榆的浅船，不超过二百石，所以可以载轻物涉沙，难道能行千余石的重船吗？盐运自北向南，可以进入江口；粮船自南向北，必须上黄河。洪流喷薄，百里激荡，两岸没有纤道，难道能像逆水而上的鱼吗？改由海船，费用大且无益，何况是漕船，十艘中无一艘能成功，怎么可行呢？”

客人说：“古代的漕运，都用转船，沿水设置粮仓，依次输送给官府。江船不入淮，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自从宋崇宁年间，才开始改为直达纲。如今清口梗阻，漕船不能入黄河，何不仿照建仓的意思，截留滞留在淮扬的粮食？或者仿照转般之法，集合河北、山东、河南的船只在北岸接运呢？”清江的两种策略，居其一可否？回答说：“这所策划的，是暂行呢？还是永行呢？是救济全部漕运呢？还是半部漕运呢？南漕正耗四百万石，以一个仓贮万石，必须四百多个仓。木材必须坚厚，土地必须高燥，费用巨大且耗时旷日。在未建成之前，截留的粮食无处贮存，将要粜卖以换新的吗？那么出入之间，贵贱两伤，折耗百出。将要修造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吗？那么不遗余力地造仓，仓成而河运通，仍然无用。将不建仓而只接运吗？那么河南、山东、直隶额设的官拨船二千零五十艘，每船只受二百五十石，仅可运米五十多万。纵然尽签商民之船，不顾怨声载道，也不过百余万石，尚不足济南漕之半。必须再增造五百石的船数千艘，费用数百万。而清江过坝，每日仅能过两万石，非二百日不能竣，必误抵通州之期。且唐宋漕运皆以民而不以军，如今循明代之军运，而用唐宋之转般，那么自黄河以北，其仍用屯丁吗？不用屯丁吗？用屯丁则虽转般而依然直达，而且本艘之回空莫顾，拨之兼辖难周。如不用屯丁而至淮还，那么接运北上的，是民吗？是官吗？沿途稽察谁司？通仓勒索谁给？米的色泽耗坏谁任呢？唐代沿途置仓，递相灌注，已有斗钱运一斗米之说。如今不革除数百年之运军，与百余年之仓弊，而漫议永行的，是错的。没有素备之仓廒与一定之成宪，仓卒暂试的，更是错的。你言师古，我却见其滞今。”

客人说：“旧漕变价，新漕折价，可以吗？”回答说：“太仓之储，非下士所敢测其数可否停运，议俟庙堂？且以数百万米换银，银必贵；以数百万银换米，米必贵。出入皆耗，这是变价的累，在于秋成谷贱之时，而责以纳粮，则贱愈贱；于浮收积弊之后，而责以敛银，则浮愈浮。这是折色的累在民。正供有定，河患无常，停运其可常乎？这是仓储的虞，并在国以策之，又未见其可。”

客人说：“救急之图，苟且之计，固皆踬了。请舍一时之谋，商异日之画，也有二议，或可久远乎？”回答说：“愿闻其说。”客人说：“古言运道，必曰汴渠，托始于鸿沟，大辟于隋，起于荥泽，引河入汴，”

译到达淮河，称为通济渠。又利用沁水，向南连接河北，通往涿州、开州，以便利漕运，称为永济渠。唐宋以来，都沿袭这一做法。可见古代的漕运水道，原本是在黄河与淮河之上。自从元代疏浚会通河，汴河的水道就废弃了。然而其东支流入涡河的部分，虽然上游堵塞，但其南支汇入颍河、名为贾鲁河的部分，仍然在上游接纳京水、索水、须水、郑水等河流，从祥符县的朱仙镇、周家口流至颍州，注入淮河。商船在此聚集。如果再加以疏浚，引导漕船从洪泽湖逆流淮河而上，进入汴河抵达黄河，那么祥符县对岸，就是阳武、钜野的卫河，距离仅六十里。又加上上游的沁河，旧时本流入卫河，近来改道从武陟流入黄河，仍可分流进入卫河，如果由此逆流而上，那么其南面由淮河进入汴河的，就是今日商船通行的水道；其北面由沁河、卫河到达天津的，就是今日通行漕粮的水道。不必大费周章开凿，而漕运水道处于黄河、淮河的上游，不再与清口发生冲突。高堰的水可以不蓄积，而淮河、扬州下河的水患就可以避免了。微山湖、蜀山湖等河道的水可以不蓄积，而山东的涝灾旱灾就可以避免了。有人问：按照你的说法，这是把清口移到河南，以邻国为壑啊。治理黄河、漕运，用直达的方式固然行不通，用转运的方式也不行。隋朝距离现在，有一千多年，河底深通，比现在深几倍，尚且刚开通就堵塞。唐代刘晏等人就已经改用转运法，不能直达。宋代定都汴京，南方的漕粮本不进入黄河，其北方的漕粮很少，已经年年担忧黄河倒灌，所以曾经堵塞黄河，引洛水沿着广武山进入汴河。等到黄河侵蚀广武山而漕运废弃。宋室南迁，金朝黄河改道，各条渠道淤塞废弃，因此元人改开会通河。难道不知道汴河、沁河的自然便利，甘愿进行开凿虚空、劳民伤财的工程吗？况且现在又过了五百多年，河床高地面低，形势如同吸水注入，引贼入室，如高屋建瓴必然溃决。向南决口进入汴河，那么开封必然不保；向北决口进入卫河，那么卫辉必然不保。而且南河有减水坝，而东河没有，大概是因为建坝必须依靠石山并借助胶泥。从东河以上，地势平坦土质疏松，即使淹没坝体还担忧其夺取水流，还能引河通运吗？如果想要逆流汴河而上，从郑水直到河阴，与武陟对岸，截断黄河进入沁河，那么郑水细浅不能行船，而且沁水性情浑浊凶悍，年年担忧横溢决口，而想用人力操控它，使七分流入黄河，三分流入卫河。沁河必然全力向北奔流，不必黄河紧随其后了。如果就在阳武，元代人陆路运输的道路，车载六十里到达卫河，那么过去人所运输的不过数万到十万石，现在用数百万石的漕粮而三次更换船只，两次转运堤坝，劳民伤财还可以问吗？而且两岸的粮仓，接运的船只，不是与前议同样的弊端吗？因此卫河运输，中滦、淇县的拖拽，陈州、新乡的运输，元明偶尔尝试而没有坚持。汴河、沁河，胡世宁在嘉靖年间建议，范守己在万历年间献策，而都没有被采用。

译客人说：“那么黄河是运河的祸害吗？所以漕运和黄河不能同时通行，舍弃黄河而利用海运。事情有元、明时期用安定来代替危险的情况，如今望着海洋，我心中极其愤慨，想要去掉两者的短处，聚集两者的长处，那么何不舍弃运河，开凿胶莱河，开辟外洋，从内洋通行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请让我为您详细陈述。江南与江北，直接接壤海边，距离不远。而山东的登州、莱州两州，像斗一样突出在海中，长如簸箕的舌头。从南到北，船只航行必须绕到它们的外面。所以元朝海运三条路线，都驶入黑水大洋，趋向成山，绕到天津，远的有一万余里，近的四五千里。如果从胶州到莱州，开凿贯通旧道三百里，那么漕船从射阳湖的庙湾入海，航行三百八十里到山东进入胶河，到莱州海仓口再入海四百里，到达直沽。总共船只航行一千四百多里，而在沿海内洋中不过六百里。内免黄河水流的阻隔，外避黑水大洋的危险，以海运的名义，有漕河的实质，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客人）说：“元朝初年的旧迹，刘应节、崔旦的遗说，我也曾经考察过。马家峡难以开凿，分水岭难以打通，两个海口的潮沙难以清除，潍沽河的水势难以引导。您想必也听说过，现在就不重新提起这些了。况且即使沙石天然开辟，海潮神灵相助，扬帆无法阻挡，但您知道有不可行、不必行的情况吗？海船不怕水深而怕水浅，不担心风浪而担心沙礁。江南沿海横亘着五大沙洲，是船只航行最害怕的。元朝初年沿海寻找岛屿，过了一年才到达，随即开辟险峻的航道，驶入大洋，十多天就到达了。现在黄河云梯关外又涨起千里长沙，都是船只航行必须躲避的危险。如果走胶莱旧道，那么船只应当从哪里出呢？如果向北从淮河口出，那么现在已经被黄河夺去；如果向南从射阳湖出，那么河口像仰放的盂，不能通行大船。断定不能不从商船所走的福山、吴淞两个口出。既从福山、吴淞出，那么从崇明十〇直接驶入大洋，必须绕过超过大沙暗礁二千多里才到山东，但只要再在内洋航行千里就到天津了。哪有已经过了危险遥远的外洋，反而开辟平静安全的内海，却折入胶莱小河的道理？这是不了解地利。江船不能在海中航行，海船不能进入胶河，而胶河的拨船又不能泛舟直沽。必将一石米三次更换装载，一次运输三次增加费用。这是不审察人事，因为会通河的穿凿而受惩，却又用穿凿来代替它，开辟大洋的危险遥远，却更用危险遥远来增加它；舍弃捷径而取迂回，追求奇特反而笨拙，尤其没看到它可行的地方。

客人说：“海运可行吗？”回答说：“天下不过是形势罢了。建国初期定都海边，与前代定都黄河、汴河不同；江浙靠近海边，与其他省份远离海边的不同，这叫地势。元明时期海运由官府开辟，本朝海运由商人开辟。海人熟悉海，就像河人熟悉河，这叫事势。河运通畅就以河运为常，河运阻塞就以海运为变，这叫时势。顺应形势的方法如何？道路不需要去寻找，船只不需要重新建造，船工不需要再次招募，费用不需要另外筹措。顺着商道作为运道，顺着商船作为运船，顺着商贾作为运工，顺着漕运商人作为海运费用。它的道理全部在于顺应。话语详细记载在贺方伯的《复魏制府书》中。它的大意说：‘海运的利益有三：一是国家财政，二是民生，三是海商。不利的也有三：一是海关税吏，二是通州仓胥，三是屯丁水手。而这三种人，所挟持的海运困难也有三：一是风涛，二是盗贼，三是潮湿霉烂。这三种困难，只要以商运作为海运，一句话就可以解决而有余。所以说：‘制作千金的皮衣，不要和狐狸商量它的皮；建造几板的房屋，不要在道路上征求疑惑。众人会使事情失败，圣人用来决断机宜。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法令不会凭空创立，功效不会凭空施加。时机啊，时机啊！智者争夺它。’”

筹漕篇下

魏源

道光七年夏天，减水坝已经修筑，御坝仍然不打开，黄河水位高于清水，漕船再次停泊。天子命令宰相大臣治理黄河，困难再次兴起，作《筹漕篇》下。

客人说：“现在海运已经实行了，但是想要海运的原因，是因为河漕不能同时治理，所以想要停止漕运来治理黄河。黄河通畅而漕运恢复，那么海运有什么用呢？它将是河海并行吗？还是将以海运代替河运呢？”回答说：“这是河臣明白黄河，不明白漕运的话。又只知道治理江西、湖广的漕运，而不知道治理江浙的漕运的话。内河的祸患在国家财政，漕运的祸患在民生。国家每年支出数百万两帑金来治理黄河，官民每年支出数百万两帮费来办理漕运。河患即使有时平息，帮费却没有时候免除。谁说黄河治理好了漕运就治理好了呢？全部漕运即使不通过黄河，黄河未必因此就治理好了。况且江浙的漕运即使通过海运，而湖广、江西的漕运断定不能不改为河运。谁说海运实行了黄河就可以无事呢？江楚赋税轻而船只重，到达淮河晚，汛期涨水就担心堵塞关闭，所以说漕运事情容易，而运道则难。江苏赋税重而船只轻，到达淮河早，汛期前还可以筹划渡河，所以说运道容易，而漕运事情则难。海运有用来拯救江苏漕务困境的原因，不仅仅是用来疏通河运的变故。况且河运帮费既然不能去除，海运也需要雇佣船只，而说帮费可以完全去除的是什么意思呢？屯船航行几千里的

译运河运输，经过浅滩和通过闸门需要费用，督运催促也需要费用，在淮安通坝查验米粮也需要费用，漕运丁役不得不向官府转嫁索取，官府不得不从百姓身上获取盈余，合计公私所花费的几乎达到数两银子才能运到一石米，哪里还有空闲去取消帮费？海运则不经过闸门，河道也不层层饱胀，不需要贿赂仓库胥吏，凡是运输苏、松、常、镇、太仓五个州郡一百六十万石的粮食，南北支用的经费只有一百二十万，用苏州布政使司每年发给屯丁的银米折价支付还有剩余，这说明漕运的正项国库资金已经足够办理漕运，哪里还需要帮费？没有帮费就可以没有额外勒索，没有额外勒索百姓和官吏就会欢欣融洽像一家人，然后才可以筹划治理官吏的策略。或许将江浙两省的地丁钱粮，按照旧例收钱的奏请改为收银，以避免火耗申解的赔累，来调剂一切办公的需要，费用比起征收漕粮的额外勒索不到一半，舍重就轻，百姓必定乐于遵从，官吏也不会稍有短缺。所以说海运对于治理黄河没有丝毫益处，海运既然实行，就可以专心治理黄河，不必兼顾运道，一切借黄河蓄水以澄清黄水的策略不至于牵制成为祸患，益处很大。这话非常失当，但对于治理漕运有山丘般的益处，与河运相比有天壤之别，舍弃这个而只是斤斤计较于补救措施。讨论八折，讨论丁役禁令，包户禁令，浮收，都是不揣度根本而只整理末节。即使不是这样，名义上讨论海运，只是斤斤计较于河道的通塞，而不考虑东南民力的休养生息，吏治的澄清与浑浊，也是只见其弊，不见其利。客人说：海运是为苏松漕运考虑，那就对了。浙江、淮扬效仿这个，可以知道了。湖广、江西的漕运，难道没有可以筹划的吗？回答说：内河的贡道，天子的正供，不能全部归于海运，这是明显的。越过重重湖泊、大江一千多里到达淮安，那么屯丁、屯船不可裁减，这也是明显的。然而江楚赋税较轻，那么输纳的困顿比江苏稍缓；江楚船只较重，那么闸河的累赘也比江苏严重。赋税重的既然从其赋税中救济，船只重的也从其船只上治理罢了。人们知道黄河横亘南北，使得吴越一地的漕粮不能到达，却不知道运河横亘东西，使得山东、河北的水没有归宿。人们知道帮费的累赘极于本省，却不知道运河的累赘则波及封蓄、柜淹、田地因涝受害、括泉济运则因旱受害、行旅壅塞则商人受害、起拨守冻则丁役受害、捞浚催儹则官吏受害、私货、私盐则榷税受害、恃众骚扰则百姓受害，都由于船只大而载重。大与重，难道是例应如此的吗？《会典》所载各卫所运粮的船，名叫浅船，深度不超过一丈，宽度不超过四尺，大约装载正耗米五百石，入水不超过三尺。过淮验烙，有不按规格的治罪，一定要使船力胜过米力、水力胜过船力，即使河浅闸急，也可以护卫尾部迅速前进而不受阻。过去只有江南、河南、山东的船尚不超过规格，那江西、湖广、浙江的船则高大如山、隆起如楼。又船数不足，摊带票粮，吃水深至五尺以外，于是每艘大船再配二三拨船跟随，因此渡黄河则阻碍黄河、入运河则胶着运河、遇闸门则阻滞闸门，一程的间隔积累到数程。北上之后又滞留回空，而近日山东、江南的船也效仿超过规格，继长增高，日益严重。其实所载额定米粮仍不过六百石，其余都是揽盐、揽货的地方，沿途贩售，所到之处就停留，稍加督催就称胶浅。既然知道大而阻碍，为什么不使小而便于通行？如果严令有漕各省，每逢更造之年，极力申明违式之令，凡是粮船最大以千石为度，以六百石受正供，百石受行月口粮，剩余三百石允许其载货。不出数年，全都改小。这样，旗丁的困穷可以减轻，帮费的浮甚可以减轻？为什么呢？丁役的苦累有五种：曰遇浅拨载的费用，过闸缴关的费用，回空守冻的费用，屯弁押运的费用，委员催儹的费用。现在既然改小，就不胶着不拨载，遇闸门提溜，通力合作，勒索没有缘由，而费用节省十分之一二了。抵达通州不超过六月，回空不超过十月，而费用节省十分之三了。各帮只因迟重难行，所以本帮千总领运之外，又委派押重、押空各一人，沿途文武催儹之外，又有漕委、河委、督抚委派的官员数百人，每船额外费用又数百两。现在既然载轻行速，冗滥尽裁，而费用节省十分之五六了。所省各费，即足以应付通仓的胥规，而剩余还有一半，对本漕的大益在于此。这样，泉河灌引的禁令可以松弛，诸湖淹田的害处可以减少。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柜，按规定蓄水一丈一尺，后增加到一丈四尺，河员惟恐误运，又例外蓄至一丈六七尺，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而遇旱需水之年，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水源，涓滴不容灌溉，所以山东的水只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更旱，涝则更涝，人事实然，天则何咎？现在漕船改小，入水仅三四尺，那么湖可少蓄，而民田涸出的无数，旱可分引，而运河的捞浚也可以缓解，对邻封的大益在于此。

译客人说：会通河不仅用于运送粮食，也用来流通货物。现在漕船不允许多载，那么京城的各种物品就会涨价，而水手的衣食也不够。况且江西、湖北的船只数量不足，常常夹带私货。现在改为小船，既不够分装，增造又耗费钱财，这该怎么办？经过洞庭湖、鄱阳湖，横渡长江，如果不是大船，怎能抵御风浪呢？粮船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如果一定要逐年逐渐更改，那么情况就不能统一。一艘船不能前进，上千艘船都会停滞，怎么能指望十年的长远效果，来解救眼前的急难呢？

我说：货物便宜一定在于通商，通商一定在于便利运输。没有开通旅舍而货物聚集，道路畅通而货物阻塞。船只既然快速行驶，那么荆州、扬州、豫州的货物就沿着运河向上运输，江浙的货物依附海漕向北运输，物价一定会比以前便宜。况且船大那么水手一定多，人多那么不得不各自贩卖私货来补贴衣食。现在原来用几十人的，只用十几人，利益分散显得少，专一显得多，盈亏比较明显了。船大那么建造费用也大，所以不能满足数量。如果把二千石的船改为千石，那么即使两艘船造三艘，也有盈余没有亏损。四川、湖广贩卖米货的船只，穿过巫峡，经过洞庭湖向下的，有的五六百石到千石就停止，往返没有损失。知道船能战胜风浪，在于坚固和善于驾驶，不在于巨大壮观。这三个困难，都不值得忧虑。至于逐年逐渐更改的期限，那么两艘船改三艘，计算江西十三帮，只要改六百艘，就已经足够九百艘的数量，六年才开始统一。湖广六帮，只要改二百七十艘，就已经足够四百多艘的数量，三年才开始统一。如果寻求简易速效的方法，还有一个一举两利的策略。考察江苏一省漕运最大，船只最多，而相比浙江、湖北制度最小。江苏既然全部归于海运，那么剩下的空船就足以装载浙江、湖北三省的粮食。如果让江广重运到瓜州，就把粮食卸到吴船，仍然让原省的屯丁水手接连北上，换船不换人。如果江浙没有归于海运，那么就把吴船移到杭州、嘉兴、湖州装载，也是换船不换人。那些浙江、湖北三省的重船卖给大江运盐贩货的大商人，变价归公，用来安置江苏水手。如果浙江漕运也归于海运，那么估价变卖浙江船只，也用来安置浙江水手。这是一次转移之间，江广重运变为轻运，难道一定要寻找三年的艾草，才开始救治七年的病吗？

客人说：“南漕固然不能完全归于海运，而河患难免万一。江西、湖广的漕灌塘，也不能救济。难道就没有策略来筹划吗？”我说：“海运只排除江西、湖北、安徽，是为了长久考虑，不是不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况且河运在江、广的困难，不只是船重，也因为路途遥远。夏季汛期开启大坝，常常担心倒灌。至于海商豆麦的利益，则在春秋冬三季，那时船价都增加，而夏季北方缺货，船价也减少。这时江、广重运，正好抵达瓜洲，顺风向北，最快最平稳。这是海运反而以江、广为便利。谚语说：‘五月南风水接天，海船朝北是神仙。’如果河运中途阻塞，漕船不能飞渡，原本可以兼用前面的策略暂时实行。让海船春季则运载江西、浙江的漕粮一次到天津，夏季则运载江、广、淮、扬的漕粮接运向北，等到河运畅通，就仍然停止海运回归故道，权宜变通，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当事人在江、广海运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漕费已经发给旗丁，而海船雇价无处支出；二是瓜洲到福山口二百里，粮船不熟悉水道，海船又不肯就兑。不知道重船既然不北上，完全节省闸河、通仓的费用，只收取沿江售货、回空迅速的利益，况且不是江浙永远实行海运、完全废除漕丁的情况，那么只要酌情给予帮费，已经大大欢喜，而那些未给的漕项银米，移归海运，趁着夏季海船价减的时候，每石还可以酌情节省，应当没有不足。江、广漕项不如苏、松宽裕，所以必须节省才够。至于扬子江下直到福山口水道，那么崇明买米的船可以到江宁、安庆，难道不能到瓜洲？而那些自上而下的，还有焦湖的米船、镇江的红船，有的熟悉沙线。国初海寇张名振、郑成功都以海船直闯金、焦，往返如门户，谁说海船不能入江？只要让沙船三月没有齐集福山口，先雇米船数十艘向导海船，往返试行一次，使沙礁清楚，就催促各帮海船逆流到京口受兑。计算江、广百万的漕粮，只用海门、通州、崇明三帮就足够。沿江弹压，有通州狼山镇，而京口南北两岸可以停泊数千艘，天时地利都出于十全。用海船接收江船，可以长久可以权宜，谁说适宜吴船而不适宜楚船？虽然如此，这个建议暂时实行，那么南货多由南通州附载，不完全由上海在海牙关侩，又有不利。明显阻碍暗中阻挠，势所必然。我所以总策运事，而始终断言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法律不会虚行。’

海河并运论

朱其昂

谨案论漕运者，不是主张恢复河运，就是主张仍然海运。治理河运者，恪守旧章，而没有善于恢复

译关于恢复河运的方法；主张继续海运的人，只看到眼前的功效，却没有看到继续海运的隐患。虽然这些言论都有依据，但实际上并非万全之策。海河的地势形势，古今截然不同，控制调度的机宜，关系尤为重大。只有顺应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措施，才能变通而达到尽善尽美。在历代海河运输的兴废上，只论利弊；在当今的变革措施上，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与其等到口渴了才去挖井，何如在没下雨时就修补好门窗？我滥竽充数地从事漕运事务二十二年，近来办理招商局的事务，粗略看到成效，幸免于失职的担忧，不辜负委任的期望。现在将我历年承办运务所见所闻有所心得之处，写成《海河并运制》。关于制造机器在内河建造小轮船承运的说法，我不揣愚昧，恭敬谨慎地记录呈上，希望主管者采纳选择。

主张恢复河运的人，其用意是好的。但是运河节节淤塞，军用船只一片板都不剩，处在不能突然恢复的时候，却坚持不可不恢复的议论。于是借用良莠不齐的民船作为军船，凑合各处无源之水，疏通运道，旷日持久，能在通州运到粮食，尚属幸事。如果张秋一带淤塞成陆的地方，粮船到达那里，等待水势渡过黄河，而伏汛不发，雨水不多，等到七八月，河底依然干枯，不得已换船陆运，辗转转运，费尽无穷之力，运到静海、天津等处，运河已经结冰，米色已经发霉，起囤没有仓库，回空没有日期，如同同治十年的河运，不仅使百姓疲惫、耗费钱财，而且几乎耽误了正供。这就是所谓不完善恢复河运的方法，一次已经过分，不可再试了。

主张继续海运的人，说自从道光六年、咸丰三年，江浙漕粮相继改为海运以来，抵达天津早而交仓快，脚费省而损耗轻，公私都称方便。虽然近年沙船生意逐渐衰落，船只逐渐减少，往往不够承运，而且船身较差，米色也有蒸变的风险。然而有招商局轮船协助运输，以弥补沙船的不足，而便利超过沙船。海防日渐好转，洋面尚属安宁，沿袭而行，足以持久。何必去易就难，舍弃便捷的海运，恢复艰难的河运呢？不知道天下事，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祸患须在未形成时防备，机宜须在事前预见。现在海防虽然完备，洋面虽然安宁，万一洋面不靖，海防戒严，纵然不至于防无可防，安宁终究不安宁，而在不靖之时，严防之际，京仓岂能一日空虚？这虽然是百年未必有的事，但一日不可无此顾虑，这就是所谓没有看到继续海运的隐患，贪图小利而忘记大患的人了。

我私下认为现在的计策，趁着洋面安宁畅行海运之时，试行河运，办理有成效，或者以十分之五，或者以三分之二拨归河运，无事则海河并运，有事先专归河运，这是最方便的。但是想要实行河运，应当先治理河道；想要治理河道，应当先讲求治河的方法。治河之难，不是拘泥于成见，就是误于因循。现在运河虽然多有阻滞，终究不至于全部淤塞，如果再拖延，必定无从下手。现在淤塞成陆的地方，如张秋至临清，南北数百里露出河底，尚可用人工挑挖，只有浅阻有水的地方，河身较长，既不能排水开浚，又不能带水疏通，见效实在不容易。至于军船既然已经不存在，自然应用民船转运，然而米数少尚可招雇，米数一多就难以应对，手势不能不由官府添造粮船。如果遵循旧例，不但花费太大，费用浩繁，而且往日的弊端百出，可考而知。又往返延误，不能备缓急之用，所以拘泥于成见无济于事。只有制造机器以治河，建造小轮船以承运，智力兼施，河漕并治理，经费省而时间短，似乎确实可以考核功效。

译河道既然疏通，轮船既然备齐，就应当从江北开始试行。江北有漕粮任务的州县，有一半濒临运河，像高邮、邵伯、宝应、汜水以及仙女庙一带，大都是产米的地方。近年江北运输漕粮，都在这些地方买米兑装起运，比起江浙等省尤其便捷。等到江北的漕粮全部改为河运，然后接着推广到湖广，再分散到江浙，由近及远，由少到多，南北脉络贯通，江河周流没有阻滞。将会看到运河上的商贾逐渐聚集，两岸居民日益增多。这样，河运就会日益增多，海运就会日益减少。河运增多则内地兴盛，海运减少则海口衰败。海口衰败则外国人无可图谋，海防也因此巩固了。只是治理河道、建造船只，处处都需要费用，值此军饷短缺之时，难以两者兼顾。而治河与造船互为表里，既不能一气呵成，也不能偏废其一。只有在有漕粮任务的省份，按照漕粮数量先行借垫，或者从各新关二成洋税项下借拨一些，通融使用。河运的规模，仿照招商局协运章程，先建造十艘兵商兼用的新式小轮船，每艘船的马力相当于二百匹，吃水三四尺，能装米二千石，一天一夜行驶五百里，一个月运输两次，每年从二月到九月可以运输米三四十万石。回程空船时以运输北方的煤铁为主，在运输漕粮之余协助防务，就用运费作为补贴。奏请委派得力官员赋予事权，以便施展抱负。不出几年，必定能实现船只和运米量逐年递增。如果造船达到一百艘，那么米可以运输三四百万石，像辘轳一样转运，像织梭一样巡防南北数省，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内防更加严密，外防更加坚固。况且江海往来的货物，已经有招商局的大轮船来分担其势力，又设置小轮船来揽括其全部，不仅海防有事时有所准备而无患，而且洋商的生意不难让他们空手而归。至于有漕粮任务的省份起运的地方，以及通州交米的地方，都应当设立公局，由小轮船前往运输到通州，一方面杜绝搀杂劣质米的弊端，一方面省去转运的周折，比起现在海运由天津转运更为便利。有人说这件事不难于造船起运，而难于治理河道以利运输。运河绵延二千九百余里，既受限于地势高低、深浅不一，又受阻于黄河的险阻，泛滥顺逆没有定规。而且运河从临清州南闸门开始，启闭有时，而轮船往来利于迅速，如果节节等待启闸则耽误时日，如果随到随启则水源不足。况且顺水放闸，还容易；逆水盘闸，更难。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世俗泛论，实在没有深入思考。从清江到临清为闸，共六十一个，以三天耽延，就可以过闸，虽然多，对道路有什么妨碍？至于河道浅的地方，可以疏浚加深；水源不足的地方，可以引支流来补充；黄河水涸的时候，可以开渠来疏通；汛期涨水的时候，其势汹涌，其他船只不能截流而过，凭借轮船机器的猛烈锋利，船身的坚固，行动的灵便，又有什么难在一两个时辰内限期飞渡的呢？只是河北地形低洼，处于下游，如果开浚运河的出口而不修筑堤防，一旦黄河水位陡涨，横向注入向北奔流，那么从阳谷、荏平以下，其祸患不可胜言。但也有制约其祸患的方法：开掘利津铁门关外四十里淤塞的海口，以畅通其下游，加高北岸的堤坝，坚固运河的闸坝，那么桃花汛的浪涛、竹箭般的急流都不必担忧了。

又有人说恢复河运而使用轮船，能保证外国人不会借此借口，激起他们通商运道的心思吗？不知道那些外国人唯利是图，从前各口的利权，被他们占去，是因为国内没有轮船来制约他们，导致被他们所夺取。现在振兴内地的利益，先有轮船来制约他们，即使他们想要争夺，我们以运输漕粮为名，明确堵住他们争夺的借口；以防卫江防为义，强行抑制他们争夺的心思。这样外国人起初不能争夺，接着就不敢争夺了。听说东洋内地都设有小轮船，所以西方人的火轮船到东洋通商，只停留在海口，往来不进入内河，驾驶不像进入我们中国，既得到通商江汉的权利，又想在川滇驰骋，这是明显的证据。又有人说外国人窥伺边境，如云贵、四川等省，或者驾驶轮船，或者开辟铁路，他们正狡猾地想要逞强，花样层出不穷，而我们只专注于小轮船，实在不是当务之急。不知道事情有看似缓慢而实际紧急，看似微小而实际重大的，那些外国人放宽我们的边境，他们的志向本来就不在边境。考察沿海各口长久以来已非净土，所依靠的是内地。然而自从汉口通商以后，天堑的雄伟已经被突破，如果云贵、四川再开辟铁路，衣带般的形势全归无用，表里山河大半被他们牵制，一旦有事，防不胜防，守不胜守了。现在设置小轮船来疏通河运，使东南的财赋可以通过运河输送到京师，巩固根本，然后在海江要隘设置壁垒，在滇蜀咽喉驻扎军队，南北没有隔阂的担忧，运输有自如的态势，声色不动而形势已成，这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又有人说设置小轮船，恐怕妨碍招商局大轮船的生意，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大轮船尽有海运可以支撑，即使日后全部改为河运

译还可以奔赴南北各港口，争夺并恢复利权。招商局以揽载货物为主要业务，并非专门依赖运输漕粮来维持生计，这又有什么妨碍呢？又有人说，海运改制后沙甯船的生意就会断绝，河运用轮船则运河民船的生计都与华商的元气有关。却不知道沙甯船倚仗运漕，本是近年来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如果各口岸的轮船逐渐减少，那么沙甯船的生意就会逐渐恢复，运漕的利益有限，而贸易的利益无穷，怎么会断绝呢？小轮船往来装载货物，以漕米、煤炭、铁器为主，本来就不是运河民船的生意，即使稍有侵占，但通往运河的支流和其他港口岸线很多，也足以维持生计，又怎么会失业呢？又有人说，如果这样，恐怕新关的关税收入会减少。然而新关收入减少一分，常关收入就会增加二分，只需将常关平时征收的条款，改为新关每百抽五的成例，截长补短，对国家财政并没有损失。如果能够调配资金，固不必因为害怕噎住就停止吃饭。洋商进入中国，由南到北，深入长江。追溯其原因，并非河运废弛，内地的大商人纷纷前往海口贸易，于是各口岸逐渐兴旺，而洋商趁机逐渐进入，把金银财宝放在门外，让小偷产生歹心，这就是“收藏不慎招致盗窃”的由来。而前代海禁严厉，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如果能恢复内地的利益，就会分割海口的利益；分割海口的利益，就会分割洋商的利益。从北到南，渐渐利益都回归我国，实行“泻子补母”的方法，看到熙熙攘攘的景象，都是我国所得。国势因此强大，元气因此恢复，而数十年来外来的祸患，也可以消弭于无形了。总之，外人以通商为名，窥探我国中原，我们就以运漕为名，制约他们不可测度的图谋。其中的关键，不必明说，但非常之举，就是大难的开端。如果任用的人不当，就很少会有成效，所以只任用不怀疑的人，怀疑的人不要任用，专任其职事，给予他们便利，不因一次过失就发怒，不因言语而改变主意。倘若号令早上更改晚上又改，如同在路旁盖房子，那么关系到经权变通，关乎成败，不可稍有疏忽。治理河运漕粮的章程十条，附例如下。

译治理黄河应当全面考察整条河流的形势，分别进行处理。据查，运河北起通州石坝，南至扬州瓜洲口，全长二千八百八十二里。河道的弯曲与笔直各不相同，水道的通畅与阻塞各不相同，地势的起伏各不相同，水流的顺逆各不相同，堤防的险要和平坦各不相同，桥梁的完好与废弃各不相同。必须逐段勘察，处处丈量，透彻了解整条河流的形势，然后绘图估算工程量，划分清楚段落，酌情确定期限。有的地方使用人工挑土筑堤，有的地方使用机器开浚河道，派遣官员分头办理，同时并举，希望能在期限内完成，工程费用不至于虚耗。

治理运河，应当兼顾治理黄河，以避免冲决的祸患。据查，运河自戴家庙至安山，穿越黄河而过。当黄河水安流时，船只固然可以顺利通行；即使在水枯时节，尚可开通支流，引汶水渡河。唯独在汛期涨水时，洪流涌向北岸，常有泛滥冲决的危险。如果仅仅加高堤防以抵御，这虽然是不可缺少的工程，但还不是治本的方法。查黄河泛滥，都是因为下游淤塞，无法容纳和疏导所致。因此应当开浚东河以下黄河淤浅的区域，以及利津铁门关外四十里淤阻的海口，以畅通其入海的流水，那么黄河回归正道就可以期待，自然不至于成为祸患了。

小轮船的式样，要军民两用，以期适用。将来制造小轮船，应当采用双暗轮、铁壳、军民两用的式样，以期平时运送漕粮，战时调用。并计划每艘船兼造一艘带机器的拖驳船。查海江航行，拖驳船大小皆宜。运河则河面狭窄，桥梁较多，桥门仅二丈二尺，船身受限于尺寸，本来较小，便于军民两用。然而除了装米之外，不能多载客货，多搭载乘客。而运河一通，轮船南北货物沿途搭载乘客，势必应接不暇，所以应当兼造拖驳船，多设客位，以便装载。平时只需拖带，以节省煤费。若遇到江湖坝口水流湍急之处，也可以生火开轮，或拖或驳，相辅而行，避免阻滞。这样造船的资本既轻，又适用，运河轮船的制度大致都在这里了。舵工水手一概使用华人，不准雇用洋人，一是避免惊骇内地人的见闻，另开弊端，二是杜绝外人经历，导致夸大其词。至于船上起货起锚及往来盘查，都使用机器操作，取其省力便利，事半功倍。

制造机器应当斟酌变通，格外灵巧。运河狭浅，桥梁较多。如果机器大而河身小，则不但有难以容纳之势，而且多有转折的阻碍。必须测量河道深浅，桥门宽窄，向外国定制适合内河的小型灵巧机器。订立合同，如不合用，说明包退包换，以期利器善事，费用不致浪费。

拟请增设运河常关，按照新关则例征税，以弥补新关的不足。运河既通轮船，南北搭载货物必多，内河货多则海口货少，河口货少，洋关税项必减，而现在急需一半关税，一旦减少，阻碍很多，所以必须增设运河常关，以弥补新关的不足。然而常关税则所征甚轻，若按常关税则抽收，仍然不多，所以又须援引新关见百抽五的条款，照常完纳，以期关市之征有益无损。只是轮船运漕北上，装载货物仍须遵照旧例，免除二成输税，如二成以外及回程空船装载货物，一概令其纳税，不准遗漏丝毫。其所收税项，也应照新关章程，以八成解送户部，二成留存，以备不测之用。

治理黄河和造船，应当先筹款。治河的费用，拟请在各新关二成洋税项下陆续借垫，或在有漕省份按漕粮数额先行拨借，以便设法疏浚河道，一面制造小轮船，禀请派漕粮试运，以观成效。

海运逐渐回归河运，拟请将所省下的运通剥费拨为治河经费。查海运米石由天津转运通州，每米一需剥船水脚银一钱六七分，毛粮八合，食米一升一合五勺，合每万石应需水脚银一千六七百两米一百九十五合。若用小轮船直接运往通州，前两项均可节省。若小轮船承运至百万石，则一年可节省银十六七万两，米一万九千五石。应请将此项节省经费拨归治河项下，以偿还借垫之款。其银两即与承运水脚银两一并按数支发无须另文领解，以归简便而省烦文。

拟筹岁修运河经费，以垂久远。河运恢复，河道通畅，必须设有常经筹定岁修经费，以便随时疏导修筑河道，无淤塞之虞，堤防无倒塌之虑。查海江轮船装载货物之外尚可搭载客位，此项小轮船实行，既可通内地数省之商贾，又可避免外洋艰险之风波，货物搭载乘客自必日益兴旺。拟于装货搭载乘客水脚项下，由局照九五扣例提河道经费，其河工桥梁一切夫役岁修经费，皆由此项开支。倘有重大工程经费不

译呈报后，再行禀请在二成税项中拨出款项，以便费用有所来源，永远没有废弛的祸患。

译试行办理河运，应当革除从前河运的积弊。查得河运经费名目繁多，现在既然打算使用小轮船，那么在南岸受兑、在北岸交兑，以及承运水脚二成免税等事宜，一切都应依照近年招商局协运苏浙漕粮的章程办理。即使是办理漕运的省份，通坝正杂各项费用都必须奏报咨文立案，仿照海运的成例办理，以统一规范，杜绝弊端。

关于小轮船装卸漕米的地点，拟请设立公局。轮船承运漕粮，一切交兑事宜头绪纷繁，内部应当派人照料。拟请在轮船受兑之处与通州交米之处设立公局，专门委派官员董事管理此事，以显示慎重并明确责任。

论海运的好处

海运的利益，依赖至今日而更加显著了。然而其创始之艰难，则不可不知。追溯自元至元九年，开始命令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人制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六千多石，从海上运至京师。然而初次航行海洋，沿山寻求明亮处，一年才到达直沽。二十年废除新开河，颇事海运，设立万户府两个。二十四年，又增设万户府两个，总共为四个府。二十八年，合并四个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两个，令朱清、张瑄掌管。其下有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来督管每年的运输。又按《元史》记载海运的路线，起初由平江刘家港入海，经过扬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出海，沿山而行，抵达淮安路盐城县，历经西海州、海甯、密州、胶州的边界，放出灵山洋，投向东北路，多浅沙，行驶一个多月，才抵达成山。计算其水路里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共一万三千六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说这条路险恶，又开辟新道，自刘家港出海至撑船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在江中经过匾担沙、大洪，又经过万里长滩，放出大洋至清水洋，又经过黑水洋至成山，经过刘岛至之罘、沙门两个岛，放出莱州大洋抵达界河口。这条路稍微径直一些。第二年，千户殷明又开辟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发船，向东行驶进入黑水大洋，取道成山转向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当船行风向有时，乘顺风直至京师，不过十天而已，比起前两条路更为便利。明初海运沿袭元朝旧制，海运不足时用陆运补充。永乐十二年，海运粮四十八万四千八百一石到通州，又通过卫河转运粮四十五万二千七百七十六石到北京，所谓海陆兼运就是这种情况。一由江入海直出活口，由白河流运至通州，称为海运；一由江入淮黄河至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由卫河流运至苏州，称为河运。十三年，会通河建成，于是废除海运。天启以后，徐鸿儒、李青山相继叛乱，运道阻塞，沈廷扬提议恢复海运，然而也不能实行。本朝雍正、嘉庆年间，屡次有人请求兼用海运，然而造船设官所费甚巨，所以最终搁置不行。道光五年，因为运河淤塞，漕米阻滞，大学士英和上疏请求暂时由海运，得以专心治理内河。又经两江总督琦善、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等人先后妥善商议海运章程，上疏请求试行。于是雇用商船，酌情给予水银两，合计苏松常镇五府州属起运漕粮一百四十二万九千石有余，以及白粮八万一千五百石有余。巡抚陶澍亲自赴上海督办，在大东门外龙王庙设立局所，苏松太道潘恭常等人协助办理，任用本地熟悉船务的绅士管理此事。自五年冬至六年六月初旬兑运完毕，共装载沙船、蛋船一千五百六十二号，先后抵达天津交卸，风帆平稳顺利，商情踊跃，上下称便。此后又恢复河运。至二十七年，运河再次溃决，准许江浙两省新漕参照六年成例，仍在上海继续实行海运。咸丰三年，上海城匪徒骚扰，商议改在太仓州的浏河口举办兑运。五年县城收复，由上海交兑起运，由海防同知主管此事，委派官员董事各有差遣，遵守成规，至今无数年。浙江省自从小南门外购地建房作为江浙海运总局，每年由浙江巡抚派员来上海在此兑运。自从本省创制轮船，特别关注招商局以来，又商议将江浙两省漕粮分拨数十万石装入轮船一同运往天津。轮船受装既多，行驶又快，官府依赖它而商人却不称便，这是因为近年来各商人的沙船都依赖漕运水脚为利益，如果漕粮也与货物客商一样同用轮船，势必无法谋生，而各船尽废。这就是为什么屡屡据情上诉，而主持大局的人也不便立即商议更张的原因。试着为国家暗中筹划度支的全局，自实行海运以来，其节省于河运的费用如何，而运河一带节省的岁支费用又如何？所以我说道：海运的利益，依赖至今日而更加显著了。

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二十户政

盐课

请更定盐法疏道光九年

王赠芳